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双拥工作总结范文

时间:2023-12-13 07:23:00

粮食双拥工作总结

粮食双拥工作总结篇1

今年上半年通道县粮食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坚持“大粮食、大市场、大物流、大产业”发展理念,以“抓改革、增效益;履职责、保安全;严执法、稳秩序;带队伍、出活力;上项目、促发展”为工作思路,狠抓工作落实。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国家粮食政策,在党员队伍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继续抓好粮食经济工作与企业改革工作,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我局半年来的粮食工作总结如下:

一、主要工作情况

(一)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我局按照县委创先争优活动的安排部署,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总体目标。强化措施,真抓落实,迅速在全局掀起了学先进、赶先进的浓厚氛围。县创先争优活动动员会后,我局及时召开局党组会,集中学习省委主要领导讲话精神,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并对我局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进行专题研究,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具有粮食工作特色、主题鲜明、载体丰富的活动实施方案。6月8日,组织召开全局党员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传达贯彻县委创先争优活动动员会议精神,广泛动员和具体部署全局创先争优活动。

(二)加强粮食流通市场秩序监督管理

认真贯彻执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赋予的职责,配合工商、技术监督部门对粮食经营活动和全县粮食加工企业进行依法监督检查,维护粮食市场秩序。一是对军供、购销两家国有企业及粮食个体加工户进行监督检查,严格要求,落实管理办法,认真做好《粮食收购许可证》年审工作。二是掌握粮情,备足粮源,做好粮食供应工作。三是开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颁布六周年的宣传活动,以“维护市场秩序,服务宏观调控”为主题,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教育。根据湖南省“五五”普法规划和学法形势的新要求,局里利用出墙报、挂横幅、印发宣传资料以及出动宣传车播放《条例》等一系列宣传形式,加强对粮食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组织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两家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人员及保管员、县内粮食个体加工户共200余人参加粮食法律法规学习培训和考试。增强服务意识,规范粮食流通秩序,稳定了粮食市场,我局获粮食政策法规与监督检查工作先进单位。

(三)开展粮食库存检查工作

根据省粮食局《关于开展全省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的通知》精神和市局关于开展粮食库存检查工作的具体要求,我局成立了专门的粮食库存检查清理工作小组,制定实施方案。按照粮食库存“在地检查”和“有仓必到、有粮必查、有账必核、查必彻底”的原则,对全县所有库存的储备粮、商品粮的数量、品种、质量和库存账、账实相符情况、储备粮轮换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按要求、按程序完成了粮食库存检查工作,写出高标准粮食库存自查报告,这项工作得到上级粮食部门的充分肯定。

(四)项目建设工作

4月14日,县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军供综合大楼和县级粮食储备库两个项目建设的实施方案,会议要求我局对这两个项目建设进行科学管理、规范实施、确保质量、加快进度,力争年底竣工。现在两个项目的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①军供综合大楼建设:军供综合大楼计划投资253万元,目前已投资20万元。由于程序繁杂,该项目正在报建审批中,争取6月底动工,年底竣工。

②县级粮食储备库建设:县级粮食储备库今年计划投资600万元,但到现在为止,投资额为零。粮食储备库原选址在粮食局里丫冲,因地势比较复杂,我们既要考虑建库需求的建地规模,又要服从县城总体规划,保证县城提质扩容目标要求,全力落实县委政府的有关会议精神,目前正与县工程公司洽谈,土地正在置换当中,因此这个项目7月份才能动工。

(五)加强国有企业监管

针对国有粮食企业存在的管理不善、责任不明、制度不健全、销售不畅、亏损严重等问题,为履行好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和银行贷款安全,更好地发挥粮食主管部门的调控和服务功能,县粮食局和县财政局、农发行沟通协商,决定对两家公司进行改革治理。局成立了领导小组,委派了执行董事,成立了监事会,健全完善公司管理制度,制定了《公司管理办法》,从公司的组织框架、各岗位工作职责、劳动人事管理、薪酬管理、日常业务管理、考核奖惩制度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使企业管理更规范,更具操作性,为扭亏增盈,企业走出困境奠定基础。

(六)军供工作创佳绩

军供工作是我局的一项主要工作,我局历来把军供工作作为一项首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切实把党和国家对军人的关怀落实到优质粮油和优质服务上。

1、狠抓粮油质量,实行军粮质量全程监控,严把粮食收购、粮食储存、粮食加工、军粮销售“四关”。

2、努 力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

3、搞好走访慰问,密切军民关系,春节前夕,全体局党组成员和部分中层干部走进军营慰问部队官兵,给部队送去慰问物质和慰问金,部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双方还互送锦旗留念。

4、积极配合县双拥办申报省双拥模范县工作。

5、积极向省市争取军供大楼项目资金。目前已得到市局的大力支持。

6、以军供为平台,主副并进,在受金融危机影响,粮价剧烈波动的冲击下,仍取得了较好效益。在6月18日的全市军粮供应总结会上,通道军供工作连续获先进单位。分管军供工作的局领导和军供站会计获先进个人。

二、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1、菁芜洲、小水、马龙、军供仓库等储粮仓库均年久失修,上漏下潮,影响储粮质量,需要尽快维修,要求县政府解决维修经费。

2、粮食产业化经营尚未形成。

三、下半年的工作打算

1、继续抓好军供综合大楼和县级粮食储备库这两个项目建设工作。

2、加强储备粮的管理工作,做好县级储备粮的轮换工作。

3、认真开展好创先争优活动。

4、完成上级下达的7万亩粮食生产订单面积任务。

5、抓好粮食流通市场秩序监督管理

粮食双拥工作总结篇2

我国木本粮油树种资源丰富,分布广泛,栽培历史悠久,发展前景广阔。在我国辽阔的山地丘陵地带,适宜生长种类繁多的木本粮油树种,其果实和种仁富含淀粉或油脂,大多数既可作为果品直接食用,也可以加工成食用淀粉、工业用淀粉、食用油等粮油制品。另有部分木本粮油产品可以用作加工生物质能源的原料,生产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等清洁能源。

在建设生态文明和强化国家粮油安全保障力的大背景下,实施振兴我国木本粮油战略工程是历史时代的呼唤。

在我国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的新时代,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振兴我国木本粮油特色产业,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意义。这既是粮食安全工程和民生小康工程,又是国土绿化工程和生态文明工程。

一、木本粮油产业是促进粮油安全的“粮安工程”

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粮食是每个人为生存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即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公民应该享受的“粮食权”(也称“食物权”)。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既是保民生之重,又是安天下之本,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把农业和粮食生产置于国民经济“重中之重”的地位,采取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措施,铸造出我国令人欣喜的“粮食辉煌”。多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肉类总产量、蔬菜总产量、水果总产量等均居世界首位。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连续谱写出“双连双增”新篇章:粮食连续增产,农民连续增收。在此期间,粮食总产量有5年保持在5亿吨以上,2013更是突破6亿吨大关。我国的耕地和水源仅分别占世界的9%和6.5%,却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国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水平。

我国粮食安全喜中有忧

从中长期看,我国粮食可持续安全存在隐忧,必须清醒正视我国粮食安全出现的新矛盾和面临的新隐忧。第一忧,我国粮食安全依然处于紧平衡态势,而且向更紧的趋势发展;第二忧,我国粮食产销结构发生根本变化,调出区和调出量同步“双减”;第三忧,我国优质耕地不断缩减,资源约束压力日益加重;第四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多发频发,严重威胁粮食安全;第五忧,我国粮食供应链多有缺陷,削弱了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第六忧,我国粮油进口量明显增加,近年来屡创新高;第七忧,跨国粮商全面进入粮油流通领域,已经控制了国内油脂加工和市场的60%以上。目前跨国粮商依靠资金、技术,以及在国际市场上话语权的优势,正向面粉、辗米加工业领域进军,对国内粮食企业构成激烈竞争和威胁。

总之,对我国粮食的可持续安全,决不可高枕无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端好13亿多人口的饭碗,是民生安定的永恒主题。十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谁也“背”不起,必须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即把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放在首位。

二、木本粮油产业是促进农村小康的“民生工程”

迄今,我国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然而,目前全国仍有1.2亿―1.3亿农村贫困人口,贫困率在9%左右,多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这些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贫困人口相对集中,三农问题依旧突出,农民增收和实现小康的难度极大。

然而,正是在这些地区拥有种植木本粮油经济树的优越条件。我国14个木本粮油主产省、区拥有适合当地发展的优质木本油料树种,是丘陵山区重要的特色产业门类,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产业化发展前景,是这些地区实施“民生工程”,增加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新来源。

所谓“民生工程”,包含丰富深刻的科学内涵,是集山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等多元目标为一体的科学的指标体系。实施“民生工程”,是五位一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把发展山丘经济,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完整体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改善民生与振兴山区经济必须相辅相成

实施山区“民生工程”,尽快改变“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面貌,为山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新动力,体现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与此相对照,山区经济发展要紧紧围绕改善民生,首要的是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其次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实现小康。为此,要把普及教育、提高其素质作为民生之基;把点燃新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实力作为民生之源;把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其收入作为民生之本;把建立社会保障,公平分享改革成果作为民生之盾。总之,实施山区“民生工程”,就是要把全面发展山区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民众。

保护生态环境与开发山区资源必须相得益彰

从建设美丽中国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出发,实施山区“民生工程”,必须转变山区的发展方式,扬长避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在落后的山区,发展经济决不能走老路,要用一种全新的理念来指导发展,转变发展方式。要以科学发展为依托,着力改善民生为本。特别要转变传统发展路径,“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树立“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努力探索一条社会财富有效增加,生态环境保持优良,百姓福祉不断增进的科学发展新路径,实现经济、文化和生态的“三崛起”。

发展木本粮油产业必须结出改善民生的硕果

在我国广阔的山地、丘陵和荒地上,因地制宜发展木本粮油产业,兴起一大批板栗、油茶、核桃、大枣、柿子、油桐等种植基地,及相应的加工企业和产业集聚。有力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发展,结出了改善民生的硕果。近年来,种植核桃、柿子等成为许多地方的“民生工程”。

位居世界四大坚果(核桃、扁桃、榛子、腰果)之首的核桃,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目前,在我国26个省、市、区均有种植。进入上世纪80年代,核桃产业普遍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局面,核桃栽培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据统计,2002年全国核桃栽植面积为1348万亩,核桃坚果产量为34.3万吨,到2010年年底,总面积已达3600万亩,核桃坚果产量为128万吨。其中,全国种植面积1万亩以上的重点县有300多个,面积在10万亩的有131个县。这一结果表明,我国核桃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三、发展木本粮油产业,资源替代作用重大

针对我国资源约束日益加重,粮油供求关系趋紧的形势,发展木本粮油产业,实施资源和粮油替代战略,可以建成大批“绿色粮仓”和“绿色油库”,增强粮油安全的物质基础。

利用“土地当量比”概念,实施资源替代战略,减轻土地约束压力

“土地当量”是指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种植不同植物收益比率的指标。例如,1亩山地或丘陵坡地种植核桃的产量或价值,与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玉米的产量或价值的比率,表明“土地当量”的高低。“土地当量比”(LER %)=核桃的产量或价值÷玉米的产量或价值。由这一公式计算出的比率越高,表明种植核桃树的“土地当量”越高,也标志山地或丘陵种植核桃的效益越高。假若LER为1.5%时,即表示种植玉米要用1.5倍的土地面积才能达到种植1公顷核桃树土地的产量或价值。反之,种植1个单位面积的核桃树,相当于1.5个单位面积的玉米。

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要把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置于更广阔的资源基础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即不能只局限于耕地资源,而要把视野扩大到森林、山地、丘陵、草地和海洋等国土面积。在这一巨大生态系统中潜藏着雄厚的优质“粮油”生产能力。也就是说,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要对食物系统进行全面开发和农业生态系统进行全面改造。发展木本粮油产业,

预期可以替代大量土地资源。

利用“食物当量”概念,实施产品替代战略,增产优质粮油食物

“食物当量”(FEU,即“粮食当量”)即用来计算和衡量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食品业等,各个行业各种产品总产量的一种尺度。它把各个农牧产品按照规定的折算比例换算为粮食单位。为使“粮食当量”切合目前生产管理部门的使用,学界尝试建立动物、植物性“粮食当量”的计算和转换公式,并计算出部分动物、植物性“粮食当量”。

以“粮食当量”作为尺度衡量,可把各种木本粮油产品按照一定的折算方法换算为粮食单位。这样,既可以替代大量土地,又可以替代大批粮油产品。例如,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动的情况下,以2008年的稻谷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和收获面积为基期数据,到2015年木本粮油产品产量可替代的稻谷产量为533.36 万吨,约为2008年稻谷产量的2.76%,可替代稻谷收获面积约为81.36万公顷。到2020年木本粮油产品产量可替代的稻谷产量为596.46万吨,约为2008年稻谷产量的3.08%,可替代稻谷收获面积约为90.98万公顷。

四、发展木本粮油产业,意义重

大而深远

我国发展木本粮油产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其主要标志是:发展木本粮油产业是缓解我国粮油供需矛盾,维护国家粮油安全的必然选择;是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是优化食物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需要;是加快国土绿化,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方式。

通过分析我国发展木本粮油产业的有利条件:我国有非常丰富的木本粮油树种资源,有适宜发展木本粮油的大面积丘陵山地,有广阔的国内外消费市场。本文提出了我国发展木本粮油产业的对策和建议:应该把发展木本粮油产业纳入国家粮食安全、食用油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全新发展轨道中。要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加大科技支撑力度,科学制订木本粮油产业规划,实施木本粮油产业的集约化栽培,延长产业链条,提高综合效益,提高木本粮油产业化技术水平,加强人才培养,保障产业发展的技术力量。

粮食双拥工作总结篇3

大胆承包规模化生产

黄培龙,上饶市潘阳县乐丰镇黄家村人,其妻是永新县象形乡桥头村人。早在2005年,他随妻子回永新探亲,了解到永新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劳力很少,许多田块被无偿送给别人粗放经营。

这一切被黄培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敏锐地意识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各项惠农政策不断出台,这是一个规模化种粮的大好机遇,必须抓住。他立即主动联系当地农业局的领导,咨询粮食生产有关政策,并得到了农技、种子部门及乡村两级的大力支持,当年,他就大胆承包耕地200多亩,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粮食规模化生产之路。黄培龙租赁耕地讲究方法,一是寻找地下水位高、路偏、荒芜、贫瘠的耕地,由于本地群众不愿种,耕地租金便宜;二是注重连片上规模的耕地,只要当地有转租的愿望,他就千方百计签订租赁合同。自2005年以来,黄培龙逐步拓展种粮规模,2006年承包1300亩,2007年达2000亩,2008年达2800亩,2009年达5600亩,而到2011年,他承包的耕地规模攀升至10200余亩,其中双季稻面积6000亩,单季稻面积4200亩。遍布永新县象形、莲洲、沙市、里田、龙门等乡镇。于是,黄培龙声名鹊起,成为闻名遐迩的种粮大户。

创新模式高效化经营

黄培龙在粮食生产发展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2006年由于他没有选择好品种,加上配套的栽培技术措施不完善,当年亏本18万。但他没有丧失信心,而是开始认真探索粮食生产高效化经营的新路径。

2007年,通过永新农业局推荐,黄培龙自费参加了吉安市农业技术培训班;农业部门领导挂村蹲点,他总是热情邀至家里,问这问那,求政策,揽人脉;农技人员下田间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他必自始至终参与,现学现用。水稻种植的传统方法是育秧移栽,育秧程序繁杂,插秧费时费力,制约了水稻种植规模。针对这一难题,黄培龙经过几年的试验,于2009年成功创新出一套轻松的农业耕作生产模式——“直播稻种法”。这种方法不需要繁琐的育秧插秧,一人一天可播30亩左右,耕耙、收割都实行农业机械化,深受当地农民欢迎,被县农业局作为新农技模式大力推广,在举办的示范推广现场会上,引来数千名农民观摩学习,群众形象地描述为:“直播稻种法,种田不弯腰、栽稻不插秧、破解劳力荒”。

经过多年的摸索,黄培龙积累了一整套高产栽培技术。生产上,他摸索了一整套土、肥、水管理的科技规程,选择的品种必定是优质高产良种;经营上,他积极联系市场,实行订单化购肥,注重自己的粮食品质绝不混杂,绝不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并勤晒力选,确保粮食净度、水份达标。他的粮食品质好,不愁销路,年年粮食还在田间就被国家粮食储备库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

加大投入 机械化作业

在租赁耕地逐年增加、劳力日益缺乏的情况下,黄培龙改进耕作措施,全面实行稻田直播技术。近几年来,他先后筹资投入30多万元购置农业机械设备,目前拥有大中型联合收割机8台、小型收割机18台、大型耕整机3台、挖土机2台、小型耕整机14台、机动喷雾器24台、抽水机31台及其它农机具共100余台。从犁耙翻肥,旋耕整地,到直播下田和田间水肥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以及收割运输,所有农事操作基本实行农业机械化,农机化水平达到70%。2005年,黄培龙夫妻二人自己从事田间劳作,只承包种植200亩就感觉疲惫不堪;2010年利用农机优势,他开始大幅度增加复种指数,6000余亩耕地超过一万余亩的播种面积,也只请了50多名农业工人。由于农机具的应用,黄培龙的粮食生产效益迅速提升,2010年粮食总产4500吨,纯收入达180万元,2011年粮食总产6500吨,纯收入达280万元;2008-2009年他连续两年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荣获“全省粮食生产大户”荣誉称号,2009年又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大户”荣誉称号,2011年成为受国务院表彰的“全国种粮售粮大户”。今年黄培龙承包的耕地面积增加到12000亩,预计向国家粮食储备库售粮7000余吨。在他的带动下,全县涌现出20余名规模较大的种粮大户。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叫富。黄培龙为调动所有聘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采取年终工资兑现、以工资入股分红的结算办法,让所有农民工都成为股东。管理上,他把队伍分成6个作业小组,把租赁来的耕地分为几个区域片,委任责任感强的作为小组负责人,分片负责。他还酝酿成立一个粮食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此为平台争资跑项,力争取得国家资金和地方政策的支持,带动更多群众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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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双拥工作总结篇4

众所周知,召开十六大后,党中央、国务院把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使占我国总人口近80%的农民近快富裕起来,是党中央、国务院考虑的头等大事。随着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粮食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加快,粮食收购合同越来越被各级政府和粮食流通企业所采用,它的优越性也愈加显现出来。由于粮食收购特殊的合同属性和签订方式,以及未来市场和粮食收成的不完全预见性,致使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经常出现违约行为的发生。

我结合自己多年从事粮食流通工作的经验和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对粮食收购合同的现状和发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析:首先,从粮食收购的概念入手,分析粮食收购的合同特性、各种不同形式,运用合同法阐述粮食收购的主要法律特征。其次,粮食收购作为一种契约合同,主要存在着主体不明,内容不全面,格式不规范、条款含义不明确、缺乏约束机制、违约现象突出等法律问题,因此给粮食收购的履约带来一定的困难。其三,粮食收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粮食收购合同的履约情况和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要保证这项工作健康发展,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规范和完善粮食收购合同:(一)明确粮食收购参与主体,增强各方的信用意识和法制意识;(二)规范粮食收购的形式,建立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束机制;(三)积极创造法制经济环境,促进粮食收购合同的规范发展。

总之,粮食收购在给企业和农户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法律问题,如何规范这种经营方式,有待《合同法》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我国粮食购销市场化进程加快,粮食收购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实现粮食产销衔接的契约式经营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粮食企业所采用。这种生产经营方式对于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引导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增加农业收入,搞好产销衔接,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目前粮食收购的推广形势和结果看,粮食收购合同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合同的履约率问题比较突出。究其原因,一是缺乏有效的市场风险规避机制。粮食生产与收获时形成的差价,导致市场价格高于合同订立时的市场价时,农户觉得亏本不愿履行合同;市场价明显低于当时价格,超过企业的承受力时,企业也不愿履约。二是目前这种收购合同多是间接通过乡镇政府和行政村签订,与农业签订的情况较少,收购合同对农民的约束力较差,合同主体不明,使合同履约难度增大。而不少收购合同内容不详细,动作不规范,特别是对农产品和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和各自应承担的风险、责任以及权利的规定含糊不清,签约内容缺乏科学性、规范性和合法性,埋下了违约的隐患。三是收购大都是一次性买断模式,没有形成二次结算盈利分红模式,与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有较大差距,产业链没有真正形成,不能体现公平原则。四是农民和企业的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很多情况下收购合同是一纸空文,违约现象十分普遍。下面,本人将从粮食收购的主要类型及其法律特征、收购合同存在的主要问题、规范与完善粮食收购合同三个方面,结合合同法与民法理论对粮食收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

一、粮食收购的主要形式及其法律特征

粮食收购,是指为了销售、加工或作为饲料,工业原料等直接向农民或者其他粮食生产者批量购买粮食的活动。粮食收购活动实行多渠道经营和严格市场准入相结合的原则,对粮食收购依法实行资格管理制度,申请从事粮食收购的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筹措的经营资金,符合工商注册登记规定的注册资金条件;(二)拥有或者通过租借具有必要的粮食仓储设施;(三)具备相应的粮食质检、保管能力。粮食收购通过合同的形式,把购销双方紧密连结起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按照合同的规定,完成生产经营中产销活动的全过程,实质是通过收购的形式把市场需求反映出来,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粮食收购的核心是农产品购销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因此,发展粮食收购的关键问题是要进一步规范与完善收购合同。

目前我国粮食收购合同的形式主要有以下5种形式:(1)粮食主产区与销区签订的粮食购销合同。主要是粮食产销区政府部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之间签订的粮食购销合同,产区政府部门、企业再向农户签订粮食产销合同;(2)农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加工企业之间签订的农产品购销合同;(3)农户与经销公司、专业批发市场、经纪人、客商等中介组织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4)农户与各种类型的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签订的农产品销售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合同;(5)农户与科研所之间签订的制种合同和农业技术服务协议。

粮食收购从本质上讲,属于“商品买卖合同”,因此具有合同法所规定的相关法律特征:

(一)粮食收购是多方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收购合同的主体必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合同的成立是市场各参与主体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目前,粮食收购涉及的主体比较复杂。从收购合同的买方来看,主要有下面几类:1、国有粮食购销企业;2、粮食储备企业;3、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加工企业;4、经销公司、专业批发市场、经纪人、客商等中介组织。从收购合同的卖方来看,涉及的卖方非常分散,主要包括:1、农户,直接与收购企业分别签订收购合同。2、乡镇政府或村民委员会,为了减轻收购合同工作量,产销合同由收购企业与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统一签订,合同中附有农户签字花名册,注明了每户的生产品种、交售数量、出售价格。3、中介组织,如农业技术推广站、经销公司、专业批发市场、经纪人、客商等,由他们先与农户签订合同,然后与粮食企业转签收购合同。4、主产区与主销区政府部门牵头,粮食购销企业出面,签订跨省供需收购合同。

(二)粮食收购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收购合同的主体中,卖方由于农户生产分散、组织松散,信息又比较闭塞,属于弱势群体,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而买方由于对市场信息比较了解,经济实力较为雄厚,有的甚至还有一些政府背景,往往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即便如此,买卖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方都不得凌驾于另一方之上,不得随意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三)粮食收购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的特定权力与义务关系。如收购合同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订单的内容,包括生产品种、交售数量、出售价格等。

(四)粮食收购合同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收购合同签订后,相关各方都必须全面履行合同中规定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否则,违约方要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二、粮食收购合同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粮食收购虽然受到了各级政府、农业和粮食部门的

高度重视,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也很高,农业部也曾下文对粮食收购的发展提出过规范性意见,但由于粮食收购合同本身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从法制经济的角度看,在实施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一)收购“合同当事人”较多,主体不明确。《合同法》总则第1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从“合同双方”考虑,合同当事人的“买方”相对比较明确,主要是法人组织,而“卖方”往往不明确。虽然直接出售农产品的是个体农户,但为了减轻粮食收购工作量,节约收购成本,以及计划经济的习惯思维,产销合同往往由收购企业与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统一签订,在合同中仅附有农户花名册。由于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自身并不具备履约能力,一旦发生合同纠纷,容易造成真正当事人缺失,形成无人负责的局面。

(二)粮食收购合同内容不全面、格式不规范、条款含义不明确。按照《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预定,一般包括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

从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很多收购合同没有按照《合同法》的要求,规定合同应有的一般条款,所签合同内容不详细,不规范,特别是对产品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和各自应承担的风险、责任以及权利含糊不清,对出现违约情况也没有提出解决争议的方法,甚至有的收购合同仅仅是企业与农户达成的口头协议而已。由于签约合同内容缺乏科学性、规范性、合法性,从而为履行粮食收购埋下了一系列隐患。

(三)缺乏约束机制,违约现象突出。一方面是由于合同双方都存在着一定的短期行为。企业和农户签订合同后,农户往往是“卖跌不卖涨”,即到履约时,如市场价格高于收购合同约定价,农户就可能不履行合同,而把产品按市场价卖给其他企业或个人;当市场价低于合同约定价时,企业无力承担价格风险,也不愿去收购农户的产品。另一方面,由于合同双方信用和法律意识不强,手握粮食收购合同的企业或手持收购合同的农户,面对毁约方却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也容易造成违约。对于收购方来说,由于“法难责众”,即使卖方违约也没办法。面对形如散沙的农户,收购方根本无法去逐个打官司。对于卖方来说,则经常会遭遇种种“合同陷阱”。如有的“名曰合同,实为推销商品”,由于目前农产品大多是买方市场,所谓“粮食收购合同”往往附加一定条件,比如要求使用收购方提供的种子和化肥,不管到时产品收购不收购,收购方先赚农户一把再说。有的则是“言而无信,订而不收”。

三、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和完善粮食收购合同

粮食收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收购合同的履约情况和

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要保证这项工作健康发展,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规范和完善粮食收购合同:

(一)明确粮食收购参与主体,增强各方的信用意识和法律意识。首先必须明确粮食收购的参与主体,即解决违约后承担违约责任的当事人主体问题。从买方角度看,粮食收购合同的市场主体中,以企业法人为主,如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加工企业,这些企业主体资格比较明确。需要注意的是买方主体中的中介组织,其中有部分经销公司、专业批发市场、经纪人或客商,流动性和变动性比较大,信用意识和履约意识比较差,要预防其合同欺诈行为。从卖方角度看,农户是农产品的最终出售者,粮食收购合同最好是直接与每个农户签订。其次,政府在粮食收购中的准确定位应是协调、服务、监管,不能代替农户与企业签订合同。粮食收购要做到双赢,合同双方就必须有高度的市场风险意识,签订合同时要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的丰年欠年和农产品的价涨价跌,履行合同时要从双方的长远利益出发,加强相互沟通,信守合同,努力建立双方都可依赖的信用关系。最后,必须增强粮食收购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法制意识。粮食收购是农产品买卖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只要在约定的收购合同上签字,就有责任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条款,违约者必须承担约定的法律责任。因此,必须帮助农民和企业增强法制观念,依法签约、认真履约,维护收购合同法律上的严肃性。

(二)规范粮食收购的形式,如何建立对粮食收购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束机制?首先,必须规范、明确收购合同的签订程序和内容。当务之急是各级政府急需研究和提供各种农产品特别是一些大宗产品如优质粮食品种的“收购合同”示范文本,合同内容一般应包括:(1)明确的合同主体,如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法定代表人及地址或住址;(2)合同标的;(3)数量;(4)质量;(5)计价方式和价款;(6)履约期限、地点、方式;(7)违约责任;(8)争议的解决方法等。从具体条款来讲,每一条款都必须细化,做到准确可行,不会产生歧义。其次,必须建立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束机制。

约束合同卖方主体的方法可以考虑:(1)按合同规定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2)由基层农村组织或其他经济组织与收购企业统一签订粮食收购合同。一方面可由基层农村组织或其他经济组织对拒不履行收购合同的农户予以公布,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并可辅以一定的其他处罚措施。另一方面,在签订收购合同时,也可要求农户向基层农村组织或其他经济组织交纳一定数额的押金,待其履约后再返还给农户。约束合同买方主体的方法:(1)同样可考虑按合同规定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2)也可考虑由收购方预付定金的方式。(3)发挥有关部门“公证员”和“监督员”的作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管理。

(三)积极创造法制经济环境,促进粮食收购的规范发展。粮食收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以合同和契约的形式使产销双方形成相互依托的利益共同体,其前提是市场化运作。因此,粮食收购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规范的法制经济环境。首先,要减少对粮食收购的行政干预,不得采取行政手段强迫企业与农户签收购合同,搞“拉郎配”。其次,政府部门应摆正自己的位置,要引导农民建立与大农业相适应的形式多样的经济组织,规范市场行为,创造一个良好的产销环境。要加强法制教育,特别要引导、培养和增强农民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质量意识、信用意识和法律意识,帮助农民转变思想观念,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四、结论

总之,粮食收购作为一种新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几年来

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地方各级政府支持下,粮食收购发展较快,效果明显。积累下来的问题,也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但只要社会各界对粮食收购予以足够的关注和支持,着力解决好收购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问题,规范运作,粮食收购一定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必将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书目:

1、《合同法》赵旭东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合同法教程》徐杰、赵景文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民法通则》赵旭东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粮食双拥工作总结篇5

*市在全省粮食局长会议后就召开全市粮食工作会,进行传达贯彻,很迅速、很务实、很主动。省局熊局长委托我来参加会。刚才听了市委蔡常委的重要讲话,对市粮食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要求,等一下李市长还要作重要讲话。我很感动,很受启发,市委市政府对粮食工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非常厚爱。在此,我代表熊局长表达三层意思,

一是祝贺。祝贺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预祝会议达到预期目的。刚才表彰了先进单位,对获得先进的单位和全市粮食系统所取得的工作成绩表示热烈祝贺!

二是感谢。要感谢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粮食工作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关心厚爱。在困难时期关键时刻粮食工作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支持。*市率先建立了市级粮油储备,在全省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对于省局的工作,市委市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省局对*市委市政府表示最衷心、最真诚的感谢!同时要感谢全市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在去年工作中付出汗水取得佳绩。去年在在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中,为农民增产增收,粮食部门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扭亏增盈中,*市是全省三个实现购销企业盈利的设市区之一,*市军供站作为全国先进军供站,受到总后勤部、财政部、国家粮食局的表彰,*县军供站长获得全国双拥工作先进个人,杨局长作为我省全国受表彰的五个先进工作者之一,领导干部唯此一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体干部职工努力奋斗的结果,在此,代表省局对战斗一线全体干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

三是希望。*市是省会城市,也是英雄城市,*市粮食局在过去的工作中成绩很大,很多工作在全省处于前列,希望继续发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站在新起点,做出新贡献。当前重要的工作是落实国务院会议精神、全国、全市粮食局长会议精神。省粮食局长会上提出的五大任务,大家要认真研究,狠抓落实。粮食部门要抓住与“三农”联系紧密的优势,积极主动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努力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要大力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创新体制机制,省局将此列为今年的工作重点。这关系到国有粮食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目前两年给了粮食部门休养生息期,最低收购价。企业要推进改革,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应对情况变化。有优惠的政策,如虎添翼,没有优惠,也能在市场海洋中游泳。要认真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做好市场形势分析,适时调控市场,确保市场稳定,努力转变行政职能,坚持依法行政,为市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多元经济发展,鼓励创业。

粮食双拥工作总结篇6

2011年底,中储粮“金鼎”品牌的小包装食用油开始在上海等地铺货,作为中储粮进入小包装食用油市场的平台,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下称“中储粮油脂”)总经理刘建民表示:“未来五年产能将达到100万吨,销售额100亿元,希望能达到10%的市场份额。”

“中储粮在全国主要油脂油料产销区直接拥有大量仓储设施,并且通过委托和租赁等方式利用其他企业的仓储设施储存油脂油料,可以说是目前油脂企业家底最殷实的公司。”一名业内人士表示。

目的为调控食用油价格?

与小包装食用油领域的优势企业益海嘉里、中粮等企业角色定位不同,中储粮的主要业务是政策性粮食收购与保管。一方面与普通央企一样要有盈利考核,另一方面当政府急需平抑物价时,中储粮还必须执行这一任务,在盈利与执行政府任务之间如何平衡,成为中储粮进军下游业务必须解决的难题。

而一名业内人士表示,中储粮进军下游零售市场,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配合政府对食用油价格的宏观调控。

由于历史原因,相对玉米、小麦等粮食市场的国家储备,在2008年之前,政府并没有特别注重对大豆粮油等的储备,而这一结果造成我国油脂市场严重依赖外资,包括价格管控在内的食用油安全成为政府面临的难题。

有数据显示,在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跨国粮商参股控股了64家,并已控制了我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加工及食用油供应,中国每年消费的2000万吨食用油中,对外依存度达到70%以上。

这一形势在去年CPI走高、发改委约谈包括益海嘉里等在内的四大粮油企业平抑油价时显得尤为严峻,“由于大量终端掌控在外企手中,调控时效受到影响,约谈等手段并不能直接起作用,而中储粮进军终端零售市场,至少能成为国家调控食用油价格、对抗外资力量的执行主体之一。”上述人士表示。

除了来自政府的宏观调控需求外,对中储粮而言,每年20-30%的库存轮换,生产包装食用油也是消化手段之一。由于地沟油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将逐步引导散油流出市场,主推包装油这一消费主力品类。

“这也是我们现在进军下游的原因之一,早几年上游库存还没完成陈旧大豆等库存处理,现在已经完成,可以腾出手来进军下游,且市场对油脂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加上地沟油等造成食品安全社会问题,我们本身就担负食用油安全这一职责,当然也就顺势进入。”刘建民表示。

品牌与渠道能力的双重挑战

而中储粮的转型,一如此前中粮从一家上游粮油贸易商延伸到下游消费品品牌打通全产业链一样,进军小包装食用油市场的中储粮被外界认为将面临渠道和品牌建设双重能力的挑战。

刘建军亦坦言,对中储粮油脂而言,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作为后进入者,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包括宣传成本等在内的竞争门槛已经很高,同时,中储粮油脂对下游消费行业也不熟悉。

作为进军市场的第一步,中储粮油脂渠道策略布局谨慎,并没有选择在大卖场与金龙鱼、福临门等展开正面竞争,而是绕道粮油店、传统农贸市场、小超市等经销商渠道,“先做传统渠道,等‘金鼎’有了一定议价能力后,再进入区域超市和国际大卖场。”中储粮油脂副总经理王庆荣称。

中储粮油脂并没有选择一次性全国铺货,其以区域主打为布局,逐步铺开。首打市场选择了其现有镇江加工厂所能辐射到的华东市场,主要是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四省市。接下来半年主攻天津、北京、河北、山西四省市为主的华北市场;而今年8月份将推向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省区为主的华南市场,“我们的渠道策略是先精耕细作。”王庆荣表示。

并且,跟其他食用油品牌不同,中储粮油脂推广金鼎时,并没有选择大规模的线上广告投放,“金鼎本身是一个大众消费品牌,我们更强调自己的品质优势,更倾向如社区宣传等线下推广方式。”刘建民称。

粮食双拥工作总结篇7

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繁盛时期,宋朝经济的发展,有别于以往朝代的重要特点是商品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进入流通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多,商品的品种类别日益多样化,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农产品,如《宋史·食货志》记载的属于农(副)产品的商品有:茶、谷、麦、菽、糯米、青稞、糙米、刍粮、瓜、水果、蔬菜、木材、薪、炭、竹、牛、羊、鸡、鸭、鱼、橐驼……等,其中粮食和茶叶的市场流通量很大,是这一时期市场上的大宗商品。

农产品是土地的实物收益,宋代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有三个阶层,一是地主,地主通过购买(也有部分来自于强占掠夺)获得超过其耕种能力的土地,将土地租赁给无地的农户耕种,靠收取地租营生;二是自耕农,自耕农拥有小块土地,靠耕种土地保障家庭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三是国家,宋政府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国有土地,如官田、营田、屯田、学田、职田等。地主的土地以及国有的土地的经营方式一般是将土地分成小块,分别租赁给无地农户(客户)耕种,自耕农也主要以耕自己的土地为生。可以看到,无论土地所有者是谁,土地的实际生产经营单位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这不是宋代仅有的现象,纵观三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其经济结构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经济结构。

一、小农经济理论

小农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理论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前苏联学者柴雅诺夫为代表的学派认为小农的生产目的以满足家庭消费为主,等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追求生产的最低风险而非利益最大化,当家庭需要得以满足,就缺乏增加生产投入的动力机制,因而小农经济是保守的、落后的、非理性的低效率经济组织(注:Chayanov, A. V. (1966), "On the Theory of NoncapitalistEconomic Systems," in Daniel Rhorner, Basile Kerblay, and R.E. F. Smith, eds., 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entEconomic, Homewood, Ⅲ: Richard D. Irwin, Inc, pp.1-28.);与之相反的观点是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注:Schultz, T. W. (1964),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University Press.)。

我国学者郑风田博士在研究了以上两种理论的缺陷,吸收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说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了小农经济的制度理性假说,认为不同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有异质性,完全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农民的理性是家庭效用为最高;在完全商品经济的市场制度下,小农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而在半自给自足的制度下,小农既为家庭生产又为社会生产,此时的农民理具有双重性,不同制度变迁的结果使小农的理也发生变化(注:郑风田:《制度变迁与中国农民经济行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

小农经济的制度理性假说为我们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觉。宋代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各种非正式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度的变迁也同样深刻地影响到小农的生产经营行为。为此,我们以制度理性假说为研究方法,对宋代小农经济与农产品商品供给问题进行分析。

二、宋代制度变迁与小农生产经营行为调整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各种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改变。

(一)土地制度变迁与小农的经济行为。

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制度是传统农业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制度之一。自北魏至唐朝中期以前,所推行的土地制度是均田制,均田制实行按人计口授田,对于农户所受土地的买卖,受到严格的控制,如北魏均田制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注:《魏书》卷110 《食货志》。)国家允许部分土地买卖,但并非满足人们扩张土地的要求,而是“是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注:《文献通考》卷2 《田赋二》。),通过土地买卖达到“均田”的作用。到唐朝土地买卖的限制有所放宽,“口分田,卖充住宅及碾@①、邸店之类”(注:《唐律疏议》卷12《户婚》。),“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注:《新唐书》卷51《食货志》。),永业田可以“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注:《通典》卷2《田制下》。)但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买卖土地。

由于均田制下买卖条件十分苛刻,并且规定农户拥有土地总量(无论是购买获得还是分配获得)不能超过应受田之数。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你积累了很多财富,也不可能转化为土地投资,其他投资途径如投向手工业、商业更不现实,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手工业、商业不发达,从事这方面经营也被人们轻视。投资渠道的不通畅使广大自耕农失去了以更多劳动付出获得农业产出增长,以此取得更多财富收入的期望,转而以满足家庭生活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因此,均田制的制度安排使广大小农将其生产目标确定为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并略有盈余,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符合柴雅诺夫对小农经济的描述。

唐朝中期“两税法”实施以后,土地制度逐渐变化,国家对土地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注:《文献通考》卷3《田赋三》。)的政策,于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私有产权完全确立。在宋代,土地买卖更加活跃,一些官吏豪绅大量购买土地,如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注:《宋史》卷301《吕冲传》。), 王镐有“美田百顷”(注: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14《hù@②郊友人王君墓表》。),而一些贫弱无助的下层农户遇到天灾人祸则不得不出售田产,正如袁采所说的那样:“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注:袁采:《袁氏世范》卷3《富家置产当存仁心》。)

由于土地是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土地,谁就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正好为人们财富力量的转化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通道。于是,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还是土地的经营者都具有增加土地生产要素的投入,促进土地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自耕农希望多产粮食,获得更好的生活和多有积蓄,将来购买土地上升为地主阶层;地主希望多产粮食多得分成,增长财富,壮大农业;佃农希望多产粮食多有留成,改善家庭生活和为将来购买土地转化为自耕农做准备。这时的小农经济行为已经从自给自足型向剩余产品商品型转变,并且有多生产农产品多向市场提供剩余产品的自主要求。

由此可以看到,同是小农,同样是小农经济体系,但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对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行为反应。宋朝农产品的产出大规模增长,大量剩余农产品进入市场,这正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私有土地产权制度激励的结果。

(二)其他制度变迁与小农的经济行为。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结构,其生产活动主要是粮食生产和家庭纺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的生产目的首先是以满足家庭成员的自我消费需要,这往往使人们产生误解,以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不需要依赖市场甚至是排斥市场的经济组织。实际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本身就与市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一个家庭由于人口数量的限制能够生产的物质产品毕竟有限,并且有些需要专门技术才能生产的产品在家庭经济系统中存在着很高的知识和技术壁垒,因此,小农经济必然地需要与外部市场联系,通过市场将家庭内部生产的农产品去交换家庭本身无法自我供给的产品。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盐铁是流通中的大宗商品,这就是因为食盐和铁器是经营细小的农户家庭必备的食品和用品,不得不依赖于市场取得。李埏先生在论述中国使用铜钱的历史中,指出这是与小农家庭需要经常地与市场进行细碎交易相适应的一种货币制度(注: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可见小农经济与市场是紧密联系的,而进入市场的小农必然是会理性考虑自己的交易得失,买卖行为必然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

因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是理性的生产经营者,其生产经营活动,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从而更符合自己的经济利益。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繁盛时期,与以前朝代相比宋代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新特点:

1.城市急剧扩张,大城市人口剧增,中小城市发展也非常快,非生产性消费增长迅速,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

《宋史》卷85载,北宋都城开封的城周(注:说明:城周指城市的周长,当时城市四周有城墙相围,城墙的长度,也就是城市的周长。)宋初为20.4里,大中祥符九年扩建开封,新城为50.5公里。南宋都城杭州在景福二年时城周已达70里(注:梁克家:《咸淳临安志》卷18。),可见城市在不断扩大,意示着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和各种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展。开封和杭州是中世纪人口数量超过百万的少有的大城市,据吴松弟先生的考证,汴京最盛时有13.7万户,约150万人口;南宋临安城外约有人口40余万,城内人口80—90万。(注: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4、584页。)

如此众多的城市人口的粮食消费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每人按日食2升计算,150万人的城市每天需要消耗3万石粮食,一年需要消耗1095万石粮食。开封和杭州作为政治中心,有大批受国家供俸的皇室官僚和军队,他们的粮食消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付(在政府拨付的粮食中有一部分来源于两税,一部分来源于政府和籴,和籴的粮食属于商品粮),根据李晓的研究,政府直接拨付的供应能力仅为汴京城市消费需求的59%,其余41%需要通过市场取得;在杭州,政府供给粮食则更少(注: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因此两宋首都居民的粮食消费,很大程度依赖于市场,成为粮食商品化的重要需求拉动地区。时人描述南宋的杭州:“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注:《梦粱录》卷16《米铺》。)于是,广大农村的剩余粮食,源源不断地通过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销售到城市居民手中,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粮食流通网络,“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湖州市米市桥、黑桥,俱是米行,接客出粜。……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biào@③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铺户,大有径庭。杭城常愿米船纷纷而来,早夜不绝可也。”(注:《梦粱录》卷16《米铺》。)

其它一些重要城市如扬州、潭州、福州、广州、建康等城市的人口也迅速增长,商业活动也繁荣,消费需求十分旺盛,为农村剩余农产品转化为商品提供了市场,如繁华程度仅次于杭州的建康府南京,“金陵古帝王州,民物所萃,食焉者众,生之者寡,岁仰籴客贩。长江天险,舟至不时,价辄翔踊”(注:刘宰:《漫塘集》卷22《建康平止仓免回税记》。),可见城市对商品粮的依存度非常大。

2、大规模的政府采购。

宋朝实行雇佣兵制度,常年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形成了巨大而稳定的非生产性消费群体。庞大的军需消费单纯依靠政府两税收入难以满足,于是宋政府大量向百姓和籴和买粮食、布帛及其他物资需要。政府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农产品需求市场,使大量剩余农产品转化为市场,甚至在某些地方政府的强制性购买中,部分必要产品也转化为商品。在丰收年间,政府大量收购剩余粮食,如建隆年间:“河北谷贱,添散籴以惠贫民。自出后诸道丰稔,必诏诸道漕司增价和籴。”(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1之1。)边境急需, 即使是歉收年成,也不得不向百姓和籴。元丰元年,王安石上奏:“河东十三州二税,以石计凡三十九万二千有余,而和籴数八十二万四千有余,所以岁凶仍输者,以税轻,军储不可阙故也。”(注:《宋史》卷175《食货上三》。)蔡襄《论兵十事》一文中也统计了宋英宗治平年间粮食、帛绢、草料的二税的直接收入与购买数额,其中粮食二税收入18073940石,购买所得收入为8869635石,绢帛二税收入2763592匹,购买所得5981943匹(注:蔡襄:《蔡中惠集》卷22《论兵十事》。)。

宋政府为了解决兵粮不足和运输困难的问题,还充分利用商人“入中”间接购买粮草,据载:“国初,辇运香药、茶、帛、犀、象、金、银等物赴陕西变易粮草,岁计不下二百四十万贯。”(注:《长编》卷471。)庆历七年,三司使张方平讲:“比岁以来,三路入中粮草, 度支给还钱,常至一千万贯上下,边费如此,何以枝梧。”(注:《长编》卷161,庆历七年十二月辛丑。)可见, 通过入中政府获得的商品粮数量也很大。

3、宋代对商人的政策放松以及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 商业行为的不断规范,促进了商业活动。

中国很早就有了职业的分工,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划分中,商人被列为最末一等,而到宋代商人开始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已经是“同是一等齐民”(注:黄震:《黄氏日抄》卷78。),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职业商人,以至于出现“贾区夥于白社,力田鲜于驵侩”(注:夏竦:《文庄集》卷13《京城诸军》。)的夸张描述,还有一些人则兼业从商,如作为社会地位最高的“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在宋朝初期还“皆以营利为耻”,到北宋中期,“今乃不然,纾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注:蔡襄:《蔡中惠集》卷22《国论要目·废贪赃》。)

为了促进民间商业的发展,宋朝政府还制定法规限制垄断,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宋刑统》规定,“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较为专略其利,固为障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谓人有所买卖,在旁高下其价,以相惑乱),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注:《宋刑统》卷26《杂律》。)宣和四年,有司奏请,“其四方商旅村户,时暂将物色入市货卖,许与买人从便交易,行户不得障固;如违,依强市法科罪。”(注:《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24。)……政府的这些规定,有利于创造一个公平交易的环境,保护小商人的利益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促进商业的发展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4、唐宋以来上层人士和周边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的不断增长,促进了茶叶这一经济作物的生产迅速增长。

入唐以来,饮茶逐渐成为社会时尚,到宋代这种时尚之风更为普及,上层人士以品茗为高雅,“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镪金,啜英咀华,较筐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注:赵佶:《大观茶论》。)普通百姓也“夫茶之为用,等于盐米,不可一日以无。”(注:王安石:《临川集》卷70《议茶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则因其肉食乳酪为主要饮食结构,对茶有特殊的需要,以至于“恃茶为命”(注:罗愿:《新安志》卷7《洪尚书》。),“日不可缺”, (注:《宋会要辑稿·职官》43之75。)因此,茶叶的消费需求十分巨大。

这些新特点的出现,其实可以归结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如政府消费的物资过去完全依靠强制性赋税征收制度获取,而到宋代政府消费物资中的一部分则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获得,这是财政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属于正式制度的变革;如城市人口的增长来自于政府官僚人数的增长和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增长,这是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安排和采取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政策的结果,这也属于正式制度方面的变化;而社会舆论对商人的认同和对特殊商品的消费偏好等问题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变化的方面。而这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为广大小农通过市场获取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政府采购以及对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消费偏好为广大农户的剩余农产品和为农业中的商品生产开辟了市场,商人群体的崛起和政府法规对交易双方利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有利于广大农户生产的农产品顺利地进入市场。

(三)制度变迁下宋朝小农生产经营行为的新特点。

自由买卖的土地制度激发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而政府采购制度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各种方面又为农户的土地实物收益转化为货币财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小农的经营行为发生了以下变化:

1、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剩余粮食大量商品化。

精耕细作是宋代农业生产的重要特点,陈@④《农书》是一本指导农业生产活动的书籍,在这本书中,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讲求精耕细作的状况。书中认为,务农的出发点是精耕细作,反对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凡从事于务者,皆当量力而为之,不可苟且,贪多务得,以致终无成遂也”,“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番矣。”(注:陈@④:《农书》。)并提出了农业生产要重视水利灌溉和因地制宜,对土地进行深耕之方法,按照节气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以及施肥与薅草、病虫害防治,农作物的复种组合与土地的充分利用等具体的精耕细作方法。农业生产中资本投入增加也是精耕细作的重要表现。铁犁牛耕有利于土壤深翻、促进禾苗生长的作用,还可以阻隔杂草生长,保持土壤水肥等效用,是农业精耕细作的重要方面。宋代广大农户积极投资购买耕牛,即使没有能力购买耕牛的,也采用租赁的方式租借耕牛进行农业生产。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通过信贷支持农户买牛,甚至主动从各买牛供应耕牛缺少的地区,如“淳化五年,宋、毫数州牛疫,死者过半,官借钱令就江、淮市牛。”(注:《宋史》卷173《食货上一》。 )或政府出租耕牛给佃户使用,“绍兴二年四月,诏两浙路收买牛具,贷淮东人户。”(注:《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可见农户对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在增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

精耕细作的结果必然促进粮食产出量的提高,这样使土地所有者的农业收益在满足自我消费的同时,有更多的剩余产品投向市场获取经济利益。和籴是剩余粮食商品化的重要渠道,据有关资料记载,元丰元年,和籴82.4万石(注:《宋史》卷175《食货上三》。);绍兴二十九年,和籴230万石(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乾道元年,和籴108万硕(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0、41(计算得出)。);乾道五年,和籴130万硕(注:《宋会要辑稿·食货》40之49。); 开庆元年,和籴550万石(注:《宋史》卷175《食货上三》。);咸淳五年,和籴168万石(注:《宋史》卷175《食货上三》。)……可见农户出售的粮食的数量是十分巨大的。

2、 一些地区的农户不自觉地按照绝对利益原则选择农业经营方向,其生产行为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性农业。

绝对利益理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都有对自己有利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如果各国各地区都按照各自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将会使各国、各地区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但是,绝对利益理论的运用有一个前提条件——双方可以自由的交易他们的产品,如果没有自由贸易,没有商品的自由流通,就不可能获得地域分工带来的益处。

宋朝时期人们并不了解绝对利益理论,但是,他们的生产经营告诉他们,他们的土地最适宜种植什么农作物。更重要的是,他们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可以通过商业网络与其他商品联系起来,即他们生产的产品能够在市场上顺利出售,他们生活需要的其他必需品(尤其是粮食)可以通过市场买到。因此,他们不自觉地适应了绝对成本理论进行产品生产的地域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获得了经济效益。如湖州农户“以蚕桑为岁计”(注:谈钥:《嘉泰吴兴志》卷20《物产》。),严州“谷食不足,仰给它州,唯蚕桑是务”(注:刘文富:《严州图经》卷1《风俗》。);太湖洞庭山区“然地方共几百里,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以至于“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饿死”(注:庄季裕:《鸡肋编》卷中。);“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宜种茶,……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注:《宋史》卷184《食货志》。)。 居住在大城市和大都会周边的农户,往往根据城市消费需要,大量生产城市所需的蔬菜、家禽、柴薪等农副产品提供给城市居民,如南宋临安“盖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注:周必大:《二老堂杂记》卷4。),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注: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这些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活动,正是广大小农为追求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生产经营的调整。

3、农户的流动性增加。

宋朝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浮客”“流民”的记载,这些流动人口一般是失去土地的客户以及有地但无法获得有效产出的自耕农,他们没有或放弃土地,为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举家迁徙,到异乡他地靠租佃土地赖以为生。这些流民的流动并不是盲目流动,他们的流动轨迹大都遵循从战乱地区流向安定地区,从自然灾害经常发生地区流向风调雨顺、自然灾害相对较少发生的地区。从土地贫瘠地区流向土地肥沃地区。唐宋以来,经济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就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从农户流动的轨迹追寻的方向是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是在同样劳动投入下产出的增量,是规避生产风险的理性选择。当然,南宋以后,农户流动也有从发达地区向周边生产条件差的山区移动的逆向流动,这主要是发达地区由于人口积聚,土地资源紧张,地租上涨,发达地区出现规模不经济而导致的区域扩散结果。

总之,正是由于宋代出现了以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创造了农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在需求的拉动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已经不再是以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广大农户在生产中不仅要获得家庭生活必需品,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生产剩余产品,通过出售农产品来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推动家庭可持续发展。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出现更是农业商品生产的集中体现。当然,由于商品性农产品的生产只是在少数发达的南方地区出现,以提供剩余产品的农户的商业性生产也有不稳定性和追求风险最小化的特点,对宋代农业生产出现的这些变化不能完全看作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小农的纯市场行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农户追求农业生产的经济利益,他们的生产经营行为部分地受到市场的驱动或左右。因此,宋代的小农经济有别于以前朝代的小农经济,我们可以将宋代小农经济界定为受市场影响下的具有自我供给和市场供给双重供给的经济。

三、对宋代小农经济下的农产品双重供给行为的经济分析

不可否认,宋朝时期广大自耕农、佃农的生产活动的最基本要求还是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保障在交纳农业税和地租后的农产品能够满足家庭需要是生产的本质的内容。农业生产结构仍然以粮食生产为主导,家庭生产活动是耕织结合的传统模式。农户粮食消费依赖于市场的地区和家庭毕竟是少数,不是农业经济的主流,粮食生产的自给性是广大农户的基本状况。

在农产品无法转化为商品的条件下,农户的剩余产品只能作为调剂丰歉年成而自我消费,不需要积累更多的剩余产品,为此,农业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在满足家庭需要的产出点就停止,有部分潜在生产能力不能开发出来。当农户生产出来的剩余农产品可以在市场出售,农户在利益的驱使下将不断开发利用闲置的资源甚至进一步增加生产要素投入,以获得经济收入。从微观看,是单个小农家庭的农产品总产出增加了,从宏观来看,是农产品的总供给增加。这一过程可以用经济曲线描述(见下图)。

附图

图一纵轴表示生产供给量,横轴表示综合生产要素投入,OA表示提供家庭自给消费需要量所需投入的生产要素,OB表示小农现有生产要素的最大投入量,OG点表示可利用的社会闲置生产要素。S[,1]S[,1]表示在农户自我供给的农产品供给量,S[,2]S[,2]表示有剩余产品的供给量,S′S′表示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后的总供给量。

在自给型的单一供给机制下,农户只需要投入OA的生产要素,就可以生产出满足家庭生活需要的农产品,农业总供给为OCA。 这意味着在农户拥有的生产要素并没有完全地被利用,或者资本被闲置,或者劳动有闲暇,或者土地没有被充分利用。当社会提供了农产品商品化的条件下,农户的生产行为由自给型转向自我供给和市场供给双重供给,农户充分发掘现有的生产要素潜力,地尽其用,物尽其所,精耕细作,辛勤耕耘,使农产品的总供给曲线上升到S[,2]S[,2],ODB 为总供给量,其中图形CDAB为剩余供给量,也就是农产品商品化部分。如果市场需求旺盛,农产品商品化的交易费用降低,必然进一步拉动农产品商品供给的增长,广大农户会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尽量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投放市场。在社会闲置资源利用下的社会总供给曲线会逐渐上升向S[1]S[1]靠近,总供给也向最大供给量OFG靠近。图二是与社会总供给相对应的生产可能性曲线。EF是社会资源完全得到利用下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这是宋代的技术与资源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产量。当自给型供给制度下,总产出只能达到AB这条线上的任何一点,远远低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当自给型制度向双重供给制度变迁下,总产出曲线向外移动达到CD曲线,甚至超过CD曲线向EF曲线靠近,反映了制度变迁对农产品供给增长的促进作用。

上面的图示清晰地反映了小农农产品由自给自足型向自我供给的同时又积极向市场提供农产品的双重供给行为的演变过程。正是因为宋代制度安排中出现了具有促进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增长的因素和有利于农产品商品化的需求拉动因素,从而增进了广大小农对土地增加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精耕细作,获得更多农产品产出,有更多剩余农产品和经济作物出售的热情和愿望,宋代小农的供给行为具有双重供给性,既在满足自我家庭消费的同时又积极向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和主动以市场为导向生产经济作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石右加岂

@②原字为雩右加阝

@③原字为亻右加表

粮食双拥工作总结篇8

关键词:黑龙江;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方式

一、前言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全省耕地11745.15万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9.72%,是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最富足的省份之一。2010年,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7182.1万亩,粮食总产量突破千亿斤,达到5013万吨(1002.6亿斤),总量位居占全国第二(河南省粮食总产量5437.1万吨),占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9.2%(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54页;《2010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相关调查资料)。为我国粮食实现“七连增”做出了重大贡献。与产粮大省紧密关联,黑龙江农村经济总收入中,农林牧渔业收入是主体,非农业收入比重过低。2010年,全省农村经济总收入2873.72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1587.3亿元,占55.2%,非农业收入的比重仅占44.8%,大大低于全国84.2%的平均水平。非农业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深刻影响着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及成效。为了解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探索其有效发展的途径,课题组在黑龙江省农委法规处的支持与配合下,于2011年6月上旬,对哈尔滨市阿城区及肇东市进行了调查(调查样本:阿城区、双丰街办及胜祥村、爱民村、椴树村;肇东市、昌五镇及一街村、二街村;海伦县前进镇双发村与六合村、共合镇共青团村、永和镇经建村,以及上述9村农户问卷23户,其中,有效问卷22户),获得了对东北粮食主产区农村集体经济经营状况和经营方式的初步认识。

二、村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

阿城区和肇东市都位于哈尔滨都市经济圈内。阿城区位于哈尔滨市东南23公里,面积2445平方公里,总人口58万。2010年,全区耕地面积119.4万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108万亩(其中,水稻21万亩、玉米75.7万亩、大豆9.3万亩)。粮食总产量11.49亿斤。肇东市是国家商品粮和畜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它南距哈尔滨53公里,地处松嫩平原腹地,面积3905平方公里,总人口93万,其中,农村人口63万,耕地面积378.5万亩,2010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78.69万亩,总产量53.8亿斤,位居黑龙江省县级首位,全国县级第三位。

样本县域经济中农业比重都比较重。2010年,阿城区地区生产总值190.8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5.42亿元,占13.3%;农村经济总收入90.3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21.9亿元,占24.3%,非农产业的比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达到75.8%,但是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肇东市位居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第87位,该市地区生产总值305.4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62.4亿元,占20.4%;综上所述,样本县域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发展仍然相对滞后,这是研究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及状况的重要条件或经济背景。

如果,将村域经济主体分为农户经济、村级集体经济和村域新经济体(专业合作社等),调查发现:农户经济水平及农民人均纯收都不低,村级集体经济普遍比较贫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集体经济尚处在发育过程中。

(一)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和外出务工是农户经济的两大主要经营方式

在“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户经济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层面。农户经营状况及其方式可以通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结构指标而获得。近年来,样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快速增长,阿城区从2006年的4768元增长2010年的8588元;肇东市由2006年的4101元,增长到2010年的7898元,2010年人均纯收入均高于全国(5919元)和全省(6210.7元)的平均水平。

深入到调查村的农户问卷得到:样本地区户均人口3.18人,户均劳动力2.27人,劳动力平均赡养人口1.4人;户均承包耕地面积26.14亩(人均8.21亩),加上“四荒地”及土地流转因素带来的土地变动,户均实际经营土地面积34.77亩(人均10.93亩),在22户农家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最多的一家为74亩(人口4人),最少的一户是8亩(人口2人)。这一组数据进一步证明,黑龙江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相对富足和成规模,一般情况下,通过土地经营即可基本保证家庭生活温饱需求。

农户家庭生产性资产已有一定的基础,问卷户平均每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2.78万元,其中,生产性用房1.38万元,农业机械0.69万元,役畜0.57万元,其他0.14万元。从农户家庭经营方式看,家庭经营和外出务工是主要经营方式,家庭经营中又以经营第一产业占据对优势(见表1)。样本地区农户经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或小富即安的态势比较明显。

(二)村级集体经济普遍贫穷,补贴、发包及“一事一议”筹资是主要来源

我们选择村域经济在当地县域经济中中等偏上水平的两个乡镇(街办)做深入调查,获知如下(见表2)。

2010年,阿城区双丰街道和肇东市昌五镇共21个行政村中,当年无经营收益的村11个,占总村数52.4%。根据当前农村村域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村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低于5万元的仍然属于贫困村,两镇(街道)当年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共4个村,占19.0%。当年经营无收益和收益低于5万元的合计达到71.4%,而50万元以上较高收益的村只占4.8%。样本乡镇(街办)村级集体经济经营的这种状况,基本反映了近几年来黑龙江省域内村级集体经济的总体面貌。据了解,2010年,黑龙江全省黑龙江省共有9033个行政村,当年无收益的村4496个,占49.8%,收益低于5万元的2207个,占24.4%,两项合计74.2%。

用阿城区、肇东市和海伦县村级问卷数据,可以获得更加详尽的关于村域经济基本情况以及村级集体经济运行的状况。

表3显示:样本地区平均每村有10.2个村民小组、6.1个自然村,701.3户、3154.8人,外来农户47.1户、人口174.1人,表明黑龙江省村域规模普遍较大,外来人口占到一定的比例。从村域劳动力就业情况看,村均劳动力1513.2人,其中常年外出665.6人,占44%,从事家庭经营的占56%。从业结构同样反映出农户经济的两大经营方式。从土地资源占有情况看,村均耕地资源15297万亩,其中,承包到农户的14452.8亩,占94.5%;村均机动地607.2亩;村均林地和山地面积547.6亩,其中集体统一经营31.1亩,占5.7%;村均四荒地资源55.6亩,可养殖水面12亩。从村集体经营收入看,村均18.7万元,其中统一经营收入0.5万元、占2.7%,发包及农户上交收入6万元、占32.1%,房地产租赁收入1.1万元、占0.6%,上级补贴收入7.8万元、占41.7%,单位扶持和社会捐赠0.06万元、占0.3%,一事一议筹资3.2万元、占17.1%,表明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收入主要依靠三大来源,一是上级补贴,二是土地发包及农户上交,三是“一事一议”筹资。

(三)村域专业合作社等新型集体经济尚在发育中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全省约四分之一的农户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合作社的生产经营中。目前,黑龙江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43万个,其中,从事种植业的合作社近7500个,养殖业的合作社近4000个。在调研的9个样本村中,只有二街村的合作社有一定的发展,共有玉米种植合作社、蔬菜合作社、养牛合作社和蛋鸡合作社四个合作社,分别有100户、30户、30户、70户入社。

三、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

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相对比较单一,表3已经清楚地反映出,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方式单一,主要以土地发包经营为主,而集体直接经营较少,房地产租赁以及投资收益等经营方式,只在极少数村有。

(一)集体资源发包经营

集体资源主要是“机动地”、“四荒地”、砖瓦窑厂、可养殖水面等资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而其经营权则通过公开竞标的形式承包给农户或企业,发包价格随着市场价格变化有所调整,承包期限一般为3-5年,个别情况下也有承包20年的。收费方式一般采取中标农户或企业在中标第一年一次清,也有按承包年限平均逐年交纳的。正因为如此,样本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拥有或多或少的“机动地”或“四荒地”等资源,但却只有不到50%的村当年(2010年)有发包及农户上交收入。案例如下:

胜祥村有“机动地”350亩,承包期限3年,承包费3年5万元,一次清;另外该村还有一个砖瓦窑厂,承包期限20年,一次性付款70万元,这些收入前些年已经用于村级公路建设,因此,2010年没有发包及上交收入。

爱民村有400亩“机动地”,承包期限3年,承包费3年共4万,分3年交付承包费,所以,2010年该村有1万元的发包收入。

椴树村有450亩“机动地”,按20年期限发包,2010年没有发包收入。

街村有“机动地”800亩,三年一招标,每年15万元承包费,因此,村集体每年的发包和上交收入比较稳定。

二街村共有“四荒地”1800亩,三年一招标,从2009年开始以招标形式发包,每年承包费27.5万元;另外有“机动地”200亩,同样三年一招标,每年收入5万元。2010年,该村集体经济仅资源发包收入就达到32.5万元。

上述案例告诉我们,村级集体经济资源的管理和经营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粮食主产区(非农产业不发展地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水平,只要抓住了这个环节,黑龙江农村及其相同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将实现较大增长。

(二)村集体直接经营

直接经营是指集体经济资源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生产经营、管理和收益,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行使管理权。众所周知的原因,自时期的社队企业至改革开放时期的村办企业,数次热潮数次衰落,不仅留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留下巨额债务,而且给村组干部和农民群众留下严重的心里阴影――村集体办企业不可能成功,村办企业留下的不是财富而是债务,这种根据“历史经验”形成的否定认识,在黑龙江农村干部和群众中影响尤甚,我们所调研访谈的村庄中,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农民群众,都对村集体办企业的做法持否定态度。昌五镇干部反映,该镇以前各村都有村办企业,后来都垮了。因此,在样本地区村集体几乎都无直接经营企业的方式,3个县(市、区)9个村的问卷结果,只有二街村集体直接经营饲料加工企业,年收入4.8万元。

(三)房地产租赁经营

房地产租赁经营,是乡村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伴生物,因此,与粮食主产区乡村非农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相一致,样本地区村级集体经济房地产租赁行为较为稀少。样本村中,胜祥村的冷库租赁,租赁期10年,每年有0.2万元房地产租金收入;二街村集体有20平米的街面房17间,每年租赁收入9.5万元。

(四)补贴收入

补助收入即政府转移支付,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财政等有关部门的补助资金。村级组织的基层治理职能和社区公共服务职能是县乡(镇)政府职能在农村的延伸,村级组织履行职能的报酬理应由公共财政支出。因此,应该把财政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助收入,看成政府必须支付给村级组织对基层治理和社区公共服务的报酬。在这个意义上,补助收入也是村集体的经营方式之一。

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对村域社区生产、村民生活及社区公共服务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2010年,样本村平均,每村集体经济总支出14.3万元,其中,村干部及社区固定工作人员的工资4.8万元、村内各项务工补贴0.8万元、村级组织办公费用4.3万元、环境卫生及治安巡逻费用0.7万元、村民医疗社保及福利2.3万元、文体活动费用0.1万元、用于村域农业生产服务(沟渠路维修水电等)1.3万元(见表4)。在村域公共设施建设、村民福利等许多方面,公共财政的阳光尚不能完全覆盖,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村级组织自己想办法解决,而村级的各项管理和服务最终只能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买单。

四、促进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黑龙江农村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村干部积极性不高。集体经济与村民利益关联度尚不够紧密,村民尚未意识到发展集体经济对农户个体经济和村庄公共服务的推动作用。

第二,就黑龙江而言,村集体可用于经营和开发的资产少、价值低。实行家庭承包后,土地、山林等大都承包给家庭和个人,农村税费改革后,家庭承包已不向集体上交收入;集体可以用来发包、出租的资产主要是一些机动地、荒山等,甚至,文章调研的很多村庄已没有可发包的资产,也就没有经营收入。

第三,就村级集体的资源管理而言,有的村集体资源发包期限过久,一承包出去就是10年或20年,一次性付费,结果不能根据市价及时调整承包费,也就无法增加村集体收入;就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经营方式而言,方式较为单一。目前阿城区和肇东市村集体经济来源主要是土地承包款、集体资产租赁和补助收入等。但集体资产租赁等收入并不是每个村都有,相当一部分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机动地的土地承包款,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相当狭窄。

因此,要促进粮食主产区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发展,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宣传力度,使村干部和农民了解到村集体经济的性质、作用和其所能带来的利益,明确自己在集体中的相关权利和责任。对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给予引导、鼓励和扶持。

第二,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支持村集体在盘活土地资产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方面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使农村集体土地尽快转化为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

第三,建议巩固现有的发展模式,积极拓宽集体经济收入来源渠道,努力探索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通过产业带动增收,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与推进农业产业化、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结合起来,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创办形式多样的经济实体,增加村级经济收入。对空置的办公用房、旧厂房等进行改造利用,通过建设标准厂房,采用承包、出租等方式,取得长效收入;根据村庄的区位和资源特点,选取适合本村发展的产业,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探索出适合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实践证明,一个村庄如果没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而仅靠外部“输血”,是注定没有活力的,也是不可持续的。要有效地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开发增源问题,必须要积极拓宽发展渠道。

*本文系王景新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度重点项目――“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实现形式研究”(获准号10AJY00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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