非物质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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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论文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1

长尾理论是传播学和经济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是由《连线》杂志主编Chris Anderson在2004年十月的《长尾》 一文中最早提出,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以“淘宝”为例,阿里巴巴“淘宝”站的商品玲琅满目,有热门商品,更多的是大量的非热门商品。将前20%热门商品所占市场份额和后80%的非热门商品所占市场份额相比,它们之间是旗鼓相当的,甚至后者会超越前者。简单的说,只要产品的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即众多小市场汇聚成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众多的小市场所涉及的冷门产品涵盖了几乎更多人的需求,当有了需求后,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需求,从而使冷门不再冷门。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主流媒介改变了80%的小市场在夹缝中谋求生存的状态,网络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几乎无穷多的产品可以选择,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条长尾上找到;用户真正喜好的产品被挖掘出来,那些非主流的众多产品开始进入用户的视野,并被他们所选择。而网络营销反过来也使这条尾巴越来越长,无限的网络为几乎所有的商品提供了无限的延伸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出售的机会。有学者总结出“长尾市场”有以下三个特征:1)非热卖品;2)单一特征的商品市场窄;3)商品繁多。对比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主题,非遗的产品多为少数民族文化,鲜少经过专业的市场包装与开发,对游客的吸引力有限,属于非热卖品;单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窄,只能吸引一部分特定的游客,其中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者和特定爱好者为主;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量大,它的特点恰恰促成了它以集合的形式成为旅游的“长尾市场”。

二、旅游需求“长尾”与供给“长尾”的契合

(一)游客旅游需求“长尾”的形成按照全球休闲与旅游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就将进入休闲消费、旅游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根据最新一期的GDP数据显示,我国已有部分省市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破万,促使旅游业不断展壮大,形成规模效应。全民出游的大背景下,传统的旅游景点已无法满足旅游者多样化的需求,旅游者的需求不断细分,以张扬个性从而更好地满足精神需求为目的的个性化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与传统的主流观光游客形成明显的差异,这就使得游客的“长尾”逐渐发展壮大,“头部”的大众化旅游需求市场广阔,“尾部”的个性化旅游需求市场单体需求量低,但是其集合需求量可堪比“头部”,形成了明显的游客旅游需求的“长尾”市场。

(二)旅游目的地“长尾”的塑造游客需求的差异化大大提高了“长尾市场”开发的价值和利润潜力。以前人们关注较多的诸如桂林山水甲天下,三山五岳等,都是选自自然风光绝美之地,而对人文内涵的景点较少关注。现在,我们走进了文化旅游的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亟待满足。近年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挖掘、开发,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录、立项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集合的形式走入游客们的视野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它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其文化性奠定了旅游开发的有效价值。截至2009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目还在收录当中,作为旅游产品的“长尾”,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

(三)信息化时代架起沟通的桥梁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出行不再依赖旅行社,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即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进而合理安排行程。传统的组团旅行最大的弊端是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忽视。而现在,家用的小车(有时是自行车),一台智能手机加载着行程所需的所有APP,就能完成一趟旅行。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不再由旅行社全权掌握,自己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产品和服务,追求旅行的自由与个性。同时,旅游产品的无形性使其可以利用网络上虚拟的无穷无尽的货架空间,零租金、零成本,毫无负担地成为旅游产品的长尾。

三、长尾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意义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热门景点游客爆满,冷门景点无人问津暴露出我国旅游的供需矛盾。在经济学中有着重要意义的长尾理论或许是我们缓和旅游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

(一)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盈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一般规模较小,有时甚至只是个别的继承人,没有能力采用诸如广告一类的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但是利用网络平台,可以用低成本达到广覆盖、快传播的传播效果,网络还拥有可永久储存的特点,比传统的营销方式更为优越,广泛地传播可以吸引游客的进入从而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景点获利。

(二)培养和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新浪旅游论坛传出“驴友”一词,“驴友” 是旅游的旅的谐音,特指参加自助旅行、一般性探险、爬山、穿越等爱好者,也特指以风景、人文、生活的体验或采风为目的的旅行者,而非那些以度假为目的的游客。近几年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一种旅游方式。“驴友”的出现正是游客需求多样化的真实写照。他们不需要加入旅行团,个人或者小团体组织只需要最简单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就能游历大江南北。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可以培养一大批潜在游客,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

(三)分解旅行社和景区的合作关系。如果加入旅行团旅游,旅行线路都是由旅行社自主设计的,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旅行社规划旅行线路往往照顾与其有合作关系的景区,限制了游客对景区的选择,往往满足不了游客的需要;而现在,只要利用搜索引擎,消费者就可以自己寻找合适的景点,这就使景区对于传统旅行社的依赖减弱。

(四)适当缓解黄金周热门景点过于拥挤的情况。2013年的十一黄金周,四川九寨沟景区,因为接待能力不够,致使几十万游客滞留,引发游客强烈不满,最后把售票点都“攻陷”了。知名旅游目的地已经不堪重负——旅游服务接待能力透支,游客满意度下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的“长尾产品”可以帮助热门景区在黄金周时期有效地分流顾客,这既保证了“热门”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也能更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

(五)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旅游“长尾产品”可以克服热门景区环境容量的限制,培养和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鼓励更多的潜在游客出游。同时,旅游业的乘数效应高,开发大量有生命力的“长尾产品”,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根基上扩大旅游产业的整体规模,真正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带动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的非遗传承人的创作和传承之路都很艰苦,政府虽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经济上给予传承人一定的补助,但这远不能满足其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要求。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仅能很好的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能增强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和生存环境。

四、非热门景区开发旅游市场“长尾”的对策

基于长尾理论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意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应把握机遇,积极发展,针对广阔的散客市场,运用“长尾”营销体系,满足高层次旅游者的定制化旅游需求,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使游客们各取所需,实现旅游目的地网络“长尾”营销的核心价值:

(一)建设旅游网络营销平台长尾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网络的普及和运用的基础上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首先要搞好旅游网络营销平台的建设。然而,网络的大容量也会带来过量的信息而使得消费者面临信息的选择困难,构建信息过滤与游客推荐相结合的网络营销平台,是消除选择障碍,缩短购买过程的有效途径。 其次,我国现有的旅游网站大都只是一些旅游景点、路线的简单介绍,有的景区景点甚至都没有利用到网络进行有效宣传,这在传播效果上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搞好网络平台的建设要根据游客的多样性需求,本着分类清晰、信息全面、可信度高,可获得使用信息量大的原则,为游客建立一个专门的产品信息库。内容要涉及到吃、住、行、游、购、娱乐等各方面。并及时对这些信息进行更新,以便为游客出行提供最可靠的信息。同时还可以网上开辟论坛或与一些自媒体诸如微博之类的合作,通过超链接的方式连接网站和自媒体,将游客在旅游中的分享的见闻在网站上公布,让游客分享旅游中的点滴,通过亲身经历的分享培养更多的潜在游客,在竞争中克敌制胜。

(二)景区景点之间的团结合作对于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知名度相对较低,所以为了打响招牌,借助其他热门景点的“东风”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知名度高的自然风景区,如果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人文的组合可以在互补中做强、做大、做精。各方可以通过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共同培育居民的旅游意识,互相宣传对方,提高出游率。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应该通力合作,以集合的形式共同发展。单个的非遗产品或许力量弱小,也不能停留在原地自怨自艾,应该把握机遇,绽放光彩。由一种文化的发展推动多元文化的组合,非遗产品的团结合作,也有利于其开发富有特色的产品组合。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内容可以通过共同合作,相互互补,共同推动,打响品牌。

(三)加强景点的自身建设一个旅游目的地无论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有多高,最终都必须吸引旅客进入才能实现其价值。同样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无论它的营销方式是多么成功,最终都必须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打动消费者才能实现其价值。口号吹得再响,牛皮吹得再大,只有外表,没有内涵的产品是无法获得消费者长久的亲睐,也不能培养稳定的消费人群。所以,在采取各种营销手段的同时,还必须丰富产品自身的内涵,提升为消费者服务的水平,要让消费者流连忘返,来了再来,这才是真正重视长远利益的发展。旅游业是“一业兴百业旺”的产业,同样的,旅游业也需要“百业带旺这一业兴”。旅游业的产业链长,食住行游购娱,方方面面的产品和服务都必须发展,各企业各单位需落实责任,层层把关。只有丰富的产品和完善的配套服务才是发展旅游业的关键所在。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2

(一)开设相关课程

在高等艺术教育的改革中,应首先开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课程,应对该学科进行系统、合理的建立。高校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发扬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国政府应重视该项目的形成,大力扶持学校进行该课程的建立,无论课程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会在学生中产生不小的影响。学校可以通过选修课的方式吸引学生,开设有关文化类、民间文化类、文化产业类等相关课程,推动该学科的建设。有条件的学校,应加大对该专业的建设,凭借学科的优势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让有兴趣的学生受到更专业的教育。学校还可以邀请民间艺术家到校内进行讲座,开展各校联合汇演等文化活动,有组织地进行教育,使学生更生动地体会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所在。

(二)推进遗产保护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和种类繁多,学校为了方便学生的学习,可以在图书馆内设置该项目的专馆,用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共享的和谐场面。因此高校应推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图书馆的日常管理中,要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馆的管理,有条件的学校应聘用该专业的优秀人才,进行专业管理和指导学习工作,这样不仅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双重保护,而且可进一步让学生学到更专业的知识。图书馆不仅起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还起到了对其的借鉴和传承的效果,使得图书馆在高校的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弘扬文化发展

在高校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是以保护为主,并以传承、文化并重的目标去发展。而保护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传承下去且对学生起到教育意义。学校要多与政府和企业合作,通过共同建立项目的方式达到教育、保护和推广的共赢。地方的政府部门也应当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学校进行资金方面的资助。而有条件的高校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研究基地,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通过基地的建设,学生可以加入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并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去,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通过师生的共同配合,对文化进行创新,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实现经济利益的丰收。

二、结语

综上所述,高等艺术教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途径之一。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到高等艺术教育的改革中,充分实现了其保护和传承作用。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等艺术教育改革中的应用也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艺术教育事业发展的崭新途径。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最近一年来,“原生态”民歌一度成为电视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具有原生态音乐文化元素的节目。其中一些栏目是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内容,如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栏目、《魅力12》栏目;内蒙古卫视的《音乐部落》栏目,广西卫视的《唱山歌》栏目,上海卫视的《海上回音》栏目等等。纵观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比赛的盛况,新增加的原生态唱法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了解,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

在以往的音乐术语中,本无“原生态民歌”一词。“原生态”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更具体地说,它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除风格、唱法要求是“原生”外,还指出它的歌唱环境也需要保持其原本的“状态”。

近些年来,为了区别于作曲家编创的民歌,强调传统民间歌曲的原汁原味风格,“原生态民歌”之词应运而生。其实,“原生态民歌”一词的人文含量比我们习惯上说的“传统民歌”还要大一些,宽泛一些。它不仅包括:(1)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2)口头的自然传承方式(家族、村寨、社区等);(3)特殊的歌唱方法和地域民族风格,同时还特意提出了歌唱环境这个因素,并强调两者之间交融一体的互动状态。[1]最近,一部部标榜“原生态”的歌舞剧大受欢迎,一场场展示“原生态”音乐的民歌大奖赛在电视上频频亮相,一张张将西部民歌旋律配上流行元素的唱片传唱于大江南北……在已经结束的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总决赛上,新增的原生态唱法成为20天比赛的亮点,几乎所有高分都被原生态歌手所垄断。在文化管理部门、媒体、学术界,以及大量民歌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原生态”民歌热。对此,我们也不禁会提出疑问:既然原生态民歌特别强调了歌唱环境与方言、口头传承的统一,那么,频频地将民歌“移”到舞台上、电视屏幕上、广播电台上,还能被认为是“原生态”民歌吗?我们可以引用乔建中(音乐理论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话作为解释,“原生态”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因为当代环境下有了太多不朴素的所谓民歌。虽然搬到舞台上的民歌已经不具有纯粹“原生态”的意义,可以说就是“次生态”了,但是它还没有改变它的音乐形态,通过媒体、比赛等方式让大家进行集中交流,开阔大家的眼界,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原生态”民歌的产生是人们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心声,从《吴越春秋》的《弹歌》到周代《诗经》的乐歌“风”“雅”“颂”,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长工苦》、《东方红》,到改革开放后从台湾传入内地的“校园歌曲”,这些无一不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十多年来,民族民间音乐的集成工作、地方政府对于传统节日的恢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中央电视台的西部民歌大赛等等工作都是在推行对“原生态”民间艺术进行保护的理念。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年来致力于探求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尊重人类的文化遗产方面不断努力,提出新办法。2003年9月29日~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32届世界大会,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2]该公约的主要宗旨是:(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4)开展国际合作暨提供国际援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自治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文化有关的工具、实物、工业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包括五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传统音乐、舞蹈和戏剧;(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定义可以看出,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要使之能够代代相传;使之存活与社团、群体的文化环境中,并与自然、历史相关;提供社团和群体文化认同感并使之延续;发扬世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及人类的创造力;符合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人们的权益;推动群体间的相互尊重、继承发展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国务院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将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保护健康的文化生态,为实现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主要作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统一,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原生态”民歌的发展

“原生态”民歌其实就是指民歌,是与生活连在一起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年的电视歌手大赛,不仅将“原生态”从民族唱法中单列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赛单元,而且参赛的原生态歌手或组合更多,如李怀秀、李怀福的海菜腔《吉祥的鸟儿飞起来》、卞英华的《阿里郎》、蝉之歌组合的侗族大歌《蝉之歌》、安达组合的《安达情》、毕曼组合的羌族多声部《取胜》等,这些民族特色浓郁,地域文化色彩鲜明,自然朴素的唱法风格的“原生态”民歌,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和审美享受。[3]“原生态”民歌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观众面前展示,以集团军方式进入电视传媒,已经发展成为主流媒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人口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计19个项,绝大多数是由发展中国家申报的民间传统仪式、口头语言和表演艺术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中国昆曲”也榜上有名。[4]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把那些遗留、残存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得与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及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景观同样重要,及时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使它们的价值能够持久地保存下来。

自2002年我国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以来,各级政府和群众对这项伟大工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昆曲、古琴、维吾尔木卡姆、乌日汀多——蒙古传统长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相继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名录推荐名单的公布;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5]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目前,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申报范围分为九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空间。这些举措的实施与开展,对代表我国各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歌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母体又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挽救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失,保护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重大举措,唤起人们对“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意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商品经济大规模入侵民间音乐的发源地,那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行为方式、生存条件和文化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民间音乐失去了以往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一些民间音乐的失真与变异,因传承面变窄而被遗忘,面临着瓦解消亡的危险,带来生存与发展的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出,使“原生态”民歌的崛起以全新的面貌面向全国观众,使人们重新看到民间音乐的朴素自然的艺术魅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使人们直观地感到民间音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速消亡的今天,唤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和传承保护意识。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原生态”民歌,必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人们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发展,它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反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它的发展反过来对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动其不断地发展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1]乔建中.“原生态民歌”琐议[J].人民音乐,2006,(1).

[2]曹本冶,陈婷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曹本冶教授关于UNESCO专家小组会议的电话采访纪要.音乐艺术,2006,(1).

[3]王磊,赵英华.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J].中国音乐,2006,(4).

[4]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N].中国文化报,2001-07-13.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9-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论思想,不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视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而且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缔约国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促进对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进行保护的教育。”《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表现和传播的环境。”刘魁立先生则提出“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并指出这一整体性原则包括:“既要保护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护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视文化的‘过去时’形态,也要关注它的‘现时’形态和发展;既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又要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还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这是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刘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全面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此后,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整体性保护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有关这一理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具体所指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阐释,下文试详论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次巨大飞跃,是对过去只局限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修正与补充。后出转精,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然地吸收了先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经验。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积极借鉴学术研究和人类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既吸收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又大量继承了人类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吸收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整体论”思想,并借鉴人类此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该是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具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首先是对一个个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完整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特性则是活态流变性,它本质上是条流动的文化“河”,是过去的记忆、现在的实录和未来的表征,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物质类文化遗产那样简单的采取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收藏、记录式保护,不能将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时态上,割裂它的发展和流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化石化”,而应该既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又关注其现时状态,同时还着眼于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向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史内涵、现时状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广大民众积蕴已久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念,通常表现为一种过程或活动,由多道工序或多种形式共同构成,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丰富和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审慎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多重维度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完整保护。以“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皮影艺术的保护为例,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内容上包括皮影的制作工艺、皮影戏的演出道具、演出剧本、音乐的伴奏、演员的表演艺术(包括演唱和操作皮影技艺)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组成部分,割舍任何一部分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也应是既从时间上关注其演变规律与文化内涵,又从结构上对其制作、演出的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对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完整保护是我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这对于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有意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已经公布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建立保护名录只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就需要对进入名录体系的一个个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有效保护,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既重视其时间向度上的历史内涵和演变规律,又关注其空间维度上各个方面、各道工序互相配合的复杂性,既不割裂其发展和流变,也不人为将其复杂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平面化。唯有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细胞保护完整,我们才谈得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庞大肌体的良好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对彼此关联的多种遗产类型的完整保护

刘魁立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生和构成中的混元性、现实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常常混融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而且还常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舞蹈既离不开音乐的伴奏,又大多与特定的民俗、礼仪相关;很多民歌同时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知识、民间传说等内容的表现;传统手工技艺表现的题材也许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少林武术一直依存于嵩山少林寺的建筑和自然环境;梁祝传说也伴随着梁祝冢、梁祝读书台、梁祝井等一系列物质遗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法而在保护中同样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分割进行单独保护,而应该充分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之实施共同保护。如此既可以避免单独保护导致的人为割裂或重复工作,也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完整保护的效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优秀文化整体的全局保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精神、情感和智慧的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作为一项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名录的设立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感都起 面,整体性保护理念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整体的思维和方法,可以有效帮助我们避免狭隘的目光而获得宽广的思路,从时间和空间的立体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足全局,通盘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保护和未来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人类学家坚持用整体论思想来观察人类社会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对人类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也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作为―个重要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思考和具体工作。也许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的自省反过来说:整体性保护理念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美好理想,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必要。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涉及内容广泛,然而绝不是面面俱到,仍要根据保护对象的主次不同和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反对单一、平面、孤立、机械的保护方式,强调综合、系统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环境和人进行共同保护。这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件内容复杂、牵涉颇广的工程,然而这绝不等同于我们的保护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绝不是囊括宇宙,照临八方,涵盖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它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只是尽可能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考察,区分轻重缓急,从中找出最需保护的方面进行重点保护。我们要坚持一种主次分明的辩证整体观,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茫然无从措手,而是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保护效果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不是僵化保护,而是发展中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希望从时间向度上全面考察保护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不是提倡重新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历史,更不主张全盘复古,一味将过去的奉为珍宝。我们珍爱传统节日,专家学者也不断呼吁要挖掘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将有史以来所有的传统与活动重新演练一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习俗已逐渐丧失其功能意义,转而在符号意味和娱乐性上有所强化。由此,民俗学家提出传统节日要进行适应现代生活的继承与革新,要具有足够强的现代性;提议政府和民间可以创新过端午节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激发人们对端午节以及过节的兴趣。

也许,将传统融入现代生活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面对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更应该坚持发展的眼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是活态流变性,它会随着周围环境和人的不断变化而发生着绝对的改变。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是为保护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保护好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为未来提供创造的动力,促进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用积极态度正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变迁的特性,在人和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中努力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关系,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使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

其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还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明调;旅游开发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unnan Province

—a Case of Kunming Diao

DENG A-lan,ZHAO Hong-mei

Abstract: A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eing paid in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such a background, it is critical to establish a good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unnan province. This paper takes Kunming Diao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evaluation, the current state and problem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give some advices for all abov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Kunming Diao;Tourism Development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它的提出大大拓展了人类文化遗产的内涵,表明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视角已从只重视有形文化遗产的开发与保护转移到更多地关注无形文化遗产上来。

而纵观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虽然像昆曲、古琴这样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得到有效的开发和保护,但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在 “申报热”、“旅游开发热”的背后陷入了窘境:重视申报、开发肤浅、保护滞后,从而空有头衔而失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保护名录的现实意义。事实上,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口传心授” 的特点,其保护更有着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有效开发必然需要建立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就地方而言,如何利用旅游的形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得以保护性开发,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一)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资源丰富,民族众多,各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2012年, 全省共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70项、省级项目217项、市级项目3000余项、县级项目8000余项,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内容涵盖民俗、手工技艺、美术、曲艺等各方面(见表1)。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齐全,分布广泛,级别较高,民族特色鲜明,原生态性强,为云南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云南省开展了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旅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迅速发展,成为了云南省以创新思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

(二)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原则

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共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在开发中应特别强调以下原则:

第一,以人为本原则。文化的人本规定性是文化最本质的规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所创造、为人所拥有、以人为载体,其旅游开发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即要注重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受益,一方面充分保障传承人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尊重传承人对自身所传承的文化进行灵活运用、适当创新的权利,避免片面、肤浅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化,致使传承人仅成表演的工具。

第二,分类开发原则。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齐全,而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不同特色,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原真性原则。原真性(Authenticity)原意为原本的、真实的、可靠的、非复制的等等。

第四,体验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文化且资源本身具有无形性。旅游者只有置身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才能对其有全面、深刻的了解。

三.个案分析: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昆明调

(一)昆明调的产生与发展

昆明调泛指昆明地区的汉族山歌、小调,民间有调子、民歌等多种称谓。

它流行于昆明市区及呈贡、晋宁等滇池周围的汉族地区,在昆明附近的部分少数民族中亦有传唱。据明杨升庵《观秋千》诗“滇歌焚曲齐声和,社鼓渔灯夜未央”诗句及清陈鼎在《滇黔游记》记载,昆明调历史渊源至少应在清以前。

20世纪50年代,经黄虹等艺术家的整理传唱以及现代媒介的传播作用,昆明调进一步发展,开始在全国流传并走向世界。其中,《猜调》就曾作为中国民歌的代表由宋祖英于2003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响。目前,昆明调已被列为云南省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 群众文化 策略

我国一直致力于保护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训活动,旨在促进从业人员进一步了解保护工作,提高保护意识,提高保护工作水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是局限在如何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与机制中,而其工作重心更应该放在实际工作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非常多,范围非常广,民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传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群众文化是中国主流文化中的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通过长时间的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中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群众文化并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相反,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中国特色群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最初的原始的群众文化形态基本囊括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都是起源于劳动之中,它们都是由人民群众创造、人民群众参与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活动,涉及了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群众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类文化的沉淀,其内容与形式都在不断发展着,而且俨然成为我国主流文化的重要部分,在推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方面显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知识经济社会大环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众文化活动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而且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也呈现了群众文化活动崭新的一面,是全面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针。群众文化呈现了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观及其独特的魅力。由于其全方位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求美求乐心理,其具有积极向上的影响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群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与顽强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也是历史发展传承的见证者。为了全面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繁荣的目标,我们需要了解掌握群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作用,才能了解群众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二、群众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一)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有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只不过存在形式不一罢了。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群众的心声,有的来源于群众日常生活的调剂,有的来源于群众的日常活动,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群众的娱乐生活,有的呈现了群众生活所需。比如,恩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心里部级别的恩施傩戏,即是古代人民为消灾纳福而举行的迎神赛会、驱逐疫鬼的一种还愿仪式,因此其又被称为傩堂戏、还傩愿及傩愿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环境影响比较大。保护名录的任何一项保护内容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群众文化相结合的,群众文化利于发展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利于保护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氛围。

(二)群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群众文化生活,是群众文化生活的精华所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群众文化的滋养源之一。比如说地区的弦子舞、锅庄舞、山南昌果卓舞等多种民族舞蹈,与地区群众的文化生活息息相关,也是当地群众文化的主要内容。这些舞蹈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其发展范围更为广泛,也促进了当地群众文化的继续发展与延续。群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共同发展的。

(三)群众文化发挥着基础保护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区域特异性,其受到各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呈现了不同的文化特征。不同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呈现了不同时代的民族特色与审美习惯。不论是手工工艺,还是民俗表演,或者是天文地理,其均构成群众文化的重要部分,是群众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比如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皮影戏。皮影戏呈现了独特的文化特征,也是当地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相辅相成,唇亡齿寒。群众文化具有范围更广的包容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其在保护工作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

三、中国特色群众文化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传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居住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动频繁的群居生活被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减少,感情淡泊。这种环境下,民俗文化活动主要以家庭为主,无法实现有效传承与发展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动员全社区的居民,同时发挥政府的牵头与引导作用,使全社区的居民参与到民俗活动中。这样既实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又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居民素质,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以往的社区民俗活动,居民只是以观众的身份参与其中,居民的之间的沟通少,并且积极性不高,虽然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总是无法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现代化民俗文化活动,鼓励居民以组织者的身份参与其中,打破家庭局限,加强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值得注意的是,社区民俗活动尽量避开特定的节日,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开展欢庆节日的集体活动,居民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共享特色家乡食品,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遗的保护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使全体人民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在传承非遗的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使其充满生机与活力。青少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与接班人,非遗的继承与发扬责无旁贷。承传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没有继续承传与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具有生命力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改革步伐加快,各地均在追求发展速度,追求GDP,产业就业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致使许多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面临濒临灭绝的境地,许多文化艺术遗产不为年轻人所知。出现大部分传统文化艺术出现无人继承的景象。传统的捏面人也趋向于工厂加工,而非传统手工。群众文化的影响显得越发重要。群众文化具有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大的影响氛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挥着积极作用。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悠久的特点,同时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群众文化传统的宝贵财富,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艺术审美发展等特点,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群众文化,又高于群众文化,又与群众文化相辅相成。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精神命脉。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快速发展,会导致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萎缩,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生存之忧。群众文化只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方面,我们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锦坤,杨立新.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J].湖北社会科学,2005(9).

[2]孟桃,陆莉婷,张言彩,等旅游业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探析[J].中国市场,2013(16).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法律地位

现今文化生态环境急速消失,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活艰难,民族艺术后继乏人。因此,保护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当前最急迫的任务。

这项工作如果做得成功有效,对留存民族资源、传承民族文化、延续民族血脉是具有厚重的历史意义的。

一、传承人的定义

文化和文化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对于个体或者族群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需要。民族文化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当前推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过程中,众多专家学者在理论和实务相融合的基础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首先是传承人。但是对于传承人承载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怎样认定传承人,学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认定是对其进行保护的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遗产类别,传承人人数也同样众多。只有众多相应的传承人,才能使这些神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更加明确的体现。

二、传承人的基本分类

要认定传承人,首先要将其进行合理的分类。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是基于认为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均确定了传承人范围的前提下进行的划分,并没有完全解决认定传承人的问题。应依据传承人主体类别的不同,将其分为本源性传承人和外源性传承人两大类别,然后再对传承人进行相应的细分。

(一)本源性传承

一方面,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均是通过本族群内部的传承展开的,这是主要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口传心授的特点,需要一个相对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而这种文化生态环境是经年累月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均饱含了该地域或者族群鲜明的文化特色。

(二)外源性传承

有些民族民间文化仅靠当地的族群是不能够顺利传承下去的。自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世界性的重视伊始,大批专家学者出于专业研究和个体使用的需要和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开始加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行列。采集、整理、加工、改编、技术改进等一系列专业和非专业方式的融合,使得许多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新生,从而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传承人认定的制度建构

现阶段我国广泛实施的传承人认定制度主要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国家认定制。国家认定制较为成型的以制度化形式开始实施的,应该是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08)的实施和文化部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2007)的公布为标志。此后,全国相当多的省份相继展开了省、地(市)、县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工作。

(一)申请备案制

申请备案制度,是指利用我国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层级保护体系,在各个行政区域范围内实行传承人自我申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审查、政府最终认可的一种制度。

1.制度背景

政府在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过程中实际上起到的是确认这种项目的存在的作用。我国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众多,且随着时间流逝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可能“再造”,急需一种制度来解决这种保护过程中的矛盾。我们认为,目前实行申请备案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矛盾,提升传承人的积极性。

2.制度内容

申请备案制度包括三个方面:传承人自我申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审查、政府最终认可。在这种制度构建下,传承人的申报是前提,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审查是关键,政府最终认可是根本。申请备案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政府有限的行政资源,最大程度地对传承人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发挥传承人自我维护权利的积极性。

3.制度实施的重点

在实施申请备案制度的过程中,必须着重推进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传承人自我申报。传承人的申报材料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第二,政府的认可。必须指出,政府的认可只是一种确权形式。传承人所代表的某个民族或者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群众才是该项权利的最终所有者。第三,通过申请备案制度认定的传承人必须经过专家组评议、评定和无记名投票才能最终产生,然后进入公示期,公示时间可以为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之内无人提出异议,政府颁发证书,确认该申请人的相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资格。

(二)群众推荐制

国家认定制和申请备案制度暂时没有覆盖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允许由群众公开推荐,政府审查认可,我们将这种制度称之为群众推荐制。

1.制度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的建立,是应该最大限度地确定传承人以及调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由于种种原因也许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既没有被国家认定,也不愿意自动申请,故应该建立群众推荐制度,以达到更大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2.制度内容

对于群众推荐制度下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方式与前述申请备案制一样。两种制度不同之处在于主体不同,群众推荐制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而申请备案制的主体是具备传承人资格的公民。

3.制度实施的重点

通过群众推荐制来参与这项活动,由于每个个体的文化素养各有不同,从而会导致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鉴别能力不会完全一样。因此,我们在设计这项制度时,推荐人一般应该是对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晓者、熟悉者,并在所在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应的公信力,即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非物质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913.4;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068-0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民族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实录,是一个民族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它所承载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精神。保护非物质文遗产有利于各民族获取文化认同,维护文化,有利于民族国家抵制外域文化霸权的渗透,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提升本国的文化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世界文化的平衡发展,保证人类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所以,无论是为自身发展,还是为了全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必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模式的探讨成为近年来国际、国内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话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运作,产业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争论的双方针锋相对,注重经济效益的一方高举“发展是硬道理”的大旗,主张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进行商品化开发利用,认为“文化遗产今后应向文化产业转化,一旦形成品牌效应,将推动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这将是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条有效途径。”[1]而强调原生态保护的一方则认为,产业化“不仅不能‘复兴’一个崩解中的文化活体,反倒只能加速它的死亡。”[2]从而拒绝考虑任何产业化的合理方案。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产业化运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如获得极大成功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不仅是舞台艺术的积累和发展,还为我们开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产业化运作的成功模式。《云南映象》当中的舞蹈元素,都来自于云南民间,甚至70%的舞蹈演员都来自于田间地头,《云南映象》的成功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云南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和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还让我们看到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进入产业化运作,而且,产业化运作也是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产业化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发生偏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晓真曾撰文指出,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尤其值得注意也非常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把保护工作同经济利益挂钩,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来制定政策,这就更加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资源的被动局面,更加偏离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

刘晓真指出:必须看到,在保护的热潮之下,更多的行为是对文化资源的聚拢和利用。在经历了几十年间各种社会因素的冲刷之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艺术样式、精神内涵不同程度的丧失是显而易见的。以民间歌舞为例,原本作为民俗组成部分的元素被独立出来,被看作艺术的形式。舞台艺术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之后,已经以非常强势的姿态反过来影响民间歌舞的发展,其风情化和装饰性深深改变了民间歌舞的本性。在这种状况下,断续留存下来的形式便成为关注的焦点,尤其体现在近些年来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比赛和会演活动中。在去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专场晚会”中,除了已经成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4个品种以外,还有来自福建泉州的南音、河南少林寺的功夫、云南彝族的海菜腔、贵州的侗族大歌、山西左权民歌。几年前就在央视歌手大赛中以海菜腔一举成名的云南彝族姐弟和获得全国十大歌王称号的山西羊倌石占明,如今都已经是舞台经验老到的演员,歌声依然是那个歌声,但熟悉他们的观众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其中缺失了初出茅庐时的乡土气质。因为舞台,他们作为优秀民间艺人有了改变人生的际遇,而对于他们所承载的艺术形式来说,这也许恰恰就是一种损失。因此,对于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人的心理和思想层面上的关注恐怕要比对艺术形式的关注更为重要。

还有一部分学者持一种折中的观点。在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会议上,活态文化遗产如何在文化产业化的大潮中生存并保有其本身的特色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专家吴露生认为:“活态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同于博物馆的保存。保护是在保存的基础上发展传承。现在一些产业化的操作方式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将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导入了现代社会,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形成了一种建设性的破坏,让这些东西失去了本色。”面对这种两难的现状,吴露生认为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在保持这些传统文化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融入符合当代审美情趣的因素,这样的保护才是真正的发展和传承。譬如浙江长兴的百叶龙,必须要是荷花龙并且有突变性,在保证这两个基本因素后再做符合现代市场需求的创造,这样就能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3]

不可否认,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而言,现代产业化运作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是否原生态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终极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产业化运作并非洪水猛兽,只要运用得当,相信一定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符号价值探讨其进行产业化运作,以开发促保护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笔者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归根结底,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象征性,即其符号性增加与之相关的文化产品的附加价值。文化产品的附加价值的大小决定该产品的市场价值及其整个行业的整体竞争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备的独特的符号价值为其进行产业化运作提供了可能。

符号价值与符号消费

20世纪6、70年代来以来,随着现代化高新技术以及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传统的以匮乏为特征的社会逐渐向商品过剩的社会转变,人们的生活充满了形形的商品,消费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消费的内容与性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商品已经不再承载着使用价值,或者说使用价值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让位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人们对商品的消费越来越多地表现在对其形象的消费上,更多地重视商品形象所带来的情感体验、文化联想与幻觉。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消费的性质日益与人的本性、文化和社会建构产生密切的关系。对于消费社会的商品符号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有亨利・勒费弗尔、罗兰・巴特、居伊・德波和让・鲍德里亚,其中以鲍德里亚的理论最为著名。

1968年出版的《物体系》是鲍德里亚学术生涯的第一部著作,从此他“对消费社会中客体、符号、以及符码提出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分析”[4]鲍德里亚深受当时的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生活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物品只要被消费首先要成为符号,只有符号化的产品,例如为广告所描绘,为媒体所推崇,为人们所理解,成为一种时尚,才能成为消费品。鲍德里亚提出四类商品逻辑:一、实际演算逻辑,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二、等同性逻辑,即商品的交换价值;三、模糊性逻辑,即商品的象征交换;四、差异性逻辑,即商品的符号价值。概括地说,就是商品具有两面性:商品的“物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具有的品质、功能等塑造出来的价值、它给消费者带来有用性的价值;商品的“符号价值”,是由商品的品牌、设计、包装、广告以及企业形象等所塑造出来的价值,这些形成了商品的意象,并成为消费者感性的选择对象,也就是其附加价值。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单一的“物的价值”侧面把握商品不同,鲍德里亚的符号理论是在区分商品价值两面性的基础上重视“符号价值”的侧面。“物的价值”逐渐退隐,“符号价值”日受瞩目;物的“有用性”在商品、消费、广告中被视为当然,而被生产、被消费、被传播的愈来愈侧重于物的“符号性”。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已经被物所充满,不仅如此,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话语,成了一种神话。消费社会中唯一真正的实在,就是消费观念的存在。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理论从新的角度认识消费主义的特征。他认为,在消费体制的引导下,人们对物品的符号性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对物品本身的功能性的需求,鲍德里亚注重对物品本质的认识,认为不能仅仅对物进行功能性的分析,需要把物从功能性认识中解放出来。“我们分析的对象不是只以功能决定的物品,也不是为分析之便而进行分类之物,而是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5](P2)如此,鲍德里亚就从日常生活中的“物”进入到了“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这些批判理论的灵感追根溯源来自其老师亨利・列菲弗尔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所形成的可能性命题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6]但鲍德里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有关物的理论,对物的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他看到了物、人、符号的关系,从而引入了符号消费的概念。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物之所以能被消费,不仅是因为其具有交换价值,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具有功能价值,也就是具有使用价值;而鲍德里亚则认为消费不等于需要的满足。“消费不是被动的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7](P22-223)他同时指出:“消费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信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的东西;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信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8](P22-223)鲍德里亚又说:“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性的关系。这时,它便进行‘个性化’,或是进入系列之中,等等;它被消费――但被消费的不是它的物质性,而是它的差异性……”[9] (P22-223)“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而系列便是在呈现它。”[10](P224)

在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世界里,消费的前提是物必须成为符号,符号体现了物品消费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差异性。而消费对象不能从任何具体的需求之类的概念出发予以理解,而只能从不断变动的符号象征关系中做出解释。这种变换不定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激发人们消费欲望的能量。正是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使人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转换为“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从而,过去意义上为满足需要的消费转变为为满足消费欲望的消费,亦即对欲望本身的消费。[11]

符号价值――文化产业发展的内驱力

众所周知,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技术、传媒的飞速发展, 但是,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不能使文化产品在其生产技术上达到明显的差别时,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就开始在文化产业的生产中占据核心地位,成为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也是近年来内容产业、创意产业崛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文化产业是在19世纪科学技术大发展,并在生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发明中的声、光、电技术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应用,直接催生了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早在2000多年前,光学成像现象已被发现,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对这一现象作过深入研究,1825年至1829年,法国人尼埃普瑟和达盖尔发明并不断完善摄影技术,到了19世纪90年代,以光学成像为基础的摄影技术与电学技术相结合,引发了电影的诞生。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崇尚科学技术之风盛行,这种风气鼓励人们在各行各业中开展应用新技术的探索,新技术在电影,广播和音乐唱片业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战后,以影像技术与无线通讯技术相结合为基础的电视机的发明,使电视工业迅速崛起。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尤其是文化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较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为迅速,从而造成了新型文化产业的大量涌现和文化产业形态变化周期的日益缩短。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不断扩大文化产业生产规模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文化产业的内部结构。内容产业在其所涵盖的行业,与传统意义上使用的文化产业概念具有相当部分的重叠,但内容产业这一概念突出了这一产业以数字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技术特征,即当数字技术使文化生产、传播能力得以空前提高,并能同时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小批量的需求时,媒介技术已经具备了无所不能的潜力,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注重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的生产为主要目标的内容生产的重要性逐渐摆脱了媒介技术的制约,突显出其核心的地位。同样,创意产业的形成和其概念的提出也具有类似的特点。文化产业与一般制造业一样,其产品都可以大批量复制。当文化产业的生产能力因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不断提高,即产品的复制变得十分容易时,产品及其内容的创新性就变得尤其重要,即其独特的符号价值要求在文化产业的生产中占据核心地位。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促使文化要素与生产中的其他要素如工艺、营销、管理等发生融合,从而使注重符号生产的创意活动不仅在文化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所有生产领域都变得必不可少。事实上,以生产符号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创意生产活动已经遍布科技和文化领域。因此,创意产业概念在其内涵和外延上都超越了文化产业。

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凸显以及符合消费的盛行正在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驱力,使文化产业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产业具有不同于一般产业的产业特征,文化产业所生产出的文化产品虽然有其物质化的载体,但其所体现的真正价值是其内涵的精神内容,即符号价值,由于这种符号价值具有虚拟性和符号特征,所以决定了这种虚拟性和符号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移、嫁接或附加到任何实用商品之上,成为某种实用商品的造型、工艺、品牌等产品差异性的标识。而且,文化产业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由于其复制生产能力已经不足以体现文化产品的示差性,所以产品的价值增值就集中体现在其符号价值的生产,即内容的原创性上,而这一生产特点与生产制造中的研究开发的特点相一致。文化产业在符号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源,不同于物质生产所消耗的物质资源,它是具有重复使用和自我再生能力的文化资源,同时文化生产又可以通过不断开发生产新的文化生产资源,来扩大生产范围和规模,从而使文化产业体现出强盛和持久的产业生命力。

不仅于此,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与符号消费的日益盛行也使文化产业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文化产业在新技术发展的支撑下,通过在产业边界上与其他产业相融合形成新的文化生产行业来扩大整个产业的规模。如电视机的诞生使电视这一媒体能够融合报刊的新闻功能和电影、演艺业的娱乐表演功能进而形成电视传媒业,但电视传媒并没有取代传统的报刊、电影和演艺业;网络媒体的出现同样如此,网络数字传播技术使网络媒体具有了通讯、新闻、出版、娱乐、游戏等多媒体功能,但它并没有取代其他原有分立的通讯、新闻、出版、娱乐、游戏行业。文化产业的这一产业特点使其具有自我扩张和融合其他产业的能力,在符号价值生产的驱动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整合和带动其他产业快速发展的主导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是其进行产业化运作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先民创造的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文化财富,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重要载体。它所包含的口传作品、民族语言、民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美术音乐及乐器和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无不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化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时事的变迁、以及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其最初的形态已经相去甚远,我们今天所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趋于符号化了。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活的记忆”,所呈现出的是各种文化符号的活态聚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些文化符号的保护与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如民间节日,民间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了民族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消费传统,其中以节日饮食传统最为鲜明。几乎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特定的节日食品,人们甚至直接用食品名称称呼节日。正月初一,北方饺子,南方年糕,饺子与年糕既是节日美食,又都饱含民俗寓意,饺子谐音“交子”,象征着新年旧年在午夜子时的交替,年糕是南方年节祭祖与馈赠的节日食品,年糕谐音“年高”,意味着人们生活质量“年年高”。正月十五的元宵,二月二的龙鳞饼,三月三的荠菜煮鸡蛋,寒食清明的清明团子,四月浴佛节的缘豆,五月端午节的粽子,七月七的巧果,八月中秋的月饼,九月重阳节的重阳糕,腊月初八的腊八粥,年三十的团圆饭。人们在节日中注重饮食生活,固然反映出物质匮乏的时代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周期性的满足与享受,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也是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节日食品在传统社会首先是献给神灵(包括祖先)的祭品,其次才是家庭共享的节日美食。以饮食亲宗族兄弟是自古以来的礼仪,《礼记・礼运》曾经说过:“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节日食品在节日不仅是物质产品,同时又是文化创造物,如端午粽子、中秋月饼等,每一节日食品都负载着深厚的民俗情感,围绕着节日食品形成的丰富的民俗传说,数不胜数。节日食品不单是节日美味,更多的是一种心情的表达。节日食品的献祭、馈送与集体分享往往还伴随着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如端午节的赛龙舟,正月十五的灯会,清明的祭扫,七夕的乞巧,中秋的赏月,重阳的登高等,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重要传统。[12]再如少数民族的民间服饰,白族妇女背小孩用的背被的图案和花式可以说寄托了母亲最善良的爱和最富智慧的设计。主体部分的花与蕊相互对映组装成鱼的造型;散落在周围各种各样的小鸟和花朵代表着幸福与欢乐;小老鼠和石榴、仙桃暗喻繁殖能力的旺盛与长寿;当我们把图案拆开打散后又会发现:由莲藕延续的复数荷花组成了一个又一个铜钱的样式;在每一个荷花中心(单元与单元交接处)都镶嵌一颗银白色的缀子,莲藕延续不断的必然结果就是“多子”,从而满足了劳动人民纯朴的愿望“多福”。这一系列综合的表现形式充分表达和浓缩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福、禄、寿、喜。纳西族背带上的图案也采用借物喻意的表现手法,她们将“阿哩哩”这种常见的象征团结友爱的手拉手、肩并肩的民族舞的形象图案化,概括成为洗练的装饰符号绣在背带的第一层,之后依次是正反形状的蝴蝶、当地盛产的茶花、祝福的寿字、串枝莲、山的形象、以及盆栽纹等……,这些高度归纳简化出来的艺术形象,古朴淡雅、清新宜人,在对称的图饰中我们能体会到一种成熟和含蓄的美感。[1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文化符号远远不止于此,这些文化符号都可以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利用各类传统节日可以发展旅游业,各种民间戏曲可以进入演出市场,实行产业化运作,各种民间服饰中的民族元素可以进入纺织业,提升我国纺织产品的竞争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符号引入产业化,在为文化产品增加附加的符号价值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宣传、发展和保护这些文化符号,从而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燕琦. 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抢救保护[N]. 光明日报,2002-01-20.

[2] 陈岸瑛. 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保护什么?如何保护?[J]. 装饰,2003 (3).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之惑”[N]. 社会文化周刊,2006-02-23,/readnews.asp?newsid=2602

[4]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 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144.

[5][7] [8][9][10] 鲍德里亚著,林志明译. 物体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 马克・波斯特著, 范静晔译. 第二媒介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3.

[11] 陈 昕. 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J]. 读书,1998 (8).

[12] 萧 放. 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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