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1

  单位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赴湘西十八洞村学习考察精准扶贫工作。作为一名扶贫干部，到十八洞村学习受益匪浅，感受颇多。回来之后，将学习感悟记录如后。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有个十八洞村。村旁山中有18个溶洞，洞洞相连，深不可测。这个苗族聚居的山寨地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中心地带，全村225户，939人，人均耕地0.83亩，长期陷入贫困。2013年11月3日，来到在十八洞村，在苗族贫困户施齐文家中看望，坐下来同一家人算收支账，询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打算，察看了谷仓、床铺、灶房、猪圈，勉励一家人增强信心，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地处武陵山腹地的十八洞村风景优美，有“小张家界”之称。曾经与优美的自然风光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里的贫穷。2013年，全村人均收入仅1668元，仅为全国人均收入水平的18.8%。而如今的十八洞村，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如同凤凰涅槃，不仅摆脱了贫困，还接待了前来参观的外国元首，“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准扶贫经验从十八洞村出发，走出湘西，走出湖南，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一、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规划引领，实施精准发力。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是“六个精准”解决“四个问题”。十八洞村在深刻理解上述精准扶贫核心内容的基础上，以规划为引领，通过制定全村整体发展规划、扶贫脱贫项目规划和农户个体脱贫规划等系列规划，实施精准发力。一是工作队严格遵循提出的精准扶贫“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为十八洞村制定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规划》。二是在全村整体发展规划的统领下，十八洞村结合“五个一批”制定了一系列相互支撑的扶贫脱贫项目规划。三是在全村整体发展规划、扶贫脱贫项目规划的基础上，工作组通过精准识别，根据每户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实际困难，按照“五个一批”的要求，将贫困户落实到具体的扶贫项目中，为贫困户制定个体脱贫规划。

  （二）坚持党建先行，增强内生动力。花垣县委县政府以驻村帮扶工作队、村支两委和青年民兵突击队建设为载体，以转变观念、提升群众思想道德水平为方向，形成了“党建先行，增强内生动力”的经验。一是精选驻村帮扶工作队。2014 年 1 月，花垣县委组建成立十八洞精准扶贫工作队，长年驻村开展工作。工作队进村挨家串户访贫问苦，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工作，真正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二是加强村支两委建设。工作队召开选举大会，推选年轻有为的大学生村官担任村支书，推选致富能手担任村主任、村支两委成员。配备建制专干为村主干，增配 9 名村主干助理，并发动党员干部带头，筑牢了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三是组建青年民兵突击队。工作队和村支两委把村里 20 多名在家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组建“十八洞村青年民兵突击队”，帮助村里欠缺劳力的农户编竹篾条、糊泥巴墙、铺青石板，使全村“五改”工程稳步推进。

  （三）坚持机制创新，确保脱贫成效。十八洞村为了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在“扶持谁、怎么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形成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一是“七步法 + 九不评 + 道德星级评价”的精准识别经验。扶贫工作队驻村帮扶以来，认真入户调查核实并结合实际制订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贫困户识别工作做法》，制定“十八洞村贫困农户识别九个不评”的标准。按照七步程序进行申请，并张榜公布结果。同时，探索思想道德星级管理模式。以组为单位，每半年组织召开一次全体村民大会，与会人员从支持公益事业、遵纪守法、社会公德等六个方面进行公开投票，当场宣布评选结果。评选结果定期在全村大会上公开表彰，激励先进，实行挂牌管理。二是“短中长兼顾 + 异地化 + 市场化 + 组织化”的产业扶贫经验。第一，产业布局中短、中长期产业兼顾。工作队确定了种植、养殖、苗绣、劳务、乡村游五大产业为主的发展思路。其中，劳务输出经济、苗绣织锦加工、农家乐等为短期扶贫产业，猕猴桃种植、黄牛养殖、红色旅游以及十八洞景区旅游等为中长期产业。第二，异地化产业发展模式。在花垣县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里流转土地 970 亩进行猕猴桃产业建设，并组建果业公司，对猕猴桃产业进行公司化运作。目前，正以同样的模式发展十八洞山泉水厂、水电站、酒厂等。第三，市场化方式创新。十八洞村率先在湘西州推行电商扶贫，同时与本地电商领头羊企业盘古电商开展合作、搭建“湘西为村”网络平台等，积极开拓农副产品市场和品牌培育。第四，提升组织化程度。组建苗绣、牧业等 9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探索股份合作扶贫，组建花垣县十八洞村苗汉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猕猴桃产业。三是“全域规划 + 全民参与 + 五个统一”的旅游扶贫利益联结经验。第一，坚持全域规划。在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总局关心下，将十八洞纳入全县旅游“五大景区”总体布局，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浓郁的民族文化，引入外部企业开发本村“红色旅游”“神秘苗寨”“峡谷溶洞游”等。第二，全民参与开发。推出苗家腊肉、农家豆腐、苗鱼、苗鸭等民族特色餐饮，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景区民居改造，实施了改厨、改厕、改浴等“五改”，建成村级游客服务中心等景区配套设施，开发苗族“三月”“赶秋”“过苗年”等传统节庆。第三，实施“五个统一”。村里成立游客接待服务中心，对“农家乐”实行统一接团、统一分流、统一结算、统一价格、统一促销“五统一”管理模式。“农旅园”开发结合方面，采取“企业 + 基地 + 贫困户 +村集体 + 观光体验旅游”的模式，由公司统一运营。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在2015年11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网络扶贫是全国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扶贫行动是落实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重大举措。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为部署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总结交流做法经验，由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江西省委省政府举办的全国网络扶贫现场推进会于2016年11月29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召开。

会上，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15家单位联合发起的网络公益扶贫联盟正式成立；开通了国家贫困县名优特产品网络博览会平台，启动了网络扶贫“双百”项目；国家发改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江西省政府签署了网络扶贫合作框架协议。

愿景：让“网络红利”惠及贫困人民

“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困难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2016年4月19日，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将“互联网”与“扶贫”联系在一起。

2016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的战略任务部署；2016年10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对我国网络扶贫工作做出了整体部署，正式提出实施“网络覆盖工程、农村电商工程、网络扶智工程、信息服务工程、网络公益工程”五大工程。

“网络扶贫行动为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了新方法、新路径。”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庄荣文在推进会上着重解读了《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的重要意义、内涵和要求。他指出，网络扶贫要整合各类资源和服务，建立起“一省一中心、一县一平台、一乡（镇）一节点、一村一带头人、一户一终端、一人一档案、一支队伍”的“七个一”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

庄荣文还在会上分享了网络扶贫经验，并提出让“网络红利”惠及贫困人民的殷切期望，“在信息时代，不让贫困地区群众掉队，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在使用互联网上掉队。实施网络扶贫行动，就是要为农村地区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网络服务，迅速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网民转化为网民，开拓农村互联网应用市场，弥合数字鸿沟，让数字红利充分释放，让亿万人民在互联网共建共享中有更加广泛而且充足的获得感。”

经验：打通脱贫致富网络大通道

江西是革命老区，也是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近年来，江西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扶贫开发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从宁都县的“虎蛙稻”大米、宁都黄鸡、宁都肉丸、小布岩茶、野生山茶油和蜂蜜等土特产搭上电商快车，到南丰县一个小小的蜜橘成为橘农脱贫致富的“金果果”，再到瑞金市壬田镇凤岗村的一枚小小的咸鸭蛋成为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金蛋蛋”，江西打通了群众脱贫致富的网络大通道。

江西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李炳军在推进会上说，赣州作为江西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推进网络扶贫方面做了一些有益探索，着力打通农产品销售的“最后一公里”，为贫困群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教育资源。目前，全市96%的行政村已通宽带，电子商务进农村实现了全覆盖，“农家书屋+电商”模式受到和文化部的充分肯定。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近120亿元，带动了包括贫困群众在内的20多万人创业就业。

“我省互联网基础设施薄弱，普及率在全国排名第29位，而贫困地区的普及率更低，直接制约了我省网络扶贫的步伐。我们把加强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网络扶贫的重点工程来抓。”江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郭建晖提出，要推动“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实现贫困地区群众幸福指数全面提升。

据悉，2015年末，江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两年内共减少了142万人，减少了41%；贫困发生率下降4个百分点。

发展：既富“脑袋”又富“口袋”

“好东西如果没有好平台，也难以走出农村。”随着电子商务加速向农村渗透，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改进，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为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的网络创业途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推进会上，京东集团介绍了网信企业落实网络扶贫的做法和经验；阿里巴巴则表示将结合业务实际，推进网络扶贫，创新发展践。

“京东集团与国务院扶贫办共同选定200个部级贫困县作为京东扶贫试点县，自行增加128个国定贫困县，从产业、创业、招工、金融等多渠道入手，带动贫困人群脱贫致富。”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蓝烨介绍道。

阿里巴巴副总裁方建生指出，2016年7月，农村淘宝推出3.0模式，将村级服务站点升级为当地的生态服务中心、创业孵化中心和公益文化中心。其中“创业孵化中心”就是希望对返乡年轻人的学习教育开展启蒙式培训。希望跟政府一起激发农民，激活农村的整个生态，让农村长出互联网的基因。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3

本届数博会通过业内重量级嘉宾对话，探寻大数据与传统产业融合的创新与跨越，成功搭建了政府、企业、中外知名学者思想交锋和智慧分享的平台。

支招大数据引领经济转型

《2015年中国大数据产业白皮书》显示，2014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达到767亿元，同比增长27.83%，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8228.81亿元。大数据技术已经深入融合到金融、教育、医疗、农业、电信、交通等各个行业。大数据的充分挖掘和运用，将引领经济转型升级。

2016数博会5天时间，嘉宾学者八方论道，既有总结贵州大数据先行经验的热烈讨论，又有解读挖掘大数据应用价值的前沿观察。

“未来，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驱动新一轮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农业化，将会是经济新常态的最重要表现形式。”微软云计算中国区总监沈寓实这样理解大数据带来的发展动能，“革命性技术、商业模式和全新应用必将在大数据时代应运而生。这将为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向‘中国智造’转型提供难得的战略机遇。”

今年2月，贵州获批建设首个部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大数据领域赢得了先行先试的优势。对此贵州提出，将在数据资源管理与共享开放、数据中心整合、数据资源应用、数据要素流通、大数据产业集聚、大数据国际合作、大数据制度创新等方面开展系统性试验，充分挖掘大数据的商用、政用、民用价值，为贵州实现后发赶超培育新动能，壮大新实力。

今年第一季度，贵州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同比增长34.8%。去年一年，全省注册的大数据及其关联企业有2600多家。

“经济数据的快速攀升跟聚焦大数据产业是分不开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贵州选择大数据产业是非常正确的。”第一视频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力军认为，贵州下一步的大数据产业发展，最具挑战和价值的是数据挖掘和应用。解决好数据的分享、共享、收集、挖掘，应该成为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贵州以发展大数据产业实现经济增长，验证了“互联网+”所具备的三大优势：第一是人才优势，因为发展大数据，“贵漂”成为流行词。2015年，贵州已成为全国大学生流入地，在全国排名第七，贵州不仅让外地人才“漂”来创业，也拉动当地就业，培养本土人才；第二是市场优势，由政府主导打造的“云上贵州”，实现了部门间数据存储、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实质上就是以开放的市场，让数据红利共享；第三是安全优势，贵州通过全国首部大数据地方法规确保大数据安全，无疑有先见之明。

探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时代是政府治理理念转型、治理模式创新、决策科学化、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历史机遇期。

数博会期间，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表示，中国经济社会进入重大转型期，国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国家治理的开放性、多样性、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必然要求寻求更多、更有效的治理工具。未来，“数据治理”和“数据文明”是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

“在大数据时代，必须要打造整体政府、开放政府、协同政府和智慧政府，借助信息网络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完全可以实现。政府治理引入信息化技术，将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表示大数据将融入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刘韵洁则为众多嘉宾分析了不同的场景应用，“大数据在城市管理中应用广泛。在智能交通中的应用，可以让未来城市的交通更加方便快捷安全；在公共安全中的应用，可以有效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政府的数据开放有利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带动社会创新。”

事实上，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贵州已做出有益探索。2015年2月，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启动“数据铁笼”行动――在每个交警身上配备了执法记录仪，一旦交警外出执法，必须开启。此举使每一个交警的个体权利行为，都被大数据全过程完整记录下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14年10月，贵州把分散在全省各个部门的数据统一汇聚到一个平台上，“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开通运行，这也是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数据集聚共享的统一云计算平台。在“云”上，政府各部门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使公共服务更加便捷、高效，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

热议大数据助力大扶贫

贵州省明确在“十三五”时期围绕“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总要求，突出实施大扶贫、大数据两大战略行动。

大数据如何助力大扶贫？2016数博会期间，以“电商扶贫分论坛――触动农业思维”为主题的分论坛开坛论道。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建言献策，共论大数据助力大扶贫。

国家林业局信息办主任李世东以自己在贵州山区为时三天的调研开场。他在调研中发现，贵州有机绿色林产品资源丰富，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销售渠道不畅通，导致产品市场价值与商品本身的价值差距悬殊。

针对销售渠道不畅的问题，李世东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为扶贫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个机遇就是电子商务。“电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突破口。”李世东说，中国90%以上的贫困地区都在林区、山区、沙区，这90%的问题就是扶贫的关键所在。在这些地方具有林产品等资源优势，倘若通过电商的发展打破因交通不便带来的发展壁垒，帮助老百姓就地就业、就地创业、就地脱贫，在李世东看来，这是解决贫困的根本措施。

“电商+扶贫”是贵州省大扶贫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扶贫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贵认为，高铁和高速公路的通达为贵州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移动互联网化、社交化、本地化，‘三化’结合将是农村电商扶贫最重要的基础。”赶街网总经理潘东明说，贵州农产品品质好，需求大，但销售链条呈碎片化，根本原因在于最基础的供应链管理没有做好。他认为农村电商竞争力尚小，升值空间大。“最先进的互联网工具能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农村电商相对城市电商才刚刚开始。”潘东明说。

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通过“云上贵州”系统打造“扶贫云”平台，“云端” 让贵州扶贫开发的大数据运用得更加精准。2015年12月，“扶贫云”上线运行，实现大数据对贵州扶贫开发工作的精准管理、动态管理、科学管理，扶贫信息公开透明。

“扶贫云”工程围绕精准识别，建设基础数据支撑平台，重点对全省所有贫困人口以及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地区进行动态监测，成为全国脱贫攻坚档案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贵州打牢了精准脱贫的信息基础。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4

一是要进一步深化对智力支边扶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长期的实践表明：抓好智力支边扶贫工作，作用重大，意义深远。说作用重大，以*年工作为例。仅在这一年，各中央组织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各类专家1270人次就智力支边扶贫工作进行了考察，为贫困地区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144条，帮助落实扶贫经济项目101个，引进各类项目资金和捐款近5亿元，培训各类技能型人才2.5万人，建立希望小学210所。这些成绩，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认为“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说意义深远，毕节试验区就是一个成功典范。20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开展智力扶贫、生态扶贫、教育扶贫，使试验区经济社会得到了健康协调快速发展。其实践与成就表明，各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发挥智力优势直接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既是派参政议政的有效形式，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有效探索。智力支边扶贫工作是各级政协、各派、工商联和所联系的人士适应新时期经济建设需要履行职能的一个创举，不仅具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各级政协要进一步深化对智力支边扶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解放思想，提高觉悟，坚定信心，切实增强搞好智力支边扶贫工作的责任感，用更大的决心、更高的热情、更足的干劲抓好工作，努力把智力支边扶贫工作推向新的高度，跨越新的水平。

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工作思路和突出工作重点。在调整工作思路上，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原则，自觉把智力支边扶贫工作纳入整体扶贫计划之中，使之成为国家扶贫的组成部分，作为各级政协、各派和工商联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使智力支边扶贫工作步入健康向上的良性发展轨道。另一方面，要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线，结合实际，切实制定好今后3—5年的智力支边扶贫工作总体规划，把着力点放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上。在突出工作重点上，一方面，要结合新农村建设，组织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就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另一方面，要更加关注民生，体察民情，把群众多年想办又能办到的大事办实办好。要注重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开发和利用当地资源，发展支柱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三是要进一步调动各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积极性。一方面，要“走出去，请进来”。近些年来，各级政协、统战部门都与上级派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争取了许多外援。比如：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来铜讲学，并将印江县堰塘小学作为联系点，联系帮扶长达10年之久，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普遍赞誉。各地建的“希望小学”，大多数都是各级政协、统战部门通过上级有关派、香港慈善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筹资兴建的。铜仁地区各级政协要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联系面广、智力密集的优势，不断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加强与各派中央、省委及其派成员的联系，建立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帮扶合作关系，把他们的力量更多地凝聚到新农村建设上来。另一方面，要不断整合内部资源，壮大自我发展力量。除铜仁市外，全区八县一特区虽没有派组织，但基层工商联组织健全，团结了一大批有实力、有影响、有贡献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各地都拥有一大批无党派人士，其中有不少层次高、影响大、联系面广的代表人物，他们是铜仁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完全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提供信息资源和智力支持。

四是要进一步扎实推进“五个结合”。第一，扎实推进智力支边与参政议政相结合。这是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的两个方面。两者既能互相结合，又能互相促进。第二，扎实推进引智和引资相结合。智力支边的独特优势，就是智力投入、智力引进、智力开发、智力扶贫。同时也注重引资。第三，扎实推进智力支边、光彩事业和温暖工程相结合。各级政协一定要认清形势，统一认识，努力克服“单打一”、“各自为政”的倾向，坚持把智力支边、光彩事业和温暖工程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督促、一起评比，切实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加快我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第四，扎实推进点和面相结合。点面结合，就是要抓点带面，全面发展。从现在起，地、县政协都要集中力量用3—5年的时间抓好1至2个智力支边扶贫工作示范点。示范点由主席统筹，分管副主席负责，智力支边办公室主任主抓。第五，扎实推进总结经验和用经验推动工作相结合。今后一方面要有意识地抓好示范点，培植新经验、概括新经验；另一方面要下苦功夫、硬功夫用经验指导工作，推动工作，使智力支边扶贫工作有序有效深入发展。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5

2016年以来，XX县充分发挥电商优势，创新发展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推动电子商务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积极探索“电商企业+电商扶贫合作社+电商扶贫基地+贫困户”四位一体电商扶贫订单农业模式，推动电商扶贫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让深藏在山中的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走出了一条电商与产业发展、扶贫攻坚相融合的造血式扶贫新路子，使农村因电商“活”起来、产业因电商“兴”起来、贫困群众因电商“富”起来，让贫困群众实现足不出户、就地脱贫。

一、主要做法

（一）强化政府引导，形成电商扶贫强劲态势。一是政策起势。XX县将电商扶贫作为全县十大扶贫工程的重要内容，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电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正科级事业单位电子商务办公室，统筹推动电商扶贫工作。县政府每年出台《电商扶贫工作方案》，县财政每年安排电商扶贫专项发展资金，设立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对参与电商扶贫的企业，推出产业基地补助、快递补贴等一系列扶持措施。2018年县政府出台了《电子商务扶贫“六个一”工程实施方案》，针对全县有一定基础的贫困村和贫困户实施电商扶贫“六个一”工程。二是示范聚势。开展电商扶贫示范创建活动，每年评选十佳电商扶贫示范企业及电商扶贫带头人。2017年，通过示范创建，全县有3家电商企业荣获XX市农村电商“十佳”精准脱贫带头人。同时，充分利用“XX电商圈”、“XX电商扶贫”、“XX”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向社会传递电商扶贫典型事例，营造人人参与电商扶贫的浓厚社会氛围。2016开展了“XXX”杯XX脐橙电商扶贫销售大赛；2017年开展了电商扶贫产品全网推介会和国务院扶贫办、商务部、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厉害了我的国·中国电商扶贫行动”网络专场直播活动，2018年开展了电商扶贫节暨电商扶贫产品全网销售推介会、电商扶贫产品全网推介会——三百山猕猴桃·紫山药·红蜜薯开采季、XX脐橙网络博览会、XX脐橙社群电商峰会等，营造了浓厚的氛围。三是培训提势。成立县级电商学院和电商技能培训中心，组建专业电商扶贫讲师团。通过开展“电商培训进乡（镇）”行动、“万名电商扶贫培养计划”等方式，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电商培训活动，将电商扶贫政策及技能培训拓展到村组一线，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引领电商产业发展能力和贫困户、返乡创业青年电商创业能力，达到了既扶“志”又扶“智”的目的。2016年来，全县先后开办电商培训班141期，培训贫困户5000余人次。通过培训，涌现出一大批电商创业脱贫群体。

（二）突出市场主导，培育电商扶贫多元主体。一是建产业基地。把电商扶贫的重点放在产业培育上，通过建产业基地，推动电商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以电商扶贫倒逼农产品向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一方面，壮大存量。将现有XX脐橙等传统产业线上转型，建成全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脐橙电商产地批发市场，解决市场对接问题，让贫困户的农特产品卖出好价钱，传统产业通过互联网焕发出新的生机。另一方面，培育增量。扶持引导贫困户种植紫山药、红蜜薯、百香果等“短平快”网货产品，组建电商扶贫产业种植专家团队，走村入户对全县各乡镇紫山药、红蜜薯、百香果等电商扶贫产业基地进行生产指导和日间督促，帮助贫困户降成本、强技术、增产量、提品质。目前，全县已建有1万亩红薯、3000亩紫山药、1000亩百香果电商扶贫基地，覆盖4000户贫困户。二是育龙头企业。围绕电商全产业链，突出产品供给、平台支撑、运营服务、仓储物流等各环节，建设了“一园两基地”（即县级电商产业园，孔田、版石两个农村电商创业孵化基地），为电商从业人员提供了低成本、环境优的创业服务平台。集中要素资源，招引和培育一批平台类、销售类、服务类电商企业，全力培育、引进电商龙头企业。全县登记注册的电商企业600多家，微商从业人员1.42万人，淘宝网店2200多家，涌现出了中国水果电商领军者世果汇、阿里巴巴微供渠道行业领先奖企业峪品鲜、省级电商示范企业信立、生鲜水果龙头企业拼好果等一大批发展势头强劲的农特产品电商企业。三是建合作组织。发动电商企业参与合作社组建，县级成立电商扶贫产业联社、乡级组建电商扶贫产业总社、村级组建电商扶贫产业合作社，形成电商扶贫三级联动，让合作社直接对接市场需求。采取“大户带小户，社员互相帮”和“基地委托农户代管”等模式，贫困户以土地、资金、劳力等方式入股，由合作社优化组合，统一供种、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流转土地，成片推进种植基地建设，破解贫困户自行种植产业难成规模的难题。目前全县共建有75个电商扶贫合作社。紫山药从肩挑手扛0.8元每斤到电商企业家门口包销2.5元每斤，红薯从0.5元每斤到1.3元每斤。

（三）注重利益联结，提升电商扶贫带动效益。一是打造电商平台。投资20亿元建设占地486亩的XX县农产品电商产业园，按照“电商人才高地、物流价格洼地、区域农产品聚集地、大众创业示范基地”的发展定位，规划建设有电商大楼、电商人才公寓、快递物流分拨中心、农特产品展示馆、人才培训基地及部级农产品检测检疫大楼等，是一个集办公、培训、住宿、物流、仓储、检验检疫为一体的电商产业园综合体。投资1000万元，建成顺丰、中通、圆通、申通等农产品快递分拨中心，开通城市直发专线26条，解决快递物流成本高，配送时效低等问题，打通农产品上行渠道。同时，搭建了江西省首家生鲜专业批发市场、江西省第四个阿里巴巴专业批发市场平台--阿里巴巴XX优鲜专业批发市场。二是培育电商品牌。申请注册了“XXX”品牌，大力推进电商品牌建设。线上，在天猫聚划算、顺丰优选、工商银行融易购等主流电商平台组织“三百山”电商扶贫品牌主题促销活动，邀请京东在XX召开了京东生鲜专场招商会，天猫生鲜在XX举行了三百山XX脐橙天猫首发仪式。线下，相继开展了“三百山”XX脐橙电商扶贫销售大赛、“一村一品”电商扶贫产销对接、紫山药电商扶贫采挖体验、电商扶贫“百日行动”助力红薯干销售、“电商扶贫·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电商扶贫产品全网销售推介会等活动。“三百山”商标荣获“江西省著名商标”称号，在XX脐橙品质评比中，多次荣获“XX脐橙王”荣誉称号，“三百山”XX脐橙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畅销海内外。三是创新合作模式。发展包销订单农业，发动电商企业包村扶贫、包销合作，为合作社贫困户按照春季红薯1.3元每斤，秋薯1元每斤保价回收红薯，2018年已在全县12个乡镇签订红薯包销合同，红薯包销面积达9450亩，XX销往全国各地的生鲜红薯达1000万斤以上，电商包销共覆盖3000余户贫困户。同时结合电商的运作规律，XX县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通过电商订单农业，已经形成春瓜，夏桃，秋薯，冬橙四个规模化的电商生鲜拳头产品，解决了原来只有脐橙单一品种的问题，有力促进了电商和扶贫，电商和农业产业的有机融合。并与当前的主流社交电商平台每日一淘、云集、贝店、颐和果园、百果园等15家电商企业建立了电商扶贫战略合作关系，实现订单包销贫困户农产品。

二、工作成效

（一）促进“小散户”向“大市场”转变。通过引入电商平台，打破传统农户家庭小散生产模式和提篮叫卖方式，由过去的“生产什么卖什么、生产多少卖多少”模式向“消费者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消费者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的精准化模式转变。建立电商扶贫站点，实现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全覆盖，引导贫困户深入挖掘特色农产品的卖点，依托覆盖全县乡村的电商基础设施，通过在电商平台自主销售或电商扶贫合作社上门收购等方式，把电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让一个个有意愿、有能力的“小散户”对接上网络销售“大市场”，搭上了致富“快车”。2017年，全县电商产品网络交易总额突破15亿元，快递单量突破1000万单。2017年，全县电商产品网络交易总额突破18亿元，快递单量突破1500万单。

（二）促进“单打独斗”向“抱团取暖”转变。针对贫困群众“单打独斗”发展电商产业规模产量小、应对风险能力差等实际情况积极引导贫困群众改变“单打独斗”的生产模式，通过土地入股、劳动力入股、资金入股等“抱团取暖”的模式，与电商企业、电商扶贫合作社形成利益联结体。同时，鼓励电商扶贫合作社统一流转土地，引导电商企业包村扶贫、建设电商产品供应基地、包销合作、保价回收贫困户农产品，全力打造“电商+基地+合作社+贫困户”产业链，让贫困户吃下电商扶贫“定心丸”，贫困户干劲十足，脱贫更有信心，一片点赞叫好。全县电商扶贫产业覆盖18个乡镇4000余户贫困户，贫困户覆盖率达32.4%。

（三）促进“粗放生产”向“品牌打造”转变。将打造优质品牌作为推动电商扶贫长效化发展的“生命线”，以良田、良种、良肥、良品、良心“五良”生态农业体系为标准，制定出台本地网货农产品标准，建设本地农产品追溯和质量认证体系，通过条形码或二维码溯源，完成产品从田头到发货完整原始数据，倒逼贫困户进行产品提质升级，大力生产绿色安全、附加值高的有机农产品。同时，将生态资源和浓郁的客家风情进行有机整合，倾力打造了九龙山贡茶、原味香菇、三鲜粉等60多个独具特色的“XXX”系列电商品牌，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三、存在问题

虽然我县电商扶贫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电商扶贫产业化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组织化、产品标准化程度低；机械化程度低，大部分靠人工采挖；品牌意识不强，快递仓储物流等亟待完善。在农产品上行方面，存在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物流成本高、冷链物流空缺，农产品品牌化和标准化建设不足、电商实用人才稀缺，对电商企业的扶贫力度不够等问题。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规模化发展适合网销的红薯、紫山药、百香果三大新兴电商产业，振兴传统脐橙产业，推动传统脐橙产业的互联网转型升级。2019年发展扶贫红薯2万亩，紫山药5千亩，百香果5千亩。

（二）强化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扶持、规范县乡村三级经济合作组织，突出电商企业在合作经济组织中的龙头地位和作用，创新补贴方式，将电商扶贫合作社会的补贴改为由包销的电商企业支配，使电商扶贫合作社的运行能够匹配到电商包销企业的要求。

（三）推动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一是推进种植技术标准化。聘请组建红蜜薯、紫山药、百香果等农业专家团队，对生产端进行规范性技术指导。根据电商企业的要求生产出符合网络销售的农产品。二是加大农业机械的普及应用推广力度。红蜜薯、紫山药、百香果三大新兴电商产业，从育苗、翻耕、播种、施肥、打药、灌溉、收割、分级、分选、打包、发货全流程，推广普及新的农业生产机具，通过出台农机奖补政策，提高生产效率，匹配电商订单的规模化、标准化及时效性的要求。

（四）建立三大电商新兴产业农产品追溯体系，打造XX电商扶贫的大数据平台。拟申请中国防伪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县，提升我县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标准，提高农产品的溢价能力。开发建设我县的电商扶贫大数据平台，实现精准脱贫的数据可视化、质量可追溯，扶贫能精准，成效能体现。

（五）加快农产品品牌化建设，继续全网推介三百山品牌，创新区域性品牌的运作模式，推动“三百山”品牌的“五网合一”运作（APP、小程序、网站、PC端、公众号运营）。

（六）加大电商本土人才的培养。将乡村两级干部、合作社成员、种植大户等纳入电商人才培训范围，每村择优选择3-5人进行重点培训；实施一村一名电商致富带头人培训计划。

（七）加大产地仓储的建设，对规模化种植的电商扶贫合作社匹配一处产地仓库。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6

电商扶贫兴未艾

2016年“扶贫日”之际，国务院扶贫办联合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与改革部，以电商精准扶贫为主题，共同在京举办2016电商扶贫论坛。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和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在主持论坛第一个环节时指出，“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互联网、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消除贫困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各地围绕电商扶贫开展的创新探索和实践是积极和可以肯定的。”

曲天军透露，涉及国家16个部门的《全国电商精准扶贫工程指导意见》将尽快出台，目前已完成最后一轮意见征求工作。曲天军指出，电商精准扶贫可打通贫困地区电商发展壁垒，形成合力，提升贫困群众电商创业就业增收能力，实现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弯道超车。将对贫困地区的网络畅通、基层网点、交通物流体系、冷链体系、三品一标的打造、质量标准体系和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优先扶持。

来自政府主管部门、互联网企业、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基层政府和创业公司的代表以及媒体记者共200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嘉宾围绕主题，从政策制定和扶持引导、商业创新和市场运作、基层实践和共享合作等不同角度、维度做了分享和交流。甘肃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作了“政府联动支持下的电商扶贫实践”发言，介绍了甘肃陇南市9个贫困县开展电商扶贫工程试点的成功经验，受到参会者一致好评。

论坛还针对电子商务在扶贫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和前瞻性问题，找症结，挖根源，发现规律，开出药方。论坛期间，在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下，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苏宁云商集团、京东集团、阿里巴巴集团、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苹果公司等相关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以“创新・互联・共享”为理念的“全国‘互联网+扶贫’共享价值联盟”，并《全国“互联网+扶贫”共享价值联盟宣言》，动员相关各方创新合作跨界整合资源、全面推动电商扶贫成果共建、各方共享。京东集团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签署了《消费扶贫合作备忘录》，并启动首届扶贫消费日，倡议消费者通过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助力扶贫。

本次论坛的承办和支持单位还有中国扶贫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扶贫志愿服务促进会，京东集团、苏宁集团、阿里巴巴集团、乐村淘、亚信数据、万科集团、Apple、一条、善品公社等。

发言摘要

当前电商扶贫实践中存在三大瓶颈制约，即“农户分散生产导致的规模问题、个体经营导致的质量问题、长期信任缺失导致的信任问题”，作为国内最早试水电商扶贫的公益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经过两年探索，创造性摸索出“以合作社为组织基础，善品公社为统一品牌”的电商扶贫模式，重点破解效率、品质和品牌难题。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刘文奎

农业部对电商扶贫工作高度重视，今后农产品的产销衔接、营销、促销工作都要更多地以电子商务的形式转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要以电子商务为抓手来促进农产品流通方式的改进和提高。农业部将加大对新农民、新主体的教育培训力度，帮助他们不断提高应用手机技能，使广大农民群众能用网、会用网、善用网。同时还将加大相关政策扶持的倾斜力度，不断改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条件。

――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 唐 珂

从解决卖难到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品牌营销、农旅结合、美丽乡村，电商扶贫以产业为依托，正通过日益丰富的驱动主体、多种形式和手段进行新探索。其中，不仅有国家队、地方军、县域自生态，更有公益团体、平台组织、龙头带动、合作互补等新主体，移动端、社群化、本地化、微商村等新趋势都值得关注。从几件大事可以理清电商扶贫工作的进展：1、电商扶贫写入中央《决定》；2、16部门正制订政策，《指导意见》即将出台；3、各地普遍重视，多地纳入规划；4、国务院扶贫办参与牵头电商进农村示范工作，贫困县占比超50%；5、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6、政府与市场联手推进，更多企业积极参与；7、国务院扶贫办召开现场会，归纳陇南试点五大意义，推广六条经验；8、基层创新案例大量涌现；9、电商扶贫研究取得一系列新成果；10、中国扶贫志愿促进会成立，电商扶贫又添新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 汪向东

当前电商扶贫存在六个问题：一是思维有待转变。即贫困地区政府的扶贫理念和贫困主体的发展理念问题；二是习惯有待养成。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低，而能把互联网作为生活生产工具的比率更低；三是基础有待改善。突出表现在网速不快，费用不低。物流和交通运输、产业基础落后等；四是人才有待培育；五是视野有待开阔；六是力量有待协同。针对六个问题，有五条建议：一要放宽视野，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紧扣脱贫攻坚目标，在“四化同步”中谋划；二要提升战略定位，将电商作为发展新动力、新基础、新常态下的新型经济业态来谋划；三要打造电商生态，多部门协调，多领域联动，多要素聚焦；四要认真听取当地群众真实想法、主要诉求，激发农民群众创造力，在把他们变成电商扶贫的主力军上下功夫；五要对扶贫政策进行改革，电商扶贫跨越了行业扶贫、专项扶贫、社会扶贫三大领域，需要细化研究以什么名义、用什么项目来支持的问题。

――共青团陕西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部长 魏延安

在电商扶贫过程中，应特别关注资源整合与组织培育的关系，让农民成为有组织的市场参与者；要注意商业模式与商品化策略的关系，让山区资源真正与市场对接变为商业化资源，不能空谈商业模式；还要注重财政资金使用与地方发展模式的关系，需要县级政府更多把握资金使用的灵活度，注重发展效果。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扶贫；绩效分析；易县

基金项目：2013年河北省教育厅项目《河北省金融扶贫模式与绩效研究》（编号：SQ133006）；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河北省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区“造血式扶贫”研究》（编号：HB13JJ067）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农户视角下的金融扶贫绩效分析――基于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的调研

收录日期：2014年6月16日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使金融服务惠及低收入群体。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完善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体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加贫困地区信贷投放”。可见，随着我国扶贫工作的推进，金融手段正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反贫困过程中，那么金融扶贫的供给与需求是否达到了协调发展，如何评价金融扶贫的综合绩效？金融扶贫对农户有何影响？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金融扶贫是指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满足贫困群众生产资金需求，以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造血式”扶贫模式。早在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提出了金融服务、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权利的消失会导致贫困的观点。2006年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甚至将穷人的信贷权利提高到人权的高度，提出“信贷权是人权”的观点。近年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对金融扶贫做了广泛研究，如周孟亮（2012）等认为大力推广无抵押无担保的微型信贷产品，能够使贫困人群能够增强自我扶贫能力；何广文（2007）认为社区发展基金是一种适应贫困社区农户生计方式的自愿、灵活、简易的公益性自我服务体系；王曙光（2012）等认为农民扶贫互助资金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纵观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提高那些享受到金融服务的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对于金融扶贫的研究才刚刚展开，各大报刊对金融扶贫多是项目实施的报道、推广宣传等。而期刊学术成果零散，多集中于现状的描述，缺乏基于一手调研数据的分析，特别是针对金融扶贫绩效的系统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缺乏有效的评价方法。

二、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分析

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由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其他组织共同组成的多层次、功能互补、适度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配置机制的不足。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稳步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1）涉农贷款持续增长，截至2013年初，全部金融机构县及县级以下贷款余额为14.5万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188.6%；农户贷款余额为3.6万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170.1%；涉农贷款余额为17.6万亿元，较2007年末增长188.2%。（2）全国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减少，由2009年的2，945个减少到了2013年初的1，686个（占全国乡镇总数的4%），实现金融机构和乡镇基层金融服务双覆盖的省份由2009年的9个增加到了24个。全国250家商业银行机构发起设立了939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876家，贷款公司14家，农村资金互助社49家。全国村镇银行的农户贷款余额848亿元，小企业贷款余额1，118亿元，合计占全部贷款比重达到84.4%。可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消除金融空白乡镇、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然而，由于我国农户的金融需求缺乏弹性，使得不论是信用社主导的传统农村金融机构，还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均存在明显垄断特征，金融扶贫资金总供给相对不足、农户金融需求缺乏弹性是不争的事实，农民贷款难、融资难、贷款贵的问题仍旧凸显。

三、金融扶贫绩效分析――基于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实地调研

河北易县是国家贫困县，也是我国最早一批实施金融扶贫的实验点，处于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扶贫难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按照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易县现有贫困人口12.8万人，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自1994年5月正式运行，经过20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此次调研地点覆盖了易县城区、梁各庄乡、桥头乡、白马乡、西陵乡，共15个行政村，发放问卷148份，回收有效问卷136份。

（一）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简称扶贫社）概况。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成立20年来，坚持向农村、农户、农民提供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提供生产经营资金，改善了农户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环境。在机构设置上，扶贫社分县、分社两级，分设下有中心、小组。县社实行管委会下的主任负责制，具体负责信贷业务，实行独立核算，下属5个分社和1个在县城内专门负责对失业、无地农民和乡下农民进城经商等低收入群体的担保贷款机构。目前，扶贫社有工作人员39名，平均年龄为38岁，其中助理师2名，大中专以上学历21名，占全员56.8%。在县境内28个乡镇处的23个乡镇处、全县469个行政村的249个村开展了小额信贷业务，组建中心247个，小组4，001个。通过调查显示，扶贫社信贷产业分布：种养殖业占24.6%；小商业贸易占27.1%；运输加工业占43.7%，其他占4.6%。投资比例：种养业0.5～1倍；小商业贸易2～2.5倍，运输加工业及其他1～1.5倍。贷款回收率：2005～2009年为99%，2010～2012年为98.9%，2013年为99%。

（二）扶贫社金融扶贫绩效分析――基于农户视角

1、农户贷款情况。如表1所示，在收回的136份调查问卷中，有88%的农户申请过贷款，并且申请成功率为94%，说明农户对金融扶贫资金需求量大、在扶贫社申请扶贫贷款比较容易；从申请贷款的时间看，95%的农户能够在15天内完成，可见贷款能够及时发放到农户手中，以解决农户的紧急资金需求。（表1）

2、不同收入农户的贷款规模。如表2所示，农户贷款规模（136份问卷中，113份申请过贷款）普遍不大，以小额贷款为主，贷款规模较大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如运输业、小商品服务业、农产品加工等，可见缺乏项目启动资金是阻碍农户脱贫致富的关键。并且农户贷款呈现以下规律：农户收入水平越高，需要的金融扶贫资金越多，收入水平越低，需要的金融扶贫资金越少。（表2）

3、制约农户收入的因素。如表3所示，58%（79人）农户认为制约农民增收的最大障碍是资金短缺，其次是文化水平和素质、土地面积、当地经济发展。可见，大部分农户认为获得金融扶贫资金支持是增收的关键，可以极大地促进贫困人群人力资本水平和脱贫致富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扶贫开发工作在注重“输血”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造血”功能。（表3）

4、金融扶贫贷款利率。136份问卷中，85%（115人）的农户期望利率在6%以下，可见大多数农户希望利率越低越好，以降低融资成本。而目前扶贫社执行的利率偏高，主要有两种形式：周期贷款名义利率8%，实际利率16%（借款时支付一半利息，还本金时再支付一半利息）；城区个人财产风险担保贷款和农村个人信用担保短期贷款利率均为月息16.5%。

5、农户对金额扶贫总体评价及存在的问题。调研数据结果显示，30%（41人）认为很好，55%（75人）认为一般，10%（14人）认为不好，不清楚的占5%（6人）。可见，农户总体对扶贫社的金融扶贫持肯定态度，为农民脱贫致富带来了便利。但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如表4所示，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贷款额度小、贷款期限短、利率高以及抵押发生的相关费用等方面，农户希望贷款成本越低越好，以体现新时期金融扶贫政策扶贫到户的特点。（表4）

（三）扶贫社“扶贫支农”与“增盈”双重效果。依据生产函数理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加会带来产出增加。为直观反映金融扶贫带来的经济效益，需做如下假设：假设农户自身无启动资金，其项目需要的资金为B；贷款利率为i；金融机构每笔贷款的操作成本为C；农户的投资项目成功的概率为P1，失败的概率为1-P1；农户还款的概率为P2，不还款的概率为1-P2；若农户无法获得贷款，则该项目无法运行，期望利润为0，若农户能申请到贷款，每个项目成功时的收益为N；失败时农户不还款的违约成本为M。可得到金融机构期望收益E（X）。

E（X）=BiP2+（1+i）（-B）（l-P2）-C=B（iP2-1+P2-i+iP2）-C=BP2（1+2i）-B（1+i）-C

农户期望收益：

E（Y）=P2［P1N-（1-Pl）B（1+i）］+（1-P2）（P1N-M）=P2P1N-P2B（1+i）+P2P1B（1+i）-P2P1N+P2M+P1N-M=P2［P1N-B（1+i）+P1B（1+i）-P1N+M］+P1N-M=P2［M-B（1+i）+P1B（1+i）］+P1N-M=P2［M-B（l+i）（l-P1）］+P1N-M

对金融机构期望收益E（X）和农户期望收益E（Y）分别求导，可得∂E（X）/∂X=B（l+2i）>0；∂E（Y）/∂Y=M-B（1+i）（1-Pl）>0，即E（X）与E（Y）正相关，当M>B（1+i）（1-Pl），即农户不还贷款的成本大于不还款的收益时，农户会选择还款，所以合理的违约成本会提高还款率。以易县扶贫社为例，农户贷款存在抵押、担保、五户联保等形式，使得贷款违约存在隐性成本。截至2012年初易县扶贫社累计发放小额信贷资金2.18亿元，累计借贷农户21，273户，其中妇女占比率82%，使67%以上的农户得到了脱贫，33%以上借贷农户达到脱贫致富，农户的还款率在99%以上。可见，伴随着金融扶贫的推进以及还款率的提高，金融扶贫能够达到支农与增盈的双重效果。

四、结论

根据易县扶贫社的实地调研结果，总结如下：易县作为部级贫困县，经济发展落后，农户迫切需要金融扶贫资金支持；在影响农户的增收因素中，资金短缺是农民增收的最大阻碍；农户对扶贫社持肯定态度，但贷款额度小、期限短、利率高、抵押担保费用高等方面问题亟待解决。目前，扶贫社可以缩小盈利空间，进一步减少农户融资成本，即在赢利与扶贫公益性质上，通过扶贫性金融产品开发、金融制度创新等实现金融扶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走出一条金融扶贫的成功之路。

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从金融视角来研究反贫困问题，可以极大地促进贫困人群人力资本水平和脱贫致富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扶贫开发工作在注重“输血”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造血”功能，这对于提高扶贫开发效率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金融机构赢利本能与扶贫公益性质如何结合的问题是金融扶贫面临的最大难题，如何实现金融“扶贫”与“可持续发展”双重目标是解决金融扶贫工作的关键，对农村金融机构而言，金融扶贫任道而重远。

主要参考文献：

［1］杨伟坤.新农村建设中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12.

［2］车舒.河南农村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研究［D］.河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1.4.

［3］王曙光.告别贫困――中国农村金融创新与反贫困［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4.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8

关键词：农村扶贫开发；组织动员机制；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1-0005-06

一、坚持中央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地位

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历史经验证明，贫困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如果不能逐步消除贫困，一个国家就难以长期保持社会稳定。没有稳定，根本谈不上发展。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都十分重视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扶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高度重视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而且从中国国情出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坚持中央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地位。

中央政府在扶贫开发中的主导地位和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扶贫开发工作各级领导机构。1982年12月，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成立，这是第一个领导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的机构。1986年5月，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9月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立，这是第一个领导全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后，根据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各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州、盟)、县(市、区、旗)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负责领导本地的扶贫开发工作。

2.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同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扶持老革命根据地、边疆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国家和发达地区要对这些地区继续给以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的支持。此后，扶贫开发工作一直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3.确定扶贫开发的具体帮扶对象。针对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一部分县、乡、村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决定以县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单元，以贫困村、贫困户为具体帮扶对象。1986年，国家确定了331个县为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投放的重点对象，这331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加上各省区市确定的371个贫困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总人口的80％以上。1994年，国家调整了贫困县的标准和范围，确定了592个县为国家专项扶贫资金投放的重点对象，这592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分布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涵盖了全国72％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重新在中西部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确定了592个县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592个县的农村贫困人口覆盖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50％以上、低收入人口的60％以上。同时，中国政府突出强调扶贫开发到村到户，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4.8万个重点贫困村，覆盖了全国83％的贫困人口。

4.制定国家扶贫开发规划。1994年4月，国务院制定并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提出了扶贫攻坚的形势与任务、奋斗目标、方针与途径、资金的管理使用、政策保障、部门任务、社会动员、国际合作、组织领导等问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2001年6月，国务院制定并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明确提出了新世纪头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奋斗目标、基本方针、对象与重点、内容和途径、政策保障、组织领导等问题。这是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又一个指导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5.扶贫专项资金投入不断增长。中央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支持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安排的专项资金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专项贷款等。据财政部农业司赵鸣骥司长2008年7月17日在扶贫开发形势和政策研讨会上公布的数据，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由设立之初(1980年)的5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44亿元，累计安排扶贫资金1600多亿元；1986-2007年，中央财政共安排贴息资金70多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近2000亿元。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2008年和2009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两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分别是167.34亿元和197.34亿元。财政部农业司扶贫处在《2010年财政扶贫开发基本情况》中公布：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为222.68亿元。

6.对贫困地区、贫困户和扶贫开发工作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例如《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中央和地方安排开发项目时，应向资源条件较好的贫困地区倾斜；国家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时，要考虑贫困地区的特殊性，给予支持和照顾；对贫困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要坚持同等优先的原则。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提出对所有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户，免除粮食定购任务，减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对贫困县新办企业和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兴办的企业，在三年内免征所得税。

二、组织党政机关定点帮扶贫困县、乡、村

组织党政机关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不仅有利于密切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联系。而且有利于党的干部全面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要求国家有关部门都要指定专人负责，分别作出帮助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具体部署。1986年6月26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国务院各有关部门都要把解决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和帮助贫困地区。会议强调凡有条件的部委，都应当抽派干部。深入到贫困地区帮助工作；有的部委可以相对稳定地联系一片贫困地区，定期组织干部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帮助贫困地区排忧解难，开发经济；有的部委可以根据本部门的特点和条件，有计划、有选择地为贫困地区做几件实事。《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都应积极与贫困县定点扶贫，一定几年不变，不脱贫不脱

钩。《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再次强调要把党政机关定点帮扶贫困地区确立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党政机关定点帮扶贫困地区的工作始于1986年.最初是由科技部、农业部、林业部、地质矿产部等10个部委分别在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选定一个区域作为联系点开展定点扶贫，此后逐步形成了中央党政机关定点帮扶到县，省、地、县党政机关定点帮扶到贫困乡、村的工作格局。

1.党政机关定点扶贫的总体任务。党政机关定点扶贫的总体任务是广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帮助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更新思想观念、不断提高素质；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扶贫对象解决温饱问题并实现脱贫致富，重点提高贫困乡村和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坚持开发式扶贫，积极推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本服务能力、培育农业主导产业，促进扶贫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新工作机制，整合各种资源，努力形成推动扶贫工作的强大合力；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协助当地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2.党政机关定点扶贫的工作思路。针对定点扶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现实需求，制定帮扶工作规划.以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为工作目标，以解决定点扶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工作重点，以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基层干部和劳动力培训、基层组织建设等为工作抓手，努力为定点扶贫地区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3.党政机关定点扶贫的组织领导。定点扶贫部门要高度重视定点扶贫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明确分管领导和分管部门，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定点扶贫部门领导每年应深入本部门定点扶贫单位，开展调查研究，实地指导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切实将定点扶贫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定点扶贫工作；及时将本部门帮扶情况，包括年度总结、统计报表和工作安排等报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中央组织部及本部门党的关系所属工委。

4定点扶贫工作与培养锻炼干部相结合。参与定点扶贫的部门每年要选派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到定点扶贫单位挂职扶贫。选派干部的人数可根据本部门定点帮扶单位的数量确定，一般1个县选派1名干部。挂职扶贫干部实行一年一轮换，凡自愿要求延长挂职扶贫时间的，要提倡和鼓励。挂职扶贫干部由派出部门、派驻地单位共同管理，以派出部门为主，要进行严格的任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据国务院扶贫办初步统计，从2002年到2009年，参与定点扶贫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等241个单位共向44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投入扶贫资金(含物资折价)84.87亿元，帮助引进各类资金292.5亿元，帮助安排扶贫项目9432个，引进人才3904名，引进先进技术1712项，资助贫困学生28.8万人次，培训干部群众151.6万人次。同时，各省区市的定点扶贫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从2007年到2009年的3年时间里，各省直单位对帮扶地区直接投入的资金达到98.2亿元。

三、安排东部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

安排东部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不仅是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东部发达省市了解贫困地区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突出问题，增进对贫困地区群众的感情，改进工作作风的必要举措。1992年lO月，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要采取多种形式帮助贫困地区加快发展。1993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组织经济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的对口支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再次强调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福建等沿海较为发达的省，都要对口帮助西部的一两个贫困省区发展经济。1996年7月，在国务院的直接安排和部署下，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贫困省区的工作全面展开。

1.东西扶贫协作的具体安排。东西扶贫协作的具体安排是北京市帮扶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帮扶甘肃省，上海市帮扶云南省，广东省帮扶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苏省帮扶陕西省，浙江省帮扶四川省，山东省帮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辽宁省帮扶青海省，福建省帮扶宁夏回族自治区，大连、青岛、深圳、宁波等4个计划单列市帮扶贵州省。1997年重庆直辖市设立后，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于2002年又决定由珠海和厦门对口帮扶重庆。至此，东部共有15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11个省区市，东西扶贫协作已涉及26个省区市。同时，国务院决定全国各地对口支援自治区、有关地区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以及原有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不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济较发达的市、县与经济欠发达的地、县的扶贫协作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

2.东西扶贫协作的内容方式。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助西部贫困地区培训和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和资金，传递信息，沟通商品流通渠道，促进物资交流；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有利于尽快解决群众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开发型产品的生产；组织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带动和帮助贫困地区生产同类产品的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发展生产；开展劳务合作，根据实际需要。合理、有序地组织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到经济较发达地区从业；发动社会力量，开展为贫困地区捐赠衣被、资金、药品、医疗器械、文化教育用品和其他生活用品的活动。

3.东西扶贫协作的工作机制。建立协作双方领导定期互访、联席会议等机制。共同研究解决扶贫协作重大问题。确保扶贫协作工作有目标、有规划、有投入、有措施；建立财政援助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工作交叉检查机制、项目绩效评估机制和有效的工作激励机制；建立规范的东西扶贫协作项目遴选机制，共同研究制定规范的东西扶贫协作项目管理办法；东部省(市)扶贫协作工作部门要加强对区县级扶贫协作部门的工作指导和项目协调，整合项目资源，形成工作合力；西部省(区、市)扶贫办要加强对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和监管，以省为单位建立规范、完整的东西扶贫协作项目档案，并通过网络媒体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布，规范扶贫协作项目管理，提高扶贫协作项目效益。

据统计，1996-2000年东部13个省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累计为西部贫困省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21.4亿元，双方签订项目协议5745个，协议投资280多亿元，实现投资40多亿元，从贫困地区输出劳动力51.7万人。此外，东西部地区在干部交流、人才培训、援建学校、建设基本农田、修筑公路、解决人畜引水困难等方面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协作。另据新华社记者吴涛、王攀2010年6月28日在新华网的《中国东西扶贫直面差距进入“十年攻坚”阶段》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0年6月，中国东部沿海富裕省份和城市向西部相对落后地区提供的无偿财政

援助超过70亿元人民币，援建学校近5500所；同时，东部企业在西部地区的扶贫性开发投资总额超过2500亿元。组织安排西部劳务输出达238.9万人次。

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开发建设

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解决温饱问题，是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广泛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不仅有助于贫困地区的群众脱贫致富，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培育和发扬良好的社会风尚。1994年4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各派和工商联要发挥人才众多、技术密集的优势，帮助贫困地区培训人才、推广农业技术；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都要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工作；大专院校、科研单位通过科技承包、技术推广、选派科技副县长、副乡长等形式，提高贫困地区科技发展水平；人民和武警部队要帮助驻地群众解决温饱进而脱贫致富。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决定》再次强调各群众团体、派、工商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人民、武警部队要认真总结经验，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采取多种形式，为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作出新的贡献。2001年6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和执行政府扶贫开发项目；企业可以通过捐赠资金。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参与扶贫开发；欢迎海(境)外的华人、华侨及各种社团组织，通过不同形式，支持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

1.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目前，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农村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等4个方面。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国有企业定点扶贫。到2009年.共有156家中央国有企业定点帮扶269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国有企业开展定点扶贫的具体方式是为当地引进项目、派人员挂职、搞技术培训、帮助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信息支持等。二是企业社团联手扶贫。企业通过各类基金会或其他社会组织向贫困地区捐款捐物和组织支助志愿者，支持一些扶贫项目，包括援建学校、基础设施、养老院、医院，支持白内障复明手术、贫困儿童救助、贫困母亲救助、残疾人救助等。三是龙头企业带动扶贫。以企业为龙头，与农户构成不同连接方式，共同发展产业。开拓市场。四是村企合作扶贫。企业与贫困村结成合作关系，进行一对一的支援，帮助贫困群众发展经济，增加收入。

2.群众团体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例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除配合国务院承担残疾人专项扶贫工作外，还定点帮扶河北省南皮县。其参与扶贫的主要方式是实施农村残疾人危房改造工程，负责康复扶贫贷款的发放，开展农村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建设农村残疾人扶贫基地等。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开展了母亲健康快车、母亲小额循环扶贫、灾区母亲安居工程、春蕾计划、妇女健康检查、妇女教育培训等扶贫活动。委员会开展了农村青年素质培训、创业小额贷款、就业创业示范以及贫困地区基层团组织扶持等扶贫活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定点帮扶山西省和顺县。其开展的特色产业开发、科技培训、惠农信息平台建设、修建惠民工程、教育扶贫等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3.派和工商联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例如1988年6月。贵州毕节试验区成立后，中央统战部和台盟中央与赫章县、民革中央与纳雍县、民盟中央和致公党中央与毕节市、民建中央与黔西县、民进中央与金沙县、农工党中央与大方县、九三学社中央与威宁自治县、全国工商联与织金县先后建立了定点帮扶关系。20多年来，各派和工商联在毕节实施了大量周期短、见效快、科技含量高的扶贫示范项目，包括农业综合开发试验示范基地、坡改梯示范工程、旱作农业试验示范基地、蔬菜示范种植基地、反季节无公害蔬菜试验和生产基地、农业科技示范园区、中药材基地、畜禽养殖基地、经果林示范栽培、良种农作物试种基地、畜牧品种改良等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4.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例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的以小额信贷、母婴平安120、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紧急救援、孤儿救助为代表的援助型项目和以扶贫中国行、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表彰、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为代表的倡导型项目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出版的(20年回眸》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累计筹措并投入扶贫资金和物资41.25亿元，实施扶贫项目200余项.受益贫困人口超过1176万。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成立后。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老区建设。据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王作义会长在全国老促会第八次会长座谈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共为革命老区引资220亿元，募集资金25亿元，联系建设项目5A万个。修建中小学校9138所，资助贫困学生29万人，派出巡回医疗队7438批次，医治病人261万人次。捐赠价值812万元的医疗器械。培训农村技术人员97万人次。培训农民2283万人次。

此外，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等社会组织也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扶贫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的以救助失学儿童为主旨的“希望工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计生协、中国人口报社组织实施的以救助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贫困母亲为主旨的“幸福工程一救助贫困母亲行动”。联合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卫生部、科技部、农业部、人事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的以缓解贫困地区师资、医疗、科技等各类人才缺乏状况为主旨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等也构成了社会力量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积极开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中的合作

中国的扶贫开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中国政府重视与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领域中开展合作。1994年4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要“积极开展同扶贫有关的国际组织、区域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让国际社会及海外华人了解我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扶贫工作。要积极扩大和发展与国际社会在扶贫方面的合作。广泛地争取对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支持。努力改善贫困地区的投资环境，以资源优势和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客商到贫困地区兴办开发型企业，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充分利用目前国际社会关注发展中国家缓解贫困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发展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广泛争取国际社会对我国扶贫开发的援助和支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再次强调要积极“发展扶贫开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争取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援扶贫项目。为保证其

顺利执行，国家适当增加配套资金比例，对地方财政确有困难的可以全额配套。要根据贫困地区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对外援项目的管理：努力提高外援贷款项目的经济效益，增强还贷能力。通过多种渠道、不同方式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扶贫开发的帮助和支持。加强与国际组织在扶贫开发领域里的交流，借鉴国际社会在扶贫开发方面创造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提高我国扶贫开发的工作水平和整体效益。”

1.世界银行在中国开展的扶贫项目。在扶贫领域的国际合作中，世界银行是与中国政府合作时间最早、合作项目最多、合作资金规模最大的国际机构。从1995年起，中国政府利用世行贷款先后实施了中国西南(云南、贵州、广西)扶贫项目、中国秦巴山区(四川、陕西、宁夏)扶贫项目、中国西部(内蒙古、甘肃)扶贫项目、中国农村贫困社区(四川、云南、广西)发展项目、中国贫困农村可持续发展(河南、重庆、陕西)项目，累计利用世行贷款资金约8亿美元，覆盖中国中西部最贫困的10个省区市、145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870多万贫困人口受益。

2.联合国机构在中国开展的扶贫项目。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和于田县开展了贫困农村产业发展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尼勒克县、察布查尔县，和田地区的于田县、策勒县和墨玉县，喀什地区的伽师县、疏勒县和疏附县。哈密地区的巴里坤县和伊吾县开展了贫困地区农村综合发展项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甘肃永靖县、湖北秭归县、四川南充和汶川开展了儿童贫困与发展试点项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从1979年至2005年共向中国提供了价值约9亿美元的无偿粮食援助，并帮助中国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3.区域性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项目。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开展了贫困农户参与黄河流域洪水控制项目、贵州纳雍社区扶贫示范项目、非政府组织参与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山西河川流域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甘肃清洁能源开发项目、云南思茅森林和木材可持续利用项目、豫西农业发展项目等。亚洲开发银行还十分关注中国贫困农村的交通建设，先后为腰古至茂名、达县至万县、神木至延安、成都至南充、赣州至龙岩、宜昌至万州等铁路建设，以及对江西、河北、云南、山西、贵州、重庆、陕西、广西、四川、宁夏等省区市的公路建设提供了贷款援助。

4.外国政府在中国开展的扶贫项目。例如中德山西扶贫项目，扶贫监测评价体系江西试点项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覆盖云南、新疆、青海、甘肃等4省区)；中荷安徽霍山双边发展合作项目；中澳技术合作喀斯特环境恢复项目(广西)；中日技术合作山西雁门关地区生态环境恢复及扶贫项目，广西天湖贫困区扶贫项目；中英云南环境发展与扶贫项目，西南基础教育项目(覆盖云南、广西、四川、贵州等4省区)，甘肃水资源需求管理、面向贫困人口的农村水利改革、结核病控制、大龄女童技能培训和能力建设合作伙伴、艾滋病防治等项目；中加宁夏农村扶贫项目；中意云南综合扶贫项目。

5.国际(港澳)民间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项目。例如国际行动援助组织在陕西开展了农村贫困社区发展项目，在甘肃开展了农村发展示范区项目及贫困地区妇女生育健康项目；国际伊斯兰救援组织在宁夏海原开展了“女生之家”项目；全球基金在云南开展了疟疾健康教育项目；德国米索尔基金会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开展了“参与式综合发展、环境保护与扶贫相结合”项目；世界宣明会在广西开展了孤儿及特殊儿童服务、救灾重建、教育助学、医疗卫生等项目；香港道德会在重庆开展了教育扶贫项目；香港华光功德会在宁夏固原开展了井窖集雨场建设项目；澳门巴迪基金会在甘肃开展了农村妇女环境建设项目。

据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2010年1 1月18日主办的《中国外资扶贫成果展》公布的数据，到2010年，已有50多个国际机构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参与了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我国在扶贫领域直接引进利用外资接近14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资金，投资总额已达到人民币198.2亿元；107个外资扶贫项目覆盖了中西部18个省(区、市)的320个县，使近2000万贫困人口受益。

六、发挥贫困群众参与扶贫开发的主动性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于1986年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以后，改变了以往分散救济式的扶贫方式。确立了开发式扶贫的根本方针。开发式扶贫较之以往的救济式扶贫来说比较注重贫困群众的参与性，但是，由于贫困群众的经济基础差、文化素质低、参与意识弱，容易形成对政府的强烈依赖，他们视政府为“救世主”，认为扶贫开发是政府的事，对他们进行救济是“天经地义”：以往的扶贫开发工作都是采取项目运作的方式，扶贫资金跟着项目走，以项目覆盖贫困人口，扶贫者往往把项目当成扶贫开发工作的主体，而把贫困群众当作扶贫开发项目实施的工具，这使得贫困群众实际上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政府主导扶贫开发的反贫困治理模式实行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为了保证扶贫开发工作任务能够按计划完成，某些地方政府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制贫困群众执行自己的决定，而不注重他们的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可见，开发式扶贫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仍未能充分反映贫困人口的意愿，比如在扶贫项目的选择、政府扶贫效果的评价、自身贫困现状的评估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等方面均未能充分考虑贫困群众的意见，这弱化了贫困群众参与开发式扶贫的主体意识。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倡导和推动参与式扶贫。通过参与式扶贫，把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与各级政府的帮扶措施紧密结合起来，把被帮扶对象的主观努力与全社会的积极支持紧密结合起来，以形成开发式扶贫的巨大合力。

1.注重培育贫困群众参与的意识。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们所享有的物质生活的发达程度决定和制约着人们心理活动的内容。贫困地区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下，贫困群众生活还很艰苦，这使得贫困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出依赖盲从、消极被动、畏惧保守等心理特征。而参与式扶贫强调要尊重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贫困群众的参与意识，发挥贫困群众的首创精神，扶贫方案的制定、项目的选择、措施的落实等都要动员贫困群众积极参与，充分听取贫困群众的意见，倾听贫困群众的呼声，使贫困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实施权和管理权，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身力量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2.注重增强贫困群众参与的能力。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落后，贫困群众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尤其是在偏远落后地区文盲率相当高，其中青壮年文盲又占了很大比例。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导致贫困群众参与扶贫开发的能力和水平低下。而参与式扶贫强调要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科学和文化，提高贫困群众的综合素质，同时把推进参与式扶贫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政府职能结合起来，与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完善民主管理制度结合起来，与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结合起来，以此增强贫困乡村和贫困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能力。为贫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3.注重完善贫困群众参与的内涵。在扶贫开发整村推进过程中。积极发动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参与制定村级扶贫开发规划；由贫困村党组织、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出贫困户名单后根据群众表决意见最终确定贫困户；在政府工作人员指导及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贫困群众根据扶贫资金的投向要求，确定年度实施项目：项目区村民民主推荐人选组建项目实施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代表并组织村民参与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扶贫资金和物资的使用必须经群众代表讨论，报账票据需经项目实施管理小组和监督小组成员签字：扶贫项目验收必须有乡村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并签字认可，对通过验收并交由项目区群众管护的项目，要组织群众讨论制定后续管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