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范文

时间:2023-11-27 08:40:31

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

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篇1

2*年,××县广播电视局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把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推动广播电视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体制重要内容,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基本原则,结合本系统本部门和电子政务建设的实际,按照“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谁公开、谁审核、谁负责”的规定,建立健全了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制度,确保了政府信息全面、及时、准确地公开,切实提高了××广电局各项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为构建和谐新××、促进××广播电视各项事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较好的服务。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

为加强县广电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提高信息质量,我局成立了由副局长辛有胜任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顺平任副组长、总编室、新闻部、事业技术科和广告部等二级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县广播电视局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同局办公室合署办公,由陈顺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政府信息公开资料的组织和审核各二级部门报送需要公开的信息。

在此基础上,我局还进一步明确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各二级部门的工作职责。一是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好全局信息公开工作。二是局办公室负责拟定信息公开工作计划、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建立健全信息保密审查机制;依法确定县广电局不明确或有争议的是否属于国家秘密的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监督检查。三是总编室、新闻部负责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广播电视宣传工作情况及新闻宣传重点。四是事业技术科负责提供广播电视事业建设情况、安全播出情况及审批经办的广播电视台站、收费依据和标准。五是栏目广告部负责提供广播电视广告、栏目的收费依据和标准等情况。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政府信息是为政府施政服务的信息。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如果不掌握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就会导致施政行为出现偏、差、错、漏,这样不仅会影响政府和部门的威信,还会给人民群众带来危害。2*年,××县广播电视局不论是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还是各科室负责人、办公室人员,对做好政务信息工作的重要性都具有足够的认识。局党组书记、局长、分管副局长经常过问、检查政务信息的编报和质量情况,经常对信息工作提要求、作指示。年内召开了两次政务信息工作座谈会,专题研讨如何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问题,要求局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和信息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以解决边远贫困山区人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问题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为己任,加强学习,潜心研究,努力采写、编报高质量高价值高效应的信息,争取有更多的信息成果进入领导决策过程,为促进全县广播电视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和科学决策提供优质信息服务,做到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由重事后反映向重事前调查转变,变坐等信息为主动捕捉信息,突出信息工作的时效性和有用性。例如:2*年5月,县广电局结合《××县城镇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及时在广播电视“两台”上加大了城市综合治理的宣传力度。信息工作人员为了将宣传的成功经验向外公布,多次跟随记者到现场采访,了解《××县城镇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给城镇居民带来的各种好处,并及时编发多期信息,对促进城市管理人员公正执法、转变城镇居民观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广大居民的欢迎和好评。又如:在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中,获悉局领导带着筹集到的价值12000多元农村广播电视设备,为光山村委会和背阴寨村民小组分别安装了一座新的广播电视接转设施和免费发放给农户《茶叶种植技术》和《核桃栽培技术》事迹后,局办公室陈顺平立即深入该村进行了调查和采访,编发了题为《××县广播电视局当好文化传播者》的专题信息,由此在全县上下兴起文化下乡热潮。

三、健全制度,畅通渠道

创新工作制度,畅通政府信息公开途径,是做好信息工作的基础。××广电局从加大培训力度、健全完善信息工作制度等方面入手,着力构建以局办公室为中心,各个科室、乡镇文广站纵横相连、融汇贯通的政务信息网络,为全方位、多角度、广渠道获取信息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准备阶段中,为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的质量,县广电局对政府信息由近及远进行梳理,根据《条例》规定,将政府信息分为“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三类。

二是为了更好地为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信息产业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事项的通知》要求,按规范编制并公布了《××县广播电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县广播电视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同时建立起了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保密审查”、“评议考核”和信息保密审查相关工作制度、机制和程序。

三是依托政府信息公开统一公开平台进行公开;通过电子信箱、传真、电话、函和人工答复;通过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等途径进行;利用本局的政务公开栏、党务公开栏进行公开。

四是要求各科室每天都要主动收集发生的新情况,写好值班日志,从日志中发现信息源。

五是给信息人员下任务、压担子,要求各科室负责人每周必须报送1条以上信息,乡镇文广站每月必须报送1条以上信息。

六是创新信息考核制度。于今年初修订和完善了《××县广播电视局新闻宣传、信息工作奖惩办法》,使其更加结合实际,进一步激发了各科室、各乡镇文广站工作人员的工作激情,进一步地拓宽了信息采写渠道,编写出了大量的好信息、新信息。

四、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为领导服务、为群众服务是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宗旨,若信息质量低,就失去了参考价值,“服务”就无从谈起。××广电局在加强常规信息工作的同时,着力在编报“好、新、深、忧、快”信息上狠下功夫,全面提升信息质量。

在编报信息中,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为标准,要求办公室信息兼职人员深入学习、认真研究,围绕广播电视新闻宣传工作、事业建设、行业管理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等主要方面,把局党政班子会议作出重大决策后人民群众的反映、贯彻落实中的做法、执行中存在问题及建议,及时反馈给局领导,为领导全面掌握工作情况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如:2007年人民群众提出了鸡蛋山广播电视转播台发射功率小,覆盖范围不广,发射节目少,难以满足边远山区人民群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问题后,××广电局在深入了解调查后,上报了题为《关心山区群众文化生活,加强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的信息,引起了省市广电部门的高度重视,鸡蛋山转播台被列入2*年度农村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建设项目,于6月底全面完成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工程实施后,转播台的电视发射功率将由原来的50w增到100w;覆盖人口由原来的9万人增加到18万人。

总之,2*年,××广电局在主动公开信息中,始终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尽最大限度地把广播电视法律法规、政策和我局的基本情况、机构职能、政务动态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对外公布。截至12月25日,县广电局累计在网站上主动公开信息240条,其中:基本情况1条、机构职能1条、领导信息4条、计划总结40条、发展规划2条、法规5条、规章30条、公文23条、政务动态124条、突发公共事件2条、人事任免3条、行政事业收费1条、公众监督3条。年内未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行政诉讼案和有关的申诉案。

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篇2

杨正泉,1940年6月生,山东省肥城市城上村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编辑、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传小组组长,国际部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分党组书记。高级编辑,享受政府特别津贴。1993年调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著作有《我与广播》、《书刊外宣散论》等书。在他40多年经历了许多大事,也有天灾人难,可谓悲喜交加,“惊心动魄、天翻地覆”,在宣传报道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其幕后策划更是惊心动魄、鲜为人知,在中国新闻广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给人留下永久性的记忆。本刊所载内容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粉碎“”期间的新闻报道过程中杨正泉所经历的一些记忆片段。

引 子

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

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8时多,一举粉碎了“”。在这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决战时刻 耿飚来到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来人中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他的突然到来,是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谈到这一使命的时候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元帅在粉碎‘’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后来,耿飚在他的回忆录里的《春风又绿中华》一章中,谈到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

耿飚在回顾那天晚上进驻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他带了10名。“我们一进广播电台的大门,就直到局长邓岗同志的办公室。邓岗同志正在办公,一看我们去了,他莫名其妙。我们是认识的,但他不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怔住了。我说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我把华主席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的工夫,邓岗同志没有说话,大概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想给打电话也可以。他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

当然,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只是中央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自然无从知道,只能从当事者的回顾中得知。后来看到一些粉碎“”揭秘的文章,对这段历史众说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的联欢会上,我见到耿飚同志问起这段情况。他说,他的记忆是准确的。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自“”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晚上到办公室学习、工作、开会、聊天,彼此打听些小道消息。6日晚这异样的变化使得有新闻敏感的广播编辑、记者更为敏感了,使得不平静的广播大楼更为不平静了。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中人们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察言观色,又何况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了。主席逝世的悲痛气氛还笼罩在大家心头,许多人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自然会跟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在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记得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播出而延误了播出时间,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时间久了,人们对直播和直播室的观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还不知道直播为何事。但是,这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的舆论机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这种事屡见不鲜,自然共产党人不会不懂。曾经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而控制电台?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只是宣传舆论的领导权一时被“”所把持,现在是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正如耿飚所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有所觉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后来回忆说:“新闻舆论长期受‘’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到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在采取抓“”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上。头三天睡觉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睡不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样的突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

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10月6日晚11点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北京电台和北京电视台等有关部门领导人的会议。“”中深夜开会已习以为常,但这次大家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预感。

邓岗从局长办公室来到对面屋的局总编室,表情严肃,发言很简单,不像过去那样侃侃而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他虽然没有解释为什么,石破天惊,在座的深知这句话的分量。这句话是作为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甚至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没有这句话的还加上,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讯号。在场的人紧张地思索着,谁都心中有数,但谁也没有说破。

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邓岗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严格保密,与宣传无关的人不要传达,更不能走漏任何风声。他说:“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今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明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外边有人来电话询问原因,一律不作回答。”

会很简短,但很重要,大家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70多个小时的节目要全部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很不容易,量大而时间又太紧,几乎所有的稿件、节目中都有这句话,可谁也没有任何迟疑,没有提任何困难,立即去做,这是多年形成的传统。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向台长杨祚铭、副台长张冬兴汇报,夜11点40分,召开部主任会议传达;夜12点,各编播部门开始审查稿件和节目。中央电台的四套节目中,对全国广播的两套,其中一套节目全天播音已结束,另一套到第二天凌晨1时35分播音结束;一套节目对全国少数民族广播,播音已结束;一套节目对台湾广播,仍在进行中。当务之急,是立即审查、把住正在播出的节目。抢在全天播音结束以前,中央电台已经审查撤换了正在播出的节目,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只有一个节目中,等发现有《按既定方针办》这首歌曲时,录音带已经转动了,无法停机而播了出去。

全台为审查和安排7日的节目而忙了一个通宵。工作之紧张可想而知,广播大楼彻夜通明,而外面的过路行人,不会想到大楼里在干什么。从7日凌晨开始播音,完全停播了“按既定方针办”。后来得知,没有什么“临终嘱咐”,完全是“”伪造篡改的。1976年4月30日在向汇报请示具体工作时,已经说话不清,针对汇报中的具体问题写了一句“照过去方针办”。“”出于政治目的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而且篡改为是“的临终嘱咐”,以达到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篡党夺权的目的。当指出这一问题时,他们反咬一口。10月4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照的既定方针办》,气势汹汹地说:“篡改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是“”中某种政治变故前奏的常用语,其矛头所向是非常清楚的。“”中大家对政治问题都极其敏感,任何不同凡响的提法,哪怕是细微的分寸变化,都意味着将会有重大事件发生。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许多人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急于篡党夺权的信号,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觉,加速了“”的灭亡。

耿飚在回忆电台当时的紧张情况时透露:“不到两个小时,把两个地方控制住了:一是办公室,打电话把局核心小组成员找来开会;二是把电台的直播室控制起来,掌握住钥匙,增加了警卫,同时把住了录制的节目,先审听了再播。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经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

严格把关审听每一个节目

10月6日的全天播音在7日凌晨1点35分刚结束,凌晨2点30分,上级通知中央电台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无一例外。可我心里明白,现在距离早晨4点开始播音只有1小时30分钟了,中央电台四套节目,全天播音共70多个小时,就是24个小时不间断地审听,又怎么能听得过来呢?会不会影响到正常播音呢?但不容迟疑,我紧急调集中央电台所有已录制好的节目,交到审听小组那里。审听小组由冯铉、张香山负责,我作为中央电台分管宣传的副台长陪同审查,负责调集节目,介绍节目的情况,具体执行他们的意见,修改或者撤换节目,总之,为审查节目提供方便条件。但具体把什么关,除了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以外,我不知道。

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在“中央三台”中,实际上只对中央电台实行了直接的严格的掌控和介入,并没有直接派人到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去,也没有直接审查它们的节目。审查节目的气氛是紧张严肃的,都很少说话,甚至连面部的表情也很少变化。审听中提出的问题并不多,偶尔让停机,他们悄悄议论几句,有时咬咬耳朵,或交换一下眼神,我只能从他们的神情中揣摸他们的意图。除了审听一般节目以外,重点是审听《新闻报摘》节目的内容,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人民日报》在7日第二版刊登了梁效的文章《〈论总纲〉和克己复礼》,要不要选用?他们商量了好一阵子,经电话请示后同意播出。事后才清楚,这本来是不该用的,只是出于策略的考虑,继续用“梁效”文章以防止打草惊蛇。

后来,耿飚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胶带,包括文字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张香山《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回忆当时接受这一任务时说:“耿飚当天晚上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

审听节目全天都在进行,也顾不得吃饭,就这样也难以保证正常安排播出。为了把审听节目问题在此集中说完,我把后几天的情况提到这里来说。到了10月8日只好分两组来审查:一组仍由冯铉、张香山负责,另一组由中联部来的朱大成、毛宝忠负责。这天的《新闻报摘》节目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出在《人民日报》,在第三版刊登的《阳泉矿务局呈现一派团结战斗的新局面》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国重要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山西省阳泉矿务局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遵照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此提法,中央电台新闻部的同志非常敏感,请示如何处置?有的人甚至建议是否向《人民日报》的鲁瑛打个招呼。经审听小组研究后请示,答复是:“我们只管我们,我们不用,他们要用由他们用去!”

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审查小组主要审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和《学习》节目,其他节目交由局、台审听把关。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电台,中央电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作为多年的老广播和分管中央电台宣传的副台长,我深知在这紧要关头,自己所采取的态度和电台的安全播音是多么重要,庆幸中央电台没有发生任何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却出了问题。在这之前,中央电台曾经给外地三个省和直辖市电台复制了歌曲《按既定方针办》。邓岗布置,通知他们停播,不讲原因。我们只查到有山西台和上海台,另一个记不清了,6日晚当即通知他们停播。从事后反馈的情况得知,山西台立即执行了,并感谢中央电台给他们把了关。而上海台接到通知后,却出现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危险情况。

当时,“”在上海的亲信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正苦于摸不到北京的政治气候,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7日,上海广播局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中央电台通知停播这首歌曲的情况,使他们从中嗅出了味道,顿时紧张起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暴跳如雷,要采取“紧急措施”。当后来粉碎“”的局势明朗以后,这一“通知”竟成为“未经请示、走漏消息”的事件,立案审查。

透露“机密” 奔走相告

把时间再拉回到10月7日。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会议,这时才正式宣布了耿、邱到广播局来的事。他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宣读了这封信的全文: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十月六日。

邓岗说接到信后,马上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进行了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接受耿、邱二位同志的领导。

他说:“逝世后,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这样决定,体现了对广播电视的极大关怀,体现了对这样的要害单位的十分关心。大家要深刻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电台的安全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特别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的时刻,确保电台准确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大家静静地听着邓岗的讲话,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他提醒和暗示说:“在这封信里,同志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今后我们和中央的联系通过耿、邱二位同志,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

这几句话,邓岗说得很重。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只是没有得到证实,没有人说破,现在不言自明了。过去由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会后,这大快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内到处悄悄传布着、议论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后来,耿飚是这样说的:“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在党中央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尽管大家的狂喜之情溢于言表,但广播宣传中必须保持常规,不动声色,播音基调平稳、从容,节目运行正常,在中央没有做出新的部署之前,不能让听众明显感觉到已经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摸到什么政治气候。

稳定局势 赢得时间

10月7日已经得知,中央将重要消息,要中央电台做好播出的准备。什么?是把“”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尚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中央是不会这样做的。过去遇有重大事件,通行的做法总是先在内部通消息、做工作,在公开宣传中有意识地放点风声造点舆论,进行引导,待时机成熟时再公开,做到水到渠成。这样重大的政治斗争,自然不会匆忙从事。尽管这时候敏感的听众中有人已经感觉到了什么,甚至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拐弯抹角地想从中摸点气候,证实传闻或自己的猜测,但中央电台守口如瓶。

中央的重要消息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因为“”中人们对某个新的提法、新的口径,对某个人名的隐去或出现,都十分敏感,能猜出其中的奥秘,无疑在这时更为警觉。如果宣布变动了的中央领导班子,也就等于宣布发生了什么事,似乎仍为时尚早。那么将播出什么呢?心中估摸不透。

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因此,对如何做播出的准备意见不一。一种意见是准备大搞,做大的设想,按照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电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理由很简单,这件事太大、也太鼓舞人心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如果不是公开宣布粉碎了“”,只是作明显的暗示,先造舆论,广播宣传不宜搞大,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

两种方案同时提出,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方案。中央采取的是稳定局势、内紧外松、引而不发、多做工作的方针。

到10月8日夜12点,也就是9日的零点,中央电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选集〉和筹备出版〈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电台在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钟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全国。9日又播出17次,用记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两个《决定》是中央重大部署,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电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接着,中央电台又广播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报》于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题目本身就很有含意,社论里又作了明显的暗示,并强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凡经过政治运动的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含意。

“”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听了中央电台广播的两个《决定》之后,十分恐慌,凭着他们的政治嗅觉,感到末日将至。据曹大澄在《余党末日》中记载,“”在上海的余党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上海市委宣传负责人叫嚷:“刚才北京广播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他们这一手高明,他们捞了资本,这是烟幕弹,我们再也不能等了,马上制造舆论进行反击,要针锋相对!”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只有干,而且要大干。要在早晨6点之前出动民兵进驻上海电台、报社,电台要广播《告全党全国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要提出还我、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的口号!”接着,他跑到报社,要报社不要登“北京揪出集团的消息和新华社发的整我们的消息”,“要登我们的东西”。他窜到上海电台检查播音室,叫喊:“你们不要转播中央台的广播!”

有人回答:“中央台的中波是阻挡不住的,打开收音机,老百姓都能听到!”“你们开动干扰机,干扰中央台的广播!”“机子不够,中央台的功率大,我们干扰不了!”在强大的舆论攻势面前,他们无可奈何!

公开点名 放开报道

这段时间的宣传有一定的影射、暗示,又不能操之过急,主要是稳定局势,争取群众。宣传报道中政策和策略并用,虚虚实实,例如,对于过去与“”联系密切的一些单位和人,在没有弄清问题以前采取回避的办法,暂不宣传,但又偶尔有意提到某单位和人的名字;对上海等地的来稿严格掌握,慎重处理,但又不是完全不用;对“”插手的戏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原则上停播,但又要有计划有选择地播放一点。这样布下迷魂阵,使那些惶恐不安、想铤而走险的人抱有某种幻想,一时下不了决心。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10月15日的《新闻报摘》中,经请示播出了《人民日报》刊登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拥护两个《决定》的消息。

除了严格控制的一面,还有着意加强的一面。除了连续报道各地群众对《决定》的反应以外,在文艺节目中反复播放《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这几首歌曲在1971年叛逃后,在后来的军区司令员调动时,都曾经反复广播过,那时、在许多场合带头唱,多次提倡、指挥群众唱过这几首歌。

不难看出,这时宣传的政策性和策略性非常强,必须严格执行宣传纪律,听从中央的安排和指挥。但真正吃透精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却十分困难。耿飚回忆在广播局这段工作时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电台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战斗生活,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

为了更好地掌握新闻舆论,10月15日中央成立了“宣传口”,把报纸、通讯社、电台、电视台统管起来。耿飚从广播局调到“宣传口”,张香山接替了他在广播局的工作。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在广泛传播“”的消息。一旦证实了这一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遏制不住的激情。积之日久,其发必速!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稳不住了!北京人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此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的口号,欢呼粉碎“”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至此,粉碎“”16天之后,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电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地连续地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

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转播实况 千虑“一失”

决定开庆祝大会是紧急的,决定转播也是紧急的。为此,中央电台成立了由时政记者陈寰、刘振英和播音员方明、王琪组成的转播小组,由我负责,立即投入准备工作。

中央电台的转播室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西南角处,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转播到后来的多次转播,转播室都在这里。所谓“室”,过去只摆放几个话筒,没遮没拦,现在由一人多高的有机玻璃将三面围住,朝后的一面和朝上的一面都是敞开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把来自四周的声音播出去。

准备工作的量并不大,像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的转播,转播稿不会长,主要是准备好和处理好开头、结尾的部分,更多的精力用于与台内多方的联系、协调,以确保安全播音。为此必须做过细的工作,丝毫疏忽不得。当夜深人静时,我们登上天安门一遍又一遍地试话筒、试线路,一切都做到最佳状态。

整个转播,最紧张的是大会正式开始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上的大殿中走出来到宣布大会开始,这段时间很短,但要做的事却不少,掌握不好最容易出大错。例如,要抢时间把领导人的名单报出去。而核定出席领导人的名单、确定其先后次序是最难的,而又处在领导层的大变动中,弄不准就可能出政治事故。名单确定后,是播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小名单”),还是播出所有领导人的名单(内部称为“大名单”)?一看时间长短,二看领导人到达的早晚,三看领导人的名单有多少。名单报早了,有的领导人还没有到;名单报晚了,容易与宣布“大会开始”相重叠。为争取主动,一般只报小名单,会后在结束转播前再从容报大名单。说起来轻松,要临场处理好须格外用心。

这里,我想追溯一下主席当年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庆典、集会时转播的准备情况。转播之前,须做模拟测试。那时,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先到大殿休息、接见中外来宾。庆典开始前,由大殿走出来,走到城楼中央的栏杆边,这时候,广场上军乐队奏起《东方红》,然后宣布活动开始。大家知道,从大殿走到栏杆只有几步路,为了准确掌握时间,事先有人模拟走路的速度,测出走这段路的准确时间,由此算出最多能播多少字。因为播音“室”离城楼中央较远,殿内的活动看不到,主席出来时周围拥满了人,看不真切又不敢贸然播出。每遇到这种情况,事前总要商定两种办法:(1)时政记者在现场,当主席起身向外走时,记者举手为号,便开始播出:“来了!来了!”(2)如遇到特殊情况,或记者恰巧不在现场,便以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为号,开始播出(这些做法都是不得已的办法,当时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现在好办多了)。这时候,只能选择最准确、最简炼的语言。时间,太宝贵了!

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天安门转播的情况和知识,说远了些,但与下文有密切的联系。同志新担任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在庆祝大会时应该如何转播?是按照的活动那样转播,还是应该有所变化?他从大殿走到栏杆会用多少时间?他出现时奏什么乐曲?这些都是新问题,心中无数,也无先例可借鉴,只能设想多种方案、几种准备。后来决定当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时奏《歌唱祖国》的乐曲,听到乐曲便可以播出,我们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10月24日下午3点钟开庆祝大会,上午9点多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城楼,反复试播、检查,自认为想得再周到不过了。从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到3点大会开始后,转播都是顺利的,但是没有料到,在大会结束时,转播出了问题。

我们原来设想,等大会宣布结束,播音员开始播出结束语,转播即告结束。这种设想基于这种考虑:同志初任主席,在大会结束后,可能不会像那时再走向东、西两边向群众挥手致意,转播拖的时间长了不紧凑,说不定还会出现一些杂音或不该出的电视镜头;大会已经结束了,停止转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当宣布大会结束以后,主席停顿了一会儿,我们便播出了转播的结束语。没有料到,正在这时,他开始向东、然后又向西走去,频频向群众招手。中央电台转播关机了,没有把这个场面播出去。北京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电台播音员的播音,自己配画面,事先曾经约定好一起结束,可他们看到这种情况后,灵机一动没有关机,继续转下去,却只有画面没有了播音员的声音。事后,这一“提前”结束转播就成了严重问题而受到审查。

粉碎“”后,全国人民一直处在高度兴奋之中,中央电台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作了充分的报道。

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篇3

首先:总编室是一个富有朝气、充满活力、努力拼搏、不甘落后的学习型团队。成员都比较年轻,求知欲望很强,接受新事物比较快,平时都积极参加局台组织的各种活动和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使自己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同时加强本部门业务知识的学习,都力争成为本行业的行家里手。尤其是今年总编室添置了电脑编辑机和审片机后,更激发了同志们的学习热情,业务技能有了很大提高,部室人员在短时期内都基本学会了电脑编辑机和电脑审片机的基本操作,都能独立制作电视节目,独立完成台内交给的办公任务。总编室的、等一批老同志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等新同志也都虚心学习,迎头赶上,已成为后起之秀。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

其次、总编室是一个分工细致、责任分明、相互团结、密切协作的一个团队。总编室根据本部室实际情况,制定出了总编室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工作分解到每班每人,职责明确、责任分明,有事坚持台内规定请假制度,请假期间,其工作任务会有其它班的同志替其完成,体现了一种团结协作的关系,体现高度的集体主人翁责任感。由于是电脑编辑和电脑审片,操作程序繁多,需要拷贝、采集、审片、上载、检查等诸多程序,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影响到全台电视节目的播出质量。任务量比传统审碟方式进一步加大,但同志们从来没有因工作量加大而叫苦叫累,从来没有因不细心而影响到电视节目的播出质量,从来没有因有事请假而耽误节目的播出,体现了很高的爱岗敬业精神。

三、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精品意识,始终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认真细致地做好电视节目的审查工作。部室人员严格按照国家广电局“十七号”令及有关法律法规审查节目,杜绝出现政治问题。严格控制剧场广告插播的次数和时长,杜绝出现“彻底根治、彻底根除、一次治愈、永不复发”等绝对化电视语言。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及时沟通,及时解决,不能播出的节目坚决不播,实行谁审查谁签字,谁签字谁负责的追究制,严格把关。一年来,全台两套节目播出的电视节目质量有了很大程度提高,

画面健康向上,声音清晰均衡,达到了吸引观众,提高了收视率的目的。

 

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篇4

【关键词】:设计依据 节能设计 低压配电系统 弱电 防雷及接地

一、设计依据

除一般常用电气设计规范之外,还需执行《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67-2006;《山西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新建改扩建与加固技术导则》(以下简称《技术导则》);《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J 99―86

二、节能设计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2008第 10.8.2,“ 学校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5、 教室照明的控制应沿平行外窗方向顺序设置开关,黑板照明开关应单独装设。走廊照明开关的设置宜在上课后关掉部分灯具。……”第10.8. 3 ,“办公楼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办公室、设计绘图室、计算机室等宜采用直管荧光灯。对于室内饰面及地面材料的反射比,顶棚宜为0.7;墙面宜为0.5;地面宜为0.3。2、办公房间的一般照明宜设计在工作区的两侧,采用荧光灯时宜使灯具纵轴与水平视线相平行。不宜将灯具布置在工作位置的正前方。大开间办公室宜采用与外窗平行的布灯形式。……”

根据JGJ 67―2006 第7.3.5 “办公建筑的照明应采用高效、节能的荧光灯及节能型光源,灯具应选用无眩光的灯具。”

三、低压配电系统

1.负荷等级:

根据《技术导则》7.4.1.1 ,“学校消防用电、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照明和作为紧急避震疏散场所的备用照明,其负荷等级不低于二级。”

2.供电电源:

二级负荷如果只有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照明及备用照明负荷,则二级负荷的备用电采用应急照明灯具的后备电源供电即可, 应急疏散照明灯具应为自带蓄电池灯具连续供电时间不小于30min。紧急避震疏散场所的备用照明连续供电时间不小于60min。

3.变配电所及电源进线:

根据《技术导则》7.4.1.2,“变配电间及总配电装置严禁设置在学生便于到达的场所,且不应设在厕所、厨房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也不宜与上述场所贴邻。配电箱应有可靠闭锁装置。”

根据JGJ 67―2006 第7.3.2,“办公建筑的电源进线处应设置明显切断装置和计费装置。用电量较大时应设置变配电所。”

根据 GBJ 99―86 第8.3.1条,“一、学校建筑的照明用电和电力用电应设总配电箱,总配电箱的位置应便于管理和进出线方便。 二、室外线路应保证安全,维护方便。 三、各幢建筑的电源引入处应设电源总切断装置,当为多层建筑时,除首层设电源总切断装置外,各层应分别设电源切断装置。”

4.室内配电:

根据《技术导则》7.4.1,“……3.地震基本烈度为7度及以上地区,电气设备的安装应采取必要的抗震措施。4.配电线路应采用绝缘电线和电缆,宜采用金属管或刚性塑料管暗敷设。建筑物顶棚内、体及顶棚的抹灰层、保温层及装饰面板内,严禁采用直敷布线。5.室内照明和电源插座应分设不同支路。应急照明、备用照明的回路上不应设置插座。所有插座均应采用安全型插座。”第7.4.3,“……4.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内的插座回路应设型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5.室外照明线路应装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根据 GBJ 99―86 第8.3.1条,“……五、室内线路宜采用暗线敷设。六、配电系统支路的划分宜按以下原则:(一)教学用房和非教学用房的照明线路应分设不同支路。(二)门厅、走道、楼梯照明线路应设单独支路。(三)教学用房照明线路支路,控制范围不宜过大,以二至三个教室为宜。 (四)教室内电源插座与照明用电应分设不同支路。 (五)各实验室内教学用电应设专用线路,电源侧应设有切断、保护措施的配电装置。” 第8.3.2条,“学校用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凡规定设一组电源插座者,均为220v二孔、三孔插座各一个。 二、语言教室和微型电子计算机教室,应根据设备性能及要求,设置电源及安全接地、工作接地。 三、照明灯的开关控制,应考虑节电、使用方便及有利维修。灯具选型应符合安全要求,并应有利于清扫和维修。 四、实验室的电源应根据不同的使用要求设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实验室电源插座宜设在实验桌上。(二)准备室应设置电源和安全接地措施。 (三)物理实验室讲桌处应设三相380v电源插座。 (四)化学、物理实验室应设直流电源线路和电源接线条件。 (五)生物实验室的显微镜室,设天象仪的地理教室,在实验课桌上,应设局部照明。”

根据JGJ 67―2006第7.3.3,“办公建筑电气管线应暗敷,管材及线槽应采用非燃烧材料。”第7.3.6,“办公建筑配电回路应将照明回路和插座回路分开,插座回路应有防漏电保护措施。”

根据《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09年版)7.5.6, “插座的型式和安装高度,应根据其周围环境和使用条件确定:……5、办公用于计算机电源的插座数量不宜超过5个(组);6、儿童活动场所,插座距地安装不应低于1. 8m,宜选用安全型插座。”

根据《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09年版)第8.9.1, “……2、办公室插座的数量应不小于工作位数量,若无确切资料,普通办公室可按3―5m2一个电源插座考虑。若采用网络地板,建议由精装修将插座布置到家具上。……”

5.照明系统:

根据《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09年版)第8.9.1, “办公室照明:1、办公房间的一般照明,通常设在工作区两侧,采用荧光灯时,宜使灯具纵轴与水平视线相平行。……3、会议室及公共场所,宜设置智能照明控制系统或采用其他控制器件,避免长明灯。4、大空间办公室一般不考虑办公家具的布置,只设置一般照明。5、个人办公室应根据办公桌的位置进行照明设计。6、 具有视频显示终端的办公室灯具布置时,应考虑避免反射眩光。”第8. 9.2 ,“学校照明:1、学校教室照明,主要应注意荧光灯的长轴应平行于学生的主视线,并与黑板垂直。灯具与桌面的垂直距离不宜小于1.7m。2、黑板照明灯应采用非对称配光的灯具,灯具排列宜与黑板平行。3、普通教室前后应各设置两组插座。4、物理实验室、视听室、光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等的照明及插座的布置及控制应与工艺配合。5、实验室内试验台上的配电回路,应采用带过电流保护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

根据《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16-2008第 10.8.2,“ 学校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用于晚间学习的教室的平均照度值宜较普通教室高一级,且照度均匀度不应低于0.7。2、教室照明灯具与课桌面的垂直距离不宜小于1.7m。3、教室设有固定黑板时,应装设黑板照明,且黑板上的垂直照度值不宜低于教室的平均水平照度值。4、光学实验室、生物实验室一般照明照度宜为100~200lx,实验桌上应设置局部照明。……6、在多媒体教学的报告厅、大教室等场所,宜设置供记录用的照明和非多媒体教室使用的一般照明,且一般照明宜采用调光方式或采用与电视屏幕平行的分组控制方式。”第10.8. 3 ,“办公楼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3、出租办公室的照明灯具和插座,宜按建筑的开间或根据智能大楼办公室基本单元进行布置。4、在有计算机终端设备的办公用房,应避免在屏幕上出现人和杂物的映像,宜限制灯具下垂线50°角以上的亮度不应大于200cd/m2。5、宜在会议室、洽谈室照明设计时确定调光控制或设置集中控制系统,并设定不同照明方案。6、设有专用主席台或某一侧有明显背景墙的大型会议厅,宜采用顶灯配以台前安装的辅助照明,并应使台板上1.5m处平均垂直照度不小于3001x。”

根据《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2009年版)8.8.2, “照明控制方式:1、大中型公共建筑:……3)影剧院、多功能厅、报告厅、会议室及展示厅等宜: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调光功能及场景开关,方便地变换各种灯光场景并实现多点控制;…… 3、根据布灯方式及应用情况采用的控制方式:……3)电化教室、会议厅、多功能厅,报告厅等场所,按靠近或远离讲台分组控制。”

四、弱电

根据JGJ 16-2008第16.1. 2,“公共建筑应设置广播系统,系统的类别应根据建筑规模、使用性质和功能要求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1、办公楼、商业楼、院校、车站、客运码头及航空港等建筑物,宜设置业务性广播,满足以业务及行政管理为主的广播要求;2、星级饭店、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建筑物,宜设置服务性广播,满足以欣赏性音乐、背景音乐或服务性管理广播为主的要求;……”

根据GBJ 99―86第8.3.3条“学校广播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一、教学用房、教学辅助用房和操场应根据使用需要,分别设置广播支路和扬声器。二、播音系统中兼作播送作息音响信号的扬声器应设置在教学楼的走道、校内学生活动的场所。三、广播线路敷设宜暗装。四、广播室内应设置广播线路接线箱,接线箱宜暗装,并预留与广播扩音设备控制盘连接线的穿线暗管。五、广播扩音设备的电源侧,应设电源切断装置。”

根据JGJ 67--2006第7.4.2,“ 办公建筑应设有信息通信网络系统,实现办公自动化功能。”第7.4.3,“信息通信网络系统的布线应采用综合布线系统,满足语音、数据、图像等信息传输要求。”第7.4.4,“一类办公建筑及高层办公建筑宜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及安全防范系统。”第7.4.5,“办公建筑内的大、中型会议室宜设扩声、投影等音响、声光系统。根据需要宜设同声传译及电视电话会议的功能。”第7.4.6,“有汽车库的办公建筑宜设置汽车库管理系统。”第7.4.7, “办公建筑内弱电机房的设备供电电源采用UPS集中供电方式时,应有电源隔离和过电压保护措施。”

五、防雷及接地

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06第 5.3.15条文解释学校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建筑”,所以划分建筑物防雷等级应按照下面两条规范来划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94(2000年版) 第2.0.3条,“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划为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八、预计雷击次数大于0.06次/a的部、省级办公建筑物及其它重要或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物。 ……”第2.0.4条, “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划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 二、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0.012次/a,且小于或等于0.06次/a的部、省级办公建筑物及其它重要或人员密集的公共建筑物。 ……”

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篇5

1999年9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1999(82)号文件]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建包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内的广播电视集团”。广电总局的有关文件也一再阐述了大力推动组建广电集团、倡导三台合一、整合系统资源、实现集约经营等指导性意见。可以看出,通过集团化运作方式,可以弥补传统的广播电视管理模式条块分割的结构,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其实质上是对广播电视行业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这种调整,既是对资产结构的调整,也是对人员结构的调整;既有资产重组的问题,也有体制创新的问题。因而对于广播影视行业来说,这将是一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

一、组建集团的步骤

1.以产权改革促进产业化。按照现代产权理论解释,产权实际上是对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资产的市场支配权,它与所有权相联系并受制于所有权,是所有者委托出去的权利,其形成的前提是对所有者能够事先承担有限或无限的财产责任。从发展的必然角度看,所有者授予的产权将逐步由主管部门的管理者支配转向经营者支配,这是改革的产物,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过去一直把产权等同于所有权,这是长期政事、政企不分的依据和由头、当前要特别强调政资分开,它能够解决政企、政事分开的体制障碍问题,并是政企、政事分开的前提。

广播电视的产业化改革进程应分三个阶段:一是传播网络的企业化;二是通过制播分离的改革,实现节目制作社会化;三是全行业真正实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广播电视争取并赢得市场支配权的产权制度改革是其产业化的突破口,触动的是旧体制最深层的矛盾,是难点,也是焦点。因此,推进电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解放基层生产力,必须与政府机构改革、政府管理职能转变相配合。国家所有权与媒体法人财产权分离后的产业结构一元化还不能保证政资、政企、政事的有效分开,需要产权制度改革的再深化——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包括股份制),这将是触动众多阶层利益的重大调整。

2.以资本重组推进集团化。在集团的建立、完善的进程中,围绕刺激生产、繁荣生产,提高广播电视生产力水平,要自始自终着力于资源的重新组合、结构的重新调整。它强调资本的有效运营与重组,并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走向、社会经济大环境变化关系联系密切,通过股权方面的消长得失变化,或进行规模资产的兼并转让置换,实现经营集合群的资本一体化,从而达到解决在原有体制下广播电视组织形式不合理、产权结构一元化、资源配置效益低下、结构调整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实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分担产业风险、更具媒体竞争力的目的。最终实现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的直属部门变成能够直接参与并适应激烈竞争的产业,实现产业化经营、企业化管理,整合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实业集团。

3.逐步完成“五个分离”、“六个统一”,最终实现集团化。电视媒体在真正赢得市场主体地位之前,要在目前电视系统内部公司制或制播机制整合的试点中,通过转制、立法、强化管理,逐步实现“五个分离”:

(1)网台分离,有线电视网络传输与制作播出的机构分离。即举网并台,实现网络经营商业化,推进无线与有线电视节目播出和制作力量的合并,实现频道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竞争的平等公正。

(2)政事、政企适当分开。合理划分事权,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经营机制,促进并加快政资、政企、政事及企事分开这一转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广播电视体制创新的关键。

(3)宣传和经营在操作上结构分离。

(4)除新闻类节目之外的节目制作与播出的适当分离。在制播分离改革的进程中,要逐步实现电视节目的社会化生产、市场化流通和制约性传播。也即放开制作、搞活流通、把住播出。当然,制播分离的改革需要社会市场环境和政策法规的配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前,在电视台内部也要推行节目收购制,这有利于加强成本意识,培育节目市场,促进节目社会化生产,不能草率地将节目部门剥离出电视台,宜在集团这一体制架构下推行以资产为纽带的制播分离。

(5)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与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分离。渐进地实现以国有资产为主体的投资多元化。

统一管理是集团为全面配置资源,争取综合效益最大化的重要管理手段,集团统一管理应包括“六个统一:

一是统一全局的发展规划,对人力、物力、资源调整结构,优化组合,形成合力。

二是统一的宣传管理,合理配置频道频率资源,统一指挥,减少内耗,各宣传中心按各频道频率的特色定位专业操作。

三是统一的经营管理,广告集中管理,统一运作,形成集团经营创收多元化新格局。

四是统一的人事管理,集团内部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优势集聚,后继力强。

五是统一的财务管理,加强成本多级核算,集中资源办大事,提高资金运营效能。

六是统一的技术管理,人员和业务分工更为科学,技术创新优势更为明显。

二、组建集团需要明晰三个层次的关系

在构建广电集团(公司)的框架与管理模式时,有必要对广播电影电视局、广电集团、广播电视总台三个层次的关系有清晰的认识。

1.广电局与广电集团的关系。从法律角度来看,集团的组织形式是管理机构,集团本身不具备独立的法人地位,只目前现存的广电集团公司与广播电视机构在管理上联合并实现了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电集团。目前,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广电局与广电集团(公司)并存,如果不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极易产生以政代事、政事不分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解决这个问题可采取“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联合办公”的做法,广电局仍为广电宣传和事业的管理机构,负责行政领导和行业管理。集团仍为事业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负责生产与经营。二者下设的管理机构能合则合、能分则分。

2.广电集团与广电总台的关系。二者的关系是集团组织结构设计和内部管理权限分配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集团负责直接管理运作总台,内部管理要充分体现总台作为集团的核心层地位。集团包括总台,集团与总台又是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在实际运作中,必然会产生管理职能的统与分、机构设置重复等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现实问题?比较理想的解决办法是:在职能部门的划分上,总台的物业、财务、技术、人事等部门与集团相应的职能部门联合办公,也即“两块牌子、两套班子、一个场所”。同时,为体现总台相对独立性的特点,其与宣传相关的职能部门如办公室、总编室、新闻中心、电视剧制作中心等独立办公运行。这种办法坚持了“统分结合”的原则,集团内三大重要生产要素“人、财、物”实现了集团统一决策、垂直管理,确保了集团的整体优势的发挥。

3.广播电视总台与频道(率)的管理关系。在集团的构架下,总台的主要职能是经营好其拥有的电视频道与广播频率资源。在这里,总台对频道(率)的管理关系主要指总台对频道(率)的管理方式。当前,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沿袭传统的媒体宣传机构的设置,按频道中节目类型分类,成立各大宣传中心。如可成立广播中心、电视新闻中心、电视社教中心、电视文艺中心等;二是实行频道(率)中心制。顺应频道(率)经营的需要,对总台广播频率、电视频道进行重新定位、明确分工,朝专业台、专业频道的方向发展,撤销各台原有的节目部门,按频道(率)的设置成立各频道(率)编辑部,频道内实行频道总监负责制,频道总监由集团和总合任命,并对其负责,直接面对各栏目制片人,实行频道总监—制片人两级管理。相比较而言,频道(率)中心制更加符合媒体经营管理需要,应是各电视台在体制改革中首选的宣传管理方式。

三、集团的内部结构模式

广电集团的组建具有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的特点,因各地区的历史条件、现实问题各不相同,组建广电集团也无固定的模式。但总体上是以广播电台、电视台为核心主体,有线、无线电视合并成立省级电视总台,资源共享、人才共用、优势互补,以“统分结合、责任明确、统一核算”为原则,实行集团内分层次管理,形成职能专业、管理集中、协调统一的运作机制。

1.集团组成单位。按集团的架构其成员单位可分三个层次:

(1)核心层。集团的核心层为目前各省正在组建的省级广播电视总台。根据广电总局有关精神,省级电视总台的组建应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省级无线台与省级有线台合并,成立省级电视总台;第二步是新组建的省级电视台与省级广播电台合并,成立省级广播电视总台。省级广播电视总台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规模效应,确保广电集团作为事业法人发挥喉舌作用,强化舆论导向的主要职能不变。

(2)紧密层。紧密层主要包括电影制片厂、广播电视报社、网络公司、音像出版社、广播电视器材公司、物业公司等。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第四媒体的迅速崛起,即将出现的广电集团网站也应归为紧密层。

(3)松散层(或半紧密层)。主要包括集团下属二级企业、广播电视学校、广电学会等。

2.领导机构。广电集团与广电局联合办公,行政上直接隶属各地政府,局作为行政机关职能身份不变。集团实行公司化运作,依法产生集团的管理层,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在干部配备上,设董事长、董事会成员、监事会主席、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是集团公司最高层的决策机构,对集团内人、财、物有绝对的指挥调度权。

3.管理机构。集团管理机构从事集团内的各项事务的管理,直接隶属董事会,对董事会负责,不具法人地位。它至少应包括以下机构:

(1)集团事务办公室,与局办公室联合办公;

(2)宣传管理委员会,与局社管处或相应的宣传管理机构联合办公,负责集团内广播电视宣传指导调控工作;

(3)经营管理委员会,与总台广告中心联合办公,负责集团内各项经营活动的立项、监督与管理;

(4)人力资源部,与局人事部门联合办公,制定集团内人事管理制度,管理集团内干部任免、考核及人才引进、培训等工作;

(5)财务中心,与局计财处、总台财务部门联合办公,对集团内各成员单位的财务实行统一管理,各单位分级独立核算;

(6)技术中心,与总台技术中心联合办公,制订集团技术创新规划,统一选购、管理集团内的各项摄录、演播、制作、传输、发射设备。

4.集团公司的经营应包含四大支柱产业,成立相应的专业公司,按公司制的管理方式来进行运作:

一是传输网络。网台分开后,在集团统一管理传输网络,可成立省网络总公司,网络公司实行股份制,由上而下进行垂直管理,负责经营覆盖全省的广播电视专用网,包括光纤网、微波干线及其支线,大、中、小广播电视发射台、转播台。

二是节目和广告营销。即集团各频道的广告业务(包括广告节目的制作、经营)和电视节目的购买与销售。可在集团内投资成立专业的节目广告和营销公司,在全集团内统一运营,公司具有自主的市场经营权与高度自治权,包括人、财、物的使用与调度。统一、、经营集团内各频道的广告;根据各频道的定位,面向社会统一购买、引进各频道所需的影视剧和专题节目(栏目),在集团内销售,与频道进行成本核算。

三是广播电视设备器材营销。主要有广播电视专用器材设备的制造、维修安装和营销。

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篇6

主要任务目标和计分(总分100分)

1、建立健全“创佳评差”竞赛活动领导组织。年初有安排,半年、年终有总结,相关制度上了墙,各部室与员工个人签订“创佳评差”竞赛活动责任书。(8分)

根据查文和上报的材料,各部室有“创佳评差”竞赛活动年度计划的记1分。年初有详细安排的记1分。与职工个人签订“创佳评差”竞赛活动责任书的记2分,半年、年终有总结的分别记1分。“创佳评差”竞赛活动简要安排、文明用语、服务承诺等上墙的共记2分。

2、理论学习,常抓不懈,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文明读本》,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理论水平。(12分)

根据干部职工教育档案,全体干部职工人手一册《文明读本》,参加学习考试并合格者记12分,有10%的干部职工未参加学习考试或考试成绩不合格者扣2分,直到该项分数扣完为止。(以下同)

3、注重干部职工道德素质提高,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公民道德常识》手册,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道德素质。(12分)

根据文明办道德教育考试档案,系统内全体干部职工人手一册《公民道德常识》手册,参加学习考试并合格者记12分,有10%的干部职工未参加学习考试或考试成绩不合格者扣2分。

4、以“以德治国”思想为指针,组织开展好签订道德协议活动。(6分)

广播电视台所有职工参加签订赡养老人协议和职业道德协议活动,分别记3分,凡有10%职工未参加此项活动者扣2分。

5、单位职工忠于职守,爱岗敬业,勤政务实。(5分)

根据抽查和情况,凡有缺勤的扣1分、发现一次部室无人值班的扣1分。

6、积极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干部职工实行挂牌上岗,坚持做早操,使用文明用语特别是电话文明用语。(6分)

抽查干部职工挂牌上岗者记2分,坚持做早操者记2分,使用文明用语特别是电话文明用语记2分。

7、室内外环境整洁优美,秩序井然。(3分)

检查院落硬化、绿化、净化者记1分,职工人均养一盆花者记0.5分,集体办公室、会议室严禁吸烟者记0.5分,受到广播电视局以上部门表彰或成为先进卫生单位者记1分。

8、关心本单位干部职工身体健康。做到定期体检。(3分)

根据县医院健康检查档案,组织所有干部职工每年至少一次到县医院进行健康检查者记3分,有10%未进行健康检查者扣1分。

9、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力度大、收效明显。(3分)

根据广播电视台所掌握的情况,部室及个人进行了扶贫帮困有行动的记1分,部室内所有职工参加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记2分,有10%职工未参加此项活动者扣0.5分。

10、实行服务承诺制度,开展优质服务。(3分)

查有服务承诺制度的记1分,承诺兑现的记2分。

11、设立工作日程公开栏,实行政务公开。(3分)

抽查有工作日程公开栏者记1分,每季度公开1次者记0.5分。

12、干部职工廉洁自律,不借工作之便索拿卡要,没有“三乱”现象。(3分)

明查暗访和根据纪检监察部门提供情况,发现有1人次借工作之便索拿卡要或有“三乱”行为者扣10分。

13、勤俭节约,不搞铺张浪费,干部职工做到生辰寿日不请人,婚丧事务不违反规定大操大办。(3分)

明查暗访,发现一人次违反本规定者扣1分。

14、治安秩序好,部室风气正,无迷信、酗酒滋事现象。(6分)

根据县公安局提供情况,发生一起或酗酒滋事案件扣3分。

15、“创佳评差”竞赛活动力度大,收效好。(8分)

年终全广播电视台要评出3个最佳部室、1个最差部室、3个最佳职工、1个最差职工。

16、业务工作成绩显著。(16分)

根据年终考核情况,本部室业务工作在全局同行中位居前列者记满分,中等者记10分,后进位次者记6分。

部室及个人凡被省、市、县评为最佳单位的分别加6分、4分、2分,凡被省、市、县评为“相对后进”单位的扣相应的分值;计划生育或社会治安被一票否决者,总分扣除6分,不予奖励,被黄牌警告的、通报批评的分别扣除4分、2分;单位或个人参与县上组织的公益活动者加3分。

评比奖罚办法

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篇7

对于这一重大行动,近年来有一些当事人和亲历者发表谈话或写回忆文章,披露了当时的内幕,也有人依据史料或运用推理编写了一些有关故事,其中对耿飚等人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以及进驻后发生的一些事众说纷纭,甚至自身前后矛盾。粉碎“”时耿飚“进局”,其主要活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我任中央台副台长,分管宣传工作,目睹和参与了其中的某些活动,并即时作了记载。1994年我发表了《粉碎“”时的中央台》一文,1997年收入《我与广播》一书。后来,一些读者和朋友不断向我打听有关的情况,印证和核对某些说法;北京广播学院原副院长赵玉明教授,他几十年专门研究广播、电视史,多次希望我能“澄清”一下,对历史有个交代,不然后人更难以弄清楚。我感到从对历史对读者负责来说,也应该弄清楚、弄准确,但我翻阅了一些有关文章和史料,访问了一些当事人以后,仍然感到很难把疑点说清楚,甚至头绪越来越多,只是把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歧点摆出来,供读者鉴别。

耿飚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

对此,耿飚本人有过3次、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次是在粉碎“”一年以后,1977年10月18日,新华社召开国内工作会议,借用广播局的广播剧场,请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口工作的耿飚作报告,我列席听报告。根据我的记录,他一开始就说:“今天开会,选择电台的地方,使我回想起去年我到过这个地方。今天是几号?(去年)10月6日抓起来‘’,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一进门,就闯到了邓岗同志办公室。”这是我听到的他的第一次回忆,也是距离粉碎“”后最近的一次回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也就特别在意。后来,有人写文章与耿飚说的抓“”和进驻广播局的时间不一致,1990年12月24日,在政协礼堂举行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联欢会”上,耿飚应邀出席,我特意向他问起这个问题。他说:“我的记忆是准确的。”

第二次是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文中说:“(10月6日)我们到广播大楼已经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直接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很显然,这与以上“进局”时间的说法差异很大。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还特意说明:“我在广播局只工作了10天时间,但那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不少报刊文章和书籍写到粉碎‘’时,涉及到这个问题,但其中有些描述与事实有出入。常有一些同志问我当时的真实情况,现将我到广播事业局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记述如下。”可以看得出,耿飚写这篇文章是非常认真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

第三次是在《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谈到这一事件时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把他叫到中南海怀仁堂布置任务。“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可以看出,以上3次关于“进局”时间的说法有两个版本:10月6日晚上7点多到8点;晚上将近10点。“第二”与“第三”次是一个版本,都与“第一”次说的不同,相差几个小时。对于“第二”、“第三”次的说法,还有张香山的旁证。当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张香山不是与耿飚同一时间“进局”的,晚了几个小时,是耿飚打电话把他召去的,他不是首次“进局”时间的亲历者。但他不仅参与了当晚的活动,而且在耿飚离开广播局后他继续留任,并在后来接替邓岗任广播局局长,在位5年多。他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的回忆文章中说,那天(10月6日)晚上他到广播局后,耿飚就把自己来后的经历告诉了他。耿飙对他说:“大约当天晚上8点过后,应的召唤,他去了怀仁堂。”随后,耿飚等人“乘上他的红旗轿车离开怀仁堂。到了广播事业局,进了大楼就到局长办公室”。这里没有具体说出耿飚等人“进局”的时间,但却印证了那天晚上8点后耿飚仍在中南海怀仁堂,那么“进局”必定是在这之后。而且,这是那天晚上耿飚告诉他的,显然有即时性,应该是事实准确、记忆清晰的。

但是,还有另外当事人和目击者的记述。

首先,最清楚的应该是局长邓岗。耿飚“进局”第二天的7日晚上10点30分,邓岗召集“中央三台”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开会,他开头就说:“昨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接着,他就宣读了这封信。

另一位当事人,是当时任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他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大约7时许,我和老戴(广播局总编室副主任戴临风)正在二楼的总编室值班。忽然,办公室的门一开,耿飚同志走了进来,神情非常严肃,问我们:‘邓岗在不在?’我说:‘就在对面’。”(见《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随后,他带耿飚等人到邓岗办公室门口。广播局总编室与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是同在一个大门里的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过间,西、东两个门相对,耿飚等找错门是完全可能的,杨与耿又是认识的,杨应该是接待耿“进局”的第一人。尽管只是说“大约7时许”,前后也不会差得太多。杨还在其文章意说明,他这篇文章是专门为澄清“史实真伪”而写的。他说:“事关重要史实,我感到有必要以亲历者的身份,向人们提供真实的情况,免得再以讹传讹。严肃地陈述历史的真相,是亲历者们的历史责任。”

还有我。我在《粉碎“”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杨正泉《我与广播》)我这样写,来自我的直观。中大家养成了一种“惯性”,不分上下班的时间,每天晚上6点吃完饭,就回到办公室,有事没事一直待到很晚。我的家离电台很近,那天吃完晚饭回到电台,正在院子里散步,忽然见几个穿军装的人从北门而入。多年来有一种政治敏感,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而且是的治丧宣传刚结束不久,好奇心驱使我看着他们一直走进大楼。后来看到电台岗哨增加,警卫战士不断走动,预感发生了大事,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是耿飚、邱巍高带人进局。那是在晚饭后不久,又是暮秋时节天黑不久,我推断为“7时左右”,这与杨兆麟说的晚上“大约7时许”,与邓岗说的“晚上8点30分左右”,与耿飚1977年10月18日说的“晚上7点多,不到8点”,前后相差不多,但与耿飚后来说的“将近晚上10点”,就相距较远了。

第四位见证者是中央台时政记者刘振英。2006年1月20日,我与刘振英在参观完中国电影馆回来的路上,谈起当年耿飚、邱巍高“进局”的事。他开口就说:“(1976年)10月6日晚上天黑不久,我在大楼院子里散步,就在大楼门口花坛旁边碰见了耿飚和邱巍高。过去我们很熟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我有点惊讶地打招呼:‘你们来了!’他们也认出了我,说:‘你在这里。邓岗的办公室在哪里?’我说:‘在二楼。’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不便问他们来干什么,就把他们带进大楼里,但没有跟着上楼。”我问他:“你想一想是晚上几点?”“大约7点多,不到8点。”“会不会是晚上10点左右?”我进一步问。“不会。天刚黑不久。要是晚上10点,谁还在散步?”他说得非常肯定。他不仅见证了在时间上相近,而且他直接认出了是耿飚和邱巍高。

我们都是认真的,可哪个时间是准确的呢?事情还没有结果。

耿飚是在抓“”之前还是之后来广播局的?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关键情节,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抓起了“”?耿飚是在抓“”之前还是之后“进局”的?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他到广播局的时间。

在我听到的耿飚1977年10月18日的回忆说,“10月6日抓起来‘’,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据当年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在《逮捕“”亲历记》中回忆,中央是在通知“”10月6日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先后将“”逮捕的(《我的1976》)。可以看出,耿飚与邬吉成的说法基本一致。

按照耿飚这次说的“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同志到电台来是(6日)晚上7点多,不到8点”。显然,他们是在抓“”以前最关键时刻来到广播局的。这与耿飚10月18日那次讲话的统篇内容是一致的。他说:“现在清楚了粉碎‘’时为什么去占电台?并不是对电台不信任,是怕‘’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出乱子。先把电台控制住。”他说,把广播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召集起来和控制住了中央台直播室后,他“然后打电话向华主席汇报,已控制住了,请放心吧!华主席说,一切都如意。我就理解了,‘’被抓起来了”。依此而论,明确无误地说明是在抓“”以前了。如此看来,如果按照耿飚在后来两次回忆中所说,他们是在6日“”被抓起来之后的“晚上将近10点钟”才“进局”是不确切的,高潮已经过去,那不成了明日黄花?

但推论不等于事实,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以看出,耿飚在后来的两次回忆中,是非常认真的,而且说得非常具体。他说:“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耿飚回忆录》)到怀仁堂后,“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也作了指示。耿飚向要了手令后,他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

而且邬吉成在《逮捕“”亲历记》中说:“王、张、姚的事一处理完,、指示耿飚,立即率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这印证了耿飚是在抓“”之后进局的说法。但这段回忆中有的事实与后来的实际不准确,事实上耿飚并没有“率部队”,也没有去“接管新华社”,而只是进驻“中央广播事业局”,也不是直接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当然这些事实的偏差,并不影响他对时间记忆的准确性。

另外,武建华在《中华儿女》杂志上发表长篇报告,详细记述了《粉碎“”的策划过程》。那时,武建华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政委,他直接参与了逮捕“”。他在回忆中有一段记录解答了这个问题。为说明起见,我详细引录如下:

武建华说,10月6日晚上7点55分,先抓了“”中,最后抓了。他说:“在我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他说:“对‘’实施隔离审查后,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并处理善后工作。”“对汪东兴说:‘你通知政治局开会,我找耿飚他们来作个交代。’”

武建华回忆说:“亲自打电话给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请他们立即到怀仁堂,有事面谈。不多一会儿,耿飚、邱巍高奉命赶到。告知他们,我们对‘’已经采取了行动,并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们带领精干的工作组,立即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那里掌握情况、把把关,不要在宣传这个口子出毛病。”

武建华说:“叶帅特别嘱咐了两点:一是防止内部混乱;二是防止对外泄密。还要预防发生异常情况。”

然后是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耿飚提出要一个手谕,就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

“耿、邱受命而去。”

(在此说明,根据《耿飚回忆录》第八章《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记载,根据我在10月7日晚邓岗传达亲笔信的记录,手谕的全文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十月六日。”我认为,这是准确的。)

至此,对耿飚等人是在什么时间进驻广播局的事应该说是清楚了,应该是在10月6日晚8点30分粉碎“”之后,“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依然是个难以说清的谜。

邓岗是在什么时间召集局各部门领导会议的?

耿飚等人进局后,首先向邓岗出示了的亲笔信,然后召集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也包括了局的全体领导成员。我不是局核心小组成员,当然也无从知道会议的情况。当天晚上,通知“中央三台”和各局机关、单位的领导11点去开会。大家按时到会,会议室在局总编室,如前所述,与邓岗的办公室对门。晚上11点零5分,局长邓岗和第一副局长张振东、副局长顾文华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邓岗宣布了紧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立即清查节目,明天的广播电视中不准再出现。会议时间不长,但很重要,与会者事前已感受到局内异样的气氛,听了邓岗的布置自然会敏锐地觉察到发生了大事。为什么是晚上“11点零5分”?因为邓岗比通知开会的时间晚到了5分钟。我为什么会记得那么准确?因为我已预感到了事情的重大,而且多年养成了一种习惯。

对这次会议,耿飚在《一次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都有记载,而且都说是在“23点40分(注:晚上11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依据我的原始记录,耿飚的回忆肯定是记忆有误。在局里开会回来后,也正是在23点40分,我召集了中央台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立即检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什么时间是谁要去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

控制住中央台的直播室,防止意外播出事故发生,是耿飚“进局”的重要任务之一。那么是谁、在什么时候收缴的直播室钥匙?

对于当时的情景,我在《粉碎“”时的中央台》一文中说,当我看到电台“增设了岗哨,增设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以后,“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去了节目传送间和直播室。“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前的两个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坐等。”(《我与广播》)我前后找了半个小时,才交给他们,并打开门,请他们参观了尘封多年的直播室。然后,他们就向耿飚作了汇报,耿飚随即打电话向报告了平安无事。

我清楚地记得,交直播室的钥匙是由冯铉、张香山向我布置,由我找到交到他们手里的。这一事实是不会错的,对冯铉和张香山我是认识的。什么时候交的钥匙?我的记述不具体。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在《一场特殊的战斗》和《春风又绿中华》中的说法是,在他“进局”控制了局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并向汇报之后,觉得人手不够,才“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按照时间推论,耿飚“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了”,那冯、张到达广播局和交钥匙的时间怎么也要在晚上11点以后了,而且应该是在邓岗开会布置清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之后了。但耿飚说,冯、张“进局”之前,他已经控制了中央台直播室的钥匙。对此,张香山在《在第一线的最后五年半》一文中也是这样回应的: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说,“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张香山说,耿飚向他们交代的任务“就是监听录制好的节目中有无‘按既定方针’这句话,如果有,必须删除”,也就是说,并没有提到要他们到直播室拿钥匙的事。但张香山在文章中却用很长一段文字记述了他们去直播室参观的情景:“我曾抽空和冯铉一道去看过直播室,它尘封四壁,简直像间废屋一样。伴我们去的局里同志说,已有十几年不用直播室了,因为在左倾之风日盛时,广播员念错一两个字,就会被上纲到政治问题,所以大家就一律采用录音放送,而不用直播。桌上的话筒还顶用不顶用,也没有人去试过。”(《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二集)在这里,张香山成为交钥匙的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我认为,一、交接直播室的钥匙不会、也不应该是耿飚与邓岗之间做的事;二、如果按照张香山所说,“参观”直播室的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天(7日)凌晨了,因忙于审听节目,时间安排上不可能;三、张香山说的那个“伴他们”参观的“局里的同志”正是我,那番话也是我说的。在我交给他们钥匙之后,他们要打开直播室看一看,以确认钥匙和直播室的真实性,是在观看的过程中我说那番话的,香山同志精通日语,用了“放送”一词,而我用的是“播放”。

至于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事实上,播音区内根本没有什么专门的‘直播室’”,显然这不是事实。他还说:有一些文章中有的说当时直播室的钥匙掌握在他手里,耿飚要他把钥匙交出来;有的说杨兆麟“看了的手令以后”,“才被迫交出了莫须有的钥匙”(《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些都是编造的误传,都不是事实。至于为什么把误传安到了杨兆麟的头上,有可能是把我们“二杨”弄混淆了。

10月6日夜里有没有工作到通宵?

与以上问题相比较,这是一个不大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是杨兆麟在《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一文中说,10月6日晚,耿飚和邓岗没有向总编室布置“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等任何任务,因为那时“有关广播电视宣传工作,局领导一直都是经过总编室,直接向‘中央三台’下达任务”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需要紧急动员一二百位编播人员、技术人员彻夜不眠来赶任务”的问题,“那一夜,我是目击者、亲历者,编辑部、机房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异常”(《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显然,这一记忆与那天晚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不知北京电台(中国国际电台)、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如何,中央台全台人员是彻夜通明地在按照邓岗的新布置,检查、审听和录制节目,准备第二天的播出。

广播电台办公室工作总结篇8

栖霞广播电视台2010年新闻宣传工作总结

 

2010年栖霞广播电视台编辑部按照市区要求和部署,结合工作实际,始终坚持新闻宣传工作“三贴近”和宣传工作服务服从于全区工作大局,以创建服务性机关为工作目标,切实转变新闻工作作风,改善新闻宣传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提升部门形象,确保了整体工作时间的目标和任务的实现,为即将开始的2010年目标任务的开进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一、全力以赴做好新闻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广播电视节目质量

我们紧紧围绕全区的中心工作开展了有计划、有重点、有深度的宣传报道工作,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及时报道重点工作。据统计,我台严格按照省广播电视新闻节目标准和要求,共编播电视新闻节目即《栖霞新闻》142档,完成自采电视新闻稿件1600余条;广播新闻146档,自采新闻稿件1800余条。

(1)、围绕全区中心工作,除做好常规性宣传报道外,认真策划,打有准备之仗,力求创新。区两台围绕我区中心工作和重大主题活动,组织编辑记者积极主动参与,深入采访,策划制作了《聚焦区“两会”》、《走进盛夏》、《备战06‘金洽会》、《魅力栖霞》、《社区盛开和谐花》等多组系列报道。既体现了区域内媒体宣传舆论导向作用,又充分展示我区大开发、大建设中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从而激发我区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精神,节目播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报道体现了关心百姓、贴近百姓的报道方针和平民视角。

(2)、精心组织并策划常规性的经济宣传报道,全方位、多视角、大容量的反映经济开放、项目落实等情况。鼓舞全区人民建设经济强区、提前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士气和信心

(3)、结合重大节日等纪念活动,开辟专栏节目,烘托气氛,营造宣传环境。如春节、三.八、五.一、五.四、七.一等组织宣传报道策划了《送温暖、献爱心》、《巾帼风采》、《身边的模范》、《飘扬的旗帜》等连续和系列报道。

二、开通fm106.6南京电台热力调频《栖霞新闻》广播节目  宣传阵地进一部扩大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磨合,我台于7月24日终于开通南京电台fm106.6热力调频《栖霞新闻》广播节目。新闻每周7档广播新闻节目,每档保持在8条,以求新闻的信息量。其中周一——周五新闻周六、日为一周新闻回顾。不少听众反馈,对于新闻宣传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较好的实现了“让栖霞新闻传得更广、传得更远”的外宣目标。

三、强化定位,扩大视角,推出栏目

(1)、法制类电视栏目《法院在线》开播成功。酝酿已久的由区人民法院、区文化局联合推出的法制类电视栏目于7月28日正式开播。这是一个集新闻性、纪实性、指导性和可视性于一体的电视栏目《法院在线》。为此,7月24日合作双方举行了简短而热烈的开播仪式。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法院、区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出席了仪式。

在开播仪式上,双方领导签署了联办节目协议。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法院、区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分别讲话,对栏目的开播表示祝贺,并对节目的制作、运作提出了要求。栏目将建立了严格的审片制度。栏目合作双方每半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和总结会,从节目的构思选题、拍摄的方法技巧、制作的艺术品位等方面总结经验,以提高节目质量。该栏目致力于报道法院动态、普及法制教育、弘扬社会正气、促进和谐发展。在筹备期间,区人民法院、区文广局等单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台整合精干力量专门成立了栏目组。

《法院在线》栏目设置“特别报道”、“直击庭审” 、“法官风采”、“法在您身边” 等子版块。该栏目每月播出2档,每期节目时长为8-10分钟,在本台黄金时段播出。全年播出11期《法院在线》栏目。由于时效性强、视角独特、贴近生活,倍受全区群众的欢迎。

(2)、再推并创新《走进直播室》节目形式

根据区机关工委和区行风评议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求,本台从8月底再次推出今年的《走进直播室》节目,为此我们改革和创新了节目样式,围绕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话题,以访谈过程为主体,适时插入相关画面,发挥电视优势。从节目的序、开头、主体、细节、结尾、解说,等一系列环节中都作了精心的策划安排。已有6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领导走进直播室接受采访。节目始终贯穿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取信人民”的节目宗旨和机关作风、办事效率等理念。展示机关作风建设成果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明确采访内容和话题,提前做好与采访对象的交流,现场画面拍摄等组织、调度工作。

(3)、充分发挥和利用好电视资源平台,与区教育局联办专栏节目——《栖霞教育》。全年播出将近27档,受到全区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员工的关注和好评。

四、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一是实行绩效挂钩,推行目标责任管理,层层签订了责任状;二是每月一次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以会代训,评点新闻节目得失,指导记者工作,研究安排下步工作;三是走出去请进来,安排人员外出培训,考虑到不少记者没有经过正规的学习和培训,专业水平相对不是很高。我们采取了多种方法,以求提高专业水平,请市局专家上门指导,观摩兄弟单位新闻节目。上半年,分别派出新闻从业人员分别参加中国传媒大学远程教育、省市广播电视部门等举办的业务培训共10人次,进一步强化了业务技能建设。

广播电视台2010年新闻宣传工作总结 的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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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实施精品战略,认真梳理、打磨2010年度广播电视好新闻节目。经过近第三季度的储备和努力,目前我台已梳理列出了10多件好节目备件。

五、科学定位并合理设置栏目,不断提高节目的可视性、可听性。

今年初,特别是3月份以来,我们按照局里要求和群众的需要,科学、合理的设置电视节目栏目内容。根据区域内受众的要求,结合实际,对我台原有的插入jstv公共频道的各类节目作了较大的改版、调整,增加了新闻和专题的播放次数,并作整体打包,使之浑然一体,为此,新增设了娱乐频道——《电影天天看》,并进行整体节目宣传包装,丰富了荧屏内容,彻底改变了原有节目“零碎”播出的状况,使节目的可视性、艺术性得到了增强,节目质量得到了提升。

今年初,特别是3月份以来,我们按照局里要求和群众的需要,科学、合理的设置电视节目栏目内容。根据区域内受众的要求,结合实际,对我台原有的插入jstv公共频道的各类节目作了较大的改版、调整,增加了新闻和专题的播放次数,并作整体打包,使之浑然一体,为此,新增设了娱乐频道——《电影天天看》,并进行整体节目宣传包装,丰富了荧屏内容,彻底改变了原有节目“零碎”播出的状况,使节目的可视性、艺术性得到了增强,节目质量得到了提升。

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今年我们的新闻宣传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可喜变化:

一是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二是时政新闻向新闻服务功能转变;三是报道角度由常规思维向逆向思维转变;四是电视报道手段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受到本区观众的好评。

广播电视台2010年新闻宣传工作总结 的相关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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