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思想范文

现代化思想篇1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折射在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曾雄霸文坛，其武器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并非很成功，首先，现实社会的文明发展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理想，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类的许多美梦，人们并没有因此使自己成为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其次，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更新，人们发现原来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的，其实远未曾被认识。在哲学方面，本体论传统格局的突破，理论兴趣从传统的科学实证主义滑向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在高能物理中，主客体界限模糊了，由此产生了萨特的辩证理性的主客体关系新说及其阐解式的文学作品;过去长期处于一种潜科学状态的心理学也开始有了揭开面纱的机会。而意识流及纯心理分析流派的作品正是这种现象在文学上的反映，心理学对人们潜意识的探索发掘，精神分析以及“泛性论”的出现，又引出了对所谓伦理学非道德化倾向的争论。

二、英雄的无奈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转捩“水仙子”，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沉迷于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至落水求之，化身为水仙。人们长期坚信，世上存在更具有价值的东西，直到有一日，突然发现终身追求的只不过是虚幻之物，因而转顾对自身的爱怜。这时的自恋自怜倾向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撇开其他方面，在涉及人和人的命运时，其实不外乎描写人如何成了“水仙子”，然后再思考是如何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在荷马笔下，奥德赛英武绝伦。这种英雄性格产生的基础，乃是那个社会对其男性力量的需求以及对其力量辐射所产生影响的认可。当远征归来，见到妻子被人纠缠，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杀无赦，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

此后，历代社会又相继对人的精神力量产生过需求，哲人、宗教领袖、政治家等各种权威陆续登上英雄的宝座。一直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之前，这些英雄形象始终占统治地位，成为生命价值的体现物。然而，到了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埃斯笔下，奥德赛成了布鲁姆，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传统的英雄形象变形了。最新鲜，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们对同样处境的不同处理。布鲁姆回家后，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发现妻子和勃伦在家中幽会时，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杀什么人，甚至连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和奥德赛借赛西显示自己的男子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逛窑子，原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所耍弄。布鲁姆的“堕落”只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无可奈何。在大工业面前，男人的机体力量无足轻重;在严密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当中，男人的进取精神也变得微不足道。于是，布鲁姆对妻子及其情人的任何举动，首先要考虑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次又考虑诸如婚姻制度、女权运动等等。他不仅没有可能冲动，甚至连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布鲁姆受到的压力是双重的，除了角色改变产生的失落感，还存在对旧角色的双重心理期待。其中既有来自他对象的，也有来自他本身的。在当时，这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学化了的真实写照。

三、艺术的世界

欧美现代派文学的文化扬弃西方文化发展至今，可以真、善、美三个范畴概言之，即以科学求真，以宗教求善，以艺术求美。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这点很容易被接受，但把艺术也看作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则会遇到一些诘难。其中最多的，就是咬定艺术是感性活动的领域，而感性活动是很难把握世界的。事实上，真正有限的乃是人类的理性。人类思维的历史表明，人们理性只意味着特定时期人们对自然以及对所面临事物的假说、说明或解释。在它范围之外，正是感性活跃的广阔天地。感性作为人的本质构成，正是通过艺术为媒介，来达到把握世界的目的。文学家们历来较为敏感，他们比常人更早、更准确地感受和反映时代的变化，而且以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虽不是科学，但却比科学更生动地把握世界。

现代化思想篇2

关键词：邓小平；执政党建设；党的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1－0086－06

所谓党的现代化“转型”，就是党为了适应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中心工作、领导模式、运行模式等方面提出的转型或改革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针对党如何走出“”阴影，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党的现代化“转型”的重大课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紧紧围绕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执政党需要加强建设这个主题，面向党的现代化“转型”这个目标，对执政党的中心任务、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推动党的工作正常化等执政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

一、明确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经济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不能按照革命党的思维方式来处理有关问题。执政党的工作重点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此，党中央和邓小平多次指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中心任务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0年代初，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一心一意干下去”，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还明确指出“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由此可见，邓小平已经明确指出了党是执政党、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就是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是执政党的中心任务。

为了适应全党同志抓中心工作的形势，邓小平号召全党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全党同志除了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号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由此可见，邓小平已经明确提出全党同志要树立中心工作的概念，不仅如此，全党同志还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以便推动经济中心工作。

党作为执政党要抓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告别革命思维、转向执政思维的一种现代执政理念。因为从远处说，党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加上建国后长期处于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当中，党已经习惯于“斗争哲学”思维、革命思维，经济工作事实上淹没在革命运动当中。从近处说，当时党刚从“”走过来，正处于调整时期，怎样摆脱“”思维的影响、摆脱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和革命战争年代的运行方式等进而实现党的现代化“转型”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因此，党中央和邓小平提出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的论断，是告别革命思维、阶级斗争思维的开端，是党回归现代主流社会的重大选择，是走向现代化的起点。

二、发扬党内民主

针对十年“”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党内民主严重缺乏的情况，邓小平在党内大声疾呼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发扬党内民主。

首先，邓小平多次重申同志关于党内民主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又说：“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

其次，邓小平针对当时党内民主缺乏的现实，特别强调要恢复党内民主传统，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他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任务。他指出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说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特别需要保障党员的民利，“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在民主的问题上要相信广大党员和群众，他甚至讲“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邓小平之所以大力强调党内民主，强调民主是集中的基础，实际上是鼓励人们大胆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针对当时全党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状况，他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这是对党内思想僵化和迷信盛行现状的当头棒喝!而造成这种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局面的深刻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长期遭到压制和压抑。所以，邓小平认为要从发扬党内民主人手，推进解放思想，突破“两个凡是”的条条框框的约束。

再次，邓小平强调发扬党内民主，提倡党内平等，要突破所谓“金科玉律”、“金口玉言”的限制，就要鼓励讲真话。他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就规定，要讲真话，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我们这次全会就是人人畅所欲言，包括中央常委讲的话，有不妥当的，大家纠正，这很好嘛。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即席讲几句话就句句准确?我们全会的风气很好，发扬这样的民主风气，就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就是说，发扬党内民主就要不畏权威，倡导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面前人人平等，要真正实现党内的言论平等、思想自由。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设想的党内民主的理想状况。

在邓小平大力推动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带动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短短几年内，不仅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得到较好的维护和发扬，而且党内生活已经摆脱“”时期的阴影，走上了轨道。对三中全会后的党内民主状况邓小平自己有个评价，他讲：“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同志生前多年盼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党内的民

主生活，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几年内是党内民主发挥得比较好、民主生活气氛比较浓厚，民主和集中的尺度与“火候”拿捏比较恰当的时期，是党内民主比较典范的时期。这些和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与率先垂范并在其中起到了中枢作用、核心作用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前我们党正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我们大力推进党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实行党内重大人事任免的“票决制”等，这些举措是对邓小平关于党内民主思想的很好继承和发展。例如邓小平同志关于发挥好党员权利、党委委员权利等等的论述正是新时期推进党内民主的滥觞。但是，当前我们距离邓小平关于党内民主的最高境界，就是真正实现党内平等基础上的民主的设想还有很大差距。为此，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小平同志关于党内民主思想的精神实质，坚持党内平等思想，推动党内民主取得更大进展。

三、推动党的活动制度化、规范化

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是邓小平十分关注的问题，他在分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为此，邓小平对党的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

首先，邓小平强调的权威性，强调党规的权威性，强调依章治党。“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在他的推动下，中央对进行了修改，明确了党员权利和义务，增加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纪律等重要内容。使适应时展的要求，成为全党共同遵循的党内活动的最高准则。的权威得到维护，党规的权威性得到维护，党走上依章依规(规范)治党的轨道。

其次，他还强调要保护党员权利、维护党员权利。他指出要明确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党员在面前人人平等。

再次，在强调维护党员民利的同时，邓小平借鉴“”中党的纪律废弛、党的权威得不到发挥的教训强调要特别注重维护党的纪律。他指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纪律相当废弛，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决定，党规定的任务，可以不执行或完全不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不可能有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一个现代政党尤其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带领十几亿人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党，如果没有必要的有力的纪律作为保障，只能是一盘散沙，不可能带领全体成员完成既定的使命。

最后，邓小平指出加强党的制度化，还需要建立一系列制度。除了修改，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及实施，使我们党的活动真正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当前，关于党的活动制度化、规范化的建设不仅没有过时，相反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一方面，党内多年来确实形成和制定了很多制度规范，但是这些制度和规范却得不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例如学习制度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党的建设锐利武器也慢慢“钝化”不能发挥作用，以至很多腐败分子在被揪出来后写的悔过书中首先就是写：忽视了学习，没有人提醒等等。另一方面，党内的确有部分人事实上不受制度和规范的约束，面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制度和规范又显得苍白无力。为此，党内制度化建设，尤其是加强党员的制度意识(意识等)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可见，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化、规范化的思想(或制度建党思想)依然是我们推进党的制度化建设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四、推进党的政治生活正常化

长期以来，由于“”的耽误、传统思想的作祟、体制机制的原因等，我们党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现象和家长制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等等弊端，这些弊端一方面使党的政治生活出现“异化”，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党的事业。邓小平为消除上述消极现象，提出了干部队伍年轻化，推进党内平等、党政分开等思想，为使党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作出了贡献。

首先，邓小平提出要废除党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领导干部年轻化。

长期以来，党内领导职务存在着事实上的终身制，邓小平对此倍感忧虑，在“复出”后不久，他就在全党大声疾呼要实现领导层的年轻化，他说：“老同志……第一位的责任是……认真选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他还真诚地和老干部们交心：“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带动下，我们党很快注意到了领导层的年轻化问题，并有计划地实现这个目标。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就是要使领导层年轻化。他讲：“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领导层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这里，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的目标，并认为领导层的年轻化、整个党的年轻化，是为了使领导层保持活力，使整个党保持活力，这样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才能带领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次，邓小平大力倡导党内平等，反对党内的家长制作风和特权现象。

邓小平讲，由于我们党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加上共产国际中领导者个人集权的传统影响、过去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原因，因此在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家长制作风和特权现象。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应当消除这些封建的落后的传统风气，轻装上阵，紧跟时代。为此，他对党内的家长制作风和特权现象大加批判，倡导党内平等思想。

他对当时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大摆家长威风的做法大加鞭笞：“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

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因此，“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特权现象，他说：“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无论特权现象还是家长制作风，其本质都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在作祟，是封建的尤其是专制传统没有彻底肃清的表现。要肃清这种现象，只有大力推行民主和法制，使封建主义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没有容身之地。从党内而言，就需要大力发扬党内民主加大党内监督的力度等，而在观念上要教育全党同志树立党内平等的思想。

邓小平认为，针对家长制和特权现象，一方面要加以批判，从制度上加以废除，另一方面还要树立党内平等的思想。党内平等首先是人格平等，不能把上下级关系搞成猫鼠关系、君臣父子关系。也就是说党内同志之间人格是平等的。其次是“党员在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违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样通过树立党内平等观念并通过民主监督就把那些搞家长制的人和搞特权的人在党内的生存空间给抽掉了，使这些人在党内没有容身之地。

废除特权，还要废除干部特殊化待遇，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带头废除了高级干部当时享有的一系列特权和特殊化待遇，密切了党群关系。

再次，邓小平对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现象进行批判，提出党政分开和权力适当分散等主张。

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对此，邓小平认为，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造成的盛行，而且还带来很多弊端：“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变，因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指出，改变这种现象，一是党政分开，党要善于领导。党委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二是权力适度分散，要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等。

简言之，要通过逐步实行领导层的年轻化、倡导党内平等、党政分开等，使党的活动逐渐走上正常化、常规化，使党更加焕发青春和活力，就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

邓小平关于推进党内生活正常化尤其是反对特权和家长制的思想，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现出它的伟大之处。今天不管明的暗的各种特权现象、家长制现象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沉渣泛起之势，这说明邓小平对党内平等的倡导有着深远的长久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在实践中实际上比较重视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而同时相对忽视防范封建传统的死灰复燃，这样很多落后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在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偷偷地保留下来并渐成“毒瘤”。今天党内的家长制现象和特权现象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严重影响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为此，我们应当以邓小平关于推进党的现代化的思想为指导，继续推进党的现代化工作，就是要继续反对各种和党的现代性格格不入的封建的落后传统：如特权思想、家长制的作风等等，并用制度加以保障。

总之，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推进党的现代化的思考和探索是留给我们党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对我们继续推进党的现代化转型的“未竟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待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采取科学态度，在对待党的建设问题上也应当如此，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邓小平党的现代化思想的意义所在。

现代化思想篇3

论文摘要：现代性就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性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人对物的变革性，以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性，以变动不居为核心的人的有限性。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现代性的物质力量和文明成果，肯定了由生产力所导致的“世界交往”与世界市场，肯定了现代性所具有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最内在的精神关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着巨大的方法论启示。

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思想成了当前理论界的热门话题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凸现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实现的革命变革与终结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忽视了马克思与近现代哲学的历史与理论关联，忽视了它们共同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现代社会”，这种状况使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被淹没、被遮蔽了，马克思甚至不被看作一个现代思想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问题的突出，人们日益认识到，马克思的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已被深深地嵌入现代性运动之中。本文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依据，立足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实践，探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一、何谓现代性?从内容上看。现代性内生于现代化的运动和结果之中

首先，现代化是一场理性运动。黑格尔指出：现代性首先是一个决心与传统断裂的概念，它告别中世纪的愚昧，面向理性之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反对经院哲学、反对教会的神权统治，主张用自己的感官感受世界，用自己的意志充塞生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而这就与神灵、神性、神权相对立。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胜利其实就是理性对神权的胜利。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在其思辨的抽象的逻辑推演过程中，极大地发挥了人的理性的能动性思想。从康德哲学所实现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哥白尼式革命，到费希特的行动的“自我”产生“非我”所体现的创造精神，最后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永恒外化及回归，无一不体现了近代以来人类在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所获得的理性的胜利。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更是用哲学(理性)对神学的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宣称：“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 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现代化就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专制而踏入理性、科学、自由的过程。理性化是现代化的首要标志。

其次，与理性化的内在特征相适应的现代化运动的外在体现是工业化运动。吉登斯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现代化是以张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大机器生产和工业化运动。生产力由于大机器的采用所引起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劳动而得以获得巨大发展。资产阶级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通过工业化“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马克思把生产力与工业化看成是开创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推动力，看成是现代性的深刻起因和原初动力。

再次，现代化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全球化过程。工业化离不开商品和市场，离不开商业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虽然全球化的直接动力是资本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质，但更深层的动因则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与要求。生产规模的扩大、分工的发展、竞争的加剧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资本和商品的集中和积聚，要求有一个广阔的世界范围的活动空间，也迫使资本家走向全球开拓市场。这就使世界上各个彼此独立的国家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生产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当今时代，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经济与交往的更深刻的全球化过程越来越清晰地为我们展现了现代化的深度和广度。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拓殖场域。

最后，现代化是个人在整个工业化、全球化的历史运动中日益感到现实化、有限化、具体化及变动不居的心理体验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生活的具体化、日常化特征 日益凸现，而形而上学和神学日益没落，哲学再也不能提供一劳永逸的绝对理念和公式。因此，现代人 日益感到自身的有限性，福柯深刻指出：现代人“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他迫使他去面对生产他 自己的任务”。—删也就是说他们只生产当代生存的必需品，生产那些对于建构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大工业的迅猛发展与生产方式的变动性导致了个体的独立感、对事物变迁的速度感、对当下的占有感，构成了个人的现实化、有限化、具体化等心理体验的社会根源。

因此，从现代化的运动中我们可以知道 ：现代性就是以理性为核心的主体性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人对物的变革性，以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性，以变动不居为核心的人的有限性。

二、马克思如何看待现代性?马克思以人为价值尺度对现代性采取了双重的态度

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

欧阳康教授认为：“马克思关注现代性，首先就是要把握现代化的内在价值。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是从历史视角来展开的，把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历史必然，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成果。”四㈣正是这种历史主义视野，使马克思比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家更深刻地走入资本主义的价值深处，从而更客观地分析与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代价值。

首先，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肯定现代性的物质力量和文明成果。马克思在供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运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所㈣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的揭示，还是对共产主义的构想与描述，马克思对现代生产力的肯定都成了其理论的不容置疑的前提。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对一切都采取了批判、否定的态度，而唯独在其历史理论中对生产力作了本体论式的形而上学的非批判的理解，并进一步得出马克思理论见物不见人的结论，这种观点没有看到，马克思理论的终极价值是人。生产力之所以不容置疑，是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本质力量的展示与确证，是人的打开了的心理学。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所造就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化大生产，既是自然人化的结果，同时又为人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上变革世界实现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其次 ，基于上述理解，马克思进一步肯定了由生产力所导致的“世界交往”的积极意义。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它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它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破坏了一切地方的、封建的、宗法的、保守的等级关系，资产阶级使“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 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断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世界历史”。曲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以整体的思维方式从历时性维度和共时性维度展开了现代性的深广内涵，其核心是肯定人的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开放性。

再次，马克思肯定了现代性所具有的解放思想的作用。现代性所具有的扩张性、变动性摧毁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点。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大，社会状况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现代性所具有的变动不居性、革命性，直接造成了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冲击，隐含着思想解放的诉求和人对自由的渴望，是现代社会人的能动性与主体性的体现。

2．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态度。

马克思在肯定现代性的同时，对他身处其中的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一 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形式使现代性走向它的反面。

首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早期的批判主要是围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的。他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指出资产阶级对历史变动性的无知、漠视与遮蔽，因而有意或无意的把资本主义现实看成是永恒的、不变的、普遍的。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他指出：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完全不顾产生思想的条件和环境，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抽象出自由、平等、爱等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看成是超历史的。马克思认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因此，他要求我们把 “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意识的幻象被消除了，黑格尔所极为尊崇的“绝对观念”只是神的最后避难所。历史与理性的辩证法这一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思想被窒息于神学之中，暴露了自身的非现代性。

其次，对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对商品、资本社会内在矛盾的揭示，集中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由此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异化与矛盾的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雇佣劳动剥削之上的，是对于他人劳动的非法占有的最完备形式。物、商品、资本以其不可置疑的绝对力量主宰着人。人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成了现代机器和制度的附属品，成了异化的存在。“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自己就越贫穷劳动不仅不是人的自由活动，反而是不幸的、使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的事情。劳动者不再是自己活动的主人，而是单纯的手段、客体的物、资本的奴隶。

再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和最深刻之处就是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并把这一任务与共产主义相联系。他指出，只要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没有改变，现代性危机就不会解决。因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而要消灭私有制，摆脱现代性的困境只有通过社会改造。马克思指出：“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构成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其他一切现代性思想的最根本的理论分歧。哈贝马斯主张用交往理论解决现代性危机，吉登斯主张用“自发现代性”来超越“早期现代性”，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来补充个人理性，这些解决方法试图以文化观念的变革与重建来摆脱现代性危机，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的肯定。相比之下，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内蕴深刻的理论张力，外显犀利的批判锋芒，透露出马克思最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意义

首先，必须肯定理性、科学、民主的现代价值，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反现代性思潮。当前，反现代性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大行其道，他们以传统文化拯救世界的使命自居，夸大现代性的弊端，否定和解构理性，反对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性转型。这些思潮和观点严重腐蚀与冲击着我国现代化价值的合理性，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思想障碍。因此，我们必须肯定理性、科学、民主的现代价值在中国，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腐朽思想如果不与肃清、批判封建传统观念和思想结合起来，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无论现代性在 20世纪展示出自身的何种局限性、风险、消极后果，现代性依旧是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安身立命的内在支撑。”

其次，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没有强大的物质产业作支撑，现代化是实现不了的。而现代化生产力离不开信息化。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的广泛运用，大大提高了我国工业化的水平，改变了工业化的传统结构，加速了工业的现代化。由工业现代化带动了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卫生、交通等领域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抓住新型工业化，抓住现代化的生产力，我们就抓住了现代化的关键，就抓住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与实质，也就抓住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主动权。

再次，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投身全球化运动。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就落后，落后就挨打。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朗岬)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全面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积极投身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运动之中，加强对外贸易、技术、人才、资金、管理、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主动参与并开创“世界历史”新时代。

最后，努力克服私有制的弊端，全面建构和谐社会。现代性作为一种方法论，是对当下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关注，是对社会事件的历史性探讨。在现代中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各种矛盾必然会相当突出，这需要我们以批判的眼光坚持社会改革，不断克服、解决这些矛盾。当前建构和谐社会的方针与措施正是我国解决社会矛盾的有力举措。

因此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最内在的精神关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着巨大的方法论启示。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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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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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晖．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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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衣俊卿．现代性的当代命运与中国语境[N]．光明日报 ．2004—08—26．

现代化思想篇4

一、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现代转型

现代社会转型和国际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要求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实现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要取得实效，必须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方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方法的转型，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现代化。

1.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主要来自于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属于经验型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以感性认识为基础，依据在实践中总结的相关经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客观地说，这种经验型的工作方法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确实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增强，经验型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遇到了来自科学理论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多方面的挑战，迫切需要实现向科学型的转变。

科学型的工作方法，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理性分析为基础，按照人的思想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行为互动规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表现出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等特点。这种方法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并积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科学方法，注重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促进了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发展。可以说，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这一转型过程还十分漫长，但是，随着其他学科先进成果的引入和思想政治工作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中的科学含量必将越来越高，科学型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成为当今思想工作方法的主导。

2.由显性教育向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转变

显性教育方法，是一种专门化、公开化、强制化的方法类型，包括理论教育、宣传教育、示范教育、批评教育等多种方法。它通过有组织的、公开的、直接的形式把一定的理论或思想直接告诉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直接感受到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显性教育方法一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方法。随着人的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复杂化，显性教育方法虽然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解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要求，尤其是青年群体的需求方面显得不够给力，这就为隐性教育方法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空间。

隐性教育方法，指的是一种具有间接性、暗示性、渗透性的“无形”的教育方法，即教育者通过侧面的、间接的、迂回渗透的方式，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它的主要特点在于平等性和隐蔽性，能够有效地消除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激发受教育者的参与意识。当然，重视隐性教育方法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显性教育方法。隐性方法与显性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我们在注重研究各种隐性方法的同时，仍要坚持显性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注意相互结合，防止简单地用隐性方法代替显性方法。

二、实现思政工作科学化的有效途径

思政工作的科学化指的是“要按照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原则、科学的管理和科学的方法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使这种工作负荷人们思想和行为活动的基本规律，符合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基本规律”。[1]在新形势下，实现思政工作的科学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进一步加强对思政工作这门学科的研究，深入研究及把握新形势下思政工作的特点及规律

为了搞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研究，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学说，紧密联系实际情况，抓住“选好专题，调查研究，民主讨论”三个环节。所谓选好专题，是指要从现实需要和本行业实际出发，抓住那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确定科研专题。题目选得好不好，是关系到能否卓有成效地进行研究和科研成果价值大小的一个前提。所谓调查研究，是指要深入实际、掌握第一手资料，使研究活动有可靠的事实做基础。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是关系科学研究成败的关键。所谓民主讨论，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学历长短，所有参加调查研究的成员，都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学术讨论，各抒已见，畅所欲言。谁的意见、见解有道理，就按谁的意见办，如果意见一时不能统一，就暂不作结论，留待下次再议。有一些意见经过反复讨论还不能取得一致结论的，则需要反复学习理论，并且继续深入到实践中再调查、再检验。经验证明：民主讨论有利于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科研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哪个环节，都要有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这是获得高质量科研成果的根本问题。

2.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管理，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科学工作方法和管理制度

现代化思想篇5

一、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背景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政治优势和宝贵经验财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国发生巨大变革的三十年，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时也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切都使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虽有成功的经验，但更多的是工作乏力、收效不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

二、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内涵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的观念要现代化。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思想政治工作观念的现代化就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勇于和善于舍弃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些不合适宜的内容和做法，适应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吸纳科技革命的新成果、借鉴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使思想政治工作适应时代的进步和群众的的需求。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要现代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现代化，就是要使思想政治工作紧扣时代脉搏，服务于国家和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这就要求深入开展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教育活动，引导职工树立市场意识、敬业爱岗意识，增强竞争观念，提高其理解、支持、参与改革、承受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要尊重职工求民主、求发展的愿望，努力为其创造展示才华的舞台和成才发展的机遇。让大部分职工群众通过改革受到益处。

第三，思想改治工作的方法要现代化。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现代化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采取开放式、交互式的方式进行，坚持多样化和多渠道。要广泛吸纳心理学、行为科学和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真正关心职工需求。要以企业文化为载体，着力培养塑造适应时展、独具特色的企业经营理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内求团结，外塑形象。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紧密结合，克服两层皮现象。

第四，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机制现代化。思想政治工作管理机制的现代化，就是确实推进“大政工”体系建设，真正建立和实施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工青齐抓共管，以专职政工干部为龙头，行政干部为骨干的运行机制。这就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拓宽领域、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制，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施工生产和经营管理紧密结合，做到同安排、同布置、同考核、同奖罚。要切实克服那种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工人员的事，与行政领导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错误认识，各级干部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唇齿相依。

三、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应对措施。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以人为本就是要确定人在企业改革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一切工作从人抓起，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对人性要有正确的认识，必须让以人为本成为企业的经营理念和自觉行动，要关心和满足人的权力和需要不断激发出人的最大潜能；企业的任何一项重大决策出台，都要考虑职工的意愿和承受能力，要让职工成为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主体。

第二，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调动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对企业来说，最根本最直接的举措是落实好经济责任制，某种角度来说落实好经营承包责任制是最大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此，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真正做到按劳分配。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构筑职工与企业的利益共同体，把思想政治工作融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

第三，摒弃“假、大、空”，力求“近、细、实”。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被赋予了许多伟大而崇高的使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口号，设定的目标和口号远离职工的需要，不仅对职工没有激励作用，个别还有误导。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在“近、细、实”上下功夫。近，即贴近时代脉搏、贴近职工需要；细，即细致入微、润物无声；实，即虚功实做、以实对实。

第四，从干部的选聘配置入手，推进“大政工”体系建设。“大政工”体系建设要从完善制度、落实责任、选聘配置干部入手，关键是选聘好干部。在坚持干部的“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基础上，要把那些具有人本意识，善于两手抓，综合素质高，协调能力强的干部放到重要岗位，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岗位，这样就使“大政工”体系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有了可靠的基础和保证。

第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它既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也兼具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功能，是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管理紧密结合的有效形式。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培植提炼并坚持不懈地推行企业的经营理论、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等来达到内铸精神、外树形象、共促发展的目的，潜移默化地发挥凝聚、规范、激励、融合、调解功能，促进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现代化思想篇6

一、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理论的著述

现代德育思想具体体现在有关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在德育思想建设方面冲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出版了一批西方国家德育理论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的编著，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80年代初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有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博维利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还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我们不敢说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德育思想，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论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分析。第 二，许多学者出版了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1995)，戚万学的《冲击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詹万生主编的《中国德育全书》(1996)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三，国内学者还编著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现代德育论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心育论》(1994)，詹万生著《德育新论》(1996)，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等。这些编著是近五年来的成果。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转贴于

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5]易连云：《德育生态环境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6]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第11—12页，第10、76页，第77页。

[7]《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第93页。

[8]王伟立著：《生存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96—97页。

[9]例如1991年朱正威等编著了《环境教育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并在有的学校开展了环境道德教育的研究。我国的环境教育从70年代初的始创阶段到80年代以来的发展阶段，已形成了较完整的环境教育体系。

[10]见胡守棻主编《德育原理》，第五章《德育目标》，北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

[11]王义高：《评当前西方的德育导向与德育理论》，《比较教育研究》1994第5期。

现代化思想篇7

1983年9月，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创造性地概括了当代中国的教育思想，正确地反映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是邓小平教育理论中最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内容。“三个面向”是一个有机整体，核心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指的是教育适应时代的发展，反映并满足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文化等的发展需要，达到或接近世界教育先进水平的动态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和教育现状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思想。他对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现代化进行了阐述。这是指导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邓小平教育现代化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教育发展规律，加快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有重要的意义。

一、教育观念的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不仅指校舍和设备的现代化，首先是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现代化。社会教育观念支配着人们的教育行为，决定着人们的教育实践，教育观念是否现代化是教育是否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实现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改革创新的过程，同样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转变一切不适应教育现代化需要的观念，改革一切不适应教育现代化需要的制度。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竞争。而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和准确的把握，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确立了教育的战略地位，并且注重落实这种战略地位。他早在l982年就明确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系。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他认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这就完全突破了自孔子以来偏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治教化而忽略了教育的经济功能的传统观念，也克服了l957年反右斗争以后近20年时间里，过分突出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政治挂帅”“为政治服务”的“左”倾错误。把教育、科技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关键，这是一种观念的更新。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这一光辉思想的正确性。教育有其基础性和先导性，教育立国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证明。教育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教育现代化可先于经济现代化，并反过来加速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要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才能搞好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把教育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科学地揭示了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党的十二大把教育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二、教育体制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教育观念，需要现代化的教育体制来保障，我国原有的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它不能适应当前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是彻底的全方位的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小打小闹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根本性的改革。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体制的现代化建设，他认为体制的现代化远比物质条件的现代化更为重要。如果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科举制的教育，我们能说这是现代化的教育吗？只有教育体制实现了现代化才能与政治、经济现代化相适应并为之服务。“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既可以调动中央、地方、学校的积极性，又可以调动学校广大师生员工教学、科研、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提供稳定的智力保障。邓小平为学校管理体制、分配体制、技术职称体制、高校招生体制的现代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文件，《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先后颁布并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体制已初露端倪。

三、教育内容的现代化

教育内容是人才培养的蓝图，是完成教育任务、实现教育目的的具体保证。教育内容关系到教育的效果和质量，可以说，教育内容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中国自孔子以来的传统教育内容侧重于社会伦理道德知识，轻视自然知识、轻视体育等，明显地不符合现代大工业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邓小平要求教育内容要有科学性、时代性、前瞻性。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世界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各类学科特别是新技术交叉学科的知识更新很快，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教材应吸收当代世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并且对我国四化建设有用的内容。同时，教育内容及人才的培养，“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另外，邓小平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思想性：“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教师要充分配合教材中作者的意图，向学生阐明科学的观点，有意识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充分发挥教材教书育人的作用。

四、教育方法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的死记硬背、不求甚解为主的教学方法，忽视学生创造性的发挥，述而不作，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不仅要大量采用广播、电视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新的科技手段，更要抛弃一切导致奴性、顺从、保守、教条，缺乏独立性、创造性的灌输型教学。“满堂灌”、应试教育等都不能进入现代化的教育殿堂。启发式应成为各种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独立思考、勤于创造，主动掌握知识。

五、教育目的的现代化

现代化思想篇8

关键词：儒家诚信 企业管理 人性化 道德诚信 制度诚信

过去，一些企业在诚信管理过程中由于没有注意到儒家道德诚信思想的价值，过度信任西方的制度诚信，结果导致人性化的缺失，不利于企业文化的发展。由于没有认识到儒家诚信与其他伦理范畴的相异性，从而忽视了儒家诚信思想在促进企业员工人格平等、优化企业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积极价值。

1 儒家诚信思想的发展历程

1.1 儒家诚信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子是先秦儒家的开创者。他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而不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诚信问题。他的诚信观主要源于天人关系和人人关系的体认和理解。孔子认为上天与人事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儒家以“天人合一”来描述这种关系；因为天人合一，所以人要相信上天，相信上天赋予人的道德和智慧。孔子自己对上天（天命）充满着无限信任，在逆境中仍然坚持着“知我者，其天乎”的道德信仰（《论语・宪问》）。对于上天赋予人的道德力量充满着信仰，这就是道德信仰。道德信仰不同于西方的神学信仰。西方神学信仰是以上帝为信仰对象，“上帝”是神学体系中产生的概念；而孔子的道德信仰是以“天”为信仰对象，“天”是在人学体系中形成的。这使得中西诚信观有显著差异：中国古代道德信仰不仅信仰上天，还相信人事。西方神学认为上帝创造人类、主宰人事、审判人命。所以，相对地说，在相信“人”上，神学信仰不及道德信仰。正是如此，孔子的诚信观不仅包括天人关系间的道德信仰，还有人人关系间的道德诚信。孟子、荀子都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诚信的。孟子认为人性善是诚信产生的理论基础，诚信就是对人性的信任。与孟子不同，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中也有恶的因素，不能完全信任人性，如果不对人性加以规范和引导的话，那么就必然会造成诚信的缺失，所以，荀子主张通过改造人性来实现诚信。总之，儒家认为，诚信是在人学、人性论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诚信的培养和实现，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人性中善的因素，规范人性中恶的缺陷，从而实现社会中人文精神的提升。

1.2 儒家诚信思想的实现方式。孔子坚信道德信仰的力量，认为只有诚信之人才能取信于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因此，人不仅要信任他人，同时也要对上天有道德信仰。这就要求人们一方面需要通过“志于仁”的道德自觉的提升来取信于人，同时还要通过“克己复礼”的道德培养促进社会和谐。因此，诚信还可以运用于治国，孔子就曾主张诚信立国。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因此，人人都值得信任。他发展了传统“朋友有信”的思想，把“朋友有信”纳入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中去，推及到君臣、父子等人际关系领域。并提出了以“孝悌”为内核，以“义”为原则的诚信价值评判理论。这深化和提升了“朋友有信”道德诚信的社会价值。荀子处在战国末期，他比孟子更加现实地看到诚信缺失现象的无处不在。所以荀子主张不能完全相信人性，人性中也有弱点。但是，荀子与孟子一样，也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值得信任的人。荀子比较侧重于制度诚信，认为诚信的实现有赖于礼仪、法律以及教育的外在条件，并指出这些外在条件能够发挥作用，最终还是取决于将这些外在因素内化为个人的自觉诚信行为。

2 现代企业诚信管理中的三个思想误区

2.1 第一个思想误区。认为先秦儒家诚信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的主要价值是在道德诚信领域，在法制诚信方面略显不足，因此应当借鉴西方制度诚信来加强中国现代企业的诚信建设。这使得中国现代企业的诚信建设过分倚重于诚信的法律化、制度化。认为只要完善了诚信的法律规范、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手段，就能改善当前企业诚信的缺失。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可以在短时期迅速见效的方案，但从诚信建设的长远来看，这并非是一劳永逸的措施。这是因为：首先，现代企业诚信的制度化建设也多是停留在诚信运行方式的制度化。比如主张建立诚信的可量化评价体系，可操作的赏罚体系，可追踪的反馈机制等等，这是必要的，但也是需要谨慎对待的。诚信制度化就是把诚信用外在的制度形式规定下来，其实质是把道德规范加上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但这样一来，道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特性，变成了法律规范，即使可称其为道德，也不过是道德须知之类的东西。其次，诚信的制度化使得规则、制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概念，个人的道德修养最后会缩减成为一种性向。这种性向就是人对道德规则的奴化顺从。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看，诚信制度化就是对人性的剥离，严重背离了儒家诚信思想的人文精神。

显然，现代企业诚信管理要想走出既需要制度化又不能制度化的悖论，避免诚信管理背离人性化原则，就必须在一个更高的、更宽泛的文化背景中来反思诚信制度化。先秦儒家诚信思想是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上的，它认为诚信就是对人性的信任，是源于人性的坚定信仰，这为诚信行为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说，儒家的诚信建设并不是要让人对诚信制度的奴化顺从。过分倚重诚信的制度化，就会造成诚信管理过程中人文精神的缺失和文化生产力的枯竭。

2.2 第二个思想误区。认为先秦儒家诚信思想只有道德诚信，没有经济诚信，因为传统儒家是主张“重义轻利”的；还有人认为先秦儒家的诚信管理具有很强的等级性，这与现代企业讲究公平、效率、正义的管理原则绝不相符。我们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