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思想范文

责任伦理思想篇1

【关键词】德鲁克 管理思想 责任伦理 社会责任

德鲁克一生不仅深刻揭示了企业管理的本质，而且还扮演着社会生态学家的角色去关注社会的健康，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完整的生态系统中去研究管理，而不割裂其中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德鲁克明确指出，“在未来社会中，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要平衡企业的三种角色――经济组织、人力组织以及作用日益重要的社会组织。”以上三种任何一种角色的强化，都会使另外二种角色的作用相对弱化，单独采取上述三种模式的任何一种都是不完善的。”从责任伦理的视角来看待和思考德鲁克的企业管理思想，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对今天我们思考企业管理实践、制定企业宏观战略方针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1 作为社会经济器官的企业绩效观

组织作为社会的器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独立生存于社会系统之外，任何一个机构存在于社会系统中都要执行其自身的特殊职能，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器官，其职能就是发挥自身的经济效能。因此，企业必须要树立绩效责任观以及正确管理本企业绩效的意识。这是任何一个工商企业都必须处理好的首要问题。

1.1企业绩效责任观

在企业绩效观上，德鲁克借用德国社会哲学家沃尔特・拉特锱的思想，即用责任来代替利润。

德鲁克谈到，近来，很多工商业人士倾向于为利润辩解，但这恰恰反映出他们所做的愚蠢的工作――特别是对他们自己来说。这是因为：只要人们在谈论利润动机和利润最大化这些无意义的话，都无法为利润找到正当的理由并证明其合理性。德鲁克很明确：“利润是经济和社会所必须的，所以无需为利润辩解，相反，工商业人士应该感到不安的、需要表示歉意的是：未能为各种经济和社会职能提供恰当的利润”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德鲁克并不主张企业利润一定要实现最大化，因为它并不意味着企业经营结构的最优化，德鲁克倡导利润的最优化，即要平衡企业现在和未来，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协调以及可持续发展。

1.2对绩效的管理

如何有效地承担绩效责任，德鲁克认为要对绩效进行管理。德鲁克强调企业的绩效责任并不意味着企业超出其能力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反之，企业也必须实现一定的利润盈余，以保证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于绩效，必须要有一个最低利润率。

2 人本主义追求的企业价值观

德鲁克分析了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工作与劳动力本身发生的变化，提出必须把“对人的管理”从一种“成本中心”和一项“问题”变成为对人的正确领导。同时指出：“人是我们最大的资产”。德鲁克对人的关心和重视是贯穿其管理思想的一条主线。人本主义也是其管理思想的价值追求。这一追求从以下二个层面展开：德鲁克首先确立了以人作为组织核心的管理人文观，随后提出建立积极的个人与组织统一的和谐观。

2.1人作为组织核心的管理人文观

德鲁克把人作为组织核心的管理人文观首先体现在管理者层面：德鲁克提出组织是社会的器官，管理者是组织的器官。管理者有责任把每个员工的特长组织起来，使平凡的人在组织中发挥不平凡的作用。德鲁克非常强调管理依托的只是每个平凡的人，并不是只有少数精英抑或是天才才能担负管理的责任。德鲁克同时强调作为管理者必须有效，并且其有效性是可以学会的，每个平凡的人只要在实践中不断历练，养成正确的管理习惯，每个人都可以胜任管理者的角色。

2.2个人与组织统一的和谐观

德鲁克认为，古典管理学派偏重于以工作为中心，忽视了人性的积极一面；行为学派反过来过分强调人的需求，忽视了工作本身的要求。为此，德鲁克提出目标管理原则，统一了以工作和人为中心的双重目标，即满足了员工在工作上的个人需求，也能更好地实现组织的目标。目标管理原则强调员工的自我管理，强调员工的使命责任的意识。

3 社会责任取向的企业伦理观

德鲁克认为企业占有大量的资源，对社会影响很大，必须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项企业目标。他在《管理的实践》中率先提出：“社会责任是企业应该设定的目标之一。”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使命篇）》中明确地提出：“管理的第三项任务，就是处理对社会的影响与承担社会责任。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独立生存并以自身之存在为存在目的的；每个组织都是社会的一个器官，而且也是为了社会而存在的，企业也不例外。自由企业不能因为它是企业，就证明它是好的，只有能对社会有益才能证明它是好的。”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器官，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3.1合宜的社会责任

德鲁克认为：“无论是一个企业、一家医院还是一所大学，任何组织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可能产生于以下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另一个领域是社会本身的问题。第一个领域讨论的，是一个机构对社会做了些什么事情：第二个领域所讨论的，是一个机构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事情。”德鲁克认为前一个领域，企业无条件要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实际上对企业而言，这是一个义务性的伦理指令。对于第二个领域，德鲁克认为企业要努力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对企业有利的机会。相比于上一层次的义务性的伦理指令，这实际上是一个提倡性的伦理原则。

3.2“绝不明知其有害而为之”的基本伦理信条

专业人员的首要责任是什么？德鲁克说早在2500年以前就已经在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中明确指出了，即“绝不明知其有害而为之”。

责任伦理思想篇2

关键词：汉斯·忧那思；责任伦理思想；最主要代表作

中图分类号：B56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0—0173—07

一

在我国伦理学理论界和相关道德建设实践领域，随着“责任伦理”之日益广泛的传播，西方责任伦理之举世公认的代表人物汉斯·忧那思（Hans Jonas，以下简称“忧那思”）的责任伦理思想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高度关注和重视的对象，有关忧那思的责任伦理的出自我国学者的思想成果亦日渐丰硕。这些成果的问世，无疑繁荣了我国伦理学理论研究，促进了我国伦理学界和相关伦理道德建设实践领域的人们对忧那思责任伦理思想的了解和认识，有益于我国伦理学界和相关道德建设实践界批判地借鉴当代国外有影响的伦理思想成果。同时，笔者也发现：由于种种或客观或主观的复杂原因，在事关准确解读和把握忧那思责任伦理思想的某些问题上，我国学者的上述思想成果中所体现出的某些认识似乎还存在着缺欠精准之处，从而不利于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忧那思的责任伦理思想。本文仅就其中在对忧那思责任伦理思想之最主要代表作的认识上存在的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抛砖引玉。

二

作为在韦伯之后最先对西方责任伦理做出较为系统深入的理论建构的西方责任伦理代表人物。忧那思的责任伦理思想正如忧那思本人在1979年德文版的《责任原则：探求一种适合技术文明的伦理学》（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versuch einer Ethik fur die technologische Zivilization，以下简称为“DPV”）和1984年英文版的《责任的命令——探求一种适合技术时代的伦理学》（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以下简称“TIR”）中分别做的介绍所表明的那样，是有其逐渐形成和推进的过程的：因而，出自忧那思之手的反映其责任伦理思想的论著——亦即其责任伦理代表作——绝非唯一。那么，其中哪篇论著是堪称最明确、系统、深入地表达忧那思责任伦理最终思想成果的论著呢？也就是说，忧那思的哪篇论著是其责任伦理思想之最主要的代表作呢？对于这个问题，以往国内伦理学界许多研究者们似乎都持同一说法：忧那思责任伦理之最主要的代表作。就是前面提到的DPV或TIR。

众所周知，在公认的现代汉语习惯中，“最”这个词通常用来或“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或事物”、或表示居于“没有能比得上的”地位；因而，堪当“最”的称呼者，应该是唯一的。照此严格说来，“最能够集中、系统、明确地表达忧那思责任伦理最终思想成果的论著”或“忧那思责任伦理之最主要的代表作”应该说的是确定的某一本论著。但是，为什么却说忧那思责任伦理之最主要的代表作“是DPV或TIR”呢？“是DPV或TIR”，这种说法显然意味着DPV和TIR都是忧那思责任伦理最主要代表作，这不是明显与“最”所应有的唯一性相抵触、从而明显不符合公认的现代汉语习惯吗？原来，以往国内伦理学界持上述说法的学者们之所以持上述说法，是因为这些学者普遍以为：TIR是DPV的英文译本，两者之间的差别仅仅只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文本语种方面的区别，并无思想内容和见解上的不同，因而就二者所论问题和对所论问题的思想见解来说，实际上完全是同一本书，所以才可以说忧那思责任伦理最主要的代表作“是DPV或TIR”。至于国内伦理学界有关研究者们为什么会以为TIR是DPV的英译本，窃以为：可能既有研究者们自身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其中客观原因也许更主要一些。从主观方面来讲，持上述说法的研究者们可能并未亲自对DPV和TIR加以有比较的通篇研读：从客观方面来讲，可能是由于TIR封面和版权页等处有关文字的误导作用使然——因为，第一，在TIR的封面和封二上，确实在书名和作者姓名之后注有“translated by Hans Jonas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David Heer”（“由汉斯·忧那思与大卫·黑尔协作翻译”）的字样；第二，在TIR的版权页上，确实也于该书书名主标题“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之后另起一行，写有“translation of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责任原则》的翻译本”）这样的字样。一方面是TIR上述地方明明写着TIR是DPV的英文译本，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者们自己并未对DPV和TIR做通篇比较研读，只是根据TIR中的上述有关文字来做判断，那么，就自然会以为“TIR只是DPV的英译本”。

责任伦理思想篇3

关键词　科学发展　责任伦理学　预测知识　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人类最辉煌的成就，莫过于现代科技的产生，它帮助人类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梦想，促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也给人类带来了全球性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两极分化，都成了人类深深的困扰，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面对目前的生存境况，人类开始反思，于是“科学发展”的问题应运而生。德裔美国学者汉斯·约纳斯怀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提出了他的“责任伦理学”。它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未来人的关系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本体论和价值观上对人的地位的科学阐述

责任伦理学在本体论上的立场十分鲜明，那就是人的理念，人的理念求人类必须存在下去，这是责任伦理学的逻辑起点。需要强调的是，责任伦理学的本体论强调人类的整体性，这里既包括了当前处于各种制度下人，也包括还没有出生的未来人，这样责任伦理学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双重要求，这一点就与“科学发展”的理念相一致了。“科学发展”的首要原则是“以人为本”，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的终极目的，所以，发展也就必须关注世界共同利益，遵循普遍受益原则，强调代内与代际的公平。

责任伦理学在强调人的存在的基础上正视自然价值，这就客观上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同时又没有落入生物中心主义的旋涡内，所以它具有鲜明和科学的立足点。而“科学发展”虽然以人的生存和需要为根本目的，但是也是以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思想，它一方面以人为中心，以人的需要为尺度，从人的利益出发，另一方面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又以尊重和保护自然的平等原则为前提。也就是说人类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要以不改变自然界的基本秩序为限度，公正地处理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顺应自然之道，维护生态环境，珍惜资源，珍爱生命。约纳斯一直强调的，他一直“致力于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不是通过贬低人，相反，而是抬高动物与植物。”豍应该说责任伦理学是本体论上意义上的以人为本，而价值观上则更加强调客观价值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它认为作为主体，人不应该只看到自己所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更应该承担起主体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责任伦理学中，一个人的地位决定了他所应负责任的多少，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地位高的人要比地位低于他的人负更多的责任，同样，这条原则也可以应用于整个自然界。由于人是自然界中的最高结晶，所以理应担负起关照自然界、关照未来人的责任，这一点义不容辞。也就是说，在责任伦理学中，“以人为本”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是从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前景出发，以人为本位；一是强调人作为责任主体应该担负起保护自然、关照未来人的责任。而“科学发展”除了强调人的发展以外，还要求人用清醒与自明的实践理性反省和批判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具备合理性和自律性，也就是说，人类自身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一点上责任伦理学对“科学发展”理念也应该是有所启发的。

二、时空观上的远距离思考

“科学发展”其实预设了这样一个世界观，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极限的，非平衡的动态世界里，在这个动态世界里空间位的扩大与否，将会影响时间的延续。“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而人本身就具有三维空间和三维时间的内涵：从空间的角度讲，他包括外在的宇宙空间、内在的心理空间和现实的社会空间这三维空间；从时间的角度讲，他又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维时间。“科学发展”要求人类积极地协同自然—经济—社会的综合系统，达到在不超越环境的承载力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资源永续、社会进步。所以在实践中，需要以上各个发展要素在空间域上的协调发展来实现时间域上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使人无论在时间域上还是空间域上都能够全面、自由的发展。

责任伦理学恰巧拓展了伦理学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从时间上讲，人类不仅应当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还要对未发生的事情提前负责，用这种观点对整个人类的命运进行考量，则人类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未来人的影响，所以要对自己现在的行为负责。这样，他就把传统伦理学的时间维度由过去和现在拓展到将来。在空间上，责任伦理学强调我们不仅要对人类自身负责，而且要对动物、植物，对所有生命体负责，对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负责，因为人与世界是融为一体的。这样看来，它通过“责任”从空间上将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时间上将现代人与未来人联系在一起，强调整个人类的延续性。而人类的存在是最根本的，绝对不能拿人类的整体命运来开玩笑，所以从根源上讲，空间的和谐是为了时间上的延续。我们可以看出，在时空观上，责任伦理学与“科学发展”理念是相当一致的。

三、方法论上强调预测知识的重要性

通过预测知识启发原理知识和实践知识是责任伦理学的理论特点之一，正是这一特点使责任伦理学具有了一种前瞻性和关护性。预测知识是原理知识的一个重要依据，原理知识既要从哲学的高度对伦理学基础进行论证，同时也要通过预测知识了解未来的处境，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使实践知识通过这种判断对今天的行为起作用。

预测知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是一种可能的知识，而未来的情景可能包含有多种可能性。对于这种情况，做最坏的打算，未雨绸缪总比盲目乐观的做法更明智一些。所以，正是由于预测知识的这种不确定性，对恶的预测要优先于对善的预测，预测知识更需要凶兆，需要对人不利的信息，以通过对这些凶兆的畏怯来使我们自己确保人的真正形象，避免人类在科技面前走向异化。

责任伦理思想篇4

食品安全内在的包含了人们对个体生命的崇敬，所以食品安全不仅是一个技术名词，它更是一个社会群体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体现。企业作为食品安全问题的行为主体，对于如何看待利益与道德的关系、如何协调内外部发展等伦理难题的认知，决定着食品安全问题的走向。随着近年来问题果冻、三鹿奶粉、违禁使用苏丹红、瘦肉精等恶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事件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为人们敲响了警钟，关乎到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得到妥善的解决。深入剖析这些食品安全问题事件，不难看出，企业伦理价值观扭曲、企业社会责任模糊与企业缺乏伦理规范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内在根源。从企业伦理角度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势在必行。针对上述原因，笔者提出以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企业伦理价值观建设

食品企业的伦理价值指的是企业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伦理规范的一种企业价值观总和。树立正确的企业伦理价值观，能够促进企业之间和谐的竞争环境，保障市场经济的和谐有序健康发展。食品企业正确伦理价值观的树立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培养企业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认知能力。企业认知是行动的基础，培养食品企业对于马克思伦理观的认知能力应该首先树立其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对于事情的发生的善恶道德进行正确判断；其次培养食品企业对于企业和外界社会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比如认识到食品企业和自然应该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应该保护自然环境，同时身为食品企业应当以人为本，保护使用者的生命安全。认识到企业和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应该将实现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的结合起来，这也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下对集体主义的诠释。在对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真正的从主观上保证了食品安全生产的诉求。

第二、培养企业自主进行伦理价值行为的能力。食品企业的伦理价值观的形成虽然是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产物，但也必须是出于其自主的判断。企业对社会事物自发进行善恶的判断、对经营中自发的担当起社会责任、在追逐利益的同时自觉地保护环境，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等，这些都是企业自主性的表现形式。只有是其自主的产物，才能够真正的培养起坚持下来的动力，从而真正的传承下去，保证食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培养企业对于企业伦理价值观的发展目标。食品企业的伦理价值观是企业的行为准则和内在的企业文化的结合，它指导着食品企业的经营行为、引导着食品企业的发展方向。树立马克思主义伦理观应该作为食品企业的发展目标之一，编入企业发展规划。从而真正引起企业发展的重视，避免在发展中过于重视追逐利益而忽视了自身的道德价值的构建，产生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追逐利益应与凝聚团结的氛围、担当起社会的责任互相结合，以便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实施企业伦理常态化建设，促进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一）建立企业责任报告制度

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是指通过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进行定期的考察，并出具报告，从而实现反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所有能反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力和水平的所有要素，主要包括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企业和相关企业的合作或者竞争关系，企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企业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要素的选择必须具有真实性、全面性和关联性的特点，真实而全面的反映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促进企业伦理建设，确保食品安全生产。首先，建立企业责任报告制度通过编制报告的形式对于食品企业一段时间内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自查，从而确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情况，对于优点进行继承和发展，对于进行改正，从而提高自身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其次通过向社会公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促进社会对于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更引导着社会风气向更加负责的方向发展。

（二）打造企业伦理竞争力

随着信息时代下社会关注度的愈发提高，食品企业伦理失范行为自身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会越来越严重。哪怕一次的企业伦理失范行为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与之相对的，企业在伦理方面的一次优异表现就可以为企业自身营造良好的声誉，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将良好企业伦理表现作为企业竞争力既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培育和打造食品企业伦理竞争力，是保证食品安全生产的有效途径。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实践活动建设企业伦理的过程。要打造食品企业的伦理竞争力，企业就必须从自身的点滴做起，以企业伦理竞争观念作为行动准则，通过不断的反思和总结培养伦理能力，打造出具有深厚根基的企业伦理竞争力。

三、完善企业伦理规范建设，发挥各方协同作用

（一）外部推动企业伦理系统建设

食品企业伦理建设的主体既包括食品企业自身，还包括政府、竞争合作者、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具体对于食品企业建设的多维主体而言，就是必须强调协调配合，通过主体间沟通的加强使各方密切配合和协作，共同建设食品企业伦理体系。

第一，加强主体间的互信与监督。食品企业伦理建设的多维主体既要互相信任和借鉴，以取长补短、营造良好的共同建设氛围，又要相互监督，避免损害实现共同目标的事件发生。第二，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多维主体间应当消除阻隔，畅通信息传递的渠道以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实现充分的信息共享。这样，各主体就可以相互分享和借鉴对于食品企业伦理建设的经验、成果与教训。第三，共享建设资源，多维主体的建设资源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共享利用有益于资源的节约，也有益于企业伦理建设的持续进行。第四，立体式协同，多维主体要将原有的平面合作模式拓展为协同空间更广泛、协同面更大的立体式协同模式如图所示。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努力，可以实现食品企业伦理建设多维主体一协同的不断优化，从而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二）内部优化企业本身的伦理管理与教育

1.增进企业伦理管理

企业的伦理管理是将伦理作为重要的考评依据引入到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充分的发挥企业的伦理特性。企业的伦理管理能够确定企业管理的内核，使得企业的管理符合道德的要求，必须重视。

将食品企业的伦理管理融入到企业的管理过程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首先，将企业的伦理融入到企业管理的计划中去。管理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制定管理计划，计划的制定要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能够实现企业效率的提高的同时促进企业形象的确立；其次，将企业的伦理融入到管理的决策中去。企业的决策掌握的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因此在企业的管理者做出决策的时候遵循企业伦理的要求，就能够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再次，企业伦理融入到管理的组织中去。企业组织的有效建立和协调发展能够有效的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在企业组织的设置和修改的时候将企业的伦理作为其原则参考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第四，将企业的伦理通入到管理的协调中区。协调是企业管理过程中对不合理状态的调整过程，因为协调本身是基于利益冲突产生的，所以这一过程容易越过伦理规范的界限，所以要将伦理规范融入到其中，保障其不发生问题。因此通过全方位、立体性的企业伦理管理对接才能够真正的提高企业伦理的整体水平。

2.创立学习型企业组织

学习型企业组织，顾名思义就是企业为通过对内外部环境的分析来明确自身的发展优势和劣势，并对企业外部具有价值的知识信息进行吸收，在企业内部进行学习和转化而建立的组织。其目的是不断增强优势、弥补劣势。在现代企业中，学习型企业组织是是保持企业持续散发活力的重要因素，为企业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具体的做法是，以企业自身为主导在内部创立学习型企业组织，并以此提高企业的实践能力。同时，食品企业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并使学习更具有系统性和目的性。之后，随着这种实践和学习的深入，食品企业的思想觉悟和知识水平都会相应提高。此时，再将企业伦理的内容融入到学习中，即可事半功倍、使食品企业的伦理建设取得良好的效果。

3.强化食品企业思想政治教育

食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需要依企业内部和外部形成合力，共同完成。针对国有食品企业及一些规模较大且内部设有党组织的民营食品企业，主要是利用其内部的力量，充分发挥党组织队企业的领导作用，定期自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小和微型民营食品企业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这些企业往往组织架构比较简单，并不设有内部的党政领导部门。所以针对这些企业，就要充分利用外部力量，由政府的相关部门为主导对食品企业进行教育，通过教育和组织交流活动逐步增强食品企业的思想政治意识，达到提高其思想政治觉悟的目的。

责任伦理思想篇5

【关键词】 社会责任 领导力 责任型领导

【作者简介】 周勇，武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系主任，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领导科学优秀中青年专家。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与企业伦理（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12-0031-04

一、责任型领导：概念及内涵

责任型领导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重新思考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背景下的一个领导概念，它至少包含了两个部分的涵义――社会责任和领导。从理论上来看，责任型领导来自于领导伦理学、发展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系统理论等方面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和理解领导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动态过程。作为一个理论建构，责任型领导理论可以有效整合企业社会责任、伦理和领导等理论。2005年 Doh & Stumpf 在其编辑的《全球商业中责任型领导及治理手册》一书中正式定义了“责任型领导”概念 （Pless，2007） 。 他们认为伦理、社会责任、领导、治理等概念已经越来越经常在课堂和会议中听到，也越来越经常出现在杂志和报纸的头版上，然而对这些重要概念间的关系还缺乏密切的注意。在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责任型领导是“一种与组织内外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培养和维持信任关系以及共同协调有责任的行为以实现一个有意义的、共同享有的商业愿景的艺术和能力”（Maak&Pless，2006，2011；Maak，2007）。在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责任型领导是“通过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与组织内外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达成互信、合作和稳定的互惠关系网，通过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以共享的愿景和协调各方的责任型行为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及各方共同利益” （宋继文等，2009）。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们发现，不同的界定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显示出责任型领导的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有效性（effectiveness）。即责任型领导必须是有效的，能展示领导的影响力，有效影响员工心甘情愿地为实现组织目标做出努力与贡献（Hind，Wilson & Lenssen，2009）。二是伦理性（ethics）。即责任型领导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基本的权力和义务，不违背道德与伦理规范的，不仅如此，责任型领导通过其以身作则的当责行为，有效地影响下属从事社会责任行为；而且，责任型领导能带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责任型领导尊重多样性，能通过开放式的沟通了解并协调组织内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并与之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创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Hind，Wilson & Lenssen，2009）。三是持续性（endurance）。即责任型领导必须是不仅与组织内其他成员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而且更加强调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培养平等诚信，互惠互利，长期稳定的关系，将自身的行为社会化，使组织在合乎道德要求的条件下，与利益各方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总之，由于全球性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需要对领导有新的理解。责任型领导是建立在公民政治自治和实践推理的理想基础上的一个程序概念（Voegtlin，2012）。理想的责任型领导行为超越了领导者―追随者的二元交互模式，而是包含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是一种领导者―利益相关者的交互模式。责任型领导会根据合法性的争论来评价冲突性利益，并通过理性协商来解决冲突性利益。此外，责任型领导是一个基于道德、价值观的规范性现象，责任型领导与人沟通交往时能综合运用情绪智力和伦理智力，其决策和行为是符合伦理、有效且可持续的（Maak&Pless，2006b；Maak，2007）。责任型领导的行为必须是有效的、符合道德伦理的、可以持续的（Depree，1989，1997；Trevion，Brown&Hartmann，2003）。

二、时代呼唤责任型领导

1. 责任型领导是领导角色转变的迫切需要

目前，领导理论和实践正在面临着来自金融危机、日益增加的社会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越来越表明政府是无法单独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此社会要求组织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Hansen，2008）。在社会转型期，组织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瞬息万变，组织的经营也会遭遇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压力引致的各种困局。从食品安全到动车事故，从大桥垮塌到煤矿透水，从校车追尾到楼房质量，一幕幕责任缺失的案例的不断呈现，公众呼吁组织承担社会责任，时代呼唤勇于当责的责任型领导。对于任何组织的领导者来说，责任管理是时代对领导者素质和思想境界的巨大挑战。领导者角色的转变首先是思想的转变，当组织出现问题的时候，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能审时度势，坚守自己的岗位，带领组织成员走出困境。责任型领导者不再是以往的权利的象征，他们和追随者之间已经实现了从“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转换为“责任互动”的全新理念。这就对管理者的思想和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者必须认识到自己对追随者负责，才能让他们愿意去承担责任，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因此，责任型领导是新时期领导角色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是现代领导者努力的方向。

2. 责任型领导是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的重要条件

组织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保证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是组织是否能留住人才的关键。提倡民主参与制和对员工负责的领导，能让员工感受到组织的尊重和被团队需要的满足感，从而大大增强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忠诚度。责任型领导能在组织内创造一个团结共进，工作负责的文化氛围，更能得到员工的信任，提升组织绩效，实现有效领导。现代组织中，技术型和知识型员工比例越来越大，他们更注重管理者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动力和信心。一个对员工负责的领导，会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职业发展纳入自己的责任范围，提供给员工更多的自和自我领导力以及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员工对组织缺乏忠诚，就不会用心地去对待工作、积极地面对困难，发生事故后就倾向于逃避和推诿，甚至可能出卖组织去获得短暂的利益，给组织造成巨大的损失。一旦组织生存困难，这样的员工就急于跳槽而不会与组织共渡难关。责任型领导更能让员工拥有忠诚的品质，同时也让员工的忠诚和责任达到统一。

3. 责任型领导是组织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

面对日益凸显的社会、道德、环境、公益形象等问题，履行社会责任是组织管理发展的时代潮流，是组织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而组织行为是领导风格的体现，领导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责任型领导对组织的社会行为会产生正确的引导。以典型的企业组织为例，企业的经营活动必然是以商业利润为目标的，而企业要充分考虑自身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任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对领导者个人素质和管理决策的挑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得不到物质上的任何奖励，甚至会遇到各方面的压力；而企业创造的经济利润，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政府的认可和重视。面对这样的难题，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应该将社会责任看成一项投资，企业正是因为承担了社会责任而存在和发展。对公众负责的企业自然能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企业品牌价值，从而促进了企业的稳定发展和持续运营。负责任的领导是能对企业生产的产品制定标准化的流程，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进行严格地监管，避免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领导；负责任的领导是诚实守信，和商业伙伴公平交易，营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的领导；负责任的领导是致力于环境保护，节约社会资源的领导。总之，对社会责任深刻理解的过程就责任型领导行为执行的过程。

三、责任型领导的三项修炼

1. 培育伦理意识

在一个全球化利益相关者社会里，有伦理思维的领导能清楚地分析自己的行为将会维护谁的利益，将利益和道德做出适当的权衡。相较于法律而言，责任是一种道德的自觉。法律赋予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只能起到最基本的规范，有助于抑恶，而对扬善作用有限，容易让大多数领导者缺乏主观能动性而沉湎于对最低限度责任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责任是对领导者的一种被动的责任，甚至会让领导者刻意去回避责任，而无视公共利益。与法律对领导者行为的约束相比，领导伦理更注重领导者的素质和内涵。对于现代的领导者，领导者的伦理观念应该成为领导能力的重要指标，即除了需要技能、才智和胆识外，对责任信念和尊重社会需要的坚持，是领导者必不可少的意识。诚然，一个具有伦理意识的人，在利益面前不一定能有道德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伦理分析和思辨能力，他就不可能事事都能考虑到他人的权益。强调领导者的伦理意识，就是将领导者培养成在提高财政效益的同时，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造就领导者的个人素养和独特魅力。将伦理思维植根于心，做到廉洁奉公、诚信敬业，这是对责任型领导的客观要求。因此，领导者伦理意识的培育是对领导者法律责任的补充与提升，使领导者能够超越法律的基本规定，将自我利益和社会利益、责任和伦理协调统一。

2. 创造共享氛围

创造共享氛围即创造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享的组织文化，并通过组织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建立，传递价值共享的组织文化。这种组织文化的生成与影响作用的发挥的首先条件是要构建互责互信的伦理氛围。组织伦理氛围（ organizational ethical climate）是组织在处理伦理问题上的特征， 也是组织成员在什么是符合伦理的行为和应该如何处理伦理问题两方面所形成的共同感知（Victor，Cullen；1987）。组织领导者可以通过政策法规、执行激励等过程影响、引导和控制组织伦理氛围的作用强度和发展方向。领导者对组织氛围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塑造，能够为组织伦理氛围的形成建立必需的文化环境和伦理价值基础，为伦理型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延续发展提供持续性的伦理价值资源，保证组织成员符合组织伦理要求的工作行为和组织的正常形成发展。

领导者清晰地划分责任问题和界定责任行为有助于减少责任问题的模糊性。对责任问题的情境和处理责任问题的方式给予清晰的界定也有利于形成组织伦理氛围的正确方向。领导者在组织日常运营中明确组织伦理要求，在组织面临伦理困境时做出清晰、明确选择，这些都有助于组织成员养成符合组织伦理要求的行为习惯，在面临伦理选择时避免模糊和失误（侯亚丁，2010）。在基于价值共享的互责互信的组织伦理氛围中， 组织成员不仅关心组织内部利益还关心受到自己决策影响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决策时能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决策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影响， 并试图追求各方利益的平衡，进而能够有效实现责任型领导。

3. 传递责任形象

领导者的行为是组织成员行为的样板， 组织成员会在各种实践中仿效领导者的行为。领导者的行为是传达期望、价值观和基本假设等文化和组织气氛的重要途径。领导者为责任行为设立了榜样，并且他们的行为影响着其追随者的责任行为和组织伦理气氛的形成。研究表明，领导者的角色模型作用对员工的责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直接上级和管理者的行为更是如此。社会学习理论为领导行为影响员工的责任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人学习方式之一就是观察他人的行为和行为后果。如果被观察到的行为产生了好的效果，那么在合适的场合下，观察者也会做出这种行为。因此，员工视领导者的行为为可接受的行为标准。组织领导者是组织成员天生的行为示范者。当组织成员面临伦理困境或伦理选择时， 其首要参照对象为其直接领导。在伦理行为上， 组织领导者的价值取向直接向组织成员传达组织伦理规范及要求，清晰表达组织伦理价值，进而和组织伦理规则一起形成组织员工伦理行为的基本环境和参照系。良好的领导责任行为示范， 能够潜移默化地向组织成员内化组织伦理规范， 培养组织成员正确的伦理行为习惯。

责任型领导如何传递责任形象呢？一方面，组织领导在管理实践中通过身体力行的示范效用将自身的价值观和责任标准向组织成员渗透， 从而可能有效影响员工接受并按照该标准行事（吴红梅，2005）。第二，责任型领导者可以通过培训等方式传递责任形象。责任绝不应该视为公司CEO或高层管理团队的专有知识。责任必须尽可能地在整个公司广泛传播，所以各级员工都应该得到如何提升责任心的培训。因此，培养分布式领导力是责任型领导者的最大职责。在公司上下培育责任心，将使组织能够灵活地、创造性地应对任何情况，员工们经常可以通过观察榜样的行为而提升责任心。第三，责任型领导还必须能够以一种人人都理解的方式传达信息、传递责任形象。而创作、讲述和分享责任故事是一种传递形象与思想的重要方法。责任故事可以帮助员工从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经历中获得自我认知。当然，要有效地运用故事或隐喻，领导者必须学会看清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之间，自己与别人之间，或现在与过去或未来之间的关系。最后，责任型领导还会尽可能与更多的人交谈与交流，对沟通表现出高度的关注与投入，因为从领导的意义上讲，积极主动的沟通是传递形象与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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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伦理思想篇6

〔关键词〕儒家角色伦理学；主体性；关系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016-06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安乐哲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著述颇丰，成就卓越，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儒家角色伦理学”是安教授立足当代语境，运用并诠释先秦儒家思想，为回应时代的问题与困惑而做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它不仅对于西方人深入了解儒家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于中国儒家学者反观自身，重新理解儒家思想具有启发意义。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学以人为中心，在主体性的动态化的重新理解基础上，揭示“道”、“仁”、“和”的内涵。其次，儒家角色伦理学批判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人的价值与意义不能脱离关系而实现。第三，儒家角色伦理学基于社群主义的立场，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提出儒家的民主思想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思想资源。儒家角色伦理呼吁建立一种有责任感的、积极的主体意识，引领人们不断到回到关系性的存在之中，在反思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自觉地承担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协调不同角色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不断追求卓越，实现自身的最好可能，并且促进群体的和谐。但是，角色伦理学在处理个体性与关系性的紧张关系时，依旧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

一、儒家角色伦理学对主体性的动态化理解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凸显了儒家思想的动态化的特征。在《儒家角色伦理学》〔1〕一书中，表示动态过程的-ing形式非常多见，比如“human becoming”、“a flourishing harmony”、“Taoing”、“Rening”等等。安乐哲通过使用这些生成性、过程性的词语形式，表现儒家思想中动态的、非凝固化的思想特征。

角色伦理学对于儒家思想的动态化特征的揭示，着重体现在对主体的动态化理解之上。首先，儒家角色伦理学强调人的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不同于西方目的论传统的主体性思维。人不是既定的being，而是不断成长的human becoming。儒家强调“成人”、“做人”，主体不是现成的存在，而是不断生成、不断成长的动态的主体。

其二，这种动态的主体性具有诸多可能性和创造性。在基督教思想中，人是由上帝创造并规定的。人的创造是对于上帝所赋予的力量和才能的彰显。在儒家思想中，人是自主创造，其创造性是可变通的创造。人的可能性与潜在性是可以不断被激发与发挥的。因此儒家强调修身，强调“下学而上达”。正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人作为主体可以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

第三，人可以为自己立法，确立道德规范。在上帝为中心的宇宙论，上帝是过程以前的一个实在。道德原则是被规定的，不能被创造。而在儒家思想之中，道德不只是理性，也是情感的，是需要主体想象性地参与到他者的感受之中，从而建立的伦理原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道不是已经存在的实存，道是在人的活动中生成的。

安乐者将“道”翻译成“the way”，这种翻译体现了人对于道路的发现、探询和创造。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道也是被人建构的，并不是凝固化的形而上的抽象之物。“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道”是由主体发现并确立的，并且在主体的实践中不断生成、涌动的。

第四，由动态化的主体确立的儒家的“仁”，并不是凝固化的理念，也不是教条化的行为准则，而是一种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流动的亲亲之爱，是在角色关系中生成的仁爱之情。安教授认为，仁与人同音，在对“仁”的理解上，需要一种对人的叙事的理解，而非分析的理解。当“仁在一个更为抽象的意义上被提及时，它是一种开放性的一般化的意义，脱离了完美行为的特定的历史语境，而非提及一些固有的、必须的元素，这些才是作为人类整体的称之为人之‘存在’的特有的本质。这种假设认为仁是在人与周围模范的互动行为中被不断熏染和教化后形成了一整套的自己的行动，而不是按照抽象的道德原则去行动。作为动名词的人――作为从前的动词性名词――我们是我们所做，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一起做或不做。”〔2〕

这里对儒家“仁”的理解非常具有创造性。“仁”并非是一种形而上的凝固化的义理，并非柏拉图的“理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在人与人之间友善行动中生成与流动的爱之显现。它并非是一种概念，也不是一种规范，而是由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生发出来的爱的力量。在儒家思想中，家庭之爱是爱的源发之地。一个人出生在家庭之中，在家人的爱护之中长大。也就在这种家庭的爱的教育中，人学会了爱自己和爱别人。我们是在被爱中，学会了爱别人。自爱是爱人的基础，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第五，由动态的主体促成的儒家的“和”也是动态的。在儒家思想，“耻”、“恕”都是从家庭开始建立的他者感，即自己站在他者的立场上，从别人的角度审视自身、理解别人。安乐哲将“义”理解为最恰当的选择、最恰当的行事。同时，“义”也是意义的“义”。意义是选择最恰当的可能性的效果显现。意义是我们在想象、创造中生成的。在社群共同体之中，人们通过遵守“礼”以实现总体的和谐。这种“和”并不是一种凝固化的状态，而是不断由人们在关系之中，存着仁爱之心，根据“义”，去做合“义”的行为而促成的一种动态的和谐状态。

二、强调关系性的存在：儒家角色伦理学对个人主义的批判

儒家角色伦理学虽然是一种具有强烈的主体性特征的理论，但是角色伦理学的主体性的意涵又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义的观点。个人主义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随着人的主体性的逐渐确立，不断显豁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随着法国大革命、德国的浪漫主义的改造与影响，在美国最终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以及个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在美国，“单个人的权利、自由、心理和精神的发展构成了所有社会限制和法律的最高目的。”〔3〕个人主义高扬个人的独立、唯一的同时，也带来了道德生活的危机。“这种危机在20世纪以后便在西方社会全面的蔓延开来：人们从不可通约的前提中推演出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以合理的逻辑论证来确保其正当性，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普遍价值的缺失、情感主义的盛行，这一切都直接导致人们道德生活的碎片化和道德准则的相对化。”〔4〕

安乐哲认为，这种个人主义继续为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而且它加剧恶化了在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人类显而易见的不平等。正是基于个人主义的道德危机与政治后果，安乐哲教授在儒家思想中汲取资源，提出了应对个人主义思想局限的儒家角色伦理学理论。

首次，儒家角色伦理重新对“个人”给出了界定。它强调个人并非是孤立、与他者隔绝的存在，而是关系性的存在。个人主义将人定位为不相关联的、自治的、理性的、自由的，时时自利的个体。安乐哲注意到，“古典中国传统设定人是某个行为者（does），而不是某个身份者（is）。个人即是其如何在一个人的共同体环境下处事。”〔5〕他强调共同环境对个人行为的促成作用，即个人不能脱离他者与环境而成就自身。安乐哲还注意到，“君子的‘君’以其同源‘群’来定义并且发音相近。正如《论语》所强调的那样：‘德不孤，必有邻。’”〔6〕

对个人的理解，其实要根据其相互关联的联系来理解，这种联系构成了个人的和谐关系的具体模式。人不能被理解成独立于其行动之外的行为者，而是在行为过程之中所构建的角色与关系而界定的。安乐哲认为，儒家对个人的理解是包含了多种社会角色的一个复合体，“正是这些角色的质素聚合成了一个人的身份，也构成了这个人的自我。创立自我的并不是扮演角色，个人扮演恰当的角色。”〔7〕

第二，儒家的角色伦理学强调人是关系性的存在。个人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忽略了人是关系性的存在，即马克思所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儒家角色伦理学主张，个人应当回到人际关系之中，并且应当“踏踏实实地逐步提升具体的人际关系”。儒家认为人具有复杂而生动的社会关系，并把人看成是动静复合的概念，这是一种对人的深刻的经验理解。儒家角色伦理是从对人的理解这一点上开始挑战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要从整体性角度解释人的意义。“我们不是在分离的感觉中的个体，而是互相关联的人，并且在生活中具有多重角色，而这些多重角色组成了我们是谁，这也决定我们去追求卓越和美德。换言之，我们每个人是这些角色的集合，我们是对我们周围人的辅助。〔8〕

关系性的存在决定个体的意义与价值。拉康认为，自我是由他者给出的。自我的意义与价值也是由他者给出的。“一般情况下，意义不是唯我论的。通常，当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周围的人们意味着某种东西时，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也意味着某种东西。通过对于其他人成为内在地有价值的，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也成为内在地有价值的。”〔9〕个体的意义与价值不能脱离他者与群体而实现。

第三，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种注重道德德性的理论。它从人的关系性构成开始，将家庭角色和关系作为发展完善道德的进入点。角色伦理学开始的起点是家庭关系。为了促进德行，角色伦理正是从家庭内部的个人修身出发，向外扩展，从具体、局部的关系扩展到广泛的关系，并使这种由家庭内部培养的道德与情感不断推己及人，成为增强社会联系的纽带。

第四，从如何定义人开始思考的儒家角色伦理学，突破了单子型的思考方式，而是从网状的关系型来思考问题，由此发现角色伦理学具有积极的意义。角色伦理学洞察了儒学的思考都是基于群体性的，重视交互主体性。并不是从单个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是立足于群体和整体，是在捋顺整体的关系型思考之中，关注个体权利与幸福的思考方式。

但是，安乐哲的角色伦理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当代社会生活，每个人都扮演着多重角色，不同角色身上会担负着不同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而事实上，这些不同的角色之间是存在冲突的，时常难以都给与保全。如何协调不同角色之间的冲突是儒家角色伦理学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第二，过分强调关系，会滋生腐败和裙带关系的发生。自我会为了迎合关系而遵循某种潜规则，从而难以坚持道德律令。第三，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鼓励人们不断超越自己的局限与现状，为追求更好、更高的可能性不断努力。儒家“君子不器”的思想，强调的是人不能成为凝固的物化的存在者。在关系中的角色伦理并不是固定不变。人总是有超越自身的可能。即使在家庭伦理关系中，角色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当父母年老体衰需要被人照顾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其实更像是孩子，而成年的子女更像是扮演着父母的角色。而儒家角色伦理学更多的是强调遵从现有的角色伦理与行为规范，对于人的自我超越则着墨不多。

三、儒家角色伦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不仅关乎伦理问题，也涉及政治哲学问题。当代西方英美国家政治哲学家关注的核心议题都是围绕自由主义民主而展开的讨论。“个人权利、机会平等、民主的公民资格等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为哲学论辩提供了依据。”〔10〕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将个人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种族和性别的平等、作为公平的正义、机会的平等、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等等这些原则作为前提，同时，“它还设法动用国家权力支持和强化这些原则，并且禁止会危害这些原则行为或常规”〔11〕。这些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价值与意义。但是自由主义也存在诸多问题。

与当代自由主义相抗衡理论之一是社群主义。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社群主义之所以批评自由主义，不是因为自由主义对于自我及其利益所作的解释，而是因为自由主义忽略了要有效实现那些利益所必须的社会条件。其二，相较于自由主义关注保护个人的公民自由和利益，社群主义更加关注社会制度，关注是否具有营造伦理共同体感的能力。其三，社群主义者担心现代社会越来越突出的目的多样性对于社会团结的影响以及对群体实现共享目标的影响。社群主义者“不相信社会团结可以只靠对正义的共享这样一种弱纽带来维系”〔12〕。

儒家角色伦理学持有一种社群主义立场，审视并批评自由主义。安乐哲认为，“自由主义者把自己的理论奠基于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观念之上，而忽略了个人自由与福祉的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得以可能。一旦我们承认人对于社会的依赖，我们就有义务把社会的共同利益置于与个人的自由权利共同重要的地位。”〔13〕儒家角色伦理学强调共同体和环境对个体的重要意义。它“反对任何将个体身份与经验世界相分离的理论。它超越和突破了‘思想’与‘语言’，而是进入经验，找出实际的经验语境中人的身份，通过人们在适当得体（体）的角色和关系（礼）中的演化发展。”〔14〕

在共享的社群中，个人对自由的认识绝不仅仅停留在“不受约束”的层面上。“社群主义的民主认为，人的自由身份意味着在社群中成长，并在社群需要时随时修正个体的行为。在社群需要时，能够随时修正个体行为的能力恰恰是自治的精髓所在。”〔15〕安乐哲欣赏桑德尔的观点，主张对于个人的培养，应当回归到地区性的教育之中。先从一个非强制性的、自主的社群中形成，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更为复杂的生活领域中去。

西方世界往往对中国的民主化进行多有诟病。而安乐哲认为，西方世界对中国民主的批评是不公正。他们“要么从明确的经济利益出发，并不为人民实际的民主利益考虑；要么含糊其辞地从当代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出发，不切实际地加以发挥。”〔16〕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促成真正意义上民主，个人主义是民主社群的大敌。人们往往认为儒家的思想与民主格格不入，没有民主价值。而安乐哲认为当代美国所追求独立自由的自我的观念，恰恰不利于民主的实现。而中国“先贤的民主”思想会对世界的民主思想供一种有益民主的资源。

安乐哲注意到，“儒家民主主义的中心是关于人类社群的民主思想，而不是政治或政府本身。”〔17〕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人类社群的“民”是天下国家的根本。儒家思想强调道德先于刑法，而这正是任何社群主义民主价值观的基石。

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是围绕个人与社会、私人与公众、自然法与成文法、权利与义务、国家的强制力、正义观念等问题展开讨论的。而儒家思想关注的是个人修养与社会公德、传统礼教的功能。安乐哲认为先秦儒家思想与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首先，人是具体环境下的人。“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义民主模式那样，把‘手段和目的’做严格区分，将社会作为实现人目的的一种手段，也不像集体主义模式那样，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种手段。儒家思想中，家庭模式的特权和义务是不可分割的，扩展到家庭以外的范围，就成了合理政治统治的基础。”〔18〕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也是在对“礼”的执行之中不断明晰和强化的。安乐哲认为，中国的“天”和“道”要与将社群用“礼”统一在一起，从而追求公共善的目标。

我们回到儒家角色伦理学以及其对于正义地生活的假设，它确实提供了行为的指导原则，但不只是倾向于抽象的原则、价值或者美德。它主要面向家庭和社会角色，这些角色是与我们的存在相关的，相比较于干巴巴的抽象理论来说，是更为有益的。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社群生活中的经验之中，我们对于兄弟、女儿，或朋友等具体角色有着直觉的洞察。角色伦理学为如何更为有益的行为提供一种指导，为正确的行动提供一种解释，探寻适应人类行为的不可回避的复杂性。儒家角色伦理学以将清晰的现实观察为指导基础，不以正义、勇气、节制等抽象的原则为依据。这才更为重要，并且能够感受到礼在我们具体的角色和关系中的适当性，这更为具体的提示着我们，为了正义地行事，下一步我们应当做什么。〔19〕

尽管儒家角色伦理学强调不存在独立于关系性存在的个体，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人确实存在个体意识，比如独立思考、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个体总是会在关系之中对关系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本身无疑是个体性的。注重关系性存在的角色伦理学潜藏的危险在于，个人会因为过于注重关系而压制，乃至丧失个人的独立判断，往往会身不由己地为了迎合关系上的和谐而放弃自身的独立原则，甚至良心道德。“人云亦云”、“难得糊涂”、“明哲保身”、“沉默的大多数”“皇帝的新装”式的谎话等等，都是为了在关系中求生存而做出的自保行为。而正是这些沉默与从众，使得整体的关系愈来愈恶化，潜规则也由此横生。

注重关系的角色伦理存在的另一种潜在危险在于，整体的声音大于个体的声音，会忽略和压抑个体的诉求。个体的权利难以在整体性的关系性得以保证，甚至会受到压抑。个人的独立精神和道德良心的反思能力如何在关系性的存在中得以保存和生长，是儒家角色伦理学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四、角色伦理的当代意义

在当代生活中，随着主体意识的不断凸显，人们更加重视和强调主体自身的自由和权利，但人们对个体自由意志的张扬和权利意识的扩张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责任和义务的践履，忽略或者妨碍了他人的自由与权利。马克思曾经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的。”〔20〕

“角色伦理既包括客观存在的社会伦理关系对特定角色所规定的实然责任和本分，也包括社会对角色的期望，即应然的道德义务和角色伦理精神，其核心是角色责任和角色本分。”〔21〕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角色伦理责任主要包括家庭角色责任、职业角色责任、公民角色责任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包含着自我的多重角色，而不同的角色之间存在着责任与义务的冲突。如何捋顺多重角色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成就关系性的和谐，是一个需要每个人都不断思考与修行的课题。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对认识自我，认识自身与他者、世界的联系具有一种启示意义。儒家角色伦理学呼吁建立一种有责任感的、积极的主体意识。儒家角色伦理学能够让人们重新认识和反思自己的角色身份，并且能够引领人们不断回到关系性的存在之中，在反思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自发自觉地承担与协调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追求卓越，实现自身的最好可能，并且能够促进群体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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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伦理思想篇7

当前，高校部分大学生存在综合素质不高、责任意识淡化、责任观念缺失、责任能力不足等问题，在校期间意志消沉，情感萎靡；考试作弊、抽烟酗酒、虚荣攀比，整天沉溺于虚幻的网络世界，以谈恋爱来消磨时光；对于班级、同学、成功和失败都无所谓；对周围的一切都感觉毫无意义，集中呈现出无兴趣、无目标、无所谓、无意义的“四无”价值观念。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转型期对责任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冲击，又有学校和家庭对社会伦理责任教育引导的欠缺，更与学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有关。要想唤醒高校学生的责任心、培养责任感、增强责任意识、提高责任能力，就必须实施立体化的社会伦理责任教育策略，这既是高校学生自身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时展的要求，更是国家实现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一、课堂教学贯穿社会伦理责任教育

1.思想政治课教学要突出社会伦理责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学生责任意识、加强社会伦理责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首先要根据高校学生的年级、成长需要、时代的变化，深化社会伦理责任教育内容，突出“生命责任、行为责任、成才责任、回馈责任和职业责任”的知识灌输教育。其次要针对教育内容联系实际少、理论大而空的现象，在理论课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惑，并加以引导。通过讲解和分析，帮助学生分清是非，引起思索。

2.专业课教学要渗透社会伦理责任教育。WWw.133229.COM目前，社会伦理责任教育大多是通过思想政治课教学进行的，但在专业课教学中普遍缺乏责任内容的渗透，造成社会伦理责任教育与专业教学的分离。实践证明：社会伦理责任教育作为职业素质的重要内容，与各专业是紧密相连的。各专业教师应把专业的科学性与社会伦理责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任教育融合统一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使社会伦理责任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课堂教学中，融入学生的思想意识中。

二、增强实践活动引领社会伦理责任教育

1.在校内实习基地中体会社会伦理责任教育。高校校内实习基地的建立和完善为学生提供了近似真实的客观场景。通过在技能训练过程中实行企业化教学，在工作项目中引进企业管理模式，在工作岗位中制定工作项目管理制度等环节，让学生在“学中做、做中学”，掌握责任内容，体会责任意识，养成责任习惯。如可以在校内实习基地进行仿真工作，实行8小时工作制，严格考核与训练制度，让学生在专业实践中领悟责任对个人、企业形象乃至生存的重要性，逐步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和职业责任，实现由“高校学生”向“准职业人”的过渡。

2.在顶岗实习中践行社会伦理责任教育。通过企业顶岗实习，让学生真切体验到企业真实的生产和工作环境，在磨炼学生专业技能的基础上，使其了解本专业的岗位职责要求，学习企业的理念和目标，适应企业的职业风格和竞争规则，并在内心认同企业职业形象和身份，自觉接受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企业也要安排优秀的员工做实习学生的指导教师，运用鲜活的实例，通过言传身教，调动学生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关心企业质量的自觉性，养成严格按照企业生产规则和工艺流程工作的规范性，树立诚实守信，质量第一、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企业的向心力。通过实践体验，使大学生在“职业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角色转换中，形成坚定的责任意志，养成良好的责任习惯，实现由“准职业人”“准社会人”向“职业人”“社会人”的转变。

三、优秀群体引领社会伦理责任教育

1.以优秀教师的人格来感染学生。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学生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作为教师不但要以言立教，更要以身示范。信念坚定、业务精湛、尊师爱生、淡泊名利的优秀教师群体正是以自己高度的责任感催发学生的责任感，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他们的人格感染着学生，他们的言行让学生真正懂得：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种性格；具有责任心的性格，就会收获金色的人生。

2.以典型人物的事迹来影响学生。曾有媒体报道，某大学的几名学生用自己的责任铸造了他人的生命之梯，他们纵身一跃，划出了人生最壮丽的弧线，他们奋力一举，从河流中救起了落水的儿童，绽放出生命最高尚的光芒，他们用青春和无畏诠释了责任的意义，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些英雄楷模是青年大学生最崇敬的榜样，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伦理精神，使大学生不仅学到了优良的精神品质，更重要的是可以由人及己，体会人生真谛，发掘道德潜能，自强自立，积极进取，无私奉献。

四、环境氛围渲染社会伦理责任教育

1.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可以通过开展“为灾区、为贫困儿童捐款”活动、“校园是我家，我爱我家”镜子工程活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演讲比赛、“星级宿舍”评比 、“两地书，母（父）子（女）情”活动等，营造浓浓的责任情，增强学生的强烈的责任感，锻炼责任意志，提高责任能力。

2.营造良好的责任氛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可以通过在教室、走廊、多媒体教室、实习和实训悬挂国旗、标语等营造氛围；在不同专业的学生区域建立文化长廊，张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言警句；在图书馆、各教学楼门厅挂立身镜；在办公楼、学生宿舍区和中心广场放置名人塑像并对其生平进行介绍等，在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中营造良好的责任氛围，时刻提醒、鞭策和激励学生要对自己负责，对他人和社会负责。

3.通过媒体，宣传和传播社会伦理责任教育。通过广播、电视、校园网、院报、橱窗、报栏等媒体工具，介绍名人处世修身的轶事，宣传评选“责任标兵”“孝心之星”的动人事迹，进行文明、责任倡导，推动学校文明建设。通过媒体的力量，在广大学生中形成强烈的反响，使学生体验爱心，激发责任心。

五、网络信息引导社会伦理责任教育

网络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先进媒介，以其丰富、开放、时效的特点成为高校学生了解社会、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但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和无约束性也在影响和冲击着高校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面对网络信息的“双刃剑”，要开设一些网络培训来普及网络知识，强化网络道德意识和法制观念，提倡文明上网，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有害信息自觉抵制的意识和能力。建立绿色校园网，加强对校园bbs的管理和引导，加强网络道德教育，规范学生的网络行为。学校各部门应建立公开的电子信箱，鼓励教师和学生建立个人网页和空间，采用网上聊天、辩论和咨询的方式，引导大学生思想道德和社会伦理责任的良性发展。

六、量化评比监控社会伦理责任教育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责任行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应建立健全社会伦理责任教育的量化评比监控体系。从制度上设计大学生社会伦理责任教育的教育教学、日常管理和顶岗实习等诸多环节的量化评比标准，形成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奖惩机制。成立检查小组，对布置的任务和提出的责任要求进行检查，并把检查结果记入学生和班级的量化考核中。对于责任心不强、积极性不高的学生要“反复抓、抓反复”，科学问诊，开出处方，帮助学生及时改正错误，树立责任意识。对原来责任心不强但有进步的学生，要给予积极的评价，以促进学生责任感的进一步巩固。

责任伦理思想篇8

关键词：社会潜规则；信念伦理；责任伦理；伦理批判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5-0048-04

社会潜规则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从私权力领域到公权力领域，从谋取两性关系到谋取更大的不当利益，社会潜规则暗行成风，不断侵蚀和瓦解公序良俗、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等正规则的权威性及公信力。学习社会潜规则，遵循社会潜规则，按社会潜规则办事，成为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方式。详细描述社会潜规则所滋生的消极后果，的确是一个鲜明而震撼的警示，但不能够涤荡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个从信念伦理到责任伦理的伦理批判，厘清其本质，洞察其生成的思想基底，导入其消解的观念前提。

一、社会潜规则的内涵界说

社会潜规则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它作为一个流行语却是20世纪末以来的事情。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精辟地揭示了其本质内涵，即“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1]194此后，社会潜规则一词被人们广泛用来形容和讨论各行各业中一种似乎不可示众的现象，学界视野逐渐对其开展学术研究，纷纷给出关于社会潜规则的学理内涵。借鉴他们的真知灼见，我们认为，社会潜规则是利益攸关者以实际权力大小或资源占有多少为衡量标准，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私下认可通行、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它同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舆论习俗、伦理道德、制度条例和法律法规等正规则相违背。无论是熟谙社会潜规则的“圈内人”或被社会潜规则排斥的“圈外人”都怀揣着一种复杂的心态，明知社会潜规则有损公平正义却欲罢不能，最后只能对其举械投降，且屡试不爽。社会潜规则拥有如此强大的负能量，主要肇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潜规则扎根于传统文化心理。社会潜规则的产生不是中国社会的独有现象，但社会潜规则的盛行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这些传统文化心理包括中庸思维、等级观念、差序性的人格观、关系本位、权力本位、实用理性、立足于此岸世界轻视彼岸世界等，它们使得人们很难按照明确的、抽象的、非人格化的规则来行事，由此形成一种“不按规则行事”的传统惯习；而面对现代性的深入发展，虽然传统规则迅速分崩离析，但传统惯习依然如昔，与现代规则产生摩擦碰撞，造成当下社会潜规则的盛行。传统文化心理和行动惯习为社会潜规则营造了一个适宜的温床，它与社会转型中的各种因素相结合，导致自古有之的社会潜规则普遍“现形”。

其次，社会潜规则寄生于公权力。权力分布状况深刻影响着正规则的价值兑现，掌权者基于自身利益往往对正规则作出倾向性的解释和引用，甚至可以变通、调整或废止，成为社会潜规则的始作俑者。权力大小决定暴力强弱，正如有学者指出，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的规则，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2]239因此，在公权力操控下，正规则的形式意义得以强化而实质价值却被虚化，变成社会潜规则的护身符和遮丑帘，社会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挂羊头，卖狗肉”往往成为社会生活的通常样态。对此，人们要么接受，要么被排斥。当然，社会潜规则之所以能够运行，也是因为权力是相对的、互动的，能够保证实施者与接受者在让渡资源和获取报酬上达成利益共谋，以便“各取所需”实现“利益双赢”。

再次，社会潜规则依托于正规则。伴随社会变迁，正规则获得阶段性的发展和相对性完善。旧的正规则没有被彻底根除，新的正规则仍然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因此，正规则可能是滞后的、超前的、宏观的或不周全的，难以适应不断丰富发展的社会关系，往往出现“规则空场”、“规则延期”和“规则超前”；有的正规则过于灵活、随意性大且有诸多漏洞，有的正规则过于理想化而缺乏现实操作性，不能有效地调节社会关系，社会潜规则会作为一种替补方式产生于社会行为之中。社会潜规则作为一种感性、自发形成的非正式规则，虽然是散乱的、不成文的，但它能较好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比正规则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于是，社会潜规则依托于正规则的内在矛盾及缺陷，两者胶着相持、此消彼长，所谓“说一套、做一套”、“合法程序不实际，实际程序不合法，体制名存实亡”、“冠冕堂皇说得，做不得；下三烂做得，说不得”[3]208、5、322等就是对这种情况的注解。

二、信念伦理：社会潜规则生成的思想基底

信念伦理（也称意图伦理）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演讲中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他认为，信念伦理只考虑信念是否高尚、公正和周全，而不问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及在事实上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只要信念是善的，毫无必要纠缠于行为本身是否正当以及造成何种后果，即使行为本身失当或造成恶果，也不是行为本身的过错，而是行为者误解或违背信念去实施的责任，或直接嫁罪于某种神秘力量暗中阻扰所致。因此，“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4]110简而言之，价值的根据在于行为者的信念，不在于行为及后果。然而，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就不复存在。[4]110善因与善果、恶因与恶果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明的对应关系，善因可能造成恶果，恶因也能导致善果。于是，马克斯·韦伯告诫我们，在无数情况下，获得“善的”结果是同一个人付出代价的决心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此不得不采取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是极可能出现的罪恶的副效应。当什么时候、在多大程度上，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4]108由此也决定了信念伦理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虽然信念伦理不是社会潜规则生成的直接原因，但是客观上奠定了社会潜规则生成的思想基底。

首先，以信念作为终极尺度，往往导致社会的“名实分离”。信念伦理是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气质，一直主导着我国公共生活。封建统治者高举信念之旗禁锢思想和控制社会行为，去追求和达成自以为重要而其实微不足道的信念，并使人们相信善的信念一定会产生善行和善果，这种伦理准则又使人们形成一种传统习惯，那就是信念至上，而很少去关注他们的行为本身及可能的后果。在这种信念伦理的支配下，人们往往把某种信念过度拔高，塑造成至善完美的道德原则和至高无上的终极价值，走向道德整体主义和道德禁欲主义，虚化了道德的原始价值，导致社会的“名实分离”，使人们堕入道德虚伪的深渊。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对这种道德的虚伪性作了很好的透视，“当世界由个别有钱和有权的人把持时，这些人喜欢大肆谈论有关人的责任的崇高思想。他们津津乐道忘我的品质如何值得赞美，为善又如何不该期望报答，就像神的为善一样。”[5]221改革开放前，为了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设一个心目中理想的美好社会，我们发动了一系列违反科学理性和规律，破坏伦理道德，损害公平正义，乃至肢解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社会运动，期间喊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口号似乎表达了雄心壮志，实际上是人们以扭曲虚假的姿态迎合既定的信念，实质上是进入一种“名实分离”的生存状态。当然，普通百姓还可能以偷懒、装糊涂、开小差、装呆卖傻、暗中破坏等“弱者的武器”[6]2进行不留痕迹的反抗，这其实加剧了社会的名实分离过程。中国社会的“名实分离”使得具有普遍主义的规则难以通行，社会多元规则的并存成为必须，这就是所谓社会潜规则的盛行。

其次，把信念作为终极目的，为社会潜规则提供了正当借口。信念伦理自认为信念至善并无不当，也并非必然产生恶行和恶果，但由于它过分关注行为信念，忽视行为本身和后果而有意或无意地抹除了预防恶行和恶果的心理防备和制度防线。于是，为了能够实现所谓善的信念，行为手段的考量以目的为中心来进行，其性质的善恶不应是它所关注的问题，只要是有助于实现目的的所有行为手段均在选择范围之列。因此，在美好善良信念的支配下，行为可以不择手段而不顾及后果，为了达到自以为重要的目的，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最后一次使用暴力，为了达到一个一切暴力皆被消灭的境界。”[4]109在信念伦理的信徒看来，行为手段上的卑鄙肮脏及罪恶的副效应在高尚的信念下都情有可恕，信念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行为手段和副产品圣洁化。更为糟糕的情况是，美好善良的信念可能成为罪恶的掩体，一些人高唱信念之歌以权力开道去追逐不可示人的企图，在任何社会中并不鲜见。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一些公权力部门往往以信念的名义膨胀和放纵权力，随意变通、调整或废止规章制度以便进行权力寻租，言必称依法、公开、公正地处置公共资源，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以社会潜规则为行为准则。据中国新闻周刊披露“铁路工程招标潜规则”，在公开渠道中，几乎没有高铁建设的招标信息及中标结果，铁道部集采购、运营、监管于一身，在铁路设备招标中，裁判和教练两位一体，掌握生杀大权。[7]50显而易见，以信念为正当借口，在公权力操控下，利益攸关方自愿或违背真实意愿遵从背离了正式制度的社会潜规则，才能获取正式制度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再次，对人性一味抱持乐观主义，阻滞了社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8]48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9]35由此可知，制度遏制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按制度行事使人们的行为不再捉摸不定，而可预见的行为无疑有助于互惠性合作的开展。如果没有制度的规范要求，人性的弱点会使人们的交往行为变得估量不透，徒增高昂的人际交往成本，使人们作出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自私行为。正是因为基于悲观主义的人性假设，人们设定或遵从一个制度，不是为了消除人性的弱点（如利己的本性），而是要抑制甚至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引导人们开展互利性的合作。人性是善还是恶并非太重要，关键在于用什么制度去规范和引导，正如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所论述的，对于国家来说，一个国王的暴政的害处比起不关心公共利益对一个共和国的害处还要小些，[10]16即制度的规范要求比人的道德品性更为重要。而信念伦理对于人性假设基本上是乐观的，虽然它不一定认同性善论，但至少认为“善念出善果”或“目的正确恶行可恕”；因此，具有善性的人不会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滥用权力，征讨杀戮，或者其任何行为手段的行使都是实现高尚目的之所需，因而是正当的。所以，制度约束对于善性之人是毫无必要的，可以完全依赖思想道德教育，就能预防恶行和恶果的发生。在信念伦理的支配下，中国传统社会成功地构筑了一套精致完美的封建道德体系，使人们专注于改造内心，可谓挖空心思，花样百出；而轻视外在客观制度的建设，更遑论“程序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意识。如此这般，规则意识淡漠，规则空场，规则滞后，而道德的局限给了社会潜规则运行的巨大空间。

三、责任伦理：社会潜规则消解的观念前提

马克斯·韦伯指出，一切有伦理取向的行为，都可以受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4]107秉持信念伦理的人认为，如果由纯洁的信念所引起的行为，导致了罪恶的后果，那么，在这个行动者看来，罪责并不在于他，而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让他如此。[4]107—108然而，信奉责任伦理的人，就会考虑到人们身上习见的缺点，他认为没有丝毫权力假定他们是善良和完美的，不会以为自己所处的位置，使他可以让别人承担他本人的后果，他会说：这些后果归因于我的行为。[4]108简言之，信念之善恶体现并落实于行为及后果之良窳。由此可知，责任伦理是“一种对行为及其后果的评价与担当意识，它追问行为本身的善恶以及行为后果的良窳，它对人们主观意图之善恶抱有理性的怀疑，并否定一切以善的意图虚饰的恶的作为”，[11]要求我们必须交代和说明自身涉及他者的行为，必须承担行为相关者对相关行为之正当性的评判。当然，信念伦理不等于不负责任，而信念伦理之信徒的“责任”仅仅是达成“信念”，而不会顾及行为本身及可能的后果；责任伦理也不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并不漠视行为信念之善恶。虽然责任伦理不是直接铲除社会潜规则的具体策略，但它构成了社会潜规则消解的观念前提。

首先，责任伦理执持“正名原则”。正名原则是指一种“名”期待着某种“实”。假如这种所预期的“实”不能实现，那种无实之名就是不正当的。[12]73违背正名原则，“名实分离”及“名不副实”就应然而生。然而，拘泥历史、重视名号、善于权变、义善利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思维偏向，由此导致了正名原则始终未被彻底地遵循，“名实分离”成为社会的普遍状态，“名不副实”是人们行为后果的共同特征。甚至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高尚之“名”辩护和圣洁化“实”的负价值，在“盛名难副”的焦虑中患上一种道德虚伪的社会性病症。道德的虚伪化从根本上消解了道德的社会功能，道德的功能性减弱和普遍主义的规则缺失，社会潜规则就会乘虚而入而实质充当起一种支配性的行为规则。责任伦理关注行为结果之良窳，丝毫不否定信念对于行为结果的指向性意义，但它保持着一份可贵的谨慎，那就是认为“盛名”往往产生不了“善果”。借用韦伯的话来说，不能仅仅是去盯住信念之火，[4]108我们更应该关注行为结果之良窳，来检验“名”的真善和伪善，还原社会的“名实相符”。一个执持“正名原则”的社会也许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但必定是“善和恶”都能各居其位，善因不会成为恶行的道德上的“正当借口”，不可以善的名义作恶，让那些以伪善虚饰的恶行无所遁形。责任伦理执持“正名原则”，还原社会的“名实相符”，由此相应地内生一种观念前提，那就是行为之善主要不是“名”（行为的信念），而恰恰是“实”（行为的规范性以及结果）。把信念（名）作为伪装，不择手段实现某种私利，是社会潜规则运行的生动图景，而“正名原则”以行为结果之良窳为价值根据，把私底下的社会潜规则真实地呈现出来，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它实质上是人们不顾及行为后果以捞取好处的一种陋规而已，从而消解社会潜规则的生存空间。

其次，责任伦理召唤“公权伦理”。公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社会公众的意志而由公权力人掌握和行使的强制力量，其产生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公共价值的实现。然而，“权力有作恶的滥用的自然本性”，[13]8很可能造成公权力的悖论，即公权力往往成为损害公共价值和私权利的手段，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要是其权力足以攫取私利，往往就不惜违反正义。”[14]316-317在公权力关系中，人一方为权力主体，总是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委托人一方为权力客体，一般处在被动和服从的地位，“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15]81虽然在理论上说私权利是公权力的本源，公权力是私权利的后盾，但公权力强势而私权利弱小的态势导致两者严重失衡，私权利往往到不得有效的保护。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关系，自由裁量空间，公权力扩张与私权利萎缩、依附，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善等因素容易诱使公权力人滥用委托人的授权或违背委托人的意志，捞取作为人的好处。社会潜规则的运行表现为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相互僭越，在本质上是公权力不断被滥用，公权力才是社会潜规则运行的幕后推手，即人运用公权力谋私和私权利透过公权力损害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责任伦理被贯彻于公权力领域所构成的“公权伦理”，就是公权力行为应当履行公共责任及为后果担责，即公权力行为应符合公序良俗、人伦道德、法律法规、公道正义，更好地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增进公民福祉，促进公民自由与权利，自觉担当消极责任。坚守“公权伦理”，履行公共责任及为后果担责，从而在思想层面把公权力关进笼子，消解社会潜规则的运行推手。

再次，责任伦理激发“规则意识”。责任是指某个特定的职位（社会角色）或机构为应做的事或没有做好应做的事而承担的过失。责任伦理关注行为结果之良窳，但其意不仅局限于此，更强调人们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信奉责任伦理的人认为，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是发自内心的，也是义不容辞的，“从人性角度看，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4]116公民、组织、政府必须为其关乎他者的言行负责，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然而，承担责任不仅应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使命感，更应该由一种普遍主义的正规则来约束，否则就会成为一种完全依赖自我约束的自责意识，而这种内在力量处置应负之责时也许会力不从心，要么“他们对于自己所承担的事，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们不过是让自己陶醉在一种浪漫情怀之中而已”，[4]115-116要么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对行为后果的责任，却由于没有刚性约束而虚置应负之责。要让人们自觉兑付责任，应当树立一种深入人心的责任意识，更要求建立一种刚性的行为规则，而后者是相对可靠的因此是更为重要的。信念最终以行为后果之善恶为衡量，而崇尚责任却不能仅仅依靠人们的良心未泯，更需要一系列正规则来规范，因而责任伦理主张“这些后果归因于我的行为”，[4]108必然激发人们的“规则意识”，促进人们形成遵守正规则的愿望和习惯，使遵守正规则成为人们的内在需要，消解社会潜规则运行的心理诱因。

毋庸讳言，不论是信念伦理的驱除还是责任伦理的显现，伦理批判的力量是不能单独促使社会潜规则消亡的。社会潜规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产物，不仅需要形而上的伦理批判，还需要形而下的制度建构。但是，这种伦理批判促使人们把为行为后果负责任的精神融入行为信念之中，借用歌德箴言，“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他，你们就得变老”，唤起人们普遍的责任伦理自觉，势将奏响社会潜规则消亡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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