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8 17:21:05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1
一、论文题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高利贷”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10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本章小结
结语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2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分业经营的模式给“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带来诸多挑战，“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愈加显得紧迫。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探讨，认为我国应该立足国内分业监管的客观现实，建立并完善以央行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出台，我国的金融监管确立了“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但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金融业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和全新的竞争格局，金融创新加剧，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尤其是综合经营的趋势在逐步深化，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监管文献综述
国内有的学者比较赞同的方案是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协调机构。巴曙松认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理想状况是成立一个常设的、类似于协调委员会的机构，对“一行三会”及财政部的监管进行协调。刘燃、韦新莲认为，应在“三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稳定的长期协调机构，负责与人民银行对话。郭春松认为应建议成立由国务院领导挂帅，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组成的全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负责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监管问题、重大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协调处理。李论认为，在目前分业监管的模式下，应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将其定位为监管协调机构，解决一些综合性、全局性的，专业监管机构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发挥协调作用，并不直接参与监管。
有的学者认为在建立监管协调机制时应该明确建立牵头制度，明确监管责任和权利边界。江世银认为，应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主体地位和牵头组织功能。许传华建议，建立全国金融稳定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一行三会”主要负责人，高法、高检、财政部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下设办公室，人民银行牵头办公室具体工作，负责货币稳定、重要监管政策协调和重大金融风险处置政策的制定及部门协调。
国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探索
（一）国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现状
从国外的情况看，在有多个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法律一般都会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作出规定。归纳起来，加强协调合作的法律机制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建立一个法定的协调机构，由法律直接规定协调与合作的框架和相关制度安排，由协调机构专门行使协调职能。如美国1978年的《金融机构监管和利率控制法》规定成立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协调美联储、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国家信用社管理局和储贷监理署五家联邦银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原则、标准和报表格式，统一各监管机构的政策和监督检查活动。
第二种是由专门的法律规定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事项。如韩国1997年通过的《设立金融监管机构法》对负有金融监管职能的韩国银行、财政部、金融监管委员会（fsc）、证券与期货委员会（sfc）、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监管服务局（fss）相互之间的职责分工、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三种是由法律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提出原则性要求，具体的协调合作框架由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协调合作安排确定，如在监管机构之间签订谅解备忘录。如英国2000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fsa）与国内外有关机构进行适当的合作。根据这一规定，英国金融服务局与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等形式作了具体的监管合作安排。德国建立了由金融监管局和中央银行参加的金融市场监管论坛，协调监管局与央行之间的监管事宜，并对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综合性监管问题提出建议，该论坛由监管局派人担任主席。澳大利亚成立了由中央银行、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三方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就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的改革、协调与合作等问题交流信息和看法，以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委员会主席由央行行长担任，秘书处设在央行；另外，央行与审慎监管局、审慎监管局与证券投资委员会还分别建立了协调委员会，由央行副行长任主席，协调双边合作的具体事宜。
从国外的经验看，虽然采用的监管模式各有不同，但大体都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协调合作的框架。如美国通过美联储、英国通过金融服务监管局来进行金融监管的协调。
总结这些国家的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的规定，使监管的协调合作有法可依；第二个层面是通过签署监管各方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第三个层面是依法成立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及负责具体的协调运作。
（二）国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情况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由“三会”联合组成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会议成员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的主席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并邀请央行等部门参加讨论和协调有关金融监管的重要事项、已出台政策的市场反应和效果评估，以及其他需要协商、通报和交流的事项。二是由银监会召集成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由召集人负责召集。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召集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切实履行本部门职责；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互通信息，互相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三是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该会议由人民银行牵头，23个部门为成员单位。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指导全国反洗钱工作，制定国家反洗钱的重要方针、政策，制定国家反洗钱国际合作的政策措施，协调各部门、动员全社会开展反洗钱工作。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至两次全体会议，如有需要，经成员单位提议，可随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会议。四是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成立于1994年，由人民银行行长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目前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已扩大为28家，是我国反假货币工作的最高组织形式，主要负责组织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打击、防范假币犯罪活动工作，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教育、管理等工作。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机制不够健全，制度软约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第十八条规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会议时，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它部委参加。“一行三会”当然可以根据各自履行职责的需要进行沟通与协商，但这种沟通与协商是平等的、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这个联席会议的效果有限，难以发挥事先预警的作用。
现行的协调机制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发展趋势。在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将大量进入。外资银行具有很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技术复杂，不但实行混业经营，而且随着我国银行业务的逐渐开放，外资银行将重点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杠杆性、投机性、高风险性、虚拟性、交叉性和复杂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市场上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将大量增加。而在目前分业监管制度下，对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明显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如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监管协调，金融控股公司常有机会利用管制差异进行监管套利，规避管制以实现监管套利最大化。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有待加强。尽管央行不负责金融监管，但它仍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另外央行还将通过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方面的及时反应，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因此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货币政策目标和银行监管目标冲突外部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效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导致政策效果不佳。货币政策的传导有赖于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职能分离后，货币政策的传导因失去了银行监管职能的支持，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下降；货币政策信息与银行监管信息的互补性减弱。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议
本文结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经验和国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探索，认为我国应该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分步骤稳步推进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协调，做实监管协调工作，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及健康发展。
（一）健全法制并明确监管协调机制的部门、职能、权利边界
1.建立监管协调组织体系。依据现行的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以组建一个以“一行三会”、财政部为基本框架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组成部门、职责、内部分工等，明确权利与义务。建立健全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处置预案，确保在非常时期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目标一致、协调配合、有序监管；尽快出台金融监管协调工作方面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使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真正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2.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立足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的长远考虑，基于目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现实，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留了法律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牵头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处于主导核心地位。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资金清算、提供流动性支持以及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等方式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有效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金融创新力度也在加大，交叉性金融产品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潜在金融风险具有交叉性、传染性特征，存在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三是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和金融资源配置战略的主要承担者，决定了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协调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金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为保证金融改革沿着正确轨道进行和最终的成功，也需要人民银行在金融协调机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银行应将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统筹考虑，维护金融监管政策的公平，构造有利于金融机构平等、有序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合理保护的保障体系。
（二）加强内外协调以维护金融安全
1.对内协调机制建设。一是金融监管机构自身的协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总体目标是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性金融机构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协调，避免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以促进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因此，各监管部门应该站在维护金融安全的高度去加强专业金融监管。二是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为各金融监管机构共享的金融信息平台。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现有的支付系统等优势资源，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平台，各金融监管机构要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监管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信息进行集约化分析和处理，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协调解决，从而实现信息共享。这样做既能够节省信息平台建设成本、信息处理成本，也能够减轻被监管机构报送信息的压力。三是建立主监管和联合行动制度。随着综合性金融集团的兴起和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涌现，对金融集团内各子机构的监管如何协调，对某一项新的综合性业务如何设计科学的监管标准和具体的监管措施，都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来进行协调。
2.对外协调机制建设。一方面是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外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及国际资本流动障碍的减少，外资银行在我国扩展迅速，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成为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一环。由于外资银行经营的跨国特性，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远不是一国监管机构所能完成的，需要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更多的合作。巴塞尔监管委员会于2001年 5月《加强银行监管者之间合作声明书的基本要素》，提出了有效的监管合作必须具备四大基本要素，即信息分享、现场检查、信息保护和持续协调。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12款规定：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证券法》第十章第179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当国外金融监管机构设置与我国相似时，我们采取上述法律规定的措施不存在问题。而当国外采取统一监管模式时，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加强与他们的协调和沟通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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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3
>> 规范和引导中国民间借贷问题的研究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民间借贷的规制路径选择 中国民间资本引导的法律规制初探 中国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法律问题研究 论中国民间美术特征及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发展渊源及风格特征 论对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中国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问题 浅议中国民间图案的特点及种类 我国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制问题探析 中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 浅议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浅析中国民间组织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论中国民间舞文化结构及内涵 中国民间智库成长的分合路径探析 浅谈我国民间网络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民间公益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问题与建议 从南音看中国民间音乐的保护问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div=-1）。 ，融资高利率加上通货膨胀、用工成本增加等问题，最终导致了大量企业倒闭。再次，由于现有监管体制对民间借贷无法进行有效的引导，故而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宏观调控的效果。在最近几年出现的“炒房团”、“蒜你狠”、“豆你玩”等事件中，民间资本由于缺乏引导，通过抬高生活必需品价格获取暴利，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最后，由于民间借贷的隐蔽性，其常常成为金融犯罪的工具，通过民间借贷形式进行的洗钱、高利贷、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已经严重破坏了现有的金融秩序。
民间借贷更为直观的问题是其产生的社会问题。2004年6月，福建福安合会崩盘，涉及资金25亿元，直接影响福安80%的家庭65万人的生活；2010年7月，江苏黄桥地区“打会”崩盘，近10人自杀，涉及资金30亿，全镇95%民众受影响，社会秩序几近崩溃，至今仍未恢复；2011年，四川广元地区共破获高利贷案件158起，打掉涉高利贷团伙10个（其中恶势力团伙4个），涉案金额逾6亿元；2012年3月12日，北京破获的一起地下钱庄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64人，涉案资金达50余亿元。这些案件仅仅是多种形式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民间借贷一旦失去控制，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
（二）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分析
对民间借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产生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律规制的缺陷和监管的缺乏。
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对民间借贷的调整体现出以下缺陷。
其一，缺少一部统一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法律。中国目前对于民间借贷的调整散见于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立法、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之中，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因此，对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等基本问题无从确认，导致实践中民间借贷存在制度性风险。
其二，规范形式多样、体系复杂，相互之间不能协调。由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政出多门”、立法技术欠缺等原因，民间借贷相关规范之间缺乏协调性、统一性和逻辑性[3]，规定相互重复、上下级规范之间相冲突、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不合理等问题普遍存在。
其三，规范更新速度缓慢，大量过时规范仍有效，与现行政策及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受过去政策影响，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仅认可公民间以及公民和企业间直接借贷，对于其他形式较复杂的民间借贷采取压制和取缔的态度。而最近几年对民间借贷的政策逐渐宽松，但现行法律体系却未能作出及时的跟进，使得如吴英案等依现行法律只能作出与民间借贷发展趋势不同的判决，这对于民间借贷的发展极为不利。
除了法律规制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之外，中国民间借贷监管机制也暴露出如下不足。
其一，监管态度过于严格。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之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未能得到承认，这就决定了中国对于民间借贷的监管态度就是予以取缔。这违反了监管的应有之意，仅仅是打击而无管理和引导。
其二，监管依据空白、监管主体缺失、监管措施单一。由于对民间借贷采取压制和取缔的政策，也就无监督管理的必要。因此相关监管法律几为空白，现实中监管主体缺位，监管措施沦为取缔和禁止。虽然近几年在政策趋势的影响下温州等地央行开始逐步对民间借贷进行一定的监测，但仍属于探索性质，在监测目标、监测手段上均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三，有限的监管流于形式。根据《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要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应当予以取缔。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对于一些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活动放任不管，等到发生了严重事故才追悔莫及。
三、民间借贷域外发展经验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自发的金融活动，是现代正规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各国金融发展过程中都要面对的问题。各国面对民间借贷所采取的措施各有特色，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中也透露出某些规律，对这些规律的把握相信能够为中国解决民间借贷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点启示：一是各国民间借贷发展路径的选择；二是各国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制时的路径选择；三是具体的制度设计。
（一）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
民间借贷在不少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相类似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各国的金融秩序，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考察各国对于民间借贷的处理思路可以发现不外乎以下两种。
第一种处理思路主要是将民间借贷逐渐纳入正规金融体制之中，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演变是这一发展路径的典范。日本轮转基金组织产生之初具有互助的性质，而在其发展过程之中逐渐具有了商业性，因此日本政府在1915年出台了专门法律对其进行规范。随着轮转基金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法案在地域、资金额度等方面越来越体现出局限性，于是日本政府在1951年又通过了《互助银行法案》，促使该组织转变成互助银行。在互助银行发展30多年后，其业务活动已与商业银行没有分别，于是在1989年，日本政府又出台政策使所有的互助银行都转变成了商业银行。至此，轮转基金组织完成了由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的转变[4]。
第二种处理思路主要是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使其与正规金融相互补充，共同为经济发展服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国台湾地区。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后，中国台湾对于民间金融总体上持打压的态度，后来由于合会倒会风波，又加大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力度，一律予以取缔。然而民间金融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因体系严密、运作高效而继续发展。这种情况下，中国台湾逐渐放松了管制，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并加以引导。1999年，中国台湾地区“立法院”通过的“民法债编”中对合会进行了专门规范，合会等民间借贷形式也便成为了正规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5]。
当然这两种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大多数国家均将两种路径相结合，对于符合转化条件的民间借贷形式就将其逐渐纳入正规金融体制，对于不符合正规金融的条件的民间借贷形式就对其加以规范，使其成为正规金融的补充，为正规金融无法覆盖的群体提供融资服务，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二）民间借贷规制路径的选择
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制几乎是所有经历过民间借贷问题的国家持有的共识。考察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发现均对民间借贷进行了必要的立法。但是在其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如中国香港所采取的以行为法为主的规制路径，另一种是大部分国家所采取的以主体法为主的规制路径。
中国香港是国际金融之都，以自由的金融制度而闻名。民间借贷在中国香港也具有更为自由的空间，其与正规金融相互竞争，促进了金融的繁荣。中国香港在民间借贷方面主要的规范为1980年推出的《香港放债人条例》。该条例并未区分民间借贷的各种形式与主体，而直接从民间借贷行为入手，对民间借贷作了极为自由的规定。当然在实际从事放贷行为时还需要取得放贷人牌照，以便于对民间借贷进行直接监管。
大部分国家采取的规制路径主要是区分各种借贷主体和借贷形式的分类规制方式。各国受其传统影响，民间借贷具有不同的形式，当某一种民间借贷形式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政府介入监管时，政府就对该类形式民间借贷制定相关规范进行约束。因此一国的民间借贷规范体系就是由适用于不同形式、不同主体的规范集合而成。
一般来说，以行为法为主的规制路径代表着自由的金融体制，而以主体法为主的规制路径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能够适应民间借贷的发展。但是二者并非相互排斥，中国在对民间借贷进行立法规制的时候可以考虑将二者结合进行，即用一部类似《贷款人条例》的法律对民间借贷进行宏观层面的把握，然后进一步根据现实需要制定针对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形成多层次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三）具体的制度设计
关于民间借贷，各国都有其具有特色的配套制度。在此仅选取能够为中国所借鉴的制度进行简单介绍。
1.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为了更好地解决融资过程中面临的信用问题，美、日、德等国均构建了各自的社会信用体系。以美国为例，其通过美国信用管理协会、邓百氏公司、穆迪、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等信用评价主体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覆盖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信用体系[6]。该体系不仅为正规金融机构从事业务活动提供信用信息，也为民间借贷机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间借贷的风险。而目前中国仅存在一个以银行为主体构建的信用系统，并且民间借贷机构由于不具备合法性也无法利用该信用系统来降低风险。因此应当尽快使民间借贷合法化，并将民间借贷机构的信用系统与银行已有的信用系统相连接，这样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违约成本，降低民间借贷风险，同时也可以逐步构建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
2.个人破产制度
民间借贷属于关系型借贷，放贷人基于对借款人的信任而提供借款，主要依靠小范围社会中的个人信誉来增加违约成本。总体来说民间借贷个人恶意违约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考虑，仍应当出台个人破产制度以降低可能的风险。一般发达国家均建立了个人破产制度，通过对个人财产进行破产清算、对破产人实施一定的惩罚等措施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和减少个人违约行为的出现。中国《企业破产法》目前并未承认个人破产制度，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个人破产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进入立法程序。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对于降低民间借贷风险，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高利贷相关制度
高利贷是民间借贷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考察中国法律规范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关于高利贷的规定仍是空白：既未规定严格意义上高利贷的标准，也未规定高利贷法律责任。同时司法实践中最高院却以非法经营罪对高利放贷行为进行定罪，这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也导致了行政权向立法、司法的扩张[7]。在这一点上，中国香港地区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中国香港《放债人条例》对于高利贷规定了两档法律责任，“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实际利率超过年息60%”即属犯罪[8]。这样的规定实现了不同法律责任的衔接，具有较好的实际效果，值得借鉴。
4.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衔接
民间借贷往往面临着资金来源的问题，大部分民间借贷获取资金行走在非法集资的边缘，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与此同时，正规金融机构被要求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政策一直无法落实。因此，可以考虑将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衔接，一方面为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民间借贷的比较优势，解决上述对象融资不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可以参照菲律宾稻米联结贷款的经验。菲律宾政府为解决稻米生产户资金不足推出了一项资金扶持计划，由稻米供应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然后向稻米生产户提供贷款，农户在稻米成熟后将稻米出售给供应商，以偿还贷款。这一计划很好地解决了农户资金需求和贸易商资金短缺的问题，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1]88。中国对此问题也应当给予一定的关注。
四、中国涉及民间借贷金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民间借贷问题从本质上说是金融体制的问题。过度管制的金融体制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国务院近年来逐步展开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2012年3月国务院设立温州市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浙江省温州市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对民间借贷的改革提出了如下要求：“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同时鼓励民间资金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依照这一方案，温州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提出“研究制定规范民间融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管理办法，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深化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试点”等一系列细化办法。目前，管理办法正在研究制定之中，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已经设立并开始运营，民间融资监测正在逐步推进，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也在建立之中。但是目前的改革也体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根据《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较大的市有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而温州市不属于国务院确认的49个“较大的市”，因此没有地方立法权。这使得温州市在制定相关民间融资管理办法时面临着无权制定的尴尬局面。
第二，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目前的运行情况也不理想。从理论上说，民间借贷登记备案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高利贷问题并降低民间借贷风险。然而研究发现，以下一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登记服务中心在实践中的效果：（1）登记服务中心公益性质与股东利益之间存在冲突；（2）对于中心所引入的中介机构的角色定位、监管等问题并未解决；（3）未解决民间借贷通过登记中心完成的积极性问题。
第三，对民间融资的监测不到位。温州市依靠的监测渠道主要有两个：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温州市人民银行。由于民间借贷登记的非强制性，因此登记中心的监测效果有限。目前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民间融资利率的监测体系已初步形成，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温州民间借贷监测利率该监测体系由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于2003年在全国率先建立，是反映社会资金余缺、分析金融市场秩序的晴雨表，在全国均具有影响力。参见：《温州正式向社会公布民间借贷监测利率》（http：///native/finance/201205/t20120516_509632956.shtml）。 。应当说利率的公布对于民间借贷信息透明化、决策理性化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仅对利率进行监测并不能反映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与实际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对民间借贷的规模、形式、违约率、风险形式等进行更为细化的监测。
第四，民间借贷新型金融组织的建设情况不理想。由于中国金融领域的管制，民间借贷新型金融组织的设立需要存在相应的规定。目前仅存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种形式。农村资金互助社因其互质而无法自由放贷，因而并非民间资本选择的主要形式。而目前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面临设立条件、资金来源和向村镇银行转化的问题。而村镇银行最主要的是发起人资格限制及成为发起银行分支机构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全国2009年提出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三年计划未能完成。
五、中国民间借贷规制机制的基本构想
结合金融改革试点到目前为止在民间借贷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问题，与上文所涉及的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国外的发展经验，笔者对接下来一段时期中国民间借贷规制机制的构建提出以下基本构想。
（一）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民间融资体系，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优势
在中国目前严格管制的金融体制之下，民间借贷普遍的合法性得不到承认，只能通过法规、政策等规定对个别形式予以认可。这样就限制了民间借贷具有的创新特点，因为当局的认可总是落后于其现实的存在。就像温州金融改革中所体现出来的一样，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要鼓励民间资金参与设立新型金融组织，但仅对其三种形式作了列举，然而民间借贷形式除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形式之外还有很多，诸如合会、合作社、私募基金、产品供应商、P2P平台、典当行等。这些形式的民间借贷因无法律规范的确认因而降低了其适用性。在目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不是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进行个别形式的认定，而是应当从整体上概括确认。支持现有民间借贷形式的发展并鼓励新型民间借贷的出现，以覆盖不同层次的民间融资需求并给予民间资金自由选择的空间。从而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全覆盖的民间融资体系，在保持民间借贷信息和成本优势的基础上[9]，为正规金融不愿或者不能提供服务的行业、地区等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
从域外经验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间借贷的发展。而中国目前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仍存在着诸如法律缺失、体系庞杂、更新缓慢等问题，需要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结合温州金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在目前的金融改革试验中，要给予试点地方更多的立法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目前几个试点城市如温州、丽水、义乌等均不具有进行地方立法的资格。而在金融改革试验中，很多改革措施只有通过立法进行确定才能较好地保证其权威和效果，特别是在现有法律体系未作出改变的前提下，仅通过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无法保证其政策执行的稳定性，也无法给配套的司法、行政等提供合法的依据。这对于金融改革的效果极为不利。因此，在作出金融改革试点的决定时，应当给予其更多的立法权，使其能够与经济特区类似，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规范作出变通规定，这样才能保证金融改革试点的顺利进行。
第二，条件成熟时，逐步构建民间借贷法律体系。首先应对《贷款通则》等规范性文件中过时的条文进行统一清理，使其符合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趋势。而后制定一部统一的民间借贷法律，从总体上对民间借贷作出规范。如规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各方权利义务、利率水平、担保、各种类型和形式、禁止事项、法律责任等。同时针对未受到法律法规规范的民间借贷形式区分其规模大小和规范的必要性，逐步建立相应的规范，与统一性的法律一起构成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
第三，在构建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各种民间借贷配套制度的建设。各国经验表明，民间借贷配套制度的建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上文中提到的四种制度：社会信用体系、个人破产制度、高利贷制度以及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衔接等目前在中国亟需建立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此在温州等试点城市可以先行尝试，条件成熟时再向全国推广。这些配套制度的建立对于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和完善民间借贷监管体系，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金融行业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需要政府对其日常经营进行监管，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民间借贷也属于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也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体制来规范其活动。结合中国民间借贷监管存在的问题，在构建民间借贷监管体系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制定全面的监管办法，明确民间借贷监管的主体、对象、原则、内容。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10]。为了对民间借贷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的监管办法，对涉及民间借贷监管的各方面进行规定。关于监管主体，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地方特色可以设立地方监管主体，具体贯彻实施人行和银监会的政策，保证监管效果。在监管对象方面，要重点把握主要的民间借贷形式，如合会、地下钱庄、典当、P2P平台、小额贷款等，对于其他民间借贷形式仅进行违法性监管。在监管内容方面，目前仅仅对利率的监管远远不够，可以充分利用登记备案制度进行规模、形式、用途、利率、违约情况等方面的监督管理。总之充分考虑到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问题，在监管办法中予以体现，以真正实现对民间借贷的全方位监管，保证其健康发展。
第二，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监管体系。在国际社会上，通过登记备案来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是一种普遍做法[11]。温州地区目前已经建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但其运行效果并不明显，其存在的问题上文已经进行论述。民间借贷登记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这里只简要阐述笔者看法。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登记可以采用自由登记主义，但对登记的法律效果进行鼓励性的规定，如登记税收豁免、放宽登记利率、登记效力优先等；同时采取大额备案的登记制度，确定一定的标准以节约资源；最后依据各级登记部门建立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对民间借贷进行实时监测，降低风险。在备案制度以外，建立民间借贷主体资格审查、政府风险预警、司法监督等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各项制度，采用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相结合的混合监管模式[12]，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将政府部门的监管与行业协会的自律相结合，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监管体系。
六、结语
民间借贷的问题归根结底与中国金融体制存在密切关系。中国目前严格管制下的正规金融体制是导致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民间借贷问题，除了上述民间借贷规制机制的构建外，还需要从改革现有的金融体制入手。总理在2012年人大期间的表态和温州地区所做的金融改革尝试使人们看到了希望。金融体制的改革加上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间借贷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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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4
【关键词】民间金融；农村金融；规范
一、民间金融概述
关于什么是民间金融，理论界有多种说法。国外学者多将其界定为“非正规金融（informalfinance）”，是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金融活动（正规金融）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了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活动。按照这个定义，在西方国家金融系统中居主体地位的是民间金融，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合。李丹红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与重点改革政策》一文中认为民间金融的概念是相对于国有的概念而言的，而民间金融就是相对于国有金融而言的一种金融形式，但是最终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定义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和说明。郑震龙在《我国民间金融利率的决定与绩效》中认为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官方正式金融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这个界定将一种有形的组织形式说成是一种信用，可见也是不准确的。张惠中在《民间金融新论》中认为民间金融是指那些较为分散、缺乏组织性和连续性、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特别是在中小企业）之间、企业与居民户之间的各种投资和资金借贷活动，它是相对于正规金融（受国家金融法律法规保护、规范和政府严密监管的合法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其中包括经政府审批设立并接受监管的不受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等民营金融机构从事的合法金融活动）的一个概念。吉利斯认为，民间金融是指未纳入国家金融管理体系的非正规金融组织。该定义对民间金融的界定以是否纳入了国家的金融管理体系为标准，明确了民间金融的非监管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又存在问题。许多金融组织获得了地方政府部门的审批并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但并未纳入国家金融组织管理体系的管理之下，将其归入民间金融显然不合理。央行认为，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
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问题
随着民间金融的快速发展，农户借款构成的多元化，民间金融成为农户借款的主要来源，民间金融的广泛存在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民间金融呈现出一些新变化。
1、民间借贷的利率失控。民间借贷的利率普遍不受管制，由双方交易人自由协商，虽然符合市场机制的导向，但是由于其逐渐由无息、低息向高息发展，利率水平大致在10%及以上，已经高于同期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甚至是银行利率的一倍到几倍。尽管国家明令禁止高息借贷，但由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半地下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潜在性。
2、农村民间金融容易产生经济纠纷。民间金融组织中的民间借贷多建立在一种乡土熟人社会上，人们之间的借款借贷方式或者口头约定或者简单的履行，债权人出于情面不好意思索取必要的证明收据或者为了获得高额利息而缺乏对借款对象的审查和借款用途的有效监督，致使债权人不能按期收回资金或根本无法收回资金，引发债权债务纠纷。
3、农村民间金融潜伏着金融风险，增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民间金融长期游离于国家的金融监管之外，使存款者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且民间金融大部分都是在乡村邻里、亲朋好友等社会小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资金规模往往较小，信用度极其有限，其演发的高利贷行为增加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它使大量的农户手上闲散资金流通在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外，干扰了金融机构业务的正常运行，冲击了国家的货币政策。
三、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的农村民间金融既没有完善的法律保护，也没有到位的法律监管。这种法律监管呈现弱势状态，是一种半虚置的监管，法律未能对农村民间金融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所以对于建立和完善农村民间金融，现列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相关保险制度和贷款抵押担保机制，避免经济纠纷的产生。保险公司可以开办贷款担保业务，使担保形式正式和规范化，化解农村民间金融的服务风险；在担保机制上，放宽对农户担保品的限制，扩充贷款担保物的范围，比如解决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将农户房屋、宅基地使用权等作为附条件的担保物，防范农村信贷的道德风险，保障和稳定农村市场的安全。
第二，将农村民间金融纳入到国家金融监管中来，明确认可合理的应予以肯定的民间金融形式。转变正式金融一统农村金融的设想，引导民间金融资金从“地下”转入“地上”，有条件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发挥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补充作用；确定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措施，避免大量的金融资金体外循环；并对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财务制度、经营业务范围、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分别制定出标准明确的法规和监管制度。
最后，还应当提高农民的金融知识和风险意识。针对我国农民文化素质水平低、金融知识缺乏的现状，应正确引导其认识民间金融，减少现实交易中的危害。
参考文献：
[1]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8.
[2]李丹红.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与重点改革政策[J]，金融研究，2000(5).
[3]郑震龙.我国民间金融利率的决定与绩效[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5).
[4]张惠忠.民间金融新论[J]，嘉兴学院学报，2003（4）.
[5]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5
关键词：人民银行；银监会；监管职责；界限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是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监管者。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银行监管职能与中央银行分离的新现象。尤其是英国政府于1997年进行了银行监管体制改革，将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分离出来。这一改革趋势在我国引起了是否分离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的激烈争论，直到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人民银行多年以来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于一身的监管模式的正式终结，对人民银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影响既有积极方面的，如提高了人民银行的独立性，有利于其更好地履行货币政策职能等；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银监会成立后，我国的银行业监管模式是银监会与人民银行的协同分业监管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如何明晰二者的职能分工就成为迫切需要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若能有效解决，将有利于保障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防范金融风险，并能促进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稳健发展。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探讨这一问题就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以人民银行职责的演变为切入点，从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履职实践出发，对这个重要课题进行积极探索，并在此基础上明晰两者职责界限及完善二者分工与协调机制。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
一、人民银行职责演变
从1948 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起，人民银行就承担起了对金融业进行监管的职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银行负责全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并在全国建立了组织机构体系。但在改革开放之前的 30 年内，人民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而是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以及中央银行的综合体。1979 年我国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机构先后成立，人民银行开始逐渐向中央银行转型。随着1984 年中国工商银行的成立，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制定货币政策，并行使金融监管职能。从此，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开始确立并不断发展。1984-1992年期间，人民银行身兼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项职能。在这一时期人民银行负责对全国银行业、证券业、以及保险业的统一监管。而1992-1998年期间，我国先后成立了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将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防范金融风险，2003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下简称《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以下简称《中国人民银行法》），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人民银行履行的银行监管职能。至此，人民银行统一行使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职能的模式正式结束，转而更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的实施，但仍保留了人民银行一些重要的银行监管职能（详见表1），并且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章“金融监督管理”专章规定了人民银行的九项金融监督管理权。
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下列行为进行检查监督：执行有关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的行为；与中国人民银行特种贷款有关的行为；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行为；执行有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管理规定的行为；执行有关外汇管理规定的行为；执行有关黄金管理规定的行为；经理国库；执行有关清算管理规定的行为；执行有关反洗钱规定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可以建议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建议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回复。当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时，为了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有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有权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相关条款整理
二、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职责界限模糊问题
人民银行与银监会机构分设后，尽管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分别对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职能作了详细规定，但在实际施行中还是存在部分监管职能归属不明等职责界限模糊问题。
（一）规则制定权可能出现冲突
2003年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有权与其履行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而《银行监督管理法》第15条规定，银监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据此，人民银行与银监会都有制定规章、规则的职能。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各自制定的规则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降低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如《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颁布而引发的价格标准争议便是典型例证。《办法》第5条规定：“商业银行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项目主要是涉及广大居民和企业利益的收费项目，包括办理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本票、支票、汇兑、委托收费、托收承付等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第6条又规定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可根据银行服务的市场竞争情况和对广大居民和企业的影响程度，确定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其他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但是人民银行的规定却与此不同，人民银行《关于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的规定》第8条规定：“除电子汇划实行政府指导价以外，商业银行的其他业务可以实行市场指导价，具体定价标准由各商业银行依实际情况自行执行收费标准”。两种规定的不同，致使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无所适从。
（二）部分具体监管职能界限模糊
1、支付结算监管职能的双重归属。《中国人民银行法》第 4 条规定了人民银行有“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的职能，同时该法第27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组织或者协助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系统，协助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事项，提供清算服务。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支付结算规则”。目前，支付结算系统由人民银行的直属事业单位清算中心负责管理，清算中心“不仅为商业银行的支付结算活动制定相关法规、对业务活动中产生的纠纷进行协调、提供网络设备支持服务，还对商业银行的支付结算业务负有检查监督的职能”。可见，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对支付结算监管职能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人民银行分支行在进行执行清算管理规定的执法检查时，经常发现商业银行有压单、压票等延压客户资金的违规行为，宥于《商业银行法》关于支付结算监管权授予银监会的规定，而不能进行处理。
2、信贷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问题。信贷政策是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传导渠道，同时信贷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要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法》只规定人民银行履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责。但是信贷政策又是保障商业银行规范经营的重要手段，银监会履行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制定和完善包括信贷政策在内的银行监管制度与规则。实践中银监会与人民银行都有在进行信贷管理工作。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发生冲突就难以避免。如2004年2月，银监会曾公布《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修改意见稿）征求公众意见，就与人民银行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银发[2003]121号）的有关内容相冲突。银发[2003]121号文件规定：“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与总贷款余额比不得超过30%”。而银监会认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原则是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无权限制商业银行在某一行业中的投资比例。银监会的“监管宽容”可能导致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产生“梗阻”效应，货币传导机制遭到破坏，不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3、外汇监管部分职能归属不明。外汇政策从属于一国货币政策范畴，在我国实际上是由人民银行负责外汇政策和管理业务。机构分设以后，人民银行仍负责制定国家外汇政策，但一些具体的外汇管理工作需要在人民银行与银监会之间进行适当分权以适应形势需要。例如，机构分设后外汇资产负债比率指标由谁来负责监控；人民银行具有检查监督商业银行外汇业务、调节外汇市场等权力，这与银监会的外汇管理权限具有交叉，二者如何区分、协调均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以2003年10月银监会颁布的《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为例，该办法明确规定“汽车金融公司设立和开展业务中涉及汇兑管理、利润汇出、向非居民发放汽车消费贷款、资本金管理等外汇管理事项的，由有关监管部门会同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做出相关规定”，但如何划分银监会与外汇管理部门的职能权限并没有加以详细说明。
4、利率监管的割裂。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将利率违规行为的监管权赋予了银监会。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样的制度安排割裂了利率制定与利率执行的联系。人民银行开发使用了利率监测系统，可以全面覆盖利率执行情况，监管利率违规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对利率的执行进行监管更有利于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因此，利率的制定和执行监管职责应明确由人民银行负责。
5、金融信息安全监管问题。2008年的“三定方案”规定人民银行“指导金融业信息安全工作”，实践当中，人民银行总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了金融信息风险安全提示，分支机构开展了网上银行、银行卡安全与合规管理，有的分支行还将金融信息安全检查纳入综合执法检查，但缺乏法律依据支持人民银行科技部门成为行政执法检查部门，对于发现的商业银行金融信息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也缺乏合法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处理，仅仅依靠约见谈话、通报批评等非法律方式加以约束。而与此同时，经中央编办批准，银监会于2012年8月设立信息科技监管部，加强了银行业信息科技监管督导和专项排查。
6、金融创新职能的双重归属。金融创新会导致金融机构的内在不稳定性，增加系统性风险，因此银监部门需要依法将各种创新活动纳入监管范围，规范和控制风险过大的金融创新，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同时，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也具有重大影响，会导致货币总量定义的混乱，降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改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此，人民银行也必须对金融创新活动进行监测、管理和调控。在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上，究竟以谁为主、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如何分工协调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方面，目前的金融法律均没有授予人民银行或银监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完全（或主要）监管权，使得实践中大量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潜伏着金融风险。
（三）金融监督管理协调与信息共享的牵头部门不明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牵头单位，导致直到目前，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都还没有常态的、具体的制度性安排。由于缺乏制度性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履职的效果都受到影响。
此外，在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在最基本的信息共享方面也没有建立相关的常态化机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 35 条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32 条规定，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都有权要求报送必要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以及其他财务会计、统计报表和资料等。这样，就会产生银行业金融机构重复报送和监管部门重复收集、重复建设的问题，尤其是在统计口径、统计科目有不同要求的情况下还会增加报送机构的成本，影响金融统计的权威性。
三、相关建议
明晰二者的职能分工，需要从法律法规的完善和金融监管协调的加强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加以改进和完善，以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一）加快人民银行履职有关法律、法规修改完善
一是在科学划分职能的基础上，推动履职核心法律依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进一步厘清人民银行、银监会职责分工，科学划分职能，防止出现监管真空和监管的重叠，特别是必须对各自边缘职能进行明确地划分。比如从法律层面将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监管权、信贷政策制定、存贷款利率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对金融信息安全的指导监管权法律化。
二是完善和丰富人民银行的监管手段。法律上赋予人民银行制定和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手段，如收集和获取经济金融信息的手段和传导货币政策的督查手段等，为建立高效、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增加人民银行对于支付结算、利率违规方面的监管权，细化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律途径、手段和方式等，重点解决人民银行部分职责“有职责，无手段”和职责界限模糊不清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履职。
（二）加快完善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的协调合作机制
解决目前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界限模糊职责的问题，还需要在二者之间建立一个经常性的、多层面的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
一是加强沟通，建立科学而灵活的协调机制。建立健全人民银行与银监、保监、证监部门的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建立定期联系会议制度并附设秘书处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及时沟通有关金融市场风险和运营情况等。此外，各级人民银行和银监部门双方应通过协商机制协调对同一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日程安排，以实现部门间的协调统一，共同维护银行业稳健的发展。
二是加快建立健全人民银行与银监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以制度形式明确有关人民银行与银监会信息共享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共享的原则和标准，应负的法律责任等。同时，加快金融业电子化、信息化进程，建立人民银行与监管部门间的监控中心数据库，开发统一的非现场和现场检查情况反映软件系统，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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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卡塔琳娜・皮斯托，许成钢不完备法律―一种概念性分析框架及其在金融监管发展中的应用[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03）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民间金融；合法地位；法律监管
中图分类号：DF4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1-0020-05
民间金融是一种传统的融资形式，可以定义为国有金融体系之外所发生的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目前，中国民间金融的规模已十分庞大，为民营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融资渠道，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但令人尴尬的是，尽管中国民间金融发展迅速，在中国金融业已经占到一定的比重，却一直处于非法地位，不被中国金融体系所承认，民间金融一直游离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若对其不加监管，便会影响中国的宏观调控，导致政府经济政策失控，甚至引发市场风险。在法治社会，对中国民间金融进行法律监管已势在必行。
一、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
在金融监管理论中，监管包括规制和监督两个方面的内容。规制指在法律的授权下，由监管当局制定一系列法规和规章，规定金融中介机构进入、运营和退出的规则[1]。监督指金融监管当局或其他授权机构通过一定的措施和方法，监督既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落实[2]。金融监管理论在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后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逐渐走向成熟，为监管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对于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分析。
一是从金融监管法的目标方面分析。金融监管的目标由三项构成，即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及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金融体系公平有效竞争，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在以上三项目标中，前两项可归纳为“稳定”目标，后一项可视为“效率”目标[3]。在金融体系中，“稳定”和“效率”一直存在矛盾冲突，因为要稳定金融体系，就要实行金融管制，这会导致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增加，金融业的市场效率随之下降；如果追求效率而不求稳定，又必然导致金融体系的混乱。分析中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规，可知中国金融监管在兼顾稳定和效率目标上，采取的是单一的稳定目标模式，只注重稳定金融秩序，在金融运行效率方面没有相应的监管。在稳定目标的指导下，中国金融立法对正规金融系统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采取压制的态度，造成了金融资源被少数银行垄断，直接导致中国金融业的低效率。所以，中国应该对内开放金融市场，允许民间金融的存在并将其合法化，增加金融竞争，提高金融效率。
二是从法经济学方面分析。在经济学中，均衡是指有关经济主体在外部条件的约束下，各自达到最优的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具体说是供给和需求通过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产生了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状态[4]。联系到法律领域，法律均衡就是法律供求的均衡。在金融监管法领域，供求均衡定义为有关金融监管的法律供给适应法律的需求，没有法律过剩和法律短缺，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且法律的数量、内容和结构安排是大多数人所满意的。在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得不到制度的支持，无法合法地转为经济金融发展所用。而另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又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导致了有关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民营企业得不到大量的资金支持和多样的金融服务。由于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缺位，中国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面临巨大的风险，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开放民间金融市场，将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二、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现状及困境
（一）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现状
要分析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现状需从政府的态度入手。中国金融业长期由国家垄断，民间金融因为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而常受到歧视和政策的打压。然而，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中国的民间金融反而存在并迅猛发展，这使得政府的政策也开始逐渐趋暖。中国第一次正面肯定民间金融是在央行《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其指出要正确地认识民间金融在中国金融业起到的补充作用。其后，2005年出台的《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的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的限制。随后，央行在陕西、山西、贵州、四川四省进行“农村小额信贷组织”试点。随着2005山西平遥的“日升隆”和“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正式挂牌，小额贷款公司进入了“合法”行列，意味着中国民间金融开始从“地下”走到“地上”。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针对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浙江省温州市将以此为契机，率全国之先开启金融改革的新道路。
从以上事件的分析可知，中国政府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有较大转变：由最初的打压、限制到默许、放任，再到规范引导、适时管理。政府已经意识到民间金融在中国金融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采取了科学有效的态度。
2.法律现状
虽然中国政府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但民间金融的法律现状仍不乐观，其法律地位并没有获得明确的认可。现有的关于民间金融的法律制度只将以下民间金融形式归为合法，主要有：一部分民间借贷、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与农业合作银行、小额信贷、典当行等。对以上合法的民间金融形式，中国在法律法规中虽然有所提及但规定不全面，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民间借贷的相关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等司法解释中，只作了简单的规定，在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部门规章和行政法规中，稍有涉及但法律效力较低且不成体系。对于没有列入合法行列的民间金融形式，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都存在抑制民间金融发展的倾向。在这样的监管环境下，民间金融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禁止，反而更多地走向隐蔽的地下，发展成为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盲区中的“灰色金融”。再者，金融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灰色金融中很容易滋生出洗黑钱、腐败等“黑色金融”，而监管当局在现今监管法律制度缺失、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取证，无疑是场恶性循环，增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二）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困境
1.没有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
民间金融一直被政府予以禁止。这与中国长期坚持的“重正规、轻非正规”的指导思想有关。当正规金融出现问题时，政府会予以扶持，而非正规金融的难题则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虽然中国对民间金融的态度有过几次转变，甚至近年由于政府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其存在已经默许，但从整体上来说从来没有承认其合法地位。
由于国有金融资源的偏向性，正规的金融资源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不均衡，民间金融中地下钱庄、集资等事实的存在符合经济人寻求获利机会的本性，有其合理性。如果国家再片面地、一味地打击取缔民间金融，维持金融资源的严格垄断，不仅浪费了法律资源，还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中国立法应该正视民间金融的作用，法律规范的制定要以事实为基础并回到事实中去，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的效果。
2.民间金融立法上存在缺陷
现有的对民间金融进行监管的一些法规和制度较为零散，还没有一部法律或法规明确民间金融交易主体及民间金融参与者的权利与义务，缺乏系统性和稳定性，造成了民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不合理。例如，1998年7月13日，由国务院实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同时，该办法将非法金融界定为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这就将许多民间金融形式都列入了非法的范围，从根本上否认了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而且与《合同法》中合法民间借贷行为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冲突。从《合同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可以得知，约定有息借贷但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利息的借贷不违法，而且一个企业向一个或多个公民借贷也是合法的民间借贷。但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以上合法的民事行为可能会变成非法金融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不同位阶的法律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冲突，是中国民间金融立法上的缺陷之一。
另外，笔者认为中国民间金融立法还存在以下问题：法律对高利贷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没有规定民间金融的具体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融资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导致企业融资困难；缺乏相应的信用制度，民间社会信用环境状况较差，民间资金需求难以转化为金融需求。
3.民间金融执法上存在不足
除了立法方面，中国民间金融的执法也存在不足。如果没有法制的真正落实，非法民间融资的性质认定及司法执行就会受到损害；如果没有多部委畅通的协调机制，处置非法民间融资的工作就会出现“无人监管”与“重复监管”并存的局面，并且削弱工作效率[5]。
民间金融执法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多个执法主体并存，容易出现执法权冲突与真空现象。银监局、工商部门、公安机关等都有可能成为民间金融执法上的主体。银监部门只能对银行业的金融活动实施监管，对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领域无权介入，即使是非法融资行为也没有权力进行监管，致使工商管理部门的监管难度加大。当出现非法融资行为，而又没有群众向工商部门举报时，工商部门很难介入调查，只能由公安机关进行犯罪行为的调查。由于对民间金融的执法主体较多，各部门执法未能进行较好的沟通与协调，导致各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够。
综上，中国现行的针对民间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不论在立法还是执法上都存在不足，不管是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还是民法的相关规定，对民间金融的发展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抑制性的，民间金融发展的法律环境面临困境。
三、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完善对策
（一）完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原则
金融自由化是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各国相继破除了严格的金融管制制度设置。中国也相应更新了监管理念，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适当调整。中国一向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却忽视了效率和公平，而这些价值理念会对民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完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必须转变制度设计存在的价值理念问题，确立如下原则。
1.适度干预原则
戈德史密斯曾说过：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重视金融的发展，而且还应加快金融工具和金融组织的发展，尽量发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引致作用。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系统在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比例趋于下降，而其他各种金融机构的这一比例却相应上升[6]。在把合理的民间金融纳入正规金融体系之后，政府应该对其进行适度的引导和规范。因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只能是为克服市场失灵而进行的最低限度的干预，所以，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也只能以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愿为前提，不能进行完全的干预。当民间金融发展出现问题时，若问题能够通过市场自身得以解决，政府就不应该进行干预；若民间金融发展中出现金融风险、市场失灵、市场信息不充分、公共产品缺失等问题时，政府就应该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对民间金融进行干预是为了引导其更好更快地发展，政府只是起到一个监管和引导的作用，并不能代替民间金融的主体。
2.经济安全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运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是否安全。2009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足以表明金融市场的安全对经济安全的重要性。2011年中国温州爆发的民间金融危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对民间金融进行法律监管时，要考虑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监管制度要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我们要正视民间金融对国有金融的压力和积极作用，正确看待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竞争关系，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公平竞争。金融业要发展，风险肯定存在，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发展，我们要做的是将风险降到最低，效益提到最高。民间金融在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下，才能将其原本的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处于良性发展的轨道中，并进行相应的升级和转型。
3.平衡协调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既是经济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所决定的一项普遍原则，也是商法对商事关系规制的一项基本要求。所谓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的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人利益目标的统一[7]。从民间金融的商事规制视角看，在对民间金融监管进行立法时，要面临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两个问题，要平衡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国家对金融安全方面的要求。在维护中国金融市场安全的基础上，要尽量尊重经济规律，允许民间金融在一定法律范围内的发展。
（二）完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具体对策
1. 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地位
规范民间金融的首要前提是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社会分工的细化，金融市场必将进一步细化，像以前一样仅仅依靠国有金融机构或者跨国外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市场融资需要。民间金融灵活多变，表现形式多样，在经过合理的引导和规范之后正好充当后备军，不仅能提高中国整体的产业素质，还能有效减少民间金融采取不正当手段破坏社会法制和道德环境所带来的危害。
中国民间金融的生命力十分顽强，在多次严厉打击下仍能蓬勃发展，说明了民间金融的存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要求。我们应该及时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在赋予其合法地位时，还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同的民间金融形式。以民间金融是否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为标准，可将民间金融划分为“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对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灰色金融”应给予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加以合理的规范、正确的引导、积极的监管，促使其健康发展、不断完善；对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黑色金融”，如高利贷、金融欺诈及洗钱等金融犯罪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
2. 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很少，因为有许多投资渠道都存在身份不合法的问题，民间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下只能被迫转入地下。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机制。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机制若设计较宽松，则能够降低从事相应行业的成本，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新活力。但进入门槛低导致的机构实力不均衡、不易管理问题也会随之突显；若设计较严格，则为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提供了保障，但成本会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在建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机制时，要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设计，然后在运行中依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和完善。
第一，在民间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方面，应尽量保持原有民间金融的多种形式并予以法律上的确定，而不是将形式进行完全的统一。如民间借贷本质上是合同关系，其特点是数额较小，且发生在一定区域内的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当事人之间，风险较小，一般由合同法调整即可。第二，在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要求方面，相比于正规金融，民间金融的业务规模小、影响力弱，因此对资金准入的门槛设定也要相应调低。同时，考虑到民间金融机构形式的多样性，资金的准入门槛也应该设置多个标准。第三，在民间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方面，民间金融机构规范之初，其规模、实力、组织性等都不如正规金融机构，因此，业务范围不宜扩大太快，应从基本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等业务做起。
3.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竞争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保留高效率的经济主体，淘汰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主体。因此，建立民间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对出现问题的民间金融机构及时进行相应的处理显得十分重要。目前，中国对正规金融的退出机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在对民间金融机构监管时并没有建立其市场退出机制，《破产法》也没有涉及民间金融机构倒闭时的处理条款，当民间金融机构出现资不抵债等问题时，经常是通过追加资本金的方式保护投资人的利益，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笔者认为，在退出机制方面，国家只需要根据对民间金融整体评估后设置一个退出的条件，市场自然会决定民营金融机构能不能继续发展，该不该退出。进一步细化，可以对经营不合规的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兼并、联合或者重组；对风险达到一定程度的民营金融机构可进行清理或者关闭。
建立退出机制时，应主要确立民间金融机构退出的标准和程序。正规金融的退出标准主要有合并、分立、公司章程规定、违法行为和资不抵债五种。在退出程序上，对不同经营情况的民间金融机构应给予不同的程序：当民间金融机构出现可能退出市场的情况时，首先应该由民间金融组织协会责令其进行整改，事前预防，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若经整改后依然没有摆脱退出的标准，则此时进入退出程序，一般先考虑自动退出的方式，因为这种退出方式成本更低，且影响较小，由民间金融机构自己清算即可。不愿或不便自动退出的，由民间金融组织协会组织专门的清算机构对其进行债权债务清算，及时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4. 对民间金融实行分类监管
民间金融形式多样，在对其合法化的过程中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将民间金融业纳入有组织、有管理的系统中进行合理的监管是必然的趋势。具体到民间金融的监管中，因民间金融的规模有大小、组织化程度有高低，所以进行监管的成本自然也不同，监管的方式也应该有针对性，并且多样化。
监管的第一步是将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划分。以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为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有组织的民间金融和无组织的民间金融。对于有组织的民间金融，如互助基金会、民间金融中介等，可以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其次，对于缺乏组织性的互民间借贷，如个人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一般都是基于一定范围内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发生的，借贷数额较小，政府可以不干预。因为中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相关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已经有相应的规定，一旦产生纠纷，我们只需要依据这些规定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救济，无须进行专门立法。再次，应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这种组织化程度较高级的民间金融组织的监管。小额贷款公司是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笔者建议，在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合理规制的同时，政府应设立或者委派专门的机构对其进行监管。政府、民间金融组织协会、银监会三主体都应该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相应的监管：政府起主要调控作用，委派银监会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从事前到事后的全程监管；民间金融组织协会做好辅的监管工作；银监会对其进行具体细致的监管。此外，应尽快制定《放贷人条例》，将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民间金融组织的一种纳入监管体系中，同时，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补充银监会的权利。总之，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市场准入条件、退出机制、风险控制、交易控制等制度都要进行相应的规定。
参考文献：
[1]郭敏讷.民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构建[D].西安：长安大学硕士论文集，2010：13.
[2]武翔宇.小额信贷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经济，2006（3）：159-160.
[3]张忠军.金融监管法论――以银行法为中心的研究[M].法律出版社，1998：32.
[4]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胡代光，译.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1996：43.
[5]朱毅彬，蒋峰，吴博俊.民间融资发展与合法化问题研究[J].海南金融，2006（5）：16-19.
[6]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发展[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5-36.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7
关键词:金融监管;集权多头;监管主体
一、中日金融监管政策相同点:集权多头式金融监管体制职称论文
2003年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我国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集权多头式金融监管体制。
2000年某国合并了金融监督厅和原大藏省的金融企划局,成立金融厅,全面负责金融制度的计划、立案和金融监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某国银行,其职能并没有实质改变。因此,某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仍然属于集权多头式。
二、中国与某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同点
(一)中国与某国金融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不同
1.中国金融体系的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为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国家局,是依法进行外汇管理的行政机构。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都在监管范围之内。
2.某国金融体系的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
某国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民间金融机构,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等组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体,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模式。中央银行是某国银行,其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的要求,调节某国银行的业务,调节通货,调节信用以及实施金融政策。
民间金融机构有普通银行,普通银行相当于英美的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体,其中城市银行面向全国,提供存款、放款、票据贴现、汇兑等业务服务。
(二)中国与某国金融监管政策的现状与问题
1.中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即所谓“一行三会”为主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并建立了银、证、保三方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由于“三会”彼此地位平等,没有从属关系,所以“监管联席会议机制”更多地表现为部门之间利益的均衡和协调,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管仍比较有限。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混业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晰,现有层次不清楚、不分明的金融监管制度将受到严峻挑战。这种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有效的监管协调机制
目前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缺乏一个完整的制度框架,如明确的职能定位,信息收集、交流和共享等的安排,无法成为一个长效机制。
(2)监管内容和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目前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机构的审批(市场准入)和合规性(市场经营)上,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对金融机构日常的业务运营、资产质量和财务盈亏状况缺乏相应的监管措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监管更是严重缺乏。
(3)监管的方式和手段较为单一
而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行政手段,行政干预较多,造成在具体操作中随意性大,约束力不强。
(4)缺乏统一的监管制度安排和工作规范,监管成本较高
监管法律规章中有许多内容相互重复,一些相同或近似的经常性监管项目没有一个统一的制度安排,每开展一次监管活动几乎都要进行监管制度的设计,监管成本很高。
(5)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和行业自律制度不健全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机制是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基础性、根本性保障,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
(6)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督管理存在利益冲突
我国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并成立银监会的理由之一便是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银行监管时的双重角色冲突。
2.某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某国的FSA是统一金融监管机构,还需要对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某国金融监管政策存在的问题:
(1)新FSA缺乏独立性和权力制约
新FSA在拥有金融监管权的同时,也拥有金融政策制定权、立法权,权力过于集中,政监不分,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某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此外,某国政府在赋予新FSA极大权力的同时,并没有对其监管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新FSA的监管失灵。
(2)FSA没有发挥统一监管者的潜力
由于监管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新旧FSA都没有尽到统一监管者应尽的职责,出现了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态势。
三、某国金融监管政策的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金融领域,某国与我国存在许多相似的问题。自1998年开始推行统一监管以来,某国金融监管改革有着深刻的教训,这对我国也很有借鉴意义。
第一,我国的金融混业经营还没有到非进行统一监管不行的地步,因此,金融协调监管模式的第一层次并不是撤销、重组现有的三个分业监管机构,设立新的统一监管机构,而是缔造更加独立、公正、高效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
第二,金融协调监管模式的第二层次是协调监管机制,完善对“三会”的再监管。一方面要完善“三会”“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另一方面是建立中央银行及其他相关政府机构在更高层面上与“三会”进行协调的机制,即对“三会”的再监管机制。
第三,即使再严格的政府监管也有局限性,需要自律和社会监管作为补充,以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因此,要加强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重点、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框架建设。
此外,为了提高“三会”监管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还应该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以及社会舆论等的监督作用,强化它们参与金融市场监管的责任,以尽其微观层面上的风险揭示义务。
四、结束语
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分业监管基础上的金融合作监管,吸取某国统一金融监管中的教训,完善对监管者的再监管,推动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行业自律为重点、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框架建设,建立层次构架分明的金融协调监管模式,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从而提高金融市场运行的效率。
参考文献:
[1]付文阁.某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J].广西大学学报,2003,(2).
[2]宋效中.中日金融政策比较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
[3]佟铁成.某国金融监管体制创新及其借鉴[J].现代某国经济,2004,(2).
民间金融监管论文篇8
关键词：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金融体系；法律监管；制度构建
全球范围内，中小企业对于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已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各国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直接决定了中小企业是否能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以至于加快综合国力的提升。从这一点看，一个国家如果能根据国内实际情况和经济环境迅速做出调整，尽快找到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政策与方法，就有能力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的大环境下及早走出泥潭，甚至成为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
一、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概况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
民间借贷，狭义上仅指个人之间的资金借贷关系。广义上指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之外的以资金筹措为主要的融资活动。①具体即具有融资意图的自然人间、自然人和企业或者企业与企业间，无法定强制义务而自发地互相建立借贷关系；或有组织的机构作为中介，为借贷双方提供居间性的服务，促成借贷关系的实现。这里所谓“有组织的机构”在我国主要包括寄售、典当行，投资公司等合法的融资中介。非正规民间借贷机构主要包括地下商会、地下钱庄等。相对于前一种合法的融资形式来说，非正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在我国的规模和影响更为巨大。
（二）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
从理论意义上讲，中小企业融资一方面要靠自我筹资，另一方面要依靠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的贷款，即资金来源于资本市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②民间借贷由于商业银行垄断信贷市场，其向个人和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手续繁琐、要求高、索要的回报率高，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最广泛的民间融资形式。
目前我国合法登记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一千万③，占到了全国总企业数量的99%，经济总量约为GDP总值的60%④，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走向。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需要畅通的融资渠道确保资金链不断裂，才能保证自身的运营和正常的生产活动。就现行商业银行信贷体制而言，数量如此众多的中小企业中绝大部分无法长期通过正规的商业银行获得资金流，故使用固有的信用资源获得融资成为各企业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以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为例，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高新科技、新能源为主要方向的高新产业成为该地区的经济主力。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升级转型。在此过程中，整合区域生产制造及产业核心力量，聚集更多的资金，为转型升级过程提供更为稳定的资金流，成为众多中小企业合理发展的道路之一。但是，这样的合作如果建立在信用风险较低的合作伙伴或长期提供稳定贷款的放贷人之间，则会使得中小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分工协作更为高效和有保障，而越过种种壁垒，与商业银行实现信贷合作无疑是以自身未来的发展和经济利润作为赌注，押在银行手里。这种方式的风险性和复杂程度之高，长期以来让大多数中小企业寻求民间借贷作为更利于企业发展转型的过渡方式。
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一）实践必要性
2010年4月起，浙江温州企业主“跑路”、“跳楼”风波轰动全国，这场风波源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家为抵御此次危机对货币政策作出调整，为促进投资、拉动消费国家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时，许多中小企业主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了部分贷款，并对企业规模进行扩建。此后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又采取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前期投入得不到后期资金支持，转而向民间资本寻求帮助。⑤最终由于企业发展中获得的利润难以支付高昂的借贷利息而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纷纷倒闭。此次危机充分反映出民间借贷存在的弊端、非正规金融体系的混乱，暴露出政府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市场的监管失利以及民间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薄弱。
（二）理论必要性
“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报道，在危机发生之后的欧美一些国家，在商业银行信贷普遍减少的情况下，起到弥补融资差距的这类非金融机构之间的机构拆借行为有所增加。可见，一个国家的小企业融资服务质量依托于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而且层次丰富，相应的法律制度完备。”⑥反观我国民间借贷市场现状，存在着体系脆弱以及市场失灵的问题。民间借贷最初只在一些熟人之间发生，因规模小且信息对称性高而具有较低的风险性。随着中小企业不断发展，民间借贷市场不断壮大，信息不对称性日益凸显，这其中的风险系数也逐渐提高。目前我国民间借贷活动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完备的运作机制以及风险控制机制，当外部法律监管缺失就很容易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因追逐利益而向着违法方向发展，加剧民间借贷市场的混乱程度。市场失灵让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金融法律监管体系的完善，逐步建立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监管制度，明确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运行以及退出条件，建立统一的责任体系和救助体系，通过外部规制来弥补民间借贷市场自发生长中存在的缺陷。
三、法律监管现状与反思
我国的民间借贷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漫长历史时期里经历了“压制――宽松――严格――开放”的曲折成长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确认与运用，民间借贷再次展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为我国中小企业的成立与发展作出举足轻重的贡献，其作用也逐步得到了立法上的认可和行政上的重视。但现行法律法规仍未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界限作出明确规定，而现阶段法律活动主要针大量出现的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等问题进行判定与处理，有关民间借贷“准入――运行――退出”的全过程也缺乏与之配套的法律监管体系。
（一）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立法现状
1、合法地位认可的缺失
央行发言人曾在2011年11月公开表示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应当作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⑦而我国《合同法》中明确了自然人主体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并对具体的借贷合同作出法律指导。而对于以企业为主体的民间借贷行为却进行了立法限制。1999年最高法《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了企业向个人集资或贷款的行为视为非法行为，法律不予保护。而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更是被现行法律所禁止。由此可见目前在法律层面上对于企业借贷的合法地位并没有明确，使得现实环境下中小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民间借贷行为往往因为界限模糊而被划归为非法行为，而诸如孙大午这样的一批优秀企业家们也无辜入狱。
2、现行法律法规缺乏整体协调性
现阶段，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以及《刑法》等基本法律，最高院出台的《关于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以及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行政法规。⑧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民法、刑法、行政法为主要依据的庞大、松散而片面的法律框架。在这个框架结构中，有关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主要依照民事法律法规，例如对于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规定；而关于非法集资行为则主要由刑事法律与行政法律进行规定与处罚，主要体现在《刑法》分则中设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高利转贷罪、集资诈骗罪以及擅自发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此外，2008年央行曾经起草过《放贷人条例》，其中突破性地提出了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从事放贷业务，对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具有实质性的帮助，遗憾的是这一行政法规时隔五年仍然迟迟未能出台。
3、国家政策成为指导纲领
法律规定了民间借贷的法律责任及后果，而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引导工作主要由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负责，自浙江中小企业主“跑路风波”，“吴英案”等负面问题集中出现后，政府在各种工作会议中数次指出要引导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以及改善与解决中小企业民间融资问题，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成为了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发展过程中的风向标。
（二）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执法现状
零散且矛盾的现行法律直接导致类似借贷行为在各地区执法标准不一，某一企业借贷过程中各环节控制标准混乱。而对于民间借贷执法主体一直未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而根据实践经验，我国目前对于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主要管理组织是各地公安机关，并且其管理主要针对企业融资过程中出现的非法集资行为进行判断与处理，整个过程中本应占据主导地位的央行与银监会则出现了管理真空状态。这种监管现状对民间借贷的发展丝毫没有帮助，而是在打击中使得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混乱。
四、 法律监管制度构建路径
（一）国外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经验借鉴
1、美国民间借贷制度的经验
美国的民间金融形式主要由合作金融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以及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这三者组成⑨，在构建监管体系时采用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监管的模式，并先后成立了美国信用社协会、各州信用社监督专员全国协会以及独立于美联储的联邦信用社监管局，最终形成了“以社区银行内部控制为基础，政府相关部门的专职监管为核心，自律组织自律监管为依托，中介组织社会监督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监管体系⑩。从美国的民间借贷制度中，我们认识到允许多种合理的民间金融主体生存与发展以及充分尊重市场自主化选择的结果有利于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
2、日本信用担保模式的经验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的民间金融体系并非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政府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设计出一种信用保证制度，在企业一时难以还贷的情形下将有信用担保公司或信用保证协会先行偿还。日本的监管模式让我们意识到一国政府在其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中小企业民间借贷法律制度构建
1、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性，重新确立合法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分标准
民间借贷对于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言，但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合理但合法性不明的状态，使得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始终蒙着一层灰色的阴影，一旦出现纠纷则容易将某些借贷行为与非法集资混淆，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阻碍民间借贷市场与中小企业发展的脚步。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往往采取企业内部或小范围的互集资方式，因此如果不对合法借贷与非法集资作出明确区分，很容易将顺应市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借贷行为划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企业乃至民间借贷市场造成伤害。因此在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之前，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价值理念的转变，从法律层面上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性，重新划定合法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界限。
2、完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规范集资与放贷行为
没有法律规制的民间借贷一旦在地下信贷市场的复杂水域中越游越深，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将导致企业生存能力进一步降低，风险性进一步提升，资金链断裂所导致的区域性或行业性信用危机、破产危机严重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减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前大部分金融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均有自己专门的民间金融法律体系，鉴于我国涉及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形式上松散、内容上相互矛盾且存在过于严苛的立法，我国急需建立一部规制民间借贷的专门性法律，能够在民间借贷主体、资金运作、借贷利率、风险控制、监管主体、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统一规范。并对现有与民间借贷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统一整理，废除一部分与民间借贷市场合理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
3、构建民间借贷市场“准入――运行――风控――退出”的多层次监管体系
我国的民间借贷市场一直在压制中发展，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与自发性，稍有不慎就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而我国目前对于金融的监管制度设计主要针对正规金融，很难顾及到对民间金融市场的监管，因此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对民间借贷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在监管主体的确立上，要发挥银监会、央行以及地方银监局的主要监管作用，与此同时可以设立相应的行业监管协会，形成行业自律监管，能够在民间借贷主体进入到退出的整个过程中进行有效监管。监管主体在监管中还应针对不同层次的民间借贷主体实行适应其发展的监督管理方式，把握适当监督的度。
4、建立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管理的配套法律制度
（1）个人破产制度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的《破产法》仅规定了公司企业法人的破产制度，而对于个人是没有法律上的破产可言的，然而这种做法在拥有破产制度的国家之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当然这种情况与我国一直以来的家庭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使得公民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难以区分剥离开，这个问题在此就不便展开讨论了。个人破产制度一旦建立，将对民间借贷市场的良性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由于个人破产制度明确了个人所拥有的财产数额，在贷款方放贷时会充分考虑到借款者的个人财产以及个人偿贷能力，确定适当的利率以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如果出现借款人无力偿贷的情况，也能为债权人建立起最后一道防线。
（2）信用担保制度
正规金融体系之所以设定中小企业贷款的高门槛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这种风险在民间金融领域仍然存在。因此降低中小企业民间借贷风险还需要建立相应的信用担保制度。此处可借鉴日本的信用担保模式，配合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引导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刘爱爱：《法律价值变迁视角下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调整分析》，兰州商学院硕士论文。
②刘阿千：《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影响及防范手段》，载《河南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房萌萌：《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法律分析》，兰州大学硕士论文。
④邢乐成、梁永贤：《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与出路》，载《济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⑤谢开勇、谢寒：《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引发的思考》，载《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年第1期。
⑥廖岷：《多方合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载《不能看空中国》，中国经济出版社。
⑦欧长江：《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⑧付菲菲：《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河北经贸大学硕士论文。
⑨段帅强：《论我国中小企业民间融资形式的法律规制》，兰州商学院硕士论文。
⑩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