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1 18:06:22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孙中山；新三民主义
作为的思想理论中最杰出部分和重要内容之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充分掌握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原则并灵活应用，基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革命现实情况的科学分析和对近代以来我国民主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建立了一个完整而彻底的思想系统，其根本目的是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作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第一次历史性融合中诞生的科学成果具有新颖性。作为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主张，新三民主义理论是孙中山基于共产党人建议，在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合作的政治基础。两大思想体系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文章将对两个理论做简单的对比分析，找出其中的联系和区别。
一、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重要内容概要
（1）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人民大众是其参与者，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革命的目标。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会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比较软弱，具有妥协性，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领导者的历史重任必定只能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纲领：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压迫一定要，务必成立一个完全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经济方面，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应予以没收分给广大农民，对于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也应予以没收后归属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要保护；文化方面，基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应该得到建立。
（3）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这种现状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他们。
（4）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这将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但工人和农民是根本的依靠和动力。
（5）立足农村，走向城市，依托武装取得政权，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革命道路。这条路，是在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效融合开拓出的，与俄国十月革命有很大差异。
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重要内容概要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失败的历史说明，同盟会和组织涣散需要重组，其二是必须建立革命联盟。而孙中山先生本身就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内容是：民族主义：对外突出反帝、对内主张民族平等；民权主义：主张普通平等的民权；民生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关注国计民生。这种重新解释，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三民主义，改造成为适应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这个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属于中国。依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明，三民主义革命应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人民大众广泛参与，革命目的应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节制私人资本的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联系和区别
1、联系
新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革命思想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些基本原则上肯定会存在相似性。这些，都主要体现为：
（1）关于民族问题，对外消灭外国对我国的侵略，让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自主，成为两者的共同主张；对内追求所有中国国内民族相处平等；和苏俄联合、以苏俄为师，成为两者共同的外交政策。
（2）民主意识和政治主张，新民主主义：将中国统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新三民：强调国家政权属于广大民众，具有广泛的人民性、群众性。两者都主张所有人民都拥有民主自由权利，而非少数人专有，都重视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利。
（3）经济原则方面，两者都主张“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
（4）出发点和革命对象方面，认清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两者都是为了解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解救受双重压迫的劳苦人民，目的是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彻底消灭。
2、区别
尽管两者有着诸多的联系，但其区别也是相当明显的。
首先，领导阶级和革命前途不同：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和人民大众广泛参与的民族民主革命，目标是在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节制私人资本统治的。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最终要使新民主主义社会得到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特殊性质的社会，它最终是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三民主义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它的前途则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其次，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不同：
孙中山的反对帝国主义思想显示了新民族主义明显比旧民族主义进步：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封建军阀成为工具，明确提出了反帝目标；对外政策上，所有不平等条约应予以取缔，在中国的各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特权应予以撤销；在反对帝国主义上，主张联合苏俄和所有受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应该与武装斗争进行有效融合。虽然新民族主义思想体现了孙中山反帝思想符合时展的新要求，但是其没有科学认识帝国主义本质，反帝纲领和口号不明确，缺乏反帝所依托的社会力量。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在二大时成为革命纲领和口号，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作为帝国主义统治的途径并坚持不懈；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强调发动并依靠人民群众，这也是在反帝思想上与孙中山的显著差异。
第三，对待封建势力的态度不同
两者虽然主张反对封建主义，但是在对待各种封建势力的态度上确截然不同：在斗争中基本是依托一个军阀打击另一个军阀，而共产党主张消除封建军阀；共产党坚持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和封建生产关系，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根本没有做到；共产党发动和依托包含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而在反封建斗争中缺乏广泛的群众参与，只进行军事斗争。
第四，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不同
孙中山思想中“耕者有其田”方案，缺陷严重：实施步骤上，采取和平、缓进，而实行不果断；地主土地，不是没收，而是低价买进，实行“耕者有其田”缺乏可行性；耕者有其田，土地国有，耕者使用；耕者有其田，不去教育革命对象，而是教育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就是要革地主的命，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收其土地归耕者所有，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作者单位：湖南省衡阳市衡阳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赖龙波，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理论的关系，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3.12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恰巧迎合了俄国、中国这些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迫切需要工业化的历史要求。在苏联、中国“实现”了。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西方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在于他理想社会的空想性，还在于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西方民主思想完全相悖。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把它的社会成员强行划分为专政阶级和被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不会是和谐公正的社会；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阶层、每个政党都可以提出管理社会的方案供社会选择，为什么要使用暴力革命呢？因此，由民族矛盾引起的市政性质的巴黎公社失败后，暴力学说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市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了。这就是伯恩思坦和被列宁骂为“叛徒考茨基”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端。
民主社会主义就其思想起源于拉萨尔、伯恩思坦、考茨基，兴盛于二战以后。二战后，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许多弊端已逐渐消除，社会逐渐走向民主、公正、公平，同时，以苏联为代表的集权社会主义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计划经济矛盾，以及官僚腐败、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低于民主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以已昭然于世，这种现实，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学说的社会主义逐渐失去科学性，在东方，人们试图保持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克服集权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探索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4、新民主社会主义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区别于这之前到伯恩思坦的民主社会主义。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代表一个阶级，而是代表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仅仅是理论的理想，而且是切实可行的社会管理模式。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区别于集权社会主义又强调集体主义思想的与资本主义有一定差别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中国这种人口和资源矛盾的、集权社会主义矛盾尖锐后的、但又有浓厚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寻求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
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民主”二字的民主社会主义，它已区别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集权社会主义了。
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既批评资本主义，也攻击共产主义，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民主法制国家、自由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通过争取选举胜利，在议会获得多数，利用议会和“现行国家体制”实行社会和经济的改革计划，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政治上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把政党看作多元化政治竞争中的一支力量，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实行代议制；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国营、私人和合作企业同时发展，主张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目标上实现社会正义，把人作为一切关注的中心，保障劳动者的决策权，收入分配合理化，发展福利事业，最终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新社会。
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曾在苏联东欧盛行，随着苏联东欧解体，他们的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他们发展的道路而获得新生，从而使“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研究不再有多大的意义。而中国今天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由于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使得在社会和平变革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福利性质不能全抛下，而不能不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探索，这个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前提下的民主社会主义，因此是新民主社会主义。
新民主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有几个不同的地方：(1 )、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空想成分，不相信人类社会是不需要管理(政府)的社会，认为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解体后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而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2 )、人类社会是需要管理(政府)的社会，但这个社会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专政的社会；(3 )、既然人类社会是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专政的需要管理(政府)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只能是民主社会；(4 )、但是，新民主社会主义继承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社会公正的思想。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区别于过去的旧“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新民主社会主义新在：1 、与过去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基本点不同：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改造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中国这样的社会谋求社会变革的探索；2 、社会(国家)观不同：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不能没有管理，新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是突出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管理模式；3 、新民主社会主义在总结人类民主政治的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把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政治)，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社会公正作为最终目标。4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和平变革的新探索。
新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于：新民主社会主义突出地强调了社会的集体主义思想，即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新民主社会主义的内涵是什么？是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 社会保障制度。
三、新民主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1 、集权社会主义已完成了使命
中国的集权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初始积累的使命，再使用集权政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已经不能快速地发展中国。要快速地发展中国，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潮流中，中国无论是走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制道路，还是私有制道路，民主政治作为选择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人口和资源不存在矛盾，人民“等量”地占有现有财富而民主化完全是可行的。即便如此，由于90年代以来权力市场化，现在再采用全体国民等量地均分国有资产，已不再是等量了。
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思想同个人主义思想一样是人类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用生产资料公有制进行社会生产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一种方式。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相比较，有一个显著特点：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地表达了全社会成员公正地占有生活资料的愿望。这一特点，如果用均贫富来实施，会造成社会生产停滞而缺少生机，也不符合社会的二重性原则；(社会的二重性原则即社会一方面要保障群体的利益，一方面又要保障个体的利益。)如果用新民主社会主义，避免贫富悬殊过大的方法，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健康有序发展。
个人主义思想，在民主法治社会，如果不考虑人口和资源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个人主义行为不会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缺衣少食而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那这个社会会以最大速度发展，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创造活力都会被激活。这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民主政治+ 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
民主政治+ 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道路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救亡运动中被堵绝了。由于工业化初始积累的需要，我们走上了集权社会主义道路。现在，工业化初始积累已经完成，我们能否走上民主政治+ 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呢？苏联东欧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我们不能，至少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这是由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和和平变革的条件决定的。当然，放弃社会和平变革，通过社会残忍的整合也可能走上这条路，然后寻求高速发展。问题是哪些人成为这种社会整合的牺牲品呢？农民？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即使我们不是这个社会整合的牺牲品，我们能忍心以“君子之仁”看到同类白白牺牲吗？
为了和平变革中国，我们必无选择：走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矛盾。自从满清灭亡，任何一部宪法都写上了“主权在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是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国家，没有政府，“天下为公”。但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浩渺和工业化初始积累的需要，我们走上了集权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我们的人民在感到国家主人的喜悦的同时，他们把一切包括自身都交给了领导安排，领导行使国家(社会)意志。群众是被领导和安排的群众。
由于人是二重性的人，当领导作为人在缺少监督的条件下支配群众时，他的权力部分地会异化，使国体上主权在民难以完全实现，领导在作为管理者的同时会成为统治者，一定条件下群众只是为他创造财富的劳动者。
社会需要管理，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集权的方式和民主的方式。封建社会，国家是皇帝及其皇族的国家，由于国体上主权在君，当然政体上是主权在“父母官”。封建社会解体后，共和国已明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条件下能否进行集权管理呢？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防止社会不至于在无谓的冲突中毁灭自已，是为了发展物质生产力和人自身，是为了完成人的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无限追求人(类)自身的幸福。
集权政治只有在以下两个前提下才能等同于民主政治的管理效果：一是最高领导人是完全无私的人，他的存在纯粹是为了人民的存在；二是最高领导人是万能的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不受智力和体力的限制。因为，只有他无私，他才会每时每刻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谋划，只有他万能，他才不会决策错误，始终指引人民走正确的道路。因为全社会成员都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但是人是二重性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纯粹为他人存在而无视自身的存在；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人，因为每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对于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有限的。由于人的二重性，集权政治的弊端是明显的。集权政治必然将部分权力异化为人民利益的对立物。由于领导能力的有限性，领导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因此，在人民主权的国家，集权政治这种管理模式是不能保证完全实现人民主权和人民利益的。
民主政治则相反：一是它能限制领导的自然属性，即使领导想干坏事都不行，因为领导的决策、决策的实施都是在人民的监督下进行，领导想贪都不敢贪，“伸手必被捉”；二是民主政治能集全体社会成员之智慧，它克服了领导个人能力之不足。
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矛盾，克服中国政治制度之不足的唯一措施，就是实现政体上主权在民。
3 、民主政治是“纲”
新民主社会主义把民主政治看着是实现社会公正、社会良性发展、解决社会一切矛盾的唯一形式。
中国有许多问题：有经济发展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还有诚信沦丧、反腐败等等等等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民主政治问题。民主政治问题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问题。如果说“纲举目张”，那么，民主政治就是“纲”。
民主政治是“纲”，这是中国几千年集权管理的经验教训总结，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的管理模式，最终都要走向民主政治管理模式。十五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落后了，根本原因是集权政治阻碍了社会发展，欧洲文明为什么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就是因为它有民主的思想，民主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创造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巨大的物质财富。奴隶劳动也能创造财富，但是它的发展是缓慢的。
在当今，给人民以民主是最大的“德”，“德在衙门最好修”。不能以人民长期的痛苦换取领导私利的满足。集权社会是少数人的天堂，民主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天堂。社会就象一个家庭，家庭需要温暖；家庭是温暖全家人，而不是温暖部分人。
四、新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观
1 、人的解放是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统一
就人的解放来说，人的解放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解放，一是社会解放。
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却是自然的奴隶。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并非自然界的一切都适合人的存在和发展，并非一切的自然物人都可以不通过劳动而直接满足人的需要。人要改造自然，从自然中寻找生活资料和其它物质资料，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人要同自然作斗争，解放生产力，获得自然解放。自然解放就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使自然环境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却是社会的奴隶。人要在社会中才能生存，人却被种种伦理道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精神枷锁束缚。而且，人在它特定的阶段被异化为非人，不被同类当作人。人要探寻社会组合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探索人与社会关系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证、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自由、存在、发展。
因此，人要获得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自然解放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解放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新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认为它的目的仅仅是解放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然解放，而且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实现人的社会解放。尽管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是互为统一的关系，但是，新民主社会主义仍然要高举着社会解放的旗帜，这个旗帜就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的主人，他们是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一道为发展社会和发展自身管理社会。这个实现形式就是民主政治，它具体的操作手段就是宪政民主。
2 、国不同于政府
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不同于政府。国是区别于其它人类团体的有领土边界的社会，国的基本内容是居民和土地；家是以婚姻或血缘关系等方式存在的共同生活体；政府是凌驾于该社会之上的管理机构――国(家)政权；社会成员只存在阶层，不存在阶级，阶级只存在于集权社会，阶级只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国与政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使用的“国家”这个词是指国(有领土边界的社会)，只是借用国家这个传统称谓而已。
政府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是指对整个国家(社会)进行组织管理的政权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政府制定并直接实施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法律等政策。狭义的政府是指执行人民意志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关。
①政府的产生
人是社会人，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但是人也是自然人，人天生地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国(社会)需要管理，对外抵御外侮，对内要调解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这就需要一种来自于公众之中又凌驾于公众之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体现为权力、法律和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权力需要通过一定形式――政府(立法、行政、司法)行使。
自然状态下的人类，他们共同劳动，自然分配，彼此依靠集体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存在，他们是平等的，是自然状态下的平等，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自然和谐，是无意识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随着个体人的发展，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剩余产品出现，同类之间的残杀增多了，自然的平静和和谐被打破，生产力不断遭到人类自身的破坏，人类迫切地需要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来管理社会，平息冲突，缓和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来自个体人之间权利的互相转让，这种转让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既然你要加入到社会中来获取你的需要，你就应该按照社会的要求转让你的部分权利，维护社会的存在。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需要一定的管理机构来实现，这种管理机构就是政府。政府为了解决社会内部冲突和抵御外侮就需要军队、警察、法律、监狱。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公众权利的转让，政府的本质是代表社会利益管理社会事务，自觉维护和促进社会发展。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合理依据。
其一，该著论述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社会论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的新民主主义学说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两大部分。其中之革命论，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该书按照构成革命论的几乎所有理论要点，逐一考查了列宁主义对创立这一理论的影响，贺瑞教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就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相比于革命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则有较大的独创性。该书认为，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之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富有创造性的两大理论，新经济政策的提前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过早放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值得惋惜的两件大事。我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美中不足的是，在上述那些本不相容的理论关系问题上，他同国内多数学界同行一样，依然采取了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
其二，该书还提出了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例如，我党的“革命发展不平衡理论”，即来自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据此列宁提出了一国和几国首先胜利论。就中国来说，党的六大对这个特点已有粗浅的认识，并由此得出了革命有可能在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结论。可以说，这个结论是由“城市中心”论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转变的一个过渡性理论。因而，我们也不可以将这一提法一概斥之为“左”倾理论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1929年4月，就是根据六大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战略方针。1930年，他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方针的正确性。与中共中央不同的是，他把实现这一方针放在以农村斗争为主的基点之上。但在农村斗争服务于城市斗争，并由此最终促成全国以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为主要标志的革命高潮的认识方面，与中共中央并无不同。这说明，在当时还未能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最后樊篱。这是因为他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认识，虽比中共中央大进了一步，但与他后来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其三，该书在最后一章中，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不说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学说，仅就这一“两结合”原则的提出来说，就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向前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离开了这条原则和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学说，以及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无以立足。因而，这也是统领该著的一个基本原则。今天，我们在坚持这一原则的时候，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哪些理论属于基本原理，哪些理论只属于个别结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其四，该书还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关系。我赞同作者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列、毛，而成于邓。就是说，它始于列宁之新经济政策和之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当然，这个理论也不是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简单翻版。它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生动体现。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退回到列宁的传统理论，这是一次否定。邓小平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又一次否定。两次否定之后必然出现复归现象，这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但是，这种复归却是经过新旧更替之后的更高阶段上的复归。因而，也绝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单地等同于新经济政策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该书对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占有，也令人称道。既能吸取国内外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能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到见解，该书是一部学术含量较多、学术前沿性较强的力作。
新民主社会主义是区别于集权社会主义又强调集体主义思想的与资本主义有一定差别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中国这种人口和资源矛盾的、集权社会主义矛盾尖锐后的、但又有浓厚集体主义传统的社会寻求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
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
一、提出新民主社会主义的理由
1、十字路口的选择
十五世纪以前的中国是先进的，强大的。十五世纪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世纪，西方开始文艺复兴、资本积累、自由贸易。而中国，明朝法律规定：任何人外出必须持有证件，否则关卡查获立即送官。经济、文化、劳动力的交流被窒息了。西方强大了，中国落后了。以1840年为标志，中国人开始了自强自救，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直至共和国。
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共和国为了中国工业化初始积累建立了集权社会主义制度。集权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的工业化初始积累非常有成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当它完成了工业化初始积累后，已不能再推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集权社会主义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完成了它的工业化初始积累使命。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后集权社会主义。因为，由于历史的惯性，这一时期是集权政治体制下社会生产方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的成就：一是确立了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快速发展，二是政治民主化已作为社会管理模式昭然于社会。而问题在于由于政治民主化没有确立，市场经济不可能完善。相应的是社会腐败，财富分配权力化大于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完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这种状况，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是我们提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客观要求。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呢？
迄今为止，有两种社会管理模式，一种是集权政治的管理模式，一种是民主政治的管理模式。集权政治是由领导对群众的人身单向支配的管理，民主政治是承认社会中所有成员的政治平等性，由民众公推公选“公务员”，由民众制订法律的透明化管理。迄今为止，民主制度有过两种模式，一是“原始民主制度”，一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承认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获取生活资料的基本权利，但现实的社会主义是通过领导对民众的单向领导来实现社会管理，它自身缺少民众的参与管理和监督管理者的机制，我们称之为集权社会主义。
从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来说，资本主义实行“民主政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管理模式”，社会主义实行“集权政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是成功的，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作为前苏联和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进行工业化初始积累追赶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也是成功的。问题是，当集权社会主义完成了工业化初始积累后已不能促进社会发展，集权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就此走上“民主政治+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苏联东欧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现在已经获得了成功。中国呢？中国通过后集权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问题重重，中国能否就此也走上“民主政治+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我们的回答是不能，至少是现在还不能。这是由中国人口和资源现实矛盾决定的。
既然中国既不能走“民主政治+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又不能走“集权政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那么，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我们认为，这就是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2 、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
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是指：在中国现有的人口状况、生产力水平与物质资源条件下，如果不进行财富的“福利性”分配不足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和平变革的矛盾。这个矛盾从中西部差异、城乡差异、公务员与被公务员领导的普通民众的差异、社会就业困难、自然灾害频繁，甚至还有民族分裂与反分裂等现实是可以看出的。我们通过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也会得出这个结论。
中国最突出的国情是：人口过多，资源少。现在已是十三亿人口，到2030～2040年间可达16亿左右。而且人口质量并不高：一是文盲太多，二是老龄化程度严重。但是中国人耐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等对于中国的人口数量、质量和现有生产力水平都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国豪称地大物博，但中国耕地面积少，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却要养活22% 的人口，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个水平还在下降；中国的水资源，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中国是美丽的国家，但生态环境脆弱，沙尘暴强度越来越强，受灾面积越来越大；北方干旱，严重缺水，且越来越严重，南方雨季的洪涝也时有发生。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使中国的多数农村人口必须脱离土地另谋出路，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问题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说得再通俗一点，就是影响着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问题。
这些例证只是一部分。这些客观的不利因素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克服的，人口数量和质量问题即使找到了解决办法，也需要许多代人的社会整合才能克服；生态环境问题在短期内也是不能解决的问题，至多是缓解。
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正视这些现实是理清中国社会发展思路不能缺少的因素。
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城市高失业率和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本身就是爆炸性的问题，加上集权政治自身决策的局限性以及集权官僚贪污腐败的必然性，决定了这个社会必须要寻找新的出路。
这个出路就是：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化，即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新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
社会主义作为集体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作为个人主义思想是同等价值的范畴，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人是二重性的人。合理的集体主义和合理的个人主义作为社会观是两个完全可以重合的“圆”，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作为社会管理思想，集体主义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突出了集体的地位，个人主义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突出了个人的地位。由于人的自然属性，强调个人主义更能激活个体人的活力，但是，当生活资料缺乏的情况下，集体主义强调生活资料大体平均的社会管理模式更人道化一些，更容易使社会稳定、健康发展。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异同，也是最基本的因素。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集体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和个人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都是作为社会管理的两大模式，而且同处于同一社会之中，只是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不同而已。
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管理思想有三种形态：即空想社会主义形态、集权社会主义形态、民主社会主义形态。
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空想到集权到民主的过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集权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形态，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暴力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的新探索和克服集权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探索。民主社会主义是尚未在西方和东方实践过的社会形态。
1、空想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伴随着没落的封建社会，是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作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管理思想相对立的一种社会管理思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本位主义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个人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与极端集体主义相对应的极端个人主义时期。这个时期是伴随人性的复归、个性的解放、商品经济的出现、自然经济的瓦解、小农离开农舍到城里打工的时期，是小农离开温暖、舒适、习惯了的和谐、落后的农村到充满人情淡薄、竞争、拼命劳动、赚钱的先进城市生活的时期，是小农依恋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的时期。封建时代之所以要被资本主义时代所取代，是因为社会发展到了必须依靠个性的解放和个人价值充分实现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正如皮鞭下的奴隶集体劳动要让位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劳动一样。封建时代是黑暗的，资本主义初期是野蛮残酷的。资本主义没有温情脉脉，要生存，就得凭个人的才干、个人的天赋、个人的拼搏去竞取。带着封建痕迹脱胎出来的资本家是那样贪婪。工人在城里赚了钱，但付出的劳动和辛酸并不比乡下少。在乡村，不管怎样苦，怎样穷，总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耕牛。而在城市，除了赚几个钱，什么都没有。希望和失落的感情无时不有。刚与土地脱离到城里打工的第一代工人，当他赚了钱回到乡下的家里时，他的幸福会得到充分的体现，当他厮守在乡下时，贫穷又使他难以忍受。怎能不憧憬呢？如果富有和和谐同时具有，那该是多么美好阿？牧歌式社会主义情调与小农追求富有和和谐又无可奈何的没落情调开始共鸣。以莫尔为代表的这种社会主义憧憬开始了。这就是希望出现一个人人平等，无处不均，无处不饱的和谐、安康、平等的社会。
社会主义思想家层出不穷。各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莫尔、康帕内拉、掘地运动和平均派、梅叶、维拉斯、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理想的社会主义同农业社会联系在一起，带有浓厚、没落的小农挽歌情调。包括法国的布朗基、勃朗、卡贝、德萨米，德国的魏特林，俄国的赫尔岑、别林斯基等都是如此。中后期的社会主义是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时已经看到了工业文明必然代替农业文明，他们理想的社会主义小农情调就少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同中后期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一是以农业立国，一是以工业立国。共同点是公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与农业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在英国，起源于莫尔，结束于17世纪中叶的掘地运动，这一时期正是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初期。在法国，当英国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衰落时，18世纪的法国封建社会开始没落，法国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温床。以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为代表。在德国，封建社会的没落较晚，开始于19世纪初期，社会主义思想以魏特林为代表。在俄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更晚，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是早期的社会主义，但却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基本思想，基本感情：公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19世纪中叶，英法工业革命的曙光所产生的社会文明已为世人公认。工业革命以蓬勃生机变革整个世界，小农对农耕生活的依恋被无情的现实所遗弃，但小农那种和谐一统、平等就是平均的理想仍然生命不息，与工业文明相结合产生了中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为代表。尤其是欧文，因为他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故乡。
后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时，工业文明的曙光已如初升的太阳，马恩看到小农的出路在于当工业文明的工人——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工业化时代。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是欧洲封建社会彻底让位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确立的时期。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欧洲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之前的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既是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
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逝世于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德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上分崩离析的、没落的封建国家。1871年德国统一后，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工业革命。19世纪40年代，随着英法资本主义革命的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消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才开始移到处于封建专制主义没落时期的德国。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共产党宣言》P58)从这段话，或从历史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19世纪在德国。每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地区恰恰是封建制度开始解体的地区。第二，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没有英法多，因为它“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未来)在整个欧洲……”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同上)第三，(在德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直接在一起。当时的马克思才30岁，基本思想和基本感情已经形成了。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德国更缺少民主思想和民主传统。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感情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形成，但真正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他”留学“英国伦敦(1849年8月)以后形成。
马克思倦念着德国，他德国式的思辩头脑使他放眼于欧洲、世界。他不能不目睹工业文明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不能不目睹资产阶级文明较之封建制度的进步意义，与工业生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成了他研究的起点。同时，对那些被抛弃出土地的新生无产阶级的怜惜构筑了他的基本感情和基本色彩。德国式的思辩头脑、坚定的集体主义战士，使他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既是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成功地将与农业经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基本感情同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感情相联系，使社会主义思想光辉灿烂。
2、集权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欧洲主要国家封建社会最终瓦解，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工业生产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生产，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末期，资本主义最终确立时代的社会发展思路理论探讨的一种政治思想。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中产生，不可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
马克思同整个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为社会变革寻找方案的其他思想家的逻辑起点不同。其他思想家是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反对封建专制对个性的限制和对人性的扼杀，反对封建专制把人非人化的非人道主义行为，谋求民主政治，给人以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给人以关怀、尊重的人道主义，焕发人的最大活力以促进社会发展，从而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似乎认为谋求政治平等不是目的，谋求政治平等并没有完成人的解放。马克思从集体主义出发，要完成人(类)的解放。在人类进步问题上，马克思想“毕其功于一役”，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初期，工人过着封建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交织在一起的资本原始积累生活，政治上不平等，尤其是生活上吃不饱穿不暖的饥寒交迫。因此马克思似乎不关心抽象的政治民主化、自由、平等，他盯着的是嗷嗷待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的吃饭穿衣等基本物质生存需求。成千上万的农民或因破产，或因暴力失去了土地，迫使他们进城去当工人，成为“无产阶级”。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家不顾一切地剥削工人，“猪奴战争”、“圈地运动”野蛮残酷，连一点伪装的温馨都没有。马克思形象地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P1-916)
为了使人民转让的权力不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政府的构架原则应该是权力制衡，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存在。因为：人民转让的权力需要由具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从不做错事的完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好人政府最终无好人。那种把自己描述成自从来到世间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是希望永远领导人民。因此，我们不管选择谁来行使权力，都必须对行使权力者进行制约。三权分立是现在存在的比较好的权力制衡体制。一个权力是独裁，两个权力容易勾结，四个权力容易扯皮，三个权力既使权力制衡，又使权力精简，而且象三角形一样最具有稳定性。
集权政府：
④集权政府的产生
在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比较巩固的和内部团结的生产集体代替原始人群，要求扩大简单协作范围。在这个阶段上，氏族联系对人们的结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组织过渡。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从原始人群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构成一个生产单位——公社。氏族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氏族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女都有权参加，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氏族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氏族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酋长没有特权，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不称职的酋长可以随时撤换。战争期间推选出军事首领，战争以后与氏族成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它(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3，注：见《马恩全集》P21-634页101 条注释)
由于血缘关系严重地阻碍了原始人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近亲通婚的危害，要求彻底改变两性关系，血缘婚制逐渐被族外婚制取代，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和习俗。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是由各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撤换。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由议事会作出。(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6 )在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首领，但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决定之前采取临时措施。部落之间形成联盟，联盟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地位和权力完全平等的酋长组成，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决定。在联盟成立时，酋长被分配在各部落中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置的新的公职。当出现缺位时，有关氏族便重新选举，同时有关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下来；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联盟的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9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由社会成员选举的具有执行公众权力意志的官员的萌芽，他们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税赋)，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
农村公社的产生，使社会管理事务复杂化、专业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逐渐代替采集业和狩猎，成为社会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劳动强度大，专业化和季节性强，妇女体力不及男子，而且要孕育抚养子女和照料家务，男子成为生产的主体，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以男子为中心，父系制产生。父系制，使农业家庭经济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的细胞。氏族制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当家庭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时，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杂居，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及迁徙自由、战俘、自由民、手工业者的出现，家长制大家族彻底瓦解，以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管理社会事务。氏族、部落议事会的监督、决议方式已不适应新的社会人口组成形式。社会机构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复杂化，管理专业化出现了。氏族内部由于生产事务简单，管理事务简单，人们朝夕相处，共同劳动，熟习氏族事务，因此能正确行使选举权和监督权。他们的管理、选举和监督能力是本身能力的自然延伸。现在，自然延伸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已不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管理，管理者逐渐从公众中脱离出来成为专业化管理官员，他们依靠公众缴纳的捐税维生。教育的落后使多数人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
社会的集体主义原则需要人们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由于被管理者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他们在转让自己的权利时连自身都被转让了、被征服了，他们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接着他们又被他们转让的权力剥夺了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由此，在管理者自然属性——利已欲的推动下，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部分地异化了，成为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对立物，成为套在公众头上的枷锁。统治者产生了！集权政府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产生了！
利已，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是内在于人的身体中随时燥动着的心。当管理者一旦失去必要的监督时，公众赋予他的权力必然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异化。统治者产生了，人的社会解放的内涵增加了，公众开始了政治解放。他们除了探寻社会组织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探索人与社会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外，他们还要和统治者作斗争，把异化的力量颠倒过来，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
⑤集权政府的职能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是通过政府(广义的政府)行使。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管理职能。由于公众转让的权利部分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因此，集权社会政府对内具有双重职能：管理职能和统治职能，对外有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统治职能无益于社会。统治职能是统治者或统治者集团经济上剥削人民的职能，这种剥削是权力剥削，是超经济的剥削，是政治腐败、社会腐败的根源，是中国社会走不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期率的根源。权力剥削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因此，统治职能表现为镇压人民的反抗。镇压人民的反抗除了警察、监狱外，与之相适应的是集权政治统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与集权政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相适应的是集权专制文化。
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政府，除原始民主制、民主政府外的一切政府都是集权政府，它们是奴隶制政府、封建制政府、苏联东欧的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社会主义集权政府。
民众推翻政府不会推翻国家，民众推翻政府并非不要政府，而是需要只具有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按人民意志行政的政府。
⑥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与民主政府的构架原则相反的原则。
集权政府是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以及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部分异化为人民对立物的权力的执行机构。集权政府的统治职能从来没有过存在的合理性。集权政府作为统治职能的官员是人民的老爷，是人民之主。集权政府是根据管理社会和统治人民的需要构建的，集权政府权力部分是人民赋予的，部分是剥夺人民的，集权政府权力的行使不是在人民监督下进行的，集权政府的一切属于集权者自身。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领导的政府。集权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是服从集权制度的权力制衡，与被领导的领导和被领导的人民无关。
⑦阶级
阶级可以区分为广义的阶级和狭义的阶级。广义的阶级指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狭义的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上集权社会的产物，狭义阶级的实质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统治者)占有另一部分人(被统治者)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547)
我们这里讲的阶级是指狭义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通过三条途径产生的：一是政治途径。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的“独立化”，氏族公社的首领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即上升为社会的统治者。在氏族公社时，有的人被推选为氏族首领，这些人被氏族赋予处理氏族事务的权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开始专业化，这些人由原来参加生产劳动而逐渐脱离生产劳动，以致后来氏族社会职能世袭化。这样，氏族首领利用手中职权把公共财产化公为私，摄为己有。由原来的社会公仆变成其他氏族成员的主人，转化为剥削者、统治者。二是经济途径。氏族公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分解为一个个家庭。而富裕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具备了比较有利的生产条件，吸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供自己剥削，他们由氏族内部的富有者转化为剥削者。三是奴隶的使用。奴隶最初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把俘虏转化为奴隶，此后把氏族内部负债累累的成员或负债成员子女沦为奴隶。恩格斯说：“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250)由此而得出结论：阶级的起源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并批判那种妄图用政治暴力即掠夺、战争、征服来解释阶级起源的思想。
在阶级产生的三种方式中，我们可以把第三种方式——奴隶的使用看着一种特例而不论。第一种方式——政治途径是我们赞同的。问题是第二种方式——经济途径。一方拥有的生产资料与另一方拥有的劳动力相结合而进行生产，他们之间是阶级关系还是阶层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剥削吗？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马克思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过这种形式存在剥削。我们这里不从剩余价值的深层理论去探讨这一问题，而只从直观的现实或经验就足以怀疑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途径吗？我国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明确产权关系以及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剥削社会吗？这是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恩格斯用“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250)即政治权力的目的就能否定阶级的产生源于政治暴力吗？简单的逻辑是“目的”能否定“手段”吗？
从集权政府的产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狭义的)阶级是一历史范畴；阶级关系是对立关系；阶级关系只存在于集权社会，阶级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阶级关系源于人民转让的权利部分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形成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当建立国家(社会)主权在民并完善权力制衡的民主政府时就可以消灭阶级；民主社会只有阶层关系，而没有阶级关系。
⑧阶级斗争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以及由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而派生的政治对立和文化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职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它对国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表现为统治机构与民众的对立。统治职能把一国之中的公民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非人化。人在社会中的目的并不是非人化而被当作牲畜驱使，他们只是在集权社会被非人化了，他们从他们的本能、人性出发必然要反抗这种非人化。他们要作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他们要求获得政治解放，消除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这就是阶级斗争。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是自然的产物，注定人要成为自然的奴隶。同样，人是社会的人，注定人要成为社会的奴隶。作为生而自由，追求无限幸福的人，注定要寻找自身的解放：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自然解放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证、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自由。集权社会人的社会解放最主要地表现为政治解放，实现主权在民，建立民主政治。
综上所述，国家和政府是不同的概念，国家是区别于其它人类群体的有领土边界的社会，政府是凌驾于该社会之上的社会管理机构。消灭皇帝改朝换代只是更换政府，不是更换国家。国家不具有阶级性，国家是民族性的结果。但国家的民族性随着民族融合而减弱，直至消退。美国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现在的汉民族也是民族同化的结果。我们讲的国家的阶级性实际上是指政府的阶级性，是国家政权(政府)的阶级性。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在于社会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部分地异化为统治职能，并被确立下来：人们在转让自己部分权利的过程中连自身都一起转让了、被征服了。阶级产生了。政府的阶级性只存在于集权社会，政府的阶级性表面上是代表社会中某一阶层利益，实质上政府的阶级性是指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政府的统治职能。
3 、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 社会保障制度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是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
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即宪政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人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它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生产的自由选择。由于公有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社会保障：即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是均贫富的信念，而是人类的自然社会要求。“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资源是财富之母”。人是社会人，但人也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当然他天生地拥有同其他人一道平等地占有自然资源的权利。自然公正要求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社会公正虽然它承认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但它认为劳动创造的财富包含有自然财富，自然财富是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因此，劳动所得应当扣除除他自身享有的自然财富的自然财富因素的部分。因此，每个社会成员就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首要的要素。因为政治民主化是摧毁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根本选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选择，否则，至多是换一个温和的又是既得利益官僚集团来管理社会，最终又走向不温和。这是其一。
其二，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是法制条件下的市场化，并非无序状态的市场化。法制条件就要求政治民主化。集权政治的法制化是人治条件下的法制化，这种法制是按照官僚集团的利益来制订的。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总体上反映人民的意志，而最终摧毁经济市场化。现在以文件形式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经济市场化存在，但是在各诸侯或各县领地内存在，而且税费是官方意志，厂商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化是实现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底线，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延伸。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自己把自己当作拥有合法权利的人，由人民自己制订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落实而不至于成为一种粉饰性公文。社会保障制度由施舍是不能保障落实的，就象街头的叫化子是不能天天保障他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一样。
因此，在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在今天是最主要的要素。
结束语：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要创造人民的幸福全靠他们自己。那些想当救世主的人们，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救自己的法宝，此外，别无它法。
关键词：新民主义革命；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历史意义
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世界就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欧战结束后的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到了后期，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中国的实际情况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以及去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中国革命的成功，结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基础，改变了世界面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一、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割占和强行借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驻扎军队，不断干涉我国的行政和司法权，而当时的清政府昏庸无能，使中国丧失了许多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并没有使中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再加上民族资本的先天不足，重工业的比重不高，技术、设备的缺乏，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
二、中国走出旧社会、走向现代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
在旧中国各种变革失败之后，我们社会革命的时代也就来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日益发展的新的生产方式，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1944年8月，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认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国境内的实现。”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9年爆发的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1927年，在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和七一五反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个阶段是1927～1937年，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第三个阶段是1937～1945年，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第四阶段是1945～1949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同志从世界革命的整体看问题作出的定义。首先，提出革命目标是建立新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根据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提出，中国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要分两步走，所以革命胜利后，不可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其次，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第三、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与资产阶级议会制完全不同，与苏维埃工农代表大会制也有区别。并且，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比苏联无产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代表的范围更为广泛。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独到之处在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且社会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结合和统一。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社会，最终必将走向社会主义。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
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它是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突破了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要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么是社会主义革命两种模式，创造了第三种革命类型，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课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为中间站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想，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新国家，创造条件，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
参考文献 ：
[1]《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
[2]《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675、610页
关键词：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与历史嬗变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综观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它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1950年6月毛泽东还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认为需要发展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毛泽东还科学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950年4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批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这一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首先他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在他亲自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又指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12月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但这些思想并未能坚持下去。此后，不仅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被灭绝，连个体经济和农村自留地也被取消。
导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急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是建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固有的各种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观上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变化，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而对其消极作用估计过重，因而提出了急于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还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启示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新民生主义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所谓“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毛泽东批判地汲取了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1940年1月，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的作用，强调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一方面要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应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三）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1931至1934年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1931年至1934年，王明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经济政策。如1931年11月通过的《劳动法》规定了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名目繁多的节假日，过高的福利待遇，强迫介绍失业工人，降低征税起点，提高税率。这样致使苏区工厂、商店歇业倒闭，工人失业，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努力纠正这些错误政策。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使之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同时并进的政策。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恢复并发展了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都公开宣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推行的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提出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来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从而有力地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在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阐述“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政策时，他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的那样，是绝对不许重复的。针对某些地方侵犯私营工商业的现象，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章，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曾经指导党制定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正确的经济政策。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建国初期又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促进了它的发展。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之所以要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从抗战前直到1949年，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有利的。毛泽东正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的。
1947年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所以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存在和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况”，因此，革命胜利后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允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同时毛泽东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排斥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毛泽东是从反对党内民粹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而我国现阶段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从历史的、理论纵深的角度深刻认识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有助于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重要性，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笔者认为应该把从“五四”至今的80年，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在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能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线索和全面把握它的丰富内涵。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实际是一部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是什么？一般的回答：民主与科学。实际上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下，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主题即“民族”── 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建设。 因此，中国现代化有三大主题：科学、民主、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思想史，实际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建设史。西方学者往往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三分法来划分现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派别。就中国来说，所谓“激进主义”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的指称，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等。“自由主义”则是指胡适等为代表的西化派，他们被称作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是指反对“全盘西化”，也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其主要特征就是维护传统。在“保守主义”中，他们又提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维护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在中国是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笔者以为不能简单机械地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来划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别。从学理上说，文化保守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阶段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保守是相对于激进而言，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是保守的，在另一个文化系统中也许就是激进的；在西方是保守的，在东亚，在中国也许就是激进的。因而，对激进与保守的界定，应该放在同一文化系统中,同时兼顾其世界性与历史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生在现代化因内部因素催生的国家，如英国、法国，这种保守主义是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言。另一种是发生在因外部因素的刺激而走上现代化的国家，如德国、俄国、日本等国，这种保守主义不仅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且也针对外来文化。前者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后者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还纠集着本土与外来的矛盾，因而，它含有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因素。从现代化的起源看，中国显然属于后者。“五四”以来的中国，由于救亡图存，谋求民族解放是时代的第一主题，因而，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民族国家包括三要素：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文化。在民族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同时，如何把民族文化传统变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现代文化？围绕着这一问题，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提出的方案纷纭繁杂。由于各自对传统的体认不同，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但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很难找到彻底的反传统或彻底的反西化，这大概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有成功消化外来佛教的经验，中国文化没有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文化系统。这就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对外来的事物，还是对自家的固常，都能持有弹性的态度。因此，对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我们很难用激进与保守来划分。即使西方学者划分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古今、中西时常纠合在一起，传统主义的意识常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的传统主义从起源上看是对现代性的反应，而民族主义可以产生在前现代的历史上，也可以产生在不同的现代化国家之间，显然，这里的民族主义属于后者，其设定的目标，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实是文化民族主义，其特点就是要用已更新的文化传统再造民族的精神主体，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空白，这里笔者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不仅有西学派这一主线，而且还有“文化民族主义”者。历史的发展自然是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文化，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时，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不可缺失。笔者是本着这样的思想方向来谈论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人物的。
文化民族主义自“五四”前后登上中国思想舞台，除了本世纪初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20年代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之外，最有影响，传承时间最长，最有创造性与生命力的，要数现代新儒家学派，其最初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1949年后，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文化，在港台思想界，以新亚学人的学说思想最具代表性，它代表了一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另一种思索。新亚书院自成立起（1949）至1963年与崇基，联合两所私立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到1975新亚研究所独立以来，曾聚集了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一批知名学者。他们各有自己的思想和路数，从没有形成过一个严格意义的所谓学派，即有着一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一个有组织的学术团体。然而，在共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以及共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在他们中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共同之处和倾向，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趣和学术风貌，这种共同的情趣和学术风貌，可以大致归结为：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温情与敬意”，都以会通中西，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为己任。这一切，凝成为一个“新亚精神”，即“讲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笔者以为或许可以把具有这种共同倾向的学说思想称为“新亚学系”。这里笔者是从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横向纬度来界定新亚学人的学说思想。从这一角度，可以认为唐君毅、牟宗三是哲学家，他们有哲学创新，并自成体系；钱穆是史学家，徐复观是思想史家。而从中国现代思想派别互动发展的纵向背景看，笔者认同学术界把他们称作现代新儒家，特别是把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称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传人。 关于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与界定，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讨论中，由于海外学人的推动，引起了大陆学界的重视，特别是由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更是逐步升温，乃至成为大陆名燥一时的“显学”，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起落，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开始降温，并且在新亚学人及其第子之间，关于新儒家的界定本来就有较多分歧，然而，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现代新儒学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它与西学派一样，都抱着救忘图存的爱国主义激情，力求向西方寻求真理，又试图避免西方文明中已暴露出的弊端。他们之间的思想冲突共同构成了“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因此，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时，对于叫不叫“新儒家”都不能否定现代新儒学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二是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其间曾发生过多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与现代新儒家之间展开。就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之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分歧：一是世界观上唯物与唯心的分歧，二是文化观上“综合创新”与“中体西用”的分歧，三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与现代新儒家之间似乎水火不相容，甚至到60年代的台湾，他们之间还发生过激烈的中西文化论战，但他们反对马列主义，却是共同的，只不过他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模式选择不同而已，这与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是把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来研究，很少言及甚至回避新儒家的政治思想问题，更是很少研究他们的史学思想。笔者以为这将不利于全面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丰富内涵。翻开一部百年中国史，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振兴民族这一时代主题进行的。由于民族历史的巨变，新旧文化的冲突，思想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不论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不论他们是否开出了济世良方，只要他们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利益集团的立场，为民族的利益着想，他们就值得尊敬和理解。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应当肯定文化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