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决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7 13:48:53

成本决策论文

成本决策论文篇1

当前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管理机制。它一方面与市场机制(风险机制)相对接,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组织及运行机制相对接。企业在预算管理中编制预算时,对未来环境的分析往往是假设状态的,因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始料未及的问题,企业管理者就需要把握好市场瞬息变化的特点,加强短期决策,以变应变,以动制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成本决策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一般偏重于经营战术研究,具有快速、灵活的特征。本文拟就此作一概括的介绍。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还有更多介绍。 谈企业预算过程中的成本决策 一、成本决策的作用和决策原则 成本决策对于企业增强其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实现预算目标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场风险。预算管理的战略决策不可能详尽周密地把握未来环境的变动趋势,只有通过具体决策,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如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原材料和产品供需数量的变化、价格的高低、贷款利率和外汇汇率的升降,时刻处于波动状态,给企业经营带来多重风险。成本决策的作用就在于趋利避害,化险为夷。 2、有利于控制生产成本,优化成本结构。在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目标成本的设定、分解及达成都需要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企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在满足产品质量和生产数量的前提下,使产品成本的料、工、费达到最佳组合。 3、有利于推进企业生产经营结构的渐进式调整。成本决策分析可以揭示企业产品成本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优劣地位,从更高层面上掌握成本主动权。对成本居高难下、竞争乏力的产品促使企业抓紧淘汰,并对企业生产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逐步实行调整。 成本决策的前提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也就是,决定某项备选方案是否可行的标准。一般地说,应遵循的原则是: 1、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无论何种方案,必须看它的可实现收益是否大于其投入的成本。不能达到这一点,该方案即不可行。 2、边际效益原则。有些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可通过追加一定的支出而使其可提供效益愈来愈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投入多少成本时,它所提供的收益减去成本值达到最大化,即边际效益最大化。 3、成本最小化原则。当一项经济业务的收益难以确定时,应考虑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如何使投入的成本最小化。 二、成本决策分析的重点 成本决策涉及到企业供产销,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凡是发生成本费用支出的各项经济活动,都有一个成本决策问题。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经常性业务的成本决策一般可如下述。 当前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的全面预算管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管理机制。它一方面与市场机制(风险机制)相对接,另一方面与企业内部组织及运行机制相对接。企业在预算管理中编制预算时,对未来环境的分析往往是假设状态的,因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始料未及的问题,企业管理者就需要把握好市场瞬息变化的特点,加强短期决策,以变应变,以动制动。在预算管理过程中,成本决策处于重要的地位,它一般偏重于经营战术研究,具有快速、灵活的特征。本文拟就此作一概括的介绍。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还有更多介绍。 谈企业预算过程中的成本决策 一、成本决策的作用和决策原则 成本决策对于企业增强其在市场的竞争优势,实现预算目标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降低市场风险。预算管理的战略决策不可能详尽周密地把握未来环境的变动趋势,只有通过具体决策,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如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原材料和产品供需数量的变化、价格的高低、贷款利率和外汇汇率的升降,时刻处于波动状态,给企业经营带来多重风险。成本决策的作用就在于趋利避害,化险为夷。 2、有利于控制生产成本,优化成本结构。在企业预算执行过程中,对目标成本的设定、分解及达成都需要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企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在满足产品质量和生产数量的前提下,使产品成本的料、工、费

成本决策论文篇2

1旅游决策的过程理论

1.1基于认识论角度的旅游决策过程

旅游决策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地发生的、复杂的并涉及许多潜在决定(如从之前的决定“去哪儿”,到之后的“抵达后我们要做什么”等)的过程。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动态的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决策者运用试探法来分析选择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相互作用[4]。基于认识论的角度,很自然地把决策作为一个叙述性的一连串事件的有序发生并最终形成“过程理论”(ProcessTheory)[5]。过程理论提供了大量对复杂事件的解释,并且考虑到了动态过程的时序要素。然而,它们不应该被看做仅仅是现有理解旅游选择方法的替代品,相反,我们认为它们是有必然联系的,因为它们对相互关系、内在作用和特殊成因等方面提供了更深的解释[6-7]。

1.2基于本体论角度的旅游决策过程

本体论范畴的理解对于比较旅游决策的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多数研究人员认为旅游决策是一个过程,而一个过程至少应该以两种不同方式来理解:第一,它可以被看成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中的真实物体、实体和事物之间的合理有序的相互作用,通常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来完成;第二,决策过程可以被理解为其本身就是真实存在,反过来被旅游研究者提出或社会化地上升为一种真实物体、实体和事物。受旅游决策模型影响的消费者行为反射出物体和过程本体的区别和不同。因此,旅游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个产品(物体)或是一项服务(过程),因为每一种旅游体验都是产品和服务的集合。同时,大量的个性化定制已经在旅游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提供过程中很好地建立起来了[8],消费者参与信息搜集,选择性地购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9-10]。旅游决策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地发生的、复杂的并涉及许多潜在决定(如从之前的决定“去哪儿”到之后的“抵达后我们要做什么”等)的过程。

2旅游决策过程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利用梵德文(VanDeVen)和普勒(Poole)于2005年提出的类型学方法来研究旅游决策过程[11]。类型学的4种研究方法分别是:其一,自变量因果分析的旅游决策方差研究,解释旅游决策者的选择(因变量);其二,旅游决策的简单过程研究,叙述旅游者选择的事件、阶段或决策周期的顺序;其三,旅游决策的复杂过程研究,叙述个体或群体选择过程中的紧急或意外行动或活动;其四,动态建模的旅游决策方差研究,以旅行人为基础的模型或复杂适应系统。方法一和方法四提出了决策的确定性解释,方法二和方法三作为简单和复杂过程研究[12],对于事件的因果关系做出了充分解释。笔者用“旅游决策”“假期决策”这样的关键词在以下书目数据库(ABI/Inform全文数据库,BlackwellSynergy布莱克威尔协同全文数据库,ElsevierScienceDirect科学指引数据库,SageOnlineandSpringerLink施普林格全文数据库)中搜索,搜索限定在近10年的范围内,寻找大量的翔实的相关研究,发现了32个实证研究和16个概念综述,这些研究影响了旅游决策理论的发展。本文除了分析他们的观点和贡献,并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类。在16个概念综述中,有10个或含蓄地、或明确地运用了过程本体论方法,另外6个则运用认识本体论方法。10个过程本体论文献的共同点是从旅游的时间和空间要素出发,其中9个把旅游决策看做是突变的或复杂的概念的时候采用了旅游决策复杂过程研究方法,6个认识本体论文献,其中一个偏向于传统的有限理性理论[13],它致力于把电子信息的口碑宣传作为潜在旅游者的一种信息来源,另外5个则基于偶然事件和自适应范式,它们的重点是认知行为特质和自然动态决策[14-18]。32个实证主义研究,其中19个运用了方法一,定量统计分析和少量的定性资料是主要分析方法,他们在文献研究的多样性方面是令人瞩目的。6个研究采用了方法二,每一个都运用了叙事分析的变体来看待旅游选择认知。这些研究中的每一个都说明了旅游决策时间序列的重要作用。然而,他们关注的不是行动而是在各个转折点的状态,理解过程的丰富性还没有被提到。5个研究采用了方法三,进行了旅游决策的种族学研究。他们强调旅游选择的个体性和不合理性,重视适应性、机会主义和情绪情感,以及当时情境的重要性。每一个理论都丰富了过程研究的图景,不仅涵盖了决策的关键要素,而且通过决策个体启发式的探索使这些要素得以出现。遗憾的是没有文献使用方法四,而动态建模在决策的其他科学领域已经广泛地建立起来了[19-20]。

3结语

成本决策论文篇3

男,1966年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广东省“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1989、1992年先后在湖南师范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战略和亚太地区安全。近年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美国研究》、《欧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22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等转载或收录。出版专著1部:《遏制的困境――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1961-1968)》(2002年,中山大学出版社),与人合译《大国政治的悲剧》、《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和《布什的战争》等著作。另外,在各类报刊发表时评文章多篇。

摘 要 公众成本理论源于国际关系的国内政治理论,它有三个基本观点:其一,公众舆论为决策者制造政治赌注,既可推动决策者的对外决策,又可使决策者付出重大国内政治代价;其二,公众关注外交政策的程度制约决策者对公众成本代价的评估;其三,决策者在利用公众成本时存在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困境。本文以布什父子执政期间所处理的几次外交危机作为个案,来诠释公众成本理论的逻辑机理,并指出研究该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公众成本理论 对外政策决策 布什政府 外交危机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6-0001-06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外交学的研究出现了某些新的进展,其学科地位也开始得到重新认识,逐渐从一门“潜学科”向正统学科的方向发展,有学者甚至尝试结合国内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建立一种外交学理论。[1] 也有学者对国内政治理论中的一些子领域进行系统研究,例如,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系统关联,并提出一种名为“公众成本”的理论(theory of audience cost)。本文试图结合美国外交危机决策中的典型案例系统剖析该理论的运作机理,并指出加强这一理论研究对我国外交决策的价值。

公众成本理论的缘起及主要观点

公众成本理论是伴随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内政治理论成长起来的,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国内变量如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民族特性、党派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对国家外部行为的影响。[2] 一些学者特别注意到这些国内变量与外交决策的关系,并把国家政权的类型、官僚机构的互动、选举制度和公众舆论、决策者的个性等看作对决策者的重大制约因素。公众成本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费伦(Fearon)、鲍姆(Baum)、梅斯奎塔(Mesquita)、西弗尔森(Siverson)等。[3] 根据费伦的定义,公众成本是指,在外交危机中,决策者(西方国家一般指总统)向国外行为体“公开”发出威胁后退却下来所遭受的国内政治惩罚(比如输掉下次总统选举等)。它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决策者“公开”发出关于一国的威胁言论后要冒国内舆论风险;二是发出公开威胁后从危机(包括战争)中途退却下来可能会遭受国内民众的惩罚。[4] 该理论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其一,公众舆论既为决策者提供机会,也制造风险。在选举制国家中,公众的选票常常制约着决策者的决策过程,因此,决策者非常在意公众的反应。公众舆论对决策者而言既有助益亦有妨碍。一方面决策者常常借助民意推动危机中的外交决策。另一方面公众舆论一旦运用不当可能招致不利的政治后果。因此,决策者往往会对公众舆论倾向进行评估。公众舆论分短期与长期两类,决策者更关注公众长远的想法。短期舆论常常不稳定,尤其在危机的早期,公众对决策者对外政策的支持是无常的,其政治意义也是有限的。[5] 而长期舆论则较为稳定,并因此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因为随着外交危机时间的延长,公众会了解得更多,支持和反对态度会慢慢稳定下来。[6] 但这并不意味着短期舆论对决策者不甚重要,因为如果对危机处理的结果不佳,那么最初公众的强烈支持也往往很快会转变成对决策者表现的反对态度。[7]

其二,决策者获取收益或遭遇国内政治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公众关注危机事件的程度。公众愈是关注,决策者的政治对手就愈容易利用一切对外政策方面的瑕疵,为下次竞选击败他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公众舆论为政治对手提供了指责决策者的背景和参照物。[8] 而公众的漠不关心,则可能为决策者带来帮助,他可能面对较少的内部制约因素,在改变政策时不用担心公众的反应,即使决策失败,也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9]

其三,决策者面临“公众成本困境”。公众舆论是游离在政府决策之外的因素,决策者在考虑是否发出公开威胁时面临两难选择:如果向公众公开关于外交对手的威胁,且成功吓阻对手,那么他可能提升不战而胜的机会,从而提高自己在公众中的信任度。然而,提高信任度常常要付出代价,那就是如果敌对国家并不买账,那么决策者在政治上就被捆住了手脚。而且决策者通过公众舆论提高自己在国内的政治赌注越是成功,面对危机升级为武力冲突的压力往往越大,而一旦使用武力失败,他将在国内遭受更大挫折。[10] 造成这种对外政策决策中潜在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性有三个原因:一是决策者从危机中退缩下来或输掉与对手的战斗所带来的潜在政治代价,往往超过对外政策成功所带来的潜在收益。[11] 这主要源于公众对政府政治的普遍怀疑态度、媒体对决策者的大量消极报道等因素。[12] 二是相比国内政策而言,公众对外交政策的了解较少,在缺少具体信息时,他们更可能认为决策者在外交方面是称职的,更信赖决策者在外交决策上的能力。因此,在对外政策获得成功时,许多公众不可能改变已经积极的正面评价。但对外政策一旦失败,很可能诱导更多公众往消极面改变观点,民意的下滑空间将大于上升空间。[13] 三是公众反应的不可预知性。决策者至多能掌控部分民意走向,无法准确评估来自公众舆论的政治风险或收获。[14] 公众成本的困境常常对决策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公众成本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以布什父子处理外交危机为例

对公众成本的顾虑促使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必须权衡利弊得失。对外决策中考验决策者的最大难题莫过于以动员军事手段解决外交危机。采取军事手段要冒极大的风险,对于强大的美国而言,其最坏结果绝不是担心被对手打败,而是可能在国内政治中遭遇滑铁卢――被选民抛弃。根据梅奎斯塔和西尔弗森的调查,如果领导者感到丢掉职位的可能性越高,那么他挑起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相反,当去职的可能性较低时,他往往会发动武力冲突,因为他拥有足够的选民支持,能承受战争失败的代价。[15] 这种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情况给了决策者博弈的机会,搏弈的结果取决于对公众成本的评估,如果决策者在处理危机时对公众反应的盘算出了问题,势必导致不利后果。在美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军事危机中,公众投入的关注度各不一样,决策者因错误估算而付出不同的代价。比如,1994年美国对海地内战的干涉及1995年对波斯尼亚内乱的置之不理,只吸引了少量而短暂的公众关注,而1991、2003年的两次伊拉克战争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16] 这些危机发生时,当事总统做出决策的最初出发点都是想从公众身上赢得国内政治加分,但面对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下面采用在布什父子一前一后的任期内美国发生的最具代表性的外交危机事例,来分析公众成本的困境如何制约美国总统的对外决策。

老布什处理过两次外交危机事件,经营了两次公众成本,但享有的公众待遇迥然不同。老布什上任之初,其公众支持率并不高,因此,他开始策划通过系列事件争取公众成本的正效应。[17] 他首先遇到的是巴拿马事件。1989年12月15日,诺列加出任巴政府首脑,宣布巴拿马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针对这一危机情况,布什政府有两种选择,要么采取秘密外交途径安静地化解巴拿马政府的过激行为,要么向公众公开发出关于巴拿马的威胁。布什政府认为这是表现本届政府能力的一次尝试,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18] 12月17日,布什很快签署最后命令,决定从美国本土派遣一万名士兵,会同运河区美军,向巴拿马各主要城市和军事要地发动突然进攻,占领巴全境,诺列加政权。老布什这种行为明显背离了国际法准则,根据美国的过往经验,国内公众一般会对总统这一决策作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但出乎意料的是,老布什的这一行动不但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反而提升了他的公众支持率。这一结果表明,老布什对公众成本的搏弈是成功的。

然而,公众的关注是不稳定的,具有不可预知性。老布什通过外交危机的处理所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其执政的后期,其支持率又开始下滑。此时,他试图效仿前一次做法来回收公众成本。[19] 1991年,海湾危机爆发,为了争取公众的关注,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的想法,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根据鲍勃•伍德沃德在《阴影》一书中的披露,战争开始前布什根本就不想通过谈判让伊拉克主动从科威特撤军,他处心积虑地要找到打击伊拉克军队的借口,他要发动一场战争。而且在最初的策划过程中曾试图避免让公众介入。但最后还是决定公开发出关于伊拉克威胁的言论,试图激起公众对萨达姆的愤怒,以获取公众支持。[20] 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这一公开威胁发出后确实引起了公众强烈的正面反应。调查信息刺激了老布什的决心,使他在危机的初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没有退缩下来,随后采取的果断军事行动赢得了公众的信任。1991年1月17日,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发动“沙漠风暴”行动后,他的民意支持率一度高达80%以上。[21] 但其“见好就收”的做法却惹来了麻烦,受到舆论的严厉批评,被指责没有抓住战机,挺进巴格达,一举萨达姆政权。[22] 尽管布什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说联合国的决议和美国的战争目标都是集中于将萨达姆驱逐出科威特这一使命,这一任务他们已经完成了,但终因当时国内的经济颓势这一导火线,使公众的记忆顿时集中到了此次战争的结果,致使他在1992年竞选连任中,败给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23]

老布什任内的两次危机处理出现迥然不同的结果,说明了决策者博弈公众成本的三个不确定性:第一,在公众看来,巴拿马事件不是美国切身的国家利益,因此没有投入过多关注,对总统处理外交事件的能力表示认同;第二,公众对于对外政策问题的认识不如国内问题稳定,当外交事务逐渐变得清晰后,公众会更多关注事情的结果。在当时的公众看来,老布什发动沙漠风暴行动表明总统是称职的,但战争的结局是让萨达姆逍遥法外,这无疑是一种失败,加上国内经济问题的罪名,让“国内外事务皆为外行”的总统形象开始占据公众的印象;第三,公众反应的不可预知性。显然,老布什从巴拿马危机中所获得的政治加分不能作为他发动海湾战争的参照物。巴拿马事件发生在老布什上任不久,公众的关注意识较为遥远,而海湾战争发生时,正临近新一轮总统大选,其后果自然不同。

小布什的执政过程更是一个拿公众成本进行外交搏弈的典型例子。小布什是在一片争议声中就任总统的,他上任之初一直被许多美国公众认为是“问题总统”,其民意支持率不足50%。[24] 小布什政府一直尝试各种方式来改变这种形象。此时,“9•11”事件给小布什带来了机会,他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展露个性,在佛罗里达发表的讲话中表情沉重,用坚定的眼光鼓励美国人民,并随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人突然觉得这个当初以“有争议的微弱多数”赢得总统宝座的“坏小子”在执政了几个月之后,变成了一个新的布什,一个坚定、强硬、有人情味的布什展现在美国人民面前。这一切使人们对其胜任总统的能力以及当选合法性的怀疑荡然无存,他的支持率在几天内直线上升,民意调查显示的支持率也破天荒地攀升到91%,甚至超过了海湾战争期间他父亲的支持率。此时的小布什也开始考虑为未来竞选连任积累国内资本。[25] 由此可见,小布什通过公开恐怖主义威胁和随后的一次战争赢得了民意,达到了利用公众舆论扭转个人形象的目的。

从阿富汗战争中收获的国内公众成本,显然激起了小布什政府实施另一宏大计划的意图。正如公众成本理论的逻辑所预示的那样,2003年3月中旬,自从布什发表勒令萨达姆流亡的电视讲话后,他的支持率从一周前的59%一下子上升到71%,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调查发现77%的人赞同布什的电视讲话,对他工作的支持率也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64%,对他处理危机做法的支持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63%。[26] 2003年4月美军攻占巴格达后,布什的支持率曾高达79%。但是这一支持率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伤亡人数的不断上升,其支持率一跌再跌,到伊拉克战争四周年之际,已有五分之三的美国公众认为战争是一种错误,似乎布什正为共和党的下次大选付出沉重的公众成本代价。自从小布什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就一直在与外交危机打交道,其跌宕起伏的公众支持率再次证明了一点:“永远别低估公众忽视、默许和忘记的能力。”[27] 不管总统的言辞策略是什么,一旦他采取公开方式处理危机事件,就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因为公众成本对决策者来说其盈亏的几率是相当的。[28]

以上几个事例所表明的公众成本困境,向决策者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在面对外交难题时采取公开方式招引国内公众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因为决策者发出威胁后一旦遭受外交挫折,选民确实有惩罚决策者的动机。[29] 因此,对国内公众成本的利用存在着内在的政治风险,除非决策者对成功处理外交危机非常有把握或者重要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他一般会减少对外政策失败的潜在政治成本。[30] 换句话说,铤而走险是一种高风险的战略,只有在低风险的危机中,他才可能会争取公众的审视来为自己加分。

研究公众成本理论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启示

公众成本理论研究尽管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但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制约关系早已为西方学者所关注。西方很多国家政府组成过程大都带有浓厚的选举色彩,公众舆论一直是其政府决策中的重要参变量。尽管存在风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在决策中常常会思考如何运用公众舆论推动其决策的问题。就该理论的逻辑机理而言,对中国的外交决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公民参与内政和外交的意识日渐增强,公众舆论的地位迅速上升,大众民族主义开始显现。这些舆论和公众情绪作为社会资源给中国决策者提供了机会,作为社会支持给中国决策者提供了行动的意愿。致力于树立亲民形象的中国政府,势必要顾及舆论所反映的民意,因此,公众舆论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对外政策。[31] 但是,由于公众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在研究公众成本理论和利用公众成本时,必须关注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具体情况,根据国情来经营公众舆论。

首先,公众舆论和适度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有用资源。适度的公众情绪和民族主义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达形式,而且可为中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照物,观察公众的呼声和典型的舆论走势,可以为中国外交政策的筹划提供重要指针。

其次,中国的决策机制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具有“精英轮换”制的特点,决策者常常出于本人政治前途考虑而始终持有一种经营公众成本的强烈意识,因此,公众舆论对这些国家的决策者的决策过程有着极大推动和制约作用。决策者为了实现执政寻求(office-seeking)的成功也会对公众舆论放手一搏。而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是集体决策制,决策成果体现一种集体思维的力量,不存在个人政治目的,因此,在利用公众成本时一般更为谨慎。

再次,中国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关注和参与意识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公民参与内政外交的意识已经非常成熟,公众对外交事务的介入意识也较为理性,因此,当国家出现外交危机时,一般都能保持一种成熟的心态和合理的表达方式。相比而言,中国公众参与内政外交的意识形成较晚,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带有“相互跟随效应”,一旦遇上外交危机,公众情绪难免带有某种过度的民族主义意识。例如,近年来中国民众对于日本右翼势力制造的一系列外交事端所表现出的激烈举动就值得认真研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社会和谐是压倒一切的要务,如何恰当地引导公众舆论为国家外交事业服务,同时疏导过激的公众情绪,是中国外交事业中的辩证法。

注释:

[1] 例如,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一是对现实主义的实力原则提出挑战,认为实力因素在短期内不能决定一国的外交决策走向;二是提出了两个介入性变量:决策者对实力的知觉(perception),以及国家机器的力量。参见William Curti Wohj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l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关于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参见Jacks Levy, “Domestic Politics and War”, in Rotbery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参见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1994;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 5, October 2004;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Randolph M. Siverson, “War and the Survival of Political Lea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Typ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4] 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1994, p.578.

[5] James N. Resenau,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p.109.

[6] John Zaller, “Elite Leadership of Mass Opinion”, in Lance W. Bennett and David L. Paletz, Taken by Storm: The Media,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Gulf W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259.

[7] Meernik, J. and P. Waterman, “The myth of the Diversionary Use of Force by American Presiden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49, 1996, p.577.

[8] Shanto Iyengar, “Shortcut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The Role of Selective Attention and Accessibility”, in John A. Ferejohn and James H. Kuklinski, In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0, p.161.

[9] 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p.580.

[10]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 5, October 2004, pp.608-609.

[11] Todd S. Purdum, “War Means High Risk for Bush”,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03, p.1.

[12] Gary King etc, “Making the Most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Improving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3, 2000, p.343; Tim Groeling and Samuel kernel, “Is Network News Coverage of the President Biased?”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0, 1998, p.1066; Philip J. Powlick and Katz Andrew Z., “Defining th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foreign Policy Nexu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2, 1998, p.31.

[13] Charles W. Jr. Kegley and Eugene R. Wittkop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5th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98.

[14]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p.610.

[15]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Randolph M. Siverson, “War and the Survival of Political Lead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Types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Vol.89, No.4, p.842.

[16]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 Times Mirror News Interest Index, January 3-6, 1993.

[17] Matthew A. Baum,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Operation Restore Hop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 Vol.34, p.190.

[18] Matthew A. Baum,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Operation Restore Hope”, p.195.

[19] George Edwards C., and Wood B.Dan, “Who Influence Whom? The President and the Public Agend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9, Vol. 93, p.330.

[20]“老布什蓄意发动海湾战争”,引自news.省略/51/28/news144552851.shtml

[21] 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 Times Mirror News Interest Index, January 3-6, 1993.

[22] John Zaller, “Elite Leadership of Mass Opinion”, p.266.

[23] Milton Lodge, Steenbergen Marco R. and Brau Shawn, “The Responsive Voter: Campaign Information and the Dynamics of Candidate Evalu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9, p.315.

[24] Giacomo Chiozza, H. E. Goemans, “Peace through Insecurity: Tenur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Aug2003, Vol.47, No.4, p.453.

[25] Matthew A. Baum, “How Public Opinion Constrains the Use of Force: The Cases of Operation Restore Hope”, p.198.

[26] “Poll: U.S. Backs Bush On War”, CBS News, March 21, 2003.

[27]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p.611.

[28] Richard Neustadt, Presidential Power, New York: John Wiley, 1980, p.72.

[29] Matthew A. Baum, “Going Private”, p.608.

[30] Alastair Smith, “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 Vol.92, p.625.

[31] 张世明:“改革时代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若干国内因素”,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31页。

(作者简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教授,现为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广州,510420)

成本决策论文篇4

职业价值观

社会生态模型

     [论文摘要】本文从(1)强调结果的个人一环境匹配理论;(2)关注决策过程的职业决策研究;(3)关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未决)的诊断工具研究;(4)关注决策因素的职业价值观研究共四个

方面,重新梳理了职业决策理论的脉络,分析了西方职业决策理论本身的理论和应用问题,并结合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需求的特点,初步展望了大学生决策研究中关注社会生态因子的趋势。

    国外关于职业决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parsons (1908)的开创性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经形成了许多较为成熟的理论。但令人困扰的是这一领域至今都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范式。同时,已有的研究对于解释中国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行为和过程既缺乏有效的解释力,也难以指导职业辅导的实践。为便于理解,本文将已有的理论归结为以下4类:(1)强调结果的个人-职业匹配理论;(2)关注决策过程的职业决策研究;(3)关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未决)的诊断工具研究;(4)关注决策因素的职业价值观研究。基于对已有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分析,作者尝试指出在中国文化下应用西方理论的前提条件和描述解释中国大学生择业行为的局限和困境,并初步提出和阐释了提升职业理论生态文化效度的新思路和未来的理论发展趋势一大学生择业的生态模型理论。

     一、强调结果的个人一职业匹配理论

    西方职业决策理论主要围绕个人的视角展开,关注个人利益最大、效价最高、最适合和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从心理学角度的理论主要是强调个人心理属性与职业要求匹配的特质论,如parsons (1908),williamson(1939),holland(1976,1980)等人的理论!,~;从社会学角度的理论如gottfredson对择业过程中社会声望和性别角色的作用,提出的范围限制一妥协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则注重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探讨择业过程中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对择业的影响。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个人与职业特点之间的匹配这一角度出发的简单职业决策模型。其特征如图1所示:

    强调个人一职业匹配的单维度职业决策理论主要包括parsons的职业决策匹配模型、holland的个人一职业相互作用模}u、工作调适理论((theory ofwork  adjustment)、界限妥协理论(theory  of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工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刀等。

    个人一职业匹配理论假设匹配的职业决策就是好的或有效的职业决策。但这一假设并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匹配性并不是优化的职业生涯决策结果的良好预测指标(furnham, 2001; spokane et al., 2001;tinsley, 2000 )o tinsley  (2000)指出,holland六边形的一致性系数和职业满意没有显著相关。holland职业兴趣的结构,以及是否和如何考虑用这一结构来解释个体的职业兴趣和进行一致性评估等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3j个人一职业匹配理论作为一种机械静态的人格观,严重忽视了人的可塑性和职业选择的变通性。

     二、注重过程的职业决策研究

    在20世纪中期,职业发展理论和研究的趋势之一就是对于帮助控制职业行为的认知变量和过程的关注越来越多(lent, r. w., brown, s. d.& hackett, g .2001) o [’}gati等(2001)指出职业生涯决策有如下特点:(1)存在必须做出决策的个体和有一个决策要做;(2)有几个备选项,决策者有某些方面和标准,可以用它们对比和评估各个选项来确定最适合的选项;(3)要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由于许多决策中包含着不确定性和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是未知的,因此职业决策是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

    关注过程的职业决策模型的演化趋势和过程是,由早期的受标准化决策理论影响较大的理性决策模型,逐渐发展到强调有限理性思想的理论模型演变,后期的模型逐渐克服了标准化决策模型的理想化和过分理性的特征。标准化决策理论(normative decisionmakin目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经典决策理论。该理论相信决策者能够加工所有相关信息,遵循着效用最大化原则(v neumann&morgenstern, 1947; e. edwards,1954)做出完全理性的选择。并且选项的优势和劣势之间能够互相补偿,某个选项的期望效用是各种效用被各自的概率赋予权重后的效用之和。标准化理论认为,个体的偏好在决策过程中可以传递(transitivity)和保持不变(consistency)。早期关注过程的职业决策理论都是基于标准化决策理论的思想提出来的。

   如果说匹配理论关注的是什么是理想的职业选择,那么过程理论则关注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的状态。所有过程理论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围绕个体的认知决策的微观机制展开。各种理论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但理论的多样化和概念的不统一本身表明职业决策过程比预想的要复杂。各种过程理论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决策过程极端地依赖决策者对价值的评估、概率的判断等等,而一个人如果能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么决策就变得简单了,简单到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过程。

    三、关注职业决策困难(职业未决)的研究

    职业决策的研究另外一个思路和主题是职业决策困难及其影响因素。职业决策困难,是指个体在特定的时间里,无能力作出一个特定的决策。

krumboltz认为其实质是对决策不满意,或是由于与职业相关的学习经验不够,或是由于个体还没有学会或运用一套作职业决策的系统方法所导致的一种决策状态。决策困难是没有学会某种学习经验的自然结果。crites认为是个体无能力挑选或是承诺于一个特殊的,即将准备或进人特定职业的行动过程。哪公诩龙立荣等认为职业决策困难是个人在职业选择(进人阶段或职业改变)过程中,面临最后决策时,不知道要从事什么职业或从几个职业中挑选一个时发生的困难。

    这一研究取向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职业决策困难的检测工具和量表开发使用,以及围绕这些量表结构和应用的研究:careerdecision scale, (cds) (osipow, 1987),  career factorsinventory,   (cfi),   career   decision   difficultiesquestionnaire (cddq)o }}~作为经验和实践导向的研究,其主要研究目的是服务于职业辅导的实践,即分拣和筛选出决策困难者,因此有关决策困难的研究在西方理论界也未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其理论逻辑也并不清楚。虽然国内已经有大量关于上述三个工具验证和使用的文献,但这些工具基本构念的文化适应性依然缺少有力的验证。

    四、国内有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研究

    如果说早期的匹配理论是要回答“什么是一个好的职业决策?”关注认知过程的决策理论关注“如何做一个好的决策”的话,那么价值观的研究就是要关注“决策的依据和目标是什么?”

    国内近年来关于大学生职业领域的研究相当丰富,如方俐洛、凌文栓等(1996)对中国职业兴趣量表的修订和建构;田宝珍(1997)对大学生择业价值取向的分析;于海波、张进辅(2003)对大学生需要特点的调查;梁龙娟、余贤君对大学生择业标准的研究等等。比较不难发现,国外关于职业决策的研究有着理论和应用两条比较清晰的线索,研究的主题也相对集中和相互关联。而国内的研究多为以国外相关理论为基础的探索,并且国内的多数研究围绕大学生职业价值观、职业兴趣领域的研究展开。

    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是复制性的研究或对国外理论的验证性研究。并且对于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构成成分和结构业没有一个一致的表述。金盛华( 2005)认为我国心理学领域对职业价值观研究尚无稳定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研究结果各不相同,很难互相验证。poi如凌文轮的问卷项目主要来源于文献中筛选的职业价值观条目,宁维卫的工具来源于翻译和修订的国外问卷。因此依然有必要进一步地研究。

     五、大学生择业生态模型构想—职业决策研究的新思路

    从上述对西方及国内有关职业决策研究的文献梳理,不难发现,各种理论的关注视角差异很大,在同一视角下的研究也缺乏统一的表述和一致的结论。随着工作世界的持续变化,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完整地描述和有效地解释真实的职业决策过程和行为,因此也难以在职业辅导实践中应用。同时,由于中西方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差异较大,来自西方的理论也难以有效地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择业行为。因此,龙立荣等国内学者基于西方理论本身的问题及其在中国应用的生态文化效度的考虑,开始探索新的关注生态效度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人的职业决策行为。

   龙立荣(2006)指出在市场经济体系比较完善的制度环境下,个人的职业自我属性是择业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个人能够胜任职位的工作(知识经验和能力),与自己的价值观念(包括兴趣)和社会规范(包括社会声望、性别)相符,该职业的就业前景广泛就是合理的。至于这些符合要求的职位或职业在哪种类型的组织、在一个国家的哪个地区,似乎并不重要。因此西方描述和解释择业决策主要考虑(图1所示)的模式,即职业自我与职业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西方人也开始关注组织的差异,但这种考虑的顺序仍然以职业为核心组织的作用是次要的。

    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价值追求特点的分析,龙立荣提出了的大学生择业的社会生态模型的初步构想:(1)西方的择业理论过于注重择业者的职业自我属性,相对忽视职业所在的组织和地区社会生态环境的作用价值,与中国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差距太大,难以预测和解释大学生的择业行为;(2)择业决策的影响因素除了个人的职业自我属性外,外部提供的职业机会、外部就业机会的社会生态价值也是人们非常注重的优化匹配因素;( 3)在整个择业匹配过程中,个人职业自我与组织环境和地区环境匹配度的预测力,大于与职业本身匹配的预测力;(4)人们看重组织环境是出于薪酬待遇和个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双重考虑;人们看重地区环境是突出地区经济、文化的长久回报价值。简言之,地域、行业、组织等生态因子对个体现实职业决策的预测优于和大于个体职业自我属性(如能力、兴趣)的预测力。

    生态模型理论强调地域、组织等生态因子的突出作用,在决策过程中这些因子是更显著、更容易觉察以及具有比能力、兴趣等个人因子具有更大预测力的因子。同时,一个人的职业心理属性具有一定的弹性,而且同一种职业个性适合的职业往往不是惟一的。只要这些职业需要的个人心理属性相差不大,个人胜任就不会有困难。人们适合从事的职业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点的概念(如图2所示)。在市场体系的不成熟、地区、行业和组织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条件下,相同的付出在不同的组织,地区回报差异十分显著。因此导致人们为了找到理想的组织和预计长期回报较高地区不惜牺牲自己的特长和积累。

    最后,龙立荣指出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地区间发展相对平衡的情况下,人们进行职业生涯选择时关注职业自我的可能性才会增加,西方职业生涯决策的模型才会适用。至于在上述条件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中国人相对于西方人是否更加突出社会自我在择业中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成本决策论文篇5

关键字:外交决策理论,判断问题性质,政治心理学,现实主义外交决策理论,决策机制研究

外交决策研究无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对外政策研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外交决策研究与具体的外交实践之间关系紧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对国际关系史上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与解释,还会对处理实际中的对外关系事务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交决策研究的发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一定关联性,又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相联系,且现代国家的对外关系事务也正呈现出多领域交叉的特点,因此外交决策研究本身也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性质。

外交决策说到底,正是面对外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的决策。决策的本质是一种选择,如果没有遇到问题,何言选择。外交决策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实用主义倾向较浓厚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研究。外交实践本身,也是面对问题的实践,不管是要解决客观事态中存在的问题,还是解决主观认知中存在的问题,判断问题的性质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在美国学者斯奈德曾经提出的外交决策的10个特点中,“判断问题性质所需时间较长”也位列其中。可见,“判断问题的性质”在外交决策的研究中是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由于不同外交决策理论的关注点不同,它们对“决策”的定义,也有很大不同,但都认为“决策”是一个“过程”,无论是目标明确的理性选择过程,还是一个政治性的社会组织过程,或是心理认知过程。而“过程”这个概念,有两个内涵,其一是时间上的延续性,其二是事态上的变化性。我在这里想谈的“判断问题性质”,也由于不同决策理论的不同,从而在不同理论中会有不同的意义。但就像“决策”是一个“过程”一样,“判断问题性质”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简单的理解为:“决策主体在一段时间内形成对这样一个命题的认同的过程,该命题的内容为决策主体对所面对的某种事态的特性的认识。”当然,决策过程的最终产品一定会是唯一的具体的体现于正式文本中的关于行动方案、行动目标的叙述。这个叙述有可能不够清晰,有可能不够具体,但这个叙述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内的一个决策过程的最终产品,而这个决策也一定是诸多被想到的或未被想到的方案和目标的其中一个,一定是某种选择的结果或某种选择的过程。

我对“判断问题性质”的定义中,“判断”的客体为“某种事态的特性”,即这种事态之所以不同于另一种事态的原因。而这种判断的结果,即被形成的认同将要作为一个限制性的变量进入外交决策过程的另一部分—对选择行动方案的思考中。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有时候,决策主体即使对“某种事态的特性”有清晰的认识,也不会采取针对这种事态的行动方案乃至预案,这并不是因为“认同”的改变,而是因为一些限制因素的出现,如外交目标与其他目标的冲突或“决策主体与决策执行者的认知不同”作为一个限制变量也介入到决策主体对“选择行动方案”的思考过程中。因此,“知行合一”并不必然出现在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导致“判断问题性质”的结果不必然决定外交决策。但缺失“判断问题性质”的决策过程是难以想象的。如果将决策理解为一种“选择”,无法“判断问题的性质”则无法使用“选择的标准”进行方案与目标的选择。如果将决策理解为一个“过程”,没有“判断问题的性质”的过程则无法界定决策“过程”的起点,从而既无法对这一“决策”进行有效分析,另一方也无法针对这种无“判断问题性质”过程的“决策”过程进行“决策”。

一、不同外交决策分析理论的核心观点概括

有关外交决策分析的理论研究,自斯奈德1954年发表《决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方法》以来,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三个流派:在冷战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者、关注于官僚机构与组织过程的决策机制研究者、以及关注于决策者心理过程的政治心理学者。不同的学派虽然都承认外交决策是做出选择的过程,但关注的重点却不同。

现实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外交决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是理体,“在谋求权力与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因此现实主义者对外交决策的理解是:外交决策的手段和目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一旦确定,外交决策就是对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目标和手段的准确计算。整个决策过程可以用理性选择模型来分析。

理性选择模型发源于经济学,发扬光大于博弈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有重大的影响。外交决策分析中,常被应用的博弈论方法,对决策主体的理性假设的主要内容是:决策主体知道他的选择内容,对未知的事物形成预期,具有明确的偏好,并在经过一些最优化过程后审慎的选择自己的行动。在这种方法的应用过程中,有关决策主体的假设也有一些重要的修正,如强调决策主体追求的并不是最优,而是较优,如维持最稳定的状态比最大化收益更容易被政治行为中的决策者选择;强调政治中的收益的特殊性等。但在现实主义者的外交决策理论中,理性选择假设的明显偏好是关注于国家安全利益,预期也多倾向于高估对方的攻击性或扩张性。

与之相反,决策机制研究者反对将国家认为是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决策机制(决策背后的政治制度、体制、机构乃至规章制度)约束了决策者的理性选择。正如贝科威茨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中所言:“对外决策的根源必须从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国内需要与要求中寻找。对外政策制订过程也只能在公共政策制订的总的框框里去理解。对外政策过程尤其需要理解个人与制度间的关系,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对这种关系的影响,以及造成政策的连续性与改变的诸因素。”决策机制研究者内部又可分为组织过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这两种不同的对决策机制的理解。而有关这两种模式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前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基于组织内标准作业程序的一种机械或半机械过程的产物,是各种组织间竞争和妥协的结果,是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政治目标的平衡结果。国家决策者常为官僚机器所左右,而且政府没有相应的组织应对突发和新问题,决策部门缺乏多种选择,面临政府部门利益的激烈争斗,难以解决政策的执行问题等。后一种模式认为政策是国家政府成员间讨价还价的产物,根据这一模式,关键者是总统、总理、高级行政和立法部门领导,当然,政府外成员(如利益集团)有时也起重要作用。该模式强调三点,其一是谁参与决策。其二是决策参与者同面临的问题之间的利害关系。其三是决策成员间如何调整相互关系。政府政治模式认为,决策参与者并不真正关心制定和执行最佳政策,而是其最佳政治利益和影响,因而常会导致政策的前后不一、目标不明乃至危险的结果。”

当然,最终做出决策的还是活生生的人。政治心理学者关注的重点也在于此,他们认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他根据观察到的‘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认知方式、性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如杰维斯将认知心理学与国际政治学相结合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杰维斯认为:国家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可能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而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认知相符现象、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则包括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愿望思维。

二、不同决策分析理论对“判断问题性质”问题的不同处理

前文中曾提到,决策必然面对问题。但究竟是谁面对问题,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和在解决问题前的“判断问题性质”是如何进行的,在不同流派中,有着不同的诠释。而这些不同的诠释不仅带有不同流派的理论特色,更带有不同理论的理论弱点。

1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现实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基于以下三个假设:首先,政府是一个统一体,决策者拥有最高的决策权力,完全可以自觉、有意识地行动;其次,决策中的信息传递是完全可靠的;最后,决策者对行动方案进行评估时是客观的。现实主义决策理论的决策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理性的国家机器,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是一个理体,关注安全更甚于其他领域,有明显的高级、低级政治区分,甚至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对安全的需求会压抑对其他目标的关注。因此,现实主义者眼中的事态是国际环境中的国家所拥有的相对权力状况和所处的安全态势。而这种事态为何会有特性,是因为某特殊事件的发生乃至安全危机致使国家的安全状况发生变化。

现实主义决策理论中,“判断问题性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当国家面临安全威胁时,衡量安全威胁的等级。现实主义者的逻辑很连贯,外交决策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中最重要的是安全利益,所以,外交决策与维护国家安全直接挂钩。因此,外交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实质上是衡量某一突发事件对国家安全态势有何影响。在现实主义的决策理论中,形成一个对事态认识的命题与对这个命题的认同是连贯的,因为对事态的认识是基于现实主义安全观、国家利益观;对这个命题的认同也是基于同样的观念,因此可将两个过程简化为“衡量安全威胁的等级。”

从另一个角度看,现实主义者对历史上的外交决策的理解往往强调一种做出此种选择而不做出另一种选择的必然性或者应然性。这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流派的浓厚的历史决定论倾向有关,如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的实力分配情况可基本决定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国家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有相对权力大小的差异,即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国家在某固定情况下应该采取某固定政策,以实现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国家相对权力的扩大化。外交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国家扩大安全利益。

现实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是一个比较矛盾的课题:现实主义者的思维存在一种“泛安全问题化”、“泛国家利益化”乃至“泛生死存亡化”的倾向,即存在不知问题性质的前提下已经将其定性的可能。此外,现实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目的在于最后为形成某一理性决策过程服务(因为现实主义的决策过程可以简单的看作以下的一个理性过程:对安全威胁做出程度分级——不同分级对应不同的行动方案——不同的方案维护在一个安全低限上的不同安全利益),而这种目的会一定程度上扭曲现实主义决策理论所要求决策主体的“理性”假设,整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行为体以理性的目的为目的的行为不够理性”的荒谬。

2决策机制研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与现实主义者不同,在决策机制研究中,判断问题性质的主体是居于决策机制核心的某些部门或某些官僚。部门或官僚对问题的定性必然要涉及自身的利益,也必然以部门或官僚所掌握的信息为基础,它们对于决策评估的态度则与整个外交决策的反馈制度有关。定性很大程度上是区别,是寻找问题的特殊性。因此,决策机制研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部门或官僚的特殊性(官僚的利益、官僚在决策机制中的地位)与问题的特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决定某一特定外交决策过程对问题性质的把握。因此在决策机制研究中,问题本身甚至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以什么身份处理问题和这个问题牵涉到谁的利益。决策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判断”,而是一种“协商”——利益分配过程。既然问题的定性将极大地约束决策内容,而决策内容与部门、官僚自身利益相关,则部门、官僚需要协商出“问题的性质”,以限定“决策的内容”符合部门、官僚的利益需求或至少不对它们的利益构成根本威胁。直接对协商结果构成影响的是部门间、官僚间的关系,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权重”关系,即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整体上看,某决策机制中部门或官僚之间的协商决定问题的定性,外交实践本身没有性质,就算有某种性质,也与“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后的性质关系不大。

以上的分析的基础是部门或者官僚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维持“团结”、“集体一致”。但也存在与这种假设完全相反的情况,尤其是当决策机制自身的存在依赖于意见一致时。这种时候的“判断问题性质”有自身的复杂性,一方面,“判断问题性质”过程的结果依然与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安全利益无关,而与部门或官僚对决策系统的依赖性有关。即在部门或官僚的特殊利益受到有可能使决策系统崩溃的巨大威胁时,参与决策的各部分都愿意尽可能迅速的达成一致意见以合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判断问题性质”的目的扭曲,能否达成“合力”比能否符合“问题”本来面貌,对于解决问题来说更加关键。这时的“判断问题性质”实质上是在寻找各方认识的交集,而不是在前一段中的利益的分配。

总之,在机制研究中,“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指,在多个行为体中同时进行,由于每个行为体的利益特殊性,多个行为体对于某种事态的特性的认识会有明显不同,后一部分是指,通过进一步的利益分配性质的协商或者无利益分配的追求认识的交集,再得出一种新的认识。而最终的认同落脚于第二阶段的结果。从“判断问题性质”角度看,机制中的“判断问题性质”与理性国家行为体中的“判断问题性质”的区别的来源是:决策主体的数量不同、国家安全利益在认识形成中的地位不同。而这两个区别的根源还是出处在对决策主体的假设上:决策主体究竟是关注安全的理性国家还是关注自身利益决策机制中的官僚或部门?

3政治心理学者眼中的“判断问题性质”

政治心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则更有自己的特色一些。政治心理学者突出了决策是由人做出的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决策首先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决策者倾向于从内向外的看问题,决策过程的组成部分——“判断问题性质”是形成一个对所面对的问题的基本看法的过程,是一个心理认知过程。而对这一过程影响最大的是决策者的认知结构,及对其认知结构形成有影响的要素。这些要素则包括信仰、价值观、个性、兴趣等。在这里,性质与其说是被判断出,不如说是被建构出。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决策机制研究者,都牵扯到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决策主体的利益是外界给定的”,“参与决策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利益或保护利益”。但“利益”一方面不是一个定量,外交决策的互动乃至外交决策制定过程本身,都会使“利益”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决策者自身的认知结构、心理特性也参与决定决策者的“利益”所在,从而使“利益”成了一个有无限内涵的符合决策者心理需求的事物的集合,不可清晰描述,不易被其他决策者认知。

实际上,我在文章开头所讲的那个“判断问题性质”的简单理解,所包含的两个过程,形成某种认识和形成某种对认识的认同在这里的区分最为明显。在形成认识和形成认同的过程中,对“外在事态”的认识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形成认识的过程中,“外在事态”制约着认识的内容,认知结构、心理特性只是赋予这种事态以不同的意义,但现实中的决策者在认同某种认识上,认同的客体是对“外在事态”的认识,而不是“外在事态”。而将“外在事态”串在一起,并得出一种特性的逻辑思路在认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重大。因为在决策形成过程中,最终的输出结果如果是唯一的一个决策(至少在文本上是唯一的一个有关行动方案或目标的论述),各个决策者之间的认知发生碰撞,体现为政策辩论,而“外在事态”很难存在争论或者除非存在故意隐瞒重大信息的情况,对“外在事态”的客观描述可以形成一种共识。但之所以最后还会存在争论,是因为不同的人对这种“外在事态”的认识,由于认知结构和心理特征会有很大不同。可是最后还是要尽力达成一个共识,这种情况下,不同人的论证逻辑、论证思路发生直接的碰撞,而争论逻辑与思路之间谁更“符合现实”的过程,也就是争取对自己的逻辑与思路的认同的过程。这些逻辑或者思路的不同,实质上也就是不同的认知结构、心理特征所致。因此,我认为,“判断问题性质”在政治心理学者的决策理论中,体现为:对“外在事态”的认识由于心理特质和认知过程的不同,形成了区别;但由于决策的本质是选择,选择的结果是某个确定的唯一的政策,唯一的政策基于一致的对某一事态的认知及对该认知的认同,因此各个决策者为争取多数决策者对“外在事态”的某个认识的认同,进行政策辩论。这个辩论的本质是不同决策者的认知结构和心理特征争取多数决策者的认同。即“判断问题性质”最后演化为对“认同基于哪个决策主体的认知结构和心理特征的对某种事态的认识”的回答。

政治心理学者的分析是非常细致深入的,尤其是在对某个具体决策的解释上非常有说服力。但政治心理学者的分析也有自己的不足。且这种不足在“判断问题性质”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对认知过程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过多,以至于若将判断问题性质看成是建构对问题性质的认识乃至认同的过程,则认知结构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改变,被哪些因素改变,是一个难以衡量、估计甚至难以察觉的问题。况且如果决策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认知结构,则即使了解每个决策者的对“外在事态”的认识,也无法推测最终体现于文本的决策内容。从而从国家的角度,从普通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决策过程尤其是其中“判断问题性质”的过程将变得异常之复杂,与其说是打开了黑箱,不如说是既告诉我们有无数个黑箱,又告诉我们每个黑箱的打开方法不同,然后再说只有打开每个黑箱才能了解决策的本质,那这一切的最终结论究竟是打开了黑箱还是没打开,还是不可能打开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外交是互动性的,一方要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对方的行为。如果外交决策中一方对另一方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无法做出一个基本的把握,那么前者的“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就无法形成包括后者介入后的事态的特性、后者行为的意图的特性、后者对前者的可能采取的行动的预判等重要信息在内的命题集合,而形不成这样的命题集合,则很难形成一个会被决策者认同的对“客观事态”的认识乃至最后体现在文本上的具体决策。最终外交的互动过程难以为继。政治心理学者的分析让人充分意识到了决策的复杂性、不可预知性,但如果复杂到不可预知,那么采用一些对交涉双方通用的假设会不会让决策过程,尤其是“判断问题性质”过程变得清晰乃至可以认知。很多情况下,让交涉的对方什么都不知道比让对方什么都知道的危险更大一些,若对方什么都不知道则我行我素的一发不可收拾或采用不恰当的方式试探我方的行为方式,会导致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者的外交决策理论依然会有很大影响力的原因。

三、结语

成本决策论文篇6

[关键词]回溯决策;直觉决策;知识水平;心理;管理

1、文献回顾:商学院的择业案例分析及局限性

回溯决策理论(retrospective decision)又称隐含最爱理论(implicit favorite),该理论在1967年由彼得・索尔伯格提出,把思考重点放在决策制定之后,解释决策者如何努力使自己的决策合理化。

彼得・索尔伯格在观察商学院毕业生择业过程时发现,很多情况下,学生在招聘过程中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隐含最爱方案,即他们想要的选择。但是,学生们继续寻找更多的备选方案,并很快确定最优的备选方案,即第二备选方案。该方案被称为“证实性备选方案”。接下来,学生们会试图开发一组能够清楚地证明自己的隐含最爱方案优于证实性备选方案的决策标准(这里说明决策的标准是可变的,这是在实际决策中发生错误决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按照个人喜好制定决策标准,而非根据实际情况,这是决策制定者需要克服的人性弱点)。他们通过感知扭曲来开发决策标准,即强调隐含最爱方案的优越性。在建立了明显偏袒隐含备选方案的决策标准之后,决策者决定选择隐含最爱方案。事实上,该方案早就确定了。彼得・索尔伯格研究发现,隐含最爱方案通常只在一个或两个方面优于证实性备选方案(这里说明隐含最爱方案未必是最优方案)。

回溯决策理论说明,决策事实上只是为已经做出的直觉决策证明其合理性的一个过程,说明了直觉在决策中的作用。通过这种方式,个人相信他或她是在理性地行动,为某个重要问题制定逻辑的、理性的决策。

容易发现,回溯决策是直觉决策的一种,也可以称之为无意识决策。

2、直觉决策在决策过程模型中的表现

结合上文的择业案例,我们不难发现,直觉决策与普通决策的区别主要在“拟定备选方案”和“评估备选方案”这两个过程上,具体如下:

拟定备选方案:普通决策的方案有可能是标准方案(组织曾经采用过的),或是通过一系列决策技术,如头脑风暴法,名义小组技术和德尔菲技术等制定出来的新方案;直觉决策的方案则是通过直觉,几乎是在一瞬间便拟定好了隐含最爱方案(领导“拍脑袋”决策是其具体体现之一),然后按照普通决策的方法拟定出第二备选方案(在这里,除隐含最爱以外的方案我们均可视为第二备选方案)。

评估备选方案:普通决策的评估方法是根据方案的相对优劣势,考虑一系列环境因素,理性评估出最优方案;直觉决策评估方法本身与普通方法无异,但是往往掺杂着决策者强烈的个人偏好和主观印象,整个评估过程明显偏袒隐含最爱方案,我们称之为“扭曲的评估”,在扭曲评估下,只要第二备选方案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优于隐含最爱方案,隐含最爱方案就会被评为最优方案。

3、直觉决策的局限性与我国大学毕业生扎堆一线城市的联系

从上文“评估备选方案”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直觉决策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这种决策方法“扭曲的评估”方法,这一方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决策失误。当前中国很多大学生在毕业后,盲目选择留在大城市,对于这一现象,本文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择业时“直觉决策”的局限性导致的。

首先,本文对于留一线城市这一问题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理。当前我国正在提高留北京、上海两市的门槛,成都的落户积分制也即将实行,可见国家不希望毕业生扎堆“北上广”,这说明,盲目留大城市肯定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人适合留而另一部分人适合去三四线城市,即有些人不适合留在一线城市。通过这个推理,扎堆一线城市的问题便转化为不适合留一线城市的毕业生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其次,我们给出一个假设:高层次人才更适合留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根据本文作者的实地调研和网络调研显示,很多大学毕业生虽然在看到了一线城市经济发达,工作机会众多的一面的同时也清楚这些城市的激烈竞争的一面,但是往往强化了前者而弱化了后者(扭曲的评估),其原因就在于开始的时候内心已经选择留一线城市为自己的隐含最爱方案,扭曲的评估下其他的备选方案便失去了意义,但这只是被调查者的第二次直觉决策。第二次直觉决策的原因取决于第一次直觉决策。第一次直觉决策是自我定位决策,过程如下:在自我定位时,内心深处便直接定位于高层次人才,自己以后必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这一定位并不是根据分析得出,靠的是直觉,决策结果便是脱离实际的过高定位。

4、直觉决策的科学性

根据上文,直觉决策的结果看似都是随意、武断的,这种方法貌似是一种不好的决策方法,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直觉决策也有其科学性和优越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直觉决策。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本文认为直觉决策的核心就是直觉决策,直觉决策只不过是直觉决策的一种典型表现形式。20世纪60年代,西蒙在《管理决策的新科学》一书中把决策划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其中非程序化决策的提法被认为是直觉决策的理论鼻祖。而西蒙于1955年提出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则是直觉决策的原型。这里的直觉的概念我们可以想象成英文测试时的语感,相应的直觉决策就如同语感答题。

近年来,直觉决策作为管理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点之一,其理论和实践发展相当迅速,直觉决策应该是属于直觉决策的一种方法,其存在是有其历史依据和科学依据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管理科学学派十分盛行,各大管理咨询机构的模型越来越精密,计算越来越复杂,直到八十年代的管理被日本所超越时才重新引起美国管理学家对人的重视,是他们意识到数学模型不是一切。此外,直觉决策和传统的理性决策(或者说逻辑决策)的区别可以用一个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图来表示:

资料来源:左飚教授《中西方文化思维》演讲

本文认为直觉决策和理性决策的区别与人脑的左右半球理论有很重要的联系。1980-1983年,Texas大学行政管理学教授Weston Agor对美国2000多名管理者进行了直觉决策方面的研究,其主要结论如下表所示:

表1 左右脑分工图

左脑 右脑 综合

分析 直觉 利用左右脑相互的联合

推导演绎 诱导感应 推导和诱导的结合

依靠事实做决策 依靠直觉做决策 理性与直觉的综合

偏爱严密的组织管理,详细的组织计划 偏爱非组织结构,流动的自发组织 由组织模块构成的自由组合的形式

偏爱按等级划分的权限与结构 偏爱民主的参与权限结构 网络结构

先把问题分成多个部分,然后连续的使用逻辑 通过整体看问题,运用直觉和感知的模式 综合两种类型的决策统筹考虑,最后凭直觉做出决策

资料来源:Weston H Agor Using Intuition to Manage Organization in the Future Business Horizons ,1984 ,7(8):49-54

在本文研究直觉决策时发现了与这些成果矛盾而又统一的一件事情,事实上,直觉决策通常包含了更大的计算量和逻辑量,并且其计算和逻辑通常比的理性决策更为复杂,有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人脑目前仍然是最高级的运算工具,当今的任意一种电子计算机的综合能力依然无法超越人脑。尽管电子计算机的简单计算速度更快,但是其智能化始终无法突破瓶颈。此外,人脑的计算强度应该是被低估的,以直觉决策为例,短时间内做出的决定事实上包含了大量的理性分析,也就是说,直觉决策包含了比传统逻辑决策更多的逻辑,考虑到了更多的决策依据。这一点也是“为何直觉决策人们总能说服自己接受隐含最爱并否定第二备选方案”的另一种解释,换句话说,直觉决策的完成不仅仅是“扭曲的认知”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包含了更大量的逻辑推理的直觉决策之上。

综上所述,本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直觉决策实质上就是依靠人脑强大的计算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在极短的时间由潜意识完成大量的计算与推理,然后做出决策的方法。这个假设就如同整体思维和直觉之间的桥梁,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直觉”方面的问题。此外,从这个角度来看,直觉的准确与否与决策者得知识储备很有关系,因为无论他得大脑做出多少运算和推理,其处理过程总是基于所决策领域得知识水平的,就像经验丰富的船长对风浪总是有惊人的直觉,可他对其他方面(比如股市)的预测力就和常人无异了。再比如人们面对传销或组织的洗脑时,有些人往往有更强的抵御能力,在没有理性思考时间的情况下,本文认为接受洗脑与否也与被洗者的相关知识水平密切相关;在英文考试时,语感对于答题有很大的帮助,优秀的同学语感的准确性通常更强。此外,还有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有个著名的马列研究教授被洗脑,当时社会反响很大,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尽管这个教授知识水平很高,但由于他的研究领域与社会交集有限,社会经验不足,导致他相关知识水平不够,所以被洗脑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知识水平对直觉决策的影响,这里还有以两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著名故事:

牛顿被苹果砸中而发现万有引力――我们可以认为牛顿在被砸中的那一瞬间,基于他之前关于各种物理学和数学的知识,潜意识进行了大量的计算与推理,然后使他获得了“万有引力”的灵感,之后他所做的只是把潜意识下的结果推到正常意识层面上而已。

爱因斯坦做了一个和光赛跑的梦对他发现相对论产生巨大影响――爱因斯坦基于他已经拥有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和长久以来对物理理论的思考,他那超出常人的大脑,我们可以看为比普通大脑有更强运算能力的运算器,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运算与推理。

此外,一些研究发现,尽管在传统决策中,决策者通常把他们的决策行为建立在理性的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是直觉决策在很多情况下不但更快,而且决策结果与系统的理性决策方法一样好,甚至更好。而上文中的一系列案例和解释均对这一点做出了说明,同时也告诉我们,直觉并不神秘,直觉决策的科学性和传统决策一样强,结果一样可靠。

5、直觉决策的实践意义

根据前文的讨论,我们发现直觉决策的速度和效率的确是高于传统决策的,但是效果却时优时劣,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工具来知道实践呢,本文有如下几个观点。

首先,我们只需要在普通的理性决策基础上重视直觉的作用即可,这样一方面利用了直觉决策不耗时而且有一定的科学性的特点,同时又可以有效的避免扭曲的评估这一弊端。

其次,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不需要理性决策,甚至不利于理性决策。生活过多的理性决策是对于焦虑症和强迫症的重要原因。例如一个著名的强迫症行为――总是怀疑自己没锁门或没关煤气,运用直觉决策的方法――其实你已经把该做的做好了,你的检查不过是一种直觉罢了,如果你真没有做好,直觉会告诉你的。

最后,根据一些非正规研究发现,直觉决策失误与理性决策失误相比,决策者往往会有更小的后悔值。

此外,根据陈彬等人的研究[7],在多特征决策问题上,无意识思维与直觉的决策质量并无显著差异,且均显著优于意识思维;在风险决策问题上,无意识思维与直觉亦无差异,且均未优于意识思维。这一结果表明:(1)复杂决策任务中,无意识思维与直觉存在边界条件,即二者并不适用于风险决策问题;(2)在面对复杂多特征决策问题时,传统的三思而后行已不再适用,决策者应更多的依靠直觉或无意识思维来做出高质量决策。

6、关于直觉决策偏差(扭曲的评估)的特别说明

扭曲的评估很大程度上受环境的影响,注意决策的环境,对避免直觉决策的这一致命弱点有很大的帮助。中国科学院心理行为研究所“行为决策”课题组的李纾教授在研究背景音乐对个体的激活反应时发现,在不同的浪漫音乐背景下,个体的意志会在不同的文化框架之间产生显著性的转换,即在对文化产品命名和不同饮料的选择实验中,《梁祝》能引发更多的中式命名和选喝茶的行为,《我心永恒》能引发更多的西式命名和选喝咖啡的行为。该研究认为,背景音乐可在被支配文化里激活更多与其文化相关的反应。这一研究充分说明了环境对自由意志的影响,直觉决策和理性决策相比,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回到商学院的择业案例,毕业生的直觉决策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他们本人可能并未察觉。

7、结语

本文主要的特点在于提供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直觉决策,即直觉来源于大脑的超高速计算。由于作者搜索能力有限,暂未发现相关文章,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资料或其他相关学科(如大脑学、心理学)的研究支持。

参考文献

[1] Weston H Agor Using Intuition to Manage Organization in the Future.Business Horizons[J] ,1984 ,7(8):49-54

[2]柏菊.直觉决策研究综述与展望[A].中国软科学[J],2008,5:140-147

[3]柏菊,冯俊文.知识管理在直觉决策中的作用[A].1004- 292X(2012)05- 0037- 04

[4]李纾.发展中的行为决策研究.心理科学进展[J].2006,14(4):490-496

[5]陈江涛.决策后悔的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已购房决策为例[D],2008

[6]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五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05-215

成本决策论文篇7

一、掌握和驾驭科学决策规律,提高科学决策能力

要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必须掌握行政决策的三大规律,即:决策者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规律、决策者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规律、决策者的思维逻辑和客观现实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规律,建立在对行政决策体系的总体认识和系统把握的基石上。

(一)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必须掌握决策者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规律。这是决策制定阶段的基本规律。决策是在具体的管理活动开展之前对未来管理活动的方向、目标、原则、方法和途径作出选择和判断的过程,是决策者的主观认识如实地反映客观对象的发展规律并据此作出行动的方案、方针、计划、政策,甚至形成理论的过程,如果决策者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甚至完全相背离的话,那么,据此作出的方案、方针、计划、政策就是错误的。而且,客观实际本身(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市场容量、消费需求)也是一个巨大的变量,情况在不断的变化,社会在不断的发展,经常发生“此一时、彼一时”的循环。即所谓的“事过境迁”、“时过境迁”。如果照抄照搬别的国家、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如拉美模式),按图索骥、刻舟求剑的话,那么,所作的决策只能导致损失惨重、一败涂地,就会落入“拉美陷阱”,引发类似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况且,信息传递有“漏斗效应”,信息紊乱、信息滞后、信息失真对决策主体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决策者不遵循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规律,无视客观存在及其固有规律,轻率决策,那就注定遭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正如同志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这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③

(二)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必须掌握决策者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规律。这是决策实施阶段的基本规律。决策的正确与否,不以决策者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必须付之于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实践,由实践的效果来检验。如果决策的方案、方针、政策、计划,在组织实施中能够变成下级和群众执行的自觉行动,达到预想的结果,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那么决策就科学,否则,决策就错误或者有缝隙缺陷需要重新修订、完善。因此,决策组织实施,必须遵循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规律,使决策方案在组织实施中得到验证、补充、丰富和发展。这个过程,实际上内在地、逻辑地蕴涵了四个价值评价标准:实践性标准,群众性标准,主体性标准、科学性标准。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是检验决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判断决策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准确与否的重要尺度;是否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调动激发干部群众参与、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衡量决策价值大小的重要标杆;而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如何直接决定行政管理的有效性怎样、行政决策的收益和成效的大小。

(三)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必须掌握决策者的思维逻辑和客观现实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规律。这是决策执行反馈再决策再执行再反馈的、不断循环往复上升过程中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不仅要求决策者适应决策对象的变化趋势和变化了的主客观条件,对原决策方案、决策目标和决策的价值标准作适当的修正、调整和完善;而且要求随着决策进程的推移转变,从而达到思维逻辑的进程和客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科学发展的速度、稳妥改革的力度和人民群众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落实以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和处理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迫切需要决策者遵循思维逻辑进程和客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规律,提升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决策的能力,化解执政风险,是一个永恒的实践主题。

(四)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必须把握决策的系统性、关联性。决策者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规律、决策者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规律、决策者的思维逻辑和客观现实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三大规律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共同支撑决策的逻辑起点、逻辑过程和逻辑归属,共同存在于决策的应然性理论、观念、体制机制建构之中,并成为理论、观念、体制机制和实践创新的源泉和保障。而先进的决策理论研究和理论指导;先进的决策观念、决策意识培育;先进决策体制机制设计与供给;合乎规律性、科学性、民主性和合法性的决策行为选择等构成一个开放互动的系统工程。先进的决策理论研究则为整个系统提供方向和动力。

“综合就是创造”,结合也是创新!而且,只有综合运用哲学、法学、

数学、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伦理学、经济学、运筹学、政治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等多学科的理论,根据现代决策的需要和学科建设的内在联系,有分析有鉴别有选择地吸收和整合相关学科的前沿成果,使之转化为自身理论体系中的“有机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和专业术语,才能正确地、全面地揭示决策制定和实施的一般规律,上升为系统化、条理化、科学化的新学科。林毅夫先生在谈到“学”的第一层含义是:“学会观察现象,揭示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方法”时说:“就经济学而言,其方法通常是从一个理性的人的角度出发,研究在一定限制条件下所做的选择。所以,构建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定式是,首先弄清楚谁是决策者,可能的决策者有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其次,弄清楚决策者的目标为何,总的来讲是效用的最大化,风险的最小化……;第三,要弄清楚决策者可以做出选择来实现其目标最大化的变量为何;第四,则是做选择时所面对的机会成本。④同样,深化各项改革,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都需要理论先行、理论指导,以理论创新促进观念创新,以观念创新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作为系统工程中的任何单向改革(如经济体制改革)决不能孤军深入!正如世界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所言:“经济改革只是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确实如此,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没有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缺乏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无疑是困难和阻力重重,甚至几乎不可能的!对此,杨小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就是模仿技术、模仿工业化模式,不模仿制度。这样的话,就会形成后发劣势。你光模仿技术,就等于你造了许多汽车而没有建高速公路,制度就是高速公路。”⑤模仿先进的制度并不是全盘西化,照抄西方的如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政府体制、司法体制。对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早就非常鲜明地指出过:“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因此,杨小凯所说的“模仿制度”就是以“扬弃”式的“拿来主义”对待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即借鉴、消化、改造、整合决策理论理念、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注重创新,为中国的行政管理走向现代化服务。这里,经济改革、改革包括行政体制、决策机制改革、社会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工程。创新决策的理论和体制机制必须以系统方法论作为出发点,才能形成理论创新点和知识增长点。

(五)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必须把握决策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各级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的决策实践不能脱离这样的基本国情和严峻现实: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压力依然较大,收入分配中的矛盾较多;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处理社会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任何决策如果不考虑资源、环境、人口、就业的约束问题,就必将丧失可操作性,不可能行之有效!许多活生生的教训业已证明:决策者所作的任何错误决策,遭受的任何挫折和失败,无一不是决策者们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相背离,决策者的思维逻辑和客观现实的历史进程大相径庭的必然结果。

为此,必须改革和完善决策的组织体制,加强对决策主体决策权的制约和监督,使决策真正走上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现代化的轨道,客观上要求决策者把科学的决策规律运用到具体的决策实践中去,保证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党政机关管理和运行成本包括决策成本、决策风险的最低化。

(六)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必须把握决策的前瞻性、预判性。“行政决策是行政主体的“神经中枢活动”,侧重于处理管理之前的主观和客观、决策主体和决策对象之间的关系,决策是管理的前导,管理是决策的继续和结果。

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要认真探讨如何保持国民经济如何平稳较快发展;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何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如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如何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等问题。要正视和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高度重视怎样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问题。要认真探讨和解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面临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要提高深化体制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紧迫感,解决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解决诸如此类的前瞻性问题,必须要有理论武装;培养世界眼光;增强战略思维能力;树立大局观念、整体意识。决策才不至于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二、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必须建设学习型的党政机关和学习型的党政领导干部

决策能力是执政能力的核心,决策能力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理性把握基础上,经过反复的实践、探索锤炼而获得的。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从来就有的,更不会因某个时段决策正确而永远正确!在决策上不失误是不可能的,从来就没有最好的决策方案,只有更好的决策价值选择。因此,决策能力的提高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充分发挥前瞻性强的、科学的决策学等理论指导作用和智力支撑作用,并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董京泉研究员说,“包括人文科学和管理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一般称为哲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

以社会性的人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的本质,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探索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管理规律为己任,因而它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完善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巨大精神力量”。⑥董京泉同志认为,自然科学可以创造物质生产力,社会科学则可以为解放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价值目标和政治保证。他说:“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一是探索未知,二是设计未来,具体说来就是构筑革命之道、治国之道、建设之道和修身之道。”⑦决策观念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转变观念,需要掌握先进理论,创新理念,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建设学习型的党政机关和学习型的党政领导干部。

第一,提高学习内容的实效性、针对性、规范性。要规范学习内容,健全学习体系。各级党政机关要适应党政干部的思想认识状况、文化水平现状、群体特点等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合理安排,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重视包括人文科学和管理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要立足于学好基本理论、掌握时政方针,通晓现代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市场经济知识、国际知识、专业知识以及其它层出不穷的新知识;着眼于增强理想信念、宗旨观念,党纪政纪观念、群众观念;培育党员意识、责任意识、法律意识、科技意识、科学发展意识、人才意识和改革意识;提高适应形势发展和岗位需要的各种能力,特别要增强作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努力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体的“五种能力”。

第二,增强学习形式、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要规范学习方式,改进教育培训方法,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学习培训。要做到激发广大党政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习的兴趣,提升学习的动力,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强调学习的全员参与和双向、多向互动,以增强学习培训的吸引力。

第三,时间安排上的固定性、灵活性、保障性。要以建设学习型的党政机关和学习型的党政领导干部为契机,把过去各个地区、行业、部门、单位每周一次或每两周一次(一般定在星期五下午)开展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的好传统、好习惯规范化、制度化。同时又要根据行业和部门工作性质、工作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妥善而灵活地安排学习时间,不搞“一刀切”,党政干部的学习既是权利,更是义务,是纪律的硬性要求,是检验党员党性观念强弱的一块重要“试金石”。要克服“散沙原理”的负面效应,搞好组织引导,如果白天时间无保证,可以晚上加班集中学,不能借口工作繁忙挤占学习时间。

第四,增强学习效果考核、检验的科学性,规范性。要规范考评制度,促进教育培训质量的提高,必须建立和健全党政领导干部的学习考核机制。必须建立健全规范的学习档案记载备查制度,使学习计划、考勤登记、学习记录、学习书目、学习资料、课件讲稿、学结、调研报告等材料一应俱全,有据可查。要达到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学以致用、学有所成的目的,必须改革考试、考核方式,变客观命题的闭卷考试为主观命题的开卷考试,以启迪思维,锻炼和培养战略思维能力、科学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

第五,增强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必须完善学习的激励机制和督导制度。必须把考试、考核的结果与评优、评奖、工资晋级、轮岗结合起来,做到学习与使用相结合,提拔与培训相配套。万万不可未培训先提拔,不胜任本职工作照样升迁。各级学习督导小组要不定期举行跟班学习、听课和检查,以教育引导广大党政领导干部进一步端正学习态度,处理好工学矛盾,排除干扰,潜心研读,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做到“真学、真懂、真信(内心认同)”。营造全员学习、终身学习、自主学习、善于学习的良好环境,形成学习、思考、工作和提高的良性循环。

第六,提高学习促进改革、推动发展的动力性、合力性和可持续性。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紧围绕党的工作大局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中心任务,围绕党政干部的思想实际,从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当务之急出发,做到“真用、真抓、真干”。从群众意见最大、最不满意的事情改起,从群众最希望办、眼下能够办好的事情做起,让党政干部亲身感受到先进性教育活动带来的实际效果,做到“真改、真变、真服(群众佩服、满意)”。要通过科学的干部培训、管理、监督机制来保证党政领导干部的持续进步。

成本决策论文篇8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各级决策层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决策观念有了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推动决策观念的转变,中央政府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积极鼓励软科学研究,结合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建立起新的决策理论,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知识体系。二是普遍进行干部培训,以普及决策科学为重点,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强化决策者的科学决策意识和技能。三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宏观决策中注重程序化的多方案论证,把决策科学化付诸实践。当今的许多重大决策,如三峡工程建设、农村改革与发展、沿海开放、价格体系改革等都是在集中专家及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权衡利弊,最终决策的。

2.决策制度逐步完善。决策制度的完善既包括建立健全属于决策体制内部的具体制度,也包括从制度层面上改善决策的大环境,如废除干部领导终身制,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和权力下放等。许多重大的基建、技改项目一般都要先经过有关专家组或专门机构审查、评估,再由政府部门批准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制定了议事规则,对同级政府提请审议的议案有明确的审议程序和时限,以前极少有过的“否决”现象,现在则时常可以见到。大量的行政事务,过去长期由党委包揽,现在则由政府决策,还政于政,随着各级决策层逐步推行政务公开,决策制度日趋完善。

3.决策辅助机构开始建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就普遍恢复或建立了政策研究机构和信息处理中心,为决策层提供信息收集、咨询建议以及方案论证等,以此来辅助决策。另外,由于网络和计算机的普及化,信息的流通越来越通畅,社会上的各种信息、调查、咨询机构也纷纷出现,加入了辅助决策的行列。

4.决策手段走向现代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一批新兴理论为决策行为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推动决策科学向高层次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为科学决策开拓了更广泛的信息渠道。问卷调查、模型分析等方法也在决策过程中普遍采用。

二、我国行政决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纵观决策科学化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由经验决策为主向科学决策为主的转变。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决策的民主化程度偏低。决策科学化首先要求民主化,但不少决策者仍然以自己的倾向为决策依据,专家智囊和政策研究人员只能按照领导的意图做“命题文章”,给领导的意见披上“科学”的外衣,由以前的一个人说了算变成一个人替大家说了算。

2.辅助决策机构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有些机构名为研究所、信息中心,实际功能却蜕化成起草文件和报告的秘书班子。另外,由于行政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部门所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研究机构,制约着他们作用的发挥。

3.战术研究多,战略规划少。一些官员总想为自己增加政绩。在决策时视野狭窄,缺乏宏观考虑,忽视长远目标和总体规划。造成这种状况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现行干部体制存在弊端,使一些干部为追逐利益而发生许多短期行为。

4.决策机构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表现之一是决策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政府部门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影响效率的最大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政府部门内部职责含混,责任难以追究。表现之二是决策多,执行少。形成了一种新的结构失衡,影响决策的整体质量。

三、改革我国行政决策制度的建议

1.明确决策主体的自身定位。从决策主体的形式特征看,公共行政决策主要是政府的决策。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的决策主体已经包括政府决策层、各类智囊机构和专家系统以及各种社会组织。政府决策层作为决策主体的主导部分,拥有对决策方案的最终裁定权,但它在整个决策系统中的地位已由唯一变成部分。在科学决策中要提高对专家系统的重视程度,发挥专家学者的特殊作用,不断提高公共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政府决策层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供决策需求,二是参与方案论证,三是做出最后决断。由于不能事必躬亲,所以,全面掌握宏观情况,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对方案进行严密的评估论证,是政府决策层最应该下功夫的环节,这个环节也恰恰是科学决策过程的核心。

2.准确把握决策内容,努力提高公共行政决策的质量和水平。一是明确决策指导思想,把握决策方向。公共行政以实现公共利益为本质追求,是最直接和最能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思想的政府执政行为。二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优化决策议题。公共行政要协调和解决的公共事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此,在选择决策议题时,要准确把握决策内容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位置,综合考虑所制定公共政策和工作方案的相关联系,认真分析这些政策、方案实施的制约因素及其积极和消极影响,还要科学评估公共政策和工作方案对各社会群体利益的影响及其能否有效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更好地体现公共行政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完善决策方案。通过深入科学的调查研究取得准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提出有针对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3.严格规范决策过程,不断完善公共行政决策的制度程序。一是尽快实现决策程序法制化。从促进决策者的观念转变,实现决策层的重新定位,到规范决策过程,完善决策的方式方法,再到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健全对决策的监督,都应当建立较完备的法律法规。二是必须坚持民主原则。坚持公共行政决策的民主原则,首先要在决策方案提出和选择过程中充分调查和反映民意,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方案需要经过公众听证,在条件成熟时,可逐步推行重大决策公民表决。三是要有完善的程序制度。关于公共行政决策的程序制度很多,其别需要强调“多方案选择”的程序制度,管理学经常讲:管理就是决策,决策就是选择。而选择的基本条件就是多方案的提供,因此,在决策的程序上明确规定必须提供多种方案才能够讨论和决策,是非常必要的。

4.现代手段和传统方法有机结合。互联网使决策者可以获得大量决策参考信息,但社会调查仍然是重要的决策手段,社会调查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了解客观实际的一种基本手段。所以不能因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就忽略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和系统分析是同一决策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两种不同的方法,应该综合应用。

5.认真抓好决策执行,落实决策的责任追究。决策的执行对决策本身乃至整个管理过程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机构对社会行使广泛的公共权力,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政治、行政、道德责任。对于政府公共行政决策来说,既然享有决策权力,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决策责任追究制的核心在于落实责任,而判断有无责任,关键要看决策实效。决策是不是正确,应依据决策执行的结果做出评判。如果确因决策本身失误造成执行失败,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失,参与决策者就必须承担责任。只有建立了以结果为导向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才能使所有公共行政决策者认真负责地行使决策权。

论文关键词:行政决策科学化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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