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用制度范文

土地征用制度篇1

关键词 征收 征用 补偿 公共利益 司法救济

一、土地征收征用的理论基础

（一）土地征收征用的法理基础。土地征收, 是指国家在一定条件下, 对本具有不可侵性的个人、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加以强制剥夺。在我国,土地所有权形式只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因此在我国土地征收实质上仅指集体土地征收。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征收,是指为了建设事业的需要,强制性的把属于农村集体经济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确定给用地单位, 并对被征收单位予以补偿的制度。[1]土地征收征用实质上就是由国家的行政权对公民或集体的财产权利进行限制的一种政府行为。财产权在法治社会是公民其他权利实现的工具和基础。那么为什么现代国家都允许对于公民的财产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予以限制哪？其内在的法理基础在于对财产权保护同时还要对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予以平衡，在艰难的判断中，法律要找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完美界限。因此对于土地的征收征用的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国家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这是征收、征用的前提。财产权是政治权力、精神权利等其他法律权利在内的众多权利的基础，对于实现个体、集体自由具有重要意义。财产权为个人创造了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领域，限制了政府的行动范围及统治者的专横意志。财产权是抵制统治权利扩张的最牢固的屏障，是市民社会和民间政治力量赖以根植和获取养料的土壤，它对人类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集体土地也要负担社会义务。现代宪法通常会基于社会公共福利的原则对经济自由、财产权利进行限制，这种限制也被称为“（公共）政策上的制约”，这种制约是从权利的外部所加诸的，并且为宪法的价值目的本身所允许的制约。集体土地也承担着这样的功能。

财产权的保护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具有这两个纬度，即民法的保护（私法的保护）和宪法的保护（公法的保护）。一般意义而言，其中第二种维度上财产权就是要防止政府任意的侵犯私人的财产支配权。然而这样的财产权在保障了即得利益的同时，又可能与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义务相违背，因而有效的实现社会权利就需要对财产、资源重新分配，税收的意义在于此，财产的征收、征用的意义也在于此。在承认个体财产权利的同时，在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冲突与对峙中协调、平衡，形成征收、征用制度。财产权的诸多对象中，土地因为具有不可移动的属性，位置无法变更，具有不可替代的属性，因此国家在为推行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需要土地时，为了防止土地权利人拒绝出售或拉抬价格，往往通过征收、征用借助行政权利来实现。

当然，我们知道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建立有限政府，因此政府任何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十分谨慎，表现在法律上就是要从目的和程序上限制、规范政府的权力行使。因此，虽然各国通常都赋予政府征收、征用的权力，然而通常法律上会限制征收征用的形式即通常要求征收征用要满足一定条件。

二、我国现行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不足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中，《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一些列法律、法规为土地征收、征用制度的合法运行提供了法律基础。现行宪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法律法规也对土地征收征用做出了相应规定。在有关土地征收、征用的法律制度中，仍然存在以下不足，这些不足直接影响了被征收人相应权利的实现。

（一）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定范围内的农民共同所有的所有权形式，但是集体中的成员不能以个人身份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对于集体土地和其他集体财产不享有可以分割的特定分额。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农民所有的权利表现为名义上的。

“如果财产缺乏所有权的主体，任何人都不会有足够的积极性去充分利用它，或者防止人民去自私的加以利用”，[2]正因为如此，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多数人主体反而弱化了对集体土地的保护。

（二）征收征用程序的界定不明。土地的征收和征用是限制土地所有权的两种重要方式。82年宪法原条文并未区别两者的不同，2004年宪法修正加入了土地征收的内容，但也并未就两者的含义做出界定。《物权法》第42、44条分别规定了征收征用的概念和性质，可以说是法律上第一次对征收征用概念作了清楚的表达和区分。按照这两个条款的规定，征收要改变所有权，而征用不移转所有权，只是在紧急状况下为了公共利益临时使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物权法在法律层面对征收征用的概念做出区分，而究竟如何“依法”征收征用，还是缺乏依据的，有关征收的法律对于征收的具体程序规定的甚少。。

（三）公共利益条款界定不明。公共利益一词，有学者称其为“公法学的基本核心范畴”， 是一个在法律文本中频现的词语。如现行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现行宪13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征用补偿。物权法42条第1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在多数文本中，公共利益作为限制政府征收征用权的制约条款，在物权保护语境下意义非凡。学界对其内涵的争论随《物权法》的制定而逐步升温。然而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一词，能否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由谁进行界定等问题，包括《物权法》在内的这些法律文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四）补偿制度存在不足。对土地征收的补偿没有原则性规定我国目前的法律对土地征收的规定很少, 宪法当中只规定了国家在必要时候可以对土地进行征收或是征用, 并且给予补偿。而对于如何补偿却没有原则性规定, 只是在《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了补偿标准。

《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是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6-10 倍, 安置补偿费是 4-6 倍, ”同时还规定“补偿费和安置费的综合最高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30 倍。” 这样的补偿标准过于单一、同时不能很好的反应土地的应有价值，无法使农民在土地的置换与交易过程分享发展的成果。

（五）司法救济制度存在缺陷。德国基本法第14条“关于征收补偿额度之争议，由普通法院管辖之。。。。”。最高法院在2005年7月29日公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下列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涉及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目前对于征地纠纷的司法救济还是存在不足的。

三、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路径

（一）制定征收征用法。在我国虽然涉及到土地的征收征用的法律、法规很多，但仍然缺乏一套专门的征收征用制度。如前所述，宪法、物权法虽然在制度上对征收征用进行规定，但是何为公共利益，如何依法征收，对于征收文件或征收行为的救济，都没有统一的明确的法律依据。在物权法已经对征收征用做出区分的情况下，着手制定统一的〈征收征用法〉，为真正的“依法”征收征用，提供依据。

（二）明确公共利益的含义。公共利益不得不界定， 在目前的可行的界定方法中，可以兼采概括式和排除式的界定方法。笔者认为认定构成公共利益含义至少参考以下要素：

1、利益主体：非特定的多数人。公共利益强调利益的“公共性”，因此排除仅为个体或部分个体的多数人之利益。同时这一多数人要求为不特定，以排除某些地区为“地方利益”以局部代替全局、或损坏其他地区而进行的事项。但是对这一点的解读不能认为所有涉及个人利益的就都是非公共利益的性质，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可以双赢。

2、利益性质：排除经营性利益。由于公共利益是对政府行使行政权进行征收征用的最优利的限制，因此如果公共利益一次如果被泛化，就将使政府权力泛滥横行，这显然有违我们建立有限政府的原则。允许政府进行征收征用，但政府不能进行经营。目前政府在很多土地的征收、征用转向了经营性、消费性的使用，无形之间政府以“经营”土地的方式攫取了本应该属于物权人的利益。

3、利益顺序：政府决策可能惠及多种利益，而作为征收征用原因的公共利益在诸多利益中具有优先性。这一要素需要从受益人的人数、受益的范围、受益的紧迫程度来衡量。多数人的利益要优先于少数人的利益（当然在这一点上要依照法定程序，依据人权原则，避免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紧迫程度高的公共利益比紧迫程度低的公共利益由优先考虑。

（三）依法补偿。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主要按照征地前用途，以若干年的平均产值的一定倍数来计算补偿数额。2004年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及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高一定的补偿额度，但仍然改变不了标准过低的本质。目前的征收征用办法无法反映出土地的实际价值。另外，《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征收补偿范围严格限定在与被征收土地有直接联系的经济损失上，即土地补偿、安置补偿、地上附着物与青苗的补偿，与被征收土地有间接联系及因此而延伸的一切附带损失均未列入补偿范围。

因此完善土地征征用的补偿制度可用以下方面进行：

（1）增加补偿范围，综合各国的补偿范围，可以增加邻接地损失补偿，以及间接利益损失补偿。邻接地补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由于土地征收，可能导致残存的土地或邻接地价格下跌或遭受其他损失；由于土地征收使残地明显难以用于以前所使用的目的时，土地所有人可以请求征收全部土地。间接利益补偿指征地者在征地中利用原有财产进行盈利的活动受到

影响，因此被征地者还承担了另外一些间接损失，包括营业停止或营业规模缩小的损失，建筑物迁移造成的租金损失等。这些损失也是应给予补偿的。

（2）修正补偿标准。在土地的征收征用的流转的过程中，农民没有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这部分利益被地方政府所获得。这也是土地征收征用权滥用的原因之一。因此建议。以征地时的市场价格作为土地补偿的标准，有时候还需要根据物价的变化做一定的调整。市场价格标准最有利于对被征地方的保护，也是补偿标准发展的趋势所在。同时也能够使农民分享到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

（四）强化司法救济。土地征收征用引发的争议大多数是通过行政裁决的方式来处理。如土地征收的安置补偿，《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省政府或国务院）裁决，并且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可见实行的是行政终裁，征地相对人得不到司法救，能否征收、房产能否拆迁，由政府单方决定，也基本上没有司法救济手段。[3] 因此应该在土地征收正用的程序中广泛的引入司法审查，同时明确人民法院的对土地征收案件的管辖权。法律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司法权的特性决定其能够成为公民权利的最后一位保护神。在我国现阶段关于征地的司法审查如前所述，仅针对于征地补偿的分配具有可诉性，而缺乏环节的司法审查。因此建议将征地程序全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尤其涉及以下事项：如公共利益目的争议。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定数量）成员对征地的“公共利益”目的产生怀疑时，可以中立的司法机构来界定该征收行为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行为；征地补偿的数额争议以及征地补偿的分配争议。

（五）加强土地征收征用工作的监督。据资料显示我国的耕地面积已经逼近到18亿亩的红色警戒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乏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非法征收、征用造成的。地方政府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征收征用，再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开发商，从中赚取相应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开发商以较小的成本得到了土地的开发权利，政府几乎不付任何代价的得到土地的转让金，而唯独农民没有分享到相应的利益成果，即便获得补偿费用、拆迁安置费用等补偿，比起土地所具有的 巨大商业价值仍然费不足道。所以，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有时就是直接的推手，虽然国务院多次下发文件规范土地征收征用，依然难以抵挡巨大的经济利益带得地方政府的刺激。因此，加强对土地征收征用的监管工作，切实的落实可持续发展观，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又一重要路径。

亚当·斯密说过：“只要社会中一日存在着财产不象上帝的法律那样神圣的观念，则我们的社会一日将不会拥有法律的力量和公共正义的力量去保护财产，于是无政府主义和暴政便由此开始了”[4]为了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限制政府征收征用的目的，重构征收征用程序将将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梁慧星, 陈华彬.物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5.158

2.张千帆.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197

3.陈月棋.试论我国不动产征收制度的重构./desktopmodule/bulletinmdl/bulcontentview.aspx?bulid=1558&comname=default

土地征用制度篇2

关键词：土地征用改革城市化补偿标准再分配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起源于建国初期，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时代，曾前后多次被修改，不同时期的征地补偿方式和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民集体的土地被征用，随着现有产权制度的确立，不少农民对被征土地提出了产权要求，希望分享土地功能扭转后所产生的增值。

然而，按照现有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农民所获得的土地补偿非常有限，不仅不能分享土地增值，甚至连基本生活水平也得不到保证。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自从建国以来，当土地征用制度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会对该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后的一段时期内，土地征用制度能为经济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制度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其弊端也将逐步体现并开始阻碍经济的发展。

此时，新一轮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也将拉开序幕。据有关学者研究，土地征用制度的发展曾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1950年到1957年：土地征用立法起步阶段；1958年到1964年：土地征用制度的调整阶段；十年：土地征用制度的停止阶段；1982年到1997年：土地征用制度的发展阶段。1998年至今：土地征用制度的全面改革阶段。这五个阶段所实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各不相同，当时代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土地征用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参照历史，任何时代所实行的土地征用制度都存在一定的适用时期。某时期土地征用制度仅仅同该时期国家的发展形势相适应，当形势发生变化后，这种适应性也将消失，旧的制度将被新的制度取代。所以，土地征用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土地征用制度的不断变革和其内在的时代局限性有很大关系。

土地征用制度的决定因素

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行政法律制度以及产权结构在不同时期有着显著差异，而这些因素的决定了相应时期的土地征用制度。而这些因素的变化也决定了不同时期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

改革开放前的土地征用制度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较高，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当时的经济增长目的是保证农业和工业的均衡发展，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因此，我国采取了较低的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同时给予失地农民新的土地，鼓励其继续务农。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法律缺乏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农地的产权完全归集体所有，农民个人不拥有任何产权。虽然农民仅能获得土地调整期的补偿，补偿标准非常低，尽管农民仍然能够安心的接受这一补偿。

改革开放中前期的土地征用制度

改革开放后，社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来源于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城市能够为工业带来产业聚集效益，能够为工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持，城市中大量的劳动力和生产服务性第三产业是工业企业发展壮大的必要保证。

当工业集中在城市时，也会为城市发展提供大量的资源。所以，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发展，政府为推动城市发展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也在我国逐步确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意味着我国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产权，国家不再通过调换土地的方式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在法律和制度方面，国家更加重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农民对更高征地补偿的要求有了部分理论依据。

在经济建设为主要目的大环境下，原有的征地补偿标准虽然有利于城市化进程，但是无法体现出对农民权益的保障。因此，政府在保证城市化进程能够顺利实施的前提下，适度提高了农地征用补偿的标准。

改革开放后期土地征用制度

在改革开放的后期，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速度。我国仍然坚持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途径，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城市规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导致的农地征用补偿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加2640万亩，其中81%的新增建设用地来自于对耕地的占用，被占耕地共有2138万亩。进一步，在目前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各部门已提出的2005年-2020年新增建设用地高达6750-7500万亩。土地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此，我国迫切需要加大土地开发力度，以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在我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明晰，农民要求获得更高补偿的法律依据更加充分。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日益升高，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需要更高的补偿标准。然而，现有征地补偿标准与实际需要的差距过大，城市化进程导致土地被占用的农民人数也与日俱增，这些都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

由于改革的矛盾在这一阶段集中出现，保持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任务的必要补充。新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既要保证城市化的继续进行，又要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为此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再一次提高了土地征用补偿的标准。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源动力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而这一必然性背后则隐含着土地征用质地改革的源动力。

通过分析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几次改革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相似之处。每当一个土地征用制度建立之初，都能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农民权益之间找到平衡，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平衡就将被打破而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而这一系列矛盾则推动了下一轮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产生于建国初期，当时土地的一切权力都归国家所有，征地后根据年产值的倍数给予补偿合情合理。可是，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政府仍然沿用了这一标准。该标准降低了农地征用的支出，保证了政府能获取土地的增值收益。

政府获得这部分收益后，往往将该收益投入到城市建设中，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就是说，我国政府通过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将农地开发所产生的收益在城市和农村间按比例进行了再分配。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再分配会导致城乡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此时，我国政府则通过改革土地征用制度的方式，调整再分配的比例，暂时缩小城乡差距以缓和矛盾。可是，改革并没有消除这种再分配现象，政府仍然从农地开发中获取增值收益，再将该收益用于城市建设。

只要这种再分配现象仍然存在，城乡差距仍将继续扩大，由此导致的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也必然会出现。因此，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所蕴含的城乡差别，决定了该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相比而言，由于欧美国家实行以市价为基础的征地补偿标准，其制度并不存在内禀的城乡差别，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土地都按统一标准进行补偿，因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但由于我国城市化程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需要大量的土地进行城市化建设，故并不适合采用这种相对较高的补偿标准。

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城市化率已经高达87%以上，美国三大城市群GDP占全美份额的67%；我国2005年城市化率仅为42.99%，我国三大城市圈的GDP仅仅占全国份额的38%左右，我国的城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加快城市化进程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现阶段实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仍应以促进城市发展、提高工业水平为主要目的。在该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则要切实加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统筹兼顾社会各界的利益。根据本文的论述，由于该制度内禀的城乡差别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社会矛盾的积累，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政府必须果断的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改革，探索更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

参考文献：

1.李珍贵.美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国土地，2001

2.蒋省三,刘守英,常红晓.土地解密.财经网络版，2006

3.冯昌中.我国征地制度变迁.中国土地，2001

土地征用制度篇3

关键词：土地征用 集体土地 公共利益 安置补偿 改革

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并给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后，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土地征用是保证国家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所需土地的一项重要措施。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社会公共事业，都设置了土地征用法律制度，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地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这是我国实行土地征用地宪法依据。土地征用具有下列特征：

1、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主体必须是国家。

只有国家才能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中充当征用主体，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享有国家建设之需要依法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尽管直接需要土地的并非国家，而是具体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但是他们作为土地需要的单位只能根据自己的用地的实际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地程序向土地机关提出用地申请，并在申请批准后获得土地的使用权，另外还要明确国家虽是征用土地的主体，但是实际行使征用土地权的是各级土地管理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外代表国家具体行使此权。

2、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是国家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并非民事行为，而是国家授权的并依照法律规定的依据和程序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这是因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的主体-国家，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土地征用法律关系的产生并非基于双方的自愿和一致，而是基于国家的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无需被征用土地的所有人同意。国家征用土地的指令，是行政命令。对此，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服从。而且在这种法律关系中也不遵循等价有偿原则。

3、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是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原因是国家建设之需要，也即宪法第5条所指的公共利益的需要。这里所讲的国家建设需要或是公共利益需要，均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大体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加以理解：其一，是直接的国家建设需要或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发展和兴办国防建设，公用事业，市政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事业，国家机关建设用地等等，皆是以公共利益为直接目的地事业，其二，是广义地国家建设需要或者广义的公共利益需要。就是说，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加强，诸如设立国家主管机关批准的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兴办国家主管机关批准的民办大学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等等，均是广义上的国家建设和公共利益之需要。这些情况都可作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原因。

4、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以土地补偿为必备条件。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与没收土地不同，它不是无偿地强制地进行，而是有偿地强制进行。土地被征用地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法取得经济上的补偿。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与土地征购不同。它并不是等价的特种买卖，而是有补偿条件的征用，但是，对被征用土地的适当补偿，则是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所谓适当补偿，就是严格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给予补偿，征地补偿以使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土地为国家征用，但是土地补偿费以及其他费用并不是由国家直接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这些土地。用地单位支付这些费用的义务是直接产生于国家征用土地行政行为和国家批准用地单位用地申请及被征用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5、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的只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标的，建国以来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随着农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农村土地都变成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集体所有以后，到了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用土地的标的就只能是集体土地了。应当指出的是，国家建设用地需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来满足，也需要用国家所有的土地来满足，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满足国家建设用地的法定办法是征用，用国有土地来满足国家建设用地之需要的法定办法是出让，划拨等方式而非征用方式，因为国有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不需要再通过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权，国家可直接行使处分权利。

一、土地征用制度的现实意义：

1、满足集体土地进入房产市场的内在冲动和外在需求的需要。

我国存在较大面积的集体所有的土地，这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的需要。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差距长期存在，城乡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农村向城市所取资金和城市向农村所取土地的问题，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规律不可避免要使集体土地涉足城市房产市场；另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速发展和社会城市化的加速进行城市对土地的需求将不断扩大。为了满足城市对土地的需求，填补需求缺口，城市出了向高空发展外，就剩下向城市郊区农村索取集体土地这一唯一途径了，这是必然的，也是解决城市土地需求问题的根本途径。几十年来，土地征用制度为完善土地法律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2、适应我国国情，保护农业用地的需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又是一个人多地少，耕地资源贫乏的国家，集体所有的土地肩负着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重任，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与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地相争的矛盾将十分突出，因此，国家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作为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农业用地改为房地产开发用地，其短期经济效益确实十分明显，这成为导致我国耕地减少的直接原因之一，如果对农业用地改为房地产用地不加以限制，任其自由发展，势必影响到作为我国经济基础的农业，增加不安定因素，导致经济结构的混乱和的效益。设立土地征用制度就是为了限制集体土地任意进入房产市场，确实需要的，必须履行国家机关的严格审批程序收归国有后，方可有偿出让。

二、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

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并且在某些地区耕地又浪费严重。随着人口的逐年增长，耕地将继续减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要做到这一要求，必须坚持：1，加强规划，严格管理，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2，要优先利用荒地，非农业用地，尽量不用耕地3，要优先利用劣地，尽量不用良田4，加大土地监察和土地违法行为地打击力度，切实制止乱占耕地地滥用土地行为

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地原则。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 这不但因为征用土地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且因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国的最高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体现，私人行使权利不得文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在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时就得对私人利益加以限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建设即是社会公共利益得体现，因此应在贯彻节约土地，保护土地得前提下保证国家建设用地。

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

集体土地征用意味着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利益的丧失，故用地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妥善安排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是对被征用土地的生产单位要妥善安排生产，二是对征地范围内的拆迁户要妥善安置，三是征用的耕地要适当补偿，四，是征地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要适当补助。

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土地征用的补偿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所征用的土地，也不是使用该被征用土地建设项目的直接受益者，而用地单位则兼具这两个因素，由其支付征用土地补偿是合理的。用地单位的补偿是一项法定义务，承担此项义务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条件。用地单位必须按法定的标准，向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组织给予补偿。

三、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实施状况

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在日前说，“农民占我国9亿人口，他们的权益能否得到保护，他们的长远生计是否得到解决，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小康社会的大问题”。

据了解，一块农地，一旦成为城镇或工业用地，其市值上升几十倍甚至百倍。根据现行法律，如果农民的土地按合法途径由国家征用，相关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按规定最高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而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一般耕地年产值800元左右计算，每亩土地补偿费至多2万多元，仅相当于普通公务员一两年的工资收入。如果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是给农民“赚点零花钱”的话，那么征用地的补偿收入则就是他们的“养老钱”、“保命钱”，但他们目前所得到的这笔钱还不足以承担这两项职责。

随着近年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推进，需要以通过政府征用的方式供应大量建设用地。但由于我国征用土地制度存在许多缺陷，使农村土地被征地后的农民利益得不到有力的保障这一问题日益突出。

这些缺陷主要有：一是征地范围过宽。从实践来看，“滥用”征地权现象十分普遍，所有项目凡涉及占用集体土地，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一律动用国家征地权。二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三是征地引起的社会问题多。由于征地制度不完善，操作随意性大，由征地造成的上访、纠纷居高不下，同时也是产生政府腐败的根源之一。四是征地程序不透明。五是被征地农民安置措施不完善。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所存在的这些问题，一部分是实施中的问题，如面积不准确、地类不准确、产值不准确、不按法定程序征地、拖欠农民补偿费等。但有一些是制度本身的问题，或者说是土地征用制度落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所产生的问题，如各项补偿标准偏低、农民安置或再就业等问题。显然，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形成的土地征用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而征地问题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无视和任意侵害农民的土地产权利益，农民的土地权益没有得到法律上明确的界定和保护。事实上，1998年修改后实施的新《土地管理法》，本质上仍然是以计划经济的思路为指导，征地管理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用并没有充分考虑按市场公平的原则进行补偿。

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我国征地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征地过程中农民的权益常常受到侵犯，这已经成为建设用地中违反法律亟须被关注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违反法律规定滥用征地权，强行征用农民的集体土地，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或为增加招商吸引力，压低征地补偿费标准；有的国家重点工程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多获取土地收益，或为节省工程投资，普遍存在压低征地补偿费标准的情况。另外在征地费管理和使用上，存在征地补偿费不到位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被征地农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安置。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将征地补偿费层层截留、挪用，这些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不仅严重损坏了政府形象，而且加剧了对耕地的乱占滥用，造成无地少地农民的不断上访。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土地上访案件占整个上访的1／3，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征地补偿安置问题。但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晰，权能设置不完整，农民无法有效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保护耕地。

因此，与我国加入WTO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环境相比，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那么如何改，其方向又在哪里呢？笔者有以下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1、制度改革的整体思路

前文提到，目前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成分，要想一改土地征用现状，首要解决的必须是对现行制度的改革。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相关意见中早已明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办法，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保护耕地、保护农民利益的土地征用制度。”

从目前各方的意见来看，征地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模式有多种可能的方案。一种观点认为，土地征用应严格区分为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两类：公益性用地继续实行现行的征地补偿制，由政府直接向农民征地；经营性用地实行市场购买制，由土地使用者直接向农民集体购买，政府只管审批、监管、收税和登记。这种方案较之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最大的问题是对农民的不公平。因为同样位置相邻的土地，可能由于分别属于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而导致补偿价格相差巨大，农民很难服气。其次放开经营性用地，允许土地使用者直接向农民集体购买土地，可能会使政府对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和土地供应总量的管理失控，同时也使耕地保护失控。此外，由于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区分，这势必造成新的腐败寻租空间。

第二种观点认为，可以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实行完全的市场购买制。即由土地使用者直接向农民集体购买土地，政府用地也向农民集体购买。其优点是，可以实现完全的市场公平，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但缺点也非常明显，政府对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和土地供应总量的管理很可能失控。同时，农民出于自身的利益，在土地产权转移的谈判中可能漫天要价，导致成本推动型的地价上涨，对城市地价水平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影响，这在市场经济国家是常见的。

第三种方案是，实行政府征购制。即由政府按照市场公平原则向农民集体征购土地，再根据供地计划向直接的土地使用者供地。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实现市场公平，又有利于城市土地市场稳定和农村土地资源的保护，有利于土地供应总量的控制，其体制变迁的障碍也比较小。当然，这个方案也有其难点，即如何实现市场公平，其关键又在于如何形成公平的土地产权的市场价格。

从以上各种方案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并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毫无疑问，我们的选择应该是第三种方案。

2、制度改革的目标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要求来看，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通过明晰和完善农民集体土地产权体系，以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实现土地产权的转移，即以新的征购制度代替原来的征地补偿制，切实保护农民土地产权利益，合理依法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农民进城再就业和社会保险的新机制，保障合理的建设用地的需求，加快城市化进程，最终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

3、制度改革的指导原则

实现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指导原则应该包括：农民集体的土地产权利益得到明确体现和保护；保障国家建设和各项经济建设对土地合理和正常需求的供给；土地增值收益得到合理分配；建立农民再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与现行土地管理中的土地用途管制、规划管理、计划管理、登记管理等制度相衔接，建立政府对资源和市场进行透明、公正、高效监管的新体制；与相关方面的改革衔接配套。

4、土地征用制度的法律环境调整

从现行制度的法律环境来看，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中一些问题尚未得到最终确定，这对建立新的土地征购制度必然带来影响。例如，关于农地非农建设发展权的问题。 有人认为，明确确立国家拥有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发展权，可以明晰土地产权关系，有利于保护耕地，有利于规范土地市场，有利于推动土地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为国家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

从实际情况来看，农地非农建设发展权无非是归属于农民集体土地产权或者是由国家持有。如果该权利归于农民，则任何组织、企业或者个人征购或购买农地用于非农建设时必须包括此项权利，即征购土地的价格中应该包括此项权利的价格；如果此项权利归国家所有，则国家征地时就无需向农民购买此项权利，征地价格就只包括农地的农用价格和农地的社会保障价格，而其它任何经济组织或个人购买农地用于非农建设时除了必须向农民购买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外，还要向国家购买农地非农建设发展权。这一点其实和现行的征地制度非常相似，因为按照目前实际，用地者购买城镇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所付的价格与政府从农民手中征地所支付的征地价格的差额，实际即为农地非农建设发展权的价格。

笔者认为，虽然从现实的情况看，农村集体所有权中似乎确实不含有此项权利，此项权利目前似乎确实仍然是由国家所持有。这是目前的一个现实，但是并不必然表明它就是合理的，究竟将此项权利划定给农村集体还是明确设定在国家手里，此事涉及各方利益，事关重大。一方面，农地非农建设发展权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项隐性的权利，其权利的实现即显性化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明确的现实的转化为建设用地的需求，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得到政府的农地转用审批。另一方面，从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体系，保护农民土地产权利益，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征地制度的总要求来看，农地非农建设发展权还是放在农民集体手中更为合理。其理由是：

首先，如果农地发展权不给予集体土地所有权，则所有权本身是不完整的，从产权体系理论来说是讲不通的。其次，国家建立农地转用审批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农地转为非农地的数量和速度，是为了保护耕地，而不是为了剥夺农民土地利益。作为国家或者政府，要获取或调节土地收益的分配，完全可以采用其他的办法，如征收土地增值税，而没有必要去争得一个在现实中很难加以明确的产权。第三，如果农地非农建设发展权在国家手中，则农民在申请宅基地建房、以及农村集体企业建设申请用地时，都应该花钱向国家购买此项权利，这不仅不合理，也不符合现实的实际。第四，将农地非农建设发展权放在国家，这与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的方向也不相符，因为此项改革的根本就在于承认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性质，而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就包含了农地的非农建设发展权。

因此，从总体思路上来说，基于农民的土地产权为全产权，即农地的非农建设发展权归农民所有的权利假设，新的土地征购制度可以概括为如下模式：

1、国家建设和城镇建设用地实行完全的政府征购制；

2、征购农民集体土地应按照公正、公开、平等的市场价格定价的原则进行；

3、农民集体土地产权进入市场转移（包括被政府征购），要按照市场管理法则，缴纳各种法定的税费，包括土地增值税；

4、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再就业问题上应当得到政府有效的扶持，并享有当地城市居民享有的所有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同等待遇。

完整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构建新的土地征购制度的基础。为了构建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征地制度，必须要对农民集体土地中的各项产权，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土地各项有限处分权、以及政府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拥有的征购权，即强制购买权等进行明确的规定。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观念、体制、法律法规、利益调整等方方面面，很难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因此，在指导思想和实施步骤上应当采取分步实施的方式：第一步先解决当前土地征用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提高征地补偿的最低标准、征地程序的公正透明、杜绝非法截留补偿费、保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力等；第二步逐步对所有征地不分何种项目类型均过渡到征购制，初步实现现有土地权利转移上的市场公平；第三步是在土地法制订过程中，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农村土地产权体系加以明确和规范，从土地产权管理和土地产权流转的意义上规范城镇和国家建设用地的取得和供给，最终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

主要参考书目：

1、《房地产法》符启林著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法律制度研究》符启林著 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版。

3、《房地产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 马建华 张卫国主编 人民法院出版社。

4、《土地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 黄赤东主编 人民法院出版社。

5、《土地管理法新释与例解》付强主编 同心出版社。

土地征用制度篇4

【关键词】土地征用公益性用地违规 对策

中图分类号：F30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对土地的占用越来越多，征地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产生诸如影响地方稳定、阻碍城市发展等社会问题。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土地的征用管理制度。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违规现象

一是由于公共利益的内容没有准确界定和及时调整，导致了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征地项目不仅包括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而且工商业、房地产等经营性项目征地占用总量的较高比例。二是按土地原用途进行补偿，土地征用费用占土地出让价的比重过低，加上土地收益分配关系混乱，三是拥有集体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未经政府同意，未到相应的国土部门办理任何手续，私自将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给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四是失地农民就业是确保生活水平不下降的有效措施。但企业有较大的用工自由，土地征用安置的劳动力容易面临下岗失业的威胁。极易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二、土地征用管理不规范的原因

在我国存在着很多土地征用管理不规范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给我国土地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此，为了规范我国土地征用行为，我们要寻找土地征用管理不规范的深入原因。

一是我国《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了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这种补偿标准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但存在一定的不足，它难以体现土地的区位差异及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难以维持农民现有的生活水平，导致农民对征地的不满。二是在征地程序上，从土地征用的认定到补偿费的确定和劳动力的安置等，都是政府和用地单位说了算，农民处于被动地位。三是在土地有偿出让中，土地价格较高，而征地补偿费用较低，为地方政府“以地生财”创造了条件。四是农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产权主体的权责不明确，导致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应有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在土地收益分配上也是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控制，往往是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五是招商引资制度、干部考核制度、土地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也影响到土地征用的顺利实施和社会利益的均等化。以经济指标为主的干部政绩考核办法不利于调动各级干部保护农民权益和耕地的积极性，政府既是土地管理者又是用地者的状况也不利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有效发挥监督和执法的职能等。

三、加强土地征用制度的对策

一是严格限定公益性用地范围，依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公共利益”应严格限定在以下几类：军事用地；国家政府机关及公益性事业研究单位用地，能源、交通用地、如煤矿、道路、机场等；公共设施用地，如水、电、气等管道、站场用地；国家重点工程用地，如三峡工程、储备粮库等；公益及福利事业用地，如学校、医院、敬老院等；水利、环境保护用地，如水库、防护林等；其他公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

二是针对土地征用补偿中存在着补偿标准过低，损害被征用人利益的情形，可以依据补偿对等原则，损失以恢复为标准，征地补偿费以市场地价为基数，参考附近地区的土地交易价格来确定，以避免土地征用与市场地价之间的巨大差距。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国情，集体土地是我国农民进行生产的基本资料，而土地征用是对土地使用权永久的转移，这样就会导致农民失去生产资料，生活保障会受到了冲击。所以，为了规范土地征用制度，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我们要尽量提高农民的补偿收益，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农民对土地征用的意见。而补偿标准的提高关键还在于要更正补偿标准确定方式，在原有补偿标准确定过程中，主要的两个标准是“土地原用途、原有生活水平”，如果仍然沿用这两个标准，农民的土地补偿款是不会有所提升的，因此我们建议要从制度上进行更新。

三是从实际出发，可以扩大征用补偿范围，将残余地分割损害、正常营业损害以及其他各种因征地而支出的费用等可确定、可量化的财产损失列于补偿范围，以确保被征用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对于农民而言，土地的使用权是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土地使用权被永久性转移，那么，农民的生活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没有给予充足的补助，肯定会导致农民情绪不满，所以，要尽量扩大土地征用补偿范围，把涉及到土地的所有费用进行综合性考虑。更重要的是要保证制度的制定与制度的执行要统一，即征地补偿款确定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监督，保证征地补偿范围合理化，保证土地征用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详细具体的征用程序，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限制征地过程中政府广泛的自由裁决权。如土地征用程序的公告或通知程序、土地权利人参与土地征用过程的公开程序、司法救济程序。

土地征用制度篇5

[作者简介]陈献锋，男，山东冠县人，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公共管理硕士，研究方向：土地制度。

[摘要]依据市场经济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和管理学理论，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供地与用地脱节，土地价格严重扭曲，政府职能越位，管理缺乏科学性，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等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征地；供地；政府职能；土地价格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1―0085―03

目前，我国建设用地使用者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一般是：首先，国家凭借征地权将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国家再通过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提供给使用者使用。也就是说，土地的使用者与土地的最终提供者――集体土地所有者，不是直接交易者，而必须通过中间人――国家。这样就容易造成供地与用地脱节，土地价格严重扭曲，农民集体缺乏市场主体资格，政府职能越位，管理缺乏科学性，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等问题。

一、供地与用地脱节

征地和供地的分离，使国家提供的土地或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大于供给，难以实现平衡，造成要么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要么不能满足土地使用者的需求，最终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目前，各地以发展经济为名，凭借征地权，大量设立开发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3837家，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00多家，仅浙江一省就有各类园区和开发区800多个。一些省会城市或稍大一些的城市，其开发区数量常常多达五六个。开发区的面积也越来越大，近年新设立的开发区，其面积已从当年的1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动辄十几、二十几平方公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大量设立的开发区，因开发能力的限制，不能得到充分合理利用。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学者唐健对开发区现象进行过大量调研。一般而言，开发区达到七通一平才能有效招商引资，形成吸引力，而达到七通一平或者五通一平的要求，每平方公里至少还要投资1亿～1.5亿元。根据我国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这一要求需要数万亿元，远远超过我国年固定资产投入额，超过各地现阶段承受能力，造成开发区建设停滞，形成大量闲置、搁荒土地。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在全国省级以上900多家开发区中，国家批准规划了近3000万亩地，已经开发的仅占规划总面积的13.51％，近2600万亩土地闲置荒芜。在闲置和搁荒耕地中，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已经无法重新耕种，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另外，各开发区为了吸引投资项目，主要竞争手段就是压低地价，一些级别较低开发区对于级别较高开发区的竞争更是如此。这样，很大一部分土地收益都流入投机者腰包。

二、土地价格严重扭曲

在征地过程中，国家是买者的垄断；在供地过程中，国家是卖者的垄断，缺乏市场机制，土地价格发生严重扭曲。

价格理应受供需双方的影响，在市场中形成。而我国的征地价格按土地的原用途确定，加之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征地价格往往较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在现实中也难以实行。据了解，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基建项目，为节省投资往往采取“省部协议”、“政府定价”的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如1999年福建省漳浦机场征地，建设单位与地方达成协议：水田2000元/亩，旱地1000元/亩，明显低于法定最低补偿标准；2001年四川318国道征地，应按年产值1014元/亩测算补偿，而当地政府却下文按650元/亩测算。国土资源部对京珠、京福高速等12个国家重点项目进行调查，发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一般只占工程总投资的3％～5％，最低的竟只占0.8％，最高也只占12.2％。

供地价格也以难按市场价格执行。国家――实际是地方政府凭借垄断权，确定土地价格随意性大。因为政府供地目标的多重性，各地大量采用划拨方式供地，不愿意用出让方式供地，即使采用出让方式供地也往往采用协议方式，不愿意用市场机制发挥较充分的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据《审计署关于国土专项资金试点审计情况的报告》，截至2001年底，鞍山、济南、深圳三城市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率仍很低，对地价确定的约束不够。三城市2000年、2001年协议出让国有土地的宗数、面积分别占总宗数和面积数的98.97％和96.2％。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不足5％。另有数字显示，截至2000年年底，全国总土地出让量为30万公顷，仅占城镇用地总量的5％，在全国范围内有2/3左右的新增土地仍采用行政划拨手段配置。另外，即使将来采用市场机制发挥较充分的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土地，在政府垄断下，所形成价格的合理性，还有待于研究。

据审计署调查，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违规减免地价在鞍山、济南、深圳三城市中有明显体现。三城市2000年与2001年两年共违规减免、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26宗，面积127.19公顷(占同期出让国有土地总面积的2.97％)，减免和低于市价出让金额8.39亿元。据一位参与该项审计的官员透露，审计署在深圳共抽查了127份协议出让合同，涉及总金额48.79亿元。其中审计发现的违规地价协议出让的合同17份，合同出让金总额7.7亿元，比按公告市场价计算的15.22亿元低7.52亿元。

三、政府职能严重越位

根据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校正外部效应；维持有效竞争；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政府应从具体的市场行为中分离出来。然而在这里，政府的行政职能与市场经济行为合为一体，政府职能严重越位，容易产生以下问题：

1．政府寻租

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使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独立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一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保护耕地具有较大的外部效益。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尽快发展壮大本地经济，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吸引更多的资源，不惜以土地为代价，甚至违法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低价提供给开发商使用，而把保护耕地的任务推给社会，不利于耕地保护，使整个社会的利益受到损失，而且容易引发政府的土地违法活动。目前，各地的圈地热的背后往往都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

2．政府官员寻租

(1)追求政绩。根据政府失灵理论，我们知道，政府天生具有不讲成本的特性，政府行为也缺乏利

润的含义，他们追求的往往是规模的最大化。一些政府官员为了显示政绩，片面强调GDP的增长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建造形象工程。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成为他们达到上述目的重要手段。凭借征地权，随意圈占农民的土地，或者用于房地产开发，或用于招商引资，或者用于建造超标的宽阔马路等等，任意扭曲土地的价格。某市为了吸引工业投资，狠压地价，征用一亩土地的费用大概需要5万元，而工业用地的地价才2～3万元。

(2)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滋生腐败现象。1993年《深圳法制报》报道，仅在1993年上半年，深圳市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就收到有关部门领导利用土地出让之机进行贪污受贿的举报36件，涉嫌46人；1996年《深圳法制报》报道，湖南省长沙市国土局从局长到下面的干部，就有10名因受贿而受处理；1997年《改革》杂志报道，在广西北海“圈地运动”中，贪污受贿人员达123人，其中厅级干部5人，处级干部20人，涉案金额达1.1亿元人民币；1998年《中国土地报》报道，原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徇儿女亲情要地220多公顷，非法获利2800多万元。

3．企业寻租

企业寻租就是企业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价格低、质量优的土地所采取的行动。企业的寻租活动，不但会扭曲土地资源的配置，而且会损害分散的消费者、寻租行为的失败者以及没有进行寻租的企业的利益。对消费者来说，寻租企业会把其寻租成本加入产品成本中，从而强加给消费者；对于其他企业来讲，他们为了从政府手中获得更优惠的土地，必然会开展寻租竞争，引发第三方资源配置的扭曲。

四、管理缺乏科学性

1．管理模式倒置

征地的审批权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征地量大，审批人员不可能到实地进行审核，往往依赖报件进行审批，审批流于形式；具体的操作和监督在地方各级政府，不利于调动地方对违规占地的监督积极性，管理模式倒置。同时，这种模式也不利于被征土地的及时审批。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违法先提供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办理土地征用审批手续。征地审批不及时是造成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

2．职能交叉重复，权力分配不合理

土地利用的规划，农用地转用的审批，征地的审批，土地利用计划等职能交叉重复，而且审批权都集中在中央和省级土地管理机关，权力分配不合理，不利于地(市)和县级土地管理机关职能的发挥。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是宏观管理土地的主要手段，其审批权可以放到中央和省一级的土地管理部门；农用地转用必须符合规划和计划的要求，其审批权可以放在低一级的土地管理机关――地市级土地管理机关；征地的审批是较具体的行政行为，可由县级土地管理机关行使。这样合理划分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农用地转用和征地的作用及其审批权，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级土地管理机关的作用。

3．交易费用高

所有征用土地的报批要到中央和省级土管部门；涉及农用地的要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征地审批手续；土地征用后，还要通过土地出让、租赁、作价入股或者划拨等方式才能提供给土地使用者使用。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程序多手续繁琐而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五、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难以实现

政府对国民经济和土地进行宏观调控，所采用的主要措施之一是增加或者减少土地的供给。目前，国家提供的新增建设用地的来源主要是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当国家增加土地的供给量时，就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当国家减少土地的供给量时，就减少土地需求的审批，减少征用农民的土地。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征地――供地制度难以实现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其表现是：国家对土地的供给一放开就乱，供给总量往往远远大于需求，供地结构严重失调；国家对土地的供给一控制就死，正当的需求也难以得到满足，制约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的正常发展。上个世纪末和现在正在进行的针对圈地热的治理整顿，就说明这一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发挥不充分，市场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中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太多，不但进行宏观调控、制定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而且对每一宗地的利用进行审批管理、征地的审批、农用地转用审批等等；征地与供地脱节，征地的目的是供地，征地和供地是一个大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我们必须把他们纳入到一个系统中来研究。所以，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的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和措施是，尽可能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正确分析界定政府在土地征用制度中的作用，将政府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其职责范围内，并合理划分各级土地管理机关的职责，充分发挥各级土地管理机关的作用。

土地征用制度篇6

----如今证券市场大吹建立“退出机制”之风，沪深交易所又实施了新的特别转让规定，即PT股在转让日不设跌幅限制，但仍保留5％的涨停限制。我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出现的大幅亏损可分为两类：一类确实是经营不善、投资失误、或天灾人祸造成业绩下降，直至扭亏无望。这类公司由于市场的原因被淘汰出局，投资者也只能心平气和地承担风险，因为这是证券市场必然存在的风险。

另一类则完全不同。比如近几年披露出的棱光（《财经》杂志曾披露此事）、活力28、猴王等都是因为其大股东把公司当成“提款机”，致使公司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结果出现资不抵债局面。特别是棱光，今年更沦为ST一族，基本上已被大股东“掏空”了。如果棱光未来重组失败扭亏无望，沦为PT一族，进而退出市场，这种风险该不该由全体股东（包括中小投资人）共同承担呢？谁会心平气和地承担这种风险？

在股权结构不合理、大股东行为得不到约束的时代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应是一个“退”字就解决掉的，因为倒霉的还是中小投资人，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如果退出机制实际达到的是这种效果，那还是缓行为妙。

----北京 王星

为何不废止土地征用制度？

----读了《财经》2000年6月号“失去土地”一文，有些感想。

在我看来，“土地换皮鞋”不一定就不对，在关注“为此支付的土地代价”时，我们应该看土地的价值是否得到了最大的释放。真正应该关注的倒是一整套土地批租的评估、拍卖、审计、监督机制，以及土地征用制度和严格的利益惩罚机制的建立。可以考虑建立类似于英美和香港实行的土地基金制度，明确土地全部归国家所有，废除土地征用制度，任何自然人、法人可以通过竞拍向国家购买土地的使用权。在拍卖之前，由社会中介对竞拍者的土地利用方案进行评估。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上缴国库，对相关利益群体进行适当补偿。这样，既可以避免土地流失，又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省国家资源，杜绝盲目圈地占地等违法现象发生。

----襄樊 雷剑

反过来看“入世”

----这半年，有关WTO的利好消息纷至沓来。但我们如此迫不及待地要进入世贸，是否值得？

----首先，中国在作出“入世”的决定时所表现出的“沉不住气”，就是一步错棋。中国市场这块“大蛋糕”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可由于“入世”的心情过于急切，给了西方人要价的机会。结果证明吃亏的似乎是我们。“山姆大叔”在给予我们PNTR时所附加的条款就是最好的说明。美国人将PNTR视为给中国人的恩惠，得到的同时必须付出代价。对此，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外交辞令式的谴责。

----虽然世贸有一揽子“游戏规则”要求成员国遵守，但这些条条框框早已成为少数强国的“遥控器”，他们可以借此玩弄种种“政治手腕”。相比之下，反击的声音却如此微弱。

----再看国内。尽管订出了中国市场开放的时间表，但以现在的国情，这恐怕多半只是一厢情愿。中国无处不在的“关系网”和“官官相护，共同致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难以根治的“顽症”。面对这些看不见的阻力，中国市场的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呢？

土地征用制度篇7

一、佛山市土地征用制度创新的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佛山市提出几个层次一起上的经济发展方针，在鼓励公社、大队、生产队用集体土地办企业的同时，市、县政府也通过征用农民的土地办企业和招商引资发展经济。1979年后，征用农村土地逐年增加。为补偿农民的经济损失及解决多余的劳力问题，佛山市政府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律的规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①由征地单位按标准给予经济补偿；②由劳动部门或用地单位安置就业（每亩2人），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③征地后给被征地农村集体办理建设留用地。1992年前，由农村集体提出申请，对农村集体发展村办工业办理非农建设留用地。但由于各村办工业办理留用地的比例不一致，导致村与村之间的相互攀比，引发了许多征地矛盾。1992年后，佛山市统一规定，按征地总量的10%—15%预留被征地农村的非农建设用地，让农民兴办集体企业或出租，增加收入。在佛山市国土资源局调研时了解到，当时确定这一比例主要是考虑在不违背法律的条件下保证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因为按照1987年版的《土地管理法》，征用每亩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超过被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倍，一般为2—3倍。但要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当时的平均收入测算，每安置一个失地农民需要缴纳约5—10万元的保险费，才能实现盈亏平衡，如果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凡采取货币安置者可以领取的一次性补助费在1.5—3万元不等，远低于农民应获得的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社会保障标准。采取留地安置的方式，同时满足了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和不违背法律规定两个条件。尽管当时留地的比例是集体与政府谈判的结果，但市场机制就是这么巧妙，留地安置的比例却比较合理。山东省德州市开发区2000年以后也开始实行留地安置的方式。其做法是按照基本生活保障标准5000元/人/年，在扣除征地补偿费之后，根据人口基数、预期租金水平和建筑容积率，再反推出留给集体的建设用地面积。到2006年，开发区共征地1.9万亩，留给开发区内20个村共留地2440亩，占总征地面积的12.84%，刚好落在佛山市通过市场谈判确定的范围之内。

不同于各地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以货币为主的安置方式，留地安置是佛山市土地征用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一方面，土地征用的补偿费用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农民被征地后的生活水平不降低。此外，还让农民有机会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对政府而言，留地安置降低了征地过程中的阻力，同时，留地安置后，政府也将部分社会管理、社会保障方面的职能留在集体，降低了政府财政压力。以我们调研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东社区为例，2012年集体总收入7800万元，其中社区治安支出700万元，村民医疗报销支出350万元，教育支出80万元，卫生支出300万元，社会保障支出4.5万元，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支出1000万元，发展基金留取1500万元，办公经费支出360万元，余下的收入才按股份向村民分配。

留地安置也使得低成本征用土地成为可能。1986年以前，征一亩地的成本大概是1.8万元（27元/平方米），2000年以后征一亩的成本为7.5万元（112.5元/平方米），该标准比2006年国土资源部的《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标准》第十二等的标准还低。而根据国土资源部的划分，佛山的禅城区列第五等，工业用地最低出让标准384元/平方米；佛山的南海、顺德区列第六等，工业用地最低出让标准336元/平方米；佛山的三水列第七等，工业用地最低出让标准288元/平方米；佛山的高明列第九等，工业用地最低出让标准204元/平方米。低征地成本造就的低价工业化大大促进了佛山市经济的发展。

二、佛山市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困境

但由于低价征地还是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2001年，佛山市积极争取国土资源部土地征用制度改革试点，就补偿标准、征地程序、征地安置方式等内容进行改革。2004年，佛山市在试点的基础上出台了《佛山市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规范，强化了区片地价和土地换社保等方面的内容。在此之后，土地征用的成本也有所上升。为了尽可能降低征地补偿引发的矛盾，政府名义上的补偿标准基本稳定，但通过实物补偿的方式，实际上提高了征地价格；如为被征地的农村集体修路、建桥梁、建广场、建学校等。在顺德区国土局调研时了解到，1999年后因为农用地转用指标比较紧张，政府并不愿意采取留地安置的方式，截止到2011年顺德区还有4000多亩的留用地指标没有落地，如果村集体愿意放弃留地安置的指标，政府乐意每亩地再额外补偿30万元，但农村集体接受这种方式的比较少。我们在顺德区勒流镇江村与村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座谈时了解到，由于《土地管理法》规定只有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和建设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才能使用集体土地，其它建设都需要使用国有土地；而该村在20世纪90年代与人合资办乡镇企业，企业倒闭后村集体还欠了2600万元的债务没有还清，因此，现在多数村集体并不愿意办乡镇企业，而只想出租土地、标准厂房等物业获取稳定的收益，但在土地实行严格的审批和计划管理后，村集体只有通过获取留地安置的方式获得建设用地，从这个方面看，村集体也愿意政府征用土地，但同时，由于征用土地后土地所有权发生转移，村集体长远收益将受到影响，村集体对政府征用土地处于两难的境地。

此外，征地社保的支出在2004年以后也大幅度上升。在1992年实行土地股份制以前，佛山市每征一亩地大概可以带三人进城（即农转非）。但1992年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后，村民可以分红，征用土地时基本没有人愿意转移出来，以至于现在每亩地承载的人口太多，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也非常高昂。在佛山市的核心区——禅城区，有些村征一亩地的社保支出高达70万元，征地成本大幅度提高。

三、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初期，佛山市低廉的国有建设用地对其加快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制于农用地转用指标的限制和高昂的社保支出压力，土地已越来越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瓶颈。此外，由于滥用“公共利益”名义的征地行为广受诟病，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这为下一步深化征地制度提供了重要前提。根据国家征地制度改革的方向，结合佛山调研实践，提出征地制度改革建议如下：

（一）明确界定公益事业的范围

根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现阶段可以《国土资源部划拨用地目录》为基准确定公共事业用地的范围。待条件成熟后，可将公共利益用地的范围严格限定在以下几类：①国防用地，如边防站、军用办公用地等；②交通事业用地，如港口、码头、机场和道路；③公用事业用地，如水、电、气等管道用地和公园绿化用地；④水利事业用地，如水库、沟渠等；⑤公共卫生用地，如医院、卫生院、疾病防控中心等用地；⑥教育慈善用地，如学校、图书馆、廉租房、敬老院等用地；⑦公共建筑用地，如文物古迹保护、城市标志性以及纪念性建筑等用地；⑧其他公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

（二）要提高土地征用补偿的价格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土地征用价格的补偿有“公平补偿”和“适当补偿”两种形式，但不论何种补偿形式都是以被征土地的价格和相关资产的市场价格为主要参考标准，不同的只是市场价格计算的时间以及具体的补偿内容。对市场价格计算的时间，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是以政府征地通告日的市场价格，或最终裁决日的价格，或正式征用日的价格为准，或征地若干年前的市场价格。对补偿的具体内容，基本都是以地价补偿和地上物（土地改良物）补偿为主，辅之以迁移补偿、测量补偿、残余补偿等。为兼顾维护农民利益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成本，防止土地投机，我国土地征用补偿价格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不过，可以将计算的时间界定为土地被征用若干年的某一时点。补偿的内容主要应包括以下几项：①被征用土地的地价补偿及负担清算；②被征用土地地上改良物的补偿；③被征用土地地上改良物的迁移费；④因征用土地致使其相邻土地受到损失者的补偿；⑤失地人被迫迁移到其他地方的合理费用。这样，可以将土地征用价格与社会保障剥离，避免“土地换保障”带来的负面影响。为防止激化社会矛盾，土地征用补偿价格的提高也要循序渐进，第一阶段要求保证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第二阶段农民变为市民后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

（三）要进一步完善征地程序

征地程序不完善，导致了公权力的过度扩张及滥用。国外土地征用的程序规定表明，土地征用除具有创设处分和被动处分、附有法定条件处分等的性质外，还是一种要式处分；即土地征用必须事先经法定审查、核准（公益事业的需要），经公告、通告等法定程序并给予公平补偿后，才具有法律效力。为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规范政府行为，需要完善征地程序。①用地单位向征地审批机构申请征地。②审查被征用的土地是否真正用于公共事业，如果符合要求，则核准动用征地权。③征用土地公告。征用范围、征用时间、补偿标准及具体的补偿安置方案，应当公示，提高土地征用过程的透明度。④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参与土地征用过程。征用农民承包的土地，应当与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直接协商。同时，要建立补偿标准听证制度，充分听取征地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意见。⑤申诉程序。公众如果对征用决定本身、征地的内容以及补偿金额有异议，可以向土地征用审批机构，或者法院提起申诉。但最高法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征地主体都要无条件服从。完善征地程序对解决我国当前土地征用中收益分配问题及其他问题都有深远的意义。

（四）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不完善，导致限制政府行为的外在约束缺失。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土地征用制度涉及的立法形式有两种：一是独立式，即土地征用法独立于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存在；二是章节式，即土地征用法作为土地法的一个章节存在，是土地法律的一部分。尽管都以法律形式存在，但它们的内涵有差异，前者是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侵害，是国家以强制手段取得财产的方式。土地法则属于物权法的范畴。因此，多数国家均独立制定土地征用法。有些没有专门土地征用法的国家，最近也在考虑拟定土地征用法。为此，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惯例，要单独制定《土地征用法》。独立的《土地征用法》内容包括：土地征用范围，土地征用权的行使机构及该机构的权限，土地征用的补偿原则、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征用程序、法律责任。同时，为限制政府的权力，要尽快出台相关法规监督政府行政行为。完善国家法制建设，制定《行政程序法》，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提高政府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保障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强化司法救助体系。

（五）允许农用地直接入市

留地安置方式是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渠道比较单一时不得已的选择，未来在明确界定征地的范围后，应允许农用地直接入市，留地安置的方式也应不予保留。值得注意的是，在允许农用地直接入市前，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予以解决：①从法律上规范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平等的财政权利，允许农用地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出租、转让、抵押和租赁等。②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调整农用地转用过程中的各种关系，避免农用地的无序转用。③需要明确各种形式农用地转用方式的内涵以及它们的权利义务关系。④分阶段开通农用地转用市场。初始阶段可以先开通农村建设用地转用市场，然后再开通农村不包括耕地在内的其他农用地转用市场，在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法律的过程中，放开农用地转用市场。

土地征用制度篇8

【关键词】土地征用；问题；补偿；对策

一、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现状

1、征地规模过大

据统计，从2004―2013年的9年间，我国耕地从18.51 亿亩锐减到17.78亿亩，9年净减少0.73亿亩。建设占用耕地是其中主要原因。而同一时期我国人口却增加7000万人。人增地减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如果征地规模再不控制将严重威胁到农民生存和国家的粮食安全，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2、我国缺乏专门的土地征用法，征地过程中违法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现象严重

由于立法不够完善，征地行为不规范，我国的“重征用轻补偿或无补偿”的宪法模式，被建国后至今的四部宪法无一例外地采用，尽管我国早已建立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但仍无宪法依据。对于公法而言，“法无明确而为之即为违法”。但在实际的土地征用中，有大量的土地征用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违法现象严重。

3、对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过低，补偿落实不到位，严重损害了农村农民的利益

征收耕地补偿标准主要是按被征收耕地的年产值和倍数计算，其中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和总和，规定最离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30 倍。在征地实践中，农民不能及时足额得到征地补偿也是农民反响较大的问题。

二、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

1、征地补偿标准不明确、不统一

土地征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征地补偿标准问题。目前我们征地所依据的补偿原则是：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依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其补偿标准是被征用宗地年产值的一定倍数计算。因此土地年产值就是计算补偿的标准。但由于年产值的计算方法、计算依据等不同，每一宗地的年产值额差异较大，所以标准非常不统一。在具体的征地实践中有些征地单位往往采用的包干地价法，直接由征地单位与被征地方进行协商包干地价。然而这样产生的结果是，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时间，不同地块征地补偿价格差异也较大。所以使农民对征地价格的期望值不断攀升，人为增大了征地的难度。

2、土地征收程序欠缺

首先，缺乏征地目的的评估阶段。这种程序的简化，使得在土地征收中缺乏对征地用途的严格审查，导致土地审批部门较少考虑征地用途的公共利益性，而主要考虑政府的利益或征地申请人的利益，极易损害被征收者的利益。其次，征地过程中被征收者的参与度低。首先，听证会由权利人提出方可进行。其次，听政的范围过窄，在补偿及安置方案出台前的征收过程中，没有赋予被征收者举行听证会或其他参与方式的权利。

3、不能解决失地农民长期的生活保障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据此，征地补偿的立法本意应该是保持被征地方生活水平不降低。就河北省实际情况看，土地征用主要发生在城市扩张区，而城市周边的有些农民已经不再主要依赖土地，在城市周边出现大量闲置农用地现象。城市周边的这些农民从土地上获取的收人所占总收人的比例已越来越小。按照目前征地补偿标准来看，征地补偿基本能保证这些农民在征地后生活水平不降低。但由于农民失去土地后的长远生计没有保障，无法解决养老问题，所以仍是不愿失去土地。

4、补偿标准偏低，农民损失惨重

《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2 款规定：“征地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显然，我国的土地补偿仅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的补偿则根本就不予考虑。而且，即使是对直接损失的补偿标准也过低，按土地农业产值来计算补偿标准。《土地管理法》第 47条第2款规定：土地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偿费为该土地被征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4-6 倍。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土地本身的价值，也不考虑土地征收后地价的上涨。按照现行的补偿标准及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其得到的补偿只能维持7 年左右的生活。因此，对于那些依靠土地而生存的被征地农民来说，土地被征收即意味着失去了今后生活的保障。

三、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对策建议

1、严格界定征地标准

首先，可以概括性的描述出公共利益应具备的特性：（1）共享性，公共利益是社会公民共同的、整体的、综合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或某些人的利益。（2）非营利性，在被征地上所兴事业、建筑，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应该是义务性的为本国公民服务。（3）合理性，在征地中充分考虑被征收者的利益，给予其完全的补偿。

其次，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具体列举出系列公共利益种类，如：（1）国家机关及公益性事业单位建设。（2）国防建设。（3）能源、交通、水利等公用事业和其它市政建设。（4）科、教、文、卫、体育事业建设。（5）环保及文物古迹、名胜风景保护建设。

2、征地程序的完善

（1）建立征地目的评估机构。该机构应与征收机构相分离，以避免政府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实施者，造成滥用征地权的现象。同时该评估机构还应对后续工作进行监督，即被征地是否用于公益性建设及建成后是否为公众所享用等。

（2）转换政府角色，加强被征收者的参与度。打破征地的完全行政化代替市场化的局面，政府应承认被征收者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通过市场规则进行土地征收。政府只需告知被征收者有关征地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给予其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补偿协议和补偿费完全可以由用地单位和被征收者自行达成协议，政府进行必要的监督就行了，就像有的学者所建议的：政府不直接参与征地，通过颁发征收许可证和征购许可证来实现对土地的审批。这样能使被征收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配合度，减少征地的阻力。

（3）完善土地征收的听证程序。首先，一方面要加大听政制度在农村中的宣传力度；另一方面改变只有权利人申请才启动的现状，应当要求政府对征地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争议主动召开听证会。其次，应扩大听证范围，不能仅停留在征地事后范围内，应自征地程序启动时，就启动听证会，更好的保护被征收者的利益。

3、实行征地补偿方式的多样化

从保障被征收者长远生存利益出发，除金钱补偿外，还可采取以下补偿方式：

置换地补偿，也就是最原始的以地换地的方式，对于主要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这是最好的方式，能保证他们仍有等同的土地耕种以维持生存。

技术培训的方式，提高失地农民的综合素质，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维持以后的生活。

养老保险的方式等。值得注意的是，应赋予被征收者对这些方式的自主选择权或由被征收者与补偿方协商确定。

4、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首先，设立多元化的医疗保障制度。政府应当建立多元化的医疗保障制度，为失地农民建立相应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多元化的投入，引导社区经济、企业、慈善机构及个人等方面的捐助，来充实失地农民医疗救助基金，如发行各种类型的、开征农村社会保障税等。通过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失地农民有病可医，有病敢医。其次，医疗保障范围重点突出。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我国失地农民的数量来看，想要全面建立面向所有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可能性是很小的。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当尽快建立大病保险制度、中老年人特殊救助医疗制度。绝大多数被征地地区经济不发达，尚不具备将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纳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条件。普通的小病小灾可以不纳入失地农民医疗保障的范围，但是重大病情的发生，政府应当对其有所补助。具体的哪些病情可以纳入保障范围，可以由当地政府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他因素进行确定。对于中老年的失地农民，政府应当建立新型的医疗保险体系。达到一定的年龄以后，政府可以对中老年失地农民免费办理医保卡，对住院治疗的失地农民采取按花费比例进行优惠，每个花费档次所享有的医疗折扣各不相同，具体的标准和年龄政府可以按照本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予以确定，确保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险得以顺利实行。

参考文献：

[1]孟祥舟.实行土地征用补偿“双轨制”创新的探索，河南国土资源，2013年第7期.

[2]薛刚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政法论坛，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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