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消费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9 00:53:50

生态消费论文

生态消费论文篇1

关键词:网络口碑;矛盾态度;论据质量;评论数量;详尽可能性模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4.24

中D分类号:F71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4-0108-04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s ambivalence attitude, this paper explored how consumers with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cope with electronic wordofmouth information based on ELM model. By a twostage experimental study, it proved that consumers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robustly moderated their processing to the external information. Three findings emerged from the results. Firstly, argument quality and review quantity of eWOM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customers attitude. Secondly, more ambivalent consumers took the central route in attitude change. That is, there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argument quality. Thirdly, less ambivalent consumers took the peripheral route in attitude change. That is, there were more influenced by review quantity.

Key words:wordofmouth ambivalent attitude; argument quality; review quantity;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作为研究热点的矛盾态度(Ambivalent Attitude)已经从社会、心理、政治和文化领域延伸到了消费情境中。现有研究认为消费者态度具有二维性,即对某一产品既有正面评价又有负面评价。当对一个事物的积极和消极评价达到一定程度时,矛盾态度就会产生[1]。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购物中消费者矛盾态度更加普遍。面对种类繁多的在线商品,消费者无法接触或体验到真实商品,相比线下购买会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消费者的矛盾态度。消费者需要更多的外界信息来减少矛盾,降低购后风险。

网络口碑作为第三方信息在消费者决策制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评价,网络口碑能为消费者提供客观公正和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充当着“销售助理”的角色,已经成为了企业越来越重视的具有潜在价值的销售资产。网络口碑的质量和数量会对消费者的态度和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网络口碑的这两种属性对不同矛盾程度消费者的影响是否相同?高矛盾者和低矛盾者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其矛盾态度如何变化?这些问题都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将Petty等人提出的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Theory,ELM)[2]作为理论基础。该模型认为引起人们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主要存在两条路径,即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不同矛盾程度的消费者在态度改变上的路径是否存在差异,哪条路径对其影响更强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从矛盾态度的视角,探讨网络口碑对矛盾性消费者态度和决策的影响,以期完善网络环境中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研究,同时为企业营销人员合理地控制和降低消费者的矛盾态度以及制定适当的营销方案提供理论依据。

1 文献回顾

1.1 消费者态度的矛盾性

当人们对同一事物存在着冲突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时,矛盾态度就会产生,这是消费者内在因素和外部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3]。以往研究认为态度是一维的,即消费者在喜爱和不喜爱之间只能选择一点。矛盾态度认为正面态度和负面态度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可以同时存在。矛盾态度引发的冲突必然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与一般社会问题中的矛盾态度(如有关种族问题等)相比,消费者矛盾态度是一种微观上可以改变的矛盾,受外界环境影响较大,更适合作为研究对象。

矛盾性对于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是态度和行为产生不一致的主要原因。矛盾态度在消费者对外界信息的处理中起着调节作用。高矛盾性的消费者会注意外界的正面信息来减少自身的矛盾性,而低矛盾者由于矛盾程度不高,会注意外界的负面信息[4]。Clark等人认为高矛盾个体会增加处理能够减少矛盾的亲态度信息,而避免处理可能增加矛盾的反态度信息[5]。

1.2 ELM模型

ELM模型对揭示劝说效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6]。该模型中态度的改变有两条影响路径,即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两条路径的区别在于个体对传播信息做精细加工可能性的高低。当个体采取中心路径在形成态度之前会仔细考虑和分析与问题相关的信息,在中心路径中论据质量是态度改变最主要的决定因素。相反,当采用边缘路径时个体不需要做过多认知上的处理,而是依赖诸如论据数量、信息来源的专业性和评论者个人情况形成态度。

2 研究假设

本文首先研究网络口碑的评论质量和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和行为是否会产生影响;其次,以消费者矛盾强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中心和边缘路径下,网络口碑引起的不同矛盾性消费者态度变化上的差异,图1为研究框架。

2.1 评论质量和数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

网络口碑对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具有显著的作用。消费者满意度随着评论质量的提高而增长,产生较高的购买意向[7]。高质量的评论表现为可理解的、易懂的,与评价的事物具有相关性,能够反映客观现。低质量的评论信息一般会带有感彩,表现为有很强的主观性。如果同样是正向网络口碑,口碑质量越高,消费者就会具有更多的正面态度。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1:正向网络口碑质量越高,消费者正面态度越强。

消费者讨论一个产品的次数越多,该产品越有可能被其他消费者所知晓,获得更多的销量。网络口碑数量对消费者购买行为有正向影响[8]。网络购物者缺乏信任,会利用其他因素形成态度。网络口碑评论数量经常被用来衡量产品受欢迎的程度,代表了产品的市场表现。评论的数量能够为增强消费者信心提供参考性依据,减少购后风险,基于此提出假设:

H2:网络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2.2 矛盾性消费者态度变化的差异

不同矛盾性程度的消费者在态度各维度上的改变存在差异[9]。高详尽可能性状态下个体更愿意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受论据质量的影响较大。低详尽可能性状态下个体态度受边缘路径影响,论据数量的影响较大。高矛盾性消费者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冲突较高,常常感到难以抉择,会对外界的评论做深度加工,因此说服性信息的质量是高矛盾消费者态度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低矛盾性消费者矛盾程度较低,没有减少矛盾和调整关于产品认知上的动机,受说服性信息的影响小,态度的改变主要受到评论数量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网络口碑评论质量对高矛盾性消费者态度的改变有显著影响,即高矛盾性消费者主要沿着中心路径改变态度。

H3b:网络口碑评论数量对低矛盾性消费者态度的改变有显著影响,即低矛盾性消费者主要沿着边缘路径改变态度。

3 研究设计

3.1 调查目标物及样本选择

调查目标物为忽略了品牌标记的某一4G手机。消费者对这类商品发表评论的积极性较高,在选择该类商品时也比较注重口碑。本次实验共邀请了某大学226名本科生参与实验,大学生样本具有同质性,且该类人群经常网络购物,可以作为有效的研究样本。实验要求被试独立地完成相关问题的回答,采取书面问卷的方式填写,使用7点Likert量表,收到有效问卷214份。

3.2 变量控制和预调研

实验中需要控制的一个变量是网络口碑评论质量。从亚马逊网站上搜集了30条关于4G手机的真实评论,通过加工形成了15条正面评论。预调研征集了30名在校大学生对这15条评论的说服力进行打分。最终选出4条得分最高的评论作为高质量评论,4条得分最低的评论作为低质量评论,表1中是评论示例。t检验表明4条得分最高的评论(6.58、6.55、5.97、5.97)与4条得分最低的评论(3.61、4.67、4.82、4.91)在说服力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

实验中需要控制的另一个变量是网络口碑评论数量。邀请了另外18位在校大学生对评论数量进行调查。通过访谈得知,大多数人一般会阅读5至6条网络评论,这与Park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10]。因此本文将6条评论作为高评论数量,1条评论作为低评论数量。经过预测试和t检验,高评论数量与低评论数量之间的差异显著。

3.3 调查步骤

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设计,采取的是前―后测实验方式。实验采用2(矛盾性水平:高、低)×2(评论质量水平:高、低)×2(评论数量水平:高、低)的设计,调节变量是消费者矛盾态度。

第一阶段借鉴已有的实验方法[11],首先请被试观看4G手机的一段图文描述,然后请被试忽略负面特征仅从正面特征考虑,给出其正面印象得分(“我会喜欢该手机”“使用该手机会感觉良好”),最后请被试忽略正面特征,仅考虑负面特征给出被试的负面印象得分(“我不会喜欢该手机”“我觉得使用该手机会感觉不好”)。

根据Thompson等人提出的公式:矛盾态度=(正面态度+负面态度)/2-│正面态度-负面态度│+2,计算出参与者的态度矛盾性。被试态度矛盾性的范围是从0到9(M=4.24,SD=1.48),分值越高意味着态度矛盾性程度越大。将矛盾性大于4的被试作为高矛盾(HA)组,小于等于4的被试作为低矛盾(LA)组。高、低矛盾组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MHA=5.64,SD=0.72,MLA=2.70,SD=0.94,F(1,212)=476.09,p

根据要实施的不同程度的实验刺激确定第二阶段实验的8组被试(如表3、表4所示),分别测量被试态度的变化程度。

4 研究结果

4.1 操纵性检验

通过t检验发现被试对不同水平评论质量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MHAQ=5.39,MLAQ=2.49,t=19.56,p

4.2 假设检验

通过阅读网络口碑前、后对比,消费者的正面态度、负面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意味着网络口碑的评论质量与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产生了影响(见表3、表4)。

4.2.1 评论数量与评论质量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

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高评论质量组,被试的矛盾态度变化均值为-0.67。低评论质量组,矛盾态度变化的均值为-0.08。矛盾态度的变化在高、低论据质量组间差异显著(F=11.339,p=0.001),说明正向网络口碑论据质量对消费者态度具有显著的主效应,因此H1成立。对于高评论数量组消费者矛盾态度变化均值为-0.03,低评论数量组消费者矛盾态度变化均值为0.37。矛盾态度的变化在高、低评论数量组间差距显著(F=10.367,p=0.002),说明网络口碑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具有显著的主效应,H2也得到了验证。

4.2.2 对高矛盾消费者矛盾态度的影响

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受评论质量的影响,低评论质量下高矛盾被试的正、负面态度和矛盾态度无显著变化。随着评论质量的上升,对于高矛盾组正面态度显著增加(MPA后-PA前=0.5,t=2.78,p=0.02

4.2.3 对低矛盾消费者矛盾态度的影响

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高评论数量下低矛盾者只有正面态度变化明显(MPA后-MPA前=0.14,t=2.25,p=0.02

5 结果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借助矛盾态度理论和ELM理论揭示了网络口碑对矛盾性消费者的影响机制。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网络口碑评论质量对消费者态度具有正向作用。高质量的网络评论具有事实性的说明和客观性。低质量的网络评论具有感彩和主观性。正面评论质量越高,消费者的正面态度越高,购买意愿也越高。评论数量对消费者态度也具有正向作用。评论数量的增多使消费者对自己的购买决定找到了合理化的解释,即“那么多人都买了这个产品”,消费者的正面态度会随着评论数量的增多而加强。

第二,较高的矛盾态度会引起消费者的不舒服体验,对信息的精细加工能够得到明确的正面或者负面评价,从而降低这种不适感。高矛盾消费者会对评论信息做较系统的加工,矛盾态度的改变更多地受评论质量的影响,即高矛盾消费者主要沿着中心路径改变态度。这一发现将ELM理论扩展到了在线矛盾性消费者相关领域的研究中。

第三,低矛盾消费者对产品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冲突较低,缺乏减少矛盾态度的动机,没有对信息做精细加工的倾向,因此会倾向于沿着边缘路径形成态度,即他们更容易受评论数量的影响。

5.2 管理意义

首先,态度的矛盾性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矛盾性会降低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认知,从而降低购买意愿。企业应该了解由于产品或服务导致矛盾态度产生的原因(如价格、产品定位等)。另外消费者矛盾性不一定带来负向作用。矛盾性产生的前提是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有一定关注度和兴趣,如何利用矛盾性这把双刃剑来促进交易是企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次,由于不同矛盾性程度的消费者信息处理方式不同,销售人员应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从中心路径的视角,企业应考虑如何匹配矛盾性消费者和评论内容之间的关系,发挥用户评论的信息功能。从边缘路径的视角,评论数量越高意味着产品越能被大众知晓。为了发挥用户评论的推荐功能,企业要鼓励消费者尽可能多地发表评论,提高产品的评论数量,影响低矛盾性消费者的态度。

最后,没有任何产品是完美无缺的。企业在进行品牌宣传时,不应过分夸大产品功效,以免造成消费者对产品过高的预期。当出现负面评论时应及时进行服务补救,鼓励消费者追加满意的产品评论,使其对产品的态度维持在低矛盾性的水平上。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只考虑正面评论给矛盾性消费者带来的影响,而现实世界的评论是正负面同时存在的。另外,三成分态度理论指出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元素组成的,高低矛盾者在3个态度成分上的变化是有区别的。今后的研究将在这两方面进一步探讨,从中心路径和边缘路径角度出发,探讨在多元化的网络口碑环境中消费者不同态度维度上的变化,进一步揭示矛盾性消费者态度改变的机制。

参考文献:

[1]Priester J R, Petty R E. The Gradual Threshold Model of Ambivalence: Relating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Bases of Attitude to Subjective Ambivalen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71(3):431-449.

[2]Petty R E, Cacioppo J T.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6,19(3):124-205.

[3]Costarelli S, Gerowska J.Ambivalence, Prejudice and Negative Behavioural Tendencies Towards Out-group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ttitude Basis[J]. Cognition & Emotion, 2015,29(5):852-866.

[4]黄敏学,谢亭亭,冯小亮. 矛盾的消费者是如何解读多元化口碑信息的?[J]. 心理学报, 2010,42(10):998-1010.

[5]Clark J K, Wegener D T, Fabrigar L R.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and Message-based Persuasion: Motivated Processing of Proattitudinal Information and Avoidance of Counterattitudinal Information[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8, 34(4):565-577.

[6]龚艳萍,梁树霖. 在线评论对新技术产品消费者采用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ELM视角[J]. 软科学,2014,28(2):96-99.

[7]方佳明,王钰莹,赵志荣. 不同产品品牌声誉对在线评论有用性影响因素的调节效应[J]. 软科学,2016,30(3):108-112.

[8]张敏,张哲. 网络环境下口碑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的影响[J]. 软科学,2015,29(10):110-114.

[9]冯小亮,黄敏学,张音. 矛盾消费者的态度更容易受外界影响吗――不同态度成份的变化差异性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3,16(1):92-101.

[10]Park D H, Lee J, Han I. The Effect of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on Consumer Purchasing Inten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volve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07,11(4): 125-148.

生态消费论文篇2

1.“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悖论

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是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无法回避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人的主体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要达成的共识和战略主张,但当具体讨论到“如果人和老虎对峙时,人应该维护自己的生命杀死老虎还是自愿被老虎吃掉”,“生态中心主义”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导向“人类中心主义”,我们的困境在于找不到既保护人的利益又不损害自然万物利益的平衡点。

2.“节俭”悖论

凯恩斯认为,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使得资本投入减少,从而经济衰退,国民收入减少。反之,则有利于刺激投资,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增加国民收入。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毋庸讳言,对这一理论的片面理解,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以来,为了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我们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人们消费,拉动内需,不断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但当我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时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主张,节约资源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节俭,所以,新一届政府在执政不到两年的时间,多次就节俭问题做出重要批示,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俭、适度消费之风。这样,使更多的公众陷入“是节俭好还是多消费好”的矛盾和纠结中。

3.“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下降”悖论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查理・伊斯特林发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叫“幸福悖论”。“幸福悖论”是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更多的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困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影响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受此影响,我们曾一度相信:增加收入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中国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幸福感并未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相应提升。富裕起来的人们却惊奇地发现: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表面上是幸福的,我们比父辈、祖辈住的房子越来越大;出行越来越方便、快捷;吃的、穿的、用的商品琳琅满目,既饱眼福,又饱口福,我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但更多的物质财富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烦恼并不比贫穷时少,甚至更多,而且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失去了蓝天、白云、绿地、清新的空气,经常开着宝马喝着“敌敌畏”,住着别墅嚼着不放心的馒头、吸着有毒的空气,这样的生活没有安全感,毫无幸福可言。

4.“著名杰文斯”悖论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煤炭问题》一书中提出通过长期的历史考察认识到:人们总以为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会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事实恰恰相反。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提高会导致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如在英国,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加速了煤炭的消耗。再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经过技术创新,生产出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省油汽车,但由于汽车数量的急剧增加,反而增加了汽油资源的消耗量,这就是“著名杰文斯”悖论。这说明技术的改进与创新虽然解决了一些能源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但无助于从根本上遏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

5.“消费”悖论

消费本来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生理需要和社会再生产活动,消费是人类自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具有道德正当性,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都应取决于生理需要和生活的实际需求。但是在“消费更多意味着更好、我买故我在、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用过即扔”等消费主义兴起和泛滥的影响下,消费开始背离人的根本需要,人不再是为了需要而消费,而是为了地位、身份、虚荣而消费,使得本来属于人类行为的消费反而支配人类,不是人在消费商品,而是商品在消费人、奴役人。年轻一代心仪物质,对物质的占有欲望不可遏止,为了消费和奢侈品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爱情和家庭的幸福,完全沦为商品的奴隶。

以上这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悖论”现象,不属于哲学上的真正逻辑悖论,而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生产、生活实践性悖论,大部分都是因为思想文化教育观念变革跟不上生态文明经济转型的步伐而引发的,人们生态意识精神的荒芜已成为制约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推进的瓶颈。

生态消费论文篇3

[关键词]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005-09

[作者简介]王帆宇(1978—),男,河南信阳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苏州经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研究;朱炳元(1950—),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江苏苏州 215009)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13YJC710047)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是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实现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扬弃与超越,有着显著区别于工业文明的观念特征。对此,本文将从支撑生态文明形态的价值观、技术观、消费观、发展观和自然观五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价值观: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所谓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自己赋予自己或自己派给自己的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亦即事物自在(in itself)的和自为(for itself)的价值,或如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所定义的,是自然“所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参照”。①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动机有导向的作用。人类对自然价值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着人类对自然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以及在实践中对待自然的行为。

(一)工业文明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之为主客体关系,这是近现代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在认识论上的重要出发点。历史地看,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出现,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既包含着积极合理的思想和要素,同时也隐喻着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主客二分虽然推动着人类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也造成了人与自然机械二分,使得人类主体成了一个凌驾于自然客体之上的唯一具有尊严的神性的存在,而自然客体则变成了“一个完全按照我们的目的加以摆布和操纵的对象,成为人类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手段”。②由此,自然客体成为失去了生命和没有了灵性的摆置物,失去了自组织、自适应、自修复和自完善的能力与价值属性,丧失了自身的情感、精神、目的与内在价值,其存在不过是为人且只有工具意义的存在。正如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帕斯莫尔(J. Passmore)所言:“人类以外的存在物,无论是否具有生命,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动物如此、植物如此、荒野也如此。”③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观点则更加直截了当,在他看来,“我们周围的世界似乎具有的那些价值、兴趣或意义,纯粹是观察者的心灵送给世界的礼物”。④很明显,这等于从根本上对自然价值存在的客观性进行了否定。在他们看来,大自然所谓的价值,仅具有被人利用或满足人和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其存在都是为人而存在的。换言之,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非人存在物仅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工具而已。依此逻辑,既然自然界中的非人类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那么它也就丧失了享受任何道德主体的关怀资格,无论人类怎样改造、操纵、处理它都是合理的、正当的,而且不必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甚至当人类的利益与大自然之间发生不可协调的矛盾时,人类也要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全然不用顾及生物界生存的权利和大自然的承载能力。长期以来,这种价值观念支配着人的实践取向,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的过程,逐渐演变成了人类对自己文明的根基——自然的破坏和掠夺的过程,最终不可避免地酿成了生态环境危机的日趋恶化。

(二)生态文明肯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

工业文明充分展示了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上的无穷智慧和力量,但也由此滋生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和生态道德问题。潜在的威胁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基于此,生态文明对自然的价值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具有主体性和目的性的绝不只是人类,“非人类存在物与人类一样,在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它们拥有自己的目的和目标,因而都拥有主体性和生存下去的权利”。①我国自然界内在价值论者余谋昌也指出:“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②这就告诉我们,在整个生态系统内部,包括非人类存在物在内的整个生物圈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主体性,同时也都具有以这一目的为尺度去评价他物的内在价值。而且,从价值存在论的维度来看,早在人类这一物种出现之前,作为物种生存进化所依据的自然准则就已经存在了,而“人类只是一个后来的加入者”。③由此可见,自然价值并非人类所赋予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自然自立之自性”。事实上,不仅生命系统具有内在价值,就是矿物、水域、山脉等非生命系统也都持存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固有价值属性,这主要缘于“这种存在是合理的,是以其自身为主体的能自在和自为的”,④其本身固有着以自身为评价尺度的和不依赖于人类作为参照的价值。如此一来,和人一样,动物、植物甚至一些非生命无机物,它们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是蕴含着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融合体。“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彼此变换,它们是整体中的部分和部分中整体的合二为一,各种各样的价值都镶嵌在地球的结构中。”⑤事实上,既肯定自然界所具有的对人的效用价值,又承认自然界也拥有能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价值,这不仅能为人类在开放与利用与自然上提供道义上的支撑,同时也有利于引导人类正确地评价和善待自然,进而在促进整个自然生态系统动态性、完整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地球生物圈的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故此,罗尔斯顿曾明确指出:“自然界内在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具有导向作用的、关键的、基本的、核心的范畴。”⑥

二、技术观:征服型技术观与和谐型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人们对技术本质的认识、把握以及对技术在社会生活应用中所要达到目标的一种价值判断。历史地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技术观是不一样的,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生态文明时代,技术观实现了由征服型向和谐型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有助于发挥技术在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中的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智力支持。

(一)工业文明奉行征服型技术观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对宗教和神的崇拜和束缚,人类从此不再匍匐在自然的脚下而成为“大写的人”。然而,“大写的人”所受到的启蒙思潮并非要呵护或敬畏自然,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大胆地去拷问自然,而技术则充当了这种拷问的最有效的工具手段和力量。特别是到了20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征服自然欲望的逐渐膨胀,现代技术向自然世界提出了更加蛮横的要求,使得现代技术的框架在本质上日益表现为征服自然与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所有的东西都被汇入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在此系统中,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实现技术对事物的控制”。①这样,在发达工业文明体系中,受征服型技术的驱使,人对自然的支配和掌控,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呈现出空前强化甚至是无所不能的态势。人类坚信,只有自身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目的,一切人之外的客体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和人为的,“当自然不合人的想法时,人就整理自然。当人缺乏事物时,人就生产出新事物。当事物干扰人时,人就改造事物。当人为了出售和获利而吹嘘事物时,人就展示事物……”②现代科技为人类所展现出来的这幅美好图景,使人类似乎更加有理由自信:人改造自然的活动可以为所欲为,只要拥有了科学技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道路上就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由此,人类在科技万能论和技术功利主义的陷阱里越陷越深。然而,铁的事实一再告诫我们,高度发展的现代技术在不断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福祉和效益的同时,也因为超出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而引起了自然界生态链的失调甚至断裂,最终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以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为特征的生态危机。

(二)生态文明秉承和谐型技术观

在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后果以后,人们开始思索建立一种新技术观,并寄希望以此既能维持生存的高效率,又能承载人、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是,和谐型技术观应运而生。和谐型技术观是一种“以人为本、以技为用,强调通过人、技术、自然、科学、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共存共进以实现体现它们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和谐状态的技术价值观”。③它克服和突破了以封闭性、控制性、征服性和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文明技术观的“负面”缺陷,实现了将社会物质生产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向以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协同进化与整体发展为价值取向的转变。其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遵循闭环型的经济流动模式。现代社会的机器大工业采用线性的非循环流水线,其产品沿着不可循环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流程生产出来。和谐型技术观摈弃了这种传统的线性经济流动模式,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把自然界的无废物原则引入技术系统,注重资源在生产链条中的循环与可持续利用,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闭环流动型增长模式。这种循环性既体现在诸多生产环节的环形系统闭合(上一流程的废弃物会成为下一流程的生产原料)上,又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环形系统闭合(最终的废弃物能够被生态系统消化吸收)上。这种封闭的循环技术系统,既节约了资源,又减少了污染。

第二,坚持预防型的源头治理原则。“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环境风险,是遏制生态危机的治本之策”。④为了规避生态风险,和谐型技术观坚持以预防为主、从源头治理的方针,在技术方案的构思、规划阶段就注重引入绿色、环保和低碳的创新理念,始终把产品的环境属性(可制造性、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重复利用性等)作为设计目标的重要出发点,全面推进绿色产品,因而产品的孕育过程就是生态型的。

第三,追求生态型的效益评价标准。传统工业文明技术观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最高准则的。和谐型技术观摒弃了这一传统的定向思维模式,强调人类在对发展效益进行权衡和评价的时候,应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以“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为战略目标,切实把生态效益纳入科学技术的评价体系,把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源能源可承载能力的基础之上,从而引导技术创新沿着有利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及其与经济、社会、环境复合式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生态化方向协调发展。由此,和谐型技术观一方面体现了人类对传统技术观全面而深刻的伦理反思,另一方面也蕴涵着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追求相统一的理念。

第四,倡导共处型的自然开发理念。和谐型技术观强调遵循自然的生态运行和发展规律,反对借助以功利化、定量化和集中化为特征的巨型工业技术对生态存在状态的自由摆布、对生态演变进程的强行干预和对生态内在节律的肆意扰乱。它强调人类应该具有与自然共荣的智慧,在开发技术从自然中汲取营养时就必须把解决环境问题也一起考虑进去,学会善待自然、修复自然,并与自然融洽相处。

三、消费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和生态消费观

消费观是消费主体在消费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反映,消费观折射出了人们对待消费活动的基本认识和思想态度,指导、规约着某一特定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并进而对个人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健康合理的消费观有利于促进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而盲目扭曲的消费观不但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甚至还会造成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以及人格分裂等严重后果。

(一)工业文明坚持消费主义的消费观

作为一种流行于现代社会的以符号消费为中心的消费至上的伦理观,消费主义消费观崇尚体面的消费,沉溺于对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并把追求当做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在这种消费观念的支配和驱使下,便发生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指出的消费异化的现象。首先是消费目的的异化。本真意义上的人类消费是对使用价值的消费,其旨归是对需要的满足,是对人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促进与提升,但异化消费却超越了自身的内涵,使人的消费价值目标发生偏离,导致消费观念扭曲和价值取向错位,并最终使人迷失自我。在消费中,人们无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真正需要,只专注于欲望的满足、财富的炫耀和身份的建构,甚至认为对物的占有就等于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拥有,这使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和“使用价值”渐渐背离,消费不再是目的,而是演变成为满足欲求的一种手段,演变成为消费而消费的病态行为。其次是消费行为的异化。消费对象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消费行为的初衷也就在于满足需要,而异化了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行为的本义是背道而驰的,它表现为过度的消费、无节制的消费和恣意的消费等,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情攫取和疯狂掠夺。我们甚至可以说,当前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消费行为异化的折射。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施里达斯·拉夫尔(Shridath Ramphal)所深刻总结的:“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从本质上说,这种影响是通过人们使用或浪费能源和原材料所产生的。”①

(二)生态文明践履生态消费观

建立在对消费主义消费观理性反思基础上的生态消费观,秉承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等理念,注重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的协调,倡导热爱自然、节约资源、关爱他人。生态消费观之所以能够取代消费主义消费观而成为当代人应该选择也必须选择的消费模式,是因为它在消费过程当中同时兼顾了消费者个人、社会和自然三者的关系,具有更全面、更广泛的伦理意义。

首先,生态消费是尊重自然、践行环保的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实际上是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消费方式,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消费方式。这种可持续性体现在消费内容上,即生产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对环境没有任何潜在的副作用;体现在消费过程上,即在消费品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工作、生活以及周边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体现在消费结果上,即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垃圾、噪音、废水、污气等短期内难以处理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消费残存物。

其次,生态消费是崇尚文化、满足心灵的精神消费。生态消费不是以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的高消费为衡量尺度的,而是以突出人的文化消费含量与精神享受高低为标准的。本·阿格尔(Ben Agger)也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们也许最终不是根据量的消费而是根据质的消费(好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来确定幸福的。因此,人类应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重视对大自然精神价值的消费。事实上,人类只有从对物质的“虚假消费欲望”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追求,才能克服“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生存悖论,实现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再次,生态消费是崇尚健康、注重节俭的适度消费。适度消费首先是一种与自然的承载力、养育力、修复力相适应的消费。地球是人类栖身之所、衣食之源,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任何人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人生存的健康限度,而且要考虑源环境的承受载荷,切实把消费水平限定在人口、能源、资源的可承载力范围之内。适度消费还是一种旨在追求代内和代际之间公正的均衡性消费。它强调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而且要充分考虑和保证到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把当代人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同时兼顾起来。

四、发展观:经济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看法,它回答了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等关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不同的发展观,就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体制和发展道路,就会产生迥异的发展效果。

(一)工业文明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观

工业文明的发展观是一种典型的拜物式的生态缺位的发展观,它所追求的是单一的“发展=经济增长”模式,忽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协调,把发展单纯归结为物质财富的积累。长期以来,在这种把发展问题视为经济问题,把资源、环境问题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的发展模式支配下,人们在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上都陷入了一种误区。在认识上,人们一方面不再考虑环境养育能力,不再考虑资源的再生能力和自净能力,而是把自然视为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专门供人类无偿地“单向性”索取和“掠夺式”开采;另一方面则把自然界当做随意排放废弃物的垃圾场,以为它有着无限的修复力、承载力和透支能力。在实践上,在整个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并不关心诸如“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的目的论、价值论问题。特别是到了后工业文明时期,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片面张扬以及科技水平的提高,人类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不断把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和主宰的对象,由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改造自然的力量逐渐被异化为控制和破坏自然的力量。在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看来:“控制对于自然的控制成为今天的大问题。”①人类的这种以经济为中心、以生态为工具的托勒密式的片面发展观,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它留下了一个物质资源高度消耗和生态环境高度污染为表征的“黑色文明”,既伤害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也制造了人类自身的“囚徒困境”,其最终结果无疑是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对此,英国学者托勒(H. Toler)博士曾尖锐指出:“现代文明的症结在于,工业已经成为压倒一切人类旨趣的东西,人的其他任何旨趣的供应都遭遇忽视。”②

(二)生态文明倡导可持续发展观

有别于工业文明的单向度片面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人、社会与自然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它“既追求人的发展,又追求自然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得益彰的整体发展”。③其核心与本质,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和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和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有机耦合,但同时又在追求视角上偏重于生态中心主义,它表达和宣示了人类在文明旨归上的一种全新取向:生态文明。所以,这一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着人类价值观、发展观的反思、变革与重建。

与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相比较,可持续发展观体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可持续发展观把人、经济、社会和自然看做一个动态复杂系统,注重发展的整体性、综合性、内生性。这一方面体现在“人—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性上。可持续发展观的这种系统整体性的思维特征,决定了其在实践目标上所要达到的两大根本旨趣: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二是生态与经济的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既然是和谐统一与协同进化,就应该在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不损害非人类生命物种满足其生存发展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把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与实现非人类生灵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当代人利益、后代人利益及环境利益都得到公平对待。既然是有机统一与协调发展,就应该从更高的境界、更宽的视野去审视这一发展战略,谋求做到在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同时,也要切实维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发展,努力推进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流动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从发展实质看,可持续发展观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需要、限制和协调,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可持续发展观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所下的定义,它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④这一定义意味着可持续发展观在发展取向上的两维向度:一是在空间维度上要满足所有当代人的需要,即实现合理的代内公正;二是在时间维度上要满足不同时代人的需要,即保证充分的代际公正。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公正,可持续发展都是以满足人在现代条件下的需要为诉求的。这样,可持续发展战略将“需求”概念和“发展”概念有机联系起来,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发展观把发展仅仅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或纯粹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局限,给发展概念注入了深厚的人文底蕴,昭示了可持续发展观的“人本”精神。

五、自然观:机械论自然观和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总的观点和根本看法,它不仅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本原、演化规律、结构、秩序和变化的认识,还包括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每一个时代,人们根据那个时代的认识水平与认识方法,都会形成相应的自然观。有什么样的自然观,就有什么样的对自然进行认识的方法论原则。

(一)工业文明崇尚机械论自然观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机械论的。机械论自然观渊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勃兴于近代工业科学革命中。机械论自然观在整体上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特征,即人对于自然的控制性、对立性和超越性。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对机械论自然观的核心观点进行了经典表述:机械论自然观“不承认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仅承认它是一架机器:一个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①如果把机械自然观浓缩为一句话,那就是“世界是一架机器”。笛卡尔(Rene Descartes)甚至将这种隐喻又扩展到人的身体:“我认为人的身体也是一架机器。”世界机器的隐喻透射出了“控制”自然的核心理念:既然世界是一台机器,那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个有机体,不再具有生命和活力,进而引出人是大自然的唯一主体,可以支配一切,可以对大自然这部机器进行为所欲为的操纵和控制。如此一来,蕴含在自然之中的神性消失了,大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终极目的消失了,希腊意义上原初的自然——一个有生命的、具有外在形式与内在本性的自然祛魅了,并随之分裂为物质与精神的两极,由此直接导致了人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还原主义方法论的出现。当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已被一分为二以后,人类在实践上日益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于这“异在”于自己的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所指出的:“因为机械论观点把自然看做死的,把质料看做被动的,所以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开发和操纵。”②机械论自然观不仅为人们征服自然的思想提供了可能性论证,更为人们征服自然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行性说明。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正是造成现代人类社会生存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生态文明强调整体有机论自然观

与工业文明的自然观不同,生态文明的自然观是整体性的。生态文明的整体性自然观是指人类在把握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把自身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观察与处理问题,从与自然相互关联的整体性思想出发,审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生态文明的整体性自然观首要表现在它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性思想上。它不再把人和自然机械地分割为绝然对立的主体和客体,而是把它们的连接视为一个高度相关和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互动的生物圈中,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发展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人虽为地球上万物之灵,但它也是“大自然机体上普通的一部分”。作为大自然的产物,人类和周围的环境一起构成一个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整体,并通过彼此之间不断的物质循环、能量传递和信息交换,共同维持和推动着整个生物圈向着高度整合、整体优化与可持续的方向协同发展。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和动物一样)依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于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①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在本体理论上所具有的同根同源整体共生性,决定了人类不能也不应该主宰自然。如果人类肆意摧毁自然,那么必将引起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链条的断裂,一旦生态链条断裂,就必然导致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所警示的“自然之死”和“人类之死”。因此,“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②生态文明不仅把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且认为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人类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并且人自身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也是一个自我运行的系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生态文明自然观的整体性思维把对整个宇宙以及对人本身及其在其中的地位的认识都提到一个有机整体的高度,但这种强烈的整体主义诉求,并不是一种极端的整体主义,它同样承认并努力维护世界和生态价值的多样性。事实上,“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和共生”。③

六、结语

生态消费论文篇4

关键词:可持续消费 绿色消费 低碳消费 生态(文明)消费

研究背景

可持续消费理论始于可持续发展理论,1980年,世界自然及自然保护联盟(IUCN)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指出,“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提出,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所有人都享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号召所有国家促进减少环境压力和符合人类基本需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加强了解消费的作用并明确如何形成更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正是基于消费对可持续发展重要作用的认识,理论界和国际机构开始了对可持续消费模式的探讨。继1994年在挪威奥斯陆“可持续消费专题研讨会”之后,中国理论界也开始关注可持续消费问题。最早开始研究可持续消费问题的学者是马驰。1995年,马驰探讨了可持续消费的内容及推动可持续消费的对策,同年他又撰文介绍1995年1月在荷兰举行的可持续家庭消费问题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可持续消费基本问题,可持续家庭消费的长期目标,可持续家庭消费的障碍以及对策。除了可持续消费概念以外,在理论研究、媒体和一些正式文件中,还常常看到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生态(文明)消费等名词,这些概念与可持续消费具有一定联系,但与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和外延又有所区别。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但同时也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正确理解可持续消费是协调扩大消费与建设美丽中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在消费领域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可持续消费定义、内涵、外延,以及在辨析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生态(文明)消费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消费边界、定义、内涵和外延。

文献综述

(一)联合国环境署的官方研究

联合国环境署最早提出了可持续消费的定义,并对内涵进行了诠释。1994年1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可持续消费专题研讨会”,首次正式提出“可持续消费”一词。同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发表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中,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该定义指出,可持续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过度消费之间的折衷,而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而且适用于全球各国各种收入水平的人们。目前,这个定义已经为多国政府和理论界所接受。根据联合国环境署在1994年于内罗毕发表的报告—《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中提出了可持续消费的定义,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可以概括为5R。即节约能源(Reduce)、环保选购(Re-evaluate)、产品重复使用(Reuse)、垃圾分类和回收再用(Recycle)、救助物种(Rescue)。但是联合国环境署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并没有提及可持续消费概念的外延,即可持续消费包含多少种类型,各种类型之间的关系如何,均没有涉及。

(二)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

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大多学者赞同联合国环境署1994年关于可持续消费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对可持续概念的研究侧重于可持续消费的涵盖范围、可持续消费的侧重点、可持续消费的种类划分等三个方面。

在可持续消费的涵盖范围上,一般认为可持续消费内容涵盖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两个方面,并据此划分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如杨家栋、秦兴方(1997)认为,广义的可持续消费包括可持续的自然资源消费、可持续的生产资料消费、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可持续的劳务消费、可持续的公共产品消费等五个方面。狭义的可持续消费包括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劳务消费和公共产品消费。司金銮(2004)的“三元需要理论”认为,广义的可持续消费包括可持续的自然资源消费、可持续的生产资料消费、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可持续的劳务消费四个方面;狭义的可持续消费主要指可持续的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在一定范围内涉及自然资源消费。但事实上,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具有本质不同,生产消费属于投资范畴,始于消费相对应的概念,将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都放在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中,则混淆了可持续生产与可持续消费的概念。

在可持续消费的侧重点上,一般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节制性消费,具有动态性,侧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性。如吕福新(1996)认为,可持续消费就是以持续为目的的“节制型”消费,要注重代际平衡、人和自然的平衡。俞海山(1999)强调可持续消费的本质内涵包括消费的“可持续性”和消费的“发展性”两个方面。在保持人与生态之间平衡、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同时,要使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可持续消费要遵循适度消费原则、公平消费原则、和谐消费原则、不断增加精神消费比例的原则。高志英(2011)认为,保护生态环境是可持续消费的内在规定性。周梅华(2003)进一步把可持续消费原则划分为公平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动态均衡性原则、效率性原则。但他们对可持续消费外延的划分,主要依据消费对象的划分标准,在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上也没有区分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而且把可持续消费的实现机制作为内涵来表述,这样的定义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

在持续消费的种类上,一般从可持续消费的强弱程度和微观宏观角度进行划分。其中,司金銮(2004)的“三元需要理论”认为,可持续消费可区分为强可持续消费和弱可持续消费。高志英(2011)将可持续消费划分为宏观总体的可持续消费和微观个体的可持续消费。

相关概念辨析

除了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以外,在理论研究、媒体文章和一些正式文件中,还有一些与可持续消费相关的概念常常被提及。其中,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和生态(文明)消费是最常被使用的概念。有的学者提出了对这些概念的不同认识,有的则在研究中模糊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可持续消费与其他消费模式的区别与联系如图1所示。

(一)绿色消费与可持续消费

绿色消费运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指出滥用农药给环境带来的破坏,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憾,现代环境保护的思潮和运动由此发端。1988年,英国的约翰·艾利奇(John Kinghton)和居里亚·赫尔兹(Julia Flailes)出版的《绿色消费者指南》一书中,首次提出绿色消费的定义。绿色消费是指能避免使用以下商品的消费:危害到消费者和他人健康的商品;在生产、使用和丢弃时,造成大量资源消费的商品;因过度包装,超过商品本身价值或过短的生命周期而造成不必要消费的商品;使用出自稀有动物或自然资源的商品;含有对动物残酷或不必要的剥夺而生产的商品;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商品。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关于绿色消费的定义超过30种。中国消费者协会从2001年开始倡导绿色消费,倡导消费者在消费时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公众健康的绿色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注重对垃圾的处置,不能形成环境污染,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在追求生活舒适的同时注重环保。从绿色消费的对象入手,将绿色消费的基本内容划分为三大类:绿色物质消费、绿色精神消费和绿色生态消费(文启湘,2002)。

可持续消费与绿色消费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注重消费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提倡消费无污染的物品,主张消费过程中不污染环境,提倡自觉抵制和不消费那些破坏环境或大量浪费资源的商品和服务。

可持续消费与绿色消费的区别在于:其一,两者的起源不同。从概念出现的时间看,绿色消费在前,可持续消费在后。在绿色消费运动发展了30年而且人们在可持续生产方面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基础上,国际机构才明确提出可持续消费定义。其二,两者的内涵不同。绿色消费仅强调使用绿色消费对象,摒弃环境资源不友好的消费对象,明确地指出人类应如何选择产品和服务来改变消费行为来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可持续消费不仅强调消费绿色消费对象,而且注重培养绿色的消费方式;其三,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可持续消费不仅仅关注选择绿色产品和服务作为消费对象,它更强调消费的发展性和可持续性,其内涵比绿色消费更加丰富。可持续消费概念的提出,表明国际社会重新认识到消费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受此影响,理论界对绿色消费问题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在内涵与外延、实现机制等方面与可持续消费研究存在诸多交集。

(二)低碳消费与可持续消费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对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为了遏制气候继续变暖的生态危机,国际社会呼吁要减少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概念首见于2003年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低碳消费是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中,把低碳消费的指标作为重要的考量依据和影响因子,在实际消费活动中倾向于低碳产品和服务(陈柳钦,2010)。程会强(2010)认为,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模式、生活方式、观念和国家权益的全球性革命。古德浩(2007)提出,要改变气候变暖趋势的关键是每个个体消费行为的改变。

可持续消费与低碳消费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要求在消费过程中考虑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旨在建立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

可持续消费与低碳消费的区别在于:其一,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低碳消费仅仅关注消费活动本身对环境的影响,即仅关注生态维度。而可持续消费模式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根本目标还是要在诸多约束条件下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对可持续消费的研究维度也更多,除了生态维度,还有经济、社会维度。其二,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在低碳消费模式中,消费对象和消费过程的碳足迹(碳足迹通常表示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或其他当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成为影响消费者重要的因素。低碳消费更注重所消费产品和服务乃至消费方式的选择,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减少碳排放、改变气候变暖的趋势为唯一目标。而可持续消费关注对环境资源的全面影响,要求消费者在选择消费对象、消费方式时要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而不仅仅是碳排放的多少。

(三)生态(文明)消费与可持续消费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消费源于绿色消费,是绿色消费的延伸。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世界伦理社会化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李英、刘奔(2010)认为,生态消费更注重消费的“生态性”,综合考虑了消费前资源有效利用、消费时和消费后废弃物后续处理,主要表现为:消费品本身是绿色环保型商品;消费品生产用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是环保的,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弃物要少、对环境无危害、可循环利用;消费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和周围环境造成伤害;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消费残存物。许进杰(2011)认为生态消费是适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既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符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既能满足人的物质、精神和生态文明消费需求,又不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或过程。

可持续消费与生态(文明)消费的共同点在于:一是两者都强调消费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和周围环境造成伤害;二是在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消费残存物。

可持续消费与生态(文明)消费的区别在于:一是两者目标不同。生态(文明)的目标是构建生态文明,而不是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可持续消费的目标则是在保护环境资源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二是两者主体不同。在生态(文明)消费模式中,人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被置于整个生态系统中,而不是作为生态系统之外的客观存在。尽管可持续消费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平衡,关注生态环境的改善;但是它们强调的消费主体是人类,目的也是满足人类的消费需求,反映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

总之,与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和生态(文明)消费相比较,可持续消费更强调消费的发展性和可持续性,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考虑经济、社会维度,认为人是生态系统之外的客观存在,人的地位更高。

对可持续消费的界定

(一)可持续消费的边界

笔者认为,可持续消费概念中提及的消费,应该指人们通过使用、消耗或享用产品和服务,以满足自己身心需要的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最终环节。尽管通常认为,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但是如果把可持续消费中的消费边界涵盖生产性消费,则不能体现出可持续消费本身的特点,且容易与可持续生产的概念边界混淆。因此,可持续消费的研究边界应限定在生活性消费,是与可持续生产概念中的生产相对应的概念。

(二)可持续消费的定义

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对可持续消费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方式变化等客观事实,本文对可持续消费的定义为:可持续消费不是介于因贫困引起的消费不足和因富裕引起的过度消费之间的折衷,而是与以往消费模式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消费模式,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对他人、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消费模式。

(三)可持续消费的内涵

笔者关于可持续消费定义的表述含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需要,二是限制。消费的目的是要满足基本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需要,但同时,这种消费要受到限制—对他人、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这二者分别指向可持续消费的基本内涵—消费的发展性和消费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消费的发展性,是指可持续消费由不断丰富的消费内容、日益提升的消费水平、趋于合理的消费结构和符合人们发展需求共同构成的,是以不断满足人们提高生活质量需求为根本目标。没有发展性的消费,如过度抑制性消费模式,包括消费停滞(零增长的消费)或者消费倒退(负增长的消费),将导致生活质量止步不前甚至下降,不符合人们身心发展的需要,最终会妨碍社会化再生产的顺畅运行,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可持续消费的持续性分为经济上的可持续性、社会上的可持续性和生态上的可持续性三个层面。其中,可持续消费的经济可持续性,是指可持续消费既要满足消费活动的目标—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同时要在收入约束条件下适度扩大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是消费者主体实现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是一种消费模式得以存在的最低要求,是可持续消费经济可持续性的下限。如果一种消费模式不能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它不仅在经济上不可持续,而且也是不人道的。

可持续消费的上限,从微观来看,受制于他自身或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从宏观层面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构成了最终消费的上限。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社会可持续性,是指实现消费的公平性,从而将自身消费对他人的负面影响最小化。消费的公平性包括消费的代内公平和消费的代际公平。所谓消费的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的每个个体都有追求提升生活质量的平等权力,个体的消费不能危害到他人的消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也不能危害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所谓消费的代际公平,指当代人要将自己的消费需求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虑,将人类的当代需求和未来需求有机地统一起来,承担起在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资源的责任。当代人用发展的、公正的心态对待自己的消费需求,在满足自身提升生活质量的消费需求时充分考虑到后代的消费需求。

可持续消费的生态可持续性,要求这种消费模式能够保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持续供给能力。它既要求实现资源的最优和永续利用,也要求实现废弃物的最小排放和对环境的最少污染。虽然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会不断提高,但是,当人们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超过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再生能力时,或者说这种利用超过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持续供给能力时,最终会出现资源枯竭、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恶化,生产和消费便无法持续下去。

(四)可持续消费的外延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因此,可持续消费也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级递升,可持续消费从低级向高级可以划分为五个层次,即安全消费、绿色消费、适度消费、文明消费、健康消费(见图2)。这样消费需求次序不是完全固定的,可以变化,也有种种例外情况。在一般情况下,这五个层次的消费需求人人都有需要,在这五种消费需求未获满足前,首先满足较为基础的、迫切的需要;该消费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高一层次的消费需要才会变得较为重要,追求更高一层次的消费需要就成为驱使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安全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最低层次,也是保障消费持续增长的最基本的要求,安全消费包括消费质量安全、交易过程安全、消费信息安全、消费场所安全和消费信用安全等多个方面。

绿色消费,是指在安全消费基础上,消费者关注消费品本身对自身和环境的影响,在物质消费中偏爱使用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

适度消费,是指人类关注消费数量的增长及其对外部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把消费需求的水平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既反对过度消费,又反对过分节约。

文明消费,是指在尊重每个人的消费自由的同时,尽可能增加对他人和社会的正的外部性,尽可能减少负的外部性。

健康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最高级阶段,是指通过消费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对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带来积极影响,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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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驰.可持续发展要从家庭开始—记“可持续的家庭消费”国际研讨会.中国软科学,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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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Goodall, C.. How to Live a Low Carbon Life: The Individual’s Guide to Stopping Climate Change, Earthsca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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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许进杰.生态文明消费模式研究—基于资源型供给紧约束的视角.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

生态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资本逻辑;生态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31-0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以本・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全球性生态问题,围绕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本・阿格尔在其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在其论著中系统阐述了异化消费理论。通过对其异化消费理论的解读,对于遏制当代社会出现的“物质至上”等社会风气和处理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领域的论述中,生产与消费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对范畴。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本・阿格尔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并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加以发展,形成了异化消费理论。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的生产是在满足动物机能需要的支配下进行的,而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能懂得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上从而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的类特性就是实践活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欲享受却成了普遍追求,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反而作为痛苦的存在――“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结果造成“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55

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是在当代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对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的发展产物。20世纪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均已步入生产绝对过剩,商品极大丰富的消费型社会。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通过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水平,但劳动异化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本・阿格尔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洞察,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目光关注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在阿格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为消费领域的异化,而消费异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已取代了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阿格尔对异化消费的定义是“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2]494。他认为,劳动异化是产生消费异化的根源。正是因为工人在劳动时身心受到压抑,追求自由自主的本性使他们迫切地寻找发泄的突破口,即“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2]493。阿格尔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两大特征是“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变得十分复杂”以及“人们把贯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2]495。正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大众传媒的联合作用下,无产阶级妄图通过消费逃避痛苦以寻求自由,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沉溺于这种虚幻的幸福中并在不知不觉中默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阿格尔针对如何解决异化消费问题,提出了“期望破灭的辩证法”这一社会变革模式。他提出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内涵是:异化消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而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性与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必将发生冲突进而产生严重的生态危机,在生产领域生态危机会演变成为商品的供应危机。当人们发现原本被激发的消费期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被满足时,一方面会对资本主义能够满足人的无限需求失去信心,继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会对自身的消费欲望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淘汰掉那些腐朽的价值观念,意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取决于生产活动”[3]644。在自发地重新审视制度和调整自身消费观的过程中,人们能够遏制盲目的消费欲望,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建立起“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经济模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实现符合生态逻辑的发展。

二、Y本逻辑支配下异化消费的负面影响

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始动机,而资本家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资本家的思维模式就是资本的逻辑。正如马克思对于资本家的形象描述:“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资本逻辑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通过各种途径力求实现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并不断扩大再生产以保证利润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资本家的腰包。

受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异化消费有两大负面影响。一方面,异化消费易造成无产阶级沉溺于虚妄的“避难所”中无法自拔,丧失了阶级意识,难以清醒地识别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阿格尔认为,由于异化劳动的影响,本应为自由自主的类特性变成了仅仅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工具。人在劳动中感受到的是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和不自由,因此期盼寻找到一个避难所,以图在其中寻觅自身的自由和幸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空前发展,能够向无产阶级提供足量的过去只属于资产阶级的消费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领域以“效用”和“增值”为原则,以获取利润和扩大再生产为目标时,消费市场难免会存在商品过剩的现象。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550,资产阶级不仅在物质生产上占统治地位,同时也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当生产与消费呈现供过于求的问题时,为了保证生产过剩的产品得以被大众消耗,生产商联合广告商用多种渠道和形式不断地刺激、激发甚至创造出大众的“需求”,使得消费主义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渗入人们头脑中从而做出非理性、不适度的购买行为。在消费领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承诺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并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与资产阶级是平等的,只要拥有钱就可以享受和他们同等的待遇和物资,借此来缓解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为了保证自己拥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利”,无产阶级又重新燃起激情继续投入到异化劳动中,然后拿着出卖剩余价值的工资来“自由”地消费。无产阶级在这个恶性循环中逐渐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任凭其蒙蔽和驱使而不自知,只能麻木地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

另一方面,异化消费使得商品的符号性价值极大地超越了使用价值,无产阶级的消费成了病态的、盲目的非理,资本的扩张主义和异化消费共同加剧了资源浪费和生态危机。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影视、新闻等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以财富定义成功的价值观,成功人士和名人的消费水平也成为大众关注和羡慕的焦点,进而导致一部分人在选择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品牌潮流度而非实用性。与此同时,异化消费的存在使得商品淘汰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在购买了商品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厂商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和随处渗透的广告都在召唤着人们淘汰掉旧物,跟上新的消费热潮。他们期盼通过购买这种商品来获得他人对他们的社会地位、能力的认可和尊重。人们不再是出于真实的需求去购买商品,而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的激发下,不断地去填补内心贪婪的欲望,期盼从消费中获得幸福感。在他们看来似乎“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音乐、电影、娱乐、、酒和香烟”[5]330,始终以追求更多更好的手机、衣服、电脑等为生活乐趣。如此一来,商品被迅速地消费、淘汰,这就意味着环境需要供给更多的原材料和承载更多的废弃物。由于过度生产带来的商品过剩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异化消费,商品的高淘汰率使得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低下,越来越多不可降解物投入自然中,使得环境污染越发严重;而异化消费的普遍性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的扩大,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由此双向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的当代启示

不可否认的是,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存在一些局限:例如他过于关注消费领域而忽略了背后的本质因素,其解决方案具有乌托邦色彩等等。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新形态的积极探索,以及对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分析对于遏制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和解决生态问题仍具有警醒意义。

(一)抵制消费主义价值观,转变消费行为模式

阿格尔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它要设计将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控制的社会主义的未来。”[2]420在论述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时将重心放在了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两个方面。在消费领域,关于如何遏制异化消费现象,应从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两方面考虑。阿格尔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当市场经济发生了供应危机时,早已习惯将消费作为乏味劳动之补偿的无产阶级会从对资本主义的期待中清醒过来,实现最初的觉醒并改变将幸福等同于消费的价值观念,从而改变以往的异化消费行为。由此观之,消费观念对于消费行为有着重要引导作用。因此,首先要加强对消费观念的引导,提高消费者的理性消费意识,自觉抵制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抵制消费主义并不是要求无产阶级要以牺牲生活质量为前提进行修道士般的清贫生活,而是指要以自身的真实需求和消费能力为出发点,提高对被广告等传媒激发的虚假需求的甄别能力,克制被资本操控的消费欲望,自觉抵制符号性消费、奢侈性消费等行为。其次,鼓励消费者开展理性消费行为,具体包括在消费 “量”上的适度消费和“质”上的绿色消费。适度消费是指人们在消费中应遵循适可而止,而非多多益善,应意识到商品因人的需要而存在,而非人存在的意义是追求更多更新的商品。绿色消费是指兼顾下一代人消费需求以及不同物种间生存条件的可持续消费行为。在理性干预之下, 也许人类最终可以“依据质的消费(更好的文化、艺术、精神的享受和实现)来确定幸福”[2]493,从消费理念到消费行为加以调整,在消费领域告别以物为尺度的单面的人。

(二)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发挥大众传媒的引导作用

如果说资本逻辑是异化消费的内在驱动力,那么助长消费欲望的大众传媒对于消费主义的传播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阿格尔所言“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位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495,异化消费现象既是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思潮影响,同时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鼓吹和宣传作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深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支配下的大众传媒为了高额利润以商业广告、植入性广告等形式不断地刺激着人们对于物质无节制地渴求和消遣,促使人们的物质欲望空前增长。因此,我国需要加大对大众传媒的监管力度,对于奢侈品等的广告要予以限制,对于充斥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的影视要加以监管,有效制止大众传媒对于符号性消费的鼓吹和渲染。同时,政府还可以加大公益广告的投入,使绿色消费观渗入主流媒体的宣传之中。大众传媒是受众极广的媒介,在当代人们的价值观、消费观的塑造过程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政府可以借助其巨大的影响力宣传可持续消费理念,使之成为有效的社会教育手段,使人们意识到存在意义不在于“占有”继而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借此营造健康良好的社风气。

(三)从资本逻辑向生态逻辑转变,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

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在消费领域的衍生现象。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是互相矛盾,根本对立的,资本逻辑的存在必然导致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异化。要破除社会的全面异化现象,首先,应破除劳动领域的异化现象,增加人在劳动中得到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阿格尔认为只有劳动变成了“闲暇性生产”,人们在劳动中就不会将其“看作是获得应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的源泉。人们可以在社会有用的生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基本愿望和价值。”[2]497也就是说,只有在自主的劳动中获得创造性和价值感,人才能从根本上意识到人的价值在于生产,而不在于消费,继而摒弃了对物的依赖性,在全面发展的目标中重新定位自身的幸福感和价值观。其次,转变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模式,实现符合生态逻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异化消费理论给予我们的警示在于人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2]497之前,主动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避免落入被动停止增长的局面。发展经济时首先要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向大众提供耐用、可回收的商品而非奢侈品。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唤醒无产阶级的生态意识,从而发展新的生态化的健康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

本・阿格尔根据当代社会呈现的新问题提出了异化消费理论,通过对消费领域的批判性分析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主张人的满足最终在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生产劳动而非无止境的消费欲望,从而将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在地统一到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生态逻辑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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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异化消费 劳动-闲暇二元论 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66-02

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本・阿格尔在建立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时,强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思想的重要性,指出这一危机理论还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矛盾。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条件制约,生态危机才会频繁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激励人们去反思自己的消费方式和价值观,早日从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发生生态危机和如何来解决这一状况,形成了本・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

本・阿格尔对生态学下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构建主要就是通过建设他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思想来实现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的。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本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需求的满足主要就是通过生产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商品来实现的。在利润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和刺激消费,使得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越发强烈。资本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积累巨大财富,通过广告和大众传媒对人们施加影响,改变他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此间接控制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选择,最终还是为资本追求利润的向度而服务。在此生产方式和消费导向下,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出现太多的生态问题。

(二)需要、消费和商品的关系

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个原因,在本・阿格尔看来,是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商品的疯狂追求所导致的自身空虚的满足,没有真正的从劳动中获取最原真的幸福,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观点――劳动-闲暇二元论,即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悖论,劳动过程是无法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只有在闲暇时间消费才能收获自由和幸福。资本主义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存在着劳动异化的现象,原本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感受到的存在感和幸福,已经无法实现,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只有压榨和剥削。在这种异化劳动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把幸福和自由寄托在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上,而这种消费并不是人们的真正需求,而是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告所支配的,只是逃避异化劳动产生的一种异化消费。本・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人们把异化消费当做获取幸福的唯一源泉,同时也对劳动I域产生了不满和反抗。本・阿格尔认为这样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对在异化劳动中的人们也是有害的,这也就是不同于生产领域中危机的另一种危机――消费领域的危机。

人们对商品的需要和消费会不断地助长资本主义的生产,这样的生产会直接对有限的生态系统造成损害,以此而言,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演化成需要、消费和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生态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异化消费,资本在社会中宣传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控制人们整体的消费方向,把对幸福的需求转移到对商品的消费上,为资本追求利润而服务。异化消费的实现是依赖于大规模的技术应用和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加上生态系统本身的限制,势必造成生产和生态的矛盾,使得生态形势更加严峻。需要和消费的矛盾是因为在异化消费下的需要不是人的真正需要,只不过是被广告所支配和操纵下的假需要而已,因而决定了在这样的需要基础上的消费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助长资本的生产和生态的威胁。

在资本主义制度趋利和异化消费下,使得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的生态问题,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遭遇极大的挑战,本・阿格尔认为只有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挽救生态环境的颓势,在那之前,我们还需要设定好前提,才能更好地落实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二、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前提条件

在真正的社会变革之前,本・阿格尔强调了一个前提准备工作,要求人们在重新思考需要和商品关系的前提下,限制广告所引导的异化消费,重新阐述和思索真正的劳动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能从生产活动中获得而不是资本下的消费活动,为实现社会变革奠定前提条件。

本・阿格尔认为社会变革的准备工作需要从三个阶段来展开,第一是有限的生态系统与资本无限扩张之间是矛盾的,必须缩减那些为人们消费所提供的商品的生产规模,这是最重要的。从源头来制止,会更有效果,只要生产减少了,才能降低人们对于从消费方面来满足幸福需求的行动,一步步地引导人们只有从生产过程中才能真正地实现幸福。第二阶段是针对生态系统的自身的制约条件和诸多限制,人们必须有意识地减少自己的需求,并思考满足需求的其他方式,最终改变那种因为资本主义下广告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下的虚假需求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背景下,人们已经越来越失去自我,变成生产的机械工具而已,原本是人类本性的劳动也变成了对工人的压榨,需要人们理性思考,认识自身的异化,明确幸福和自由的真正来源。第一个阶段是从生产方面来说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人们的需求方面来强调的。只有生产和需求都减少了,即供与求都少了,消费过程才无法实现。除了这两个阶段之外,我们还需要从观念的层面上来加以干预,本・阿格尔认为第三个阶段是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把劳动――闲暇二元论的消费观念转变成为理性的消费观,让人们意识到被广告刺激下的异化消费是不正确的,这只是弥补在异化劳动下所缺失的幸福和存在感。只要坚持在劳动中收获成就和幸福才是人最本真的意义。本・阿格尔强调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转变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阐述完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之后,本・阿格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他的几点建议。

三、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本・阿格尔看来,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不顾及生态成本的加速生产和资本积累,导致生态环境的一步步恶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下,产生了在异化生产之外的异化消费,这一消费需求的产生,加速了生产的速度,从而引起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两点下,本・阿格尔和其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地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问题才有可能逐渐地得到改善,建设美好家园。就在这一前提下,本・阿格尔提出了几条建议,帮助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一)分散化

在资本主义不断的技术运用和技术升级的背景下,产生了官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集权式的权力关系,以此建立庞大的工业体系,加速追逐利润和异化消费,生态危机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阿格尔提出了他的分散化战略,他认为分散化是应对规模生产的绝好措施,它强调小规模技术的应用,通过把工业生产分散化,来缓解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分散化可以使得生产规模缩小,降低统治和垄断程度,避免大规模生产和商品的剩余积累。缓解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界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从而缓解生态危机的演化。

(二)非官僚化

对官僚化的生产和集权式的权力关系,本・阿格尔提出分散化之后,还提出了一个非官僚化。他指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提出来的,采取工人民主的管理方式,让工人参与到生产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来,真正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人,真正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深刻体会劳动所带来的快乐,摆脱异化劳动和闲暇二元论思想,进一步摆脱异化消费。本・阿格尔强调这种单纯的小规模的技术生产是不可能实现一场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帮助工人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解放,缓解生态危机的状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发展。

(三)“稳态”经济模式

本・阿格尔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前提,但是仅仅有这两个是不完整的,我们还必须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改变之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实施“稳健”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就是一切为了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而毫不顾忌在这发展背后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实现“稳健”的经济模式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主张,这一主张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和生态系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基于生态制约下对人的需要和需求的合理性满足评价的结果。

(四)马克思主义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的结合

对于如何使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同激进阶级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场生态社会主义运用,并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呢?本・阿格尔提出了只有走马克思主义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结合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民粹主义是反对高度集权的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分工与集中统治下的管理方式的一种思潮,这一点正好坚持工人民主管理和生产的方式不谋而合,因而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单单宣扬马克思主义有可能会引起反对之声,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便于更好地宣传和美国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没有这两者思想的综合,美国的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而且单纯的民粹主义也是无法实现激进的变革,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上述的问题,方便社会变革的运作。本・阿格尔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对资本主义官僚化的批判,会把民粹主义美国实行高压统治的政府和企业之间根本的不信任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加速社会变革。

本・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是他的生B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理论。他主要关注的就是生态制约下资本宣传的异化消费现象,并以此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通过剖析来解决这一危机,关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的个人的解放问题,这种解放确认为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除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问题,最终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1.

生态消费论文篇7

好型社会生态政治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08SJD8100010)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塑造“理性生态人”的行为模式。作为“理性生态人”的消费者,其消费行为具有体现消费主客体的统一、遵循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追求产品使用价值的最大化的特征,其消费模式体现为消费水平上的适度消费、消费结构上的共生型消费、消费方式上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消费。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培育理性生态消费主体、构建理性生态消费模式。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 理性生态人 消费行为 消费模式

作为“理性生态人”的消费者

(一)“理性生态人”的含义及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自然属性是人性的自然前提。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离开了自然,无所谓人,也无所谓人性。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为了最有效地、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利益,忽略了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自然的本身价值,在对自然进行改造、驾驭、变革过程中,无视资源和环境成本,导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生态危机的爆发。为此,要增强“理性经济人”的自然属性和对自然价值的认识,用生态伦理和生态智慧对“理性经济人”进行重新塑造,培育“理性生态人”。所谓“理性生态人”,具有两个特征:第一,他以生态学原则作为衡量与评价一切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物的标准;第二,他有足够的智慧制定既合法又符合生态学原理的策略(徐嵩龄,1999)。“理性生态人”假设理论的提出,为研究人类生态行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作为“理性生态人”的消费者的含义及特征

“理性经济人”精于算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内在地规定了人类是“一种欲望无止境、能够驱动经济不断实现新繁荣的消费动物”(黄梅,1997)。这种“消费动物”认为消费主体与消费对象之间是简单、片面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对立关系,而不是共生共利、荣衰与共的和谐关系;认识到消费推动经济增长,而没有认识到增长的极限、消费的极限。以至于为最有效、最大程度地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作为“理性生态人”的消费者,它是以生态哲学世界观为价值取向的,不仅认为人是生态主体,而且其它生物也是生态主体,强调人和人、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不仅认为人有内在价值,而且其他生命与自然界也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性;他是理性的,追求以最少的生态成本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实现人和自然的持续发展。其消费行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体现消费主客体的统一。在“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行为当中,消费者是唯一主体,产品只是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客体,消费者与产品作为主体与客体相对而存在。作为“理性生态人”,消费者不再是唯一主体,消费者与产品是在消费行为不断演化中相互作用向前发展,因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作为“理性生态人”的消费者,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也非生态中心主义者,它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主客体统一。

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作为“理性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个人需求的最大化满足,产品只是满足个人需要的工具,其自身没有价值无需关注。作为“理性生态人”,消费者在个人需求与自然成本发生矛盾时,考虑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终极目标。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人类消费活动不能超出生态承载范围,否则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作为“理性生态人”,消费者要用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指导自己的消费行为。

追求产品使用价值最大化。作为“理性经济人”,消费者时刻关注成本,追求满足个人需求途径最优化、付出最小化。作为“理性生态人”,消费者更注重通过节能、低碳、循环的方式和手段,追求产品使用价值最大化,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持续需求。正如法国左翼思想家高兹所说的:“生态理性在于,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因此以最少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点”(王若宇等,2011)。

基于“理性生态人”假设的消费模式

所谓消费模式,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和一定生产关系下人们的消费行为的程式、规范和质的规定性,反映一定时期人们的消费活动的主要内容、主要特点和主要要求,是指导人们进行消费活动,并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理论概括和重要依据(尹世杰,1990)。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者,其消费模式在消费水平上追求满足程度的最大化,在消费结构上看重主体的、物化的需要,在消费方式上关注经济的算计,包视生态的考量。

(一)在消费水平上是以人为本的适度消费

首先,以人为本,要求消费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为本,要保障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人们物质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人们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相应的满足。据统计显示,我国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分别从1978年的61.8%、48.8%%下降到2010年的47.4%和33.8%(倪琳,201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以人为本的消费首先要拉动内需、扩大消费,不断提高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提高人民群众整体消费水平。其次,以人为本的消费还是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基本需要的适度消费,反对危害自然、危害自身的奢侈消费、过度消费。因此,要处理好扩大消费与适度消费的关系,把扩大消费与厉行节约有机统一,使消费不超过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当代和后人的消费留有余地;同时,又要防止过低消费形成消费不足,加剧产能过剩,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二)在消费结构上是合理均衡的共生型消费

“理性生态人”着力于解决人类生存面临的环境危机,其消费行为实质是围绕“生态”的一种共生型消费,实现人类社会各子系统能够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一是要保证消费结构的代内和代际均衡,即所有国家、民族、公民都享有公平的消费权利,当代人和后代人享有公平的消费权利,当代人的消费不能危及后代人的消费权利。二是要保证消费结构的区域均衡,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都享有公平的消费权利,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展地区之间享有公平的消费权利。三是要保证消费结构的内容均衡,把消费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物质性消费与精神性消费的均衡。引导人们在满足生存发展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更多地追求精神文化消费。四是消费权利与补偿义务的均衡,以及消费权益受到侵害的救济权的公平。对于任何地区和个人,消费多少生态资源,就要承担多少生态补偿义务;生态权益受到多少损害,就要得到多少救济。

(三)在消费方式上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消费

所谓消费方式,是指消费者怎样拥有和拥有怎样的消费手段和对象,以及怎样利用它们来满足自身的需要。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消费是指在消费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结果等各领域、各环节,通过采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优化经济结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达到节约资源、减少环境危害的目的,实现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这种消费方式要求消费品本身是生态型的,即通常所说的绿色环保型产品;消费品的来源是生态型的,即生产的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对环境无害、资源节约;消费过程是生态型的,即在消费品的使用过程中不会对其他社会成员和周围环境造成伤害,充分考虑消费品的循环使用和再利用;消费结果是生态型的,即消费品使用后,不会产生过量的难以处理的、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废弃物,实现废弃物的无害化和最小化排放。

培育理性生态消费主体并构建理性生态消费模式

(一)培育理性生态消费理念

生态是最典型的公共物品,保护生态是每一个组织、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要在全社会深入、持久地开展理性生态消费的宣传教育,引导政府、企业、个人摒弃人类中心的、物质的、消费主义的消费理念和模式,树立资源节约的、环境友好的、健康文明的消费理念和模式。首先,政府要节约、环保行政。在我国,政府是资源环境的主导者,是社会风气的倡导者。党和国家的各级政府要大力推进节约型政府建设,严格控制公款消费和行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示范引领效用。其次,企业要强化生态责任。企业要改变把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的宗旨,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生态效益,甚至在必要时牺牲经济效益以达到生态目标。每一个现代企业要切实转变经营理念,建立绿色企业,实现绿色生产,倡导绿色营销,引导绿色消费。最后,公民要树立理性生态消费理念。要加强公民生态意识的教育,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价值观,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和消费越多越幸福等错误认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人的合理需求,考虑代内和代际消费需要,做到适度消费、可持续消费。

(二)推动消费全过程的生态化

构建理性生态的消费模式,核心是消费全过程的节能和环保。首先,消费行为过程生态化。即在使用消费品过程中,做到低能耗、低污染、低浪费。低能耗,就是要人们尽量多地消费节能产品,如节能电器、节能建筑等;低污染,就是要求人们尽可能使用绿色产品、可循环利用产品,尽量减少废弃物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和破坏,如多使用可循环利用、可降解产品,少用皮草、多乘公交车等;低浪费主要针对那些奢侈消费行为以及不节约消费行为,倡导少消费奢侈品、不过度消费,及时关灯、关紧水龙头等。其次,消费品生产过程生态化。一方面,资源利用率要高。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尽量改进旧的生产技术与设备,采用能耗少、物耗小的新技术以及物资循环利用技术,实现“无废料生产”,尽量采用替代资源,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尽可能解决消费品生产与资源有限性甚至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过程的污染物排放。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工艺,通过产品设计、原料选择、工节改革、技术管理、生产过程管理、循环利用等环节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实现生产过程的少污染、无污染。

(三)用制度规范和引导消费行为

一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生态税、绿色税、消费税等一套完整的环境税法,建立除罚款、警示、禁止等行政指令之外的约束消费者行为的垃圾分类、回收之类的法律法规,完善与生态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严格执行,通过强制措施规范和引导人们的消费决策和行为。二是通过税收、信贷、市场、产业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引导,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使企业逐步退出对能源依赖过强或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的行业及产品,推动企业积极开发生产低能耗、无污染、无公害的生态产品,努力降低生态产品成本和市场价格,营造有利于生态消费的市场条件。三是建立绿色采购制度,政府在购买如纸类、文具用品、设备、家电产品、照明、汽车等物品时,都要购买减少环境负荷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品,通过政府的购买行为来影响企业的生产方向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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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可持续农产品;消费意愿;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D713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2008606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社会越来越需求发展更环保的可持续经济[1]。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农业领域的重要目标[2],也是中国现阶段以及未来农业的战略选择。农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系列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可持续农产品是农业可持续的核心内容,而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则对农户采用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可持续农产品具有着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看重产品的生产对环境的保护责任[3],表现在对环境友好农产品的溢价购买上[2,4-6]。

一、可持续农产品与生态标签

可持续农产品是农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生态标签是产品经过认证后而加贴在产品上的以证明该产品是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方式生产、加工、消费和处置的产品。在产品上加贴生态标签的作用是向消费者提品的环保信息,帮助关心环境的消费者作出购买选择,以解决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达到通过消费引导和激励生产者采取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

从目前国际上看,各国在各个生产领域包括农业领域都在推行与生态有关的标签制度,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就农业领域来说,各国推行的与生态有关的标签及认证标准也各不相同。各国与生态有关的标签农产品在推动本国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1]。中国目前与生态有关的农产品标签认证主要有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但是我们认为,这些产品标签认证并不有利于实现中国广大农户对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的广泛采纳。原因表现在:(1)中国有机农产品的认证采用国际标准,强调环境保护和农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其标准过于严苛,商家在进行促销宣传和消费者进行购买时往往重视其食品安全属性,而忽略其环保属性;(2)绿色食品认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主要是针对食品领域,重点强调其食品安全属性;(3)这些产品的认证标准,虽然都规定了具体的生产做法,且这些做法对生态环境有益,但并不能保证这些做法会改善生态环境;(4)可持续农业包括一系列的生产措施和方法,由于不同地区的生态差异,所适应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措施和方法也会不同。显然,没有因地区生态差异而变化标准的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标签认证不适合作为证明农产品可持续的生态标签认证,即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标准应该比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标准更加灵活。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在农业领域缺少一种针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和体系,从而缺少一个针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市场。这显然不利于消费者对农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和对消费者生态消费行为的培养和提升。对农户来说,由于缺失一个消费市场导向,农户也会缺失采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可持续农产品的动力。

二、文献回顾

由于国际上关于生态的认证标签种类众多,因此,国内外学者们针对这些标签认证的农产品的消费研究也较多[2,7-9]。国内学者主要针对有机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0-13]。确切地说国内学者主要研究的是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食品安全属性的消费行为,而非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环保属性的消费行为。国内学者就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环保属性的消费行为的研究鲜见于文献。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实地调研,利用假设市场评价方法,调研消费者对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生产的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即研究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环保属性的消费意愿,并利用调研数据建立Logit模型,进而分析影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消费意愿的因素,以分析中国建立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体系以及消费市场的潜在可行性,并为政府制定有效政策引导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从而引导和激励广大农户采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为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分析依据。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笔者以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计划行为理论由Ajzen[14-15]在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该理论近年来开始应用于市场营销学中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的态度(Attitude);消费者的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即消费者在采取消费行为时对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认知;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即消费者所感受到的对自己消费行为的可以控制的程度。笔者主要研究的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因素。

根据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结合中国消费者的实际情况。我们把消费者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纳入模型进行分析。

(一)消费者的个体特征

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通过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信念,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态度、主管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从而最终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的消费研究均把消费者的个体特征纳入模型进行分析[16-18]。假设消费者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购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原因是,消费者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环境问题和农业可持续信息的搜集能力和认知理解能力越强,同时,较高的收入,使得消费者的环保消费行为不会受到财力的制约;年龄越低,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越愿意购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性别对消费者购买可持续农产品的意愿的影响方向则未知。

(二)对环境的关注程度

消费者对环境的关注程度影响消费者的行为态度,从而影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Grunert and Juhl[19]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对环境越关注,越愿意购买可持续农产品。本文假设消费者对环境的关注程度越高,越愿意购买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农产品。

(三)对产品自身的评价

由于当前中国农产品的质量检测体系还不完善,消费者常对加贴在农产品上的各种标签认证持怀疑态度。因此,国内学者对于标签认证食品的消费者消费意愿的研究,常把消费者对标签认证的信任程度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引入模型[13,20-21]。由于中国目前尚未有针对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在此,我们假设消费者对于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是信任的,而不把该因素引入模型进行分析。

(四)产品外部线索

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产品外部线索指与产品自身属性无关的外部因素,如价格等[22]。在中国消费者收入还不高的情况下,消费者往往对产品的价格比较敏感。我们假设价格越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便降低。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3月对日照市150名消费者的问卷调查,调查选取日照市两家最大的超市――银座和新玛特,采用了随机访谈的调查方式。研究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假设市场评价法 (Contingent Valuing Method,CVM),即对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某种产品,可以通过向消费者描述该产品的具体情况,形成一种假设的市场,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研究消费者在假设市场里的消费行为。 (二)模型设计

以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愿意购买和不愿意购买)作为因变量(y),将消费者愿意购买取值为1(y=1),将消费者不愿意购买取值为0(y=0)。因此处因变量为二分离散选择变量,故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

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的影响是显著且正向的。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更容易获取关于环境问题和农业可持续的相关信息和知识,并对其给于较高的认知和理解,更愿意通过购买可持续农产品以促进农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生产方式,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由此也证明了,消费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影响并改变其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使其向着更环保的方向发展。

消费者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显著且正向影响着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认为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可持续农产品。

价格对消费者购买可持续农产品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且方向为负。说明可持续农产品富有需求价格弹性。

五、结论

可持续农产品富有需求价格弹性,价格是影响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当可持续农产品比常规农产品溢价0%~5%时,有81%的消费者选择购买可持续农产品,而在溢价10%~30%时,有60%以上的消费者选择购买可持续农产品,当溢价达到50%以上时,则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大幅度减少。

除了价格因素外,消费者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和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也显著且正向影响着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购买意愿。

我们认为,在价格合适的情况下,中国建立起采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生产的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和体系以及消费市场是可行的。要建立起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制度,首先需要尽快建立起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标准,对于符合标准的,给于认证,加贴生态标签。由于各地的生态特点不同,决定着可持续农业生产的标准建设应有地区差异。另外,中国目前分散的小农户农业生产方式,极不利于可持续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推行、认证和监管,这需要加强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农业组织化生产,如“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农户”、“农业企业+农户”或“村委会+农户”等生产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认证。

为提升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我们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通过多种渠道向消费者普及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相关知识,并做好可持续农产品的宣传、推广工作,提高消费者对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引导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并逐渐形成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消费的义务观。(2)创新技术,降低可持续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降低其市场价格,提升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消费意愿。(3)本文的假设前提是,在假设的可持续农产品市场里,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的生态标签认证是信任的。但从目前国内众多学者的调查研究看,消费者对产品认证的信任程度并不高[23-24]。因此,政府在建立起可持续农产品的认证制度和消费市场后,应规范可持续农产品的认证体系并加强监督和监管,提升消费者对可持续农产品生态标签认证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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