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范文

民主法治篇1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法治；民主

中图分类号：B502.233，D0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42 ― 03

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以追求至善为目标。为实现至善的城邦，他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家模型的扬弃提出了自己的城邦治理理念。城邦是古希腊典型的国家形态，因而对城邦的治理也即对国家的治理。

一、整体主义价值上的民利

亚里士多德在承认个体差别的基础上对公民的本质进行分析，并捍卫了其民利。

（一）承认差别的整体主义理解

亚里士多德整体主义的理解源于其对柏拉图共产公妻制的批判。

1.公有妻子和子女违背人的自然本性

现实中，当所有人对同一人声称“我的妻子（或儿女）”时不免发生冲突。除却发生在声称具有所有权的人们之间的冲突，这种公妻公子理论还可能对于公有人造成实际的伤害。“一件事物为越多的人共有，人们对它的关心就会越少。人们最关心自己的事物，对公共事物则很少顾及。……若是人们认为某一事物已有他人来管理，便会更多地忽略这一事情。”〔1〕假如每个公民拥有两千个儿子，而这些儿子既不是任何个体公民的儿子，同时又是任何同等公民的儿子，按照亚里士多德公有物的悲剧逻辑，每个儿子都可能被他们的公父所忽略。因此做唯一一个公民的儿子比作柏拉图式的儿子要好得多。同时，妻子与儿女公有将产生人情的冷漠和伦理悲剧。当人们之间不能获知准确的血缘关系时，一方面对于真正的自己亲属所遭受的伤害和将视若罔闻，另一方面，具有血缘关系的成年人之间的爱恋和亲昵将是不体面的。

2.财产共有不必然产生幸福

在柏拉图设计的公民共同拥有财产制度下，如果不能因其辛劳平等地分享收获，必然会产生纠纷。为此，亚里士多德提出通过立法确立财产私有而公用的办法。当各自利益不同时，为同一利益的争吵将会减少；人们在关心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公共的利益也会获得提高。同时，在具备财产私有的前提下，公民通过节制（克制对他人之妻的爱）和慈善行为节制过度的自私能够获得高尚德行的快乐。但这种快乐因财产的过度一致性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将不复存在。

缘于其内含成员数量的广大，城邦原本就应是富于多样性的。但柏拉图式城邦因对一致性的要求使其过多地扮演家庭的角色，甚至将城邦导向对个人的追求，直至城邦的毁灭。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理论，城邦是自我长成的。不同种类的社会成员因能提供不同服务满足彼此需要才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由低到高的共同体，城邦就是这个成长过程的最高阶段。城邦正是因其内在不同元素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才能够健康存续。因而，过度一致的城邦设计违背其自然本性，而承认其个体差异性和多样性才有利于公民幸福的实现以及公民本质的探讨。

（二）享有民利是公民的本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探讨政体就要首先掌握城邦的本质，而城邦又是由公民组成的，所以探讨公民的本质成为了解城邦本质的必需。

1.公民本质的界定

公民这一概念产生于城邦政治时期，“公民是城邦国家的主人是古希腊人普遍持有的概念。”〔2〕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公民本质的第一层界定。关于公民的定义要排除几个偶然性因素：一是公民与其居住地无关，因为公民可能是和侨民、奴隶混居的；二是特许入籍而拥有公民称号的人应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三是年龄的限制，未成年人和超龄老人除外；四是仅仅有在法庭上进行诉讼和被诉讼权利的人除外，因为侨民也有这个权利。

在排除偶然性因素干扰之后，亚里士多德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公民可以这样定义，即“凡是参加司法事务和行政管理的人”〔3〕有人可能q称他们的任期是非连续的，亚里士多德反驳到，“其他的人没有时间限制，例如公众法庭的审判员和公民大会的成员，虽然可能有人辩称他们不享有官职，但如果把掌握城邦权力的人排除在行政统治之外的话，那就是荒唐可笑的事情了。”〔4〕从以上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推断凡是参加陪审法庭、行政管理机构和公民大会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公民。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是按照国家的议事、审判和行政管理三种职能来定义公民的，也就是能够享有民利的人即为公民。

2.公民资格的获得

城邦时代的公民与现代的公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民主的权利并非普及全城邦之人。

首先，公民资格的获得具有出身的限制。“为了实用的目的，人们通常将公民定义为父母双方都是公民的人。只有父亲一方或者母亲一方是公民的人不算是公民。”〔5〕参照古希腊时期妇女没有公民权的实际情况，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公民应理解为父亲是公民母亲是自由民的成年男子。如果把这一条件向上几辈追溯，只要他们符合前文对于公民享有民利的要求那就算是公民了，但这个条件对于城邦的初创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公民资格和政体具有相关性，因为“一个人在民主政体下是一个公民，但在寡头政体之下往往就不是一个公民。”〔6〕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通过政体变更而成的公民持有怀疑态度――特别是那些不再按照公共利益执政政体下的公民。同时，良好公民应具备既能做统治者也能做被统治者的品德，并且公民与善人的品德只有在理想政体下才具有同一性。再者，按照公民的品德要求，在贵族政体下工匠是不能成为公民的。但在寡头政体下，富裕的工匠却因其财力成为了公民。

公民资格的探讨启发了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与政体关系的研究，并由此引出了理想政体及其治理的问题。

二、政体分析基础上的法治选择

理想政体是由政体分类思想引出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体的探讨可以转化为城邦治理问题，而且法治应成为最佳的选择。

（一）政体问题实际是城邦治理问题

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定义为“对城邦中的各类官职，尤其是对拥有最高权力的官职的组织和安排。”〔7〕 他依据此定义并结合城邦目的和统治方式对政体进行了划分。同时，亚里士多德指出政体的探讨简单讲就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

1.政体分类

如前文所述，城邦的目的就是实现共同的优良生活，它必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现实中却存在两种统治方式：一种是兼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的利益，一种是只顾及统治者利益。亚里士多德把遵循前一种统治方式的政体称作正宗政体，而把遵循后一种统治方式的政体称作变态政体。同时，根据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掌权，可以把正宗政体分成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三个类型，同样把变态政体分成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三个类型。

亚里士多德指出政体的统治基础其实并不在于人数，而真正在于因财富状况划分的社会等级，但现实状况是富人总是少数，而穷人总是多数。所以，以掌权者人数为标准对政体的划分仍不失其合理性。

2.政体的治理问题转化

除却社会基础之外，真正的政体区别还在于其政体原则，它集中体现在城邦的统治权如何分配的公正观念之上。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的分配应遵循一定价值的事物授予与此价值相应的人。根据这一原则他探讨了政体、公正与法律的关系：首先，因个人无法摆脱情感的影响，无论把最高权力寄托在少数富人、多数平民还是一个最优秀的公民身上都有失公正，所以最好是把权力寄托给法律。其次，因多数人的集体智慧高于少数贤良的智慧，多数平民的掌权是可取的。即便如此，最终的裁决权应取决于正式的法律，并且法律是否公正取决于其所依托的政体。再次，贡献与所得成比例即为政治的善，一个至善的城邦在选择者的时候应依次考虑德行、门第、财富状况等因素。最后，贡献的构成因素有德性、门第、财富、和多数的优势，平民政体下多数的优势是个重要因素，但更要考虑平民政体会以防止僭主制出现为由对德行才能优异者进行放逐。

对上段最后一个问题的探讨引出亚里士多德对五种君主制的比较，特别是对全权君主制他提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终身任职的统帅对城邦是否有利；二是一人独揽大权对城邦是否有利。亚里士多将前一个疑问归入法律问题进行搁置。对第二个疑问“我们的研究‘从最优秀的一个人和最良好的法律相比，哪一个进行统治更为有利？’这一问题着手。”〔8〕简单地讲就是城邦治理应采取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

（二）法治选择及其要求

“毕达哥拉斯认为，人治不如法治。”〔9〕柏拉图也在其“第二等好的理想国”中以法律能够超越人性之不足为由提出了法治主张。亚里士多德也以人无法克服情感因素为据主张法治。

1.法治的必然选择

对于法治的选择，亚里士多德是从城邦治理的法律规定之常规事务和法律所不及的紧急事务两个方面分析的。首先，对于常规事务，法律应制定一些普遍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应该存在统治者的头脑之中的。统治者按照排除情感因素的法律去处理常规事务要比受情感支配的统治者的统治要强得多。因为亚里士多德断定人带有兽性的欲望，这使得即便是最优秀的人也会发生执政的偏差。其次，对于所未涉及的事务，法律可能因不能做出裁决或不能做出正确的裁决而失去效用，这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解决问题。由此，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讨论――这个主观能动性是交给公民大会还是交给一个最优秀的人。亚里士多德指出，按照城邦制度，应把这个权力交给公民大会，让他们充分行使审议的权力并对特殊事务作出裁决。再次，如果把特殊事务的裁决权交给一个人，就是要回到君主制政体上去。而君主政体会从三个方面堕落：第一，君主制中德才出众者增多会增加他们争夺公共权力的欲望，并以夺取的公共权力去侵占公共产，由此使君主制堕落为最坏的僭主制。第二，君主无法保证其候选的继任者中必然存在一位德行才能最优秀的人，但由于人的本性，王位仍会传于其子孙。第三，为了保障君主统治往往会为君主安排一队侍卫，他可以依据侍卫势力维护法律统治，但他同样可以依据侍卫势力清除异己从而堕落为僭主。因此，“依法为治比个人为治更为可取……即使由个人统治更好，这些统治者也应该成为法律的捍卫者和监护人。”〔10〕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提出重视法律精神的作用。某种情况下，法律虽然不能对具体事例作出判决，但是好的法律会教导掌权者严格遵照法律的精神去处理法律未加规定的事务。同时，法律还允许公民根据执政的经验去修补现行法规的不足并使其臻于完善。因此，法律被看作排除了绝望的神与理智之声。

2.法治要求

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念中包含了对法律及最优政体寄托。

首先，作为法治前提的法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符合正义；二是正式公布且获得大家的认可。第一个条件要求法律必须是符合正义的良法。法的基础是正义，正义基础上的法是保障人们过优良生活的根本。城邦正义对法律的要求包含法律必须是为公共利益而不是某一人或某一等级所定、法律必须保证公民的自由、法律必须促进公民优良生活的实现。第二个条件要求法律必须具有权威，因为法律只有获得所有人的服从才能实行法治。

其次，法治还与政体相关。亚里士多德主张政治学不仅要研究理想政体，更要研究现实中最适合城邦的一般可行的最优政体，而法律要与这种政体相适应。亚里士多德通过理想与现实的比照得出最优政体是一种改进型的共和政体，一方面因为在他看来由于无法摆脱传位于子孙的私心以及无法保证子孙才德这两个方面使得最理想的君主政体成为虚幻；另一方面，次之理想的贵族政体因无法调和贫富两方的利益而使其自身限于无尽的动荡。作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最优政体，改进型共和政体应具备以下几个要素：第一，体现正义的权力分配制度；第二，中产阶级执政调和贫富两极对立，实现和谐的阶级关系；第三，秉持法治的治理精神，贯彻中庸之道的治理原则；第四，产业私有而财物共用的的财产制度；第五，充分实现灵魂诸善、身体诸善与外物诸善的幸福公民生活；第六，依照法治精神实施公民教育。

依据上文，亚里士多德在承认公民个体差异的基础上捍卫了公民的民利，在政体比较的探讨中推延出法治的城邦治理理念。除却其城邦时代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开启了西方公民权以及法治思想的源流。

〔参 考 文 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4.

〔2〕李龙海.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0.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9.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9―90.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2.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0.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05.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5―136.

〔9〕李龙海.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33.

民主法治篇2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其中的民主法治是这一总要求中第一位的要求。民主法治对于整个总要求具有统领的作用。民主表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必须是广大人民群众。民主体现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民民利得以实现,使社会能够按照人民的意志来治理，体现人民的愿望与要求。法治则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保障与路径,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与程序保证。民主和法治二者均应体现在所有的各项要求之中。民主或者形象地说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属性,也是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之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对于法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我们早就得出了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如何保障民主,如何实现法治,是一个关乎其成败的大事,对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具有根本而重大的影响。

二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原则

民主法治，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必须加以坚持。“民主法治”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等共同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它对整个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民主和法治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或者构成部分来看待，还应将其看作整个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与发展阶段中始终需要坚持的指导精神。在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中,都存在着如何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如阿将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建设中，民主和法治始终是不可缺少的内在尺度。民主法治应该成为我们拟订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导原则,成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广泛实践的精神依据与重要准绳。

三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特征

和谐社会当然地以自己的特征与非和谐社会相区别。这些特征之中，有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更有民主法治。民主法治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在其若干特征之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谐社会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与发展状态，这种良好的社会状态的显著标志是民主法治完善。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来自民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机与活力来自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和谐社会就没有内在动力。只有当人民的民利得到切实保障，人民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共建共享者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社会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因此，人民民主的进步程度表征着和谐社会的进程，甚至决定着它的成败。法治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法治建设的状态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机制与过程，最终也制约着和谐社会的能否建立。民主以其终极目标性，法治以其社会进步性，成为和谐社会与非和谐社会区别的关键之所在。

四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目标

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这一目标体现了现代文明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

民主法治篇3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有力地推动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省在依法治省的道路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丰硕成果，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安徽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农村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安徽还是全国粮、油、棉生产基地等农产品产量最多的省区之一，是全国重要的粮、油、棉生产基地。我省农村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全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安定也决定了全省社会的稳定发展。从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也在农村。回顾我省法治建设的进程，我们深深感到，推进法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同样在农村，要想在农村形成一种法律理念，显得任重而道远。农村基层的民主法制建设，关系到依法治省的成败，关系到全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在推进依法治省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农村的民主和法治建设问题。这里我们且对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有关问题作些许思考，试阐述如下。

一、我省农村法治建设现状的分析

多年来，我省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提升。但在一些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制建设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一）农村基层村民自治的进步轨迹

为适应农村改革的需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就撤消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乡镇人民政府。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建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即以宪法方式确立了基层自治制度。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88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村民委员会，开展村民自治活动。经过10年试行探索，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此村民自治开始步入规范化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轨道。据民政部门介绍，1998年以前多数地方曾先后产生了三届村民委员会，虽然从总体上讲也是一届比一届有进步，但仍然是初步的、不规范的，开始时村委会成员特别是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实际上多为乡镇领导指定，村委会成员的选举经历了由户代表选举、村民代表选举到村民选举的过程。直到1999年和2002年第四届、第五届村委会，才真正从乡镇政权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据统计，在2002年全国第五届村委会选举时，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动的情况下，选民参选率仍达到80%以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其意义重大而深远。安徽省是较早全面开展村民自治的省份之一，据省民政部门介绍，在第四届村委会选举时，选民的参选率为85%.第五届村委会选举，参选率达到88.9%.在省社科院政法所直接调查的4个县，第五届村委会选举的参选率繁昌县为86.3%，铜陵县为94.2%，五河县为90.2%，泗县为96%，平均为91.6%.村委会成员，村委会主任、副主任绝大多数都由选民自主直接（海选）选举产生，大大提高了村民对村委会成员的信任程度，激发了农民积极主动参与村民自治的热情。

村民自治主要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途径实现。由村民直接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是基层政治民主的体现，是实现村民共同心愿的基础和关键。因而村委会的选举，成为当前村民最关心的一件大事，选举前参照选举基层人民代表的办法进行选民登记，公布选民名单，由村民选举产生村选举委员会，由选举委员会和村民代表讨论提出候选人条件并推荐候选人，候选人名单确定后张榜公布，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阐述当选后的工作打算。对外出务工的选民由家庭或者村选举委员会通知到人，对于不能返乡参加选举而又不放弃选举权的选民，明确告知选举委员会委托他人代为投票，由选举委员会制作委托投票证，凭委托投票证领取选票，并规定每位选民接受委托不得超过二人。选举现场热烈而隆重。在许多地方，选举时都出现了令人激动难忘的情景：候选人竞争激烈，有的还动用财力、物力参加竞选；外出打工的选民或者候选人为了不耽误选举，有的不惜乘飞机赶回家。因为村民的重视，选出的村委会成员的综合素质逐届提高，如安徽省在第四届新当选的村委会成员中，中共党员占67.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5%，年龄在45岁以下的占90.7 %；在第五届新当选的成员中，中共党员占69%，高中以上文化的占81%，平均年龄为41岁。乡镇干部普遍认为，村民参加村委会的选举，比参加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更加重视，积极性更高，原因就是因为村委会与他们切身利益的关系更加直接，更加密切。

五河县是全国的村民自治模范县，以村务公开推进村民自治是他们的主要经验之一。近年来该县一部分村正在探索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创新监督机制，即推行民主听证质询会制度—由村两委每半年或一年向自愿参加会议的有选举权的村民报告工作，接受村民质询并当场解答，不能当场解答的问题则限期解答。据介绍，这一制度能较好地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受到村民好评。

（二）客观评价现阶段农民的法制意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纳入正轨，改革开放政策提出并不断深化，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渐趋复杂，法制建设不断加快。党中央国务院于一九八六年开始实施五年普法规定，至今我省四个五年普法教育规划已近完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广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不断增强，法律意识逐渐提高，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也日益增强，为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市场经济大格局的形成，维护广大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社会治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三个五年普法教育和目前正在开展的“四五”普法活动与预定的目标尚有较大的差距，广大农村仍然存在着很多看似正常却与法不符的现象。

民主法治篇4

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人民学说的勃兴和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先行成功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法，而且宪法也基本满足了该国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民主和宪法似乎是一对特别契合的鸳侣，于是有些学者便匆忙得出了上述宪法与民主关系的结论，但这种结论失之偏颇。

对宪法变迁的设限和判断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价值基准，如何以民主的纬度来观察宪法变迁，也是宪法变迁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重大命题。随着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势的不断发展，现代科技和资讯条件的不断进步，宪法与民主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

第一，近代宪法主要来自于近代民主，而近代民主制度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产物，是民主和自由的复合体。自由主义是培育近代民主的酵母。直到19世纪，人类社会的人民观念才作为积极的建设性因素进入政治进程之中，但是这一原则是在经过重要转换之后才成为积极因素的。经过自由主义修正后的民主便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变成了“一切权力不属于任何人”。民主不再是“人民的统治”，而被界定为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僭取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①这种修正还蕴含以下几个层们的机理：（1）人民不被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被具有操作性的有限多数原则所代替。也就是说，多数人的权力和受宪法保护的少数人的权力共同构成人民的权力。（2）由直接民主变成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或者说由统治的民主变成被统治的民主。（3）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变成通过监督和更换掌权者来行使权力，或者说由直接行使权力变成对权力的制约。由上可以看出，民主政治既可以构成宪法产生发展的环境，同时它也是发展的一种成果，没有宪法的完善和良性演进，是不可能完成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这一民主政治的伟大目标的。

第二，当今无论何种政治型态的民主国家，其民主的主要运用形式都表现为普选和议决时的所谓多数决定规则。但此项规则应仅限于享有宪法规定上的程序操作价值。换言之，它只是一项便利的决策机制，而不能错误地拔高为基本的道德准则。而且，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应把多数决定规则的合理设置与运用作为其中的一个要误。否则，不仅会毁灭社会的繁荣与秩序，而且会毁灭民主本身。这是因为这项规则的固有缺陷是我们不可漠视的：（1）以多数人的意愿代替集体抉择，并赋予其一定内在强制性，易导致少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被忽略，少数人没有权利。（2）由于单个参与者的选择行为在多数决定规则中无足轻重，从而在无形中助长了选民不重视选举权的行为。当许多人都这么想时，便会出现一种危险倾向：选举过程为利益集团所操纵，利益集团可以通过一定的代价收买这些不重视选举权人的选票。结果，集体决策有利于少数集团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3）投票的悖论现象，即在运用简单多数规则进行集体决策时，容易出现投票结果随投票秩序不同而变化，大部分乃至全部供选方案又都有机会全部被选中的循环现象。这表明即使按多数规则进行投票而选择出来的集体决策，也可能对多数不利。（4）互投赞成篇，即各方通过投票交易而损害第三者利益。新晨

第三，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使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有了合法之基。同时，通过在整个国家体制上引入民主的要素，也使公民的自由应然性地获得保障。但从实证的角度而言，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民主基本形式的整个民主体系却严重暴露出实效性不足的缺陷，这是颇耐人寻思的。（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宪法确立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为依托，它仅解决了国家权力的来源和归宿问题。但权力追究是行使权，和治权共生共亡。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广民众的国度里，谈人民的权力其首务应解决人民如何真正享有和行使权力的问题。（2）我国采取了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公民直接选举的办法，并有学者力主随着经济、科技（如电子表决）的发展，应明示修改宪法和选举法以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但随着直接选举范围的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成本增高，直接选举对规模扩展的不适症，直接选举的程序简单化、立场极端化等一系列副面效应如何克服？我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却尚无应对良策。

参考文献：

民主法治篇5

    关键词 民主政治 法治 历史经验 学先进 世界接轨

    民主政治是近代人类社会的主流趋势,同时又是解放生产力的钥匙。

    简而言之,一个总体上落后的社会,要赶上世界先进与发达的社会,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建立与不断完善民主制度,并走工业化道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所经历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是,仍有规律可循。

    一、 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近代文化与文明发展的主流趋势

    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分别经历了分别以神权—王权—人权文化为中心的历史时代。

    神权时代与神文化:人们相信上帝与神创造世界,主宰一切。一切文化都以神为中心。

    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了人的思想解放和宣扬人性。

    王权时代与专制文化:由国王或皇帝以武力征服与统治广大人民,实行专制主义与制度,

    以王权为中心,人民没有任何权利。法律由国王制订,用以维护王权与官僚制度。1215年(即中国南宋朝时期) 英国大宪章运动,人民运动开始以强制的方式限制王权,并实行议会民主。

    人权时代与民主文化:强调人生而平等,并享有各项自由与权利。法律由人民制订,并

    体现人民的意志与维护人权。自由市经济是民权在经济上的体现,并要求用法律保障其公正、平等和正常秩序。

    1776年(即中国清乾隆朝时期)美国独立宣言和民选民主政府的建立,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民主人权的新时代。二次大战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一系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民主政治已经成为近代人类社会的主流趋势。

    二、 民主政治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民主政治的内涵

    民主政治的主要内涵是中国民本主义、仁政;与世界公认的天赋人权、生来具有;它包含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工作、罢工、游行示威、居住迁移、财产权、选举权或被选权、人身自由与权利不受侵犯。法律由人民制订,体现人民的意志,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为保护人民权利,人民有权选举或被选入议会与政府,并可随时罢免不称职者。

    民选政府与议会的基本职责是保障人权、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社会安全与社会发展等。

    媒体开放,舆论监督。

    司法独立,依法治国。

    2、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民主政治重视与保障人的自由与权利,必然最大限度的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民主政治是解放生产力的钥匙。

    3、民主潮流不可阻挡

    18世纪以来,民主潮流由北美、西欧,遍及全世界。王权专制纷纷落马,许多新兴国家走上民主改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一批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

    19世纪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有极端主义成分,例如,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垄断一切和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行不通,理论上也是错误的,没有成功的先例。对此,世界付出了亿万人民死亡的高昂代价,所得结果是普遍贫困、饥饿、物质短缺与长期无休止的社会与国际对抗,甚至战争,或毁灭人类社会。全世界都应当吸取教训。

    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享有很多权利和福利,说明采用民主与和平的方式可以解决劳工问题。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也只能通过民主、和平与发展生产力的途径解决。

    而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都是违反民主政治的,都是反潮流的落后思潮,应当批判和改革。

    三、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基本经验

    人所共知,资本、技术、人才、资源、市场、管理、法律等,这是工业化的基本条件。

    任何国家若能满足上述条件的都可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主要取决于其内部的社会制度,

    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民主、自由与市场经济是社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关键与基础。西欧各国、美国早在二百多年前,最先实行民主制度,保障人的自由、权利与平等。因此,社会生产力获得充分解放,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地区。其基本经验如下:

    1、政治民主制度是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现代经济的基本社会条件

    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必须以民主制度和解放生产力为基础,一切发达国家与

    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证明了这点。任何个人也没有理由拒绝与阻挡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不识时务地甘愿作历史罪人。

    2、正确处理财产所有制问题

    全盘国有化、国家垄断一切与“消灭私有制”是极端主义的社会思潮,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上也有严重缺陷与自相矛盾。历史宣告:此路不通!只有实行多种所有制和依法保护公、私财产,是历史的必然,不能倒退与混乱。社会稳定只能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

    3、合理的分配与工资制度:按劳分配与合理积累

    4、完善就业与劳动制度

    5、建立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劳动安全、保护与医疗制度

    6、精简国家结构与管理制度:根本改革方向是国家管理社会化,而不是官僚化。

    7、合理的财政与税收制度:贯彻“小政府大社会”的精兵简政原则,降低浪费与非生产性消耗,减少税收,提高税款利用效率与加强审计监督。

    8、完善市场结构与管理制度

    9、司法制度的公正与完善:根本改革方向是民主化,司法独立与全社会的监督。

    10、社会舆论公开、媒体开放与广泛的社会监督制度。

    这就是发达国家成功的基本经验与胜利的“秘密武器”。任何国家都可以学习借鉴。

    四、 新型工业国家的基本经验

    日本及各新兴工业国家,学习西方成功经验,改革政治与社会,推行民主制度与严格法制,取得实效,改变了整个社会面貌。

    五、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与改革

    中国的工业化走过了曲折、艰苦、复杂的沉重道路。大致如下:

    1、满清末年(1840-1910):鸦片战争和列强入侵后的洋务运动和民族工业。由于君主官僚专制主义与政治腐败,发展十分缓慢。

    2、民国初期(1911-1949):内战、混乱与日本入侵,缺乏发展条件而停滞。

    3、毛泽东执政(1949-1976):一边倒学习苏联,走俄国人的路。按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全盘国有化、国家垄断一切和计划经济。但发展低效益,长期普遍贫困、物质短缺与饥饿,代价沉重,有目共睹。苏联解体与东欧转轨,说明世界人民普遍要求抛弃旧制度和极端主义,这不仅是哪个人的过错,而是基本理论、实践与制度的严重缺陷与落后。

    4、改革开放(1978-):学习西方经济管理方法,吸收外资,允许私人企业发展等。经济发展提速,温饱问题好转。但由于政治改革滞后,腐败现象与两极分化严重,社会问题仍然很多。

    六、 现实的差距与问题

    1、中国古代曾对人类文明有很大贡献,直到宋朝以前,制造业总产值曾占世界总产值的30%以上。而到现代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则缩小到占世界总产值的2.35%,在世界的地位大大缩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的发展,被后来者,仅200多年的民主制度远远抛在后面;

    2、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又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许多国家都可以长期高速度发展,经济翻几翻。当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4万美元,几个华人地区人均GDP也达1-2万多美元/人·年。中国大陆人均GDP虽也有增长,2000年为863美元/人·年,仍然与先进国家与地区差距较大。实际上任何国家只要社会制度符合生产力发展,都会成为发达国家。从80-9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每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约1000美元/人·年以上;

    3、近年来,中国外贸进出口虽然大幅增加,这中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50%以上。其余出口产品中大多属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服装、鞋类、玩具、五金等类,技术含量低。说明国民经济发展仍然是低层次、低水平的;

    4、近代世界先进科技,没有多少是中国大陆人发明创造的。为什么近代落后?中国人常以古代四大发明而自豪。但众所周知,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两千多项,全人类至今受益匪浅。这就是社会制度对生产力解放程度的巨大差别。

民主法治篇6

一

美国民众对民主表决非常执着。

十年前美国“9・11”事件，美联航93号航班由于起飞延迟，在被劫持时，众乘客已获知有三架飞机成为攻击美国人民的炸弹。生死关头，众乘客以微型民主表决方式决定：与劫机坏蛋搏斗!

事情明摆着――反抗可能死，不拼不但死，还会做“飞弹”伤害其他人们。何不拼了呢？不过，搏斗前，对发起攻击还是进行了民主表决。据乘客格里克给他妻子的电话记录，投票的结果是：所有男乘客一致通过“拼”！临时领导人、乘客彼默告诉地面电话公司的接线员，他们将先冲向那位自称绑有炸弹的。地面听到的彼默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发起攻击的号召：“哥们，准备好了吗？动手吧!”最终飞机坠毁玉石俱焚无一生还。在被劫持的四架飞机中，这是唯一一架没有达到目的的飞机。在“9.11”后的美国，“动手吧!”成了一句纪念美联航93号航班悲壮英雄们的著名话语。

这个例子说明，美国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这也是美国两百年民主政治熏陶出来的。美国宪法规定的多数内容涉及票决选举。国会议员要选，总统要选，法官要通过，弹劾要听证，宪法修正案要投票。民主选举文化开花结果。

美国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国会众议员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参议员每两年改选1/3。美国议员的大部分每隔两年就要过一次民意关，是世界上政治寿命周期最短的议员之一。美国的总统选举，是选民依据美国宪法所赋予的权利用投票方式“支持”或“颠覆”现任政府。

民主选举，显赫的政治人物为了选票要放下身段向选民们献媚讨好。而对于亿万选民来说，可以通过选举期间密集的信息公开流动，来了解那些自称最能代表选民利益的政治人物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家伙，以便作出一个明智的选择。争取选民拉选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且看：

讨好选民很累

弗吉尼亚西部选区的一位众议员为寻求连任，提出并实践“与每一位选民握手”的口号。一天，他爬了几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一个居民区。在一个农家的门口，他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劈柴。为了讨好她，议员大人就赶紧过去，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接过斧头，给老太太劈了一大堆柴。见老人很感激，他又把木柴往屋里搬，心想这下子老太太的这张选票非自己莫属了。可他还没放下木柴，就听见厨房里有搅奶器的声音，他走过去一看，心顿时凉了半截儿：他的竞争对手正在那儿给老太太做黄油呢!

讨好选民很尴尬

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人麦金塔尔一次在人口稀少且以支持共和党为主的地区争取选票。所到之处，人们对他都很冷淡。最后，他来到一家百货店，自我介绍。这时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老先生朝他嚷嚷：“哎，我投过候选人一票!”麦金塔尔喜出望外，转过身向他伸出手。“同志，我可找到你了!”老人没有接他的手，而是一字一句地说：“是的，我25年前投过人一票，但是，我到现在还后悔不已。”人麦先生呆!

讨好选民有危险

1901年9月6日，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到布法罗市泛美博览会发表演说。演说结束后，麦金莱总统照例与百姓握手拉近乎。人群中有个右手上面蒙着一块手帕看起来像是绷带的人。麦金莱总统考虑到选民可能右手受伤，便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对方没有接手，用手帕盖住的枪使劲顶住总统的腹部，开枪，刺杀了麦金莱。

二

关于美国的选举和民主，我们的思维不免打满马克・吐温在《竞选州长》上展示的攻击、诽谤、谩骂，但客观地看待美国近些年来的选举，会发现许多真实动人值得肯定的东西：候选人不分昼夜奔波劳碌亲力亲为；随时倾听记录反映选民意见；在选民面前只能面带微笑哪怕皮笑肉不笑；和选民握手握到手掌酸痛在所不辞；向选民解说自己竞选理念声嘶力竭；走访选民走到鞋底洞穿……

不见得每一张选票都那么干净和理智，民主制度也不能够保证完全杜绝腐败，但是，在自由舆论配合下的民主选举，却能最大限度的将那些政治窃贼和腐败分子摒除在国家殿堂之外。

常常有人抱怨民主政府效率低。是的，那是因为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话。要说效率高，一个人说了算是最有效率的，但是，靠得住么？！

1945年，二战胜利后丘吉尔和斯大林有一段对话。当时丘吉尔首相刚在大选中被工党击败，斯大林不屑地说：“老丘，你功夫不行呐。带领英国人民打败了德帝国主义，人民却罢免了你。看看我，谁敢罢免！”丘吉尔泰然回应：“我们政体不同，我打仗就是保卫让人民有罢免我的权力。”

后来结果是：丘吉尔下野期间，潜心撰写了艺术性历史文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且，书还未写完的1951年他就“打垮”工党重新执政五年，其间，民主的英国一直过得好好的。斯大林则不然，大搞个人崇拜，名字写入苏联国歌，对政界和军界大清洗、对少数族裔压迫流放。普京曾说，斯大林是个暴君。

三

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或者按丘吉尔的话说，是个最不坏的东西。但民主是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呢”？

不是。简单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有时会损害少数人或个人的利益，被称为“多数人暴政”。多数人暴政的教训古已有之。苏格拉底也许不该定罪，至少无死罪，但人民法庭简单票决送他上路。可见，民意并不都是理智的，在纯粹民主之下，如果法律仅仅是多数人的意志，那么按照这种意志所制订的法律也可以无善不为，或者说无恶不作。即使在按照这种意志立法的民选立法机关中，任何可能的事情都可能通过法律的形式变成合法的事情，看看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没收财产、剥夺自由、政治迫害、种族灭绝……其实，对于广场民主或纯粹民主的弊端，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制宪者们已经注意到了。

1787年，美国宪法之父、第四届总统麦迪逊说：“很多人会想，如果简单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有可能发生很多可怕的事情：比如大多数人会不会没收少数人财产？会不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不经过司法程序就判处某些人死刑？会不会因为看不惯一些奇怪的服装而立法禁止穿这样的衣服上街？会不会因为看不惯某个少数民族的饮食方式而命令他们改变？会不会因为要建铁路而责令规划线路上的住户搬家？会不会只让多数人发言讨论而禁止少数人发表意见？……真正的民主，是以一系列制度要件为前提的，这至少包括：尊重人之权利的法律制度。充分的自由表达制度等。在一个共和国里，保护社会成员不受统治者的压迫固然重要，保护某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不正当对待，同样重要。”

后来一些法学精英对民主也有清醒的认识。1940年代美国大法官杰克逊指出：“个人的对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权利是不可以诉诸于投票的，它们不取决于任何选举的结果。宪法《权利法案》的根本目的是，使一些基本权利远离政治纷争所引起的难以预料的变化，把它们置于多数人和官员无法触及的地方。”

基于上述认识，美国人选择了法治制衡纯粹民主。正是这种反制和中和，使少数一方权利得到了保护，制止了凭借多数所可能出现的专制，从而实现了对多数民主的改造，形成了现代民主。

四

现代民主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它不止“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条。

就说票决吧，飞机上乘客可以表决是否与劫机犯拼了，选民可以表决是否换个领导人，公汽上不能举手表决是否让一个有传染病的乘客退票下车；敌占区被扣的衣冠楚楚的官员、绅士、淑女、修女不能表决是否叫羊脂球免费服务敌军官而让大家脱身，顶多只能甜言蜜语劝说她做出牺牲。

法治中的分权制衡、违宪审查制度和强有力的人权保障机制，使得民主在特殊情况下少数可以胜过多数。举例而言，司法审查就是美国制度中的一招 “反多数”利器，它代表了司法少数派对于立法或行政多数派的不信任。大小法院的几个法官，还不一定是民选，聚在一起嘀咕几句，就可以宣布国会确立总统批准的法律违宪。按说，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和总统是民选的三个代表，他们批准的法律像《国旗保护法》等绝对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但是，极少数人说：无效。还真就无效了！

话说回来，民主的基本属性或显性标志依然是选举、投票、表决。虽然说，美国最高法院9人可以国会两院535人代表3亿人民制定的法律，但表决方式也是简单纯粹的民主票决――少数服从多数。

民主法治篇7

茶陵在20世纪中期之前，基本上没有交通，所以茶陵那时很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因为以前没有铁路、没有公路，也没有现代金融机构，所以茶陵老百姓的利益在天高皇帝远和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双重帮助之下被保护的很好，官权力再大、再不受制约也没法掠夺走茶陵老百姓的东西和财产。

而今天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南省范围内现在有7条高速公路从南到北，9条高速公路从东到西。同时，湖南省范围之内，有9条铁路干线，包括我的老家茶陵至少有2条铁路线路过。当然，这些高速公路和铁路确确实实给那些乡亲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会，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不好的一面在哪里呢？就是官员们想要调动任何他们喜欢的茶陵的东西，都不需要费什么力，就能轻松调走，有铁路又有高速公路，可以把任何想要的东西运走。茶陵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我看到这样一些总体数据，就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把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运输总量加在一起，2012年全国范围的货运量将会超过350亿吨，按照13亿人口来算，一年的人均货运量达到26吨的水平。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恰恰说明中国经济现在是非常的现代，方方面面跨地区的物流都大大增加了。可是，有了这些高强度、大规模的运输容量运输能力，如果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那么，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所可能对民间财富产生的威胁，或者说政府能够侵犯民间财富的能力和程度也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的。所以，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和网络带来的结果，也使权力掠夺民间财富的能力达到空前的高度。这些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也必须从制度、权力制衡上做出调整。

这个话怎么说呢？稍微了解历史的都知道，晚清铁路出现之前，京杭大运河是中国最主要的帮助朝廷从各地运输粮食还有其他贵重东西到北京的手段。但运河到底能掠夺多少民间权益和财富呢？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最早从春秋战国开始修建，在近2000多年历史上，为朝廷征收民间财富。运河最鼎盛时候，每年到北京的朝运船只数大概为2万只。这是什么概念？如果当时的船每艘可运5吨货物，那么全年总流量也就是10万吨这样的水平，跟现在几百亿吨完全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只看到现代技术给经济、运输、交易成本带来的方方面面积极影响，如果制度不相应的跟上来，民主法治对权力的制约不跟上来，那么，老百姓利益受到的挑战和威胁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没有现代民主法治，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就会威胁太多的民间利益。

第二个要重点强调的变化就是金融技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在那之前，比如在乾隆中期，全国大概有2万家钱庄、典当行，但是这2万家和其他金融机构，都没有构成跨地区的网络，都没受制于中央集权，所以，权力不能完全控制他们。这样一来，像我老家茶陵，当地的钱庄吸收过来的存款和金融资产全部都投放在本地，而不是像现在，全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在全国各个地方吸收存款，但是投放决定权首先是控制在北京，其次在各地分行，等等。

实际上到18世纪末期、19世纪上半期时，票号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联网，据估算，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和分号数在全国范围之内大概有400家。我们不妨假设每一家票号总号和分号有10万两银子的资产——当时这是非常大的资产了，也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连成网的票号体系最多控制4000万两银子这么多的金融资产。按照当时北京一般工匠一年大概赚20两银子算，那时候全国票号与金融体系控制的金融资源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是相当于200万个城镇工人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那时候不管是光绪皇帝，还是其他皇帝，权力再怎么失控，顶多可以把200万人的年收入乱花、乱调配，其权力失控带来的公害也就这么多。

这个数字跟今天全国金融体系所控制的资源，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概念。最近看到，全国主要商业银行总共控制了90多万亿的储蓄存款。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城镇居民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万元作为一个基数，那么这90多万亿存款金融资源，相当于36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当然，我们没有36亿城镇居民，也许只有6亿，这恰恰说明，现在的金融体系所控制的资源规模，在数量级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全国金融机构的一体化，特别是这些银行的信贷也要受国务院、发改委统一的调配以后，权力稍微一失控，给社会带来的损失都会高得史无前例！

作为制度设计的思考者，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万一这些权力被滥用时要怎么办？在可以影响到的资产规模相当于36亿城镇居民或100多亿农民一年收入的时候，这个潜在的伤害和危害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这里我们思考未来社会挑战的时候，不能只看到现代金融体系带来的好处，而是必须看到权力一旦失控、被滥用时，可能构成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数量级。

第三，现在改革不能再推迟的原因跟财政税收规模、财政规模有关系，我这里不多说了。但是，重点跟大家提一个观点，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和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政府至少有15万亿可以花的钱，这跟乾隆时期的财政税收，一年4900万两银子相比数量级上差别非常大。当财政透明度很低的时候，它带来的后果可以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第四，国家控制的资源按照一个简单的估算，将近占全社会生产资料、生产性财富的60%多。这个钱怎么花？由谁来决定？如何决定？民主法治改革越往后推，积累的问题就越多，难度就越来越大，社会爆炸的可能性也越大。

这里的分析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除极少数国家外，民主法治的发展都是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才有的。也就是很多学者很喜欢说：货币、民主、法治历来都是西方一贯的制度。当然，英国是第一个推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的国家，但那也是1689年的事儿。第二个推出宪法的就是美国，大概在1787年。但是，从全球范围看，更多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都是在19世纪、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这是为什么呢？这跟现代技术、现代金融技术有关系，工业革命带来现代大规模运输技术和金融技术之后，各个国家也是这样，对权力更必须进行制约和制衡，否则现代技术给社会所可能带来的后患会非常严重。

民主法治篇8

由于民主法治工作的努力开展和认真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赞同。因此，*居委会先后被市、区、街道授予“防激化先进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依法治村先进单位”、“人民调解先进单位”、“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民主法治目标方略得以实现，主要有以下经验与做法：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实行目标管理。

党总支部、居委会认真贯彻落实新区、南站街道关于民主法治、依法治理规划精神，始终把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理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每年下发关于实施依法治理工作意见的文件，严格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从而确保了民主法治工作有计划、有目标地按步骤实施。

为充分发挥民主法治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职责，组成了以党总支部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领导小组工作制度和领导小组人员职责，由领导小组根据年初制定的考核细则年终对各单位、各人员实行考核，依据考核情况进行表彰奖励，充分调动了基层开展民主法治工作的积极性。

200*年3月，我居委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下发了《*村委民主法治及依法治村规划》，明确了总体目标、主要任务、步骤、方法、组织领导和保障，对顺利实施民主法治工作及依法治村规划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到层层落实，层层发动，确保了法制教育工作向纵深发展，落到实处。

二、形式多样的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制意识。

1、成立了近40人的法治骨干队伍，举办了三期法治骨干培训班，结合自身工作和居委法治重点，对他们进行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提高了法治骨干的法律知识水平，增强了对法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他们深入到居民群众中宣传，在整个居委形成了人人学法、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

2、抓好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一是制定了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和领导干部年度学法计划；二是对领导干部学法采取在一起集中学习和自学，交流学法心得，检查学法笔记等方式；三是不定期地邀请专家举办法制报告会和专题讲座，就领导干部工作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讲解和辅导，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

3、做好重点对象的法制教育工作。对中小学生，我们一是坚持发挥法制课教育主阵地作用，聘请法制副校长，定期和根据实际教育需要对中、小学生、青少年进行法律、法规辅导，重点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内容，以案释法，对同学们进行警醒教育；二是发挥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关心下一代活动基地的功能作用，多样化的开展对青少年的暑期教育活动，通过参观、讲座、听故事、看录像等形式，让青少年在活动和娱乐中获得法制和道德的学习教育；三是在学校深入开展“青少年维权岗”等活动，加强对青少年的维权和监管；四是制作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图板12块、禁毒宣传图板10块在学校巡回展览，教育他们从小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争做带头守法的小公民。

4、做好普通干部的法制教育。一是制定了居委干部学法考核制度，对居委干部的学法任务做了明确规定；二是利用会议、培训集中辅导，在每年干部冬训时，邀请上级政法部门领导为居委干部进行有关法律知识的大课辅导，开展法律知识竞赛；三是专题宣讲，结合新颁布的法律法规邀请专家进行授课讲解，共举办了“新婚姻法”、“宪法修正案”、“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专题报告会。

5、抓好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工作。我们以服务流动人口为重点，结合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在流动人口聚集地开展法律宣传和咨询，向他们法制宣传，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咨询，解答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类涉法问题，受到了居委流动人口的欢迎。

6、抓好普通群众的法制宣传工作。民主法治的目标就是提高全民的法制意识，对普通群众我们一是送法到村、组，通过发放普法宣传资料，致群众一封信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与他们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二是利用居委法制宣传栏、黑板报、撑牌等宣传阵地施教；三是多种形式地开展法律咨询活动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群众受教育面达80%以上。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遇到纠纷能够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事纠纷逐年减少。

7、能够将法制宣传与大型活动、事件相结合。（1）现在我居委面临大量的拆迁任务，为使拆迁群众了解无锡市及新区拆迁的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向拆迁户广泛宣传新区关于拆迁方面的文件，并制订了《*村农民多层住宅公寓楼购置办法》以及《*村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办法》等拆迁规定，使他们能够了解相关的法律、政策，主动配合拆迁。（2）在防治传染病工作中，我们积极向群众和流动人口开展防治传染病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宣传《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做到科学防治与依法防治相结合。（3）为配合做好禁建工作，我们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禁建法规，在6.25土地宣传日宣传《土地法》，散发致全居委居民群众的一封信等，配合市、区进行拆违工作宣传，使控违禁建深入人心。

三、依法治理重点，走依法行政轨道。

在开展依法治理工作中，着重抓好了以下几个重点：

1、抓依法治村。统一布署,制定下发了《*居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意见》。结合村换届选举，由村向居委的过度，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条例》，提高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水平，使（村）居委会依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把推进村务公开与减轻农民负担结合起来，增强透明度；推进村务公开与改进干部作风结合起来；推进村民议事制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在推进依法治村中，我们规范了村务和财务公开的内容、项目、为村民办实事的要求，有力地促进了依法治村工作的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居委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2、抓依法行政、依法治理。针对新形势下居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出现的难点问题，开展依法治理。一是对村巷道路的翻新，绿化带的建设，给居民一个清新的生活环境。联合*环卫站对区域内的卫生死角、坑洼地带等居民不满意的地方进行清理、修补，以及粪坑、坟墓等不雅之处，都进行了依法处理；二是与街道爱卫办、卫生监督办对居委的卤菜加工点进行检查，依法查封无工商营业执照、无卫生许可证的非法卤菜加工点；三是协同街道执法队、村镇管理部门对居委养猪、养鸟、养鸡等影响生活环境的居民户进行清理整顿，有效地打击了危害居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的违法行为，整洁了居委的区容环境面貌。

3、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居委先后开展了打击“两抢”和入室盗窃等侵财性犯罪专项斗争，对流动人口实行专项治理，规范化管理。加强对“”人员的监控管理、转化教育力度，严防组织相互串联、相互渗透，严厉打击上京滋事、扰乱社会稳定的行为。对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加以控制，对社会不稳定人员，加以普法教育、思想开导。妥善协调处理因拆迁、民事纠纷及企业工资协商等引发的各类矛盾、不稳定因素，为*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为“建设平安*，创建最安全地区”的争创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

4、强化法律服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理的目的是保障本地区的社会事业和经济健康发展，依托法律做保障，把法律服务不断深入领导干部、企业法人代表、居民群众。一是居委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地方性政策，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二是为企业改制、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法律服务，制定法律文书，参与合同制订的审核鉴定，保障企业改制的规范性、合法性；三是为居委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解答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涉法问题，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四是积极调解钝化民事纠纷，调解率100%，调解成功率达98%，有效地维护了居委的社会稳定，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四、规范运行、完善法治，民主法治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