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范文

当代科学篇1

技术分为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及人类自身的技术。技术过程是客观自然的一部分，但技术必须服务于人类，满足社会需要，它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活动只有在适宜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和实现。技术是自身内在的使用价值与现实的社会价值的统一。

科学

科学是科学家对经验事实的普遍描述，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正确的求真的认识，但科学并不是对世界所发生现象的被动记录，它是科学家利用自己的感官和大脑加上想象、情感对客观世界规律的一种假设。库恩说，科学是解谜。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都将科学看成是已有的知识体系。科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它的内容是客观的，同时科学也是创造知识的社会活动，它从一开始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来进行的。

技术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与技术是相互联系的，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二者几乎已连成一体。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对象都是物，其目的都是利用、控制、改造和保护自然。科学认识自然是前提，技术原理往往是应用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对科学知识的实践与运用，是从科学的认识世界过渡到改造世界。

但不能笼统地把科学与技术合二为一，科学活动是认识活动，是知识的生产和交流；技术是经济活动，是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它本身不改变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科学对生产力的影响需要以技术为中介，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学技术帮助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都多的物质财富。科学技术已加入生产过程，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力。科学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技术成为劳动手段，具体化在人、原料、设备、程序中。现代技术已成为企业、地区乃至国家的一种战略性资源，它能改变竞争态势与产业结构，是经济与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力量之一。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生产日趋高度自动化，技术利用和各种自动装置已取代和优化了人的体力劳动，把产品设计、工艺编制、加工制造、管理决策等各部门综合化为一个自动化系统。高新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拓宽了人类的生产生活领域，高度的创新、竞争、效益已给人类带来了最强的福音。高技术旗下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如转基因羊的半升奶中就含有10克人体AAT蛋白，每天创造价值100万美元。

当代生产的主题是提高效率和方便人的生活需求，而技术内在具有的功能与效用恰好满足现代人的这一要求。技术不仅加速了传统产业的发展，而且带动了高新产业的发展，现在出现了第四产业---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行业。正如霍而巴赫所说，科学技术越发达，物质财富就越丰富，就越能使个人得到幸福。

在享受技术带来的美好社会时，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技术的灾难。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诞生，是出于我们的罪恶。”科学光芒升起，德行也消失了，技术的专门化操作造成了文化和个性的毁灭。

技术扩展了人类的劳动对象与劳动范围，越来越多的客观实在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上至太空下到深海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对一项新技术人们首先权衡利弊，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样以来就导致了对被改造对象的过度开发利用直至无利可求为止，生态环境危机、不可再生资源枯竭都源于此。

技术发展带来的反面影响不仅限于客观的物质世界，它已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对人的伦理道德产生了深远影响。萨顿指出：科技专家对技术的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现代科技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已成强势力量，且存在排拒伦理的倾向，使得伦理道德等文化都要以科技为标准，甚至服从它，出现了“技术至上命令”。

在科技应用于生产的过程中，人逐渐物化、商品化了，人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正如器官移植使得肾、肝成为商品。有利可图成了技术的宗旨，这与生命伦理学提倡的行善、自主、公平、公正背道而驰。技术的高度辐射性与风险性深入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并更深层次地影响到人类的伦理价值观。科技的发展可以延长寿命，治疗绝症，但有钱与没钱，成了生与死的界限，医生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原则消失了。技术手段代替生活目的，意味着对精神的贬低与毁灭，没有技术就不可能有文化，但是技术在文化里的胜利及向技术时代的迈进都将引起文化的毁灭，人格将遭到掩埋。现代技术制造出来的机器在满足人们要求的同时，反过来要求服从机器法则。在科技产生机器大工业后，机器的标准化、专业化带来了更高的效率，但却使工人异化为机器的一个零件，极端的劳动分工关注的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的某个劳动器官，专业化像分解物一样分解人，与此同时也引起了教育的专业化，文化也被肢解了。

技术的利用会引起自然界的变化，有我们喜欢的也有我们厌恶的。人们利用技术就是为了获利，但不利变化很难完全避免，对于技术造成的不利有的是无法补救的，可救的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导致疾病蔓延，很多是我们无法治愈的。苏联的核电站事故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可以说是技术带来的一种毁灭形式。对技术的应用源于人对利益的追求，而人的利益是多方面的，技术应用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复杂的。在实际应用中会出现技术应用者的目的达到了，但却伤及他人利益，如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提高效率，但带来的污染却伤及周围群众。更为可怕的是损害别人的利益正是应用者的目的，核武器的运用以伤害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

用新的视觉看待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带来的方便与效益让人类无法拒绝，我们无法再回到田园牧歌时代，但技术带来的毁灭性灾害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如何将科技的益处发展到极限，将科技的危害降到最低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大问题。在中国的近代，鉴于二战很多有志之士认为科学技术已走向反面。梁启超在欧洲旅游归国后说，科技万能的梦想在欧洲已破灭。胡适则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科学而不是批判科学，因为科学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萨顿曾说：“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认识到自然科学是核心，它是智力与健康的源泉，但不是唯一的源泉，无论它多么重要，它都是不充分的。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只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对环境、自然、生态等方面的影响，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发展观，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只以自己为中心，过分强调自身需要的满足，自然的一切只为满足人而存在。

利益最大化原则让人忽视了道德。技术的应用具有不确定性，其后果会大大超出创新者与应用者的预料，它引起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后果往往具有潜伏性，一种药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在许多年后才出现，这样以来人们无法判断科技所具有的全面影响，在每个人都力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时，都选择最有利的行动方案时，却在一定条件下都落了一个最坏的结局。

技术是实现目的的有效工具，但它是中立的，它本身没有规定特定的使用方向。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技术手段具有精神因素，技术是人劳动思维高度发展的产物。科技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是内在价值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评价科技要综合环境、人口、社会贫富等多个方面，同样是一种技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目的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重视人本，强调自身修养，要求“内圣外王”，所以中国的科技在古代没有出现大型杀伤武器。孟子提出：以时入山林，树木用之不尽。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要求尊重客观规律，描绘了最早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中国古代的哲学观为现代科技指明了最好的发展道路，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中寻求技术与人性的融合。很多学者将道家哲学解读为一种要求完全取消人的自我，贬低人的欲望、情感和价值的悲观鄙世的人生哲学。老子“无为”的真谛在于：这是一种存在论上更基本的要求，它要求我们对于作为我们的行为对象的存在与独特性给予一种基本的承认与尊重，反对任何对这种“他者性”的外来强制与侵犯。

科技的负面效应需要伦理来规范，科技发展与伦理应是同步的。波普尔曾说：“科学进展是悲喜交集的福音，很少例外。”克隆技术可以用来治愈疾病，但也可引发基因歧视。伯格在基因重组时呼吁出台相关的伦理、法律来保障人权。

技术的研发应有其道德标准，不能损害人的利益。技术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的大地时期，能为人提供改造世界的最大力量，在本质上，技术是为了寻求人类的解放,社会需求对科技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古代的中国数学技术发达但只用于实际的农业生产活动，现在的数学知识广泛地用于计算导弹射程。

技术应用的负面作用的责任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人。爱因斯坦说：“科技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乱，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提高技术应用的正面作用，降低其负面影响，关键是要强化我们对技术应用的责任感，用正确的道德观念对待技术应用。技术创造出来的工具，对人会有什么影响是技术研究必须考虑的。科学探究无，但科技应用有，如果科技应用损害了人类的根本利益，应当禁止，这个利益包括诸多方面，不能因技术的应用而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在开发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技术系统的过程中，应该思考我们所创造的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新技术所支持的是什么样的人性品格与社会实践，对科技不能仅仅考察其经济收益，应该问这一技术对人类的自由有何贡献，它的作用是加强了还是消弱了社会公平的条件。技术的善恶只相对于其应用，但其成败、得失责任全在于人，核心是人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是否正确。协调人与技术的关系，实际上是协调在技术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我们需要先进的技术同样也需要正确的技术观与人生观。

结论

当代科学篇2

众所周知，由于现代科技的强力冲击，当代美术教育理念及方式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以视觉文化的审美趣味性和创造性为主题的美术教育正在兴起。亦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美术教育的体制必然会出现相应变化。我国的教育纲要明确指出：“美育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美术教育是美育的主要阵地。在当代中国艺术教育体系中，我们对美术教育的诠释更加科学，如教育概念的界定范畴不仅包含技能上的培训，还需着重强调“视觉美术教育”或者“视觉文化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如今美术教育的空间范畴大而广，它包含了各种与视觉有关的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和视觉图像等方面，也包含了传统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工艺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当代的美术教育实际上指的是视觉艺术教育，特别是现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教育的冲击和影响表现的尤为突出。首先，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电脑美术的产生，对传统艺术具有较大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当代美术教育的工作者而言，更加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建立起艺术创造力的主体性意识。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配套设备为主要载体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其设计速度比传统美术样式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

软件方面，以Photoshop、CorelDraw、AutoCAD、3DSMax为主的绘图软件对传统纸笔颜料美术绘图产生着巨大冲击。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显示出了微电子科技巨大的数字化魅力，而传统的美术表现技法，如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素描、水粉，必然受到数字虚拟界面的影响，而审美大众甚至美术教育的主体意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次，摄影技术的诞生，使得对生产生活以至于传统绘画存在的必要性发生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很难分清楚现代科技与视觉艺术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作为两种对世界不同的掌握方式，必然有着各自内在不同的规定性。一般来说，现代科技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往往诉诸概念、原理，强调逻辑性、前沿性，需要主观符合于客观，追求真理，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知识性的给予；美术教育是一种感性思维方式，它以审美体验为基础，诉诸形象，强调主体的感受、体悟等形而上的精神表达，要求客观见之于主观，追求审美，给予人们的是审美和情感的积极愉悦。虽然摄影技术的革新层出不穷，使人们的视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然而，随着审美意趣在客观再现的追求中发生异变，促使现代艺术走向内质与抽象的表达。如今，高科技数字媒体技术的影像时代已经来临，如何处理其与传统美术图像的表现关系，值得考虑。现代美术教育系统已经充分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来处理传统图像学知识和技法，这将给予传统美术教育以巨大冲击。因此，美术教育这种特殊性的内在特质，决定了现代美术教育中建立起主体意识的必要性，尤其是对于现代科技影响下的当代高校美术教育来说显得相当重要。

二、现代科技对当代大学美术教育的启示

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迈入知识资源共享与信息网络化的境域，现代科学技术对美术教育的创新和变革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美术教育工作者通过现代信息获取技术，可以同步掌握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教育资源。现代美术教育的创新离不开信息的支撑，无论是现代艺术的教育性质，还是技术手段的全新应用。这对于国内外美术流派与思潮信息的把握更是至关重要，而这些信息来源的途径主要是数字媒体。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是突然与迅猛，它在不断发生裂变的同时，也在逐步改变着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譬如，视觉传达教育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变换角色。这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美术教育视觉传达数字机能的引入和传统的教育方式相结合。二是快速的科技发展给视觉传达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互联网及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视觉语言，反映了全球化对中国现代视觉设计的影响。我们在很短时间内逐步与国际接轨，“读图时代”的到来，网络、电视和印刷品等“国际化”的特征更加明显，这些都归于西方视觉设计教育的影响。同时，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化设计特征逐渐显露。现代科技促使视觉传达艺术形式更加完美，而中国传统文化及图形融入到“国际化”的视觉语言中，显示了其不断的融合与交汇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几乎以登峰造极式的神奇方式，给人们的各个生活的空间领域带来革命性的的变化，使人类几千来年的梦想在这里变成现实，变成了一个肯定现实生活和对未来幸福生活充满憧憬的时代。

当代科学篇3

从总体情况看，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的基本趋势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趋于缓和，特别是出现了一些试图调和这两种科学哲学的观点；第二，对各门具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方法论研究，特别是一些具体自然科学领域带来的重要哲学问题引起哲学家们的思考，如医学、计算机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问题；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并有可能成为不久的将来的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英美科学哲学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哲学事件。wWW.133229.cOM这场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围绕“科学能否表达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展开的，但更深刻的分歧却是在于科学假设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实在论一方坚信，科学假设虽然可能无法用经验的方法得到证实，但它们设定的实体或过程却是在整个假设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因而，应当承认这样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这种信念的根据就是科学推理中的“溯因法”或“假说推理”（abduction），即对于无法用一般规律解释的现象，可以为它们找出共同特征并形成新的理论，用其中的一个现象作为对这个新理论的经验检验。事实上，这是根据对科学成功的解释活动来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反实在论者的尖锐批评。在反实在论者看来，科学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是要寻求科学理论的恰当性；在这种意义上，对科学成功的解释并不能，也不需要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而只是说明了成功了的科学假说在一个具体的场合或语境中发挥了作用，但这并不需要保证其中承诺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

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概括。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阿钦斯坦（peterachinstein）教授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焦点分别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常识，就是说，实在论基本上是一种直觉的观点，即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中谈到了原子、分子、质子等等东西，那么它们就应当是这个宇宙中独立存在的成分。第二，“奇迹”论证或“对最好解释的推论”：假定一个理论t“拯救了现象”，那么对这个事实的最好解释就是实在论，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在实在论的意义上为真，比如，它所描述的实体是存在的，这些实体具有这个理论所赋予它们的属性等等。如果这个理论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为真，那么说它“拯救了现象”就会是一个“奇迹”。第三，“共因原则”的论证：假定两个可观察的事实或事件之间相互关联，那么，就一定是其中一个造成了另一个，或者是第三者造成了这两个。这个第三者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但由于它是两个可观察事实或事件的共同原因，所以，应当假设这个第三者的真实存在。

在反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经验论，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经验上得到满足，我们无需假设任何神秘的、不可观察的或未知的世界，超越了现象界的世界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在科学上则是多余的；而且，即使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也不是科学家所能了解的世界。第二，诉诸于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本体论上得到满足，它只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可观察的实体，谈论不可观察之物仅仅是为了组织我们关于可观察之物的知识的一种方式而已。第三，诉诸于科学的目的和实践，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家的目的不是要带来关于独立存在的不可观察之物的世界的真实陈述，而仅仅是为了“拯救现象”，特别是他们经常使用不可兼容的理论和模型。

当然，阿钦斯坦的这种概括主要是根据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关于观察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莱昂斯和克拉克则提出了对科学实在论的三种反对意见：第一是直接针对“无奇迹的论证”（no-miraclesargument），认为科学实在论提出了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即为了寻求对科学理论成功的解释，就必须在求助于奇迹和推论我们的理论大致为真之间进行选择。范·弗拉森就提出了另一种达尔文式的选择：成功是理论生存的需要，如果我们的理论是不成功的，我们就不必保留它们。劳丹、雷谢尔（nicholasrescher）、法埃因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认知实在论的核心问题，因为在认知实在论者看来，真理提供了比非实在论者更好的解释。

另一个非实在论论证来自数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主要代表是迪昂、蒯因和范·弗拉森。他们认为，任何成功的理论都会大量经验上的竞争对手，虽然是无法比拟的。由于每个对手都会与我们的理论共有经验上成功的机会，因此，我们无法证明我们的理论就一定强过其他的理论。虽然我们的理论成功了，但这并没有证明我们的理论是真的。但实在论者会反驳说，我们并不能在经验上对每个理论都产生平等的对手，经验上的成功并不只是在认识论上具有价值，我们也可以通过求助于其他的超经验的好处如简单性来选择我们的理论。但非实在论者反对用这种超经验的长处来证明信念。

第三种重要的非实在论论证是历史上的。它认为，科学实在论仅仅提供了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它开始提出的成功理论无法被解释为真的。这种论证目前最为流行的形式是悲观主义的元归纳，即认为，我们曾经有许多成功的理论，现在却被证明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理论也可能在以后被证明是假的。[2]

目前围绕科学实在论的论战大多是试图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寻找妥协方案。其中一种妥协是认为，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理论中所描述的实体存在的问题，而并没有考虑科学理论的真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妥协被称作“实体实在论”，这主要是一种认识论观点，即认为真理陈述应当基于实验操作。目前不少哲学家认为自己是科学实在论的反对者，但却同意实体实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实在论才是关于被操作的实体的存在，并把这看作与关于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实在论相悖的。不过，仍然有哲学家认为，这两种实在论都有共同的假定，即认为科学推理的规则是普遍的，对这些规则的证明是哲学上的。对这些假定的挑战，导致了语境主义的实在论，即仅仅承认具体科学领域里的经验材料的存在。

对历史在科学理论成功上的作用，哲学家们同样给予了关注。比如，莱昂斯就表明了，科学上的大量成功恰好是来自以往被看作是错误的理论，因而实在论者通常求助于新的成功并没有解决历史问题。还有哲学家指出，实在论并不具有科学理论的地位，因为真理并不是解释性的。

在当代哲学家看来，科学最初是对常识的扩展，保持了强烈的常识推理。但科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挑战常识的平台，特别是当代科学越来越表现出与常识的冲突。由于科学实在论者试图根据成功的科学理论去证明我们的信念，因而当代科学实在论也与常识发生了冲突。然而，科学实在论者却始终承认常识的观点，认为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对象，它们都存在于外部世界中；而科学实在论的拥护者也求助于常识的实践去证明他们的溯因法的用法。这样，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常识就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既冲突又依赖。作为这个两难的解决，一些哲学家把科学推理看作与常识推理同样具体的，语境的，因为它们都是经验的和社会的，这样就不应当承认有普遍的科学逻辑；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由于常识给我们提供了真实之物的标志，因而实体实在论应当是与这样的常识相一致的，如哈金所说，“如果你可以喷洒它们，它们就是真实的”。在科学与常识的关系上，塞拉斯对“科学的形象”和“显现的形象”之间的区分在当代哲学家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不少哲学家从他的论述出发，更多地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范·弗拉森对“科学的形象”的反实在论处理方法。

二，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

对自然科学具体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成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方面，其中被看作是热点领域的是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仍然在研究进化论问题以及分子生物学问题，对基因的研究主要是与进化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对生物学进展的研究构成了新的起点，并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医学哲学也成为新兴的重要领域，社会科学哲学仍然是一个工作重点，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从社会学转向了人类学。经济学哲学，特别是博弈理论模型，逐渐成为了一门多少有些普及的学科，这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兴起，到了60年代基本消沉下来，只是由于生物学运用博弈理论重塑进化过程以及实验经济学家试图以经验模式研究经济行为，才使得这个学科得以复兴，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哲学家把博弈论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

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心理学哲学的复兴，这个学科以往是与哲学心理学、心灵哲学、行为主义、认知科学以及关于精神的性质问题等联系在一起的。但“认知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哲学的发展，这使得认知研究逐渐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了实验心理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重新定义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问题，如表象、解释还原、确证等等。例如，确证理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重新确立了最初由亨普尔提出的确证功能模式，认知科学所解决的问题重新塑造了科学本身的性质；同样，神经科学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对表象和知识的研究。

历史地说，认知科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这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发生转变的时期。许多导致了哲学转变的思想动力同样带来了新的认知模式，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计算机的影响，特别是它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因为计算机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计算、推理和处理工具，而且是思考人类以及思考科学的一种模式。甚至有哲学家认为，未来的科学哲学应当是“计算和信息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计算”（computation）、“复杂性”（complexity）、“系统”（system）和“信息”（information）应当是最为基本的概念。不仅如此，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计算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只有在大量研究计算哲学和信息哲学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恰当的解决。这样，由此就产生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计算机伦理学”、“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和人机互动”、“互联网文化”、“数码艺术”，“人工智能”等等。同时，这种学科的出现也使得传统的哲学问题得到了新的解答，如“身心问题”、“关于实在世界的本体论”、“语言与知识”、“逻辑与概率”以及“科学与技术”等等，也为哲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崭新的问题，如“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信息世界中的超文本”、“纳什均衡问题”（nashequilibrium）、“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模型”等等。[3]

哲学家们在这些具体学科中的工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们都明确地反对把科学和哲学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发现把自己想象为所谓“理论的”科学家是很合适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实际地阐明他们所研究的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实质性变化。

当然，仍然有一些科学哲学家继续关注科学的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关于科学史的内在主义者（internalists）和外在主义者（externalists）之间的争论，这最终由于历史学科本身转向了社会史而远离思想史，导致了外在主义者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另一方面，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也符合以相对主义思想刻画历史时期，或以文化相对主义刻画文化人类学。这里的关键是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因而属于历史和文化的偶然。为了研究这种人类活动，我们就必须了解科学家成长、学习和工作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文化的或认识上的具体特征，才使得科学家们持有他们的共同观点。在这种意义上就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种观点要比其他的观点更好一些，因为一切都是由这些科学家们共同的时代和文化决定的。

但这种相对主义往往会使人们担心科学的价值和地位问题，因为文化相对主义是与种族相对主义密切相关的，在价值与科学的关系上最有影响的问题是来自医学的价值问题，医学实践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医学伦理学的实际问题，如生与死、医患关系、知情权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上需要很快能够给予解答。这样，伦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就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医院的日常决策和重新制定健康政策等事务之中。而科学哲学家这时也体现出自身的用处，因为他们实际地了解在做出有用的决定中所需要的科学，他们可以研究决策的各个方面和对证据的使用。此外，伦理学的另一种实际作用还体现在职业伦理学方面，这些目前成为实践的或应用哲学的重要方面。

科学哲学在讨论价值问题时涉及到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关于如何把科学作为日常决策的基础，如领导决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等等。同样，在讨论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仍然会涉及到价值问题，如在选择某类实验范式时所倾向的价值，或者是，在对爱滋病研究上而不是在对痢疾研究上投入更多的金钱，同样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样带来了许多价值问题，如性别倾向直接影响了科学的实践活动。

当然，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原有的科学哲学问题和话题并没有完全消失。正如马哈莫（petermachamer）所说，“科学哲学家们仍然困惑于什么会带来好的解释、什么样的证据会为理论提供什么样的确证、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分究竟是什么。这些是会不断出现的科学哲学问题。如今，我们仍然试图以具体的方式回答它们，这些方式会对科学和更大的世界产生影响。”[4]

三，后现代的科学哲学

历史地说，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或者说，反实在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对“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对科学性质的理解，例如大卫·伯姆、大卫·格里芬等人把当代科学的发展看作是进入了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因而认为，“后现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德行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5]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的确抓住了现代量子力学的建立对摧毁传统科学观的重要意义，但由于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多是从科学的外部看待科学的演变，特别是从现代神学和宗教的角度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如《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许多作者对宇宙创始说、现代有机论以及灵学的推崇），因而，这种后现代的科学观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科学哲学家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上的争论引发了哲学家们对科学性质的重新理解，这既是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也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产物。“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的出现被看作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争论过程中的第三阶段。[6]现代科学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非连续性等特征，使得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挑战。正是在这种科学发展的背景中，蒯因用实用性标准取代证实说，把本体论承诺与经验事实区分开来；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理论把前后相继的理论看作是不可通约的，把科学理论的确定性解释为科学家们的信念所至；费耶阿本德提出无政府主义的研究纲领，主张科学研究“怎么都行”，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反实在论思潮逐渐转向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其最大的后果是否定了认识论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最后否定了科学真理的存在。在这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思潮中，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劳丹、范·弗拉森等人。

劳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规范的自然主义”观点，已经包含了明显的反实在论特征，特别是他反对普特南提出的“趋同的实在论”，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趋向某种关于实在的真理，而是为了达到不同的科学规范，因此，在他的自然主义理论中，科学方法是与科学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方法决定了有什么目的，而这样的方法又是与价值密不可分的，因为价值要求和方向确定了科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在这种意义上，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或单一的科学研究方法。虽然这种观点被看作是反实在论的观点中较弱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劳丹对库恩以及拉卡托斯等人的历史学派观点给予了严厉批评，因而他的观点在后现代的科学哲学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范·弗拉森（basc.vanfraasen,1943-）是当代美国重要的科学哲学家之一，被看作是反实在论阵营中的主力成员。他于1980年发表的代表作《科学的形象》一书，被看作是开启了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他提出的“建构的经验主义的”反实在论观点，明显地带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征。[7]“建构的经验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经验上的适当性”，就是说，“如果理论关于世界上可观察物和事件的描述是真的——确切地说，如果理论‘拯救现象’，那么理论在经验上就是适当的。精确一些地说就是，这样的理论至少有一种模型，使得所有实际现象都可以填充进去。”[8]由此，他为科学制定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而且认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范·弗拉森工作的意义绝不仅是为反实在论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更重要的在于，他改变了以往谈论科学哲学的方式，彻底放弃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真理性的追求，把科学哲学研究完全建立在经验适当性的基础之上，用经验上的实用标准取代了以往的科学客观性的标准。这些都使得当今西方的科学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使得科学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而这些正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明显特征。[9]

[1]peterachinstein,“observationandtheory”,inw.h.newton-smithed.,acompaniontothephilosophyofscience,mass.&oxford:blackwell,2000,pp.330-331.

[2]timothyd.lyons&steveclarke,“introduction:scientificrealismandcommonsense”,intheiredited,recentthem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scientificrealismandcommonsense,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2,pp.xiii-xiv.

[3]关于“计算和信息哲学”的相关资料，可参见lucianofloridi,ed.,theblackwellguidetothephilosophyofcomputingandinformation,oxford:blackwell,2004.

[4]petermachamer,“abriefhistorical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science”,inpetermachamer&michaelsilbersteined.,theblackwellguidetothephilosophyofscience,massachusetts&oxford:blackwell,2002,p.12.

[5]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大卫·格里芬编，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第86页。

[6]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73-179页。他认为，第一阶段是经典的科学实在论在自身内部的分化；第二阶段是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修正的科学实在论。

[7]对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观点与后现代科学哲学之间关系的详细分析，参见郑祥福的《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第187-193页。

[8]范·弗拉森：《科学的形象》，郑祥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16页。

当代科学篇4

一、正统的科学实在论满途荆棘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形成的科学实在论，是以塞拉斯和普特南等人为代表的较为正统的科学实在论，其学说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关于事物本质的说明是真的。那么事物的本质是真实地存在的。”[1]

在整个七十年代，大多数科学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却残留着素朴性质，罗杰·琼斯指出：“在前 分析 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实在论者。但是，在分析的意义上，在哲学家单方面的智力劳作中，却提供了大量反对实在论的意见。”[2]尽管科学实在论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实际上其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分化。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标上各种不同修饰词的实在论概念。

科学实在论的内部分化，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在当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家在其实践活动中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他们所说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经常改变的。关于这一点，库恩从科学史出发，提供了大量事实，说明没有固定的基本的本体论，认为前后相继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不可通约的。库恩的观点固然有其片面性，但是，琼斯在谈到现代物 理学 家 研究 物理领域时，也认为他们没有确定的本体论承诺。他认为。本体论承诺是有条件的，离开具体的条件，谁也说不清理论的本体论承诺问题。他说：“物理学家本体论承诺的性质，似乎是随着他们集中注意于他的理论而变化的”，任何观察，也只能给含糊的本体论图景提供量上的丰富性，“当一个物理学家用一个理论从事于某一方面的研究时，或者集中于某一层次的理论之仔细说明和详尽表达时，他的言谈象一个实在论者；而在和另一层次有特别联系的本体论承诺方面，则不太象个实在论者。”[3]因此，他主张，当代物理学中的本体论承诺有大量的结构。这些结构来自于经常改变的表述、解释和理论化的范围，来自于物理学家所从事的不同种类的活动，不同水平的表述和理论的 应用 ，来自于物理学家活动的变化而改变本体论的特征。琼斯的观点与库恩相比，显得更为有力，因为他是针对当前动摇不定的物理学、量子力学的理论家们的本体论承诺而作出的分析。而库恩针对科学史所作的分析则缺乏解释力。毕竟有那么多的前后相继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相同的，或者是互相交叉，互相包含的。

第二，从科学发展的眼光看，理论即使有真理性，这种真理性也是有限的。科学是开放的事业，科学理论无法保证自己求真。纵观科学史，真理性是相对的、可几的、概率的，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无数次实验的检验，经过无数科学实践的评价。然而，一些反实在论者却坚持否认真理的态度。劳丹认为，不可能有真理，甚至连高度可能也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化，但他却对真理的标准提出了质疑。范·弗拉森则认为，真理仅仅是一种信念，我们不能依赖信念来承认科学而必须根据经验的观察。但是，由于观察、理论的逻辑、理论的说明等等都与主观性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可能获得真理，只能获得理论的“经验适当性”。这种“经验的适当性”虽也可成为信念，但它是基于“拯救现象”之上的，而非通过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推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是科学实在论的最基本 方法 ，它是形而上学的、非经验的。实际上，外展推理深深地依赖于理论。因此，依赖外展推理而假定理论在总体上具有真理性，这是一种、一种昌险，这种是必然要失败的。

第三，由于当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当代物理学已经涉及了一些非充分决定论的领域，尽管科学所要求得出的认识是决定论的，但是，量子领域的随机性现象的存在、量子测量的相互作用性质的明显化，使人们无法对量子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说明。这就无法证明量子领域粒子自身本质的实在性，任何一种对量子现象的解释都无法与量子测量中难以预料的数据相一致。在当代物理学的“任一领域中，基本方程都有可供选择的数学表达，对任一基本方程的数学表达而言，解释的多重性都存在，每种解释都不可避免地与某种表达能力相关。”[4]这就是说，当代的某些理论的理想化程度比任何以往的科学都要高，我们既无法确证其真理性，更无法确证它所指称的实体的本质是否真实存在。

鉴于此，科学实在论在理论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果正统的科学实在论不修正自己的观点，那就会象历史主义那样失去自己在当今科学哲学中的地位。

二、修正的实在论补偏救弊

八十年代开始，由于科学实在论不断遭到反实在论的批判和其内部的分化，科学实在论走上了修正自己的道路。修正的实在论的最大特点是其基础原则的弱化。大致的情形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修正的实在论是波依德对科学方法的实在论辩护。波依德认为，外展推理是个方法问题，范·弗拉森的批驳“只是从某些独特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来考虑。”他认为，我们不应当只针对孤立考虑的认识论的外展推理之合法性问题，而应该集中考虑经验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捍卫的科学知识的总体论述之相对价值。经验主义的主要根据是：一切事实知识必须立足于观察，但这是一个归纳概括论证。那么，我们如何得知归纳方法的可靠性呢？难道我们不是诉诸这个方法的成功么？实际上，归纳之所以是可靠的，正是因为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实际上可得到的过去预言的成功，保证我们相信体现在理论中的关于可观察实体的归纳概括。”[5]他认为，“经验主义者瞄准了对科学知识的一种有选择的怀疑论说明：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但关于可观察实体的归纳概括有时在认识论上是合法的。”[6]那么，这个归纳推理与外展推理一样，也是未得到辩护的。

波依德还认为，“科学实在论者的观点并不取决于或借助于被孤立地考虑的那种外展推理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被评价的东西乃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正表现出来的 自然 主义认识论的相对优点。”[7]他认为，能证明和支持科学实在论的是自然主义的认识论。

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c.a.胡克提出来的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观点。胡克认为，“世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体”，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承认人类作为自然界中一个种类，首先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这承诺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把认知作为一种自然的能力，一种由其他生物种类的更普遍的自然能力发展而来的能力。”[8]在自然主义看来，整个自然秩序是统一的，“自然主义是实在论的实质修改，是一种具有更深刻（至今尚未完全认识）含义的认识论。”[9]自然主义认识论通过人类进化的手段，充分地肯定了人类的认知能力，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种十分乐观的认识论观点。我们且不说它有何缺陷，它毕竟是科学实在论对自己的一种新的辩护。

第二类修正的实在论是普特南与b.爱利斯的“内在的实在论”以及萨普的“准科学实在论”等。这类修正的实在论接受了范·弗拉森关于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把真理观改造成概率真理论，或承认成熟的科学其真理性概率是高的，成熟的科学是高度可能的；或者承认真理存在于理论内部，从理论本系统说是可以有真理的。例如，萨普反对科学实在论从总体上肯定成熟科学的真理性作法，也反对劳丹等人完全否认真理的作法，而是认为理论可以通过可行性评价、通过重复实验结果的比较，得出理论是否高度可能的结论，“如果观察表明许多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任何没有y的情形更可能产生x，那么，下一个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任何没有y起作用的例子更可能产生x，是十分可能的。”[10]普特南和爱利斯则提出了所谓的“内在的实在论”，认为真理存在于理论系统的内部，我们只要在理论中觉得它是适当的，就可以认为它是真的。因为，在他俩看来，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只有相对于某一理论框架才能有意义，对象不独立于概念框架而存在，我们所寻求的真理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相对于人的，这种真理没有绝对性，它只是内在于我们人类和我们人的世界的关系中。一种理论有自己的世界，多个理论有多个世界，因此也就有自己的真理。

第三类修正的实在论是对理论之本体论承诺加以修正的种种观点。本体论承诺问题是与真理问题密切相关的。由于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中本体论承诺的困难，所以，一些科学实在论者认为，本体论承诺的问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它与语义学、语用学相关。由于范·弗拉森等人对理论的理解是借助于语义学方法的，他通过模型论方法，对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了物理解释。这种建构经验论的方法的合理性直接 影响 了科学实在论，所以，便形成了语义的实在论。同时，由于近几十年来语用学观点在科学哲学中的蔓延，语用学成了解释理论与应用者之间关系的适当方法，这种方法也影响了科学实在论者，于是就出见现了强调语用因素的“语境的实在论”。这两种修正的实在论在当今已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但由于相互间没有联系，语义的实在论只强调从文字上来理解科学理论，语用的实在论则只强调从理论使用上理解理论。倘使两者能有机地结合，无疑会比正统的科学实在论更完善。

除此外，还有一些观点，如“尝试的实在论”，夏佩尔的“历史的实在论”等等。总的特点是趋于综合化、辩证化、相对化、具体化。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休咎难卜

科学实在论究竟修正到何种程度？修正的实在论其生命力如何呢？这些问题 目前 似很难确定。近年来，一些科学哲学家已日益感到，不仅实在论的修正没有意义，而且连反实在论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已日益感到这场争论是多余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以以往科学哲学为核心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后现代科学哲学一方面是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作为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其表现是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消解论；而作为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其表现则是法恩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和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若两者加以比较，前者是相对主义的产物，后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影响，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前者是绝对主义走向相结主义，后者是形而上学走向科学实践研究。

然而，无论是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抑或法恩与罗蒂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感觉到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一般性或总体性说明之没有意义。之所以对科学哲学有普遍的失落感，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建构经验论者范·弗拉森有力地揭示了以往科学实在论的某些哲学主张的形而上学特征，认为以往的哲学见解与实际的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并不相符，它们解释不了科学的实际现象。所以，一些后起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与其改进这些哲学见解，亡羊补牢，不如放弃它们。第二，科学家在实践中或在理论沉思中，并没有意识到应该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他们的观点是经常变化的，理论也是时常改变的。因此，其本体论承诺也是变化的。理论的真理性只是存在于一定的实验条件、理论框架中，或者说，在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中根本就不存在真理性。因此，人们以为，传统的认识论以追求真理为宗旨是错误的，认识论已经死了，哲学死了。第三，由于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不存在统一的解释框架，又与传统的经典力学、相对论解释相抵触，所以，哲学无法对其加以统一的概括，任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与之不相适应。鉴此，科学家们可以毫不考虑自己在哲学上究意正确与否，也不必按照哲学理论来思考正在从事的研究。

后 现代 科学 哲学 的基本思想可概括如下：

第一，反对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是确定不移的、无法替代的，任何认识都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即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真理。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则认为，事物并没有固有的本质，人们的认识决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不存在待人发现的客观 规律 ，不存在能够占有的纯粹主观性，我们所具有的只是造就我们自己那种文化习惯而已。罗蒂认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必然坚持不存在诸如物是自在的这种方式，除了人类想解释它的用法之外，没有其它可描述的 方法 。”[11]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而当代哲学则广泛地把这种探求作为一种错误来加以摒弃”，“上一代哲学的错误是缠绵于证实，总的说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12]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基础主义在谈到 理论 与世界的关系时，总是用一个两难推理作为其基础主义的挡箭牌，这就是：我们在谈论理论与世界的关系时，要么是谈论一客观事实，要么就是把理论当作主观的虚构。而范则主张，这样一种关系必须使用语用学与语义学方法来解决，在理解理论本身的字面意义时使用语义方法，在理解理论与其运用者的关系时则使用语用学方法。后现代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论当作话语(discourse)，这些话语因 历史 而变化、因语境而变化，它不可能超出语言之外从某一实体那里获得它的意义，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理论并没有一个终极的基础。

第二，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一般都主张，没有真理。这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观点所导致的基本结论之一。正如德立达所说的，文本就是一切，读者从习惯的世界中找到文本，而在文本中找到的只是他自己。后现代科学哲学从根本上否认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性，它所推崇的是一种“表象的危机”。费耶阿本德认为，“没有一种理论会同其领域内的全部已知事实相一致。”[13]法恩则认为，类似于符合论、融贯论、民意论、实用论、指示论与相对主义的各种真理观，都是错误的，不尽人意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终止相信真理是那些与实质性事物相适合的理论、解释或图景，那么，我们就能终止基础主义。”[14]范·弗拉森也认为，真理的概念所冒的风险太大，把真理置于信念之上是不合科学活动的本质的。他主张，真的概念属于语义学，“理论的 内容 是对世界面目的表述，这种表述非真即假，在此，正如在其它场合一样，真值观念的适用性仍然是一切逻辑 分析 的基础，而当我们考虑一特定理论时，我们立即会面临一个仅仅与其内容相关的哲学 问题 ：世界怎么可能是该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呢？”[15]因此，他主张用一个较不具有昌险性的或风险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来代替真理，人们除了相信那些关于可观察的理论是适当的之外，其它方面统统括号起来。

第三，摒弃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是种文学、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后现代科学哲学反对基础主义，就必然会导致对以往哲学的摒弃，从而形成科学哲学的终结、形而上学的终结。众所周知，哲学是以寻求真理为目标的，要寻求真理，就必须有确定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因此，对认识基础的否定，以及对真理的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对哲学的否定。罗蒂认为，形而上学是与“实在”相联系的关于真理的观念，与镜式反映的隐喻是分不开的。他主张“超越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把哲学视为一种文学、一种对元叙事体方式的超越。而法恩则认为，我们承认科学哲学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争论。事实上，在科学活动中，随时都有新的证据、新的假设、新的术语出现，科学认识论是多余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否认科学 研究 的结果，我们应当相信科学家的话，相信科学家的感觉，相信科学家有能力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让科学家本人发言。他认为，科学哲学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对待科学的信任态度，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任一解释都不能成为科学家实践的指导思想，哲学所能做的就是确立一种“ 自然 的本体论态度”(“noa”)。他说，这种态度“试图让科学自身说话，它相信我们获得信息的自然能力，而无须依靠形而上学的或认识论的助听器。”[16]否则，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与当代的科学实际的图景相容。

从 目前 看来，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我们还难以评判，其 发展 如何，尚须静观。但是，后现代科学哲学否认科学认识论，这显然是片面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由于注意到不确定性、非连续性、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而否认我们以往对确定性、连续性、决定论世界的规律性认识，这也是错误的。

四、新的研究集思广益

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否认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但是，这并没有使哲学走向末路、彻底消解。真理概念及其标准的分析，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也不至于完全无法解决。然而，当今的科学哲学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哲学观与理论、范畴正在发生变革。这意味着哲学在当今面临着一场较深刻的革命，哲学的理论框架将在新的条件下被重构，这种重构的理论目标是适合于当今的科学实践。

但是，要建立适合于当今变化着的科学实践的哲学确实不易，它要求，重建的科学哲学将与变化的科学形象相一致。简言之，就是要重建一种无统一模式的哲学。当前的趋势表明：

第一，科学哲学的研究似正在以科学实践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了语义学理论观与语用学的科学运用观相结合的科学哲学，它仍以科学知识的本质与科学知识的成长为研究对象，在这方面，范·弗拉森、尤其是萨普已经作出了许多努力。

第二，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可以得到启发，科学哲学本身将分化为不同门类。因为，整个科学世界正以“多个世界”的面目出现。从目前来看，我们已经可以把它们区分为决定论的世界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与可能世界三大类。因此，可以预言，将来的科学哲学或许会出现有关决定论世界的哲学、有关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哲学与有关可能世界的哲学，并进一步以理解科学理论与实践、加强科学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为对象。

第三，科学认识论将进一步变得有生气，而非死亡。因为，“多个世界”理论的出现，实质上是科学认识的不同结果，决定论世界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分化，究竟是否是真实世界的两部分？这必须由科学认识来解决；科学理论究竟是不是实在世界的图景，或是人的虚构等问题，仍将活跃于科学哲学界，仍将求助于科学认识。但是，科学认识论必须废除原来一个模式、一个标准的基础主义观点，而应建立“多个世界”的多个标准，不仅使用形式分析、语义分析的方法，而且使用非形式的语用分析方法。总之，它应当是一种变化的科学认识论，一种辩证的、全面的科学认识论。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当前科学哲学发展的特点看，分类学的科学哲学研究似正处于萌芽时期，但尚限于方法的分类，各个科学哲学家只是通过改变分析方法来重新解释科学知识的本质与成长问题。然而，随着科学实践的深化，某些对象的分类问题将自然形成。这种情形的发展，必将导致分类的科学哲学的研究，以解决以往科学哲学的统一模式与科学实践的“多个世界”之间的对立。

与以往相比，今后的科学哲学研究将不是融合过去科学哲学的理论，正反合的三段式将不适合于解释当今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因为，今后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将依赖思维视角的转变，在于我们如何合理地摆脱过去的统一模式。

[1][2][3][4]　roger jones：“realism about what?：”philosophy of　science58(1991)，p185、186、197、196。

[5][6][7]　r.boyd:“ the current status of scientific realism ”，in j.leplin(ed.):scientific realism ，california 1984，p69、73、75。

当代科学篇5

[关键词]科学构建视觉传达美学观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9-0090-02

随着社会的信息化进程，作为信息传播重要手段之一的视觉传达行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当代中国，视觉传达作为一个新型且处于上升阶段的学科和行业，在自身发展表面繁荣的掩盖之下，其实呈现的是美学标准的混乱缺失和美学价值的良莠不齐。“内美”的缺失，必然制约视觉传达设计在社会范围内的发展状态，最终影响其学科及行业的生命力甚至扼杀之。科学构建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美学观，不仅是视觉传达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中国当代视觉传达走向真正繁荣的当务之需。

一、科学构建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美学观的意义

科学构建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美学观有何意义，这个问题，需要从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的发展现状说起。

从广义的范围来说，视觉传达设计包括所有利用视觉符号来进行信息传递的设计，但从狭义范围来说，今天视觉传达学科的主要内容依然是“Graphic Design”，即大家通常认知的“平面设计”。从广义角度来说，因其所包含的内容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尚无准确的外延和确切的定义，故而我们对其现状的分析先从其较为严谨的狭义范围说起。从形态的角度看，视觉传达设计包括构造形态和应用形态两大部分。构造形态包括字体、标志、插图、设计影像、电脑图形、动态图像和设计编排；应用形态包括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展示设计、企业形象一体化(cI)设计和多媒体传达设计等。这些形态之中，对我国社会生活环境中广大受众影响较大的当属熔铸构造形态于其内的应用形态中的广告设计、包装设计、书籍设计、展示设计、VI设计等。这些设计形态基于一定的信息传播目的，借助不同的传达形式，广泛而深刻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并对受众的身心状态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和诱导作用。

综观以上各种形态的视觉传达作品，不难发现，虽其传达形式和内容不同，但总的风格类型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传统风格

因循中国传统装饰风格，将中国元素注入各类现代设计之中，使之呈现一种本土气息的设计面貌。而此类风格的作品中，有些彰显了中国元素的独特魅力，成为此类风格中的上乘之作；而有的则沦为守旧之作，缺乏新意。

(二)外来风格

外来风格类的作品，吸收借鉴西方或日韩等国家的设计风格，体现出极强的现代个性。但这类作品中，亦有优质而凝聚着内在设计力度的佳作，和一些仅在画面充斥喧嚣着浮躁前卫的形式感的、不知所云的模仿之作。

(三)其他风格

其他一些风格的作品群中，其实是孕育新风格的蚌床，充满着探索和尝试的无限可能性。但也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需要在不断的设计实践中拔高，确立自我。

追根溯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视觉传达学科在我国属于一个亦古老亦新兴的行业。如广告、包装等，在我国古代其实早已出现。如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这个“酒旗”其实就是我国广告的初始形态。又如北宋时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商标拓本，其实也即我国古代附带商业价值包装的早期形态。然而这些视觉传达的早期形式虽然存在于我国商业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但其作为一门学科或行业体系的形成却是在西方社会，我国的视觉传达学科和行业体系是从西方社会移植而来的。

移植而来的学科生命体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一些混乱的反应，这表现在，一方面，原有的内在美学标准部分丧失；另一方面，本土化的美学标准尚未确立。基于此，是中外混杂之下的美学标准的混乱。视觉传达设计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门类，其内在美学体系的混乱，必然就造成了其外在形式的混乱发展，这是事物发展必然的内在规律。而时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契机，加剧了其混乱发展，也为科学构建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美学观的形成准备了一个充分的酝酿期。

二、如何构建科学的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美学观

科学构建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美学观，我们首先需要对视觉传达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有一个深刻而清楚的透视，之后，再根据其实际特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修正各种混杂的观念并使其形成体系。

视觉传达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状况，如前所述，处于一个假性繁荣的阶段。其“繁荣”是・由于当代社会的商业化和信息化的推动和催化作用。是商业信息社会的必然要求；而所谓“假性繁荣”则指它是在一种中外设计观念混杂、设计风格混乱、美学内涵半缺失的状态下取得自身的自发发展的，缺乏科学美学观的指导。特别是商业视觉传达方面，其商业味道渐浓，形式感越来越强，内在的文化艺术性则日渐缺失，艺术形式沦为商业目的的载体。而这些，都是美学观缺失或沙化的直接反映和后果。在认识到并承认这个现实之后，我们需要直面这个事实，既不要抱怨，也不要沮丧，而是要以端正的心态接受这个事物发展的必经过程，同时还要以科学的头脑、正确的态度去理清现状，纠正其不良倾向，引导其树立科学的美学观。

由前面可知，我国视觉传达设计界多种风格并存，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也有外来风格的，还有其他自发形成带有一定模糊性的尚未定性的风格。多种风格并存向来也是艺术发展的一个必然格局，我们不可能抹杀其中任何一部分而搞成整齐划一的模式，故而就需要在“多元共生”的基础上形成“和而不同”的局面，在各个风格类型内部促进其优胜劣汰。另一方面，不要过多地去扼杀新的尝试和追求，设计界同绘画界一样，历来就是在各种风格的激荡交替中获得自身的长足发展的。但并不是说要受众纵容和忍让一些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谓无益的尝试，而是在坚守视觉传达的文化艺术性的根基上，仍然坚持真善美的原则，简化和美化视觉传达的语言和外在表现形式。在传播各种社会、商业信息的同时，使其形成一种优秀的文化艺术载体，使人们更乐意、更健康地接受其携带的内在的各种价值观，而不仅仅是鸦片性质的消费观的传播。

科学构建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美学观，使其成为引领社会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良性诱导，以其内在的优秀文化和精神清华，来协助创建科学和谐、秩序盎然的社会精神文化生活环境。

三、科学构建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美学观之前景

构建科学的美学观，首先有助于中国当代视觉传达成为有根基、有内在生命力的学科体系和行业体系，走向良性有序的发展轨道。视觉传达设计最终要在当代中国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获得本土生命力，和中国传统设计元素相结合，与世界设计相融合，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体和风格特点，并在世界设计领域确立一枝独秀的地位。

其次，构建科学的美学观，有助于中国当代视觉传达设计在社会环境范围建立起科学的、优秀的视觉秩序，消除视觉污染，美化视觉环境。在科学的美学观的正确引导之下，中国当代的视觉传达设计必将成为一种优秀的设计门类和行业，在社会范围内起到优秀的文化艺术诱导作用，在美化社会环境的同时，对视觉环境和精神氛围起到优化建设作用。科学构建中国当代视觉传达美学观，使中国视觉传达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有利于视觉传达设计在当代中国取得一个优化、长足的发展，走进视觉传达设计在当代中国真正繁荣的生命阶段。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芦　影.视觉传达设计的历史与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当代科学篇6

关键词：SSK；后SSK；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041－06

收稿日期：2011－03－28

作者简介：郑毓信，男，浙江镇海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郑玮，男，江苏南京市人，哲学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在论及科学哲学的现展时，我们显然不能够忽视种种来自外部的冲击或推动，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以下简记为SSK)与科学哲学传统立场的对立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等，一些学者更因此提出了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我们应当如何去看待这些主张?由各种相关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启示?什么又是科学哲学工作者在当代的使命?以下就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对此作出具体论述。

一、SSK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

前几年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提法：“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这一主张的提出当然与SSK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直接有关，更清楚地表明了后者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冲击。由于爱丁堡学派是SSK的主要代表，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机会在英国进行为期1年的学术访问，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就有这样的想法，即是为错失了从一开始就与爱丁堡学派直接接触这样一个机会深感遗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的思想也发生了一定变化，特别是，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更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关注：在经历了初期的迅速发展以后，SSK内部可以说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甚至更有不少直接的“叛逆者”，这也就是所谓的“后SSK”；进而，也正由于有不少原先在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都倾向于跳出这一阵营并采取新的不同立场，因此，从整体上说，SSK的影响就已从其巅峰衰落下来。如果将原先在SSK这一方向上工作的学者看成一个学派的话，我们就应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学派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或者说，如果SSK的工作可以被看成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或领域，那么，这一方向或领域又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由于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直接对立，因此，上述问题就直接关系到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另外，我们并可由此而获得关于如何开展理论研究、特别是确定研究方向的有益启示。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可以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一简单比较：尽管后者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同样经历了一定的曲折和低谷，但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已近百年，不仅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更积累起了不少重要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尽管曾出现过种种的“转向说”或“取代说”，但最终为大多数人所遗忘的恰又正是那些似乎红极一时、并将完全取代科学哲学的时髦学说或主张。从而，即使是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案例，SSK的迅速衰落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具体地说，笔者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即是由SSK本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对此可以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众所周知，SSK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即是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直接应用到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这样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由于上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质，因此，作为直接的开端，SSK学者就曾花费很大力量对自身工作的合理性(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例如，这显然就是布鲁尔(D.Bloor)等人所倡导的“对称性原则”与“等价性原则”的一个主要作用。另外，也正因为这主要是一种“移植”的工作，从而就不仅相对于纯粹的创造难度较小，而且就像诸多类似的工作(如将系统论应用于人文学科乃至艺术创造)，在开展初期往往也会出现一个高产期，更可对那些一直在相关领域(在此指科学)中工作的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甚至产生震撼的效果。但是，如果这种工作始终停留于对现成理论工具的直接应用，却缺乏新的创造性工作，所说的发展势头很快就会出现衰退。

就SSK而言，我们还应特别强调这样一点，即其主要结论的预设性。对此，例如由所谓的“强纲领”就可清楚地看出，即是认为就科学知识的产生而言，社会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然而，即使我们暂时不去考虑这一结论的片面性和绝对性，这种预设性无疑也将极大地抑制乃至彻底扼杀人们的研究热情，因为，如果最终结论是事先已经规定好了的，所有的研究显然就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无非只是在已有的论据之上加上了一个新的案例。

当代科学篇7

公共管理学 公共行政学 学科定位

一、公共行政学范式

自1887年，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在《政治学季刊》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并首次提出将行政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以来，行政管理学开始逐渐脱离政治学自成学科体系，并进行了数次理论变革。行政管理学，又叫公共行政学。对于公共行政学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但学界普遍认同以范式论来划分公共行政的认知视界。

“范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下均称《结构》）中提出的。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给人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分析一个学科、专业的发展演变。在社会科学领域它也被人们广泛采纳，就公共行政学来说，采用范式来分析其发展可以得出不同的观点，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库恩“范式”的歧义理解，又或者说是由于库恩本人最初只是想用它来阐述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有规则未曾想到“范式”一词会引起理论界的巨大反思，而导致的表述形式的不清晰。“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因此要想理清“范式”的含义须得先探究科学的共同体结构。在《结构》后记中，库恩提供了一种科学共同体的观点：“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个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义”。那么“范式”应为这样的科学共同体所特有。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或时期，每进入下一个阶段或时期都是一种新的主导理论代替旧有的，也就是是一种范式替代了另一种范式。与其他学者对库恩“范式”的复杂理解相比较，笔者更倾向于将其简单化，即公共行政学自真正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以来就只有公共行政学范式这一个存在。公共行政学本身就是一个由许多学者组成的科学共同体，尽管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其发展是一贯的，不存在研究者话语交流的异质性或不可翻译性。“至于公共行政进展中不断有新知识的注入和创新，是在范式之中的，知识有共同体生产，是秉承信念介入现实的实践中生产出来的，核心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后期，库恩为避免混淆更愿意用“学科基质”来解释“范式”，“学科”是指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基质”则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并且每个元素都需要进一步的界定。原初的“范式”已被解释的背离本意了，也指称科学共同体中的某种理论或学派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公共行政学发展阶段中的各种理论或学派如：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公共服务理论等等更应该是“公共行政学科基质”中有待进一步推敲的“元素”，而不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属于不同的范式。

二、公共行政学范式下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

公共管理学在中国作为舶来品，起步、发展都相对较晚，很多的理论学说还主要是由西方引进，因此要研究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定位还需从西方的公共管理学或公共行政学开始。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Management，英语语境中这两个词的意义其实常常是用来互相定义的，外国学者在使用administration和management时经常不是很严肃，也因此这两组词经常被混用，没有明晰的定义。最初在中国，前者多译为“公共行政学”，后者译作“公共管理学”，然而随着近几年理论发展，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二者均译为“公共管理学”似乎更为恰当。译注名称的变化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原因之一是学科主导理论的转变。1991年，克里斯托夫・胡德发表了其著名论文《一种普世性的公共管理？》，用“新公共管理”来命名7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改革，“通过对这一模式及其各要素的经典性归纳而对7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府改革浪潮做出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也将英国式的公共管理研究推向了整个世界”。考究90年代美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可以发现，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代表性官僚制的引入，公共行政的规范研究已将新公共管理概念吸纳其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的概念也就变得很模糊了。美国学者劳伦斯・E・林恩根据自己的用词习惯指出“当我认为需要的时候，我选择了‘公共行政’的概念。而在两个概念都可能合适的地方，我则使用了‘公共管理’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在西方公共行政隐涵官僚、官僚机构，而公共管理作为新术语指涉的范围更广，所以当研究内容包涵公共机构、非营利机构时，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公共管理学。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在历史渊源上或却有一些精细的区分，“但他们都应该是综合的，每一个分支的内容都应当涵盖别的分支。最简单的办法是认为都包括政策、管理和分析”。

因此，在中国作为学科的公共管理学更应该是一个统称，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或者说它本身就表征了公共行政范式，涵盖了公共行政范式发展中的各种理论研究而不特指其中的任一个。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池忠军《公共管理考辨与范畴》[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4]张康之，张乾友等.《公共行政的概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5]张梦中.《美国公共行政历史渊源与重要价值取向》，[J].中国行政管理，2000（11）

当代科学篇8

关键词：科学大学生信仰

当信仰离人们渐渐远去，大家的眼球都开始关注钱、权、利时，整个社会让人感到一种浮躁、功利的气息，人们的内心不再宁静，更多的关注了人与物的关系，恰恰忽略了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关系。信仰，它是人内心的一种强大力量，它是一种超意志力。而超意志力所产生的强大动能，往往连人自己都会感到震惊。藏民的一步一叩首、基督徒脸上的那种喜乐，不都说明信仰只为愿意。

信仰，先信，后仰。信是平等，仰则是由低往高。它是指人们对某种主义、价值理想的极度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寄托着人的精神的最高眷注和关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当代大学生即将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当中，能否正确认识他们的信仰问题，并科学深入分析、对症下药提出解决意见，不仅对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关系到能否培养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 当代大学生信仰问题的现状

通过对西安周边地区10所大学的10000名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科学分析结果，总体来看学生信仰的主流是好的，绝大部分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绝大多数同学成才愿望迫切，对于职业目标确定趋于理性，就业观念趋于实际。然而，在整体状况呈现良好的状态下，出现了多种有待分析研究的新问题。

信仰有所缺失。部分学生对于信仰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清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认识浅薄，没有明确的信仰意识。

马克思主义信仰有所动摇。调查结果中，有极个别学生无法接受共产主义理想，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无法实现。有一部分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然过时，无法指引当代大学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与与时俱进的特点认识不够清楚。

信仰出现迷茫。部分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问题存在着困惑和迷茫。主要表现为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深层次的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全面的认识分析，以偏概全，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迷茫。

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色彩严重。在调查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当今人们更重要的是追求物质生活，忽略精神家园的建设，出现信仰危机。

信仰多元化现象普遍。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的信仰中，既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又有非马克思主义信仰，既有理性的信仰又有非理性的信仰，信仰总体呈现多元化特点。

信仰中传统文化作用淡化。西安地区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文化对于信仰的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明显不足，对于其他时代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化大多表现为不清楚、不知道，或者是认为其过时了。然而，对于未经肯定的当代网络文化基本上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信仰的多元化问题。

2 当代大学生信仰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代大学生信仰问题的出现，是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结果。只有对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科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进行认识，为我们合理解决这些问题奠定坚实的基础。

内在因素。信仰作为人自身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主要形成途径来自于每个人内在的辨别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够全面、对理论知识不能积极主动的运用于实践生活中，势必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偏差以及对其根本的指导作用认识浅薄。面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不能全面、深层次的分析，容易对问题认识片面，归根到底是因为未能时刻保持理性的思维。当今社会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已成定局，面对来自不同渠道的多元文化，如果不能主动地对其进行取舍接受，学生容易受其影响。

外在因素。网络，在方便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同时，各种未经肯定的思想文化也被充斥其中，这将严重影响信仰形成期的学生形成正确、主流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学校教育并不是封闭的教育，社会上的各种观念和思想，都会给大学生的信仰与价值观的形成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近些年来，全社会在某些问题上片面的追求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增长的价值，也容易造成学生信仰功利化和世俗化的现状。

3 解决大学生信仰问题的建议

当今社会，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主要在于创新型人才培养。人才的创新，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同时，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坚持创新，在环境中塑造创新环境，更加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形成。在信仰引领中，创新的教育思维更不可缺。

创新教育理念。教育的实效性高低，完全取决于学生对于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在学生信仰引领过程中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将来自网络、社会等多个渠道的理念进行整合、判断，以期适应学生“口味”的同时，将其与主流信仰进行结合，将更加有利于学生认同。文化在信仰塑造中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今社会不同文化思潮的相互碰撞、交融，促使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信仰中占据的比重愈加低微，因此，在信仰引领过程中，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将传统文化与主流信仰相结合，将更加有利于学生认同。

创新教育载体。从小学到大学，学生经历了太多的老师，都要开班会、讲政治，久而久之，班会的作用被一降再降，学生戏称其为“开坛”，同时，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人数之间的比例悬殊之大，使思想教育工作者无法密切跟踪每一位学生，对其进行引导。因此，创新工作方式，已成为不得不进行的一项改革。信仰引领，可以充分利用QQ群，与学生经常性进行探讨交流；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在创新方式的情况下提高班会实效性；可以充分利用社团组织，寓教于乐，让学生更容易地理解并接受主流信仰。

作为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新形势下，我们要努力引导学生塑造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树立多元化人才观念与人人成才观念，令信仰塑造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版，第659页.

[2]宋兴川，大学生精神信仰的特点及相关因素的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31.42.

[3]佟东华，大学生信仰问题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