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管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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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治论文

风险管治论文篇1

关键词:风险投资;公司治理;研究述评 一、 引言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简称VC)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之一,已经在世界各国的资本市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风险投资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意识到风险投资对企业产品创新和业绩增长的重要性,并积极加以引导和推进。经过30多年发展,风险投资作为企业外部融资的重要方式,其投资总额和投资案例,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85年我国建立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以来,到2014年有超过8 000家活跃机构从事风险投资活动,管理资本超过4万亿人民币,市场规模较30年前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投中集团CVSource数据库统计显示,2014年风险投资案例中有80%都伴随着风险投资管理人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可以推测,风险投资在被投资公司治理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科集团吴家明的研究报告印证了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已经进入了“投后管理时代”,即风险投资通过积极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来提高其经营业绩,增加其企业价值,最终实现自身投资增值的目的。

面对实践中风险投资不断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这种行为的意义。以Lerner(1995)和Gompers(199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提高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而增加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他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在经营不善的时候,CEO更换的可能性更高,并且董事会的监督性更强(主要表现为董事人数增加);而以Howorth等(2004)和Monks(2006)为代表的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会追求自身的投资利益,不仅无益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改善,相反,还会与管理层“合谋”,共同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尽管风险投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存在争论,但是Jensen(1989)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类“积极股东”,为了自身的投资利益,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治理活动),通过监督和约束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投资具有“外部性”,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改变了与他们具有一致利益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Hochberg(2012)认为风险投资已经成为一种调整组织结构的公司治理机制。综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路径和结果,并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指出了风险投资治理被投资公司的能力和动机,并讨论了“股东积极主义”在其中的作用;第二,分析了风险投资通过股权和职权两种途径来发挥治理效应的方式;第三,从会计操纵、治理机构和机制以及问题三个方面,综述了已有文献存在的争议,进而探讨了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此外,本文也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出了风险投资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以期能够帮助未来的学者在本领域继续做出贡献。 二、 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原因

风险投资之所以能够成为“积极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风险投资的单次投资额较大,如果失败会损失巨大。Smith(1996)认为,机构投资者由于持股量大,很难在不影响股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退出公司。所以他们有动机“用手投票”,通过《公司法》赋予的股东权力来抑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风险投资是机构投资者的一种,因此,他们有动机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活动,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例如,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机构纷纷介入我国上市公司,要求更换管理人员,调整董事会结构。第二、风险投资的专业知识使其具有治理能力。风险投资机构一般汇集了投资、经营和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全面评估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行为,并设计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其与自身的利益相一致。同时,风险投资还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能够为被投资公司融资、拓展市场、寻找低价供应商提供便利。第三,风险投资的投资模式决定其不得不进行公司治理。风险投资一般投资于未上市(Pre-IPO)的公司,这样的公司股权交易受到限制,如果风险投资不进行积极治理,一旦管理层发生“侵占”,那么风险投资就无法通过“退出”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只有依赖积极监督,通过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来约束管理层,促使其经营行为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 三、 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

以往的研究显示,风险投资对被投资公司的治理路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在实践中,公司引入风险投资一般有两个途径,其一是保持原所有人的股份数目不变,通过扩充股份的方式吸收风险资本;其二是保持股份总数不变,由某一原所有人(一般为创始人或其家族成员)出让股份给风险投资。不论上述哪种情况,被投资公司原有的股权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而风险投资正是在这变化的股权结构中要求自身的权力,进而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根据委托理论,风险投资成为股东后,就变成了公司的委托人,他们有权利监督人――管理层的工作,并对其私利行为加以限制。另一种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会审查其财务报表、战略计划和投资方案,以使其管理层的经营符合自身的投资利益。同时,风险投资也会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和专业知识为被投资公司提供增值服务,增加其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由于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因此风险投资在董事会中的积极行为会改变被投资公司原有的决策机制,进而影响其公司治理模式。上述具有过程如图1所示。 四、 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结果

理论研究对风险投资参与被投资公司的治理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价值认证和道德风险。价值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具有认证、监督的功能,可以提高对内部人的监督,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而道德风险理论则认为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投资收益,无益于被投资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基于此种争论,本文以下部分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综述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结果:

1. 对会计操纵程度的影响。在认证理论下,风险投资会积极监督和激励被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并降低外部投资者和内部人的利益冲突,因此坚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其会计操纵程度较低,会计信息质量较高。例如,Ball和Shivakumar(2008)就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介入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低。Morsfield和Tan(2006)以及Hochberg(2012)也有类似的发现,他们以IPO为时间点,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操纵,提高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但是,道德风险理论不这么认为。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风险投资具有“逐名动机(Grandstanding)”,其为了在资本市场上建立声誉,有动机进行会计操纵,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调节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绩效,以便自己在退出时能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Chou等(2006)和胡志颖等(2012)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他们发现风险投资在IPO时和IPO后都有盈余管理行为。显然,这种行为会增加公司内外部投资者的冲突,不利于公司治理。

2. 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影响。在认证理论下,Hochberg(2012)的研究认为,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有更优的治理结构和机制,尤其在被投资公司IPO时,风险投资可以很好地监督管理层行为,向资本市场投放积极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降低IPO折价率。Lerner(1995)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在进入被投资公司董事会后,可以优化其决策过程,并在CEO更替时,增加自身董事数量以增强监督力。Suchard(2009)也发现,在有风险投资的公司中,董事会独立性更强。而在道德风险理论下,Howorth等(2004)认为风险投资为了获得退出收益,有可能和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不利于中小投资者的治理结构和机制。Monks(2006)同意此种观点,并提出风险投资的介入无益于公司治理的改善。此外,张学勇和廖理(2011)利用中国公司的数据检验得出,外资背景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其治理结构要优于无外资背景的。王会娟和张然(2012)也发现,私募股权投资(包括风险投资)有外资背景,其治理结果更好(表现为管理层薪酬契约更具敏感性)。由于外资风险投资机构存续时间更长、实力更强、经验更丰富,因此,可以推测成熟风险投资机构更重视被投资公司的治理状况。

3. 对问题的影响。认证理论认为风险投资的介入能够降低被投资公司的成本,缓和委托矛盾。王会娟等(2014)提出,风险投资能够影响被投资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具体表现为有风险投资参与的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而且现金股利支付率更高。由于现金股利的支付更能体现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风险投资的介入有利于减轻问题。冯慧群(2016)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其提出风险投资能够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两类成本,有效地抑制管理层“侵占”和控股股东“剥夺”,优化委托问题。而道德风险理论却认为风险投资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内部人合谋,形成问题,增加成本。Lee和Wahal(2004)提出,风险投资为了帮助支持的公司尽快实现IPO,会美化其经营绩效,以博得资本市场的青睐,这样就损害了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导致了矛盾。杨其静等(2015)也提出,风险投资的参与既没有帮助被投资公司提高经营绩效,增加投资者的利益,也没有对其进行监督,发挥公司治理效应。这样,风险投资的存在就无益于矛盾的缓和。

综上,可以看出,已有的文献在风险投资治理结果上存在分歧,而Chahine等(2007)认为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制度环境不同,他们认为风险投资只有在完善的金融和法律条件下才能发挥治理效应,因此,在我国,风险投资要进行公司治理,还有赖于政府在金融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和推进。 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实践中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现象,对其产生的原因、作用的路径和结果进行了综述,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风险投资是“积极股东”,为了保证自身的投资收益,既有动机也有能力介入被投资公司的治理事务,监督管理层行为,引导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第二、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通过股权行使股东权力,另一条是通过董事会行使董事权力。第三,学术界对风险投资治理的结果存在争议,但是一致认可风险投资的参与会改变被投资公司的会计操纵程度、治理结构和机制以及矛盾。

面对风险投资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结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学术界应该在以下方面加以研究:

1. 探索国企混改中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2013年,国家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尤其在国有资本投资项目中引入非国有资本。在政策引导下,国有企业率先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这极大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关注,2014年,众多风险投资巨头进入国有企业,成为国企混改的先锋。风险投资参与国企混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优势:其一,风险投资作为带资源的资本,可以通过强大的资本运营能力、广泛的信息渠道和社会资源,给国有企业带来机制上的革新、治理上的提高,弥补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激励机制、市场敏感性等方面的短板;其二,风险投资会通过资本市场的竞争价格来进入国有企业,避免了上一次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资产贱卖”的问题。鉴于风险投资在国企混改中的优势,要想使其进一步发挥治理效应,国家必须做好政策层面的建设,增加国有资产定价机制的透明性,保证风险投资在进入后拥有话语权,只有这样,才能打消风险投资的顾虑,积极参与国企混改。

2. 探索注册制下风险投资的治理效应。2014年,中国证监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这是逐步推进股票发行从核准制向注册制过渡的重要步骤。2015年,注册制以授权国务院的形式出现,其速度超过市场预期,这为风险投资行业带来了重大利好。由于风险投资进入创业企业后一个重要的退出途径就是IPO,而核准制下我国IPO资源又是稀缺的,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显然,注册制的实行扩大了IPO资源,顺畅了风险投资的退出道路,可以极大地促进风险投资的成长。在注册制下,风险投资会出现两极分化,一些具有战略眼光,能够带来增值服务的机构会得到巨大的投资收益,因为其投资的公司价值高,能够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而一些错判形势,不能推进所司价值增值的机构就会投资失败,面临淘汰的局面。如何提高被投资公司的价值?公司治理是关键!风险投资只有严格监督管理层的行为,使其为全体投资者利益服务,才能更好地利用自身优势为其提供增值服务,进而提高其经营业绩和公司价值。因此,注册制下,风险投资必须要治理、会治理、能治理,才能保证投资收益。

3. 探索风险投资治理的法律边界。风险投资治理的法律边界是其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键。近年来,风险投资进入被投资公司后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公司管理层转移资产、滥用资金,风险投资人过度干预经营事务等等。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风险投资的治理边界不清晰。如果风险投资不能监督管理层行为,那么其投入的资金就存在风险;而风险投资过度控制管理层行为,又会导致越权,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如何界定风险投资的治理范围和内容,既体现其投资者权力,又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不受侵犯,是风险投资有效发挥治理效应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李维安.公司治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 李昌奕.风险投资增值服务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5,(6):98-101.

[3] 胡志颖,周璐,刘亚莉.风险投资、联合差异和创业板IPO公司会计信息质量[J].会计研究,2013,(7):48-56.

[4] 张学勇,廖理.风险投资背景与公司IPO:市场表现与内在机理[J].经济研究,2011,(6):118-132.

[5] 王会娟,张然.私募股权投资与被投资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2,(9):156-167.

[6] 王会娟,张然,胡诗阳.私募股权投资与现金股利政策[J].会计研究,2014,(10):51-58.

[7] 冯慧群.私募股权投资能缓解委托矛盾吗[J].财会月刊,2016,(5).

[8] 杨其静,程商政,朱玉.VC真在努力甄选和培育优质创业型企业吗?――基于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5,(4):192-206.

风险管治论文篇2

关键词:治理机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改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促进银行体系健康发展的关键。20世纪90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进而从公司治理机制角度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risk-taking)问题,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背景

从国际环境看,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趋势的加快,金融风险不断加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成为银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稳健银行体系的重要性,并促使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研究进入实践层面。1999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的《加强银行机构的公司治理》加快了这一进程,使得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成为全球理论界、银行界和各国政府的共识。

从国内环境看,随着商业银行改革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也备受关注。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意味着公司治理已经深入到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完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和主要目标。

发达国家治理机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研究比较成熟,主要是在委托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而目前国内学者对公司治理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较少,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和方法,主要是台湾学者的实证研究。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关于治理机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的研究,本文主要从所有权结构(主要是管理者持股比率)、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董事会规模和特许权价值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论。

(一)所有权结构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管理者持股比率的影响主要形成“道德风险论”和“公司控制论”两种观点。

Merton(1977)与MarcusandShaked(1984)首先从道德风险假说出发,认为在政府采取固定费率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业整体特许价值(CharteredValue)下降的情况下,股东是银行贷款的主要决策者,且可控制银行管理者,存在银行股东为最大化其收益而从事更高风险业务的动机,从而将风险转嫁给政府,引发道德风险。若进一步考虑银行管理者的持股程度,则AmihudandLev(1981)与BrewerandSaidenberg(1996)研究发现:当其持股过低时,股东因控制管理者能力较强从而促使银行倾向承担高风险业务;但随着持股逐渐增加,管理者在职业生涯与个人声誉的考虑下反而倾向于从事较低风险业务,而后随着持股比例的继续提高,又使管理者利益与股东趋于一致,导致银行承担较大的风险业务,即管理者持股与银行风险呈U型的关系。

然而GortonandRosen(1995)提出“公司控制论”,其强调:银行的管理者才是贷款的真正决策者和风险承担的关键。虽然银行股东在理论上存在“道德风险论”所强调的解雇和监督高管人员的权利,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只能以事后收益去判断管理者的好坏,且解雇管理者的成本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上升而增加。银行内部有较差的管理者(badmanager),他们会想尽办法让股东误认其为优秀的管理者且银行所承担的风险较低,因此当管理者持股比率较低时,会让银行承担超额风险;但当持股比例增加时,出于个人前途或特权的保有,管理者会考虑选择安全性计划,进而又使得银行风险降低。即在银行业体制不佳的时期,管理者持股与银行风险应成一倒U型关系。

反之,当银行体制良好时,管理者则会“过于保守”的决定。

Demsetzetal.(1997)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的侧面研究了银行业存在的两种不同的问题,“道德风险论”研究的是银行股东的利益冲动,希望承担更多风险并因此而侵害存款保险提供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控制论”研究的是经典的所有者-管理者问题,两者并无矛盾之处。虽然以上两种观点的立论基础存在差异,但都认为银行与监管机构或者银行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存在风险偏好的冲突,完善公司治理可以达到风险承担的目标(陈晓蓉,2003)。

林宜娴(1997)以30家台湾上市银行1995年资料作实证发现,就整体而言,银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风险承担负相关,当管理者持股比例在40%以下时,与风险间呈负相关,而在40%以上时,与风险承担呈正相关,此时管理者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偏好高风险的营运或投资策略。

李维安、曹廷求(2005)以山东、河南两省27家城市商业银行2001~2003年经营数据为样本所做的实证研究表明,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成正相关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道德风险论”。何喜将(2005)以台湾地区1997~2003年期间33家上市银行的经营数据为样本,结果发现内部人持股比例与银行风险程度呈一倒U型关系,符合“公司控制论”的解释。

曹廷求、王倩等(2007)以山东省商业银行作为调查样本,实证结果为第一人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且其对风险承担的降低有积极的影响。而个人和民营股东的存在,倾向于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

(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对于机构投资者,Pound(1988)与Cebenoyanetal.(1999)基于“谨慎投资者”假说,认为契约通常会限定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内容,使得其分散风险的能力较其他股东低,以至于拥有专业能力与资源的机构投资者有较强的监督动机来限制管理者的行动。KnopfandTeall(1996)也在300家储蓄机构的样本中得到支持“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高,监督动机越强,银行风险越小”的论点。

林宜娴(1997)提出,机构投资人的持股比率愈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愈高,主要因为机构投资者并非仅为保守的监督者,其为了提升所投资的银行价值,对成长导向或高报酬的风险承担决策有正面的影响,同时因其在监督管理上具有专业知识与技术,故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越高,反而银行风险越大。陈晓蓉(2003)发现,机构投资人持股比率越高,银行的信用风险越小;在整体风险方面,机构投资人持股比率越高,银行的整体风险反而提高,整体表现较差。

不过,Ross(1989)与ZeckhauserandPound(1990)所提出的“资讯不对称假说(InformationAsymmetryHypothesis)”却认为在信息不对称下,银行业本身的不透明性会使得外部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难以发挥监督功能来控制银行管理者的行为。管瑞昌(2003)以1995~2000年34家台湾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结构投资人持股比率与银行逾放比率无显著关系,可能其持股比率受限,外部监督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三)董事会规模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

Changantietal.(1985)与Jensen(1993)认为,当董事会人数较多时,容易造成董事间沟通与协调困难,以致于监督能力下降而让管理者有机会去追逐个人利益;反之则较可能达到有效率的控制机制,使经理人倾向和股东利益结合,而不会造成银行风险增加。Eisenbergetal.(1998)也发现芬兰中小型企业的董事会规模与获利性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当董事会人数变多会影响对管理者的监督能力,问题更加严重,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进而降低公司绩效,增加风险。

但从另一角度看,外部董事的数量与董事会人数成正比,当董事会规模便大事,外部董事的人数也变多,其可能倾向支持风险较小的决策。SimpsonandGleason(1999)认为当董事会人数较少时,可能会出现易受管理者影响与控制的现象,但当人数增加时,反而可能提出较广泛的建议,银行风险减小。

李文惠(2002)提出,小规模董事会银行的市场风险,显著高于大规模董事会银行的市场风险。陈晓蓉(2003)利用PanelData模型实证分析,就董事会规模来说,其与银行的信用风险负相关。

(四)特许权价值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影响

Marcus(1984)、Keeley(1990)与Gallowayetal.(1997)皆认为:低特许价值的存款机构常会有较大的风险承担,高特许价值的存款机构则会审慎行动以保护其特许价值。研究发现,特许权价值高的银行在倒闭(清偿力不足时)时付出的成本很高,因此银行所有权人(股东)有稳健经营和避免风险以维持特许权价值的激励,可见,特许权价值的存在有助于减轻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Keely(1990)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银行在1960~1970年代期间的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导致了1980年代银行业的高风险经营;Demsetzeta1.(1996)对90年代初的美国银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特许权价值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Weisbrodetal.(1992)和KonishiandYasuda(2004)同样发现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导致了日本银行业风险的增加。

郑裕城(2003)实证结果发现,整体风险及非系统风险与特许权价值呈显著负相关,系统风险呈现不显著相关,即特许权价值较高的银行为保护其商誉的价值而采取较为保守的经营策略。

三、对现有文献的评述和启示<B></B>

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此问题的文献重视实证研究,强调现实意义。不同国家的学者纷纷从实证角度度量此问题,由于各国银行治理模式和发展状况不同,选取的变量各有侧重,所以得到的结论存在差别。但由于实证研究较强的客观性和现实性特点,研究结果对于各国银行治理和风险问题有较好的反映,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我国而言,此内容的研究较少,除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待完善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国银行实证研究的数据难以获得。所以,国外以及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对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完善和风险控制提供重要启示和依据。

参考文献:

1、李维安,曹廷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模式与我国的选择[J].南开学报,2003(1).

2、陈晓蓉.发展中的台湾银行业:结构的变迁与竞争挑战[D].国立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03).

风险管治论文篇3

一、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演进

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主要是防止人的不良行为动机发生、以及个人能力的有限性,还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多方面的原因而建立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随着企业组织目标及其外部环境的变迁先后经过了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相对稳定和确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及相对简单的契约产权关系下,企业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风险是财产物资收支和保管过程中的盗窃实物风险,即防止人的不良行为动机发生,这是最初内部控制的阶段——内部牵制。L.R.Dicksee在1905年最早提出了内部牵制,他认为内部牵制是由职责分工、会计记录和人员轮换三个要素构成。其目的是保证各账户的核算准确无误和财产的安全完整,即主要是为了降低企业财产物资的实物风险。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 财务报表成为评价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好坏的载体,为防范财务报表作弊(即财务报告风险)的内部控制开始出现,重要性日益提高,同时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如何解决面临的各种性经营风险问题也提到工作议程,并日显重要,企业不得不加强日常生产经营的控制和监督。因此,内部控制的牵制范围不仅涉及会计及财务范围,还要深入到企业所有部门的各项业务活动。为控制经营风险,避免企业破产的威胁,一系列的企业内部管理控制措施相应诞生了。194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的审计程序委员会第一次对内部控制进行了定义,该定义将内部控制看作是防范企业财产风险、报表风险和经营风险等各种可能的方法和措施。此后,该委员会又多次对内部控制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定义,使内部控制系统的层次从日常业务执行的基层拓展到管理层,内部控制系统的要素主要由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组成。20世纪80年代金融危机暴露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都比较良好的银行业在资产的实物安全、财务报告以及经营管理上都存在问题。一些企业对财务报告进行舞弊和突发性企业破产事件的发生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重新关注企业的内部控制。1988年4月,AICPA了SAS第55号,将原来作为一种方法和措施等制度的内部控制转变并定位于内部控制结构。即将内部控制结构看作是为合理保证达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各种政策和程序,并由控制环境、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三个要素组成的一个内部控制结构体系。该体系首次将控制环境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它表明内部控制不仅要靠传统的经营计划、预算这样的“硬性”控制工具来控制风险,还要借助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等“软性”控制工具来控制风险。这些硬性和软性控制工具共同构建了企业组织的控制环境。因此,内部控制结构系统的形成反映了人们在实物风险、财务报告风险、经营风险等控制思想和理念等方面更加理性、更加清晰。为了反对虚假的财务报告,防范企业出现的各种风险,更好地发挥内部控制中的作用,1992年,美国COSO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研究报告,将内部控制从企业整体视角赋予了新的含义,即由董事会、经理层和其他职员共同参与的,为实现企业营运高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相关法规的合法遵守等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并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划分五个互为关联的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构成要素。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发展壮大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越来越成为一个开放系统,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至关重要,而内部控制整合阶段正是为了应寻这种变化而进一步强化了控制环境对企业风险防范的作用,并明确提出了风险的防范措施。同时针对市场不断出现企业舞弊与失败案件的发生,企业也开始增加了对经营活动中的合法合规性目标的控制,从而使内部控制风险相应地增加了合规性风险的防范。

随着企业外部社会、经济环境和企业目标的变迁,内部控制系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控制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充,即从在简单环境下仅要求对实物风险的控制,发展到在复杂环境下不仅要对实物风险的控制,更要对财务报告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的控制最后还增加合规性风险的控制。涉及的控制层次由作业基层上升到管理中高层,从一个强调制度层面的静态内部控制系统转变为一个强调过程的动态内部控制系统。

二、公司治理系统演进

公司治理系统源于两权分离下的委托问题,产权经济学奈特是公司治理研究最早的一个学者,而真正引起经济学家及管理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研究关注的学者则是Berle和Means,他们俩在1937年合著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被公认为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开山之作。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市场不断出现一些大公司由于舞弊等丑闻而倒闭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如英国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事件、美国的安然事件等),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并持续至今。从英国第一份公司治理报告(cadbury report 1992)出炉,到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SOX法案来看,公司治理系统的演进经历了从狭义的公司治理到广义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系统的核心从权利制衡到决策科学;公司治理系统要解决关键问题也从问题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变迁到由决策失误所产生的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等问题。

狭义的公司治理一般涉及到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处理,是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系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建立一套既分权又能达到相互制衡的制度来降低由于两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和风险,从而防止经营者通过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对股东利益实现产生各种不利影响;广义的公司治理则不仅包括股东对管理者的制衡,还涉及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政府、社区、员工和供应商等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对管理者的制衡。因此,从狭义的公司治理到广义的公司治理,使公司治理的核心从仅为制衡而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发展到还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从而在保证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损害的基础上,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因此,OECD(1999)认为公司治理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明确赋予了公司董事会、高管层等各利益相关者的各自的责任与权利,同时清楚说明了各方决策公司各项活动所应遵循的各种规则和程序,并且,还提供了公司设置目标需构建的结构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进行监控运营的各种手段。李维安也认为公司治理系统是通过建立的一套制度或机制(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来协调公司管理者与股东等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从而最终维护各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

实际上,很多公司在高管层决策正确,经营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时,公司高管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相应就较小;而当高管层因决策失误而导致企业效益不断下降和财务状态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公司高管为了继续满足其日益膨胀的私利,发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可能性就增大。因此,公司治理系统的演进是从仅要解决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发展到不仅要解决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更要解决由于决策失误而产生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

三、风险管理系统演进

风险管理从字面看是“风险”和“管理”两个概念的整合,实质上是针对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管理活动的总称,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社会经济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大及经济技术不断创新促使了风险管理的产生及发展。风险管理思想萌芽于20世纪的30年代,在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经济衰退造成大量工厂倒闭,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消除风险带来的各种损失。风险管理概念是1930 年在由美国管理协会召开的一次有关保险问题的会议上由Solomon Schbner 博士首次提出的。而风险管理系统作为一门学科体系,其产生、发展及完善主要经历了传统风险管理阶段、现代风险管理阶段和全面风险管理阶段三个阶段。在传统风险管理阶段(20 世纪50 年代~70 年代),风险管理的目标主要是防范和管理企业面临的各种纯粹风险(即各种自然灾害所产生的不利风险),企业风险管理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风险回避或风险转移,保险便成为主要的风险管理工具。在现代风险管理阶段(20 世纪70年代后期~90 年代未),企业风险管理主要体现在投资风险与财务风险等单一、局部的层面上,没有涉及到更多层面,更没有考虑企业战略层面的风险。因此,该阶段的企业风险管理主要集中在会计、内部审计等职能部门或独立性较强的投资部门来完成,高级风险管理职位一般不再设立。在全面风险管理阶段(21 世纪以后~至今),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及企业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增多增大,使企业最终由于不确定性产生的风险也随之放大,因此,企业不能仅仅从某项业务、某个部门的角度考虑风险,必须根据风险组合的观点,从整个企业的角度来分析风险,于是产生了全面风险管理思想与框架。尽管学术界也出现过整体风险管理(TRM)和全面综合的风险管理(GRM)两种理论,但这两种理论的应用范围一般只涉及金融业,而2004年由COSO颁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即全面风险管理(EMA)不仅适用金融业还适用于金融领域外其他不同行业和不同领域,且关注的重心直接放在企业目标的实现上,为全面评价风险管理的有效性提供标准。COSO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由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人员参与,从战略层面开始贯穿整个企业的一个风险管理过程,其目的主要是为实现企业各种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

四、内部控制系统、公司治理系统及风险管理互动关系

虽然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公司治理系统及风险管理系统各自历史演变的时间不同,先有内部控制框架,而后出现公司治理准则,最后提出风险管理框架。三者共同目标之一却都为了控制企业风险,从而使三者相联。但是三者之间又有区别。否则,就没有产生并发展企业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三系统的必要。区别可从三系统的目标、客体、主体及理论依据等方面体现。从系统的目标和客体来看,由于内部控制系统的目标主要是对企业报告风险、经营风险以及合规性风险的控制。因此,内部控制系统的客体边界主要涉及企业会计核算系统和各项业务执行系统(如供、产、销等系统)等集合体;公司治理系统的目标是不仅要控制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更要控制由于决策失误而产生的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因此,公司治理系统的客体边界则是企业的治理系统和决策系统等集合体;而风险管理系统是企业要管理从战略层面到战术层面最后到操作层面这一贯穿整个企业的各类风险,不仅包括风险控制,还包括风险计划及风险应对,风险管理系统的目标是为了识别可能影响企业的潜在事件并根据企业接受风险的态度和能力来管理风险,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及合规性目标提供合理的保证。因此,风险管理系统的客体边界是由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控8个要素构成的集合体。从系统的主体来看,企业内部控制的主体是董事会、管理层及各类员工等基层;公司治理的主体边界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层;而风险管理的主体边界则是从董事会、高级管理层、中层管理层及员工各基层。从三个系统形成的理论基础来看,内部控制系统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以审计学、会计学为理论基础;公司治理系统的理论基础则是以产权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风险管理系统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是以管理学为理论基础。

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表现在:首先,从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的联系来看,公司治理系统可以看作是在企业治理层面上,即企业战略层面上来控制高管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及战略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内部控制系统则主要是从企业经营层面来控制企业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一种过程。企业经营目标是战略目标实现的具体化,因此,内部控制从属于公司治理,即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制度环境,内部控制系统有效运行必须处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系统的大环境之下。反之,公司治理系统不完善,无论设计如何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也会流于形式而难有好的效果。同样,公司治理系统也离不开内部控制系统,如果没有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公司治理系统留下的空间将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其次,从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联系来看,根据COSO颁布的相关框架来看,风险管理系统的八要素是在内部控制系统的五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目标设定、事项识别及风险应对三个要素,同时将控制环境要素改为内涵更广的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系统的延伸和拓展,即风险管理系统包括内部控制系统。内部控制系统仅是在经营管理层面如何控制相关风险,而风险管理系统不仅要在经营层面控制相关风险还要在治理战略层面控制相关风险,从而将风险降到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或达到最小化。更要对这些风险进行风险与收益组合的选择和确定即目标设定(风险计划)。同时还要对企业面临的各类风险根据不同情况采用风险回避、风险转移、风险降低或风险承受中的一种或多种措施来积极应对,即风险应对。所以,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应该围绕风险管理系统来进行设计,通过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有助于风险管理系统的良好运行。反之,只有内部控制系统及其他子系统运行良好,才能保证风险管理系统的健全运行。最后,从公司治理系统与风险管理系统的关系来看,由公司治理系统的演进可知,公司治理系统关心的问题是“公司向何处去”,侧重于战略管理;而企业管理关心的问题是“使公司怎样到达那里”,侧重于业务经营管理。公司治理是企业管理得以有效展开的前提条件之一,为具体管理行为的展开提供了基础性制度环境。而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公司治理系统同样为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运行提供了运行的平台和制度环境。风险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来保证。为了使全面风险管理能有效运行,在公司治理范畴的组织机构中,必须有和全面风险管理对应的功能部门,如董事会是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对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负责风险管理的监督,管理层负责执行风险管理制度等,否则,全面风险管理就缺少运行的载体。从这个意义讲,公司治理系统中的组织机构是风险管理系统的硬件平台。此外,公司治理系统中的权利、制衡等制度安排,为全面风险管理提供了畅通无阻的信息传递渠道和科学决策的保证环境,同时也是减少操作风险、降低道德风险的必要手段。同时,风险管理也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之一。从公司治理系统的目标来看,公司治理系统要解决的问题是由问题引起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及由决策失误所产生的战略风险和经营风险,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离不开风险管理。COSO明确强调董事会在风险管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负有总体责任。董事会需要批准企业的风险偏好,检查企业的风险组合,并与企业的风险偏好相比较,了解企业最重要的风险并评估管理者的风险反应是否适当。

[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编号:71063015)、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项目(编号:10GL29)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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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维安:《公司治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风险管治论文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董事会;治理

从国际银行业经营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是商业银行一项非常关键的制度安排,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防范银行风险和促进银行稳健高效运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国内外银行业公司治理由“股东大会中心治理”逐渐转变为“董事会中心治理”的现状,凸显出董事会治理在公司治理中起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我国银监会、证监会一直高度重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法规和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国有商业银行治理及相关监管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其目的都在于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防范银行风险并促进银行稳健经营。在监管部门的指导和推动以及商业银行自身改革和努力下,大多数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逐步完善和健全,与以前相比公司治理水平都取得较大的进步。

1.民生银行公司治理概述

作为国内首家主要由民营资本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民生银行遵循《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职责分工(以下简称“三会一层”),使其从一开始就构建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基础,避免了“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的情形,并出台了《民生银行公司章程》、《民生银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民生银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民生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民生银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通过制定政策和强化执行落实,公司内部治理得到的进一步的完善。在高级管理人员激励方面出台了《民生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年薪制办法》、《民生银行董、监事薪酬制度(草案)》等制度,将各项经营指标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收入、管理水平、经营业绩紧密挂钩。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外部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规模很小,职业经理人市场中中高级银行经营管理者数量更少,商业银行的经理层所面对的人才市场压力较大。因此民生银行建立了独特的“三卡”工程,即“福利卡”――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绩效卡”――体现员工的价值创造,“培训卡”――挖掘员工潜力、重塑员工的职业道路,强化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2.董事会治理机制

2.1 构建有效的“三会一层”架构和制度

在公司治理中,董事会拥有“控制与决策”的职能,处于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中心环节。“董事会中心治理”可以理解为:“唯有强大的董事会,才有强大的公司”,其含义在于强调董事会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因此若要提高公司治理的效果,首先需要抓好董事会建设。另一方面,强调董事会的核心作用,并不意味着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可以“唯我独尊”、“包打天下”,而是应该在明确、合理划分“三会一层”职责界限的前提之下,明确董事会职能的工作重点和定位,保证董事会工作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

从根本上讲,唯有保障“三会一层”相互配合又各司其职,强化“三会一层”之间相互协调和配合,才能真正既发挥“董事会中心治理”的效果又提高公司治理的整体成效,否则就会出现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必然会导致公司治理的效率下降。因此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中心环节,必须做好“三会一层”之间的沟通交流工作,保证信息及时沟通,对重要问题要经过沟通交流并达成共识。董事会作为“三会一层”的牵头人和协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关键就是体现在沟通交流的环节上,主要工作就是促进“三会一层”沟通协作,共同促进公司治理的和谐高效。

构建好科学有效的“三会一层”架构和制度的基础上,战略管理、风险管理、绩效管理和员工激励、完善董事会自身建设就是董事会的基本职责和工作重点。围绕这四个环节开展工作,才能不断的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2.2 董事会战略管理

在董事会四项基本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战略管理。战略定位是所有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也是公司治理中最重要的一项职能。董事会必须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围绕自身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为经营管理层明确短期和长期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及发展路径。民生银行董事会也把建立“公开透明、高效和谐”的公司治理机制作为重要职责,力争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经营管理层主要负责银行的日常管理经营活动,但在管理经营中必须贯彻落实董事会制订的风险战略、发展战略,并根据董事会制订的风险战略、发展战略制订年度经营目标和经营计划,并上报董事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并不直接插手银行的日常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制定风险管理战略、发展战略对经营工作进行指导,并通过经营绩效的评价和考核来保障和激励战略规划的实施。因此董事会的战略管理职能是长远发展和稳健经营的保障和基础。

民生银行董事会主要从战略制订、战略实施、战略调整三个方面强化战略管理职能。2006年,在现任董事长董文标的带领下董事会开始着手制定《民生银行五年发展纲要》(简称《纲要》),分析了民生银行实施战略转型的必要性,描述了转型期战略调整的内涵,确定了战略转型阶段的目标。通过五年来的经营成果可以看出,此次战略定位的重要性和及时性,在公司内部治理、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对外并购、风险管控、国际化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等多个方面构建的战略目标体系和相应策略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和经验。《纲要》编制完成后如何确保战略得以至上而下贯彻实施就成为了重要工作,董事会主要从宣讲《纲要》、制定《五年发展纲要实施方案》、内部架构全面调整提升(主要有事业部制改革、优化中后台机构、分支行职能重新定位这三方面工作来打造专业化管理和销售模式)、探索多元化国际化发展模式这四个方面来确保战略有效贯彻执行。战略发展规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董事会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总结前期战略执行的经验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是保证战略有效实施落实的重要内容。

2.3 董事会风险管理

民生银行以建设成为中国领先的银行业风险管理银行为发展目标,按照COSO全面风险管理以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总体要求,借鉴国内外先进风险管理银行的最佳实践经验,立足于民生银行的实际情况,结合业务发展战略需要,始终坚持“业务发展与风险相协调,收益与风险相均衡,资本约束与风险相适应”的风险管理原则,并建设体制完善、流程高效、技术先进、服务优良的风险管理公共平台,大力提高全面风险管理能力,从而实现民生银行实施风险管理的六大转变。即:从“控制风险”到“主动管理与经营风险”的转变,从“单一信用风险管理”到“全面风险管理”的转变,从“资产负债管理”到“资本管理”的转变,从“简单关注风控指标”到“全过程风险管理”的转变,从“经验定性管理”到“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管理”的转变,从“静态创利与不良考核”到“动态风险调整后收益(RAROC)和经济增加值(EVA)考核”的转变。这六大转变体现出风险战略意识的转变、风险过程控制的转变、风险与绩效关系的转变,是构建全面战略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

董事会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督促管理层依据《规划》要求,建立领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促使管理层制订以及实施《新资本协议实施工作方案》,从而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虽然新资本协议在表面上是改进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但其核心是对风险管理体制和制度进行完善,将风险管理的视野放眼于全面风险管理,维护银行的稳健经营。民生银行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总体目标是2013年底前,成为被银监会批准的新资本协议达标银行,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可以如期达成。

2.4 董事会绩效管理

公司治理的核心就是激励和监督。董事会绩效管理的主要对象是董事会直接聘任的高级管理层人员,绩效管理职能要倡导积极健康的绩效文化、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绩效考评制度、完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并严格依据考评结果兑现奖惩。做好高级管理层的绩效管理工作,对高级管理层组织实施发展战略、风险战略情况以及经营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与奖惩。为了建立健全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高级管理人员不断提升胜任能力,促进经营目标的实现,民生银行董事会研究制订了《民生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尽职考评试行办法》,且高级管理人员的尽职考评是由董事会组织发起的,在高级管理人员完成岗位职责,达到董事会下达的经营管理目标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考评工作,与上级组织部门发起和组织的领导班子及成员的年度综合考评有所不同。高级管理人员的尽职考评内容分两个部分即领导力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依据制度规定,董事会每年组织一次考评工作,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在高管人员激励方面采用额设立属于高管人员的个人预留薪资账户,并且每年从其应发业绩薪资以及贡献奖中预留50%,并在每年年报信息披露后才能予以返还。采用这种制度可以较好的维护高级管理人员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实现银行长期发展目标。

早期民生银行绩效的考核指标倾向于注重利润指标的完成情况,考核的指标较为单一,近年来按照《纲要》的要求,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注重股东回报,从而修订了高管人员关键经营业绩的有关考核指标体系,考核指标现包括净资产回报率、净利润、市值增长率、营业费用占营业净收入比例、不良资产率、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一系列等指标,对于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健全绩效考核体系,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3.民生银行董事会治理效果评价分析

在良好的公司治理基础架构上,科学合理的“三会一层”相互协作制衡,不断完善的制度流程,以及锐意改革创新的自发动力,尤其是2006年开始在董事会治理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探索和实践并坚持落实执行,其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和专业科学的决策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逐步增强董事会治理成效,从而进一步深化公司治理机制。民生银行在完善董事会治理方面所做的工作是要强化董事会对战略的最终责任、对风险最终责任,强化董事会在银行发展和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同时,民生银行董事会提出的“高效”和“透明”的董事会运作主题,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来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全行发展和公司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分析总结民生银行董事会治理机制的核心问题是董事会在“三会一层”架构基础上的定位以及如何发挥专业决策职能和激励约束作用。因此,总结民生银行董事会治理成效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基于科学完善的“三会一层”架构,董事会自身定位准确、权责明晰、制度和流程完善;二是充分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作用,凸显出专业高效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三是科学合理的监督机制;四是加强信息沟通,增强董事独立性,进一步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

民生银行董事会治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战略定位过于“机会主义”,追求短期利益。战略,顾名思义,是长远发展目标,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过于短视。过于“机会主义”的战略定位会对长远稳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二是董事会在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方面亟待加强。民生银行董事会在全面风险管理文化和内控管理文化方面通过探索实践和坚持不断的推行已取得不错的成效,不良贷款率一直处于行业最低水平,最大程度降低贷款资产风险;同时全行员工对全面风险意识有所加强,在操作风险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和提升。在此基础上,民生银行急需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多下苦功。企业文化建设一直以来是现代公司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的力量将逐步显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公司治理效率和企业长远发展。三是需进一步完善用人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董事会除了做好高级管理层的激励和长期培育之外,更需要有科学长远的用人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机会主义”,过于强调“短期目标”、过于重视短期利益,不利于人才的长远培养,更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和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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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治论文篇5

关键词: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城市公共交通;风险全过程管理;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生产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近几年已接连发生重庆万州“10.28”城市公交车坠江和贵州安顺“7.7”公交车坠湖事故,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也凸显出城市公交企业安全风险管控方面仍比较薄弱,有待强化[1]。为有效管控风险、加强隐患治理、降低责任事故,及时有效处置突发事件,保障城市公交安全运行,本文提出建立基于风险全过程管理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以下简称WPRM—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并从定义、逻辑思路、相关理论基础、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核心要点等方面对WPRM—隐患排查治理体系进行阐述分析。

1体系定义,逻辑思路及相关理论支撑

1.1定义

WPRM—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是指以风险全过程管理为基础,对因风险管控措施失效而形成的各种隐患进行分级分类、编制排查项目清单、制定排查计划并组织实施、通报隐患信息、下发隐患整改通知、实施隐患治理、隐患整改情况反馈、隐患整改情况的全过程,以及文件管理、评估修订、评审改进相关配套措施的总和。

1.2逻辑思路

风险全过程管理是指在安全风险管理理论和突发事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城市公交行业管理特点和企业实际,充分融合安全生产标准化、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成果,进一步向后延伸风险管理的大链条,从而实现对风险的全过程管理。这一理念下的风险管理,包含了从风险的产生、辨识、评价、控制、转化、消除的全过程。其中风险转化包含了多种风险形式的转化和演变,包括转化成隐患、诱发突发事件、导致安全生产事故等。风险全过程管理的路径示意图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WPRM—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在风险全过程管理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也是其与传统意义上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本质不同。从承上的角度看,WPRM—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更强调与风险管理阶段的衔接,强调排查对象是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通过这种排查,及时排查出隐患(风险的第一种转化形式),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促使隐患得到整改,风险得以消除,见路径2(举例:在行车前发现车辆制动出现故障,及时报修消除隐患)。路径2中还包括另一种情况,即隐患已经发生到一定阶段,称为突发事件征兆,但是还未引发突发事件(举例:行车中车辆制动发生故障,及时发现后立即通过行车制动减速靠边停车,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从启下的角度看,WPRM—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是连接风险管理体系与应急管理体系的纽带。应急预案是应急管理体系的总纲及指导文件,而风险评估结果是应急预案编写的前提条件之一,常暴露的、危害后果严重的隐患及企业曾经发生的事故是制定应急预案的重要依据。当存在的隐患未及时进行排查、治理,则有可能进一步形成突发事件(风险的第二种转化形式)。届时,如果应急预案已经提前预判了相关情况,并制定了有效的应急措施,则可能使突发事件得到顺利解决,不会进一步上升到事故,或者尽可能避免大事故、次生事故或者更严重后果,见路径3(举例:车辆在下坡过程中突然制动失效,驾驶员根据应急预案遇到类似情形时的相关要求,合理利用路边障碍物实现减速乘车,成功避免发生更为严重的人伤事故)。当风险未能成功的通过路径1-3减少或消除,则只能通过事故的形式爆发出来。WPRM—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本质要求就是通过加强风险-隐患-突发事件-事故的全过程管理,抓住路径中的每一个关键控制点,实现风险的消除或软着陆。

1.3相关理论支撑

(1)安全风险管理理论安全风险管理是指企业通过识别风险、衡量风险、分析风险,从而有效控制风险,用最经济的方法来综合处理风险,以实现最佳安全生产保障的科学管理方法。传统的安全风险管理程序通常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衡量、风险管理对策选择、执行与评估四个阶段[2]。(2)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是指企业通过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通过全员全过程参与,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面管控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工作,建立过程包括初始评估、策划、培训、实施、自评(检查)、改进与提高六个阶段[3]。(3)双重预防机制双重预防机制是基于我国长期以来安全领域管理实践,在传统的风险管理的链条上,重点强化了隐患排查部分的内容,使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管理思维。包括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两部分内容[4]。(4)应急管理生命周期模型应急管理生命周期模型(MPRR)包括减缓、准备、响应、恢复四阶段。其中减缓阶段是预防突发事件的阶段,也是应急管理全过程的起点阶段,主要内容包括风险评估和脆弱性诊断、隐患排查[5]。

2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2.1必要性分析

WPRM—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可以从国家层面、部级层面,地方层面进行分析,主要体现在双重预防机制的深入推广以及应急管理风险前端管控的需求。(1)国家层面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6],要求建立健全综合交通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法规制度和预案体系。2020年9月19日,GBT29639-2020《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7]正式,将于2021年4月1日正式实施。相对于旧版本,修订版本更将强调了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重要性,并给出了相关报告编制模板,标志着企业应急管理与风险管控的联系将更加紧密。2020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委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修正草案)》。《草案》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进一步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要求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还明确提出要加强重大事故隐患的管理,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规范性及信息化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2)部级层面2018年8月,《平安交通三年攻坚行动方案(2018—2020年)》[8]明确指出:“构建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和隐患治理双重预防控制机制。”同年,《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管理暂行办法》[9]《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治理暂行办法》[10]正式实施,对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及其监督管理,隐患排查、整改及其监督管理做了规定,并明确要求在各细分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和隐患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中,建立完善相关工作制度、标准规范和操作规程,逐步形成完善的工作体系。2020年1月,《2020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要点》[11],其中第5点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深化重大隐患排查治理,推动重大隐患清零。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充分体现了交通运输部对建立基于双重预防机制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的高度重视。(3)地方层面双重预防机制目前已经在山东、河北、河南等部分省份大力推广。各地市应急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以推进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以山东省为例,原省安监局先是组织编制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通则、细则,后又遴选部分标杆企业,并指导编制了包括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在内的多个行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指南。2019年,应急管理厅又出台了《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执法检查指南》[12],明确了检查的重点内容、方式方法、程序规则、处置措施,为全省双体系执法检查提供标准支撑。

2.2可行性分析

WPRM—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立的可行性主要包含实践方面的可行性和技术方面的可行性。(1)安全生产标准化、双重预防机制等相关理论实践取得初步成果自2011年《国务院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指导意见》[13]提出在工矿商贸和交通运输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起,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标准化已经在国内推行十年。2016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价管理办法》[14],对原考评员实施办法、考评机构实施办法和考评发证程序等内容统一进行了规范。2018年又推出了城市客运等各专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细则,对安全生产标准化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在持续的政策推动下,多数规模以上城市公交企业都开展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达标。双重预防机制2016年由书记首次提出,之后在山东、河北、河南等试点省份深入推进。其中山东省起步较早,推广力度较大,截止2020年底,大部分省内规模以上城市公交企业已初步建立完成双重预防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成果,为进一步推广风险全过程管理理念准备了扎实的实践基础,可以避免20世纪末安全管理体系引入中国初始阶段遇到的水土不服的尴尬。(2)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经过风险辨识,企业往往会分析出多达成百上千个风险,同时这些风险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仅靠有限的安全管理人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这也是堵漏洞式的缺陷患排查管理长期占据主流的原因。但现在,大数据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能满足风险隐患信息化管理的技术要求,而基于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新设备在公交安全上的应用,在提升公交本质安全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风险的有效识别和管控能力。这一切都为风险的全过程管理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

3核心要点

3.1将风险管控措施作为隐患排查的主要内容

风险管控措施既是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的产出成果,也是隐患排查治理机制的基础内容,是联系二者的纽带。风险管控措施分为工程技术措施、培训教育措施、管理措施、个体防护措施、应急处置措施五大类。应针对具体风险所制定的管控措施,采取合理的隐患排查方法,对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展开排查。当然,这并不是需要排查内容的唯一来源,事故数据、近期安全工作重点同样也是确定排查内容,制定排查计划的重要依据。

3.2保证隐患排查、治理的层级与风险管控层级的一致性

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层级划分应是一致的。风险管控是根据风险大小和职责权限合理界定管控层级和岗位,是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在公司、部室乃至个人岗位各个层级的全面落实。风险管控是划分责任,而隐患排查治理则是在相关管理责任的基础上,制定具体履行公司、部室、岗位各个层级管理责任的具体方法、计划、措施等。

3.3充分结合城市公交行业安全风险特点落实隐患排查治理

从人、物、环、管四个方面对城市公交行业安全风险进行系统分析,得出城市公交行业安全风险具有动态性、多变性、关联性等鲜明的行业特点。隐患是风险的转化形式之一,安全风险的特点决定了隐患的特点,也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安全风险时间与空间的动态性,要求城市公交驾驶员应具备一定的隐患排查治理知识及能力;安全风险的多变性导致隐患排查内容需要及时更新,要求城市公交企业应实现风险隐患的信息化管理并建立相关的内部沟通机制;安全与运营、能耗控制等业务目标之间的关联性,要求企业合理确定隐患排查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方式与方法。

3.4将风险隐患信息作为应急预案体系修订的重要依据

应急预案的编制是一项科学性、系统性工作,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是编制的前提条件。在完成风险评估报告时,应充分结合行业特点进行系统分析,树立底线思维,全面分析不同情境下的不同风险以及可能导致的隐患,从而为有效预判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创造条件。应急资源调查本质上也是一种风险评估,是对企业应急管理工作的全面考量,通过应急资源调查,识别并补强其中的短板(隐患),可有效支撑应急预案各种应急处置措施的有效实施。

3.5建立动态全面的风险隐患信息数据库及风险隐患追溯机制

应大力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推动企业建设安全生产智能装备、在线监测监控、隐患自查自改自报等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推进企业建设风险全过程信息化追溯体系。风险隐患信息数据库应实现风险的识别、记录、提示、及隐患的排查、记录、整改及综合信息分析处理功能,实现实时更新,在线分层级跟踪管理,全过程追溯。应建立风险隐患追溯机制,实现每一起事故(事件)、每一个隐患(问题)都能精准找到对应的源头风险。

4结语

综上所述,面向风险全过程管理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顺应新形势下安全生产工作的新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将有效推动城市公共汽电车行业风险的精准化控制,精细化管理。

风险管治论文篇6

关键词:安全风险;结构性治理;区域主义;区域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1-0037-07

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国内一些重大安全风险越来越突出,体现出风险跨界性、影响集群性、原因复杂性、后果严重性、治理多元性或事件突发性等特点,单独依靠某种社会力量、某个区域或行业进行治理,实难为治。随着近年中央提出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涉及的重大风险治理同样具有战略性意义。作为国家首都所在区域,京津冀的安全风险问题不仅关系到居民安全,更关涉政治意义的首都安全和国家安全。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更是“公权磁场”,这类跨域安全风险的发生和治理具有极强的结构性,单个省市区已无力解决。

一、安全风险的区域治理研究回顾及其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京津冀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度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累积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大气污染、资源紧缺、冲突不断等[1]。2013年~2014年,先后考察津、冀、京三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之后三地政府、学者对此进行热议研讨,并将合理建议逐步付诸政策实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安全风险治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多次提出“总体性国家安全”概念,区域安全风险治理也同样是其组成部分。因此,开展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十分必要。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治理理论的兴起,曾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各类社会自治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及对公共生活影响的重要性上升,理论界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修正。世界银行在1989年首提“治理危机”概念后,治理理论应运而生[2](p.34)[3][4]。它拓展了政府管治视角,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进而出现了全球治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法律治理、公司治理等概念。与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等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不同,也与特别强调市民社会自我治理理论不同,治理理论一开始就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多元方式并举。国家治理的目的或功能不外乎经济平稳发展、政治长治久安、社会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也即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所希冀的“秩序”和“进步”两块基石。

(二)国外区域主义及区域治理实践与理论的成长

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区域治理的实践和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如19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9个区域政府办公室分区治理;布莱尔政府还突出地建立一个以区域政府办公室、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为三大支柱的治理网络,形成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即各地方政府、区域内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通过谈判、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区域治理理论在组织和方式上明显强调三点:一是多元主体间的网络或网络化治理;二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参与性;三是注重多元弹性“协调”方式解决区域问题,特别强调各地方主体为了区域公共利益和安全,让渡一定权力,达到相互纾解矛盾冲突、促进协调发展的目的[5](pp.2347)[6]。很显然,国外关于区域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实践和研究必然包含在区域治理之中,是区域治理的重要专项议题。

(三)中国学者关于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中国学者对于治理理论的研究起步稍晚,最初重在政治学界引介和创新。如在传统的“善政”理念基础上,积极倡导“善治”理念[3],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7]。

区域治理最初是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高度关注,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不无关系,以至于先后在区域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等著作中得以体现,并被限定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运行调控模式”,这显然片面[816]。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突破政治学、经济学的阈限,不断引介西方区域治理理论,并对地区内(某省域或某城市)、行业内(如食品、环境、煤矿、化工、治安、金融、拆迁、迁移)的安全风险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长三角跨界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其治理探索、辽中南城市群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大亚湾石化园区安全风险治理对策研究等[1722]。

(四)风险社会与公共安全管理研究及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从现代性反思角度构建风险社会理论,拓宽了学术视野。他们认为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后果弥散全球;其风险主要源于人的决策及其行为,是现代性的后果,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因而风险防范与治理需要全球合作、复合多元主体参与和建立“世界主义政党” [23][24]。

公共安全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尤其当前流行的应急管理研究,则从策略角度力图强调维护和保持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公共秩序,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恢复,其实质是指政府公共权力用于公共安全的维护、保持和应对恢复。国内外从这些理论对某地区、某城市的综合安全风险或某类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对策研究,尤其是应急管理研究。从美国学者提出的紧急事件管理的五阶段理论(预防―准备―应对―恢复―除灾),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PPRR(预防/减灾―准备―应对―恢复),再到目前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预案―组织―机制―平台―保障―法规)[2528],应急管理实践逐步走向深入。

(五)相关研究文献的简要评价

第一,从上述研究文献看,虽然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性反思,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强调政府主导,但在如何防范和治理安全风险的问题上,几乎殊途同归于治理理论,即均认识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和多元治理方式并举的重要性。

第二,在中国,目前区域治理仍然强调政府主导,而企业或公民主动参与较弱。此外,国内学者的研究或局限于理论方法引介和创新,或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类安全风险治理研究,而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综合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安全风险成因和治理机制的成果更少。

第三,正是由于缺乏社会结构性反思和优化调整,因而在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多偏重于治理的工具理性,导致仅仅完成指标任务、遮盖矛盾问题、负面能量蓄积等问题,反而引发新的风险;而不是从社会道义责任伦理(对生命安全的真正负责)角度即以人为本、从人的安全本质上去化解风险和保障安全。

二、区域重大安全风险表现及“热点”:以京津冀为例

所谓“重大安全风险”,根据2007年《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一般是指一次事故或事件造成10人及以上死亡,或50人及以上重伤,或5000万元及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但是,有些社会安全事件无法进行直接量化,只能视其严重的后果而定为重大安全风险问题。结合安全风险的普遍性和京津冀的特殊性,根据2006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所厘定的四大公共安全风险,可初步列出京津冀地区已现或潜在的重大安全风险(参见表1)。

从表1看,我们需要对整个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进行评价。目前通过初步辨识认为,京津冀最需要治理的涉及跨域性、持续性的重大安全风险“热点”具体分为四类。

(一)京津冀人口流迁安全风险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将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体,三地人口流动的速度、规模、结构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比如,适龄劳动力人口再度激发进入北京、天津“淘金”的流动不会减弱;同时,流动人口的偏激行为、不轨行为或犯罪行为也将进一步凸显;随着利益矛盾激化和权利诉求增强,进京上访群体急剧增多同样考验首都安全;流动人口对三地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管理提出挑战,特大城市垃圾围城、汽车堵城、雾霾罩城等大城市病以及人口过度集聚的风险均将进一步凸显。

(二)京津冀重大环境安全风险

目前京津冀地区环境安全风险比较严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空气污染(雾霾)、土壤污染(化工腐蚀)、饮水水质差(环首都周边地区水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植被破坏等。这些环境风险已经严重影响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如雾霾导致近年京津冀地区急性呼吸道疾病就诊人数骤升。因此,开展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京津冀重大公共安全风险

这里所指的“公共安全”,具体包括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所涉及的企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群聚踩踏和惊遁、食品药品、消防和危险化工、核电站、职业健康、应急救援等高危行业或问题突出的公共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自然灾变风险等,均有一定的突发性、跨域性、规模性。

(四)京津冀重大社会冲突风险

从冲突主体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阶层关系)的干群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和民族冲突,以及反映敌我矛盾的冲突;从冲突是否表露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潜在冲突和现实冲突(又包括主体在场冲突与网络虚拟冲突);从冲突内容划分,社会冲突包括经济利益冲突、政治冲突、文化观念冲突、冲突;从具体直接原因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强拆强迁诱致冲突、环境污染诱致冲突、业主利益受损诱致冲突等;从冲突性质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恶性的流窜刑事犯罪、治安案件和中性的(现场的、网络虚拟的)等;从冲突方式或激烈程度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战争、械斗、游行示威、静坐、围攻、争吵、谩骂、诅咒等。

这里主要是指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容易发生、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跨域影响的社会冲突。如2011年以来,北京东50公里直线距离的河北香河县屡屡发生土地或房屋拆迁案,引发较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京津石等城市内屡屡发生的社区业主维权案等常发性社会治安风险;2013年10月某恐怖组织冲击天安门城楼的事件;2015年3月王府井外籍人员抢劫案;10年前偶有发生的聚集滋事案件;进京上访群体聚集的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京津冀地区尤其环首都周边的大厂、香河等地因改革期间利益分化而潜隐存在的民族宗教问题等。有些冲突具有一定的跨域性,且有些直接指向首都安全,如潜在的暴力恐怖风险等。

三、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及结构性治理新思路

当前京津冀地区重大安全风险的显现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尤其社会结构性原因,因而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区域治理需要走“结构性治理”、“结构性安全治理”之路[29][30]。

(一)区域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

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大系统包含三大社会主体力量(政府、企业、社会)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子系统的结构关系,强调社会稳定和整合,认为冲突是破坏性的[31](序言) 。马克思等多从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出发,强调冲突是社会的另一面相,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科塞认为社会冲突就是一种安全阀,有利于社会高度整合[32]。吉登斯、贝克均强调现代性及其人为决策和行为是社会风险的重要缘由[23][24]。

社会结构是指占有不同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格局,包含人口、家庭、组织、区域、城乡、分配、消费、阶层、文化等子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社会阶层结构则是社会结构的核心[33](pp.911,13)。从社会结构角度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一,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社会系统原因。从社会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与经济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甚至有研究指出,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十五年[33]。这是当前全国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面临的难题,是跨域性风险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

第二,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重要决策原因。按照风险社会理论大师贝克等的观点,现代社会风险源于人的决策和行为,其中很多源于政府本身的决策,即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中,未能将安全风险纳入决策范畴;而且对安全风险治理存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使得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在制定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

第三,资源机会的区域和阶层配置不合理,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根本性社会结构原因。从区域结构看,目前京津冀地区明显存在优势资源过于集中在中心地带(首都),从而导致地带资源稀缺、环境破坏、底层贫困、事故多发、问题突出等现象。资源、机会的区域“圈层化”,必然导致阶层结构发育不正常,广大中下层居民逐步边缘化,因住房难、就业难、看病难、交通难等,导致都市白领阶层上向流动受阻,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冲突、安全事故等问题。一是“公权磁场效应”。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公权力非常强大,因此在政策制定、资源机会配置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也使得外来人口包括外商、外资,都对此产生磁吸效应。二是“极化效应”。即优势资源、机会过于集聚在中心地区、集中于中心地区的社会上层,导致地区资源机会稀缺,人口流迁方向集中趋于中心地带。三是“圈层效应”。即资源、机会按照城市同心圆、区域同心圆进行梯度配置,人口流迁梯度化,但一致趋于中心,最后导致河北等地资源稀缺、环境破坏、积弱积贫等。例如,在人口巨流中,环首都周边的河北小镇成为北京白领的“睡城”,但生活资源相当紧缺,引发了诸多安全风险。

(二)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理念重构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多采取管控型、高压型、封堵型的方式,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新的安全风险,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因此需要在治理理念上,从“封堵型”向“疏导型”、从“单一型”向“多元型”、从“压制型”向“民主型”、从“零散型”向“系统型”进行转变和重构。

第一,突破既有的“为维稳而维稳”、“为经济生产抓安全”的思维和做法,从社会结构分析入手,探索京津冀重大安全风险形成和发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确立以人为本的安全风险治理理念,改变一度存在的工具理性、信念伦理而不是社会责任伦理的安全风险治理观,确立安全伦理观照维度,从而为安全风险治理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调整、多元参与奠定基础。

第二,突破安全风险治理“单兵突进”的思路,将安全风险治理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性国家安全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安全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共进”、“安全风险的政社合作共治”理念,决不能重蹈牺牲安全利益片面发展经济的老路,决不能重走发达国家或地区“先污染后治理”、“重增长轻治理”的老路。

第三,力图构建系统化的重大安全风险区域治理体系(区域安全发展、安全风险区域治理模式)。即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单打一”的安全风险治理格局,打破各地区“一亩三分地”、地方保护主义格局,也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零散应对策略,从而构建“安全风险系统分析法”和科学合理的区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治理体系如图1(包括治理对象、风险评价、社会成因、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综合性治理机制)。

(三)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结构、方式和机制

第一,治理结构层级化。首先,中央高层设立协同治理的指导性机构(及其组成),统一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把控重大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战略和方案。其次,京、津、冀三地分别敷设各自的治理委员会及其机制,受中央指导机构指挥协同。最后,针对具体的重大安全风险,设置和制定跨区整体协同治理的制度和机制。

第二,治理方式多元化。首先,安全风险治理需要一定的成本,因而需要跨区域加大经济投入和物质支撑力度。其次,发挥社会参与治理、社会监督治理的作用(如社会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再次,推进安全风险法治化,使之与安全行政监管、政治控制同时并进。最后,注重安全风险治理的科技支撑手段建设,尤其是安全风险信息化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并不断提升公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文化养成。

第三,治理机制综合化。一是多元合作共治机制。即改变政府单一治理方式,实现政府、社会或企业共同合作治理;同时借鉴英美等国治霾经验,区域的政府监管、依法治理、经济补偿、技术改造、社会运动齐头并进。二是央地统筹治理机制。即地方治理行动与中央统一规划指挥治理要统筹协调起来,中央也应该考虑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三是组织协调治理机制。即在中央层面设立的协同发展指挥委员会下面,分设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机构,统一规划、调度、实施治理行动,避免三地扯皮、推诿;京、津、冀三地也分别在各自内部设立协调治理的组织机构。四是经济协同补偿机制。所谓经济协同,就是京津冀三地在经济结构布局(尤其产业结构布局)各有特色和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必要时进行财税等利益补偿。例如,河北生态为京、津做出了贡献,京、津对之进行合理补偿,或者说安全损失可以通过市场化或行政化途径进行外部补偿,均需建立制度化的机制。五是依法治理监控机制。如对于滥砍滥伐、乱倒乱排、制售劣质食品药品等,均需严刑峻法;对于汽车尾气排放治理,也需有章可循。六是技术研发治理机制。所有安全风险治理的技术手段均在于事前预警防控、事中应急救援、事后修复整改。如应该鼓励研发和推广低碳节能技术、尾气清除装置等;治安需要合乎人性的技防手段(而不涉及隐私),且需制度化。七是社会“安全阀”机制。即小规模的良性冲突本身也是释放社会负能量、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需要建立社会冲突制度化的安全阀机制,包括媒体和舆情监控、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情绪宣泄等机制。八是结构优化调整机制。我们认为,这是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的核心机制,即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导向,优化资源机会配置格局,改变资源、机会过度集聚中心地带的现象,对不同功能区采取不同政策,实现人口有序合理流动、资源机会均衡配置,力图从根本上治理风险产生的根源。同时,注重阶层间收入分配合理化机制、特权阶层违法违规严惩机制、底层社会保障或利益补偿机制、中产阶层维权运动机制等的建设。所有安全风险治理均离不开中产阶层的社会运动,即以中产的环保运动、土地侵蚀抵制运动等带动安全文明发展,促进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治;但也要看到阶层结构本身的调整对于安全治理同样重要,如通过抑制、特权阶层疯狂敛财,能一定程度地遏制人为责任事故的发生;同样,充分解决底层社会的经济贫困,积极进行社会救助,也能遏制等群体冲突事件的过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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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治论文篇7

关键词:风险投资;治理机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6-0042-02

1 引言

随着风险投资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对风险投资的理论研究也逐渐深入。以前国内关于风险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风险投资的宏观领域,比如传播风险投资相关概念和知识、介绍国外风险投资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探讨我国开展风险投资的可行性、国外风险投资运作对我国的启示以及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对策等。近年来,国内风险投资微观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多,如对风险投资的运作机理、契约关系、治理机制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治理是处理不同利益关系的方式,风险投资包括三个主体,风险投资者、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并且三个主体形成双重委托关系,即风险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家的委托关系,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的委托关系。风险投资治理机制的研究也正是从这两个委托关系展开的。

2 风险投资机构的治理

2.1 组织形式

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一般包括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基金制,在国外,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有限合伙制内在的制约和激励机制, 与风险投资过程中内在的风险特性和收益特性间, 有着极其相似的耦合性, 有着其他企业制度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郭明杉, 杨波,2008)。

在激励机制方面。有限合伙制在于利益捆绑,普通合伙人即风险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可得到管理费和利润分配,这种激励方案是在契约中就予以明确规定,而且在整个存续期内不能改变的,这种激励方式和强度具有事先“内置化”的性质(豆建民,2000)。另外,由于有限合伙制基金的存续期是有限的,管理者为了能长期从事风险投资业,就必须不断筹集新基金。如果管理者的业绩好,投资人就会选择他发起的基金投资,而业绩不好的管理者则很难再筹集新的基金,这是有限合伙制有效的外部激励机制(梁欣然,2006)。

在约束机制方面,有限合伙制的约束机制主要体现在为满足风险资本的流动性和增殖性,要求风险资本家在合伙企业中所承担的责任条款和限制条款。作为一般合伙人,风险资本家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因而其个人的财产也处于风险中(刘志阳,施祖留,2003)。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限制性条款包括限制风险基金投向公共证券和一般的债务融资,限制单向投资项目的投资额,限制风险资本家向投资对象投人个人资本,限制基金间的关联交易(姚佐文,2001)。

2.2 风险投资家报酬机制

对风险投资家最直接最重要的激励机制是报酬机制。风险投资者可以实施与经营业绩相联系的报酬机制,风险资本家的报酬结构由固定报酬和可变报酬组成。(蒋卫平,2006)。但是风险投资家的报酬与其经营绩效密切相关存在着一个障碍,即风险投资家的收入有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波动,这种波动使风险投资家的收入面临更大风险,他在谈判契约时便会要求委托人给予更高报酬以弥补这种风险,这就使谈判更趋复杂化。那么,应给予风险投资家的收入多大稳定性或者让风险投资家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与经营绩效挂钩,学术界尚无定论(谈毅,冯宗宪,2000)。解决的办法一是可以通过可变的管理费率,即契约规定在其运作初期采取比较高的费率,随后逐渐降低费率,这种安排能鼓励风险投资家尽快归还投资者的投资资本。二是在利润分配过程中采用“爪回”条款。“爪回”条款的设置是为了将风险投资的报酬和投资者目标联系起来,在风险投资声誉家收到业绩报酬之前,允许投资者收回他们的投资本金和管理费(陈灏康,2006)。

2.3 风险投资家的声誉约束机制

在经理市场上,风险资本家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基于他长期工作业绩建立的职业声誉,风险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动态地显示了他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市场能使风险资本家始终保持深层危机感,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曹兴,王福民,2003)。风险资本家的职业生涯是否得以延续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在风险资本市场不断募集风险基金正常运作所必需的资金。而风险资本家的筹资能力主要有赖于由已往业绩所形成的职业声誉。拥有良好的职业声誉的风险资本家更容易赢得投资者的青睐。因此,风险资本家为建立良好的职业声誉,必须努力工作,不断提高风险投资基金的业绩(蒋卫平,2004)。但是,风险资本家市场的健全是形成声誉机制的前提,否则,风险投资家的自我监督和投资者的外部监督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3 风险投资企业治理

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是适应风险企业发育成长早期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委托人与人之间高度的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风险企业治理结构的主题应是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减少和缓和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大限度地实现二者利益的趋同,进而促进投资者在风险企业中的资产得到应有的保护和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目前,国内学者对风险投资企业治理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融资工具选择

关于融资工具的选择,从风险投资家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确保投资与变现;从风险企业家的角度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确保后续融资的可获得(封思贤,2005)。风险企业融资合约中最常见的融资安排是可转换证券。当风险家和风险资本家的联合努力有助于提高项目的收益时, 双方的努力程度与投资的数量相关,并且证明当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低时, 她必须被赋予普通股, 而当其投资比例高时, 她获得可转换债券或优先股(唐伟,2005)。目前国内对于风险企业的各个阶段应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并无一致看法,曹兴和王福民(2003)认为在企业发展不太稳定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成长期、扩张期,采用可转换优先股有优势。

3.2 分阶段投资机制

分期注入资金是风险投资家所能运用的重要监控机制(陈灏康,2006)。一般情况下,创业投资公司对创业企业的投资都是分期进行的,这样可以根据企业的进展情况决定后续融资的时机与投资额度。如果企业运行良好,风险比前一阶段降低,创业投资公司会乐意追加投资;如果运行情况不佳,创业投资公司可能减少甚至停止后续投资,或提高资金价格。通过这种方式,风险投资企业相当于获得了在下一阶段放弃投资或重新评估企业并提供后续融资的期权(劳剑东,郑晓彬,李湛,2001)。同时,当风险企业家滥用资金或努力投入不足达不到合同所约定的绩效时,通过拒绝继续投资对风险企业家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对企业家的声誉形成不好影响,使其很难再获得其他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企业家为了获得企业所需的后续资金,必须按照合同的规定运作企业并投入有效的努力(曹国华,潘蓉,2007)

3.3 参与风险企业管理的相机治理机制

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所达成的合约往往是不完备的,即所谓“合约有缺陷和遗漏条款”(谢德仁,2001),它既不可能预期到所有情况,也无法详尽地规定各种情况下各方的责任与权利。为了减少风险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为风险企业提供必要的管理支持,风险资本家通常会以适当的方式直接参与企业管理(余晓东,2002)。直接参与管理是除明确契约的保护外,减少风险最有效的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参与管理的风险投资治理不同于一般公司治理,它是一种相机治理模式,即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是可以分离且不必完全对应。对于风险投资家而言,通过董事会席位或者合同赋予的特别条款对各方面施加影响,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制企业而是为了降低风险,增加回报(曹国华,潘蓉2007)。

3.4 其他治理机制

股权结构激励。高新技术风险企业一般倾向于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权结构可简单划分为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二者所占的股权比例。作为物质资本的风险资本所有者与作为知识资本的高新技术成果所有者在签约组成企业之前都是平等的产权主体,都有平等的权利索取剩余。但技术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不可或缺性,为保证在企业后续扩股融资中,无形资产所占股份的比例不被稀释,应把技术发明人所占股份比例写进合同里,确保其股份比例不变,以充分调动技术方的积极性(豆建民,2000)。

浮动股权比例。为了减少委托人与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使二者的利益实现最大限度的趋同,风险投资合同可以规定浮动股权比例条款,即规定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享有的股权比例将视风险企业的经营业绩而相应浮动(吴昊,2003)。具体而言,当风险企业的实际业绩超过预定的标准时,则提高风险企业家的股权比例,降低风险资本家的股权比例;反之,当风险企业的实际业绩低于预定标准时,则降低风险企业家的股权比例,相应地提高风险资本家的股权比例。上述股权分配制度对于风险企业家的激励效应在于:风险企业的经营业绩越好,风险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越大。

4 结论及展望

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对风险投资治理机制的研究围绕风险投资的双重委托关系展开,对组织形式、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进行探讨,已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但也存在着不足。第一,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引进”国外有效的治理机制,没有考虑我国的具体政治经济环境,探讨适合我国风险投资的有效治理机制。第二,大部分的研究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缺乏实证的支持和数据的检验。

综上所述,我国风险投资的现状,需要我们具备更广阔的理论视角和更细致的研究设计。对于风险投资治理机制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我国风险投资的具体情况,研究风险投资治理的特性,建立风险投资治理体系。创业板的即将推出将丰富我们的研究方法,提供良好的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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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治论文篇8

【关键词】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公司治理;战略管理

受美国2002年出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下简称SOX法案)的影响,我国所有赴美上市及计划赴美上市的企业必须按照美国监管机构的要求,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完成内控评估报告。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企业遭受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价格冲击越来越大,各类风险产生的扩张效应和联动效应越来越严重。因此,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成为现代企业重点关注的课题。

本文将在回顾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宝钢在内控体系建设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最佳实践,提出整合的风险管理框架设想,以期对我国企业的内控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一、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理论发展及其关系

(一)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门事件”引起了美国立法者和监管团体对内部控制问题的重视。美国国会于1977年通过的《反国外腐败法》是美国在公司内部控制方面的第一个法案。1980年后,美国COSO委员会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一个组织设计并实施的一个程序,以便为达到该组织的经营目标提供合理保障”。在COSO委员会制定的内部控制框架中,把内部控制活动分成五大组成部分,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和监督评审。

2002年,美国成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简称PCAOB)明确采用了COSO内控框架作为内控评价的标准体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也采用了COSO内控框架,有些国家和地区在参照该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内控体系。

我国在2005年先后出台了《上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两个文件。上述两个文件参照了美国SOX法案的要求,在理论体系上和COSO内控框架一脉相承。

(二)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安全和保险”为特征的风险管理。100多年前航运企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就是通过保险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第二阶段:以“内部控制和控制纯粹风险”为特征的风险管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公司对业务管理和流程方面的内部控制提出了要求。美国1977年的《反国外贿赂法》要求公司管理层加强内部会计控制;1992年的《COSO内部控制综合框架》提出以财务管理为主线的内部控制系统。第三阶段:以“风险管理战略与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为特征的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实践表明,仅靠内部控制难以实现企业的最终目标。为此,COSO于2004年9月出台了《COSO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简称ERM),提出了由三个维度构成的风险管理整合框架。

我国国务院国资委于2006年《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标志着我国中央企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工作的启动。

(三)内控体系建设与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联系和作用

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差异。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是企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内控体系建设的动力则来自企业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合理保证合规经营、财务报表的真实可靠和经营结果的效率与效益,而这正是全面风险管理应该达到的基本状态。此外,内控体系建设与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之间具有紧密的联动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1.在理论框架层面,完整的内控体系包括依据COSO内控整体框架开展内部控制的评审体系以及内控自我评估体系;而目前国内外较为认可的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框架是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这两个框架在理论基础上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

2.在推进工作的步骤层面,从国内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开展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推进步骤来看,以内控先行、再逐步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做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通过内控体系建设,在组织架构的完善、人员经验的积累、内控流程的记录等方面做好准备,可为公司未来开展全面风险管理打下较为完善的基础。

至于差异,从二者的框架结构看,全面风险管理除包括内部控制的三个目标之外,还增加了战略目标;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除了包括内部控制的全部五个要素之外,还增加了目标设定、事件识别和风险对策三个要素。从二者的实质内容看,内部控制仅是管理的一项职能,而全面风险管理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各个方面。内部控制主要通过防范性的视角去降低企业内部可控的各种风险,侧重于财务和运营;而全面风险管理强调通过前瞻性的视角去积极应对企业内外各种可控和不可控的风险,侧重于战略、市场、法律等领域。

二、宝钢在内控体系建设领域的实践

宝钢股份是宝钢集团的核心子公司。公司从2005年增资扩股后就着重于梳理内部流程,推广管理标准。2007年3月,由公司总经理担任组长的内控评审项目开始启动。

内控项目工作范围包括宝钢股份总部以及下属分子公司,资产规模和销售收入合计占整个宝钢股份合并报表范围的80%以上。评审涉及宝钢股份12大业务流程,梳理了各类大小流程300多个。在对12大流程风险控制点辨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宝钢股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编制公司流程内控手册,形成公司全面的内控改进点报告,建立公司层面基本内控体系。并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内控体系的自我评估工作,形成公司内控自我评估报告。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组织了多场内控培训会,形成了全员内控的企业文化。同时,公司对发现的内控薄弱点狠抓落实整改,并对各单位的问题汇总报告进行整理;评审项目组还组织各单位把相关流程发现的内控薄弱点和自身的业务进行对比分析,就同类问题开展自查自纠,以形成辐射效应。此外,宝钢股份还将内控评审项目和常规审计工作相结合,在内部审计工作中跟踪检查问题的整改情况。

三、宝钢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实践

宝钢从2007年开始全力推进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这既是资本市场的要求,也是宝钢自身发展的需要。宝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确定的全面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是:围绕宝钢的战略目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使风险管理机制成为宝钢经营管理各个环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司具体实施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法人治理为基础,建设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

完善的法人治理是风险管理重要的内部环境,也是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起点和保障,而董事会建设则是法人治理的核心。宝钢作为国资委所属中央企业中首批董事会试点企业,在完善董事会试点的过程中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建立外部董事制度,不断完善董事会运作机制,初步形成了出资人、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层之间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

同时,宝钢按照国资委《指引》的要求,构建了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内部审计机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建设:总部各职能部门和各子公司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是所管业务风险的责任者,公司明确了其各自相应的职责。第二道防线建设:总部层面成立由分管副总经理担任组长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由系统运行改善部作为风险管理的综合管理部门,对全面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进行协调和推进。第三道防线建设:审计部负责对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情况及工作效果进行客观、独立的监督评价。对各单位内部控制的合理性、完整性、有效性、可靠性作出评价,及时发现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内控完善的建议。

(二)与管控模式相结合,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和流程

宝钢采取的是“战略控制型”的管控模式,即总部通过对策略性、全局性业务进行管控来确保战略意图的实现,对于具体执行性业务则授权给各子公司来执行,以确保整体运作效率和响应速度。

因此,宝钢的风险管理体系分集团公司和各子公司两个层面推进。集团公司以兼并重组、子公司管控和辅业改制等重大决策、重要业务和流程的风险管理为重点,通过推进风险管理文化建设、推动内控系统优化,确定重大风险的应对策略、完善重大风险预警和报告机制、强化风险管理的检查监督机制等措施,建立并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各子公司则结合自身产业特征,从防范运营风险的角度出发,重点推进四项工作:1.建立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2.对重大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形成重大风险清单,确定风险管理的重点领域;3.针对重大风险涉及的重要业务流程和重大事件,评估、完善内控体系,并落实为工作规范,制定管理制度,形成内控手册;4.针对可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业务领域,建立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

(三)建立了财务预警指标体系,使得财务风险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财务指标的计算和分析得到量化和预警

在应急预案方面,在总部和子公司层面编制了一系列应急预案,提高宝钢处置突发事件、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

四、整合的风险管理框架设想

通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和思考分析,笔者认为: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需要和企业管理的多方面相结合,构建整合的企业风险管理系统。这不仅要考虑和内控体系的融合,还必须与企业公司治理、战略管理等系统相整合。企业风险管理整合系统如图1所示:

(一)风险管理系统应与公司治理系统进行整合

风险管理功能与公司治理功能相耦合和良性互动是风险管理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整合的目标。美国内部审计师协会(IIA)指出,企业风险管理的本质是“通过管理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来创造、保护和增强股东价值”。而公司治理则是董事会为了维护公司利害相关者的利益而对管理层提供指导、授权和监督的过程。整合风险管理与公司治理就是在公司治理框架中加入风险管理的角色。在这种拓展的公司治理框架中,高管和风险主管应当直接承担风险管理的责任,董事会则应积极参与增值型的风险管理活动,如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对管理层进行指导、授权和监督等活动。

(二)风险管理系统应与公司战略管理系统相整合

风险管理功能与公司战略管理功能相耦合,主要体现在图2所示的战略管理全过程中:

将战略管理系统与风险管理系统相整合,有利于以较低的成本顺利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公司治理确定企业风险管理的范围和边界,并为风险管理提供政策;而战略管理则为风险管理提供资源与支持。公司实施不同的战略,会引起不同的风险,也应采取不同的风险应对措施。因此,不同的战略模式将会导致在不同的领域配置风险管理的资源。

企业战略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企业价值创造路径应围绕“股东价值客户价值业务流程核心资源”这一路径展开,该路径表明企业长期股东价值的增长来自于客户价值的增长。企业要获得长期稳定的客户价值,必须具有高效、快捷和质量可靠的业务流程,这些业务流程的价值创造能力又依赖于企业核心资源的研究与开发。这也是企业价值链的形成路径,企业风险管理也应遵循这一路径而展开。

总之,整合的风险管理框架应该是由公司治理层面确定风险管理的政策;由高管确定风险管理的偏好;由战略管理层确定风险管理流程、文件和模型;在应用和基础设施层面配备相应自动控制装置,以促进事件的自动处理和报告的自动生成,并使用分析工具对这些事件及其组合与公司政策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为决策者提供风险应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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