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文化论文范文

政法文化论文篇1

在21世纪的中国，任何一个人，如果企图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那么他必须尽可能地去关注法律。现代化的社会需要有现代化的政治，现代化的政治应当是法治化的政治。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乃是政治家们所不容回避的问题。

法律同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离开了国家政权这个政治的核心问题，法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在阶级社会中，法律直接受政治的制约。作为一个体系，超然于政治之外的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不同的法律规范、不同的法律部门可能与政治的关系有远疏之别。特别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实正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结果。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无不是一种“变法”，即对法律进行的立、改、废活动。“只有讲政治，才能……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注：：《关于讲政治》，人民日报，1996年7月1日。）同时，法律要服务于政治，与法律相比，政治占有主导地位，这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种现实要求。日本当代著名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也这样认为：“在社会的结构之中，法律命题是为政治权力所支配着的。因此，在法律命题之中，必须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一定的政治思想。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的社会力量，会通过创造法律命题的方式来强制保护自己利益的规范实现。因此，法律命题通常总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注：〔日〕川岛武宜著，王志安等译：《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32页。）政治意识不等于法律意识。政治家可能会抛弃法律，不以法律的名义去解决政治问题，实行不讲法律的政治，但法律家却不可能不关心政治。另一方面，更要看到，政治全能主义是无可辨护的祸害和道德上的恶，这毕竟已成为当代公共舆论的共识。因而，法律对于政治的功能乃是不容抹煞的客观存在。但是，承认法律对于政治领域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法律与政治之间划上等号。法律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某些政治概念就不一定适宜于作为法律概念。比如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条曾规定，立法目的之一是“打击敌人”。显然，“敌人”是一个政治术语，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于是，1996年改之为“惩罚犯罪”。基于同样原因，1997年3月14日所通过的新《刑法》也已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解放后我国政治学与法学的由合一变为分立的过程，也说明了政治与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

Ⅱ

法律具有政治功能。法律通过对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发展和政治问题的协调、规范、促进和解决，影响政治生活，达到政治目的，进而实现政治法治化。

政治法治化的第一要素是政治关系法治化。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特定的利益要求而形成的，以政治强制力量和权利分配为特征的社会关系。（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政治关系的基础是政治利益，法律通过分配政治利益协调政治关系。法律为政治统治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使其具有社会正当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区分过“合法性”和“合法化”两个概念。他指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合法化过程，合法性很难得到保证。在不求助于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服从。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的体现，把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者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虽然这种共同利益可能同普遍利益相交叉、相重合，但是也有可能不完全一致或完全不一致。法律一旦宣布某些利益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这些利益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具有国家形式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在不危害这种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法律规定出处理同一层次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利益矛盾及不同层次上的利益主体之间纵向利益矛盾的准则，从而把人们本质上为了自己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

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权力关系，包括执政党权力与社会公共权力的关系、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权力关系都要经由一定的法律机制加以协调，在不同的国度，协调的方式可能互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的国家结构形式和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宪法的功能主要是协调权力关系。部门法对于权力关系的协调也具有重要功能。比如，我国税法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实行分税制。而分税制从政治功能角度来看，乃是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与科学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模式的制度选择。它在宏观意义上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格局，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一种政治资源。在政治学中，某一时期在政权中担任角色的那些个人被称作权威人物。马克斯·韦伯曾把权威的基础分为传统型、领袖型和法理型三种。50——60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中心人物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1911年生）认为，世俗化是政治文化发展的方向，世俗化程度也是衡量政治文化发展的标准；而世俗化代表性地意味着权威人物传统型和领袖型魅力型标准的削弱，法理型日益占据上风。（注：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0页。）

政治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权利关系。政治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利益分配的政治资格，是社会成员实现政治利益的手段，包括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政治权利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公民的政治权利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法律把政治权利规范化，保证政治权利落到实处，同时规定剥夺危害国家安全及其他严重刑事犯罪人的政治权利，对于他们作出政治上否定性的评价。由于政治权利实际上反映着公民同国家的关系，法律确保政治权利的实现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

政治行为法治化是政治法治化的第二要素。

政治行为是人们在特定利益基础上，围绕着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用、政治权利的获得和实现而展开的社会活动。作为政治关系的直接动态表现，政治行为包括政治斗争、政治管理、政治统治和政治参与等多种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又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政治斗争的类型反映着法律的历史类型，体现着法律的本质；反过来，法律的本质规定着政治斗争的程度和方式。暴力政治斗争往往导致法律类型的改变，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激烈形式导致社会革命，成为法律历史类型更替的直接导火索。而非暴力政治斗争一般指在法律范围内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要对于非暴力斗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加以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方面的法律制定与实施往往成为衡量一国政治的民主程度与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尺。违宪司法审查制（JudicialReview）对欧美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便是一个良好的例证。在政治斗争中，主体各方都力图居于支配和控制地位，即掌握政治统治权。进行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的运用，尤其在一个民主社会，政治统治就是法律统治，即形成一种法治秩序。在人治或专制社会中，统治者往往也要用法律的手段使自己的政治统治合法化，获得一种社会的遵从和国际的承认。如果说政治统治是国家政权的前提，那么政治管理就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政治管理有多种方法，如行政强制方法和思想教化方法等等，但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现代政治管理则以法律手段为根本，法律使政治权力规范化。把政治领导、政治决策、政治组织、政治协调、政治监督等政治管理方式纳入法律轨道，保证政治法治化的形成和维持。此外，法律还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必要的途径，使普通公民通过合法活动实现对政府相应的控制。

当然，也应看到，法律对于政治行为的规范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并非任何法律部门都能规范任何政治行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提起的诉讼，也不受理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因为这些行为涉及国家或重大国家利益，有很强的政治性，或者这些行为具有较多政策性成分。对于这些现有诉讼制度无法规范的政治行为，只有留待以后建立的宪法诉讼制度加以调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功能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发现法律制度的缺陷或漏洞，从而进一步加以完善。

政治法治化的第三要素表现为政治发展的法治化。

政治发展是指对政治关系的变更和调整。政治关系的质变过程即政治革命，是以阶级为政治主体的，旨在另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暴力行动，是实现政治权力迅速变更、用一种政治体系取代另一种政治体系的激烈的变革。政治革命的斗争锋芒都是指向实行统治的阶级，其首要标志是夺取政权。所以，一般地说，政治革命都要冲破体现旧的统治阶级国家意志的法律，而不可能在旧社会的“法制基础”上进行。但一俟革命成功，胜利者又要以法律巩固自己的成果。法国第三等级（Tiers）正是通过起草一部新式宪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政治纪元。（注：〔美〕路易斯·亨金等编：《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页。）

政治改革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措施进行的。法律使政治措施既具有合理性，又具有现实性。同政治革命不同，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量变过程，是对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这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政治领导集团根据社会利益矛盾状况及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旨在改进政治体系、调节政治关系以巩固和完善其政治统治的政治过程。作为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政治变革，往往都伴随着法律的运作。因为法律能够为政治改革指明方向，为政治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保障政治改革的顺利进行，并且巩固政治改革的成果，从而防止和清除弊端，推动政治不断进步。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往往被称为“变法”的原因。

政治问题法治化是政治法治化的第四要素。

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问题。有的政治问题要靠暴力甚至战争来解决，但同时也有许多政治问题可以用法律手段去解决。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所有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因此，所有的党派在它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注：〔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页。）在诸多政治问题中，一个国家民族的政治团结居于突出地位。通过法律，能够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克林顿在《希望与历史之间》一书中写到：“美国人不是通过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显著的特性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通过共同忠诚《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通过共同接受公民身分的权利和义务的共同性而联结在一起的。”（注：〔美〕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90页。）国家的基础一步一步由血缘、族类向法律过渡，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新中国建立以来，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法律，对于解决民族争端、增强民族团结均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尤其在当代，和平与发展已变成世界政治生活之主题，法律正愈来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日益发挥出特有的功能。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做出一个范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5、352页。）起草工作完成后，他充分肯定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是一个具有创造意义的杰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5、352页。）在中国对香港、澳门收回的过程中，1990年4月4日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1993年3月31日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伟大政治构想制度化、条文化，从而使人民增强信心，打消顾虑，成为政治决策与现实生活的中枢或桥梁。这两部法律也为将来政治解决提供了典范。

Ⅲ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律功能的发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页。）目前，我国政治法治化的最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法治化。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民主看作是一种国家政体。马克思主义认同和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观，但又有所发展。马克思认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列宁指出，就民主的本意讲，它首先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并且，“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力。”（注：《列宁全集》第31卷，第96页。）总之，我们在理解民主的概念时，首先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来理解，它包括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同时，又不能仅仅停留在国体和政体的原则上，而要看到这些原则必须具体化为公民的各项民利，特别是平等权利，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大多数人的统治权力。在权利这个层面，民主从消极意义上讲即没有特权；从积极意义上讲即人人平等。再一点，理解民主概念时，也不能仅仅将民主与政治相联。民国初年，“文化怪杰”辜鸿铭曾发表过一段挺严肃的议论：“真正的民主，其实质不在于民主的政治，而在于民主的社会。”（注：辜鸿铭著：《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199页。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作者的“对于民主政治来讲，君主的必要性……”等观点。）这种认识前进了一步。然而，必须看到，要实现民主社会，必须先有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我国才把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相提并论。民主之于政治，就其功能而言，虽不必然能够达到“最好”，却一般可以防止发生“最坏”。

社会主义法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功能，体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法治化。民主模式并不是单一的，法律对某种民主模式的选择决定着国家民主生活的基本走向。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离开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可能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民主愈健全，法制的威力愈强大；民主愈发展，法制作用的发挥越充分，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

反之，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没有健全的法制，民主就会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争得了社会主义民主，就要用法律来确认和体现这种新型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作用，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获得法律上的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社会主义法律也是人民运用国家权力实现自己意志的体现和保障，它规定了人民民利的范围，为人民行使民利指明了方向，使人们在行使民利时，有了清楚明确的可循标准；社会主义法律还通过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其他刑事犯罪，依法对敌对分子实行，保障人民真正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从而排除一切可能导致国家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巩固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脱离开法制，即使号称所谓“大民主”，实际上只能使大多数人不自由，只能造成动乱，因此决非真正的民主，决非社会主义民主。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法律从本质上讲有着使人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发展到可能充分程度的功能。

Ⅳ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至此，自1986年以来开展的第三个普法五年规划正式开始组织实施。无疑，这是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重要举措，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响应和落实。

然而，作为理论研究，可以从另一方面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改革开放近20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三百一十多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七百五十多件，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五千三百多件，大体已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按照法学最一般的原理，社会主义法是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具有真正的人民性。

可是，在这么多的法制定和颁布以后，人们甚至是大多数人对之不知或知之甚少。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那么由此要问：既然这些法体现了人民意志，为什么人民中的大多数还不知道它们被上升为了法律，以至于还要大力呐喊“把法律交给人民”呢？（注：见《法制日报》，1996年6月18日社论；1997年5月4日报道。）究竟把法律从何处“交给”人民呢？法律难道本来并不在人民手中吗？法律难道是在大多数人背后制定出来的吗？由此又能否不承认我们已有的法不是代表人民的意志，而是其他什么人的意志呢？显然，我们应该从这一重大矛盾的现象中得到若干启示。

决不能否认我国法律的人民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立法权本质上属于人民。人民的意志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反映出来，上升为国家意志，于是就成为法律。所以，任何怀疑我国法律体现人民意志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这一点必须首先肯定。

那么上面所揭示的问题能够说明什么呢？我们认为，之所以造成大多数公民不知法或知之甚少，与我国立法制度尚不健全有关。人民代表大会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最好的立法制度，但是还并未达到应有的完善水平，对其也必须进行改革，以使我国的民主制更为真实和更有保障，使民主得以更好地体现。

问题之一：立法与知法的脱节反映了现行间接民主制的不完善。

间接民主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直接民主制的不可能，那么在直接民主可能的地方就不宜再搞间接民主。间接民主只有以直接民主为牢固基础才能更充分显示它的意义。直接民主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虽然在中央、省级不能搞直接民主，但在县级以下是可以搞的。直接民主存在的地方应是人口较少而集中，大家互相了解；我们可以把这种地方划为最基层的选举单位。其实，仔细推敲起来，民主的关键并不在于直接民主的范围究竟应当划到多大，而在于民主的各个环节是否真正能确保人民的主人地位的无可动摇。民主制的不完善，肯定会给法律民主性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问题之二：立法与知法的脱节说明人民代表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宪法第7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机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如果说参加人代会，制定法律和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都是代表职责的话，那么这二者是同等重要的，特别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代表之所以必要，只是因为不可能由全体人民中的每个人都参加会议，进行表决。所以，代表在大会上表达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志，而是人民尤其是选民的意志。作为代表，必须首先知道选民的共同意志是什么。为达到这一点，代表就必须听取选民的意见，并从中进行归纳和综合，抽象出共同意志来，再反映到大会当中去。我国法律的制定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从起草到公布经过若干程序，其中就要由代表进行讨论。这时，代表应该把法律草案拿到选民中去征求意见，再由人大对法律草案进行修订，通过以后继续由代表向选民进行宣传阐释。

总之，在立法的过程中就向人民宣传了法律的内容，立法和宣传同步进行，参与立法是代表的职责，宣传法律也是代表的职责。

Ⅴ

上述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我们认为，进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决不等于仅仅注重经济方面的立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不可忽视人民民主生活的改善。目前，我国的政治立法、民主立法落后于经济立法。就立法民主化而言，要使民主得到法制的保障，首先必须在《代表法》的基础上对于代表职责、代表选举问题更加具体地规定一些可操作性强的完善措施。

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这一点法律上有明文规定。而权力和义务也应是对应的。人民代表享有宪法所规定的一系列权力和权利，同时就必须承担参加会议和联系选民两项最基本的职责。如果说前者主要是权力的话，后者则更侧重于义务。联系选民是代表们的义务，那么他们不履行这个义务就是对人民的失职，法律应该规定代表所承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不联系选民，不反映选民的意志，就是对选民权利的侵犯和妨碍，情节轻微的可以罢免了事，而严重者就不能仅仅罢免处之了。

对于代表选举及活动方式也要进一步完善。若把上面所说的看成实体内容的话，这方面就可以认为是对实体部分的程序保障。仅就选举来讲，应明确代表的条件，选民才有个把握标准，这个条件应同选举一般先进人物的条件有所不同，不能把代表资格的获得单单看成一种奖励方式。工作有成就的人不一定就是合格的人民代表。代表首先应该有为大家办事的觉悟，愿意不辞劳苦地上传下达，下传上达。其次，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有分析、综合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比较及时、准确地掌握本选区选民的共同意志，既不为个别人的意志所左右，也不致因为对选民情况的不知而仅仅表达自己的意志。再次，代表还要有敢说敢干的精神，勇于把选民的真实意志、社会弊端反映上去，使上级直至中央掌握全面的真实情况，作出切实可行的决策。所以，代表有时不一定就是科学上、生产上有突出表现的人物。如果只因为是英雄劳模人物就被推为代表，一方面不一定能反映好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其个人因为必须参加各种会议，征求意见，宣传法律，势必占去大量的时间，于事业上亦无补益。当然，这并非说劳模就一定不可以当选为人民代表。

再一点，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固然应该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而每一个代表主要还是应反映本选区局部的普遍意志。只有许多这样的局部综合起来，才能完整地表现全部，即全部寓于局部、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假如一味地强调整体，势必会影响局部意志的全面真实地反映，结果往往还会使整体的意志并没有能够反映出来，增加了不真实性。当各个局部、许多个特殊反映上去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加以统筹，在这诸多特殊局部意志的基础上概括出整体直至全国人民的普遍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载入法律条文，就象基层代表概括各个选民的意志那样。代表回去后，又对法律进行传达阐释，从而一步一步地贯彻下去，再达到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可见，人民意志并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它实质上是十分具体的，也是完全可以操作的。人民意志正如人民是各个人的集合体一样，看拟抽象，其实再具体不过了。只有那些无知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借着人民和人民意志的抽象性一面，而否认或无视其具体性一面。无论他们口头上唱什么样的民主高调，实质上正是对人民民主的最粗暴的践踏。

人民代表的职责明确了，程序上又加以具体地保障，人民代表真正代表了人民，代表的立法活动才真正成为人民的立法活动，立法民主化也就有望实现。到这一天，“政治法治化”、“法制的民主化”就不会再是空洞的和鲜为人知的名词了。

政法文化论文篇2

(一)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未能有效落实。

市场经济下，现实价值利益评判标准充斥着各行业，党政机关也未幸免。准确地说，廉政教育的本质是公民良知的教育，良知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人生观、善恶观、是非观。当党员干部带着一种人格的缺陷从事着公共管理与服务，廉政教育就无法使受教育对象有效抵制对价值观、善恶观的负面选择，从而导致其很容易接受不良刺激并将其付诸实践。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性格中忠、孝、礼、仪传统文化的功能在物欲横流面前显得微乎其微，国民性格更倾向权力本位、个人本位、欲望极度膨胀。多年来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现行的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廉洁自律的规定，主要还停留在党内法规的层面上。

(二)犯罪亚文化对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淡化。

1．犯罪亚文化影响党员干部的价值观。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受犯罪亚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在党员干部群体中也逐步形成经济领域中的职业价值观。当一些党员干部注视到自己周边所谓高智商者、能人等通过神秘方式获取巨额社会财富，行业奸商等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攫取社会财富，便会对其心理产生影响，客观上刺激他们的暴富欲望并通过实施违法行为获得满足。另外，根据心理强制说，人们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为，法律的惩罚功能对有违廉政行为之人的影响不大，换言之，法律惩罚功能不足以抑制部分党员干部对经济犯罪亚文化的向往，最终使经济犯罪亚文化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弱化法律惩罚的功能，引起部分党员干部对违反法律的侥幸和轻视之心。

2．犯罪亚文化淡化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与法律心理。

犯罪亚文化会使部分党员干部认为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并不属于违法犯罪，或者因涉及人数众多、某些领域内都在实施这些行为而认为不是犯罪，即使构成犯罪也因人数众多不可能受到应有的处罚，从而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所谓“潜规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不仅滋生腐败，导致和商业贿赂，而且也严重破坏党的纯洁性及其党员干部的廉洁性，

(三)信息媒介过度宣传法律失衡与道德不洁影响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

现实许多进行管理服务行为的党员干部，基本上都会遵循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则，但总难免会存在一些党员干部为了追求利益，违反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从事违法活动，而导致其经济违法行为被司法机关所披露，或者行政执法机构的执法结果通过信息媒介进入了公众视野。本来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对党员干部的违法犯罪应做出客观、公正、正面的宣传，然而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一些不负责任的信息媒介为了抓住公众的视线总是故意渲染夸大，影响其他党员及社会公众的客观判断，过度宣扬党员干部道德不洁、法律失衡，也严重影响了监督主体及社会公众对道德与法律的期望与信仰。与此同时，信息媒介不负责任的宣传，还冲击着公民对社会道德的“洁癖”防线，撕裂着公众对法治社会的美好憧憬。当今我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多元化，多元化给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面貌带来了深刻影响。为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就成为党建工作的方向，法律文化的深度融入成为党建工作的保障。笔者认为，法律文化下法律制度、法律心理、法律设施及机构组织以及其外化的、能够产生后果行为的方式使用及活动开展，不仅利于培养党员干部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情感，还利于该群体坚定党性意志和理想信念、提升社会主义荣辱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利于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是对践行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的深刻回应。反腐倡廉，是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的重大需求。针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迫切性，以直观生动、形式多样、感染力强的法律文化为载体，将法律文化与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深度融合，促使党员干部会用批判的眼光评析各种社会思潮，然后在比较和认同中坚持廉洁操守，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同时，法律意识的形成也源于法律文化的长期熏陶。

二、法律文化融入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廉政教育应加大对我国优秀法律文化的发掘与宣传。

法律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和与文化相同的认知方法。在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之际，经济违法行为受传统趋利思想和西方文化影响深刻，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加大精神文明建设，重塑社会文明信仰，发掘并宣传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由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价值观、法律制度及设施机关组成的法律文化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指引和警示人们抛弃那些不劳而获、贪污受贿的危险观念。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及党建工作需加大发掘、宣传、引导我国优秀法律文化，这不仅因为它能够帮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廉政观、是非观，也能够从根本上预防、减少党员干部违法行为的发生。实践中在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诸多经济犯罪和违法行为都严重违背了我国法律文化精神和理念。为此，在大力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法律文化融入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二)全面开展利于塑造廉政文化的人格教育与法制教育。

党员领导干部廉政意识与党性修养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一个不断教育培养和监督引导的过程。从国民性格来讲，我们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忧患意识较为严重，一旦外界被自己感知到缺乏安全，或比较下有较大利益的获取，他们则会想尽办法来满足自我，而这种动机的形成则是由于行为人的人格缺陷所致。笔者认为，应通过廉政文化的人格教育与法制教育来改善并健全他们的观念。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也是在文化和观念上对廉洁从政行为的客观反映。《周礼》就曾经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表述之意即是官员应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党员领导干部反腐倡廉建设与形式多样、直观生动、感染力强的法律文化深度融合更显必要。首先，学校、家庭、社会应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育，教人们心向善、重清廉、明是非，严守行为底线和内心良知，而非一味地进行物质追求，而忽视人的精神需求和终极向往。其次，通过教育逐步消除党员干部心理上存在的权力本位、金钱至上等国民性格方面的缺陷，并将其最终培养成人格健全、真正能够服务大众的人。最后，国家的普法及专门的法制教育要避免走过场，求功绩的心理，真正落到实处。使党员干部真正意识到法律是约束个体不良行为的有效规范，权力只是为民服务且受人民监督的。为此，要实现“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目标，既需要重视党纪党规，也需要强化国家法。

(三)法律和舆论监督下党员干部的养成教育和权力规范。

社会转型背景下，行业产业化与市场经济不断加速，党政机关早已无法分割。部分党员干部难以抵制诸多社会诱惑，以至身陷囹圄，悔不当初，此类案例屡见报端。所以，除了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种事后监督)之外，党员领导干部还要时刻内省并加强修养，自觉抵制不良的、低俗的生活方式，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懂法、守法、护法，以入党时的誓言和忠诚来维系内心世界的真、善、美，尤其是树立自身对经济利益获取的良好道德意识约束，时常自我警示和自我反省，这是预防其实施经济违法行为的基础。鉴于当前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过于集中，部分权力寻租和被私用，用法律和制度对其公权力进行束缚，成为权力合理使用的关键。从严治党，一定意义上讲是从严治吏，严则警钟常鸣，严则邪气难侵，严则队伍纯洁，严则凝聚民心。同时，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需加大规范信息媒介的传播行为，加强舆论的疏导管理和监控，从而避免假新闻和有害信息媒介辐射作用，甚至为个别党员干部实施违法行为带来助推效应。为此，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应加大社会主义主流道德的宣传教育，逐步树立适应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体系，从而引导党员干部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

(四)法律文化现代化与社会化深度融入党员干部教育活动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现实社会进行规范和指导，加速法律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普及、传播及其功能发挥和实现程度，快速实现法律文化的社会化。同时，使法律文化能够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求，对现代社会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给予法律调整，使其呈现一种有序状态，加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当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与社会化深度融入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必将有益于党建工作和依法执政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形成良好价值风尚。

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后，十又用了三个“倡导”来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紧紧相依，也是我党在大力弘扬中国梦的时代契机下是最直接的助推力和精神动力，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针对性、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因此，党建工作不仅需要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宣传与引导，还应提升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认真学习“焦裕禄精神”，逐渐形成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基层教职员工敬业奉献的良好工作环境，使得党内尽早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价值风尚。

三、结语

法律文化可通过走基层、下单位、进社区、开博客以及法庭审判旁听、监狱警示教育等多种理论结合实践的形式融入和创新党建工作。依托机关单位、家庭、社会等多个平台，不断丰富法律文化的警示、教育和评价指引等功能，建设和利用好法律教育实践基地，并充分利用社会法治资源，积极创造条件，创新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方式并不断树立廉政形象，使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得以提升。

政法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革命 政治文化 一致原则

一.一致原则的渊源

一次历史事件的爆发总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所呼吁的口号也打上时代的烙印,法国大革命也不例外。

从时代背景来看,17世纪以来,法国长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日益困难,路易十四将国家财产挥霍一空,路易十六时期,法国在破产的边缘,国王政府逼于无奈,只有实行改革,但改革受到了贵族们的反对,贵族并要求召开第三等级会议,企图向第三等级征税。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贵族们预料的那样,他们实质是在自掘坟墓,加上卢梭等一批启蒙家思想的煽动。人们不再相信与神权结合的国王政府无所不能。

从文化根源来说,启蒙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战斗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形成了一种“公众文化”,为以后大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原则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启蒙时期的批评文化揭开了旧制度危机的序幕,人们自由评论与批评,开始把自己的政治抱负转向知识界,知识分子的理论正好符合人们的需求,两者寻求到了一个最佳的契合点,他们企图共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这是因为如此,纯理念才得以深入革命时代大众观念之久。“公众”是一种政治文化过度的术语,它指的是一个群体,也就是一致性原则体现,当获得政权的时候,就开始运用到政治了。

从现实来看,美国对法国革命的影响甚大,但两者有不同之处。拉法耶特扮演着联合者的角色,在法国他是自由平等的象征,在美国他是传统精神的象征,他将美国革命的精神传到法国的每个角落,但革命后法国人面临的问题远比美国复杂的多,他们究竟是否会选择美国的改革模式呢?然而法国人比较激进,他们所希望的是彻底改变社会,就连“自由的传道者”――拉法耶特也反对将联邦制度等运用于法国革命。

二.一致原则的运用

“我们的共和国,统一不可分裂”,大革命期间这是知识分子常用的术语,“统一”代表了法国革命的最高目标。

卢梭是一致原则的倡导者,首先,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卢梭要求体现一致的思想,即 “公意”原则。在卢梭的著作中,并没有对公意做一个明确的定义,公意大概归纳为大多数人的共同的一致的利益和意见。他认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公意与所有公民的愿望并非等价,卢梭所认为的公意凌驾于所有人的意志之上,在这里个人的见解是被埋没的,他尖锐批评分权的政治理论,矛头直指洛克和孟德斯鸿,排斥政党制度,反对伏尔泰等人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代议制的看法,他强调在共和国应该实行直接民主。

卢梭提出了人民论,被认为标志着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但他没有继续深入考虑这种民主理论在实际政治中如何兑现,其中隐含的重大缺陷即缺乏权力制衡,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法国人盲目信奉一致,认为党争是毒素,代议制是联邦主义分裂分子的行为,西哀士、罗伯斯比尔、圣鞠斯特等人是卢梭的崇拜者,也是卢梭思想的承接者,他们将一致的思想运用于政治中,特别是雅各宾将这一思想推行到了法国大革命中,造成了一种恐慌。知识分子是政治权力的运用者和操控者,他们力图改变社会,他们着迷于狂热的理想主义社会。将抽象理论运用于政治权力中,逐渐走向激进与暴力,导致法国革命的失败。相反,在美国社会里,“冲突”体现的是美国人的智慧,是在不稳定中寻求稳定,美国的社会发展史上,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各自利益而发生的冲突。麦迪逊主张实行代议制的政府,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在不同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冲突可能导致某一方会暂时的失利,但是失利方并不会因此而被取消了其享有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权利。

三.自由与一致能否真正实现

“自由”这个词的内涵很丰富,对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阶段的历史时期都是不一样的含义,对于美国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民主,一种人性的解放。在卢梭那里,自由丧失了它原本的含义,卢梭捍卫个人的平等自由,他认为平等是自然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于是,他基于他所处时代(大革命前期)人们受到压迫的现实,提出关于人民“公意”的思想。由于卢梭对公意的过分推崇,导致他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蔑视。他所倡导的自由是一种“公意”的自由,是一个公民为了更高的社会目标而献身于共同利益的自由。认为民选政府就代表了一切,这实质是以人民的名义制造了一个“自由的专制”。

“一致”看起来美好,但它却彻底否认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一致的愿望,法国革命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革命期间,很多人为了讨好“公意”,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起“一致”的话,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革命走向暴虐,民选政府成为专制的堡垒,不能容若异己的声音存在,人人自危,为了个人的利益,去指责别人,证明自己的革命身份。在极端的杀戮中,人们失去理智,一个新政权建立了,如果大众觉得不满意,就可以毫无合法根据的它,这些都是打着“人民公意”的旗号进行的,“公意”已经变成没有人性的机器。

为了强调革命的政权与传统的君主专制的不同,革命者希望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建立一个摒弃旧社会的道德文化,以“美德”为核心的新的道德文化。什么是“美德”?这个“美德”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果你的道德符合“公意”就是美的,否则就是丑陋的,美德被赋予了极浓重的革命气息,你越有革命的激情,那么你就越有美德。人民的情绪在这种以“美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引导下走向普遍的疯狂。“美德”在革命知识分子眼里已经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不是一种道德模式了,罗伯斯比尔更声称“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

对待法国大革命,我们应以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评价,对不合理的思想进行批判,从中汲取教训,为国家政治的发展稳定提供独到而有益的见解。建立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政治文化是历史也是时代对社会的要求,通过这种政治文化所达到的一致将是社会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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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 [M].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1982,23-24.

政法文化论文篇4

[论文摘要]公民参与行政，一般是指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管理的活动与行为，公民法律文化是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法律文化基础。这里的公民，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国籍，而是指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公共事务等实践品德的好公民。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推进行政民主、促进参与行政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行政的意识，不可能从传统法律文化汲取力量；必须注重公民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这既是公民参与行政的文化基础，也是推进我国参与行政建设的必然之举。

公民参与行政，一般是指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管理的活动与行为。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扩大公民有序行政参与，是“以人为本”、“民主执政”的重要体现，也是新时期我国推进行政民主、提高行政效率、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途径与基本动力。但公民参与行政，首先公民必须具有参与行政的意识，这种意识与一个国家的公民法律文化的发展水平有关。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提高公民参与行政的意识，必须注重公民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公民法律文化是公民参与行政的文化基础。

一、公民与公民法律文化

在现代社会，“公民”一词具有三层含义，首先，“公民”表征一种资格或身份，是指有“执干戈以卫社樱”的义务。这是公民最古老的一层含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已经有之，但那时的“公民”只限于少数有产人士与统治阶级，奴隶、被释放的奴隶和外邦人没有公民权，城邦内的自由民、平民也受到严格的财产限制，即使自由民有了公民权也难以行使。但资格或身份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在近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农奴制度废除的曲折历史就展现了作为资格或身份意义的“公民”涵义之于人的政治尊重的重要价值。近代以来，“公民”概念开始附加了第二层涵义，即国籍意义上的公民资格。国籍属于基本****的范畴，“作为国籍的公民资格是国内和国际上对一个人的法律认同，认同他是一个国家的成员，或是土生土长的，或是加入国籍的归化民。这种公民资格可不是小事，成为没有国家的一个人，是现代世界可能降临到任何人头上的最可怕的政治命运之一。在国际社会中，国籍意义的公民资格非常重要，近代民族国家就是通过法律制度建立国籍意义的公民资格从而实现了抽象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第三层涵义是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意义上的“好公民”的品德，即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公共事务被认为是好公民的基本品德。这层含义重在强调政治实践，认为公民资格不仅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实践行动、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总之，体现公民资格的实践行动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只是古希腊的公民资格与近代民主国家的公民资格所指的政治参与的范围不同:前者只限于有效参与审议和行使权力方面，后者则将这种参与扩大到所有公共领域。从理论上分析，公民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双重内涵，以及自然人和社会人(即“私人”或“公人，’)的双重身份。基于自然人所必要的个人欲望、利益，可以运用公民的权利与身份予以保护;而基于社会人的身份，它又必须对其所认同的社会负有追求公共利益的责任与义务，“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对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同样，与国家所对应的社会，是由具有双重身份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也具有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双重内涵:市民社会强调其对于国家的独立性，要求国家在保障市民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秩序和安全的前提下不干预市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则强调对国家管理公共事务行为的积极参与、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中的一致性，因此，公民社会客观上构成了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有效力量。公民法律文化中的“公民”，主要是从第三种涵义上使用。

什么是公民法律文化?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阿尔蒙德曾经用问卷调查法对五国政治文化进行分析，从文化视角来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包括整个政治体系，以及政治体系的输入与输出的人员态度在政治角色中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区分出了政治文化的三种纯粹形式: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参与者政治文化。并进一步指出，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主体都是各种类型的国民身份的相互交融，即各国的政治文化基本都属于混合型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参与者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文化，是“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政治卷入和理性，但又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村民价值的责任心所平衡”。借鉴阿尔蒙德对公民文化的认识角度和分析方法，我们认为，公民法律文化是一种忠诚的参与者法律文化，是参与者取向与臣民取向和村民取向相互交融、协调一致的法律文化。公民文化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义务机制是法律调整社会生活的基本机制，通过设定相应法律关系中主体的权利义务的内容实现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权利必然对应于对方主体的相应义务，反之亦然;同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的享有与义务的负担也是对应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在公民法律文化机制中，无论就法律制度的设计，还是法律的实施，还是公民的法律观念，都体现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没有人期望只从国家享受福利而不向国家纳税，国家也不是只向公民苛求义务而不保障公民权利。

其二，参与与服从的统一。在公民法律文化机制中，法律是以国家意志形式所表达的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法律的表达就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甚至可能是所有人的意志的升华，因而对所有人的行为予以约束。公民自觉地遵守法律，自愿接受法律秩序的约束;因为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执行和法律的司法适用都最大限度地包含了公民的自觉参与，公民对于法律的遵从就是对包含自己诉求的共同体意志的遵从。因此，公民对手法律的服从是在参与基础上的服从，是建立在强烈的法律认同基础上的遵从，是自觉地遵从;公民对于法治生活的参与最终是为谋求建立统一秩序的参与。总之，在公民法律文化中，公民对法律的服从与对法治生活的参与是辩证统一的。

其三，自由和秩序的统一。自由与秩序构成了法治的一对基本范畴。自由反映了主体意志的独立自主的状态，而秩序则反映了社会管理组织对于主体自由意志加以约束的状态。在公民法律文化机制中，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是根据规则所确立的秩序之下可以实现的自由，公民仅在法治秩序之下寻求正当的自由，而不寻求“无度”的自由或“特殊白由”即特权;秩序是保障自由的秩序，秩序的形成同时又以对自由进行一定程度的规范为前提，“强制即以众所周知的规则为依据，所以它就成了一种有助于个人追求其自己目标的工具，而非一种被用以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法治秩序对自由规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最大程度地实现公民的普遍自由;自由和秩序处于相对平衡的关系。就比如法治秩序对于游行示威自由的规范就是为了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民的政治自由并保障其他公民正常生活不被影响;相反，如果法律的目的在于对公民的政治自由进行限制，那么该类法律的国民基础就是臣民而非公民。

其四，主体与共同体的统一。公民法律文化强调每个公民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是自主的主体，每个公民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都既是义务的承担者，更是权利的享有者;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利益和诉求，当然也具有独立的意志表达自己的诉求;不是人云亦云式的政治精英的臣属，也不是强大的国家权力的附庸;相反，为了自己的权利，公民能够抵抗国家的不当干预。同时，每一个社会个体又是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每个成员都通过自己的行为服从并且积极追求公共利益的实现，当个体在参与“普遍事务”的过程中实现“类活动”和公共利益的同时，个体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公民角色的确立，是指人作为社会成员获得政治解放并积极参与政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人类自主活动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的客观反映。亚里斯多德认为人具有在城邦中结成伙伴关系或相互交往的能力，作为政治动物的人可以通过政治生活的互为主体性获得再生，公民是为公益或公共性而服务和生存的。公共性是公民与国家、主体与共同体实现协调统一关系的基础。

二、公民法律文化是参与行政的文化基础

公民法律文化的核心在于参与，在于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性诊释了政治国家产生和运转的正当性。当“每个人通过与其他人的协议迫使自己不能违抗他已经服从的那个人或会议的意志时，也即不能阻止那个人或会议用财富或力量来对付除他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时，这种使所有人的意志都服从某个人或会议的意志的情况就会出现。这就叫‘联盟”’。“这样形成的联盟被称作‘国家’或‘公民社会”。国家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社会成员不得已的选择。那么谁来代表国家或曰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呢?一种方式是君主代表国家，由君主选拔的官吏协同行使权力，这种方式排斥了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另一种方式是由所有社会成员组成的会议作出公共决策，这种决策机制被称为直接民主，美洲印第安人、欧洲希腊人的原始氏族部落、奴隶制时代的雅典人即通过这种方式行使国家权力。近现代较为普遍存在的方式是人民选举出代表行使国家权力，称为代议制民主。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代议制民主逐渐取代了直接民主，因为直接民主意味着一种所有人可以在所有时间内就所有公共问题进行自我管理的国家形式，其不可能在拥有数以百万计公民的规模庞大的国家中有效运行。公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也从直接参与转向间接参与—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发挥公民对公共权力的作用。因此，近代社会的公民参与主要表现为政治参与。

但是代议制民主的高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公民参与权和公民资格为代价的，绝大多数公民通过选举代表参与公共决策却失去了亲自实践公共行动的权力。被选举出来的代表除了受制于公民投票选举的约束之外，更大地拥有了对公共权力的自主性。政治****、特殊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的攫取等使得人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越来越弱，由于政治参与的疏远和对公共领域的冷漠所凸显的现代国家的政治危机日益明显，于是人们转而寻求政治参与之外的更有效的公民参与方式。另一方面，在社会资源的配置领域，人们经历了19世纪末期的市场失灵之后，转而又发现了国家的失灵:由于国家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导致其配置资源时也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国家作用的不到位、越位或错位，日益导致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于是，20世纪中期始，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行政改革将数量众多的公民组织纳入到实现公共目标的公共组织系统，从而使日渐式微的政治民主为主导的公民参与模式的发展带来了重大转机，行政领域的公民参与，公民与政府合作治理社会的模式成为公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最佳契合点。于是，公共行政领域的公民参与成为政治哲学和政治实践共同寄予厚望的公民参与权实现的主导途径。

在全球范围内，公民有组织参与公共事务、自治性社会活动的开展，非盈利性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建立等，已经成为公共领域中与民族国家相提并论的重要力量。可以说，我们正置身于全球性的“公民参与”浪潮之中，19世纪民族建国精神的主导地位已经被20世纪的民主精神所取代，行政性的民主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趋势和重要课题。公民对行政的参与表现为公民以主体的姿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和主体价值，公民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在没有参与到那种能够界定他们的共同生活和塑造他们的社会习俗的公共决策中去的时候，芸芸众生不可能以单独的个体而存在”。行政过程的参与既是对政治参与的补充和替代，更是公民文化的集中体现。

三、培育公民法律文化是推进我国参与行政建设的必然之举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与“个人本位”相对应的“集体本位”，经历了“神本位”、“家本位”、“国本位”、“国、家本位”、“国、社本位”的长期积淀过程，强调法律规范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来维护某种社会团体的利益与秩序，强调维护社会整体的安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法律实践活动的积淀，其凝结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实践的胆识和智慧，在特定的社会阶段产生特定的法律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古代社会，户神本位”曾经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激发了人们的崇高热情投身于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但神的主宰地位又抑制了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家本位”使人们不再顶礼膜拜人的意志所无法企及的“神”，而关注更为现实的社会生活，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促进人们的交往，对于自然经济的发展，甚至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严密的宗法血缘关系阻断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国本位”则把个人从家族中游离出来，并同社会、国家建立了直接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开始重视个人的价值，为个人能力的发挥创造了一定的机会;但“国本位”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为最高目的，个人成为国家的附属，“重农抑商”、愚民禁学等****政策更加禁锢了人的主体性。“国、家本位”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政体与家族结构相结合的产物，是对“国本位”的一种修正;个人更加失去了独立性—首先是家族的成员，然后是国家的臣民。“国、社本位”在形式上确认了人民的一些政治权利;但在实质上则否定民主制度，要求人民自觉地、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经在特定阶段对当时的生产力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这种以剥削关系为基础、重在维护社会少数统治集团利益的法律文化，更凸显其不适应性。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大社会变革，那种来自于社会的自然发展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更不足以提供文化的基础，相反会有相当的阻滞作用。因为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市场主体必须作为独立的、能动的主体进人市场，要求主体在面临着市场决策时有充分的自决权，从而决定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是自治的、而不能是依附的，否则就要被市场所淘汰。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强调的家族观念、社樱观念使得人们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家族的子孙、国家的臣民，而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而很难以真正独立、平等的身份进人市场，参加同他人的竞争，更不要说以自主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再者，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每时每刻发生的、纷繁复杂的交易关系都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缔结和履行合同来进行的，而再不是靠行政命令、领导权威等调配调拨的方式配置资源，每一个合同的订立、履行甚至撤销，都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主体自主参与，而不可能再是“你下命令，我来执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救世主。平等的商品交换要求人们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克服“等”、“靠”、“要”的“大锅饭”式的对结果平均的追求思想，而代之以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观一念。尤其是，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是国人自觉选择的结果，也是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开放的方向。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为其要求一套不依赖于任何市场主体的法律规则与之配套，要求人们在规则面前的一律平等，要求法律为市场交换的高速运营行为提供制度保障。于是，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规则被迅速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宪法确认的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规则执行、即法治秩序的关键因素是人，人的观念不可能在朝夕之间被改变，人的观念的转变必须依靠教育和培育。因为“我国是一个法治后进型国家，且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技术在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因此，一方面，经过经验积累以实现法治的可能性极小;另一方面，即使有可能，也是一个耗时费日的漫长过程。然而，中国所从事的现代化却是一个具有明显追赶性质的事业，法治也不例外，这就必须借助权威或精英的力量进行推动”。法治现代化的关键不在于法律规则的健全，而在于人的观念的更新，在于文化的推进。

政法文化论文篇5

2.合理划分地方各级政府的预算管理职权，理顺税收征管体制。《预算法》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预算管理职权，但对上下级政府和上下级财政部门之间的预算管理职权，划分不够具体、明确。在实际工作中，财政与税务、政府和人大四方面的关系没有理顺。上级政府和上级财政对预算的干预很大。因此，在《预算法》中应补充和完善有关明确、具体划分上下级政府和上下级财政部门之间的预算管理职权的条款。上级政府的财政、税务部门不宜对下级政府下达指令性的财政税收任务指标，应让各级预算根据本地当年的实际情况自主安排本级范围内的财政收支，做到统筹兼顾，保证重点，合理安排；严格依法履行职权，各收各的税，各理各的财，各管各的事，真正实现地方政府在责、权、利上的统一，发挥地方政府在组织财政收入中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3.对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进行规范，增强预算法的权威性。《预算法》中对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等三个方面规定过于笼统，与当前改革形势存在相当差距。发达国家的预算一经国会通过，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部门和单位都无条件执行，而且还要把它公布于众，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因此，预算是具有公开性及透明性的。这就要求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相分离，对其每个方面都要有相对具体和规范的措施。比如，《预算法》中应将预算编制的时间，提前并延长预算编制的期限，预算草案要按部门预算编制；规范预算支出安排的顺序及原则；充实审查监督条款，推进各级人大对政府预算和决算由程序性向实质性转变。

二、逐步建立公平、透明、规范、高效的预算编制运作机制，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是体现预算管理法治化的前提条件

（一）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应及早确定和下达

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一般都是在每年三月份全国人大会议上才能确定，这就给编制预算带来了困难。因为只有较准确地确定了下年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各产业的增加值的发展情况，才能据此确定下年的财政收入；只有确定了财政收入，才能合理地安排财政支出。也就是说，只有确定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才能较准确地编制财政预算。另外，财政是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的，政府的工作重点都需要在预算中加以体现。而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都是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和人大会议以后，才陆续形成，这同样给编制预算带来困难。所以，早编、细化预算必须要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与配合，政府应该尽早地公布下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尽早地确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预算编制的指导方针，是在宏观经济预测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澳大利亚内阁有“联合经济预测小组”以及“收入和支出分析小组”，他们是由专家和综合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负责宏观预测和政策方针的制定工作。我国也应建立一个专门的组织，这个组织由专家、技术官员和政治家组成，在吸收社会各界人士观点的基础上，以国民经济计划及政府的工作重点为指导，形成一份年度的政治经济形势判断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财政部门提出的指导所有政府部门编制预算请求的纲要。其应该在各级预算编制之前，及早下达。

目前我国政府预算中，中央下达的当年预算收支指标比如转移支付、补助收入等指标较晚，地方要等这些指标下达后，再编制这部分配套的预算，虽然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可以留有余地，但这种人为地造成预算的空缺，直接影响了预算严肃性和法治性。

（二）在预算编制过程中要分类制定定额，真正地实施好定员定额管理

实行经费“定员定额”管理办法，实际上就是在编制预算时按照单位的定编数和人均经费标准核定预算，要求财政部门准确地掌握各单位的定员编制和制定合理的定额标准。但财政部门虽掌握人员编制数，也有支出标准，却不尽科学合理。其主要问题是：人员管理粗放，不能及时掌握各单位人员变化情况，人员和经费不能实行动态管理，因而制定出的定额标准与单位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定额标准缺乏科学合理性，定额标准的高低不是按照单位的职能进行确定，造成部门之间苦乐不均，相互攀比，形成管理上的被动。目前，我国制定定员定额标准程序和方法是：定额标准是根据财力可能，结合部门的工作量、占有资源、实际支出状况及部门分类，以人或实物为测算对象制定的。首先测算出各类部门的单项基准支出，在单项基准支出的基础上，确定同类部门的分档定额标准，然后确定各部门所应执行的各个单项定额标准。制定定额标准既要依据国家政策和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又要考虑目前各部门普遍的支出水平。人员经费的定额标准严格按照国家的工资制度和其他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开支标准核定；日常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核定，有文件规定开支标准的，一般以文件规定为准；没有文件规定开支标准的，要适当考虑实际情况和实际支出水平来定。

定员定额标准制定以后，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完善。因为定额的制定来自于客观现实，对通过实际执行反映不尽合理的定额标准要进行修订。另外，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及国家政策的调整，定额的标准也应相应进行调整，以保证定员定额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三）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为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提供保证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提交国会审议的年度预算及相关材料，多达8000页，非常细致具体。而我国各级政府向同级人大报送的预算只有几千字，各项收支一般只按“类”列出一个预算数。如，支出预算中的“工交事业费”、“文体广播事业费”等，只有一个该类的预算总数，至于工交口、文体广播口中哪个单位到底是多少，预算报告中都没有体现，人大代表根本无法判定预算安排是否合理。预算的这种粗线条和不确定性，给法定的人大审核工作、审计机关的监督工作等带来困难。

细化预算编制，就要有充足的预算编制时间。美国的管理技术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现代化程度也很高，但他们要用十八个月的时间编制预算，说明预算编制要做到科学、准确性，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没有一定的时间开展调查研究，对预算项目进行周密论证，对预算标准进行测算，预算很难科学、准确。

细化预算编制，除了前面提到的要及早下达预算编制纲要，给编制预算充足的时间外，还要细化预算的各项指标，收支指标，尤其是支出指标的编制应当细化到哪一步，还要进一步探讨的。

在预算支出编制中，主要有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预算编制，基本支出的编制主要是依据定员定额的方法，而项目支出预算的编制，由于缺乏科学可靠的标准，财政部门只能凭经验、靠感觉支出，有的甚至凭关系、做人情。这样的预算，人为因素大，既不准确又严重影响到预算的公平和透明度。一个理想的支出预算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支出预算总表、具体支出项目明细表、支出项目审定的所依据的明细资料。只有这样，人大等机关在审核预算时，才能不仅可以审核大的支出盘子，而且可以审核具体的支出项目以及安排的依据，从而可以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对具体项目提出调整意见，以利切实履行其审核预算、监督施政的职能，推进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查由程序性向实质性转变。预算资金要尽量落实到具体的单位、项目，应争取做到每个基层预算单位的每个支出项目都能在预算中所反映，每一笔支出都有根有据。提交人大审议的预算报告不能仅仅是按科目设置的收支简表，而应该在简表之外再增加详细的单位预算表，以及项目论证说明材料。

三、加强预算审批，使每年的预算草案要有充分的审核和修改时间，以保证通过的预算更具科学性和法律性

政府预算是经过人大会议审议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不可随意改动，为了保证预算的严肃性，还应有充分的审议，讨论、修改的过程。

在国际上，各国政府向议会提交财政预算草案的时间，一般都在正式批准前的3个月到半年左右，以便议会有一个充分讨论和仔细修订的时间。如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在每年2月，将各部门审定的预算汇总成联邦政府预算建议草案，总统审查后，将联邦政府预算建议草案提交国会审议，并在公布于众。预算草案公布后，任何党派、团体或部门都可以就预算提出自己的意见。国会就预算问题举行听证会，总统或各部门的首领要到国会对预算作详细说明。国会各委员会根据调查、听证情况提出修改或通过预算的报告。4月1日，由预算委员会汇总成预算草案决议案，提交参、众两院讨论，并通知总统。4月-6月总统对预算决议案提出修改意见，并报告国会。7月预算决议案经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后，作为一项注册议案提交总统，由总统批准签字生效。在这个协调和批准的过程中，议员和党派的意愿得到了表述，预算也更能反映社会的要求。在整个过程中，专家、技术官员、政治家以及社会舆论参与的程度越高，预算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意愿的准确程度越高，预算在议会内讨论和辩论的越充分、透彻，预算的安排就越合理。

政法文化论文篇6

（一）行政管理法治的原则。政府的使命是根据法律法规立法，全面贯彻以人为本，落实依法治国，所以说，它既是法律的建设者也是执行者，首先执法部门应以身作则，想要让大众的行为合法化，那应该做到个人行为的规范化。所有行为的对错的考察，全部建立的在法律的基础上，而不以个人的情感和意念作为基础。其次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以人为本”政府执法人员应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高效快速的解决人民的困扰，不推脱，不拒绝，铭记自己的职责，做到利国利民。（二）行政管理法制化对政府治理的影响。维护群众的基本利益，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国家发展，是行政管理法治化的基本理念。高效科学的管理方式是政府治理的核心。社会越来越好的发展趋势对行政管理法制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高效性的行政管理模式离不开法治管理的严密性，它可以让行政管理系统更稳定，机构设置更合理[1]。所以行政管理法治化让行政人员和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从根本上提高。

二、政府治理背景下行政管理法制化的缺失

（一）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在明确的法律规定下，政府有责任在特定条件下完成一些事物，比如说通过群众上访，找出人民群众遇到的问题，并解决。但是个别政府机关觉得这件事繁杂，琐碎，因为麻烦而进行推脱。这样阶梯性的层层推脱，是群众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事件，这就是严重的失职现象。这个问题会严重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也会误导人民群众的正确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二）违法干预民事。，隐瞒事实，推脱责任，这是个别地方政府机关出现的最大的问题。他们把职权变相当做压榨的工具，欺压百姓，甚至上下级领导人员相互包庇，变相的通过法律法规来谋取暴利，提倡权大于法的谬论。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他们不是用来保护人民，而是用来压榨人民，让人民至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哀，也是人民的悲哀。（三）干预司法独立。我国宪法中有提到“人民法律依照法律规定，不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个人和社会团体干涉”但是现实生活中，会有一双双无形的手在悄悄的决策着法院的审判。一个案件的审判背后，不仅仅是当事人本身，它会掺杂很多因素：权力、地位、因素等等。所以为什么人们早早的就知道这个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这句话，并且深信不疑。然而这些种种的缺失玷污了法律的尊严和公平，也会让群众失去信心。所以我们必须改正。

三、行政管理法制化优化建设的有效政策

（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的法体制。健全的法制体制就像一道坚固的防护墙，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执法人员的犯罪行为，从根源上杜绝政府官员的问题，虽然目前我国法律针对这类行为有相关的法律约束，但是制度都比较笼统，所以会有一些执法人员钻空子。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们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奖罚分明，执行力较强的法律体系。利用其规范性，明确性整改政府，规范政府，让每一位执法人员真真正正的为人民服务。每一位政府机关人员的权利和义务都可以用明确的法律规定下来[2]。并同时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制，结合群众和司法机关对执法和执政人员进行监督，让人民和社会共同进步。（二）开展全民普法教育。知法，无论是对于执政人员还是群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古至今，法治社会对于人民群众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实现依法治国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全民普法，法制教育开展至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依然有一些地方依然是信奉:权力大于法律，金钱大于法律，金钱是万能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很多山区和小型城市依然是一个可怕的存在，这也揭露一个事实，全民法治教育这条路依然需要我们坚定而长远的走下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群领头人，执政人员和广大人民代表在这场全民普法教育改革中起到表率的作用。以身作则，知法教法。文明执法，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首位，给更多的人民群众传达和普及法律知识[3]。而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要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懂得通过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既可以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又可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达到共同进步的双赢状态。（三）加强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缺失的惩罚制度。增加惩罚制度，让执法人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树立法律的威严性。这是我们目前需要做的一个改变，一个威严的法律制度可以让犯罪分子不再平安无事，会让其承担所有的犯罪后果，对人民群众也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应当针对其行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惩罚制度，让整个法律体系成为一道密不透风的墙，而不是一张网。对那些知法犯法，层层包庇的行政人员严惩不贷[4]。优化我们的政治体系，净化我们所生存的社会

四、结语

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制度是我们政府治理制度实施的重要前提。而这些制度的运用我们必须先改变这个体制存在的执法人员在其位而不谋其职，干预司法行政的问题，完善一个健全的法制体系，制定行政管理法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的提高我国的行政水平。对我国政府建立现代管理体系起到推动作用。

作者:李高峰 董雪 单位:南昌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范凌云,雷诚.地方城乡规划法制化体系建设思考[J].规划师,2015,(12):19-24.

[2]熊文钊,史艳丽.试论行政组织法治下的行政体制改革[J].行政法学研究,2014,(04):63-71.

[3]岳芳敏,李芝兰.法律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制度变迁的辩证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01):163-170.

政法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行政法律关系发展变化

“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而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则是行政法对由国家行政活动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予以调整后形成的行政主体与其他各方之间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这类法律关系，过去曾被人们简单地认为只是行政法所确定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随着行政法的发展以及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深化，这种单一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观念已被抛弃，我国行政法学界开始从新的视野上概括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认为它们包括“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这两大基本类型。这一认识和表达比以前大大进了一步，它将监督行政关系这一客观存在的法律关系层面展示在人们面前，使人们对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在内容上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但是，对于充分反映和说明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对行政法律关系所带来的发展、变化来说，这还是不够的。这里，本文进一步就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化发展、多样化形式及其特征等作一探讨。

一、改革与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与过去相比实际上已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变化，这要从中国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来作观察。

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使基于行政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有了剧烈的变动，改革所带来的行政活动内容、方式的转变，使一些新型的社会关系得以形成，这使行政法有了新的调整对象。“从发生的观点来看，那种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现实的、事实上的‘法之前’或‘法之外’的社会关系，对于法律关系具有首要的、始初的意义。”（注：（苏）C.C.阿列克谢耶夫著，黄良平、丁文琪译：《法的一般理论》（下册），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法律关系就其原型来说是社会的经济关系、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等，这是法律关系原初的属性。”（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为了稳定和发展改革成果，引导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重新认识并对某些社会关系定位，需要行政法对这类新的社会关系及时作出确认，以形成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法律关系形式，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行政法律关系则应当被废弃或更改。我国今天的行政法律关系，正经历着这一重大的变化和发展：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我国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地位的重要变化，由此形成相互关系上的许多转变。在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即行政主体具有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和绝对的支配地位，相对一方从实质上讲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一切活动按照预定计划，听从政府的命令。绝对的行政命令与服从关系在法律上定格为绝对的权力与义务法律关系形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行政相对人成为具有“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自律性，某种主导的、主动的地位”（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的市场法律主体，市场经济体制使行政相对人摆脱了计划体制下无所不在的约束，由政府的附庸成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商业企业由“官工”、“官商”成为了法人，农民由“官农”成为了自由农，（注：参见郝铁川：《法治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邓小平关于变官本位为民本位的论述》，载《中国法学》1996年3期，第4-6页。）地位有了质的变化，因而与行政主体的相互关系也有了质的变化。在市场活动领域中，传统的权力与服从关系已经打破，一定意义的自由关系已经形成。其中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不能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活动，企业可以抵制政府的乱摊派等行为。这类社会关系已经得到企业法、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确认。许多以行政主体履行义务而行政相对人享有权利为特征的新型法律关系形式在市场经济中已经产生形成了。

第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实行政企分开，健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制度。政治体制改革使得过去行政管理中以官本位、一言堂、权力高度集中并由行政主体强迫服从、以及行政主体不承担责任为特点的行政关系得到根本性转变，行政管理公平、公正、公开并接受监督的实践逐步展开，形成或期待形成行政决定过程中的民主协商关系、对行政活动的监督关系等。这类社会关系被包括行政复议条例、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等在内的大量法律、法规所确认和设定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法律关系、对行政活动实施各种事后监督的法律关系、行政主体对受害人的行政赔偿法律关系等均已逐步固定化。这使得行政相对人的政治权利、民利在宪法原则基础上极大地被丰富化、具体化了。行政相对人所广泛享有的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行政听证的权利等等，无一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后新型社会关系法律化的具体结果。

第三，由改革所带来的行政活动内容和方式的变化及发展，也促成了一系列与行政活动有关联的社会关系的变动。体制改革使政府转变职能后，其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经济活动统管一切的状况已不存在，其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的检查监督”，（注：：《加快改革开放和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由此使行政活动从内容到方式都有变化，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行政活动减少，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间接管理方式增强，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的领域扩展，服务行政的比例不断扩大；政府对经济予以宏观调控所应有的政策、信息引导功能则强化了行政指导的用途。此外，在新体制运行中许多管理问题已不宜再沿用传统的命令——服从的行政手段解决，行政合同等方式的运用也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些导致行政服务关系的广泛出现，也导致了行政合同关系、行政指导关系等的逐步产生。上述关系作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都带来了行政法上法律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行政法律关系就是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形式。过去由于政治、经济体制以及行政管理思想观念上的原因，对行政管理偏重强调于其“管束”的特性，僵化地认为它就是单一的命令与服从、强制与被强制。随着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以及行政管理的合理化、化，当今中国行政管理已有了重大变化。行政管理已不是仅能从命令与服从的方式上来理解把握的，在内容上，它不仅是指为建立一定秩序而实行的必要管束活动，而且还包括了大量、具体的服务活动——为保障和增进人民群众的权益、福祉服务。“管理就是服务”这句已被人们所熟悉的口号就道出了这一内容。在方式上，它更不等于单一的命令和强制，作为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职能达到行政目的所进行的活动，它可以并应当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命令、强制式管理，也包括引导、合作式管理等等。由此，当代中国的行政管理关系是多种形态的，这也决定了行政法律关系也有着多样化的形式。

二、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多样化形式

根据改革以来的现实状况，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多样化形式可以作以下几个主要种类的概括。

1.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直接管理关系。这是人们已很熟悉的“行政主体权力——行政相对人义务”的关系形式，它以命令与执行，决定与服从，强制与被强制为基本特征，是一种不对等的、以行政主体为主导地位的行政法律关系形式。它主要发生于行政决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管理活动中。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建立稳定的秩序，这种直接管理关系当然有其必要性，对此无需赘言。但是，这种从过去存续至今的法律关系形式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应当看到它自身已有了重大的变化，它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绝对化：即行政主体一方对行政相对人一方具有绝对的、无条件的支配性。目前，除应急状态外，绝对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已不能够单独地成立，即在正常情况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并不是绝对的命令与服从关系。民主制度的发展完善，行政活动公开、公平、公正以及行政科学化的要求，使这种权力与义务的关系必须与一定的程序监督关系配套才能运行，这种运行上的变化既保证行政主体必要的管理正常进行，又大大削弱、减少了它过去易于出现的专横性，使之得以完善、合理。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命令、决定的权力时，必须同时在行政程序上履行对行政相对人表明身份、说明理由以及举行听证等义务，而行政相对人在履行实体服从义务之前则先在程序上有了解、申辨等权利，否则，这种行政主体权力——行政相对人义务的行政法律关系尚不能合法地形成。

2.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宏观调控关系。这是一种未得到行政法学界关注和认真研究的法律关系形式，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所形成的新型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笔者试提出一点初步看法。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也有宏观调控活动，但传统型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是合一的。政府同企业是一种严格的纵向调控组织系统，政府和主管部门是企业的领导机关，企业不是经济行为主体而是政企合一的行政组织的末梢，政府及主管部门对企业的领导人员、劳动力、物力和财力等各个方面都进行指挥和控制，运用各种指令性计划指标，规定各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范围、生产经营方向以及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的数量与质量等，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这样，宏观调控实际上又成了直接的行政命令关系。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政府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并通过制定有关调控政策，如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利用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参数的变动，作用于市场，通过市场中介作用，引导微观经济行为，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注：赵锡斌、邹薇、庄子银著：《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政府的宏观调控不是直接、具体的行政命令和强制，而是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作用于市场引导市场主体的微观经济行为。由此，这是真正的间接管理，即政府从宏观上调控市场，市场作为中介以经济利益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这种由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所形成的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给行政法学界研究行政法律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从行政法上讲，政府宏观调控是一种特定的行政职权行为，但这种职权运用又不直接与市场主体服从的义务相对应。政府通过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来调控市场，市场的运行以经济利益诱导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已不是权利义务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模式。即政府拥有和行使宏观调控权，市场主体具有并行使经营自，或者说是经济行为的自由选择权。市场主体经营自主，已无服从政府决定的义务（政府也不能对它们的具体生产、经营作出决定），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属性，又往往使它们必然要选择与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相适应的经济行为，否则在市场活动中它就会减少甚至得不到自己应有的经济利益。上述这种关系模式十分有待于行政法学界深入地研究。

3.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服务关系。这是“行政主体义务（职责）——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一种关系形式，它以提供服务与享有服务，予以保障与获得保障，授予利益与获得利益为基本特征，这可以说是另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关系形式，但这种关系是以相对人为主导地位的。在中国当代行政管理中，服务一词可以有两种内涵，一种是指全部行政管理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从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行政机关的公仆地位角度来讲的。从行政活动的政治方向和宗旨这一点上看，它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理解还不是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角度的。另一种是指行政管理中的具体服务活动，即行政主体履行职责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授益。这里所论及的服务就是这后一种意义上的服务。由这种服务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服务法律关系。服务关系多体现在行政扶持、行政救助和保护等一类行政活动中。行政扶持、行政救助和保护是行政机关基于其法定职责，对一定对象在特定情况下所实施的扶持、帮助、援救和保护，都属于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对行政相对人所提供的直接服务。行政服务法律关系有其特殊性：从得到服务的对象一方讲，获得行政机关的服务是公民和组织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在我国，公民和组织在遇到特殊困难或者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救助的权利。如我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残疾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对特定对象获得服务的权利也都作了具体规定。从提供服务的行政机关一方来讲，作出具体的服务则是行政机关行政职能的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的职责之一。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决定了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和组织提供某类专门的服务是行政机关的日常性工作。国家法律对行政机关的这类服务职责也作了具体相应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义务就明确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它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当然，国家行政机关对公民等相对一方提供直接服务并非只是改革之后才出现的，但过去多限于救灾优抚的民政管理范围，远远没有改革及政府转变职能后的今天这样广泛。当今的行政服务领域已大大扩展，如政府对某类企业因调整产业结构或扭亏增盈等而提供的政策、资金、信息扶持和帮助，为吸引外资而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各种服务；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的服务；为扶贫服务；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的服务；为普及义务对失学儿童提供的帮助等等。此外，许多行政机关还推行了各种类型的服务电话制度、服务承诺制度等。同时，由于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行政服务的法定职责性也越来越明确，它已逐步由过去的职业道德范畴形成为具有法定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关系，如行政复议条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的，都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4.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关系。这是“行政主体权利——行政相对人义务和行政相对人权利——行政主体义务”的新型双向对应关系的形式。它以双方权利义务趋向均衡，并通过双方平等协商来达成某种权利义务关系为其基本特征。这种合作关系形式以发生于行政合同、行政委托活动为典型。行政合同、行政委托需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有共同的意思表示才能成立和有效，其中行政主体一方虽有一定的优益权，但在基本地位上不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是相互平等合作的关系。此外，行政主体以一定利益取得行政相对人的某种配合也可看作是双方合作关系的一种。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为得到一些对象的积极配合、协助，承诺以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行政相对人履行配合的义务后，也就取得了获得该利益的权利。从一定意义讲，这与行政合同有相同之处。

5.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指导关系。这也是一种很值得研究探讨的行政法律关系。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讲，有些行政指导关系也是一种“行政主体义务（职责）——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法律关系形式，它以行政主体履行指导的职责和行政相对人享有受益权利与选择权利为基本特征。这种关系主要发生在行政指导活动中。

这里有必要讨论行政指导关系是不是法律关系的问题。对行政指导，我们不能只看到行政主体一方的非强迫性和行政相对人一方的非义务性，过去认识行政指导关系时，通常没有认为它是法律关系就因为行政指导对行政相对人没有强制力，即行政相对人没有接受行政指导的法定义务，这就不受约束而不能形成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因行政指导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可以借助美国法学家韦斯利·霍菲尔德的法律概念学说来重新认识。霍菲尔德认为广义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都是权利与义务的单一形式，而是有几对关系，包括：权利（狭义的）与义务（狭义的）；特权与无权利；权力与责任：豁免与无权能。（注：参见霍菲尔德：《司法推理中的基本法律概念和其他论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27年版。）霍菲尔德在此揭示出了法律关系形式的丰富性。从这样的角度，笔者认为对因行政指导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认识：

第一，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理职能而具有的一种特有权力，即只有行政主体具有，他人不能具有、也不能破坏。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机关正常行使这种权力，他人虽没有服从的义务，但却具有不得代替、干预和破坏的义务；第二，行政指导同时又是行政机关的职责（义务），如为了组织发展农业经济、避免灾害，指导科学种田就是有关行政机关的应有法定职责，而行政相对人则有权利从国家获得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导向性建议或信息。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接受指导，只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权利，而不是拒绝履行什么义务，正因为此，行政指导对他们是不具有强制性的。但如果行政相对人自觉接受了指导，行政主体还有义务给予行政相对人因此应得的优惠或奖励。这就是说，行政相对人还进一步具有因接受指导而得到相应利益的权利。行政主体应予指导而不指导，或者应兑现指导中承诺的利益而不兑现，那就是未履行应有的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行政相对人不接受指导只是放弃权利和未来应得利益的问题。这里的行政指导法律关系已不是传统的行政命令与相对人服从的行政法律关系形式，而是一种行政主体履行职责（义务）与相对人享有权利的行政法律关系形式。

6.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赔偿关系。这是又一种“行政主体义务——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新型关系形式，它以行政主体履行赔偿义务，行政相对人获得权利或恢复权利为基本特征。这种关系过去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自我国国家赔偿法将其专列为行政赔偿之后，它就纳入了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其有着不同于民事赔偿关系的特殊性。

7.除上述几种行政法律关系的形式之外，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还有一种特别的形式，这就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监督行政关系形式。这是“法定国家监督机关以及行政相对人权力（权利）——行政主体义务”的一种关系形式，它以法律监督机关及行政相对人行使法定监督权力（权利），行政主体接受监督，履行说明理由及举证义务为基本特点。这可以说是又一种不对等的权利与义务法律关系形式，这种关系是以监督一方为主导地位的。这种关系广泛地存在于权力机关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活动过程。其主要包括：第一，行政相对人与权力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关系；第二，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如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等）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关系；第三，行政相对人与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关系；第四，行政相对人与行政审判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关系。当然，有些法律监督机关也可以单独、直接对行政主体行使监督权力，如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但有些法律监督机关则要与行政相对人合并一起对行政主体行使监督权力和权利，其中法律监督机关监督权力的行使是由行政相对人先行使监督权利而启动的，如行政相对人的复议申请权与复议机关的复议裁决权，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诉讼权与人民法院的审理裁判权。这后一类监督在现实生活中更为普遍和常用，形成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监督行政关系形式。在这种监督关系中，我们不能将行政相对人放在可有可无、不起作用的位置上，否则，就漠视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法定地位。监督行政的关系从行政法角度看是由行政法调整的，但从其他角度看同时也是受宪法、诉讼法调整的，如权力机关和行政审判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关系，同时也就是宪法关系与诉讼法关系。以上就是对中国当代行政法律关系多样化状况的简略归纳。从该法律关系种类的总体状况来看，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在明显增长，监督法律关系则明显强化，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的配置趋向均衡，同时，它也体现出了行政活动的内容已越来越丰富，方式也越来越民主化、公开化和合理化。

三、当代行政关系的主要特征

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有了多样形式的变化，使得我们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应当有新的认识，以准确反映这些变化结果，揭示行政法律关系与其他类型法律关系的区别，正确认识行政法律关系自身质的规定性。对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过去行政法学界已有概括，笔者将在此基础上结合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化情况作出说明。

笔者认为，对、变化中的中国当代行政法律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其主要特征：

1.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恒定性与多样性特征。这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方面的特征。主体的恒定性是指在行政法律关系的各方当事人之中，必有一方是行政主体。这是其他法律关系所不具有的。对此，行政法学界早已作过揭示，在此无须展开。但主体的多样性却是过去未予充分注意的。行政法律关系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必然会形成主体的多样性结果，改变过去行政主体单一管理主体、行政相对人单一被管理主体的格局。主体的多样性，是指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身分和性质上的呈显多样的属性。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一方现已兼具多种法律身分和性质，包括执行主体（执行权力机关的法律、决议、决定），行政立法主体（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管理主体（以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方式管理行政相对人），服务主体（服务于行政相对人），受监督的主体（接受各种监督主体的监督），赔偿主体（对受害人赔偿损失）等等。同一主体兼具如此之多的法律身分与性质是其他法律关系中没有的。与此相应，同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主体在法律身分和性质上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被管理者，有受服务者，有监督者和合作者等等。

2.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对应但不对等性特征。这是行政法律关系在方面的特征，它也是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相比而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的对应，指主体双方相互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不允许存在一方只行使权利而另一方只履行义务的情况。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权利义务的对应并不是指权利义务的对等。权利义务的对应要求主体相互之间行使了权利，又要履行义务，反之亦然。权利义务的对等则进一步要求主体双方相互的权利义务是等值等量（或基本等值等量）的，如民事活动中的等价有偿就是权利义务对等的具体体现。我国有的民法学者在比较民事法律关系的对等性与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等性时，往往只从行使权利的同时应履行相应的义务的角度来理解对等。他们提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一般是对等的。通常情况下，一方取得权利必须以承担相应的义务为前提，不允许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只承担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否则，即违反了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平等的要求。”（注：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这种对等在说明民事权利义务上也许是正确的，但他们却以此来区别说明行政法律关系（注：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似乎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等就是说在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中，有一方只享有权利不履行义务，而另一方则只具有义务不享有权利。其实这种“不对等”在当代行政法律关系中是没有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主体各方也都要既行使权利又履行义务，并不存在只享有权利的一方或只履行义务的一方。如行政主体一方面对行政相对人行使行政处罚的权力，同时又要履行说明理由、允许申辩以及接受监督的义务。行政法律关系不对等的真正含意并不在此，在此需将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对应与权利义务的对等加以区分，否则难以对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对等性与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作清楚的比较说明。行政法律关系的不对等性，指主体双方虽对应地相互既享有权利又履行义务，但由于各自权利义务的质量不同而不能等质等量。从质的方面讲，双方各自权利义务的性质完全不同；从量的方面讲，双方各自权利义务的量也不相等。由于权利义务性质不同，也就无法等质衡量，更不是进行等价交换的活动。这与民事法律关系有重大差别。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各方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在公民或法人之间，一方所具有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另一方同样也具有，因为民事主体双方在法律身份和性质上属于同一类型。加之民事活动中的商品交换要求等价有偿，因而民事法律关系只能是对等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因质量不同而形成不对等。这种不对等通常表现为：当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实施服务性活动，或者受到监督主体的监督时，它的义务又远远大于或多于它的权力，反之，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如此。双方在任何一种具体的权利义务的相互回应中，都不是也不能是等价交换。过去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实施管束的单一不对等，发展变化后的行政法律关系则又形成一系列新的、各种形式的不对等，如行政主体无偿为行政相对人提供行政服务的不对等、行政主体受监督主体监督的不对等。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各方的权利义务性质不同，这些不对等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消除，只能在总体上形成结构性的平衡。

3.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力和权利运行有限性特征。相对于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权利而言，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力和权利的运行都有更明显的限制性。其中，行政权力、国家监督权力运行的限制性表现为这些权力不能随意处分，而公民一方权利的行使则不具有绝对的自由。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主体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国家机关，其拥有并行使的都是国家权力。如国家权力机关在这种关系中行使的是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行政主体行使的是行政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司法权，国家行政审判机关行使的是行政审判权（亦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权）。这些权力都属于国家，是作为国家的主人——全体人民赋予的，它完全不同于个人、团体的私权利，不能由掌握有这种权力的某个国家机关自身随意处分，如不能放弃、转让等，在应当运用时必须运用，在不应当运用时则不得运用。这是由其权力的性质使然。由这一特征，决定了这种权力对拥有它的国家机关来说，又是一种责任或义务。这就是行政学界已的“权利义务的重合”，（注：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即一种权利同时又是一种义务。如行政主体征税，对纳税人来讲，它是行政主体对其行使的一种权力，对国家来讲，它又是行政主体对国家应有的责任即义务。行政主体不能放弃这种权力，放弃了就是对国家的失职。由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中，属于国家权力的一部分不能处分，因而又使得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通常对权利义务的许多不能相互约定，如不能约定权利义务的多少，不能约定权利义务的实现方式，不能约定权利义务的具体种类等等。而民事法律关系中，由于民事主体双方对自己的权利有着完全意思自治的处分权，因而能够就相互权利义务问题作出约定。

公民等一方的权利虽属于个人，但其在行政活动中的运行相对于在民事活动中的运行来讲，自由程度有一定的差别。公民的权利在民事活动中针对另一民事主体时，是完全自由的，不应受任何妨碍，但在对行政主体时，由于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因而只能是相对自由的，即在一定条件下应受行政主体制约。如公民的人身权利对另一公民来讲是不能受任何侵害的，而对行政主体而言只能要求不受非法的侵害。行政主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依法制约公民的人身，如在公民违法时行政主体可以对其拘留，在特定环境中行政主体可以对公民合法地进行强制性人身检查，如机场安检和卫生检疫，而这些在民事主体之间是绝对禁止的。可见公民权利在民事活动中的自由度明显大于在行政活动中的自由度。这是两类活动性质不同的结果，也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质量不同的结果。公民权利在行政活动中的自由度相对有限，进一步表明了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不对等，这导致公民权利受行政主体制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极大，而且还不能一概地否定这种制约，因为行政主体的制约行为有合法和非法的区分，这必使在行政法上对行政主体的监督问题显得比较突出。在保障法律关系正常运转、保护其中一方当事人（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而对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实施监督方面，再没有任何一种部门法像行政法这样突出：建构全面的监督体系，规定多种监督方式，确立广泛的监督行政法律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国内外许多行政法学者将行政法单纯理解为“控制行政机关权力”的“控权法”。监督活动的多途径、多形式形成了在解决公民一方不服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纠纷案件上，既可单独通过权力机关的特别监督方式解决，也可单独通过行政机关或专门的行政裁判机构以行政程序即“准司法程序”解决，还可单独通过司法机关以司法程序解决，或者先经行政机关或专门的行政裁判机构的行政程序，最后再由司法机关按司法程序解决。对于这种特别的解决法律关系纠纷的方式，过去行政法学界将其归纳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现在看来这其实不够确切。因为，第一，解决权利义务纠纷的，并不是行政法律关系本身，解决方法的特有性并不等同于行政法律关系自身的特征，后者是事物内在的、特有的、本质的东西，前者只是人们根据后者的特性而针对后者设置的专门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解决行政法律关系纠纷方法的特有性是由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所引起的，正是因有后者才决定了有前者。如果将解决行政法律关系纠纷的专门方式当作行政法律关系本身的特征，则就只表述了结果而未揭示根源，只看到现象而不是把握了本质。

4.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性特征。当代中国行政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使我们看到了其具有及时变动性的重要特征。行政管理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生活，行政事务纷繁多变，行政由过去以保障秩序为主导的消极行政，变化为既要保障秩序，又要富于建设的多元功能行政，此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有着许多的发展、变化，这要求行政法的调整应当及时，因而形成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性特征。与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等所具有的稳定性和长久性相比，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动显然更多、更快一些。

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性，体现行政法律关系的设定比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设定更灵活和及时：第一，行政法律关系的及时变动使之难以由立法机关用统一的法典全面、长期地设定，这已被各国的立法实践所证明。取而代之的就是以更多的方式来灵活设定。如它表现为既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行政法律加以设定，也可由立法机关规定行政机关的权限，由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行政立法方式来设定。第二，行政法律关系的设立周期较短，一旦新的社会关系出现而又有必要由行政法加以调整，行政立法就要尽快作出反映，及时地予以确认或肯定，行政立法也正是有简便、及时的长处而能广泛得到。第三，许多情况下，已设定的行政法律关系存续期不长，一旦社会生活有了变化而已设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与之不相适应，就需要立即废止或修改，新的行政法律关系出现得十分频繁。

以上就是对行政法律关系特征的简略概括，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行政法律关系具有本质属性的诸层面问题。

发展变化中的中国行政法律关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从行政法学科的看，行政法律关系问题本是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的基础理论之一，它对行政法的一般范畴和应用具有指导作用。但现有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还未完全与改革后的中国当代行政法律关系的现实相应，因而对行政法律关系的揭示还较为粗略且不够准确，如未能细致地认识该法律关系丰富的内容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对现有行政法上法律关系种类的说明与对行政行为种类的划分明显不能吻合，对行政法律关系特征的概括不够确切，等等。基础理论的这些问题使之缺乏科学性，也不能正确指导行政法的一般范畴和应用。因此，在学科理论建设的意义上，我们当然有必要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行政法律关系问题，对其作出科学的说明，以完善行政法律关系的理论。

政法文化论文篇8

受到我国传统社会历史行为模式的影响，我国教育管理的法治化建设从起初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高校的实际行政管理工作既没有形成依法管理的习惯，也缺乏相应的法律管理依据，导致我国高校行政管理的法治化发展出现了众多的问题。

（一）教育立法相对滞后，无法满足现代高校行政管理的需要

虽然我国立法机关出于法治教育管理的需要已经为教育行政管理制定了一些法律规范，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法律文件中的一些条文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高校行政管理发展的需要，也有一些条文过于片面单一，无法对行政管理问题进行全面合理的处理。我国政府于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仅对高校教育行政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原则做了简要规定，指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权限，虽然也对高校行政管理起到了一定的法律制约作用，但是由于其缺少具体实施方面的细则，在具体管理实践中还需要借助其他相关法律规范的原则来共同解决问题，甚至被一些其他的地方性政策取而代之。然而，地方性政策的法律约束力不强，在一定程度上会给行政管理的实施造成一定的混乱。

（二）高校教育行政管理的理念相对落后

高校行政管理的实施主体法律意识一般相对薄弱，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很难将法律规范作为日常行政管理活动的最高行为准则，尚未形成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管理纠纷的意识，致使学校自身在行政管理方面制定的制度规定与国家法律相冲突，对管理工作的良性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限制。甚至由于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职业道德水平相对较低，导致工作人员在日常的行政管理中常常会为了管理方便而省略一些看似不必要的管理程序，致使其在处罚一些具有不当行为的学生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例如，在对学生做开除学籍的行政处罚时，我国现行的法律明确规定要为当事人提供执行裁定的相关异议权，但是高校在具体问题的处理实践中大多对这一权力进行忽视，进而损害了学生的合法权力。

（三）高校教育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相对陈旧

随着社会经济和时代的发展，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本应该追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发展创新，但是与教育发展设想不符的是，我国还有许多高校仍然采取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导致学校行政管理与学生利益相冲突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抑制高校的全面发展。同时，我国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也没有为高校的内部行政管理设置相应的法律援助机构，致使学生在受到了不良行政管理的危害后，无法在校内得到相关帮助，只能求助于社会法律机关，这就造成了针对我国高校行政管理问题的民事诉讼案件数量直线上升。所以，制定完备的适用于当前高校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也是现阶段进行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建设的主要问题，只有健全教育法律体系，才能保证高校行政管理有法可依。

二、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对策

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建设的本质在于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的优化建设，在高校教育行政管理法治化的实际建设过程中，建设方法和途径是多维度的，本文重点从高校行政管理的制度建设、法律依据建设和权力监督机制建设这几个方面对高校行政管理法治化建设进行探讨。

（一）完善高校行政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1完善高校行政管理中的学籍管理制度高校作为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的地方，学生是高校行政管理的主体，所以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依法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人格权等与教育管理相关的人身权力，即使对学生实施处罚，也要在查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按照正当的行政处罚程序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处分。但是，我国部分高校对学生做出相应的处分时，调查程序过于简单草率，甚至因为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将学生开除学籍，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危害。所以，高校一定要在行政管理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学籍管理制度，让相关人员在对学生进行重大处分时有法可依，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2建立科学合理的学生听证制度现阶段，随着我国教育和政治的发展，高校行政管理中学校和学生之间的主体关系已经由传统的管理和被管理逐渐地演变为当今的行政和民事法律方面的关系，这种涉及到行政问题和民事问题的关系的处理必须要有相应的监督。所以，在行政管理中引入学生听证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首先，学生听证制度可以体现学校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利于为行政管理创造良好的管理环境；其次，听证制度的开展可以帮助学生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法治精神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要求，是高校行政公平、公开管理的一种表现。3完善行政管理申诉制度高校行政管理申诉制度是高校救济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合法权益的维护有着重要的帮助。我国教育机构于2005颁布的高校申诉制度方面的管理规定对这项制度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和运行机构等做出了细致的论述，对于我国高校申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所以，在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中普及申诉制度不仅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学生的问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相关司法资源，稳定高校的政治环境。

（二）完善行政管理的法律依据

国家为了提高高校行政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赋予了高校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自主管理学校相关事务的权力。但是，由于我国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行政管理很多地方的法规还存在一定的空白，致使学校实际施行的行政管理由于缺少相应法律制度的规范而引发众多的纠纷。所以，必须对现有的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做进一步的管理和完善，特别注意要对行政管理权的可行使范围、总体程序和具体实施办法做出相对具体、细致的规定。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和其本身所在地的政府和教育主管机构相结合，根据高校具体的发展状况，在不违背我国基本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为高校行政管理制定地方性的相关法规。既要从组织立法的方面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限进行限制，也要对高校教育内部行政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规范做出明确的规定，促使所有管理实践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受到法律的规范。只有这样，高校的行政管理才能逐渐向着法治化方向发展。

（三）完善高校行政管理中的权力监督机制

要保证高校行政管理发挥民主的性质，真正地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就要在保证公开管理的基础上接受高校全体学生的监督，既能体现我国行政法规对权力的制约和要求，又能促进高校行政管理的健康发展。而对于监督机制的完善来说，一般可以根据高校的实际发展状况，从权力监督渠道的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对监督渠道的深度进行强化，行政监督作为行政管理法律化的一项重要保证，其具体工作的实施，一定不能隔靴搔痒，要对重点问题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的监督，使监督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益；其次，要扩大监督渠道的广度，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的层级负责制度，使管理工作层层相扣，有秩序、有规划地进行，逐步激发工作人员权力监督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发挥出监督队伍的最大价值。现阶段，我国高校行政管理的法治化建设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但是随着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问题在相关研究部门的积极探索下必将得到解决，行政管理的法治化建设也会日渐完善，真正地使我国高校行政管理水平能够满足现代化教育发展的需要，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