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思想论文范文

主题思想论文篇1

[关键词]高校；外语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关于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公开出版发表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著述。研究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研究两方面体现。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再次，如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放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外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强调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途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网络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刘练）、《互联网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x睿萍等），这些文章虽然及时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特征，并根据时代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进行了合理分析，但并未将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困境的对策路径与时代背景直接联系起来，也没有做出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第四，如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方面的论述来研究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浅析外语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境与对策》（四川外国语大学学者张庆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研究》（闫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张家政）、《涉外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略》（笔者）、《浅析在外语专业学生中开展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田雨）、《思想政治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渗透》（杜琳娜），这些文章大体分析了目前中国外语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宏观层面提出一些相应对策路径。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外语专业课的两种课程教学角度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外语专业学生特点进行外语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互渗透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改进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但这些文章大多没有对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的对策和路径不够全面具体，同时实际操作性不强。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以上相关研究成果还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语专业背景下中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依据，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部分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是缺乏权威性著作和系统性论述，经验问题研究多于学理性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理论研究多于中微观理论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简单罗列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泛泛分析导致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而从宏观层面给出相应对策和路径。因此，结合时代特征、社会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对其内涵做出准确解读、对其理论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对其困境及其产生根源做出详尽论述、对其调适路径和对策方法进行合理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张秀荣，韦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冯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注释：

（1）张耀灿，郑永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主题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意义

一、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回眸

（一）开启思想启蒙先河的新文化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在“共和”招牌下展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这股“尊孔”、“复古”、“读经”之风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沉渣泛起；与此同时，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而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

现实的阴霾激起了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从思想文化方面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率先意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之所以失败，并不是这一方案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缺乏一次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中国没有自己的现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因此，他们渴望在中国掀起一场类似于近代欧洲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以开启民智、解放思想，从思想文化上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廓清障碍。

1917年前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一批新型知识分子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公开向传统的封建文化挑战。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 【1】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提倡恋爱自由、个性解放，反对专制、迷信，宣传男女平等，主张打到“孔家店”，批判“吃人的礼教”，提倡白话文，炮轰三纲五常，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总清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即思想启蒙运动。

（二）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6年10月，“”被粉碎，结束“”这场灾难，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兴。但是中国并没有由此而进入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万分严重，要在短时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极其不易。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的帮派体系，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纲”就是开展揭批“”运动。这个纲在当时是必要的，可问题是把揭批“”看作是“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要求，而且限制在只能揭批“”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上，而不能触及“”的错误。同时，把彻底否定“”的要求，为“”和其他冤假错案的声音看作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2】更令人们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经授意和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报》联合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提出：“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它表明“”虽然结束，但是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它不仅影响了拨乱反正，还阻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导致党和国家的工作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人们开始反思：究竟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极“左”路线的笼罩下，解决起来更加艰难。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决反对和抵制“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主张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思想的科学体系。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当天就将该文章转发全国，次日，《人民日报》、《报》以及上海的《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问题，认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应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倾向，这是‘’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必须打碎；凡是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3】由于该篇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激起一场轩然大波，导致了一场时代性的大讨论，启动了又一次对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两大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新文化运动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之下，是针对具体国情和现实问题而发动的，因而对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必然具有不同的历史作用。

（一）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与思想氛围。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的仁人志士发现仅仅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于是在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号召下开始了以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继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一次激烈的较量。它通过对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深入批判以及对民主共和观念的广泛宣传，不仅将中国早期现代化从政治制度的变革引向以科学思想层次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启蒙阶段，而且在新旧思想较量的过程中将思想上的启蒙与政治上的救亡意识紧密结合，促使中国文化突破原有格局，出现新的发展局面。

启蒙与救亡同根并发可谓新文化运动的一大特色。如果说五四前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启蒙占主导地位，则正是这种启蒙营造出无法抑制的自由空间，从而使来自西方学术领域的各种主义思潮、名词概念、各派名士人物纷纷登场传播，再现春秋争鸣的气象。同时，这场启蒙运动的大论战对知识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的作用，促使更多的有志青年投入到追求救过救民的真理中去，推动了救亡运动的发展，直接促成的爆发，致使救亡运动上升为主导地位。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史上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直接后果是引起了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的重新认识，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觉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理论与实践氛围，使新文化运动从原本以文化启蒙的个人本位转向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社会本位，从而把半个多世纪以来学习西方的课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以俄为师阶段，最终将中国近代以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实践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追求上。 【4】这场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邓小平早在1978年12月就作了高度评价。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5】

这场讨论历史两年之久，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大大解放了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为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提供了客观依据。而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邓小复强调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思想路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事实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6】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根本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断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错误指导思想，把人们从“”及其“左”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并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揭开了共和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最终为真正认识和纠正同志的晚年错误、科学地评价思想和同志的历史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客观标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原则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三、以史为镜，反观现实

1、共同借鉴意义

研究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两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内容不同、路径不同，并且具有各自的历史与时代意义，但我们仍然可以梳理出贯穿于其中的共同的经验智慧，为今天的解放思想提供借鉴。

第一，解放思想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先导，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每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解放思想先行，如果不解放思想，社会变革是不彻底的。尽管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取决于社会内部，取决于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变革的整个过程，无不依赖于新的思想观念的刺激和引领。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才焕然一新。而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则开启了新的解放思想的大潮，为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开拓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全新时期。

第二，解放思想要以实事求是为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反过来，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在社会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人们的思想认识所受到的束缚及其所束缚的程度是不同的，因而，解放思想的内容、重点及迫切程度也有所区分。只有极具针对性、以实际为依据的解放思想，才能推动历史进步。五四时期，人们的思想主要受到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新文化运动高举反传统的旗帜，在封建文化专制的罗网中冲开了一个缺口，透进民主与科学之光，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被粉碎后，如何结束一个旧时代、开辟一个新时代，这是摆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邓小平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第三，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的历史，从伟大的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从人权宣言到独立宣言……从马克思主义到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思想解放对于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和推动世界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甚至走不出蒙昧状态。无论是物质的、精神的、科学的，能有今天的辉煌，可以说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从思想解放的历史实践来看，没有古代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没有近代的思想解放，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没有当代的思想解放，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一句话，理论上的每次创新都是解放思想的必然结果。

2、比较意义浅思

固然从解放思想这样一个层面来说，新文化运动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两场运动对于今天具有共同的借鉴意义。但是如果从两者的影响程度、范围等方面来说，二者的评价是不同的。

单从科学这一角度来讲，新文化运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没有揭示封建主义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没有认识到根本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仅仅把斗争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无异于想建空中楼阁；其二，运动的范围只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里，却没有对人数最多的中国广大劳动群众表示出更多的关切，这就使得这场运动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其三，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形式主义偏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的一概抹杀，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也不加分析地全盘顶礼膜拜。这种偏激的做法，有失理性，显得十分幼稚；其四，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激进民主主义者，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这是最根本的缺陷。新文化运动的缺点在新形势下是值得我们反思的。相比而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无论范围程度都更加广泛和深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是一个科学求真的过程，最终也确实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这样的一条科学路线，因而其所带来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并且其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我们当前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若是从政治和学术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具备的政治意义在新文化运动之上，从表面看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学术讨论，但是就其发生的背景，远远不只是学术讨论这么简单，于党于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争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7】而新文化运动则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它所创造的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使得当时各地进步团体纷纷成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不断增多，同时大量的新文化作品纷纷涌现，再现百家争鸣的迹象，这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但是照看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学术造假、抄袭，仅凭文章多少评职称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开始渴望新文化时期开创的学术之风，这也成为近年来民国热兴起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新文化运动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作为20C的两场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仍然值得我们去反思。我们应该学习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继承和发扬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5页

【2】【3】【7】.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J]，乌蒙论坛，2008年第3期，第79，80页

【4】.王韵秋.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几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反思[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第38卷第2期，第65页.

主题思想论文篇3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1]鞠曦：“编者前言”。《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12]《论语》。

主题思想论文篇4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毛泽东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外，20世纪中国哲学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有的问题是以社会问题的形式提出的，如女性主义问题、乡村建设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相交融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哲学对史学、文学影响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教育相联系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教育哲学问题；有的问题则是哲学与宗教相联系而提出来的，如20世纪中国宗教哲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的多方面的联系。在这些问题上，也往往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复杂联系。如在女性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李大钊、李达等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而胡适、周作人等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两种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道路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通过阶级解放来实现女性解放，而中国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女性解放看作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但它们又都主张女性从封建夫权制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对封建夫权制度进行各自的批判，共同推进了女性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兴起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固然被中国历史进程证明是正确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因素，因此这两大思潮也有一个相激相融的问题。

主题思想论文篇5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www.133229.cOm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毛泽东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

除了上述这些问题外，20世纪中国哲学还有其他许多问题：有的问题是以社会问题的形式提出的，如女性主义问题、乡村建设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相交融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哲学对史学、文学影响问题；有的问题是哲学与教育相联系而提出的，如20世纪中国教育哲学问题；有的问题则是哲学与宗教相联系而提出来的，如20世纪中国宗教哲学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的多方面的联系。在这些问题上，也往往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复杂联系。如在女性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李大钊、李达等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而胡适、周作人等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两种女性主义在女性解放道路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通过阶级解放来实现女性解放，而中国自由主义者更倾向于把女性解放看作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但它们又都主张女性从封建夫权制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对封建夫权制度进行各自的批判，共同推进了女性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兴起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固然被中国历史进程证明是正确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因素，因此这两大思潮也有一个相激相融的问题。

主题思想论文篇6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领域所进行科学认识的经验还不够成熟，人们似乎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能够如此突飞猛进，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了”中国传统儒学。在今天看来，这两种关于“取代”的说法，显然是对于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的主观忽略态度，也是一种以僵化的"道不变"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态度，而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所倡导的科学的文化史观和哲学史观。

因为在具体的文化事实上，某一种本土文化并不是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可以“取代”的；同时，某一种（即使是非常好的）外域文化，例如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主观上想“原封不动”地拿来，就可以“原封不动”拿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及“它在中国的传播”的问题上，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文化间关系。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时候，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思想精神领导地位的历史，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中，还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都存在着复杂的中西文化关系，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文化的具体语境来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德语文本（文本I）、俄语文本（文本II）与汉语文本（文本III）的关系问题，存在着上述三个文本与实际上存在于中国大地社会生活中、学术研究中、并仍然在起作用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认为，把这个关系作为已经被我们确认了的文化事实进行理论化、并在理论层面对它进行仔细研究，是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术任务，也是建构既具有民族主体性、又具有前沿的世界主义的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要前提。

下面就分几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

二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的进步要素能够认同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必然有一定的“文化根据”。

任何一种外域文化要能够“以理论的方式”进入中国，必然要有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它“感兴趣”。要对它从思想上认同。这个认同必然是在本土文化的具体思想基础上发生的，同时，它必须具有能够解决本土文化问题的功能。也就是说，被引入的外域文化，同本土文化中的某些要素要有相似的内容或者问题的共同性，或者问题的接续性。如果本土文化中不具备这种基础，认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注意并积极引入中国，这种现象的中国本土基础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由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而开始较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新青年--为什么“会”（或者“能够”）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能仅仅以“革命热情”来加以解释。这个事实有其必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内容，发展到此时，它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要求它必须在思想精神层面上对于诸如形上方法、历史发展目标和社会行动方式等大问题，有新的理论阐释。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既要有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有新的思想精神资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新青年接受，正是因为它被“新青年”看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进步大道，又能够救中国于时代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崭新的思想精神资料。

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认定，首先是时代精神形势所决定。在这一方面，有三点基本理由。

其一，当时的革命青年不满腐朽的封建文化传统，从而激烈地认为中国文化过于古老，甚至腐朽、反动；认为传统文化资源已经“过时”，不能解决中国在当时新的时代形势下面临的迫切而尖锐的新问题，而必须从外国（基本上是指从西方）引进具有时代先进性的、有活力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从其根源上来说，是一种西方理论。它的这种“文化圈”地域属性，完全满足中国新青年的上述要求；

其二，中国新青年面对内忧外患，强烈要求改变社会现状，呼唤以革命方式缔造一个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也是反对现状、主张以革命“批判”的方式改变现状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也能够满足中国新青年对当时社会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思想文化要求；

第三，当时的新青年虽然力图引进西方理论救国，但同时也对帝国主义列强恨之入骨；何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在处理战争后果时的明显不公正更是火上加油，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感情。从而，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中国应当加以模仿的可行性，遭到中国人的普遍怀疑和拒绝。与此相反，俄国革命者由于尊奉马克思主义，才能既了本国沙皇的封建统治，又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所以，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世界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属性，被中国新青年所认同。他们断然认为，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能够像俄国那样，取得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列强的双重胜利。（版权所有）

三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是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进步要素，在哲学和思想精神上有许多相容和相似的特点。

其一，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强调世界的本体是“物质”。强调宇宙物质世界对于人的思想和认识的先在性。这与中国上古的素朴的唯物主义以及古代后期兴起的“实学”思潮有相似的特点。尤其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实学思潮，影响了明清一大批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在清朝晚期出现的“公羊学派”，把对实际事物情势的考察和分析看得比宋明理学家和心学家强调的“理”和“心性”的教化修养更为重要。从戊戌、辛亥到新文化运动，大多数进步思想家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风格，都以“实事求是”、实践优于思想、讲究“务实”为其基点，都以现实社会和社会问题为其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晚期以来的这种积极“求实”的传统学风，使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革命青年，对讲究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亲切感。曾经引用过（或者套用过）实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论述“行”和“实践”的论断和概念，来论证自己所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就很能说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一定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在方法论方面，实学思潮高举古代传统的“变易”旗帜，强调“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强调“变化”，强调“推陈出新”和“破旧立新”，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之争、古今之争，已经成为中国思想领域的显著论题。正是有这样一个本土的哲学和精神文化基础，五四青年当然就不会对强调社会历史前进发展、强调社会历史不断进行新旧交替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感到有任何的陌生。

其二，在社会理想方面。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同马克思主义文化一样，都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文化。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以传统的“革新图治”的政治文化角色为己任，以充满忧患意识的情感，执着于古代思想家的“大同”和“平等”的社会理想，面对当时社会制度和社会权利普遍地严重非理性化，他们努力寻找一条变革的道路，其精神动力就是要实现理想社会。与此相似，马克思主义号召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现存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革命内容，如果只从文本上进行解读，完全与中国的平等主义的大同理想相吻合。也就是说，尊奉马克思主义，既可以对本土古老传统采取一种革新态度，同时又并不违背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哲学中最具有形上意义的理想观念，或者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提供了一条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崭新道路。所以，在社会哲学的形上层面，马克思主义与新青年的政治理想是相通的；

其三，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共同体”——“家”（以及放大了的家即“家族”和“国家”等）为社会单元的，强调个人生活在集体中，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服从社团利益的重要性。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个人”为社会单元的。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观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观念差别很大，甚至有相互对立的性质，因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文化观念，在中国很难得到普遍的社会认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反对把人理解为“孤独的个体”。而且，马克思主义在被中国新青年作为一种革命理想理论和革命行动理论引入的时候，它被强调为（由个人团结为阶级集体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政党理论。在上述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原来文本就强调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力量；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都只有在阶级利益和阶级权利之中才能实现，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强调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强调组织阶级队伍，强调提高阶级意识，强调发挥政党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这个集体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强调人归属于社会共同体、强调集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这方面，它们是有共通之处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共通性，也是中国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基础。

四

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搬用”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意义转变过程，是中国方面接受主体对其进行主动解读的过程。或者说，这种接受，自始至终地涉及到不同文本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文化母体之间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交涉和沟通。它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解读"和"文化被解读"过程。

虽然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属于西方学统。但如列宁所说：“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马克思主义是整个西方文明传统思想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从学术思想的实际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学统。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且，在中国文化的实际历史中和实际地域中来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传承关系。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无关。

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决定了人类的思想要求在一定的历史可比条件下必然也具有普遍共同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以及列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20多年间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与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所关心、所要展开和所要回答的问题，有许多十分类似之处；或者说，它们具有相似的理论同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所讲的西方问题，也就是20世纪东方民族（包括中国）在其发展中已经面临的、并必须实际解决的问题。可见，“问题”的相似性，或者相似的“问题性”，是文化间的思想理论交流和能够引入的根本基础。

五

由于解决问题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进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文化上的“变”和“化”过程。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文化解读和被解读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主要地有以下几点内容：

第一，文本上的变化。它首先要被翻译成中文。它的中文文本的出现，标志着它被“中国化”的开始，也就是说，它“开始”进入中国文化的语境和意境之中。翻译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学和语言学的技术或者技巧问题。它涉及到文化的可沟通性问题，也就是文化间的思想意义和生活意义的可传达性问题。理论和学术的翻译，最重要的是关键术语的转译过程中意义的保持或者增减以至于转义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翻译，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呈现。同一文本在翻译前后的意义的差异，往往最关键地表现为翻译前后的文本各自所处的文化社会环境的思想和精神的基本内容的差异。这是一个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何况，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术语“到达”中国，是经过了“日文”或者“俄文”或者“法文”的中间环节。这就不但涉及到中文文本同原有的德文和英文文本的差异，而且也涉及到俄国的或者法国的文化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这些情况决定了一些关键术语在翻译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语境，而被赋予了新的文化语境。例如“革命”一词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意义上，原指“无产阶级革命”，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由于无产阶级的不够强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术语，在实际上表达的是由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由农民大众所承担的实际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认识到这种差异后，从本土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解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对理论意义的某些规定性的侧重和主体选择。由于不同文化境域中的社会问题的不同，而引进外域新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本土问题，即“学以致用”，所以，就会出现对引入的理论中同本土问题相关的部分、有相似性的部分进行强调、突出的作法，而被引入的理论中本土文化中所没有的内容、或者不熟悉的内容、或者当前还没有功能意义的内容，则不被强调，或者被忽视或者被无意识地遗忘。从总体上说，遵循的是应用的"功能性"原则。在这一方面，有许多值得深思的情况。例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讲述“平等”的内容十分娴熟，也有很到家的理解；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有关"自由"的论述就不太关注。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要素的理论观念中，平等思想十分强烈，同时作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儒家等级制所强调的家族伦理，其实质是“关系身份”，并不讲求人的“自由”。所以，五四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虽然有“解构性的自由理念”，但是在后来的“建构性理念”中，缺乏“自由”的位置，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甚为生疏，甚至《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自由的论述也常常被误读。所以，在讨论和设计中国民主政治时，民主就只被理解为“平等”，而“自由”则往往不被讨论。曾经在中兴盛一时的“大民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农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的历史复现，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所以，要能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念，就不但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概念进行研究和理解，而且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自由”的问题，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重大差异的东西，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之所以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品格的重要标志之一。要在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思想文化，以及由这个思想文化为基础、为指导的现代化政治和现代化经济，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是有意义的。

六

从总体的历史情况来看，从中国人民为求民族独立和劳动阶级解放的革命斗争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历程，这个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这个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此相对应而言，中国文化在其本土特性上，具有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传入且广泛传播的实际理由。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促进下，中国文化自身经历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世界化”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它是20世纪（尤其是其后半叶）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可以说就是其基本内容。

对20世纪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的这种"双向式的"概略回顾，可以说实际上就已经勾画出了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的基本特色。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文化间的干涉、互渗和融合，虽然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开始、也首先不是在哲学层面进行的，但是，文化互渗和相互融汇，必然有其生存现象层面的“意向上的相求”和思想精神深层的“理性上的贯通”这两个方面的逻辑依据，这就是文化交涉现象中的“跨文化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必然是在哲学层面进行论证和获得解决的。只有在哲学层面上作出对于文化间互渗和融合的理论可能性的论证和解决，才能保证这种文化交涉在实践中的顺利进行，而只有这种论证的彻底成立，才能从根本上使跨文化交涉和本土新文化建设获得一个恒久的理性支持。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如果能够作到这一点，那就无论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中国儒学的关系，是实现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适应时代而合理更新这一双重而又同一的目标的基本前提。

七

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被“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发展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前，在“比较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角下，它具有明显的亚洲本土色彩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它就直接地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前途。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和蓬勃发展，从一个角度证明，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某种可以校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现实世界的具体关系的东西，有某种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现实条件的东西。因而，在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基础上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当前世界情况情况下，也就是有前途的、有强烈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已经在中国本土化的文化，在21世纪担负着一项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

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成败，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程度及其下一步进展，关系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关系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所以，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中西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地正确解决和安排，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继续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继续世界化或者现代化的过程。这个相向互动过程的统一，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发展。

要把这个过程深化，就要求：

第一，中国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该继续在学理层面加强涵化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有历史进步意义和学术进步意义的内容。例如对“大同”、“小康”进行新的、符合21世纪时代要求的崭新的文化理论阐释；在形上层面、体制层面、活动层面、思想和精神层面以及方法论层面，探索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相结合的整体路径，建构可以覆盖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要素的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这是建构当代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的框架性工作。

第二，从内容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研究和特别吸收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代表西方文化先进性的特性，从而注意吸收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西方进步的传统文化中具有现时代意义的内容，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文化感到陌生的现代性内容。

主题思想论文篇7

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角度阐述了问题意识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契合性，并基于问题意识在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实考量的基础上探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路径。

关键词：问题意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问题意识导向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2016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德育专项）项目“建构主义教育理论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2013年广东医学院科研基金人文社科重点培育项目“东莞文化资源整合研究”（项目编号Z2013009）的成果。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课堂教学强调教师主体、注重单向、偏重记忆，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育教学目标与其它一般的知识性学科的教育教学要求相混淆，导致传统思政课教学问题意识不足，问题意识在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标，我们必须强化问题意识，从而有效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一、问题意识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契合性

1.从本体论意义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显著特性

是集知识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问题意识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知识性与思想性有机统一的重要方面。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具有两个特点：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具有自身的知识系统性；另一方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教育性。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实质上是知识性教育和思想性教育的内在的高度统一。因此只有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充分地了解学生真实的思想状况和存在的现实问题，才能把教学过程中的理论知识与学生存在的问题有机联系起来，从而有效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价值。

2.从价值论意义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问题

意识导向充分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和人本化的价值取向。首先，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实践不仅是理论知识的来源，也是问题产生的根源，脱离实际，逃离实践，坐而论道，主体的价值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目标就会束之高阁，因此，实践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防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抽象化和概念化，避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空洞说教之嫌，提高其现实感，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对学生思想问题的说服力和阐释力。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问题意识导向充分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人本化价值目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知识的教育构建学生世界观的一门课程，其目标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并内化成一种坚定的信念，从而使学生在实践中自觉地践行。理论学习是实现其教学目标的基础，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并付诸于行动才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真正目的。经“问题求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理论联系实际的主要中间环节，其中学生的问题意识是推动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促进学生思想发展的有效抓手。从学生的思想现实状况出发，积极回应和解答好学生的思想困惑，通过解决学生思想问题触及学生的心灵，从而使学生真懂、真信、真用。同时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强化问题意识，不仅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讨热情，调动学生参与整个教学活动过程的主动性，使学生成为教育教学活动名符其实的主角，还可以满足年青学生自我实现的心理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3.从方法论意义，问题意识是贯彻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理论联系实践要求的主要载体与重要桥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自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是主体能动地使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统一，主观认识与客观实践相符合的实践活动。但“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无过程、无中介的，它内在地包含了‘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两个相统一的过程。这两个相统一的环节都是在对社会发展中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核心问题的发现、分析与解答中完成的。‘问题’成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关节点，‘问题化’是理论联系实际的。”[1]由此看来，问题意识不仅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必不可少的中介，更是教学的重要方法。这必然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主体与客体面对现实社会时都要敢于提出问题，正视问题，分析问题，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二、基于问题意识导向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路径

1.升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念。

现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教学理念，尤其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时刻关注学生主体的现实思想状态、认知特点和发展需求，注重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紧跟实际、走近学生、贴近生活，学生是真正的教学主体，学生提出问题才是课堂教学有效进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恩格斯指出：“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2]然而传统的课堂由于十分强调教师主体性，学生不敢问、不愿问、不想问心理状态比比皆是，造成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失语”现象比较普遍。另外教师自身在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问题意识缺乏，偏重于理论知识灌输，忽视学生的主体需要和个性心理，甚至于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过多地运用结论性语言，对学生的现实思想困惑视而不见，忽视了学生自主性思考在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一是做到“灌输”与“启发”相结合，大量运用调动和激发学生主体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启发教学方式。二是做到“外引”与“内生”相结合，注重分析学生兴趣需要、认知心理、学习动机等内在要素，通过正确的引导与激发机制，让学生自主地认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以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效果。三是做到“感性”与“理性”相结合，把知识传授转化为思想教育，转化为学生独自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从外在的“感性”层面向“理性”的思维转变。四是做到“理论”与“素质”相结合，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反思，不仅能够激发理论本身的生命力，更能加深学习主体对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五是做到“知识”与“智慧”相结合，更多地从人的本身的需求出发，立足于现实的生活，使思想教育教学活动面对更加真实的社会环境，使之更加符合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

2.以问题为媒介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普遍采用单向注入式的讲授方法，这种我唱你听的教学方法具有强制性、封闭性、单向性的特点，严重阻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不利于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积极性。当前，大学生更加关注各种社会问题、对新鲜事物保持着高度的热情，这必然在他们脑海中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困惑和问题，同时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为了顺应潮流，应对挑战，我们必须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问题化，即根据学生的思想实际和认知特点，积极主动地回应学生的问题诉求，以学生认识问题为中心着手开展教学活动。即要求教学主体与教学客体在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是一个以问题意识为主导，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回答问题的过程，最终推动学生对各种思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回答，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彰显实践性。

3.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教学内容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核心要素，蕴涵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任务和要求，是教学过程中主客体之间思想交流互动的载体，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整个教学目标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教育者必须根据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任务要求，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和具体的教学实践进行精心的设计、周密的规划、不断的优化，最后对教育对象进行教育和引导。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通常以教科书为中心，严格的来讲没有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有效转化，教学内容很难触及学生的心灵，老师照本宣科，学生充耳不闻，难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然而随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问题意识不仅是目前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重要视角，更成为了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主要手段。在主动回应重大现实问题过程中提炼聚焦教学问题，着力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问题体系，是实现教师与学生有效互动，案例、素材与教材内容体系三者之间无缝联接与“问题视域融合”的最佳路径，是打通理论与实践，现实问题素材与教材内容壁垒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刘小容.问题意识导向下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主题思想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5］郑有贵.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J］.党的文献，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