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5 00:09:02
自治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村民自治本体问题自治主体
村民自治是村民的自我治理的方式和组织以及规范的总和。西方国家制度中，农村的自治传统是其地方自治的基石和历史传承，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价值追求，目前西方的村民自治已经或开始转化为乡镇、自治市、特别区、准政府组织等不同形式。今日中国，“村民”与“自治”的结合，既是一种地域的表明，1也是自治主体的宣示。前者，反应了“无区域即无自治”，2后者，则需要我们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村民选举行为的性质和被选举权等关乎其本体的问题加以探讨。
一、村民自治的主体
村民自治的主体，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自治主体是村民个人，村民自治就是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的村民自己组织起来，在基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即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第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主体。第三，实行自治的“村”应当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大多数学者赞成第三种观点，原因在于只有如此才能解决自治主体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第二、第三两种观点有所偏差，在于将村委会的准行政管理权力视为自治权的内向，并先验地将它视为集合的村民权利的外向代表。首先，现代法律必须依托于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理念核心，法以自由为目的，秩序也须以自由的实现和正义之光的闪耀为依归。自治必须体现权力控制和制衡的原则，而不能将自治权置于国家权力延伸和控制之下。其次，现代民主的三块基石——“代议制、选举制和政党制”。村民委员会到底应该是一个议政组织还是执行机构，或者两者合二为一，目前我们很难界定，但是代议和选举放置于普通村落，仍有其重要意义。通过选举昭示出村委会和普通村民之间存在一个权力来源问题，根据宪法中的人民原则，一切权力皆应有来自于权利拥有者通过选举权的运用来表达的明确授权，《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个体之间极为重要的一条组织原则。第三，《村委会组织法》立法目的欲以体现“草根”民主，意味着任何政府或负有执行政府委托的公共组织或团体应该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自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让我们用美国《独立宣言》的几段话来诠释，“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因此，村民有权改变村委会的组织架构，而不是村委会可以凌驾于村民之上，这是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谨记的原则。如果不将村民自治的主体定位于村民个人，再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无此必要，势必造成“仆人”高于“主人”、“仆人”决定“主人”之局面，人为地将村委会或村这样拟制的组织的意志取代了村民个人意志，打破了村民与村委会组织的平衡关系，势必会造成掌握权力之人借“公共利益”而权力滥用、侵害村民个人合法利益的情况。如村民陷入此境地，其抗争将首先在道德上遭到“不义”之指责，继而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权利救济。村民如非自治主体，则不具备资格动议罢免，参加自治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而仅凭民事的侵权之诉的权利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第四，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悖论，“个人是不能单独行使自治权，村民自治是一种集体的自治权。”1村民自治权的行使的确具有集体性特点，但权利只有落实到个人才有意义。如果村民个人利益遭受村组织以外的力量的侵害时，可以指望村委会代为出面以伸张正义，如果侵害者是村或村委会时，不具备自治主体资格的人尚称其为“人”乎？谁又来保护这些不是自治主体的人？村或村委会自行解决则违背了程序正义的理念，其结果难求公平；如果引入乡镇政府介入则损害自治之精神。再者村委会的组成来源于村民选举权的行使，其权力来源于村民个人意愿的外在表示，即授权。选举权是村民自治的基础，自治却不是村民个人权利的简单集合，不能因为村民自治的集体性特点而将村民的自治主体地位混淆。
因此，村民自治的主体只能是村民个人，村应该基于人的组成而是自治组织，2而村委会只能作为自治机关之一是村民运用选举权所集合的公意的结果，二者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这也是村民自治与选举权之间的关系所在。
二、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
目前，我国宪法文本中规定的主体身份有三种，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应该被视为地方性的社会团体而不是村镇的派出机关。日本地方团体以区域为组织要素，为谋公益而成立的地方团体被称为一般的地方团体，但日本的一般地方团体具有法人地位。有学者认为《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了村委会是村里的法人代表，换而言之，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其村委会是法人的执行机关——法定代表人。不尽然矣！
首先，社会团体和法人涵义不同。其次，《宪法》与《村委会组织法》的规范没有明确村委会的法人地位，仅仅是给自治组织确立了性质、自治功能和运作原则。第三，尽管“各政党和社会团体，这些机构和组织主体，在法学上可以笼统地称为法人”，3但是，我国法人的成立须经过成立和设立两道程序，成立阶段要满足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社团法人还应满足“自愿和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的要求。我国对社团法人的设立或采取特许设立主义，如妇女联合会、工会、团组织等，或采取行政许可主义，如各种协会、学会等。如果村民自治组织要最终成为法人，要么经过设立主义方式，要么采取特许设立方式，我国法律对此没有任何规定，实践中村委会也从未履行过登记手续，那么“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没有法人，何来法人代表？第四，法人机关一般由权力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三部分构成。村委会是哪种机关，我们暂不界定，但村委会只能是法人机关之一，而不能是法人，且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执行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是经过权力机关明确授权的一个人或几个人，1因此，村委会以整体名义不能担任“村法人代表”。第五，从行政管理的令状主义角度来看，村办的公司只要合法登记都能够领有营业执照和法人证书，但“村”还没有被哪家法定机构颁发过法人证书或其他证明文件。因此，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地方社会团体，但不具备法人资格，村委会是社会团体的机关，而非社会团体法人的机关之一，这也是村民自治组织目前所面临的“应然”和“实然”状态的矛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具备法人代表地位的村民委员又能够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代表履行维护组织自身利益的职责，比如“厦门市同安区马巷镇琼头村村民委员会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海地、滩涂、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案”，2似乎让我们感到，既然村民自治组织不具备法人地位，村委会也不是自治机关，但社会现实中一样能起到履行维护组织公共利益的作用，因此村民自治组织有无法人资格的赋予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其实，社会团体法人与社会团体大有不同。首先，社会团体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为实现社会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法人。3显然，社会团体基于个体的自愿组成，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如果某个村民不愿意加入社团性的村民自治组织或者加入后执意退出，那么社团性的村民自治组织首先不能强制其加入或者不准其退出，也就不能将其他村民的共同意志强加于该村民身上，如村统筹。但是，该村民又与其他村民共同居住于一个村落，也同样享受村自治组织所给予的交通便利和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根据税负平等的原则，该村民是否也应该交纳公平的费用？这样不但不利于村落的管理，也违背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即“地方团体对于区域所包含之地，即为自治权所到达之地，无论团体内住民、非团体内住民均当受其支配……地方团体自治权与区域有互相存在之观念”，1这里的地方自治团体与我们说的村民自治组织概念相通，但前者具有法人地位。如果我们在上述要素之外再加上中国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那么原住村民将没有选择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外来居民也必须服从法人在自治范围内做的各种意思表达，如乡规民约，照章承担公共设施之公平费用等。
其次，“法人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团体”。2法人可以做出独立意思表示，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法人的首要关键就在于“独立”两个字。对于社会团体，我国采取的是特许设立主义或行政许可主义，它的成立要依据国家法律和行政命令以及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因此它的政府主导色彩比较浓重，其本身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及成立后的开展的业务很难摆脱国家的干预，事实上我国的社会团体往往承担的就是经国家授权和委托的各项行政管理任务，如妇联、工会和各种协会等，如果村民组织仅仅被视为社会团体，那么村委会将不得不以承担政府授权和委托的事务为主，而非以为村民自治服务为己任，那么乡镇政府的干涉将堂而皇之并使自治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村民自治组织一旦获得法人之认可后，随着它的设立不可避免地向登记主义转型，它和国家以及乡镇政府之间就有了一道“可以触摸却看不见的篱笆”，村与乡镇政府的权力分配关系也将随之明晰，迫使国家行政机关和村民自治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进行运作并相互制约。目前，尽管《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指导、支持和帮助，且不得干预”，但实际的操作中村委会已逐渐异化为乡政府的派出机构，肩负着乡政府所委托的任务。村民自治是国家监督下的自治，村民自治机关有义务承担由法律规定的国家任务并协助乡镇政府完成其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事务，但是乡镇所委派的各项事务究竟有多少是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近些年来，村民或村委会面对上级政府部门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摊派以及各种侵害其权利的事情，除了更多地采取“上访”伸冤的方式和少量的“民告官”诉讼之外，何曾有底气有胆量对利益的被践踏说一声“不”？如果自治组织成为法人，则村委会作为自治机关将可以代表村民自治组织在法律范围内做独立意思表示，包括有权拒绝执行乡镇委托的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事务，当然这种拒绝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家或本地区处于紧急状态情况下。对于非法或非规定范围内或临时性的来自于县乡镇的各种税费摊派，村委会也有权拒绝，或提交村权力机关讨论。一方面，村民自治的法人地位使得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臻于完整和有效行使；另一方面，也迫使乡镇政府养成依法行政的习惯。我们总是听到村民们对乡镇干部粗犷的工作作风的无奈抱怨，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让村民们幸福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某个人或某些人个人的职业荣誉感和道德情操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坚守。这种寄望于“人治”、依赖于“人治”的思想应该被以权利对抗权力的思想取代，使“法治”的能量为村民的自由生活带来的希望。
第三，从《村委会组织法》看，村委会的地位更接近于村民的管理人和村资源的所有人和分配者，是高于村民的施教者。如果村民自治组织具有法人地位，那么基于民意授权而成立的村委会将还原于村民自治组织的执行机关，应当以服务村民、管理村民公共事务为首要，一旦其不作为，村民或村其他有权的组织可以即时诘难之，督促其改变不作为之施政形态。当前现实村民除了到换届之时有可能通过选举而除之，平时发动罢免几乎难上加难，而鲜有成功者。事实上动辄罢免极其不利于村秩序的稳定，而以日常之督促而循序渐进乃为上策，这需要制度对民意反映和作用渠道的预先设置。
综上所述，赋予村民自治组织以法人地位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将村民自治组织的法人地位准确定位后，我们才能明确村委会应具有的执行机构定位和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架构和体系进行勾勒。
三、村民选举行为的性质和被选举资格
既然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员和权力来自于作为村民自治主体的村民个人的授权，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村民个人在村委会上的选举和被选举行为是权利行使还是一种事实行为，如果是后者，则不带来法律效力，则村委会的合法性何在？如果基于前者的考量，则面临着基本权利行使对象方面的尴尬，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的性质。
（一）性质
所谓选举权是指“选民依法选举代议机关代表和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权利……一是选举或被选举为代议机关代表，二是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即法律规定由选举而产生的公职人员。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其特定范围内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1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只到达了乡镇一级，村作为自治组织显然不在选举范围之内。但是，选举制度，不一定只在政治制度下才有，尤其没必要当作选出议会议员的制度来考虑，1因此选举权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学者们认为选举是指某一社会群体中有资格的成员，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方式，选择某人担任自己的代表或某一职务的行为。广义的选举不但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而且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组织，如政党、工会、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等均可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自己的领导机构或成员。虽然宪法规定的选举对象只是狭义的范畴，但我们不能顾名思义地说，村民选举自治机构的行为就是行使宪法赋予的选举权，要将广义范畴的村民选举村委会的选举行为纳入宪法学的考察范围内，为其得到宪法保护和救济奠定理论基础，就需要进一步分析。
首先，开放性的宪法学本身为“村民选举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行为是行使选举权”这一论点留有空间。就选举权与权力的关系而言，从选举权产生的过程看，选举权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相对性是权力的基本特征；从选举权的目的看，合理地组织权力和有效地控制权力是选举权的基本功能；从选举权产生的社会效果看，选举权直接影响社会生活；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强调选举权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提高选民的法律地位，摆正“主仆关系”。同时，利益是选举权结构中实际存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不能给选民带来利益的选举对选民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2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过程赋予了村委会未来的一系列权力活动和其对村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效果的正当性，使村委会的存在目的确定为实现村民的群体目标，如共同富裕等，农村基层的权力关系也因此得以稳定。通过选举，完成了村民向村委会授权，昭示了村委会行使权力的过程和结果要受到村民监督的必然，符合人民的宪法原则。更为重要的是，村民的选举行为是围绕着自身的实际利益展开，代表着其自身的一定目的，如对脱贫致富、村务公开、抵制非法税费等的要求，这些都符合选举权的性质。
其次，从《宪法》第111条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村委会要办理本居住地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维护社会治安。《村委会组织法》第4条也显示了村委会有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义务。实践中，村委会除办理村公共事务外，还必须承担相当多的由乡镇下派的各种任务，如治安、救助款、扶贫款的申请，以及“催粮、要钱、要命（计划生育）”等，其地位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保长或胥吏，实践中往往有许多人称它为一级政府组织，或称“村政府”。既然村委会承担国家意志和村公共利益的实现两个使命，那么选举其人员组成符合人民的宪法原则。
第三，村委会选举是我国参与面最广的选举，选举对象虽然不是国家代议机关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但同样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如果方法得当，其很可能成为我国权利保护瓶颈的突破口，能够为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近年来农村选举实践中的诸多成功案例已经印证了这一判断。因此，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是行使宪法所赋予的选举权的行为，尽管它不属于宪法学当前对选举权所下的狭义的定义范畴，但与其有着自然的相通之处，也应该被宪法学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内。这样使得《村委会组织法》第12条规定的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与宪法学和宪法文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以统一于一个相对同质的语境当中。事实上学界也开始将其纳入我国宪法学研究的范围，“（本文）不包括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当然它也是我国选举制度的一部分”。1也只有清楚村选举权问题，才能完整和准确地构建村民自治的权力运行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村民的选举权利，建设和促进村民自治。
（二）被选举权
在我国，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作为同等概念来使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统一说”一直是学界之通说，与选举权相对应的被选举权也是一项基本权利而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二者共为村民自治的起点和重要保证。《村委会组织法》第11条和第12条对此作了规定。但是，基于候选人在当选后要决策和管理公共事务，其能否胜任取决于自身的才能大小，故候选人资格要件要远较选举人资格严格。对于被选举人的资格，各国都以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的形式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其中积极要件包括国籍、年龄、学历、经历等，消极要件包括能力上（如禁治产者）、道德上（如特定罪行、政治权利、特别惩戒而予以限制）、职务上等。可见，具有选举权的村民未必具有被选举人资格。综合我国《宪法》第34条，关于村民自治中的被候选人的各项资格的规定体现了平等性原则的同时基本具备了各项积极条件的规定，但在经历条件中对于在本村或本地域中的离开时间和已居住时间的条件没有规定，这样可能使已嫁出的本村女性或者外出务工时间很长又未迁出户籍的村民，在工作地不具备资格参加选举，又没有能力在原居住地参加选举，造成公民不能有效和顺利行使权利的尴尬局面；在消极条件中的个人能力方面，现有法律规定没有对禁治产者的适当限制，“有恒产者有恒心”，对此的限制其实并不违背宪法的平等性原则，这是对宪法精神的理解有误，在此不做讨论。但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中没有对一些例外情况，如对不得兼职于上级政府或其他权力机关和回避做出规定，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如日本在市町村会之组织的选举中规定，如父兄为市参事会员，町村长或助役，子弟不得有被选举权；父子兄弟同时不得被选为议员，这样避免了“亲属间上下其手、徇私枉法、不谋公益而为其私”的弊病。当今现实，县以下往往出现村与乡镇、县在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纠葛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常常成为危害村民自治的各种行为的保护网，使得被侵害权利的普通村民的救济成为难事。如“村霸”经常有着本身担任或在村委或支部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亲属背景，村民对村干部敢怒而不敢言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家在县（乡）里有人”，且经常夹杂着宗族和黑恶势力的因素，使得村民自治成为普通村民的恶魇。因此，我们应特别重视被选举人资格的回避问题，并在未来修改《村委会组织法》时立法者应考虑并完备之。
总之，村民自治意味着村是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而村民自治的主体出于人民之原则而只能是村民个人，而不是村或村委会，否则授权问题无法解决；同时，村民自治组织应该被赋予法人的地位，这样才能满足自治组织独立意思表示之品格要求，才能使自治保护村民之合法利益，符合权力制约之宪法原则；再者，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是选举权的行使，而与之相对应的被选举权理应在资格要求上较选举权更为严格，尤其是被选举人的兼职和回避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上述有关村民自治的本体问题的明确是构建村民自我治理的权力体系的基础，也是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和以自治实现村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1《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按居住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2[日]吉村源太郎：《地方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陈纯柱：《村庄法人理念的确立与中国制度的创新》，《河北法学》2005年第8期。
2本文对村民自治组织应是村而非村委会不做讨论。
3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参见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5页。
2胡锦光：《行政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3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1[日]吉村源太郎：《地方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1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1[日]森口繁治，刘光华译：《选举制度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2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自治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民营企业 法治 德治
作者简介：胡火林，江苏隆力奇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简言之，企业是追求盈利的经济组织。企业盈利的最大化需要良好的管理来保障，没有了科学的管理，企业的盈利就难以实现最大化，更难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正确认识而采取适宜的组织行为以提高组织绩效。个体的人是构成组织的核心要素,人是影响管理绩效的决定性因素。而“正式组织中的人的行为依存于人的选择、动机、价值观、态度、效用评价、行为准则、理想。”因而,要了解组织中人的行为,就必须对管理活动中人的观念和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较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在我国的产生、发展的历史都不长，因此，其管理制度的建设还有待完善，其管理制度的实施更有待提高。上文已经论述过，理的本质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正确认识而采取适宜的组织行为以提高组织绩效。而组织绩效的提高离不开组织中的每个个体，只有每个个体的能动性得到积极发挥，组织的制度得到有效实施，才能实现有效管理。
在管理史上，很早就有关于人性的假设，自然也有不同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管理方式，最基本的管理方式有德治和法治两类。每种管理方式背后都隐含着人性假设。因此，本文首先对人性假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德治和法治在民营企业管理中的利弊，并提出笔者的观点。
一、企业管理与人性假设
（一）X理论与“经济人”假设
上世纪60年代，美国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克雷戈(DouglasMcGregor)提出了管理人的X理论（“经济人”假设）和Y理论（“社会人”假设）。X理论以“经济人”人性假设为前提，其核心观点是在管理中要针对“经济人”的特点，采取金钱刺激与严格控制等管理措施。其基本观点如下：
1.人天生是好逸恶劳的，只要存在可能，他们便会逃避工作。
2.人总是希望被别人领导，不愿意承担责任。
3．人缺乏理性，不能自我约束，易于受骗，易产生盲从行为。
4.人生来就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金钱是使人努力工作的最大诱因。
5.人惯于守旧，反对改革，不求进取。
根据这一假设，管理者关心的如何提高效率，如何命令领导员工，使其服从并按照命令行动。因此，企业需要建立职责明确、任务清晰、考核严格的管理体系。
（二）“社会人”假设
1932年，梅奥在霍桑试验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观点。“社会人”对人性的理解主要有三点：
1．金钱并不是刺激积极性的唯一动力，最主要的激励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和心理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是否和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是否有成就感。
2．工作本身的意义是取得报酬，但由于工作的合理化及工资的提高，其意义已不复存在，人们更多地注重工作的社会意义。
3．人们对所处群体中的社会力量所受的影响，比管理中激励和控制对他的影响更大。
根据这一假设，管理者在关心生产的同时，应重点关心人，满足人的社会需要。作为管理者，不仅要注意计划、控制和制度建设，还要重视员工的人际关系培养，为员工营造良好的环境并提供支持，使员工积极工作，树立集体的归属感。
（三）Y理论与自我实现人
管理学家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Y理论，并用Y理论说明了“自我实现人”的观点。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按照需要的层次，依次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认知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需要的层次具有高低之分，需要的层次越低，其内驱力就越大，层次越高，内驱力就越小。他认为，需要是动机产生的基础和源泉，需要的性质决定着动机的性质，需要的强度决定着动机的强度，需要的不同层次影响着动机的差异。基本需要的满足才更可能促使人追求成长的需要，进而产生强烈的动机，激发人的积极行动。
道格拉斯·麦克雷戈据此提出了“自我实现人”的观点：
1．人们在工作中运用智力和体力是自然的，人天生并不厌恶工作；他们对工作喜爱还是憎恶，决定于这一工作对他是一种满足还是一种惩罚。
2．人们还完成工作的过程中能够自我指挥与监督，外部的控制、惩罚和威胁并不是实现目标的唯一方法。
3．对人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给予报酬，有助于他向更大的目标发展。
4.人们不但可以学会承担责任，而且还能主动寻求责任。
5.大多数人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工作才能，但是在现在工业生产条件下，这方面的潜能没有得到更好地发挥。
根据这一假设，管理者不仅要满足员工的基本的生存需要，还要注意满足其高级的需要，高级需要的满足有助于员工在工作中自我实现，发挥创造力和潜能。客观上促进了工作效能的提高，实现组织和员工的双赢。
（四）复杂人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沙因提出了“复杂人”假设的观点。该假设的基本要点是：
1．人的需要时多种多样的，而且这些需要时随着人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每个人的需要各不相同，需要的层次也因人而异。
2．人在同一时间内有各种需要和动机，它们会发生相互作用并结合为统一的整体，形成错综复杂的动机模式。
3．人在组织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会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和动机。
4．一个人在不同单位或同一单位的不同工作部门，会产生不同的需要。
5．由于需要不同，能力各异，对于不同的管理方式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根据这一假设，企业应根据自己的特点以及员工的特点创设适合的管理规章和模式。管理规章的制度不应该完全刚性的统一，而有一定的灵活性，以有针对性地激发不同员工的积极性。
（五）Z理论与文化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籍日裔管理学者威廉.大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即Z理论，这一理论是对日本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对X理论和Y理论的继承和超越。该理论强调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互相信任，强调员工之间微妙的感情与亲密的关系。从这一理论的深层结构来看，它是基于一种更深刻的人性假设，即人人都愿意成为全面发展和享有充分自由的人。
根据这一假设，管理者与员工不是一种单向的管与被管的关系，而应该建立情感联系，让员工有归属感和责任感，而不是游离于企业的互相毫无关联的人。
二、人性假设与民营企业管理中的法治和德治
不同的人性假设下的企业管理模式也就不尽相同。因而，也就产生了法治和德治两种管理方式。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管理方式，并不是民营企业管理的特有产物，而是早在多年前，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早就存在的。在不论是管理实践中还是管理理论发展中，都一直存在着。
对于法治和德治，有研究者认为法治是基于“性恶论”的人性假设而形成的管理方式，而德治是基于“性善论”的人性假设而形成的管理方式。如王凤林认为，德治管理路线是人性善,法治管理路线是人性恶。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本善表现非常突出,德治与教化构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支点。而在西方,人性恶的理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必然影响管理路线的选择。”人性假设理论固然会影响甚至决定管理思想和管理路线的选择，但是，本文认为不管是法治还是德治，其依据的假设并不是单一的“性恶论”或者“性善论”，而是人性二元论的假设，人性中既有善的成分，也有恶地成分。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管理学者基于不同的侧重点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 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中，民主的管理方式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选择，而且也已经被证实确实是相对比较有效的方式。那么，在民主法治的发展趋势下，企业究竟该如何处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呢？简单地断然肯定或者否定一种管理方式都是不可取的。我们首先需要辨析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分析各自的利弊。
企业管理中的法治是指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利用具有威慑力的惩罚功能和管理者的正式权力，对被管理者实施强制的监督和控制，从而建立起管理者的权威，迫使被管理者的行为纳入管理者所期望的轨道。德治是通过道德教化,改变被管理者的行为,以达到治理企业的目的，即通过道德教化,使管理者的目标、价值观内化为被管理者自己的目标、价值观,随后,被管理者按照自己内化的目标、价值观去规范、控制自己的行为,符合管理者所期望的,从而也就实现了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控制。因此，“法制的威慑力和德治的‘内化’功效是他们各自的突出特征”。但是，两种管理方式各自是有利弊的。单一的法治和单一的德治难以实现管理的目的。
首先，法治和德治的侧重点不同。法治在惩恶、禁恶，靠严格的制度和强制的规定来实现，强调其内化功能。而德治在扬善、劝善，靠道德教化、潜移默化来实现，强调其约束功能。前文已经有所阐述，人性是复杂的，人的动机和行为更是复杂的，员工的动机、行为、需求都是多样的，单一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合所有人的特点。同样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没有法治，则容易出现管理法规制定、实施的随意性，而缺少德治，则没有了灵活性，也不容易在动机上引导员工。
其次，法治和德治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只有结合起来效果才更好。企业管理中，法治应该要以德治为前提，也就是先教化，再惩罚。例如，在新制度、新规章执行以前，应该有一个宣传、教育的阶段。管理者如果常向员工解释介绍制定规章制度的原因，以及不执行的后果，让员工理解。同时在与员工犯了错误后不简单地实行统一处理方式，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分情况处理，则更加人性化。让员工感到被尊重，被关怀。
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是民营企业管理应然选择
综上所述，在管理中，法治与德治两种方式，都互相结合起来，才能保证企业、员工的双赢。需要注意的是，在企业处于不同的境况下，其侧重点也应该不同。例如，当企业处于无序混乱的条件下，应该以法治为主要手段，规范组织的行为，保证组织的走上正常有序的轨道。当企业处于有序运行状态时，需要进一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取得更大的效益，此时应该以德治为手段。不仅使组织受益，也要关照员工的高层次需要，激发其活力，实现双赢。总之，法治和德治各有利弊，企业管理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而不能偏废其一。
参考文献：
[1]刘冬蕾．人力资源管理概论．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2]袁勇志，芮国强，陈星，等编著．组织行为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自治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治理 治理理论 中国特色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主权；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
治理理念渗透到各个领域，形成各自领域内的治理理论，并指导着各自领域内的实践活动。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其内涵非常丰富，也相应地包括了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理论，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等等。
1．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理论。在当今中国有很多超前的城市社区发展经验和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应该走“包容性社区”道路，大力建设包容性社区：强化社区功能，拓展社区服务，发展参与式的社区管理，发展社区文化和社区精神。
自治管理论文篇4
1治理理论的内涵及特点
1.1治理理论的内涵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最早的含义可追溯到“掌舵、操舵”，意思是控制、领导和操纵，我国学者则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将其解释为统治、管理、使安定有序、使不危害并起作用。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治理一词已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
治理一词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产生初期是应用于与政治相关的管理活动中，后来世界银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南撒哈拉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报告则将治理一词延伸至经济学领域和政治学领域，该篇报告认为当时非洲之所以能够摆脱危机，就在于“治理”的提出，是治理政策实现了该地区的可持续增长。
每一种理论为了适应其不同的运用环境，就会有其不同的含义。而学者们也根据各个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和特殊运用性对理论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治理一词从产生就有多种不同角度的解读。全球治理委员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了《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一文，在当时较为全面地解释了治理理论：治理理论是公共机构及私人机构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方式的总和。我国学者俞可平认为：治理是为了满足既定范围内广大公众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具有权威的管理手段。[1]
1.2治理理论的特点
治理理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治理目的。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增进即为治理的目的，就这一目的而言有5个特点：网络化的组织，多元化的主体，权力的依赖，分散化的责任，政府主导责任。二是治理形式。多元治理、多中心共同治理形式，权威源头不再仅仅是政府，还有各非政府的组织结构，在这一模式下，各部门、各组织结构之间的职责和权限不再泾渭分明，多中心治理一词便是由此而来。三是治理方式。治理模式采用的是多元合作、共同协商的方式。这一方式的产生并能够实现的基础是各大治理主体之间存在平等的地位，并且相互之间达成共识，形成共同的目标认知。从治理的特征来看，治理理论对于高校正确定位院校与学生双方角色，培养高校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形成高校内部的多边治理秩序，建立有效的高校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2治理理论与传统管理理论的不同及优势
2.1治理与传统管理比较
我国高度重视治理理论源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多次提到治理一词，将中国管理者的目光吸引到这一更为民主科学的管理方式上。从“统治”到“管理”，从“管理”发展到“治理”，虽然只是语言上细微变化，但反映出来的却是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思想层次的上升。如果说管理理论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一种组合与单项互动，那么治理则是多元主体之间的联合共治与双向合作；如果说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和运作，那么治理则是以善治为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共赢。
治理与管理虽然不是截然对立的概念，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区别：第一，两者活动主体不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政府是唯一的管理实施者，其他的组织及主体在这一体系中都处于被动地位，即被管理者，因此传统的管理方式即为一元主体；而治理的主体则是政府与其他各大非政府组织，社会也从最初的被治理者演变为治理的主体。第二，两者的权威基础不同。传统的管理理论中，管理者权威经过法律授权，具有强制实施效力；而治理理论中，各治理主体的权威则是基于社会公众的自愿意识和共同意识。第三，两者的运作机制不同。管理活动的运行机制包括控制、规制及法制，是一种单向强制且刚性的运作模式，而治理活动的运行机制则包括服务、协调及回应，是一种复合双向并具柔性的运作模式。[2]
从一元单向强制管理向多中心交互式共赢治理的结构性转变，不但是针对经济发展变化而做出的管理模式转变，而且体现了合作共赢的社会意识的凝聚。
2.2治理理论的目的是达到“善治”
治理理论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它又反作用于原来的政治管理方式及经济管理手段。与社会所熟悉的传统管理方式相比，这一新兴管理方式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对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挑战。为了将此挑战转化为社会发展的机遇，现将治理理论与传统的管理理论进行比较，总结出治理具备以下优势：
第一，治理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政府的职能和精力应集中于提供只能并且必须由政府供应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应该向其他社会主体下放权力，调动其他主体实质性参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务的积极性。社会发展需要的是“有限政府”，而不是一个“全能政府”。[3]
第二，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和谐合作。在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存在一个与公民社会有明显的区别，并且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权力的国家和以这个国家为中心是有效管理得以达成的两个必要前提，缺一不可。而治理理论下，有效的管理必定是民主色彩浓厚的管理模式，社会事务由各主体共同管理，各主体之间也相互沟通交流，形成社会管理的各项决定，治理模式重视普遍群众的想法，充分体现着现代政治文明的价值理念，与我国的“人本和谐”理念相契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内涵。
第三，治理理论的出现起到一种破冰作用，如果说管理理论下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两分关系，那治理理论便改变了以上主体之间存在的零和、博弈局面。在治理模式下，服务代替了控制，从组织内部解决了控制与反控制，争夺与反争夺的问题，即打破了强制、支配的一元主导局面，多元价值追求、合作共赢的特点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的以体现。
第四，治理理论彰显了社会多元主体的地位，号召各主体的能量释放。在全球化、现代化与社会化的今天，世界环境的复杂化与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衍生出了多样的利益及需求，治理模式下，各主体之间通过反复磋商来增进理解，达成共识，这能够加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实施的有效性，有利于凝聚国家的力量，集中举办一些有全局影响的重大事项，打造“有效政府”。
治理理论的实践目的是达到“善治”，即整个社会都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状态。善治达成的现实基础是公民社会的存在，公民社会的构成要素有六点：一是响应，公共管理机构必须就公民的要求和建议等做出及时、负责的响应，管理机关的响应性越大，善治社会达到的程度也就越高；二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行为准则是国家法律，法律是善治的基本要求与强制保证。三是透明性，即各项政治政策信息的公开性，透明性越高，善治的程度就越高；四是有效，主要指管理的效率，一体现在管理机构设置合理，二体现在管理成本最低化，因此善治的程度越高，管理的有效性就越强；五是合法性，这里的“法”并非传统意义上法律的“法”，而是指社会公众自觉认可和服从社会秩序的状态，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法”，合法性越大，善治程度便越高；六是责任性，指的是善治社会中的公众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社会公众的责任性越强，善治的实践程度就越高。[4]
2.3治理理论对优化大学生创业教育管理模式的优势
首先，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环境与大学创业教育管理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相同的。治理理论是将政府以外的政治主体引入政治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其出现是由于政府管理和市场管理两种管理模式都出现了明显的缺陷，社会环境中的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另一方面，我国的大学创业教育管理是在全球化以及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及发展的。目前我国在大学生的教育管理方式上面临着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挑战，就创业教育这一部分看来，大学生创业的初衷不同，大学生自身有着不同的经历背景等原因都造成大学生创业水平以及创业积极性方面的差异，此时将治理理论引入大学创业教育管理很有必要。
其次，从大学生创业的性质看。大学生创业不仅是大学生自己的一项经济活动，更是学校教育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领导式的管理方式难以与大学生创业的这一独特性质相融合，创业教育也不适合盈利性组织的市场化管理模式，需要对其进行规范的引导和训练。
再次，从创业大学生自身具备的素质看。当前高校“事无巨细亲自抓”的管理模式使得大学生在思想观念上无法摆脱被管理者的角色，思想和行动均依赖高校规章制度，在此背景下，高校学生的自我管理及自我提高的意识得不到加强，学生无法意识到自身的优势，自然无法发挥优势，长期下来，积极性与创造性也就得不到发展，这对于大学生创业教育而言是很大的阻碍，就这一点而言，运用治理理论，将大学生创业活动的发展与大学生自身的发展相结合，实现个人价值和组织目标，提高大学生自身的责任意识很有必要。[5]
最后，目前我国的高校教育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错位。主要体现在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方面，学生付费接受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供需关系在高校的过度管理下演变为控制关系，这将直接导致：一、高校管理层的精力严重分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教育决策失误、教育管理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二、这种控制关系遏制了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阻碍了学生参与高校管理的积极性，进一步阻碍了高校各项政策的有效实施。而治理理论则有助于高校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缓解角色错位带来的负面影响。[6]
当前，在部分高校，对大学生创业组织的管理存在很强的行政性色彩，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发挥其自身的积极性。善治理念对推动大学创业教育管理的改进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善治理论指导下，大学生创业将实现提升绩效，高校将培育出更有素质的公民，这些公民又会促进治理的效率。因此，大学创业教育管理应该进行改革，以引导代替控制，以公共治理代替层级管理。
3治理理论为高校优化创业教育管理模式提供新视野
纵观我国的实践历程，我们已经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运用了治理理论，不论是在建立公民社会方面还是具体的社会组织对于自身的管理方面，都出现了治理理论的广泛渗透，这一些实践说明，治理理论在我国还是很有适切性的，这对大学创业教育管理同样适用。当前我们的着眼点是，治理理论起源于国外的理论，我们要实现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进行分析、吸收和运用。深究大学创业教育管理从传统的管理模式转变为治理理论指导的下的管理模式的动力，不仅仅是教育从业者思想精神层面的改变和进步，更是现有大学创业教育管理的模式和方法等实践方面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据此，就大学创业教育管理的这一课题的研究，不能只局限在理论方面是否适用，同时也需要对具体实践方面进行相关可行性研究。
第一，合适选取适当的治理工具。凡是有助于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更有效运行，有助于大学生创业目的达成更顺畅的方法方式都可以称作治理工具。一方面，高校可利用新兴媒体具有海量信息的优势，构建大学生治理平台，为建设服务型高校，推进大学生自治建立基础；另一方面，新兴媒体的互动性与治理模式下各主体间交互作用的特点不谋而合，运用这点，可以实现高校与学生间的交流与沟通，及时为创业学生提供所需要的支持与帮助。
第二，合适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是指在不管是结构的选择还是工具的选择之后，在治理的具体实施中，尤其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格局下，大学创业教育管理的治理水平、治理能力，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创业的生存和发展。治理能力是高校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只有当高校治理者提高其治理能力，并形成正确的治理观念和科学的治理方式，才能更好地满足大学生创业的权利和诉求。
自治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 新公共管理 理论基础 核心价值 操作规则 治理
一、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含义
开始于30年代的政府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扩张，长期奉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进入 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1](p46)
为此，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很快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很快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2]（序p4）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理论，从实践上讲，他是一组政府针对现实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临的危机、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从理论上讲，他是基于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考量，对行政（administration）与管理(management)概念的再认识，对公共部门的抨击的回应，对经济理论的变革、对私营部门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再审视，[3]（pp1-23）以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过程、模式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新时代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事务问题为宗旨，以经济、效率和效能为基本价值的管理理论和心智的努力。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内涵，政治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有不同的论述。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种是OECD组织的认识，认为新公共管理就是增强和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的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公共组织的生产绩效，目的是提高人员、发展、合格人才的招聘以及绩效奖励等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二是：“充分利用私营部门”。[4]（p11）胡德(Hood)则从管理过程的角度看待“新公共管理”，包括七个方面：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绩效的明确的标准和测量；格外重视产出和控制；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强调资源利用更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5](pp4-5)欧文.休斯(Owen.E.Hughes)从一般管理的框架入手得出了新公共管理的综合性的框架。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包括战略、管理的内部要素、管理的外部构成要素三个部分。[3](pp64-66)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定位，学术界存在两大基本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具有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中提出的“典范”或“范式”（Paradigm）意义，是政府管理科学的革命性的变革。[6]（pp73-8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一种“寻求政府良好治理的一种努力”[7](pp15-21)，是多种管理的工具和方法的“交响乐”[8]
鉴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公共行政管理被誉为“借用来的学科”，[9]（p3）而“典范”这一概念作为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核心概念，是相对于逻辑学派解释科学结构和科学发展问题的时候提出的，“典范”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不确定的概念，库恩本人也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典范”这一词语。为避免“典范”在科学哲学层面的争论。我们打算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概括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和新公共管理替代模式的提出也是围绕这三个层次进行的。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与传统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和官僚组织(Bureaucracy)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这里的经济学主要是指50-6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理论、委托理论等）。
首先，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采用“经济人” 假设解释整个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行政学研究范畴的问题，其推论的结果是市场力量应该最大化，政府的作用应该相应的减少，建议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同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模式不具有更好的责任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灵活性，需要向灵活的、负责的、成本——收益对称的市场机制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源于科斯(Coase.R)引入交易成本概念对企业组织和市场边界的研究，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扩展，交易成本泛指“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10]（p8）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成本比较的角度研究制度的选择和设计，认为“在公共部门，如果采用签约的形式来降低行政经费并且造成某种竞争，将有可能使某些交易付出较低的成本。”[3]（p16）
委托理论旨在探讨人和委托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激励和监督问题，为了减少公共部门的问题，新公共管理强调诸如合同等市场化方案的运用。
最后，私营部门的管理也是“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20世纪末，人类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带动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信息化、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改变了私营部门的组织管理模式。私营部门为了适应环境，很快进行了管理变革，新的管理理论、技术和模式层出不穷，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获得成功的巨大影响下，开始引进在私营部门中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诸如绩效评估，目标管理，灵活化的组织、弹性的组织模式、人力资源开发等，形成了重视结果，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2、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与思想。
以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如下的核心价值与思想。
首先，人性假设是组织分析和行为分析的起点，新公共管理采用经济人的假设，导致对传统约束规则、激励规则的再思考和再评价。使得传统上重视组织理性的官僚制规则转向重视个体理性的市场规则。通过市场这种成本——收益对称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使行政（administration）人员转化为管理(management)人员，使管理人员对自己的结果负责。
其次，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和关系模式。改变福利国家的过渡干预，还权于社会，严格限制政府的界限和规模，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化是其主导方案，就是将公共服务的提供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改变传统上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模式。
再次，与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限制政府的边界和规模这一逻辑一致。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战略管理，确定组织的目标和重点，制定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分开，政府主要从政策和战略层次上进行管理。而让具体的执行事务交给市场解决。于是政府通过公共关系，与外界组织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与非政府部门积极协调，与公众和新闻媒体良性互动成为新公共管理的题中之意。
最后，政府内部的管理价值、原则、机制的重新审视，进行“重塑政府”。在政府的管理当中引入私人管理模式。一是“重理”观念的引入，“重理”即“为了显著改善严格当代意义上的业绩指标，如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而在根本上重新思考、彻底重新设计管理程序”[11](p32)。二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公务员中立的原则提出挑战。三是政治与行政关系的调整，政治对行政官员具有很大的决定力量和影响力，公务员不再是传统上的政策的执行者，公务员需要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公务员直接和公众接触，对自己的管理责任负责，公务员与政治家之 间通过合同进行管理。
3、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市场化的操作手段，一个方面是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诸如规范政府产权；放松管制：出售国有单个企业或资产。另一方面是将公共活动以签订合同的方式转包出去。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去，以私人与私人的竞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竞争、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12]（p63-68）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
与市场化的逻辑要求相一致，政府对于自身的管理和对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也发生了众多的变革。在自身管理方面：政府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平面化的趋势发展.比如英国的“下一步行动方案”（The Next Steps）和新西兰的公司化改革等。政府进行管理流程的再造，核心在于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诸如采用目标管理(MBO)、全面质量管理(TQM)、成本核算、财务控制、绩效预算、绩效工资等，英国的雷纳评审（Rayner Scrutiny Programme）和财务管理新方案(FMI)，澳大利亚的高级文官绩效评估等等都是一些具体的管理方法。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也有许多具体的操作办法，诸如，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制定政策标准，保障市场秩序，放松管制等。
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可以列举出许多。这些操作规则以市场价值、私营企业管理价值作为核心。
二、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从提出到实践一直面临着众多的批评，这些批评总体上由理论上的批评和实践上的批评构成。理论上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提出批判性的分析和见解。实践上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承诺与具体操作规则的真实效果之间的反差和距离而提出。
（一）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和价值的批判。前面已经论述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对此的批判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的批判，二是对新公共管理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价值的批判，三是对新公共管理主张私营企业管理理论适用性的批判。
1、对新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的批判。新公共管理借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公共组织，分析的起点就是经济人假设，学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经济人假设的真实性问题。经济人的动机并不代表政府组织中政治官员和官僚的真实动机，人会在群体中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组织实质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和网络。[13]（p321）人性是复杂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其次，经济人假设所造成的组织管理的约束和激励问题。经济人假设要求按照“胡萝卜加大棒的约束激励机制”。这忽略了官员的伦理和自律在约束官员行为方面的重要性,“欺诈、腐败、内线交易等似乎已成为地方性的流行病。”[3]（p296）同时经济人假设使政治家和官僚在公众面前变成了不受尊重的人，官员的士气受到影响，“士气不振的工作者显而易见不能有成效的工作。”[3]（p297）
2、对新公共管理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价值的批判。对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是公共选择的核心。但对市场的推崇和过渡的宣扬，使得新公共管理的陷入了一条腿走路的误区。波利特（Politt.Christopher）据此认为新公共管理是新右派考虑国家问题的“令人欢迎的面孔”[14]（p.vi）
学者们对新公共管理除了指责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外。还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崇拜的弊端。
首先，市场本身是不完善的，新公共管理从市场出发指出了政府的缺陷，但是，市场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和政治环境、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假设条件的缺失直接造成了“市场失灵”。同时如果市场发挥作用的环境不健全的话市场就很难发挥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的援助，强调良好的治理和“善治”，发展中国家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的时候出现的诸如腐败、政治化、合同实际上难以执行等一系列问题就与新公共管理的适用环境相关。片面的市场崇拜是新公共管理的难以应对的挑战和批评。
其次，市场的基本价值是效率，但是效率并不是公共部门和社会的唯一的价值追求，用单纯的效率价值忽略甚至替代其他的价值（诸如作为公平的正义、民主、公民权利、公众参与等），有悖于公民对政府的要求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把英国拖入了“相互倾轧的50年代”[15]（p100）
复次，市场的适用性问题。市场机制是以平面化的方式组织私营企业，并且需要政府的政策提供市场的游戏规则，“将市场机制运用到行政组织和管理当中不能不顾及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机制。”[7]（pp15-21）否则很容易造成失败。
最后，市场崇拜忽视了政府、社团、第三部门等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上的特殊作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威廉姆森（Williamson.O）认为，哪怕是最简单的交易活动都少不了被称作 “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可以通过比较合约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90年兴起的治理理论认为社会的网络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导致了市场和等级官僚制这两种协调方式都失败了，需要多种社会组织通过网络化的组织，通过谈判和协调进行公共服务的提供。
3、对新公共管理主张私营企业管理理论适用性的批判。对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基础的批判与人们对市场的批判类似，主要针对私营企业管理的局限性、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和对于公共部门的适用性等方面。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区别是进行批评的基础。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时间观点、绩效衡量、人事限制等方面存在差异，[16]（pp339-346）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移植到政府当中去会遇到许多麻烦，甚至造成混乱和冲突。
（二）对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批判。
首先是对市场化方案的批判性审视，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 out)[3]( p292)。民营化和签约外包可能使成本提高，私人组织在没有竞争和没有市场的情况很难有很高的效率。民营化和签约外包使合同的执行和责任的追究变得复杂和难以实现，需要许多技术和政治问题解决，同时还容易造成公共工程中的合谋和贪污腐化。
其次，私营企业的技术运用于公共部门存在许多自相矛盾和弱点。新公共管理“接受一种超组织的视角，没有注意到不存在控制的情况下如何让协调共同的目标”。新公共管理“沉迷在目标管理当中，忽视了信任的重要性”。新公共管理“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但是不适合跨组织的网络”。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竞争和调控之间存在矛盾。”[17]（p100）新公共管理使得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加强导致行政的公正性和公共性很难保障。
最后，新公共管理的技术和手段在实践中的效果“尚未得到验证”[3]（p304）在实际当中新公共管理的方案推行和执行并不像政治家所说的那样一帆风顺，遇到了众多难题，对于难题的解决和实践效果的检验还需要一个过程。“重塑政府”去向何方？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18]（pp37-39）
三、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
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批判的基础上，治理(governance)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治理”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操舵”一词，原意是控制、指导或操纵。长期以来，governance一词专用于“国家公务有关的法律的执行问题，或者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5]（p55）。20世纪80年代治理成为广泛运用的词汇，不光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管理学还涉社会学等广阔的领域。
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治理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践的原因，首先，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19]（p218）要求有新的组织方式和协调方式。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治理。其次，国际金融机构在借款问题上从经济主义转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治理成为他们常用的概念。战后重建运动、对全球化和超国家组织的管理也是治理常常指称的领域。最后，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国家统治领域出现了诸多的新情况，传统的统治模式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也是治理出现的重要原因。
理论作为对实践的指导和反映集中的体现了治理出现的原因和背景。首先，“把治理当作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根源在于对社会科学流行的一些过于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的否定。”[15]（p56）比如，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比较制度分析扬弃了市场与政府；政治学扬弃了私与公；国际关系扬弃了混乱无序与主权。其次，系统论的整体思想、开放思想、演化思想；以及与系统论相伴随的自组织理论、协同论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观察、驾驭复杂、多变的组织的理论参照。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终于导致了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的提出。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一个充满含混和多种含义的概念和理论。以致于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20]（p53）人们在多层面、多领域和多层次上使用治理这一概念，鲍勃.杰索普认为治理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狭义的治理就是自组织（Self-organizing）的协调方式。广义的“治理可以指诸多方式中任何一种独立活动的协调方式。”[20](p53)罗伯特.罗茨归纳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的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作为公司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作为善治、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作为自组织网络。[17]（p86）
笔者认为作为新公共管理替代模式，应该包括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的替代和超越、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对新公共管理具体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替代与超越。罗伯特.罗茨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治理的一种形式，并将治理在不同领域的用法进行了概括，这样的确触及了治理的外延，但并没有阐释治理的内在机制、理论基础和相对一致的操作规则，因此很难从总体上形成治理的概念。笔者比较同意鲍勃.杰索普的意见，认为治理就是协调组织活动的多种方式，它们构成网络关系，这些网络通过自组织的形式进行协调。
治理直接构成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或者说扬弃了新公共管理。所谓替代或者扬弃就是说，治理包含了新公共管理的内容但是只是把它作为自组织网络中的一部分，治理本身具有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的范围、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以及操作规则与手段。
1、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的替代。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私营企业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基础是比较广阔的，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系统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等众多的学科当中的理论和思想，比如经济学当中的交易费用经济学（TCE）就主要运用比较合约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以致于TCE有时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治理”一脉。[21]政治学对统治和治理的区别；管理学对治理与管理的区别[22]（p128）；系统论对组织复杂性和演化性的研究；自组织理论对组织之间协同和控制机制的研究都构成治理理论的基础，成为分析公共管理问题可资借鉴的视角、方法和观点。
这些众多的理论当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治理的理论基础截然分开，其中也有重合的部分，比如两者都垂青新制度经学，都喜欢使用交易费用理论，但是治理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主要不像新公共管理那样用来论证市场崇拜的，而是用来论证组织之间的选择和替代，认为在行动的网络中没有唯一的优势组织和活动方式，而在不同的情景下需要组织之间的相互替代和协调。比如，90年代兴起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就在于强调制度的多样性和替代性。
这些理论中有一部分是与新公共管理不同的，是在对管理环境变化考量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观察和解释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系统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本来是对复杂、有机、多样的自然现象研究形成的知识体系，对社会和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使得人们发现这些现象具有相同的运行机制，因此这些本来属于自然科学的理论也变成了治理的理论基础。
2、治理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有两条，一是，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市场崇拜，政府卸载，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二是，运用与市场适应的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原则进行政府的再造和重塑。新公共管理被称为“新右派意识形态”（New right ideology）就在于新公共管理在市场和政府二分的逻辑基础上，过分推崇市场价值，而忽略了政府、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
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理理论扬弃了新公共管理的一条腿走路，将市场和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看作自组织网络中的一部分，他们采用合作和“谈判的逻辑”[20]（p61）进行协调。“治理的重新发现有可能标志着这一过程中的一场革命——对过去由国家进行协调遭到失败的事例做出简单周期性的反应；在更晚的一些时候，则是对市场调节失败做出的周期性的反应。”[20]（p59）
其次，治理理论扬弃了管理理论，将治理和管理看作不同的概念，治理与管理的内容和范围、机制是不同的，治理超越于管理。
治理和管理的内容不同，打个比方说，治理是决定到哪儿去（Where to Go）;而管理是决定怎样到哪儿去（How to Go）。“治理被看作机构的内在性质、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外部性和组成要素的监督有关。而管理是采取或监督采取明智的手段完成某些目标的行动。管理阶层主要关心在以具体的时间和既定的组织具体的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管理的中心则是内部的；治理一个开放的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历史任务导向的。”“所有与管理从而与控制的分离是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22]（p128）
治理与管理的范围是不同的，治理是社会系统要素之间的协调，对话和谈判要求广泛的共识和参与，治理的范围涉及广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协调的方式达到协调增效。而管理是一种理性结构，目标管理(MBO)、全面质量管理(TQM)、绩效评估、人力资源开发，要求一种规范和结构使得目标得到实现。管理的范围没有治理广泛。治理涉及“关于规则的游戏”（”games about rules”）而管理涉及“遵守规则的游戏”（’games under rules’）。
治理和管理的机制不同，新公共管理被波特利（Politt.Christopher）等人认为是“新泰勒主义”。重视效率的逻辑而忽略感情的逻辑，重视程序理性而忽视对话理性，核心在于通过测量绩效和控制以期待获得最佳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结果，也就是说新公共管理“被关于效率和经济的价值所支配”，对于求得“诸如正义、代表性和参与等等不是被剔除出议程就是被视为高产的阻碍。”[14]（p138）新公共管理的内在机制不能容纳正义、代表和参与的价值。而治理是以“反思的理性”[15]( p65)为基础。治理实现的机制是网络化的协调和自组织，包括广泛的参与，通过参与、谈判和对话形成共识，使得组织之间能够协调增效。
3、治理对新公共管理操作手段和操作规则的替代和超越。
治理替代和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操作手段与规则既体现了治理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差别，也体现了治理理论所凭借的广泛的理论支持。
首先，治理的操作手段和规 则的多元性，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市场化方案和重塑政府措施只是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治理通过衡量政府、市场、自组织网络等不同的协调形式的优缺点，通过不同形式的网络化协调达到公共事务处理的最佳状态。
其次，治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多层次性，治理的总体特征在于自组织的协调，这一自组织的协调包括人际层次、组织际层次和系统际层次，不同的层次需要不同的操作规则和手段。在人际层次，人们的交往是直接和简便的；在组织际层次，通过成员间的谈判和协商为基础确定具有明确任务的战略联盟；在系统际层次，系统通过“降低噪声”和“负面协调”形成共同行动的纲领。[20]（p62）
最后，治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当中所运用的操作规则与手段都是静态的、简单的单一的。然而在治理理论中，治理借鉴了系统科学、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协同论、混沌学等自然科学在研究复杂现象时所用到的基本概念，尝试用这些概念形成治理的可操作的规则与手段。在动态性方面，熵、均衡、干扰、相互影响、干预等被用来形成治理在处理动态性时的操作工具和手段；在复杂性方面，约简和选择、结构化与操作化成为处理复杂性的工具和手段；在多样性性方面，通过考察系统本身的各个方面，例如计划、目标、权利等形成治理的可操作性工具。[21]（p218-230）
当然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替代和超越还是很不完善的，治理理论因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核心价值和思想的多元性，操作规则和手段的抽象性，很难形成像新公共管理那样的相对固定的一套管理理念和模式。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替代和超越需要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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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ublic management facing challenge ,criticism and substitutive mode
Abstract: new public management has been an important practice and theory in tidal wave of administration reform since 70’s. it comprises three stratums embracing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the core value and operating methods .scholars criticize the theory extensively on the basis of the stratums. in particular, governance has surpassed and substituted these stratums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since 90’s
自治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民族地区 社会管理 自治 国家认同
多元主义是世界范围内社会管理的主流思想
“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①享廷顿的这一论断可以适用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是一个社会矛盾多发、利益冲突越发尖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②
201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提出要借鉴国外社会管理的有益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自我完善和发展。国外的社会管理研究具有丰富的成果，而多元主义是当前社会管理的主流思想。关于多元社会管理模式的理论有自主治理和多中心治理、集体行动理论、协商民主、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等社区自治的理论解释框架。③社会管理多元化思想试图突破国家和市场的简单二元模式，认为政府作为单一的社会管理主体不仅在社会管理责任上力有不逮，而且管理效率低下，应建立国家、政府机构、社会非政府组织、社区及公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机制，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共管及自治。这是社会管理，或者说是西方社会政策的主流思想，也体现在英美等多数国家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之中。
我国现阶段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存在失位、缺位和越位等情况，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由单一的政府管理主体通过行政命令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民族地区情况更不容乐观，急需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
我国正在探索确立多元化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
就民族地区而言，近年来许多地方相继发生了各种，社会稳定形势严峻。民族地区的这些有的涉及民族问题，如2009年新疆“7·5事件”；有的则是利益之争，如云南的“孟连事件”。这些一方面威胁着民族地区稳定，另一方面反映了目前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工作的不足。
为改变社会管理工作现状，我国政府开始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把民间组织体纳入社会管理的主体范畴，将之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表达社会利益诉求的重要制度形式，以此调动社会资源，减轻政府负担，推动社会管理方式的多元化发展。④多元的社会管理以自主治理为基础，意味着被管理对象在需要服务时存在多个提供者，可以有更多的方法与途径进行选择，从而提高社会事务的处理效率。简言之，主体多元与社会自治是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政社分开和依法自治的重要因素。依据这一社会管理要求，结合当前我国现实国情和世界关于社会管理的主流思想，多中心参与和合作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⑤
将党的十既定的社会管理格局与目标建设适用于民族地区，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在民族地区发展中存在着两种相对而行的思路，一是为了消除民族之间的事实不平等，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发扬和保护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保留各民族的身份及文化特征。在社会管理领域，则体现为国家通过法律向各民族自治地方授权，鼓励民族地区的民间团体和公民个人承担和参与社会管理，增强民族社会自治能力。另一种相对而行的思路就是在民族地区鼓励民族自治、自行管理社会事务，同时弱化民族色彩，将民族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社区自治与民族自决作严格区分，强调社会管理中的国家身份认同，增强国家向心力。
这两种思路均不可偏废。加强民族地区在社会管理上的自治必然是以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身份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应当得到尊重，但必须避免因过分强调民族性而受民族分裂主义的影响。而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应寻求少数民族群众作为国家公民在行使权利上的同质性，加强民族地区群众的国家认同感。
在民族地区多元化管理中，实现依法自治的途径
我们需要探索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多元化和依法自治的思路与途径，承认与利用我国社会治理与自治的本土制度资源，把握民族地区社会事务自治的历史规律，明确多元化治理与自治中民族“自治”与民族“自决”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将民族区域自治与社区群众自治结合在一起，发扬民族传统的同时强调少数民族公民的国家身份认同优先于族群认同，从而实现社会管理中的依法自治和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目标。
发扬民族地区的社会自治传统。有效的社会管理，必须依赖有效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必须以市场的自律、社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管理为基础。⑥完备的社会自我完善与自治需要在历史中形成。在西方国家，自封建社会开始许多欧洲国家就形成了王权、封建主及市民之间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格局。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管理也相应形成了市民社会与政府的互补格局，市民社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极，不仅成为政府权力的制约力量，社区管理的市民自治也减轻了政府社会管理的负担。
在我国，乡村社会也存在悠久的自治传统，如费孝通所说的乡村社会中也存在“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和“自治单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一书中提到，到现今，中国民族地区远离乡镇政府的村落，虽经国家权力的控制渗入，但其自治色彩依然很浓厚，只有在发生的事件超出村落自行管理的时候才寻求政府的介入。⑦韦伯也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则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⑧历史上广大的民族地区，尤其是执行“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的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土司所管辖的地域内具有丰富的自治色彩。改土归流后，由于国家“权不下县”原因，自治传统很大程度上仍然得以保留。及至清末民初，皇权倾覆，革命云涌，社会剧变使民族地区社会传统治理结构遭到破坏，乡绅作为乡村的治理主体开始消失，传统的自治秩序开始松动。但一种制度秩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制度惯性，在民族地区的广大乡村社会中，许多社会事务仍然按自古形成的习惯进行处理，这是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值得保存和发扬的良好传统。
民族区域自治与社会管理自治相结合。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首次实现了对包括民族地区乡村在内的社会有效控制。在民族关系政策上，建国之初民族自治的观念体现在《共同纲领》中，1952年政务院公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纲要》，1982 年国家通过宪法，确定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十一条自治权，1984年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所指的区域自治与社会管理自治在内容上具有重合性，该法除了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还规定了应发展自治地方教科文卫和传统习惯等方面的内容。而社会管理实际包括了管理与服务两大系统，狭义的社会管理包括了对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自治、人口发展、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社会服务的管理。⑨因此，实行自治的民族既行使管理自治地方的国家事务，又享有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民族区域社会管理自治权与民族自治权更多的是范围的区别：民族区域自治法不仅涉及社会领域，更涉及政治与经济领域，而社会管理中的社区自治应指狭义意义上的社会事务；民族群众行使社会管理权所及的范围是其所居住的城乡社区，具体而言，是指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和城市中的“社区居民自治”，这也是法律所规定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多元管理与依法自治中发扬少数民族传统习惯。由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工作更显复杂。单就社会管理中的矛盾纠纷处理上看，很多少数民族所特有的纠纷解决机制是长久历史形成的经验总结，根据这些民族习惯规则对纠纷进行解决对于妥善化解矛盾具有重要意义。如四川彝族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一般要求进行判决。如果同意调解，几乎是按照民间习俗进行，法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与习惯法差距较大，即使法院判决，当事人还要依习惯法再次进行调解。⑩
为此有学者呼吁，在社会管理中要考虑到民族性非正式组织（如宗教组织、同乡组织、民族团体等），对社区中少数民族的社会整合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运用，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尊重民族多样性和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同时，在社会管理中考虑不同民族风俗习惯、语言历史、文化禁忌的差异性，在积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参加社会管理的同时，必须明确社会管理中的“自治”与“民族自决”的区别，防止在民族地区社会自治中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进而损害国家统一的行为。
多元管理与依法自治应坚持国家身份认同优先。第一，民族地区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是“自治”而非“民族自决”。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中实现自治，可以充分调动民族地区的各种民间组织、民族社会团体和民众参加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同时也是民族地区社区居民实现民族自治权利的体现。
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属于民族群众的自治，而非民族自决。“民族自决”原本是国际法领域的概念，其理论依据来源于社会学的“民族”概念。民族自决权理论主张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决定自身的政治存在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权”的提出在20世纪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民族国家得以诞生。但该概念如果运用在国内法中，就会引起国内政治的动荡，许多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即是这一理论的后果。近年来，我国和新疆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者以“民族自决”为由，鼓吹和建立“东突国家”，导致许多地方发生较大规模骚乱。这些教训提醒我们，在鼓励民族地区的各种少数民族社会团体和群众积极参与管理和实现社会自治的过程中，应明确民族自治、社区自治与民族自决的区别。
第二，民族地区社会自治应坚持国家身份认同。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建立在“族群”基础上（在最近提出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背后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族问题应去政治化，民族应称为“族群”只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民族问题必然是带政治色彩的。因此在此所采用的“群族”概念，指的是带有政治性的人类集群）。承认各少数民族拥有不同于汉族的自治权利，以保障少数民族实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实现民族平等与共同繁荣。
西方多民族国家对于国内族群的治理有不同政策，其中瑞士和美国在国家认同上具有相似特点。瑞士1999年宪法没有给予特定“族群”以任何特殊的待遇，无论是形式平等，还是实质平等，宪法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去族群化”的“区域”和公民，强调对其国民的“公民身份”认同具有优先性，通过寻求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在增强国家认同感的同时也维护了文化多元的核心价值。瑞士特定的少数群体没有特权，但是普遍拥有较低的治理层次的自治权。这一点对于采取过“纠偏行动”的美国和给予少数民族特惠待遇的中国，都值得比较与反思。
美国对待种族的多元文化也经历了同化政策—尊重差异政策—强化认同政策的过程。1964年“民权法案”推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享廷顿倡导的国家认同理论提出，应在文明的冲突中强化美国人的意识，“9·11”事件使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明显增强。在多民族国家中，“多元共存，政治一体”是一个理想的目标，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正如菲利克斯·格罗斯所言：民主国家需要有一个公分母，一种超越种族的忠心耿耿，这种忠心耿耿将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集团混合为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超越了族属认同的认同。
总之而言，多中心管理模式应以政府分权和社区自治为制度要点，使不同民族的社区成员自行做出负责任的决策。民族地区群众能够参与决策的组织越小，自我决定程度越高，通过自治所实现的共识和妥协越有助于培养宽容和团结的社会氛围。
多中心主义与自治有可能出现族群分离的倾向，因此在实行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多中心主义、鼓励民间团体和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同时，在强调在“国家认同，公民身份”的基础上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要从根本上消除族群矛盾，必须从完善制度入手，族群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地方自治和个人自由有机结合的基础上。
只有在发挥社会管理多元主体与依法自治过程中，把民族与群众自治、发扬和保持民族传统与国家身份认同相结合，才能使民族地区群众在享有自治权的同时不会产生分离倾向，确保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作者分别为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重庆理工大学经贸学院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法律体系中的确立与适用研究”和广西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研究中心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2XFX001，2013MZX03）
【注释】
①[美]享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56页。
②卢明威：“论社会管理中民族传统习惯的发掘与利用”，《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③周大鸣：“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思想战线》，2012 年第5 期。
④⑤⑨陈振明等：《社会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第12页，第3页。
⑥成乃清：“论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
⑦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第149～155页。
⑧[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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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德育导师；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7-0024-04
独立学院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较快且达到一定规模的一种新型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独立学院以其独特的办学特色和较为自主的教育教学风格，成为传统高等教育模式的一种延展和补充。由于独立学院属于本科类民营性高等院校，因此，在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以及办学理念上，与普通高等院校存在较大差异。独立学院的专业设置规模相较于普通高等院校来说较小，办学理念上更侧重于对学生专业技术与职业技能的培养与训练，不同于普通高校在专业学术理论上对学生的更多要求。独立学院更强调对学生在“实用型、应用型和创新型”等方面的培养，强调自身办学的专业特色和民营高校自主性较大的管理风格。因此，在独立院校这一片“教育特区”，在大学生教育及培养、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等方面，相较于普通高校来说，更需要行之有效、完善成熟的教育教学制度。
德育导师制度是独立学院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与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实施的一种教育教学措施，这一制度不仅解决了教师授课与对学生管理的脱节问题，更发挥了高校教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培养、人文情怀涵养等方面的导师的重要作用。德育导师制度建立与完善的过程，是一支高质量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
一、德育导师制度是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与必要
作为高等教育组成部分之一的独立学院，由于其自身在办学模式和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特殊性，这一“教育特区”内教师队伍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培养成为容易被忽略的一块地方。教师队伍素质是决定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关键，建设一支优秀德育导师队伍的过程是培养独立学院优秀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过程，更是提升这些教师职业素质、德育品质、人文涵养水平的过程。因此，德育导师制度的建立与建设，是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德育导师制度更是实现独立学院培养“实用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的，保证从这一“教育特区”走向社会的青年学生的德育、人文、思想政治素养水平的重要举措。
1.德育导师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德育导师制度不同于普通高校实行的学业导师制度。德育导师制度既继承了西方早期教育发展中的导师制，也发展了我国普通高校学业导师的优秀因素。德育导师制度不仅是对大学生本科阶段教育的一种全过程关注、帮扶、督促、教育和管理，而且是对青年大学生在数年大学生活中的德育素养、人文涵养、思想政治理论的养成与提升。如果说独立学院侧重于职业技能、专业能力方面对学生的培养，那么德育导师制度则在这一类高校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同时保证这些学生的“德才兼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德育为先”是实现教育本义、保证教育方向正确性的必然与必要。德育导师制度成为独立学院为大学生本科阶段教育量身打造的一种培养机制，是其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加强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建设、完善自身的必然与必要。
2.德育导师制度建设的思想理论定位。“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对于青年大学生的人才培养，关键在于高校师资队伍的质量。对于独立学院树立的培养“实用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德育导师制度是保证在这一教育理念下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职业伦理道德和品性的重要措施。德育导师制度是实现培养和提升青年学生“软实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如何体现独立学院培养的职业技能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君子之风”，这是德育导师制度的重要使命。德育导师制度对德育导师的要求，不单单是对一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与课后辅导的要求。作为一名合格的德育导师，不仅要具备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所需的专业理论知识，还需要具备指导学生德育、人文、思想品德等“软实力”方面的素养以及联系、组织、管理学生的各种应变能力。德育导师不是代替大学辅导员的工作，更不是重复宿舍管理员的职责，而是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内容与学生建立紧密联系后，为学生建立德育档案，在思想道德修养、理性思维、人文知识的情怀和品性涵养上，与学生深刻、广泛地探讨和交流，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读书思考习惯，培养独立创新的思维，顺利并高质量地完成大学学业。一支专业水平过硬、思想政治理论觉悟高、德育人文修养深厚的高校教师队伍，是德育导师制度成功的关键。
3.独立学院德育导师制度的关键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建立与建设。独立学院在办学与管理方面，与其他普通高校相比有着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它们依然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一支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队伍，是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方向与水平的体现，更是这一“教育特区”思想政治稳定、教育教学优质的保证。一支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是德育导师制度建立、建设的关键。因为德育导师的质量是德育导师制度有效性与完善程度的关键。德育导师一般由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师来担任。这是因为德育导师不是学业导师，不仅要对大学生的学业、学生生活进行指导与管理，还要关注青年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培养、人文素质涵养、人格品行提升等方面的指导与管理。高校中担任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师，是与学生密切联系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在他们所教授的课程中，与学生在德育、思想政治理论、人文知识等领域的交流最多，对学生的状态最了解。这些教师自身的专业研究和教学工作，也使他们成为担任大学生德育导师的最佳人选。
建立、建设德育导师制度，将这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专业理论水平、教育教学职业水平直接延伸到课堂之外，与青年学生的成长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能提高课堂教育教学效果，而且还加强了在课后课外对青年学生思想政治理论、德育素质、人文涵养的指导和管理，解决了课堂与课外“两张皮”问题。在德育导师工作中，这些教师不仅巩固、提升了自身的专业研究和教育教学理论研究，而且加强了自身职业素质、思想政治理论修养和人文情怀，为独立学院优质教师队伍的建设发挥了关键作用。
二、德育导师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的建设
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的建立与建设，是德育导师制度建立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必要途径。认定德育导师资格，建立建设德育导师制度规范与实践内容，实施德育导师考核机制等，是德育导师制度的基本内容。
1.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德育导师资格认定。德育导师必须由教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来担任。这种任职资格确定的理由是，独立学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对全校所有学生，在自己所担任的课程任务内，接触、熟悉、指导、管理学生的时机最多，条件最便利，影响最大。一个优秀的历史类、哲学类课程教师的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是巨大的，教师的人格魅力更是对学生影响深远。大学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思想素养深度，是青年学生衡量一所大学优劣的标尺之一。德育导师关注学生的思想理论动态，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涵养学生的人文情怀，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这些职责内涵要求德育导师必须拥有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职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是最合适的人选。
以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为例，在这所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德育导师制度成为必备的教育教学与管理措施，德育导师由教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所有中青年教师担任，并且将德育导师工作考核与教育教学考核相结合，作为教师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只有思想政治理论专业水平、授课能力、职业素养、品性涵养等达到德育导师资格认定的要求，才能担任德育导师。因此，德育导师队伍的建立与建设过程，就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与水平提升的过程。这些思想政治稳定、职业素养高、专业能力过硬的教师，成为独立学院师资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在教育教学与管理中的影响极其深刻。
2.德育导师制度规范与实践，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内容。制定德育导师规范，是保证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对德育导师这一职责做到名副其实的重要方式。德育导师制度的规范要求德育导师必须做到：第一，是承担学校思想政治理论骨干课程的教师，且是教育教学改革的中坚力量。在这些思想政治理论骨干课程中，德育导师必须承担至少一门大学一年级新生课程，力求让大学新生从入学教育开始就能直接接触德育教育和人文情怀的培养。第二，德育导师在负责思想政治理论骨干课程教学工作的同时，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与教学理论提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德育导师的工作既是独立学院管理学生的一种有效制度，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德育导师充分利用独立学院相对自主的教学管理氛围，利用课后辅导、座谈、讲座、各类竞赛活动、博客、微信群、QQ群等现代网络条件与技术，加强对青年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和教育、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道德品行的塑造与涵养，将课堂与课外“两张皮”贴在一起。第三，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德育导师为每一位学生建立德育档案。将大一新生的个人信息、入学知识状况与德育导师课堂学习状态、德育活动状况、个人发展（尤其是入学后有入党、考研打算的学生）需求等问题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重点辅导、督促青年学生。再以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为例，学校要求每一位德育导师每学年重点辅导的学生数不得少于所授课程班级人数的20%。在实施了两年多的德育导师制度后，该学校的德育课程建设和学生德育状态成果显著。
德育导师的职责不仅是针对大学新生，他们对学生的课堂教学管理和课后课外的德育培养、人文素质训练等工作也是伴随大学生的全部大学生活的。德育导师对学生的评价和考核，是大学生评优、入党、申请学位等的重要依据之一。德育课程不过关，学生不论专业成就怎样优秀，都不能完成学业。因此，德育导师的评价和德育课程成绩，对于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如此，德育导师职责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为了保证德育导师工作的细致、严谨与公正，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专业水平、自身道德、品性、素养的要求，必然是严格而高标准的。只有这支队伍的建设成功了，德育导师制度的质量才有保证，独立学院的德育教育与管理才能成为学生教育质量的保证。
3.德育导师考核机制是衡量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质量的重要标尺之一。独立学院对德育导师的考核不仅是德育导师制度有效实施和监管的保证，而且是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质量考核的重要依据。德育导师不仅要完成相应的教学工作，而且在专业科研领域也要取得相应成果。德育导师的舞台不仅锤炼了这些中青年教师管理学生的能力，而且提升了他们将专业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的能力，真正体现了“教学相长”。德育导师队伍的建设，带动了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在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的热情，推动他们更严格地要求自身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德育导师工作成为这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三、德育导师制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独立学院德育导师制度的建立与建设，不仅丰富了对现代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与管理的理论研究，而且扩大了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理论研究的视野，为高等教育研究和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范例，成为高校尤其是独立学院师资队伍培养并储备优质教育人才的重要渠道。
1.德育导师制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和青年学生思想素质培养的重要作用。德育导师制度是加强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有效途径。在独立学院这一类高校中，青年学生的思想理论素质培养与人文情怀涵养，主要集中在德育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的设置与人文学科培养方案中。担任德育思想政治理论骨干课程的德育导师，是实现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与道德人文素养训练的最主要力量，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对德育导师队伍的建立和建设，不仅极大地深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水平，而且极其深刻地影响了青年学生德育素养的内涵与水平。高校教育，尤其是独立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师队伍的德育素养和职业道德水平，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正确性和进步性的保证。德育导师制度不仅坚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保证了独立学院这一“教育特区”思想政治课程内容的稳定与方向的正确，而且活跃了教育教学改革的内容。对青年大学生实行导师督导，更加保证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实用型、应用型和创新型”的优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人才。
2.德育导师制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意义。德育导师制度的建设过程，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过程。德育导师资格认定、导师职责履行、德育导师工作考核，是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实践内容。德育导师制度是在现实的教育教学实践工作中，将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力量聚集起来，并且将这一支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的政治方向、思想觉悟和素养内涵直接定位在高标准的坐标中。实践的效力远远超过了枯燥单一的理论灌输和政治说教，中青年教师在德育导师的工作中必然成长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典型，必然在自己的教学、教育实践中成为青年学生的示范与引导者。一支优秀的德育导师队伍也必然是一支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德育导师制度保证了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稳定性和方向正确性，更保证了学校德育教育的素质和水平，为中青年教师锻炼职业能力和自我完善提供了更高的平台。
3.德育导师制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理论意义。德育导师制度的建立与建设，为独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的空间。德育导师制度的制定、导师队伍的建设、导师工作实践与经验教训等，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师队伍的建设打开一个新的理论研究窗口，是高校中青年教师队伍素质提升和校级管理的一个新的理论范例。
4.德育导师制度建设面临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思路的探索。德育导师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独立学院相对独立的办学管理模式，加大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难度；独立学院学生层次的问题，也成为德育导师工作有效性的严峻挑战；德育导师职责贯穿学生4年大学生活的连续性与时效性，其具体实践的难度问题；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教学工作与德育导师工作的工作量矛盾等问题。任何一个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尝试，都存在一定的经验不足，只有在不断解决问题与完善制度中，才能不断进步，并取得更大成效。
德育导师制度建设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素养、职业水平、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等提出了严格要求，进一步加强了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专业研究的深度，拓宽了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研究的方向。德育导师制度是独立学院教育理念和思想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参考文献：
[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研究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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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刁孝华.独立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自治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古代管理思想；管理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管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9-0034-02
1前言
美国学者克劳德?小乔治在他的《管理思想史》中曾说：“从《墨子》、《孟子》和《周礼》的古代记载中,已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早已知道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管理原则。”但是,由于种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近代没有能够与产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相结合,尤其是没有能够与近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以至于其作用和影响为人们所忽视。
虽然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散见在先人们对自然界、社会的看法,治国的哲学思想与方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交往,个人与群体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以及各种实践之中；然而,这些“治国学”、“治生学”和“治身学”构成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却包含着丰富及深邃的内涵和广泛地扩展性。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来源——内嵌于传统文化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异于科学的知识体系,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彼得?德鲁克明确的提出“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管理总是根植于社会文化、价值观、习惯和信念、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德鲁克在分析第二次世界性管理热潮的经验教训时特别指出,管理热潮并没有使管理美国化,日本的管理也没有西方化,而且没有一种欧洲的价值观念曾被管理热潮所。因此,管理是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管理内嵌于社会文化,即管理受制于并反作用于社会文化。
作为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保持了独特的“治理”与“治国之道”,它们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内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行为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思想、文化的遗传代代继承并传递,从而给如今的中国国家、企业的治理以及个人的行为构成不可忽视的影响。
水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体系。”李宗桂在《中国文化概论》中从“观念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如下界定：“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炼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想方式和价值趋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周三多将我国传统管理思想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宏观的、适应统治者管理需要的“治国学”；二是微观的、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基础上积累的管理经验“治生学”。除水提出的“东方管理文化”之外,官鸣提出“儒学主干论”,虞祖尧提出“基本范畴论”,孙景奎提出“谋道论”等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提炼出的关于中古代管理思想的不同观点。
何似龙在《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中也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具有非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定义为“主要服务于中国古代血缘宗法组织的社会组织需要、由宗法观念衍生而成、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治国之道’”。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
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方法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渊源以及流派来分别提炼相应的管理思想并构建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系统化体系。张钢将近二十来学者们针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成果大致划分为东方管理文化论、儒学主干论、基本范畴论、指导原则论以及谋道论五大派别。
3.1东方管理文化论
以复旦大学水教授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派,将东方管理文化本质特征概括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并系统形成了以治国论、治生论、治家论和治身论或人为论为核心的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渊源的五类思想体系,儒、释、道、法和兵通过对人们思想及行为的规范和影响,指导中国传统的管理方式。治国论主要是人口、田制、生产、市场、财赋、漕运、人事、行政和军事等方面管理的学问；治生论主要是管理农副业、工业、运输业、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治家论主要是家庭计划、教育、理财以及和睦相处等方面的理论,人为论则主要研究谋略、人为、为人、用人、选材、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励、沟通等。另外,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创新性的提出了“人为为人”的观点,体现管理中“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作用。
3.2儒学主干论
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长期与封建制度同生共长。因此,主要表现为封建统治形式的中国古代管理模式和思想必然受到儒学的深远影响。而此影响的程度,不同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其中较为鲜明的一个观点是“儒学主干论”。官鸣提出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干,儒道交融”的观点。特定的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导致自汉朝起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融合并形成以儒家为主干,儒道交融,吸收各家之长的较为稳定的基本构架和模式。从这种架构和模式所抽离出的管理观点可概括为人本观、整体观、协和观和经权观。“经”是指人们在正常情况下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原则,“权”本意指秤砣,可以左右移动,“经权观”是指在人们选择道德准则或道德行为时应当有所变通,反复权衡,从而做出最佳的选择或评价。王思义,管遵华认为儒、道、墨构成了中国三位和谐管理观,其他法家、兵家等学说都是这三家的繁衍和变种。
3.3指导原则论
周三多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概括为“治国学”和“治生学”两类。“治国学”针对封建国家治理过程,指导封建国家在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进行正常活动；“治生学”则侧重于封建社会最小组成单位“个体”进行各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形成和积累的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虽然有宏微观分类,但由于每类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也就可以概括为九个方面,即是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
3.4基本范畴论
虞祖尧认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初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是由“重道”、“明德”、“知止”、“行法”和“重术”等基本范畴构成。在其对《管子》一书治国理论的归纳中亦能够发现其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所包含的基本范畴的概括。他将《管子》所描述的国家管理理论模型概括为“以天地之心,理国以法,治人以德”。
3.5“谋道”论
谋道者,谓取之有道,用之有道。孙景奎认为“谋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问题,凡事首先要“谋道”,得道者胜,失道者败,各个层次的管理工作都是在“道”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完成的。“道”应指做事的正确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来自于前人实践之经验,也可以来自于常识、道德、制度等。
4结语
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内嵌于传统文化,缺乏清晰、独立的体系,古代乃至近现代学者亦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总结与归纳；近代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扼杀亦阻碍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深入应用和同国外管理思想的比较。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无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说。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化,国内外学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挖掘、整合之重要性。这也促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1］［美］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彼得?F?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何似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