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2 16:51:26

资源税论文

资源税论文篇1

论文摘要:发展经济要有效利用资源,更要合理保护资源,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认为,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应进行改革,以此来加快我国经济的转型,让经济增长质量更好。本文在分析我国资源税法律制度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论文关键词:资源税改革必要性

资源的稀缺性决定其能否高效利用,这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而目前无论是从我国资源利用的现状,还是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资源税制度的改革都势在必行。

一、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

(一)资源利用现状的迫切要求

我国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资源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但是我国资源消耗强度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从投入和产出看,目前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左右,却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我国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以上。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比国外的先进水平低20%一35%,城市用水的回收率也仅有30%,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只有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

(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可持续发展下的经济增长主要采取集约型增长方式,应改变传统的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做法,主要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来增加税收收入。其次,在可持续发展下,产业结构的优化会改变资源税税源结构,这就必然要求国家及时调整税收工作的重心,开征新的税种,不断完善和优化税制结构,减少税收流失。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

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环境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应充分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适时适当调整资源税税额及征税范围,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

(四)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契机

纵观我国现在的资源勘查开发形势,可以发现,我国矿业多年投资所形成的产能集中在2007年、2008年释放,与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相互作用,导致矿产品价格全面下滑,矿业公司利润大幅下降,矿产勘查预算趋向紧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给资源税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随着通胀压力基本消除、CPI将继续走低,资源税上调不会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另一方面,资源税改革有利于消除价格扭曲现象,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减少,石油、煤炭价格大幅下降,中央政府应抓住有利契机,改革资源税法律制度,通过税收手段,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50年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明确将盐税列为一个税种征收,从此建立起我国对资源征税的制度。1958年以前,盐税由盐务部门负责征收管理,1958年改由税务机关负责。1973年将盐税并入工商税,1984年又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税种。

1994年1月并入资源税。1984年9月18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条例(草案)》,并于198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1993年12月1日废止。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制度,是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确定的。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

我国现行资源税的特点存只针对特定资源征税,征税对象不是全部自然资源,也并非对所有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源都征税,而主要是有选择地对矿产资源进行征税;具有级差收入税的特征,资源税实行差别税率,主要是针对自然资源在客观上存在着好坏、贫富、储存现状、开采条件、地理位置等多种差异;实行从量定额征收,这种采用定额税率的征收方法,税款的多少只与资源的开采量或销售量有关,却与开采者的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无关;属于共享税,资源税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机关同时征收。

三、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征收范围窄,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资源税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矿产资源开发的级差收入,对自然条件形成的贫矿和富矿征收不同标准的税收,在达到公平竞争的同时,防止资源开采者采富弃贫,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同时,通过征收资源税增加财力,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综合治理。

税负低,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尽管我国近几年调高了煤炭、石油等项目的税额,但相对于1994年的税负实际上还是有所下降。以煤炭资源为例,根据现行的资源税税收标准,煤炭资源税是按产量征税,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因此,许多煤炭开采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论煤层是几米还是几十米,都只是一次性开采,大量的煤炭资源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了。为了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税课税税额亟待进一步调整。

计征方法陈旧,不符合科学开采的要求。我国资源税的计征一直采用从量定额征收的方法,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便于征管,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主要体现为:开采者占有国家资源产品,在产品开采出来后才向国家纳税,在开采过程中,开采者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部分全部由国家承担。这也是造成掠夺式开采的重要原因。

多种税费并存,征管较乱。多年来,我国对资源产品征收的税种除资源税外,还对土地资源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同样是对土地资源征税,却有不同的税名,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成员的不理解,造成征管的阻力。另外,地方政府还要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土地补偿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安全生产费等,形成了规费收入远远大于税收收入的奇怪现象。

此外,分配体制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分配格局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中央对地方的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宏观调控的权利有限,使宏观调控的力度减弱,特别是对于节能降耗项目、新能源研制开发项目等。中央财力支持的力度就会减弱;二是刺激了地方的急功近利,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眼前的利益就会乱上资源开发项目,特别是个别地方默许小煤窑、小油井的私采乱挖,导致资源的重大浪费。

四、我国资源税改革的具体思路

(一)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制定于1993年底,其制度设计理念更多的是强调资源税在调节不同资源企业的资源级差收入的功能,对资源税的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重视不够。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资源税法律制度在制定和完善过程中,都比较好地考虑到了环境问题。因为,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一方面在于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另一方面在于保护人类健康和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我国现有的资源税的立法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而设立的。这种狭隘的立法宗旨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国的资源税立法应当从立法宗旨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合并税种并规范税名

我国现行资源税执行税目有七类,在此基础上取消我国现阶段对土地资源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和土地补偿费等“两税一费”,将土地列入资源税的范围,即在现行资源税征税范围中增列“土地”税目。实行这种改革的意义在于:税名符实、准确规范、便于征管。比以“两税一费”名义征收更有说服力,不仅有利于征收管理,而且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安定团结。有利于彰显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政策取向。将现行的对土地资源征收的“两税一费”统一合并后,既有利于完善税制,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更能直观地表现出国家保护土地资源的立法宗旨,提高全社会节约使用土地、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的意识,减少土地资源的损失浪费。

(三)扩大征收范围以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

无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资源保护的要求相比,现行资源征税范围都显得过窄,新的资源税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例如,为了保护水资源,我国应当在资源税税目中增设水资源税目,分设地表水、地下水、地下热水、矿泉水4个子目,按照照顾生活用水、节约控制生产用水、严格控制污染水的原则,实行差别税额。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和资源的利用现状,应先将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资源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他资源,如河流资源、湖泊资源等资源纳入资源税的税收范围。

(四)完善现有矿产品资源税征收管理制度

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从价计征方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明显,与征税对象的数量也有紧密联系,其与差别比例税率配合,可以调节产品利润和产品结构,影响价格水平,最终调节产业结构。如果从价计征能将税收与资源市场价格直接挂钩,既有助于通过税收调节资源利用,也有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

调整资源税税额。对于纳入资源税税收范围的应税税目,应根据其稀缺程度、人类的依存程度、其替代品的开采成本、自身的开采成本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计算课税税额,同时依照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向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对于那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课以重税,通过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和上调税额来引导企业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考虑以不同的资源回收率制定不同的资源税税率。回收率高的税率低,反之则高;或者以60%的资源回收率为分界线,制定不同的资源征税起点,达到规定回收率者,以12%的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达不到规定回收率者,以6%销售利润率为征收起点。

按照资源储量、回采率计征。这种改革在学界和业界呼声较高,受探测技术、税收征管手段和方法等因素的制约,暂时难以实施,但可作为今后一定时期内资源税改革的方向,应积极创造条件,待条件成熟后便可以付诸实施,目前也可有选择地在具有较好前景的地区进行试点,创新资源税计征手段。

(五)改革资源税分配体制

改变现行中央和地方按照资源税项目分配的格局,改由国税局统一征收后,采用中央和地方按收入总额分成的办法分配,将中央与地方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加强资源税征管的积极性。具体分成比例可按中央30%、地方70%的比例实施。这种比例主要是考虑到中央要从宏观上实施调控,需要掌握一定财权财力_而地方要承担资源保护、资源补偿和环境治理等任务,所以总额分成比例应该高一些。对西部的资源大省,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源产品价格普遍较低,资源输出地区在资源保护、资源补偿方面需要大量支出,且又承担着环境污染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治理环境污染需要大量投资的实际情况,中央和这类地区的分成比例可以按2:8为宜。另外,中央还应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大对这类地区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的投入,帮助这类地区实现从资源优势到经济优势的转变,改变目前“资源富有,地方贫穷”的困境。

资源税论文篇2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现行资源税费存在的问题。如资源税计税方式的缺陷导致收入增长缓慢,资源税费关系混淆、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等,提出了改革我国资源税费的主要思路:全面建立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税费并存;资源税以开采量或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等。 (中经评论·北京)一、现行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资源税的从量定额计税方式导致收入增长缓慢 1994年到2006年期间,我国资源税的收入由45.5亿元增加到207.3亿元,平均年收入为82.86亿元,平均年增长率为13.47%,这大大低于全部工商税收18.18%的增长幅度。①具体来看,除1995年加强征收管理后资源税收入增长较快外,其他年份增长缓慢,1999~2000年基本上是“原地踏步”,1997年甚至出现下降。资源税增长的停滞趋势,同其他税种以及整个税收的高速增长形成较大的反差.导致资源税在全部工商税收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近几年国家调整了部分资源税税额后,资源税收入有了迅猛的增长,2005年与2006年的增长速度分别高达43.9%和45.37%。即便如此,2006年资源税收入占全部工商税收的比重也只有0.55%,与1994年相比,资源税的比重下降了近一半。 (二)资源税费关系混淆,征收不规范 目前,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性质作用趋同。且关系紊乱。实际上,该问题在1994年资源税改革和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开征后就已经显现出来。资源税在设立之初是一种调节税,即调节开发自然资源的单位因资源结构和开发条件的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因为当时是针对部分矿产品,按矿山企业的利润率实行超率累进征收。而1 994年税改把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矿种的所有矿山,不管企业是否盈利实行普遍征收,这时.资源税已不再是单纯的调节级差收入,而是根据资源的所有权来取得补偿收入。即资源税的性质已有所改变,资源税既具有原有的调节级差收入的性质.还具有“资源补偿费”的性质。如此看来,当资源税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因其“地方税”的定位而被抵消的情况下,我国目前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在性质和作用上已基本趋同(实际上,我国的资源补偿费对不同资源也是实行差别费率的,只是对于同一矿产资源上没有差别)。这种具有相近的性质和作用,却采取不同的征收形式的做法,造成资源税费关系紊乱。 同时,在资源税费并存的局面下,税和费由不同的部门征收。尤其是收费,各地在管理上不相一致,缺乏规范性。其结果导致各地资源企业的税费负担高低不同,无法在资源企业之间形成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 近年来,随着煤炭、石油等资源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资源产品的收益成倍增长。但由于资源税实行的是定额税率,增加的收益几乎全部落入企业和个人的手中。2005年,中石油实现利润1756亿元,比上年增长36.3%;中石化实现利润395.58亿元。而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国家当年征收的全部油气资源税仅为28.36亿元。我国宪法规定各项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涨价收入理应归公,归全体国民,而目前的税费制度扭曲了资源收益分配的机制,急需改革。 (四)现行财政体制不利于资源税制的调整 资源税尽管在全部税收收入中比重很小,但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具体到某些地方甚至是重要的收入来源。然而由于资源税是地方税种(海洋石油没有开征资源税),地方政府又没有调整的权力,只能由中央对资源税进行调整。而资源税是按品种、矿区分别核定的,调整的工作量较大。加上要平衡地方之间财政关系,很难及时调整政策,不得不分次分批调整。例如2004~2006年,国家分五次调整了20个省、区的煤炭资源税税额。另外,如果要对某些资源税进行减免.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由于会影响地方收入,阻力较大。而如果在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情况下进行调整,则需要由中央财政进行补贴。因此,一些调整决策往往举棋难下。 二、我国资源税费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全面建立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 目前矿产资源开采中存在种种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资源的近乎无偿使用。在全国

资源税论文篇3

(一)环境治理原则

生态重建主要是针对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被破坏的环境进行环境治理与保护,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利用可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带来的效益很难用货币来衡量,所以,如果生态遭到破坏很难用有效的措施进行补偿。政府在财政与税收的政策上一定要强调,资源型生态重建过程要对环境进行治理保护,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财政税收的政策防患于未然。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大部分资源开采后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再生,所以这些资源如果过度开采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在对资源进行利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的实施,积极落实对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通过相应的政策大力引导生态重建的投资项目。

二、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财政政策体系建设

生态重建也需要很多资金的支持,这是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面临的重点问题,在这方面,城市的财政政策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制度必要措施。

(一)加大资源型城市生态市建设的财政投入

首先政府要大力宣传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将生态重建的具体项目加入城市发展的项目中,并且要将生态重建需要的资金纳入财政支出的分配中,使生态重建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因为生态重建需要开展众多项目对环境进行治理,比如污水的治理,环境监督局等等机构,生态的重建还需要种植花草、树木等植被,并且需要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维护,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时,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的结构,建立引导的资金,政府在投资项目中的收益可以分出一些用于生态重建,或者缩小其他项目投资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支出,这样都可以节省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中,这些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也可以为城市的财政带来相对应的收益,因为只有生态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治理,才能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政府积极引导鼓励对生态重建的投资,积极筹集生态重建所需的资金,资源城市的生态重建既需要建立污水治理单位,也需要建立回收、治理垃圾的机制,是需要长期投入的投资项目。所以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外国的大小企业,也不论是什么体制下的企业,政府都要鼓励它们为环境保护、生态重建做出贡献,大力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对造福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

(二)增列环保支出预算科目

由于生态遭到的破坏的时间不长,一开始政府没有看到过度开采资源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情况,所以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并设立出环保保护的项目资金。在生态遭到破坏后,政府只能把财政预算中多余的资金用作生态重建,这样使得生态重建的项目落实的并不好,很多项目由于资金不足,都暂时搁置了,所以如果不把环保的项目纳入政策预算的话,就不能很好的计算出生态重建项目需要的具体资金,同时也利于对生态重建进行必要的监督,而想要做好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计划,就必须保证它在财政预算的收支中占有一定数目的份额。再有了资金的保障下,生态重建计划就可以建立出很多投资项目,比如预防治理水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项目,增设环境保护设施的项目,绿化土地美化城市的资源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都可以很好的为生态重建做出积极贡献。在资金的控制上,政府财政部门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这些资金的流向,对资金的使用和涨幅情况做出相应的了解与监督,这样才能使资源型城市在财政政策支持下的生态重建有秩序的开展。

(三)优化支出结构

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主要是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也可以通过发放大量的生态产品为主要手段,生态重建可以带来长期的效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态重建除了可以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美丽,也可以使我们居住的环境更加健康,是一项长期受益的投资项目,财政的预算由于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支出,所以这种情况下,财政的政策主要是支持对其的投资引导,其次是经济补贴形势的支持,由于下中国是农业大国,环境对农业的影响很大,所以生态重建的重点是大力改善土地资源,使得农业可以更好的发展,促进农业快速稳定的发展,使我国的农业越来越发达。在投资上,我国主要侧重的投资项目是生态产品的治理性修护、生态产品的创造性改善以及生态品的维护与保护等方面。

(四)设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专项资金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开发需要很多的机器与设施,一般都是大型的机械,而这些机械花费的资金也比较多,所以资源型企业一般可用性资金都比较少,所以无法积极的进行企业的经济转型,这时就需要政府部门作出大力的支持,利用财政政策建立专项资金,使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变为资源型城市,并且为生态重建的具体措施提供资金的供给,保障其更好的进行转变。政府在进行财政支持的时候,应优先考虑那些率先建立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的机制。政府对于那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要首先设立财力转移支付,这些资金主要用作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投资贷款等项目,在生态重建的过程中,不同的重建程度需要的资金数目不同,并且不同的重建设施、材料金额也不一样,所以具体的拨款数目要根据不同的进度与需要发放。不同的项目需要的资金不同,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监管,避免浪费用滥用。

三、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设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改革现行资源税

现有资源税的设计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背道而驰。资源税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视野下重新定位,站在生态环境建设的视角下,外部性成本的补偿还应包括后代获得资源能力损失的补偿,真正体现可持续发展观。

(二)开征生态税

严格地讲,我国目前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税。因此,我国实施生态税制的第一步可考虑将现行的一些宜于以税收形式管理的环保收费项目纳入征税范围,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逐步设立生态税。

(1)环境污染税。

在资源型城市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

(2)水污染税。

对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污染物和有毒物质而造成水体污染的活动或行为从量征收。

(3)大气污染税。

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

(三)建立真意义上的环境税

从概念上说,环境税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定价,改变市场信号,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四、结语

通过财政政策,可以加大对生态重建的资金投入,并且使其在财政预算中占有一定份额,并专设一项重建资金。而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征生态税、环境税等政策对生态重建起到推动的作用。这两大政策对环境保护与生态重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资源税论文篇4

关键词:资源税费;资源税;权利金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0.069

1奇特的性质:名为税收,实为权利金

我国的所有矿产资源均归国家所有,国家将其所有的矿产资源交付矿产企业开采,并按其开采的矿产品的数量,收取一定的价款。这一行为的实质是国家和矿产资源开采企业之间关于矿产资源的转让交易,是市场行为的一种,其中收取的价款则是已经完成转让的那部分矿产资源的收入报偿,是相应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国际上称其为权利金。

显而易见,权利金是国家以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凭借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而有偿取得的,绝不是税收,因为真正的税收则是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凭借政治权力强制和无偿取得的。

在我国,国家既是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又是社会管理者,一身而兼二任,但在国家和矿产资源开采企业的关系中,国家之所以收取的是权利金而不是税收,是因为国家的身份首先是矿产资源的所有者而不是拥有征税权的社会管理者,而这则是因为所有权和征税权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有权先于征税权,所有权是征税权的前提,没有所有权便不会也不必存在征税权。而且,如果能以所有权取得收入,国家就不会以征税权取得,这就像一个有理智人,面对一个欠他钱的人,不会不索偿其欠款而径直打劫他。此其一。其二,国家和矿产资源开采企业之间利益的核心是矿产资源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收取的价款是矿产资源的价值,而不是因矿产资源开采而产生的利益或不利益,对其征税就是对矿产资源本身,是对其价值的征税,也就是对所有者的征税,但作为矿产资源的所有者,国家没有自己对自己征税的理由。这一点绝不同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征税。也正是这些原因,世界各国都绝少有类似我国的资源税。

2奇特的由来:“利改税”时代的产物

我国资源税正式开征于1984年,其目的就在于解决国有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问题。税收本该是取得无偿的,之所以开征资源税用于收取国有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费,是因为那是一个被称为“利改税”的特殊时代。

当时的理论主张是,国家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要求国有企业从过多的行政干预中摆脱出来,成为自主生产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资产所有权仍归国家,但企业拥有长期使用权。为此,国家在参与企业纯收入分配时,放弃以资产权力为依据的利润上交方式,改为以政治权力为依据的缴纳所得税方式,借税收法律形式以调整并固定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克服大锅饭的弊端,促进企业经济责任制的建立,并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准备必要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我国于1983年和1984年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两步“利改税”和工商税收制度的全面改革,资源税就是“利改税”和工商税收制度全面改革的重要成果。

不可否认,“利改税”自有其历史功绩,作为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非税论”的反动和修正,“利改税”在当时出现也有其必然性,但毕竟“利改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存在严重的问题:“利改税”在指导思想上企图通过税收一种分配形式来处理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强调了国家的社会管理者身份,忽视了国家的资产所有者身份;强调了国家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忽视了国家所拥有的经济权力;强调了税收形式的地位,忽视乃至否定了利润上缴形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事实上混淆了国家对于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双重身份、拥有的双重权力,混淆了“税”和“利”两种性质不同的分配形式。由此也就决定了我国资源税严重错位,以税收之名,行权利金之实,颠倒了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和作为社管理者的不同身份,将国家政治权力当成了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权力,产生了众多混乱和严重的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尽管“利改税”这一极端的思维和做法没有实行几年就被清算了,但资源税的这种错位却一直岿然不动。

3奇特的理论:一直深陷在迷梦中

尽管我国资源税名不副实,严重错位,混淆是非,但是我国资源税的理论研究却从一开始就主动承担起了为其提供理论支撑的重任,为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国家要征收资源税――寻找正确的答案,由此一头扎进了一个又一个迷梦中。

“地租论”是我国资源税理论研究最先做的一个梦,这一理论梦想以租的理论解释资源税的征收。做这样的美梦,是因为西方国家在早期确实有一种所谓资源税的理论就是建立在租金理论基础上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也与此完美地相似,能让当时的理论工作者理直气壮。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很严重,矿产资源价格不断上涨,矿产企业大赚特赚的情况下,这一理论所导出的“征收资源税是为了调节级差收益,是为了把矿山企业因资源丰度和开发条件优越而产生的超额收益,收归国有”,能很好地满足当时特别的社会心理。因此,这一理论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毕竟地租不是税,收取地租的身份是地主,行使的是所有权,而征税的身份是社会管理者,行使的是政治权力;地租的收取是有偿的,而征税则是无偿的。更重要的是,地租的收取是因为在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转让使用权,但企业开采了矿产资源则是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家向企业转让的完全实现,而不是使用权的转让,这是一笔实物交易,而不是一种权利的使用许可,应该收取的是矿产资源的销售价款,而不是什么租或税。因此,以租的理论解释资源税的征收,只能是一个美梦。

“环保论”是我国资源税理论研究做的第二个梦,这一理论梦想要资源税发挥环境税的职能。做这样的梦,是因为深知“地租梦”说服力不强,想给它套上一个时髦的马甲。这个梦以外部性理论为基础,中心观点是“因为资源税能够促进环境的保护,所以应当征收资源税”。但是这一理论以“能够”证明“应当”,好像很有道理,却是一种强盗逻辑。更重要的是,保护环境是环境税的职能,所谓的资源税不可能发挥出环境税的职能。因为所谓的资源税实质是权利金,如果一定要称其为税,那也应是一种财产税,是对矿产资源本身的征收,征税的多少应该只与其财产价值的大小直接相关,必须从价征收,而与其对环境的影响了无瓜葛,无法以外部性理论进行解释。环境税则是一种行为税,是对因开采矿产资源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行为的征税,其征税的多少应该与其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大小直接相关,可能与开采的数量有关,也可能无关,可能应当从量征收,但不能从价征收,外部性理论正是其理论基础。这两种税性质不同,功能迥异,根本无法合二为一,或一身而兼二任。因此,要资源税发挥环境税的职能,只能是一个美梦。

“补偿论”是我国资源税理论研究做的第三个梦,这一理论梦想以资源税补偿矿产资源的耗竭。做这样的梦,既是“环保梦”的续集,更是因为感觉环保马甲能起的作用仍然很有限,想扯起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大旗壮威。这个梦的主要观点是,资源税是矿产资源补偿金,征收资源税是为了补偿已开采的矿产资源的价值,以维护资源所有者权益,保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但这一高大上的理论很成问题,一是资源税是矿产资源补偿金的说法站不住脚。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国家和开采企业是矿产资源的交易双方,国家把矿产资源转让给开采企业,开采企业缴纳了资源税(权利金),即支付了矿产资源的价款,就完成了交易,实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何来矿产资源的补偿或补偿金?二是以资源税补偿矿产资源的耗竭的^点也难以成立。因为相对于矿产资源在将来的价值,无论在当下能征收多高的资源税或权利金,都总是不完全的,都是很小的,其更多的利益则由全社会共享了,因而保障资源可持续供给的责任也必须由全社会共同承担,也就是应由国家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应由社会各方多元筹集,而相对于资源税收入,支撑一个社会运行所需要的矿产资源的价值量则是一个无穷大,绝不是小小的资源税收入的专款专用或用以建立什么基金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以资源税补偿矿产资源的耗竭,只能是一个美梦。

4奇特的走向:不尴不尬的一段存在

尽管我国资源税名不副实,严重错位,但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还是难以名副其实,回归本位。因为在理论上,还没有做好有关权利金的理论准备,而资源税理论研究集团的势力还很强大。在实践中,在集中和规范财权的大背景,税务部门和国土部门之间关于资源税争夺的博弈,注定了国土部门不占优势,尤其是在“营改增”使大批地税干部无税可收的情况下;同样,在“营改增”使地方政府失去主体税种的大背景下,央地之间关于资源税争夺的博弈,注定了中央至少要暂时退让。而且,保留税的名称,将其交由税务部门征收,还可以方便地使用整套的税收征管法律法规,极大地降低制度构建成本。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我国名不副实的资源税一时难以回归权利金的本位。

事实上,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就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做出了安排,决定从2016年7月1日起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实施矿产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全面清理涉及矿产资源的收费基金,合理确定资源税税率水平。这意味着,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资源税在法律上或名义上仍然是税收,不是权利金。

这次重大的改革仍未明确我国资源税的性质,但其实就是明确其性质为权利金,改其名曰权利金,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应该仍然是扩大征收范围,改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全面清理各种收费,合理确定负担水平。这是全社会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这一改革的社会基础。这也正是在法律上暂时保留资源税名称能被社会所接受的根本原因。而且,利益调整的不易,加之惯性重大的力量,这一“暂时”还会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留这一名称的严重危害。一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以资源税之名,行权利金之实的结果是,“因为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国家要征收资源税”的逻辑仍然会使人无限纠结,资源税的正当性仍将备受质疑。二是人们对资源税的期望仍将过高过大,比如人们期望其既能实现权利金的功能,又能发挥环境税的作用,还能补偿矿产资源的耗竭,而这必将阻碍我国环境税的出台,也容易使社会对资源税所实际发挥的作用生失望心,更可能使国家对权利金的征收无法达到合理的负担水平。这必将使我国资源税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因此,从长远看,为资源税正名,使其回归本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利金,是必然的趋势。

参考文献

[1]马国强.矿产资源税的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J].税务研究,2012,(10).

[2]关凤峻.资源税和补偿费理论辨析[J].中国地质矿产经济,2001,(8).

[3]吴鉴.矿产资源有偿开采收费制度辨析[J].资源・产业,2001,(4).

[4]蔡红英,胡凯,魏涛.资源税改革:基于理论与实践的演变逻辑[J].税务研究,2014,(2).

资源税论文篇5

摘要:资源税由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会对资源开采业产生经济影响。但资源开采行业税负转嫁能力的理论分析和对11家煤炭开采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资源开采行业具有很强的税负转嫁能力。因此,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资源开采业的经济影响有限,但是很可能通过产业链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传导进而对其他行业以及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关键词:资源税;从价计征;税负转嫁;成本传导能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6-0005-04

一、引言

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为解决我国资源税存在的从量计征、征税范围窄、税率偏低、难以适应保护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要求等问题,自2010年7月1日起,中央决定率先在新疆进行石油、天然气资源税由原来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试点改革;当年12月1日,又把石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试点扩大到西部地区的12个省、区、市;2011年1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的实施,标志着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全面推开。

 

资源税的改革会面临很多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资源税改革将会对资源开采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资源开采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如何。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但纵观这些文献,不难发现,在探讨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业的经济影响时,多数从税收转嫁理论出发,以宏观分析为主,如徐晓亮(2011、2012)[1] [2],郭菊娥等(2011)[3],林伯强等(2012)[4]。与这些文献不同,本文重点从中观和微观角度对相关问题加以研究,以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二、资源开采业的税负转嫁能力分析

资源税由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会直接增加资源开采企业的税负成本。我们首先以税负转嫁理论为指导,从理论上分析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行业的影响。随后,引入成本传导能力模型,定量测算资源开采行业的税负转嫁能力。

 

(一)资源开采行业税负转嫁能力的理论分析

所谓税负转嫁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现象:作为商品交换者的纳税人利用调高商品销售价格或者降低商品购进价格的手段来将税负转嫁给购买者或供应者。根据经典的税负转嫁理论,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纳税人与负税人是否保持一致来辨明税负转嫁的发生情况。简言之,在一笔交易中,若纳税人与负税人为同一主体,则税负发生了转嫁;反之,则没有发生。当我们运用以上理论来分析企业的税收转嫁问题时,可将企业的税后利润水平是否发生变化作为判断税负转嫁的标准。理由是,在企业追逐利润的过程中,税收额与税后利润在数量上呈负相关。

 

商品经济与自由定价机制的存在是税负转嫁发生的前提条件。而供需弹性,则是影响税负转嫁的最直接原因。税负转嫁存在于商品交易之中,通过价格的变动而实现。课税如不导致课税商品价格的提高,就没有转嫁的可能。税负究竟如何分配,要视买卖双方的反应而定,并且这种反应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商品的供求弹性。

 

就商品需求弹性而言,商品需求弹性越大,其税负转嫁越困难,且向前转嫁给消费者的少,向后转嫁给原供应者的多;需求弹性越小,则相反;需求完全无弹性,税负将全部向前转嫁给消费者;需求完全有弹性,税负可能全部向后转嫁给原供应者。从供给弹性来看,商品供给弹性越大,其税负越不容易转嫁,且向前转嫁给消费者的大,向后转嫁给原供应者的小;供给弹性越小,则相反;供给完全无弹性,其税负只能向后转嫁给原供应者;供给完全有弹性,税负可以通过涨价向前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综合来看,当某种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时,税负前转较困难,会更多地向后转嫁或不能转嫁,税负会更多地由生产要素提供者或生产者自己承担。当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税负前转比较容易,会更多地由消费者(购买者)承担。总之,商品的供求弹性是制约税负转嫁的形式及规模的关键因素。

 

因篇幅所限,我们仅简单地对几种典型资源开采行业的税负转嫁能力进行理论分析:

煤炭行业在税负转嫁中占据有利地位。首先,从煤炭供给层面来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鼓励煤炭资源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这将减缓煤炭供给增速;其次,从煤炭需求层面来看,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对煤炭需求仍旧强劲,并且保障房建设等新增需求因素将进一步拉动煤炭需求增长。根据税负转嫁理论,可以认为煤炭行业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故煤炭行业将资源税负向下游转嫁的能力较强。

 

原油天然气企业具有很强的税负转嫁能力。首先,石油天然气的需求旺盛。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国民经济对于成品油和石油化工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其次,石油天然气的供给偏紧。从资源结构来看,我国的资源储备呈现出“富煤贫油少气”的特点,石油天然气储量较少。通过对比石油天然气的供需情况,我们认为原油天然气具有很强的税负转嫁能力,即如果资源税从价计征在全国推行,对原油和天然气增收的资源税会向下游的石油天然气炼化加工行业转嫁。

 

此外,由于有色金属资源的稀缺性和国内对有色金属的强劲需求,有色金属采选业也具备较强的税负转嫁能力,即有色金属开采行业很容易将资源税负向下转嫁给有色金属加工和冶炼企业。

 

(二)资源开采行业税负转嫁能力的实证分析

为了定量分析资源开采行业的税负转嫁能力,本文引入“成本传导能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该模型首先由任泽平等(2008)[5]提出,通过设计成本传导能力指数(ctc)等指标,较好地反映各个行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及其变动情况。由于资源税负的增加可以视为是企业物耗成本的增加,因此成本传导能力模型也可以用于衡量在资源税负成本增加的环境下,相关行业向下转嫁税负能力的测量指标。

 

“成本传导能力”模型主要通过对成本传导能力指数(ctc)的计算来衡量各个行业转嫁成本的能力。假设第j行业价格涨幅为rmj=?驻pj,生产单位第j类产品对第i类产品的投入消耗成本为aij,则第j行业的涨价压力为:

mpj=■?驻piaij(1)

第j行业的成本传导能力为:

ctcj=■=■(2)

当ctc>1时,说明该行业不仅能顺利传导成本涨价的压力,甚至可以从中受益,这类行业在投入成本上行的环境下表现为“受益”或“景气”;当ctc≈1时,说明该行业基本能够传导成本涨价的压力,在投入成本上行的环境下表现为“中性”;当ctc<1时,说明该行业无法完全传导(转嫁)成本涨价的压力,只能靠内部消化,在投入成本上行的环境下表现为“受损”或“不景气”。

 

本文采用2007年io表和分行业价格指数,根据上述公式得出各行业的ctc指数(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资源开采行业具有很强的税负成本转嫁能力。根据2010年和2011年1季度的ctc指数可知,资源开采类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和“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的ctc指数值均远大于1,其中2011年1季度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的ctc指数达6.2,为资源开采行业中最高。这说明如果资源税改革增加资源税负,资源开采行业具有较强的税负成本转嫁能力。同时,ctc指数大于1还说明,这些资源开采行业不仅能将税负成本转嫁出去,还可能在税负转嫁的过程中获得额外的收益。

 

三、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企业的影响

上文主要从中观的角度,分析了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开采行业具有较强的税负转嫁能力。本部分在此基础上,以煤炭开采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微观角度进一步研究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业的影响。

 

(一)数据来源及前提假设

数据来源:本部分的研究主要选取煤炭开采业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上市公司年报来源于bloomberg、巨潮资讯网等。行业分类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煤炭开采业共包括11家上市公司。对于这11家上市公司,我们选取了2010年的年报数据,期望根据企业最新的经营数据模拟测算税改后的影响。

 

转嫁假设:根据上文的分析,“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ctc指数值在3以上,说明煤炭行业具有较强的税负转嫁能力,故在测算从价计征改革的影响时,我们分别设计了两种税负转嫁情景,即税负无转嫁和税负向下转嫁80%。

 

(二)对煤炭开采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测算

表2列出了11家煤炭上市公司2010年的实际净利润、资源税的从量征收标准、煤炭的平均售价和销量,以及2010年实际缴纳的资源税额。数据表明,从量计征的标准下,11家煤炭上市公司中,单位税额最高的是“煤气化”公司,其单位税额为8元/吨,最低的是“昊华能源”公司,其单位税额为1.2元/吨。2010年缴纳资源税额最多的是“中国神华”公司,缴纳煤炭资源税7.57亿元,缴纳最少的公司为“安源股份”公司,缴纳195.02万元。

 

假设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税率为销售额的5%,增加的税负不能向下游转嫁。则测算数据表明,吨煤资源税成本有很大幅度增加,增幅从3.67元/吨到40.96元/吨不等,缴纳税额最多的公司仍然是“中国神华”公司,需缴纳资源税47.97亿,将在2010年实际缴纳的基础上新增40.4亿元;缴纳税额最少的公司仍然是“安源股份”公司,将缴纳煤炭资源税3 389.76万元,增税3 194.74万元。在税负不能转嫁的假设下,11家煤炭上市公司中,净利润水平减少20%以上的有5家公司,净利润水平减少10%以上的有8家公司。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公司是“靖远煤电”,其净利润将减少45.72%;受影响最小的公司是“上海能源”,净利润减少3.73%。因此,如果税负不进行转嫁,煤炭企业的经营状况将受到很大的影响(详细数据参见表3)。

 

假设煤炭资源税负向下转嫁80%,税率仍为销售额的5%,再次测算对煤炭上市公司的影响。在较强的税负转嫁能力假设下,有4家公司需缴纳的资源税发生了减少的情况,这表明部分公司会在转嫁税负的过程中受益,其他公司的吨煤新增资源税成本也有较大幅度降低。吨煤增税最多的是“安源股份”,吨煤增税6.19元;净利润水平受影响最大的是“神火股份”公司,净利润将减少8.71%;10家公司的净利润影响水平已降至5%以内,3家公司的净利润还有小幅增加(详细数据参见表4)。

 

四、结论

本文重点从中观和微观角度,对资源税改革的经济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分析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行业的影响时,我们引入成本传导能力模型,测算结果表明:2010年和2011年第1季度,资源开采相关行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等)的ctc指数均远大于1,且相对较为稳定。说明这些上游行业具有较强的税负成本转嫁能力。ctc指数大于1的情况还说明,这些上游资源的源头行业不仅能将税负成本转嫁出去,还可能在涨价的过程中获得额外的收益。在分析资源税改革对资源开采企业的影响时,我们主要以11家煤炭开采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加以说明。研究表明:在征收5%的从价税,并有80%的税负可以转嫁的假设条件下,煤炭开采行业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受损很小。在11个样本中,10家公司的净利润影响水平降至5%以内,3家公司的净利润还有小幅增加。

 

上述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资源开采行业具有很强的税负转嫁能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资源开采业的经济影响有限。但是,对于资源税改革过程中带来的资源税负增加,资源开采行业很可能通过提高资源价格的方式转移到下游行业中,由此资源价格波动将通过产业链传导,渗透到其产业链上的其他行业,使这些行业产品价格受到不同程度的成本推动,影响其产值和利润,从而带动一系列产品产量和价格的连锁反应,引发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以及相应的产业结构变动。因此,在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进程中,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增加的资源税负通过产业链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传导,进而对其他行业以及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徐晓亮.资源税改革中的税率选择:一个资源cge模型的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1):82-89.

[2]徐晓亮,许学芬.资源税税率设置分析:比较和选择[j].自然资源学报,2012,(1):41-49.

[3]郭菊娥,钱冬,等.煤炭资源税调整测算模型及其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78-84.

[4]林伯强,刘希颖,等.资源税改革:以煤炭为例的资源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2,(2):59-78.

资源税论文篇6

【关键词】 自然资源; 资源税; 保持效应; 税制改革政策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0-0101-05

一、前言

随着巴黎协议的签署,环境资源问题作为一个制约经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上。一方面,资源开采过度、利用效率低,国家资源严重浪费,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企业在开采资源获取利润的同时并没有完全补偿资源耗减成本和承担资源降级成本。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危机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加之来自于国际政治的压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抑制企业不良环境行为,通过资源配置弥补资源生产消费过程中市场失灵形成的外部性问题,使得人类在高效使用有限自然资源的同时,减少人为破坏与浪费,实现资源利用外部成本的内部化,作为最具市场效率的经济手段的资源税收政策,如何在保持自然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基础上,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最佳功能,就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可见,利用历年资源税收情况,分析我国资源税收制度实施以来对促进企业做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行为选择的影响,借以考量资源税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效应,为我国资源税体系的进一步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国外学者对于资源税的研究历史较长,Hotelling[1]最早提出了“时间倾斜”理论,认为税收降低了期初资源产量,增加了后期的资源产量,即税收可以改变可耗竭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并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来控制资源的需求量与开采量。Gamponia et al.[2]指出对自然资源进行课税,会减少消费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使消费者减少对商品的需求,进而调节资源的使用,以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Giljum et al.[3]认为通过对自然资源课税,影响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从而影响资源税消耗,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Eisenack et al.[4]等以涉及资源保护方面的相关税种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不同种类的定量分析工具,得出资源税能够有效配合政府并通过科学、合理形式实现高效保护环境的目的。

在我国,赵舜一[5]结合使用成本法,就新政策对石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影响进行分析后认为,资源税的改革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代际公平,可以延长石油资源的可持续年限。李冬梅[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改革资源税制会带来资源开采量和消费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税收收入、物价水平等方面产生短期负面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资源税对我国的总体影响还是正面的。徐晓亮和许学芬[7]通过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研究发现,资源税改革能有效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耗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当采用10%的税率时节能减排效果最佳,可以有效抑制CO2和SO2排放,但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降低GDP增长,抑制开采业、工业、能源、运输业和农业等产业总产出。王萌[8]基于资源税的理论框架、制度设计与效应理论,分析了我国2010年以来资源税的改革效应及成因,得出我国资源税改革收入效应显现,资源税收入明显增加;替代效应不显著,没有触动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改善。

二、资源税对自然资源保持效应的理论分析

资源的利用过程中涉及到开采和消费两个阶段,资源税的定位也是希望通过资源合理配置弥补资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因市场失灵而形成的外部性问题,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标。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资源税的保持效应,就是指资源税收制度对促进自然资源有效配置、合理利用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税收功能的综合反映,主要体现在资源税对自然资源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控制作用上。从一个长期角度来看,“保持效应”又具体包括资源税的征收所带来的“生产环境保持效应”和“消费社会保持效应”两个方面。生产环境保持效应是指在生产环节资源税的征收有利于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防止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可再生资源的滥用。消费社会保持效应是指资源税的征收可以引导消费者调整自己的行为,促进了消费者减少相关自然资源产品的消费,选择节能环保产品替代需求,从而促进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在生产环节征收资源税,例如在开采环节对原油、原煤、天然气及其他费金属矿原矿等自然资源征收资源税,将导致源头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进而迫使生产者选择减少对该类产品生产行为的可能性增加,转向其他资源产品替代品的生产以增加利润,或是通过研究开发,进行技术创新,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保证企业收益实现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环境的双赢目标。

对于消费者而言,例如消费环节购买的高档化妆品、大功率家用电器、运输工具、金银首饰、贵重木制家具和矿产收藏品奢侈品等。资源税的征收会随着产业链将税负转嫁,导致最终产品价格的上升,购买成本增加,从而促进消费者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选择,购买绿色环保的产品来替代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但低档次和无自然资源产品的消费也降低了消费者消费档次、生活质量和消费需求,更减少了生产商和经销商的经营收入,进而影响国民收入总额。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不难看出,资源税通过杠杆效应(如图1),可以有效地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促进资源税制对经济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保持效应的增长,但资源税的保持效应也不是盲目地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而使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所以,一定时期有效的资源税的“保持效应”应当是使一定时期的一国资源税制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既要合理节约使用又要促进经济发展的“平衡”基点上。

三、我国资源税现状及自然资源开采使用状况分析

资源税开征以来,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进行了多次改革。1984年10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资源税条例(草案)》,历史性地针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资源以资源税名义进行征税,这标志着自然资源的使用从无偿走向了有偿。接着1993年12月国务院重新修订颁布了更为全面、详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将金属矿等矿产资源和盐纳入到资源税征收范围中,扩大到七个税目,同时也扩大了纳税人范围,并规定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进行计税。2010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在新疆地区率先进行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计征方式改为从价计征的改革试点,将税率统一定为5%。此后又连续了若干税收法规、规章,将资源税的计征方式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两种计征方式,且将石油、天然气的“从价征收”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并将税率由5%调整为5%~10%。2014年12月,继续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2015年又实施稀土、钨、钼资源税清费立税、从价计征的改革。

自1994年我国全面征收资源税以来,资源税税收总额呈逐年增长趋势(如图2),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在这20年来,我国资源税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45.5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 005.7亿元,增长了22.1倍,资源税收入的增长是显著的,但资源税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效应究竟如何还需作进一步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由于我国生产模式的低效率及低回采率,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对资源的严重依赖,通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数量上的增加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以能源为例,从1994年到2013年,我国的能源生产总量由11.8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34亿吨标准煤(如图2),增长了1.786倍。能源的消费总量由12.2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37.50亿吨标准煤,增长了2.06倍。

四、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理论假设

根据相关理论研究,合理的资源税制能够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持效应。但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征收范围过于狭隘(主要是矿产资源、天然气及盐)、税率较低等缺陷,导致资源税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效应,极有可能出现资源开采量、消费量和资源税收入同方向变化。于是,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资源税收入与自然资源的生产量呈负相关性,促进了生产环境保持效应,资源税税收政策效果明显。

假设1b:资源税收入与自然资源的产出弹性呈负相关性,促进了消费社会保持效应,资源税税收政策效果明显。

假设2a:资源税收入与自然资源的生产量呈正相关性,没有促进生产环境保持效应,资源税税收政策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

假设2b:资源税收入与自然资源的产出弹性呈正相关性,没有促进消费社会保持效应,资源税税收政策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

(二)模型设定

1.对生产环境保持效应

由于资源税是在自然资源的开采销售环节征收,在2010年前,资源税从量计征,资源税税额的大小由自然资源的开采量决定,因此可以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资源税收入与自然资源的生产量的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取对数的处理。考虑到在2010年我国开始试点资源税从价计征,所以本文设置资源税改革虚拟变量(D),即在2010年前变量值取0,2010年及之后变量值取1。因无法直接获得资源的原始开采数量,又因资源税主要以原煤、原油、天然气三大能源资源为征税对象,所以本文采用能源生产量替代自然资源的开采数量。

2.消费社会保持效应

本文研究资源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能源消费量同时又受经济增长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资源税的征收并非是单纯减少自然资源的使用,也要考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在追求自然资源消费数量减少的同时也要保证经济的增长,在此参考李绍荣和耿莹[9]在《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一文中使用的生产函数模型,将能源要素引入其中,建立了如下加入能源要素的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

其中:变量Yt、Kt、Lt、Et、Tt和Xt分别表示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额、按城乡分就业人员数量、能源消耗总量、资源税总额和资源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参数α、β、γ和δ分别表示资源税占总税收的比例对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能源投入的弹性。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模型(1)和(2)中的数据均通过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地方财政研究网整理得到。研究时共选取1994―2013年20年的相关样本数据,为了剔除物价变动的影响,资源税、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额等自变量均用以1994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了调整。

五、实证结果与数据分析

(一)生产环境效应实证结果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具体分析前,为了避免虚假回归现象,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要先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本文采用ADF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 ADF)对变量Ln T和Ln Q进行平稳性检查。由检验结果(表1)可知,变量Ln T2和Ln Q2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即变量Ln T和Ln Q是平稳序列。

运用EViews 8.0软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拟合优度R2为97.40%,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较高。对于自相关性,模型的DW=0.696865,可知模型存在一阶正自相关,因而需要利用广义差分法对模型(1)进行修正。

变量Ln Q和Ln T在5%的水平存在二阶单整,满足协整要求。为了检验二者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以免出现伪回归,利用E-G两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性检验,来判断模型设定是否合理,即对该回归方程式的残差序列et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

从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序列et的单位根t值小于临界值,因此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残差项是稳定的。据此判断,能源生产总量的对数序列Ln Q与资源税总额的对数序列Ln 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这两个变量的对数序列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式(3)。

(三)实证分析

由表2回归结果来看,R2=0.98,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较高。由α=0.46可知,我国资源税每增加1%,能源的开采量就增加0.46%,支持假设2a。政策虚拟变量D对截距项和斜率项的影响均显著,但方向相反。β为正数,说明政策的改革对能源的开采是正效应,说明资源税的征收并没有让生产企业承担较高的外部成本,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国现行资源税税率普遍偏低所致。由γ为负、式(4)和(5)可知,资源税税制进行了从价计征的改革,虽然资源税仍与能源生产量同方向变动,但资源税每增加1%,能源生产量将从改革前同向增加0.4652%降低到增加0.1454%,说明资源税对能源开采的正向效应就会减弱,也就是说资源税税制从价计征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能源的过快开采。由α为正可知,实证结果与理论相反,说明我国资源税没有促进自然资源的生产环境保持效应。但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效应。

从所得的回归模型可以分析出,δ值为负,资源税比重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经济的增长,资源税占比每增加1%,经济的总体规模将减少e0.002=1.002倍,表明资源税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了对外投资,最终导致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负效应。由γ值为正可知,表明资源税的征收没有抑制对能源的消费,反而增加了能源的消费量,支持了假设2b。资源税占比每增加1%,能源产出弹性将增加e1.72=5.58倍,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上,资源税的征收并没有促使企业研发创新,改善技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政府也没有优化产业结构来降低矿产能源的消费。综上所述,我国资源税并没有促进自然资源的消费社会保持效应。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4―2013年相关数据,分析了资源税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效应。从生产环境保持效应看,资源税对能源的开采量起到一个正向效应,与理论分析不符,说明资源税对自然资源没有发挥应有的保持效应。但考虑政策虚拟变量的影响,从价计征的政策改革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能源的过快开采。从消费社会效应看,我国资源税的征收对经济有较小的抑制作用,同时也没有降低能源的消耗。

综上分析,在目前的经济与环境下,为了促进资源税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效应,我国资源税改革应从合理调整税率、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入手,进一步优化资源税制,使得资源税对生产环节资源税的开采起到更加有效的调控作用。同时对于消费社会的保持效应,政府部门应优化产业结构,鼓励企业创新研发,利用先进设备和高新技术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开发使用新型能源来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使得资源税的调控作用更加有效,达到最佳效果。

1.合理调整税率。根据资源的存储状况、开采条件、经济社会的需求程度、资源品位及该行业利润等因素来制定级差式资源税税率,同时将回采率或者资源开采后污染的处理情况与资源税的税率水平结合起来向资源的开采企业征收高低有别的税额。合理制定税率,促进自然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

2.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的范围。将从价计征的方式扩大到一些社会需求度高、存储量有限的非再生资源以及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资源产品上。这样有利于企业经营者处于自身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最大限度地合理、有效、节约地开发利用国家资源。

3.优化产业结构。资源税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效应,不仅需要生产企业做出努力,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创新开发新的能源产品替代化石能源,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化与改革,可以优化资源税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效应,使资源税制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税收杠杆功能,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实现我国环境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暂时只是从一个长期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资源税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效应,具体的资源税税率为多少时能使得资源的消耗与经济的发展处于一个平衡点上、哪些资源实施从价计征等课题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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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萌.资源税效应与资源税改革[J].税务研究,2015(5):56-59.

资源税论文篇7

关键词:能源;税收;消费;外部成本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

促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长远选择。但市场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资源使用及节能方面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和收益与其自身所承担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这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通过研究、运用适当的税收政策,尽可能使社会效益与市场主体自身的经济效益相一致,这样可以很好地规范、引导和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使之朝着有利于整个社会效益改善和提高的方面发展,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意图和发展战略目标。

一、我国能源税政策制度现状

(一)能源获取有关税种:资源税。我国于1984年开始征收资源税,1994年的税制改革对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税率等进行了调整,形成现行资源税。资源税纳税人是在我国境内开采应税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资源税征税范围包括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盐等七类。课税数量,如果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数量;如果纳税人开采或者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数量。资源税的税率采用定额税率,同一种资源产品在不同地区适用一定的幅度税额。

(二)能源使用有关税种

1、消费税。消费税是宏观经济的特殊调节工具,征收消费税的目的旨在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抑制超前消费、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征税税目的选择关系到能否实现征税的目的。从现行消费税的规定来看,其中与能源有关的产品税率(税额)如表1所示。(表1)

从以上消费税税目可以看出,与能源利用与保护相关的税目已占有一席之地。

2、车船使用税。尽管开征车船使用税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地方政府建设、改善本地公共道路和航道提供资金,其设计本身与能源节约并没有多大直接联系。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机动车船都需要消耗能源,因此车船使用税间接地构成了对能源消耗的一种限制。

3、城市维护建设税。该税开征于1985年,所征税款专门用于城市住宅、道路、桥梁、防洪、给排水、供热、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以及公共消防、交通标志、路灯照明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其中对城市供热基础设施的专项开支与城市能源消费方式与结构的转变有直接联系,因此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收也与能源利用密切相关。

4、增值税。增值税中鼓励能源节约的条款主要有:

(1)从2001年1月1日起,对利用煤矿石、煤渣、油母页岩和风力生产的电力,以及国家列名的部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增值税减半征收。

(2)从2001年1月1日起,对下列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①利用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油母页岩生产加工的页岩油及其他产品。②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

(3)核力发电企业生产销售电力产品,自核电机组正式商业投产次月起15个年度内,统一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返还比例分三个阶段逐级递减。

5、所得税。所得税中鼓励能源节约利用的条款有: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上述各税种中税收限制与税收引导的办法有利于限制能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但我们也应看到,上述税种多数开征的意图并不是针对节约能源,而只是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税收优惠方面也仅仅涉及到增值税与所得税,鼓励的范围不宽,鼓励手段也比较单一。

二、我国现行能源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综观我国现行的能源税收政策,从总体特点上看:一是能源保护与利用的税种太少,缺乏专门性税种;二是优惠方式比较单一,现行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三是现有涉及节能的税收政策的调控力度不足。专门性税种的缺位和其他税收优惠的存在事实上不利于限制企业行为,会减弱税收的作用;四是税法执法不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税收调节作用的发挥。具体来看,有以下不足:

(一)能源开采、生产相关税种的缺陷。与能源开采、生产关系最密切的税种应当是资源税,该税种的不足与完善对我国能源保护与利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资源税的理论基础有待完善。现行资源税课征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该理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资源征税的必要性,无法说明应该按何种标准去征收资源税的问题,所以现行资源税主要就是为了调解能源的级差收入,而并不是想把能源开采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限制了其应有的作用。

2、资源税计税依据不合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以销售量或自用量为依据,对企业已经开采而未销售或使用以及同一矿藏中因为开采成本等原因“弃而不采”的矿藏不征税,由于这部分资源没有税收的约束,直接鼓励了企业和个人对资源的无序开采,“滥采富矿”和“采富弃贫”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大量资源的积压和浪费,破坏能源开发的可持续性。

3、资源税单位税额过低,无法与能源价格协调。我国现行资源税收制度采用定额税率,使应纳税额与能源的价格相脱离,税率、应纳税额与价格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联系,税收杠杆和价格杠杆均无法发挥其调节功能。

(二)能源消费与利用相关税种的缺陷

1、消费税对能源利用的控制度低。消费税本应是在能源消费环节作用度较大的税种,但我国现行消费税中,仅对能源消费中占较低份额的汽油、柴油征税,未将煤炭这一能源消费主体纳入征收范围,不利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此外,汽油、柴油税率偏低。税收总负担相对较低,尚有提高消费税税率的潜力。

2、增值税设计不利于能源结构的转换。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由于投资性支出不能做进项税抵扣,使资本不愿进入投资成本较大的新能源项目。例如,在电力生产中,风电的投资成本大大高于火电,按单位发电容量造价计算,风电一般比火电高50%左右,按折旧占总发电成本比重计算,风电比火电高出了40%。由于“生产型”增值税的原因,就增值税实征率而言,火电为10%左右,而风电高达16.8%,即比火电多缴68%的增值税。

3、税种缺位,不利于能源的综合利用。现行税制中对能源保护、利用起一定作用的税种有限,仅有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等少数几种,而在国外广泛使用的能源税、碳税、燃料税等税种还未引入我国税制中,没有形成一个以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为主要目标的资源课税体系,不能通过税收手段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三、促进我国能源节约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完善现行资源税

1、充实课征资源税的理论依据。应当将马克思的土地价值论与现代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共同作为资源税征收的理论基础。

2、以实际可采储量为计税依据。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反而“鼓励”了资源的开采浪费,可以考虑以待开采矿藏的实际可采储量为计税依据,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企业提高回采率、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3、税率设计要考虑外部成本。现行资源税税率过低,可以考虑按照庇古税的要求对资源税税率重新设计。在税率设计中要考虑能源开采利用对其他部门及下一代所造成的外部成本。

(二)开征新税种

1、开征能源税。使能源税附加在能源产品的价格上,一方面促使能源生产者不断革新技术,提高能源生产质量和降低能源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利用税收转嫁的原理,使其税负一部分转嫁到能源使用者身上。

2、开征机动车燃料税。在目前我国石油需求和交通用能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征收机动车燃料税会对抑制机动车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起到明显作用。

3、研究开征碳税。可促使厂商更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能够促进能源系统从高碳排放矿物能源向低碳或非碳能源转化,有利于我国天然气和核电发展。

(三)促进节能投资的税收政策建议

1、所得税。一是加大对节能设备和产品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比例;二是对生产节能产品的专用设备,可以实行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三是对购置生产节能产品的设备,可以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优惠政策。

2、增值税。为鼓励和扶持再生能源设备投资,应当在再生能源产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或适当降低再生能源企业的增值税率。

对关键性的、节能效益异常显著且价格等因素制约其推广的重大节能设备和产品,国家在一定期限内实行一定的增值税减免优惠政策;对个别节能效果非常明显的产品,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措施。

(四)促进节能产品生产的税收政策建议。对企业为生产节能产品而发生的技术引进、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支出,可比照研发费用开支,按照一定比例加计扣除;对从事节能产品生产的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购置的节能产品(设备),按其产品(设备)投资(购置)额的一定比例从企业应纳所得税额中抵免。

(五)促进节能技术研发和推广的税收政策建议。一是对从事节能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二是对单位和个人为生产节能产品服务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收入,可予以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六)引导节能消费的税收政策建议

1、调整现行的消费税政策。一是将目前尚未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且不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高能耗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二是适当调整现行一些应税消费品的税率水平;三是对符合一定节能标准的节能产品,允许按照一定比例享受消费税减征的优惠。

2、调整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政策。一是对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车辆,可按适当比例减征车辆购置税;二是改革车船使用税的计税标准,对不同能耗水平的车船规定不同的征税额度,实行差别征收。

(作者单位:青岛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计金标.生态税收论[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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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谭宗宪.关于我国能源税收制度的思考.能源与环境[J].2004.

资源税论文篇8

关键词:环境税:税收理论:认识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4-0019-03

西方环境税的理论最早起源于英国现代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的外部性理论。近年来又发展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效应理论,这些理论主要针对环境及资源的认识及税收的参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我国。更多的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扩大了对外部性的研究。认为生产中的外部性不是外部性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外部性还包括消费中产生的外部性、当代人对后代人产生的隔代外部性及同代人之间的跨国外部性等,对这些不同的外部性应用不同的环境税收来解决。在环境税的研究上。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认为我国应逐步建立和完善环境税制,但对环境税建立的时机和体系有不同的看法。

一、环境税的理论渊源

环境税,也有人称之为生态税、绿色税。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才兴起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统一定义。目前环境税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1、庇古的外部性理论

一般认为。庇古(1877~1959)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中,最早开始系统地研究环境与税收的理论问题。庇古提出了社会资源适度配置理论。认为如果每一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那么该种生产要素在各生产用途中的边际社会纯产值都相等,而当产品的价格等于生产该产品所使用生产要素耗费的边际成本时,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达到了最适宜的程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因此。政府就应该采取征税或补贴等措施加以调节。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主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这两种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靠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只能由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纠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这种纠正外部性的方法被后人称之为“庇古税”方案。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是指资源应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当代人和后代人)进行平衡,它特别强调对地球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强调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条件和全球共同财富必须受到特别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内涵相对应,绿色税收的理论也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绿色理论从科技的角度认识可持续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应是废物排放量的减少或不排放。广义的绿色理论包含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思想,尊重自然的思想,当代与后代兼顾的伦理思想,效率与公平目标兼容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与公平的要求。通过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解决,必须辅以非市场机制的手段。其中税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这就必须以绿色税收制度取代现行的税制模式。

3、自然资本理论

这种观点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属于公共产品,且是天然生成的,缺乏明确的产权主体,谁都可以用。这样必然导致人们滥用资源、环境恶化。当出现环境污染问题时,又很少有人过问。事实上,天然生成的环境和资源,和其它生产要素一样,也是一种资产,是自然资本向社会提供着它独特的环境和资源服务。这种资源的提供。也应得到相应的资本权益,因此,应该由政府代表社会作为自然生成的资源和环境的产权主体,以征集环境污染税的形式,从经济利益上建立起保护环境的机制。

4、外部效应理论

这种理论从数量上提供了开征环境保护税的依据。它认为。微观主体对资源环境的运用,会产生外部不经济,即资源减少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从而构成一种社会成本和代价。这种社会成本和代价是在市场体系之外发生的,市场机制无法对此发挥作用,即产品的真实价格不包括因环境污染和资源减少而带来的社会成本。比如。造纸厂生产每吨纸的市场价格,只包括生产这吨纸的实际生产成本,而没有包括因生产纸张而导致周边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和代价,这样就会产生额外的边际利润,从而刺激造纸厂增加产量,继续污染。外部效应理论认为,环境污染是市场体系产生的一种外部不经济现象。它不可能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地加以解决,而是必须通过政府的有效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干预时应利用市场型机制即经济利益的减少引导人们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政府可以以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形式,把被忽略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提高微观主体的生产成本,降低其边际利润,促使人们改变以往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减少污染的技术开发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减少污染性产品的生产经营,这样才能有效地制止环境的恶化。

二、环境税收的基本含义及分类

税收手段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运用主要体现在环境税的确立。环境税,简单来说是据于环境保护目的而征收的税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关于税收与环境的报告中认为环境税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初始即为实现特定环境目的而设立和征收的,并且被明确确认为“环境税”的税收,如排污税等;二是最初并非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设立。但是对环境保护有影响而后从保护环境的立场修改或减免的税,如能源税、燃料税等。

广义的“环境税”还包括税款减免和税收差别。税款减免指用于鼓励消费者和企业的有利于环境保护活动的各种税款减免。如对投资于削减污染物事业的企业减免所得税:对污染削减设备和再循环物品免征销售税等。税收差别指根据物品和服务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损害环境的轻重课加不同的税率。税收差别手段在西方国家被广泛采用。

环境税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一)对直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征收的税收。即排污税,如污水税、噪声税、垃圾税、二氧化硫税和废物税等,有些国家的排污税以排污费的名义出现;(二)对产生环境影响的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收,如能源税、碳税、汽车税、化肥税、农药税、一次性用具税等;(三)对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而征收的税收,即资源税。如石油税、煤炭税、有色金属税、水资源税、盐税等。资源税是为了节约合理使用资源,进行环境恢复,补偿资源价值等目的而课征的税。

三、环境税收的作用

环境税收的产生拓宽了税收的调节领域,不仅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

1、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20世纪80代被明

确提出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联合国于1992年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确定了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很多国家也相继定出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由于环境的污染和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保护环境就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保护问题是无法靠市场本身来解决的。因为市场并非万能的。对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如环境保护等“外部性”问题,它是无能为力的。其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体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他们往往既不从全局考虑宏观经济效益,也不会自觉地考虑生态效率和环境保护问题。因而,那些高消耗及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或产品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盲目发展。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率。对此,市场本身是无法进行自我矫正的,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必要的干预。除通过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来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之外,还应采用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

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课征环境保护税是保护环境的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会加重那些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或产品的税收负担,通过经济利益的调节来矫正纳税人的行为,促使其减轻或停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又可以将课征的税款作为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环境保护。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制度设计中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治理污染的生产经营行为或产品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可以引导和激励纳税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税收是政府用以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手段。

2、体现“公平”原则,促进平等竞争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但是,如果不建立环境税收制度,个别企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需要用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进行治理,而这些企业本身却可以借此用较低的个别成本,达到较高的利润水平。这实质上是由他人出资来补偿个别企业生产中形成的外部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通过对污染、破坏环境的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将税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可以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会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各类企业之间进行平等竞争。由此可见,建立环境税收制度完全合乎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环境税收的产生,既是源于人类保护环境的直接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活动主体所拥有的独立经济利益和独立决策权利又是环境税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环境税收首先诞生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3、促使社会成本和代价内在化

根据“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开征环境保护税,把由于环境污染和对自然资源消耗而形成的社会成本反映到商品和服务中去,使那些对环境带来危害的污染者的生产成本提高,从而把环保和有效利用资源与每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作用下,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选择有利于环保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消费者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也就选择无污染的商品进行“绿色消费”。这样,企业只有加强治理污染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才能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不仅减少了污染的排放量,还有利于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据OECD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通过开征汽油税,促进生产者减少了汽车废弃物的排放。通过对生产损害臭氧层的化学品征收消费税,促进生产者减少在泡沫制品生产中对氟里昂的使用。净化了空气和环境。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很好地利用环保税收政策,促进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4、有助于筹集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

治理环境污染、保持生态平衡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只依靠国家财政投资进行治理,既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又不利于控制污染。主要是因为这种作法没有触及到自身的经济利益,人们就会继续以资源的高投入、环境的污染和生态失衡换取自己的超额利润。所以开征环境保护税既可以从经济利益角度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又有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据统计,芬兰政府2004年征收的与环保有关的税收总额为239亿芬兰马克,其中70%以上为能源税,仅能源税一项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有关专家甚至认为,环境保护税是一种很有发展前途的税种,它可以和流转税、所得税并列逐渐成为主体税种。以环境保护税筹集到的资金专门用于环保项目,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资金来源。

5、有利于技术创新和资源节约型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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