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原则范文

时间:2023-10-14 05:20:03

伦理原则

伦理原则篇1

[关键词]均势原则;临床试验;道德基础

[中图分类号]R-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132―05

均势原则(PrincipleofEquipoise)作为随机临床试验的道德标准和医疗干预效果评估的方法,近年来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有关均势原则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功利性批判。批评者们认为均势原则不能解决受试者保护和科学进步之间的内在矛盾,即受试者利益与第三方福利之间的矛盾;第二,均势原则的适用性。批评者们质疑均势原则的概念及其现实意义;第三,均势原则的道德基础,这是最激烈最深刻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均势原则抹杀了医学研究伦理和临床实践伦理之间的区别,即治疗和研究的区别。[1]我们认为,所有有关均势原则的批评与对它的误解密切相关,只要正确理解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势原则本身就能够成为自身合理性辩护的基础。

一均势原则:从个体均势到集体均势

均势原则的质疑大多是对最初的“个人均势”意义的均势原则的批判,其实,均势概念已经从“个人均势”发展到了“集体均势”(“临床均势”)概念。

均势原则最早由布拉德福德・希尔(BradfordHill)于1963年提出,劳伦斯・肖(LawrenceShaw)和托马斯・查尔莫斯(ThomasChalmers)在1970年给予它明确的分析和论证,经查尔斯・弗里德(CharlesFried)1974年的创造性发展,均势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随机临床试验的道德标准和评估医疗有效性的最佳方法。

弗里德认为,均势原则要求研究者对于试验干预的相对医疗效果处于一种真正的不确定状态。如果研究人员有理由相信一种治疗干预疗效更好,那么出于医生职业道德,他应当为病人提供这种更好的治疗。均势是医生职业义务的基础,是“完全忠诚于病人利益的要求”。[2]弗里德把这种义务类推为“法律和商业中基于信用的义务”,它不允许医生损害病人的利益,即使是为了其他人或社会的巨大的潜在利益。因此,弗里德坚持认为均势是临床研究的道德条件,与第三方病人的潜在利益无关。

本杰明・弗雷德曼(BenjaminFreedman)后来继承了弗里德的这一思想,但拒绝弗里德的“理论均势”或“个人均势”,而用“临床均势”或“集体均势”取而代之。弗雷德曼认为,临床均势是人体临床试验研究的一个必要但非充分的条件,他把“给病人提供可得到的最佳治疗”作为临床均势的基本原则。[3]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王晓敏,李伦:均势原则的伦理辩护

临床经验表明,均势很难适用于临床试验的实践,因为在试验之前医生可能根据经验和推理以及前期的试验结果产生某种倾向,认为一种干预疗效比另外一种更好或更差,从而导致均势不复存在。在此情况下,继续试验就会违背医生应为病人提供最佳治疗的职业道德。因此,弗雷德曼认为,个体均势强调的是个体主义,集体均势或临床均势涉及医疗共同体,尽管有时个体不处于均势(他们可能偏好一种治疗),但是他们可能被其他医生们的相反观点所平衡,因此,医生们在总体上可能处于均势。弗雷德曼称之为“集体均势”,亦即“临床均势”。临床均势是指,临床专家共同体对试验干预的相对疗效没有一致意见。[3]弗雷德曼认为,由于很容易被一些因素影响,包括同伴压力、研究结果和广告的影响等,个体均势十分脆弱,以致于不能作为受试者参与试验的道德基础,而临床均势比个体均势稳定。[4]同时,弗雷德曼论证说,由于临床均势基于临床实践的规范性质,只有当临床均势存在时,才能确保临床试验受试者不被随机分配到疗效较差的试验组,保证医生履行给予病人最佳医疗护理的职责,保证临床研究不因科学目的牺牲受试者的利益,从而保证受试者获取最佳治疗机会的权利。因此,临床均势应该取代个体均势,成为随机临床试验中受试者参与试验的唯一的道德基础。[5]临床均势要求研究者们对所研究的干预的相对医疗效果处于真正的不确定状态,也就是说,研究者或医生没有理由相信一种干预比另一种干预的疗效更好。假如两种干预的疗效处于均势状态,即使我们把病人随机地分配到不同的试验组,也不可能故意地伤害病人的生命健康,因此临床研究就不会因为可能伤害受试者的生命健康而失去道德基础,从而获得了与临床治疗同样的伦理支持。

二对功利性批判的反驳

均势原则功利性批判的主要观点是:均势原则在受试者利益和第三方利益之间产生了冲突,而且均势原则不能解决这类矛盾。例如,当前受试者的利益与未来病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受试者利益与医学科学进步之间的矛盾,等等。

富兰克林・米勒(FranklinGMiller)认为,均势原则不能解决试验参与者的利益与科学进步所需必要知识之间的矛盾,均势原则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利益牺牲了科学的进步。[6]温斯顿・琼(WinstonChiong)认为,均势原则是很有问题的,它可能引起受试者最佳利益与未来病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例如,假如一项干预的治疗效果次于已知的最好治疗,那么受试者就有可能被随机分配到这个试验组,从而接受次于最佳疗效的治疗,这就违背了均势原则和医生忠实于病人利益的治疗义务。然而,如果所研究的这项干预能够提供可能有助于拯救未来病人生命的重要知识,以致于它所具有的潜在的巨大社会价值能够让目前的试验对受试者所造成的健康损害在伦理上得到辩护,那么这就在均势原则和第三方福利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冲突。[2]其实,有关均势原则和第三方福利之间矛盾的预设是虚假的,有关均势原则的评判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首先,均势原则本意就是为了避免受试者被利用或伤害。均势原则不是某个医生或部分医生的均势,而是医学专家共同体的均势状态,它不仅允许临床试验的开始,而且要求必要时终止临床试验。临床医学专家有关两种干预疗效的不确定性一旦丧失,或者临床专家共同体的冲突状态(临床共同体中不同观点持有者的临床经验之间的不协同)一旦失衡,均势原则就遭到破坏,临床试验就应该立即停止。这样既保障了病人利益,又得到了促进未来病人利益的知识,确保了临床试验研究的科学性和道德性。

其次,均势原则强调的是试验研究者对个体病人生命健康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实现群体的共同利益,并非为了群体或未来病人的利益有意伤害或利用当前受试者。否则,任何为了群体或未来病人利益而从事的人体试验,无论多么惨无人道,就都能够得到伦理辩护,这显然有悖医学伦理。也就是说,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应该同步实现,否则首先应该关注当前受试者的个体利益。任何针对人体的临床试验,首先应该在尊重个体生命健康权利的前提下进行,在保障个体利益的同时获得医学科学进步的知识,实现医学手段的改进,从而提高医学科学技术增加群体福利的水平。这样,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就得到了同步实现。例如,亚历克斯・约翰・兰顿(AlexJohnLondon)认为,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个人在自我利益维护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同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完全可以是统一的,是可以同步实现的。个体只有在实现社会基本的共同利益的同时才能确保自我利益的安全实现和提升,而这种基本的社会利益包括有利于未来病人的医学基本知识,包括医学的进步和发展。[7]

最后,均势原则旨在维护人体试验中受试者的生命健康和人性尊严,在保护受试者生命健康权益的同时促进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增加群体和未来病人的福祉。相反,假如临床试验为了医学科学的发展或第三方利益而置受试者生命健康于不顾,把受试者仅仅作为实现医学目的的手段,即便实现了功利主义的总体利益最大化,同样有悖人性尊严的伦理道德。

三均势原则的适用性

均势原则要求临床研究为受试者提供最佳治疗,并以此特殊义务为其道德基础。反对者认为,这种要求实际上过于理想,很难适用于健康资源有限的国家或地区。假如一个贫困的国家或地区需要一种针对特殊疾病的常规药物,尽管它的疗效不是已知最好的,但是当地实际上能够支付得起的、最需要的药物。如果进行此类临床试验,显然不符合均势原则的实际要求;如果按照均势原则进行实验,同样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当地民众来说,这种临床试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认为,如果不对均势原则的内涵进行合理解读,那么上述责难可能就是无法辩驳的。均势原则要求中的研究人员或医生已知的“最佳治疗”,它的真正含义并不仅仅限于其字面意思。最佳的治疗或最好的治疗是针对受试者个体的,并非具有普适性。对于患者个人而言,在实际情况下能够获得的治疗才是最佳的治疗或最好的治疗。例如,对于贫困国家中的疾病患者来说,在他的实际情况下能够获得并维持疾病日常治疗的药物才是最好的,而那些适用于发达或富裕国家民众的昂贵药物,尽管疗效更好但不可得到。因此,均势原则的真正含义是:为了开始或继续一项人体试验,我们必须处于一种均势状态,即试验的干预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应该成为研究范围内的民众实际可得到的。[8]

确实,医学治疗的获得并非由普遍性的科学知识决定的,它取决于当地实际情况下复杂的经济、文化和物质条件。相对于临床试验可能过高的“最佳治疗”来说,当地研究参与者实际能够获得的治疗才是最应该关注的。毕竟对现实生命的关注应该高于对理想中的原则的固守。同时,适用于全球的临床试验的治疗标准是不存在的。在不同的卫生保健体系和多样化的社会条件下,没有同时适用于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临床试验治疗标准。富裕国家具有最好的卫生保健设施,并可能被所有公民普遍地获得;而发展中国家可能缺乏基本的社会医疗服务。

在通常情况下,临床试验中的“治疗标准”可分为两种:“事实标准”和“法律标准”。事实标准是指:人们实际上能够获得的治疗标准;法律标准是指:人们应该被赋予权利享有的治疗标准。[8]在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作为人对于他人的道德义务不能为了研究目的而被悬置或被折中;同样,对于知情而又自愿的受试者来说,如果试验的不公平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试验本身就没有比抽签具有更多的伦理问题。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并非试验内部无法避免的不平等,而是在涉及伦理上可能被指责的、高风险的健康领域中,受试者应不应该接受低于他本该有权享有的治疗。

基于上述理由,为了使均势原则满足不同国家或区域的经济、物质和文化状况,符合普适性要求,库克拉・瑞贝卡(KuklaRebecca)提出了一项临床研究符合伦理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8](1)最低标准原则:研究者不应该有意给予任何参与者次于他们在研究之外的治疗,这个治疗是受试者基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在道德上有权获取的;(2)均势原则:为了开始或继续一项人体试验,我们必须处于一种均势状态,即试验的干预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应该成为研究范围内的民众实际可得到的。因此,均势原则不仅使临床试验符合了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实际情况,而且让自身走出了适用性困扰,维护了其道德合理性地位。

四均势原则的道德基础

有关均势原则最激进、最深刻的批评是关于其道德基础的批评。反对者认为,均势原则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临床医学伦理和科研伦理的归并,而医生和研究者从根本上说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应该在医学实践中严格地加以区分。而且,临床医学和临床科研的目标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临床医学的目标是实施治疗,而临床科研的目的是促进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临床试验人员对受试者没有特殊的治疗性义务,不必被均势原则设定的道德职责所约束。例如,温斯顿・琼(WinstonChiong)认为,虽然研究确实需要临床医学伦理的管理,但是研究人员从来没有这种“坚决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职责,而这种职责在绝大多数有关均势原则的讨论中被预设了。[2]瑞贝卡认为,如果把科研伦理建立在治疗性这一基础上,那么在此范围之外的其他研究将被置于无道德约束的真空地带。通过诉诸于普遍的道德要求,即公正和尊重人,我们能够重新获得均势原则旨在获得的道德直觉,而不用依靠传统医学所赋予医生和研究者的治疗性义务。[8]

我们认为,有关临床医学和临床科研逻辑上不相容的批判存在问题。首先,“逻辑上不相容”是模棱两可的。当然,在纯粹概念层面上,临床医学和临床研究的目标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概念上的不同目的应该在实践中相互排斥。也就是说,两者概念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两者在单个医学实践活动中不能互相协调,或意味着分离两者在实践上总是可取的。例如,开车去工作和关心他人健康是概念上不同的活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实践中不能同时进行,或分离它们总是有利的。类似地,一个病人接受不同于医生建议的治疗,或者参与到一个治疗干预的随机临床试验,这意味着她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目的,即她可能获得与医生所推荐的治疗疗效一样的治疗。正如兰顿所言,我们说治疗与研究的目标“在逻辑上是不相同的”,这与在实际情况下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来分别达到这些目标并不是一回事。[1]本杰明・强博维克(BenjaminDjulbegovic)也认为,虽然伦理学理论在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之间通常具有明显的差别,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理论并不相互排斥。事实上,临床不确定性试验在合理的临床设计情况下,可以在保障人体受试者利益的同时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它代表着处理受试者利益和第三方利益的理性的、道德的方式,代表着人体试验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可行机制。[9]

其次,尽管临床医学和临床研究的目标不同,在实践中各自所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也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临床研究和医学科学的进步,就允许研究人员在实践中给受试者提供低于临床医学要求的合理的治疗水平。因此,兰顿认为,“临床研究要求当前受试者的利益与科学利益或未来病人的利益相对立”的情况,在临床研究中不是必须的,临床研究和临床治疗在实践中完全可以统一起来,达到共同的目标。[1]而且,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相对立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在一个民主共同体中,个人在很多方面享有共同的更高利益。这种共享的更高利益提供了这样一种社会视角,从而这个共同体中的个人能够从这种视角中认同一套基本利益。例如,兰顿认为,在培养和练习反思及实践决策能力方面,在发展和锻炼情感或情绪能力方面以及在历练追求特殊项目能力和有意义的社会关系的能力方面等,不同的个体都具有共同利益。[1]

最后,通过采取综合性方法(IntegrativeApproach),均势原则本身就能够成为受试者不被剥削以及将似乎相互排斥的伦理观念统一于单个试验的证明手段。综合性方法要求临床研究必须追求这样的目标:促进未来病人利益的同时兼顾当前受试者的利益,因为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可能。根据这种要求,综合性方法对合理性风险定义如下: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个体受试者承担风险才是合理的:(1)对受试者进行的侵害是促进合理的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最小侵害;(2)对受试者的基本利益和研究所要解决的更大群体利益给予同等尊重。[10]

同等尊重的要求表明:试验研究应该有利于推进群体成员的未来利益,虽然这是一个道德命令,但它也不是使牺牲个体成员基本利益合法的充分理由。我们说“个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并不是说要在“个体利益和群体中其他人的利益或未来个体利益之间进行计算性权衡”,而是指“为了提供保障其他人共同利益所需的基本能力的必要条件,要求个体修改甚至牺牲维护个人利益的目标或目的是允许的。[10]因此,综合性方法的目标是在保证当前受试者基本利益的同时兼顾未来病人的利益。同时,为了保证和促进其他领域中群体成员的基本利益,综合性方法采取两种规避合理性风险的操作标准:(1)对受试者和非受试者基本利益给予同等尊重,即当一个受试者的基本利益受到疾病、伤害或病害威胁或损害时,其基本利益必须不低于合理的治疗标准,以保护和促进其利益;(2)在任何情况下,纯粹的研究性活动对个体基本利益所造成的不能被直接利益抵消的风险,不能高于社会认可的、与该研究相似的其他研究对个体基本利益所造成的风险。[10]

按照以上标准,受试者可以根据自己在实际情况中可能承担的风险水平来决定是否参与试验。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种测试来判断一项临床试验是否满足上述操作标准,即干预S对于个体I是可以接受的,当且仅当干预S与个体I的其他治疗性选项具有同等优势,即临床专家或医生之间存在不确定性或冲突。对于临床试验中的每个受试者来说,只有他得到的干预对其本身是可接受的,其基本利益所得到的关心和保护才属于合理的医学治疗范畴。[10]

有了以上规定,综合性方法就能够保证临床研究促进科学进步,保护所有受试者的基本利益,从而为临床试验找到合理的道德基础。

对临床试验预期的疗效和未知风险的不确定性进行反思,是人类信息认知处理的基本功能。均势原则经历了从个体均势到集体均势(或临床均势)的发展过程,临床均势的提出和发展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进步。临床均势不仅提供了一个比最初的个体均势更加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观点,而且它使合乎道德的随机临床试验成为可能。均势原则是认识论、道德决策和临床科研伦理之间的交集。临床均势通过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应当给予病人最佳治疗的义务解决了随机临床试验中的临床问题和伦理困境,从而成为临床试验的道德条件。因此,就目前而言,均势原则是临床试验的理性选择,是审慎思考和理性判断的结果,是确证临床试验道德基础的有效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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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A.Chard,R.J.Lilford.TheUseofEquipoiseInClinicalTrials[J].Socialscienceofmedicine,1998,(7):891-898.

[5]FreedmanBenjamin.PlaceboControlledTrialsandtheLogicofScientificPurpose[J].InstitutionalReviewBoard,1990,(6):1-6.

[6]FranklinGMiller,HowardBrody.ACritiqueofClinicalEquipoise:TherapeuticMisconceptionintheEthicsofClinicalTrials[J].TheHastingsCenterReport,2003,(3):19-28.

[7]AlexJohnLondon.JusticeandtheHumanDevelopmentApproachtoInternationalResearch[J],TheHastingsCenterReport,2005,(1):24-37.

[8]KuklaRebecca.ResituatingthePrincipleofEquipoise:JusticeandAccesstoCareinNon-IdealConditions[J].KennedyInstituteofEthicsJournal,2007,(3):171-202.

[9]BenjaminDjulbegovic.ArticulatingandRespondingtoUncertaintiesinClinicalResearch[J].TheJournalofMedicineandPhilosophy,2007,(2):79-98.

伦理原则篇2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而市场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指向和实质。大量经验事实和伦理研究表明,市场主体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会支持市场体系的运作,反之则扭曲市场体系,阻碍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因此,从市场原则维度寻找伦理道德支点,是致力于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基础的重要路径。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价值规律是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机制。而市场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指向和实质,是由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价值规律所直接衍生出来的关于市场经济实质的社会精神。若以此界说为据,我们不难发现市场原则的基本内容主要有:

其一,利润原则。市场经济通行的是“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趋利原则,而且是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可以这么说,失却了利润,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全部动力机制。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或者说所具有的效率不过是逐利竞争的特殊产儿。市场经济中的趋利原则是唯利是图的滋生土壤。它会诱导人们重利轻义,惟我是举,导致拜金主义,使人们的价值标准货币化。

其二,等价原则。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一方面意味着不同商品生产者劳动交换的等价性、不可强制剥夺性,另一方面,意味着货币至上地位的确立。在这里既没有,也没有温情,只有天平及其金钱砝码。虽然在市场经济的经济行为中,也会出现某些自愿的非等价交换,甚至提供无偿地劳动,不过,这种现象一方面并非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普遍法则,另一方面若不是出于聪明人的远虑,欲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那么这便是被社会伦理精神矫正过了的社会行为。等价原则只要它存在并且不断发展着,就有可能逸脱于经济行为之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使人们的价值实现手段庸俗化。

其三,自主原则。市场经济的主体乃是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主体,市场经济为人的价值实现和主体自主性的发挥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但是,市场经济的自主原则又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又会诱导人们滋长自我中心主义、本位主义,乃至目无党纪国法的无政府主义,淡化全局观念与社会责任感,使人们的价值主体趋向个人主义。现在确有不少人走向这样的极端:只看重个人成就、个人得失,却很少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对社会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只要权利,不要责任,只要索取,不要奉献,将权利和利益的获得视为天经地义;而对责任和义务的付出却视为可有可无,或根本上就认为是与己无关的事[1]。

其四,竞争原则。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竞争在当今社会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要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多彩,这就使有限的资源变得更加稀缺,要解决供求矛盾就必然有了竞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社会上千百种行业和生产经营单位乃至个人的地位和价值,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就必须在市场这个大舞台上展开竞争;现代市场经济极大地开发了人才市场,它使人与人之间才能的竞争更趋激烈。

其五,效率原则。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它往往用劳动生产率高低和资金利用率的高低来衡量。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追求高的效率,即用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但在经济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今天,对效率高低衡量的尺度也越来越带有社会性。

市场原则对市场经济而言作为核心存在不可缺少,但他的社会作用则是二重性的。第一,市场原则是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运行核心,只适用于经济领域;第二,对其消极面,对其对社会生活的可能消极影响,应当给予足够的警惕。它的确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力地斩断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羁绊,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以往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另一面,又击碎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割断了一些优良的传统,从而使一些人陷入了价值观的误区:价值主体的个人主义倾向,价值标准的拜金主义倾向,价值取向的实用主义倾向,价值实现的庸俗主义倾向,这是当下一些领域道德失范的思想深层障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

在我国现实政治与经济条件下,市场原则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有着共同的现实基础和相融的精神内涵。首先,它们有着统一的历史渊源——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机制,它将公众自主、独立、分散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换连为一体。市场主体在个人逐利的活动中要以为他人提供等价商品和服务为前提,以利他为手段;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期望得到他人的合作与支持,要求有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意识——市场原则精神就内在地包含社会性原则、利他原则和合作原则。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被遮蔽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恰恰在于拯救这些原则并加以发扬光大。其次,它们有着统一的人性依据——市场伦理精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它们不是社会根本制度的区分标准。这在方法论上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市场经济既然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那么,市场经济作为中性的东西,必然存在着同时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相容的共性因素。其实市场经济并非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它是派生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的“罪恶之源”。黑格尔曾指出:“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这是一种辩证运动。其结果,每个人在为自己取得、生产和享受的同时,也正是为了其他人的享受而生产和取得。在一切人相互依赖全面交织中所含有的必然性,现在对每个人来说,就是普遍而持久的财富。”[2]在成熟有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交换是建立在自愿性和重复性基础之上的。市场交换的自愿性,使交换双方以互惠互利为原则,不以损害对方为目的;市场交换的重复性,使交换双方的任何欺诈、绝对自私自利行为均变得无利可图。靠欺诈和巧取豪夺也可一时获利和致富,但终究不能长久,且不具有普遍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产生和蕴涵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市场公德,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不存在根本矛盾,它们可以相通。正如社会主义道德文明非但不排斥、反而提倡诸如尊老爱幼、救死扶伤等人类社会公德一样。再次,它们有着统一的基础和本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在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特征时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搞的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不是搞的别的现代化。这表明,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既不是照搬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更不是沿袭早期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我们建设的精神文明,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或别的什么文明,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是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基础和本质,正是有了这个“共同点”,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之间,具有了直接的相关性和必然联系。最后,它们有着相通的理想目标——人类解放。人类实践的目标是不断求得自身解放,获得自由,包括从自然束缚、社会压迫、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

这种解放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同是人类解放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对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作用不言而喻;体现市场经济一般法则的市场原则精神是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解放。尽管解放并不彻底,其自发结果会导致对人的另一种奴役:物的奴役和资本的压迫,但都是人类彻底解放的基础和前提。“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3](“自由王国”可看作人的彻底解放——作者注)社会主义及其道德文明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形式的奴役和压迫,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它当然要否定物对人的支配和人的两极分化,但决不摒弃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精神,回到“人的依赖关系”中去。它要肯定和发扬自主独立的人格、平等自由的精神,以此出发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就价值本体来说,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包含着以个人价值和利益为核心的个人本位。当人们以理智、智慧而不是浅薄、草率的态度与目光审视自己的价值与利益,直接认识与把握自身存在、自身价值及其实现时,就会将狭隘的目光延伸、移向社会。“个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离开了社会个人便不可能生存下去。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有赖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尽可能充分地自我实现。”[4]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中,个人的社会价值在个人价值中处于主导的、中心的地位。当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个人需要应服从社会需要。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社会的发展有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作为代价[5]。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当以人民和社会为价值本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提倡个人利益与他人、社会利益相统一的行为价值准则。

任何一个社会,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某种程度的道德混乱与失范现象。但这种混乱与失范的程度以及持续时间却是一个可控因素。它取决于社会主体对矫正这种现象的自觉意识和积极努力[6]。故此,我们认为,坚持历史辩证法,具体分析市场原则的矛盾趋向及其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在引导、改造的基础上使之与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相融合,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能的。

把市场经济的个体原则升华为一种主体意识,超越利己主义的狭隘界限。只有在承认个人存在的前提下,承认个体是社会主体的构成基础,才能在此基础上,增强人们的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全民族的经济行为有一个高尚的动机,调动其积极性和能动性,进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把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升华为一种社会效益意识,超越人与人在竞争中的绝对对立。市场经济是以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动力机制的。社会主义反对极端的功利主义,但并不反对人们为追求正当的物质而展开有序、合理地竞争。我国传统中既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利益观,也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念,这表明我们自古以来并不绝对反对利益追求,同时要求从诚实守信、公正平等的“有道”竞争中形成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态势,进而达到人与人之间既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又相互合作、和谐统一。

把重商主义和资本万能升华为现代商品意识,超越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塑造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一切看作商品,货币资本既是商品流通的手段,也是生产发展的主要源泉,从而导致商品至上和货币万能。社会主义并不反对商品和货币,特别是我们正在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以承认商品货币价值和作用为前提。要把重视货币资本的思想升华为既重视货币资本也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才能有助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把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腐朽生活方式扬弃升华为追求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带来的是产品的极大丰富,但在大量的财富面前,在强大的获得财富的手段面前,一些人往往把追求享受作为生活的惟一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并在财富增加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财富、追逐利润不能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全部。因此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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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原则篇3

 

1.1美国生命伦理学多原则说

 

美国是生命伦理学发源地m。在美国,生命伦理学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60年代。1971年,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波特(V.R.Potter),首次提出和界定了生命伦理学这一概念,出版了《生命伦理学:通向未来的桥梁》这—标志性著作,宣告生命伦理学正式问世。至今,在美国已涌现出许多具有国际影响的生命伦理学家。凭借和伴随着他们的学术声音的传播,生命伦理学庶几成为当今独霸世界医学伦理学领域的唯一话语。在目前的中国,虽然对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庐山真面目”尚待进一步了解和审视,但自20世纪80年代它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体现其基本精神的生命伦理原则在其后的9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地被写进我国的医学伦理学教科书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国的医学伦理学学术论坛上,甚至成为我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伦理学科目中的重点考核内容。就笔者所知,目前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美国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有“二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

 

生命伦理学“二原则说”,由恩格尔哈特(H.T.Engelhardt)在《生命伦理学的基础》、《生命伦理学与世俗人文主义》等著作中提出和阐述。他认为,允许(允诺)原则和行善原则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由比彻姆(T.L.Beauchamp)和查尔瑞斯(J.Childress)在其合著的名作《生物医学伦理学原理》中提出和阐释。他们认为,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是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

 

生命伦理学“五原则说”,由蒂洛(J.P.Dealow)所著的在西方被称为社会伦理决策指南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和论述。他认为,生命价值原则、善良原则、公正原则、说实话(或称为诚实)原则、个人自由原则是伦理学基本原则。虽然此学说并未直接以生命伦理学名义出现,但因其在西方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它经常被有效地应用于解决生命伦理学实际问题的决策过程之中。

 

1.2中国医学伦理学单一原则说

 

1981年,在上海举行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医德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经过研讨,提出了我国当代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其表述为:“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鉴于原表述基本精神必须坚持但时代性、职业性不很突出这一情况,国内医学伦理学界遂将其修改为: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这一基本原则表述语言虽然较多,但却是单一原则,即可以概括为一个专用提法——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基本原则的提出和确立,不仅成为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建设的一个突破口,而且为社会主义医德规范体系建设准备了一方奠基石。美国生命伦理学多原则说,尤其是“四原则说”引人后,一方面拓展了我们完善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的视野和思路,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和困惑。例如,在建设中国医学(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时,有的仍坚持原有单一原则说,有的完全照搬美国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有的则是对两种做法的杂陈、拼盘等。莫衷一是的做法已在提示我们,在经过了对美国生命伦理学的引进介绍、学习借鉴阶段后,现在该是反思创新的时候了。

 

2美国“四原则说"的解构

 

2J“四原则说”简介

 

生命伦理学“四原则说”出自于1989年出版的《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此书为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比彻姆和查尔瑞斯合著。这部著作对波特的《生命伦理学》这一奠基之作,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给以充实和完善,尤其是明确提出和阐释了后来在全世界造成极大影响的“四大原则”,即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行善原则、公正原则。此书与肯尼迪研究所的《医学实践的哲学基础》、维奇(R.Veatch)的《医学伦理学》、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的基础》等经典著作一起,推动美国生命伦理学走向了全球。

 

美国生命伦理学被介绍到中国后,现今我国医学伦理学界耳熟能详的,除了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学术思想之外,就要数这“四大原则”了。在最近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四大原则”频繁亮相于中国大陆及其港、澳、台的教材和专著中,而且似乎成为表述和阐释医学(生命)伦理原则的最佳模式、领衔主角。前面提及的已被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医学伦理学科目重点考核内容的,便是这“四大原则”,只不过在具体提法上做了一些修改,表述为“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而已。

 

2.2“四原则说”解读

 

第一个原则为自主原则。自主是指病人的自主性,换句话说是病人享有自主权(生命权、健康权、平等医护权、身体所有权、疾病认知权、知情同意权、保护隐私权、因病免除社会责任权、诉讼权、索赔权)。自主原则就是保证病人在医护事务中自己做主,要求医护人员尊重和维护病人的自主性、自主权,即尊重和维护病人的自主决策、自主选择。当病人无自主能力时,医护人员应征得其人的知情同意、知情选择。而当病人无法自主且无法由人做主时,或者病人及其人的自主决定、自主选择明显会对病人造成本可免除的重大伤害时,医务人员应该也可以行使医疗自主权,甚至医疗干涉权。深人分析,尤其是医学实践表明:病人自主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它也内含着双重效应,甚至是危险的陷阱。

 

第二个原则为不伤害原则。不伤害是指不使病人受到身体、心灵或精神上的伤害,包括不可杀害在内。不伤害原则要求医务人员不做伤害病人之事,具体地说,就是要杜绝过失性责任伤害,力求避免可预知且可以防范的伤害,尽量将可预知但不可避免的伤害控制在最低限度。因此,医务人员在实践中应该运用科学的辩证的损伤观把握和践行不伤害原则,也就是说,必须注意到不伤害原则并不是一个绝对原则,实行时必须以危险与利益分析、损伤与利益分析来“权衡利害”(做到利大于害;诸利相比求最大,诸害相比求最小),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复式影响(某一正当医疗行为所间接产生的可预知而不是出于主观故意或恶意,但于病人有害的附带影响)及其得到容许的严格条件(行为本身必须是善的;行为主体必须出于善动机,即仅希望行为出现好影响,坏影响不能作为实现好影响的手段,好坏影响只能在同一行为中同时出现,好坏影响比例适当,起码应该是好影响大于、多于坏影响)。但即使如此,它仍面临诸多伦理困境p]。

 

第三个原则为行善原则。行善的一般意义是对人仁慈,或者说甘做善事。行善原则要求医务人员做有利于病人和社会健康权益的事。比彻姆和查尔瑞斯认为,行善原则包括预防伤害、去除伤害、应做(或促进)善事三项具体内容。但其他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理解。例如,佛兰克纳(W.Frankena)认为,行善原则除具有上述三项内容之外,还应包括不应施加伤害”的要求。而戴维斯(A.J.Davis)则强调,只有‘‘应做或促进善事”,才真正属于行善原则,其它两项或三项不应纳人其中[3]。

 

2.3“四原则说”质疑

 

从以上对“四原则说”的简要解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四大原则”中的任何一个原则,都是针对具体医德情境设计的,都达不到君临天下、一览无余的髙度,都存在着概括性、普适性不够强的缺陷,例如自主、公正诉诸人本理由,体现人本要求,而不伤害、行善诉诸功利理由,体现功利要求,都不能完满地反映人本与功利两种价值追求的综合与统一,这就是导致“四原则”之间乃至每一原则内部出现歧义和陷阱的根本原因;“四原则”相互间会形成严重冲突,例如自主在一定条件下与不伤害、有利、公正就会形成严重对立,若不借助于更权威者,则无法靠它们自己协调,所以只好以医疗干涉原则加以调整和补救,这使得所有原则的权威性和普适性都受到自身限制;多原则之间的分工及其相互关系不明,如果说四项原则是平起平坐的话,但其中不伤害原则与行善原则还有重迭、包含关系,这无疑是使医学关系中相关主体在面对比较复杂的矛盾时常常走入困惑、窘境的根;行善原则凭借一个“善”概念,似乎显得普适性最强,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和使用,普适性当然是天下第一,但将其与道德、伦理同义而后列人生命伦理原则,肯定于学理不合,要知道,连各门各派的一般伦理学,都极少以善或行善作为基本原则的!

 

“四原则说”本身所固有的上述重大缺憾,使我们对其是否具备充当生命伦理原则的资格产生很大疑问。生命(医学)伦理原则者,必为生命(医学)伦理领域内最具普适性、权威性之道德行为规范化也。它不仅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对同一领域内其它所有道德行为规范是最具说明、协调、导向、统摄等功能的。仅以此观之,笔者认为“四原则”或其中之一,都难以充当原则;唯一能胜任者,只能是医学人道原则。但这里所说的医学人道原则是需要重构的。

 

3医学人道原则的重建

 

3.1医学人道原则胜任的资格

 

医学人道精神是医学的固有属性,医学人道主义是古今中外医学道德的精髓。无论是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大医精诚论》,还是现代的《日内瓦宣言》、《人类基因组宣言》,如果要求用一个最合适的词语、理念,表述这些经典医德文献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那么,除了医学人道主义,不可能有第二个选择。因为它不仅能够充分体现和诠释出医学(生命)伦理的本质和精髓,而且在时空上具有最强的开放性和普适性。就医学人道原则与上述“四原则”的关系来看,经过分析,笔者认为:医学人道原则完全能够有机地将流行的“四原则”吸纳于自身,而且能够化解其内在冲突。

 

因此,如果生命(医学)伦理原则以单一原则为最佳选择,那么,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所有医德话语中,唯有医学人道原则具备其资格,尽管人们现在对它提出了不少挑战,它本身也确实需要与时俱进,而其它话语无论怎样改造,都不可能拥有象它那样的基础和潜能。

 

3.2医学人道原则重建的思路

 

医学人道原则重建的可行思路有两条:

 

其一是单一原则的与时俱进、改造完善。也就是说,依据和适应医学人道原则重构的必然性、必要性(克服传统医学人道主义的局限,解决一系列医德矛盾的客观态势,成就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建设的基础工程等〉的现实要求,遵循“四个统一”(生命神圣论、质量论、价值论的统一,医学道德美德论、公益论、智慧论的统一,医学人道主义、功利主义的统一,医德实践他律、自律的统一)和“两个求新”(在继承优良传统中求推陈出新,在同国际接轨中求移植创新)的指导思想,彻底改造、完善医学人道主义,使其超越传统、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重建的具体目标应该是:推动医学人道主义进人一个全新境界,在中国则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医学人道主义,即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本,强调医学关系中各行为主体健康权益与义务的相互协调,强调救死扶伤及人文关怀,充分实现当代医学所承载的功能和追求的目的(预防疾病和损伤,促进和维持健康;解除由疾病引起的疼痛和不幸;照料和治愈有病的人,照料那些不能治愈的人;避免早死,追求安祥死亡),全面地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

 

其二是将不同层次的多项原则优化组合成准则体系。也就是说,将多项原则依据其内容、地位、作用等差别,划分为大原则和小原则,准确地说应该是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或称原则和准则,然后再让它们分工合作,组合成为一个多层次,但却缺一不可的完整的准则体系。此种准则体系仍然只有一个真正的原则,但它不是孤身一人,而拥有贴身下属-一准则数个。这种与前一思路有同有异的做法,可以视为某些学者所作的贯通古今、合璧中西的一个种尝试。例如,有人将医学人道原则作为医学道德基本原则,而把美国“四原则”作医学道德具体原则。也有人将医学人道原则作为医学道德基本原则,而把美国“四原则”作临床医德准则|5]。

 

经过对当代中国医德建设现实的多年考察及对中西医德的初步对比研究,笔者认为第二种思路较优,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在复杂多变的医学(生命)伦理关系,所以钟情于这一选择。但是,它不是原有两个(多个)层次的机械相加,而是在对它们加以科学的、审慎的改造和补充后,合理进行再建。

 

伦理原则篇4

关键词:网络;伦理;道德原则;道德规范

网络语言传播的特殊语境与网络语言的特点,造成了一些特殊的道德问题,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网络语言伦理来对之予以制约。所谓网络语言伦理,是指人们在网络社会中言语表达、语言交流中所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络语言主体之间的道德关系。网络语言伦理的要求包括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本文即为对于这些原则与规范的初步探讨。

一网络语言伦理的基本原则

网络语言伦理的道德原则是网络语言伦理道德体系的总纲和精髓,也是网络语言伦理的核心,它集中体现了网络语言伦理的本质特征。就网络语言的使用而言,人们应当掌握的基本道德原则主要包括网上言论自由原则、尊重他人人格原则、无伤正当利益原则等三个方面。

1、网上言论自由原则参与网络社会活动的主体都是现实社会中的公民,网上言论自由是公民网络交流的前提,也是网民践行网络语言伦理的基础。因此,网上言论自由权利是每一位网民所享有的正当权利,禁锢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更是非法的。

网络社会较之传统社会而言,拥有更为明显的自由品格,随着基于网络社会“第四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自由有了可以广泛实现的有效途径。互联网时代,以往那种十分严格地对于信息传播的管理似乎难以实施,网民可以匿名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自以为有价值的事实,而且网络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往往是相对的,二者可以即时换位。互联网提供的这个互动平台,使得网络语言的传播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使得网民极为充分地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言论自由不等于侵权自由,网络审查制度的不足容易让人们产生网络言论绝对自由的误解。博登海默曾经说过:“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具体而言,网上言论自由原则至少应设定以下边界:

首先,网上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信口雌黄,言而无信,毫无道义的约束,不能对抗国家、破坏政策、搅乱社会,也不能因为自己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剥夺他人使用这种自由的权利。

其次,网上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至高无上和绝对的,必须受到比它更高的社会准则的约束,受到相关法律的规范。

2、尊重他人人格原则

尊重他人人格原则是指每个人的人格尊严都应当得到尊重,不容任何人污辱和裹读,而不论职位高低、财富多寡、相貌美丑、健康与否,不论人种优劣及其文明发达程度。在网络交流中,有的网民弃他人人格尊严于不顾,对发表言论者或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任意诽谤、造谣中伤,有意识地进行狭隘地域攻击,变相讽刺、戏弄他人;擅自公开他人隐私的;利用他人名义,公然散布虚假信息,将他人作为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或替罪羊;对管理员无缘无故进行言论攻击,模仿管理员用户名,假冒管理员或破坏管理员形象。这些现象,都是对他人人格的粗暴践踏。网络社区如同现实社会一样,健康、和谐的环境需要每一位参与者以真诚和关爱共同营造,网友应该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其它网友的人格尊严,不能一语不和便“拳脚相向”,更不能图一时口快,就对其他人无端攻击。在转发他人的观点或文章时,尤其是涉及第三方个人声誉的文章,应当进行充分考证,不能充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糊涂”。

3、无伤正当利益原则

无伤正当利益原则是指网络语言交际应建立在充分保障正当利益的前提上,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共同利益。他人利益通常是指他人的合法权益,自然人享有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信用、隐私等权益。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则包括社会经济秩序、政治安定、道德风尚等因素在内。有的网民的网上表达动机不良、有意误导、情感虚伪、弄虚作假;有的盗用他人网名,无端谩骂他人,污言秽语,弃他人利益于不顾。一些网民道德水平低下,使用一些含有狠裹、淫秽、色情、暴力信息的网络语言,不仅污染了网络环境,也给青少年网民的成长带来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有些网民在一些论坛上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的言论和资料,损害国家利益;有意挑起种族或宗教社群、地域之间的不满情绪或纠纷,公然挑衅网络社会的公共秩序。毫无疑问,这样的网络语言行为,其道德价值负面性质十分明显,有损社会的共同利益。

伦理原则篇5

关键词:网络;伦理;道德原则;道德规范

网络语言传播的特殊语境与网络语言的特点,造成了一些特殊的道德问题,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网络语言伦理来对之予以制约。所谓网络语言伦理,是指人们在网络社会中言语表达、语言交流中所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络语言主体之间的道德关系。网络语言伦理的要求包括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本文即为对于这些原则与规范的初步探讨。

一网络语言伦理的基本原则

网络语言伦理的道德原则是网络语言伦理道德体系的总纲和精髓,也是网络语言伦理的核心,它集中体现了网络语言伦理的本质特征。就网络语言的使用而言,人们应当掌握的基本道德原则主要包括网上言论自由原则、尊重他人人格原则、无伤正当利益原则等三个方面。

1、网上言论自由原则参与网络社会活动的主体都是现实社会中的公民,网上言论自由是公民网络交流的前提,也是网民践行网络语言伦理的基础。因此,网上言论自由权利是每一位网民所享有的正当权利,禁锢网络言论自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更是非法的。

网络社会较之传统社会而言,拥有更为明显的自由品格,随着基于网络社会“第四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自由有了可以广泛实现的有效途径。互联网时代,以往那种十分严格地对于信息传播的管理似乎难以实施,网民可以匿名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自以为有价值的事实,而且网络语言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往往是相对的,二者可以即时换位。互联网提供的这个互动平台,使得网络语言的传播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使得网民极为充分地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言论自由不等于侵权自由,网络审查制度的不足容易让人们产生网络言论绝对自由的误解。博登海默曾经说过:“如果对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具体而言,网上言论自由原则至少应设定以下边界:

首先,网上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信口雌黄,言而无信,毫无道义的约束,不能对抗国家、破坏政策、搅乱社会,也不能因为自己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剥夺他人使用这种自由的权利。

其次,网上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至高无上和绝对的,必须受到比它更高的社会准则的约束,受到相关法律的规范。

2、尊重他人人格原则

尊重他人人格原则是指每个人的人格尊严都应当得到尊重,不容任何人污辱和裹读,而不论职位高低、财富多寡、相貌美丑、健康与否,不论人种优劣及其文明发达程度。在网络交流中,有的网民弃他人人格尊严于不顾,对发表言论者或现实生活中的其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任意诽谤、造谣中伤,有意识地进行狭隘地域攻击,变相讽刺、戏弄他人;擅自公开他人隐私的;利用他人名义,公然散布虚假信息,将他人作为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手段或替罪羊;对管理员无缘无故进行言论攻击,模仿管理员用户名,假冒管理员或破坏管理员形象。这些现象,都是对他人人格的粗暴践踏。网络社区如同现实社会一样,健康、和谐的环境需要每一位参与者以真诚和关爱共同营造,网友应该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其它网友的人格尊严,不能一语不和便“拳脚相向”,更不能图一时口快,就对其他人无端攻击。在转发他人的观点或文章时,尤其是涉及第三方个人声誉的文章,应当进行充分考证,不能充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糊涂”。

3、无伤正当利益原则

无伤正当利益原则是指网络语言交际应建立在充分保障正当利益的前提上,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共同利益。他人利益通常是指他人的合法权益,自然人享有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信用、隐私等权益。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则包括社会经济秩序、政治安定、道德风尚等因素在内。有的网民的网上表达动机不良、有意误导、情感虚伪、弄虚作假;有的盗用他人网名,无端谩骂他人,污言秽语,弃他人利益于不顾。一些网民道德水平低下,使用一些含有狠裹、淫秽、色情、暴力信息的网络语言,不仅污染了网络环境,也给青少年网民的成长带来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有些网民在一些论坛上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的言论和资料,损害国家利益;有意挑起种族或宗教社群、地域之间的不满情绪或纠纷,公然挑衅网络社会的公共秩序。毫无疑问,这样的网络语言行为,其道德价值负面性质十分明显,有损社会的共同利益。

如果网民试图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或共同利益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那么他这种利益的满足就在根本上具备了不道德性,是应当受到道德谴责的。因此,无伤他人利益,并坚决维护共同利益,是每个网民的道德责任。

二可操作的网络语言伦理规范

1、话语权利平等

话语权利平等是指网上交流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交流中表现出语话特权,使用的网络语言中不应该带有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语气,不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思表示。平等是网络的灵魂,网民在网上的身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选择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因此交流的时候应当是对等的。

在网上尤其是在一些论坛上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一名网友在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后,支持者众多,但一旦有不同意见,持不同见解的网友可能会受到其他一些网友的集体攻击,即使这种不同见解是建立在理性分析与思考的基础上,但仍然会被视为“异类”和“非主流”,被湮没在其它网友的口水中。事实上,这名网友被剥夺了平等的话语权,被迫屈服于由于其它网友人多势众而形成的话语霸权之下。

话语权利平等规范集中体现了网上言论自由原则与尊重他人人格原则的要求,是这两条原则针对网络语言实践活动时的具体化。作为工具形态的互联网,它能为人们的交流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个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不仅都拥有网上言论的自由,同时也拥有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

2、语言内容健康

语言内容健康是指网络语言交流时,其交流内容应当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方向,符合社会的正当共同利益,要有助于至少是不阻滞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不应当包含色情、暴力、封建迷信的内容或这些内容的影射与暗示。

网上不良内容的泛滥一直是网络环境中的一大问题,毫不夸张地说,网络色情已经从遮遮掩掩发展到明目张胆的地步。我们只要看看TOM的“情趣笑话”、搜狐的“魔法宝贝”、网易的“非常男女”、新浪“飞常男女”等栏目,其中许多内容已完全属于网络色情范畴。而在一些聊天室与论坛中,涉及色情、暴力的网名比比皆是,涉及到色情、暴力的网络语言内容司空见惯。诸如此类的现象,说明确有必要将“语言内容健康”作为网络语言沟通中的重要规范。

伦理原则篇6

关键词:人肉搜索 伦理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

从2001年诞生至今,“人肉搜索”这一网络行为一直饱受争议。“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现象,它在现实社会与网络中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它伸张过正义,为弱势群体带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希望,在网络社会中给弱势群体开辟了一条新的救济途径,同时它也侵犯过他人的隐私和名誉,给他人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一、“人肉搜索”的涵义及其类型。

2001年,有网民在猫扑网上贴出一张美女照片,并声称该女子是自己的女朋友。可是,立即就有明眼人指出,此照片女主人的真实身份是微软公司的女代言人陈自瑶,并贴出了她的大部分个人资料。自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肉搜索”诞生了。“人肉搜索”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名词,通过“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张殊凡事件”,以及在08年轰动一时的“猥琐门”等一连串的事件,逐渐被人了解并引起社会多方的关注。

(一)“人肉搜索”的涵义与特征。

所谓“人肉搜索”,就是把现实社会中搜寻信息的传统方式与现代网络搜索技术相结合,按照“提问———搜索———答案”的过程进行的信息搜寻活动。具体说来,其过程是搜索发起者在网络上提出需要搜索的事项(问题),搜索参与者在网络和现实社会中寻找相关信息,并将其搜寻到的信息上传,彼此共享信息,最终汇总成为搜索发起者所需要了解的信息(问题答案)。可见,“人肉搜索”是把现实社会中的“人找人”式的传统信息搜索方式和当前的网络搜索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其既具备人找人方式的信息准确性强的优点,又吸收了网络搜索范围大、信息更新迅速的特点。正是由于“人肉搜索”不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事件的真相,还可以在网络上获取到用传统网络搜索无法触及到的领域中的信息。海外媒体对“人肉搜索”的直接描述是一个新造的短语“中国特色的网上追捕”。从其定义中,可以看出“人肉搜索”具备以下特征:

1.参与主体具有广泛性。

“人肉搜索”通过互联网作为平台,将传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找人方式发展到网民广泛参与的找人方式,使其参与主体的范围扩大,帮助搜索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在现实生活中的家人或朋友,而是通过互联网可以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无论说何种语言,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到人肉搜索当中,成为“人肉搜索”的主体。由于网民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阶层和知识背景的广大网民共同搜索答疑,使得问题被解答的几率大大增加。

2.信息汇集速度快。

“人肉搜索”集合了网民的力量,搜索的信息内容既广泛又具有针对性,针对具体事件或某一方面信息发起的搜索,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回复信息。在著名的“女子虐猫”事件中,仅以6天时间,虐猫视频中的3个嫌疑人就被锁定,随后当事人的相关信息被陆续公布。信息内容收集之全面性和更新速度之快都体现“人肉搜索”的极大威力。

3.信息传播渠道便捷。

据《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较2008年增长28·9%,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22·6%提升到28·9%,互联网普及率在稳步上升。而宽带网民规模则达到了3·46亿,占整体网民的90·1%,年增长7598万用户。中国手机网民呈现迅速增长态势。截至2009年12月底,手机网民规模2·33亿,占网民总体的60·8%。[1]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网络和搜索引擎的广泛应用,使“人肉搜索”的传播渠道体现出极大的便捷、迅速且高效。

4.社会效果正负两面性。

“人肉搜索”过程使个人信息公开化、透明化,颠覆了网络的匿名性特点。一方面使社会不规范现象公诸于众,能够唤起社会普遍谴责,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强制社会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世界被最大化公开,其隐私权和生活遭受极大的侵害,这就使“人肉搜索”背上了侵害个人权利的罪名。

(二)“人肉搜索”现象的类型。

到目前为止,虽然发生的“人肉搜索”事件众多,但如果从事件的动机与结果两方面来考虑,可以把“人肉搜索”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动机正义结果正义型。

这种类型是网民针对社会或网络中发生的不道德甚至极端不道德(违法犯罪)现象,通过发起“人肉搜索”的方式获得更多具有相同正义感的网民们的支持,共同搜集该现象的相关证据或信息,最终起到打击和遏制不道德和违法犯罪现象的产生。这种“人肉搜索”的类型充分体现了“人肉搜索”在维护社会公德和进行民主监督中的优势,对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并帮助其寻求司法救济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是打击腐败的有效工具。“虐猫事件”、“华南虎事件”、“天价理发事件”和“猥琐门”等“人肉搜索”事件都是该类型的典型。从伦理学理论角度来看,应该说这种类型不存在社会伦理问题。

2.动机正义结果非正义型。

这一类型的“人肉搜索”产生的初衷是为了打击和遏制被搜索者在社会或网络中的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参与搜索的网民在搜索过程中甚至在现实社会中转变成为“网络暴民”,对于搜索对象及其家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从而使其搜索的结果异化。不可否认,该种类型的“人肉搜索”从动机上讲是正义的,是为了维护现实社会和网络世界的道德准则,谴责和打击那些不道德甚至违法犯罪的丑恶现象,但是由于在搜索过程中参与主体异化为“网络暴民”,使其搜索的结果异化无法实现最初的目的。该种类型的典型事例有“铜须门”、“钱军打人事件”和“死亡日记事件”等。从效果论的角度来看,存在伦理问题。

3.动机非正义结果非正义型。

此类型的“人肉搜索”没有前两种类型的正义动机,往往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好奇心甚至为了不道德的目的,而发起的搜索,参与此种搜索的网民道德素质普遍偏低,较之前两种类型的参与主体而言缺乏正义感和正确的是非判断标准,所以搜索产生的结果自然是非正义甚至是不道德的。该类型“人肉搜索”的存在正是社会否定和批判人肉搜索现象的原因,也可以说,该类型体现了“人肉搜索”现象“魔鬼”的一面,“微软陈自瑶事件”和“张殊凡事件”便是其中的典型。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也存在伦理问题。

4.动机非正义结果正义型。

该类型的“人肉搜索”动机往往是搜索发起者为了满足一己私利,甚至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发起的搜索行为。但该搜索行为的结果却产生了揭露腐败、维护社会正义的效果。在这种类型的“人肉搜索”行为中,搜索发起者利用“人肉搜索”这个利器,在其他搜索参与者的帮助下,吸引广大的网民甚至媒体的关注,从而达到自身利益的实现,而这种利益往往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出乎搜索发起者意料的是,其搜索行为最终却产生了实现社会正义的结果,南京的“天价烟事件”和广西的“局长日记事件”便是其中的代表。该类型的“人肉搜索”尽管带来了好的效果,但,由于其动机有其不可告人之处,因而,从义务论角度来说,也存在伦理问题。这种类型与前面类型相比要复杂些,首先是动机确定的问题,再次是效果有利的问题。

二、“人肉搜索”引发的伦理问题。

“人肉搜索”游走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是一把双刃剑。“人肉搜索”具有宏扬网络正气,彰显网络正义的一面。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监管,一盘散沙的网民,一旦聚沙成山,可能形成压跨一切的力量,这股力量一旦失控和异化,将会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而陷入不正当行为的泥潭,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人肉搜索”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由于“人肉搜索”主体的广泛性,无法控制每一个参与搜索的网民所的信息是否涉及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隐私,所以“人肉搜索”的过程往往变成对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隐私权侵犯的过程。目前,针对网络的监管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网络中的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都很难在制度与技术层面上得到有效地监管。而人们的猎奇心理无可避免地会在搜索的过程中触及到他人的隐私,并将其隐私信息在网络中散播。在“铜须门”事件中,参与搜索的网民竟然将被搜索者的真实姓名、就读学校、甚至照片和视频都在网络中散布;而在“死亡日记事件”和“钱军打人事件”中这种对于隐私权的侵犯更加严重,参与搜索的网民不但将被搜索者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而且还将其家人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对于其本人及家庭成员个人隐私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和侵犯。

2.侵犯他人名誉权。

在结果非正义的两种“人肉搜索”的类型中,被搜索者的名誉权也会在搜索的过程中受到侵害。众所周知,公民或法人有保持并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人的名誉是指具有人格尊严的名声,是人格的重要内容,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对公民和法人的名誉不得损害。凡败坏他人名誉,损害他人形象的行为,都是对名誉权的侵犯,行为人应负法律责任。所谓名誉权,是人们依法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的社会评价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它为人们自尊、自爱的安全利益提供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目前,由于网络监管的不利,加之网民素质的参差不齐,在“人肉搜索”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参与搜索的网民对被搜索者的名誉进行侵犯,对其人格进行攻击的现象,更有甚者会在现实生活中对被搜索者及其家人进行侮辱和谩骂。正是基于名誉权受损的缘故,“死亡日记事件”才会引发“人肉搜索第一案”的名誉侵权诉讼。

3.干涉他人生活方式选择权。

“人肉搜索”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而且会扩展到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在“死亡日记事件”中,作为被搜索者的王菲不仅在网络中因“人肉搜索”而声名狼藉,而且这种负面的影响延伸到了他的现实生活,对他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权造成严重干涉。众多的网民凭借从“人肉搜索”中所了解到的王菲的个人信息,在其住所附近向其所在小区的居民揭发王菲的不道德行为,并且对其进行当面的指责甚至人格攻击,不仅如此,王菲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而无法正常生活。这种负面的影响还扩大到了王菲的工作之中,王菲所在的公司也迫于网民的压力将其辞退,更有甚者,没有公司在这种背景下愿意雇佣王菲。“人肉搜索”的负面影响,不仅使王菲的社会评价被大大贬低,无法正常的生活,而且让其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正因如此,走投无路的王菲才于2008年3月将大旗网、天涯网、北飞的候鸟三家网站告上法庭,这场被称为“人肉搜索第一案”的民事诉讼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4.成为商业炒作和实现私利的工具。

在“人肉搜索”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组织或个人利用“人肉搜索”这个网络平台,让其成为商业炒作和实现自己私欲的工具。这些组织或是个人往往利用人们对于“人肉搜索”的关注,在网络或是现实社会中采取一些哗众取宠甚至极为不道德的行为,之后有目的的在网络中发起“人肉搜索”,从而扩大其知名度,实现其经济或其他利益的目的。最出名的事例就是“虐猫事件”和“网络红人‘兰董’”等。其中“虐猫事件”的主角是为了成为网络中的所谓“红人”,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才做出那种极为残忍的虐待动物的行为。如果说“虐猫事件”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网络红人‘兰董’”事件便是有组织精心策划的一起商业炒作,其通过一个虚构出来的70后的“兰董”在网络上对于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进行恶意的诋毁,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这些事例只是一少部分组织或个人的行为,但是其凸显了目前我国对于网络监管,以及网民和组织的道德自律的缺失,在网路和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人肉搜索”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比彻姆(beauchamp)和查尔瑞斯(childress)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和公正原则等四项原则,上述原则不仅适应于生物医学伦理学,而且在网络伦理学中亦可使用。我国学者严耕、陆俊和孙伟平在《网络伦理》一书中提出了用全民原则、兼容原则、互惠原则和自由原则等四项原则作为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而其他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尊重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等。笔者认为: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应当立足于网络社会的实际情况,依照其内在的逻辑加以构建。而作为网络社会的新生事物的“人肉搜索”,同样需要符合其实质的网络伦理原则加以规范和调整。

1.无害原则。

无害原则,亦称为不伤害原则,理查德·斯皮内洛在其著作《铁笼,还是乌托邦》中指出:“不伤害原则可以最好地概括为一个道德禁令:‘首先,不要伤害’。根据这一核心原则,人们应当尽可能地避免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或损伤。这个不得伤害他人的消极禁令有时称为‘道德底线’。”[3]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的十条戒律的第一条便是“你不应该用计算机去伤害别人”;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网络声明六种类型的不道德网络行为中,几乎每一种类型的不道德网络行为都与无害原则相关。由此可见,即使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所选择的不相同的道德准则,首先应当包括无害原则,这是一条道德禁令,是铁律,更是道德底线。

无害原则认为,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害,应该成为判别道德与不道德的基本准则。伦理的基本理论之一功利论认为:正当的行为增进总体的“善”,总体的“善”可以用“效用”来描述,效用原则是道德的基础,是“善”与“恶”终极评判的标准。网络行为不应当对其他网络主体造成伤害,结果的伤害就是不道德。对于“人肉搜索”行为而言,参与搜索的主体在进行搜索的过程中不应当伤害到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和合法利益,否则,该“人肉搜索”行为即为不道德的。

2.知情同意原则。

“同意”是某人对某事自愿表示出意见一致的意思。要使同意有意义,前提必须是某人对某事“知情”,即他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准确信息并了解后果。知情同意原则在评价与信息隐私相关的问题时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要使个人隐私得到保护,那么为了某一目的而采集的信息,在没有得到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之前,就不能用作其他目的。只有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得到充分地保障以后,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和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自主选择与决定所做出的同意,才是符合其自主意愿的。对于“人肉搜索”而言,只有在给予被搜索者充分地知情权的保障之后,经过被搜索者的同意,才可以对涉及其隐私、名誉等敏感事项进行搜索,当然,这种同意原则上应当是明示的,至于默示是否可以成为同意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保障被搜索者的知情权,是该原则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由被搜索者所做出的判断,才可能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决定。相反,没有尊重被搜索者的知情权的“人肉搜索”,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违反知情同意原则的,应当视为不道德的行为。

3.互惠原则。

网络道德的互惠原则表明,任何一个网络用户必须认识到,他(她)既是网络信息和网络服务的使用者和享受者,也是网络信息的生产者和提供者,网民们享有网络社会交往的一切权利时,也应承担网络社会对其成员所要求的责任。信息交流和网络服务是双向的,网络主体间的关系是交互式的,用户如果从网络和其他网络用户得到什么利益和便利,也应同时给予网络和对方什么利益和便利。

互惠原则集中体现了网络行为主体道德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伦理学上讲,道德义务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个人应该对社会、对他人履行的道德责任。”[4]作为网络社会的成员,他必须承担社会赋予他的责任,他有义务为网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有义务通过网络帮助别人,也有义务遵守网络的各种规范以推动网络社会的稳定有序的运行。这里,可以是人们对网络义务自觉意识到的自觉执行,也可以是意识不到而规范“要求”这么做,但无论怎样,义务总是存在的。当然,履行网络道德义务并不排斥行为主体享有各种网络权利,美国学者指出,“权利是对某种可达到的条件的要求,这种条件是个人及其社会为更好地生活所必需的。如果某种东西是生活中得好可得到且必不可少的因素,那么得到它就是一个人的权利。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它生活得好是必须的、有价值的,都可以被看作一种权利。如果它不太容易得到,那么,社会就应该使其成为可得到的。”[5]。

4.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所谓公序良俗原则就是指网络的行为主体应当遵守其所在社会的公共秩序,并符合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网络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作为规范“人肉搜索”的网络行为的三条基本原则———无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与互惠原则,很难全面地规范与调整全部的网络行为,那么“公序良俗”原则便是对于网络伦理上述三个基本原则的有力补充。该原则是针对在网络中出现的那种极少数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符合无害原则,没有对他人的利益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而且会得到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和许可,甚至有可能会对行为的双方均带来利益,但是该行为是明显与当前的公序良俗相违背的。仅仅按照前三个基本原则便无法认定该行为是不道德的,此时便需要公序良俗原则加以规范和调整。

在“虐猫事件”和“网络红人‘兰董’”等事件中,虽然参与搜索的主体客观上将损害了被搜索者的隐私权,对其人格名誉进行了贬低,但是这种损害行为却得到了被搜索者明示或默示的同意,符合被搜索者的自由意志,而且由于参与搜索的主体与被搜索者均获得了某种利益,一方面参与的网民满足了个人的猎奇心理,而另一方面被搜索者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并成为“网络红人”,甚至给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此类的“人肉搜索”行为表面上看没有违反不伤害原则与知情同意原则,甚至还符合互惠原则的要求,仅仅按照上述三个原则的判断标准,似乎该行为是合乎道德要求的。但是,像“虐猫事件”和“网络红人‘兰董’”这种通过采取极端的行为或是言论,进行炒作的“人肉搜索”行为,违背了当前社会的善良风俗,破坏了社会赖以维系的公共秩序,该行为自然是不道德的。而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需要公序良俗的伦理原则加以规范和调整。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理查德·斯皮内洛。网络空间的道德与法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3.

[3]中国小百科全书:人类社会[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 1182.

[4]戴汝为。网络安全与网络道德的思考[eb/ol] .

伦理原则篇7

关键词:民法伦理; 民法原则 ; 公平至上; 民法典; 法律继承与移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要求也就愈来愈强烈。公平既是一个伦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法律概念。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既是法治与道德有机结合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追求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诉求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公平的实现水平成为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目前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而言,是否能够充分体现公平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该法典的优劣和成败。

一、 对民法公平概念和公平原则的历史考察

(一) 公平概念的法律含义及其伦理意义。公平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萨拜因认为:“很多近代的政治观念——举例说,诸如公道、自由、立宪政体和尊重法律等——或至少是这些观念的定义,都起源于希腊思想家对城邦制度的看法”。[ ]在各国的法律发展史上,公平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公平看作是法律的同义语”,法院也被称为“公平之宫”。[ ]但要想给公平下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却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法律上所说的公平有人认为就是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 ]这里的公平被作为法律的理想状态。有人认为“公平的含义也就是平等”。[ ]有人认为公平就是分配正义。[ ]实际上公平本为道德规范,其判别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公正、合理为标准来加以确定的。在我国,公平并不是一个舶来品,而是源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理念的主要表达方式。《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东汉许慎的字书《说文解字》对于“公”的解释就是“平分之,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这实际上是广义的公平的概念,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5卷中所说用作一切美德的同义语的公平。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而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当中,其判别主要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公正、等价、合理为标准来加以确定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公平理解为正义的同义语,或者说正义是公平的实现结果,对此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认为:“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者契约的结果。”[ ]狭义的公平又可以区分为“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前者是指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 ]主要考虑参与分配的人们功德方面的差异,强调的是与某种标准相对称的分配比例。“后者是指在社会成员之间重建原先已经建立起来、又不时遭到破坏的均势和平衡。”[ ]在公平和正义的关系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 ]法律或法官的作用就是恢复原状,命令由于违反契约或因不当行为而获利的一方向遭受损失的一方作出数量相等的赔偿以实现这种矫正的公平。

以上这些公平概念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启迪,但仍没有从法律上真正界定公平的本质含义。我们认为,作为民法意义上的公平主要强调的应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在相互关连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或分担。这种分配或分担的结果与其付出相适应,并能够为当事人和社会所认可。进一步说,民法上所说的公平主要应包括四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当事人面临平等的社会外部条件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公平可称为“前提条件的公平”。二是社会对其所有成员都一视同仁,它“要求平等的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从社会那里获得同等的与其付出相对应的对待。这种公平可称为“分配的公平”。三是在交换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做到基本对等和合理。这种公平可称为“交换的公平”。四是当出现权利义务关系失衡时,法律应当依据正义原则和人类理性对这种失衡结果进行矫正。这种公平可称为“矫正的公平”。与其他的几种公平不同,“矫正的公平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种算术上的比例方法,这与分配的公平中所用的几何比例法是不相同的。在矫正的公平方面,根本不应考虑双方的功德;各方都被看作是平等的。”[ ]公平原则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执法的准绳和行为人守法的指南,是民法的活的灵魂。不仅如此,公平原则又与一切具体的民法原则不同,它具有对一切市民社会普遍适用的效力,且贯穿于整个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民法中所讲的公平主要强调的是前提条件的公平,即强调“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对此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讲到他所主张的经济公平观时曾精辟指出:“我们必须假定,每个成年男子或妇女都能自由使用和发挥其体力和脑力;生产手段——土地和工具在他们之间公平地分配,这样,就外界条件而言,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也可以设想,在原先分配时就对自然的损害给予了补偿,并让身体虚弱的社会成员在分配上占些便宜,以取得平衡。但是,这种分配一经实施,就再也不受干预;各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和一般机缘来利用其所分配到的物品。”[ ]而对结果公平的假定则是建基于在符合前提条件公平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结果公平出现的逻辑演绎之下的。换言之,在前提(条件)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关系上,民法虽然也追求结果的公平,但这种结果公平的追求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前提条件设定上的公平在合理有效的法律规则框架内必然会导致结果公平的出现。因此民法的诸项规定主要是对前提条件公平的客观确认,并且对民法来说,也只有前提条件的公平才具有容易把握性和客观公正性。而绝对的结果公平只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与此同时,民法公平原则的实现还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必须以不违反社会利益和不损害他人利益为条件。对此罗尔斯指出:“一个正义的社会体系确定了一个范围,个人必须在这一范围内确定他们的目标。它还提供了一个权利、机会和满足手段的结构,人们可以在这一结构中利用所提供的东西来公平地追求他们的目标,正义的优先部分地体现在这样一来一个主张中:即,那些需要违反正义才能获得的利益本身毫无价值。由于这些利益一开始就无价值,它们就不可能逾越正义的要求。”[ ]

民法所追求的公平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每个时代的公平概念都不过是该时代特定的道德观念的概括和抽象,因此,古代的公平和现代的公平就有质的差异。对此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曾精辟地论述到:“‘英国衡平法’是建立在道德规则上的一种制度;但是却忘记了这些规则是过去几世纪——而不是现在的——道德,忘记了这些规则已经几乎尽他们所能的受到了多方面的应用,并且忘记了他们虽然同我们今天的伦理信条当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并不一定同我们今天的理论信条处在同一个水平上。”[ ]不仅如此,民法在强调公平理念的同时,也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不断调整公平概念的内容,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平保障与公平矫正机制。对此我们可以以英美合同法加以说明,在英美国家,除签字蜡封的合同外均要求合同的成立和有效必须以对价为条件,即“无对价即无合同”或“无对价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很显然这一原则的立足点在于保证合同订立时权利义务的分配具有公平性。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合同虽然没有对价,但宣布其无效却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如在无对价的赠与合同中,接受赠与的一方当事人已经根据赠与方的承诺进行了某些准备工作,并花费了某些费用。如果以“无对价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为由而否认该合同的效力,则会使受赠方已支出的费用不会带来任何回报,这对受赠方来说显然有失公平。正是为了弥补无对价合同及类似情况在法律适用上可能带来的不公平,因此在衡平法中就确立了“禁反言”或称“不得出尔反尔”的原则。由此可见,英美合同法无论是其合同效力的确定,还是合同矫正制度的的出现,其目的都是在于更好地实现公平要求。不仅如此,民法既强调形式上的公平,更强调实质的公平,其主要表现是民法既强调对法律规则的严格适用,但并不仅仅拘泥于对法律条文的机械理解,更加注重立法的主旨,要求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既要依据立法原则探究法律条文的确切含义,又必须认真探究当事人内心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实现实质的公平。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公平愈是屈从于规则的逻辑,官方法律与老百姓的正义感之间的差距也就愈大,从而,在老百姓的眼中,法律就会渐渐失去自身的可理解性和合法性。”[ ]

当然,和其他原则和制度一样,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存在,因此民法的公平主要强调和保护的是个体公平。民法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本位法和个人权利的维护法。换言之,民法公平的实现虽然会有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但并不当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对抗社会的公共利益。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将民法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去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那只能是民法的异化。换言之,民法只是从市场规则角度对主体的行为要求予以规范,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市场主体沿着民法规定的竞争规则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民法对于追求的结果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至于由此产生的诸如社会不公等问题,民法则是无能为力的。

(二)公平原则的判断标准。与其他法律制度原则相比,公平原则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含义的不确定性。公平原则并不是一个含义非常明确的概念,他本身就具有概括性、历史性和个人感受的差异性。民法所倡导的公平、平等的价值理念仅局限于经济个体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它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机会上的平等,而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追求实质的公平和平等。对于公平的判别标准,罗尔斯认为:“凡是社会制度满足这些原则的时候,那些介入其中的人们就能互相说,他们正按照这样一来的条件在合作——只要他们是自由平等的人,他们的相互联系就是公平的,他们就会同意这些条件。他们都能够认为他们的社会安排满足了他们在一种最初状态中将接受的那些规定,这种最初状态体现了在选择原则问题上那些被广泛接受的合理限制。”[ ]在英美法国家的衡平法中,也是把公平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既作为立法的价值追求,也作为矫正法律适用偏差的一种手段。同时公平原则还要受制于具体的判断标准和个体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公平与否的判定受个人的知识、修养的影响。由于依据标准的不同,因而会出现不同的公平结果和不同的公平形式。如以兄弟两人分蛋糕为例,至少可以列出8种公平或公正的分配办法。 这类似于海森伯所提出的著名的“测不准原理”,即观察活动本身影响到不同的观察结果。[ ]同时公平原则还具有一定非规范性特点,它并非具体的行为规范,而是指导具体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规定。它没有明确的行为内容和确定的保证手段,也不能单纯规范民事行为,而只有和具体的民法制度结合起来才能起到对市民社会进行有效的法律调整。正是由于公平的这种含义上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近来的有关研究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和冷遇,甚至有被诚实信用原则取代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功能被无限扩大,把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也被纳入其中。[ ]将其上升为“帝王规则”,使诚信原则不但不是公平原则在当事人意思表示和行为遵守方面的基本要求,而是把公平原则看成诚信原则的表现形式之一。事实上公平原则内容远比诚信原则更为丰富,只有公平才是民法精神的精髓。诚如徐国栋先生所言:“公平是民法的精神,尽管民法的各种规定千头万绪,复杂万端,如果要对其作一言以蔽之的说明,必须用得着‘公平’二字。舍却公平,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 ]

二、 民法公平原则产生的伦理基础

公平原则的出现并非是纯粹的理论演绎,而是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首先,公平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价值目标,是自然法和社会法所应共同追求的终极目的。“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人们预先接受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原则,他们在接受这一原则时处在一种对他们较特殊的目标的无知状态中,因此,他们明确同意,要使他们的善的观念符合正义原则的要求,或至少不坚持那些直接违反他们的要求。”[ ]其次,公平原则符合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自由和人格平等的外化表现。作为自然人除要求获得公正对待和人格尊严之外,还有一种天生的对自由、平等和公平的渴求。康德认为:“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生俱来的权利。”[ ]孟德斯鸠认为:“在自由和政制的关系上,建立自由的仅仅是法律,甚至仅仅是基本的法律。但是在自由和公民的关系上,风俗、规矩和惯例,都能够产生自由,而且某些民事法规也可能有利于自由”[ ]。中国社会中“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就是公平观念的最直白的表现。第三,公平可以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共同需要“公平可以被用来维持现状,但也只是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达到最大限度的合理状态时,才有可能。如果对现存的利益与职权的分配制度持批判态度,那么,也可以将公平当作一种改革的口号。”[ ]民法作为以授权性规范为主的规范体系,强调的是个人生活的自治,确认的是权利主体地位的平等、民事行为的自由和私权神圣等诸项原则。这就可以使个人潜能的发挥获得必要的法律保障,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潜能的释放。第四、公平原则具有雄厚的信仰基础。作为公平原则的基本内容是要求权利义务相一致,主要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匹配性。而权利和义务相一致是古罗马法所确立的一项最基本的民法原则。即使作为现代契约制度主要渊源之一的教会法也要求契约的订立必须符合“公平”、“合理”和“平等”等要求,就是要求双方的收益和损失要实现均衡,符合“价格正当”原则。[ ]最后,公平原则的出现也适应了民法对复杂社会关系的调整需要。由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生活具有高度的复杂化性,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制定出适应一切情况的“完备”民法典,因此要求民法概念必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即使是在一个比較静态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創造出能預料到一切可能的争议并預先加以解決的永恆不变的民法规则。而公平概念的出现也可以弥补传统法律概念之不足。换言之,當人類关系每天都在改变時,也就決不可能有持久不变的法律关系,只有流动的、弹性的,或有限度确定性的法律制度,才能适应这种人类关系,否则社会就会受束缚。[ ]这种“流动的、弹性的、或有限确定性的法律制度”在民法中就主要表现为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

三、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最高原则

(一)民法公平原则至上的意义。在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对我国相关的法学理论和立法行为也提出新的挑战,法学家们开始考虑新形式下的法律价值取向特别是民法的价值取向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将效益原则或效率原则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立法的基本原则,提出“在法律价值体系上要确立效益优先的价值观。”[ ]并进而推导出“效率居先——现代法的精神之价值指向。”[ ]这种把效益原则的作用和地位无限提高的做法,不但混淆了不同法律部门因其担负的作用不同因而应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把法学研究和经济科学研究相混淆,把经济活动的目的和经济立法的目的相混淆。效益、效率本身并不代表公平,而且来自于不公平。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财产占有,接受教育机会、能力等方面机会不均等,竞争中不处于一条起跑线上。另外,市场本身也不是真正按照人们实际贡献的大小来评价和付酬的。[ ]很明显,在经济科学中无疑应以效益(效率)为核心,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立法也应以效益为最终目标或唯一目标。正像刑法追求的是正义、程序法追求的是公正一样,带有浓厚自然法性质的民法虽然也讲效益,但在效益和公平的关系上更加看重公平,实行的是公平至上和效益服从公平原则。恩格斯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接触到的关系很简单,那么公平的、不公平的、公平感、法权威这一类名词甚至应用于社会现象也不致引起什么大误会,可是在关于经济关系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名词便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企图保留燃素论的术语会引起的混乱一样。”“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 ]即在自然法领域中,法律观念的最初抽象是公平,公平不但构成以伦理性规范为其主要内容的民法的存在依据,而且也应当成为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效益只不过是受经济关系的影响而对公平观念的必要补充。它既可以具体外化为平等、诚信和意思自治等较为明晰的要求,也可直接作为人们内心判断的基本依据。在各国的立法中公平原则一直是作为一个高位原则而对其他民法原则和具体法律条文起指导作用。公平原则体现在民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贯彻于民法规定的始终。无论是资产阶级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人格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合同自由”,还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都体现了公平。人格平等只不过是公平要求对市场主体行为条件的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则反映了民法对市场主体财产的公平保护和绝对保护;合同自由以尊重行为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是公平原则实现的方式之一。

(二)民法公平至上的存在依据。民法之所以以公平作为其最高价值取向,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和思想观念基础。具体说来这些基础和原因主要包括:

首先,公平至上存在的观念基础是民法所特有的私权神圣观念和意思自治思想。民法属于私法,私法不同于公法的最基本的一点在于私法特别注重对私人权利的保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市民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同于国家且独立于国家。市民社会还以政治权力和民事权利的完全分离,承认民法制度属于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等为主要内容。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界限,强调应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约翰密尔认为,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充分的个性发展不仅是个人幸福所系,而且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自由感驱使人类去从事那些旨在发展其能力和促进其个人幸福的有目的的活动。[ ]康德认为:“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黑格尔也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 ]因此,各国民法典中强调的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效益公平,均是以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私法范围内,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承认私权并保障私权之实现,所以应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参与。”[ ]贡斯当认为,古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然而,在古代人那里,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私人领域,没有任何个人权利。而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 ]

其次,公平至上存在的主体依据是民法适用主体上的广泛性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与其他法律制度相比,民法的适用主体具有广泛性,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大众,是所有市民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因此民法就其基本属性而言,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主体的最基本生存要求。而社会大众最基本的价值渴求就是平等、自由和公平。孔子认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在西方,作为公平基本表现形式之一的“身份平等作为理性要求,却是自罗马到近代市民法一脉相承的理念和不灭的向往。”[ ]

第三,民法公平至上存在的规范依据是民法规范具有强烈的伦理性。与刑法基于罪行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肯定的概念和不可产生歧义的法律条文不同,民法概念则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民法规范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规则,这些一般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果,一般较为稳定。而“法律规范的用語越概括,就越不明确,在法律规范的實施中,給予法官的自由也就越大。”[ ]民法概念的这种不确定性,決定了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必須依据各种事實关系與法律规定的內容進行对照,自己去作出价值判断。对此,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內•达维德指出:“……在很多領域,我们有恢复往日的明智,贊同‘人治’甚于法治的趋势,后者只能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典范,无法在一切场合给予我们明确的解決办法,于是通过概括性词句的形式,公平再度行時,這些概括性词句告诫缔约人善意行为,告诫个人勿犯錯誤,要求政府部門不滥用权力;而法律经常授权法官对所受理的案件給予他认为最公平的处理,同样各契约缔约人授权其仲裁人公平裁决。”[ ]正是基于民法规范的这种高度民主概括性和极强的伦理性,决定了法律的适用必须以伦理性的公平理念为指导。对此《瑞士民法典》第l条规定:如果法官于制定法中不能发现相应的明确规定,则必須根据习惯法作出判決,而在沒有相应习惯时,“则根据如果他作为一个立法者应采取的规定”。 中国台湾民法典第1条也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这里的法理主要就表现为伦理性的公平、诚信等理念,其中又以公平理念为最。

(三) 公平原则与其他民法原则的关系。与其他法律原则相比,公平原则首先具有高度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公平要借助于其他民法原则来体现,在与其他民法原则的关系上,公平原则是比其他民法基本原则更为基础、更为原则的原则。在各国的立法中公平原则始终是作为一个高位原则而对其他民法原则和具体法律条文起指导作用。同时公平原则又具有极大的模糊性,通常要借助于其他具体民法原则来体现,即公平原则可以具体外化为平等、意思自治等较为明晰的原则和要求。追溯公平原则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概念中就包含有平等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认为,“平等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如果实现了公平,平等的人也就会受到相同的对待,不平等的人就会根据其具体情况得到不同的对待。个人之间的区别只能在有关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要求做到不偏不倚。”[ ]现代的公平概念其含义更加广泛,已经完全统摄了平等的内容。在公平与平等原则的关系上,只有以公平原则为指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法律上所要确认的平等只是行为条件、行为规则的平等,而不是行为结果的平等。完全的结果上的平等,只能是平均主义思想和均贫富观念在法律上的虚幻反映,它只存在于人们的良好愿望之中,而不能作为立法者进行立法的依据。

自由或意思自治是公平原则的另一主要外化要求。法律上所讲的自由是指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可依自己的意志选择行为对象或合作伙伴。自由具有两种性质:“它是积极的,即是一种要求做某事的自由,而不是一种出于给人做某事的自由。它的目标是明确的,即是一种要做某种具有一定性质的事情的自由,就是说要做某种具有值得去做的事而不是去做任何一种事。”[ ]自由是公平原则赖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公平原则的基本价值要求。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固有天性,也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保障。在某种程度上说,在自由经济时代,“契约早已不仅仅意味着交易手段,其已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主宰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其作为一种信念,一种文化传统,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实在力量。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使市场具有了一种与公权相对抗的功能。”[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自由的发展史,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就意味着人类不断地走向自由。但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不能违反社会公平,不能有害于他人利益。就市民社会而言,自由行为同时也就意味着应当是正当的行为、合法的行为和有序的行为,并应当实现公平的结果。任何不受约束的自由行为和不正当行为实际上都是对自由的滥用,是一种有违于和有害于公平要求的极端的自由和放纵的自由。

公平原则还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禁止权利滥用,又称“正当性原则”,是指市民社会的参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该项权利的设立宗旨,不得利用该项权利从事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的行为。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行为人出于追逐私利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做出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从而使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和矛盾。个体的利益和要求只有通过与其他个体的利益相结合,才能形成为国家和法律所认可的普遍的社会利益。“个人明天的自我意志是否会觉得自己受到它昨天帮助制定的那些法律的约束,这就要看在这段时期里是否出现了新的情况,个人的利益是否已经改变,以至昨天制定的法律已经不再适合这些改变的利益了。如果这些新的情况侵害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这个阶级一定会改变法律。”[ ]也就是说,作为理性的人,其对利润的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平。只有实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衡平,才能真正实现民法所追求的公平。当个人权利的绝对行使会严重危及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进而危及到统治秩序时,法律上必须对权利人权利的行使设定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即是禁止权利的滥用。

四、公平原则的伦理意义及对制定我国民法典的影响

(一)公平原则对中国古代法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法律与宗教命令、伦理规范与风俗习惯含混不分。”[ ]由于农业在社会中长期处于优先地位,商业处于屈从地位,宗教本身成了政府的工具,导致了“礼”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 ]而“礼”这种特殊类型的非形式的法律的突出特点便是法律不具有独立性,法律与君主的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混为一体。自汉朝以来,儒家便开始以礼入法,起初是通过参与立法和注释现行法律,输入儒家礼的精神,通过春秋决狱,法无明文规定者,以礼为准绳;法与礼抵触者,依礼处断。以后礼的规范更全面向法律领域渗透,经魏、晋、北魏、北齐,在隋唐以后法律儒家化便成为中国的法律正统。外国学者对中国传统的“礼治”有不同的看法,但学者们还是在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如“人文主义”和“道德主义”。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人则将儒家的思想理想化,把中国描述为依靠法律、伦理、风俗和礼仪来维持文明,而不是用宗教的精神来束缚民众的理想国度。包括康德和赫尔德在内的西方思想大师都认为,“中国人从人本身、从伦理出发达到信仰与西方人靠上帝的天启而达到宗教不同,是一条‘道德’、‘伦理’、‘政治’、或曰‘理性’的思想路线”。[ ]由于这种“伦理法”以古代中国宗法社会为根基,相对於赖以生存的社会而言,它不但是合理的、有效的、而且是最好的。[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立法是“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 ]而中国的“礼”作为一种伦理判断,既规范人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极强的公平要求。

中国古代法律以强制手段全面确立和推行一种以公平为基本内涵的道德体系,若以现代伦理学的立场来看,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它的最大弊端在于阻碍了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平权观念的形成。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以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论证了这样一个主题:“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他认为东方古老民族(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精神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而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本质却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因此提出:“自认为是一种合乎伦理道德的明确生活准则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必须与之斗争的对待敌对力量,是对新环境的那种态度和反应,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 ]但其合理与独到之处也同样显著,因为:道德规范原本有其它律性的一面,舍此便无以成就道德;以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的文化发达程度而言,强调道德之他律尤其具有充分的必要性;法律的强制推行並不必然拒斥有德之士的自律;“以法为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兼顾了自律与他律,而且为社会的道德发展开创了新途径。[ ]

(二)公平原则对外国民事立法的影响。伦理习惯对不同国家立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希腊古代社会中,习惯和成规代替了成文法,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依靠他的社会体制下的组织。”[ ]作为现代民法样板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法国民法典,主要是受到的是法国习惯法和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这部民法典若不是在整体上有来自于自然法而又发展了的法典编纂思想,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就会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法国民法典》也是以自然法构想为基础的,即存在着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由此而派生出法律规范制度,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加以制定,那么一个伦理与理智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即由此而奠定”。[ ]应当说明的是,《法国民法典》受到罗马法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少,它实际上是日尔曼习惯法和罗马法的混合体。法典起草人波塔利斯在《民法典绪论》中写道:“如果允许这样表达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种习惯法与成文法的之间的妥协,即不论何时,我们已经能够使二者的规定和谐一致,或者采用一者来修改另一者而又没有破坏其体系的统一,也没有违背其总的精神。”[ ]而在自然法和传统习惯法中,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无疑会发挥重大影响。因为没有这些理念,就没有符合理性的自然法,传统习惯也不能得到有效遵守。

公平原则作为一项最基本原则不但在大陆法国家的民法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或在英美法国家中也具有非常重要和非常独特的地位。英美法国家的法律主要由普通法和衡平法组成。对普通法而言,在英国,通过亨利二世的改革,首先确立了普通法的地位。普通法的特点主要包括:(1)普通法的基本内容是传统的习惯规则,它是经过长期实践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普通法的规则为普通法院所认可,是普通法院判案的依据。(3)普通法是由普通法院通过司法逐步发展起来的,普通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对淘汰、废弃、发展习惯法规则起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4)普通法的规则是通过判例体现出来的,法官在作判决时把习惯法规则加以整理和筛选,然后精确地表述出来。按一般的理解,“普通法不过是基于普通的事而在普通的人之间所自然形成的生活惯例或关系准则——是否需要外在的制定法加以表达那并不重要。”[ ]对此庞德总结到:在英国“国王的法官们的理论是他们正在实施的英格兰的普通惯例,是英国人相互关系中的一般行为模式。”[ ]同样,在美国,“我们绝不能忘记美国的清教徒,占人口的大多数,有自己的习俗。他们没有要与之抗争的强权政府,他们按自己的喜好建立制度。如同在柯克时代的形成一样,普通法原则在美国获得了最高、最完整的逻辑发展并不偶然。”[ ]就衡平法而言,而英美国家的衡平法中,公平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衡平”本身就意味着“公平”和“公正”,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调和妥协,即用妥协的办法来减少适用这种或那种标准的意义之间的差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把衡平描述成在成文法之外起作用的公平。“明智的立法者承认,法律不可能制定得完美无缺,以使它可以严格地适用到属于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一切实际情况中去。因此他们相信法官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缓和法律规定所固有的刻板性。”[ ]由于法律所考虑的是典型的和一般性的案件,而对于特殊的情况无法进行说明,因此衡平法就是“当法律因其太原则而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时对法律进行的一种补正”。[ ]亨利•梅里曼指出:“‘衡平’的概括含义是指法官有权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避免因适用法律条款而使处罚过于严峻和公正地分配财产、或合理地确定当事人各自的责任。简言之,‘衡平’就是指法院在解决争讼时,有一定的根据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裁决的权力。‘衡平’原则表明,当法律的一般性规定有时过严或不适当时,当某些具体问题过于复杂以致立法机关不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结果作出详细规定时,法院运用公平正义原则加以处理是必要的。”[ ]由此可见,公平原则既是衡平法原则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衡平法矫正普通法法律适应偏差的一种主要判断依据。进一步说,在英美法国家,衡平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普通法适用中所出现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本身就是公平原则法律适用的结果。公平原则虽然不能说是仅仅适用于民法制度,但至少可以说是以民法作为其主要适用对象。可以说,公平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无论我们怎么进行评价都不会过分。

(三)公平原则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影响。任何国家的民事立法都应当考虑本国的民族传统和民族道德,都不能忽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对法律制定的影响。伦理对民事立法的影响主要通过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来实现的。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恩格斯说:“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 ]所谓伦理道德的法律化,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伦理道德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或伦理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伦理道德在立法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伦理道德是立法内容的重要渊源。分析实证法学家哈特说:“不容争辩的是法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的发展,事实上既受特定社会集团的传统道德、理想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个别人所提出的开明道德批评的影响,这些个别人的道德水平超过流行的道德。”[ ]这些影响“或者是通过立法突然地和公开地进入法律,或者是通过司法程序悄悄地进入法律。在这些制度中,如美国,法律效力的最后准则中明确地包含了正义原则或重要的道德价值;在其他制度中,如英国,对最高立法机关的权限没有形式上的限制,可是它的立法还是毫不含糊地符合正义或道德。”“任何‘实证主义者’都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亦不能否认法律之稳定性部分地有赖于与道德观念的一致性。”[ ]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公平原则等基本伦理道德因素和伦理道德标准的影响,以适当形式将伦理道德中的这些根本原则、主导内容法律化。第二,伦理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任何法律规范都包括有立法者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伯尔曼说:“所有的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社会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和原则具有普遍性。”[ ]任何立法包括民事立法决不能违背正义观念、公平观念、公共利益和其他伦理道德基本原则,否则即是恶法。这种法律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会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权威受到破坏。[ ]

目前在我国的立法中有一种倾向,即单纯强调立法的超前和数量、速度,似乎法治仅靠完善的立法就可以实现。通过二十几年的努力,中国的法规体系基本上已经完备,无法可依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但另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并没有得到很好遵守,法律缺乏足够的信仰力和威慑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在立法上过分盲目迷信法律移植的作用而根本无视法律本土化所依赖的民族文化传统,试图用先进法律文化和先进法律制度取代旧有的传统和习惯。而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一个君主如果要在他的国内进行巨大的变革的话,就应该用法律去改革法律所建立的东西,用习惯去改变习惯所确定的东西;如果用法律去改变应该用习惯去改变的东西的话,那是极糟的策略。”[ ]如果民法典不注重对传统习惯和传统文化的吸收和继承,甚至根本无视传统习惯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那么,因此而制定出来的民法典只能是与社会公众的生活无涉因而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的民法典。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民事立法领域缺乏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正确把握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性。立法价值取向是立法者为了实现某种目的或达到某种社会效果而进行的价值取舍和价值选择。它既反映了各国立法的根本目的也是解释、执行和研究法律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人们都使各种价值准则适应当时的法学任务,并使它符合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社会理想。”[ ]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是区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之一。因为调整对象的差异固然可以直接界定不同部门法的独立调整范围,而价值取向的不同则会决定不同法律立法的最终追求目的,从而使性质各异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成为必要。例如,同样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民法和商法在价值取向上就有所不同。在民法的诸项价值目标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即当公平原则与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发生冲突与矛盾时民法首先会选择公平,在处理公平与其他民法原则的关系时采取的是公平至上兼顾效益与其他。而在商事立法中最高的价值取向则是效益,在处理效益与其他法律原则的关系时其基本原则和要求是效益至上兼顾公平与其他。不了解这一点,就没办法真正将民法和其他法律部门区别开来,也就不能制定出真正符合国民需要的民事法律制度。

伦理原则篇8

[关键词] 和谐企业文化 以人为本 公平正义 诚信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利益转换的影响,企业文化显得格外混乱,诸如信用水平低下、破坏生态平衡、劳工问题日益突出等,在此情况下,需要建设一种新的企业文化来积极引导各种思潮,整合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员工、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日趋多元化思想。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社会的一分子,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化时时刻刻对企业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和谐文化的建设对企业文化提出了注重“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谐、合作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基于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要求以及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的需要,企业应构建一种新的和谐的文化,这是企业文化塑造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和谐企业文化的内涵及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意义

从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文化的提出到现在,企业文化已经被学术界和管理者内化为管理思想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界和企业界对企业文化的界定林林总总,一般地说,企业文化就是一个企业的主流理念和主流行为方式的总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文化被介绍到我国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企业界、理论界人士开始注重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一股企业文化热潮,企业文化建设的和谐性问题也正在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理论界关于和谐企业文化的内涵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和谐的企业文化就是指以和谐思想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强调企业各个部分的有机结合、适度调整、和谐统一,使员工的需要和向往同组织的要求和目标统一起来,使企业得以和谐发展,企业管理者以人为本、 企业员工“和谐敬业”, 企业进入市场是“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企业与社会和谐相处。和谐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企业文化本身不同层次之间的高度和谐、企业发展的各项战略与企业文化之间应该互相适应和促进、企业和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企业内部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等的和谐相处。构建和谐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和谐企业文化的构建是建设和谐企业、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保证

长期以来,企业管理者不断地追求着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的高度一致,当人们把人类行为的内驱力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联系起来后,人们找到了企业文化这种能促进企业发展的有力武器,但当管理者把人类追求物质利益的重要价值取向简单化以后,各种矛盾冲突就尖锐化、复杂化了,如企业的恶性竞争、不讲商业道德、利益分配不公正、破坏生态环境等,这就极大地危害着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企业与消费者等之间的和谐与平衡,企业就失去了核心竞争力。要解决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仅仅从单纯的物质利益出发是不行的,还必须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寻找平衡点,必须追求各方面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展示企业员工个人行为与个人价值观的关系、企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个人行为与企业文化氛围的关系、个人行为与企业行为的关系、企业行为与企业形象的关系、企业形象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和谐的企业文化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重要保障,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强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可以说,和谐的企业文化是明天的经济,要实现企业的振兴、赶超国际一流企业、增强综合实力,就要借助和谐企业文化,在21世纪,谁拥有文化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效益优势和发展优势。

2.和谐企业文化的构建是建设全社会的和谐文化的需要

建设和谐文化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子系统通力合作,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企业、学校、家庭、社区等“社会细胞”组成的,所以,构建全社会的和谐文化,首先需要实现各社会细胞内部的和谐文化,其中,企业和谐文化处于牵动全局的中心地位,一旦企业和谐文化建设取得了成功,就可影响和带动其他各“社会细胞”形成健康的、和谐的文化,最终促进全社会和谐文化建设获得成功。因此,和谐的企业文化的构建对探讨整个社会和谐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伦理原则

1.“以人为本”的原则

只有把具有丰富创造性的人作为管理的中心,通过对人的文化导引,使企业的共同价值观渗透到物质和制度层面,才能真正振兴企业。具体说来,这种“以人为本”的伦理原则的主要内容是:(1)以职工为本,就是把职工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通过各种文化教育形式增强职工的责任感,企业领导者要能够以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为核心,以职工群众共识为基础,根据企业的目标和发展战略来转变观念,培养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2)以人民为本,就是说企业必须满足用户需求才能生存和发展;(3)以人类为本,就是说企业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才能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以人为本”的本质是如何看待股东、职工、顾客和公众的问题.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职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及如何看待企业职工的权力和需要的问题;在企业外部,“以人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企业和自然环境及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如何达到三者综合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本管理的核心是尊重人和激发人的热情,其着眼点在于满足人的合理要求,从而进一步调动人的积极性,人本管理的实质是强调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使员工在保持心情舒畅的情况下高效地达成企业的目标。构建和谐企业文化,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凝心聚力, 把企业治理、建设和发展的目标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融为一体。

2.“公平正义”的原则

“公正”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性质。通俗地讲,公正就是指处理事情、解决问题合情合理、不偏不倚。通常的理解,指对既有的自然法则的不带有任何偏见的,自由并合理的遵循,即认同所有人平等权利,对任何人的任何形式的侵犯都是不公正的。“公正是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是等利(害)交换的善行。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社会对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分配的依据是每个人的贡献;社会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分配义务”。“正义”主要涉及个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当代美国著名的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指出,正义主要是属于伦理学的一种价值观念和“有关道德情感”的一种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的原则。他认为,正义不仅是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理论,而且也是道德感情。正义的事业会得到人的道德认可和赞同,正义的观念具有统一人们的意志,使之同心同德,“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基本要求。构建和谐企业文化, 必须要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 认真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利益问题关键在于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个职工对企业的殷切希望,公平公正可以使职工相信自己的付出会有公平回报, 自己与其他人得到同等对待。因此, 在构建和谐企业文化时, 我们要坚持“公平正义”的伦理原则, 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 在利益分配上、任用选拔上等一视同仁。

3.“诚信”的伦理原则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中国道德文化的核心, 为历代思想家所推崇。诚信的基本内涵包括“诚”与“信”两个方面。“诚”原指胸怀坦荡,真实无伪。《孟子》有云:“诚者, 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 未之有也; 不诚, 未有能动者也”。“信”原指诚实、不欺。孔子曰:“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并把“言必信, 行必果”作为规范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在传统伦理文化中, 诚实守信为“立人之本”,对于现在的企业来说,

“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足之本,诚信理念是和谐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企业的生命。企业应该着力塑造“诚信为先”的企业文化, 从企业生产、经营、销售各个环节抓起, 实行诚信经营制度, 遵守诚信经营公约,并建立起相应监管机制。通过“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建设来增强企业凝聚力, 树立企业品牌, 才能不断赢得市场和消费者, 使企业获得蓬勃发展。现在由于市场行为的自发性没有得到合理的限制, 使得某些人有机可乘, 在牺牲他人利益的基础上追求个人目的的实现。有些企业至今尚未从头脑中树立起重合同、守信用的经营理念。“重合同”本是天经地义之事, 可是某些企业中的“合同”形同虚设, 市场经济中企业信用缺失的案例比比皆是。诡诈、欺骗等恶劣行径扰乱着市场经济秩序。其个人也许一时获利, 但从长远看, 企业想生存下去, 很难; 想做大做强, 只能是异想天开。对一个企业而言, 技术可以超越,人才、资金可以引进, 但惟独信用是无法引入的,它必须通过以诚信为原则的和谐企业文化创造为人信赖的诚信品牌。诚信是一种社会责任, 既对他人负责, 也对自己负责。诚信不只是企业的无形资产, 它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要构建和谐企业文化,一定要坚持 “诚信”的伦理原则。

总之,“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诚信”的伦理原则为构建和谐企业文化提供了价值引导和理论支撑,为了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应该大力建设以这些伦理观为原则的各方面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这既是对迄今为止的各国优秀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提炼, 又是引导所有优秀企业进一步实现更大发展的行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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