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政策范文

时间:2023-11-20 17:59:04

外贸政策

外贸政策篇1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是对资源差异的反应,一个技术要素密集的国家,会出口技术要素密集的产品,而进口资源相对稀缺的产品。如果两个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相当,且拥有相同的自然资源,那么他们就不会进行相互之间的贸易。然而,二战以后国际贸易在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大幅度增加,由此改变了传统理论观点。

新贸易理论则强调被传统理论忽略的几个重要因素,即规模经济、干中学和不完全竞争。新贸易理论认为,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机和传统的差异造成的,此时国家之间的贸易行为已不再完全取决于各国之间资源优劣的差异,而更多地取决于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在某个行业所具有的技术优势或规模优势。规模经济导致的报酬递增,本身是对资本、技术和人才的一种聚集,这种聚集反过来又进一步使经济规模扩大,这就形成了在某个行业的相对优势地位(Lucas,1988)。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该国可以扩大其在某个行业的生产规模,而规模经济和“干中学”等原因又可以使该行业的产品成本下降,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优势(Krugman,1987)。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某个行业规模较小,其行业成本必然相对较高,自然会在国际市场处于相对劣势地位。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就是国家通过生产扶持、出口补贴、税收优惠、进口关税等贸易和产业政策手段来扶持本国战略性目标产业,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Brander(1984,1985)指出一国政府通过对特定产业提供适当的出口补贴或R&D补贴,能够提高本国厂商的竞争能力,从而使本国厂商扩大出口市场份额,增加利润,最终增加本国国民福利。同时,对外国垄断厂商征收进口关税可以转移其所获得的垄断租金,提高本国的国民福利。Lester(1992)指出高新技术产业比其它产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将有限的资源配置给这些产业,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扶持微电子等重点高新技术行业而获益,否则将在国家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

但是部分经济学家对其实际运用持怀疑态度,其中Dixit(1986)认为政策只对一个行业寡头厂商进行补贴,其扩张和利润转移必然伴随着其他行业厂商的收缩和利润损失,即对一个行业进行补贴暗含着对其他行业征税。另外,Grossman(1994)从出售的保护政策角度进行分析,政治家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各个利益集团为获得贸易保护而给予政治资助。因此,衰退行业中厂商在对政府的游说上会做出更大投入,政府也通常有支持衰退行业的动机(Baldwin,2000)。Brander(1985)指出双方政府同时对本国厂商给予补贴,会使两国的福利都会受损。

国外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践及其启示

(一)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由资源配置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二战以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崛起,进入数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崛起的原因被认为是成功地使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大藏省和通产省控制和调控外汇、信贷和利率等方面,从而控制重要资源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政府把钢铁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目标,1963年到1970年日本的钢铁产量增加了3倍,产生了新日铁、住友金属、川崎制铁等一批世界级的钢铁企业,不仅满足国内经济增长的需要,同时也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出口国。

自20世纪70年以来,日本面临其他国家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转而实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日本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不是采取直接管制的方法,而是运用政策手段促进其技术进步,比如对研发活动进行适当补贴,或者鼓励企业联合研究开发有前景的新技术项目。战略性贸易政策使日本部分产业世界领先,如汽车工业、家电工业、芯片制造等,成为出口的主导产业。

(二)美欧航空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纠纷引致WTO最大诉讼案

航空工业是美国和欧洲战略性贸易政策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客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飞机制造商,双方在民用和军用飞机市场展开长达数十年的竞争。由于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装备购买者,其国防开支和军事研究经费远远多于其他工业国家。这样使其在诸如战斗机一类具有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产品上处于领先地位,其技术优势和规模经济向民用航空业的外溢,使美国航空工业长期处于优势地位。而欧盟持续20年不断对空中客车公司进行补贴和扶持,使空中客车实力不断增强,2003年空中客车飞机交付量为305架,成立34年来首次领先于波音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指责过去十年间欧盟对空中客车的补贴达到了350亿美元,其中巨型客机A380就获得了至少67亿美元的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欧盟指责美国政府通过国防合同和军事研究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向波音公司提供了数额更为巨大的补贴,自1992年以来美国政府对波音公司的补贴高达数百亿美元之多;此外,美国以出口退税的方式每年向波音公司提供2亿美元的出口补贴。美国和欧洲关于研发补贴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纠纷日趋激烈。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总部决定,就美欧关于对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两大飞机制造公司提供补贴的贸易争端分别成立专家仲裁小组。这场诉讼将成为WTO有史以来金额最大、影响最广的一讼案,至今该案尚未了解。

可见,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在当今强调自由贸易的格局下,各国通常以鼓励技术进步的形式予以实施,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又相对比较隐蔽。

(三)发达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启示

发达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着眼于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通过扶持使本国产业走向成熟,从而增强本国重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外实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目标产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提升国家竞争力。通常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密集程度高、产品附加值较大,并对工人支付高工资,对该产业进行补贴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增加本国福利。另外,西方发达国家间要素禀赋状况接近,技术创新能力高低是决定国际分工差异的基础,因此对高新技术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国家竞争力。

但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第一,在一国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由于无法获得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准确的数据,通常不知道在当时是否应该增加、减少或取消补贴,以及变化后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局。这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制定和实施时增加了不确定性。第二,如果一个产业获得补贴,这一产业将从其它产业吸收资源。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日本钢铁工业投资收益率只有制造业的一半左右,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使资源从收益高的行业转移到了收益低的行业。因此,即使政府政策能使本国企业成功地在某一产业获得战略优势,也有可能使其它产业处于战略劣势。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为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创造出在某些产业的竞争优势和有利的国际分工格局,仍然需要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结合中国科技兴贸战略,学习借鉴国外经验,主动选择部分具有战略意义以及显著外部经济的产业予以必要的扶持。

(一)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目标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行业体系结构,才能避免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因此应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重点培植一批产业,如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如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片面追求外向度,而是在扩大开放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变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整体水平较低的现状。

(二)通过研发补贴使高新技术产业获取技术优势和市场份额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面临其它国家强大的竞争压力,国内又缺乏完善的资本市场支持,因此以研发补贴为战略性扶持手段显得尤为重要。政府补贴可以补充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成本的不足并降低企业的风险;同时,政府研发补贴的介入可以加速企业研发速度,迅速提高企业生产规模,既能使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取得优势地位,又能形成对国外竞争对手进入市场的技术壁垒。

(三)将开发区作为发展壮大出口优势企业的载体

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将具有类似技术优势和出口经验的企业集中在不同类型的开发区,并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相应的税收优惠。专业性的开发区可以有效地实现产业集群,园区内企业的技术外溢可以强化技术外部效应,有利于推动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竞争优势的加强,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规模,为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必要的基础。

(四)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采取适度和审慎的原则

复杂的市场结构和形式多样的企业个体,都会影响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和实施成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推行可能培养出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从而使政策工具的作用被扭曲,反而恶化了资源的配置。同时过度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也不利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所以应全面权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得与失,采取适度、审慎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持战略目标产业。

(五)根据国内产业特点灵活进行补贴和有效保护

外贸政策篇2

论文摘要:贸易政策选择是由一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演进内生决定的。在经济全球进化中,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会进一步强化贸易政策的产业政策属性。贸易政策应该更多地用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培育产业竞争力。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协调

产业竞争政策源于产业组织政策,它是为了获得预期的市场绩效,由政府主导制定的干预和调整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经济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竞争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协调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关系,在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培育和提高产业的竞争能力。产业竞争政策一方面要鼓励竞争、限制垄断,另一方面要避免过度竞争、追求规模经济。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冲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原来主要用于调节国内市场关系的产业竞争政策逐渐演变为保证和维持国际竞争环境的一种协调工具。产业竞争政策的内涵与外延远远超出了产业组织政策的范畴,已成为包括产业组织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等方面内容的国际性经济协调政策。

在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产业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产业竞争政策已经成为多边贸易谈判中的重要议题。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自由化的成果越来越多地受到产业竞争政策所管辖的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侵蚀;同时,越来越多的贸易政策措施不仅没有促进竞争反而恶化了国际竞争环境。

从长期来看,对于竞争性产业,其竞争能力在竞争环境中比在保护条件下更容易培养。因此,从培育产业竞争力的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应该具有更多的一致性。政府在选择贸易政策和制定产业竞争政策时,应该尽可能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构建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

(二)产业集群和产业类别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政策和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领域和政策目标是不尽相同的。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竞争政策体系的重点与思路时,将竞争政策的作用领域划分为三大产业群和六大产业类别。

依据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程度,将现有产业分为竞争性产业、准竞争性产业和非竞争性产业三大产业群。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又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准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但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非竞争性产业是指市场竞争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提高社会效益的产业。

在三产业群划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竞争的对外开放程度和竞争能力的差异,将竞争性产业细分为吲际竞争性产业(如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机电设备、船舶制造等)和国内竞争性产业(如轻工、机械、电子、建材等);按照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长远发展战略的影响,将准竞争性产业细分为经济安全性产业(如兵器、航天、航空、核装备等国防工业,石油、化工、能源、资源等支柱产业)和发展战略性产业(如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技术等);按照规模经济的显著性和公共产品性质的显著性,将非竞争性产业细分为自然垄断性产业(如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和外部经济性产业(如港口、机场、城市交通、供气、供水、广播电视、气象、环保等)。

(三)贸易政策与产业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领域和政策目标

对于竞争性产业,产业竞争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反行政垄断,促进市场竞争,保证市场机制在产业内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反过度竞争,实现行业规模经济。反行政垄断与实现规模经济并不矛盾,因为规模经济是竞争的自然演化结果,是竞争产生规模经济,而不是垄断“制造”规模经济。与产业竞争政策相配合,贸易政策应该实现竞争性产业的国内市场全面开放,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借用国际竞争机制来抑制和消除行政垄断和过度竞争。

市场竞争同样有利于提高准竞争性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可能危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目前,外资经济在我国准竞争性产业领域的经济性垄断有逐步加强的趋势。在一些重要行业(如电子产业、汽车产业)或重点企业,外资通过持股控股、技术控制、经营权控制等方式,形成了对当前或未来市场的控制。而国内这些行业的企业规模小,生产经营分散,相互间恶性竞争。因此,在该产业群中,产业竞争政策的重点目标是反对跨国公司的经济性垄断,同时限制国内企业间的低水平过度竞争,推动规模经济的实现和整体竞争实力的提高。贸易政策应该与投资政策相配合,对准竞争性产业给与适度、适时地限期保护。应当注意的是,关税壁垒基本消除并不等于全面的零税率,国际惯例也并不是全面的自由贸易惯例。

从总体上看,自然垄断性产业和外部经济性产业属于非市场竞争性领域。但这些产业并非完全、绝对地排斥市场竞争机制,因为在这些非竞争性产业链条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市场竞争性部门或市场竞争性业务。对于这些竞争性业务和部门,产业竞争政策的目标也应该是反对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非市场竞争性业务和部门,应该强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贸易政策也应该着力于扩大这些竞争性部门和竞争性业务的对外开放。

二、贸易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包括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升级。产业间结构升级主要指国民经济增长对三次产业的依赖,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顺次转移。在宏观总量上表现为三次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变化和调整,即农业总产出占GDP的比例逐渐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总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渐上升。经验表明,一个经济体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步提高,同时,还伴随着服务业总产值占GDP的比例协同增长。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人“重化工业化”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工业化开始进入以电子、能源、汽车、石化、建材等行业为工业经济增长支柱产业的新工业化阶段),工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稳步提高,农业总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逐渐下降,服务业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但是,这种产业间结构升级的比例并不协调。首先,区域结构严重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而成为所谓“新兴工业化地区”,广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农工业化时期”,农业总产值占地方GDP的比重还很高。其次,服务业的增长速度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在东部“新兴工业化地区”更是如此。第三,由于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后劲明显低于工业,这造成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相对波动幅度较大,反映出工业化进程的不稳定性。

(一)贸易政策与产业问结构升级

就贸易政策如何促进产业间结构升级而言,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由于“重化工业化”的支柱产业属于“准竞争性产业群”,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战略,其投入和产出都应该首先立足于国内市场;贸易政策应该着眼于保障技术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配合国内投资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确保这些支柱产业的稳定发展,防止外资垄断和国内市场过度竞争,实现规模经济。其二,总体而言,服务贸易领域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服务业同样存在一些诸如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幼稚业,其开放速度和深度要与他们的改革速度和市场竞争能力相适应,既要有足够的竞争压力,又要有足够的成长空间。其三,对于农产品贸易,贸易政策的重点是要维护公平竞争,保障粮食安全。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补贴制度体系,用足用好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框架下的“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支持农业生产。

(二)贸易政策与产业内结构升级

产业间的结构升级是以产业内结构升级为基础的。而产业内结构变化是由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生产供给结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一定收入约束条件下的需求结构决定供给结构,一定生产可能性边界条件下的供给结构变化诱导需求结构变化。

产业结构是由其内部相互关联的产业链交织而成的产业网络。产业内结构升级是指价值增值中心沿着产业链向新的环节或结点转移,并伴随着增值比例的上升。在升级过程中,有的产业链条可能收缩,有的产业链条可能延展;产业网络的某些部分可能变得更加密集,某些部分可能更加松散。产业内升级的结果是:投入产出比例提高,产业运行更加富有效率。

在产业内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可能有新的富有活力的产业环节和产业分支产生,即出现所谓“产业岐化”。如果资源不断向新产生的环节或分支转移或集中,新的环节会不断“增生”,新的分支会不断延展,旧的环节或链条会逐渐萎缩甚至消亡,那么旧的产业结构会被新的产业结构替代,即出现所谓“产业蜕变”。

在供给方面,贸易政策应该有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展。而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展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更依赖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在这里,进口贸易政策应该得到足够重视。在需求方面,贸易政策要随着收入结构变化导致的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做出适时调整。调整的方向是:通过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诱导需求结构升级,进而推动产业内结构升级。

外贸政策篇3

关键词: 目标定位,贸易效应,技术创新

近几年来,尽管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同时,国内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隐忧却越来越大。“中国是贸易大国,但不是贸易强国”,“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中国出口成绩单的亮色仍然主要来自独资企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同时,中国政府也改变了先前“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的初衷,而是越来越多地强调扩大内需。笔者认为我国对外贸易之所以产生上述结果,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追求的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存在着从最初的定位不当到现今的目标缺失的问题。为了便于分析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演变历程进行一个较为客观的回顾及定性评价。

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演变及其评价

1.“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目标——改革开放前

改革开放前,中国寻求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针,因而“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自然成为这一方针下的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在这一方针下,对外贸易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是生产的简单延伸,因而处于一种辅助的,从属的地位。1953—1978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23%下降到0.75%,在世界上所占位次由17位后移到第32位,从中便可窥见一斑。

“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目标从根本上摈弃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比较利益原则。虽然这一时期国家通过垄断贸易及计划贸易,达到“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政策目标,但成本巨大。追求这一政策目标产生以下三种主要经济损失:第一,国际贸易利益的损失。 “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使中国既不能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及国际分工充分发挥本国劳动力生产力丰富这一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于国际贸易弥补自身资本稀缺的比较劣势,从而未能实现国际贸易静态利益;第二,形成垄断造成的损失。为实现“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目标,国家需要控制对外贸易活动,进而形成对贸易垄断。这使国内产业和企业处于不受外来竞争的地位。持续的保护使企业失去了技术创新和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从而未能实现国际贸易动态利益。日本在1953年—1971年的国民收入增长中有 55.16%是技术进步贡献,而中国在1953年—1977年的 24年中,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贡献率只有13.27%;第三,规模经济损失。计划贸易限制了国内企业通过对外贸易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利益的可能性。这三种经济损失增大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成本。50年代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差无几,而80年代只有日本的1/4。这虽然可以归咎于,但与对外贸易目标定位不当,抑制对外贸易正常发展不无关系。诚然,这一目标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使然,也是无奈之举。但它说明了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目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后,中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中国理论界对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借助外部资源发展得快些,还是封闭起来发展得快些,是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还是逆比较优势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过热烈而又充分的讨论。中国计划经济多年实践证明,开放比封闭好,顺应比较优势比逆比较优势好,利用本国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比消极地将对外贸易看作是“调剂余缺”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因而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由“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转变为“利用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国外资源)发展经济”。对外贸易目标亦相应调整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目标”。80年代中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 “以进养出”, “三来一补”等一系列提法,就是政府充分利用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思想的具体体现。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贸易目标较之先前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目标有了很大的改善,因为它顺应了比较优势原则。在追求这一目标过程中,我国通过国际分工充分发挥了本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大推动了对外贸易发展。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迅速提高,由1978年的32位上升为1

990年的15位。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 由1978年 0.75上升到1990年1.8%。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由1978年的12%左右上升到90年的40%左右,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增强。但“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贸易政策目标定位仍有不妥之处,在于它重视的只是国际贸易资源配置的静态利益,而忽视了对外贸易能够通过引入适当国际竞争,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等的动态利益。整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国执行着严厉的限制进口和国家管制有限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1991年中国关税总水平达 44.05%,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42%平均关税水平。“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目标下的垄断损失及规模经济损失依然十分巨大。国内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缓慢。日本进入80年代国民收入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率高达80%,而我国只有25%-28%。这也是九十年代初我国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的缘由之一。

3.“推动经济增长目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理论界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将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调整为“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认识到这一点是一个问题,如何实现目标却是另一个问题。在如何实现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目标的问题上,我国认识似乎进入一个误区,认为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是单纯通过扩大出口实现的。为此,进入90年代,中国加大鼓励出口政策力度,如提高出口退税率,提高外汇留成,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等。这些政策确实见效很快,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中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张。

然而以后出现的情况是政策制定者事先没有想到的也是不愿看到的,那便是出口量增加了,外汇收入相比之下却减少了。有资料表明,直至90年代底,中国单位商品的价格平均每年递减1%。这是因为政府为达到迅速扩大出口的目的,其鼓励措施都是直接针对产品的价格而进行的财政性支持,它使企业能够在不侵蚀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不断降低价格达到扩大出口的目的,许多出口产品创汇能力连年下降。现今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利润微薄,惨境经营,更有甚者有的企业出口只是赚取出口退税。

客观地说,中国对外贸易目标从改革前摈弃国际贸易利益演变为80年代追求贸易资源配置的静态利益再演变为90年代追求贸易推动经济增长的动态利益,表明其演变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推动经济增长”定位仍有不妥之处。诚然,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增长是通过其终极形式——出口来实现的。但出口增长应是通过产品的高价格实现的,产品的高价格是通过产品的竞争力实现的,产品竞争力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促进技术创新实现。 “推动经济增长”贸易政策目标过于宽泛,在如何通过贸易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缺乏指导性。而忽视贸易促进技术创新的效应,使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我国对外贸易的静态利益不断被蚕食,加大了我国从事对外贸易的成本。有关当局认为我国已进入高成本的外贸时代。

4.对外贸易政策目标的缺失——20世纪九十年代底至今

早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经济学界曾对中国未来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模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辩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外贸易是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好一些,还是竞争优势发展战略好一些。经济学家们见仁见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应培育国家竞争优势,而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国情不适应竞争优势发展战略,中国仍应沿着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发展。虽经过几年的大讨论,学者们始终未能就这一关键问题达成共识,最终这一大讨论还是归于沉寂。因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演变历程可以看出,贸易政策目标始终存在定位不当的问题,它使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方向——贸易促进技术创新。而现今的目标缺失更使贸易发展无的放矢。其结果是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国民福利流失,技术水平落后。2005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中技术贡献率仅为33%,而日本在80年代就达到80%的水平。目前我国企业竞争力普遍低下,参与国际贸易水平低,外资企业占据我国对外贸易大半壁江山,这与贸易忽视技术创新效应有着密切的关系。贸易-[飞诺网]

二、九十年代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调整评价

1.九十年代美国对外贸易目标政策调整

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在日益强盛的日本经济冲击下岌岌可危。90年代初克林顿执

政后,及时调整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提出了对外经贸政策的四项基本目标:即打开外国市场;坚持公平竞争;实行激进的贸易促进战略(即战略性贸易政策);将贸易政策与全球经济战略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克林顿政府推出了有史以来美国第一个系统的贸易综合改革措施,又称“国家出口战略”,确定半导体、电脑、通讯、环境保护、咨询软件工业及服务业等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6大重点出口产业,目的是强化美国企业的对外竞争能力,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的外贸政策是要保证投资源源不断地流向新兴科技领域,创造21世纪的高工资就业机会,从而使美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位居世界首位,在一些关键技术的出口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美国政府通过实施”国家出口战略”,增强了美国企业在激烈竞争中的竞争实力,带动了美国出口的迅速发展,重新确立了美国经济霸主地位。

2.美国对外贸易目标调整评价

从调整后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可以看出:首先,其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具有系统性、全面性、长远性、战略性。美国是将对外贸易发展纳入其全球经济战略的宏图之中,为其全球经济战略服务,而不是让贸易游离于其外,追求贸易单独发展;其次,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具有准确性,具体性。准确性体现在目标是必须打开国外市场。贸易强国是近代历史以来铁的定律。从几个世纪前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到上一世纪日本的崛起都是这一原则的应用。因而要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必须打开国外市场。具体性体现在确定半导体,电脑,通讯,环境保护等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6大重点出口产品,而不是对所有出口盲目鼓励;最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到位,有的放矢。到位不仅体现在国家通过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保证投资资源不断流向新兴科技领域,使新兴科技领域具有竞争力。也体现在美国政府施展外交手段,促进公平竞争的努力上。因为政府很清楚若没有公平竞争,美国在高科技产品上的优势会被大大削弱;有的放矢体现在要使美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位居世界首位,在一些关键技术的出口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从而强化美国企业对外竞争能力,带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用一句话高度概括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那便通过提高新兴科技领域里的产品竞争力打开国外市场。

美国鼓励企业的出口政策主要有:

(1)政府开展积极的经济外交,为企业排除各种贸易和非贸易壁垒。美国政府官员忙碌的身影常年穿梭于各国之间,或劝诱,或威胁,其目的是为美国企业产品的畅通无阻地进入他国铺平道路。

(2)金融上大力扶持。美国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农业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加尼福尼亚亚洲出口贷款办公室直接为企业出口商提供出口贸易信用担保、出口流动资金担保和出口信用担保。2000年有2, 176家企业从进出口银行中获出口贷款23亿美元,比 1999年增长土3%;2000年美国又推出“企业快速贷款”,申请到批准时间仅36小时。

(3)技术上支持。美国联邦贸易部、美国进出口银行一起建立了19个美国出口推动中心;美国国内有30个国际贸易中心、企业发展中心专门从事企业出口准备工作;进出口银行,国际贸易贷款计划处联合开办出口风险分析热线网站,免费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国际市场信息。

可见美国鼓励企业的出口政策也与我国有很大不同。一是多渠道地帮助企业出口,二是主要通过金融和技术方面的帮助,不似我国一味诉诸财政性补贴。调整后的美国贸易政策目标的结果是显着的: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不仅促使九十年代美国出口快速增长,而且使美国相关产业的出口价格指数稳步提高。据统计,如以1990年为基数,美国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1992年为101%,1993年和1994年分别为101.4%和103.6%,1995年和1996年进一步提高为 108.8%和109.4%。尽管1997年和1998年略有下降,分别为107.7%和104.4%,但1998年与1990年相比,出口单位价格仍提高了4.4个百分点。横向比较,美国同期出口价格指数也明显高于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法国。这表明,这些贸易促进措施既使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也增加了美国的国民福利。这和我国出口价格指数不断下降,国民福利流失形成鲜明对比。

三、完善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几点建议

美国情况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我国是正在转型

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国内一些条件我国并不具备,比如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因而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经验。但它还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意义。借鉴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目标的调整经验,我国今后对外贸易政策目标应准确,具体,具有针对性。

1.树立“谋求国家竞争优势”对外贸易政策目标

关于我国对外贸易是采取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还是竞争优势发展战略问题,笔者认为在当今追求创新的世界里,具有创新产品才具有竞争优势,而创新产品并非局限于高科技产品。2002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出来全球十大创新产品,传统产品,如橄榄公司的to tal牙膏,吉列公司的马赫3型刮胡刀同仁天堂电子游戏被评为全球十大创新产品。可见传统产品进行创新后,同样具有竞争优势。此外,笔者认为竞争优势发展战略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并非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出口产品成千上万种,有些产品可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些则可遵循竞争优势发展战略。例如,有些产品短时期内都难以改变其劳动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特点,如珍贵的药采,稀缺的水产品,精美的艺术晶等,这些产品获利都很丰富,但它们占中国出口额的份额很低,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这便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情况。但我们也不应固守比较优势,而应用高科技对其进行不断创新。私营企业青岛金王集团推出的一系列以高分子聚合物为原料的蜡烛,克服了蜡烛燃烧时冒烟的弊端。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对蜡烛进行了创新,产品大受国外消费者欢迎,三根蜡烛的出口平均利润等于一台冰箱。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正是通过这林林总总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的综合构筑的。

2.将出口同提升企业竞争力联系起来

在出口方面应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首先政府应建立高新产品和创新产品的鉴定及认定机构,对高新产品或具有创新产品给予认可。据一些高科技企业反映,他们的一些产品问世后,由于国内缺乏权威性的机构给与认可,他们的产品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及推广,因而难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其次,对高新产品或创新产品的出口采取倾向性鼓励措施,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效仿美国做法;再次,政府建立一套使企业受制于要求创新或提高质量的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使达不到标准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减少无效供给。

3.注重进口创新效应

许多先进技术及创新作为商品可以引进,从而节省了发展中国家在这些产品上的研发及创新过程和费用,实现技术进步,降低成本,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因而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优势就是学习。为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政府应在进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政府可在最新技术、知识等方面的收集、传播及技术援助等方面加大力度,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先进技术和创新产品。这些技术还可以“外溢”到国内其它行业。政府同时还应引导企业走上进口技术一消化吸收一再创新的轨道上,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中。

4.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当今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都是创新型国家,而目前世界上公认的20来个创新型国家,几乎全部是民主法治制度高度成熟的国家。制度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的结果及其归属,交易结果及其归属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保护创新人的收益,其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将迫使其停止创新。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年,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我国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独具的最大优势。但当前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国要用15年时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是首要条件。

外贸政策篇4

关键词:林产品;贸易政策;出口限制;出口退税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4-0193-03

导言

我国是世界林产品生产、消费和进出口贸易大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林产品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林产品贸易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中国林产品贸易,而且直接影响我国在林产品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全国林产品贸易格局在深度调整林业国际化进程加快。

一、我国林产品贸易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鼓励林产品进口的政策,出口政策较以前也有了很大变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林产品贸易大国,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自从1998年国家对森林实行禁伐、限伐措施后,我国木材采伐量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减少,这就给国内处于低谷的林产品市场一个强烈的刺激,使各地市场的林产品价格有所提升。为了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需求,我国对林产品的进口量近些年来大幅度上升。

下页表显示,2014年中国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1 388亿美元,其中出口721.98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12%,占全国商品出口额的10.56%;进口677.5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5.71%,占全国商品进口额的8.24%;进口林产品以纸及纸浆、原木、锯材为主,主要来自东南亚、俄罗斯。出口林产品以家具、木制品、人造板和单板、纸及纸浆为主,主要出口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市场,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二、我国林产品贸易政策的演变

我国的林产品贸易体制及政策是建立在中国的特色经济和对外贸易政策基础之上的,在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贸易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林产品贸易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中国林产品贸易,同时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林产品贸易国之一,也直接影响国际林产品贸易格局,因此回顾和分析我国林产品贸易政策的演变就显得很重要。

(一)进口贸易政策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我国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都很小,经济交往范围也有限,加入世贸组织前的基本情况是可想而知的。高关税和保护民族企业是此前各国通例,我国也不能例外。因此,进口数量小、地区有限、国家企业专营,是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林产品贸易政策也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央计划林产品进口的比例逐年减少,并于1993年完全取消计划内林产品进口,与此同时多次自主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林产品贸易进一步趋向自由化,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并逐步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2001年1月1日起,中国林产品平均关税为12.3%,2002年中国林产品的平均关税已降至8.9%,同时取消部分林产品的非关税壁垒。时至今日,我国现行林产品进口税率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甚至部分林产品关税还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降低的余地已经不大,并且除了实行一些小的措施外,我国部分进口林产品已经没有非关税壁垒。

(二)出口贸易政策

我国对林产品出口政策主要包括出口限制政策和以出口退税为主体的出口鼓励政策。在林产品出口限制政策方面主要涉及的是木材资源型的初级产品。例如对于原木和锯材的出口,我国实行严格控制,受配额限制。此外,自2006年11月1日起,我国对木片、实木地板和一次性筷子,首次加征出口关税,税率为10%。2006年11月22日起,加工贸易企业以国产木材或以珍贵材作原料生产的板材、家具、木制品等不允许出口。2007年1月l日起,取消实木复合地板出口退税。2007年7月1日起,濒危动物、植物及其制品和部分木板及一次性木制品取消出口退税;纸制品和部分木制品出口退税率下调至5%;木家具出口退税率下调至9%。2007年4月26日起,以国产木材生产的木浆、纸制品等不允许出口。

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我国对不同的林产品出口实行不同的出口退税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2003年这段时间,中国对所有木质林产品实行了出口退税。例如对资源型林产品原木、软木及制品实行了5%的退税率;对木片、锯材、单板、家具、强化板、纤维板、纸以及纸质品等林产品实行了13% 的出口退税率;甚至为了鼓励出口,对竹、藤也实行了5%的退税率。此外,我国政府于2001年在中俄边境口岸实施了进口原木加工锯材复出口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三次调整提高了117种林产品出口退税率,相当于给林产品企业每年补贴4.1亿美元。可以看出,无论是出口限制政策还是出口退税政策,都是为了优化我国林产品产业结构,提高林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最终达到出口创汇的目的。

三、我国林产品贸易政策调整的思路与启示

作为林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林业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同时也将使我国林业进出口贸易进入一个历史性转变阶段,并有将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我国政府应保持冷静,沉着应对,在林木产品的贸易政策选择和安排上形成新的观念和思路。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外贸易政策手段来促进林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实现林产品对外贸易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并通过贸易来保证国内相关产业的安全。因此,我国政府必须要做出许多重大的政策调整。

(一)实施有干预的林产品自由贸易政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林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适应国际市场上的这些变化,我国政府应该对实施了较长时间的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做出调整,而政策调整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适度干预和有效干预的问题,即实施有干预的林产品自由贸易政策。在保证我国林产品贸易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适度的干预以促进我国的林产品产业发展。与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政策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和作为进口替代手段的政策倾向不同,将林业作为攸关环境和资源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贸易政策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扩大出口和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为目标,是一种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作为出口促进手段的贸易政策。

(二)利用招商引资政策促进林产品贸易发展

实行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引导林业利用外资的投向和拓宽林业利用外资的渠道,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外资融资机构;制定林产品的优惠贸易政策,并对林产品贸易企业进行资金扶持,适当减免林业税赋,加速林业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导林业企业不断积累对外投资的知识与经验,鼓励林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林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以减少国际贸易的成本和风险,规范林业企业在境外的开发行为,设立鼓励林业企业对外投资的专项保险,培养林业企业对外投资所需的各种人才,充分发挥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形成中国林业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联盟。

(三)加快林产品的国际认证体系建设

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认证已经在中国各个行业得到相应的开展,但是关于林产品的认证体系对我国来说却是一个新鲜的名词,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贸易自由度大幅度提升,我国林产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这就对进口国国内的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越来越多的进口对我国实行了绿色贸易壁垒,如对我国林产品采用严厉的标准,因此就需要在我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林产品国际认证体系,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形象、消除绿色壁垒,而且有助于保住和开拓中国林木产品特别是家具在欧美环境敏感市场的份额,同时认证为林业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上所述,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林产品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入世给我国林产品贸易带来了稳定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我国更多的林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高了我国企业在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不能盲目乐观,还要看到我国在林产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不足,需要我国政府相应地调整林产品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保证我国林产品贸易健康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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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Policy of Forest Products Under The New Period

HUO Xin

(School of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the growth rate of China's forest products trade is fast,and the status of the wood products trade in the world is increasing,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major forest products trading country.At the same time,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the demand for forest products,such as th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s rising.The import of forest products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domestic market,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forest resources,promoting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so on..The trade of forest products is a par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a part,although the proportion of it is small,it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domestic forest products market and the propensity to consu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market,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ry itself.

外贸政策篇5

1、外贸高速增长的背后问题

近3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平均以超过3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4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1500亿美元,2005年达到14221亿美元,出口在世界总份额中占6.5%,2006年1-6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7957.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4%,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另外,《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量将达到2.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量达到4,000亿美元。但在另一方面,我国的对外贸易还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综观我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是消耗资源和能源的产品,并且价格极其廉价。例如,2004年,我国出口电风扇4.5亿台,平均每台3.8美元;出口鞋59亿双,平均单价仅2.5美元。这种大进大出的粗放型出口模式,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十分严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极其巨大。目前,我国对外部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原油依存度已达到42%,铁矿砂40%,铜矿砂83%,铝材40%,石油化工装备的80%,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都需要依赖进口。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第二,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链的一环,但在整个链条中只占增值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在许多城市,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等价于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以天津为例,2004年,天津的314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99.4亿美元,占天津出口总量的99.1%。而103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234万美元,占有量不到0.2%,这种外商主导出口的情况在我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许多三资企业的核心技术、品牌、销售渠道由外商控制,中方处于价值创造低端的组装环节。即便是拥有自主品牌的民族高科技企业,其出口产品构成中相当一部分采用的是国外核心部件,很难想像这样“高科技”产品能创造高附加值。

第三,大量的出口也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据WTO统计,1995-2005年,我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世界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中,约1/6是针对中国的。2005年我国共遭到51起其他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达到近18亿美元。2005年我国也首次遭到了反垄断诉讼,维生素C、镁砂和镁制品等反垄断案相继浮出水面,其潜在的涉案金额远远超过反倾销案件,影响也往往涉及整个行业。

第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到2006年6月末已达到9411亿美元,按现在这种发展势头,再过几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我们明显地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是实物货物的大量出口,另一方面是纸面外汇的大量进入。中国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补贴世界,更重要的是,一旦美元和其他外汇贬值,中国这些年辛辛苦苦积攒的纸面财富很可能通过汇率的变化而化为乌有。

2、我国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国际大环境

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绝非20年前的形势,与世界经济的融入充满着新的风险。不仅有产业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金融风险,更有国家安全上的风险。

首先,加入WTO后,中国面对的世界经济和政策环境正日新月异。在世贸组织原则和协议的约束下,各贸易国家将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逐步减少或取消非关税壁垒。这既减少了世界进出口贸易的障碍,又会给贸易商品提出新的要求;既促进了各国对外贸易发展,又加强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各种贸易摩擦也会出现。尤其是中国5年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所有产业实现全面开放,世界各国将对中国对外贸易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的一些保护民族利益的措施,经常是西方挑剔中国的借口,也是目前西方和中国许多贸易争执的根源。

其次,WTO所代表的世界潮流是经济全球化,WTO的法律制度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在多边贸易体制逐渐为各国所接受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是同步进行,各国正在加紧建立不同层次、不同国家间的各种区域经济组织。

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社会,迎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机遇和挑战。这就需要在WTO框架条件下,分析过渡期结束后对外贸易的新特征,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政策,从中国的利益出发研究WTO的制度、理论和规则,已经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二、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新的对外贸易形势下,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已不再完全适用,管理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基础的外贸全面可持续发展理论,则为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管理贸易理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贸易理论,既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假设,另外,管理贸易理论不限于解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同时也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和需求格局不同假设。更重要的是,管理贸易既不是自由贸易,也不是保护贸易,而兼有两者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管理贸易战略并不改变贸易自由化战略的本质属性。而自由贸易政策是贯穿于WTO各协议的主线,但由于世界经济和各成员的发展不平衡,贸易自由化准则有以下特点:第一,不是绝对的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是个渐进的过程;第二,允许发展中国家成员方贸易自由化进程低于发达国家成员方;第三,WTO不是一个“自由贸易”机构,它只是致力于逐步贸易自由化,使成员方进行开放、公平、无扭曲的竞争。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强调,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其所指的国家竞争优势包括以下6个因素:生产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政府的作用和机遇。

外贸全面可持续发展理论,即当代人要在不损害后代人及同时代的其他人进行外贸及与外贸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权利的情况下进行对外贸易。

三、具体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1、采取开放型的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

全球市场发展到今天,伴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自由贸易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也趋向于更加开放和合作。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WTO,当然也应该忠实的履行自己的承诺,成为一支真正推动WTO价值目标的强大力量。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采取积极态度,主动融入国际管理贸易的多边协调机制。充分运用各种灰色区域和例外条款来扩大和保护我国的贸易利益,适当利用双边贸易安排及政府对外贸的管理,充分发挥我国国内庞大市场的优势,以获得更多的有利于我国的贸易条件。另一方面,完善对外贸易政策法规,加大管理贸易实施的力度。依靠国内立法手段和对外协调机制,构建对外贸易的秩序体系;建立主要利用关税措施、例外条款和保障条款等来管理和调节进口,利用产业政策引导进口的保护机制,保护国内产业,维持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

2、合理推行出口导向政策

这主要适用于中国拥有较大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遭受国外反倾销较多的产品,应制定中长期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提升产品档次,扩大靠技术含量比重,增加产品附加值及盈利,改变落后的管理方式,提高自主品牌出口比例。可根据近几年中国出口的具体情况设立出口关税,制定在一定年限内(比如5-10年)征收出口关税方案,税率根据产品的附加值与档次确定,鼓励出口高档次、高增加值的产品。对于低附加值的产品采取高税率,对于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采取低税率。税率逐年递减,若干年后减至零税率。出口税收用于创立“发展基金”,用于引导中国从出口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必要时,可通过取消或减少出口退税,或通过配额管理办法进行数量限制。

3、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安排

我国目前为止还尚未正式参加任何自由贸易区,这对于我国的经贸发展来说并非是积极因素。我国游离于自由贸易区之外一方面使我国只能坐视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安排的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尽先机,无法享受区域贸易安排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另外由于区域贸易安排对区内国家实行优惠待遇,其成员对区外贸易伙伴仍保留各自原有的贸易壁垒,因而它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排他性效应日益明显,致使我国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性影响。同时,自由贸易区是世界贸易组织明文允许存在的例外,不予以积极利用就没有充分利用世贸规则来为我国谋取应得的利益。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我国都应重视和利用自由贸易区来推动我国外贸的进一步发展,并进一步建立和巩固我国在自由贸易区内的领导地位。

4、进一步完善我国贸易救济机制,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立法研究

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政府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的法律法规,加强和充实我国实施贸易救济主管机构,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分工合理,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的部门间工作体系。尽快建立与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在国家已建立的汽车、钢铁、化肥三个行业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基础上,适时启动电子信息产品、农产品等重点产品、敏感产业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目前国外越来越多通过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方式对我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它的危害远远大于传统的“两反一保”所带来的危害,加强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立法,为我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服务。

5、促进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中国必须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从传统的重商主义向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转变。即使不通过人民币升值增加国家的购买力,也需要向公平交易转变。所谓公平交易,便是按商品的真实价值和价格进行交易。譬如,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产品必须加上制污成本后才能出口,那些严重损害劳动员工的产品,必须付出合理的劳动报酬之后才能出口。那些获得了优惠政策和补贴的产品,必须取消这些不合理的优惠政策之后才能出口。

外贸政策篇6

[摘要]出口退税是各国鼓励外贸出口的一项共同措施,目前被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广为采用。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自2004年1月1日起,进行了新一轮的出口退税政策改革。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明确提出了“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承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实施4年多以来,国家对其进行了多次调整。文章采用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实证性地分析了出口退税新政策调整后对盐城经济带来的影响。[关键词]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地方外贸出口退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已报送离境的出口货物,由税务机关将其在出口前的生产和流通等各环节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的一项税收制度。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近几年进行过三次重大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新出口退税政策加快了退税速度和企业资金的周转速度,有利于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加快我国产业升级的步伐,有利于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缓解国家财政赤字的压力。另一方面,新出口退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1)企业出口成本提高,获利空间减少,影响了企业出口的积极性;(2)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的改革,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影响,将有可能产生新的地方保护主义;(3)鼓励出口贸易方式从一般贸易向加工贸易的转变,不利于我国整个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文章在分析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宏观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性地分析了出口退税新政策实施后对地方经济带来的影响。一、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原因我国1994年实行新税制后,出口退税问题突出,成为税务、外贸等部门和企业关注的热点。出现这样的局面背后有我国出口退税机制本身存在的深层次的原因,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不合理出口退税是指将出口的货物在国内生产和交易中所缴纳的流转税退还给出口企业,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其中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它由国税局征收,而对于上缴中央国库的增值税,中央要对地方进行返还。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在增值税的征收环节,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75%:25%的大致比例进行分成。在出口环节,却是中央财政负担了全部退税,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退税责任。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享与责任分担既不对称又不合理。(二)出口退税政策缺乏整体性和一致性。导致因原材料来源地不同而税负不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在同一政策体系下,出口货物的原材料来源地不同,应该不会导致税负不同。然而出口退税制度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如进料加工出口退税享受的不合理优惠,在降低税率后,实行“先征后退”的进料加工征税时按17%抵扣,而退税时按9%扣除,使企业无形中得到了优惠。如果使用国内原材料则没有这部分优惠。原材料来源地不同导致税负不同的后果是,因进料加工复出口业务的退税比较优惠,对进口料件的全额保税使出口企业在考虑使用原材料时,会首先选用进口料件。这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一是损失了外汇,二是从客观上限制了国内原材料市场的发展。(三)退税率的不合理性我国对出口商品确定了“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彻底退税”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具体实施中并未得到完全贯彻。1994年新税制改革时,曾经实行17%的退税率,但后来由于骗税猖獗及国家财力有限而将退税率两次下调(退税率为3%、6%和9%)。尽管政府在1998年和1999年为刺激经济增长又将退税率上调,但大部分出口商品的退税率尚未达到17%的法定退税率。征退税率不一致,将使我国出口货物含税进入国际市场,在难以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来消化含税量的情况下,其结果将是降低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四)在国内收购环节,出口货物的税款流失严重出口退税率的下调,改变了对出口货物按法定税率计算退税的办法。外贸企业征退税的差额进入成本,由企业负担。出口货物专用发票的恢复使用,要求外贸企业申报出口退税时必须附送出口货物专用税票。这样,供货企业销售给外贸企业用于出口的货物要开具专用税票,并按规定的征收率计算税款,缴纳入库。据测算,一般企业的实际税负均低于专用税票的预征税负。因此,一些外贸企业在收购出口货物时,串通供货企业销售时不开具专用发票和专用税票,不预缴税款。外贸企业放弃出口退税,而从供货企业偷逃的税款中得到补偿。(五)自营出口不进行正常申报,偷逃国家税收现象严重现行的“免抵退”税政策,容易造成出口企业偷漏税。首先是造成企业漏税。我国现行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是附加税,“免抵退”税办法对出口货物进项税实行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从而减少了企业被抵扣的这部分增值税附征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形成漏税。其次是造成企业偷税。由于我国大部分出口商品的现行退税率都低于征税率,征退税间的税率差按规定进入成本,“免抵退”税办法对出口货物的审批,实质上成了对出口货物征退税间的差额作进项转出的审批,从而增加了企业应缴税金,导致少数企业不愿主动申报、缓报甚至隐蔽申报,不做征退差的增值税进项转出,进而造成偷税。由此,由于我国出口退税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要求,出口退税数额超出了中央财政承受的能力,出口退税的负担机制不利于出口贸易的科学、规范管理,出口增长越快,中央财政负担越重。必须从政策调整人手,实施出口退税的新政策。二、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内容(一)2004年出口退税政策的重大结构性调整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作出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内的资源,鼓励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将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置于国际资源的配置环境中。为进一步促进外贸体制改革,保持外贸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决定,对现行出口退税政策进行改革。此次出口退税政策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本着“适度、稳妥、可行”的原则,区别不同产品调整退税率。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退税率不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退税率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为17%、13%、11%、8%、5%五档,自2004年1月1日起实行。按现行出口结构,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将降低3个百分点左右。2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从2003年起,中央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增量首先用于出口退税。3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具体办法是: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别负担。4结合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通过完善法律保障机制等,加快推进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和外贸出口制,降低出口成本,进一步提升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结合出口退税率的调整,进一步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整体效益。5累计欠退税由中央财政负担。对截至2003年年底累计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和按增值税分享体制影响地方的财政收入,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中,对欠企业的出口退税款,中央财政从2004年起开始采取全额贴息等办法予以解决。(二)2005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自2004年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一年多,进展总体顺利,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全部还清了历年累计拖欠的出口退税款,建立了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机制,调动了企业出口积极性,优化了出口商品结构,促进了外贸出口快速增长。但是,新机制在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是地区负担不均衡,部分地区负担较重,个别地方甚至限制外购产品出口、限制引进出口型外资项目等。为此,国务院决定,在坚持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前提下完善现有机制,并自2005年1月1日起执行。1调整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分担比例。国务院批准核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不变,超基数部分中央与地方按照92.5%:7.5%的比例共同负担。2规范地方出口退税分担办法。各省(区、市)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省以下出口退税分担办法,但不得将出口退税负担分解到乡镇和企业;不得采取限制外购产品出口等干预外贸正常发展的措施。所属市县出口退税负担不均衡等问题,由省级财政统筹解决。3改进出口退税退库方式。出口退税改由中央统一退库,相应取消中央对地方的出口退税基数返还,地方负担部分年终专项上解。(三)2006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为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推动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于2006年9月15日起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属结构性调整。我国取消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涉及商品包括进出口税则第253章除盐、水泥以外的所有非金属类矿产品。此外,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降低。此次调整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包括将重大技术装备、部分IT产品和生物医药产品以及部分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提高到17%;将部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的出口退税率由5%或11%提高到13%。同时明确,将以前已经取消出口退税以及这次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对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的商品进口一律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四)2007年出口退税调整为进一步控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自2007年7月1日起,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这次政策调整共涉及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五)2008年出口退税微调自2008年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将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取消红松子仁、部分农药产品、部分有机胂产品、紫杉醇及其制品、松香、白银、零号锌、部分涂料产品、部分电池产品、碳素阳极的出口退税。对涉及取消出口退税的商品,凡企业在2008年8月1日之前已经签定出口合同且价格不能更改的,出口企业可在2008年8月15日之前持合同文本到当地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登记备案。经备案的出口合同,凡在2009年1月1日之前报关出口的,准予按调整前的退税率执行。逾期未能备案的以及2008年12月31日以后报关出口的,一律按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执行。经过2004年重大调整和近几年的微调后,出口退税率结构由原17%、13%、11%、8%和5%五档调整为17%、13%、11%、9%和5%五档。在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下,我国出口商品退税率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体现了国家欲通过退税率来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的意图。三、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地方外贸出口影响的实证性分析——以盐城市为个案到目前为止,出口退税新政策已运行4年多。其间地方和基层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得新政策的漏洞和不足毕现。现在,东南沿海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外贸出口增长快的地区,出口退税给地方财政尤其是市县一级的财政所带来的压力就越大。(一)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盐城市外贸出口的影响根据海关统计,2008年1-6月份,盐城市累计出口96576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55%,高于江苏省24.3%的增幅。从上半年看,出口退税率下调并未带来预想中的抑制出口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世界经济贸易总体进一步好转的带动;另一方面,随着出口退税的进度加快,极大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问题,从而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更加有利于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经营活动,为盐城市出口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过去长期欠退税的情况下,企业的成本很高。因为资金不足,企业往往要向银行贷款,并承担5%的年利息。如今退税率下调4个百分点,可能会高于银行5%的利息,但是影响却不像想象中大,企业尚可承受。而且,由于退税拖欠时间过长,有的企业早已不再指望,出口定价时也没有考虑退税因素,所以当时有的价格甚至还会高于下调4个百分点之后的价格。因此,对企业来说,尽管需承担下调4个百分点的成本,但是由于清还欠退税到位,使得企业资本成本大幅下降,不用再向银行贷款。资金的充足与退税率下调的负面作用相互抵消,企业能够进一步扩大出口能力,增加了出口竞争力。其中,由于新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带来的足额、及时退税,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对企业的出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总体上看,截至目前,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并未对盐城市外贸出口的增长之势产生大的不利的影响,但是,一项政策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因此,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进一步调整对外贸出口的影响要到2008年底才能完全地显现出来。(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盐城市外贸出口结构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出口商品退税率普遍下调,外贸行业的出口成本将会明显上升,行业整体效益和大多数企业效益将会下滑,但是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将有利于优势企业做强做大。新政策加快解决历史欠税问题,并同时增开中央和地方两条新的退税渠道,从机制上避免了新欠税问题的产生。这有助于规模大、营利能力强的外贸优势企业的发展,并使其在同业兼并中迅速壮大。不同商品出口退税率下调幅度的差异,使得经营不同出口商品的外贸企业具有不同的感受。服装、棉纺织品、玻璃制品和部分机电产品、塑料、橡胶由于出口退税率连年下调幅度大,以此为主营出口业务的进出口企业所受影响相对较大;钢材及其制品、鞋帽、箱包、羽毛制品、部分化学品、皮革制品等出口商品退税率下调2个百分点,以这些商品出口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经营业绩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出口退税率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呈负相关效应。退税率的调整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直接。根据有关机构计算,出口退税率每下调1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增加约1个百分点。若下调4个百分点的话,将使得一般贸易出口成本增加约4%,对出口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从理论上看,此次调整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成本,提高产品价格,无疑会削弱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此产生的部分企业转产或倒闭以及下岗失业等问题,将在所难免。另一个方面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能促使出口型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居主导地位的一些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产品的市场结构,以提高自身的出口竞争力。(三)出口退税率调整对盐城市外贸出口方式的影响目前地方对外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加工贸易又可分为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主要是影响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2003年10月出口退税改革方案出台,从2004年初开始下调综合出口退税率。因此,企业在2003年底加快了出口进度,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均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同期分别增长26.6%和50.9%;2004年在新出口退税政策下,一般贸易出口压力加大,发展态势受到一定的阻碍,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增幅不大,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增幅回落了32.2个百分点,以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增幅很大。2006年退税率进一步下调,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回落22.6个百分点,以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增幅基本持平,以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增幅迅猛(表1)。因此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实施后,虽然盐城地方外贸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也出现了一些不良效应,如一般贸易出口增速回落,比重下降。这可能对地方外贸的发展进程产生某些不利影响,比如贸易顺差的减少,对国内原材料消费的冲击等。经分析表1表明:短期内,贸易方式结构对于新政策的反应比较慢,异常性表现并不太明显。可见虽然一些企业把生产型改为来料加工型,使一般贸易出口份额下滑,但新退税政策所带来的冲击并不是很大。一方面,这是因为出口贸易方式结构的变化是内外部环境变化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结构效应往往表现得比总量效应滞后。因此,其滞后影响不容忽视,还需继续关注一般贸易出口与进料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的变化态势。由此可见,在总量上,政策公布后一般贸易出口与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均出现了异常增长的现象,而在新政策实施后,速度明显下降,但降势已趋缓,短期内的平均影响并不很显著。新出口退税政策并未对我国外贸出口工作产生太大影响,与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有力回升、欠退税问题的有效解决等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贸易方式的冲击是有限的,但随着新政的进一步实施,还需继续关注其表现的力度和效果。

外贸政策篇7

国际贸易贸易壁垒发展现状

今年以来,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债务危机波澜再起,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各种突发事件接踵而至,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虽依然错综复杂,但也存在着不少可以利用的机遇。

一、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继续受到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特别是欧洲债务危机深化,世界经济复苏明显减速,国际油价可能持续高位震荡,使国际市场需求下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连续7个季度放缓。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进出口企业困难增多。针对形势变化,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一系列促进外贸稳定增长、优化外贸结构的政策措施,对外贸走势趋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发展,世界经济总体增长乏力的态势没有改变,经济复苏仍然是一个长期艰难曲折的过程。

二、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

1.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比例。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偏小,整体水平差。我国服务业总量不足,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偏低,服务业落后使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

出口的部门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部门。服务贸易的国别(地区)结构不合理。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欧盟、美国和日本,合计约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60%以上。服务贸易的区域发展不够平衡。我国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其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和天津列全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前列。

目前,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许多缺陷,如中央与地方在服务业对外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服务业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服务业的统计也不规范,在行业划分标准、服务标准等方面有些地方不符合国际惯例。

2.技术性贸易壁垒严重阻碍我国商品的出口

我国有60%以上的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每年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货物金额已超过25%,约为450亿~500亿美元。已经从生产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加工领域,不仅包括货物商品,还延伸到金融、信息等服务领域,已经成为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商品出口,提高了我国的贸易成本,引发了贸易争端,造成地区产业发展不平衡。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增长,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日渐增多的贸易摩擦也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

贸易摩擦的产品和行业结构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只要他们认为危害到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品,都可以列入倾销产品的范围,从过去的原材料、简单加工扩展到现在的高科技产品,几乎涵盖我国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涉及4000多种商品。

三、我国对外贸易中应采取的对策

1.服务贸易方面

首先,国家应建立各部门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互动、政府和企业紧密联系的全国服务贸易协调管理机制。同时,将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充分发挥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的作用,建立境内外及时沟通的服务贸易支持网络。其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多种形式,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欧盟等国际组织,以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联系,紧密合作。第三,积极进行服务产品结构的调整,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我国应积极参与世界性的服务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

(1)建立预警机制,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政府有关部门要紧密跟踪重点出口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某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预警信息,提醒相关企业及时做好相应准备。制定优惠措施,发展循环经济,扶持“绿色”企业发展。政府应通过优惠政策,扶持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管理先进、科技含量高的绿色环保型企业,同时淘汰一批规模小、档次低、管理水平低、环保意识差的企业。

实施标准化战略,制定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应制订鼓励政策,统一并提高我国的技术标准,使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协调,并按照需要将这些国际标准引入我国,让生产企业在掌握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去安排生产,以使产品符合进口国要求,这对扩大出口贸易,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都有较大的帮助。

企业要注重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提高产品以及对产品的检验检测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冲破现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企业应投入研究开发费用,生产符合外国技术标准特别是苛刻要求的先进产品,还要自觉增强环保意识,努力使自己的产品成为“绿色产品”,预防和避免贸易争端的发生。当贸易争端一旦发生,要通过政府的交涉,努力使外国政府取消其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企业利益损失降到最低。

(2)对外贸易摩擦方面

我国政府充分利用 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加强与外国的交涉。政府应充分援引 WTO反倾销协议中的条款,对其他国家对我国提出的反倾销措施和调查程序进行严格的调查,并提出异议,通过双边、多边谈判,记载反倾销应诉中所作的实践,进一步澄清相关问题,据理力争,督促相关国家修订对华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定标准,最终取消岐视性的对华反倾销政策措施。

外贸政策篇8

在西夏对外贸易中回鹘、大食是两个重要的贸易对象。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及有关回鹘、大食与之在经济、行政、文化方面的条文。如:“与沿边异国除为差派外,西番、回鹘、鞑靼、女直相和倚持”。“中医人、向导、商人、回鹘通译、黑检主”。卷七敕禁门“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可见当时西夏与大食、回鹘在贸易上的往来。金世宗提出“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业”金国认为日生活用品换西夏的奢侈品,很不划算,其实所谓“珠玉”是从大食即阿拉伯帝国(632-1258年)而来,西州指的是高昌回鹘王国(848-1283年),并非产自西夏,西夏只是转手贸易而已,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大食国盛产珠玉等宝物,而西夏是其宝物向东贩运的必经之路,其路线是入西夏,经沙洲,过河西走廊,在进入中原。起着中原与西域各国经济联系纽带的作用。虽然中原王朝希望西域国家通过海路到中原进行贸易,但西域各国尤其是回鹘还是频繁的与西夏交易。为了保证转手贸易与回鹘、大食等邻近西域国家双边经济贸易畅通,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西夏制定了许多相关的贸易政策。在《天盛律令》规定“大食、西州回鹘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几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马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此方才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我国人往使他国时,不许不过局分出超摧驮、人”,“他国为使已出,若盗窃其持载所买卖物时当比偷、强盗伤人物数量罪状所示加一等,所加勿及于死。沿边上有卖处,对盗敌国人卖者,依在外盗法判断”。

西夏在对外贸易中严格规定关于税收方面的制度,《天盛律令》第十八卷缴买卖税门“隐买卖税、开铺者等先后拿税法、免税开铺、地方不同处纳税、告奏索税、告秦索税、官卖本物行国法、穿上畜税、卖价去量不纳租、缔结以外不拿租、诸边商人过京师、重复出卖免税、畜物逼换、媒人弃其价不纳税、寻求免税供上需谎两区、水谁管未语共著、能顶领薄那租、官验等买卖”多是有关买卖税收的条款,可惜条文已经残失。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的是条目的名称,但通过《天盛律令》中其它条文我们可以看出西夏在税收方面的政策等。如:“他国来使,住於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可见西夏在对税收方面十分重视,并实行在对外贸易交易中抽取商税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此时,宋室南迁,金占陕西,西夏遂与南宋隔绝,这就决定了西夏在经济上不得不特别依赖金国,西夏与金的贸易成了西夏贸易中的主要部分。辽朝末年,西夏与辽朝关系密切,从历史渊源上看,西夏应与西辽关系比较密切,双方也必定有经济上的往来,《天盛律令》记载:“皇城、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预先有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天盛律令》又载:“马院所属熟马、生马及所予汉、契丹马等中之患疾病,生癞者,当速告局分处,马工当迁医人视之。”由此我们可知,所谓“汉”、“契丹”应分别指金与西辽。从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到,皇城、三司有负责向金与西辽进行买卖的职责,并且有专门的机构马院饲养马匹同金与西辽进行贸易。

金通过聘使发展两国经济交往。夏金贸易主要有贡使和榷场两种形式,贡使贸易主要是在夏使来金时进行,所谓“使副往来,听留都亭贸易”。夏乾祐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章宗一度下诏停止夏使馆内贸易,但在两年后又告恢复,准许夏国使臣可在馆内贸易三日。夏金表面上君臣相称、聘使往来,背后却明爭暗斗、各怀异心。本来西夏向金称臣,完全是屈眼于金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非诚心投附。随着金兵势力深入关陕,系夏越来越感受金人的威胁,“自金得志中原,每件见侵凌,且有吞并秩序”夏国面临被吞并的危险,但为了生存,不得不与金人应付、周旋。首先,自辽亡后,金朝对夏国与西辽的关系还是不放心。因此当金朝闻西辽“军势日盛,锐气百倍”,并多次扬言“剪除仇敌”,更是担心西辽和西夏联合对金。

对外贸易主要是互通有无,双方获利,与此同时都会采取一些政策来防止于己不利的贸易交易,因此出现了对外贸易的禁榷。禁榷制度旨在保障官方专卖专营,如:盐、茶、酒、矿物等物品。对国外的禁榷制度不但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利益,还是对战时物资的有效控制。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有上述种种严格的“敕禁”。另一方面西夏对外贸易又相当兴盛。国家不仅想方设法扩大榷场贸易,而且派往宋、辽、金的贡使也带有大批“官物”,并有“官之卖者”同贡使一起负责官物买卖。尤其是重点敕禁物牛马驼为对外贸易中的大宗物品,说明国家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垄断,尤其是牛马驼的买卖完全由国家控制。因此,西夏以茶马贸易为主体的对外贸易的活跃。西夏榷禁制度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控制的基本手段,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及其与西夏国家政权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它的确立和发展随西夏社会发展而进一步加强。在《天盛律令》除钱币、兵器、牛、马、骆驼外,还规定人、披、甲、毡垫、粮食、骡驴马皮、铁连枷、马鞍、装箭袋、金、银、铁、种种铁柄、编连碎缎等为敕禁物。既不许在国内向外国人出卖,也不允至敌界卖。违律到敌界卖人者“按有意杀人”、“伤人法判断”。“牛、骆驼、马、无论大小及铠、甲、军披等到敌人中卖时,庶人造意斩,从犯为无期、长期徒刑。”“卖杂畜物及战具,“按本国地方现卖法计价,视其钱量高低,是战具则以强盗持武器法,此外杂畜物按不持武器法判断”。“向他国使者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属大食、西州国等为使者、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正副统军以下至司吏大小管事人出卖敕禁物时,当比其余人罪加二等,亦可加至死刑”。西州、大食等买卖人若需买卖敕禁物,则要“告局分处”,征得同意方能在重重限制下依律买卖。

在西夏与北宋、辽朝鼎立时期,西夏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巧妙周旋于其间,拉住辽朝以制约北宋,又适可而止地给以宗主自居的辽朝以颜色,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表现了斗争目标与策略手段的统一,反映出较高水平的斗争艺术,是西夏对外政策内涵比较丰富,运用也很成功的时期。而在与金朝、南宋鼎立时期,一则由于西夏的削弱,二则由于与南宋的隔绝之势,使西夏对外政策中视与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的策略无从发挥,只能从对金朝或战或和的变化中表现出来,显得单调而呆板,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和艺术性也大为逊色。金与南宋峙立局面形成,南宋极力争取西夏以牵制金军,金朝对夏的政策也有以武力防范为主转向政治争取。西夏国势的衰弱以及与南宋的隔绝,使其不得不更多地向金靠拢。仁孝继位后,次年,仁孝平息夏国反金的契丹旧势力李合达之叛。金朝对西夏的友好也给予积极回应。大庆二年(1141年)金熙宗答应仁孝请开榷场的要求,第一次在绥德州、保安军、兰州、东升、环洲等地开设却常与西夏贸易。同年七月,金朝又开始遣使贺夏主生日。金人原利用府州折氏“以并夏国”,西夏为了保证东部边境安全,多次破麟、府二州,进而围晋宁军。人庆三年(1146年)熙宗又应仁孝之请,将德威城、西安州、定边军等沿边州军赐给西夏。

西夏仁宗时期颁布的《天盛律令》是研究西夏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只是就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中的西夏对外贸易政策加以分析,对西夏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西夏对外政策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综上,西夏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形成的,它积极开展了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是西夏与辽宋金时期诸政权间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产物,又是和平交往共同自身发展壮大和与各强大势力长期并存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李显中传.宋史(卷三六七).

【摘要】西夏仁孝时期西夏境内商业较活跃,在对外贸易上也非常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夏经济的发展水平。本文就《天盛律令》这一部最重要的西夏法典作为研究西夏社会的第一手资料,探讨西夏对外的贸易政策状况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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