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1

一、发挥大学生骨干培养成果的“领袖带动”，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动力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化发展，创新和改进教育方法，对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在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培养过程中，学生中的骨干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因此，在大学中加强学生骨干培养，发挥领袖的带动和影响，对于体现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和青年骨干的培养涉及到的层面多、知识广，任务艰巨。首先要坚持普遍培养与重点培养相结合，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全面培养，打牢基础。其次要依托骨干培训班，重点培养，对各学院的优秀团学干部、学生社团干部、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理论学习骨干及在学术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成绩突出的优秀学生进行专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学习。再次是坚持教育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学校不仅要通过开展教育培训、理论学习等有效方式，对培养对象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训练，传授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参加社会实践，引导他们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全面提高综合素质;最后是坚持阶段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针对各类优秀青年的不同特点进行阶段性培训，同时又坚持贯穿始终，通过学生会工作及学生社团活动等方面对他们进行长期培养。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也在悄悄发生变化［4］。通过骨干培养，夯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政治理论基础，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实现人才培养的精英成果，带动学校文化提升和精神凝练，彰显大学文化和大学生精神的永恒存在。

二、利用学生自组织学习实践的“自觉构建”，形成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构建载体

坚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占领主阵地，弘扬主旋律，引领新思潮［5］。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新时期，政治理论学习不仅有利于当代大学生对国家政策的了解，还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政治素养的形成，从而为树立健康人格的提供理论基础，更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他们能够从容应付各种社会变化的心理应变能力。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时期，容易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影响［6］。探寻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途径、新方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青年、教育青年、引导青年，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是提升大学文化和凝练大学精神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挥学生自组织作用，引导青年大学生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将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养成为一种习惯。处于观念形态的大学精神文化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可以通过大学的人、事、物来承载和践行［7］。大学生是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传承者，同时，他们也有着独特的学习特征，反感灌输式的强迫理论讲授，对于课堂上的政治理论说教有天生的抵触，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作为学生自组织，在学生的政治理论学习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和补充作用。在学生自组织中，丰富理论知识、拓展学习载体、改变学习方式，对大学生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一是建立导师制度，加强理论指导。积极探索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方法、新途径，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基于当前大学生理论学习的现实，完全依靠学生自身，显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教师的指导尤为重要，发挥指导教师与学生在大学生理论学习的“双主体”地位。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要聘请有着多年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师、关工委的老同志、社会学者以及社会杰出人才对大学生会员进行理论学习指导，规范理论学习内容、激发学习热情、培养研究兴趣，通过定期、不定期为会员开展专题讲座，让大学生学习了解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丰富自身理论知识结构。尤其重要的是，指导教师将理论学习与社会现实、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增强理论的形象性，提高学习效果，促进大学生将所学理论内化为自身正确的时代思想意识。二是利用现代教学设备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模式。为广大会员放映《重托—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复兴之路》、《百年潮中国梦》等文献纪录片，向会员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的豪迈和伟大。引导大学生全面把握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塑造大学生独有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的更新，国际互联网的运用，信息交流速度的加快，信息交流渠道的拓宽，对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及全方位冲击，也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带来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认真总结党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当前与长远相结合，促进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认同和接受，重新塑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并在大学生中得到实践和展现。三是丰富学习载体，提高理论学习的吸引力。开展优秀团课观摩评比活、征文活动、演讲等活动，让广大会员在快乐中寻求知识的拓展，在欢笑中探索理性的思考。提高理论学习效果，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中得到提升。在理论学习中，要着重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理论，它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理论内容，又包含共同理想的实践目标，既有民族与时代精神的引领，又有实践道德层面的理论标准，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理论与实际统一的理论、是历史性与共时性统一的理论、是逻辑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理论、是蕴含深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理论。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四是以重要节庆日为节点，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学生自组织开展理论学习，目的是在大学生中培养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突出体现爱国主义教育，利用国庆、改革开放周年、一二•九、五四青年节、党的生日等重要节点，适时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深化理论学习成果，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综合素质，实事求是地反映同学的思想要求和思想动态，从而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敏感性，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理论水平高、思想觉悟好、综合素质强的优秀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得到了全新的发展，是在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研究实际问题，创新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也是指导我们在未来的改革发展中凝聚社会力量，取得新成就的精神引领。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为学生培养和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全面培养和领袖带动促进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有效构建，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积淀与精神内涵。

作者：陈驰单位：北华大学就业工作处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2

一、为什么英国没有较早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

众所周知，英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故乡”，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里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及其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都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也基本上没有出现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的“社会民主联盟”和1885年的“社会主义同盟”①，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代人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但莫里斯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和艺术家，他并没有留下可以供后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直接继承的理论遗产。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使用德文进行理论创作，尽管他们也曾用英文在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过大量文章，但真正能够代表其革命性思想的绝大多数代表作长期缺乏英译本，这给英国人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实质。按照苏联学者列文的研究，在恩格斯逝世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中出版了精良英译本的只有《资本论》第一卷(1887)、《共产党宣言》(1888)、《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89)、《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等五种。②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哲学基础、历史观和方法论)来说，它们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英译工作虽然时有中断，但从来没有停止过。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这项工作得到了有力的体制保障。为了在英语世界传播与宣传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曾编译出版过一些流传颇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选本，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克思文选》(SelectedEssays,1926)、《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Correspondence,1934)、《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Marxism,Nationalityandwar,1934)、《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选集》(SelectedWorks,1935)、《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革命》(RevolutioninSpain,1939)等，这些选本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必须指出，这些选本的普及性、专题性以及政治意味过强，事实上无法满足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需要。在英国，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理论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的英译本(特别是全译本)基本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现于1959年，经常使用的全译本则出现于1963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译本出现于1968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选译本出现于1964年，全译本出现于1973年……这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19世纪以后，改良主义压倒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内在制约了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在20世纪50、60年代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争论中，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曾偏激地认为英国工人阶级乃至英国人从来都没有革命性。这一观点遭到了希尔(ChristopherHill)、汤普森等老一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反对，他们以详实的历史研究证明：英国人民也曾激进过、革命过，虽然在进入19世纪之后，这种激进的革命传统逐渐消失了。③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这种研究为基础，近年来，不断有历史学家重新发现了19世纪英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运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世纪后半叶，改良主义已经决定性地压倒了激进主义，成为英国社会乃至英国工人阶级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结果，直到1881年，英国才出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团“社会民主联盟”，但仅仅4年后，该组织就因为“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发生分裂，莫里斯、燕妮·马克思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退出该组织，成立新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然而，不管是“社会主义同盟”还是“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后来的“独立工党”，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英国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都非常有限，即便是后来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情况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924年，英国共产党响应第三国际的号召，申请集体加入主张改良的英国最大的工人政党——英国工党，结果，工党年会非常明确地表决反对这项议案，并向英国共产党(不管是政党还是个人党员)牢牢地关上了大门。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生存尚且不易，更不用说发展了。

最后，英国共产党是1920—1921年在苏联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由英国原有的几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合并重组而成的。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产业工人。英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苏联，④因此，它既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和动力，坦率地说，也没有这个能力——对于大多数工人党员而言，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更不用说创新和发展了。

二、20世纪30年代英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虽然从本质上讲，英国共产党不具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需要、动力和能力，但在事实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却又是和英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英国共产党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大量杰出的知识分子加入该党，从而使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成为可能乃至必须。对于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从英国共产党和英国知识界的双重改变中得到解释。

首先，1933年以后，英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改变以往的极左路线，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效地改善了自己在英国国内的政治形象，增强了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成立之后的最初8年间(1920—1928年)，英国共产党严格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与工党积极合作的路线，结果以失败告终。⑤1928年后，英国共产党又执行共产国际“阶级对抗”的极左路线，严重损害了自身的发展。⑥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国际开始调整自己的路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英国共产党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领导英国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积极支持西班牙内战，极大地提升了英国共产党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⑦其次，在英国共产党发生转变的同时，原本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知识界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战争和战争威胁、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和西班牙内战、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知识界原有的价值观念体系从根本上被动摇，深刻的文化危机由此形成。⑧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成为自由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共产主义则因为其日益彰显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1933年以后，数量众多的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国共产党，⑨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开始稳步增长。⑩

随着知识分子党员的不断增长，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股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潮流，并在几年后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理论家和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其中最有价值的主要是考德威尔(ChristopherCaudwell,1907—1937)的《幻像与现实》(IllusionandReality,1937)(11)、多布(MauriceHerbertDobb,1900—1976)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PoliticalEconomyandCapitalism,1937)(12)、莫尔顿(ArthurLeslieMorton,1903—1987)的《人民的英国史》(APeople''''sHistoryofEngland,1938)(13)、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的《科学的社会功能》(TheSocialFunctionofScience,1939)(14)。

考德威尔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先后在报社和出版社工作过，且成绩出色。1933年以后，考德威尔转向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7部侦探小说、1部长篇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1934年底，考德威尔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立刻被吸引，并由此转向马克思主义。随后，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文学理论研究，试图创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其最终成果就是他于1935年11月完成的《幻像与现实》。1935年12月，考德威尔加入英国共产党，并成为党内活动的积极分子。1936年12月，考德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后于1937年2月12日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几个月后，《幻像与现实》出版。在该书中，考德威尔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英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宏大背景下，揭示了物质生产方式与英国近代诗歌的形成、发展、转化及其艺术表现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幻像与现实》的结构比较凌乱，考德威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上也还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他却开创性地研究了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因此被认为是英国战前惟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15)

多布是战后形成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早期核心成员。(16)早在1919年进入剑桥大学之前，他就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而转向社会主义，并于192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1922—1924年，多布在当时英国左派的大本营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进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后，多布回剑桥大学任经济学讲师，并于1925年、1928年出版了2本关于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经济发展的著作。《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传统论文集》是多布的成名作，该书的重要性在于：在庸俗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系统揭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继承与扬弃关系，并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当展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庸俗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解释。该书曾反复再版，为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唯物史观提供了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莫尔顿也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一个早期成员，从今天的角度看，他1938年出版的《人民的英国史》或许过于通俗、甚至过于简单化，但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被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而且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也已经呼之欲出。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前身，当年就是为了研讨《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事宜而发起成立的，就此而论，该书可以称得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摇篮”。贝尔纳是英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也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加入英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通常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而该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则基本上被忽视了，事实上，该书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功，就在于它遵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按照今天的标准，上述4本著作在理论上都是比较粗糙的，甚至还有相当明显的苏联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它们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

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

按照原有的趋势，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原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就可以基本形成，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原有进程，从而使它的正式兴起延迟到了战争结束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形成的过程中，英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CommunistPartyHistorians''''Group)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7)在这种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为什么是历史学家团体呢？

从主观条件上看，这是因为英国历史学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传统，受这一传统的影响，英国共产党内部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英国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经济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这两者从根本上讲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与此不同的是，经过韦伯夫妇(SydneyandBeatriceWebb)、柯尔(G.D.H.Cole)、托尼(R.H.Tawney)等费边社历史学家的努力，从19世纪末期开始，英国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逐渐形成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二战”前后，英国共产党党内积聚了一批充满活力的青年历史学家，除了已经提到的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多布、莫尔顿，还有汤普森的妻子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Thompson)、希尔顿(RodneyHilton)、基尔南(VictorKiernan)、汤姆森(GeorgeThomson)、哈里森(RoydenHarrison)、萨缪尔(RaphealSamuel)和鲁德(GeorgeRudé)等人。尤其重要的是，这批青年人还找到了自己的导师——英国共产党资深党员托尔(DonaTorr,1883-1957)。托尔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党员和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与《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选本的编辑。正是在她的指导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从原著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出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

从客观条件上讲，这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的两次学术争论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历史性地推到了风口浪尖。1946年，多布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inTheDevelopmentofCapitalism)一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首次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该书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几年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质疑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史学家关于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态急剧恶化的传统观点，认为当时工人阶级其实也是工业革命的受惠者，他们的生存条件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是处于不断改善之中的。(18)此论一出，即引发一场大争论，霍布斯鲍姆等“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也随即加入论战，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批判的责任。也正是在这两次论战过程中，曾一度中断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得以重新开始，逐渐定型，并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最终成为一种传统。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但它并不是惟一的源泉。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与同时期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相互呼应，在这一理论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或者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究竟提供了什么呢？

第一，他们秉承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注重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拒绝抽象的理论建构，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免疫力。作为英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理论组织，“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本身是希望和努力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保持一致的，但作为一群英国知识分子，他们又自觉地继承了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习惯于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不擅长或者拒绝进行大而化之的抽象理论建构。这意味着他们在未必自觉的情况下正确地把握和突出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本质，导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作为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与结果中被建构与呈现出来，而不应当作为一个既成的东西存在于具体的研究之前。

第二，他们秉承英国史学研究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同时能够避免落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作为一群历史学家，“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研究英国近代历史，特别是英国近代工人运动史，但在从事这种研究的时候，他们又很好地继承了英国史学的实证传统，崇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证据说话，因此，他们在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充分承认和肯定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乃至在特定情况下的决定作用。

第三，他们秉承英国社会主义的平民传统，坚持人民史观，注重对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分析与研究，从而将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德国、法国特别是俄国相比，英国社会主义具有一种深厚的平民传统。“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成员自觉继承这一传统，真正坚持人民史观，将普通人民群众及其日常生活确立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从而将以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很少关注的文化传统问题放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既深化了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又开拓出了文化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领域。

总之，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而言，“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性地探索并部分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民族理论传统相结合这个重大课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理论土壤中得以生根、成长，并最终结出了硕果。

注释：

①参见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下卷，何新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0—228页；莫尔顿、台德：《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第五章《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叶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0—193页。

②列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周维译，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09—113页。

③参见"TheEnglishTradition",inMargaretJacobandJamesJacob(ed.),TheOriginsofAnglo-AmericanRadicalism，London:Allen&Unwin,1984,pp.17—184.

④参见高兰等：《英国共产党三十年》，符家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⑤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London:PlutoPress,pp.16—42.

⑥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85,pp.31—52.

⑦Ibid.,pp.110—129、220—239.

⑧JamesKlugmann,"TheCrisisoftheThirties:AViewfromtheLeft",JonClark,etc,ed.,CultureandCrisisinBritainintheThirties,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79.

⑨NoreenBranson,HistoryofTheCommunistPartyofGreatBritain1927—1941,pp.210—213.

⑩关于英共党员人数的历史变化，可以参见WillieThompson,TheGoodOldCause:BritishCommunism1920—1991,p.218.

(11)中译本参见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长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2)多布(道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3)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

(14)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5)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16)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基本情况，可以参见H.J.Kaye,TheBritishMarxistHistorians:AnintroductoryAnalysis,London:PolityPress,1984.

(17)BillSchwarz,"The''''People''''inthehistory:theCommunistPartyHistorians''''Group,1946—1956",inR.Johnson,etc,ed.,MakingHistories:StudiesinHistoryWritingandPolitics,London:Hutchinsoninassociationwiththe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UniversityofBirmingham,1982.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3

1.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例如萨特、德里达、海德格尔、罗蒂、福山、吉登斯等，都很尊崇马克思甚至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认为，与西方文学的基石《圣经》相较，马，恩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能更大程度上启发和激励人们为一个人类共同梦想中的自由，公平，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奋斗。因此，正如有人所说，“在当代世界，对马克思一无所知，等于半个文盲。”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

2.1.马克思主义对文学本质的探讨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及古希腊神话时就谈到对文学本质的探讨:“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艺术本身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理解文学艺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规律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它有助于我们克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

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对当今的文艺研究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20世纪末2l世纪初世界进入了信息高技术时代，文艺的创作方式和传播方式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经济基础重要决定力量的生产力因素，高科技对文艺形式的影响不容忽视。

2.2.注重文学的现实性和表现手法多样性

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不仅要真实地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而且应该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趋向。巴尔扎克正是“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被恩格斯评介为19世纪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也是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意识到的历史的内容”。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就事论事，不是对人生社会浮光掠影仅触表层的浅薄描摹，而是一定要深入描写人的灵魂本质，并且充分揭示形成种种性格的社会环境，尽可能透视人物历史运行的前景。同时，马克思一贯提倡“莎士比亚化”，尊重艺术创作形式多样化。列宁虽然也喜欢和鼓励俄苏现实主义创作，但是对真实反映现实的现代形式的文艺也表示赞赏。他对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支持在苏联文学史上传为佳话。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本质是鼓励和尊重文学艺术创作自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2.3.现在文学的发展方向----世界文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高瞻远瞩地预言：“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0世纪末文化发展的现状正在印证他们的预见。在当代各国文学创作之间的互相借鉴、融合及渗透，就是鲜明的例证。统一的世界文学应该是各个民族文化的精华和特色得到保留和发挥，并随着信息技术的推广进而成为世界各国各族人民接受的文化成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文化的互相融合日益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

3.结语

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在其哲学根源的基础上体现了自身的高度原则，对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式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并且对世界文学，人类文化进程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若仅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理论，政治理论的存在，而未曾将之放在人类所有能接触到的文化范围内进行考量，那么其存在价值也未得到全面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在解放人类的思想的文学文化的领域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并且其内涵，洞见和力将在未来的文学发展和社会变革中起到无论伦比的作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并就其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对今后的文学走向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今文学的指导和开拓。

参考文献：

[1]高玉.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体系"论[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4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与作用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二、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谈到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欧文曾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实验,将工人的劳动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5

关于交往范畴的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除有交往的含义外，还有传递、传播、传达、表达、传意、通讯、通信、联络、信息、消息等多重含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曾几十处用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范畴。但并没有对“交往”这一范畴作明确的界定。之后出现的有关于“交往”的定义都是学者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的使用意蕴而加以界定和解释的，并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交往含义的理解。交往［verkhr］这一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一切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精神交往指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科学、观念、制度等的相互影响、启发、互补，具体有信息交流、思想交流、知识交流、情感交流。”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它决定着精神交往及其他一切活动和交往形式，“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产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品。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因此，所谓“交往”，就是指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目的，以语言、符号等为媒介的，在物质和精神上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约束、共同发展的实践活动。

2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

（1）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首先，交往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认为，人“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人在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不断发生着多样化和扩大化的交往活动，并形成日益丰富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在这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关系中，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规定性，也将成为越来越具全面性的人。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与人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性、人对物的依赖性、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历史形态。人的交往活动伴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也将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普遍自由交往关系这样一种由低级不断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基本历史形态的历史过程。在第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没有明确的分工，自然经济及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来进行。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交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原始的社会共同体已被瓦解，人与人之间那种狭隘的、严重的依赖关系已被打破。个人直接成为商品的交换者，人的独立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以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交往也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因为这种独立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独立。这种对物的依赖性看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的物化或客体化，实质上是人的这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物已驾临于社会关系之上，它成为人们一切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三个阶段是指人的全面自由交往的关系。在这一阶段社会关系不再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控制之下。其次，交往的历史性还体现在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的关系上。生产力决定着交往，制约着交往；交往反作用于生产力，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是生产力得以扩展的历史前提。“这种生产第一次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因此，交往的基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它是全部的历史的发源地和平台,由此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生活关系的基础,人们创造了物质资料,同时也创造了社会。

（2）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现实性。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许多人都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又将退回资本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具有现实性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艾蒂安•巴里巴尔在其著作的一开头就指出，人们到21世纪还要读马克思的书，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座历史的丰碑，而且仍然具有现实的价值，它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还将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同样具有现实性。首先，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无庸置疑。它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它。

3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交往是每一现实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是人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首先，它具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不管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都必须建立在现实的个人的基础上，每个现实的个人既是交往的主体又是交往的客体。当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主客体关系，应是一种主体（客体）——对共同指向的交往事实的理解（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客体）。体现的是主体之间即主体与特殊客体（主体）之间的通融性。“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不能脱离交往而存在，没有不交往的人；交往也离不开人，交往是人的交往，否则交往也只能是一纸空谈。“社会关系是属人的，是个人的创造物，但是属人的社会关系在私有制和分工的不自愿的情况下，则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异己的、外在的力量而控制、支配着人。”其次，交往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普遍性即马克思所讲的普遍交往。个人都是历史现实中的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每一个现实个人的交往历史便构成了整个人类的交往历史。只有当生产力得到普遍的发展，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时，交往才能成为普遍的交往。实现也只能建立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否则就将永远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永远是“地域性的”，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这种“地域性的”。

参考文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6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业化的理论

众所周知，工业化是发展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逐步确立了主导地位，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发展渗透至各个生产领域，导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整个国家也由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从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工业化又是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出现的生产力快速发展过程，它先在少数国家完成，然后向世界范围扩张，并成为发展家和地区的经济目标。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地点和，正是工业化最早的诞生地和最早显示其伟大力量的时代，与此相伴，则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扩张和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暴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无论是他们的实证还是逻辑推理，工业化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容纳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诞生的取而代之的社会形态，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就不存在工业化的问题了。显然，从整个理论体系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业化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工业化的出现以及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的工业化理论是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分析和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工业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工业化（当时称之为工业革命或大工业的发展）产生的分析，提出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二是对工业化的客观描述和实证研究，指出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力飞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第三个方面，则是通过对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推导出工业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一）关于工业化产生的分析。

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现代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市场革命(或称之为制度创新)相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更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与生产力"一节中详细论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它始于16世纪脱离行会约束的"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造成城市间生产的分工，从而工场手工业兴起。随之竞争使商业化，诸如殖民主义、保护贸易、民族国家形成以至英、法革命和海上战争到18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产生了机器大工业，同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过渡完成。《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更为简洁："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2]对于市场化（贸易扩大）与工业化（大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也作了形象地描述："当贸易在英国已发展到手工劳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3]

恩格斯后来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时说："随着欧洲以外的大陆的发现，从十五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同时也就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具工厂性质的手工工场所排挤，而手工工场又被大工业所排挤，此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种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工具--汽船、铁路和电报。"[4]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和国家的作用，马克思指出："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与此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5]

（二）关于工业化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分析。

对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恩格斯分析了其工业化所带来的变化："近六十年来英国工业的历史，在人类的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简短地说来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很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和商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6]

对于工业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加以肯定。马克思指出："从事农业的相对人数，不能简单地由从事农业的人数来决定。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有许多人间接地参加这种农业生产，而在不发达的国家，这些人都是直接从属于农业的。因此，表现出来的差别要比实际的差别大。但是对于一国文明的总的水平来说，这个差别极为重要，哪怕这个差别只在于，有相当大一部分参与农业的生产者不直接参加农业，而摆脱了生活的愚昧，属于工业人口。"[7]

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时也指出："自从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被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整个讲来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就应当眷恋那个（也是很贫乏的）埃及肉锅，眷恋那只培养着奴隶精神的细小农村工业或眷恋那些’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那被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已从一切历来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实行那消灭任何阶级剥削和任何阶级统治的伟大的社会变革。……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率增大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

对于市场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共产党宣言》的描述也是非常精彩和准确的："资产阶级既已榨取着世界市场，于是就使所有一切国度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抽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有的各个民族工业部门都被消灭，并且每天还在继续消灭下去。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挤倒下去，采用这种新的工业部门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这种部门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并且它们所出产的制造品已经不只是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是供世界各处消费。旧时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有的需要却一定要仰给于距离极远国度和气候悬殊地带所出产的货物来满足了。先前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塞状态以及单靠本地出产品来维持生存的状况已经消逝，现时各个民族都已经是在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在各个方面互相依赖了。"

"资产阶级既将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使交通工具极臻便利，于是就把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的旋涡了。它那种商品的低廉价格，便是它用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仇恨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施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为资产者。简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

（三）关于工业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推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分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由此也可以看到他们对工业化与社会制度演变关系的认识。恩格斯在1847年指出："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就把工资愈压愈低，把它降低到上述的那种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愈来愈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产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来进行的社会革命。"

"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

"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却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有害的动荡的因素。"[9]

"自从蒸汽和新机器生产把旧手工工场变成大工业时起，由资产阶级主持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向所未闻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手工工场及在其影响下改进的手工业，曾经跟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发展到更高阶段时，就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用以限制它的狭隘范围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大大超越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力使用方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间的这个冲突，并非如象人的原来罪孽和神的正义惩罚间的冲突那样单只是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出来，而是实际地存在着，在我们外部存在着，不依赖于甚至是它所由造成的那些人们的意志或行为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一事实冲突在思维中的反映，不过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其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10]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主义化的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马克思主义到一个新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尤其如此，因为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就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方面。

（一）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思想。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的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11]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理论，虽然可以推导出生产资料生产要优先增长的结论，但是马克思更关心的是工业化的成果为谁享用的。而俄国的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面对落后的现状，列宁必然要关心工业化的问题。于是列宁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现象时，明确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理论。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著作中通过考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得出如下结论：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快，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列宁指出："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12]

这里不去评价列宁上述结论的正确与否。关键是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后来成为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

（二）列宁的关于利用市场、利用外资来实现工业化的思想。

以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为标志，列宁关于工业化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关系，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在传统的小生产占优势，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电气化）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不能立即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列宁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指列宁文中所说的’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本文作者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业已完成的巨著（指列宁指导下制定的俄罗斯电气计划--同上），知道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电站可以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和方式。"[13]

（二）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

布哈林作为苏联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著名理论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现工业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面临着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迅速发展生产力，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

为此，激进的以普列奥普拉任斯基为代表的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即社会主义不可能依靠对外掠夺来为工业化积累必须的资金，必须依靠内部的积累。所谓内部的积累，就是从农民那里拿来剩余以及压低工人的消费。普列奥普拉任斯基认为"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如果不把和手工业的部分剩余产品归公"，国营经济就没法应付过去。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只能是从农民和农村抽调资金而加速工业的发展，具体办法就是国家利用垄断地位，通过预算、信贷和价格手段再分配国民收入，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来。因此，普列奥普拉任斯基反对旨在利用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

而布哈林则根据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将资本主义的城乡关系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是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农民一贫如洗，国内市场的容量很小；第二是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地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村市场容量较大；第三是美国式的，在那里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存在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布哈林认为革命前的俄国城乡关系属于第一类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像资本主义工业化那样，把农村当作"殖民地"，掠夺农村来加速工业化。"而是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和使农业得到极大增长的手段。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这样它就为城乡对立的消灭作准备。"[14]布哈林严厉批评了普列奥普拉任斯基提出的以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剥夺农民剩余的办法，认为这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在这里，布哈林没有涉及到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但是布哈林提出的利用市场机制均衡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和政策，从理论上讲是好的，但是对于当时受帝国主义包围和面临战争威胁的苏联来说，不能解决快速发展重工业以保证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

（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

斯大林工业化理论，比较丰富，它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不仅对苏联，也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内容：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二是工业高速增长；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四是关于农业应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

1、关于工业化战略，斯大林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率先发展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时期内只得等待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过活。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路。党知道战争日益临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15]"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作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16]

2、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实施赶超战略和经济紧运行理论。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以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国民经济就必然会"紧运行"。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高速度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这样做会使我们的一切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都很紧张。……--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计划很紧。"为什么要这样呢？斯大林提出了以下两个理由：

一是外部条件：苏联在经济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假如苏联的工业与德国那样发达，假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和法国也建立了无产阶级，"那么高速度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包围对于我们就不会有现在这样严重的危险，我国的经济独立问题就退到次要的地位了，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国家得到机器来发展我国的工业和农业，而供应这些国家原料和粮食，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发展我国的工业。"

二是内部条件："除了外部条件以外，还有迫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即我国工业要高速度发展的内部条件。我指的是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我指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电气化，即’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或者回到资本主义去。……可是，不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首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我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内部条件就是如此。"[17]

3、在经济体制方面，苏联为适应上述工业化战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文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18]苏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正是适应快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要求于30年代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

4、在工农关系方面，斯大林采取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征购和"剪刀差"办法。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1928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指出："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19]

三、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化思想的丰富与

怎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考虑的重要。1944年4月，即强调"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20]。次年他在党的"七大"上，深刻论述了工业化与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21]，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同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主义。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22]可以说，在建国以前，党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为工业化扫清道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政府，造就了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府，这个政府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加速工业化，以实现国家富强；另一方面，为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民破产和工人阶级贫困化，希望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而此时苏联正好提供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在当时被认为是成功的。于是，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以1953年"一五"计划的实施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启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建构。

从1956年到1978年，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弊端，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并提出了以下很好的思想：（1）在工业化发展速度方面，提出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2）针对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弊端，强调农、轻、重协调发展。（3）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特点，提出大中小并举、城市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但是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由于这个时期的探索基本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因此也就没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从1978年"三中全会"开始，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多年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化发展潮流，以与时俱进和"发展要有新思路"的创新思维，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新的探索，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时期与以前相比，除了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外，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并且市场化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进展。中国在经历了几乎150年的曲折探索后，终于明白了工业化和市场化对现代化来说，就像车子的两轮一样，缺一不可。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说明我国正加速顺应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化这一世界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的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可以说极大地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经济市场化中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

改革伊始，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个转变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

一是关于社会主义与经济市场化关系。这里不再赘述。二是关于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把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可以超越，但是市场经济却不能超越。1985年，邓小平在历史经验时说：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3]1997年党的十五大更明确把工业化和市场化融为一体，纳入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和动力体系同时推进。指出：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4]。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伟大创新，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从而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成功地找寻到了在经济市场化中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途径。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来推动工业化建设。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性难题是中国的工业化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多样性、多层次性的特点出发，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党的十五大系统阐述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并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新发展。集中地表现在：第一，突破了仅靠公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传统观点，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推动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第二，突破了公有制仅限于"国营"、"集体"两种形式的传统所有制理论，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25]。

（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中国工业化与世界工业化的接轨。

与国内市场化方向改革相适应，邓小平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理论。其着眼点就是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才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接互补，不断提高我国工业化的国际水平和竞争能力。邓小平提出的、经过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的利用外资思想，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机器设备、资金等方面的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利用外资作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有效途径。

在吸引外资的同时，第三代领导集体还根据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积极发展对外投资注。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6]。2002年5月在重庆主持召开六省区市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坚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全方位地发展开放型经济"[27]。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将上述思想概括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8]

（三）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四）

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化本质上就是在革命的激荡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成功的工业化都是吸收和当时最先进技术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主导着新时期工业化的方向。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脉搏，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把这一思想发展为"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六大则将其进一步概括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五）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和推动小城镇建设，不断推进乡村工业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一是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29]；二是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互动结合不断推进乡村工业化的道路。

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结构转换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又推动了我国大规模的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建设和发展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30]。随后1998、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落实小城镇大战略的具体方针。十六大报告则将其概括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六）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东西部关系是我国生产力布局中的基本关系。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便提出了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的思路，但后来并没能很好探索实践下去。1978年后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两个大局"战略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1]。就这一战略设想与工业化的关系来说，其实质是让东部沿海地区先加快发展工业化，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工业化，然后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全国的工业化。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一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大国工业化发展客观规律的。。这一战略思想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生产力平衡布局的观点，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局面。

依据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和我国的工业化形势，1995年9月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把"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正确处理的十二大重大关系之一提了出来，并进一步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随着20世纪末全国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于面向新世纪、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32]。十六大对此也做了专门论述。

总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基本经验。

注释

[1]武力：院所研究员；高伯文：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2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6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6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第884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6]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7]马克思：《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42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12-13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9]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6-21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0]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6-44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3]《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第39-40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4]《布哈林选集》上册，第45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11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7]《斯大林选集》下卷，第76-8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9]《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14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20]《文集》第3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1]参见：《论联合政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七大"讲话集》，中央出版社，1994年版。

[22]《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1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注：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一种利用外资。因为，海外资金的来源可以是母公司的母国、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和折旧、东道国或第三国等，我国所控制的海外企业在东道国或第三国筹借资金即是利用外资。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9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7]《人民日报》2002年5月25日。

[2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5日。下同。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69-570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7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权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三、无产阶级不能是官僚制度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从打碎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本身。无产阶级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对马克思来说，在无产阶级消亡的过程发生之前必须废除的国家机器，这有两个原因：1．是与人类的彻底解放不相容的，特别是因为官僚化会使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和非政治化；2．官吏会成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且抗拒消亡。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页）而列宁在1918年则宣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01页）后一种叙述中的主要思想后来发展成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解释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公正的。官僚国家的集团利益和等级制使官僚机构独立于社会并发挥职能。官僚国家只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代表人类解放，却并未触动社会不平等。在实现无产阶级的消极目标方面国家是有效的，但它在制度上表现得不适合无产阶级的实现人类解放的积极目标。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认识到并在体制上制度上保证他自身的权力是社会权力，而不再把这种社会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全实现。官僚国家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永久化。无产阶级必须像公社所做的那样竭力反对这种分离。公社的最正面的特点是使政治权力非制度化，从而使社会重新政治化。对马克思来说，的国家是起异化作用的，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自由间的中间阶段”，还因为它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因此，人类彻底解放这一无产阶级的目标不能在官僚制度下实现。

无产阶级不能是官僚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官僚机构一旦建立就会变成一种利益集团，其成员享有经济上的和与权力有关的特权。官僚不仅抗拒消亡，而且利用它的权力以各种手段使自己处于牢固地位。况且，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制度中，作为寄生赘瘤的官僚机构都会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各种理由和支持。由于这个原因，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一定能使官僚机构消失。

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一直坚持国家必须依赖一个单独的社会经济阶级。因此，列宁断定，随着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会“自行”消亡。这一理论失误使列宁主张把苏维埃（公社）改造成“国家组织形式”。这一政策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了服从于的官僚机构。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同作斗争的任务，他的解决办法是“从下面提拔工人”到领导岗位，却没有废除的结构。列宁的建议没有抓住无产阶级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假定提拔工人到政府职位能消除，就必须假定作为个体的工人生来就是非官僚的。有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也是这样主张的。当年巴枯宁就是根据这种看法批评马克思的。巴枯宁认为，过去的工人一旦成为人民的代表或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而且他们将开始轻视普通工人；他们将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并且声称有权统治人民。但这是对马克思的曲解。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记述可以看出，他认为防止选出的或雇佣的官员成为腐化的统治者的不是工人的善良天性，而是无产阶级的结构。作为官僚机构的形式的国家和作为国家的物质内容的官僚机构会相互自我实现和相互保护。因此，官僚国家本质上抵制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成为实际权力以及的物质内容。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这是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不同，所以官僚国家不会消亡，而无产阶级会消亡。官僚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保存，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消灭。官僚是其自身的目的，无产阶级是其自身的否定，因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不能保存自身的被征服地位。因此官僚不会让政治机构即其生存的源泉自行消亡，而无产阶级却必须让政治机构消亡。这样，为了避免自我实现的困境，无产阶级既是一种非国家，又是反的。

四、无产阶级的政治形式和作用

如果无产阶级不是国家，那么它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公社的经验给了马克思阐述无产阶级手段的经验材料。马克思从未认为无产阶级是与民主对立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罗莎·卢森堡，都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是仅仅为镇压反抗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列宁把这概括为：“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89页）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无产阶级具有一种非国家的、公社的形式。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公社，由选举的或雇佣的公务员体现和执行公社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没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实际权力。他们已不再是官僚！对于马克思来说，认为没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无法行使社会职能，是荒谬的；认为行政和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是荒谬的。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国家机器并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但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并不以此告终。公社只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联合会和政党，不是被改造成如列宁所建议的那种由国家控制的组织，恰恰相反，是被改造成无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材料。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是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开始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

无产阶级所采用的压制和防御工具也必须是性质合适的。马克思对宣布建立“保卫公民的”国民军的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的补充是：“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但我们不应把在“全国规模”组织的概念与少数官僚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掌握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相混淆。组织国民军足以根除常备军“这一个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统治”僭取政府权力的危险。显然，马克思担心政府“僭取阶级统治”，想用国民军的形式保持镇压权力。但他不是想准确地规定无产阶级统治的镇压手段的形式，而只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直接控制这些手段。必须明确两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包含镇压手段，但的制度设计应该是通过由无产阶级直接控制镇压工具来预防政府“僭取”权力，因此，马克思才建议采用非的、国民军的形式。

第二，镇压不是常规状态。马克思预言公社一旦在全国规模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奴隶主们的零星暴动”引起的“灾难”，“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只是在“镇压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反抗时”才成为“的”，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方面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它是正常的“和平的发展进程”。

五、无产阶级在监督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政治职能没有一部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涉及人类解放的，任何一种无产阶级理论也不应不涉及这一问题。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消灭不会自动导致人类的解放，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坚持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有可能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对人类生活条件和人类自由有害。劳动机制和劳动组织在劳动奴役中也能独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些发明也能被其他制度运用，如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所证明的那样。无产阶级应优先考虑纠正这种情况。首先使工作成为可以忍受的，然后是令人愉快的，最后是有人性的。

从《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可以归纳出一些能逐渐达到人类解放的经济手段：1．缩短工作日；2．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求”；3．增加社会消费；4．同时减少行政开支；5．同工同酬。这些手段不是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它们在资本主义下也有可能实现。关键在于，在无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手段是连续的，并且它们以总目标作为参照点，而在资本主义下它们只是作为偶然的、被迫作出的反应出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无产阶级的经济目标，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明确说到了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按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说法，工人一旦获得公社形式的政治权力，“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能使劳动获得自由的经济改造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马克思所想像的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改造与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非常相似。无产阶级“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府———公社不用剥夺资产阶级来消灭阶级。公社只是成为社会改造的监督者。正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议会制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所以公社成为新秩序的政治保障，而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尽管马克思期待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和“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之后能够实现劳动的完全解放，但是他声称，“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这些引文表明，无产阶级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使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处于无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那时，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这两个权力领域之间没有结构上的分隔。而且，与的前国家不同，被融合在一起的这两个领域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是非官僚机构化的。

六、结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社会解放的“普遍运动”。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只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机器的完全的“反题”。官僚机构的自我实现和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前者要求自我肯定，后者要求自我否定，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具有的性质。无产阶级必须在制度上与无产阶级的总目标相协调。只维持有效的镇压手段以保护革命成果是不够的。镇压手段必须从属于由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推动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手段和职能。这一事实限定无产阶级可能采取的形式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非的、直接的政治组织。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以巴黎公社的普遍形式和原则为模式。

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制度的目标是使社会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王国不只是在于满足物质需求。人使其内在自我在外部世界客观化的能力和利用其意识控制世界的能力也是同样需要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最终消除劳动异化的条件。必须建立个体在一个非的、非异化的环境中自由发展的条件。对马克思而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包含着消灭所有生活领域的资本主义的和的因素。

当然，这并不是说19世纪的状况现在依然持续存在。巴黎公社也许不足以为我们提供建设现代无产阶级所需的一切。但是，苏联创造的，以其国家和由这个国家造成的工人的政治被动性为特征的无产阶级失败的经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的巴黎公社的优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篇8

我国目前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但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就能调动不同类型的文化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就能既唱响主旋律，又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有了这个主心骨，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杂音和噪音，我们照样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巩固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真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能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不着重强调邓小平理论今天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重要性。

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论断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

为什么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近年来，全党开展的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活动，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开展的“三讲”教育，最近围绕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开展的学习和宣传，以及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都充分发挥了我们党在政治上的强大优势，有力地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着一些复杂情况，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不能及时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影响甚至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那么，意识形态领域究竟存在哪些复杂情况呢？

首先，要看到我国目前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决定的。既然社会上有代表不同经济关系的人群，有不同利益的人群，而且他们在年龄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也有差别，那么，他们的价值观、兴趣爱好、文化选择也就必然会多样化，这是不可避免的。拿文学艺术来说，有人喜欢高雅艺术，有人喜欢通俗艺术；有人喜欢中国作品，有人喜欢外国作品；有人喜欢现代题材，有人喜欢古典题材；有人喜欢思想性比较强的，有人喜欢以休闲消遣为主的。只要内容不是宣扬错误政治观点，不是宣扬色情和暴力，不是宣扬迷信思想，而是基本健康的文学艺术，就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正是我们的文化部门、精神产品生产部门的重要任务。多元文化本身并不可怕，但在这种多元文化中，必须保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多元文化，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调动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有了这个主心骨，就既能唱响主旋律，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这样的多元化正是我国现阶段文化生动活泼的一种表现；有了这个主心骨，即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些与主旋律格格不入的杂音和噪音，我们照样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不到保证，在多元文化中缺少了这个主心骨，这样的多元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多元化、混乱的多元化，最终必将导致我国文化的变质和转向。这是十分危险的。总之，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十分突出的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

其次，要看到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造成的影响。当前，这种“西化”、“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包括互联网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这里要特别提到美国的文化战略，这种战略本质上是为美国称霸全球的霸权主义服务的。前几年鼓噪一时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美国文化战略的一个标本。它站在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立场，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提出了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以及以阿拉伯地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的基本态度。亨廷顿认为，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在价值观、历史传统、文化传统等方面完全不同，很难被西方文明所融化，这两种文明最终必将对西方文明造成严重威胁。未来的国家冲突，将日益表现为由于文明和价值观不同而引发的冲突，对此，西方应有“文明的忧患意识”。按照这种理论，西方应当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对那些文明异己的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争取这些国家的公众，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核心———西方价值观的认同。西方的文化渗透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它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同外国也包括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还会扩大，这是正常的，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对西方的文化渗透，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最后，要看到新中国的建立虽已有半个世纪，但来自旧社会的思想、观念、习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冒出来兴风作浪，干扰我们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会出现来自右的和来自“左”的对马克思主义怀疑、否定的思潮的原因。这两种思潮有时这一种比较突出，有时那一种比较突出，不论哪一种，都会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右的思潮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现在社会上流传的鼓吹私有化、鼓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观点，鼓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观点，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左”的思潮主要表现为对邓小平理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怀疑。邓小平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党的十五大以来，“左”的观点有所收敛，但也并没有绝迹，不是还有人说我们现在搞的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吗？这就是典型的“左”的观点。正因为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右的和来自“左”的两股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因此，我们就更要坚定不移地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怎样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进一步发挥党在政治上的优势，其中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是关键。而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首先就要提高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同志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我们现在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这一事业能不能在新的世纪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除其他条件外，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得怎么样。具体地说，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指明正确方向；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通过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调动他们的建设热情和创业热情；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提供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文化环境；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的侵袭，为两个文明建设扫清思想障碍。一句话，就要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能不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就是意识形态工作在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不可忽视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阐明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对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地位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和群众中去，才能及时排除和战胜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才能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的动力与保证。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同志重要讲话的精神上来，不管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多么繁忙，也决不能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决不能不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动态，决不能不关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就是同志要求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同志所必须具有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要继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和群众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些年来，我们党在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涌现出一批学习理论、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但是也要看到，我们的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还有缺点，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党对我们的要求。主要的问题还是理论和实际脱节，理论和群众脱节。我们的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很好地回答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不能很好地回答群众头脑中存在的各种困惑，因而缺乏说服力、战斗力，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很早以前马克思就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因此，我们不但要大力加强而且要不断改进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在增强说服力、战斗力，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上狠下功夫，使我们的理论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真正发挥出强大的威力。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必须引导干部和群众不断克服和抵制错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我们的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有利于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决不能给错误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当前，社会上流传的错误观点如鼓吹私有化、鼓吹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政治、歪曲党的历史和诋毁党的传统，以及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建设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等，已经在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中发生了影响。对这些错误观点必须进行批评，以防止谬种流传，为害人民，为害青年。批评要讲科学，做到以理服人。批评不能和现行政策相矛盾，比如批评私有化观点，批评把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观点，不能同中央为了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允许它们除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外也可以出售的决定相抵触。要区别学术是非和政治是非，对学术问题，继续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对于干扰大局的错误政治观点，不论来自右的还是“左”的方面，则一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敢于批评，毫不含糊。目前，错误的观点、错误的思潮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虽不占主导地位，但要防止它的扩散，防止它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意识形态的冲击。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把一些错误的东西消灭于萌芽状态，不使它畅行无阻，不使它恶性膨胀，不使它弄乱人们的头脑，不使它干扰我们的大局，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的实现打好思想基础。

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巩固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这就是对我们所要坚持和巩固其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如果认识不清，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虽诞生于一百五十多年前，但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马克思主义经历一个半世纪后仍能长盛不衰、永葆青春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之所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有以列宁为代表的、有以为代表的和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几座里程碑。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表现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党的十五大确定的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写进了。邓小平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结合新的时代特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出了重大发展。邓小平曾经讲过两句很生动的话，表明了他自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这两句话就是：老祖宗不能丢；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这两句话讲清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老祖宗不能丢，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至今没有过时，仍是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针；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是说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老祖宗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解决我们今天问题的现成答案，要靠我们自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今天的实际结合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走出新路子。所以邓小平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等，以及他针对国际国内形势提出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和正确决策，都是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大大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作出高度评价：“实践证明，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坚持和巩固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真正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能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不着重强调邓小平理论今天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重要性。当然，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决不是要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当作一种静态的东西加以固守。正如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一样，邓小平理论也将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被丰富、被创新。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肩上。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了邓小平理论，高高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又结合新的情况、新的经验，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增加了新的内容。实践证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真正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