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学范文
时间：2023-10-28 08:31:34
医学伦理学篇1
对医学伦理学的界定直接与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有关，即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是谁包括谁亦或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学科？Warren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DanielCallahan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把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相比，认为“医学伦理学是古老的学科，代表很窄的范围，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虽然在现今这仍很重要，但已不足以囊括所有的问题”。“生命伦理学则是指生命科学中更广阔的道德领域，包括医学、生物学、环境中的重要方面、人口和社会科学等。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部分包括在生命伦理学当中，与其他题目和问题共同构成生命伦理学。”
《国际伦理学百科全书》也把医学伦理学的学科范围归为生命伦理学。
从我国对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可看出与以上不同的看法：医学伦理学经历了古代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传统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也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医学伦理学已开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人口和健康伦理学阶段。可见，我国主要是把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的一个阶段涵盖进去的。J．StuartHorner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界定也是如此：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经常混淆，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方面，只不过后者这30年一直占主导地位。
医学伦理学的定义
英国的Thomas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一书，并首次提出“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他没从正面给医学伦理学下定义，但从有关的材料可以分析出他对医学伦理学概念的理解。他认为：“职业伦理学是‘人性的知识’与‘广泛的道德责任’之间的综合”，“医学伦理学的一般体系是使无论是官方正式的行为还是医学领域之间相互的交往都受文雅和正直原则所指导”。这种观点在19世纪被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药理学教授ChaunceyLeake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Percival对‘医学伦理学’这个名词使用不当……，它仅指来自于职业中的、用来管理职业中各成员彼此交往的成规、礼节。……但真正的伦理学与成规、礼节不同，而应从哲学的角度理解。他认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是基于伦理学理论并用之来处理医患之间、医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学伦理学权威K．D．Clouser对医学伦理学的理解与Leake的观点并无本质区别，他在《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提出：医学道德与一般的日常道德没有区别，含有与一般道德相同的规则。我国对医学伦理学的定义多采用：“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来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人们相互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科学，它既是伦理学的分支（应用规范伦理学），又是医学的组成部分。”
以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过分强调医学伦理学是应用规范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的倾向，对医学伦理学容易有这样的误解：即把医学伦理学只理解为应用规范伦理学，以为运用一般伦理学的道德原则即可解决具体问题。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其中也忽视了医学本身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一方面，医学的本质和目的是为了维护病人的健康，治疗疾病，由此可见医学本身含有一种固有的伦理学——为病人谋利益。而且许多伦理问题的产生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对医学伦理学的作用也同样明显，如陈实功《外科正宗》中有“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之说，二者的结合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医；欧洲中世纪的医德观是基督教式的医德观；从英美医学伦理学中自主原则领先的医患关系模式到南部欧洲的仍以相互信赖式的医患关系为主导模式更能看出伦理道德因素对医学伦理学所起的作用。简要说来，医学科技与伦理道德二因素相互作用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主要线索。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医德（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学伦理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有说法认为医德学是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语，是一门学科。邱仁宗同志认为医学伦理学与医德学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个名称问题，它们之间有两点不同：医学伦理学在内容上要比医德学广，医德学一般都是义务论的，不引用任何价值论，并不加以证明。我们所称的古代医德学，其实还不是一个系统的应用伦理学学科，因为它只研究医生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只研究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则是一个系统的学科，表现为研究对象从医患关系这一核心扩展到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社会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杜治政同志认为，当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医学道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临床医学中的伦理问题、生命技术及其他高新技术应用中的伦理问题、卫生政策的伦理学、健康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这是典型的把生命伦理学看成医学伦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的说法。
其实，不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之间是谁包括谁，就象《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所强调的，医学伦理学这一名词，它不是一个静止的术语，“它的含义和原则已经随着医学被管理成一个职业，到医疗照护被提供和资助，到医学之外的社会整体中的文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医学伦理学的历史发展
希波克拉底学派可能是最早对医疗职业和医生的行为提出规范的，但其思想能流传这么久远，主要是因为基督教的思想与之在某些方面一致，特别是不能堕胎和为患者保密的思想，而这两者在古希腊并不是医学界的主流思想。当时许多论述都强调疾病的预后，希波克拉底时期的预后可起到安全保险作用，使医生知道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从而保护医生避免因治疗失败或拒绝治疗而受到指责。传统的基督教强调诚信对于战胜疾病的重要作用，认为医生应不顾自己的危险来抢救病人，要求医生持一种慈善的观念和对穷人的责任的价值观，事实上早期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做的。没有什么能比医院这种新兴机构更能显示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了，它们服务于病人、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虽然多负责食宿，很少的医疗，但与其它相比已是很好的了。基督教对医学甚至所有科学的控制，很少能见到教会允许之外的书籍，仅见的是为数不多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医生们没有好的救治办法，很多医生逃离瘟疫，但许多教士却依然留在城市，为死去的人做祈祷，使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临死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也使死者的家属感到欣慰。
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科学革命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之后，医学也迈出了更坚定的步伐。哈维的心血运动论最终取代了盖伦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以后在以机械论为主导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解剖学和生理学为主的实验医学在18世纪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的病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麻醉和防腐两项技术出现之前，外科的全面进步是不可能的，19世纪后期，外科有了真正的进步。近代的实验医学家头脑中有尊重科学的道德理念，认为医学的最高尚的任务莫过于延长人的寿命。由于一系列新的科学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出现，从而为医生关心、同情病人，为治疗疾病、解除病人的痛苦提供了科学的现实的保障，这都是最基本的医学人道主义的体现。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已很少提到希波克拉底，而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JohnGregory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Gisborne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其中的宗教色彩已大大减弱，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ThomasPercival最大的贡献是为美国医学会1847年首次的伦理学法典提供了样本。
20世纪初，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医院开支的攀升，尤其是二战后，医院被视为医学诊治的精华之地。在X线之后，影像诊断随着1972年计算机断层摄影和核磁共振等技术的问世而大踏步前进，大量资金花费在了医疗设备上。大约在1960年，第一批免疫抑制剂问世，使得器官移植进入了新时代，当然也带来了道德和法律的困惑，如何时取器官，移植给谁等问题。20世纪随着医学科研的增加使医疗服务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也引起更多的伦理学问题，1946年的纽伦堡法典和世界医学会1964年对此修改而成的赫尔辛基宣言（2000年是最新版本）是医学科研中涉及人体实验的重要文献。
20世纪中叶以前，传统的医学伦理学主要局限于临床的医疗实践中，为培养医生提供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二战后，延长寿命已不是难事，在医学伦理学的持续发展中加入了新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JosephFletcher和PaulRamsey等非医生（这两人均是神学家）所写的一些文章使人们开始审视医学和医学科技在社会的道德层次上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以往被封闭在医学之外的哲学家、神学家、律师、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医学职业提出了他们特殊的看法；其次，随之而来的是这些看法对医学的发展有益，医疗职业中的人对这些外部的看法开始予以接受；第三，医学伦理学扩展其范围，应用到更广的社会伦理学问题领域，如一个社会中卫生服务设施分配的公正性等。因此，在60年代后，医学伦理学本身已经开始从原来全部关心指导临床医生行为的准则和法典中转向社会中的健康和疾病的伦理学方面，70年代后美国开始了对病人自主性的重视，这是当今的医学伦理学中的重要转变。
医学伦理学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病人的利益，这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医学模式上，就是从以往普遍持有的“治病”到现在的“治生病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病人最大的善，而二战之后，延长寿命并不是唯一追求的目标，生命质量是人们所重视的主要内容，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
《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第二版对此词条的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事物。但自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从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看出，那么这句话并不正确。”由于新科技的问世和文化及观念的改变，人们重新对生与死、对疼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等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生命伦理学。它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的转变，它不仅是指开创一个新领域（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而且代表一种学术思想、政治因素对医学生物和环境的影响等。狭义地说，生命伦理学仅指在面向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时产生的新领域，广义地说，它已经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学科，大众媒体，哲学，宗教，文学等社会科学学科。本辞条所说的生命伦理学是指广义的，即它的研究范围已从临终病人床边的医务人员个体所面对的道德上的困惑，延伸到全社会公民和立法者在努力制定平等的健康或环境政策时所面对的公众的和全社会的选择。
对生命伦理学的界定
生命伦理学一词最早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RensselaerPotter在1970年提出。然而，很快就被在华盛顿工作的荷兰胚胎生理学家和产科学家AndreHellegers和其他与他共同工作并在1971年在乔治城大学成立肯尼迪人类生殖和生命伦理学研究所的同事用来指称不同的含义。VanRensselaerPotter用此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它是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建起的一道桥梁，帮助人类生存，维持并促进世界文明。AndreHellegers和他的同事则狭义地把此应用到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领域。WarrenReich在1971年准备编写《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时，开始时用的《医学伦理学百科全书》名称，可见，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西方多数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一种传统上的提法，范围很窄，只强调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它已不足以囊括现今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范围上看，生命伦理学指称生命科学中的广袤的道德问题领域，如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人口和社会科学等，把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包括在生命伦理学中。
在某种程度上，RaananGillon的生命伦理学辞条更加全面。RaananGillon在《应用伦理学百科全书》中的生命伦理学条目中写到：从字意上看，生命伦理学是研究产生于生物学实践领域（包括医学、护理、包括兽医在内的其它卫生保健职业）中伦理学问题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很广，除了生物科学研究中的伦理学，还包括环境伦理学（包括环境污染和人与动物和自然界中其它部分之间的关系），性、生殖、遗传和人口中的伦理问题和各种社会政治道德问题，如失业、贫穷、歧视、犯罪、战争和迫害对人群健康的负面效应。涉及到此学科中的人员也很广，除了医生、护士、生命科学家、患者、受试者外，在学术领域还涉及到哲学、道德神学、法学（这是生命伦理学中的三大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
DanielWikler在第三次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生命伦理学家和社会责任中提出：生命伦理学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生命伦理学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正在诞生的过程中。第一阶段以某些专业行为准则的形成为标志，如不允许做医学广告，禁止诋毁同行等，此阶段应称为医学伦理学阶段；第二阶段就是琼森（AlbertR.Jonsen）在他的《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中和他的历史学家同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医生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众开始对古老的医学职业中的家长主义、讲真话等提出挑战，此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是病人权利的学术同盟。生命伦理学家需要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这些新的哲学理论和方法不是个人行动的道德，也不是用传统的伦理原则去定义医生的职业，而是用社会和政治哲学，尤其是分配社会的公正。第三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家已研究了卫生保健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许多细节，许多国家政府中的卫生官员都曾向生命伦理学家进行咨询。第四阶段的生命伦理学可称为人口保健的生命伦理学，它不仅象第二阶段一样包括专业行动准则、医疗工作者和公众，也象第三阶段超越了传统的医患关系范围，横跨生物和社会科学、人类和管理科学，而且还有自身的特点：高技术医学的出现和应用不是中心问题，而只是其中之一，不再注意医生的两难推理和谁能得到稀有卫生资源等难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多种影响卫生保健的因素上。从美国社会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病人都存在的病人疾苦之间的共同点看，有许多信号告诉我们，就较大多数人口而言，卫生保健状况在变坏而不是在提高，我们应把目标放在更大多数人的公共保健系统上，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要获取那些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如公众保健、国际保健、花费—效用分析、保健量制以及将要出现的许多新领域的新知识。
生命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生命伦理学最先产生在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生命伦理学在广义上，是从1900年开始的。20世纪医学的发展可从对医疗服务投入的钱的数量、享受到服务的人的数量、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数量、医疗服务系统的复杂性和科学技术的含量程度等方面看出。伦理学问题的产生，可从三条主要的线索看出：医院角色的变化、科学技术的主导性和医学专家化的发展。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医院在数量上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最终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源泉，随着医疗器械和技术在诊断和治疗中的不断增加的介入，在医院中集中提供医疗服务变得比较有效并经济，并能满足人们的需要。1946年的Hill-Burton法案，为地方性的医院提供联邦支持，新的普遍性的医疗保险倾向于给医院性的医疗服务而非私人诊所或家庭式服务提供补偿，这为美国的医院的革命打下基础。
1900年左右，科学的医学已成为医疗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医学会改革医学教育制度，以提高医疗服务的水平。政府不断支持医学科学，尤其是在二战期间和之后，把科研引进医学教育和对病人的照护之中。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成立并支持临床科研，于是涉及到受试者的实验，受试者可能是病人和健康的志愿者，且数量在不断增加。
由于医学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增加，使很多的医生走进越来越窄的领域，只能使自己局限于某一专业。随着1917年眼科学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专科学会成立。20世纪上半叶，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得到提高，渐渐从中等升至上等，这些非常明显地使他们与很多病人在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
总的来说，这三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浮现。医院中医疗服务的专业化促进了医疗照护的非人性化和组织性，同时疾病的社会、行为、环境和人性化方面被忽视，而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和生理方面，因此病人抱怨医生已失去的病人从整体方面照护的能力，从以前熟悉的密切的关系转变成“床边的陌生人”。
对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即生命伦理学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因为生物医学高科技的出现才产生的，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以上医学方面的因素，把公众卷入医疗的伦理学问题中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也起到史无前例的作用。复杂的医学技术和其人道的使用之间，增长的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分布的不均匀增加了享受医疗服务的障碍；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病）人的思维更加复杂，自我保护的意识明显提高；五、六十年代政府对生物医学科研的加大投入引起受试者保护问题；人们购买医疗保险的能力在30年代因以雇佣为基础机制的引入而戏剧性地得到提高，现由于太注重技术化，美国的医疗服务成本急剧上升，民众购买保险的能力减弱，大部分的美国人仍不能得到足够的医疗照护。另外，60年代末的消费者权益运动（起始于60年代对低劣食物的抗议）开始影响医疗服务制度，70年代的病人权利运动是更大的民事权利的一部分，妇女运动也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到对女病人的关心，也影响人们对生育控制和人工流产问题以及家庭和人口政策问题的看法。同时期的和平运动和日益增长的生态运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由于战争、环境和污染问题而引发的国际健康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的健康的威胁，医生的社会责任在1971年被提出。这些思考对医学在维护世界人口的整体健康和完好方面的角色发出挑战。以上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趋向和生物医学科学的发展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生命伦理学运动，而且这些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总之，今天我们所了解的生命伦理学根植于公众对个人权利、社会公正和环境质量问题的关心，这些标志着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从具体事件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广泛使用肾透析、器官移植，但在透析对象的选择上遇到难题；1967年的心脏移植的成功引起死亡标准的讨论以及哈佛提出了脑死亡标准；流产在医学上很安全，避孕药丸、产前诊断、ICU的广泛使用、人工呼吸机等均已普遍出现，但昆兰案件的撤掉呼吸机和安乐死问题引起普遍关注；人们从传统上死在家里到现在的死在医院里，观念上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二战后生物医学研究取得成果后的应用，美国的几起未得到病人的知情同意所做的人体实验引起道德上的谴责；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掀起了保护环境的浪潮；美国的民利运动、个人主义、女权运动也在兴起……但人们在与之平行的文化进程方面又远未跟上这些变化，这是生命伦理学为何能引起公众如此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毫无疑问，美国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最重要的标志是1969年成立的后在1971年更名为海斯汀报告和1971年成立的肯尼迪研究所。但不能否认，欧洲也做了大量工作。1963年英国成立了医学伦理学学会和医学伦理学研究所（注：英国多数称医学伦理学而非生命伦理学），后者在197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杂志(JournalofMedicalEthics)，1985年创办了医学伦理学简报(BulletinofMedicalEthics)。哲学的批评式医学伦理学在德国、前苏联和南欧发展起来。医学伦理学在天主教传统的国家本身就是天主教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后渐渐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转变原来的行医与科学无关的观念。亚洲和非洲的生命伦理学发展较慢，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每个国家的政府必然会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制定等来对生命伦理学领域的问题进行宏观控制。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是西方特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同时，某个发达国家发生了某类生命伦理学问题，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生命伦理学的理论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生命伦理学中有三个普遍性的核心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过道德的生活并做出道德上好的决定？当我的行为可能影响其他人的状态和健康时，我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我应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做什么？第一个问题与美德论有关，强调人的品行和一个有修养的人应具备的价值观和目标；第二个问题承认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并努力理解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应为他人做什么，我们应从他人那期望得到什么；第三个问题把我们的社会关系更深入一步，看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生命伦理学基本的伦理学前提是：尊重自主性；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社会公正；四原则；案例分析；美德伦理学；描述伦理学；女性主义伦理学和地域文化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问题：卫生服务人员与被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生与死的问题；病人的利益和其他人利益；分配公正问题；概念问题（即各术语的含义）；医学科学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纽伦堡的促进；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和社会；环境伦理学。面对这些问题，有两个重要的任务需要澄清：一个是事实和价值观之间应划分出一条清晰的线，分清什么是医学问题，什么是价值观（伦理学）问题（一个医生好的医学决定不等于是好的伦理学决定）；另一个任务是发展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
生命伦理学已出现多样性的特征，随着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日渐增加，需要更多的方法论来指导。现在，至少有四个领域已明显地出现了，它们分别是理论生命伦理学、临床伦理学、管理和政策生命伦理学、文化生命伦理学。但在实践中它们经常交叉，不能清楚地分割开。
生命伦理学的职能
邱仁宗同志认为：人们在证明某一生物医学决定正确时，总是处于某种概念和价值的预设框架内，哲学家的工作能够帮助人们批判地评价与某一行动有关的概念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生命伦理学的作用所在。生命伦理学是一种哲学，它要超越特定的社会集团、专业、宗教等，提供一种在多元信念前提下对什么是对、正确、好的共同观点。生命伦理学从哲学和多学科角度对临床实践进行伦理学分析，对医学和生命科学中的问题引发对整个社会的伦理思考；在医疗领域中的医生和其他人员意识到他们身上的责任增加了，能看到由于社会因素对健康的不良影响，如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缺乏锻炼、环境污染和其它的环境威胁、人口过剩、政治分歧、失业、贫穷、犯罪等问题。
生命伦理学并不是用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来代替另一种；也不是道德咨询所，给特定问题提供唯一的答案，（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做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结论是试验性的，暂时的，不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既不能采用强制的方法，这并不是伦理学的特点，也不能在社会朝向民主的进程中让社会所以成员都持一种观念，对生命伦理学问题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协商对话讨论等达成一致。
医学伦理学篇2
1医学道德观念与生俱来于人类文化
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是这些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进程中不断选择、创造、积累、传承和坚守的结果。作为当代人文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原本的形态只是传统文化中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的构成部分，伴随医学的进步和后来整个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医学道德才从观念和思想形态逐步转化为一种学科形态。医学以及与生俱来的医学道德观念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对事物的认识都是从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对可以触摸到的、自己视野范围内的外部世界的观察开始的，对人自身的初始认识中就包含医学的意义，因为“疾病比人类更古老”[1]2，人类的出现就意味着疾病的相伴相随，对人自身、疾病现象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初步认识就是医学的萌芽状态。由于原始人类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在人类寻求解除病痛的过程中，最初的方式是来自巫师的实践”2]。巫术医学是一种原始医学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信奉和崇拜，达到解除病痛、消灾免祸的目的。巫医在采用药物治疗的同时，更注重采用巫术咒语、占卜、妖术的原始宗教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道德力量和心理方法的巧妙运用。在那个时代，巫术在许多文化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巫术医学是世界各种不同原始医学文化的共同形态，但由于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对后来古代医学道德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和巴比伦四大人类文明发祥地所形成的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不同的医学和与之相应的医学道德思想的萌芽。比如幼发拉底河流域产生的巴比伦文明，“认为恶神和魔鬼的附体是疾病和厄运的根源，每一个邪恶的灵魂常常导致一种特殊的疾病。”[1]28在对医生行为的规范上采用的是法律的形式，如《汉漠拉比法典》中有多个段落对医生的行为做出了法律的限定，具有一定的医学道德规范意义。形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将巫术与医学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但他们希望二者通过结合达到更好的效果。古代埃及医学的专业化程度很高，强调不同专业的医生应该具备与专业相适应的良好的个人素质，“身体无处没有自己的神”[1]32,成为不同专业医生的宗教信条。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医学深受印度宗教的影响，印度草医学被认为是“生命的科学”“要求医生要善待和同情所有病人，要全身心地对待那些可以治愈的病人，同时也要理性地对待那些即将死亡的病人”[1]«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古代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融为一体，具有丰富伦理内涵的古代哲学思想直接渗透在中医理论和方法中。在医学伦理学史意义上，蕴含着医学道德思想的古代医学，其原始的科学性和人文性被融为一体，表现为一种自然哲学形态，这可以被认为是医学伦理学的初始样态，这种样态在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发展中表现形式各有千秋，共同的特点则是生长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和反映不同的文化特质。
2作为学科的医学伦理学在西方率先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
近代以后的西方医学开始从自然哲学形态向自然科学形态转化，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都开始成为医学系统中独立的学科，古代医学从注重对人体、环境的研究开始逐渐扩展为微观生命科学的探索。这个时代西医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实验医学模式的逐步形成，以分析方法为主体的研究使医学在摆脱自然哲学原始性的同时，追求生命科学的纯粹性和单一性，医学的人文性表面上被排斥在医学之外，但由于人文性是医学的本质规定性，迫使它只好另辟蹊径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西方医学伦理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古代医学道德思想逐步向学科形态演化的。中医学的学科形态在近代以后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蕴含在中医学思想体系中的医学道德思想一如既往附着在中医学的母体上，以中医学整体性的模式通过实际的诊疗过程传递给患者和社会。但近代以后，西医学逐步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医学体系，西医学诊断、治疗方法在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中，特别是医院的社会建制化和医学教育的系统化，西方医学伦理学从思想到学科都随之向输入地渗透，医学伦理学中所包含和反映的传统文化同样对西方医学伦理学的接受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古代医学道德思想与文化的关系相对直接和简单，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逐步形成，医学与医学伦理学被分属于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个分隔的文化领域，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从零散、碎片化的医学道德观念和思想向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态的转化，是医学伦理思想诸要素向医学伦理学系统的转化，这个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伴随医学进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医学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形成，科学和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只提供了一方面的基础，医学进步在每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提出和引发的新的伦理问题，并不能仅靠医学本身来解释和解决。作为学科，医学伦理学要具备从理论、原则、方法到实践等多层面的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逻辑架构和学科体系，传统文化通过学科理论建构的过程必然渗透和融入医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医学伦理学理论必然体现由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伦理精神、道德认识、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等，传统文化更多地是通过形而上的道德哲学思想和理论并把它转变为一种立场和方法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输入和渗透。从这种意义上看，传统文化同样构成了近代以后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传统文化对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思想传承这一条路径上。医学伦理学打破以往的道德哲学形态向应用伦理学形态的转变，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因素都成为传统文化向医学伦理学输送和传递的渠道。
比如，医学由古代的个体行医经过松散的医学社团向作为社会建制的职业性转变过程中，中世纪的欧洲就建立起了正规的医学大学教育，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后期的‘里性时代’是随着对逻辑学、自然哲学、神学、医学和定律的课程探索在大学里制度化开始的。”[1]m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手段对医学观念的影响可见一斑。在这个时代，原来医学伦理的规范对象从医生个体行为转变为建立职业伦理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要求。在医学伴随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逐步向科学化、技术化和职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医学与社会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增强，医学的社会责任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提升也势必对整个医学伦理的视野、眼界和范围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因为这种变化，“几千年逐步形成的医学道德观念和医学伦理思想、道德原则和各种各样的规范，产生了一种总结、概括和整合的必要，在近代哲学和伦理学强有力的理论铺垫和支撑下，医学伦理学在西方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
医学伦理学向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延伸和发展，更体现了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生命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生命伦理学一方面是医学伦理学在学科意义上的一种延伸和扩展，传统文化在这种延伸中完成的是自然传承。另一方面更是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引发了诸多现实的生命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并不单纯是由于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直接导致的，而是科学的应用和技术的运用与传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产生了矛盾乃至冲突，需要重新确立新的医学伦理标准和形成新的医学伦理观念，由于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人的生命过程的各个阶段，特别是体现在人的生和死两端，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伦理学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新的概念似乎更能反映学科的本质。生命伦理学面对的伦理矛盾、悖论乃至道德冲突，现象上是源于新的科技成果在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临床上的运用，实质上是社会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成果广泛运用之间矛盾的反映。根深蒂固于美国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政治的、社会的和伦理的观念，在科学技术面前并没有让步和动摇，这些观念向医学领域的转移，才造就了诸如医疗知情权、知情同意权、医疗自主权等医疗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这些观念被纳入到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规范中。这种情况所表明的，并非是传统文化对新伦理观念形成的限制和阻碍，而是传统文化通过各种路径让新的伦理观念能够体现和传承它固有的价值。生命伦理学具有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伦理公理的特点，但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新的伦理问题和难题，传统文化的影响总是无处不在。这是人类文化进化的本性决定的。
3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医学伦理学本土化的脉与根
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医学伦理思想不仅伴随医学的发展而成长，也成为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古代有诸如孙思邈的《大医精诚》、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等丰富的医学伦理思想，这些思想与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思想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中国医学界和哲学、伦理学的学者也力图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几乎所有论述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的著述中都十分强调优秀的中国伦理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掠夺的炮火声中走上近代史道路的，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种种强烈的冲击。西医学就是在这个时期引入中国的，教会医院的建立，促使医疗形态由个体模式向集团模式转变，西医学与中医学在认识和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种体系之间出现种种矛盾，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新格局的形成必然带
来医学道德观念的调整与新的医学伦理思想的传入[3]17。在这个阶段中国并没有构建起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在思想上和理论上没有明显的建树，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运用仍然停留在自发状态。
医学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学科形态出现在中国学术界和医学界的。尽管那个时期的中国尚不具备形成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医学科学和技术的条件以及社会基础，但中国哲学界和医学界的部分学者敏锐地洞察到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必要和可能。这个时期完成的医学伦理学著作和教学用书在内容上都注意到了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引入，但是受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局限，医学伦理学尚无能力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形成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基础的、适合中国现实的医学伦理学。几乎同一时期，西方医学伦理学理论和方法等被介绍和引进到中国，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体系中吸纳和借鉴了西方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许多观点、理论、内容、案例和方法，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国医学伦理学在迄今为止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构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学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是医学伦理学如何形成中国的文化特色和伦理精神，并将这种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医学伦理思想付诸医学实践，将是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和医学界长期和艰苦的工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医学领域无国界的国际化特征，势必带来医学伦理学在很多方面认识和标准上的普适性和全球性。信息化社会带来的文化传播和流动，文化的传统性受到强烈冲击。在这样的趋势面前，需要不断地调整对医学伦理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才可能处理好继承传统文化与借鉴外来文化的问题，从而推动医学伦理学更合理地、更深入地认识和对待社会文化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4医学伦理文化的接受与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传统文化对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另外一条途径是医学职业主体在职业实践中的习得和坚守。文化对一个特定领域的影响固然是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性使然，主体对传统文化的接受也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医学伦理学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文化竞争、文化冲突的领域，医务工作者在对医学伦理思想、原则和规范的认知和接受过程，实质上是对文化的认识和接纳过程。传统文化并不是以一种文本或者标记的形态出现在医学伦理学中，而是渗透在医学伦理学思想和理论中，这些思想和理论又通过若干伦理原则和规范等体现在对医务工作者行为的约束和要求上。医务工作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并践履医学道德规范，首先需要在文化层面认同和接受医学伦理学提出和确立的价值观念、道德认识和伦理标准。医务工作者在对待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上，只有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受，这一过程是学习并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当医务工作者的医学道德认识达到一定的境界，传统文化所倡导和确立的医学道德价值观念才可能扎根于医务工作者的内心世界并成为他们医疗实践行为的指南。
医学伦理学篇3
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从通常的意义上来概括，主要有三点: 第一，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具有哲学分析性质的理论医学学科，因为医学伦理学主要是应.用哲学上的一些理论分析方法对医学领域里的各种医德现象及本质作出分析，从而制成一定的系统理论，并反过来指导实践。 第二，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的伦理学与医学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边缘学科，要学好医学伦理学，必须具备必要的医学专业知识和必要的社会知识，以及具备将这两方面的知识加以整合的必要的人生体验和社会生活经验。 第三，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职业伦理学科，因为医学伦理学要对所有医.学领域里有关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相应的指导与调节，所以必须紧紧围绕医疗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道德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思考，通过适当的讨论与辨析，促成问题的解决或探索出解决的途径。 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一般伦理学的观点、原理、方法来解决医学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一门科学，是医学实践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具体的医学职业道德科学，医学道德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伴随着医学的形成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医学伦理学与法律的联系 道德和法是社会两大基本规范，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学都用于调整医学领域的人际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法律包括卫生立法，要有良好的道德和医德为基础，道德和医德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法律的保障。法律把人们的行为限定在一定的范围，这本身就是对道德和医德的支持，某些重要的道德和医德要求，本身就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二者在实践上互相转化，医务人员如果坚持医德基本原则是不会违反法律的;当医务人员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应有的制裁。因此，医德的教育作用和法律的制裁威力，对广大医务人员道德观念和道德风尚的促进和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有利于正确医德舆论的形成和巩固，使正气战胜邪气，善战胜恶，树立更好的医德风气。 三、《医学伦理学》教材内容的相对滞后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在各行各业上逐渐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了“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深化改革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也提出新的要求一一增强服务意识和服务艺术，增加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与此相关的内容如《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02年9月l日起执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5月9日起施行)、《处方管理办法(试行)》(2004年9月1日起施行)等，就现有教材而言，没有及时补充也是无可厚非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则应该不断了解、熟悉相关内容，在相关章节中通过案例分析讨论的形式传达给学生，使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应加强法律意识，使医疗行为更加法制化、规范化，从而更好地培养复合实用型人才。 四、《医学伦理学》课程加强法律意识教育的必要性 1、医疗服务的风险性 患者已把自己看成是医疗服务上的“消费者”，故此要严格管理和规范医疗行为，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各种职业都面临法律环境的变化;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民文化水平提高，人们对医学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也不断提高，更加关注医疗工作的情况，从而也会发现一些问题，从原来信任的关系转到由法律来调整的关系上。 就医行为虽是消费行为，但它是特殊消费，就要特殊对待。人体是千差万别的，有的药用在一个人身上好，用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不好。有人用青霉素滴眼就死了，有人做阑尾炎手术，局麻就死了、医疗本身的高风险决定了医疗服务的高风险，高风险就可能有失败。但不是有风险就允许出错，从医学本身来说，疾病的诊断、治疗，一环扣一环，每个环节都是避免差错的环节所以，正如医学名家张孝蓦所言，医生对病人，应当时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风险下的法律保证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将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此规定是根据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当事人接触并提供证据的难易程度而确定的在这一点上，由医院提供患者病历、手术记录、检查结果和诊断过程，更为简单直接，也较为容易。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也是考虑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而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现在规定由医疗机构举证，经鉴定如出现“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及存在医疗过错”时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不仅对医患双方都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使属学和法律产生了碰撞。在医患关系中，患者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医疗机构在举证时，有比患者更多的便利条件，在取得证据的能力上优于患者，所以法律是向弱势的患者倾斜。这样做，符合司法实践的发展，也是与国际惯例接轨。让医与法协调起来，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以及医学生都要学法、懂法，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利益。法律应当为医学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这最终将有利于患者、有利于医学科学发展。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于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其明确指出—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章程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按照有关医疗法规规定:患者有权查阅和要求复印门诊病历、住院志、化验单、医嘱单、病理报告单等病历资料;实行法医参加鉴定委员会，组成鉴定委员会专家库，当事人可以随机抽取专家参加鉴定;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定委员会工作人员弄虚作假、、询私舞弊，构成犯罪的可判刑;在医疗事故争议问题上，当事人可以不需经过医疗事故鉴定而直接向法院;大大提高实际赔偿标准等。医生、患者本该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p#分页标题#e# 3、避免风险从医学生开始 当前我国医疗纠纷中，通过诉讼解决的医疗纠纷日益增加。在医院工作中，医疗纠纷很难完全杜绝，一旦形成医疗纠纷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医患双方的权益、道德和法律责任问题。 防范医疗纠纷就要转变既往家长制的医疗作风，而“尊重病人的权利”转变较慢与医务人员既往所受教育有关，现在要转变为平等契约的关系，医疗行为将受到各方面的监督。防范医疗纠纷就要增强服务意识，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医疗工作中有服务特征，即满足患者需要，患者有享受良好的治疗、享受良好服务的权利防范医疗纠纷还要增强风险意识，目前医疗服务的高风险性社会不理解，而许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风险意识不强;如果把其风险告诉患者，若患者认可、同意那么你的风险就小，不要擅自替患者决定。法律上强调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医生的权益通过患者来实现，患者的权益就是医生的义务;加强法律意识，医疗有风险有损害，而你有证据证明你把这种风险或损害告知患者。 因医生失误，一位接受阑尾炎手术的女孩被切除了卵巢。一个女孩的卵巢没有了，这对她的一生是个怎样的打击?因为这起医疗事故，一位本来有着美好前程的医疗骨干从此告别了医生生涯。医疗事故，是一把悬在医患双方头上的利剑。 从伦理视角分析发生医疗纠纷的原因有:(1)缺乏责任心，不认真执行规章制度，造成不良医疗后果甚至差错事故.酿成纠纷;(2)缺乏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及语言生硬，酿成纠纷;(3)缺乏负责精神，在病人面前议论以前的诊疗过程，诱发纠纷;(4)对病人缺乏耐心解释，病人不了解医疗过程，发生误解，酿成纠纷;(5)医德医风不正，引发纠纷;(6)寻隙要挟医务人员，挑起纠纷;(7)社会因素引发的纠纷。 没有一个患者不希望在医院得到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也没有一个医生希望自己在医疗服务中出事故，更没有一家医院希望因医疗卒故声名扫地。那么，怎样杜绝或减少医疗事故?“防范”两个字最重要。“防范医疗事故、保障患者医疗安全”向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是否有“一念之差”和“一技之差”;你是否有不合法的“习惯”;你是否知道患者享有的权利;你是否懂得依法管理。医疗是高风险行业，每个规章制度都是防风险的.医疗事故重在预防，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应该培养这种防范意识、恰守职业道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更好地保证医疗安全。 二十一世纪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竟争比以往更加激烈、更加残酷，世界各国把竞争的焦点集中在人才的培养上，培养医德高尚的医务人员是每位教师的神圣职责;为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扩充知识结构，全面提高医疗质量，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医学伦理学》课程加强法律意识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医学伦理学篇4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医学伦理学关系概述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 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200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 涛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 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 质体现,是引导社会思潮的精神导向，而对医学伦理学 的引领作用需要依据情况、具体分析。
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的内涵、外延 比医学伦理学广泛。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教科书及实 际使用习惯来看，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包括医疗职业道 德和生命伦理学两个部分,对于医疗职业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其的主导引领作用十分明显，比较 容易理解。而对生命伦理学的引领作用，有些体现在 思想内容方面，有些体现在思想方法方面，或者二者兼 而有之。具体可依据不同的内容,采取借鉴吸收、改造 创新和有机结合、充实提升两种方法。
2“为人民健康服务”——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医疗职业道德的主导引 领作用，表现在诸多方面，有着丰富的内容。本文以 ‘‘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原则为例 予以阐述。
医学伦理学在我国卫生事业中居于基础性、战略性 地位。1如果医学脱离、失去了这种道德本性，医学就不 成其为医学,其服务于人类健康的使命就不复存在。医 务人员作为医学的代表和医学实践活动者,他们又必然 是医学道德的践行者，医学的道德本性、仁性是通过他 们的医疗行为来具体体现的。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学 科,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将道德教条强加于医务人员， 而是倡导、促进医务人员追求高尚的医德,是使医务人 员自身的高尚医德符合医学道德本性要求的一种必要 手段,更是使医务人员的行医理性与医学服务于人类健 康的终极目的相契合的一种必然的方法。
应该说，医学伦理学发展和在我国医学院校开设 课程30年来，取得了重要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致力 于从事该学科研究的学者，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研究 成果，为我国的医德医风建设和人民健康事业做出了 重要贡献。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982年11月召开的全 国第二届医学道德学术讨论会上，对社会主义医德原 则进行了研讨，并倡议建设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医学伦 理学。[2医务人员确立正确的医德价值观,坚持正确的 医德价值取向，有正确的医德价值追求，是在医疗实践 中体现医学道德本性的基本要求。在我们国家“为人 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理所当然地应该 是医学道德的根本宗旨，因此,社会主义医德基本原则 中‘‘全心全意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的基本要求是该 思想在医疗职业中的具体化“为人民健康服务”也理 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主义医德的核心原则，是医学伦理 学的灵魂。
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在我们探索 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问题， 曾走过一些弯路,加之多方面的原因，致使一些人产生 了 ‘‘医德无用论”的观点。当然，医学道德作为‘‘相对 软性的要求”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要求，它不仅需要学 科自身的理论发展，它更需要理论指导并服务于实践； 它需要医务人员从意识层面上的认同、接受和悦纳，但 更重要的是从行为上的践行；它不仅需要医务人员自 身内部的接受能力、认同能力等的支持，更受到外部社 会大环境、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 一 290 一 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而核心价 值体系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现着价值体系 的基本价值倾向。[3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要求的职业 道德首先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 并以其为指导。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医疗职业道 德建设中，我们应自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 医学伦理学学科的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本 观念来统领、支配、影响医务人员的医德价值观3 “和 谐、公正、仁爱、共享”、H ‘‘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团结和谐、开放包容”、[S “平等、集体 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的基本观点，对医务人 员在职业领域中确立正确的医德价值目标和追求，是 —种统领;对医务人员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仁爱为 本、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对病人一视同仁等的基本要 求，是一种促进;对医务人员选择正确的医德行为，是 一种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在这个特 定的职业领域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本质 状态,体现了社会主义医德的价值指向，体现了社会主 义医疗工作的伦理诉求。因此，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 的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医学伦理学学科的发展，确保 “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思想灵魂永驻。
特别应指出的是,近年来，源自于西方的生命伦理 学“四原则”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并在一些环节唱起了 主角，如何处理“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和“四原 则”的关系，成了我国医学伦理学界的一个困惑。
笔者认为，有利、公正、自主、不伤害四原则，只是 从属原则，应居于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核心原则的统 领之下，其主要是在临床医疗护理、保护受试者利益等 方面完成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核心原则要求的具体原则 与方法，不应也不能代替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核心原 则。尤其是当前面对物质利益诱惑和多元化价值观不 断冲击的今天，我们更应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 务的价值追求和核心原则。
这样,通过为人民健康服务与四原则的有机结合， 使医学伦理学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了一个 圆满的衔接,使我国医学伦理学既具有自己的独特体系, 以深入到医疗卫生及临床的实际中去,也能以自己鲜活的 学科体系丰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大家园。又注入了主 流道德体系及意识形态的科学元素,获得主流道德支持、 引导的良好基础,从而得到不竭的发展动力和产生巨大的 精神鼓舞作用。
另外,从我国高校的课程设置来看，要塑造医学生 的崇高医德,必须努力打造以医学伦理学为核心与‘‘两 课”紧密结合的人文学科群和课程群，这些学科包括医 学心理学、医学语言学、医史学、医学社会学、卫生法学 等，而医学伦理学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全心全意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医学伦理学价值追求的灵魂。
又如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对于我国人的生物信息 资源的保护，防止国外机构窃取,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里,研究人员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显得十分重要。
3借鉴吸收、改造创新
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 本特征之一，即它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各种优秀思想 文化成果，不断用反映时代进步要求的思想观念来丰 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主导性与包 容性的统一、发扬传统与立足当代的统一。其根本价 值原则不变,又具有与时俱进和开放包容的气度，坚持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有效引领社会思潮。0这为我们 如何借鉴西方生命伦理学的有效成分，发展我国的生 命伦理学提供了思想方法上的指导。
生命伦理学在我国有了 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许 多重要的成果。但是，从源头上讲，其为舶来品。对 此，我们可将其分为西方生命伦理学和国际生命伦理 学。西方生命伦理学是来自西方国家学者和学术界的 生命伦理学，其主要包含在西方学者的论文、著作中。 其中一些观点具有一定的世界性和普世价值，而一些 观点具有一定的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是西方社 会以个人主义为主的多元价值观的反映。对此，我们 应借鉴吸收、改造创新。
西方国家的价值取向总体上是以个人为中心的， 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 后，个人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在对待人的方面，主 要表现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在不少西方医学 伦理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在其理论基 础、医德观念还是在其医疗实践中，都表现为特别关 注、强调、尊重个人权利，并据此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 生命伦理学观点、原则。
医学所承担的治病救人的基本任务决定了医学道 德的全人类性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之一，8所以我 国医学伦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借鉴了西方医 学伦理学的观点和内容，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 中西方医学伦理学的产生和应用有不同的现实国情，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完全相同的道德观基础,对于 这一点,既要予以包容、承认这种差异性。同时，也不 能照搬照抄、不加分析的全盘吸收，而应该以改革创新 时代精神的价值理念坚持洋为中用，去伪存真,借鉴吸 收，改造创新的态度，注意纠正其一些重视权利而忽视 义务、重视个体忽视群体的倾向，使其更适合中国的现 实国情需要，更有助于从我们国人能理解的道德理念 出发，实事求是地客观有效地解决医学道德领域中的 伦理问题。
如面对西方社会道德的多元化世界，美国学者恩 格尔哈特提出了允许原则，其简要的内容是，在一个俗 世的多元化的社会中，涉及他人行动的权威只能从他 人的允许中来，不经他人允许便采取行动不具有道德 权威性，因为这些争议无法借助理性论证或者共同信 仰来协调解决,只有允许或同意才是道德权威的来源。 他还认为，允许原则先于行善原则，而且其只是一个程 序原则，不涉及道德内容。允许原则提出后，引起了激 烈的讨论、争论,不少人批评其有导致道德相对主义的 危险。
其实，如果把允许原则用在解决某些道德冲突、取 得道德协调，使道德具有灵活性方面，它还是有一定积 极意义的。尤其是在涉及人生老病死中一些具体紧急 而又需要自主决定的问题时。
但是，笔者认为，对允许原则的使用，必须设置一 定基础和限制条件，即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只能用来 处理某些特殊和“例外”事宜，并应以普遍的道德原则 做基础。因为在解决道德冲突时，既需要借助普遍的 道德原则，提供基本的道德选择和评价向标，也需要普 适原则的具体化以及原则使用的灵活性，联系情景对 具体情况作以具体分析，而采取相应的道德策略。9我国虽然不存在像西方社会那样的明显的道德多 元化，但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也要面临着不同民族、不同 宗教信仰的道德冲突与协调。M对允许原则的借鉴吸 收、改造创新也可能为我们解决这种道德冲突提供有 益的理论或方法。
另外,我们还需要不断地用西方伦理学的“价值排序”、 “伦理决策”方法来丰富我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体系。
4有机结合、充实提升
世界生命伦理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融合 了不少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道德价值，其世界性的一面 不断增加，这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 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 际人类基因数据宣言》等一系列文件之中，我们可称其 为国际生命伦理学，它是人类生命伦理智慧的结晶。 虽然，一些学者质疑它还或多或少带有西方社会道德 的某些痕迹，但其更多的是反映人类对待生命、生命科 学的共同立场、原则，以维护人的权利、尊严和促进人 的健康为宗旨,具有较多的世界性、普遍性。
但即使如此，这些原则如何在我国落地、生根，也 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因为生命伦理学所倡导的原则不 与中国当代主流道德体系结合，得不到其认可、支持， 进而延伸、整合、深入到中国道德和社会结构主体中 去，它就难以形成优良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我国器官 移植、干细胞捐献出现的困境、更使我们认识到这 一点。
即使相同的词汇、概念在各国也有不同的理解和 实现方式,其内涵外延也不尽相同，需要有一个理解、 融合、结合、提升，完成的过程。我国医学伦理学工作 者正面临着我国生命伦理学发展新的良好机遇，如何 将二者有机结合、提升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品质，提高医 学伦理学的学科地位和作用，考验着我国医学伦理学 工作者的智慧。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与之相同相似— 291 —的方面，正好为之提供融合、结合点。即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引领,把二者结合,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经 验的医学伦理学思想、以此来丰富国际生命伦理学的 多彩世界。而有机结合、充实提升是应有的态度。
4. 1 “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等集体主义原则应 在医学伦理学中有更好的体现
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道德的重要原则，也是公 民道德建设的原则之一。它认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 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 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 益。同时强调集体必须全力保障个人正当利益得到满 足，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并力求个人的个性和才能得 到最好的发展,达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 另外，它倡导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不是任意 的，而是有严格限制的。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世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虽然认为“个 人利益和福祉要高于单纯的科学利益和社会利益”但 其首先认为“不仅考虑到目前的科学背景还要考虑未 来的发展，从整体上加以研究”。[12可见，集体主义虽 然与生命伦理学在重视个人利益方面有一定的差异 性，而相通处也显而易见，但比之更具科学性和可行 性。因为它强调用集体主义去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 就使个人利益有了可靠的组织保障,有了实现的现实基 础。这种集体主义的原则与以人为本“八荣八耻”的社 会主义荣辱观、白求恩精神、革命人道主义等思想相结 合,就使中国生命伦理学获得中国语境和语义上的强大 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能更好地完成生命伦理学的维 护人的尊严与权利，促进人健康的目标。
特别是当个人遭遇重大疾病，需要紧急救治、帮助 时,集体力量显然要强于个人力量。我国器官捐献、干 细胞捐献所遇到的困难的根源，并不是以个人所体现 的捐献者没有积极性，而是以集体主义力量所体现的 法律、制度的某些缺失,组织机构平台缺乏所致。广州 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多达79%的市民 赞同身后器官捐献是高尚的。[13]“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精神就是集体主义 在社会生活相关层面的具体体现。我们认为，这种精 神不应仅仅体现在一般的公共生活领域和突发事件处 理中，也应成为生命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 之并能得以很好的体现。
在我国现实的医疗实践、社会生活中，围绕着以 “救治生命、维护健康”为主题、体现“集体主义”精神、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活动始终存在着。如无偿献 血,不仅有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了 ‘‘国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从国家层面上倡议、支持 对生命的尊重和救助，而且自愿无偿捐献者众多，这不 就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吗？
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空白和薄弱 一 292 一 点,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如干细胞库、器官捐献系统 的建立都需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神发扬。
当然，如前所述，由于医学伦理学有其自身的特殊 性,在应用集体主义时，也要结合这门学科的特性，其 最大的特性是其理论核心之一以保护病人利益、受试 者利益为第一原则的，在引入集体主义时要防止对集 体主义的误读和片面理解而忽视了对病人和受试者的 利益保护，而应更好的用集体主义保护病人和受试者 利益。二是应达到在切实保护患者、受试者利益基础 上的个人、他人、集体、社会的和谐统一。即把病人利 益、受试者利益置于集体、社会、他人、家庭利益这样广 阔背景下的更有效保护及对相关利益者的有效兼顾。 这是应该特别强调的。
4.2 “团结互助”等道德规范应在器官捐献、干细胞 捐献的规范中有所体现，应在相关法规中作出大力提 倡的条款
团结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国社会道 德规范的重要内容，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 求之也是生命伦理学所倡导的观念。《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UNESCO)世界生命伦理与人权宣言》指出：“各 国应互相尊重,促进各国之间的团结互助,还应尊重并促 进个人、家庭、群体及社区之间的团结互助,其中特别是要 重视那些因疾病、残疾或其他个人、社会或环境原因所导 致的脆弱群体以及资源极其有限的群体。”
一人有难,众人相助的事例时有报道。这种助人 为乐、凝聚人心、融洽人际关系的社会价值观体现在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应分地区、性别、年龄、亲疏 的,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应大力倡导并努力践行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不少人对团结互助的理解，更 多的是定位在人生命和健康之外的经济方面、情感方 面、工作方面等。而在以救治病人生命为中心的器官 移植、干细胞捐献中体现较少，更多的是提倡自愿捐 献,倡导的力度不大，甚至没有明显提倡的条款。生命 和健康是人的第一需要，在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 意为人民的健康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无 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应在救治生命的器官捐献、干细 胞等捐献中倡导团结互助的精神，把国家倡导和尊重 个人意愿结合。
从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体器官捐献、干细 胞捐献、精子捐献的情况都不容乐观。世界卫生组织 调查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进行器官移 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却仅有1万例左右，比例大概 为150:1。而在美国，这个比例则为5:1,英国为 3:1。[14]尽管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与一些国家 相比，器官的严重短缺已成为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 颈。实际上，现在医院短缺的医疗用品不仅仅是器官， 还包括血液、干细胞、角膜、精子等。如造血干细胞移 植,对患者来说是一种生命的馈赠，这是一种包含了人 类的大爱、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博大情怀，是一种至仁 和至爱。但是，目前我国有数百万的白血病患者需要 移植造血干细胞来拯救生命，至少在400 ~ 10000个造 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中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供 者。由于社会公众医学知识的缺乏，不了解造血干细 胞有很强的再生能力，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会影响身 体健康,所以把其看作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无疑 影响到了自愿捐献者的数量。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器 官的严重短缺，甚至滋生出了黑色器官买卖链。
由于干细胞捐献者都是“万里挑一”，目前的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的数量远远不够。“供体少，患者多”， 很多患者是在等待中死亡的。我国目前仅有的14家 人类精子库，捐精者数量少并且质量不佳……这既源 自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相关宣传力度的不足，更重 要的是缺少必要的法律及制度设计，而这些都必须以 正确的医学伦理学理论为其基础之一。这正是我们每 个医学伦理学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据欧洲理事会器官移植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9 年西班牙的器官捐献者达到该国人口的百万分之三十 四点四，居世界领先水平。西班牙早在1979年就通过 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法》,该法律的宗旨是促进器 官捐献，同时根据技术知识和伦理原则来保障器官恰 当地分配。[15]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可以结合国 情加以学习和借鉴。当然，完善器官、干细胞捐献体系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应在器官、干细胞、精子 等捐献的相关文件中提倡“团结互助”的精神，做出大 力倡导的规定和条款，这是当前我们亟须解决并努力 践行的。
最近，我们高兴地看到，卫生部有关领导称,今年， 《器官移植条例》修订中将增加“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 器官”等条款，这必将促进器官移植工作步入一个积极 有序的新阶段，我们期望其尽快完成并实施。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将这种有 限融入拯救他人生命、帮助他人远离不必要的死亡和 痛苦的无限之中。让自己的生命在他人身上延续，让 自己的帮助使他人临死而生，这是多么美好而崇高的 境界,这是多么伟大而壮丽的事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医学伦理学之间关系的 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 既要以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导向性，努力寻 找二者的结合点，达到有机结合，充实提升。同时，又 要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精神，对于医学伦理学科 特性予以尊重、包容,做到借鉴吸收、改造创新与多样 共生、和而不同的统一。本文仅通过几个例子谈了一 点粗浅的学习心得。希望得到大家的参与、指正。
医学伦理学篇5
医学伦理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但具体什么才符合患者的利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其概念也有变化。就以往治病救人而言，上世纪之前延长寿命，就是对患者最大的善，而当今延长寿命已经不是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提高生命质量才是人们重视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为病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尊重。于是产生了又一新的生命伦理。这就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并且延伸到法律、政策、文化、历史、大众媒体、宗教等诸多领域，并且帮助人类维持生存并促进社会文明。
医学伦理道德以人为本，因此应该用科学的方法评价医学标准、医学方法、医学伦理，乃至医学创新。医学要讲人道精神，通过更为精准的分析救死扶伤，决不放过任何机会，为争得每个患者制定的符合自己的治疗方案。医生要关心患者之痛并抚慰患者，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告诉患者；使患者知情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让患者选择治疗方案，保障其知情权、自主权。
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及时向患者答疑解惑。因此医疗机构在诊疗活动中与患者签定知情同意书;医务人员要履行告知义务，如实说明病情及治疗方案何等重要，这就是医学道德伦理的体现。必须正确认识医患之间的特殊关系。必须正确处理医患之间的医治关系。病人求医时，一般要依赖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医生必须正确判断确保医疗质量，患者常把自己的一些隐私告诉医生，这意味着患者对医生高度信任，因此必须为患者保密，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采取相应的行动，使自己时刻保持和坚持正义和良心，真诚地为患者服务，使患者利益受到保护。
在一代名医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一本中阐述了医者的行为准则，如“若有疫厄来求救者，不得问贵贱贫富，长幼姸嫡，怨友善亲，华夷愚智，普同一等，譬如志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等等。还有许多文献指出的医生应具备仁爱、同情、耐心、细致、谦虚、谨慎、无私无畏、诚实正派等美德。在日常医患间，一对一的私人关系发展为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社会性事业。既然是社会性事业，就要考虑收益和负担的分配。尽可能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的效益和最佳的医疗服务。因为生命至上患者至上“先知儒理，而后方知医理”二者结合便构成了新的医学伦理。我相信对财富的渴望至关重要，但必须强调应用法律手段保证患者的利益，把庸医赶走。
医学伦理就是为防止和解决医学纠纷。要关心指导临床医生以治病为准则而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伦理道德上。人们重新审视对生死、病痛的忍受，对自己生命权利，他人和社会的义务进行思考。如今医学上很多不成熟的技术，通过商业运作，成为世人瞩目的技术，然而这种技术根本是无效的医疗，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存在技术欺诈的成分。所谓引进新技术，要通过临床实验，专家论证，方能在临床上实施应用。但如今为了某种经济利益，不惜铤而走险。这些有悖医学伦理道德天地良心，应该远离或停止。应该鼓励医生运用高科技与患者达成实验性治疗协议，并把实验性质、持续时间、疗法目的和方法以及可能发生的危害等实情告知患者。并将其医疗结果当作今后临床实验研究的依据。所以必须让患者知情并同意接受治疗，绝不能引发医疗侵权和医疗纠纷。
医学伦理学篇6
中国传统医学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它的精诚合一的医德观、以人为本的医道观、“三才”统一的整体观以及朴素的生命质量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并给当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颇多借鉴。
【关键词】 中国传统医学； 医学伦理观 ； 医学伦理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一般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起源。其间随着医疗活动的延伸，历代医家的诊疗实践和辛勤著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卫生知识和预防、诊疗、康复、保健经验，而且形成了对医德、医道、生命、健康等问题的深刻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传统医学伦理观，铸就了早期的医学伦理大厦。
1 精诚合一的医德观
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医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文献当推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著述的《大医精诚》篇，文中“精”“诚”二字把中国传统医德原则规范概括到极致。
1.1 为医要“精”，精勤不倦、博极医源早在《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历代名医也纷纷从“精”“博”去要求自己。东汉华佗“游学徐土，精通数经”［1］。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医术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医要“多闻博识”。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为医医术要“精”。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言：“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明代医家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浅。”
1.2 为医要“诚”，诚对病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告戒医家：“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行医之体要 “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在病人家中 “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灵醁兼陈，看有若无。”宋代《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提出，医者要赤诚济世，“凡病家请召，不择高下，远近必赴”，为医要“贫富用心皆一，贵贱使药无别”，“反是者，为生灵之巨寇”。元代医家曾世荣在《活幼心书·为医先去贪嗔》也说：“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
1.3 为医要“诚”，还要诚对同道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要求：“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儿卫生总微方论·医工论》中指出：“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仍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批评褒己贬人的庸医：“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专一夸已之长，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问疾疴，惟毁前医之过以骇患者。”陈实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乡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切要谦和谨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骄傲者逊让之，不及者荐拔之。”
2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
中国传统医学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命价值，认为天地万物，莫贵于人，把保护人类健康、减少预防疾病、追求健康长寿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医乃仁术”更是以人为本的医道观的高度概括。
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历代医家倡导以人为本，认为性命攸关为大，医家应潜于医道，济世救人。《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师传》讲：“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从“爱身知己”“爱人知人”出发，指出“精究方术”是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王叔和《脉经·序》中言“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则考校以求验”。皇甫谧《甲乙经·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围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葛洪《肘后备急方·序》中言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强调医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穷”［2］ 。禇澄在《禇氏遗书》提出“用药如用兵”“当验之药未验，切勿急投”。
以孙思邈为代表的一些医家，更是把尊重人和爱护人的生命发展到极致，立“仁”为济世救人的指导思想。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论断；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要求医家心怀仁爱，不管“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要“皆如至亲之想”。明代龚廷贤《万病回春》中教导医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十勿重利，当存仁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清初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仁”还是评价医生的重要标准。南齐杨泉的《物理论·论医》指出良医应是“仁爱之士”“聪明理达”“廉洁淳良”“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录·论医》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明医鉴》中也说：“今之明医，心存仁义。”由此观之，中国传统医学有着以人为本的仁爱传统。
以人为本的医道观还体现在中国传统医学的预防伦理思想中。中国传统医学在治疗上历来防重于治。《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东汉张仲景进而阐述治未病思想，《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2］。”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认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叶天士研究既病防变，在《温热论》中指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国传统医学在阐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时，对医生作出了明确要求。《黄帝内经》中医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灵枢·逆顺》说：“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载：“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医学认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医生的根本目的，医生的根本职责应该是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健康，防病比治病更为重要。正如著名法国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论医学史》一书中所说：“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其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
3 “三才”统一的整体观
中国传统医学历来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与健康，使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优势和特色。
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和思维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中国传统医学就确立了“天－地－人三才”的医学整体观。《黄帝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素问·举痛论》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岁露论》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要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人体生命运动变化的规律，天、地、人三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彼此不可分割。《灵枢·逆顺肥瘦论》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着眼于个体，还要考虑到自然社会环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问·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灵枢·本神》指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此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素问·疏五过论》说：“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等等。到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又提出“医国-医人-医病”的整体医学模式。《备急千金要方·诊候》中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医国”指的是社会因素，“医人”指的是心理因素，“医病”指的是生物因素，这种“医国-医人-医病”的医学模式就是从社会、心理、生物整体的角度来诊治疾病，非常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3］。
相应地，中国传统医学从整体上进行辨证论治。“辨证”的范畴涉及到自然、生物、社会、精神情志等多个方面。“论治”法则也多样化，张仲景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4］，说早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主张“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即三因制宜；还有调理阴阳、调理脏腑、调理气血、扶正祛邪等法则。中国传统医学这种在整体中辨证，因人、因地、因时论治，在“三才”统一整体中把握个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特色，凸现出人文主义传统和精神，较为贴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4 朴素的生命质量观
生命质量论是以人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质量来衡量其社会存在价值和医学目的的一种伦理观［5］。但是，中国传统医学伦理中的生命质量观一般从自然素质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发，关注优生优育，思考生命质量，带有朴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时期，医家们从人的生命质量出发，重视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主张“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胎》中说，妊娠三月，“要居住简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弹琴瑟，调心情，和性情，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惠，无疾”。到宋代，医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注意人口质量问题。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言：“盖医术之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症，则又险又难”。主张婚育不宜过早，“合男女必当其年”；提倡婚前检查，“凡欲求子，当先察夫妇有无劳伤痼疾而依方调治，使内外和平”；强调房事有节，择时受孕，节欲保精；注重验胎，胎养胎教，对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祸”。至明代，一些医家从摄生的角度谈及优生优育。万全的《广嗣纪要·寡欲篇》说：“求子之道，男子贵清心寡欲，所以养其精；女子贵平心定意，所以养其血。”张景岳在《类经·脏象类》中也说：“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贵而寿，多欲而得之男女，浊而夭。”由此看来，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生命质量观形成由来已久，有些朴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学性。
综而观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德理论与实践、疾病和健康的认知等诸多方面形成的医学伦理观为现代医学伦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源，深刻地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特质。当今，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道路，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6］。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医学伦理观在医学这一发展进程中可供颇多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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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郭照江.医学伦理学新编［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3：41.
医学伦理学篇7
一、现代医学模式思考
医学模式是人类用哲学的方法对疾病、健康发生、发展的规律的概况。医学观是医学模式的核心内容，涵盖了人类对医学产生、发展、内涵、外延等内容的看法。基于主客观因素，以及时间、空间的影响，古今中外人们对医学的看法不同，医学模式也不同。
现代医学模式为医学伦理学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现代医学模式和学生需求，有效开展医学伦理学教学。从“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融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于一体的模式，因此在医学伦理学教学中我们应多学科、多方式、多平台结合，有效开展医学伦理学教学。
二、结合现代医学模式，提高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效果
1、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现代医学模式，其核心反映的是一种医学价值观，因此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影响着医学生一生的职业发展和成败得失。教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学生对客观事物、言行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是非、善恶、美丑的评价标准。医学伦理学是有关医学道德的一门学科，在正确的价值观引领下，学生能更好的把握医务工作者的权利与医务，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思想。
从实际来看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现代医学模式看，生物、心理、社会，其也涵盖了国家、社会、公民的内容。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能有效的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为医疗卫生事业提供更有效的保障。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能促使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更加深化和完善。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能有效调节医患关系，创造更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局面。
2、多学科结合
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需求来看，医学人才应具备多学科知识。医学道德涉及到哲学，价值判断、辩证思维、唯物思想都涉及到哲学知识。医学道德涉及到美学，对美的本质、审美的判断，都涉及到的美学知识。对医学道德涉及到文学，特别是对典籍的把握，就必须有古文功底。从广义上医学伦理学涉及到哲学、美学、文学、生物学、药学、临床医学、护理学、心理学、等学科。
可以说广泛性也是现代医学模式的特征，这就要求教师具备多学科知识，只有将多学科结合，才能让学生更全面、完整的学好医学伦理学。这也对医学高校伦理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结构全面、探索能力强、创新能力强的伦理学教师队伍能有效提升医学伦理学教学质量。
3、多平台结合
现代医学模式打破了传统医学的概念，国家、医院、社会、学校、家庭都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打破传统医院的局限性，多方参与，才能使患者真正的康复。现代医学模式，同样要求医学伦理学教学要打破传统教育的局限性，多平台结合，提升医疗质量。
在开展临床医疗工作的医学道德、临床护理工作的医学道德、药剂工作的医学道德、医技科室工作的医学道德等专题教学时，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可带学生至教学医院切身感受相关工作的医学道德，深化对医学道德的理解，养成道德素养。
同时，亦可走出校门、走出医院，去倾听社会、家庭对医学道德的评价和需求。更深入的引导学生树立道德价值观，确立人生方向，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4、强化社会实践
医学生具有动手能力强、好奇心重等特征。而作为人文课程的医学伦理学相对理论性强，因此必须将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才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现代医学模式，同样是注重实践的模式。
教师可结合现代医学模式，有效运用第二课堂，指导学生有效开展社会实践。条件好的学校可创建医学伦理学实验室，创设临床、药剂、护理、医技、社区卫生、计划生育、医学影像的模拟环境，去深化道德实践，指导学生将疾病、患者、健康有机结合，更多的从患者利益出发，思患者之思、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三、将现代医学模式与医学伦理学教学有机结合的意义
1、推动医学高校教改
当前医学高校教改已进入新的阶段，如何创新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成了医学高校急需解决的问题。
作为医学高校必修医学人文课程之一的医学伦理学，也是医学高校教改的重头戏。基于临床医学、药学、护理学、医学影像、文学、美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特征，将现代医学模式与医学伦理学教学有机结合进行教改，可以为其他学科教改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2、强化医学人文教育效果
医学人文教育是医学高校重要的教学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多元化、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的因素冲击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
医学伦理学是医学人文的核心课程，“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充实着医学实操技能与医学人文有机结合的思想，将现代医学模式与医学伦理学教学有机结合，可以强化医学人文教育效果。
3、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现代医学模式与医学伦理学教学有机结合，引导着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是培育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调节医患矛盾
医学伦理学篇8
1.1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
循证医学从病人的角度和价值出发,客观地理解病人的内心感受和需求,主动维护病人的医疗选择权和决定权。这种仁爱之心和同理态度是医务从业者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医术进步所必需的精神动力。
1.2体现平等和公正原则
循证医学的信息交流体现了资源共享的平等和公正原则,有利于缩小现行医疗体制下不同级别的医院和不同水平从业者的差距。
1.3以试验数据为依据
循证医学强调以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数据为依据,最大程度地减少临床不确定性,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实现追求卓越的医德意愿。
1.4核心是为病人服务
循证医学的核心是为病人选择当前最新、最可靠、最合理的诊疗证据。减少医疗干预的失误,促进医疗决策科学化,以求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
1.5可使从业者自觉转变为追求终身教育
循证医学可使从业者由阶段性受教育者自觉转变为追寻终身教育,发挥出求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实现职业行为的最优化。“这也是当代医学道德进步即实现当代医学的道德本质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2]
2教学形式——提高了规格,有利于教学相长
循证医学从简单解决医疗问题上升为探讨伦理问题,或为了解决伦理问题而争论如何处理医疗问题。这种辅车相依的复杂现象在临床随处可见,也正是临床实习医师的困惑之一。多学科交叉尤其是循证依据和伦理依据的综合评述是现代医学的特征,也是临床教学的难点,需要临床教师有较高专业和医学哲学的素养,同样也要求学生迅速脱离单一的书本教育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嘉言懿行与学生的感悟会产生心灵上的互动,增强彼此的互信和对各自职责的承诺。
3教学内容——扩大了视野,贯通了伦理与医疗之桥
实习医生需要学会用“用道德价值和原则检验此范围内人的行为”[3]。密切联系实习场景所处的医患关系、医患心理及社会舆论等,但在淡忘或轻视的情况下,即使一如既往进行了入院前医德医风教育,大多数实习医生也不会将所学伦理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将循证医学与伦理学并重地进行探讨,使现实中的价值判断和因果剖析更加丰富直观,笔者并不摒弃曾经的教材,相反,是让实习医师重温这些教材的重要概念,在老师的指导下主动结合临床现实,在实践循证医学中领悟其伦理蕴意,并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
4教学方式——增加了授课的生动性
近年的本科实习医生基础知识扎实而联系实际不足,求知欲和自主意识均较强,面对择业、考研等竞争,学业上多有偏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教学活动会积极参与,对自认为重复性培训和低水平的讲座常采取抵制态度。如何让他们同时对两门看起来“无关又无用”课程感兴趣,甚至要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教师的态度和方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拮取和剖析循证医学和医学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并采用逻辑推理对两者进行链接,阐明其不可或缺的临床作用是本项教学的特征。一个拔新领异、鞭辟入里的讲坛才能激发好奇心,满足求知欲。实践循证医学的步骤是提出问题-查询证据-解决问题,在教学中笔者也循此方法,即“循证教学”,讲课中时常面对医疗措施提出针对性伦理问题,师生共同讨论。“教师在医德教育中的作用就是体现在其问题设计要击中矛盾的要害,并产生碰撞,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4]对初学者来说,临床伦理问题常常不能给出标准答案,教师只需把握住原则,重要的是实习医师在参与讨论医疗行为中的伦理问题过程中,完成了医学伦理意识的培养和医德素质的提升。
5教学效果——强调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