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范文
时间：2023-10-01 21:28:18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篇1
关键词：普惠金融；发展；实践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3）-0071-04
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计划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2016年7月，青海省获批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省级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黄南州抢抓政策黄金期，着力推动辖区普惠金融发展，进一步加大对贫困户、农牧民、小微企业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致力于持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对探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藏区模式”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思考。
一、黄南州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与成效
（一）以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为先导，开展“金惠工程”。利用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将黄南州确定为“金惠工程”试点的契机，重点对贫困地区农牧民、特定群体、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开展金融教育和培训。通过建立“金惠工程”志愿者人才库，发展一级志愿者和二级志愿者梯度人才，一级志愿者主要从金融机构选拔，除了对公众进行宣传培训外，还负责对二级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二级志愿者主要来自乡、村级共青团支部书记及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主要负责面向农牧户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结合藏区实际，黄南州还编制汉藏双语培训资料，深入乡村、社区、校园、企业、机关、军营开展金融知识“六进”活动，多层次扩大金融普及教育覆盖面。同时，搭建“金惠工程”微信公众号及网络宣传两大平台，强化金融知识普及教育辐射带动，为普惠金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2016年，吸纳一级志愿者50名，二级志愿者200名，实现对全州志愿者金融教育普及培训工作全覆盖；对全州四县中小学校、中小微企业、示范乡村、示范社区等开展金融知识教育培训37次，覆盖率超过50%，社会公众受惠面超过5000人。
（二）将弱势群体作为服务重点，做好精准帮扶。一是J真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制定了《黄南州“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金融服务工作规划》，提出以发展普惠金融为根基，全力推动辖区金融服务到村、到户、到人，努力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都能按需求获得贷款，让每一个需要金融服务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享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的工作思路。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落实主办行制度，以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力军，精准对接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需求、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创新需求、特色产业金融服务需求。二是保证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权利。进一步疏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为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妇女等弱势群体创造机会平等条件，享受普惠金融发展成果。截至2016年末，共建立精准扶贫金融服务档案11713户，发放各类扶贫贷款37096.19万元。其中：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2501户，贷款余额达10041万元；支持专业合作社、能人大户、小微企业等组织1143户，带动111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妇女小额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分别达6016万元、49万元、34945万元。
（三）融合地区发展战略，实施绿色普惠。黄南州作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和部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自然景观壮美、文化底蕴深厚、草场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生态文化产业、生态旅游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有机畜牧业的独特优势。紧扣“生态立州、绿色发展”战略，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导向，以绿色金融大力支持特色产业发展。一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以热贡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旅游、有机畜牧业及水电产业的发展。截至2016年末，全州绿色贷款总额达311398.10万元，其中，热贡文化贷款余额达9992万元，同比增长45.53%；二是完善绿色保险保障，重点开展了有机畜牧业和林业保险项目。截至2016年末，全州绿色保险保费收入达8400万元，其中，有机畜牧业保费收入为7707万元，占绿色保险保费收入的91.75%。三是在有条件的乡镇探索开展“绿色小镇”试点建设，充分发挥金融在绿色领域中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为民族地区乡镇发展绿色金融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普惠基础。一是联合中国银联青海省分公司及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银行卡业务发展联合基金，大力推进POS机、ATM机、电话银行等离柜设施、自助设备在偏远地区的应用，同时尽快完善服务终端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功能。二是进一步完善助农取款点的金融服务体系补充功能。在实现取款、汇款基础上，探索增加假币识别、兑换、小面额小面额现金供应、金融知识宣传等金融服务，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渗透率。三是进一步优化金融IC卡受理环境。积极开展金融IC卡非接触式商圈项目建设，从提升金融IC卡使用率、受理环境建设、行业应用推广、宣传培训、移动金融创新推广五个方面推进金融IC卡信息化服务水平，有效降低银行卡使用风险。截至2016年末，黄南州布放存取款一体机、自动取款机等服务终端数量达78台，其中78实现了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功能；建立助农取款点238个，实现了有条件地区村级100%全覆盖。
（五）金融服务全面跟进，强化普惠深度。一是全面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农牧户作为农村信用培植细胞，实施以“信息采集+信用评价+信息应用”为工作模式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细胞工程”，实现了政府、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农牧民和经济实体的联动协作，有效促进了金融要素、资源持续向贫困地区、“三农”领域流入。2016年末，全州共建立农户信用档案 36306份，共创评信用户17825 户，占贷款农户总数的37.55%；创评信用村 150个，占全州行政村总数的57.47% ；创评信用乡（镇）20 个，占乡镇总数的62.5% ；创评信用县1个，占县域总数的25%。信用贷款余额为16228.2万元，信用户不良贷款余额124.32万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77% 。二是大力开展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为目标，有针对性的对小微企业开展信用培植，以良好的信用代替抵押、担保获得信贷支持，为持续经营和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三是积极与金电公司、财政部门沟通联系，开展了以“财政+国库+惠农支付点”为模式的国库直通车业务，2016年完成财政补贴64笔，金额6.14万元，有效缩短了支付周期，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
（六）提升科技金融含量，推动数字普惠。一是推进移动金融发展。加大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新型支付工具的推广力度，拓展移动金融应用范围，着力推动移动金融服务方式，实现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基础金融服务。二是持续推动优化金融IC卡受理环境工作，开展非接触商圈试点建设，提升金融IC卡近场支付非接交易的便捷性和安全性以及“一卡多应用”水平。截至2016年末，全州银行卡累计发卡544618张，其中金融IC卡累计发卡350311张，金融IC卡在银行卡总数中的占比64.32%；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累计开户分别达到24万户、17.5万户、2.1万户，全年交易金额分别达98004万元、12331万元、252万元。
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优化普惠保障。一是成功搭建金融消费者投诉申诉平台，实现“12363”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辖区全覆盖，有效拓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渠道；二是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共享机制，全面提升金融机构金融消费案件投诉处置处理能力和效率；三是审视民情，开展藏汉双语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着力打造金融知识宣传“广场文化”品牌，促进藏区群众提高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能力。
二、黄南州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单一，制约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黄南州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没有证券业金融机构。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除了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国家控股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外，只有农村信用社。网点县域覆盖率分别为25%、100%、50%、100%、100%，网点乡镇覆盖率仅为3.13%、15.63%、9.38%、15.63%、65.63%，且除了农村信用社以外，其他银行网点均集中在县府所在地的镇，农牧民金融服务大部分由农村信用社提供。保险公司总共有6家，除了人保财险、人寿保险设立了州级、县级分支机构外，太平洋保险、安邦保险、新华保险和阳光保险四家公司仅成立了营销部，且县域覆盖面不高于50%。由于金融组织体系单一，导致黄南州资本市场缺乏、融资途径单一、服务方式传统、产品创新不足，影响着普惠金融打破金融排斥向纵深发展。
（二）农牧区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意愿不足。黄南州土地面积1.8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7万，具有典型的地广人稀特征。特别是泽库、河南两县，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以畜牧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农牧民居住分散，金融服务半径大、管理成本高，服务的对象点多面广而涉及的金额小。加之农牧民生产方式单一，可支配收入较低，对金融产品的价格承受能力有限，往往只能以较低资金价格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导致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成本收益不平衡，保本微利的目标有时也难以满足，严重影响着农牧区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积极性。
（三）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协调配合能力有待提升。近年来，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精准扶贫等政策的施，财政资金在“支农”、“支牧”、“支小”方面的投入逐年加大，然而黄南州2014至201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仅为34.80%、34.21%和36.88%，信贷资源的使用效率依然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推动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协调机制还不完善，风险分担不够明确，虽然财政资金投入较大，但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却集聚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合力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部分领域缺乏有效的担保抵押物。目前黄南州农牧民生产经营主体大多以草场、牛羊等为生产资料，申请贷款时，银行往往不接受这些抵押品。主要原因是“两权”抵押在黄南州还未实行，银行难以评估草场、农牧民自住房价值。同时，农牧民拥有的生产工具简单、价值低，银行也不愿进行抵押。
四、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
（一）充实和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充分发挥现有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和业务发展优势，全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农业银行要强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成效，进一步做好支农惠农服务工作；邮储银行要进一步提高网点金融服务效率，积极开拓业务领域，引导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弱势群体倾斜；农信社要继续发挥网点多、覆盖广的特点，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强农牧民金融服务满意度；其他金融机构也应结合自身业务特点，积极发展普惠金融。二是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黄南州设立分支机构，特别要发展和培育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三是积极发展中介市场，搭建信贷主体与银行机构合作桥梁，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
（二）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践行普惠金融。一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对金融机构涉农、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量的奖励比例和补贴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二是要结合地方政府发展规划，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黄南文化、旅游、有机畜牧业等特色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担保和财政补贴，在确保信贷投向和投量与黄南经济发展特点和重点需求相吻合的同时，做好信贷风险防范；三是要继续实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通过“定向降准”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增加“三农”和小微企业等的信贷资金来源。
（三）进一步加大普惠金融资金支持力度。在优先增加一般信贷的同时，鼓励向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倾斜，优先投向大众创业、中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一是要改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四县农村信用社的治理，使其符合存款准备金、支农再贷款等方面政策优惠条件，扩大涉农、扶贫、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二是要鼓励国有商业银行积极运用优惠政策，享受政府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积极解决涉农、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三是积极探索建立风险保障机制，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四）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抵押方式，开拓融资渠道。一是加强创新，探索有机草场承包经营权抵押，建立农牧产品交易市场，开展有机畜产品抵押，进一步扩大有效抵押物范围。二是依托有机畜牧业溯源体系数据库，试点牦牛、藏系羊活物动产质押，并适时开办仓单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业务，丰富贷款种类。三是加大龙头企业、优质企业培养，鼓励企业债券、股票发行等直接融资。
参考文献
[1]白鹤祥.完善我国普惠金融体系[J].中国金融，2016，（17）：87-89。
[2]桑艳青.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J].青海金融，2016，（7）：47-49。
[3]李亚奇.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与路径[J].青海金融，2016，（7）：44-46。
[4]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青年研究兴趣小组.青海省普惠金融发展研究[J].青海金融，2016，（4）：37-40。
[5]李富强.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与探索[J].西部金融，2014，（10）：53-56。
Abstract：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uangnan municipal Prefectur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Inclusive Finance， analyzes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enrichment and perfection of Inclusive finan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Suppor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develop Inclusive Finance， and further increase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funds to support efforts to develop financing channels and other recommendations.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篇2
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计划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2016年7月，青海省获批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省级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黄南州抢抓政策黄金期，着力推动辖区普惠金融发展，进一步加大对贫困户、农牧民、小微企业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致力于持续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对探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藏区模式”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思考。
一、黄南州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践与成效
（一）以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为先导，开展“金惠工程”。利用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将黄南州确定为“金惠工程”试点的契机，重点对贫困地区农牧民、特定群体、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开展金融教育和培训。通过建立“金惠工程”志愿者人才库，发展一级志愿者和二级志愿者梯度人才，一级志愿者主要从金融机构选拔，除了对公众进行宣传培训外，还负责对二级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二级志愿者主要来自乡、村级共青团支部书记及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主要负责面向农牧户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结合藏区实际，黄南州还编制汉藏双语培训资料，深入乡村、社区、校园、企业、机关、军营开展金融知识“六进”活动，多层次扩大金融普及教育覆盖面。同时，搭建“金惠工程”微信公众号及网络宣传两大平台，强化金融知识普及教育辐射带动，为普惠金融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2016年，吸纳一级志愿者50名，二级志愿者200名，实现对全州志愿者金融教育普及培训工作全覆盖；对全州四县中小学校、中小微企业、示范乡村、示范社区等开展金融知识教育培训37次，覆盖率超过50%，社会公众受惠面超过5000人。
（二）将弱势群体作为服务重点，做好精准帮扶。一是?J真开展金融精准扶贫。制定了《黄南州“十三五”期间精准扶贫金融服务工作规划》，提出以发展普惠金融为根基，全力推动辖区金融服务到村、到户、到人，努力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都能按需求获得贷款，让每一个需要金融服务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享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的工作思路。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落实主办行制度，以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力军，精准对接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需求、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创新需求、特色产业金融服务需求。二是保证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权利。进一步疏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为学生、下岗失业人员、妇女等弱势群体创造机会平等条件，享受普惠金融发展成果。截至2016年末，共建立精准扶贫金融服务档案11713户，发放各类扶贫贷款37096.19万元。其中：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2501户，贷款余额达10041万元；支持专业合作社、能人大户、小微企业等组织1143户，带动111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发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款、妇女小额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分别达6016万元、49万元、34945万元。
（三）融合地区发展战略，实施绿色普惠。黄南州作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和部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自然景观壮美、文化底蕴深厚、草场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生态文化产业、生态旅游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和有机畜牧业的独特优势。紧扣“生态立州、绿色发展”战略，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导向，以绿色金融大力支持特色产业发展。一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重点支持以热贡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旅游、有机畜牧业及水电产业的发展。截至2016年末，全州绿色贷款总额达311398.10万元，其中，热贡文化贷款余额达9992万元，同比增长45.53%；二是完善绿色保险保障，重点开展了有机畜牧业和林业保险项目。截至2016年末，全州绿色保险保费收入达8400万元，其中，有机畜牧业保费收入为7707万元，占绿色保险保费收入的91.75%。三是在有条件的乡镇探索开展“绿色小镇”试点建设，充分发挥金融在绿色领域中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为民族地区乡镇发展绿色金融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
（四）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普惠基础。一是联合中国银联青海省分公司及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银行卡业务发展联合基金，大力推进POS机、ATM机、电话银行等离柜设施、自助设备在偏远地区的应用，同时尽快完善服务终端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功能。二是进一步完善助农取款点的金融服务体系补充功能。在实现取款、汇款基础上，探索增加假币识别、兑换、小面额小面额现金供应、金融知识宣传等金融服务，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和渗透率。三是进一步优化金融IC卡受理环境。积极开展金融IC卡非接触式商圈项目建设，从提升金融IC卡使用率、受理环境建设、行业应用推广、宣传培训、移动金融创新推广五个方面推进金融IC卡信息化服务水平，有效降低银行卡使用风险。截至2016年末，黄南州布放存取款一体机、自动取款机等服务终端数量达78台，其中78台完实现了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功能；建立助农取款点238个，实现了有条件地区村级100%全覆盖。
（五）金融服务全面跟进，强化普惠深度。一是全面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农牧户作为农村信用培植细胞，实施以“信息采集+信用评价+信息应用”为工作模式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细胞工程”，实现了政府、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农牧民和经济实体的联动协作，有效促进了金融要素、资源持续向贫困地区、“三农”领域流入。2016年末，全州共建立农户信用档案 36306份，共创评信用户17825 户，占贷款农户总数的37.55%；创评信用村 150个，占全州行政村总数的57.47% ；创评信用乡（镇）20 个，占乡镇总数的62.5% ；创评信用县1个，占县域总数的25%。信用贷款余额为16228.2万元，信用户不良贷款余额124.32万元，不良贷款率仅为0.77% 。二是大力开展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为目标，有针对性的对小微企业开展信用培植，以良好的信用代替抵押、担保获得信贷支持，为持续经营和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三是积极与金电公司、财政部门沟通联系，开展了以“财政+国库+惠农支付点”为模式的国库直通车业务，2016年完成财政补贴64笔，金额6.14万元，有效缩短了支付周期，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
（六）提升科技金融含量，推动数字普惠。一是推进移动金融发展。加大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新型支付工具的推广力度，拓展移动金融应用范围，着力推动移动金融服务方式，实现群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基础金融服务。二是持续推动优化金融IC卡受理环境工作，开展非接触商圈试点建设，提升金融IC卡近场支付非接交易的便捷性和安全性以及“一卡多应用”水平。截至2016年末，全州银行卡累计发卡544618张，其中金融IC卡累计发卡350311张，金融IC卡在银行卡总数中的占比64.32%；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累计开户分别达到24万户、17.5万户、2.1万户，全年交易金额分别达98004万元、12331万元、252万元。
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优化普惠保障。一是成功搭建金融消费者投诉申诉平台，实现“12363”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辖区全覆盖，有效拓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渠道；二是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共享机制，全面提升金融机构金融消费案件投诉处置处理能力和效率；三是审视民情，开展藏汉双语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着力打造金融知识宣传“广场文化”品牌，促进藏区群众提高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能力。
二、黄南州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普惠金融组织体系单一，制约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黄南州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没有证券业金融机构。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除了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国家控股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外，只有农村信用社。网点县域覆盖率分别为25%、100%、50%、100%、100%，网点乡镇覆盖率仅为3.13%、15.63%、9.38%、15.63%、65.63%，且除了农村信用社以外，其他银行网点均集中在县府所在地的镇，农牧民金融服务大部分由农村信用社提供。保险公司总共有6家，除了人保财险、人寿保险设立了州级、县级分支机构外，太平洋保险、安邦保险、新华保险和阳光保险四家公司仅成立了营销部，且县域覆盖面不高于50%。由于金融组织体系单一，导致黄南州资本市场缺乏、融资途径单一、服务方式传统、产品创新不足，影响着普惠金融打破金融排斥向纵深发展。
（二）农牧区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意愿不足。黄南州土地面积1.8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7万，具有典型的地广人稀特征。特别是泽库、河南两县，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以畜牧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农牧民居住分散，金融服务半径大、管理成本高，服务的对象点多面广而涉及的金额小。加之农牧民生产方式单一，可支配收入较低，对金融产品的价格承受能力有限，往往只能以较低资金价格提供金融服务和产品，导致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成本收益不平衡，保本微利的目标有时也难以满足，严重影响着农牧区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积极性。
（三）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协调配合能力有待提升。近年来，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精准扶贫等政策的??施，财政资金在“支农”、“支牧”、“支小”方面的投入逐年加大，然而黄南州2014至201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仅为34.80%、34.21%和36.88%，信贷资源的使用效率依然较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推动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协调机制还不完善，风险分担不够明确，虽然财政资金投入较大，但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却集聚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合力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部分领域缺乏有效的担保抵押物。目前黄南州农牧民生产经营主体大多以草场、牛羊等为生产资料，申请贷款时，银行往往不接受这些抵押品。主要原因是“两权”抵押在黄南州还未实行，银行难以评估草场、农牧民自住房价值。同时，农牧民拥有的生产工具简单、价值低，银行也不愿进行抵押。
四、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思考
（一）充实和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一是充分发挥现有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和业务发展优势，全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得性。农业银行要强化“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成效，进一步做好支农惠农服务工作；邮储银行要进一步提高网点金融服务效率，积极开拓业务领域，引导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弱势群体倾斜；农信社要继续发挥网点多、覆盖广的特点，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强农牧民金融服务满意度；其他金融机构也应结合自身业务特点，积极发展普惠金融。二是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黄南州设立分支机构，特别要发展和培育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三是积极发展中介市场，搭建信贷主体与银行机构合作桥梁，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
（二）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践行普惠金融。一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对金融机构涉农、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量的奖励比例和补贴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二是要结合地方政府发展规划，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黄南文化、旅游、有机畜牧业等特色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担保和财政补贴，在确保信贷投向和投量与黄南经济发展特点和重点需求相吻合的同时，做好信贷风险防范；三是要继续实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通过“定向降准”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增加“三农”和小微企业等的信贷资金来源。
（三）进一步加大普惠金融资金支持力度。在优先增加一般信贷的同时，鼓励向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倾斜，优先投向大众创业、中小微企业、“三农”等领域。一是要改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四县农村信用社的治理，使其符合存款准备金、支农再贷款等方面政策优惠条件，扩大涉农、扶贫、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二是要鼓励国有商业银行积极运用优惠政策，享受政府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积极解决涉农、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三是积极探索建立风险保障机制，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篇3
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全覆盖;制度创新
当前的农村金融全覆盖工程，体现的是普惠金融的思想。普惠金融被定义为这样一种过程：保证弱势群体或者低收入群体能得到金融服务，以及在需要时能即时、足够地获得可负担成本的信贷。普惠金融体系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农村金融资源的渗透性（penetration）、农村金融产品服务可获得性（avilability），以及对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usage）[1]。普惠金融“三性”的作用在于，能促进生产性资源的有效率分配;显著提高金融体系的管理效率;减少非正规信贷资源（出借者）的剥削。因此，普惠金融通过提供便利有效的金融服务能提高金融市场效率与社会的福利水平。鉴此，政策决策者们已经将其上升到优先拟定的政策之一，并使用了系列跟踪银行部门延伸服务能力方面的指标来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情况，例如印度储备银行提供的印度银行发展年度报告中引入了普惠金融指标，秘鲁银行保险基金监管局（SBS）开发了金融包容指标，联合国也专门测算了普惠金融发展数据以供各国间进行比较。
一、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普惠金融制度的总体设计
在目前各国纷纷将普惠金融升级为国家发展战略之际，我国并没有真正将农村普惠金融的制度建设放在优先发展层面上来，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治理机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框架制订等方面缺乏顶层设计。没有将信贷权就是人权贯彻到经济发展、社会共同富裕以及和谐社会建设中去。由此导致的制度缺陷表现在：农村金融发展目标定位存在偏差，小微金融可持续性受到制约，覆盖面不够;由于金融排斥的长期存在，缺乏对低收入群体及小微企业的市场化融资机制以及对城乡生产要素（人、土地及技术）流转的金融支持机制;小额信贷操作成本较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项目支持不足;与城市正规金融缺乏有效的对接机制。此外，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进程。
（二）农村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方面较低
我国金融普惠程度提高速度较快，但整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从地理渗透性与人口渗透性角度看，商业银行通过加快设立分支机构及投放ATM，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域与人口覆盖率均有较快提高;从金融产品与服务可获得性方面看，2012年我国银行储蓄占GDP比重提升到140.27%，但一方面，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顺畅，导致对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及程度偏低，体现在每千人存、贷款帐户数偏少，商业银行未偿信贷占GDP比重不高，2012年仅90.21%，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在100%以上，如美国经济的整体信贷水平在2010年占GDP比重超过了340%;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排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体现普惠意义的农村贷款与农户贷款比率非常低，尤其是农户贷款比率基本上维持在5%左右，见表1所示。可见，体现在农村这一层面，金融普惠程度更低。
（三）在渗透性方面，我国普惠金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渗透性是衡量金融部门延伸服务能力的要素。IMF官网数据表明，2011年我国银行的地理渗透性（以每千平方公里银行分支数及每千平方公里ATM数）及人口渗透性（以每十万人银行分支数和每十万人ATM数表示）指标要远远低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及其他中等发达国家，在“金砖四家”中，我国地理与人口渗透性要优于俄罗斯与巴西，但落后于同样为人口大国的印度。见表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都从政府或者议会等国家层面上制订了普惠金融规划，而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全面规划。
从农村角度来看，统计数据还显示，全国还有超过2000个“零金融机构乡镇”，而且农村金融网点分布很不均衡，东部相对集中，绝大部分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缺乏，致使从全国范围看，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的农户覆盖率不到35%。而对于保险、证券等其他现代金融服务业，出于普及因素及成本原因，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乡镇、部分县市没有经营网点。
（四）片面追求覆盖率而实际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差
表1显示我国银行部门的地理渗透性与人口渗透性获得了较快发展，但值得重视的是，在追求覆盖率的同时，对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否也应纳入考察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列。如信贷质量及对金融服务的使用，毕竞，可能由于银行网点距离远，无法达到银行所要求服务的条件，或者其它物理的甚至心理的障碍，拥有银行帐户不一定充分使用了金融服务。鉴于个人支付、汇款与转帐数据很难以得到，因此学界往往使用私人信贷与GDP的比例来衡量对金融资源的使用情况。IMF统计数据表明（见表1），2009年～2012年我国商业银行未偿贷款占GDP比重仅为90%左右，表明我国实际使用储蓄资源并不理想。从农村视角看，2010年以来，在银监会号召下，各地方开始将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提高农村金融全覆盖作为主要任务来抓，而且数据比较可观，如截至2013年1月，湖北省农村仅转账电话就安装了97116台，平均每村3.84台，ATM机在乡镇的覆盖率也达到87%。而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农村成年人没有开通银行帐户，在开通了银行帐户的成人中，长期不使用或较少使用的帐户的比例相当大。许多微型金融机构如部分村镇银行无意“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三农业务，而将目光放在贷款金额比较大的小企业主及出口企业上，其小额信贷项目50%以上的一级客户（最初客户）都不是穷人，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当时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少数村镇银行将信贷投向县域内工商企业，并没有将“三农”作为银行信贷投放的主要对象。因为贷款给县城企业风险低，盈利比较有保障，而且可以通过信贷拉动负债业务的增长。这样，那些缺乏自愿组建贷款小组条件的深度贫困户，特别是许多赤贫者，往往很难贷到款，或者根本贷不到款。
（五）风险防控及操作成本因素限制了普惠型金融机构的设立进程
风险防范和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进程。目前，三农和小微企业领域不良贷款上升，源于其所蕴含的风险确实较大。如果考虑表外及隐形的不良贷款，大部分的信用联社或农商行的实际不良率可能都高于5%[2]，农信社则更不乐观。农村微型金融信贷风险主要源于缺乏抵质押物以及农业生产的高度不确定性，自然灾害也可能使贷款人失去还款条件，由此对金融机构形成较大考验。从目前看，村镇银行的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最大。贷款不一定能收回来，这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则表现为管理上出现一些漏洞，内部一些违规。此外，操作成本较高。由于微型金融的信贷对象是分散的小额客户，贷款催款可能都要提供上门服务，因此，部分微型金融的小额信贷项目的利息非常高，高于同期商业银行的利息。根据央行货币政策司的调查，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超过了基准利率的一倍甚至更多，尤其是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高达20%以上。
二、创新普惠金融体制解决农村金融全覆盖的建议
（一）做好农村普惠金融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
要以党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要进一步完善普惠制金融，以改变金融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状况的思想，以及2010年、2011年、2012年中央1号文件对完善普惠型农村金融政策的具体要求，设计好三方面创新。一是体制层面创新，包括扩大民营银行在农村地区的试点、做好普惠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覆盖低收入群体与农村小微企业的信用体系，实施能降低普惠制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交易成本、扩大服务规模和深度的金融基础设施创新，并有效实现正规金融与普惠制金融的对接，化解农村“二元金融”制度冲突，让普惠金融成为破除农村二元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突破口。二是机制设计层面创新，即在微观层面实施普惠制金融机构的组织、产品、业务创新，向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提供覆盖率高、可持续性的信贷;通过技术和营销创新，实施分类准入标准，降低农户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三是政策层面创新，即在宏观层面实施普惠制金融的法规和政策框架创新，辅以税收、财政补贴、监管优惠、货币保险政策方面的配套优惠政策，引导农村普惠制金融支持城乡要素流转，支持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及新型城镇化。通过以上体制、机制与政策层面创新，最终实现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融合，以及城乡统筹发展。
（二）实施普惠金融发展的“层级推进”战略、落实“多重覆盖”
“层级推进”战略[3]，指在政府主导、人行推动、金融机构参与下，在普及农村金融知识、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信贷投入、“三农”保险、证券期货交易等多方面形成梯度推进，为农民提供全方位、全功能、更深层次的金融服务，发挥出现代金融业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功能。破除普惠金融发展只重视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与网点、ATM等硬件设施建设的传统认识，将普惠金融法律制度、普惠金融监管体系、支付结算体系和信用体系等均纳入系统建设当中。结合当前农村金融全覆盖建设，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软硬都要抓。全覆盖要涵盖各类农户、农村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组织的不同需求，覆盖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农业产业链各个环节，在抓好网点覆盖、财税库银横向联网覆盖等硬件设施建设同时，实现信贷产品和服务覆盖、支付结算覆盖、外汇服务覆盖，同时辅以信用体系构建和金融知识宣传覆盖等软环境建设。对农村金融薄弱环节如小额信贷、农村保险、农产品期货交易等，要实施金融知识下乡行等活动，提高“全覆盖”工程推进效率。农村金融全覆盖，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扩大，还要在客户覆盖面上扩大，更为重要的是要保证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网点的服务对象是那些真正需要金融服务的人，尤其是贫困者及低收入者。很多低收入农民需要资金的帮助，而这些群体往往担保能力低，所以要保证资金能够到这些人手里。
（三）在提高农村金融全覆盖同时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标准与监管标准相对要宽松，部分机构的准入与监管甚至下放到了地方政府，这就为新型农村微型金融机构试点的一哄而起、摊大饼提供了条件。鉴此，监管机构要切实加强试点工作的过程监管与控制，要始终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尤其对于村镇银行及贷款公司，要严格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优化产权结构，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强化资本约束，提高人员素质，提升经营管理和支农服务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新型微型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与发起人如发起银行之间合作，从服务链的角度来弱化信贷风险。如由于涉及到监管指标以及风险控制问题，目前村镇银行对于大型农户加工企业尚不能进行信贷投放，但发起银行可对其进行支持，从最开始的生产到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发起银行可对村镇银行进行全程辅导，分担村镇银行的风险。此外，必须强化农业信贷投入的风险补偿机制和农业贷款担保机制，建立主体多元化的信用担保体系，推广和发展多种形式贷款“联保”形式，降低农村金融服务网点的经济风险。
参考文献：
[1]Mandira Sarma（2012），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A measure of financial sector inlusiveness，Working paper NO.07/2012.
[2]谢升峰：“微型金融与低收入群体信贷”，《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篇4
【关键词】支付环境 农村地区 银行卡 问题及建议
农村支付体系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向广大农村延伸现代化支付清算系统，是推动城乡金融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相对弱化，已成为制约“三农”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是机构网点少，支付系统延伸不足，汇划渠道不畅；银行卡受理终端设备少，缺乏适应农村特色的结算工具；农民结算知识欠缺，对新业务认知度不高等。通过深入农村地区开展实地调研，结合普洱市九县一区意味深远的民族文化和具有区位优势的经济特色，本文认真分析了制约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建设的主要因素，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一、普洱市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现状
普洱市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全市土地面积4.5万平方公里，是云南省面积最大的州市，全辖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和1个区，有部级贫困县8个，辖内有汉、哈尼、彝、拉祜、佤、傣等14种世居民族。2011年末，全市总人口256.09万人，少数民族人口156.24万人，占总人口61%。普洱市符合农村支付环境建设体系标准的农村地区共4.1万平方公里，农村地区人口共计227.34万人。农村地区呈现山区多、民族多、贫困人口多的特点，农村居民消费习惯极大程度上受到各种民族习惯影响，这也成为制约普洱市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全市农村地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6个机构共192个网点。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6月末，通过恢复银行机构网点、流动银行和投放自助设备等方式共解决了普洱市农村地区96个行镇乡镇的金融服务需求，惠农支付服务点乡镇覆盖率为20.83%，乡镇金融服务覆盖面大幅度提升；现代化支付系统接入率为68.2%，行内系统接入率为91.7%，支付系统接入率较2011年同期有所提高。全市农村地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行各类银行卡达1，273，615张，人均持卡量为0.56张，较2011年同期人均提高了0.08张；各机构在农村地区共布放ATM机227台，POS机具2，260台，发展特约商户2，203户，较2011年同期分别增长57%、28%、27%。（见图一）
自2008年以来，人民银行通过加强和地方政府沟通协调，组织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加强宣传引导、尝试在农村地区人口集中、商业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城商贸区创建“刷卡无障碍示范街”以及在主要乡镇开展“惠农支付服务点”示范建设，POS机具和ATM机具覆盖面扩大，不断改善银行卡用卡环境和风险控制，农村地区银行卡持卡消费呈逐年上升趋势。（图二和图三：以农村地区发卡主力军农村信用社为例统计数据）
通过纵向比较发现，普洱市农村地区“十二五”每年度的非现金支付机具布放和非现金结算业务量同比“十一五”期间任何年度，业务数量和机具数量发展速度都有明显加快。但横向与全省发达州市的农村地区比较，我市仍存在较大差距，仍需加快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建设改善步伐。
二、普洱市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工作特点
普洱市农村地区支付服务环境建设工作在人民银行普洱市中心支行领导组织下，各金融机构的重视努力下，积极探索出了三种模式，充分发挥了金融服务“三农”的作用。
一是“普及银行卡+非现金支付”。随着中央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的持续提高，国家扶持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各种涉农补贴范围不断扩大，补贴品种不断增加，便利支取现金已成为当前农村地区最广泛、最频繁、最迫切的一项金融服务需求。把银行卡推广与“新农保”、“新农合”和各类涉农补贴结合起来，推动非现金支付结算成效明显。辖内澜沧县农村信用社大胆创新，于2011年6月启动“折转卡”迁移工作，将惠农一折通账号迁移到金碧惠农卡上，使其具有财政补贴支付业务的功能，以“一卡通”替换“一折通”，实现惠农卡的批量发放。截至2012年6月末，澜沧县农村信用社共发放金碧惠农卡116，012张，该业务发卡量居全省首位，占澜沧县农村信用社总发卡量的64%，占农户总数的85%，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银行卡普及于民。此外，普洱市属于云南省烟草种植生产的重要地区，烟草收购非现金结算是未来实现对收购资金支付的大趋势。2011年，烟草种植收购行业共计58个收购点，目前13，967户烟农已100%实现通过银行卡采取非现金支付结算的方式发放烟款，2011年非现金收购笔数共计386，275笔，非现金收购金额共计101，081.37万元。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篇5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十三五”规划将发展普惠金融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政府愈加重视普惠金融向农村大众倾斜。
今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鼓励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率先做到，突出差别化考核评价办法和支持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强化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功能。
经多年发展，我国的普惠金融虽已基本涵盖了储蓄、支付、保险、理财和信贷等金融产品和服务，却依然有诸多问题横亘于眼前，如金融基础设施薄弱、“最后一公里”难题、金融知识教育欠缺等，基层金融服务在总量上仍然供不应求。
作为普惠金融的先行者与多年的实践者，3月20日，邮储银行旗下开放性公益平台――“邮爱公益平台”正式运行。该平台改变了以往简单捐赠、短期帮扶为主的公益模式，为破解普惠金融难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有益探索。
服务基层，践行普惠金融
贫富差距等社会经济结构不平衡，其表现之一就是金融结构不平衡。少量人群、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多，而中小微企业和广大农村的金融资源却比较缺乏。
2016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计划到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
但普惠金融的普及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基层网点的建设、扎根村乡的人员配置以及庞大的个人客户群体，方能让银行机构具备强大的储蓄与调动能力。
而这正是邮储银行的天然基因――覆盖城乡的网络优势、员工众多的队伍优势和全国联网的信息系统优势。目前，邮储银行拥有约4万个网点，覆盖我国近99%的县域地区；十几万员工扎根城乡，与广大农民和社区居民水融，了解贫弱群体现状，为打通公益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人力支撑；5亿多客户和众多实力雄厚的境内外合作伙伴，是“邮爱公益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后盾。
成立至今的十年来，邮储银行探索出了一条大型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化之路，尤其去年9月28日在香港上市的举动，更是开启了新的篇章。
拥有了如此坚实的基础，邮储银行主动参与了文化教育、青年创业、社区关爱等公益活动。“邮爱公益平台”首批就推出四项举措――设立“邮爱公益基金”、实施“邮爱成长计划”、成立“公益志愿者协会”和设立“邮爱公益日”，四者将与邮储银行常年来的扶贫措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集结各方，整合社会力量
普惠金融的实现，亟待建设平台来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一方面，需要平台与相关政府部门协调配合，丰富和完善平台内涵和运行模式，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提升平台价值。另一方面，需要金融机构主动引入外部合作伙伴，保持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爱心人士等全面开放的包容性，利用互联网工具，吸引“边边角角”零散资金汇聚于此。
“邮爱公益平台”这一脱贫攻坚的“国家队”正是由此建立。
该平台成立当天，财政部副部长刘伟、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邮储银行董事长李国华以及民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国防邮电工会、中国银行业协会等相关领导以及邮储银行投资者代表等出席。
其“第一响”，是邮储银行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于3月14日通过腾讯公益微信平台发起的“一起捐”活动。截至3月20日的短短一周内，已有近26万邮储银行员工、社会大众捐款，所募资金被纳入“邮爱公益基金”。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介绍：“邮储银行首期向‘邮爱公益基金’捐资500万元，整合社会各界力量，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帮助贫困群体、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队伍当中，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扶危助困的优良传统。所募资金将用于教育公平、健康卫生、社区发展、灾害救援、国际化、公益倡导等相关领域项目。”
为此，邮储银行已成立专项工作机构，负责配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好基金的运行和管理工作。不但其手机银行、个人网银、微信银行等线上渠道均已开通“邮爱公益基金”捐赠入口，信用卡积分捐赠、业务发展配捐活动等也将陆续推出。
据了解，加上邮储银行首期500万元捐资，“邮爱公益基金”已募资1000多万元。
跟踪落实，建立长效机制
践行普惠金融长效机制的形成，离不开统筹规划和跟踪评估。邮储银行在内部机制上需要整合各分支机构的公益事项，制定时间节点确保公益工作贯彻始终。在行动落实上需要点多面广、深入城乡，并打造统一的公益品牌。
在“邮爱公益平台”的诸多举措中，“邮爱成长计划”有效衔接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实现了对贫困学生核心成长阶段的全方位覆盖，形成了扶助贫困学生发展的完整链条，也体现了“邮爱公益平台”持之以恒的执行能力。
具体上，“邮爱成长计划”包括四大举措――“邮爱自强班”、“成才支持”、“爱心传递”和“千人招聘计划”。
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介绍，“邮爱自强班”将借助“邮爱公益基金”，计划资助1658名建档立卡贫困户高中生完成高中学业，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新生1000名。随着募捐金额进一步增加，资助范围和数量也将进一步扩大。
而另两个项目――“爱心传递”和“千人招聘计划”，前者是通过邮储银行公益志愿者协会为远离家乡求学的贫困学生提供跨地域的持续关注和志愿服务，为考取大学的贫困学生提供假期实习和勤工俭学机会；后者是未来3年内，邮储银行将定向择优招收1000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毕业生，为他们打开人生新阶段的大门。
并且，邮储银行将每年的3月20日确定为邮储银行公益日，成立了“公益志愿者协会”，协会将按照自愿参与的原则，广泛吸收全行员工担任志愿者。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篇6
1、县域银行业机构的媒介功能逐步均衡，信贷普惠不足。农业银行的三农事业部制及“金益农”业务组合，有序在县级推广并显现作用。邮政储蓄银行的小额信贷业务和小微型企业及“三农”信贷稳健发展。农村信用合作行业的资产业务创新能力增强，成为服务“三农”和县域的主力军。村镇银行只能对注册地域发放贷款，增强对县域的就地、就近媒介资金功能。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显示：2013年农村家庭存款市场参与比例为56.2%，持有信用卡的5.1%。农村家庭正规信贷参与为14.1%，参与证券市场的1.6%，参与民间借贷的43.8%。农村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为23.6%，参与者的信贷满足度为80.2%。说明普惠信贷覆盖面不高。
2、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稳步发展，普惠金融环境有所改善。村镇银行已经设立1005家，网点超过2000个，对注册地的客户提供信贷服务。小额贷款公司在县域普遍设置，并办理小额信贷服务。农村资金互助持续试点，社区互助金融显现作用。中央决定合作社可以试点信用合作。这类机构遵循市场原则在农村地区办理业务或开展对社员的信用合作，刺激农村普惠金融业态的改善。仅四川就有3.5万农户或小微型企业得到了村镇银行的信贷服务。
3、农村信用社市场化、股份制步伐加快，信贷覆盖面提升。全国已经改革重组了413家农村商业银行，129家农村合作银行，另有1738家主要以县级为法人的农村信用社“统一法人”机构，并遵循市场化原则，服务“三农”，服务农村地区小微企业。所提供的“小额分散”的信贷服务，确立了这支队伍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作用。
4、农村地区手机银行和电子技术得到推广，普惠金融的技术基础有所改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通过业务机制、电子技术为农村地区的客户提供远程业务服务。银行业机构通过开发供、产、销产业链条以及价值链条的金融系列产品，探索对“种养加”、“农工贸”的专业化龙头公司及产业链条提供配套的“一揽子”业务服务，丰富了普惠金融的模式与业务品种。银行业机构通过流程与服务创新，在金融服务行业探索“城乡统筹、以城带乡”的金融延伸服务，正持续扩大对信贷需求者的业务供给。5、政策措施激励涉农金融机构改善服务，普惠信贷增强。中央银行的差异化涉农货币政策，财政部门实施涉农信贷补贴，监管部门推进“阳光信贷”、“进村入户”、“惠民富家”活动，并将涉农业务指标考核与市场准入挂钩，激励着金融机构改善对县域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仅2013年前9个月涉农信贷即增长18%，高于信贷增量4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对农村地区的票据业务、理财业务和远程信贷业务，也快速地增长。总之，近年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组织体制”取得了注目的成绩。互联网技术、简易金融服务广泛运用于县域和乡村，并持续提高渗透能力。金融机构以多种方式向县域延伸服务，改变着传统的金融业模式与流程。在差异化政策激励下，农村金融的普惠性持续得到体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2013年农村家庭参与存款比率上升1.9个百分点，参与正规信贷的家庭比例上升0.3个百分点，参与民间借贷的家庭比例下降0.8个百分点。证明最近两年的普惠金融有所改善。
二、农村金融公共基础的缺陷制约了普惠金融效能的发挥
农村金融公共基础服务的脆弱性与非健全性，随着多样化金融需求增大而日益显现，其对发展普惠金融形成制约。“三农”、小微企业、专业合作组织、新兴企业、规模化与产业化的项目所需的金融服务，存在的融资额不足、融资期限与生产经营周期欠匹配、融资成本较高等矛盾，其表现如下：
1、农村金融的社会责任未得到自觉实施，电子技术在农村的天然缺陷加剧普惠信贷难度。城乡二元金融格局下的“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效应继续存在。金融资源因电子技术的改善与信贷的标准化程度提高，依然持续向城市、大型银行和大企业集中，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不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主要集中于城市，且竞争充分，形式多样。城市银行业理财业务兴起，信托理财爆炸式增长，吸纳了农村资金通过大型银行的理财业务、中小银行业购买信托产品和特约存款而流向城市。电子技术的便捷性与追逐“效益”的目的性一经结合，加上普惠金融的消费者的技术弱势，大量农村地区的资金通过银行机构持续地抽离县域。据有关部门统计，2012年全国仅农村信用合作行业的资金，通过行业统筹、特约存款、购买理财产品、票据业务、信托机构合作等五个途径，即有2.3万亿元资金流向城市。至于传统的六大银行的县域机构的存款与贷款比，据有关方面测算，全国低于30%。
2、对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认识不统一，农村社区金融及其业务总体滞后。对农村中小银行机构也实施“合意信贷规模”，因其不可能创设“理财产品”而直接受到发展约束，竞争力也下降。农村信用社的市场化、股份制改革总体滞后，其就地服务“三农”的潜能未能充分发挥。对于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体制性、技术性和政策性的欠协调，三类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鲶鱼效应”并没有形成。“十二五”规划明确在县域探索社区银行试点，至今没有清晰的导向政策与注目的试点。
3、城市金融主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未能有效覆盖并服务县域。第一，农村地区传统银行业间接融资出现结构性失衡。农村存款业务、理财业务竞争激烈，农村信贷、票据融资、理财服务不足。“三农”与微型企业的临时、短期信贷供给服务不足。农村市场主体的中期、长期信贷供给机制没有建立。间接融资日益出现的抵押、质押、担保业务崇拜，严重抑制了农村信贷供给。业务监督制约不适应农村产业发展，缺乏必要的差异化与灵活性，“三农”间接融资存在操作繁琐、效率降低、费用提高、用途狭窄、覆盖收紧、难度增大、循环不畅等问题。第二，直接融资、商业保险在县域严重滞后。这方面的政策、知识、信息、业务严重短缺，难以渗透到“三农”与小微型企业层面。第三，金融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和机制，阻隔了金融创新服务。缺乏监管支持与引导，多样化融资、中长期信贷资金和金融创新服务在县域总体滞后，不适应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金融消费需求。第四，农村金融套用城市金融的路径，总体效能低、成本高，适用性、针对性、便捷性不足。动辄抵押、担保与质押，专营证券与保险，社会中介服务与业务标准和流程，参照城市金融的规模经营与路径，提高了县域金融服务的总体成本与操作难度，牺牲了金融服务效率和需求，出现金融供求失衡，增大了县域正规金融消费成本。
4、“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对弱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障不力。城乡统筹、市场一体，互联网金融业务促使县域金融供给与需求的途径和模式发生深刻变化，消费者需要金融的多样化快捷服务，却难以有快速的纠偏机制。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社会中介和银行业机构金融业务有了市场需求，金融新业务能够渗透至县域，因失去行为规范与自律和监管，越权、违规甚至非法集资等在县域相对突出。保险经纪与保险业务的声誉性风险，诱导存款百姓购买保险产品而产生投诉与争议在县域持续增加。县域金融机构理财业务纠纷、证券投资基金和信托产品投诉上升，既对农村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不足，同时更加刺激了影子金融活动在县域出没，总体影响正规金融机构的普惠服务效能。
5、“一行三会”的基础性公共服务缺乏对农村地区的“广覆盖”，制约了商业金融的“互利互惠”开展服务。金融监管与服务在县域的缺位，实为基础性公共金融服务在农村的供给与保障机制的脆弱性体现。“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滞后于金融消费者的多样化、综合性、便捷化的需求。仅就银行业受托的各种涉农补贴、政策优惠资金的汇兑结算而言，就因政策途径、扶持项目、消费习惯、结算渠道、汇兑技术、监督职责、纠偏机制的制约，造成金融柜台处理业务时“卡卡难以联通”，人为增大农户与基层金融机构的业务成本，损耗社会资源。农户为了分散的、途径有区别的各种补贴，需徒步到乡镇的银行机构网点排队确认、取现或转存归集入特定的放心账户。农户不去办理又担心分享不了政策的扶持，委托他人怕发生道德风险。这类业务的综合成本高、业务效益低、浪费人力与物力，甚至还影响服务“三农”的主业与综合效能。农村家庭涉及到商业保险、证券投资与理财等新型金融需求，更加难以覆盖县域或服务至家庭。农村各经济主体的多样化金融需求的矛盾，在“一行三会”空白的县，更加突出。县域“影子金融”兴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6、县级党政对金融工作的作用有限，普惠金融服务缺乏同业自律与激励。证监、保监机构远离县域，银监机构在绝大多数县的机构不健全，人民银行不具有全域覆盖、缺乏监管功能。地方党政为加强对金融指导协调与服务，设置的办公机构及赋予的职责，也有运行方式、挂靠单位、职责范围的差别。党政协调金融的体制、机制、方式及差异，与“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联动有差异，明显需要规范。在个别县域甚至间接推进“影子金融”出现，增加了金融监管与服务和协调的成本，甚至引发乱集资，出现局部性金融失序。“一行三会”的派出机构与地方党政的金融指导与服务之间，还需要持续的规范与磨合。这方面的受害者，一般还是普通家庭。对开展普惠金融较好的，缺乏行业性激励。
7、县域的普惠金融公共基础总体不配套，金融综合服务效能较低。农村地区金融公共基础总体不配套，现代金融支付机具与技术不能互联、基本账户与贷款证管理与服务不尽严谨，征信的取得与运用不充分，金融机具的布设与使用维护不充分，总体困扰普惠金融服务。投资主体、管理机构、服务部门、市场中介几者之间的职能调适与分工协作，竞争与业务合作的规则制度不健全。金融技术使用中的快捷纠偏机制、引导消费、维护安全、保障权益、市场环境建设，才刚刚起步。信贷服务中的资产评估、抵押质押和担保机制相适应的社会中介，规范服务，市场化利率水平与配套服务的各项收费，这在县域与农村还是空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内的机构及其业务，在县域总体雷同，缺乏适用性。县域金融缺乏特色性、差异化与便捷性。对热点项目、大型企业、政府平台具有同质性，因共同面临政策性、市场性风险，往往出现调控与支持同向，显现出非均衡与共振性。
8、县域诚信环境与合格且审慎的金融消费行为培育薄弱，普惠金融消费者的行为自觉需要还提高。普惠金融服务的金融供给机制不健全，风险评估技术与应用不完善，透明的金融运行信息与严格的市场纪律未能形成。稳健的经济与货币政策、良好的法制环境、对称的客户信息和金融行业的信息共享机制，还没有在县域形成适应性的市场软环境。县域金融基础环境薄弱，多样化金融服务的供给薄弱，金融服务理念与支撑基础不强，对称的金融组织体制与保障机制不健全，这就是县域金融服务不充分、普惠金融脆弱的根本。
三、对构建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普惠金融服务基础的几点建议
（一）清晰总体思路普惠金融服务，是遵循市场规则、金融规律，坚持“等价有偿”、“互利互惠”原则，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风险可控、价格合理、双方自愿”的金融服务体系。普惠金融不是“普惠财政”，本质是”金融“消费。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民生，服务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健全体制、理顺关系、优化结构，增强功能、完善机制，发挥配置资源、防范风险、发现价格、推进治理的职能。
（二）优先改善县域金融的信贷供给机制需要依据县域普惠金融的缺陷以及迫切需求，合理监管机制，增强同业自律，健全中介服务，引入市场竞争，强化普惠金融的基础公共服务。提供适应县域金融消费者的多元化金融需求的组织机构。改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运行机制。构建电子技术与互联网为基础的金融业“本业经营、综合”的机制，降低普惠金融的运营成本，抑制电子化技术下的抽离农村资金的某些功能。完善金融消费者、金融机构、金融同业公会、“一行三会”、地方党政之间的新型协作与沟通机制。开创县域普惠金融环境与公共金融的服务基础，优化金融机构的业务方式与各类，加大对县域的政策倾斜，提升其业务效能。
（三）健全县域普惠金融基础的具体建议
1、优化“一行三会”及地方金融办在县域的金融监管与服务职责。首先县域金融服务与金融消费者的“守夜人”及其任务供给决定需求的我国金融业，理顺好县域的公共金融基础服务与监管体制是最基本的要求。有机构、有职能、才会有行业的良好服务。有监管服务机构，才可能规划、配置县域的金融资源，去研究经济发展中的配套金融机构、服务和供给。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一行三会”在县域及农村地区的协作机制，明确“一行三会”和县域金融服务办公室的彼此职责，健全监管与服务机制，为金融企业、金融消费者提供相对明确而良好的基础服务环境。充分考虑县域主要是银行业金融机构间接融资为主、保险经营机构为次、证券行业远程交易出现、民间借贷与“影子金融”潜伏等情况，在县域试点金融行业的“统一监管”体制和对上级的多头信息沟通机制。县域银监机构、人民银行应协助县级党政抓好金融秩序的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金融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宣传，开展对县域金融机构的应有的服务与监管，成为县域金融改革与深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对涉及“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予以落实，在构建“多样化、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县域金融服务格局方面有所作为，确保“一行三会”协调机制在县域的生根。“一行三会”在县域的协作机制，需要包涵县域的金融机构、中介服务和金融自律组织甚至金融消费者代表、政府部门的代表，相关人员需有担当“守夜人”的情感与责任。
2、针对县域金融供给与消费的特点，科学处理传统金融与创新金融在县域的发展路径。切实优化县域银行业机构的间接融资环境，增强传统银行就地、就近媒介资金的能力，渐次推进金融新业务深入农村地区，充分发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县域本土的金融主力军与生力军作用。构建县域的金融资源能够就地、就近投放的机制与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与监管部门，应当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对县域、“三农”、小微型企业予以宏观政策倾斜，开创必要的间接融资政策环境，增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就地、就近媒介资金的能力，抑制持续抽离县域资金于大城市的情况。对于地市级以下的农村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遵循依法审慎监管原则，采取资本充足率为基础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手段的自律性经营，辅助以银行同业的行为自律和社会中介的居间监管评级，明确市场纪律，增强信息透明度，确保其资金就地、就近运用于县域。终止地市级以下的银行业机构的跨区域扩张机构，发展业务，遵循法定的存贷款比率管理，取消对中小型银行业机构实施合意信贷规模之类的管理与约束。明确大型银行的县域机构的最低存贷比不得低于40%。提供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自律风险的情况下，自主开展信用贷款、抵押和质押贷款以及保证贷款，发展有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业务。可对中小企业设置专门的理财业务和业务创新，自觉在银行同业的指导下，规范同业竞争的业务行为，运用利率市场化，优化组合资源，显现银行业的社会服务责任，切实引导影子金融活动。
3、有序探索县域金融企业法人的综合、“非并表”核算和综合金融业务。支持县域法人金融企业“分业经营、兼职”，将现代金融各项业务及信息，通过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引导到农村地区，降低专业经营的成本与“三农”需求的脱节矛盾。金融机构开展的业务信息、签署的合同、开展业务的权责利，可由达到监管三级以上金融机构全面保险、证券、基金等专营机构的业务，避免分散明确影响效率。金融机构要对同业自律组织报备相应的资料和信息，接受“一行三会”的适时核查，适时核查的信息需要对上级的“一行三会”联席办公室抄送。银行业机构与证券、保险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业务，需要通过远程专门技术联结，并建立彼此的业务机制，相关客户的信息需要与中央银行的征信系统联结，确保业务的规范、真实、可靠、安全与权责界限清晰。确保审慎开办各项金融业务，将适当的金融业务、金融品种服务或出售与得当的金融消费者，有条件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适宜的产品服务。对于业务的风险度、防范措施和发展趋势，需对金融同业自律机构报备，确保同业不受区域性、系统性的风险传导。对于不具有法人地位的县域银行业机构，只能在其上级的授权与同意合作的协议框架与风险保障前提下，对金融业机构开展定向业务，并将业务的信息与县域同业和政府相关的部门共享。
4、适应县域建设小康及“四化”的普惠金融需求，开创中长期筹集融资的机制。县域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不只是需要短期流动性资金，还需要中长期资金支持，需要综合性、多样化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金融服务。证券行业需要将直接融资引导到县域，增强中长期直接融资的比重。政策性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要结合政策性的取向与中长期投资的功能，推进县域“四化”发展所需的基础性、中长期的信贷服务。国有大型银行的县级支行需要针对县域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金融发展需求，开发新的理财业务、增大授信力度、改善间接融资的流程、推进创新服务，切实为公司类和规模化的项目予以融资资金。农村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需要遵循普惠金融服务，努力扩大业务的覆盖面，增强服务的渗透力，重点围绕“三农”及“四化”的短期、小额的流动性需求，予以简洁、高效、有序和普惠服务。运用贷款利率市场化与交易的自愿化，优化组合短、中、长融通资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和商业保险、财政政策的优化组合，切实开展好对县域的金融综合性、多样化业务服务，确保金融与经济的共赢。确保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在县域的全面发展，缓解县域的融资难、融资贵、渠道窄等问题。
5、增设县级金融业自律机构，规范同业经营行为，激励普惠金融。宜在县域设置有银监、中央银行、金融办、各金融机构联动的金融同业自律组织，承担行业自律功能，反映行业经营与服务的信息与问题，开展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与教育和权益保障。县域金融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在上级“一行三会”的指导帮助下，搞好基础金融环境的构建与维护，开展同业行为自律，规范经营与经纪行为，开展对兄弟金融业协会的联系与信息沟通，维护金融消费者和金融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开办好本自律组织的对外宣传与舆论引导。及时沟通金融运行与服务情况，协助县级党政开展好县域的金融基础服务、金融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县级金融同业自律组织应向中央银行、银监、证监和保监部门提供相应的信息，协助“一行三会”行使在县域的公共金融基础服务，改善县域的金融消费环境，引导金融业务供给与消费，成为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之间、监管部门和党政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6、创建适应县域金融供求的良好环境，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基于利率市场化和社会财富的日益证券化，县域金融供求的形式、工具、途径和秩序维护发生深刻的变化。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与渗透增强，“影子金融”体系和民间借贷会持续发展，传统的“高利贷”难以界定。这方面的影响与正规金融服务综合成本、创新能力，考验着“一行三会”和金融业的服务创新、机制创新与工具创新。金融消费的透明化、清晰化，需要正规金融机构予以引导并改进方式，对各种形式的“影子金融”活动予以应有的警惕与关注。通过行为自律、保持与熟知的客户交往、从维护全行业的安全与正常的服务秩序出发，切实与“影子金融”活动保持距离，显现出金融服务机构应有的维护稳定、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社会责任。通过对金融消费者的法规、政策、知识、技能的传输，通过提升金融服务的有效性、丰富性、多样性，努力提高金融消费者的公开、公平、公正分享现代金融正规服务，避免“影子金融”体系对金融业的传输与风险转移。宣传群众、争取群众、动员群众通过合法的、规范的、安全的途径消费金融及服务，避免成为非法金融的参与者和推波助澜者。通过构建投诉与举报奖励机制，引导公众防范金融诈骗、乱集资及不法金融交易。通过改善县域金融服务与消费环境，努力提升县域正规金融服务质量，压缩不法金融活动的生存空间。金融机构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行为关注，不对非法金融行为及活动提供服务，自觉维护并构建良好的金融服务生态。
7、发挥中央银行县级支行的功能，“县域先行”运用征信系统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对金融消费的违约者予以有效抑制。县域人民银行职责与任务清晰，技术与手段先进，传统的功能与作用清晰，是“一行三会”在县域联系金融消费者面最广、最直接、也最具体的部门。特别是贷款证办理、征信建设与信息更新、信用卡、现金、汇兑与结算管理，均涉及对公众的基础性公共性金融服务。在“三会”机构及其监管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人民银行有条件、有义务、有责任配合党政及金融机构，共建县域良好的金融业态，并发挥征信系统的服务功能，为金融机构及其服务的创新，开辟良好的市场环境与诚信环境。人民银行需要通过金融自律组织的作用发挥，为金融机构、为党政、为金融消费者、为“三会”、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有效的、及时的征信信息，货币政策信息与金融运行服务动态，确保各有关方面善待金融、善用金融，共同维护金融及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县域金融稳健运行。
8、适度扩大和丰富县域金融机构法人企业的业务功能，引导其增强普惠业务覆盖能力。县域金融法人企业，不宜打造成为纯粹“分业经营”的平台，需要增强其服务功能，健全其业务机制，完善其业务品种，探索“金融百货店”，发挥其本地性、法人性和特有的治理优势，为社区、为居民、为小微型企业提供本业的经营类服务，通过与协作开办好其他金融企业的业务。通过县域法人机构的平台，将各项金融业务引导到县、服务到乡、联系到村，送服务到户。县域法人金融机构，需要构建覆盖城乡的物理业务网点，布放简易金融支付机具于社区、村组的可信赖的专业合作社或乡村小商店。建立相应的金融电子设备的维护机制，确定专门人员提供巡回技术与业务指导和监督服务。积极拓展本单位的简易金融支付技术，拓展信用卡业务，引导具备条件的农户、在乡的非农户熟练运用互联网或简易金融支付工具。同时打造各项基础性金融业务的员工队伍，提升对金融消费者的顾问、咨询与适当的业务服务。不宜将这类机构打造为专营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经营机构，确保其业务的简洁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满足“三农”和社区群众的多样化需求。
9、对县域金融服务明确就地、就近服务的存贷比例。有关部门需要出台对国有控股的大型银行、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的县域机构，实施本地信贷服务的最低规定。确保大型银行将县域组织的存款，至少有40%用于本县的“三农”、中小企业和相应的符合市场化的企业与项目。并优化配置好期限、利率与工具，避免县域资金持续流失，影响县域的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对于金融机构在县域开展的融资，特别是在省定、国定贫困县开办的服务，应予以必要的奖励与税收优惠扶持，激励金融机构开展对县域的金融资产业务的发展。
10、防范区域性风险，规范引导民间借贷和“影子金融”，扼制非法金融行为。贷款利率市场化、网络银行与互联网技术，更加快捷地改变着传统金融服务的路径、方式和业务模型，既是机遇，也隐含风险。对民间借贷以必要的宽容，更需要切实扼制与治理地下金融，积极发展信贷专营机构，规范引导互联网金融，切实打击非法集资和非法金融行为。地下金融的避税与非透明化，容易引发债务链条中断后的系列风险，影响社会的稳定正常金融。在开启引导民间资金投资金融机构、委托金融理财、开展小额信贷和民营银行的同时，需要治理影子金融与不法金融活动。保障正规金融服务的高效、合法、有序，以其极大的丰富业务，适应市场主体的需求，成为引导“影子金融”的重要载体。据此抑制“影子金融”活动在县域的扩散，避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县域出现。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普惠金融;监测指标设计;国际经验;藏区实践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5）-0057-07
为掌握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状况，向各国政策制定者提供普惠金融数据支持，世界银行于2011年启动了金融普惠专题调查，2012年4月了首份全球金融普惠指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于2012年开展了金融可得性调查（FAS），设计了国际领域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使用方面的可比性基本指标。中国在普惠金融指标监测方面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相应的数据，但尚未建立起本国独立的普惠金融监测指标体系。本文通过分析世行金融普惠指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可得性调查的主要维度、数据来源，尝试将这些指标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际普惠金融发展相结合，旨在探索设计适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
一、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设计的国际经验
世界银行于2011年启动了涉及148个经济体、约15万成年人（15岁以上）的金融普惠专题调查，形成了一个包括7大维度47个指标的公共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关于正规金融机构储蓄和信贷账户的数据每年更新一次，整个数据库指标每3年更新一次。该数据库的具体指标详见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可得性调查（FAS）包含了国际范围内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使用方面的可比基本指标。FAS数据库目前包含了189个地区（包括G20国家）2004-2012年近9年的全部数据。主要指标详见表2。
（一）世行与货币基金组织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的共同点
两套指标关注的目标大体相同。储蓄方面，两套指标体系共同关注了所有成年人中拥有正规金融机构账户的比率。信贷方面，世行关注了调查人群中从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信贷支持的比率，货币基金组织关注了每1000个成年人拥有的商业银行个人贷款账户数。支付环境方面，世行关注了正规账户的可获得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关注了金融机构数、分支机构数和ATM机的数量。由此可见，虽然具体指标设置有所不同，但两套系统关注的领域主要体现在居民的储蓄、信贷以及支付环境方面。
（二）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的区别
数据来源。世行数据来自于2011年随机抽取的，生活在148个经济体、年龄在15岁以上的15万名受访者。最终通过对这些受访者进行采访调查取得数据。整个采访调查和数据整理工作是由美国盖勒普（Gallup）公司结合其年度盖勒普民意调查完成。盖勒普民意调查自2005年以来每年是在157个经济体中进行的，其中每个经济体随机抽取近1000人的样本。调查使用各个被调查经济体的官方语言，当被调查经济体的电话覆盖率低于80%时，调查采取面对面方式开展，电话覆盖率高于80%时，使用电话调查。一般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的调查工作在2-4周内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可获得性调查（FAS）数据是由该组织统计部门汇总，的数据由参与该项调查的国家提供（中国也提供了相应数据），各个提供数据的国家对本国数据和元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指标层次。世行的指标体系是针对个人、家庭等微观层面的抽样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标体系主要体现各经济体各类金融机构针对个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宏观总量数据，例如：各类金融机构的总部机构数、分支机构数、ATM机的设置总数、各个经济体的存贷款余额、投保人和受益人的总资产、存贷款账户总数、保险单数等。
指标内容。指标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不同：一是世行的数据指标主要反映金融服务的需求方，即普惠金融体系的受惠方，体现了各年龄段、性别、文化程度的抽样成年人中拥有正规金融机构账户数的比率、每月的存取款次数、存取款方式、存贷款目的、购买健康保险的情况等。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主要关注普惠金融体系的供给方，即各类金融机构的指标数据，如机构总数、分支机构数、ATM机数以及各类存贷款账户数、保单数、存贷款余额等。二是与世行数据不同，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不仅关注了个人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同时也关注了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情况。三是相对于世行使用数据百分比相对数据，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是各个国家的总量绝对数据。
二、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指标国际经验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分析
设计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指标时既应充分吸收国际组织的实践成果，也应考虑到本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阶段性，在保持指标体系相对完备性和战略匹配性的同时，应重点突出金融发展的优先性指标以及行业、区域、城乡等中、宏观指标。
（一）数据获取方式适用性分析
1、数据调查主体。世行主要依托数据调研机构通过电话采访模式，收集并整理数据。由于我国现有的较为权威的调查公司普遍只专精于某一个特定产品或者市场领域，还没有发展起成熟的民意调查机构，采用世行数据调查模式的主体条件尚不具备。
2、数据调查对象。以青海省藏区为例，该地区的电话普及率相对较低，因此不宜采取电话调查的方式，而该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占比较大，与之沟通需要使用其本民族的语言，加之农牧民居住分散、有的农牧民仍保留游牧生活方式，对其进行面对面调查也具有一定的障碍。因此，经济欠发达地区调查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在该地区采用世行数据调查模式存在困难。
3、数据调查环境。由于存贷款交易信息、存贷款的目的等多属于个人隐私信息，在目前我国尚不存在权威数据调查公司、数据调查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居民甚至大城市居民很难通过电话或面对面问卷方式将个人的存贷款交易相关信息告知他人，这也给采用世行数据采集模式带来障碍。
（二）数据维度适用性分析
基于对数据获取方式的分析，可以得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使用世行数据采集模式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对数据维度的适用性分析主要基于货币基金组织指标体系。
1、支付环境指标适用性分析
经济欠发达地区支付环境改善的制约因素分析。目前制约经济欠发达地区支付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机构分布和支付工具普及水平严重不平衡。从当前青海藏区的支付环境实际看，省内靠近东部的城市和农业区，金融基础设施资源较为集中，偏远高海拔地区银行网点数量少，居民可以选择的金融服务有限。截至2014年4月，青海省399个乡镇中，仍有153个乡镇无金融机构物理网点（其中75%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金融机构无法开展支付、信贷等基础金融服务，有些乡镇距离最近的金融机构网点接近100公里，农牧民办理简单的存取款业务都需要耗费较高的成本，不能方便地领取国家支持“三农”的各项补贴，难以充分享受到金融发展的成果，制约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1）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支付环境主要做法
一是推广“银行卡+POS机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模式。即在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成本过高的地方，通过政策引导，将零售机构作为金融服务的渠道。截至2014年4月，青海省依托乡镇供销社的模式，共设立了733个“银行卡+POS机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业务涵盖取款、查询、汇款等基础金融服务，填补了64个乡镇的基础金融服务空白，累计交易金额突破一亿元。
二是采用流动金融服务车模式提供金融服务。鼓励偏远地区农信社在分析乡镇居民金融服务需求的基础上，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在临近的乡镇开展流动金融服务车服务，采用定时定点的业务办理模式用最少的成本，最大范围的满足了偏远地区的基础金融服务。
三是推广手机支付业务。通过技术创新与移动支付等方式，实现了非现金支付方式在农村牧区多样化应用，解决青海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地域广、人口分散，物理网点金融服务较难开展的难题。例如：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借助贴膜卡技术实现手机支付;通过手机短信，在偏远地区借助商户实现手机取款业务等。
（2）国际现有支付环境指标反映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践的不足
一是金融机构和分支机构数无法反映支付环境发展不平衡问题改善的情况。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标体系中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数指标只能反映机构总数的增加，如果在城市和人口密度较大地区设立的金融机构数不断增加，偏远金融服务空白地区金融机构数不变，该指标仍会呈增长态势，但对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却效果不显著。
二是ATM机数无法反映当前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发挥较大作用的助农取款点、流动金融服务车、手机支付服务等业务。普惠金融支付服务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使用金融服务，也绝不意味着金融服务的供给者在决定提供服务时不顾成本和风险。以青海藏区为例，较之设立金融机构自助网点或ATM机，推广助农取款点、流动金融服务车、手机支付等适合其游牧生活方式、有针对性的“点对点”基础金融服务对发展普惠金融更加有意义，因此仅统计ATM机数无法全面反映经济欠发达地区支付环境改善情况。
2、信贷指标适用性分析
（1）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信贷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是贷款投向日趋“非农化”和“城市化”，一般农户贷款信贷需求难以满足。
二是利率定价机制在商业化目标前严重失衡，一些农信社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广大农牧民需承受较高的融资成本。
三是新设立普惠金融机构初始规模太小、要素缺失、机制不全，其普惠金融功能难以发挥。银监会调整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青海农牧区作为试点陆续成立了乐都兴乐农村资金互助社、大通开元村镇银行、玉树称多富民农村互助社3家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但近年来因为严重超负荷经营，这些新设机构已被银监部门责令停贷，新型普惠金融萌芽呈现较大风险。
四是金融机构经营模式单一，缺乏产品设计和营销策划。以青海农信社提供的小额信贷为例，其贷款金额大多控制在2000元-5000元，仅能解决农牧民春耕生产购买种子、化肥等部分生产资料的支出，对发展高效、特色产业及农产品加工等项目所需的大额、中长期资金不能有效供给。
（2）目前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信贷的主要做法
一是2012年由青海省政府、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人行西宁中支三方签署《借助银行间市场助推青海省经济发展备忘录》，推动青海省50亿元保障房私募债发行，该资金支持全省621.22万O保障房建设，惠及12.76万户中低收入家庭。
二是创新林权质押、草场流转经营权贷款、“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培训+信用社区”等金融产品14项，由此产出的贷款量超过120亿元。
三是促成青海省政府出台了发挥财政资金对普惠金融的引导撬动作用若干政策措施，包括：对有财政资金投入的产业扶贫项目，由财政资金提供贷款贴息;省财政出资为小微企业、“三农三牧”、扶贫开发等贷款提供担保和代偿损失;省财政每年安排5000万元作为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民生金融服务、银行普惠贷款增长和金融生态环境改善等。
（3）国际现有普惠信贷指标反映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践的不足
归纳货币基金组织普惠信贷的指标，主要包括了各类金融机构的借款人数、借款账户数、贷款余额，这些指标反映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信贷的不足表现在：
一是普惠金融主体即金融机构种类不适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实践。基金组织指标中关注的其他存款机构、商业银行、信贷互助会、金融公司、存款型微型金融机构等是按照美国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特点进行分类的，其中部分种类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很多与推动普惠信贷无关，大部分机构类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根本不存在，因此在研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指标时，需对机构类型做出必要的调整。
二是信贷投放的地区不平衡无法通过现有指标体现。信贷总量的增长有时仅是由信贷资金集中流向大企业造成，并不能直接反映普惠信贷的情况和信贷配给问题的解决。
三是指标中没有体现旨在推动普惠信贷的各类金融创新工具。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工具的创新对于解决信贷配给问题，实现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指标体系则无法反映这一内容。
四是财政资金对普惠金融的引导撬动作用没有体现在现有指标中。由于青海省普惠金融最重要的受益对象之一是藏区农牧民群众，而他们的信贷需求通常表现出小规模、长周期、高风险的特点，这恰恰与提供信贷供给的金融机构强调的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原则不对称，因此一定的财政支持对于撬动普惠金融发展是必要且必须的，这一因素的体现需要对现有指标体系进行扩充。
三、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
（一）对普惠金融发展监测体系国际经验的主要调整
1、金融机构分类调整。突出了对推动普惠金融贡献较大的金融机构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设立较普遍的机构类型。将金融机构划分为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和其他金融机构。
2、增加反映支付、存贷款业务开展地区差异的指标。针对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各类金融服务地区差异问题，增加各市、州、地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数方差，无金融机构乡镇数，各市、州、地储户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方差，各市、州、地存款余额占本地GDP比例方差，各市、州、地借款人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方差，各市、州、地贷款余额占本地GDP比例方差6个指标，跟踪各类金融服务地区差异的改善变化情况。
3、补充5个分项指标内容。增加助农取款点、流动金融服务车、手机支付、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金融工具、财政撬动普惠金融发展措施等5方面内容的统计指标。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监测数据维度、分项和指标设计
本文设计指标体系中的基础数据主要依靠各金融监管机构、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的货币信贷、调查统计、支付结算、征信管理部门，以及各金融机构提供，同时需要应用简单的统计应用程序计算方差、各类比率等数据，具体数据设计见下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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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ief Analysis on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in Economic Underdeveloped Areas
――Based on the Study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in Qinghai Tibetan Areas
HANG Yongquan YE Xiaodong XU Yan
（Xining Provincial Sub-branch PBC， Xining Qinghai 810001）
Abstract：The World Bank launched a special survey on the inclusive finance in 2011.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lso carried out the financial availability survey （FAS） in 2012， and designed the comparable basic indicato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field. At present， in China the monitoring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Based on translating and studying the materials about the monitoring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o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in Qinghai province which is less develope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index in the less developed areas in China， adjusts the existing index system focusing on exploring and designing the monitoring index system which adapt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e in economic underdeveloped areas.
银行普惠金融工作总结篇8
阻碍云南普惠金融发展的路障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非生产性借贷、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四个特征，云南也不例外。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94%，在地理资本短缺的地区生活的农户，多年来生活水平基本没改变，存在空间上的金融排斥。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截至2016年末，129个县中有88个贫困县，4700万人口中有574万人是贫困人口，民族和贫困地区普遍存在因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缺失和市场失灵，导致金融资源不能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需要服务的农户，进而因农户的金融资源非常匮乏，降低了这些农户对金融的认知能力，陷入行为上被金融排斥。
从金融机构视角看，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经营商业性和普惠金融政策性比较难平衡。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主要通过净利润指标来实现，因此追逐利润是其本性。然而，普惠金融要求既要体现“普”――普通农户要能容易获得金融服务，又要体现“惠”――农户能以负担得起的成本获得服务。理论上讲，农户人均收入比城市低，贷款利率和金融服务价格应比城市低，应具有一定“社会福利”的性质。其次，农村普惠金融投入产出效益不如城市大。由于农村贷款风险大，农户贷款金额单笔相对较小，贷款损失发生的概率比城市高。其他综合金融服务因地理分散，人口密度不如城市大，经营成本比城市高，如果城市还有市场增长机会，从机会成本角度看，金融机构宁愿在城市开展金融业务。
虽然在农村开展普惠金融有这么多路障，然而在云南的农村普惠金融业务还是发展得风生水起，除了政府扶持普惠金融发展和“三个不低于”的硬性考核外，还有哪些可以探寻的解释呢？本文依据2016年10月～2017年1月在云南昆明、昭通、曲靖、文山和大理的金融机构调研的资料和数据，希望从实践调研中来回答这个问题，以期为普惠金融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借鉴。
云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描述
经过对云南部分地区进行实际调研，将云南现阶段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汇总描述如下。
涉农贷款总额和行政村金融覆盖率
2016年末，全省涉农贷款总额共有8006亿元，同比增长率12%，增长率高出云南各项贷款同比增幅1.7个百分点；至2016年9月末，全省14262个行政村已经有13312个行政村实现基础金融服务覆盖，覆盖率为93.3%。
农村普惠金融需求
通过抽样调查问卷统计，在农村最需要的普惠金融主要分为三类：支付结算、理财和保险等综合金融服务，贷款，金融知识教育。
随着云南农村通讯宽带“村村通”、2017年底前完成通往所有行政村的道路硬工程和每年推进100万人口脱贫攻坚工作等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对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增加。
农村普惠金融主要供给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在原有征信已经有贷款和信用卡授信记录基础上，目前又增加了通讯欠费记录、公用事业欠费等信息。拓展支付结算平台，大力推进农户开立银行账户工作。例如，人行通过与公安部门、人社厅协调，让农信社在开立农村金融社保卡时，可以直接从公安派出所获取农户的信息，利用此渠道为农户开立了农村金融社保卡1234.48万张，帮助全省41.5%的农村人口解决了账户问题，为网络支付、移动支付奠基了坚实基础；牵头多家金融机构解决农户在乡村支取小额现金困难，在行政村或大的自然村建立了约1.9万个惠农支付点，方便了农户小额取现、汇款、缴费和购物消费等需要。
银监局。建立普惠金融统计指标，将小微企业贷款“三个不低于”、涉农信贷投放持续增长、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建档立卡贫困户信贷投入等指标纳入金融机构考核体系，引导金融机构资源向普惠金融配置。
中国农业银行。依托全省600多个网点，力推“金穗惠农通”工程和金融精准扶贫工程，大力支持高原特色农业、农业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电子机具在乡（镇）、行政村的覆盖率分别为90%、67%，了200多项涉农业务。
农信社。依托2375个营业网点，至2016年末，共发放“三农”贷款2980亿元、占全部贷款的65.5%。在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贡献上，布置自助设备13666台，覆盖所有乡（镇）；设立惠农支付点13782个，覆盖了72%的行政村，发卡量、收单量和卡交易量在全省所有金融C构中均名列第一；推广农村客户贷款提前授信，需要贷款时可直接刷为农村定制的“金碧惠农卡”“惠民卡”和“惠商卡”；发放“贷免扶补”创业小额担保贷款53.8亿元。
邮储银行。依托700多个营业网点、1700多个汇兑网点，2016年农村小额贷款累计新增额、增幅两项指标在邮储银行系统内均为全国第一，积极开展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房财产权和林权抵押贷款，以及其他农村综合金融服务。保险公司。39家保险机构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保险支农和保险扶贫工作，开展芒果、苹果等30项农业保险。针对咖啡、白芸豆、魔芋、山药等进行了价格指数保险。
政府财政部门。开展了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以奖代补普惠金融专项支持工作，例如会泽县颁布，若企业签订“扶贫投资协议”，且带动30户（含）以上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企业可申请金额在1000万元（含）以内、期限为1～3年的扶贫优惠利率贷款；若承贷金融机构发放年度计划规模扶贫小额信贷发生呆账损失，财政将从政府设立的风险基金中进行全额代偿。
总之，经过数年的努力，农村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越来越广，不仅包括贫困人群，还包括一般农户、小微企业、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等；服务渠道从最初的金融机构柜台、“背包银行”扩展到柜台、代办点、手机APP、电脑终端、POS终端、自助终端等线上线下并举的多渠道服务局面；服务内容从起始的小额扶贫贷款扩大到存款、汇款、支付、保险和投资理财等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
调研资料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探索性的质化研究方法，通过对收集到的一手、二手资料和数据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归纳以构建破解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理论。
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
开放性编码的目的是围绕持续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影响因素提炼范畴。在此阶段，共提炼出10个范畴：机会察觉、发展普惠金融动力、企业能力、高管观念转换、市场机制、商业模式创新、独特性、互惠共赢、履行社会责任和“支农+支小+支弱”。
主轴编码的目的就是按照质性研究典范模式，绕研究主题――普惠金融持续发展之道，最终找出核心范畴。经过分析发现，商业模式创新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范畴。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发现扼要说明现象的故事线。通过与已有的理论不断对比，发现故事线：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金融机构存在未利用的资源，农村市场的增长，高管层价值创造的洞见等构成金融机构开展农村普惠的察觉；相应地，产生发展普惠的动力，主要包括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考核、利润驱动、学习效应和高管层为体现发展普惠金融的政治绩效等；在动力的作用下，金融机构有意识地培育发展普惠金融能力，包括风险管理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开放创新能力。一旦具备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能力，金融机构就会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实施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战略，并有可能获得持续发展。依据故事线，本文构建出农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模型，如图1所示。
研究发现
当前探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之道的主要视角有三个：（1）商业可持续视角。该理论认为，普惠金融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利润可赚，否则就不可持续。该理论的价值是要关注业务量、收入、成本和“三项费用”等指标。（2）交易视角。该其理论价值是要进行以提高运行效率为目标的业务流程再造，以及重新设计机构交易内容和交易机制。（3）价值观视角。该理论认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具有获取利润的价值、支小和支贫的社会责任等多个相互矛盾的价值目标。本文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观察隐藏在农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背后的实现条件、基本途径。经过分析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高管层观念转变对于普惠金融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即高管由过去只重视发展高净值客户的理念向高净值客户和普惠金融服务对象二者并重转变。如果高管层经常强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必然会引导企业资源向普惠金融配置，同时在比较大的范围内会影响员工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跟随转变。高管层对发展普惠金融的思维方式、思想认识决定了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力度。
察觉是开展普惠金融的触发点。当金融机构高管察觉到农村客户价值，且他们所在的组织有资源支撑，另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又非常重视，一般会选择进入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领域。比如，人行在支付结算方面有先天优势，农行、农信社和邮储银行有渠道优势，所以分别在支付环节、渠道两方面发力发展普惠金融。
动力源推动普惠金融业务落地。除了政府和监管部门要求必须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外部动力外，部分金融机构是因在农村有广大的网点布局和各种终端投放，巨大的固定成本存在，迫使其扩大普惠金融业务以实现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部分金融机构因深耕于农村多年，对农户比较了解，能设计出农户欢迎的产品，因业务做得越多越有经验的学习效应提升了服务效率。另外，在农村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几大主力机构，如农行、信用社和邮储银行等，都是国有股权占比较大，高管都是党委组织部门任命，为体现政治业绩也促使其发展普惠金融业务。
能力是支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被调研机构大都认为，在众多能力中，新产品开发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组织创新能力最为重要。农村客户群体和城市客户群体不一样，如何实现金融产品交易是农村普惠金融的核心。为了实现交易，必然要让产品引起农村客户的关注，这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信息（渠道）将农村客户导流向产品。成功的产品在设计时必须从农村客户人性的本质出发，设计出能有高频交易的产品；在渠道环节，通过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做到精制投放；在交易环节，设计出能让农村客户享受友好的场景体验来促成交易，体现真正为农村客户便捷着想的思想。普惠金融搞得好不好，最核心的体现在农户能否获得所需要的贷款，这要求有较强的风控能力，由于农村特质与城市不一样，不能单靠大数据分析，必须投入大量的员工做贷前、贷中和贷后风控管理。组织创新能力是机制创新的重要体现，如邮储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既有利于真正开展差异化经营，又有利于配置人财物资源，增强普惠金融业务活力。
发展普惠金融，政府的推动和补贴固然很重要，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为重要。市场机制通过竞争机制来促使金融机构自觉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因而，政府在制定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时，应该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利率、再贷款、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制度设计，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金融机构有动力提供农村普惠金融服务。
农村普惠金融持续发展实现的方式
商业模式创新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负有重要的使命，依据是否引入第三方（第三方合作伙伴分摊产品或服务成本，或第三方关联客户参与支付价格）买单，将商业模式创新分为渐进式和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即在农村普惠金融商业模式发展中没有引入第三方，而只是对原有各业务模块进行创新，称为渐进式商业模式创新；将商业模式中引入第三方为金融机构分担金融服务提供成本或者为农村客户支付价格的商业模式称为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
采用渐进式的商业模式创新，关键路径是要突出独特性。在访谈中发现，部分金融机构退出农村市场的原因除了其不了解农村外，关键是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其他金融机构同质，没有独特性。那么如何能走出特色之路呢？
独特的定价模式。由于渐进式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在原有的商业模式中部分增补、组合和拓展，因此，除了对手没有的产品或服务可以定高价外，其他产品定价只能将竞争对手作为参照对象，价格不能高于同行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包括折扣、补贴、分期付款、付款期限、信用条款等组成不同的价格组合策略。
独特的运营模式。不能将城市推行的产品或服务照搬到农村，而是要突破城市经营业务的思维，设计符合农村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按照农村客户的多样性需求联结成一个整体，将一系列能给农村客户提供价值的要素打包，降低总体成本，解决原有农村客户购买力约束。同时，可以在支撑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企业文化、价值链的关键点等方面嵌入自己的特色，让竞争者无法模仿而锁定客户，获得持久的利润。独特的营销模式。主要围绕“3P+STP”（3P指产品、渠道和促销；STP指细分市场、目标客户和定位）来展示金融机构的独特营销模式。在产品或服务上，按照时间、空间和地域三维度，对品牌、品种、功能、设计、服务等进行不同产品组合；在渠道上，采用不同的渠道组合，包括线上、线下、分销渠道等；在促销上，采用不同的促销组合，包括广告、事件、人员、优惠、公共关系等促销；在细分市场上，同时关注现有和潜在市场需求，不但考虑需求拉动，还要考虑通过产品推动农村客户购买；在目标市场上，对关键顾客和被金融排斥的边缘农户给予同样重视；在定位上，将农村客户的问题作为客户识别的起点，并以提供解决客户问题的功能为终点，客户所遇到的问题是客户需求的分析单位。
渐进式的商业模式创新，本质上仍然是竞争导向的经营模式，金融机构要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商业的可持续发展，约束是收入要大于成本，且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净利润率不能低于在城市经营的业务。农村普惠金融收入（业务量）和成本的来源取决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如果农村市场接近完全竞争的状态，服务价格就得降低，定价空间和净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金融机构越受损，客户越得益；如果农村市场的垄断力越强，产出就低，服务价格就高，金融机构定价空间和净利润空间越大，农村客户越受损。然而，在农村普惠金融市场上，多数情况下只有农信社、邮蓄和小贷公司等少量机构，属于垄断竞争市场，在这种竞争的态势下，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提供量一般达不到农村客户需求的均衡量，且产品或服务价格偏高，农村客户利益受损，这与普惠金融要求的服务可获得性相矛盾，结果是农村普惠金融市场不能做大。
采用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关键路径是要能引入第三方来承担成本或支付价格。颠覆性的农村普惠商业模式与渐进性商业模式的不同之处是，金融机构采用生态网络思维拓展农村普惠金融业务，不仅局限于在金融机构和农村客户之间发展业务，而是引入关联网络价值量足够大的第三方合作伙伴（为金融企业承担提品或服务的成本）和第三方关联客户（为农村客户买单）。在颠覆性的农村普惠金融商业模式创新中，为什么第三方合作伙伴愿意参与买单呢？
首先，合作会产生战略利益，合作存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例如，农行在火腿之乡宣威向养猪农户发放贷款时，由于农户没有抵押物，大面积发放贷款困难，第三方宣威市鹏跃科技饲料公司因为考虑到养猪户对其销售饲料和仔猪有战略利益，愿意为农户作贷款担保，饲料公司因担保联结，直接向农户销售饲料和仔猪，解决了产品销售市场问题，农行通过供应链金融解决了农户贷款问题。（见图2）
其次，资源整合能提高效率。通过分工合作或者资源之间优劣势互补或同类资源的不同效率的替代，引入分工、互补或替代的第三关联方，能节省交易成本，获得资源整合收益。例如，政府发放低保补贴、玉米补贴等，通过金融机构的网络渠道来，降低发放成本和农户取款成本，沉淀资金形成存款，为金融机构增加了收益。
最后，发掘金融产品的潜在功能引入第三方买单。例如，通过对终端的适当改造，普通银行卡增加了坐地铁、坐公共汽车、通过高速公路ETC的刷卡功能，银行引入第三方（地铁公司、公交公司、高速公路投资公司）为其发卡买单，第三方解决了客户付款金额小又高频的麻烦。这样，金融机构通过跨行业合作，创造和交易了网络价值，实现了多方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