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福利院普法工作计划范文

儿童福利院普法工作计划篇1

总书记指出，孤残儿童是社会上最弱小、最困难的群体，他们最需要呵护，最需要关爱。对孤残儿童进行早期教育是如何把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保护孤残儿童的合法权益，使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 福利机构儿童早期教育模式

作为社会福利院孤残儿童的监护人，有义务对孤残儿童的一些行为进行教育和帮助。在孩子玩的方面，福利院的主要责任不是限制和管教，而应该是服务和帮助。“玩是儿童的权利”，在玩中不要训斥孩子，不能用功与利的眼光看待孩子的玩。

早期教育是特指人类教育活动的初始阶段，是指为0岁~6岁学龄前儿童进行一定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早期教育对儿童性格特征的形成及智力开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成效将影响孩子的一生。对福利院内儿童广泛开展早期教育，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孩子成年后对未来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尤其是0～2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瑞吉欧”学前教育模式和针对脑瘫儿童开展的“康教结合”教育模式更适合于福利院内儿童的早期教育。

1. 传统“幼儿园”教育模式

狭义的幼儿早期教育就是指幼儿园教育。目前的幼儿园教育主要以3~6岁儿童对象，以教学大纲为指导，教师鼓励孩子学习艺术、科学、语言、社会发展及健康教育五大领域的内容。很多福利院参照社会幼儿教育机构的做法，结合自身福利院和儿童的特点，开展各个年龄段的特教班和学前班教育活动。

2. 0～2周岁婴幼儿早期教育

从出生到两周岁，孩子的大脑迅猛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在脑体积的大小上，更体现在脑的构成和功能上。在这一时期主要里程碑是发展孩子与一个或多个人之间的依恋关系，一种孩子与看护人之间的情感链。很多福利院根据自身条件对两周岁以内的婴幼儿开展了如“泳疗”、“亲子园”、“早教园”等早期教育活动，使孩子与看护人员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从而使孩子单位身体、认知、情感等获得良好的发育。特别是爱德基金会为0~2周岁婴幼儿设计的“爱德祖母育婴项目”，非常适合福利机构两周岁内婴幼儿的早期教育。该项目通过培训并聘请当地的退休或下岗职工充当特殊的“祖母”。她们每天花一定的时间在儿童福利院负责照料3～5名孩子，通过抱、亲、逗、抚、游戏等方式，与婴幼儿亲密接触，开启孩子幼小心灵的智慧之窗，为他们创造一个轻松的家庭式氛围，使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起点。3. “瑞吉欧”早期教育模式

“瑞吉欧”（瑞吉欧•爱米拉）起名于一个意大利北部城市。在意大利，瑞吉欧项目以家庭为中心，为幼童和学龄前儿童提供服务，并将重点放在残疾儿童和有社会需求的儿童身上。这种方式不是正式意义上的教育模式，因为它没有确定的方法，没有教师资格标准，也没有鉴定程序。教育者是用深思反省的方式将他们的经验传授给他人。这种教育模式的部分原理非常适合福利机构的的早期教育工作，如“尊重孩子”、“注重表达”、“注重情感发展”、“孩子和教师应为伙伴”、“跟随孩子的兴趣上课”、“注重良好的环境刺激”、“追踪孩子进步的创新方法”等。爱德基金会开展的“小姐妹学前教育项目”就是引进“瑞吉欧”教育理念，针对2~6岁福利机构孩子设计的学前教育项目。通过聘请培训当地的年轻教师，根据孩子的需要来调整教学内容，其课程融合了西方“瑞吉欧”教学法和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精华，给予教师充分的自由。每个孩子的智能、情感及社会潜力都会得到精心培育，并通过长期启发、个体关注、积极学习及体育游戏等加以引导，并把整个过程详细记录，参加项目的孩子都拥有一份个人记录和《纪念册》。

二、 “引导式教育”模式

引导式教育是将幼儿教育与康复结合的一种教育方式，主要针对脑瘫儿童设计。引导式教育是一个综合系统，使神经系统受损的儿童能过正常生活是它的最终目标。这一过程使孩子获得能力和方法来面对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挑战。引导员最首要的角色就是一个教育者，她义不容辞地利用教育的原理帮助儿童达到他们的目标。“活动的意思是孩子想去运动”，引导式教育的广泛性可以包括孩子（运动上、功能上、社会性的、情感的、认知的）所需的全部内容。

三、 “寓教于乐、康教结合”更适合于残疾儿童

随着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数量及比例逐年增加，特别是脑瘫儿童的比例越来越大，给儿童福利机构的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思考。脑瘫康复专家们认为：对脑瘫儿童早期干预尤为重要。为了让有运动障碍的儿童在肢体康复的同时得到智力开发，应该将早教工作融入到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

徐州市社会福利院在早教工作中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将0至2周岁的脑瘫婴幼儿的康复工作与爱德基金会“爱德祖母育婴项目”相结合。康复专家给祖母们讲授康复理论并指导她们在与孩子的玩耍中开展工作。在祖母活动室内，经常可以听到祖母们唱着自编的康复儿歌，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得到康复训练。同时，在康复训练的过程中，又运用了早期教育的有关理念和方法，孩子们的智力、情感等得到很好的发展。实践证明，参加项目的脑瘫孩子在进入项目后很短的时间内，他们的变化让祖母们倍感欣慰。一些祖母在她们为儿童书写的成长报告中写到“我刚接他的时候目光是那样的呆滞，才几天的时间，他就开始用眼睛寻找我的身影”、“才一周多时间，我的孩子从一点不能坐，到现在可以坐几秒钟了，太令我惊讶了！”从祖母们的话语中，可以看到将康复融入到早期教育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效。又比如：将2周岁至学龄前脑瘫儿童的康复与早期教育结合开展的引导式教育活动。孩子们在引导员的带领下，在保育员的帮助下，在轻松愉快的游戏环境中完成康复任务，使肢体得到训练，使智力得到开发。孩子们在整个活动中，可以学到正常学龄前儿童应该学到的知识，同时又进行了康复训练。 随着福利机构的残疾儿童比例不断增加，早期教育与康复训练相结合的模式将成为儿童福利机构早期教育的发展方向。

四、 在儿童福利机构普及推广早期教育的意义

儿童是明天的太阳、祖国的未来，随着社会对早教工作的重视、很多地方兴起了早教的热潮。婴儿操、婴儿游泳活动、婴幼儿游戏、亲子活动等在各个“亲子园”或“幼儿园”广泛开展。福利机构的孩子和所有家庭中的孩子一样，他（她）们有接受良好的照顾和早期教育的权利。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福利机构对儿童早期教育工作的重视以及福利机构条件的改善，福利机构儿童早期教育工作正在得到普及和推广。

一方面，福利机构儿童早期教育工作的普及和推广，必定会提升福利机构的服务功能和水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不断完善儿童福利机构功能，是当前我国儿童福利事业的一个重要任务。福利机构不仅要把孤残儿童养育好，而且要为孤残儿童提供全面的照顾。在给予孩子们良好的生活照料的同时，应该让他们有规律地参加早期教育活动（包括康复活动），福利机构应尽量让所有适龄的孩子都接受良好的早期教育。这是我国儿童福利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为之奋斗的目标。

另一方面，福利机构儿童早期教育工作的普及和推广，是国家民政部“蓝天计划”完善福利机构服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孤残儿童最大福利的必要措施。儿童福利机构应抓住民政部实施“蓝天计划”的发展契机，不断完善福利机构硬件设施建设，为儿童早期教育创造必要的条件。

再一方面，福利机构儿童早期教育工作的普及和推广，必将促进福利机构内早教专业队伍的发展、壮大。一是通过培训、引进等方式不断壮大师资队伍，不断提高专业人员水平。二是通过与当地教育部门取得联系，接受教育部门的管理和指导，特别是教师的继续教育和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工作逐渐得到规范；三是加强对教师和教育工作的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以此规范福利机构早教工作。

儿童福利院普法工作计划篇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我国原有的家庭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直接冲击，很多家庭逐渐感受到教养儿童的压力，并衍生许多儿童相关的问题与困境，如孤残儿童、流浪儿童、街头乞讨儿童、被拐儿童、被虐待儿童、患重病无钱治疗儿童等。为解决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儿童困境问题，近两年来有不少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制订儿童福利法，明确父母、政府各职能部门、司法机关的具体职责以及衔接制度。这些呼呈如果可以实现，将从根本上解决困境儿童问题，让更多困境中的儿童得以健康成长。我国大陆儿童问题的解决和发展亟需一部儿童福利法给予法律上的保障，而我国大陆地区儿童福利法律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或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起步，考察现有几十篇关于儿童福利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儿童福利的现状，专门从事儿童福利研究的学者也是凤毛麟角，寥寥几人（如陆士桢、刘继同、尚媛捷等），涉及儿童福利法律研究的也只限于对十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历史和体系的简单概述，并没有进行细致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辨明优劣，以期为我国大陆地区将来制订儿童福利法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缘起于两者与我国大陆具有许多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且地理位置同属东亚。

一、我国台湾地区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

我国台湾地区儿童福利事业的历史沿革是国民政府迁入台湾以前在大陆时期推展保育、救助等工作的延展。国民政府迁入台湾后，受国际福利国家思潮的影响，儿童福利工作进入了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儿童福利行政体制逐步形成。1973年台湾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其儿童福利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该法案以维护儿童身心健康、促进正常生长与发育，及保障儿童福利为宗旨，但此法案对儿童保护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93年《儿童福利法》修正后，儿童保护工作制度化，儿童保护由消极被动向积极主动发展，确立了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私领导的法律依据，扩大了对儿童保护工作的范围。1999年11月20日，儿童局正式成立，儿童福利工作体系更加完善，儿童福利工作迈向新纪元。2003年5月2日“立法院”将《儿童福利法》与《少年福利法》合并修改为《儿童及少年福利法》，该法案在福利服务措施方面更加完善周全，提供更加积极的发展，并且彰显对儿童和少年权益的重视。台湾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经历了健全法律体系、建立行政组织体系、制度化、专业化的发展轨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儿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原则和重视儿童权益保护

台湾儿童福利法的精神基本上是沿用西方的，认为儿童是人类发展相当独特的阶段，需要整个社会特别的关怀与照顾，儿童工作应以儿童最佳利益为原则，该原则也已成为国际保护儿童权利的基本原则。1993年台湾《儿童福利法》修正案确立了儿童福利最佳利益原则，《儿童福利法》第五条规定，政府及公私立机构、团体处理儿童及少年相关事务时，应以儿童及少年最佳利益为优先考虑，有关其保护与救助应优先处理；第十四条规定，法院认可儿童及少年收养事件，应基于儿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台湾儿童福利法律制度非常重视儿童权益保障，以儿童权益保障作为该法的立法目的，该法开宗明义为促进儿童及少年身心健全发展，保障其权益，增进其福利。该法专设第二章《保障儿童身份权益》，规定收养儿童应符合儿童最佳利益，满七岁儿童被收养时应尊重儿童及少年的意愿。该法除规定儿童有免受恐惧、接受健康与照顾的权益外，也特别重视儿童的隐私权、发展权、人格独立权以及提供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成长环境。

（二）以家庭服务为核心的儿童福利

儿童最早接触的环境是家庭，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台湾儿童福利法认为家庭是儿童及少年成长的最佳环境。儿童及少年福利法认为儿童应享有家庭的妥善照顾，《儿童及少年儿童福利法》第十九条规定直辖市、县（市）政府应鼓励、辅导、委托民间或自行提供支持及维系家庭功能的相关福利服务，包括对家庭提供咨询辅导服务、办理亲职教育、家庭生活扶助或医疗补助和儿童托育服务，以加强家庭功能增进家庭的融洽。《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如家庭无法落实对于儿童及少年的保护工作，直辖市、县主管机关应提出儿童及少年家庭处遇计划，该处遇计划包括家庭功能评估、儿童少年安全与安置评估、亲职教育、心理辅导、精神治疗、戒瘾治疗或其他与维护儿童及少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有关之扶助及福利服务方案。若儿童及少年必须家外安置时，亦应加强家庭重聚服务，协助安置儿童及少年与原生家庭亲情的连结，并能尽早返回家庭。[1]

（三）强化初级预防

台湾儿童福利工作将预防作为重点工作，提供强化预防的医疗保健，强化儿童生长环境的卫生、营养、视力、体能，发展国内儿童身心发展的常模及建构优质健康照顾服务体系。《儿童福利法》第十九条规定了建立发展迟缓儿童早期通报系统并提供早期疗育服务制度、儿童托育制度、提供咨询辅导服务制度、办理亲职教育、家庭生活扶助或医疗补助等制度。第二十条规定政府应规划实施三岁以下儿童医疗照顾措施。台湾在1995年4月实施全民健康保险，将三岁以下幼儿的保健工作由政府及社会共同承担。[2]1976年实施的《台湾省托儿所幼儿园儿童健康管理计划》建立了卫生单位、教育单位、社会福利部门特别是以学校为核心场域、连结家庭形成紧密的儿童健康监测网络。第一，实行公共卫生的初级预防，普遍施打各类疫苗、改善环境卫生及安全，以减少传染病或事故伤害引发的死亡或伤残；并推行日常生活的卫生教育以防止疾病产生。第二，实行次级预防，透过定期健康检查来记录生长发育、筛选健康或发展问题。台湾已发展出有系统、全国性的儿童健康管理模式。[3]（四）确立通报制度儿童是家庭的未来，也是国家的未来；照顾儿童是家庭天经地义的事，也是政府和社会不容推卸的责任。台湾儿童福利法不仅明确了政府各机关的责任，也确立了责任通报制度。《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十三条规定，胎儿出生后七日内，接生人应将其出生之相关资料通报户政及卫生主管机关。第十九条规定，建立发育迟缓儿童早期通报系统。第二十三条规定，各类儿童及少年福利、教育及医疗机构，发现有疑似发育迟缓儿童或身心障碍儿童及少年，应通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第三十四条规定，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警察、司法人员、其他执行儿童及少年福利人员，知悉有违反儿童及少年保护的行为者，应立即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通报，其他任何人知悉儿童及少年有违反者，应通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通报对于儿童及少年福利工作人员包括其他与儿童及少年福利工作相关的工作人员而言是一种法律责任，若怠于通报，会受到处罚。《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接生人违反第十三条规定者，由卫生主管机关处新台币六千以上三万以下罚款。第六十一条规定，违反第三十四第一项规定而无正当理由者，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该法关于儿童保护的通报制度也规范了通报时间，以能在最短时间内保护儿童及少年。（五）整合性的网络服务台湾儿童及少年福利事业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与机构、不同专业人员、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的整合性的福利服务网络。台湾儿童福利的行政体制可以区分为三级———中央、直辖市、县市及乡镇市区，儿童及少年福利的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中央设有儿童及少年局，而直辖市与县（市）设有儿童及少年福利专责机构。除中央与地方设主管机关外，还设有与儿童及少年福利相关的卫生、教育、劳工、警政、交通、新闻、户政等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并列举了主管机关与各目的事业机关的职责范围以及依职权配合办理的各项目。这样，台湾形成了跨部门、跨专业体系的分工与整合的儿童福利服务网络。《儿童福利及少年福利法》第五十条规定，各级政府主管机关应鼓励、引导或委托民间或自行办理儿童及少年福利措施，将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分为托育机构、早期疗育机构、安置及教养机构、心理辅导或家庭咨询机构和其他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中央主管机关负责制定各机构设施标准、成立条件，辅导、监督、检查、评监、奖励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这样，就建立起了福利多元与责任共担的体系。

二、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

普遍认为日本儿童福利制度以二战为分水岭，二战以前只是儿童福利制度的萌芽和雏形阶段，并没形成有计划、有规模、国策化了的儿童福利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福利制度是在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二战后，日本因战争而出现了大量失去双亲的孤儿及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1947年日本颁布了第一部《儿童福利法》，但这部法律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政府于检讨如何解决儿童问题的对策之际，优先基于针对要保护儿童而施予保护的观点上，虽陆续推行了诸多表面上以增进全体儿童福利为目标的制度政策，这些政策实质上的服务对象却仅止于要保护的儿童。[4]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在强大经济的支持下，日本儿童福利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儿童福利从特殊儿童扩展到一般儿童，从以儿童为保障对象扩展到以家庭为基本保障单位。战后50年，日本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对儿童福利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对残障儿童、孤儿、单亲的母子家庭等“特殊儿童”实行特别支援政策的“补缺型”儿童福利制度走向面向所有的一般家庭和全体儿童身心的健全发展的“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1997年，日本政府对《儿童福利法》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强调要超越“保护、救助”的观念，建立了“儿童家庭支援中心”和“儿童咨询所”。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在实现现代化并迈向发达国家的进程中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富有特色的“日本型儿童福利”。

（一）职责明确的儿童福利行政组织

与我国台湾地区相比较，日本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设有职责明确的儿童福利行政机关组织。在中央，设有儿童家庭局，隶属于厚生省，对全国儿童及妇女福利做整体的规划，并指导监督地方政府儿童福利业务之执行。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福利部（局）或民生部（局），掌管社会福利事务；其下设置儿童司或儿童福利司，负责推动儿童福利的企划、预算执行等。为了调查和审议有关儿童、孕妇、产妇和智力低下的儿童福利事项，设置中央儿童福利审议会和都、道、府、县儿童福利审议会。中央儿童福利审议会由厚生大臣管辖，都、道、府、县儿童福利审议会属于知事管辖;市、镇、村儿童福利审议会属于市长、镇长、村长管辖。儿童福利审议会可答复咨询，或向有关行政机关呈报意见。日本儿童福利法明确规定了都、道、府、县（知事）、市、镇、村（长）职责范围。都、道、府、县必须设置儿童商谈所，是专门负责儿童福利的第一线行政机关，负责对儿童福利事项进行咨询、辅导、服务。都、道、府、县指定市、中核市以及其他政令规定的市或者特别区为了保障和增进所辖区居民的健康而设置的第一级行政机关。保健所在儿童福利、母子保健以及身体障碍儿童福利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市、镇、村设有福利事务所，其职责是尽力掌握有关儿童、孕妇与产妇福利方面所需要的实际情况，就有关儿童、孕妇与产妇事项，根据商谈，进行必要的调查并进行个别或集体指导以及附属于这些工作的业务工作。

（二）强调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福利模式

国际上，往往把日本作为特殊的福利国家来研究并明确把它定义为“日本型福利社会”，充分体现出带有东方传统儒家思想色彩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福利政策。[5]日本儿童福利法强调家庭作为儿童福利保障的基本单位，认为家庭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照顾子女日常生活起居，确保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这是父母的基本责任和家庭生活的基本义务，家庭应该对儿童福利承担首要责任；而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只承担补充性责任，当家庭不能承担培育儿童的责任时，国家以“家庭单位”为单位进行援助。日本所有都道府县设有儿童家庭支援中心，通过访问掌握儿童及其家庭情况，制定援助计划。

（三）儿童自立为指向的福利理念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极富特色的福利国家，其理念支撑是“健全的社会”，认为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个人的自立、自助为根基，家庭、地域社会给予支持，公共部门进行必要援助的“三重构造”的社会。表现在儿童福利上是要“帮助儿童生活自立”，是要保证儿童人人享有尊严与人格、享受正常的社会生活。[6]日本儿童福利法规定了儿童生活自立援助事业，对接受完义务教育并被解除了委托领养措施，或者被解除了儿童养育措施、情绪障碍儿童短期治疗设施或者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的入所措施的儿童，以及其他都道府县知事认为有必要援助的儿童，答复其有关共同的咨询，提供其他生活上的援助、生活指导与就业支援，以及答复被解除措施者的咨询及提供其他援助的事业。该事业目的是在深刻理解儿童的苦恼、生长环境及目前状况的基础上，与儿童建立信任关系，并给予切实的援助和生活指导，以使儿童能自立生活。[7]（四）重视儿童休闲娱乐为落实保证儿童身心健康的出生与成长的基本理念，日本儿童福利法规定了儿童厚生设施，以提供儿童有益娱乐，增进儿童健康，丰富儿童情绪。所有的都道府县都设有儿童馆，其职能是给儿童提供有益于身心的娱乐，培养儿童丰富的情操，促进母亲俱乐部及儿童会等地区组织活动的发展，帮助儿童养成运动的习惯以增强儿童的体质，指导、联络并协调都道府县内的小型儿童馆、儿童中心以及其他儿童馆，促使儿童投身大自然、进行野外活动，附设艺术、体育、科学等设备，给儿童提供多样化、综合性的帮助和服务。在住宅密集地带、交通事故多发地带、繁华地带设置了儿童乐园，配有秋千、滑梯、沙坑以及政令规定的其他游乐设施，以供白天工作的家庭中的小学低年级儿童放学后游玩。[8]（五）企业界承担儿童福利责任日本是一个明确依据男女社会劳动分工来划分社会责任的企业社会，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家庭结构模式，父亲主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母亲主要承担照顾子女和料埋家务的角色。这种家庭模式促使许多传统的日本企业都采用了家族制或终身雇佣制的管理方式，企业将员工视作自身整体的一部分，要求员工对企业高度的忠诚感和牢固的归属意识。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员工乃至其家人也都成为企业的必要组成部分，享受必要的由企业提供的福利待遇，提供儿童福利也就成为日本企业员工待遇的一部分。[9]

三、对我国大陆地区的启发

我国关于儿童福利的相关规定主要存在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收养法》以及《宪法》、《婚姻法》、《义务教育法》、《母婴保健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和民政部颁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这些法律综合性强，多为原则性规定，操作性较弱。民政部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法层级低、约束力差、协调性不强，根本不足以规范和指导当前的儿童福利工作。当前，儿童问题凸显之际，急需一部《儿童福利法》，作为儿童福利法律体系的基本法，以明确儿童福利的相关主体的各自权责、基本原则和基本理念。而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日本同属于东亚文化，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制定儿童福利法之际可以从两者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中得到启发。

（一）设立儿童委员会，建立职责明确的福利行政组织体系

在我国，与儿童福利相关的机构组织虽然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民政系统、教育系统、发展改革委员会、卫生系统等行政部门和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但在儿童福利工作执行中，缺乏协调与整合机制，责任不明确，经常出现重复与缺失并存[10]，并且不同部门的儿童政策目标分散多元，缺乏统一、集中、典型的儿童福利政策目标，部门儿童工作政策目标与国家儿童发展总体目标间缺乏内在逻辑联系，有些目标相互冲突。[11]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在将来制定的《儿童福利法》中明确设立一个统一的儿童福利管理机构，比如在国务院设立儿童部或儿童委员会，在各省设立儿童厅，各县市设立儿童局，并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儿童福利主管机关与其他如教育、卫生、民政、公安、司法等部的相关责任，以在全国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从主管机关到分管机关责任明确的儿童福利行政组织体系。

（二）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日本儿童福利制定时，日本正处于战后混乱期，主要解决大量的孤儿与流浪儿的福利问题，并且当时有关儿童的观念中还没有萌发儿童权利及其最大儿童利益保护的意识；而台湾《儿童福利法》于1973颁布，此时儿童最大利益保护原则已在国际法上倡导，台湾制定儿童福利法也就重视儿童权利的保障、确立了儿童利益最佳原则。如今，《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立或私立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我国也于1990年签署了该公约并于1992年生效，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在制订儿童福利法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并将其作为儿童福利立法的基本精神。

（三）强化国家责任，实行家庭自助、政府援助相结合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与日本都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个人与家庭处于困境时，更多的是寻求亲戚朋友的帮助，国家和政府的责任相对弱化，家庭代替市场与国家成为福利责任主体。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儿童困境问题不再是儿童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是国家必须解决面对的问题。日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最初采取的是“国家/家庭———儿童”模式，即在谋求国家减少负担的同时，强调家庭对个人的责任，即传统的家庭内的自助，近几年顺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开始采取“国家———家庭/儿童”模式，即在谋求国家减负的同时，对家庭内自助的家庭集团提供援助。[12]相比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儿童福利政策更能体现以家庭服务为核心。笔者认为我国大陆地区在制定儿童福利法应在强化国家是儿童福利发展的责任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家庭自助原则。在宏观方面，国家应承担主要与直接责任，国家应当制定儿童福利法，健全儿童福利法律体系，完善儿童福利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儿童福利服务体系，构建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在微观方面，家庭应承担主要责任和直接责任，国家承担补充责任，只有当家庭在抚养儿童出现困境时，国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援助，采取“国家———家庭/儿童”福利模式。

（四）保护儿童游戏娱乐的权利

儿童福利院普法工作计划篇3

【关键词】特殊儿童建筑；单体设计；造型；节能

1.工程概况

工程地点位于南方某城市社会福利院。拟建的特殊儿童教育建筑楼地块用地面积为2106平方米，容积率2.79，计容面积5885平方米，建筑密度51%，绿地率17.3%，建筑控高26.2米。项目为一个26班小学，预计容纳人数600人。为1栋6层高建筑。规划用地2106平方米，可容积率2.79。在建筑布局上，建筑延用地方向设置，以加大用地的利用率，教学楼建筑主体高度为26.2米。

2.特殊儿童建筑功能构成

根据《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儿童福利院的建筑功能构成可分为四大部分。

2.1 养育功能

养育功能是儿童福利设施的基础。由于儿童福利院中孤残儿童年龄跨度较大，在生活上的要求不尽相同，所以一般儿童福利院的设计模式是将生活区分为四个区，即：0～6岁生活区、7～17岁生活区、17岁以上生活区和智障儿童生活区。0～6岁孤残儿童和智障儿童，在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理，所以这部分儿童需要专人看护，并有独立的起居室、活动室、卫生间。7～17岁的孤残儿童，有些生活自理能力较强的，一般安排他们在相对独立的学生公寓生活， 而自理或自制能力较差的儿童仍需人看护，安排他们在集体宿舍入住。17 岁以上的孤残儿童，已算成人，需要相对个人的生活设施，同时要与融入社会相接轨。

2.2 医治和康复功能

医治和康复功能是在养育功能基础上的儿童福利设施的重要功能。大多数儿童福利院不仅仅承担着帮助本院内孤残儿童恢复健康的职责，同时也承担着帮助患有残疾的社会儿童医治和恢复健康的社会职能。所以儿童福利院需设有4个区：接待门诊区、观察区、染病隔离区和训练康复区。接待门诊区、观察区和染病隔离区主要是为孤残儿童提供体检、评估、治疗和保健的功能，训练康复区是帮助孤残儿童恢复生理和心理健康。这些功能与普通恢复室在建筑设计上都有所不同。

2.3 教育功能

儿童福利院的教育功能是以帮助孤残儿童回归主流社会为目的， 对孤残儿童实施社会适应性教育。这种适应性应包括以培养生活自理能力的特殊性教育和掌握社会工作能力的技能培训两种。这两种教育要求儿童福利院的房间设置不同于普通学校的房间设置，既要有普通的教室，还要考虑具有特殊功能的教室，例如与动手能力相关的手工室和生活自理相关的家政室，在设计上也必须考虑孤残儿童安全问题，因他们比普通儿童更具有多动的特性。

2.4 管理功能

社会上的孤儿和遗弃儿童大部分将被送到当地的儿童福利院，部分通过社会爱心渠道找到收养家庭，而大部分重度孤残儿童， 则留在儿童福利院中进行集中养护。因此，这种收养功能和分流安置功能是儿童福利院的重要的民政职能。除此之外，儿童福利院的管理功能还包括对儿童福利院内部进行管理和指导的功能。

3.特殊儿童建筑设计

3.1建筑总体布局

建筑平面上首层功能为大堂门厅，门厅为两层中空，空间上更大气。考虑到图书阅览室的荷载以及进出书本的便利性，也将其放在首层。另外还布置了家政及劳技教室与心理咨询室，并配有一个办公室及会议室；同时在尽端设置了设备房。

二层平面包含一年纪组的6个普通教学课室以及美工课室；三层为二年级组6个普通教学课室及唱游及语训教室，四层为三年级组6个普通教学课室与计算机课室。并且在每层均配置一个教师办公室。五层为宿舍区，并于电梯厅前设置管理用房。

六层为篮球场，篮球场可灵活布置为一个篮球场地或者两个羽毛球场，也可作为会议或者是年会等使用。由于篮球场层高为8.5米，我们在其北侧设置了夹层，分别设置卫生间及沐浴间。

平面设计采用中走廊-两边课室形式，在走廊尽端没有设置功能用房，为以后与碧桂园教育楼作风雨连廊保留可能性而无需作出大量改造。

3.2竖向设计

每层设置2条封闭疏散楼梯，每条宽度1.5米宽。所有楼梯均可在首层直通室外或通过扩大前室通室外。楼梯疏散间距，疏散宽度数量满足防火要求。详细疏散宽度计算及最长疏散距离见消防专篇。

3.3建筑造型

首先建筑外观采用了采用较为现代的手法，采用了虚-实-虚的做法，即门厅及其上部为玻璃幕墙，强调入口的重点感觉，以竖向序列为主；以片墙相隔后到主要教室的区域部分，此处以条形窗为主的横向序列排布。顶层篮球馆区域以蓝色陶板为外墙材质，配以高处的条窗，营造出“实”的一面，让整个建筑立即沉稳下来而同时又不失大气，色彩上以比较接近于原富力慈善楼及碧桂园康复楼的白色与蓝系，新旧建筑和谐自然。

其次造型着重于以现代的手法来体现岭南建筑的特点，设计了骑楼，空中花园等元素，既丰富了建筑的立面造型，也优化了建筑的采光通风效果。立面设计上吸收了徽派建筑的特点，设计了马墙，挑檐，小窗等元素，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色彩、虚实的对比，以现代的手法来设计出古色古香的中国特色建筑。

最后颜色采用了较为活泼的色彩系列，采用较为流行的“白-灰-红”搭配的颜色序列，以红色片墙把整个横向序列的立面分为左右两个部分，主题采用白色，尽端的楼梯间采用深灰色，较为活泼大方。

3.4安全设计

对于孤残儿童的教育和护理，安全应列为首要位置，在设计中着重考虑保证少儿的安全措施：室内地面大部分采用弹性地面；室内棱角、桌角、墙角均设计为圆角；儿童出入的门均向外开启，不设弹簧门，在门缝处加塑料及橡皮垫，以免夹伤手指脚趾。窗户、阳台、楼梯口均设栏杆，栏杆采用直栏杆，高度不低于1.1m，栏杆间距不大于11cm，中间不设横向栏杆；电器设备装置高度均在1.6m以上，电线采用暗设。

3.5无障碍设计

无障碍设计的成功与否直接体现在福利院内各项功能使用的安全及方便之处。院区内凡是有垂直交通联系的部位均设置坡道及电梯进行联系，重点部位如康复中心和少儿宿舍设置电梯，综合楼设置坡道。建筑出入口及室外有高差的地方亦设计坡道，坡道坡度不大于1：12。除此之外，凡需进行特殊考虑的部位，如走廊和楼梯扶手、地面铺装、卫生间设施等，均进行细致的无障碍设计。

3.6连廊设计

儿童经常使用的学习、居住、医疗、康复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均设有连廊，在冬季和雨雪、大风、沙尘等不良室外气候环境下，使用者可足不出户到达目的地。

结束语

儿童福利院普法工作计划篇4

一、养老服务机构福利工作

（一）按照市委八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的“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为目标，大力实施‘养老敬老工程’，确保‘十二五’期间，全市养老服务机构床位数达到1万张以上，平均每千名老年人拥有20张床位”的目标，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机构，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机构的意见》（黔府办发[2008]29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老有所养”行动计划（2008－2012年）的意见》（筑党发[2008]27号），代市政府起草《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机构的意见》（代拟稿），进一步加大优惠扶持力度，促进社会力量投入养老事业，加快我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二）“二院”共收（代）养老人394人，其中：一福院收（代）养老人215人（其中：收养126人，爱心护理老人89人），二福院收（代）养老人179人（其中：收养146人，代养33人），无一非正常死亡事故的发生。

（三）全市共新增两家社会办养老福利机构，增加床位数171张,有10家正在筹建中，改扩建10家。（各区、县、市具体床位数目标任务待今年12月才能统计）

（四）会同市老龄办制订了《关于做好高龄老人营养补贴发放管理的通知》（筑民发[2011]59号）。《通知》从发放范围、标准、程序及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使高龄营养补贴发放更加规范，把好事作实。今年发放了高龄补贴285.54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

（五）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实施“老有所养”行动计划（2008-2012年）文件精神和市委八届十次全体会议提出的“十大民生工程”目标，完善市养老服务体系，改变金阳新区养老服务设施匮乏、没有国有老年福利机构的现状。经2011年1月24日市长办公会议（第4次）研究，同意市民政局使用市级福利公益金在金阳购买老年公寓。目前金阳老年公寓已交付一福院，正在进行内部装修，预计明年可以投入使用。

（六）一福院、二福院切实履行社会职责，按照要求收养“三无”老人和儿童福利院失智、失能大龄儿童；在老龄委和社工人才处的指导下，积极探索“爱心护理”和社工人才队伍建设，使一福、二福成为全市养老福利机构的骨干和示范单位。

二、儿童福利事业

（一）为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孤儿保障制度，保障孤儿的生活学习和健康成长，使孤儿生活得更加幸福，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2010]54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黔府发[2011]5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我局代市政府起草了具体的实施意见。今年9月，《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筑府发[2011]61号）出台，实施意见着力于建立健全孤儿保障体系，并力求解决孤儿在安置、抚养、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方面的问题，确定了孤儿集中供养生活费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1200元，散居孤儿生活费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600元，进一步保障孤儿的合法权益。

（二）组织开展“重生行动”项目二期工作及对手术对象进行筛查上报工作，要求各区、县、市按照通知要求，严格依据审查范围，对我市“重生行动”手术对象进行筛查上报，并及时得到治疗。

（三）全市孤儿743人，其中集中供养440人，供养率已达60%，已超额完成了省厅“十二五”规划中要求达到50%的指标；床位利用率88%，孤儿集中供养生活费2011年已达到每人每月1500元的标准，已超过省厅每人每月不低于1000元的标准。其中儿童福利院收养儿童419人，新收儿童75名，按政策合法程序办理出院儿童57名，国内外送养儿童15名；诊治患病儿童4284人次，无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新入户寄养儿童27名，目前，家庭寄养儿童共215名（其中农村寄养50名，城镇分散寄养165名，中天就读30名）；第二社会福利院安置孤儿12人；中八劳教所管教孤儿9人。

（四）按照省厅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为确保孤儿基本生活费顺利发放和孤儿信息录入工作顺利完成。我处及时组织召集各区、市、县和局属福利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对孤儿录入系统进行培训。要求按照省、市文件精神，严格把关，仔细审核申报材料，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及时申报录入系统。在7月按每人每月360元下拨了2010年孤儿生活费316.656万元，并督促各区、县、市及时发放到位。下一步我处将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及时按照程序和规定，办理增发和停发孤儿基本生活费手续。将审批发放工作与儿童福利信息系统建设相结合，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虚报现象，扎实做好相关基础工作，做到资金专款专用，确保孤儿基本生活权益。

三、残疾人福利工作

（一）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福利企业管理，更好地落实国家对福利企业的扶持保护政策，促进福利企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我处于2011年5月24日起开展对2010年度社会福利企业年检工作。年检范围是持有市民政局颁发的《社会福利企业证书》并经工商部门年检的福利企业。此项工作已全部完成，年检结果已通报税务机关。目前，全市共有福利企业27家，安置残疾人就业692人，年销售收入65382万元，每年为残疾职工缴纳社会养老及其他保险共计382.5万元，残疾职工平均工资为1000元左右，确保了残疾职工的合法权。

（二）市精神病医院按照《关于开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试点方案》，积极借鉴先进精神病医院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在现有工作基础上，充分挖掘和整合各类医疗资源，突出心理咨询、护理、社会适应辅导、生活方式辅导等优势，鼓励职工通过职称考试、参加各种职业培训等方式储备人才，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性、战略性任务来抓，建立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相关机构，为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组织保证。全年业务创收94万元；收治“110”病人128人、收治省医保病人6人、市医保病人51人，门诊就诊733人。收（代）养病人76人，其中（其中收养35人，代养41人）。

（三）按摩医院积极拓宽业务范围，加强对职工的业务培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按摩医院截止10月业务收入280万元，服务病患8万人次。

（四）四个中心认真做好转型的前期工作，根据编办下达的职责，一中心积极配合做好“儿保”中心的服务管理工作；二中心配合优安处做好散葬烈士坟墓管理工作；三中心配合救灾处做好救灾物资储备、救灾知识宣传工作；四中心配合民管处做好民办非企业组织和社团的登机管理工作。

四、公益金管理工作

（一）按照有关项目的轻重缓急程度，积极协调财政部门，共同对拟使用2011年度市级福彩公益金的项目使用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安排了2011年度市级福彩公益金的使用计划。目前各单位正按照资金计划和规范程序推进项目。

（二）加强项目管理，对1987年到2005年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进行普查，统计、收集了项目名称、资助金额等内容。重点对近两年来公益金资助项目的建设、服务情况进行调研，切实提高福利公益金使用效率。

（三）福彩金使用情况。今年共安排福彩金5896.15万元（含省级742.5万元），大致使用情况如下：

1、一福院共安排了3087.23万元，其中老人康复楼项目安排480万元，待签订代建合同后按进度拨款；特教区建设项目安排598.23万元，前期已拨付60万元，待签订施工设计总承包合同后按进度拨款；金阳老年公寓安排2000万购置和装修，一期购置款1080万元已拨付，装修已招标，即将按合同拨款，购置尾款待房屋产权手续齐备后按合同付款；福利机构医疗补助9万元已拨付。

2、二福院共安排964万元，其中“三无”老人安置楼拨付608.5万元建设款，145万元购置内部设施待招标结束后按合同拨款；福利机构医疗补助拨付9万元；污水处理160万元和省厅资助41.5万元未拨付；

3、精神病院安排了881万元，其中院门诊楼项目安排500万元，已拨付100万元用于前期；拨付福利机构医疗补助3万元；搬迁改造安排50万元，拨付50万元；优抚医疗11万元；新院建设项目安排300万，鉴于国家资金下达，因此2011年调整到别的项目。（办公会通过）

4、儿童福利院安排161.55万元，其中学生楼维修改造安排41.55万元，拨付41.55万元；拨付福利机构医疗补助3万元；脑瘫儿童项目120万元未拨付。

5、其他项目：拨付县九庄烈士陵园30万元，示范性农村公墓20万元、修文硝厂3万元、按摩医院49.88万元。

截止目前，福彩金共下拨2093.93万元，其余资金根据项目的工程进度拨款。

五、福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一）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三无”老人安置楼

按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立项批复》（筑发改社字[2008]741号），集“三无”老人居住、生活、养护、康复、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三无”老人安置楼项目投资总概算为2353.48万元，建筑面积为6356.5㎡、地下一层，地上六层，建筑高度21米，床位300张。目前工程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在按程序购置老人生活必需设备、设施。下一步将积极协调有关方面，督促代建单位做好工程竣工后的各项工作，不留尾巴。

（二）精神病院住院部项目（2011年实事项目）

精神病医院住院部建设项目总投资3120万元（不含土地费用），建筑面积13200平方米，床位200张；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家补助资金2400万元（实际到位2850万元），地方自筹720万元；项目的可研报告已通过国家发改委组织的专家评审，环评手续、地灾、压覆矿、水土保持报评审中心评审拦标价，财政局相关处室已发文认定评审结果并明确自行采购。拟建土地已通过市规划局审批，并已取得《用地规划许可证》；目前正在进行预征地工作，征地资金财政已安排500万元。

（三）精神病院门诊楼项目（2011年实事项目）

市精神病医院门诊楼工程位于市云岩区百花山路58号，总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总投资1500万元，2011年安排福彩金500万元，工程采取设计施工总承包的方式，计划开工时间2011年11月。目前项目已完成：立项、可研报批、初步设计方案正在编制、市规划局已同意门诊楼工程项目总规，单体规划批复待相关费用缴纳后批复。在10月15日开始拆除地块上原有建筑物，预计年内可以开工建设。下一步加强和建设单位的联系，利用他们在人员、技术上的优势，加快推进项目进展。

（四）社会福利院老人康复楼项目（2011年实事项目）

社会福利院老人康复楼项目总投资1188万元（不含装修和内部配套设施等费用），建筑面积4866平方米；资金来源为：各级福彩公益金、财政拨款、申请上级专项建设资金。资金到位580万元，目前项目已开工。

（五）社会福利院特教区改造

项目总投资733.58万元，建筑面积2406平方米；2011年安排福彩金598.23万元，项目已完成规划会签、地勘，下一步将督促建设单位依法按规办理，早日建成。

（六）儿童福利院残疾儿童康复楼项目

项目总投资1027万元，建筑面积3848.3平方米，2011年安排福彩金536万元，目前市发改委已下达立项批复，总规报市规划局，待市规划局通过后，交有关部门会签完成规划手续。由于儿童村一期尚有部分遗留问题（土地证未办），总规需要调整，因此项目进展比较缓慢。下一步工作，加大督促、指导力度，帮助建设单位协调规划、国土等部门，争取早日开工。

六、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三无”人员床位数仍旧比较紧张，应对重大灾害和突发事件床位贮备不足；社会办养老福利机构的发展较为缓慢，管理亟待加强；

（二）国办福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进缓慢。

（三）“老有所养”行动存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在下一步工作当中，我处将按照局的安排和部署，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加大指导力度，督促各区、县、市全面完成市委、市政府“老有所养”行动计划的各项目标，积极支持、鼓励社会办养老福利机构。

（二）督促、指导联系的局属单位做好各项工作，完成局党委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积极配合做好“四个中心”转型前期工作。

（三）以建设项目为抓手，强力推进市级福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民政发展基础。

（四）继续做好孤儿信息录入工作，积极探索困境儿童的生活救助工作。

（五）加强对福利企业的监督和管理，保障残疾职工的合法权益。

儿童福利院普法工作计划篇5

首先，我国的社会福利机构形式多样，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是儿童福利院。儿童福利院肩负着抚养、康复、教育社会上无所依靠的、无家可归的儿童，对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治安的稳定意义巨大。当儿童进入福利院开始生活，福利院方面就会为儿童建立相应的、具备保存价值的档案，而这些档案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指的“收养儿童档案”。收养儿童档案管理服务于孤残儿童照顾，是为孤残儿童提供良好生活保障的强大后盾，也因此收养儿童档案管理的建立意义巨大。

其次，21世纪是科技生产力时代，电子科技不断发展，信息化不断普及，先进的技术生产力深入进人们生产 、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使之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档案管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遭遇挑战，简单的、只包含了姓名、编号、入院时间等等的传统的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已经难以匹配时展的需求，也因此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管理不断发展，并逐步在传统的档案基础上增加了儿童抚养、治疗、教育等等项目，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得以细化，收养儿童档案信息化管理也因此获得了发展机遇。

最后，档案管理信息化包括五方面内容，分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系统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标准规范建设。在上述五方面内容中，基础设施建设是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根基，是档案管理者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运用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软件，优化档案管理质量，提高档案管理水平，更是为档案随后的使用夯实基础的一个要点。此外，收养儿童档案记载了在福利院内生活儿童的生存与发展资料，记录了我国福利事业的发展，信息化的儿童档案能够有效地丰富福利院档案，还能够为国家制定工作计划、出台法律法规提供依据。

2 现阶段我国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信息化管理问题分析

首先，受客观条件制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相对较晚，与福利事业相关的收养儿童档案信息化管理没有指导性的理论依据，也因此我国收养儿童档案模式仍然被局限于传统档案管理模式之中，档案的服务作用的发挥因此备受阻碍。其次，由于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仍是我国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管理的主要模式，也因此收养儿童档案的信息录入仍然以人工书写为主，档案的查询完全依赖于人力翻查，档案管理效率低下，档案信息的准确性也因此难以保证。最后，以人工书写为主的档案以纸为媒介，纸质媒介在保存、搬运等等方面存在弊端，也因此信息统计难以详尽，档案中儿童健康、性格、收养分布等等数据难以细致表现，也因此极易出现前后数据差异问题，不仅影响了档案的质量，更影响了档案管理者的工作效率。

3 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信息化管理的策略分析

3.1 创新档案管理模式

档案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利用档案服务于各种社会工作。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技术应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想要完成档案管理的最终目标，就需要不断的创新自身的管理模式，与时俱进的发展，如此才能够跟得上时代形势，符合社会需求。在创新档案管理模式的时候，相关人士必须有意识到解放思想，尽可能的摆脱传统档案管理思路的限制，要不断提高档案管理的服务意识，要能够正确全面的认识档案管理，并根据新的思想确定档案的内容、搜集等等工作，要能?蚴沟蛋腹芾沓浞值奶逑值蛋傅募壑怠V档靡惶岬氖牵?档案管理者是创新档案管理模式的主要执行者，也因此，想要完美地完成上述工作，档案管理者必须有极高的素质、极高的业务水平以及极强的信息现代化技能，如此才能够保证档案管理创新模式的建立少有阻碍。

3.2 提高档案管理质量

档案管理质量的提升能够有效的提高档案管理者的工作效率、提高档案管理的服务性能。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信息化管理需要不断的完善档案检索系统，要不断的改进案馆指南、全宗、专题等，还要有意识地对档案检索系统进行信息化网络化改革，逐步建立网络目录检索，以提高档案管理质量。值得一提的是，档案检索体系的形成不仅与信息化的普及联系紧密，还与不同福利院之间的合作、交流相关。因此福利院方面应该加大与其他福利院的合作力度，共建档案信息联网查询系统，以拓宽儿童档案检索平台，以提高档案管理的服务质量。

3.3 强化档案管理的信息编研

对档案管理工作而言，档案信息编研是一个重点。档案信息编研以研究馆藏档案为途径，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加工档案，并以加工档案为依据预测社会需求。正因为档案信息编研具备上述属性，也因此档案信息编研能够有效提高档案的利用率，还能够满足信息时代档案工作的新要求。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管理的信息编研工作应该加大力度改革传统档案资料的力度，要改变简单收集、整理的档案管理模式，要深化研究档案、运用档案。也因此，在编研选题的过程中，档案管理者必须充分结合实际情况，要科学确定编研主体，要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共同做好编研信息、录入等等工作。当然，在条件允许的基础上，档案管理者还应对档案内容进行深入探索，要深入的研究档案之中包含的特征和问题，科学加工档案，全面提高档案利用率。

3.4 提高档案管理者的专业素质

因为福利机构收养儿童档案与其他档案差异明显，也因此儿童福利院档案管理与其他档案管理差距较大。档案管理人员在落实儿童福利院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档案管理的各类规定，还要变传统的纸质档案录入为电子录入。也因此，档案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强的档案管理素质还要具备强的信息化技术能力，要能够多元化发展档案管理，要能够在档案管理的过程中合理运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以保证档案的完整、有效。

4 结束语

儿童福利院普法工作计划篇6

关键词：儿童；福利制度；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5-0018-02

一、儿童福利的定义

儿童福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既是一种社会机制，又是一种社会理念，同时还是一种社会政策。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福利在儿童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体现。195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指出：“凡是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全发展与正常生活为目的的各种努力、事业及制度等均称之为儿童福利。”美国儿童福利联盟认为：“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别以儿童为对象，提供在家庭中或其他社会机构无法满足需求的一种服务。”

儿童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儿童福利从其广义而言，目的是针对全体儿童的普遍需求，设计各种方式，以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和社会潜能的最佳发展，以符合社会需要。而狭义的儿童福利的服务对象则是指那些遭遇各种不行情境的儿童或者家庭，如孤儿、残障儿童、贫困儿童、被虐待或者被忽视的儿童、行为偏差或情绪困扰的儿童等，针对个别问题需要给予救助、保护、校正、辅导或者收养等措施，有效改善其面临的问题。在现在，人们开始更多地认同广义的儿童福利。如廖荣利教授是从广义的观点来看待儿童福利的，他认为“儿童福利是中央及其各级地方政府，对促进儿童健全发展之所有措施”，“积极性的儿童福利，旨在强化儿童的发展，并充分运用一切能促进儿童发展的各项个人和环境的资源”。

二、中美两国儿童福利制度比较

(一)政策立法

在福利立法方面，中国已经制定了以《宪法》为核心，包括《刑法》、《民法通则》、《婚姻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和《收养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有关妇女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法律，以及大量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根据中国宪法，中国的有关法律对儿童的生命权、生存与发展、基本健康和保护、教育、休闲和文化活动以及残疾儿童的特殊保护等均有全面系统的规定，并规定对虐待、遗弃、故意杀害儿童以及偷盗、拐卖、绑架、出卖、收买儿童等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惩罚。

1909年罗斯福总统召开白宫儿童会议，美国儿童福利制度进入了一个时期。在此之前，儿童福利园并未采取政策立法的形式，多由民间组织及宗教团体所替代。“经济大萧条”以后，美国的社会福利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政府开始主动承担国民福利。在儿童福利方面，政府通过不断的立法确立了一系列福利方案，一套完整的儿童福利制度逐渐建立起来。1935年通过实施了《社会安全法》《社会福利一元化具体措施》，此后陆续通过了《民权法》、《经济机会法案》、《贫民健康保险》、《儿童虐待预防法案》、《儿童安全法案条款》、《社会安全法案20条款》、《收养辅助与儿童福利改革法案》等一系列法规和政策。

从立法来看。中美两国都随着社会的发展增强了对儿童各方面福利的关注，立法较多。中国的福利法律条款虽多，但并没有形成整合效应，这对我国目前儿童福利服务和满足儿童福利需求非常不利。而从美国的政策发展来看，儿童福利政策的出台和儿童福利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是以儿童研究为基础的，这是发达国家经验给我们的启示。

(二)福利行政

儿童福利政策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上是不够的，其有效推行才是更重要的。儿童福利行政可以界定为：政府机关或公共团体促进儿童身心健全发展与正常生活，实现儿童福利的行政过程。社会福利行政一般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行政组织、人事行政、财务行政和行政方法。

在我国，与儿童福利相关的机构主要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共青团系统、妇联系统和民政系统。共青团和妇联系统是带有行政色彩的群众团体，职责仍停留在研究和协助政府管理的层面，行政力度不大，而儿童福利的有关内容在教育、卫生、司法等多个部门中实施和实现。除此中国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关注儿童福利的社会福利服务机构有：中国儿童发展中心，主旨在于促进中国儿童的全面发展、收集资料、开展研究和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等；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旨在促进儿童福利事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儿童福利院，来做一些收容低能、伤残儿童和弃儿、孤儿。由国家投资兴办的儿童福利机还为社区中的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了生活照料、康复训练和专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形成了为孤残儿童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整套照料体系和服务模式。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在政策、机制、社会意识等方面的保障需求已经超过了单纯的物质上的需求，儿童福利需在法律上的保护。在职业规范上的保障，在专业福利人员的培养，在儿童社会救助系统上的支持，在儿童福利资源上的有序有效筹集等等方面，都是很不够的，这些不足导致了一些处于特殊困境的儿童不能及时得到帮助。

美国是实施地方分权制度的国家，行政权集中在各州联邦政府只是负责规划、辅助和监导。儿童独立行政的最高主要机关是卫生及人群服务部，实际负责政策领导责任的是利：会安全署所辖的儿童发展局。各州社会福利行政组织体制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也配合联邦体制，在人群服务处下设置儿童与家庭福利科。美国的儿童福利的行政管理十分严谨，不但所用经费需要发挥一定的效能，也不闲行政而忽视各种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美国的儿童行政服务项目繁多，能满足各类儿童的不同需要，中央由儿童发展局统一规划和领导，行政主管机构强劲有力，能发挥人群服务的特质。可以看出美国的儿童福利政策的实施效率、行政人员的专业程度，资金的筹集和使用等方面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

(三)福利项目内容

我国儿童福利项目主要涵盖孤残儿童的供养康复、儿童教育及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上。《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也就特殊教育学校(部、班)办学思想、办学条件、办学水平和随班就读等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情况进行了规定。《未成年保护法》《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也为保护儿童权益、促进儿童发展提供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灭的产假，“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也规定劳动者在退休、患病、负伤、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失业和生育的情形

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这些福利制度越来越健全。

美国儿童福利制度的项目设计具有明显的残补取向。美国儿童福利联盟的认为：儿童福利是针对那些父母无能力照顾、社区资源不足的儿童青少年，提供促其家庭和社区养育、保护儿童能力的服务。从福利项目的设计来看，几乎所有项目都是针对贫困家庭，大部分福利项目的执行是以资产调查为基础，充分体现“穷人靠国家，余下的人靠市场”的制度设计原则。美国对儿童福利的具体资助项目，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儿童的照管和发展，收入补贴和医疗保障。

美国的公立幼儿园是政府的资助最大的项目，其功能主要是为儿童上学做准备，幼儿园开设数学、体育和读写等课程。美国还有另外一种幼儿园。是专为贫困家庭的孩子设立的，是约翰逊反贫困法的产物，孩子们在那里学习知识，掌握一些基本的生活技巧等。美国政府还采取教育券帮助贫困学生购买他们所选择的学校教育。美国高额的福利花费大部分是针对那些收入极少或者没有薪水的家庭，对从事全日制工作的父母帮助不大。

“抚育未成年孩子的家庭援助计划”(AFDC)是对有孩子家庭的重要收入补贴项目，该项目是指在帮助“父母一方丧失劳动能力、死亡、长期离家出走或事业家庭”里的孩子。该计划由联邦健康与人文服务部和各州的人文服务局共同管理。美国还通过所得税信贷(EITC)，是对那些低收入的家庭提供现金资助，即具有儿童的低收入家庭，不包括不工作的人，单身和没有儿童的也不在补助之列。食品券项目，是联邦政府的视频补助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保证贫困者能获得基本的食物需要。住房补贴，对贫困家庭提供在租房、出租和购买住房有困难的家庭，此项计划不仅限于有孩子的家庭。工作机会与基本技巧补贴，是对工资低的父母的津贴，这些家庭面临着只有依靠福利才能生存而无福利已无法负担儿童抚育的问题。

在医疗保障方面，“医疗援助项目”是美国政府为穷人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大部分是对那些依靠福利生存的贫困家庭。医疗补助项目的费用由政府与各州分担，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也集中在没有工作的单身父母家庭，美国的健康保险也没有包含所有的儿童，除“医疗援助计划”外还有“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WIC)，该计划每月为婴儿和5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哺乳妇女提供包含各种人体所需的营养食品。

儿童福利院普法工作计划篇7

〔2009〕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教育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中央编办、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九年五月七日

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发〔2008〕7号）精神，进一步加快我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全面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不断完善残疾人教育体系

1.继续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适龄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以下简称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要基本达到当地普通儿童少年水平；已经“普九”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其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要逐年提高；未“普九”地区要将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作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内容，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70%左右。积极创造条件，以多种形式对重度肢体残疾、重度智力残疾、孤独症、脑瘫和多重残疾儿童少年等实施义务教育，保障儿童福利机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2.加快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为残疾学生就业和继续深造创造条件。具备条件的地市要举办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特殊教育学校要根据需要举办残疾人高中教育部（班）；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拓宽专业设置，扩大招生规模；普通高中要招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学生；中等职业学校要积极开展残疾人职业教育。

3.加快推进残疾人高等教育发展。进一步完善国家招收残疾考生政策，普通高校应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招收符合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招收。高等特殊教育学院（专业）要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扩大招生规模，拓宽专业设置，提高办学层次。各地要为残疾人接受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提供更多方便，满足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4.因地制宜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有条件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要基本满足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地方各级教育、民政、卫生部门和残联要相互协作，采取多种形式，在有条件地区积极举办0～3岁残疾儿童早期干预、早期教育和康复训练机构。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学前特殊教育机构。

5.大力开展面向成年残疾人的职业教育培训。以就业为导向，开展多种形式的残疾人技能培训，提高残疾人的就业和创业能力。

6.采取多种措施，扫除残疾青壮年文盲。将扫除残疾青壮年文盲纳入当地扫盲工作整体规划，同步推进。残疾人教育机构、各有关部门和民间组织、残疾人所在单位要积极开展扫除残疾青壮年文盲工作，使残疾青壮年文盲率显著下降。

二、完善特殊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特殊教育保障水平

7.全面实施残疾学生免费义务教育。对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在“两免一补”基础上，针对残疾学生的特殊需要，进一步提高补助水平。各地应按照公益金的使用宗旨，结合本地实际，支持残疾儿童少年特殊教育。

8.加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在人口30万以上或残疾儿童少年相对较多，尚无特殊教育学校的县，独立建设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不足30万人口的县，在地市范围内，统筹建设一所或几所特殊教育学校。各地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坚持标准，确保质量。东部地区也要加大投入，按照本地区特殊教育规划和国家有关建设标准做好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工作。

各地要统筹安排在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或者其他机构附设的特教班、高中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班）和高等特殊教育专业的建设。

9.做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残疾学生资助工作。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一、二年级在校生中残疾学生要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在特殊教育学校职业高中班（部）就读的残疾学生也应享受国家助学金。

10.加大投入，确保特殊教育学校（院）正常运转。各地要从特殊教育学校（院）人均成本高的实际出发，研究制定特殊教育学校（院）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保证学校（院）正常的教育教学需求。

中央财政将继续设立特殊教育补助专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继续设立特殊教育专项补助费并不断提高。中央财政加大专项补助资金投入，鼓励和支持地方办好现有的面向全国招生的高等特殊教育学院。

各地要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特殊教育学校（院）开展包括社会成年残疾人在内的各种职业教育与培训。

三、加强特殊教育的针对性，提高残疾学生的综合素质

11.根据残疾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特殊需求，加强教育的针对性。注重学生的潜能开发和缺陷补偿，培养残疾学生乐观面对人生，全面融入社会的意识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加强残疾学生的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

在课程改革中，要充分考虑残疾学生特点，注重提高其生活自理、与人交往、融入社会、劳动和就业等能力的培养。

12.全面推进随班就读工作，不断提高教育质量。重点推进县（区）级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所有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不断扩大随班就读规模。

建立特殊教育学校定期委派教师到普通学校巡回指导随班就读工作的制度，确保随班就读的质量。

13.大力加强职业教育，促进残疾人就业。特殊教育学校要在开足开好劳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的同时，开设符合学生特点、适合当地需要的职业课程。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加强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骨干专业课程的建设。不断更新高等特殊教育院校教学内容，合理调整专业结构。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促进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做好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鼓励和扶持各类特殊教育学校（院）、职业学校及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各种形式的残疾人职业培训。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残疾人职业培训经费投入，在生产实习基地建设、职业技能鉴定、就业安置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和具体扶持保护措施。

14.加快特殊教育信息化进程。建好国家特殊教育资源库和特教信息资源管理系统，促进优质特殊教育资源共享。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特殊教育信息化软硬件建设。特教学校要根据残疾学生的特点积极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提高残疾学生信息素养和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15.深入开展特殊教育研究。建设一支理论素养高、专业能力强的特殊教育科研骨干队伍，提高特殊教育科研质量和水平。各省、市（地）教育行政部门所属的教学研究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特教教研人员，组织并指导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继续开展盲文、手语研究，使之更加科学、实用。

四、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16.加强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工作。要适应残疾儿童少年教育普及水平提高的需要，加强特殊教育师范院校专业建设。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大特教师资的培养力度。鼓励和支持各级师范院校与综合性院校举办特殊教育专业或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各地在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时，要把特教师资培养纳入培养计划。加大特殊教育或相关专业研究生培养力度。注重特殊教育专业训练，提高培养质量。鼓励优秀高校毕业生到特殊教育学校、儿童福利机构等单位任教。

各地要将特殊教育教师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对在职教师实行轮训，重点抓好骨干教师特别是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训。要加强对在普通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或其他机构中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和特殊教育学校巡回指导教师的培训。要高度重视残疾人职业教育专业课教师培训。依托高等特殊教育学院、其他有关院校和专业机构建设“特殊教育教师培训基地”。

17.配齐配足教师，确保特殊教育学校正常教学和管理工作。省级有关部门要根据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少、班额小、寄宿生多、教师需求量大的特点，合理确定特殊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并保障落实。

18.要切实采取措施落实特殊教育教师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特殊教育教师享有特殊岗位补助津贴。各地要采取措施，确保国家规定的特殊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政策得到落实。要将承担随班就读教学与管理人员的工作列入绩效考核内容。要在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表彰中提高特教教师和校长的比例。

五、强化政府职能，全社会共同推进特殊教育事业发展

19.进一步强化政府发展特殊教育的责任。各地要把各级各类特殊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把特殊教育发展列入议事日程。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明确和落实教育、发展改革、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税务、残联等部门和社会团体发展特殊教育的职能和责任，在保障残疾孩子入学、孤残儿童抚育、新生儿疾病筛查与治疗、学校建设、经费投入、教师编制配备、工资待遇、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特教学校企业税收减免、残疾人口统计等方面通力合作，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

儿童福利院普法工作计划篇8

【摘 要 题】青少年成长与社会发展

【关 键 词】青少年问题/青少年犯罪/儿童福利/政策框架

【正 文】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青少年政策议题

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转变、城市化、工业化、社会现代化、全球化处境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导致青少年问题突出，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社会环境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和人口老龄化浪潮等凸显少年儿童议题，在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与家庭生活状况发生重大转变情况下，独生子女已成为社会现实问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乡村社区的少年儿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大城市，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方式转变导致大量少年儿童成为“问题儿童”、“困境儿童”和“边缘儿童”，城市化、家庭生活状况与儿童少年问题的内在逻辑联系，成为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重要议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影响少年儿童问题的重要因素是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本土化需要，无形之中增加儿童少年问题的复杂性，外来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影响少年儿童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利益关系的结构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自然反映在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少年儿童同伴之间的关系上。简言之，社会结构转型和宏观取向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不约而同”聚焦儿童少年问题，使本来就十分突出、重要、复杂和敏感的少年儿童问题，更加显赫、重要、复杂、格外敏感。

少年儿童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与儿童的关系模式，实质是政府有关少年儿童的政策框架，精髓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者与社会管理者如何正确认识、看待、处理棘手的少年儿童问题。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与幸福快乐成长问题核心是国家与儿童的关系，是儿童福利与保护议题。在国家与个人关系框架中，国家与儿童的关系最为基础、最为重要，最具社会经济政治涵义。这意味少年儿童问题是错综复杂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政策框架中处于基础地位，意味儿童福利是个人福利、家庭福利、社区福利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基础部分，地位举足轻重。纵观中国少年儿童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少年儿童研究的两次理论政策研究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期是1980年代早期，第二次研究高潮期是1990年代中后期，研究高潮动因、推动力量、研究主题和研究兴趣却惊人相似：预防青少年犯罪和少年儿童犯罪行为研究。[1] 然而二次研究高潮的显著不同之处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少年儿童问题成为党中央战略决策和公共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政府形成清晰明确的儿童发展政策，如儿童发展十年纲要，儿童问题成为关系家庭幸福美好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重大战略议题，少年儿童工作和相关的理论政策研究取得世人注目的辉煌成就，少年儿童研究成为“显学”。党和国家有关少年儿童的政策法规大量涌现，少年儿童问题成为全社会高度重视战略重点。如何正确认识、理解、对待和处理少年儿童问题，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战略议题应运而生。

二、欧美国家的经验与国际社会的惯例

欧美国家与儿童的关系性质、类型主要是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家庭福利与儿童福利，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成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最高目标，生活福利和社会保护色彩浓厚。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以来，儿童、妇女、家庭、工作与生活议题成为“社会问题”，童工现象、童年社会化、妇幼保健、教育和儿童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等议题格外突出。[2] (P28)当时不仅18岁以下的儿童少年问题突出，18岁以上的青年问题同样格外突出，引人注目。为了解决青少年问题，确保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正常参与社会生活和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基督教青年会(YMCA)、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等一大批非宗教性民间社会服务机构诞生，他们主要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为青少年提供优质多样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满足青少年多样化和不断发展基本需要，通过社会服务活动预防青少年犯罪，发掘青少年发展潜力。[3] (P2)英国当时为青少年、穷人、失业者、长期病患者和其他需要帮助人群提供社会服务、社会福利与社会保护服务活动的民间组织如此众多，以至产生专门从事民间组织规划协调发展和科学管理的慈善组织会社(COS: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慈善公益事业、社会服务与社会保护事业兴旺发达状况由此可见一斑，[4] (P5)基本假设是社会有责任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如果人们的基本需要无法满足，缺乏正常化与合法性的宣泄渠道，他们就会采取反社会手段。十九世纪末期，相对单纯生活化与娱乐性服务已无法满足少年儿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如何确保所有少年儿童享受基础教育服务，使少年儿童从工厂和街头巷尾生存转入到学校，摆脱愚昧无知和文盲落后困境，提高未来公民和劳动力综合素质与市场竞争力成当务之急。英国1870年《中等教育法》规定，强制学区中所有5-12岁的儿童入学，接受基础义务教育。1918年教育法取消小学学费，规定14岁为义务教育离校年龄而不准有任何的例外。[5] (P18)同时，如何提供综合性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预防疾病，降低生育风险，开展妇幼保健服务，确保所有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成为健康政策中心议题。1902年助产士法和中央助产士委员会应运而生，生育健康、食品营养、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等服务迅猛发展。[6] (P64)

1902年英布战争结局震动朝野上下，全国舆论哗然，国民体质和健康状况成为社会的热点。1904年英国政府组建关于国民体质恶化的联合委员会，1905年组建公立小学儿童医疗检查及用餐营养的联合委员会，1907年普遍实行学校医疗服务，1911年颁布《国民健康保险法》，1918年母亲与儿童福利法授权地方政府保护母亲、婴幼儿健康，且成社会服务主体。[7] (P230)现代儿童福利、妇女福利、妇幼保健、家庭福利、基础教育、基本健康服务等制度框架诞生。

二次世界大战强烈刺激政府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纠正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失效，极大推动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以家庭、福利、教育、健康为主的儿童福利制度形成。战争促使“集体主义国家”迅猛发展，战后首先通过是以卫生部长艾迪逊命名的艾迪逊法，其最大历史贡献是规定地方政府为工人阶级建造住房提供补贴，改善居住状况和生活环境，发展公共住房部门，极大改善国民的身心健康状况，显著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8] (P38)最重要的是，1942年诞生的《贝弗里奇报告》奠定现代福利国家制度框架与社会政策框架，该报告建议从扩大覆盖对象范围、扩大覆盖风险范围和提高待遇标准的角度改革社会保险，建议建立家庭津贴制度，以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需要为儿童提供某种形式的津贴制度，建议为所有公民，包括家庭主妇、无业人员、未成年人、退休人员提供全面医疗康复服务，建议为所有妇女提供生育津贴、遗孀津贴，建立覆盖全民和由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国家。[9] (P4)1944年通过的巴特勒教育法规定，政府为所有儿童提供普遍的、免费的国家中等教育服务。1948年通过有深远历史意义《儿童法》，巩固现有儿童照顾立法，促进家庭社会工作。[8] (P45)1948年工党政府创立全民健康服务(NHS)，标志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框架最终形成。[10] (P1)家庭、儿童福利、教育服务、健康服务和兴旺发达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儿童发展营造适宜环境。

美国儿童福利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状况，为如何思考青少年问题提供又一典型例证。美国建国早期基本采取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济贫法制度与价值观念，儿童照顾形式主要演变脉络是济贫院的院内救济照顾、学徒契约、院外救济、孤儿庇护所和家庭收养，清楚反映儿童照顾形式演变背后隐藏的儿童保护福利化、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优先和最适合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环境是家庭等观念发生革命性变化，为十九世纪末期的慈善组织运动和儿童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价值基础、组织基础和广泛社会基础，儿童少年身心健康的成长成为公共议题。1909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召开首次具有历史、划时代意义的白宫儿童福利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儿童问题的核心是，家庭生活是文明的最高和最好成果，除非迫不得已的原因，儿童不应被剥夺家庭生活的权利；儿童不应只是因为贫困的原因而被带离他们的家庭；收养家庭应为那些收养儿童提供最希望的照顾；政府应设立儿童福利局，以发展儿童福利事业等。首次白宫儿童福利会议的首个副产品是以“资助父母法案”著称的“母亲年金法案”，目的是支持母亲继续在自己家中照顾她们的孩子。第二个重要成果是1912年成立了儿童福利局。以后美国分别于1919、1930、1940、1950、1960、1970、1980、1990、2000年召开白宫儿童福利会议，儿童福利范围不断扩大，由儿童福利、健康、教育标准扩大到青少年犯罪研究。与此同时，儿童福利局还管理联邦童工法、母婴法，管理联邦社会保障法中的儿童福利提供，管理紧急和婴儿照顾法，确保儿童福利健康发展，儿童法律保护框架呈“社会福利化”趋势。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儿童照顾发展变迁轨迹同样呈现整合化、服务化、规划化和福利化趋势，儿童福利范围覆盖家庭生活、健康服务、教育服务、就业服务、社区娱乐和法律保护。[2] (P56)

北欧挪威的社会福利与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同样如此，儿童福利与健康照顾是福利制度基础，相关法律规定有儿童法、收养法、教育法和现金补贴法，儿童福利呈医疗保障化趋势。[11] (P5)这说明挪威的儿童福利达到更高层次，健康照顾服务已超过教育而成为儿童福利主要内容。

欧美国家儿童照顾、儿童保护与儿童福利制度发展演变过程形成若干国际惯例和结构性发展规律，为设计儿童福利制度框架，选择儿童照顾方式和从事儿童保护提供宝贵国际经验。首先，少年儿童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护最基础、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是最典型的依赖群体，少年儿童因其身体、精神心理、人格和社会适应能力发育不成熟、责任有限而受到社会保护。这种思想价值观导致人们对待少年儿童问题应采取截然不同成年人的观察视角和判断标准，这种否定成人思维，承认少年儿童特殊需要，强调未成年人需要社会提供特殊保护服务思想，为现代少年法、少年刑法、少年司法和儿童福利事业奠定思想基础，体现人性之光。[12] (P3)而且少年儿童的法律保护和司法保护是社会保护的最后部分，重点和关键是如何预防犯罪。其次，少年儿童问题核心是为其营造宽松、和谐、安全、优美生活环境，建立幸福美满家庭生活，确保儿童少年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快乐幸福成长，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合格主人公。如何发展家庭津贴和生育津贴制度，保持、支持家庭功能正常化发挥，是儿童福利制度核心。第三，少年儿童的核心问题是身心健康快乐幸福成长，确保正常的儿童社会化过程与环境，使其成为合格的、高素质的现代公民。这就要求家庭、国家与社会为少年儿童提供多样服务，以满足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的各种基本需要，和谐家庭生活、环境卫生、食品营养、妇幼保健、家庭照顾、义务教育、健康照顾、心理辅导、公共卫生、职业培训和社区服务等是儿童发展必须的基本服务，没有或缺乏或服务质量不高状况，必然直接影响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13] 这意味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迫切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优质的社会服务和全面综合照顾保护。第四，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涉及众多领域，儿童福利成为联结家庭福利、妇女福利、社区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福利和市场福利的最佳连接点、交叉点和重叠点，儿童福利至关重要。这意味儿童福利是观察文明发展程度、社会现代化、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最佳角度。第五，所有现代国家都承认保护少年儿童，发展儿童福利事业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基本职责。儿童福利制度与政策框架成为观察、解决少年儿童问题的制度化途径，是社会发展基本方向。

三、中国青少年研究典范与基本理论取向

中国青少年研究典范与理论基础均处于结构性转型过程之中，新型现代少年儿童研究典范的雏形清晰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青少年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世人注目的辉煌成就。但是，总体来说，像当代中国社会和少年儿童群体一样，少年儿童研究典范同样处于结构性转变过程之中，传统研究典范与现代研究典范并存共生，相互交织，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特征。概括来说，中国少年儿童传统研究典范的首要基本特征是“意识形态化”和“伦理道德化”。1949年以来，少年儿童实际工作与理论、政策研究的重点始终是如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如何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革命意志教育，如何进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国家对大中小学生进行广泛、深入、持续、全面政治思想教育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突出特色。这种结构性特征典型反映在少年儿童研究工作和理论视角中，成为传统研究典范首要特征。换言之，注重道德化福利观与伦理道德教育，是中国少年儿童工作与研究基本制度特征。[14]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儿童发展十年纲要已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儿童发展领域已覆盖人口控制、计划生育、妇幼保健、食品营养、环境保护、安全饮用水、基础教育与扫盲、社区福利与家庭保障、儿童权益保护、优生优育优教等几乎所有领域。[15]

其次，少年儿童工作对象与研究对象存在双重标准，一方面所有少年儿童都是工作对象，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各类困境儿童和未成年犯是服务对象、研究对象，少年儿童工作与研究中的选择性与困境儿童群体化特征明显，并未将所有少年儿童和正常儿童都纳入工作范围。长期以来，少年儿童工作与研究主要侧重某些特殊群体，在少年儿童福利与社会保护工作中，主要是局限于孤儿、弃婴、残疾儿童、农村儿童、贫困家庭儿童、流动儿童、服刑人员子女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等，他们是少年儿童群体中的困境儿童和失依儿童，是最易受伤害的群体。政府、社会为这些儿童提供优质机构照顾与保护服务，努力满足其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16] 但是这种十分有限的国家福利服务反映出缺乏普及性的儿童福利制度，绝大多数正常儿童无缘国家福利保护。理论上说，所有少年儿童和未成年人都是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的基本服务对象，然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正常儿童无法享受国家福利，甚至许多困境儿童尚未纳入国家儿童保护网，国家尚未完全承担照顾保护所有儿童的基本福利责任，选择性色彩浓厚。[17] (P2)这种状况容易加剧用特殊性、而非普遍性，问题化、而非正常化的思维看待少年儿童问题，难以准确了解绝大多数少年儿童的基本需要，难以制定科学合理儿童福利制度与政策框架。

第三，少年儿童工作范围与研究内容相对狭隘局限，侧重意识形态宣传和伦理道德教育，侧重于问题儿童和家庭，关注少数群体问题，以儿童福利、家庭福利、社区福利、健康服务、教育服务、公共住房和公共服务为基本范围的儿童福利保护体系尚未成为基本的工作范围，少年儿童服务与保护范围过于狭窄，例如基础教育、健康照顾、心理咨询都未纳入福利范畴。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福利概念内涵外延界定非常狭窄，社会福利概念基本等同社会救助概念，这种状况自然影响儿童福利概念的内涵、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儿童福利政策模式选择，结果是只有国家兴办的儿童福利院和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孤儿、残疾儿童才是儿童福利对象，只有基本的生活照顾和基本生活服务才算儿童福利基本范围，儿童心理咨询、基础教育、食品营养、妇幼保健、健康照顾、社区服务等诸多基本儿童福利服务内容都不是儿童福利范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儿童福利院和基本生活照顾、基本生活服务之外的研究都不是儿童福利理论政策研究，自然也缺乏儿童福利理论研究的视角，刑法化与泛法律化的倾向比较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将儿童福利需要社会问题化，通常从社会问题化取向来看待儿童。这种状况基本成因是中国社会缺乏现代的社会福利与儿童福利的观念，缺乏福利文化基础。

第四，少年儿童工作体系和研究工作分散在众多部门，形成条块分隔与零碎分散状况，缺乏综合性、系统性、整合性与制度化的儿童福利制度安排和思想理论体系，无法有效满足少年儿童不断增长和日趋多样的基本需要。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少年儿童工作体制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从事少年儿童日常管理和服务提供工作，例如民政部负责孤残儿童、流浪儿童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家庭寄养、机构照顾和生活养育，教育部负责适龄少年儿童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劳动社会保障部负责职业技术培训工作，卫生部负责少年儿童的优生优育、食品营养、妇幼保健、预防接种、身体健康和学校健康，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计划生育、人口控制、生殖健康、母婴保健和健康教育等，中国青少年工作委员会负责少年儿童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少先队、共青团和各级团组织建设，全国妇联负责婚姻家庭、家庭生活、计划生育、妇女解放、妇幼保健和妇女权益保护等工作，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负责残疾儿童的社区康复、特殊教育、就业培训、关爱保护和福利服务，人为将系统、整合的儿童需要分隔为不同部门的服务，自然难以满足儿童整合性发展需要。这种四分五裂的工作体制直接来源于缺乏以人为本和以儿童为中心的系统性儿童福利理论。

第五，少年儿童工作的功能作用主要是组织性、教育性和政治性的，功能性质主要是政治性、道德化和补救性，缺乏社会性、发展性、福利化、生活化取向儿童福利理论思想体系，儿童福利制度功能作用发生负面转变，不利儿童福利政策发挥应有的积极性与发展性作用。长期以来，由于少年儿童工作性质主要是政治性、道德化和组织化活动，且工作重点是预防青少年犯罪，注重社会结果和关注少数问题儿童，少年儿童工作体制难以发挥应有积极作用。总体来说，缺乏社会性、发展性、福利化、生活化取向儿童福利理论无形中加剧这种状况，导致少年儿童工作体制、服务提供和服务组织运作模式高度政治化，儿童福利化色彩淡薄。这种现实状况反过来又严重制约儿童福利理论发展，制约现代儿童福利思想广泛传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少年儿童工作体制和政治化、刑法化、道德化的儿童福利理论产生广泛影响，导致少年儿童工作体制与儿童福利思想难以发挥应有积极作用，功能作用发生消极的影响。

现有少年儿童的工作体制和儿童福利研究模式存在诸多结构性、系统性、体制性弊端和负面影响，亟待改变，刻不容缓。首先，儿童福利价值基础“意识形态化”和“伦理道德化”，而非生活化与社会目标化，促使少年儿童过早涉足政治生活，加快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造成少年儿童对政治议题不应用的反感、厌倦和消极抵触情绪，不利少年儿童成人后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思想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去意识形态化已成当务之急。其次，服务对象的选择性，主要局限少数困境儿童和研究领域的局限性、犯罪问题化倾向，既违背儿童福利制度安排的普及性原则和正常化儿童为主的国际惯例，又极容易误导公众，还不利于体现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承担，不利于培养大批合格接班人和高素质的公民群体。第三，狭窄的社会福利与儿童福利定义、社会问题化的儿童形象容易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

对待儿童问题的刑法化与泛法律化解决的倾向加剧少年儿童问题的政治化和去儿童福利化，其结果常常适得其反，不仅无助于解决少年儿童问题，而且还可能加剧恶化现存问题状态。第四，分散分隔的少年儿童工作体系和缺乏综合性、系统性、整合性、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福利理论体系容易忽视作为整体、全人的儿童，常常看到儿童问题的某个侧面或局部状况，不能最大化满足儿童的需要，不利于儿童利益最大化，不利于儿童优先和儿童权利原则实现。最重要的是，不利于有限资源的充分整合利用，甚至浪费宝贵资源，难以发挥综合性作用。第五，少年儿童工作的功能作用政治化冲击了儿童福利事业的人性化、保护性和福利性色彩，缺乏社会性、发展性、福利化、生活化取向的儿童福利理论体系对儿童、公众没有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少年儿童工作体制和运作模式政治化、组织动员化结果是无法有效团结广大少年儿童，无法充分发挥儿童福利制度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社会投资和社会融合积极作用。

四、社会政策框架与生活化儿童福利体系

社会发展议程核心是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社会政策框架设计实质是如何设计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以改善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个人福利与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社会发展问题核心是社会生活质量问题，社会生活质量问题实质就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和谐，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市场与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社会政策是国家、社会有关社会福利基本原则与指导方针，目标是提高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福利是幸福美好的生活，个人福利是个人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福利是全体成员的总体福利。

英美社会政策框架的基本范围广泛，基本包括经济市场和财富积累以外所有社会消费活动，主要是社会救助、社会保险、遗属津贴、福利服务、教育服务、健康照顾服务、公共住房、就业服务、社区服务、市政工程和公共服务领域，覆盖国民日常工作生活的所有领域。[18] (P2)在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福利制度中，少年儿童福利服务与社会保护处于基础与战略性地位。不言而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战略中，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直观，事关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大局，事关国家、市场、第三部门关系框架，事关政府治理合法性与社会管理模式转变等重大议题。目前，当务之急是重新设计、改造和重构中国的社会政策框架，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少年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既是最佳突破口，又是制度建设最基础性部分。中国拥有世界上绝对数量最多的儿童，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与快乐幸福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的优劣直接关系世界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优劣，儿童福利制度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理论意义、政策意义和国际影响是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

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中国儿童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的基本方向是改革传统儿童福利制度，建立生活化、社会化与综合化的儿童福利体系，以满足亿万少年儿童的发展需要。长期以来，儿童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的政治化、组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化、条块分隔、狭义性、选择性和单纯政治思想福利等倾向明显，儿童福利制度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这种状况受国际环境、历史传统、政治体制、经济因素、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等多因素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历史背景下，改革已有的儿童福利制度已成当务之急。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和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儿童利益最大化和儿童优先原则，按照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现状，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的方向是十分明确的。首先，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应以生活化福利为主，确保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与快乐幸福成长，生活化福利基本涵义是指少年儿童的基本需要是以衣食住行用玩乐体等生活需要满足为主，只有基本生活需要满足，才能确保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才能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目标。从理论角度说，社会福利研究对象就是生活问题，因为社会福利就是幸福美好生活。[19] (P2)而且生活化儿童福利制度是解决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组织化少年儿童等问题的基本策略。其次，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应以社会化福利为主，打破各部门兴办儿童福利的制度局限，在国务院职能部门中增设儿童福利局，以统筹规划和统一组织领导各行业、系统的相关工作，从社会体系和社会系统工程角度建设以儿童为中心，而非以服务机构为中心儿童福利制度。第三，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应以综合化福利服务为主，满足少年儿童多样化的基本需要，确保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与幸福快乐成长。这意味应将社会救助性服务、家庭津贴、遗属津贴、设施服务与福利服务、教育服务、健康照顾服务、公共住房、就业辅导服务、社区发展服务、市政工程和公共服务等领域都纳入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范畴，为少年儿童提供全面照顾服务。第四，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应以发展性和预防性福利服务为主，努力降低或淡化刑法化、社会结果化和犯罪化倾向，转变价值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从全新角度看待儿童问题。社会、政府有责任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避免、防止他们走向犯罪之路。[20] (P1)

为建立生活化、社会化与综合化的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我们应做和该做事情还有很多，思想观念创新、体制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理论创新和运作机制创新任重道远。首先，优化宏观社会环境，明确社会责任，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少年儿童既是社会环境对应物与客体，又是社会环境组成部分和主体。如何为少年儿童营造适宜社会环境关键与核心是转变观念，改变人们对儿童问题错误观点。其次，价值观念更新和思想意识转变是构建新型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选择政策模式的前提，世界各国和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说明：除非有尊重儿童权利和基本需要思想，否则不会有真正符合儿童利益的儿童福利体制。[11] (P208)因为价值观念决定社会行为模式，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观念革命是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基础。第三，在国务院职能部门中创造儿童福利局或更高行政规格的行政管理机构，统筹规划协调全国少年儿童工作，这样既可克服少年儿童工作现存的条块分隔状况，又可以显著加强国家对少年儿童工作的领导，真正体现儿童优先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显示政府福利责任承担，提高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地位，有利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社会政策模式。第四，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建立“学校社会工作制度”，为少年儿童提供全面社会心理支持。第五，为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步伐，特别是计划生育和提高人口素质国策，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儿童社会化、儿童生活照顾、情感安慰、身份角色塑造、家庭养老、家庭生活等诸多社会功能，为困难家庭建立家庭津贴制度、遗属津贴和养老津贴成当务之急，家庭津贴制度基本功能是确保家庭在遇到经济困难时不会因经济原因而影响家庭功能发挥，避免将“家庭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避免将“个人麻烦”转变为“公共政策”议题，充分体现社会预防原理，能在幸福美满家庭生活与建构和谐社会中发挥不可缺少积极作用。世界各国儿童福利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国际惯例也充分说明家庭津贴必要性。第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政策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理论体系与制度安排，特别是加强儿童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明确少年儿童工作的“社会福利”性质与社会政策属性，明确教育、健康照顾的“社会福利”性质，明确少年儿童工作目标，重新定向少年儿童工作和发展方向，广泛开展纵向历史比较研究与横向国际比较研究，开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探索儿童福利发展变迁的结构性规律，总结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基本特征，造福全人类。

五、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现代化、全球化处境、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少年儿童群体独特的群体特征导致少年儿童议题处于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程中高度优先领域，成为事关家庭幸福美好生活、社区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富强、社会发展和建构和谐社会等诸多宏观、战略议题的交汇点，因为儿童发展状况决定家庭生活质量，决定民族发展未来，决定国家的未来，决定社会的明天。在这种意义上，儿童福利与儿童发展问题是国家最高和最大利益。欧美国家社会福利与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建设与政策模式选择的至关重要性，说明儿童福利与儿童发展具有许多超越民族、国家、文化的共同规律，这些普世性和客观性的共同规律为中国改革、重构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选择提供重要参考借鉴，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制度框架、政策模式与儿童福利理论指明方向。不言而喻，中国目前儿童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存在诸多明显的结构性、体制性、系统性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儿童福利制度发挥应有的社会预防、社会发展、社会投资和社会稳定作用。为建构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改善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我们应从社会发展、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角度，重新思考、审视现有的儿童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儿童发展需要，参考借鉴欧美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共同规律，构建独具中国特色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广泛社会基础。[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