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分认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要意义
当前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区域经济文化高地的关键时期。国际国内经济深度调整和深刻变化,迫切要求全市上下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大改革的力度,破除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推动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按照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建设“区域新兴产业高地、区域物流服务高地、区域生态宜居高地、区域文化发展高地、区域科技人才高地”的目标要求,从制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入手,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努力在“扩大总量提质增效、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型城市建设、绿色建设、一体化发展和加强社会建设”等六个方面实现重大进展。
二、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要求
把保持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着力完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把完善政府调控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结合起来,着力激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与活力;把推进社会建设与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结合起来,着力健全改善民生的保障机制;把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着力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把加快国内发展与提升开放水平结合起来,着力形成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二)目标任务
1.破除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见》(德发〔2010〕18号),变革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由原来的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管理体制向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转变;变革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原来分散居住向集中居住转变,由分散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变革农村社会管理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由政府单向投入城市向城乡全覆盖转变,社会福利制度由城乡不均衡向城乡均等转变,户籍管理由城乡二元管理向城乡一体化管理转变。(市农办、发改委负责)2.加大支持力度,完善扶持“三农”政策体系。在继续贯彻“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进一步完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机制的同时,鼓励城市资本下乡进行合村建区和发展现代农业、服务业以及适宜于农村发展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并带动人才、技术和管理理念下乡。继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动省市两级财力下沉,努力推动全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引导金融服务和金融机构向农村延伸。鼓励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积极发展面向“三农”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支持和引导发展以专业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土地股份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市农办、农业局、发改委、财政局、金融办负责)3.明晰农村产权,保护农民权益。逐步解决农村集体产权虚置问题,加紧对农村土地承包权等各类产权进行确权、登记和颁证,允许农村产权通过转让、租赁、入股、抵押等形式实现自由流动和取得财产性收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能够折股量化的尽量落实到人。搞好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和产权交易服务组织建设,配套建立产权价值评估机制和市场交易规则,尽快形成完善的农村产权流转体系。继续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林权有偿转让和流转。进一步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和农村水利体制改革,探索推进农村小型水利设施产权多元化改革。(市农办、发改委、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负责)4.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资本化。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转让、入股、出租、抵押、融资等多种物权化实现形式,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和市场化。在不改变农用地性质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城市工商企业通过租赁、入股、接受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等形式到农村进行土地开发和经营,用先进的经营理念来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深化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征地程序,探索科学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有偿取得和退出机制,加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力度,在旧村改造和村庄整合中节约的土地复垦为耕地,除留作农村集体经济社会发展用地以外的剩余部分,可置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置换所得收入,全部用作农民拆旧建新住房的补贴以及发展集体经济和集体公共事业。(市农业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负责)5.破除城镇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建立与加速城镇化相适应的体制与机制。积极探索培育大城市的路子、机制和研究撤县(市)建区问题,着力提高城市化发展的内在素质和战略竞争能力。加速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达到小城市标准的县要争取撤县建市,中心镇的发展目标定位应为小城市,功能定位应能承担县城和县级市的副中心职能,并赋予部分县级管理权限;布局上不能过多过散,每个县和县级市的中心镇数量应限定在1-2个以内。把农村社区的培育纳入城镇化体系之中,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意见》(鲁发〔2009〕23号)要求,人口目标规模要达到3000-10000人,基础设施与农村社区环境面貌建设的目标要求要达到小城镇的标准。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培植,深化房地产管理体制和市场调控模式改革,努力把房地产业做大作强。(市住建局、民政局负责)6.建立城镇化发展的促进机制,增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按照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和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的要求,在集中做大做强县城的同时,要建立农民和农村非农产业向中心镇与农村社区集中的促进机制。城乡统筹衔接的各类基础设施、各级财政安排的农村建设资金、各类公共服务及享受政府政策支持的市场化服务机构和设施的布局,都应向中心镇和农村社区倾斜,以增强对农民的吸引力,探索研究有利于城镇化发展的土地管理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民通过旧村改造和合村并建融入城市或向中心镇、农村社区集中。(市住建局、民政局、财政局负责)7.创新城镇社会管理,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在取消户籍二元化管理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专业人才、大中专毕业生、投资、经商、购房、进城务工人员的落户政策,消除进城务工、落户、定居的体制性障碍;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中村体制转变,将在市(城)区建城区内的农村社区转化为城市社区,让该社区的无地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积极探索研究小产权房的落户政策和管理方法。通过多渠道引导农民变市民,吸引各方人才进城落户,膨胀城市(镇)人口。创造消费,扩大内需。结合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暂住户口登记制度、外来人口调控和服务管理机制,研究推行居住证制度。(市公安局负责)8.深化环保机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通过提高排污收费标准、限制产业进入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落后技术、高消耗、高污染产业、企业和项目的约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完善重点污染源和环境质量监测制度,推行总量减排、环境质量行政首长责任追究制度。开展重点流域、区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研究探索建立污染物排放激励约束机制和排污权指标分配管理体制,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市环保局、经信委、财政局、物价局负责)9.继续推进垄断行业和国有困难企业改革,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打破垄断行业市场准入限制,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垄断行业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和完善特许经营制度,对直接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行业,探索实行公开招标和特许经营制度。继续深化国有困难企业改革。推动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和布局调整,集中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全国影响力的大企业集团。(市经信委、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国土资源局负责)10.做大作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在市场准入、税收优惠、政策扶持、信贷支持、建设用地审批等各个方面,都要给予中小企业和非公经济以平等待遇,并研究制定通过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结合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从部分竞争性领域的退出,要允许和鼓励民营经济通过参股、控股和收购等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改造和重组,发展混合型经济。加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方式,培植一批规范化、担保能力强的担保机构,着力构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服务平台。搞好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作管理,扩大市级再担保公司资本金规模,尽快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努力破解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引导民营经济采用现代管理模式和现代企业制度,努力解决许多家族式企业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局、金融办、发改委负责)1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功能。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支持中央驻德银行机构改革发展;大力引进各类银行机构来我市设立分支机构;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推进农村商业银行试点工作;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继续加快县域分支机构设立步伐,深化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为下一步实现跨区经营奠定基础;深化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城市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股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重点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引导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大推动企业上市力度,扩大企业债券融资规模。支持发展各类融资担保机构,加快建设多元化投资的融资担保体系。积极稳妥地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加大扶持力度,着力解决发展中的政策性问题,促进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发展。(市金融办、人行、银监分局、发改委负责)12.加强自主创新体系建设,强化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技术支撑。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纳入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自主创新的投入引导机制、政策导向激励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建立技术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推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继续完善源头创新、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中介服务三类平台建设,健全支持创新型企业的投融资体制,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开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市科技局、经信委负责)13.改革外资外贸管理体制,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研究制定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指导意见,促进对外贸易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鼓励发展服务贸易,加快出台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建立健全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壁垒应对机制、应急反应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研究探索能够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等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场所作用的体制与机制,提升特殊区域的服务功能和运营效益。加强跨区域口岸通关协作,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进一步明确开放的重点国家和地区,深化同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合作。推动开发区管理体制改革,再造开发区体制优势。进一步下放外资审批权限,简化和规范外资审批程序,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制定利用外资培植新型战略产业、高端高质高效产业和改组改造现有企业的政策措施。(市商务局、发改委、打私口岸办、海关负责)14.深化就业体制改革,扎实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促进城乡各类劳动者就业的扶持政策,继续推进以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和农民工为重点的就业帮扶工作。完善支持自主创业政策体系,搞好政策平台、项目展示平台、创业孵化平台和咨询服务平台建设,健全政策扶持、创业服务、创业培训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加强失业动态监测,建立失业预警和动态重点监控制度。(市人社局牵头、市就业和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配合)15.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继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积极消除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空白,重点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镇个体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工作。全面落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政策,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加快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与衔接,促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研究探索农民工在城镇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在农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机制。提高各项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医疗、失业、工伤保险要尽快实现市级统筹。研究制定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和新农合制度之间相互衔接的政策措施。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开展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探索建立低保标准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农村五保供养、临时救助和医疗救助制度,大力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改革住房保障制度,把提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住房保障的重要形式,研究将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和建立农村困难群体住房保障制度的问题。(市人社局、民政局、住建局负责)16.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投资管理科学化。根据国家出台的政府投资条例,研究我市加强政府投资管理的实施办法。进一步放宽对非公经济投资领域的限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根据省出台的企业投资核准备案办法和代建制管理办法,研究制定我市的相关管理办法。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加强对规划、计划、财税、价格、建设用地供给和政府采购等调控手段的统筹协调,形成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合力。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引导机制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促进机制,突破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健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市发改委、经信委负责)17.深化节能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全社会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建立健全能耗统计、检测、考核体系,完善节能统计、检测、考核办法,强化节能考核的一票否决制度。加强节能工作协调机制建设,强化各级、各部门的工作协调与沟通,提高对节能工作的统筹管理能力。进一步加强节能评估制度建设,强化对高耗能项目的源头控制。建立市级节能专项资金,并逐年增加,加强对节能项目、技术、产品推广等工作的支持。强化各级节能组织机构与节能管理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各项节能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节能长效工作机制。(市经信委牵头,市节能减排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配合)18.深化社会事业改革,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认真落实医改实施方案,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抓紧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着手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教育体制改革,制定并出台《全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深化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和办学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工作,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文化体制改革,要加大政府和社会资本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投入,深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继续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全面推进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领域,着力培育一批主业突出、辐射力强的大型文化企业。(市发改委、卫生局、教育局、文广新局、物价局负责)19.继续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推动面上改革不断深入。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鲁发〔2008〕19号)要求和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总体部署,抓好已批复试点工作方案的落实,并加强检查与考核,切实试出经验,抓出成效;搞好经验总结,为面上的改革提供借鉴;根据试点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相关的试点工作政策。(市改委牵头、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配合)
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任务贯彻落实
关键词:长沙社区;社区规划师
中图分类号:TU984.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14)01-0096-04
1、社区概念解析
社区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是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我国城市实行“市一行政区一街区一社区”的管理体系,市、行政区与街区属于政府辖区,代表政府行政行为;而社区是社会自治体,它们之间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城市规划中本来并没有社区的概念,但随着规划师对人类居住环境关注的宽度与深度的发展,及随着规划职业自身在理论及方法论上与相关学科的互补发展,社区的概念和理论被引借到城市规划中。但是社区概念在城市规划和社会学中还是存在一些区别(见表1),社会学中的社区(以自然意愿形成共同联系),是作为与社会(以理性意愿形成相互关系)相对立的概念进行研究的;在城市规划中,社区多数时候与城市、居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是城市某一特定区域内居住的人群及其所处空间的总和。
社区作为社会组成的单元,其本身具有相对完整的社会功能。同时由于社区中人口密度较高,人群活动相对集中,产生的冲突及其他问题也相对集中。因此,如果不从规划对象的社会根源切入研究、提出解决的方案,将很难真正解决问题。
2、设立社区规划师的意义
规划工作者通过深入社区调研,为深化公众参与,反映社区基层诉求,搭建规划管理部门和基层之间的沟通平台,能较好地促进社区居民对城市规划的参与程度,社区规划师可以作为“公众参与的倡导者”,更好的促进居民参与到社区规划中未,推进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进而破解社区发展的难点,研究社区经济发展计划,推进社区建设和转型。
3、经验借鉴
3.1 上海社区规划师
为改变目前社区规划管理中区规划局与街道、居委在组织体制上较难衔接的现状,2006年4月,虹口区正式建立社区规划专管员制度,在区规划局和社区(街道)两个层面设立了社区规划专管员队伍,区规划局和社区一般每个社区各指定设立了2名专管员,上下衔接,加强联系和沟通,突出社区管理互动,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区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规划管理框架。社区规划管理队伍的主要工作职责:
1)包括参加本社区范围内规划编制;
2)参加建设项目审批协调、竣工验收等批后管理;
3)提出社区规划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4)同时负责对所辖范围内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日常管理;
5)重点是确保社区各项公共利益在各层次规划管理实施中得到落实和保障。
3.2 深圳社区规划师
深圳宝安区作为“原关外”区域,至今仍密布着很多自然村转变而来的社区。发展多年来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伴随面临着社区工业园规划不合理,社区集体用地制度与现行规划冲突,市区重大项目落地难,影响社区转型发展等社区与城市规划矛盾的难题。
2010年8月18日,龙岗社区规划师工作室正式成立并举行挂牌仪式。让规划师进社区,目的是建立以社区规划师为基础平台的社区发展实施机制,加强社区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度。规划师进社区,主要为下类职责:
1)对于社区提出的问题及建议,社区规划师应予以及时回复;
2)社区规划师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社区现场踏勘,对法定图则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跟踪,记录社区的建设及规划实施情况,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
3)社区规划师每月至少一次走访社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形成书面材料;
4)社区规划师在走访基层的同时,进行相关规划宣传工作,每年至少一次在所在社区的学校,为学生上一次规划宣传教育课,至少给社区居民上一次规划宣传教育课。
3.3 经验总结
借鉴国内社区规划师的成功案例,推进社区发展,为保证社区规划的科学编制和实施,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将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方法。社区规划师是致力于社区管理、更新和复兴等事项的管理型规划人员,也是城市街道机构的政府规划师。社区规划师的职业目标是在不侵犯其他社区发展机遇,不妨碍城市整体长期利益的基础上,为本社区谋求长远利益和最大利益。除专业知识外,社区规划师还具备劝说、谈判、协调、综合等技能,发挥社会组织者的作用,以便能达成共识,创造有归属感、人情味和富有活力的社区。
4、长沙社区规划师试点背景与工作内容
4.1 背景
为建设和谐社区探索出新思路,从立足基层、现实出发,长沙市城乡规划局拟决定在天心区青园街道湘园社区开展“社区规划师”试点工作。以“社区规划师”为平台,扩大公众参与规划的广度和力度,实现自上而下的规划目标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诉求的有效衔接。以此为背景,天心区规划分局与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共同开展了湘园社区规划调研工作,并形成规划调研报告。
通过实地踏勘、座谈访谈、居民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深入调研了解社区现有建设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梳理社区目前的规划编制情况,总结社区规划实施情况,发现社区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科学合理的规划建议,促进社区更好的发展。
4.2 工作内容
试点社区所辖行政区的规划分局,组织与协调“社区规划师”的工作,为保障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有效运行,由长沙市城乡规划局主管,对口社区协管。主要分为以下三个组织结构:分局组织成立、办公室协调管理、社区规划工作室。
1)社区现场踏勘调查――社区规划师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社区现场踏勘,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跟踪监督,记录社区的建设及规划实施情况。
2)参与社区规划项目――深度参与社区内的规划、建设项目,包括规划项目前期的组织、编制至项目审查会,都应有社区规划师在场,对牵涉到社区发展的规划项目有知情权、建议权。
3)规划实施反馈――动态监测规划的实施情况,确保各项公共项目在规划中得到良好的落实(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绿地),同时比较规划与实施之间的差异,针对不符合法定规划的实施情况及时向规划管理部门反馈情况。(不包含违法乱建的建设项目)
4)收集与反馈社区发展问题――对社区发展、建设等问题及意见进行及时收集、整理和反馈,搭建规划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平台。
5)规划技术咨询服务――解答社区在规划建设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在法定规划指导下,为社区的发展建设出谋划策,为社区相关建设项目提供规划技术咨询。
6)规划宣传及培训――协助开展相关规划的宣传、讲解工作,并定期对社区居民开展规划的宣传和培训,培育社区居民的规划公众参与意识。
5、长沙湘园“社区规划师”试点实践
5.1 工作方式
5.1.1 问卷调查(见表2)
深入居民调查,了解当地居民诉求,对社区内居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主要从“个人概况、家庭概况、住房设施、交通与治安、居委会与物业公司、邻里关系与社会保障、教育与医疗、日常生活与休闲”等十个方面进行详实的问卷调查,选取与居民生活密切联系的日常问题,一切从居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人手,在规划上分析,整体上考虑,从而解决居民面临的难题。
5.1.2 现状踏勘
全面的社区现状调查,深入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人口、用地、住宅、单位、道路交通、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环境卫生等情况,全盘摸清社区的现状情况。
5.1.3 座谈
2012年7月-11月期间,先后多次到湘园社区服务中心,与天心城乡规划分局、湘园社区主要负责人等就湘园社区建设发展、规划设想进行深入讨论与交流。
5.2 湘园“社区规划师”规划调研问题分析
湘园社区范围内有湖南省人民政府、省国土资源厅、省发展和改革委、省劳动与保障厅、省交通运输厅、省边防武警总队、中央粮食储备库、华融湘江银行、长沙市司法局等9家省厅级单位和总部企业;社区内现有上庭苑、青山小区、鑫远杰座、天城泰和花苑等新型居民小区。湘园社区享有长沙市示范社区、长沙市文明社区、长沙市精品社区等多项荣誉称号。
在社区中走访中发现,整个社区的人居环境优于中心城区的社区,根据此次社区抽样调查的问卷,反映出社区内大部分居民均乐意长期居住于此,原因是较中心城区有限的土地空间中,生活在此的居民在空气质量、环境景观上均优于中心城区的居民,而在公共设施、市政设施配套上又不逊于中心城区。
由于社区处于省政府生活服务圈,各项设施大多能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但在教育文化、日常生活与娱乐休闲设施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5.2.1 教育文化设施
根据此次社区抽样调查的问卷,居民愿意社区内常组织如知识讲座、技术咨询、形象设计、投资咨询类等教育培训项目,可以看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民更渴望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与培训,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依靠知识丰富自我。而在设立文化设施上社区居民更愿意增设图书馆、文化站。
而湘园社区为打造书香品牌形象,与周边的明德中学产生相呼应的效果,社区决定在青山安置小区的A、B区建设专业培训学校,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不仅丰富了居民业余生活、也为失业人士或想提高专业技术的人士提供了学习场所。
5.2.2 日常生活与娱乐休闲设施
5.2.2.1 日常生活设施
根据此次社区抽样调查的问卷,湘园社区内居所附近有小型的商业设施,但社区内无大型超市、菜市场,居民希望能规划布点此类设施,从而更好的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5.2.2.2 娱乐休闲设施
根据此次社区抽样调查的问卷,反映出湘园社区内居民娱乐生活较为单一,休闲活动都以看电视、上网为主,户外场所较少。居民普遍反映电影院、图书馆等活动中心离社区较远,不利于社区居民业余活动。(见图1)
5.3 强化社区规划的实践与管理建议
通过对湘园社区现状建设与规划情况的初步调查和分析,借鉴国内外城市管理及其社区建设的先进经验,必须尽快转变观念,创新思路。其中很重要一点是把城市规划与社区发展整合起来寻求一种更有利于社区发展的规划机制,即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以改善目前社区建设不完善、同时与城市规划存在脱节的局面。
5.3.1 合理确定社区区划,按社区单元模式进行整合
目前,在社区区划时一般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按照便于管理服务便于社区资源合理配置,便于居民自治,但这种做法往往与目前规划编制脱节。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必须在城市规划与社区发展中寻找两者协调的最佳点,即合理的社区范围与规模。因此结合目前正在编制中的各城区控规,根据居住用地的布局和规模,居住社区的类型多样化和动态发展的需要,适当调整社区区划,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与社区规划的结合提供依据。
5.3.2 完善规划编制体系,强化控规编制与社区规划的结合
目前城市建设用地已基本控规覆盖,但由于控规的范围与社区管理的范围脱节,因而规划人员很难从社区的角度未考虑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体系,必须使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与社区规规划结合。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如能把社区规划纳入,则将为社区土地的综合开发和规划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同时也为社区建设中各项配套设施的完善提供切实的保障。
5.3.3 发挥规划引导作用,扶持社区集体经济发展
通过访谈了解,湘园社区安置小区居民收入来源主要为房租,且社区主要商业设施不发达,就业岗位不足,质量不高,经济发展模式单一,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城市产业升级、旧城改造的进程推进,城市功能的扩散,有必要通过策划引导社区经济多元化发展,通过成立社区股份公司,或者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引导社区经济向房地产、商业、旅游服务、教育培训等多项产业领域发展,逐步摆脱“物业经济”单一发展模式,形成多头并进、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建议在政府政策允许的范围下,进行商业策划与运作,成立社区经济发展实体,引导项目与集体经济相结合,让项目落地。
5.3.4 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社区城市建设水平
建议市、区、街道各级政府加大对基层社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建设,提升社区建设品质。为实现建立功能全面、配套完善的社区服务网络,需与湘园社区的服务网络与社区服务单元的分级划分相适应,根据服务级别的不同、服务覆盖范围的不同及服务人群的差异,按照需求设置。主要分为区域服务、社区服务和街坊邻里服务三个层次。
1)区域服务包括本社区及其周边社区的服务设施配套资源的协调与共享。具体包括文体中心的共建、大型商业设施、医疗设施及教育设施的共享,以及规划建设中的轨道站点等的共享。
2)社区服务的范围覆盖整个湘园社区,在区域服务的内容和空间距离不适应或不能满足本社区需求的前提下设置。内容包括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医院、福利院及商业网点、教育培训点、社区文化娱乐。
3)街坊邻里服务,作为便民服务的设施配置,其规模及服务种类依据各街坊内部居民的实际需求而定。内容包括零售商店、24小时便利店、理发店、家电维修等。长远发展而言,要提高社区居民的社区服务意识,并通过发动社区有能力的成员提供义务,以提升社区服务的层次。
其居民生活服务规划设施建议如图2。
5.3.5 开展社区规划师试点,强化社区规划管理
未试点前,社区工作人员大多不具备社区规划的专业知识,很难承担社区规划的相关职能。长沙市天心区城乡规划局为探索研究在社区层面建立社区规划管理队伍,形成全覆盖的规划管理体系框架,在湘园社区开展“社区规划师”试点工作,并设立了2名专管员,以此为平台,扩大公众参与规划的广度和力度,实现自上而下的规划目标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诉求的有效衔接,上下衔接,加强联系和沟通,突出社区管理互动。
5.3.6 扩大公众参与,还社于民推进社区自治
公众参与是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其本质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让更多的居民能够参加到那些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政策、规范的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他们的广泛参与是社区规划的生命力,是实现社区发展的根本动力。社区规划无论是在编制,还是具体实施过程中,都应让居民全过程参与,使其熟悉、关心和理解规划。借鉴国际上成熟的经验和做法,选择与市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改造地区,让公众参与到规划编制过程中,市民参与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日益增强。
6、结语
关键词:国有林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绩效评价;实施情况总结
中图分类号:S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11011705
1 引言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天保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高度,提出以保护森林生态、建设生态环境、改善生态为基础的一项重大林业生态建设工程。该工程的根本宗旨是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本目的是通过对天然林的重新分类和区划,森林资源经营方向的调整及天然林资源的保护、培育和发展等措施,从而维护和保护生态环境,满足社会和国民经济发展对林产品的需求[1]。国家自1998年试点实施,2000年在全国全面推开。
贵州省龙里林场始建于1957年,属省林业厅直接管理的国有大型林场。林场根据国家、贵州省关于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有关精神,于1999年开展天保工程试点,2000年正式启动实施,至2010年底第一期天保工程结束。期间,贵州省龙里林场实施天保工程,累计完成投资3401.3万元,为计划的112%。其中,中央财政投资2737.1万元,中央国债投资294万元,地方财政投资370.2万元。天保工程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部署,自2011年开始,继续实施天保二期,到2020年结束。自天保工程实施10多年来,贵州省龙里林场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投入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生态、经济成效。现对天保工程绩效评价及建设论述如下。
2 工程区基本情况
2.1 自然概况
贵州省龙里林场始建于1957年,属省林业厅直接管理的国有大型林场。林场建制正处级,现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地理位置位于龙里县东经107°1′~107°14′,北纬26°50′~26°56′,场部距贵阳市28 km,距龙里县城1 km。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的云台山长岭岗海拔1700 m,最低的播基分场海拔1000 m,相对高差700 m。
贵州省龙里林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多云、日照时数少、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15 ℃,年平均降雨量1089 mm,无霜期283 d。这些气候特征有利于林木的生长发育。
贵州省龙里林场地处苗岭山脉中段、长江支流乌江水系与珠江支流红水河水系的分水岭地区,系乌江流域中上部、红水河流域中游,乌江支流三元河从场内经过。
贵州省龙里林场出露的基岩以砂页岩、石灰岩等为主,成土母岩以砂页岩为主,自然土壤主要有黄壤、黄棕壤(1450 m以上)。土层以中、厚层土层多。
贵州省龙里林场相对高差较大,植物的垂直变化显著,森林资源丰富,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具有独特的森林旅游价值。贵州高原濒危植物繁育中心和贵州龙架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形成了集科技普及、观赏、旅游休闲三位一体的特色产业,为林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2 森林资源情况
根据贵州省龙里林场第三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结果,结合森林分类区划及林地保护规划数据,贵州省龙里林场现有林业用地面积202410亩,森林蓄积量达758132 m3,其中有林地149134亩,蓄积量756536 m3;疏林地3223亩,蓄积量1596 m3;灌木林地39448亩;未成林地5237亩;无立木林地4338亩;苗圃地284亩;其他林地746亩。全场森林覆盖率为83%。有林地中林分面积为149134亩,其中:幼龄林面积45590亩,占30%;中龄林66489亩,占45%;近熟林面积21176亩,占14%;成熟林15879亩,占11%。林分中针叶纯林为133937亩,占92%。现有天然林19663亩,占林分面积的13%;人工林129471亩,占林分面积的87%。
2.3 机构及人员情况
场部机构:共设有18个部门和单位。有党委办公室、人事教育科、计划财务科、生产科、行政办公室、护林防火办公室、森检科、天然林资源保护办公室、监察室、老干科、开发办11个部门,播基、哨上2个分场和和平、高枧、干冲、响水、大土5个管护站。
龙里林场现有职工总人数571人,其中:在职职工238人,离退休人员333人。林场技术力量较强,全场现有林业技术干部45人,其中:高级工程师3人,工程师7人,助理工程师和技术员35人。林业技术工人高级技工125人,中级技工32人,初级技工12人。目前林场总收入3000余万元,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木材收入、森林旅游收入以及工程项目收入,人均年收入2.8万元。工程区交通发达,有湘黔铁路、黔桂公路、321国道、厦蓉高速公路、贵新高等公路、正在建设中的贵龙经济大道、贵广快速铁路、沪昆铁路穿过主要林区,场内各分场、工区均有林区公路到达,具有较好的区域优势,为林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4 工程区社会经济概况
贵州省龙里林场所在龙里县位于黔中腹地,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贵阳市的东大门和黔南州的北大门。据《贵州图经新志》记载,龙里取境内龙架山之龙,乡里之里,而得“龙里”之名。全县总面积1521 km2,辖5个镇1个街道办事处167个村(社区),居住着汉、布依、苗等20余个民族,总人口22.63万人,少数民族占41%左右。海拔最高点1775 m,最低点770 m。县城海拔1080 m。 龙里林场经营范围跨越该县9个乡(镇),31个行政村,分布群众1.8万余人,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业、畜牧业、采矿业及林业,可利用资源不多,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很多群众仍处于贫困之中。
3 天保工程实施情况
3.1 公益林建设情况
实施天保工程10多年来,完成公益林建设44100亩,其中人工造林3200亩,封山育林面积24900亩,飞播造林16000亩是以植代播和以植代播封山育林方式组织实施的,为计划的180%。
3.2 森林管护情况
完成森林管护面积11396.1 hm2。现有天保森林管护人员63人,其中护林人员54人,管理人员9人。实行层层负责、分片包干、分片管护、责任到人的办法,做到每个片区各个管护人员职责分明、任务具体、目标明确,使国有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成立了森林资源管护组织,累计签订森林资源管护合同1185份,有效管护森林面积193819亩,为计划的145%。
3.3 基础建设情况
工程实施以来,新建管护站房6幢,建筑面积1637 m3;修水泥地坪2000 m3;购防火摩托车10辆、电脑5台、办公桌椅6套、灭火机、对讲机、扑火服等100余台套;修建防火t望台4个、护林碑牌58块;清理防火线342公里次、新建防火林带18 km。
3.4 社会保险
龙里林场于2005年7月全场在册591名职工全部进入省级养老保险,到2010年底有296名离退休职工在省社保局领取退休金,参保率100%。龙里林场在进入省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利用医疗保险费于2007年8月全场在册588名职工全部进入省级医疗保险,参保率100%。经批准成立了省级医疗保险定点医院――贵州省龙里林场职工医院,为场职工就医提供了方便。龙里林场于1999年在职421名职工全部加入失业保险,到2015年底还有238人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参保率100%。238名在职职工参加工伤保险。龙里林场同省社保局多次商谈,但省社保局还未开展事业单位生育保险工作,全场暂时还未参加生育保险。
3.5 富余职工分流及培训情况
从天保工程开始实施,木材计划逐年下调,龙里林场就开始分流安置富余人员进行森林管护、公益林建设。到2015年底还有富余职工62人,全部分流安置到森林管护上,没有人待岗或下岗。组织富余职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2次,培训人数162人次,完成了省厅下达的培训任务。主要培训森林火灾扑救、果树栽培管理技术、养殖家禽技术等内容。通过培训,提高了职工自主谋生技能,达到了培训的预期目标。
3.6 政社性情况
自天保工程实施以来,龙里林场有政社性支出人员21人,政社性支出补助解决了21人公安、卫生、教师人员的工资及业务经费不足的问题。
4 天保工程实施的绩效评价
4.1 生态成效
自实施天保工程以来,通过封山育林、人工促进、以植代播、人工造林等公益林建设4.10万亩;同时禁止天然林采伐,调减商品林采伐计划减少商品材9.58万m3;实施森林抚育1.04万亩;落实森林管护19.38万亩等措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森林质量不断提高,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生态功能不断提高,有效增加植被覆盖度,丰富生物多样性,改善林种结构,林种结构由单一的树种向混交林结构过渡;增强植被的蓄水保土能力,起到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增加空气湿度、改善大气质量等作用;减少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解决水源枯竭和水土流失等问题;动植物提高工程区生态承载力,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动植物种群数量不断增加,明显改善了周边林区的生态环境。森林调节气候的能力大大增强,减少地表蒸发量,降低风速;森林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的能力增强,初步恢复成为巨大的天然绿色蓄水库;森林改善大气质量、制造有机化合物的能力增强,还可大量吸收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和吸附灰尘等,改善大气质量;改善陆地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生长环境,进一步为保护物种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条件。
4.2 经济成效
天保工程的实施十多年以来,森林资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森林资源的面积从173800亩增加到202410亩,森林蓄积从431400 m3增加到758132 m3,森林覆盖率从67%增加到83%,净增了16%,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天保工程启动前,龙里林场主要经济收入30%靠财政拨款,70%靠木材生产、林化工、木材加工、车辆营运、花卉苗木等收入来维持。由于过度采伐,森林资源枯竭,可采伐的木材逐渐减少,木材经济不能维持林场的生存和发展,使该场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天保工程实施后,木材禁伐,大量富余职工分流安置从事森林管护或其它产业,随着果园和森林旅游的开发,产业结构的调整,职工收入不断增加,从1999年的年人均6430元增加到2010年的年人均收入28000元,主要是森林管护中央财政投资1734.2万元,解决1185人次职工工资;养老保险中央财政投资898.1万元,保障职工养老保险费的按时缴纳,退休职工在社保局领取共计2243万元退休金;疗保险补助费中央财政投资258万元,解决职工看病贵的问题。森林蓄积净增了324032 m3,折合经济价值1000余万元。
综上所述天保工程的实施,森管费的投入,解决了护林员工资;养老保险费投入,解决了离退休职工工资;医疗保险费投入,解决了职工就医的费用。为该场挤出了一定的资金,部分用于发展后续产业――龙架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园道路、房屋、游乐设施等得到进一步完善,公园建设初具规模,目前旅游年收入达260余万元;部分用于增加职工收入,改善职工生活条件,提高职工生活水平,稳定职工队伍,构建和谐林场,现林场年人均收入达到28000元。
4.3 社会成效
职工生活得到改善,林区社会稳定。天保工程实施12年来,不断深入林区宣传,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增强,乱砍滥伐、放火烧山等破坏森林资源的林政案件数量减少,天保工程共l生破坏森林资源案件150起,其中刑事案件35起,平均每年约损失木材100 m3,损失率0.2‰,并且全部破案,林区百姓自觉参与天保工程实施情况的监督,对违法违纪现象及时举报和制止,形成了全民造林、爱林、护林的良好氛围,林区社会稳定。国家启动社会保险补助政策,龙里林场纳入省级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参保率均为100%,退休职工在省社保局按时足额领取了退休金,职工生病有医保定点医院看病,职工生活稳定。新建管护站房,添置了办公用品和生活用品,逐渐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和环境条件。修建的防火基础设施,购置的防火设备,增强了林区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能力。森林管护和公益林建设,分流安置了富余职工,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林区周边林农,由于公益林的建设,增加了就业机会,同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天保工程建设,通过继续停止天然林的商品性采伐、森林管护、中幼林抚育等措施,没有公益林建设,森林经营面积保持不变,森林蓄积净增200000 m3,森林覆盖率提高2%,将有效改善林龄、林种、树种结构,促进森林健康,提高森林质量。
着力保障和改善职工生活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是实现社会进步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天保工程的实施将有效改善职工生活,有力促进林区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有效增加职工就业。天保工程通过继续实施森林管护以及中幼林抚育等建设任务增加就业岗位,为龙里林场分流安置人员创造就业机会。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天保工程中央财政继续对龙里林场负担的在职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项社会保险给予补助,并提高补助标准,有效提高保障水平,保证了龙里林场的社会稳定。
三是有效改善人居环境,促进旅游业发展。天保天保工程通过管护房修建、危旧房改造、林区路维修等改善职工工作、生活环境。通过森林管护,提高了森林资源自然景观的可观赏性和旅游价值,为开展森林旅游提供了条件,为该场第三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5 经验总结
天保工程实施一期(1999~2010年)已经完成,现在正在实施天保工程二期(2011~2020年)。
龙里林场天然林面积19663亩,主要分布在洗马河、栗山、高堡,多为原生植被经人为破坏后形成的以马尾松为主的次生林。场二期工程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做好森林Y源保护、森林资源管理、制度保障等几个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提高森林经营水平,促进森林生态功能修复。龙里林场天保工程经过15年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林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1 森林资源保护与管理
5.1.1 森林资源保护
(1)落实管护任务。该场森林管护面积193819亩(含2010年以前已纳入中央财政补偿的新增造林且未享受天保管护经费的重点公益林13718亩)。根据确定的森林管护对象和范围,把管护任务明确分解到各个管护责任区及管护责任人,落实山头地块,确定管护人。
(2)建立森林管护责任制。建立和完善森林管护行政首长负责制。林场场长为第一责任人,分管副场长为第二责任人。林场负责人与天保的相关部门、管护站责任人签订管护目标责任状。明确承包管护人员责任。各管护站责任人与管护责任人签订管护合同。将管护责任落实到人、到小班、细班。明确管护四至界限、管护面积、管护责任、管护年限、管护措施,以及管护报酬、奖惩措施等。
(3)管护内容及要求。①宣传天保工程和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重大意义及有关保护森林的法律、法规;②对管护责任区进行巡护,预防和监测森林火灾、林业有害生物危害,制止乱砍滥伐、乱征乱占、乱采滥挖、乱捕乱猎、毁林开垦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③向林场报告有关情况,协助做好有关森林灾害的处理和毁林案件的查处等工作。
(4)管护方式。该场经营管理的国有林经过天保工程的管护,效果良好。天保工程管护将继续采取管护站管护,安排富余职工进行分片承包管护,每月按时领取管护补助费。
(5)搞好森林防火。树立常年防火意识,进入防火期按场防扑火预案组织专业扑火队,准备好车辆、灭火机、扑火服、对讲机在场护林防火指挥部集结待命。高火险等级天气抽调部分人员,安排车辆,分成小组,带上灭火机具到边远林区及防火特控林区巡逻防范。安排专人上午10∶00上t望台t望,到下午18∶30下山。护林人员在人为活动频繁的地方巡防。高火险等级天气按专职护林员人数2~4倍的比例增加临时防火员,临时防火员在护林员的带领下,深入易发火灾区,加强巡逻防范,一旦发现火情,及时报告林场护林防火指挥部,林场将及时调度,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将山火扑灭在萌芽状态,确保林区平安。
(6)做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措施:林间设置诱木诱杀松褐天牛、挂放诱捕器诱杀松褐天牛、收集枯死树、人工注药捕死蛀干害虫、人工捕捉萧氏松茎象成(幼)虫、树干夹药防治蛀干害虫和介壳虫、喷药防治苗圃和经济林病虫害、根施颗粒剂防治地下害虫、利用黑光灯诱杀松毛虫和松毒蛾、利用糖醋液诱杀吸果夜蛾类。定期对有害生物发生、发展情况进行预测预报,严格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和蔓延,确保将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3‰以内。
(7)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禁止在天然林区进行任何破坏植物、植被的人为活动,严禁在林区狩猎和贩卖野生动物,确保生物多样性。
(8)搞好林地生产力维护。任何森林经营活动都以维护林地生产力为前提,防止森林和林地退化,维持和提高林地生产力,使林地资源得到高效利用,森林质量不断提高。林地地力维护与营造林措施紧密结合,采取有利于地力维护的培育技术、采伐要求、培肥技术、化学制剂应用及防污染措施、保护对策等。培育混交林和阔叶林。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在造林、采伐设计时,制订土壤水肥保持措施。
5.1.2 森林资源管理
(1)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加大森林资源管理的检查监督力度,坚决杜绝超限额采伐。强化森林采伐限额管理。严格执行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人工林采伐可以占用天然林采伐限额,商品林抚育采伐和其他采伐可以占用主伐限额,其他各项限额严禁互相挪用、挤占。商品林采伐限额年度有结余的,可以向以后各年度结转使用,公益林采伐限额不允许结转使用。
(2)严格保护林地。按照发展现代林业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对该场林地进行全面保护。实行林地用途管制,严格限制林地转为建设用地,严格控制林地转为其他农用地。严格保护公益林地,遏制林地退化,加大临时占用林地和灾毁林地修复力度;认真落实林地分级管理,根据林地的保护等级,分别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积极补充林地,增加林地资源,加强宜林闲置地整治;引导节约集约用地,保障国家、省级基础设施及公共建设使用林地,节约集约城乡建设使用林地,限制工矿开发占用林地,规范商业性经营使用林地,严格执行国家征占用林地项目禁限目录。
(3)加大林业执法力度。切实加强林业行政执法,严厉打击盗伐滥伐林木、非法收购运输木材、烧毁林木、非法侵占林地等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常规检查与专项行动相结合的执法检查机制,依法保护森林资源。
5.1.3 森林管护制度保障
通过对天保经营区内国有林的看管和保护,增加经营区生物多样性,促进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恢复和提高。
5.2 实行森林分类经营
根据森林主导功能的不同,实行分类经营和管理。
5.2.1 公益林
公益林是以维护和创造优良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满足人类社会的生态需求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功能,提供公益性、社会性的产品或森林、林木、林地。按照“生态优先、分级管理、严格保护、科学经营”的要示进行保护和经营管理。一级保护部级公益林严禁进行任何经营活动,二、三级保护部级公益林可以采取卫生伐和生态伐等抚育性经营活动。地方公益林的抚育采伐、更新采伐要严格依据《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GB/T 18337.3-2001)、《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2009)、《森林采伐作业规程》(LY/T 1646-2005)等相关标准执行。对生态功能低下的疏林、残次林分进行补植,对公益林内的林中空地实行限期造林,逐步提高公益林的生态功能等级。确保将森管费、中幼林抚育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公益林补造、嵊、保护和管理。
5.2.2 商品林
商品林是以生产木材和其他林产品满足人类社会的经济需求为主要功能,提供能进入市场流通的经济产品的森林、林木、林地。根据市场需求和经营习惯,采取集约化、规模化、基地化大力培育马尾松、国外松大、中径级用材林和小径级工业原料林以及花卉、观赏苗木。增加木材和林特产品的有效供给,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求。
5.3 保障措施
5.3.1 组织保障
为了保护好森林资源,该场成立天保工程领导小组,由场长任组长,分管副场长为副组长,天保、防火、人教、计财、生产、森检、派出所、分场工区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天保工程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2人。配备电脑、打印机、传真机、扫描仪、档案柜等办公设备,负责办理天保日常工作。
5.3.2 制度保障
建立责任追究责任制,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严格执行目标、任务、资金、责任“四到县”责任制。场与部门、分场工区逐级签订目标责任状,明确目标、任务与责任,将天然林保护工程纳入林场的议事日程,将森林管护、中幼林抚育、职工社会保险、职工增收、林区社会稳定等内容纳入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考核。按照职责分工,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依法依章办事。对工程实施推行招投标制、监理制和报帐制,提高工程建设水平,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对工程实施绩效考评机制,建立和完善考评办法,开展年度考评,建立考评结果与工资挂钩的奖惩机制,考评结果差的,调减绩效工资,对工程做出突出成绩的部门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参与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5.3.3 资金管理
建立健全资金审核、检查验收等管理制度,统一指挥,统一协调。加强资金管理,强化资金使用监督,杜绝截留、挤占、挪用工程资金现象。对资金进行专帐管理、单独核算、封闭运行,确保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5.3.4 技术保障
进一步完善工程效益评价体系,继续开展天保工程效益监测工作。对天保经营区的森林气候、森林环境、森林水文、生物多样性、森林土壤进行动态、长期、连续地定位监测,及时、准确、全面地对工程实施产生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价。
6 结语
贵州省龙里林场天保工程实施以来,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动植物种群数量、森林资源面积和蓄积量不断增加,生态功能等级不断增强,森林生态系统逐渐趋于平衡;职工收入不断提高,生活得到保障,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期望得到实现。但是,一旦天保工程结束,森林管护失去费用,森林管护能力将大大削弱,森林资源管理的难度将加大。另一方面,职工要生存,必须加大采伐计划,森林资源消耗将大大增加,要不了几年,刚建立起来的生态将恢复到从前。因此,天保工程必须长期实施下去,才能稳定生态系统平衡。同时,建议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大后继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投入,加大对林区周边老百姓的扶持力度,促进林业事业又双好发展,使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真正的实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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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s of state-owned forest resourc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natural forest resources protection project. It summarized some experiences gain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project in Longli forest farm.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努力实施“十二五”规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大解决突出问题工作力度,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了显著成绩,预定目标全面实现。
――教育改革发展工作稳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启动实施,财政性教育经费渠道进一步拓宽。学前教育得到高度重视,学前教育资助制度逐步建立。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持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启动实施,1167万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1.5%。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工作加快推进,中等职业教育招生808.9万人,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4%。高等教育持续发展,人才培养结构进一步优化,研究生招生56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681.5万人。
――居民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框架初步形成,覆盖95%的城乡居民,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200元。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城乡基层基本建立,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在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步伐加快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成效显著,每千人口医院和卫生院病床数达到3.51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国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经费标准从上年的15元提高到25元,服务项目从9类扩大到10类,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惠及群众近1.4亿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积极推进,全国有50多个城市开展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覆盖近2000个公立医院,164个县(市)先行启动了县级医院综合改革。国民健康指标继续改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到26.1/10万和12.1‰。
――文化建设和旅游业发展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全国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已基本向社会免费开放,可移动文物的保存保管条件和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性基础设施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文化体制改革进展顺利,148家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出版社和103家高校出版社基本完成工商注册,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4.4%的出版单位、88.6%的电影院、87.7%的需转企改制的电视剧制作机构、全部的党报党刊发行机构以及600家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逐步提高。旅游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国内出游人数和入境旅游人数分别增长13.2%和1.2%,旅游总收入突破2.2万亿元,增幅超过20%。红色旅游持续健康发展。全民健身计划深入推进,公共体育设施服务得到加强和改善。
――人口和社会服务工作不断加强。低生育水平继续保持稳定,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79‰。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08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社会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建立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为残疾人服务设施数同比增长8.6%。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20.1张。
――社会管理和服务创新广泛开展。城镇社区服务设施数达到14.8万个,城乡社区在加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平台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继续健康有序发展,登记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发展环境和秩序进一步规范。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领域公共服务逐步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特殊人群关爱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总的来看,我们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在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迈出新的重要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主题主线、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二、把握形势变化,厘清工作思路,认真贯彻落实经济工作总基调
(一)充分认清国内外形势,深刻领会中央精神
总体来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面是好的,在较长时期内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了坚实的物质、科技和体制基础,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良好的财政收支状况和充裕的社会资金,使我国具备了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区域梯次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由此产生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各项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发展依赖的制度环境不断改善,持续激发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技术、人才和市场。
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宏观形势将更加复杂严峻。国际金融危机尚无结束征兆,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上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重债国国内政治、经济矛盾交织,近期欧洲九国主权信用又被降级,债务问题颇有蔓延扩大之势;美国失业率仍处高位,经济复苏乏力;日本受政府高债务等结构性问题和日元升值的困扰,发展态势也不容乐观;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国际市场陷入低迷,投资消费需求疲软;实体经济发展缺乏有力支撑,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有待时日。目前发达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财政刺激政策难以为继,而货币政策持续扩张的空间和效应已十分有限。受国际金融危机长期化、资源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内选战等影响,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技术、环境、劳工、安全等新手段层出不穷。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不断,伊朗核危机和埃及、叙利亚等国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风险触发点明显增多,都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从国内看,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经济增长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和资源环境约束的问题日益尖锐,不同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人口流动规模大、速度快,社会成员多样化诉求增加,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增多,社会管理难度明显加大。经济运行中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增速缓慢回落与物价涨幅仍处高位相互交织,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格局更加复杂,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增大,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财政金融、基本建设、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征地拆迁等领域的风险隐患逐步显现,宏观调控面临更多两难选择。
面对上述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敏锐观察、审时度势,及时作出部署,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更加灵活主动地运用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突出主题、贯穿主线,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形势。
(二)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要求社会事业加快发展
国内外实践表明,经济发展面临困难越多,越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建议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但是民生领域的任务目标不降反升,这充分体现了中央的重视和决心,也反映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稳中求进既是基调,也是任务。社会事业只有加快发展,才能适应形势要求,才能发挥应有作用。
第一,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稳”的内在要求。“稳”的核心在于避免经济波动和社会动荡,这些都离不开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事业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加快社会事业发展,逐步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民生保障的底线,可以有效解除群众后顾之忧,坚定发展信念,增强社会信心,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从根本上保证社会大局的稳定。另一方面,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消费与投资的有机结合,在改善消费预期、夯实人力资本的同时,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第二,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是“进”的重要内容。首先,社会事业是重要的实体经济。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有利于扩大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有利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推进,有利于服务业拓展空间,有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够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多个维度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次,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从不只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落后于经济领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改革开放的相对滞后。进一步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是激发社会活力、释放创新动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环节。再次,社会事业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基础,是实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目标的工作平台。必须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把更多的物力、财力、人力投入到社会事业上,实施一系列惠民利民的重大民生工程,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建设,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在具体工作中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四方面要求:
一是要把健全体系和增加供给作为“求进”的主要任务,正确区分基本与非基本,突出社会事业的整体建设。正确区分社会事业中“基本”与“非基本”的部分,切实履行好政府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硬职责”,以基层为重点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注重“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改善薄弱环节。加快转变社会事业建设发展模式,逐步由单纯设施建设向设施建设、人才建设与机制建设综合推进转变。认真做好社会事业内部的统筹协调,兼顾好非重点任务的发展和建设,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结合比较紧密的领域。
二是要把充分发挥扩大内需作用作为“求进”的重要方向,努力找到保障民生与扩大内需的平衡点和结合部,全面融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过程。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最大的产业支撑在于服务业。要统筹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管理服务体制和资源配置机制,不断提升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加强城市公共服务向流动人口的覆盖,促进优质资源在城乡间的流动、延伸和共享,使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逐步稳定下来、有序融入城市生活,真正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要大力发展社会领域服务产业,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丰富服务项目和内容,鼓励业态间的融合发展,推进行业内部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合理顺应和正确引导社会需求,积极培育潜在市场,落实和完善财税、信贷、土地、价格等扶持政策。
三是要把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作为“求进”的基本要求,切实提高社会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运用市场的调节作用,促进资源优化整合和布局结构调整,减少资源闲置和浪费,不断提高社会领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充分运用市场的激励作用,调动工作人员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激发服务机构活力与动力,改善群众服务体验,增进群众满意程度;充分运用市场的杠杆作用,开放更多领域,带动社会资本,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拓宽服务范围内容,促进形成多元化的服务供给格局。
四是要把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求进”的根本动力,着力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要把改革和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围绕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做好文章,力求用系统化的制度方案解决民生问题,坚持“破”与“立”并举、“顶层设计”与“底层保障”并进、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并重,增强改革设计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加强改革实施过程的统筹协调、跟踪分析和配套政策研究,尊重基层和群众的意见、利益和首创精神,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在更多领域、更深程度上取得新突破。
三、着眼服务全局,着力突出重点,努力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一)组织实施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快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民生工作的重点任务,是提高发展包容性、促进社会公平特别是机会公平的重大举措。为了推进这项工作,我委历时一年多,牵头编制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2011―2015年)》,规划出台后,各有关部门要贯彻落实,各省级政府也要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实施省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专项规划或行动计划。
一要密切结合省情。规划提出的国家范围和标准是底线,各省必须看齐和衔接。同时,各省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和财力状况适当拓宽范围,比如在有些东部省区市,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城乡公共交通和基本环境质量问题可能更突出一些,需要纳入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规划统筹解决。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扩面应有限度,不能脱离“基本”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盲目追求社会福利扩大化,人为拉开区域间差距水平,违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导向。
二要加强组织协调。规划一旦,就是政府向人民群众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全力确保完成。要加大财力统筹,特别是明确和细化省以下的支出责任,保证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及保障工程的投入,保证本级财政承担的投入分年、足额落实到位。要组织开展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的监测评价,健全本省的基本公共服务监督问责机制,如会同组织人事部门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在政府和干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会同财政、审计部门健全基本公共服务预算公开机制,切实加强对建设工程和专项拨款使用绩效的审计、监管;会同纪检、监察、建设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质量追溯制度。
(二)从全局上把握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推动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充分反映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卓越的执政智慧,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刻把握和科学判断。推动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发展改革部门责无旁贷,除了抓好设施建设,落实重大工程,也要研究重大战略和具体政策,推动改革创新。
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快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中西部地区地市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广播电视西新、新闻出版东风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统筹规划和建设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加大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力度,推动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兴办实体、资助项目、赞助活动、提供设施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要加快壮大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抓紧完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文件,进一步完善修订相关优惠细则,确保中央提出的对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扶持政策执行期限在今年到期后再延长五年的要求落到实处。在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加快文化企业上市、发行债券募集资金或境外投资投向项目的审批进度,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支持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适时组织修订《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研究提出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具体政策。做好文化领域投资的监测和分析,合理引导,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做好整顿规范文化产业园区和规范发展大型主题公园的相关工作。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强调的是要避免发展的盲目性。文化产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对发展条件有较高要求,必须植根于深厚的底蕴和鲜明的特色,依赖于人口的集中和人才的集聚,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和相对成熟的市场需求作支撑。现在有一种倾向,为了“发展文化产业”而发展文化产业,不管条件具备不具备,圈块地、支个摊、挂上牌就叫文化产业园区,内容同质、缺乏特点,有的甚至挂羊头卖狗肉,搞成新一轮圈地运动和房地产建设,影响了社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看法和信心,必须坚决刹住。发展改革部门在审批文化产业项目特别是园区建设项目时,要认真研究建设的可行性,引导企业注重与当地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的结合,注重产业链和衍生品的配套发展,注重现有设施的再利用,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审批程序,严禁各种以文化产业园区或基地建设的名义违规建设主题公园、房地产和商业地产的行为。
(三)统筹谋划改革思路和举措,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重点领域改革成果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包括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最大瓶颈仍是体制机制障碍。当前,社会领域的许多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牵涉触及方面更多,综合协调难度更大,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更加自觉和积极的态度加以深化。
要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项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改革难度还在不断加大,需要抓住关键环节,实现重点突破。要制定和实施医改“十二五”规划暨实施方案,继续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一步深化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和监管体制等领域综合改革。一是继续完善全民医保格局,在稳定提高参保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政府补助标准和报销水平,改革支付方式。二是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继续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加快全科医生培养,增加投入,提高服务能力,扩大基层医改成效。三是全面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重点实施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改革管理体制、运行和监管机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办医,引进海外优质医疗资源,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
要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继续配合有关部门深化教育改革试点工作,围绕教育改革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政策措施,加快出台民办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政策性文件和专项规划。确保财政性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实把钱花在刀刃上。着力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合理疏导适龄人口的教育需求,重点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布局优化,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基础教育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质量,服务国家发展需要的同时,为公民个人发展提供更多选择和机会。
(四)充分发挥发展改革系统职能优势,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改革和创新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而经济形势的复杂严峻也会传导到社会领域,引发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大社会管理工作难度。在当前形势下,社会管理领域问题越来越多地反映为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的相互交织、相互转换,综合性和复杂性越来越强,需要发展改革系统发挥更大作用。我们要统筹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逐步加强社会发展方面的工作积累和经验总结,在实际工作中更加注重从“理”字上切入,依托职能优势,采取更为有力措施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减少经济波动对社会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冲击和影响,进一步加大对民生领域资金、项目、规划和政策的统筹协调力度,探索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方式,理顺关系,疏导矛盾,强化源头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具体到社会口,近期要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统筹推进好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完善部门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大检查督导力度,加强重大事项的沟通协作,集中力量办好几件顺民意、得民心的好事实事。二是创新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不断完善社会发展形势分析、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机制,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发展形势、重大民生政策落实进展情况的跟踪监测和动态分析,加强社会矛盾隐患排查和风险评估,及时发现、研究和解决突出问题,提高预知、预研、预测、预判、预警和预防能力。三是加强社会管理重大问题研究。社会管理领域有很多重大的综合性问题亟待破题,比如城镇化问题,去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1%,但这种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真实情况,城镇化不仅仅是户籍和身份的转换,更多地是生活态度和方式的转换,很多所谓城镇人口仍然游离于城市生活之外,如何促进融合发展,使农民真正转化为市民、内化为城市的一分子,如何在快速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之间取得平衡,需要我们认真思索、深入研究,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对策措施。
(五)积极参与社会政策体系完善过程,提升政策制定实施的总体水平
首先,要立足国情、符合实际,适应形势变化。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正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较高收入国家迈进,长期矛盾和短期矛盾相互交织,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相互作用,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相互关联,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值得深思。我们出台的政策必须充分考虑上述的国情特点,不唯书、不唯上,不保守、不冒进,坚持从实际出发,扎实有序地开展工作。
其次,要运用好统筹兼顾的政策方法。全面系统辩证地看问题,更多地研究深层次原因,深入现象看本质、拨开云雾现真容。把握好政策出台时机和推进节奏,处理好各方面的重大关系,认真倾听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利益要求,多从各方利益结合点和平衡点上思考问题、开展工作。
第三,要不断增强前瞻性,掌握工作主动权。要深化调查研究,多深入基层和一线开展有的放矢的调查研究,掌握真情况、研究真问题。要加强政策储备,围绕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制定好应对措施和工作预案,加强长短期政策的衔接。要加强政策预评估,充分考虑政策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充分考虑政策的直接效果和间接影响,充分考虑政策的适应性和社会的可能反应,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
(六)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建设发展,形成多元发展格局
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领域建设发展主体的多元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则进一步强化了多元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在社会领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尤其是用市场的力量发展非基本民生事业,有利于增强内生动力、提高发展效率。美国政府2009年向私人机构和志愿机构购买的社会服务占全社会服务的比重已超过60%;在法国、比利时,半数以上的养老机构由私人或协会举办。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很多民间资本在找出路,与其让他们在资本市场或投机领域用钱炒钱,不如引导他们参与社会领域的建设发展,既帮助他们建立更加长远的投资理念,也可以有效解决社会事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间资本发展的政策,社会领域的民间资本呈快速发展态势。以医院为例,2011年全国民营医院总数达到8046所(11月底数),比2010年底增加了976所,占比提高了3.4个百分点。但总体上看,社会领域的多元发展格局形成还是比较缓慢,不少投资人有激情、没信心,围观者居多,即使长期从业者也心有戚戚。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地方、部分行业管理部门在观念上对社会力量有疑虑,职能上还没从微观参与者转变为宏观管理者;二是包容竞争的体制环境尚未完全建立,“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仍然突出;三是出台的扶持政策还缺乏实施细则,落实上有问题。
发展改革部门行业管理职能相对较少,在培育多元发展格局方面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作用。深化社会领域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准入领域和范围,清理各种歧视性规定和体制内外待遇差别,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和投资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序,强化服务监督,营造良好体制环境。认真落实已出台的各项扶持政策,针对民间投资用地难、融资难等实际问题抓紧研究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在编制专项建设规划、统筹布局资源配置时,要给事业单位以外其他主体留出合理空间。我们安排的预算内建设资金,在权责明晰、资产安全、合法合规、监管到位的前提下,对社会力量也要一视同仁。安排形式上要多创新,既可以公建民营,也可以民办公助,还可以考虑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向补助对象“购买”一定时限的服务等。
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保“稳”压力更大,求“进”任务更重,全系统的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信心,时刻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锻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水平优良的干部队伍,为社会事业科学发展保驾护航。一要统一思想谋全局。二要修炼内功筑合力。三要转变作风重服务。四要防腐倡廉保纯洁。要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科学的工作方法,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缺点不足,牢牢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做好今年各项工作,努力开拓社会发展工作新局面,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突发公共事件主要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重大社会影响,是对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国家政权有较大影响的突发公共事件或状态。突发公共事件大都具有危机的特质,或者说具有向危机事件转化的潜质。具体来讲突发公共事件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一是突发性。突发公共事件虽然是由一系列细小事件逐渐发展而来的,有一个量变过程,但事件爆发的时间、规模、具体态势和影响深度,经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即事件发生突如其来,一旦爆发,其破坏性的能量就会被迅速释放,并呈快速蔓延之势,而且事件大多演变迅速,解决问题的机会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和损失。
二是公共性。突发公共事件专指在公共管理范畴内的危机事件,其影响和涉及的主体具有公共性。当然,突发公共事件的直接涉及范围不一定是在普遍的公众领域,但是事件却会因为迅速传播引起公众的关注,成为公共热点并造成公共损失、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如美国发生的炭疽菌事件,实际发生案例并不多,但造成的影响和恐慌却是全国性的。
三是客观性。不管哪一种突发公共事件,其实质都是事物本身潜在的矛盾和问题积聚激化后的表现形式。危机是必然发生的偶然事件,突发公共事件是每一个社会形态和政府管理体系都会面对的挑战。在分析社会危机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时,西方学者基于人性假设,把社会危机和人性联系起来的理论,也从另外的视角说明了突发公共事件是社会固有的常态现象。
四是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突发公共事件的不确定性表现在原因、变化方向、影响因素、后果等各方面都无规则,事件瞬息万变,难以准确预测和把握。不确定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在事件面前往往无所适从,更增强了恐慌感并扩大不安全感。
五是多样性,也称事件的独特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发展具有不同的情景,在表现形式上各有特色,从而导致难以照章办事。目前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类有近百种之多,而且同样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及变化的趋势又各不相同和千变万化。
六是危害性。不论什么性质和规模的突发公共事件,都必然不同程度地给社会造成破坏、混乱和恐慌,突出表现在:公众生命受到威胁;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破坏,造成社会的局部动荡和混乱。此外,突发公共事件还会给人们心理造成无法用量化指标衡量的负面效应。任何一个突发公共事件,都有可能把潜在的社会矛盾引发出来,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
七是信息的有限性。由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很多信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的,而时间的紧迫性,使得决策者掌握的信息有可能不全面,得到的信息不及时,并且在信息的反馈和处理过程中,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难以保证,导致信息失真。这是对决策者最严峻的考验。
八是双重性。突发公共事件和所有的危机一样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危机并非绝对的坏事,因为危机往往又是生机、转化的开始。正如美国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所说:“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处理的精髓;而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处理的典型特征。”中国的汉字也圆满地表达出危机的内涵,即“危险加机遇”,危机事件是“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在社会领域,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社会的安全阀和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功能,可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次进行变革、改进和创新的机会。需要说明的是,突发公共事件由危险向机遇、由“危机”向“问题”的转化,并非是自动实现和完成的,只有正视并解决突发公共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才可能将危机转化为促成革新的动力和转机。
二、美国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发展历程及基本经验
(一)发展历程
美国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回顾几十年的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分散管理阶段
20世纪30年代,美国需要由联邦政府处理的灾害应急问题已经十分普遍,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国先后遭到了卡拉号、贝西号、卡米丽号和阿格丽丝号台风以及阿拉斯加大地震、圣·佛兰多大地震的袭击,这些大的灾害引起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关注。与核工厂和危险物品运输有关的隐患被列入自然灾害后,整个联邦共有100多个机构,都担负着处置某一类灾害、隐患或紧急情况的任务。管理突发事件的职能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门,缺乏必要的合作与协调。整个联邦应急救灾的工作多头化、重复化、复杂化。虽然六十年代以后的一些大灾难促使美国协调有关部门、组织了联邦灾难救助管理局(FederalDisasterAssistanceAdministration),但是部门协调仍然很不通畅。
第二阶段整合管理阶段
**年,在全国州长协会的呼吁下,卡特总统宣布合并所有与灾害有关的机构,组建了联邦突发事件管理局(TheFederalEmergencyManagementAgency,简称FEMA),这是联邦层面最主要的突发事件管理机构。紧急情况管理局合并了其它相关机构中的联邦保险署、国家消防局、国家气象服务与社区筹备计划署以及住宅与城市发展部下属的联邦灾害援助署。国内防卫的职能也从防务部的内防筹备署移交给了这个新机构。FEMA成立后立即着手开发一个整体突发事件管理系统,旨在为所有的突发事件提供“指导、控制和预警”,小到单个的自然灾害,大到战争。FEMA在全国设立了十个地区办公室,并另设两个大区办公室。每个地区为几个州服务,这些办公室的人员直接与州政府合作帮助制定防止灾害的计划,并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实施紧急救助。FEMA与地方突发事件管理机构以及27个相关联邦机构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第三阶段集中管理阶段
这一阶段起始于“9·11”事件。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使2797人丧生,直接损失3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联合国有关机构测算,这一事件使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减少1个百分点。同时由“9·11”事件造成的恐怖事件阴影,在很多美国人心头至今挥之不去。“9·11”事件后,**年9月16日,美国白宫即宣告组建国土安全部。2003年3月,FEMA同其它22个联邦局、项目处、办公室一起,加入并组建成了国土安全部,它的目标是从人为的紧急突发事件到自然灾害,力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协调一致的措施来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国土安全部的成立标志着美国的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进入了一个全面整合、高度集中的新阶段。
值得关注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普及的“911”报警系统在极大地提高了警方应急处置水平的同时,也引发出新的问题,即大量非紧急求助电话给“911”报警系统带来了巨大压力。为解决这一问题,90年代末,美国司法部申请了“311”号码作为全国免费非紧急求助电话,迄今已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30多个城市开通了“311”非紧急报警系统,目前正在全国普及应用。“311”非紧急报警系统开通后,取得了良好效果,不仅提高了紧急事件处置效率,将警务人员从大量非紧急报警的处置工作中解救出来,更通过“311”系统架设了一条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增强了政府与社区组织、公民个人间的沟通与协作关系,有效拉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311”建设表明美国在处置应急突发事件思路上的新突破,对我们当前的应急处置机制建设极具借鉴意义。
(二)美国突发事件处置的主要特征
1、系统化。为加强国家对危机事件的处理能力,美国高度重视应急处置系统化建设。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从以往的孤立和局部认识,提升到维护国家稳定、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的战略高度。其次在机构设置上,将70年代处于零散状态的上百个联邦机构逐渐整合,实行集中管理。特别是针对“9·11”事件暴露出的信息不畅、配合不佳等诸多问题,促使美国设立国土安全部,进一步完善危机管理系统。三是在资源整合上,美国大力增强对危机事件的迅速反应与全面控制能力,构成了国家在危机条件下稳定社会经济的专门管理系统,积极整合包括信息资源、组织资源、知识资源、物资资源、社会资源、科技资源和国际资源等各种资源,有效避免了资源缺乏或未能有效利用而造成的失误。
2、专业化。美国突发事件处置的专业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多层次多方面布局。大体上有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三方面,构成国家危机管理的主体格局。各方面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专业职能机构和政策系统,各司其责。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安全系统在“9·11”事件后向高度专业化和高效能方向发展。二是提高机构和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三是多部门合成参与危机处理。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广泛参与许多应急处理,美国陆军工程团、气象局、地质局、卫生机构等参与联邦应急管理署的救灾工作,美联储与司法部和安全机构在应对金融事件时有合作关系。四是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合作。地方政府常处危机管理第一线,多数建有小型应急中心。
3、法治化。应急处理涉及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运用的法律问题,处理或程序不当可能激化矛盾,因此需要强调法治。美国1976年制定的《紧急状态法》,对紧急状态程序和方式、期限,紧急权力和国会监督权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在实际应用中,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形成专门法律系统和多种应用方法,既有全国紧急状态,也有局部紧急状态如环保紧急状态、疫情紧急状态,地震紧急状态甚至非法移民紧急状态等,使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既有法可依,又保持高度灵活。
4、社会化。广泛利用社会力量是美国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重要方法。西方社会有数量大、名目多的各种民间应急组织和其他组织,是应急处理必不可少的依靠力量。美国《国土安全的国家战略》就明确提出“动员全社会”的原则。事实说明,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既是对政府处置工作的有力补充,也是政府了解和把握民心、民意,树立政府形象和扩大危机管理社会基础的有效渠道。
(三)美国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的经验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重视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城市)应急联动系统等危机应对机制已经成为城市公共事业建设的标准配置。美国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建设具有如下经验:
1、建立政府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核心。总体而言,危机管理体制大都具有“核心小、范围大”的特征。“核心小”是指指挥中枢位高权重、反应迅速、决策灵活、处置果断;“范围大”是指紧急应对系统庞大,包括军队、外交、情报、警察、医疗、交通等重要职能部门。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是危机预防管理的核心部分,其职能是对各种潜在危机进行预测,为危机的处理制定有关策略和步骤,危机发生后,指挥中心立即做出反应,负责指挥危机的处理。美国早在**年就组建了国家层面的危机应急管理机构——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年9月又成立了国土安全部。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危机的社会里,只有成立常设规范的危机管理中心,才能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到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
2、地方政府负责应急管理机制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基础。由于突发事件的特殊性质,加之美国州政府具有较大的自治权,所以美国地方层面的突发事件管理机制是整个国家管理机制的基础。从国际经验看,美国以应急区域的各个地方政府为节点,形成扁平化应急网络,应急事务一般都是由当地政府直接处理,只有解决不了时,才请求上一级政府提供支持和帮助,由上级政府提供物资、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必要帮助,上级政府或周边地区提供的增援到达该辖区后,接受该辖区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应急指挥调度仍由当地政府负责。联邦和州政府应急管理机构只是该网络节点之一,主要为地方政府的应急工作提供支持和补充;联邦、州政府应急官员到达现场后,并不取代地方政府的指挥权,而是根据地方政府的要求,协调相应资源,支持其开展应急救援活动;跨区域应急时,联邦或州政府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和地区拟定应急救援活动的总体目标、应急行动计划与优先次序,向各地区提供增援,但不取代地方政府的指挥权。在机构设置方面,每一个州和某些主要城市都设有相应的突发事件管理部门与联邦的FEMA相对应。在一些重要的州和城市,往往有多个与突发事件管理相关的部门。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除了有突发事件服务办公室(OfficeofEmergencyServices),还设立了突发事件医疗服务处(EmergencyMedicalServicesAuthority)、以及州长突发事件服务办公室(EmergencyServices,Governor’sOffice)。
3、部门之间高度协作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关键。突发事件管理涉及到多个机构和单位,迫切需要部门之间的合作与联动。纽约州政府设立突发事件管理办公室(SEMO)作为核心机构。在任何自然、技术、人为的突发事件之前、之中和之后,这个机构提供领导、计划、教育和资源,来保护纽约州的生命、财产和环境。纽约州政府的SEMO并不是单枪匹马,而是通过与其他部门之间一系列稳定的合作计划来实现突发事件的管理功能。具体而言,纽约SEMO统筹下的突发事件管理合作计划有以下几项:
在化学预防方面,根据联邦《1976年超级基金修正案和再次授权法案》(SARA),纽约州政府突发事件反应委员会(SERC)指导和监督各地方突发事件委员会(LEPC)跟踪任何危险化学品。
在突发事件公共信息方面,SEMO通过其社区事务处向公众分发公共健康和安全保护信息,这些教育材料起到了提高公众对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理的认知水平。SEMO还为地方公共信息人员提供培训。
在计划方面,SEMO通过评估县、市政府的突发事件计划,向地方提供支持和帮助。SEMO还负责根据情势发展,修订《纽约州突发事件管理综合计划》。
在突发事件警报系统方面,SEMO与州突发事件沟通委员会(SECC)共同负责管理纽约州的突发事件警报系统(EAS)。
在突发事件处理方面,在纽约州范围内的任何突发事件发生后,一律由SEMO协调所有州级应急措施。主要由州突发事件处理中心(EOC)和SEMO下属的五个地区办公室的员工参与。SEMO也协调联邦资源以支持州的活动.州的活动以《1950年联邦民事防务法》、《1951年纽约州紧急防务法》、《纽约州行政法》第2-B条款、以及《纽约州突发事件管理综合计划》为依据。
在突发事件通讯方面,州突发事件协调中心(SECC)24小时工作,向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报告突发事件,并作出第一反应,在突发事件发生时,SEMO向当地、县和州政府的工作部门提供最先进的通讯设备。
在灾害复苏援助方面,自**年以来,联邦政府宣布的突发事件中有22个发生在纽约州,州政府争取到20亿美元的救济补助。州政府启动了各种援助项目:州政府劳工局管理“个别家庭资助项目”,城建局负责“灾害任房援助”,小企业管理局负责提供低息贷款。
在培训和练习方面,在突发事件管理和服务技能方面,SEMO向全州范围提供练习和培训的机会。
4、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广泛合作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依托。民间力量的参与是提高公共危机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在危机管理领域,政府在掌控资源、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虽有优势,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因此不管是在危机预警、危机准备阶段,还是在危机发生后的灾难救助阶段,都积极吸纳和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调动社会力量,提高危机处理效率。美国的突发事件管理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企业、基金会和研究部门等非政府机构的积极参与。美国的突发事件管理的设备和后勤服务,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企业的服务。红十字会、基金会、协会、研究部门等非政府机构,在搜集信息、分析形势、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体来看,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先进技术。美国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在先进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方面,往往较之政府领先一步。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先进技术,比如宇宙定位、微生物试验等等,对于突发事件的预报、管理和事后重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是资助。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企业、协会、基金等提供及时资助,既解燃眉之急,又凝聚人心。据《纽约时报》在**年12月初的调查,美国至少有50家专门负责为9·11事件中殉职的救援人员家属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现已募集到3.53亿美元。由于此类捐款目前仍在增加,所以保守地估计,殉职救援人员的家属仅从慈善机构得到的捐款就至少有100万美元。
三是商业援助。企业和有关协会直接提供商业合作机会,对个人是雪中送炭,也有利于地区社会经济的尽快复苏。在某一地区发生突发事件后。这些非政府组织组建各类灾难救助项目,比如地区重建行动计划、个人帮助计划、就业培训援助计划、小企业复苏计划。
四是研究分析和建议。突发事件的管理是一个需要不断更新的科学,因此,美国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独立于政府以外,非政府部辩证可以比较客观地对已有的管理机制提出评估,并对体制完善提出建议。在纽约9·11事件后,麦肯锡公司、科罗拉多大学灾害研究中心等非政府机构就做了这样的事情。麦克锡管理咨公司的研究报告在肯定纽约警察局工作的同时,指出一些存在的问题。纽约警察局已经根据建议作了修正,如增设一个反恐怖主义处、扩大和加强了情报部门、改进了指令传达的效率、更新警官的设备。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和科罗拉多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的“9·11突发事件反应研究项目”邀请了数十名专家,从新技术应用、信息沟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合作,种族问题、联邦突发事件管理体制、医疗卫生等问题开展了三十多项专题研究,总结了经验,并提出了进一步改善突发事件管理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和建议。
5、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前提。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首先评估政府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把握政府危机的数量、种类、性质、特点及其规律,对危机的形态进行分类,并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对危机划分等级;其次,为每一类别或级别的危机制定具体的危机处理战略和战术,一旦发生危机,可根据危机应急机制马上进入危机处理。美国国土安全部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并相应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再次,监控危机的发生,注意搜集与危机有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判断和数据的分析,掌握危机的各种变化和最新信息,监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和趋势,分析危机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危机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6、提高公众危机意识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条件。美国危机防范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危机防范措施的改善与演习,走向经常化、制度化、法定化。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危机防范意识,是形成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关键之一。实践证明,不论是国家机构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如果能够有较强的危机防范意识和能力,那么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就能够减少损失幷减轻社会震荡。而危机防范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除了平时的宣传教育以外,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的危机演习是必不可少的。从美国情况来看,日常的情景训练和危机应对演习,对于提高危机管理效率、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提高政府的威信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种演习不是偶尔的,而是经常化、制度化,并写入有关危机管理的立法中去。
三、中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现状
现代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风险社会。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突发公共事件。OECD的研究表明,从1950年到2000年,无论是从事故发生的数量还是由于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来看,世界范围内突发公共事件呈上升趋势的特点都是明显的。尽管人们对我国目前是否进入安全事故高发期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国安全生产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一,从自然的角度看,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广、频度高。中国70%以上人口,80%以上工农业和城市,受到各种灾害严重威胁。特别是长江、黄河、淮河等七大江河中下游地区,集中了全国1/2的人口,3/4的工农业产值,洪涝灾害的威胁更为严重。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随着人类活动的加速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地质灾害的发生频度、密度以及范围都呈增长趋势。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一般都要超过上千亿元。
第二,从社会安全角度看,事故总量居高不下,重大、特大和特别重大事故时有发生。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安全事故总量年均增长6.28%,最高时增长达22%。近几年每年因各类事故造成13万多人死亡,70多万人受伤,平均每天各类事故夺走300人生命,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约2500亿元。在安全生产领域,我国的煤矿安全问题尤显突出,2003年我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5%,事故死亡人数则占近80%。2003年我国煤矿平均每人每年产煤321吨,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而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
第三,从公共卫生的层面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卫生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多种传染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据统计,全球新发的30余种传染病已有半数在我国发现,有些还造成了严重后果。化学品泄漏和食品安全隐患大增,事件接连不断。外来生物入侵也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我国公共服务体系薄弱,很难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冲击。对社会变动和市场经济波动起抗衡和缓冲作用的综合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6342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0584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386万人,而我国就业人员总数高达7亿多人。另一方面,我国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面还很低。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第四,从社会治安方面看,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大量增多,维护稳定工作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一些地方爆炸、投毒、杀人、绑架等恶性暴力犯罪发案率上升,犯罪形势向动态化、组织化、职业化和智能化的趋势发展。从社会的角度分析,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既是发展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群体性事件持续增多,呈现出跨区域串联和连锁反应特点,甚至引发局部地区社会的不稳定。群众上访居高不下,信访总量仍呈上升趋势。
第五,从国际形势犯面看,国内国际问题相互交织,反恐怖、反渗透的任务日趋加重。国际形势依然复杂,地区冲突不断,台独、民族分裂和东突等恐怖势力猖獗此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最新变化也使得国际间的冲突和危机出现新的特点。如“9·11”事件就显示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威胁。
(二)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发展趋势:
1、突发公共事件的种类越来越多,涉及领域多元化。我国不仅自然灾害频繁,随着社会的转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突发公共事件也日益增多。一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领域不断扩大,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不断加剧,自然灾害的种类在增加。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我们也面临着来自生物因素、有毒化学物质、核辐射、电脑病毒等的潜在威胁。三是由于全球化,不恰当的现代医疗活动,城市化、环境变化、社会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等使得我们所要面对的疾病威胁增多。四是经济快速发展,转型期出现的制度漏洞和真空,一些大规模的生产事故和人为灾害时有发生。五是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冲突日益增多。
2、突发公共事件频次高,规模大,危害程度严重化。我国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安全生产事故居高不下;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群体性突发社会事件的次数、参与人数呈上升扩展态势。随着突发公共事件扩散力、传染力的增强,突发公共事件波及范围不断扩大,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大。据专家估算,公共安全问题每年给中国造成经济损失高达六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影响并不仅止于人员伤亡、经济损失,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同样不可忽视。事故灾害发生之后,公众心理也会受到巨大冲击。有一些突发公共事件是由于管理不当、玩忽职守引发,此类事件真相大白之后,政府的公信力会遭受严重损伤。
3、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社会影响扩大化。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迅速普及,交通设施和工具的现代化,信息传播的快捷方便使得突发公共事件的扩散性增强,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社会事件的组织程度增强,影响范围和震动频度扩大,波动方式多元,处理难度加大。
4、突发公共事件扩张性增强,波及范围国际化。社会的复杂性和关联度日益提高,突发公共事件内在扩张性大大增强,形成灾害和事故链。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些突发公共事件在空间上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如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2004年的禽流感,其波及范围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
5、突发公共事件在新兴领域面临新挑战,处置思路、措施需要专业化、信息化。高技术和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在为国家和个人提供全新发展机遇和生活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如基础信息技术严重依赖国外,信息安全意识淡薄,网络犯罪、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这些都极大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同时由于我国金融市场本身发育不成熟,监控体系不甚健全,防范能力较弱,随着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不断暴露和扩张,极易引发银行挤兑、股市爆跌、金融危机等金融突发公共事件,从而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产生巨大的冲击。
(三)我国应急管理机制发展历程及城市主要模式
我国应急管理机制起步较晚,2003年下半年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随即开始认真总结防治非典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颁布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7月国家提出加快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建设的重大课题,国务院办公厅专门成立“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工作小组”,布置了应急管理“一案三制”(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的制定的应急预案、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有关法律制度)建设工作,拉开了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构建工作的序幕。
2005年1月,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5件专项预案、80件部门预案,共计106件。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把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故四大类。总体预案是全国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明确了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分级分类和预案框架体系,规定了国务院应对特别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组织体系、工作机制等内容,是指导预防和处置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已编制了国家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均已编制完成;各地还结合实际编制了专项应急预案和保障预案;国务院把应急管理作为政府绩效评估和干部人事考核的内容,有关城市等的各种政府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在研究开发。许多市(地)、县(市)以及企事业单位也制定了应急预案。目前《突发事件与紧急状态法》已正式进入立法程序,我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形成。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受到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直接压力,不少地区积极开展了城市应急管理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地方应急管理模式,目前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深圳模式”:深圳市成立了深圳市处置紧急事件委员会,作为全市紧急事务处置的常设综合协调机构,办公室设在市委市政府的总值班室。建立市一级的应急总指挥中心,各相关单位也成立了相对独立的应急指挥中心,与总指挥中心实现了互联互通,各部门的分中心均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对该中心的管理,如日常接警、处理、上报、统计和指挥中心的技术维护和人员培训。这种模式的主要优势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经济事务处理管理体系,组织机构健全,管理相对规范,但同时面临投入巨大、机构膨胀的问题。
“鞍山模式”:把人防部门作为防灾救援的工作的综合协调部门,按照“平战结合、军政结合、防教结合、分级管理、联合救援、社会参与、资源共享”的原则,依托地方防空系统的战时人民防空指挥体系、保障体系、专业队伍体系,整合地方政府各部门资源,构建起“政府和军事机关统一领导,民防部门负责综合协调,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对重特大灾害事故实行综合预防和联合救援,实现战时防空抗毁与平时防灾救援一体化”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体制。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投入不大,依靠人防系统业已形成的指挥领导体系,即就可以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危机应对机制。但缺点在于人防部门危机应急处置经验较少,在具体处置时难以有效协调与其他部门的关系。
“南宁模式”:南宁市的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各种分离的信息与通信资源进行系统集成,搭建统一的信息接收和处理平台,将110匪警、119火警、122交通事故报警、120急救电话以及12345市长热线,纳入统一指挥调度系统,成立了城市应急联动中心,抽调各部门人员实行集中接处警,从而实现了跨部门、跨警区、跨警种的信息资源共享和统一指挥协调。这种模式将各部门的分离的信息系统进行了集成,形成了一个全市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心,提高了指挥效能。但由于城市应急联动中心上下均无对应单位,法律地位相对模糊,虽解决了原体制下报警、接警和处警,但却无法解决危机决策、预警,危机处理过程中公共沟通以及经验总结等方面的问题。
“上海模式”:上海建立了由市政府直接领导的,相对独立的上海市城市应急联动中心。应急联动中心设在市公安局,实行“集中接警,分散处警”的“公安主导”模式,即依托110,联动包括医疗、电力、水务、交通、司法、煤气等近20个相关单位,根据报警内容不同,向相关联动单位发出协同作战的方案,共同处理紧急突发事件。这种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授权公安机关整合相关力量和社会公共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处置的应急管理模式不需要建立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和重新架设应急指挥平台,但对公安机关如何在有限的警力条件下承担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的协调和指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当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主要问题
从非典疫情到禽流感,从开县井喷到北京密云游园踩踏事件,从吉林中百商厦特大火灾到阜阳劣质奶粉,从东航包头空难到辽宁孙家湾特大矿难,从淮安“329”特大液氯泄漏事故到松花江污染,这些突发公共事件及处理,已经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主要有:应急救援力量分散,应急指挥职能交叉;应急管理薄弱,应急反应迟缓;应急装备数量不足和落后,救援能力差;应急法制基础不健全和危机意识薄弱,应急观念陈旧等等。
一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法律不够健全。虽然此前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与处理突发事件有关的法律、法规,各地方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又颁布了适用于本行政区域的地方立法。“非典”事件的前期暴露出危机管理反应速度慢,应变能力差,信息不畅,协调不力,准备不足、低效无序、无法可依等等弊病。虽然经过20多天高速制定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但法规出台距广东大面积爆发“非典”也已2—3月有余,立法滞后性不言而喻。如今后每遇一种新型重大危机与灾难,我们都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匆忙推出一部法规,不仅显得事后疲于应付捉襟见肘,且会漏洞百出顾此失彼,仍然低效无序,无法可依,也极不利于事先防范重大危机与灾难。
二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到位。首先缺乏高效统一的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指挥机构。我国成立有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机构,但大多为虚设的领导(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某个部门,虽然这种临时机构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其缺点非常明显:平时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动态分析和预警缺位,无人对潜在危机作分析预警;工作不具有延续性,经验不能有效保留;需要处理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大量时间浪费在部门间的协调上;工作人员都是抽调的往往不能很快进入角色,影响工作效率;由于事先没有专业人员研究政策和组织进行专家预警和预测,领导小组很难在短期内获取所需信息。在这种体制下的危机处理容易形成多中心、多环节,不利于统一。其次缺乏有效的部门协调机制。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体系建设基本是以部门为主,造成一些部门各自为战,“条条分隔”现象严重,设施、设备、信息不能共享,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如紧急救助服务系统大致包括:以应急救助为主的公安系统110匪警、119火警、122交通报警和卫生系统的120医疗急救,以及以“市长热线”为龙头的,由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值班电话或服务电话组成的“居民生活服务电话网络”。这些电话号码多而杂,不利于群众报警,而且多数救助系统互不隶属,网络不能互联互通,资源不能共享,一旦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很难快速协调,造成处置效率低下。
三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运行机制不够顺畅。一是缺乏有效的危机预警机制。目前,我国发生灾害及各类突发事件时,都是以部门为单位逐级汇报,缺乏快捷、有效的沟通渠道。信息量并不是不够大,也不一定不及时,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分散和部门垄断,无法在危难时刻统一调集,迅速汇总。虽然有一些信息收集的制度和措施,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信息收集网络,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又没有专门的机构对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从而无法转化为预报,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缺乏综合性的危机决策机制。不仅缺乏核心作用的协调机构和辅助性的研究机构,而且缺乏辅助决策所需的专家库和危机事件案例库。三是缺乏有效的奖惩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和惩罚机制,使得有些部门和单位选择“报喜不报忧”,或者是在事件发生后相互推诿责任。四是缺乏有效的经验积累机制。每次事件处置就成立“救火式”的临时指挥部,事件处置完,指挥部也解散了,经验没有得到总结保存。五是缺乏良好的公共沟通机制。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时,不注意处理好与公共媒体的沟通,关键时候缺乏权威的、主流的声音,容易造成在公众对事件性质、程度等的猜疑。六是缺乏突发公共事件后处理机制。如如何治疗各种危机后遗症,抚平受害民众的心理创伤,尽快恢复其生理和心理健康;对原有工作机制和体制进行反思和检讨,发现问题,加以修正。七是缺乏具有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制度。每一次突发公共事件后,有的没有认真加以调查,有的只是在行政机关内的调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行政之外的独立调查制度,以确保调查的客观公正,真正查找出事件原因,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四是对公众的危机教育没有提到应有位置。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养成了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老百姓的危机意识比较淡漠。我们虽然热切关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危机,但总是认为那是外国的事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当危机来临时,人们毫无准备,手足无措,容易陷人恐慌之中,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极大困难。2003年春天“非典”事件中老百姓的恐慌、无所适从并导致社会局面的失控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五是新形势下社会协调动员能力亟待提高。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依靠政治优势和组织保证,一呼百应,确保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动员。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等种种问题,进行社会动员的难度加大,政府对各类非政府组织、基层单位、私营组织和民众个人的动员能力明显下降。目前,我国没有健全的社会救助机制,政府只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各个单位、各个系统一层层地去组织和动员,时效性不够,成本较高。
四、**市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基本思路
突发公共事件是社会的固有现象。就我市而言,突发公共事件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每个时期,上个世纪,从63年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广陵协茂药店误卖滴滴涕毒药粉事件到89年的特大洪水,从96年的南门街煤气爆炸事件到98年的出租车聚众堵塞交通事件,一些事件的规模和产生的影响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市社会治安持续保持稳定,但由自然灾害、安全事故以及社会领域问题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仍然处于高发状态,严重威胁和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特别是恐怖事件和重大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突发公共事件,已成为影响我市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据统计,仅2005年全市就发生扬言爆炸、投毒等恐怖事件7起,而2000年以来全市已发生群体性事件3044起,其中有181起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和聚众阻塞交通事件,有214起事件规模达到百人以上,如2004年通裕集团千余名职工集体上访事件以及去年我市江都郭村发生的围堵镇政府事件等。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成立了**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并在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设立了应急办公室,组织编制了《**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及各专项应急预案,应急管理工作已经迈向了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设轨道。但由于这项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部门协调要求高,应该说,目前我市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市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突发公共事件的严峻形势,把握突发公共事件的内在特征和发展趋势,增强危机应对意识,根据中央关于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总体要求,紧密围绕本地实际,总体规划,分布实施,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积极推动全市应急管理机制的全面发展。
(一)建设目标
通过加强规划,整合资源,分步骤、有重点地加快我市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用三到五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起科学的危机决策机制、良好的危机预警机制、高效的部门联动机制、快捷的信息传递机制、顺畅的公众沟通机制以及弥补损失、变革提高的危机后处理机制;建设好协调一致的危机应对机构、资源高度共享的信息平台、统一高效的应急指挥系统、训练有素的应急救援队伍、充足的物资储备和先进的装备支撑,努力实现我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
(二)建设原则
借鉴国外城市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的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在建立我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如下原则:
1、系统研究,全面建设。我市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体系要前后统筹,一以贯之,即对任何全市新的突发公共事件处置都要强调三个环节的紧密联系。第一,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前的管理,对事件的分析预警和有关预案的准备;第二,突发公共事件危机过程中的管理,有关紧急决策的、实施,人员物质的调度,公共关系及媒体管理等;第三,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后的管理,弥补损失,纠正混乱,恢复重建,调查问责,处理后遗,学习变革,组织调整等。
2、加强规划,整合资源。尽管我市的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已有了总体规划,但各部门进展参差不齐,标准不一,重复建设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论证,系统规划,整合现有资源,才能使我市的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体系建设走上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
3、循序渐进,分步实施。美国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建设经历了从分散管理、整合管理、集中管理的过程,每个过程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限制,我市的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体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有计划分步骤进行。
4、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美国在加大突发事件集中统一指挥的同时,从法律上赋予地方政府高度自治权。因此我市要在有关部门、专家的科学指导、论证下,合理确定市、县(区)、乡镇(街道办事处)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方面的职责分工,按照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将责权利下放到位,实行属地化管理,分级负责,真正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5、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当前国内外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体系建设都十分重视危机预防和平战结合工作。为切实提高危机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市在建设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体系中,要坚持以防为主,通过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排查隐患,将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件消除在萌芽期,减少事件的发生或降低其危害。同时要加强经常性演练,通过提高演练的质量和数量,为应付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类危机提供实际经验,确保危机来临时,能够从容应对,建少损失。
(三)建设重点
我市的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突发事件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市的应急管理机制可主要借鉴上海模式,吸收其他模式的有效做法,按照“平战结合,防处结合,分级管理,协同作战,社会参与,资源共享”的原则,以政府为主导,依托公安110的指挥平台,完善社会联动体系,整合政府各部门资源,构造起“政府统一领导,应急办公室综合协调,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对重特大公共突发事件综合预防、统一指挥和整体救援”的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模式,围绕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三个层面,不断改进和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设。
1、建设集权统一的应急处置机构。从美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经验看,加强机构建设、实行集中管理是新形势下强化危机处置的重要方法。就**而言,不管我们采取何种应急管理模式,“核心小、范围大”是应急管理机制的主要特征。目前我市已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并在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设立了应急办公室,但信息共享、预警分析、指挥调度、部门联动、社会动员、危机后管理等方面亟需提高和加强。市应急办公室作为全市应急管理的日常办公机构和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指挥中心,当前要提高三个能力:一是指挥协调能力。在现有社会联动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考核力度,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把政府部门联动情况纳入机关作风评议范围,切实提高应急办的指挥协调能力。二是预警预报能力。着力解决信息分散和部门分隔的问题,通过网络将分离的信息汇总到市应急办,实现信息共享,加强危机监测和风险评估。三是危机处理综合决策能力。在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建立辅助决策的警情库、专家库、预案库、装备库、资源库、处置力量库,最大限度地提供支持决策的各种信息。围绕提高指挥协调能力、预警预报能力、综合决策能力,政府要充分授权市应急办和联动办,严格制度,协调各方,充实人员,加大投入。
2、建设规范完善的预案体系。借鉴美国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系统化、专业化经验,我市应在已经制定《**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分析,围绕保障重大工程安全和重要基础设施正常运行、防止环境污染、防止公共场所灾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应对自然灾害、反恐建设、群体性事件处置等方面,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预案体系和相关专家库、资源库,应强调的是,所有制定出的预案必须经过专家评审论证,确保预案之间的有序衔接,从而形成完整的应急预案体系。
3、建设反应灵敏的预警机制,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前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良好的预警机制可以将危机防患于未然,解决在萌芽状态。美国高度重视危机的预警分析,从各县市、州到联邦都建立了一整套的危机风险评估机制:一是建立覆盖全市的信息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及时收集掌握相关信息;二是建立信息分析预警系统,负责处理所收集的信息,并做出判断,提出预案和对策参考;三是要明确专门的信息收集分析研判机构或人员。这都要求市应急办不仅要成为一个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处置机构,也要成为进行日常危机分析研判的常设机构,为政府突发事件处置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
4、建立多方参与的社会联动机制。社会化是美国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主要特征。美国长期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经验表明,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不仅是对政府处置工作的有力补充,更是扩大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提升政府形象的有效措施。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市的突发公共事件社会联动机制要抓住三个层面:一是以公安、消防、武警、卫生为主体的应急救援队伍基础上,加强水、电、气、剧毒化学品等各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解决目前社会联动松散型的问题,形成我市具有广泛基础、较高专业素质、组织相对紧密的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二是以各类专家、学者、教授等为主体的专家群体,形成专家援助机制,借智发力,为政府危机应急管理出谋划策。三是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如青年志愿者组织等,主动参与到危机处理工作中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有关学者调查表明,当国家和社会遇到困难与危机时,85.3%的民众比较愿意或愿意站出来为政府分忧解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在应急管理中的自我服务、自我规制和自我救助的作用,形成一个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企业、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积极配合、互动合作、相互依赖的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格局,最大程度地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功能优势互补。
5、建立健全诚信权威的公共关系及新闻媒体沟通机制。事实说明,当社会面临重大危机,人们的生存与安全受到威胁时,便会陷人极度恐慌之中,为了减轻或消除心理上的紧张与压力,人们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去获知与危机有关的信息。当人们从正式渠道获得的信息不足,无法解释目前正在发生的危机或不能解除其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时,各种流言就会迅速出现,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恐慌。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过程中,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是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必要手段。当前,我市要把建立健全诚信权威的突发公共事件公共关系及新闻媒体沟通机制作为城市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抓好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要健全信息收集、渠道,建立严格的汇报制度;二是要完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时主流信息;三是要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6、建立实用方便的非紧急事件处置系统。近年来,在有警必接的理念指引下,公安110承担了大量非紧急求助报警任务,仅2005年,全市就接报公民求助及其他非紧急事务报警418368起,占接警总数709950的58%,大量非紧急求助报警不仅占用了有限的社会公共资源,更使得一些重大紧急事件得不到应有的处理,群众对此意见纷纷。美国“311”非紧急报警系统建设给我们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工作带来的最大启示是,政府通过“311”专用系统为公众提供及时高效的救助服务,既有效缓解了警方压力,更拉近了政府与公众的距离,体现了政府为民的执政精神。因此,我市在建设应急管理机制时,有必要在现有110报警系统的基础上,建设一条专用求助报警系统,使大量的社会服务求助报警通过分流得到及时处理。目前,仪征市已经开展了110紧急报警求助与122社会服务求助分流的试点工作,社会反映良好。
7、建立事后反思的危机后管理机制。突发公共事件不仅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损失,也使人们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危机的结束并不代表危机处理的结束。当人们度过危机之后,政府还应做好危机后处理工作,恢复民众对政府的信心,重新提升政府的形象。目前就我市而言,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后管理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工作的全面总结;二是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后,社会、经济、秩序、制度的恢复;三是对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后的独立调查、问责处理;四是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后遗症处理问题,特别是受害人群的生理、心理健康恢复问题;五是突发公共事件危机后的学习提高、观念更新、改进政策、组织变革,完善各种制度、机构和措施等。通过加强危机后管理,痛定思痛,变坏事为好事,从而进一步减少危机的发生,提高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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