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时间：2023-12-08 01:19:42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1
现行的户籍制度黏附着城乡差别化的入学、住房、养老保障等权利配置功能，严重制约着农村宅基地的社保功能向资产功能转化，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两个基本假设，并运用加入控制变量的“双差”分析法，以重庆（实验地区）和武汉（控制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定量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时间哑变量和地区哑变量的交叉项（即户籍制度改革效应）通过了1%的正显著性检验，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实验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比例增加了37%；而且在户籍改革力度较大的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大。另外，“人均住房面积、小康村、城镇郊区村”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均非农就业收入、补偿标准”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构造与功能分配，构建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宅基地与在城镇落户享有城镇居民公共服务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协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宅基地退出程序和补偿标准，设计与城镇住宅用地管理制度统一的农村宅基地复垦整理、收回储备、市场供应与使用监管的政策框架体系，确保退出后的宅基地得到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关键词 户籍制度；宅基地退出；双差法；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12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18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农村人口的历史性转移、迁徙。据统计，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已有1.6亿人，未来要达到60%的城市化水平，还将会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并在城市定居[1]。但由于农村土地管理中宅基地退出机制的缺失，大量在外打工并且定居在城市的农民，其在农村占有的宅基地并未退出，导致了我国许多省份农村人口转移并未与农村宅基地用地缩减相挂钩，造成了大量宅基地的闲置和浪费，主要表现为在农村不同程度地存在“人走屋空”、宅基地“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向扩展等现象[2]。从资源优化配置角度来讲，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建立，对于交出宅基地的那部分进城农民而言，他们闲置的资产得以盘活，并获得财产性收益，为解决其进城后的居住问题提供部分资金；而对于国家而言，这部分退出的宅基地可以进行复耕，从而增加耕地面积，也可以将其收归国有，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缓解城市用地紧张局面，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但是在现实中，农村宅基地退出改革并未如改革者所愿，而且也并不受农户欢迎[4]，绝大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补偿标准、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家庭赡养人口状况、社会保障完善程度等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基本因素[5-7]。另外，是否还存在一些关键因素呢？邓海峰认为户籍制度作为一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起来的、黏附着各种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制度的社会管理制度，严重阻碍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8]。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城市居民能够基于其所具有的社会身份获得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使其在自主地选择职业、居住地的同时毫无后顾之忧。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还原经济自由为导向的经济身份改革未能在农民身上得以实现，同时，社会身份又决定了他们在离开土地、脱离集体经济组织后没有新的社会保障来源，因此，农民仍然需要依靠土地维系生存，无法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可以说，现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阻断了作为农民工进城务工配套制度出现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退出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致使我国出现了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低效率的双重不利局面。户籍制度改革后农民获得了同等的城市合法生存权利，在此基础上农民工经济收入、消费心理、意识观念随之改变，与其联系最为密切的农村宅基地的总体态势、区域格局及耦合特征等方面也必然受到影响[6]。
从长期来看，土地和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既能够为下一轮的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又能够促进区域间平衡和城市内部的和谐发展[9]。因此，我们需要在认识和分析户籍制度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机制为目的的政策建议。
1 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黏附效应抑或替代效应？
建国初期出于重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逐渐形成了以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之上，保证农业生产稳定，控制农村人口过快流入城镇为主要目的的户籍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户籍制度制约人口自由流动与迁徙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被逐步地弱化，如今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功能[10]，进而演变为排斥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分享资源，维护城镇居民既得利益的制度工具[11]。现实中出现的如下矛盾现象即可说明问题：中小城市因其户籍含金量较低，其政府最终将趋于不断降低户籍门槛；相反，户籍含金量较高的大中城市最终则趋于不断提高户籍门槛[12]。这种制度安排所引发的更为深层次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别导致农民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土地要素无法自由流动从而使得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无法货币化。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并不在于放开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进行约束等问题上面，而在于恢复户籍制度的单一功能，取消黏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具体制度，使其从区别公民待遇的手段转变为纯粹的公民身份证明和政府人口统计工具[8]。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且户籍制度应该要与土地制度联动改革。
据此，本文拟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并运用相关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
（1）现行的户籍制度黏附着城乡差别化的入学、住房、养老保障等权利配置功能，严重制约着宅基地的社保功能向资产功能的转化，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对比不同地区的户籍制度改革实践可以发现，在改革力度较大的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相对较大，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发挥着较强的促进效应。据此提出本研究第一个假设：
假设Ⅰ：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关键因素，随着户改力度的加大，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所提高。
（2）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资源禀赋（非农就业人数、经济收入水平、家庭人均财富等）不同，宅基地在其家庭保障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期望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家庭非农就业人数较多、经济收入较高、家庭人均财富较多的农户，更看重的是宅基地的资产功能，宅基地资产价值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期望。据此提出本研究第二个假设：
假设Ⅱ：具有不同的家庭资源禀赋的农户，其宅基地退出意愿受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不同。
通过添加控制变量，利用公式（2）的回归方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不仅具有双差回归分析方法的优点，同时可以控制其他可能因素的干扰，从而分离出户籍制度改革这一外部事件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还可以发现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可能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
2.2 研究区域选取
实证研究区域的选择在本研究中最为重要。根据“加入控制变量的双差方法”运用的要求，需要选取一个户籍制度改革进行的地区（实验地区）和一个没有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地区（控制地区）。
实验地区的选择则需要有较强的代表性。毫无疑问，重庆市被批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积极推动城乡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创新地票制度，有力地促进城乡人口迁移和农村土地流动。特别是，2010年8月1日颁布实施了《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后，重庆市城乡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重庆市的改革不仅力度较大，而且覆盖面较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而控制地区的选择则需要主要考虑降低统计分析的误差，即为了尽量降低两个地区的观察变量（除受户籍制度不同影响外）所受的其他不同性质的影响，除了引入控制变量以外，对比研究的省份尽量做到规模相当、地域相邻、经济实力相仿。鉴于此，本文拟选取武汉市作为控制地区。
2.3 指标设计与数据描述
因变量上文已经论述，自变量设计如下：
①农户家庭禀赋，包括：家庭人数（个）、家庭劳动力人口比例（%）、家庭人口中最高教育年限（年）、是否机关干部家庭（哑变量）、人均住房面积（m2/人）、住房结构（土木=1，砖混=2，钢混=3）；另外，还需要考虑家庭所在村状况，包括：村是否小康村（哑变量）、村是否城镇郊区（哑变量）。②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包括：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家庭人均非农就业收入（元/人）。③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用家庭人均财富（元/人。财富定义为家庭拥有的所有资产的货币价值，具体内容包括现金、存款、对外投资、对外借款和固定资产原值并扣除借入款）[14]表示。④家庭赡养人口状况，用65岁以上老龄人口所占劳动人口（14岁到64岁）的比重即赡养率来表示。⑤家庭社会保障状况，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⑥拆迁补偿诉求，包括：补偿标准诉求（现行标准=1、与城市拆迁标准相同=2、双方谈判=3）、补偿方式诉求（货币补偿=1、产权置换或其他=0）。
鉴于重庆（试验地区）于2010年8月1日实施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退出改革，因而选择2009年和2011年作为改革前和改革后。课题组于2010年7月和2012年7月两次赴重庆市的江津区、永川区、渝北区、城口县和武汉市的江汉区、青山区、江夏区、黄陂区，共8区（县）56个行政村560户村民（全部选择的是未退出宅基地的农户，这是因为：一方面，已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并不多；另一方面，在退出宅基地的农户中，真正自愿退出的很少，大多是在政府推行的“城乡统筹”、“农村土地整治”过程中的被动退出）就2009年和2011年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家庭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别回收有效问卷525份和512份。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
分年度来看，重庆、武汉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平均值由2009年的2.988、2.853分别上升到2011年的3.545和3.491（表1）。分地区来看，不管是2009年还是2011年，重庆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平均值均高于武汉（表1），这说明在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较大的地区，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相对强烈。另外，从重庆和武汉两地16个自变量调查结果的对比可见，各变量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这说明我们选取武汉作为控制地区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2.4 计量结果及分析
通过使用上述16个自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估计结果见表2），以考察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由表2可见，大部分变量的估计结果都十分显著，而且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这说明我们的估计是有效的。下面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将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时间哑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前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这可能是由于重庆市2010年8月才颁布《办法》，而本文选择2011年作为“改革后”，时间跨度较短，《办法》的效应还没有显现。
地区哑变量通过了5%的正显著性检验，说明试验地区（重庆）和控制地区（武汉）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差异，试验地区（重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为控制地区（武汉）的1.29倍。
时间哑变量和地区哑变量的交叉项（即改革效应）通 过了1%的正显著性检验，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实验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得愿意退出宅基地的农户比例增加了37%。由此可见，“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关键因素。在改革力度较大的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的意愿相对较大”，假设Ⅰ得到验证。
第二，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总结如下：①人均住房面积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农户现有住房面积越大，其对住房满意度越高，因此对宅基地的退出和房屋的拆除具有较强的抵抗心理；②家庭所在村是否小康村、是否城镇郊区均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符合一般常识，即小康村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村庄环境和居住环境相对舒适，他们更愿意待在农村，而不愿意退出自己的宅基地和房屋。而村庄位于城镇郊区则房屋出租的机会则大，农户因此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宅基地财产收益，在目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正常市场价格没有形成之前，宅基地的长期、稳定的出租收益远高于一次性流转收益，因而农户不愿意退出自己的宅基地和房屋；③家庭人均非农就业收入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非农就业收入较高，说明外出务工时间较长，相对较容易融入和接纳城市生活。其次，非农就业收入较高，他们承担搬迁和城市居住费用的能力相对较强，并且能够享受城市居住环境带来的清洁与便利；④补偿标准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毫无疑问，一直以来农村征地拆迁补偿标准都是农户关注的焦点，也是农村征地冲突的核心问题。如果当地的补偿标准越高，农户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意愿相对就较高。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现在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郊结合部的农户大多倾向于征地拆迁，因为他们能得到较高的补偿和城市住房，生活因此而改变。
综上所述，“不同类型的农户，家庭资源禀赋不同，宅基地在其家庭保障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期望也有所不同，假说Ⅱ得到验证。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加入控制变量的“双差”分析法，以重庆和武汉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在户籍改革力度较大的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的意愿相对较大；另外，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所在村是否小康村、是否城镇郊区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家庭人均非农就业收入、补偿标准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本文提出的假说Ⅰ和假说Ⅱ得到验证。
上述结论隐含的政策含义是：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农民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住房及子女入学权益，农村宅基地承担起了对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能，这大大制约了农户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和行为。要想推动农户退
出宅基地，从而盘活农村土地资产，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户籍制度改革是先决条件。为此，首先，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构造与功能分配，构建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宅基地与在城镇落户享有城镇居民公共服务之间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协调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其次，制定农村宅基地退出程序和补偿标准，规范引导农村农民自发退出宅基地；最后，设计与城镇住宅用地管理制度统一的农村宅基地复垦整理、收回储备、市场供应与使用监管的政策框架体系，确保退出后的宅基地得到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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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n Farmers’ Willingness ofExiting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ZHU Xinhu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8，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school entrance， housing，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and other right allocation functions with urban and rural differentiation are attached to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to asset function of rural housing land； this is the key factor which affects farmers’ willingness of exiting from housing land. On the basis of theory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wo basic hypotheses， and makes use of the ‘doubledifference’ analysis to carry out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n farmers’ willingness of exiting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n farmers in Chongqing and Wuha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osssectional dummy variables of time and area （that is， effe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on farmers’ willingness of exiting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through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test of 1%.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armers’ willingness of exiting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The number of farmer willing to exit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grows about thirtyseven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area with the greater reform， the farmers’ willingness of exiting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is higher. In addition， the per capita housing area， comparatively welloff village and suburb village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farmers’ willingness of exiting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the family per capita income from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compensation standard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farmers’ willingness of exiting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In view of this fact，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arry ou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 distribution for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onstruct the cohesion and conversion mechanism between agricultural transfer population’s exiting from rural housing land and agricultural population’s settling in city and enjoying public servic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coordinat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On this basis， we shall make the exiting procedures and compensation standards for rural housing land， and design the policy framework system about reclamation and systemizing， recovery and reserve， market supply， use and supervision of rural housing land which is uniform to urban residential land management system to ensure that the housing land from which the farmers exit can be effectively utilized， so as to improve the intensive use of rural land and provide landuse guarante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2
关键词：GIS 地籍管理 信息系统 业务功能模块
中图分类号：P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8（b）-0027-02
地籍管理工作是国土资源管理的重要业务和城镇国有土地管理的基础，同时也是一项技术性、政策性、时效性很强的工作。地籍管理是随着土地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各种形式的变更、出让、出租等越来越频繁，政府和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必须掌握快速、动态变化的地籍信息。因此，必须改变原有的靠手工操作、图纸管理的模式，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建立城镇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实现计算机网络化图文办公，实现地籍信息的采集、处理的自动化，实现不间断的数据流。从而使地籍信息方便、快捷地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高效地保持地籍信息系统的现势性，提高土地管理的效率、质量和水平。
1 城镇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构建任务
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建设，其中包括城镇地籍测量数据（包括宗地、地形、地类入库）、纸质地籍档案数据检查整理及手工录入、原发证纸质档案影像扫描及入库、地籍属性数据与图形数据连接；保证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和影像档案管理信息系统之间良好的数据转换；就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所要求的数据标准和要求与外业测绘承担单位做好一切相关衔接工作。
2 系统总体设计
2.1 软件体系结构设计
目前应用系统的框架结构主要有两种方式：基于三层体系结构的C/S模式和B/S模式。
C/S（Client/Server）结构，一般运行于局域网，面向相对固定的用户群，对信息安全的控制能力很强，是应用较为成熟的软件体系架构。B/S模式属于瘦客户端应用模式，其系统维护较为简单，系统的修改和升级只需在应用服务器端进行，缺点是在系统反应速度、界面可操作性、对系统底层资源的访问等方面不如C/S模式。结合该城镇国土资源局地籍管理的情况，新开发的应用系统采用以B/S结构为主，C/S结构为辅的技术架构。一般应用系统采用B/S模式构建，对应用性能、交互性要求比较高、图形处理部分的应用系统，采用C/S模式来构建。
2.2 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长沙城镇地籍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包括有土地登记管理、图形数据管理、属性数据管理、资料扫描、公告管理、系统管理、查询统计、地籍档案数据接口等功能模块组成，其中各个模块有包含多个子模块，考虑到篇幅限制，后面将详细阐述土地登记子模块，系统功能结构如图1所示。
3 土地登记管理模块设计
城镇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目标是从根本上提高现有地籍日常管理工作效率，改善工作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国土管理工作，其中实行高效的土地登记管理是系统主要目标之一。按照新土地登记办法，从土地登记发证业务流程上分析，土地登记管理包含的流程如下：随着《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对于土地登记需要增加预告登记、异议登记、地役权登记等业务流程。
3.1 土地总登记
土地总登记，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对辖区内全部土地或者特定区域内土地进行的全面登记。土地总登记应当通告。公告期满，当事人对土地总登记审核结果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由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报经人民政府批准后办理登记。
3.2 初始登记、变更登记
地籍调查前置：申请人通过自我举证提供申请材料，在土地登记受理前预先将地籍调查成果进行预处理，处理的内容包括图形空间数据及地籍属性数据。
窗口受理：窗口办理主要是接受客户设定宗地的申请，客户填写《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表》，办理人员收取相关的办件材料后，对客户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在界面上选择类型新建一个电子办件，系统转至窗口受理界面上，流程开始办理。审查不合格的，开具土地登记不予受理或暂缓受理决定书。受理时，联系方式最好填机，便于缮证后通过短信来通知用户领取证书。
资料扫描：将申请人提供的原始材料利用高速扫描仪或数码相机等进行扫描，并导入扫描资料库。
地籍经办：经办人进行权属审核，符合登记要求的进行各种信息的录入，如果有图形处理要求的转到图形处理环节，最后填写经办人意见。
初审：审核提交的材料，在审批表中录入初审意见。审核：局领导对经办人和初审人的意见进行审核，并录入审核意见。公告：对于需要公告的项目，地籍公告人员对所办理的项目进行公告，可以直接输出打印，或导出公告列表在外网或报纸上进行公告。
核准：公告无异议后提交市人民政府核准。注册登记：经办人员填写土地登记簿。缮证：在经过审批后，系统生成一本新的证书，缮证人员在证书上录入相关的工本号，并将其打印成册，移交给窗口发证环节。同时通过短信通知功能，通知用户可以来领取土地证书。收费发证：窗口发证人员在收到缮证环节传递下来的证书后，进行收费并将其发放给领证人。
3.3 商品房分割登记
商品房分割登记，主要针对竣工的商品房项目进行复核，复核的主要指标有土地面积、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本系统主要是对商品房复核通过后的结果进行土地登记，输出分割凭证，以便用户在后续的土地登记中申请办理土地证书。主要办理过程如下：地籍经办：开发商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时，应同时提供电子的分户明细信息表（按模板要求录入）。经办人员经办项目时，对项目资料进行初步查阅，录入项目相关数据，导入分户明细信息，并填写相关意见。发证：复核验收合格的，如属房地产开发用地，颁发房地产用地复核验收合格通知书。并根据房屋买卖情况发放土地证书。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直接对买房者发放土地证书；未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土地证书上权利人为房产开发商名称，并将土地证书发放给房产开发商。
3.3.1 单套住宅当场办结
此流程具体要依据国土资源局的实际情况展开，本方案仅提供解决方案。
单套住宅主要包括商品房、二手房、房改房等。单套住宅的当场办结指对于单套住宅的快速办理，申请后半个小时内可以发放证书，提高工作效率，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实现快速办理的重要前提是保证系统数据库中的登记信息完整。主要办理过程如下：（1）受理项目：行政审批中心受理房产商申请的土地登记项目。（2）经办项目：经办人员对项目对象进行快速办理，因为地籍办理的很多信息已经包括在分户明细表中，经办人可以节省很多查询、录入的工作，只要对项目资料进行初步查阅，补充录入项目相关数据即可。（3）项目审批：局审批人员对项目进行审批。（4）窗口发证：窗口发证人员将土地证书发放给购房者。
3.4 抵押登记
主要办理过程如下：窗口受理地籍经办初审审核审批注册登记 结果发放
3.5 地役权登记
主要办理过程如下：窗口受理地籍经办初审审核审批注册登记结果发放
3.6 注销登记
主要办理过程如下：窗口受理地籍经办初审审核审批注册登记
3.7 其它登记
其他登记包括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记和查封登记。
4 图形数据管理模块设计
图形数据建库后，要建立数据更新机制，确保系统数据的现势性。图形数据管理模块主要实现地籍图形数据日常更新，为建立图形数据日常更新机制提供工具。图形数据库包括宗地和地形数据二大部分内容，采用统一更新机制，在地籍数据的日常更新过程中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地籍库中现有数据的修测更新、一种是对新测或补测数据的入库更新。
4.1 地籍数据修测过程
选择一定的空间范围（如街道范围、街坊范围、划定范围等），将该范围内的指定地籍数据进行下载，系统在下载的同时将每条要素都打上了一个标签，下载的数据主要包括地籍库中的地形数据、宗地数据（包括界址点、界址线）、登记数据等，下图是下载过程图；利用地籍数据采集更新软件对从地籍库下载的数据进行修测，在修测的过程中该软件同时可以结合权属核查内容进行更新；利用地籍系统中的上传功能，选择上一步更新好的地籍数据，根据下载和编辑过程中数据的标签状态进行更新。
4.2 新测和补测过程
地籍数据采集更新软件通过接收DXF、DWG、MDB等格式或者新建项目，生成一个本地测量数据库文件；测量人员可以通过该项目进行地形数据的采集、宗地数据的绘制、权属核查数据的录入和修改，同时可以打印宗地草图、权属核查表等内容，处理好的数据最后必须经过杰思科地籍采集更新软件进行综合检查；利用地籍图形系统的上传功能将上一步处理好的地籍数据进行转换，生成一份预入库数据，这个时候可以先对预入库数据进行一系列的检查；最后利用图形子系统中的上传功能将检查好的预入库数据进行上传。
5 结语
利用地籍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数据库管理技术以及计算机网络技术，基于主流GIS平台、大型数据库系统及内外网络环境，构筑强大、高效、开放的土地资源管理基础平台，形成以权属调查和土地登记为核心的地籍管理业务流程。用管理信息系统代替手工工作，完成图形数据、属性数据的修改、变更登记、日常统计，实现地籍管理业务的规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体现了地籍管理的高效率、高质量和高效益等优越性，进一步提升决策水平，加快决策速度，实现快速动态监测，最终实现地籍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并通过地籍管理信息共享交换、综合利用，极大提高了地籍管理的社会化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 姚艳敏，金思，程昌秀.关于国外地籍数据标准化建设的现状[J].北京测绘， 2006（4）.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3
论文摘要 介绍了许昌市烟草农业生产管理机制创新的先进经验，探讨了进一步完善“公司+农户”烟叶产业化发展模式和充分发掘“公司”与“农户”两个市场主体间各生产要素的潜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对农业产业化发展机制创新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河南省许昌市从2004年开始，对烟草农业生产组织管理方式进行创新，探索推行了烟叶生产户籍化服务模式。3年来，经过不断的完善提高，这种新型管理模式在技术推广、信息管理、物资服务、资源调控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对调控烟叶总量、调整烟叶生产布局、增加烟叶生产科技含量、提高烟叶收购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许昌烟草农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推行烟叶生产户籍化服务的背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烟叶生产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逐渐深入，烟叶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卖方市场演变为买方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竞争的焦点集中在烟叶质量上。为适应新的形势，许昌烟区开始由“规模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九五”期间认真实施了“科教兴烟”战略，烟叶生产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市场份额连年减少的事实表明，烟叶质量与工业需求仍有差距，主要是传统的“浓香型”特色不突出、上部叶可用性差、高氯低钾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因此，烟叶质量已经成为制约许昌烟叶生产发展的瓶颈。有效提高烟叶质量成为我市烟叶生产发展面临的新课题。烟农是烟叶生产的直接操作者，是烟叶产业化经营的战略资源，没有烟农的高素质便没有烟叶生产的高质量。在当前农村土地绝大部分归农民集体所有、并由农民承包使用的前提下，在烟农种烟规模小而散、文化素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公司”+“农户”的产业经营模式如何进一步完善，如何充分激活该体制中的各生产要素，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关键在于烟草企业必须把烟农视为客户，突出对烟农的服务职能，解决技术框架问题，切实提高烟叶生产操作者的技术水平。因此，必须进行机制创新，一方面要提高烟草行业职工技术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烟农学技术、用技术的积极性。为此，我们进行了积极探索，尝试开展对烟农进行户籍化服务，对内部职工推行烟叶生产技术承包责任管理。
2烟叶生产户籍化管理的主要做法
2.1建立完备的组织结构
建立以市公司为主导，县公司、烟站为主体，烟技员和烟农为主力的3级组织体系。市公司及县公司有关职能部门、烟站站长分别负责全市、全县、全站烟叶生产年度及阶段性工作计划的制订，负责户籍化服务工作的组织、管理、考核。3级组织体系的建立，确保了烟叶生产收购户籍化服务工作的领导到位，推动了户籍化服务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正常开展。
2.2健全高效的运行机制
2.2.1运行机制。烟叶生产户籍化服务的运行机制是“分类划片，户籍服务；量化指标，强化责任；全程管理，服务到户”。具体为：①分类划片，户籍服务。根据种植模式、种烟面积和技术水平将烟农划分为a、b、c 3类，按照“工作量均衡”的原则，以烟站为单位对烟农进行划片，由烟站职工全员参与分包片区，并对每户烟农建立户籍化档案，用ic卡记录劳力、地力、前茬、种烟面积、品种、技术状况等基本信息，输入烟叶生产信息管理软件系统，以便针对性地开展管理与服务。②量化指标，硬化责任。烟技员负责所承包区域烟农的种烟面积核实、合同签订、技术指导、物资服务、政策宣传、关系协调、信息反馈、档案建立和督促合同履行等工作，具体指标在生产和收购环节量化为2个“五率”：生产“五率”，即技能合格率、技术服务入户率、技术落实到位率、物资服务到位率、烟农满意率；收购“五率”，即技能合格率、技术服务入户率、产购合同履约率、上等烟交售履约率、中等烟交售履约率。对2个“五率”指标分别设定分值，实行百分考核，以2个“五率”完成情况来衡量包户职工的工作成效，并实行工效挂钩，以硬化工作职责，确保管理与服务工作的落实到位。
③全程管理，服务到户。从烟田预留、整地、育苗、移栽、大田管理、采收烘烤到分级预验、烟叶交售等生产收购的全部环节，烟技员均要按要求对所承包的每一户烟农进行及时有效的技术、信息、物资服务，并实施生产收购全过程的质量控制。通过质量控制关口的前移和控制环节的增加，用上一环节工作的高质量来确保下一环节工作的开展，最终保证烟叶的产量与质量。
2.2.2管理机制。烟叶生产户籍化服务的管理机制是“分层培训，系统教育；三级督查，三级建档；工效挂钩，全面受控”。具体为：①分层培训、系统教育的培训机制。分层培训，就是市公司按照烟叶生产环节对县公司烟技员、烟站站长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县公司分环节对烟站烟技员进行实用技术培训；烟站分环节对烟技员及全体烟农进行技术培训。系统教育，就是利用冬末春初农闲季节，按照分层培训的范围，市公司、县公司、烟站3级对烟农分别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用技术培训。②3级督查、3级建档的考核机制。3级督查，就是在烟站、县公司、市公司分别设立督查机构，在烟站对烟技员开展经常性的督查考核的基础上，市县2级公司按环节对下级单位的户籍化管理工作进行督查考核，及时通报进展情况。3级建档，就是本着“有考核必有记录”、“考核为工效挂钩提供依据”的原则，在烟站、县公司、市公司分别建立户籍化工作考核电子档案，全面真实记录工作开展情况及考核结果。③工效挂钩、全面受控的奖惩机制。工效挂钩，就是按照生产、收购2个“五率”考核结果，市公司分季度和年度对县公司的一把手、主管领导兑现奖惩；县公司在烟站职工工资总额控制的前提下，同比例确定各烟站的挂钩工资发放总额；烟站按工资总额对烟技员的挂钩工资进行二次分配。全面受控，就是通过指标量化、3级督查和工效挂钩做到把烟区的所有烟农纳入服务管理网络，使烟叶生产收购的全过程受控，使参与烟叶生产收购的烟技员全员受控。
3烟叶生产户籍化服务的优点
（1）育人用人的互补性。户籍化管理体制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着眼于烟技员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持续提高，再寻求工作成效的整体提升，纠正了多年来强调用人忽视育人的倾向，解决了烟站职工在技术上“不会干”的问题，构建了一个对基层烟站职工技术培训的平台。
（2）考核奖惩的关联性。通过2个“五率”来衡量烟站职工、烟站、县公司的工作成效，把业务链上相关人员的责任目标与其利益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有机整体，以利于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内部管理和外部服务整体推进，扭转了对烟技员工作指标量化不够、考核无据的局面，解决了烟技员在思想上“不愿干”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对烟技员的内部管理平台。
（3）服务管理的有效性。本着“烟农至上，服务为先”的理念，把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物资服务贯穿于生产、收购全过程，一方面为烟农及时提供技术、物资、信息服务，拆除服务框架，凸现服务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以服务促管理，化管理为服务，密切企业与烟农的关系，提高产购合同履约率和服务回报率，促进企业与烟农的双赢，搭建了一个对烟农的外部服务平台。
（4）质量控制的全面性。在烟叶生产中导入全面质量管理理念，由烟技员对烟叶生产收购工作实行全员承包，分环节、全过程跟踪服务，及时有效落实育苗、移栽、田管、采烤、分级等各环节的技术措施，以既定技术路线的落实确保既定烟叶生产质量目标的实现，构筑了一个提升烟叶质量的质量管理平台。
4烟叶生产户籍化服务的成效
目前，许昌市47个烟站，433名烟技员，人均承包20hm2烟田、60户烟农。 烟叶生产户籍化服务在运行中，按照环节制订工作计划，分期逐项落实步骤开展工作，做到了有计划、有落实、有考核、有奖惩，基本实现了户籍化服务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充分发挥了技术推广、信息传递、物流服务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农户”的烟叶生产体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
（1）有利于提高技术到位率。围绕烟叶生产技术试验示范项目开发，认真推广关键配套技术，依据不同植烟地块制定出具体的技术方案，由烟技员负责指导落实，促使烟技员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责任意识，真正做到了技术培训到人、物资供应到田、烘烤指导到炕、验级把关到包、信誉评价到户。
（2）有利于充分发挥烟站的基本功能。基层站点作为烟叶生产管理的最基层单位，是烟草公司联系烟农的纽带。国家的有关政策、实用技术的推广、烟用物资的供应等都要靠烟站去宣传、落实。通过开展户籍化服务，建立了以烟农为中心的服务体系，使烟站应有的“规模控制、技术服务、物资管理、信息传递”4项基本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3）有利于对烟技员的绩效考核。由于实行责任到人，责任到户，通过考核指标量化计分，实行了一种全新的制约机制和收入分配方式，充分调动了烟技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户籍化管理工作的开展，端正了基层职工的学风，挖掘出职工的工作潜力，增强了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保证了烟叶市场信息、生产投入政策宣传到位，有效地稳定了烟叶种植规模，使烟农种植技术和整体生产水平得到提高。
（4）有利于适应烟叶市场竞争的需要。我国烟叶生产千家万户分散种植，制约了烟叶种植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使我们的烟叶质量年份间、地区间、农户间差异明显，不利于市场竞争。通过实施户籍化管理，提高烟叶生产组织管理水平，分类择优种烟，进一步规范植烟农户的种植技术，提高烟叶生产整体水平。
（5）有利于保证烟用物资的利用效率。由于户籍化服务实行的是烟技员与烟农“一对一”的工作模式，烟技员负责所承包种烟农户的烟用物资供应，烟农根据合同约定的种烟面积，按照公司制定的补贴标准，凭ic卡领取种子、肥料、地膜、农药等各类物资补贴，既保证了生产资料和扶持物资的及时足额到位，又防止出现截留挪用现象，提高了物资供应到位率，有效地维护了烟农切身利益。
（6）有利于生产全程控制。通过户籍化管理的信息化，使管理措施和考核办法可操作性增强，使生产过程、技术服务量化、细化，加强了生产过程的监督，真实反映了收购过程中数据的动态变化，便于收购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同时，由于技术指导和物资服务到位率高，使烟农对烟草公司的满意度大大提高，密切了职工与烟农的关系，稳定了烟农队伍，烟农种烟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由“要我种”变成了“我要种”，自觉主动地配合烟技员的工作，对稳定种烟规模有重要作用。
5参考文献
[1] 倪益瑾．转折中的中国烟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2] 黄元炯．试论我国烟草农业生产的第三次转变[j]．中国烟草，2000（22）：25-27．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4
一,日常地籍工作
日常地籍变更工作是地籍管理工作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它对明晰产权关系,维护土地市场秩序,保持地籍资料的现势性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这项工作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我们国土人的整体形象,所以我们牢记胡总书记的"八荣八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按章办事,热情服务,对用地户做到不拖拉,不推诿,没有特殊情况,登记材料齐全后,一周内用地户就能领到《土地使用证》,比规定时间提前一周,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更是想用地户之所想,急用地户之所急,为其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例如一户企业为了发展,急需贷款,《贷款合同》签订后,没有《他项权利证明书》银行不予放款,而企业却得支付利息,,企业非常着急,我们就急事急办,特事特办,为用地户着想,材料齐全后,当天就为其办理了《他项权利证明书》,使企业和银行都非常满意.今年我市共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1010本,《集体土地使用证》867本,《他项权利证明书》92本,《集体土地所有权证》32本,较好地完成了日常地籍变更工作.
二,完善制度,加强土地登记规范化建设
土地登记作为一项重要的土地管理制度,只有依法,规范登记,才能发挥土地登记的作用,才能提高登记的公信力.我市的土地登记工作,以省厅土地登记规范化建设"百日会战"为契机,建立健全了土地登记的相关制度.今年我市又通过认真学习《物权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提高了服务意识,完善了土地登记相关规定.
三,土地利用更新调查后续工作
我市的土地利用更新调查工作在XX年已基本完成,但一直未验收.为了确保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能及时开展,我们协调省厅,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初检,并按照省厅的要求,对近两年来的新增建设用地进行补测入库,使我市土地利用更新调查成果通过验收,为我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提供了准确,真实的数据.
四,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
我市为了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的通行》精神,做好我市的第二次土地调查工作,按照省第二次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安排,积极协调市委,市政府,落实调查经费,成立了以主管市长为组长,财政,农委等有关科局局长为成员的我市第二次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收集准备了调查的基础资料,等省厅确定技术单位后即可开展下一步工作.
五,土地变更调查工作
由于今年的土地变更调查结果将作为确定实际耕地的面积和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基本依据,同时还作为核定本年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情况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非常重视,并按照省厅要求及时向市政府做了汇报,并加强了地籍与耕保,执法监察局的横向协调,按照省厅《关于转发国土资源部的通知》要求,组织人员全面查清了今年实际新增建设用地情况及耕地变化情况等,并将我市土地利用变更成果及地籍管理工作进度及时上报市局地籍处,全面完成了这项工作.
六,其他工作
1,为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办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数据,确保了该项工作的进行.
2,继续开展地籍资料公开查询工作,今年共为权利人及相关人提供查询15次,充分发挥了登记资料的作用.
3,全年受理土地权属争议6件,现已全部处理.
今年我市的地籍管理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今后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5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
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产生这一大幅度减少的真实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这一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笔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
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上述结论。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我们研究得到的数字（1912万）是非常接近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都存在着重大的学术错误，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6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间，人口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动，据统计，建国后的前几年，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已经由农村迁入城镇。但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大概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又从城里迁回农村同样的人口，当时的口号是：“我有两双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源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一五计划”开始，我国提出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战略并未限制农民进城，户口管理很松，有个熟人介绍，就能在城市找个工作。5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中苏在意识形态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友好关系破裂，我国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联撤走了技术专家，停止了对我国所有项目的后续投资，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所以1959年我国政府不得不把进城的人向外迁移。在这样的环境下，区分农民市民的户籍管理制度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相互流动，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成了“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在我国成了法定的模式。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年轻人凭着健壮的身体，凭着一技之长，渗透到城市，但他们干的都是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计，而工资又是较低的工种。农村成了“青壮进城去，收禾童与姑”，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民工有2亿多人，占到总人口的15%，大量的农民工是以委曲求全为代价的。我国现行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等对市民、农民标准不统一，使得农民进到城市工作，也只能游离于体制之外，改革成果，共建共享，成为一句空话，历史发展到今天，户籍政策成为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载体，也成了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瓶颈”。
二、户籍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
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由此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据调查，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政治、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义务兵退役安置政策和标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各个方面。户籍制度改革意味着户口与利益分配脱钩，以及一种全新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目前正在进行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就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重庆作为国家确定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从2010年8月开始，以解决农民工和在校大学生城镇户口为突破口，全面启动“农转城”的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这意味着，在10年内，将有1000万农民工和大学生农转城成为“市民”。 这为农民进城大大降低了门槛，能有力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使统筹城乡发展有了新的载体。
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的户改引起了众人瞩目。户籍制度改革，终极目标就是消除城乡户籍差异，实现所有居民享有均衡的社会保障、分享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资源，也是统筹城乡发展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户籍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也由于近几年农村有了飞速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优惠政策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也更加重视农业的战略地位，可是，这样的一件大好事，在实践中，对“农转城”的认识及转户工作的操作，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有的说这是新的“圈地运动”，也有的说这是政府看中了农民手中的土地等，为此，重庆市委市政府为“农转城”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优惠政策，首先以自愿为基础，同时又设置了合理的职业、收入、住房等门槛，以已经在城市多年打工、有固定收入、又购置了住房的农民为重点，引导他们有序向城镇流动，以统筹城乡共同发展。
三、统筹城乡，好事办好认知高
改革开放30多来的剧烈社会变迁，转型期内城乡之间的矛盾和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城乡相互制约、难以突破，利益失衡、难以调节，遗留问题、难以治愈，城乡二元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更加凸显。理论界认识到，就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没有出路，就城市问题解决城市问题，同样没有出路，必须走统筹城乡发展之路，使城镇和乡村在协同共治与良性互动中共同迈向现代化。
重庆这次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它的鲜明特点，首先突破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简单做法，而是配套设计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保证“农转城”工作平稳进行。农民转户进城，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可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从市委市政府到各乡镇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好政策要让每个农民家庭、每个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每个重庆人都领会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农民转为城镇户口后，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与城市人口一样，统一纳入城镇的保障体系，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小康社会要达到的目标“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重庆的这次户籍改革是在农村土地流转之后的又一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性举措，真正开启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破冰”之旅，户籍制度改革使统筹城乡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抓手”，对农民转户进城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配套设计了社保、住房、就业、教育、卫生等各方面的政策，以实现城乡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保证农民转户的平稳过渡。户籍改革是一个大好事，实践中还有一些不同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牢牢把握住几个基本的立足点，即：统筹规划、自愿有偿、积极稳妥、综合配套、促进发展，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把握自愿有偿，充分尊重农民转城意愿。好事办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来抓，这是重庆市政府的既定方针。总体来看，转户居民退出了农村的土地和房屋，换取了城市的教育、就业、住房、社保、医疗服务，在生活成本并未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伴随着落实民生力度的加大，人民的幸福感是会增强的。在这背后是国民待遇的公平公正，这也是改革的成功之处，它要从根本上剥离附着在户籍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是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举措，“户籍坚冰”开始消融，重庆这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发展的直辖市将会乘风破浪、直挂云帆！■
（基金项目：重庆三峡学院《影响三峡库区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外因研究》，项目编号09ZZ-048）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7
关键词：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城乡统筹
劳动力、土地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不受约束的流动构成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由于国内存在着户籍与土地等城乡二元体制，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非约束流动受到了限制，于是就构成国内城市化进程所面临最主要的问题。成都市是我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破解城乡二元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本文将在总结成都试验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展开分析，为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一些参考。
一、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虽然对户籍等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然而目前城乡二元体制还是存在着，依旧是国内城市化进程中的障碍。一方面，城市和乡村不一样的土地制度，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阻碍。第三方面，城市和乡村不一样的户籍与公共服务制度，对城市和农村间劳动力的非约束性流动造成了制约。第三方面，金融机构在农村贷出相对较少，极大限制了农村产业经济的发展。农村银行营业网点数量和功能的限制，使得在农村很难通过金融机构资金发展项目。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极大影响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以成都试验区为例探索改革
（一）对农村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促进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成都试验区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了改革。成都市近年出台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希望通过对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努力形成以“流转顺畅、保护严格、权责明确、归属清晰”为特色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构建和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使得城乡资源在市场分配上机会均等，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供制度上的基础，并且耕地保护基金制度的建立，发起了形成很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耕地保障补偿制度的试验。
（二）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推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成都试验区推行了城市和农村一致的户籍制度，于近几年相继出台了《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上，实行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制度，按照降低门槛、放宽政策、简化手续的原则，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初步形成了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就业工作责任等体系与就业服务网络。
（三）对农村金融制度进行改革
为了推进资金要素自由流动，财政更应向农村倾斜，财政部门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对乡村信贷担保机制予以了健全，对社会资金流向乡村予以引导，形成一批有实力的农村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流转活动给予资金支持。例如，乡镇金融机构试点、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试点以及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等，构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投融资服务，总之，不进行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破除，只有通过调整改革，才能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
三、成都试验区的改革成果
（一）城市化率的不断增加
截止2013年，成都试验区城市化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年均提高近1.3个百分点，在《2014年成都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争取城镇化率比2013年提高0.9个百分点，达到70.24%，新增新区建成区面积23.4平方公里，以实现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在2013年，成都市人均GDP已经达到64247.56元，从对应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实际城市化率来看，已经超过了标准城市化水平。而在以后的几年里，相应GDP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也是不断递增。
（二）城市结构的协调发展
和其他城市相似，成都试验区的城市结构特征也表现为典型的环状结构，主城区有着很强的聚集能力，这对城市率的快速提升以及城市化质量的改善的有着积极作用。自2003年实施新的城乡统筹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内环聚集的城市现状已经逐渐向比较协调发展模式转变。新的空间拓展模式是在主城区以外，大力发展郊区的小城镇，进而形成一些拥有较强承载力的城镇区域，从而使得主城区与周围小城市的协调发展。在《2014年成都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意见》已经提出必须集中力量加大外环小城市的建设，以形成示范效应，包括按照《成都市小城市建设标准》重点建设11个小城市的样板，确保2个小城市在2014年底初步达到小城市标准;而且也非常注重特色镇的建设，这些措施为城市结构的协调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扩大，成都试验区的社会保障也不断地完善，很好地处理了农民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农民原来普遍以单一的收入结构，形成了多种收入来源所构成的收入结构，农民的收入将得到稳步增长，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不仅如此，而且城乡教育、医疗、文化、公共服务实现基本均衡，比如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积极促进教师区域流动，深入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不断完善农村药品供应，并积极探索统筹城乡的药品流通新模式，完善的城乡社会保障确保了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成都试验区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进程中，通过城乡间的土地、户籍和资金等生产要素进行优化改革，实现了人口、城市结构及城市化率的协调发展，使城市化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总结该试验区的探索经验，要想大力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就必须破除城市和农村二元体制结构，只有深入地破除不同领域的城乡二元制障碍，如土地、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服务等，才可以更好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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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西华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ycjj2014013）资助。
户籍工作经验总结篇8
笔者于2004年底赴湖州就户籍制度改革三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采用了社会学蹲点式的研究方法，以访谈和随机调查等方式获得了大量鲜活的感官体会和经验事实。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即为什么要改革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文章将分三个部分展开。一、宏观背景：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1、户籍制度的历史及其作用2、现状及其问题3、户籍制度改革的阶段和模式。二、微观透析：湖州户改的始末。1、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办法2、主要特点3、积极作用4、改革动因5、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余论：多余的担忧？“小户口”能搬动城市化的“大石头”吗？
一、宏观背景：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
户籍制度作为一项行政管理制度在古今中外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中国最古老的户籍制度形式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习民数”制度。《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户籍制度，“版图”一词的“版”字在《周礼》中就是户籍的意思[2]。近代以来，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时期都制定了《户籍法》。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才开始正式确立的。
1、历史及其作用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其宗旨里鲜明地写着“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从1953年开始，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日益严重，政务院相继发出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等一批红头文件，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与迁移制度固定下来。这一条例和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国目前独特的户籍制度体系。
户籍制度原本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包括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记等）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但是，我国1958年以来所建立的户籍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治安管理与人口统计的职能，户口与粮油供应、劳动就业、福利保障、义务教育等具体社会制度的结合使得户籍制度成为固化公民先天身份，控制人口自由迁移的手段，这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可见，“现行的户籍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户籍行政管理制度，而是以户籍身份制度和人口迁移禁锢制度为核心的，与户籍制度、户籍管理有关的一系列具体社会制度的总称”。[3]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的确立，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的。建国初期，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的就业、住房、教育等基础设施又十分紧张。在解决城市有限的就业机会与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矛盾时，政府选择了牺牲农村和农民。另外，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战略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要不断地为城市和工业“输血”，只有将二元格局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保证“血源”的畅通。因此，如果我们带着“历史同情心”去思考，就不难发现这种户籍制度产生的必要性。首先，它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户籍制度。没有它，人口和劳动力就无法按计划调配，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就可能失控，粮油、副食品、燃料就不可能按计划配给，医疗、福利、住房分配也可能处于无序状态。客观地说，户籍制度对计划经济体制所作出的贡献就是对整个国家发展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是以一定的社会代价为前提的。其次，它曾经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口统计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人口的严格控制。理解户籍制度的历史和作用，是我们讨论户籍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而不是彻底废除。
2、现状及其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户籍制度的弊端开始逐渐报露。如果将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就业、教育、婚姻等问题上所切身体验到的麻烦与不便从理论上加以梳理和分析的话，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户籍制度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高成本、低效率。首先，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那样，“大工业的原则是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4]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自由迁徙和自由择业的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人只有在自由活动的状态下，才能够真正发挥人之为人的创造性。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欠发达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路径。他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早期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经济部门，一个是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另一个是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传统经济部门为现代产业部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使得节约资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迅速的扩张。随着这种扩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的利用，并迅速转换为资本，缓解欠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的资本严重短缺问题，使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恰恰相反，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却堵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正式渠道，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其次，由于户籍政策将农村劳动力阻挡在城市的大门之外，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破坏性就业”。一般而言，合理合法的就业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创造正价值；完全的失业对经济增长无贡献，社会价值为零；而破坏性就业对经济增长只有破坏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破坏性就业主要表现在土地的过度开垦，滥砍滥伐林木、肆意捕杀野生动物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上。最后，户籍政策制造的身份差别，使得外来打工者群体缺乏基本的归属感和确定性。这种“打工仔”的心态无论对于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社会的经济进步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负面影响。一部分人的投机心理相当强烈，大量农民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以后回家盖房子。
（2）政治文明
从政治文明的层面来看，正如市场经济是现代国家所普遍实行的经济制度一样，民主政治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全球趋势。民主政治制度是由自由、平等、尊严等全人类共同遵循的政治价值来支撑的。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自由作为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本质体现，是全面多样的，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活动自由等自由权利。而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和居住自由则是最为基础性的权利。如果连这些权利都无从保障，又何谈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呢？平等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价值之一。所谓平等首先是指机会均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出身、性别、肤色、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国家保障每个公民享有起点公平的权利是其基本的职能。尊严是指公民的人格独立和不受侵犯，人们可以在法律的规范下自由行动，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过上体面的生活[5]。反观我们的户籍制度，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政治价值在其中没有丝毫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户籍制度的存在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置了不小的障碍。
（3）社会整合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6]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还存在着争论，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一个和谐社会的标志至少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同等尊重。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社会肯定不能说是和谐社会。
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失衡”，整个社会面临“断裂” 的危险。他认为断裂社会与多元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表面上看来断裂社会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7]。社会断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城乡之间的断裂，而现在的户籍制度则加剧了这种断裂。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这无疑会滋生社会仇恨。
3、改革的方案和模式
虽然，直至今天户籍制度的上述弊端应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度没有丝毫的变化。实际上，自1980年代，户籍制度就已经开始步入了渐进改革的轨道。这些不同层面上的改革试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农民自理口粮”
1984年10月，国务院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不含县城关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户口。这种被称为“集镇自理口粮户口”的出现，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农民基本上取得了依自己的意愿进入除县城关镇以外的建制镇和非建制镇的权利。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而已，一些地方的实践很快就证明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模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相当局限，生命力也很快就衰退了。
（2）“城镇户口商品化”
1980年代中后期，安徽长天，河北泊头等地相继推出地方性政策，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的城市建设费后，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这点燃了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1990年代初，“星星之火”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户口买卖的“燎原之势”。虽然公安部于1992年5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公开买卖非农业户口的错误做法的紧急通知》，但效果甚微。户口买卖非但没有遭到制止，相反却日益合法化了。此前基本上只局限在镇、县或县级市的地方政府行为，1994年以后已经改由省级政府统一布局和安排，名义也由以前的“集资开发”上升到“户籍制度改革新举措”的高度上了。显然，“城镇户口商品化”的户籍改革模式的本质是金钱与身份之间的一种交易，是一种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的改革模式。
（3）确立总体方案
1992年，国务院成立了由办公厅牵头、公安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调查、研究、起草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其成果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认为，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按农业和非农业划分户口性质不科学；对户口迁移管得过死；户口不应与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相挂钩；户籍法规与政策的健全完善工作滞后。总之，方案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必须加以改革。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转批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正式启动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程序。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作为一项地方性改革，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发生在上面这些宏观背景之下的。
二、微观透析：湖州户改的始末
1、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办法
虽然从2001年3月开始，湖州市实行了“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但从1995年开始，湖州市就已经开始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了。其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95年到1998年，开展了以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5年6月湖州市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确定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经过前期调查、制定方案、组织发动等准备工作，织里镇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从1996年4月正式启动，到1998年底，全镇共办理小城镇居民户5569人。在此基础上，从1997年起，湖州市先后又有15个镇进行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至2001年6月底，全市有16个镇进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这一阶段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变多元户口管理为按居住地和职业登记户口，有利于行政管理；二是解决了一批长期以来受户口政策限制的突出户口问题；三是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对居委会的设置作了统一规划；四是促进了城镇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二阶段是1999年开始的，贯彻国务院国发[1998]24号文件，以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随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也下发了《转发省公安厅关于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为贯彻上述两个文件，湖州市政府办公室于1999年3月下发了《转发市公安局关于解决市本级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有关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主要内容是：1、子女落户随父随母自愿。1998年7月22日及以后出生的新生婴儿(包括非婚生育，超计划生育和合法收养的婴儿)，户口登记机关凭《出生医学证明》或合法收养手续等有关证明和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予以落户。其他未成年人随父落户问题分二年全部解决。2、夫妻投靠。考虑到承受能力，分二年解决，当年先解决结婚满十年并共同居住三年的，第二年起再解决结婚并共同居住满三年的。3、父母投靠子女。除符合规定的人员允许投靠，不受身边有无子女限制外，对职工退休、其农村子女符合优补招工条件的，退休职工户口可以根据自愿原则不再迁往农村。4、购房入户。1999年1月1日以后购买商品住宅和购买营业房的，可解决落户。5、取消历年来办理的“蓝印户口”。将“蓝印户口”就地并入非农业户口中。实行户口迁移新政策后的1999年至2000年，湖州全市共解决户口迁移33437人，其中亲属投靠9430人，购房入户13443人。
第三阶段是2001年3月至今，以推进城市化进程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前两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虽然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群众反响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是仍然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带有探索性的，政策配套不完善，与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需求仍有较大的距离。为此，湖州市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决定推出无条件的“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2001年3月14日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的通知》(湖政办发[2001126号]，这标志着湖州“户籍新政”的正式实施。
这个文件本着放开政策、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方便群众的原则，为建立起有利于城镇发展的集聚机制，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的政策环境，对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作出了更加具体、宽松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8]：
(一)亲属投靠户口的办理。1、出生申报户口，按照随父随母自愿申报原则，凭《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或母亲户口簿，当即办理落户登记。2、收养子女的，凭《收养证》(对事实收养的，凭收养人所在地派出所证明)、收养人户口簿， 当即办理准迁或者落户手续。3、子女投靠父母的，凭子女户口所在地户籍证明、父亲或母亲户口簿及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4、夫妻投靠的，凭投靠人户籍证明、结婚证、申请人户口簿，当即办理准迁手续。5、父母投靠子女的，凭父母户口所在地户籍证明、子女户口簿及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6、其他亲属投靠的，凭投靠人户籍证明，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申请人户口簿， 当即办理准迁手续。
(二)购房兴业户口的办理。购买房屋、投资兴业，本人、配偶及随同居住的亲属要求在房屋所在地或者投资地落户，凭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营业执照及落户人户籍证明， 当即办理准迁手续。
(三)毕业生和干部、科技人员调动(录用)户口的办理。1、干部、职工调动落户，凭调入单位的证明、本人身份证件，当即办理准迁手续；家属要求随迁的，可以同时办理。2、大中专毕业生，可以凭就业单位证明或亲属及其他关系人的申请，当即办理落户手续。各类职业学校(含职业高中)毕业的毕业生，可以比照前款规定办理。3、对全市范围内引进的科技人才，要求在市区入户的，准许入户。
(四)在市区务工、经商人员户口的办理。务工人员已与务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已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并交纳一年以上养老金的，经商人员已依法申领营业执照一年以上的，可以在单位集体户、店铺开设地或者住所地落户，凭劳动合同、养老金缴费凭证或营业执照、本人户籍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
(五)对新建住宅小区，尚未建立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只要人员已实际入住，户口登记机关应准予办理户口迁移，可采取靠入就近居委会的办法解决，不得以未建居委会为由不予办理户口迁移。
(六)对符合上述落户条件的户口迁移(申报)事项，区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不再逐级审核审批，申请人可直接在户籍窗口办理准迁或迁移手续。
这项户口迁移管理规定自2001年3月16日实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全市已经办理城镇户口准迁手续86600多人，其中农村迁往城镇(农转非)63900多人。市区办理准迁手续66500多人，其中农村迁往城镇(农转非)53000多人，以工作调动、招聘等各种方式在湖州落户的各类人才有3600多人，其中研究生90人。“户籍新政”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前往办证中心公安户籍窗口办理或咨询户口迁移登记的群众络绎不绝，甚至连续半个月出现凌晨就有群众在办证中心门口排起长队，队伍一直排到马路上的踊跃场面。不少群众称赞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 。[9]
2、主要特点
湖州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中央和省级的多家新闻媒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称之为“开了户籍变法的先河”。省内外10多个地市（县）的政府、公安机关前来参观考察、学习经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领导还专题听取了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汇报。湖州市公安局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中胜出，主要原因是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六个评选标准相符合。这些特点是：
首先，创新性和彻底性。湖州放开户口迁移限制的改革，开创了同类市中有实际意义的户籍自由迁移的先河，在全国地级市中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央政府宣布从2001年起“县级以下放开户口限制”。但是，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超前性的步伐，没有机械地局限于县级区域，而是敢于创新，敢冒风险，改得彻底，一放到底。只要在湖州城里有固定住所、工作单位或生活来源和亲属投靠，不管是农民还是外来打工者，不论以前户口在哪里，只要愿意，基本上都可迁入湖州市区，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待遇。从根本上消除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差别，这也恰好符合“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第一个评选标准——“创新程度”：即“该项活动必须具有独创性，而不是模仿他人或死板地照搬上级机关的指示。创新程度愈高，就愈应受到表彰。”[10]
其次，重要性与效益性。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是对行政部门自身工作方式和办事效率的改革。湖州市公安局将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打造服务性公安”的一个切入点，是在挑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他们把户口迁移审批改为登记，纳入电子政务，实行一窗式管理。如办理迁往市区手续，简单快捷，只要携带身份证、户口薄，到市办证中心公安窗口走一趟，仅花几分钟就能办成。体现了权力机关难得的为民服务精神，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最后，持续性和推广性。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性主要体现在改革措施的配套和完善上。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决不是公安机关一拍脑袋就可完成的。湖州的改革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公安、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城建、卫生、交通等多个部门密切配合的结果。对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该项活动具有相当的持续性和推广意义。
3、积极效用
湖州户籍改革的受益人不只是那些刚刚落户湖州的“新湖州人”，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因此受益。既为逐步全面打破户籍限制，实现公民自由迁徙权利提供了可行的实践经验，也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此外，改革给其它类似湖州的中等城市带来的示范效应也不可小视。我们可以将这些积极作用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局部作用。
首先，对于湖州的整体发展来说，户籍改革有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户籍改革，革除了妨碍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的弊端，使城乡劳动者、资金、物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调配和组合，突破了城乡人口迁移的限制，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2001、2002年全市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9.9％和41.5％，比上年提高了1.2和1.6个百分点，[11]湖州的目标是，到2007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城市化发展又拉动了房地产、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一方面给城市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又扩大了中心城市框架，改善了城市环境，提升了城市形象。
其次，对于公民个人，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在湖州工作、生活多年，户口受政策限制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人员来说，户籍改革使他们获得了平等的身份，享受到了应有的福利待遇，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最后，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户籍改革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原来的户口迁移，特别是‘农转非’，须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分局、市局承办人和分管领导逐级审批，环节多、时间长、名额少，迁移工作既难又烦。户籍制度改革，革除了层层把关的繁琐手续，实行准入登记，节省了警力投入，减少了周转时限，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公共财政的支出。”[12]
第二，全局效应。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全局性效应体现在两点。首先，户籍制度不是坚不可摧的堡垒，更不是捅不得的“马蜂窝”。湖州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所谓改革可能在社会层面带来的种种混乱和失序，完全是那些现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借口和托辞。目前，已经具备了在像湖州这样的中小城市放开户籍政策的环境和条件。第二，改革和创新并不意味着是对改革者自身利益的损害。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不善创新甚至惧怕改革，其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失去原有的权力和利益。而湖州市公安局锐意创新的成功案例却表明，顺应时展和民众需求的渐进式改革非但不会从根本上损害党和政府的利益，相反还有可能成为地方官员一份沉甸甸的政绩。
4、改革动因
虽然，人们赋予了湖州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宏大的理论意义，套上了诸如“实现人的自由迁徙权”等漂亮的光环。但湖州的改革者们却从来都不避讳他们在改革之初的真实想法和现实目的。事实上，改革的动因既简单又实在，就是通过扩大城市规模，加速城市化进程来拉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在竞争激烈的长三角地区占有一席之地。
湖州虽是浙北的历史名城，地处沪宁杭、苏锡常中间，但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却一直是不温不火。既没有温州的民企传奇，也没有苏南的招商浪潮。这让夹在高速发展的上海与杭州之间的湖州万分着急。如何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改变相对落后的状态，是湖州的决策者们思考最多的问题。2001年初，湖州市委市府组织市级机关开展了“搞活思想、激活思想、用活办法，推进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大讨论，制定了“建设大城市，实现新跨越，加快推进迈向太湖时代”的奋斗目标，提出湖州要在2007年跻身大城市之列，中心城市建成区人口将从现在的40万增加到50万以上，建成区面积从38.2平方公里增加到50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达到54%。笔者在湖州期间也看到，整个湖州就像一个大工地一样，实践着“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宏伟目标”。湖州把城市化作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但是，发展就需要“人气”，而湖州的问题恰好出在中心城市的“人气不旺”上面。户籍制度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推出的一剂“药方”。政策的制定者希望通过放开户口的限制来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进入湖州，同时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交通运输等相关行业的增长。时任湖州市市长的黄坤明在2001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谈论开放户籍政策时一语道破天机：“率先放开户籍限制是被逼出来的!”
5、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户籍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户籍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也是方方面面的。如就业、子女就学、住房、计划生育、公共交通、消费服务、环境卫生、城市建设、社会治安等。人们原本以为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会像郑州一样因为就学等问题而遭到挫败。然而，三年改革的实践证明，各部门已经采取有效的措施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不少人担心的户籍制度改革会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人口膨涨的问题也没有发生。因为，老百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进入城市的多是在城市具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即有固定的住所和生活来源，并且认为在城市会更有发展的人(创业、购房、或求学)。盲目进入城市的人较少。所以这些并不是湖州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大问题。
目前，湖州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不能实行双向的自由迁徙。即只允许“农转非”，不可以“非转农”。湖州户籍制度改革后不久，特别是去年以来，要求“非转农”的人越来越多，这是改革者当初始料不及的。据吴兴区近郊的道场派出所反映，该乡要求“非转农”的人员几乎每天都有，已成为派出所的难点工作之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湖州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决定的。湖州去年提出了在2007年建成大城市的目标，并得到了省政府的批准。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用地需求也相应增加。农村的大量土地要被征用。而农民土地及房屋补偿是以户口为标准的，一户人家人口越多，得到补偿金就越多，有的家庭能得近百万元的补偿金。而原来在征地范围内，前两年户口迁到城里的人员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因此，出于利益的考虑，有些人要求将户口迁回；还有一些人想将户口迁往农村以便享受农民建房的政策。目前，因情况比较复杂，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因此，相关政策的出台，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但解决“非转农”问题的根本的出路在于把附加在户口上的利益彻底剥离出来，还户口以本来功能。以前，城市户口意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经济利益，使得农村人渴望成为城里人。然而，随着依附在城市户口上的利益逐步丧失，人们对城市户口的渴望也逐步淡化，甚至出现了“非转农”的压力，主要原因就在于现在的农村户口又被重新附加了一部分城市户口所不具有的特殊利益。
三、余论：多余的担忧？
现今，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加速城市化进程的突破口。全国各地传来了很多“一夜间农民变为居民”的消息。先是深圳将原集体所有土地全部收归国有，27万农民全部变为城市居民并享受居民待遇。接着，有媒体报道，浙江明年要变‘二元化’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为‘一元化’，农民可能统一改称居民。对此，人们普遍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但笔者却认为“冷静而谨慎的乐观”态度更为必要。我们应该质疑的是，地方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农民将为此失去什么？得到什么？我们的担忧是“小户口”能搬动城市化的“大石头”吗？
我们当然不想亵渎各地方政府改革不合理的二元户籍制度，赋予公民平等的自由迁徙权利的高尚愿望。但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正像公共理论的创始人布坎南告诉我们的那样：国家不是神造的而是人造的；政府是民选的但却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规则也是由人制定的。这些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政治家和官僚都是有着个人利益的常人，他们既不代表社会利益，也不是除社会公共利益别无它求，他们都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行动目标。[13]地方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供给者和旧制度的改革者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要通过成本收益计算做出对自身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只有在确定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的供给者才有动力去进行制度创新以供给新制度，否则就会出现制度供给不足或制度短缺状态。”[14]
显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改革户籍制度最重要的预期收益就是农民手中的土地。即便在目前倡导“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背景之下，行政压力体制下“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干部考核体系，使得招商引资依然是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核心工作。控制土地数量和价格的能力是使其在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态势下取得胜利的关键，因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们随时准备用“脚”对不同城市的政府进行投票。为此，我们可以说，这是“户口”与土地的一个交易，这种看似解放农民的行为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更为隐蔽的盘剥方式。站在这个视角上，我们对一些地方一夜间将农民原来集体所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做法会有更深刻的解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在分析一些地方政府的创新时负责任地指出，“虽然地方政府不乏创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些创新中，许多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创新的浪潮中搀杂着大量的泡沫。一些地方政府正在把创新当作实行新的"政绩工程"的借口，用其来迎合某些上级部门的垂青。因此，只有民众才是评估政府创新的最终主体，只有公共利益才是衡量创新绩效的根本尺度”。[15]
此外，地方政府在以户籍制度改革来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还普遍存在着对城市化的简单化理解。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城市化，因此，人们都将城市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一般而言，人们理解的城市化就是农业向工业的转变，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乡村向城市的转变。通常用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计算城市化的水平。事实上，这种理解是颇为表面的。要想全面地理解城市化的概念，必须首先明白何谓“城市”。美国社会学家沃思对城市的界定最具权威。他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是城市社会学研究历史上的经典之作，提出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的观点。在对城市进行概念界定时，沃思首先批评了以人口比例作为衡量城市性的惟一指标的做法，他指出：“只要数目仍作为惟一标准的话，就不会有令人满意的城市定义。”他还指出以居民的职业，一些物质设备和机械以及政治组织的形式作为界定城市的标准也是片面的。因此，城市既不是用特殊地点和历史条件限制的文化影响来界定，也不是用城市的物质约束来界定(尽管城市并不能脱离这些东西而独立)，而是以城市作为人类联系的一个特殊形式作为切人点，也就是说，城市性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表征着人类联系的具体形式。沃思将城市定义为“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相对长久的居住地”。[16]
很难给“城市化”下一个准确而又唯一的定义。不同的学科对城市化有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家侧重于从产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在城市集中的角度阐述城市化；社会学家则侧重于城市扩展过程中引起的人际关系的性质改变；地理学者则偏重于从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来认识城市化。因此，出现了狭义城市化和广义城市化概念。狭义城市化指产业发展导致农村地域变为城市地域的质变过程。广义的城市化概念通常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原有市区的重新组织与城市的自我更新。；2)城市地域的扩大；(3)城市关系圈的形成和变化；(4)大城市地域的形成。
总之，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城市化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是一种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为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社会发展过程，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虽然，在中国这样典型的“后发”国家中，城市化进程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型的角色，但最终还应是一个由“看不见的手”所自然推动的渐进性过程。毕竟，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而中国的农民也不是一天就都能“进城”的；虽然政府是“必要的”，但要切记政府不是“天使”而是一个“利维坦”。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