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消费论文范文

合理消费论文篇1

关键词：文化产品 消费行为 消费价值

当前，各级政府都把文化产业发展作为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下一轮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文化产业的研究成为热点。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产品的生产，却对文化产业的终端—文化产品的消费的研究关注甚少。而只有深入理解文化产品消费者的内在需求，满足消费者多层次的价值需求，文化产业才能得到持续发展。

一、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研究现状述评

1、一般消费行为研究理论相对成熟，但缺少对文化产品消费的针对性研究

有关的消费者行为的系统研究大约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如Nicosia(1966)、Howard和sheth (1969)、Engel、Kollat和Blackwell(1968)、Kotler(1999)以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为研究基础，分别提出了消费者行为的尼柯西亚模式、霍华德-谢思模式、EKB模式和“刺激-反应”模式。Sheth（1969）以处理家庭决策程序为基础提出了消费者行为的谢思家庭决策模式。Bettman以消费者处理信息的过程为基础，提出了贝特曼消费者选择信息加工模式。Sheth、Newman和Gross(1991)以消费者价值观为基础，提出了sheth-Newman-Gross模式。

以上消费者行为研究理论都针对一般的消费行为，但是缺少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专门性、系统性的研究。

2、文化产品消费行为具有特殊性，需要给予关注和专门性研究

Pau Rausell Koster和Salvador Carrasco Arroyo（1992）认为，相比一般的产品，文化产品消费行为更多是由消费偏好所决定的，并将文化产品消费偏好分为声望偏好和生存偏好。Kritsadarat Wattanasuwan（2005）提出一般的消费行为是由于产品的效用导致购买行为发生，而文化产品的购买行为则主要由于文化产品固有的符号能强化他们的形象和社会地位。Holbrook（1996）创造性地运用消费价值理论将文化产品消费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导向价值、被动性价值三个维度。Holbrook（1999）又根据这三个维度总结了八类文化消费价值：效率、娱乐、出色、审美、地位、道德、尊敬、心灵等。

Holbrook的工作使人们开始关注将消费价值理论应用到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研究，开辟了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研究的新视角。

3、消费价值理论引起研究者关注，但我国消费者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需要作针对性研究

消费价值理论在文化产品消费行为领域的研究受到关注，如中国传媒大学市场信息研究所（2001）认为我国居民文化产品消费行为显著受到品牌价值、理性价值和健康价值等3个消费价值维度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的每年度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文化发展蓝皮书》都曾指出我国的居民文化产品消费行为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贾传亮(2004)、徐萍(2006)、朱毅蓉(2003)、王铁桩和王涛(2005)等人都曾指出我国居民的文化产品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地域特点，学者们通过对各地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及建议，但是对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系统研究几近空白，因此我国居民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都需要作专门性研究。

二、研究的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1、主要观点

（1）文化产品消费对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关注文化产品消费者内在的消费价值需求。

（2）文化产品消费行为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研究可以借鉴一般的消费行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但应主要考虑文化产品的特殊性来开展研究。

（3）应用消费价值理论来研究文化产品消费行为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都是可行的，这将为开展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研究开辟新视角。

（4）基于消费价值理论的文化产品消费行为模型构建不仅需要考虑文化产品消费价值维度，而且需要充分纳入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各关键影响因素。

2、创新之处

（1）研究视角创新。运用消费价值理论的消费价值维度来构建居民文化消费行为模型，为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研究理论创新。本课题利用消费价值理论构建一个包括功能性价值、社会性价值、情感性价值和认知性价值这四个维度的文化产品消费概念框架模型，研究和解释居民文化产品消费行为。

（3）研究方法创新。本课题将利用现有消费价值的操作化研究基础，针对功能性价值、社会性价值、情感性价值和认知性价值设计开发相应的测度量表，综合应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探索居民的文化产品消费行为模型。

三、基于消费价值模型的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1、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特点分析

这部分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特点作出概括，并与一般的消费行为作比较，提取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特质。

2、文化产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在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学者从各自角度对文化产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所作的分析，从消费价值理论的角度概括出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因素。

3、一般消费价值理论及其适应性问题分析

消费价值理论认为市场选择是由功能性价值、社会性价值、情感性价值、认知性价值，以及情境性价值等5个维度所决定的函数，不同维度在不同情境下对消费选择的影响也各异。而文化产品消费行为显然具备以上几个价值维度，因此一般的消费价值理论可充分纳入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并为文化产品消费行为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

4、文化产品消费价值模型构建

分析现有消费价值理论，结合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将文化产品消费价值分为功能性价值、社会性价值、情感性价值和认知性价值这四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为每个价值维度筛选合适的观察指标，并配合人口统计变量，构建文化产品消费行为概念模型。

四、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1、研究思路

第一阶段，以相关文献检索为基础，对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特点、文化产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二阶段，探讨一般消费价值理论及其在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研究的适应性，并分析现有消费价值理论，结合第一阶段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特点和文化产品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整合提出一个基于消费价值理论的文化产品消费行为概念模型。第三阶段，以概念模型为基础，为模型中的消费价值维度筛选合适观察变量，并开发出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量工具，进行文化产品消费行为实证研究。第四阶段，以实证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对居民文化产品消费市场进行细分，并解释和研究各细分市场的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特点，给政府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和文化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2、技术路线

本研究的具体技术路线下图所示。

五、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对国内外关于消费价值模型和文化消费行为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开发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的理论概念模型，筛选合适的变量，发展各种必需的研究假设。

2、问卷调查法

在前期充分的理论研究基础上，设计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问卷，并开展大样本实证研究。

3、结构方程模型与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遵循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范式，运用多元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建立起基于消费价值模型的文化产品消费行为综合模型，采用SPSS和LISR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构建。

参考文献：

[1]朱毅蓉.福建文化消费的现状及对策[J].发展研究,2003(11)

[2]贾传亮.山东省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分析[J].商业研究,2004(4)

合理消费论文篇2

**同志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在导师＊＊教授（第6、7、8届全国人大代表，生前为中国消费者协会理事，1983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指导下，积极从事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研究，是我国最早从事该领域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先后与*教授合作或独立完成、发表了"论消费者权利"、"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立法刍议"（主要观点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转载）、"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对象"、"论消费合同"、"民法通则与消费者保护"、"市场经济呼吁消费大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工商管理机关的重要任务"等学术论文。在上述研究论文的基础上，1992年出版了研究专著《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同志的上述研究涉及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对象、立法体制、消费者权利、消费合同、政府在消费者保护中的地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经济原因等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理论界的充分肯定。

**同志还积极参与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的讨论。1992年，消协系统征求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的意见，**同志应**市消费者委员会的邀请，就消法草案提出了十多条建议，其中不少富有建设性的立法意见。例如，他主张在消法中加进"国家在消费者保护中的地位"，强化国家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责任，以推动我国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

在消费者保护法的宣传和教学方面，**同志早在1987年即开设面向**大学全体学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选修课，这是我国高校最早开设的消费者保护法课程。现在，"消费者保护法"课程已成为**大学法律系本科生的主要选修课之一。1998年**主编了《消费与权益》一书（老百姓法律顾问丛书，**大学出版社），该书采取问答式，结合实例，介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关法律知识，为广大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帮助。1999年，他应中国消费者协会邀请，参与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培训教材《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理论与实务》一书的编写，担任统稿。这也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实务的理论教材。

合理消费论文篇3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函数；线性回归模型；eviews

一、研究背景

消费是拉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在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居民消费就显得更加重要，而对于半数以上国民都是农村居民的中国来讲，能否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就直接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快速增长。决定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在经济学中就存在着众多的消费函数理论，每种消费函数中的自变量不相同。

贵州省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内陆地区，其出口额本就较少，更能代表当下我国外需下降的情况，且其农村居民达到了2600多万人。因此，选择贵州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理论与实证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着不同的消费函数理论，其中居于主流的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绝对消费理论、相对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永久收入消费理论。每种理论的产生环境以及前提假设不同，因此其侧重的解释因素不同，表现在计量模型中就是解释变量不同。用计量经济模型来衡量各种消费理论的一个前提是理论中的解释因素要能得到量化，因此从该点考虑出发，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就难以符合这个条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区别该理论中的持久收入和瞬时收入、持久消费和瞬时消费。所以本文仅对另外三种理论进行实证分析。

（一）凯恩斯绝对消费假说

1、相关理论依据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在影响消费的众多因素中，家庭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即消费的边际倾向是小于1的。

2、绝对消费假说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绝对消费假说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ct=β0+β1y+ut，其中：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消费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我们用ct来表示当期消费，y表示当期可支配收入，β0表示可支配收入为0时的消费，即为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量，β1为边际消费倾向。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从统计年鉴中搜集到了1978-2008年的贵州省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数据。利用eviews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上述数据进行散点图分析，由ct和y的散点图可以看出：ct和y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说明假设的线性方程比较恰当。

（3）模型参数的估计

我们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

ct=36.44+0.78*y

p=（0.003）；（0.00）

r2=0.996

以上是就回归的结果，其中：β0和β1均通过了检验，且方程的r2非常高。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进行white检验（本文选择的都是不含有交差项的检验），检验得到的相伴概率p值为0.01，小于显著性水平，认为该方程存在异方差。

对异方差进行修正，因为消费ct的残差随着解释变量y的增加而增加，因此以1/y为权，做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得到：ct/y=β0/y+β1+ut/y。进行回归，得到估计方程如下：

ct=11.85+0.82*y

用修正之后的残差做white检验，检验结果说明已经克服了异方差性，但是修正的代价是方程的拟合优度大幅度下降，从0.996下降至0.2，考虑到异方差并不会影响估计参数的无偏性，因此使用未经修正的估计方程。

b、自相关检验。从原方程的输出结果得知d-w统计量为0.764，可知，该方程存在正自相关。再对残差进行lm检验，发现该方程只存在一阶自相关，得到残差的回归估计方程：

resid=3.664-0.005*y+0.635resid-1

接下来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自相关问题进行修正。首先估计自相关系数：

ρ＝1-dw/2=1-0.764/2=0.618

对原变量做广义差分变换。令：

gdct=ct-0.618*ct-1

cdyt＝yt-0.618*yt-1

对gdct和gdyt，以1979-2008年为样本再次回归，得：

gdct=18.73+0.76*gdyt

两个估计参数对应的p值分别为0.05和0.00，r2=0.986。经过修正之后的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且经检验可得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返回运算得到：β0＝18.73/（1-ρ）＝49.03，则原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

ct=49.03+0.76*y

（5）绝对消费假说的实证总结

从上可知，贵州农村居民消费行为比较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且贵州省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平均占可支配收入的76%，总体上来讲比较低，贵州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较大的潜力。但是凯恩斯的绝对消费假说里有一个理论缺点，即建立在名义货币工资上的消费理论，不能反映：当名义工资不变，但是物价上涨时人们的消费变化。因此，在寻找影响消费的因素时，应剔除物价指数变化的影响，但这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二）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的消费水准的影响，从而消费是相对地决定的。依照人们的习惯，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困难，因为一向过着高水准生活的人，即使收入降低，多半也不会马上降低消费水准。消费固然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易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2、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己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过去时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在这种假设下，t期的消费可以表示成分布滞后的模型：

ct=β0+β1·yt+β2·yt-1+ut

其中：yt为当期可支配收入，yt-1为前期最高收入，ut为随机误差项。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依然使用前面搜集的贵州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数据。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加工，找出对应每一年的前期的最高收入。然后分别描绘ct与yt-1以及ct与yt之间的散点图，从描绘的散点图可初步判断，ct与yt以及yt-1之间的线性关系比较明显。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上述假设方程，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估计，得到：

ct=39.08+0.88*yt-0.11*yt-1

p=（0.003）；（0.00）；（0.22）

ad.r2=0.995

根据回归结果，除了yt-1的系数之外，其他系数均通过检验。yt-1的系数等于-0.11，表明：贵州农村居民的现期消费与过去的最高收入成反向相关关系，明显不符合经济意义。并且，yt-1的统计量对应的p值是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的系数不显著。再对yt-1做多余变量检验，得到：f=1.57，对应的p值为0.22，远远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yt-1是多余的解释变量，不应该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方程。

（4）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的实证总结

从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相对收入消费假说并不适合于贵州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来讲，过去的收入对其现期消费并不构成重要的影响，而绝对收入才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三）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

1、相关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安尼认为人们会在更长时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开支，从而达到他们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抉择。一般说来，年轻人家庭收入偏低，这时消费可能会超过收入，但是随着他们进入壮年和中年，收入日益增加，这时收入就会大于消费，并且这些收入还可以弥补年轻时代的消费收入差额以及用于养老。

2、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检验

（1）模型的建立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假说，人们的现期消费ct不仅和现期收入yt有关，而且和消费者以后的各期收入的期望值以及开始时的资产有关。在这种假定前提下，用线性计量模型表示消费者的消费模型为：

ct=β0+β1*yt+β2*at+ut

其中：at为即刻消费者拥有的住房财产，因为储蓄直接的由收入和消费决定，所以本文不将储蓄作为解释变量。

（2）数据的采集与初步分析

我们在统计年鉴上找到贵州1999-2009年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和每平方米的住房价值，经过简单相乘处理，得到农村居民人均拥有的房产价值。首先通过散点图进行初步分析，从软件给出的散点图可以初步判断，ct和yt以及at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

（3）模型参数的估计

对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的消费函数，仍然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ct=-56.92+0.73*yt+0.05*at

p=（0.27）；（0.00）；（0.14）

ad.r2=0.99

除了yt的系数通过检验外，at的系数和常数项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经验可知，如果模型的r2很大，f检验通过，但是有些系数不能通过t检验，则是出现了与经典假设不相符合的现象，接着做进一步检验。

（4）检验与修正

a、异方差检验。对上述方程实行white检验，以便找到是否存在异方差现象。得到lm统计量为5.5，对应的p值为0.24，远远大于显著性检验水平0.05，故认为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

b、自相关的检验。接下来检验方程是否存在自相关问题，由于样本较小，不能用d-w检验，所以采用lm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项无自相关。

c、多重共线性检验。首先求出yt和at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以判断两者存在很强的线性关系，需要进行修正。我们利用差分法对多重共线性进行修正，令：

dct=ct-ct-1；dyt=yt-yt-1；dat=at-at-1；

用ols方法估计得到：

dct=22.18+0.609dyt+0.045dat

p=（0.49）；（0.005）；（0.19）

ad.r2=0.72

重新检验方程的共线性，得到简单相关系数矩阵为：，可见两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0.34<

（5）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实证总结

综合以上过程，我们可以得知，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同样不适合贵州省农村居民，人们的消费更主要的是受当期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总结与建议

上文对西方经济学中三种重要的消费函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最符合贵州省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是绝对消费函数。这说明人们的现期可支配收入对当期的消费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没有影响，而是从长期看来，起着持久决定性影响的是可支配收入。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贵州农村居民比较贫困，刚好处在温饱线附近，故其消费更主要的是受现期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消费的收入弹性很大。

目前世界经济仍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再加上世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我国出口复苏不会很快，因此我国还要坚持扩大内需，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消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最有效的手段，而且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大，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已是刻不容缓。具体政策可以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农民增收作为一项长久的政策来贯彻实施。

参考文献：

1、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m].南开出版社,2007.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合理消费论文篇4

关键词: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分析?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 (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 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 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 = 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 20世纪30年代至 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 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 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 (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 或者c?t=b?0+b?1y?t+b?2c??t ?max?? ,式中y??t ?max?? 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c??t-1? 代替c??t?max?? ,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进行回归分析,其中c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运用eviews软件[13]对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检验与f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b值高达1?16,大于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1?16,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1?16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在n=11,显著性水平a=0?1时,t临界值为1?36,上述表中仅为0?32);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t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他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c?t表示当期消费,c??t-1?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0?9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t值,f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1?01,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a的估计不显著,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部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200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区5区县该指标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阳达65?7%。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55?7%,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54?0%,最低的酉阳仅为47?6%。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5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282,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0?925。至2006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873?83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2 457?73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阳仅为2 030?98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70?7%,见表2。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部分甚至高达0?9以上,相当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费就会相应增加0?9元以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型关系假说不符合[16](即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也与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0?8之间存在很大差别[17],何况上述的分析还没有考虑生活消费以外的消费情况,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很难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深深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土家族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风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欢用大大的土碗吃饭喝酒。如果饭碗太小,就觉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觉得喝的不爽快。这种豪放的食风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体现。一般说来,客人临门,夏天要先请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则先请客人吃一碗开水泡团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还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装。土家族有吃社饭的传统风俗,社日期间,家家请,户户接,社宴散时,主人还要让赴宴者带一些社饭回去,对于因故未来者,主人还往往派人把社饭送到府上去[6]。吃了别人家的社饭,要还席,因此社日期间土家族人互相邀请吃社饭,形成吃转转席的饮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风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同时,土家族是一个节日频率极高的民族,除了农历的十月外,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有的甚至一个月里有几个节日。过年过节往往杀猪宰羊,排场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土家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渝东南土家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保持很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怪圈”。?

四、结论?

文章以渝东南土家族为例,运用消费理论基本原理对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不适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而相对消费理论比较吻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家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费水平,而且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这是该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贫困的表现;同时也是土家族居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及淳朴的好客习俗的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商品意识,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产业,培育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三是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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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消费论文篇5

这个年头能抛弃喧嚣的世界坐下来写部书，尤其写一部鸿篇巨著的经济类著作，在这个教授院士们纷纷抄袭的时代，简直就是一个另类的学术狂人。

吴炳新的《消费论》是决然不会抄袭任何人的。而这个命题的本身，也无从可抄。经典著作里无从引证，大学院校里无处可寻，就要一笔一笔的写。吴老先生伸出右手的中指给我看，由于不会电脑打字，150万字的巨著，生生的把它磨出了一块儿老茧。

知道《消费论》是去年的事。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老爷子所选的命题够大的。马克思写《资本论》，他写《消费论》，能驾驭的下来么?这个联想的本身，无意问引伸出了一个著作关系：从直观的命题上着眼，相对于“消费”的定义，《资本论》应是经济学“上游”的论著；而《消费论》则理应是“下游”的论述。坊问对此也有共识。但是，当着面，吴董决然的给予否定了。

他说，《资本论》论述的经济学领域比较窄了。它的核心就是要证明“剩余价值”存在，从而证明资本家的剥削本质。为划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社会阶层找到了理论依据。时过境迁，150年后，翻天覆地的世界经济形态早已颠覆了诸多传统的经济学定义。同是经济学论著，《消费论》所涉及的领域就要比《资本论》远远宽泛的多。

其一是，吴炳新将《消费论》定位为“消费社会经济学”。提出了“消费社会生产力学”的观点。指出消费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行为和过程。在经济学中，传统的消费行为分类是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方面。而《消费论》则把消费分成三大类，即生活消费、生产消费和社会消费。

“人们只要一出生，就要消费。”吴炳新认为，整个一部人类发展史，是由消费产生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生命的延伸和社会的发展。这个动力的运行规律是呈螺旋发展状。即：消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既是一个运行规律又是一个逻辑过程。这个运行规律与传统经济学观点不同的是：消费是生产的起点，也是终点。

他在导论中论述：“人类的全部经济发展史表明：每个社会细胞的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都可归结为消费，任何产品的最终指向也都是消费。一切庞大的社会活动都在围绕消费而展开。从英雄豪杰到平民百姓，从宏观到微观，从局部到全局，从个体到群体，整个人类社会只要存在着活力，就一定是在消费和创造消费的过程之中。”

吴炳新结合多年积累的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成功案例，不仅从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的视角全方位地解析消费、阐释消费的经济杠杆原理，更在行文中综合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角度，对古今中外关于消费的学说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并在理性的分析与吸收下，融汇到自己的消费理论中。最令人惊叹的是，书中在细数孔子、老子、管子、墨子等诸子各家的消费思想，点评亚当・斯密、凯恩斯、马克思的理论巨著，纵贯中华5000年文明，兼顾东西方数百年来的政治历史变革浪潮、人文环境的改革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纽带关系论证方面，做出了大量有机的联系。必须承认，没有博大的思维空间以及不同学科的知识涉猎，是决然难以付诸文字的。

如果没有不同观点的来颠覆这个学说，显而易见，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或者说，《消费论》就是一部“古今中外消费史”。

笔者以为，说《消费论》VS《资本论》，并非是因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论著，就会有什么大不敬。事实上，150年后的世界经济形态颠覆了诸多传统的经济学定义，这是不争的事实。说它是二十一世纪经济学理论新贡献，直观在于，以《消费论》为命题铸成的系统性学说，在此之前尚无成果可见。其次是，对于一位年逾七旬、并非靠吃“学院”饭的本土民营企业家而言，出此巨著，在当今世界无疑是足可叹为观止的。

合理消费论文篇6

【关键词】消费行为；大学生；消费心理；对策

1大学生消费行为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1.1消费及消费行为的含义

消费是人类通过消费品来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经济行为。广义的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生产消费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个人消费指人们把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行为过程。本文所讨论的消费为狭义的消费，即个人消费。

消费行为指消费者为获取所用的消费资料和劳务而从事的选择、购买和使用等活动。其主要表现为购买行为，指人们购买商品来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过程。

1.2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含义

大学生消费行为通常指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学生在其日常生活过程中，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消耗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过程。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其消费行为在符合一般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特点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1.3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需求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其中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归属需求可称为缺乏型需求，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需求之后，个体才能感到基本上的舒适。尊重和自我实现两种需求可称之为成长型需求，因为它们主要是为了个体的成长与发展。需求层次理论，就本文所要探讨的消费行为而言，是解释大学生消费动机的重要理论。

2. 西安市大学生消费水平现状

2.1经济来源

根据调查报告显示，西安大学生大部分收入来源是父母提供，其比例占收入来源的95%以上；此外收入的来源渠道还有勤工俭学、兼职、贷款、奖学金等。其中可支配收入方面，约59%的学生每月可支配收入在500元～700元之间；约29%的学生可支配收入在700元～800元之间；还有少部分人可支配收入不到500元，这部分人大部分家庭条件不太好，收入来源大部分是勤工俭学和兼职所得。

2.2消费结构

大学生的消费结构是指各项消费支出在总消费额中所占的比重，其反应了大学生不同性质消费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据相关资料显示，总体消费中占比例最大的是日常生活消费，其次是交际、通讯、学习等方面的消费。对消费项目进行概括，可以分为生存消费、发展消费、交往消费和享受消费。

发展消费指大学生用于加强自身竞争力的投资消费，包括考证的报名费和培训费。无论是在消费的数量上还是消费的金额上，发展消费是西安大学生消费中的重要一部分，投入30～100元报名费考证的学生占到了31%，100～300元的则占到了19.5%，除了报名费外，还有资料费和培训费等。

交往消费是大学生为了满足情感需要、获得社会认同而进行的消费，包括通讯、网络、恋爱、聚餐等。74%的大学生每个月上网费用在30元以下，19.5%在30元～50元之间，7.5%的大学生上网费用过高，在50元以上；通讯费方面，每月50元以上消费的占到了34.2%；享乐消费主要是指大学生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消费，近半的学生每学期至少出去旅游一次，旅游费用因人而异。

3西安市大学生消费的基本特点

3.1消费结构

西安市大学生的消费结构总体合理，基本不存在浪费和盲目消费的现象。西安市大学生消费总额中占比例最大的是生存消费。其次是发展消费，再次交往消费和享乐消费越来越受到学生的重视，这说明大学生在加强自身竞争力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生活质量。

3.2消费心理

从调研来看，大部分大学生认为应该节制消费，而且消费时应该做好性价之间的平衡，这说明大学生总体消费观念还是比较理性的。但也有部分学生过于追求名牌，如调查品牌重要程度时，近50%的人认为品牌较为重要，而且23.5%还认为品牌非常重要，更有甚者不顾自身经济情况一意追求名牌。从中可以看出，还是有一些不良心理存在于部分大学生的消费中。

3.3消费行为

调查发现，西安大学生消费行为比较健康。近32%的学生每月生活费会有剩余，而且61%的人愿意将剩余部分转到下个月。同时，也发现大学生消费存在一些不良心理，这些心理导致了不合理的消费习惯，如近62%的人认为可以提前消费。

4西安市大学生合理消费行为引导对策

4.1个人角度

大学生应该从自身的内部出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外界的诱惑有一定的抵御能力。当前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经济能力决定了大学生自身不可能和独立的社会个体一样消费，更多需要家庭的供给。在消费过程中，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消费。所以从自身做起，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4.2家庭角度

从父母来说，必须有正确的消费观，要以身作则，在日常消费中要有节俭的意识。在很多存在不合理消费观念的大学生身上可以看出，他们家长的平时的教育过程中就存在问题，自身也存在不正确的消费观念。比如，有的父母就教育子女要注重同学之间关系的培养，造成大学生在人情消费上花费过多。家庭是当前大学生消费资金的主要源头，大学生的日常消费大部分是家庭供给的，必须从根源上对大学生消费进行控制。

4.3学校角度

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形成一种适度消费、合理消费的舆论氛围对当前大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群体之间有很强的从众性和攀比性，良好的校园消费氛围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有着非常好的效果。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消费观念。

4.4社会角度

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中，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影响着当代大学生。比方说“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就是一种极度拜金主义的体现。所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对大学生树立合理的消费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社会应给予大学生正能量。

5结语

大学生的消费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很多问题，都与错误的消费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观念，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大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李静，山东省大学生消费调查及引导策略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9

[2]高守贵.走进当代大学生消费[J].消费经济，2004，（2）

合理消费论文篇7

[关键词]都市化 消费文化 生产与消费 精神生产 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0；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119-07

与农业社会相比，城市最显著的功能与特征即它的消费性。与传统的城市消费相比，在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财富、文化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聚与迅速膨胀，不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城市社会固有的消费功能获得了极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级换代，以至于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从群类到个体，从历史文化到自然遗产统统被卷入到消费、消费、再消费的潮流中。这既是当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消费文明，也是都市消费文化研究在中国学界迅速升温的根源。综观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研究，其突出问题可概括为“跟着西马走”（如卢卡奇、波德里亚、霍克海默等）与“跟着感觉走”。前者忽略了作为母体、比子孙更高瞻远瞩的父系经典理论，未能从社会生产的总体性与历史发展角度探索出适合中国经验的当代批判话语；后者则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揭示的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原理，直至沦为毫无理性反省能力、随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时髦文化批评。要想真正完成解释与批判消费社会现实与文化经验的理论任务，在当下急需以都市化进程为现实背景，重温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并从对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的总体把握与发展创新角度建构出其当代形态，由此为消费文明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框架。

一、对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理论的再认识

在红尘滚滚的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首要困惑源自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错乱。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会生产结构在总体上重生产、重积累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向重消费、重流通的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转型的直接表现。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社会生产结构在逻辑上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1] （P91） 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中对它们又分别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侧重于‘生产’，而希腊商业文明则侧重于‘交换’等。以时代而言，古代社会在总体重‘生产’，如资本主义早期的清教伦理、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勤俭、节约’意识形态；而当代世界的主潮则倾向于‘消费’。”[2]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当代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速中升级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直接相关。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与财富越多，城市的消费性质与服务功能就越明显，这在农业社会的大城市（如中国北宋时期的东京、南宋时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现。而在当代随着人口、财富、资源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转移与高度集聚，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都市社会固有的消费性质与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生产向消费形态的倾斜与转型。正如罗维斯所说：“随着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争已从生产领域（商品生产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转移到再生产领域（即维系稳定的城市生活的水准，如果不是提高的话）。”[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当代背景下，由于现代服务业与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们在观念上特别容易遗忘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同时也必然要忽视或否定生产要素及其种种物化形态在实践上的重要性，这是消费要素与行为在后工业社会中被高度重视乃至无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经济为例，是过分强调第三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的优势，并以之作为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在理论研究上则以“消费资本化”为代表，核心是“消费能产生资本，消费者因此能成为‘资本家’”。[4] 其最极端的表现则在被中国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极点的波德里亚。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终结――“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这是能指/所指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知识和意义的积累、复合话语的线性意义群成为可能”；“这同时也是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辩证法的终结，这种辩证法曾使社会积累和生产成为可能”；“这是话语线性维度的终结、商品线性维度的终结”――来形容他眼中的消费社会，并得出“生产时代的终结”这一关于当今世界的宏大叙事结论。[5] （P6-7） 正如所有“说大话”、“说狠话”、“说过头话”的宏大叙事一样，波德里亚直接宣布作为社会生产结构四要素之一的生产环节走向终结，也明显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学理问题以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问题。因而，对此需要加以订正的是，说消费的重要性在后工业社会中得到极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领域与方面已占据了主流地位，是未尝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产时代的终结”，则需要进一步的推敲与小心求证。

要想在观念上真正解决这一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重温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精辟阐释。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表述为三个方面。首先，生产决定消费，因为“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任何现实的消费活动总是要以生产、分配、交换环节提供的生活资料为基础与对象。正如俗话所说“镜子里的烧饼不能充饥”，马克思把这一点称为“肤浅的表象”。他指出：“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P6-7） 其次，“消费也是生产”，因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是“一个有机整体”。作为有机整体，其相互之间远远超出简单的机械作用关系。如马克思说：“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 （P17） 这是马克思以其时代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为现实背景的理论创造。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相比，以工商业与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使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以及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推动作用逐步展现出来。这是马克思更看重“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远的面向未来意义的科学论述。再次，是生产与消费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马克思指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6] （P9） 在某种意义上，这代表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高认识与理论境界，其精髓即消费与生产是互为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就此而言，所谓“生产时代”单方面的终结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同样也等于“消费时代的终结”。这就为我们清理各种片面的、极端的消费理论提供最具现实价值的理论基础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原理的重温与再认识，既不等于无视在都市化进程中日益壮大的消费文明现实，也不等于彻底否定当代消费社会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所做的某些敏锐分析与尖锐批判，而是要通过对被其扩大、吹胀了的部分的消肿、还原与批判性建构，将消费社会与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与有效的应用范围真正确定下来，为科学的、全面的认识与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础与合法的框架。

二、生产与消费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阐释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12） 等命题，是马克思消费理论中最重要的“硬核”与最闪闪发光的“慧识”，构成了我们研究当代消费社会发展与消费文化生产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消费理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一个天才的理论预见，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仍在发挥着决定与支配作用，由于后工业社会与消费文明社会在其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与低级阶段，因而其对社会生产直接的现实影响与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现。这也是当时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不理解“消费也是生产”的主要原因。但随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后工业社会兵临城下，特别是以都市社会为中心、消费环节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突出，马克思“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内涵的广阔现实土壤，并在后工业社会或消费文明时代一洗历史尘埃，焕发出灿烂夺目的真理光辉。对生产与消费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进行考察，既出于推动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确认识与把握这个消费声浪越来越喧嚣、一浪高过一浪的现实世界。

首先，城市的发生与发展既是生产与消费走向对立与更高矛盾状态的始因，也是推动整个社会生产从生产向消费环节转向的主要机制与力量。从起源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7] （P5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人类在聚集空间与生产实践上的重要分化，具体是生产要素在以农业文明为母体的乡村社会中成为主体，而消费要素则在以工商业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间中获得了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最初的城乡区别恰好构成了消费与生产分裂的第一种现实形式。尽管城市的工商业与城市化水平有历史的与现实的差异，但其消费本质始终如一。以马克思・韦伯划分的城市类型为例，尽管他根据经济因素把城市分为“消费者城市”、“生产者城市”与“商人城市”，但从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为一个同农村区分的实体出现的地方，不管是领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还是市场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两种性质――家族和市场――的经济中心……是市场定居点”，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费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产者城市”，由于“工厂、手工工场或者家庭工业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实际上也主要是指“它们供应外部区域”或“它们的商品输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有本质的区别。这在逻辑上恰好说明交换、消费等非生产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与主要形式。又如经济史学家将中国古代城市划分为政治型与经济型，前者以开封为代表，“工商业是贵族地主的附庸，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封建性超过了商品性”，“充满了腐朽、没落、荒淫、腐败的一面”，后者以苏、杭为代表，其“工商业是面向全国的”，流露着“清新、活泼、开朗的气息”。[10] （P158） 尽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业或消费市场受到较多的压抑与限制，但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体上倾向于消费而不是生产。以清代都城北京为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20世纪初，城内有常住人口70.5万人，其中专享俸禄的八旗子弟和官员、差役、兵勇等非生产人口达28万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这样庞大的消费群体和较高的消费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与娱乐消遣相关的手工艺、戏曲、书画等文化娱乐业的发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动社会生产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主要机制与力量，城市化进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间与人口规模越大，其社会生产总体上的消费性特征就越明显。而消费社会在当代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则与当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12] 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飙升直接相关。

其次，当代城市人口与空间规模的扩张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费功能与水平，使生产与消费以更加复杂的方式相互缠绕在一起，这是人们在研究当代文化时“只见消费”、“不见生产”的主要原因。按照阿尔温・托夫勒的看法，人类至今已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业文明，它们对人类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产生了至为关键的重要影响。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而言，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是一体化的。工业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的生活劈分为两半，造成了生产和消费的分裂与对立。在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与生产的关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简单纯朴，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泾渭分明，而是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托夫勒提出的“消费者的生产力”与“产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创造财富”或专业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合而为一，是后工业社会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测怀孕器的使用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数百万妇女取代了医生和化验室的工作，“这个自助运动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它代表了从被动的消费者成为主动的产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运动”为例，其意义决不仅是“自己动手干活的趋势”；它表明“消费者更紧密地卷入生产过程之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传统的区别消失了”，预示着“生产转向经济的第一部类”，并具有“改变市场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我们整个经济思想”、“改变经济冲突的基础”等重要意义。[13]（P370、P375、P379、P381） 在逻辑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会理论，恰好在经验层面上印证了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具体言之，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对应于“民以食为天”的农业文明时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创造出大量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费也是生产”（“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对应于“市场也是生产力”的工业文明，其主题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场中的“二度创造”，对于物质生产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则将当代消费文明或后工业社会的本质与深层结构充分揭示出来。这不仅表明生产与消费要素在逻辑上更紧密地相互缠绕在一起，凭借传统的感觉或简单理论思维已无法把握其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揭示出生产与消费环节在现实中已超越了两者非此即彼或泾渭分明的低级形态，并借助人类个体与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社会生产诸要素新的和谐与统一。在此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以消费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实际的生产领域，但却不能因此而得出生产环节已经终结的片面结论。在物质生产上，尽管消费环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功能日益突出，但总体上“让百姓更多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依然任重道远。”[14] 在精神生产上，可以读者中心理论为例，传统的作家中心让位于读者中心既是消费时代的附属物，也是这一理论宣扬“作者死了”、“无原本的复制”、“所有一切都是类像”[15] （P32） 的根源。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作者的写作、作者创造的原本等生产过程或产品在前，后现代的“读者中心”、“复制”等同样是不可能获得其生产对象的。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尽管其文化评书可以增加许多有趣的噱头和花边，但如果没有《论语》、《三国演义》等原本及其强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也是不可能有当代这些文化说书人的再生产与传播实践的。由此可知，在消费时代，生产仍在继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终结，而只是两者的结构关系有所改变，或者说生产与消费要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为有机地统一起来。

由此可知，对于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费与生产的相互适应与相互依存原理为基本逻辑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机整体”为总体理论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当代消费文化研究者对消费功能的神奇夸大与无限吹胀，后者充其量只是对马克思“消费直接是生产”、“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浸入精神生产”等命题片面理解与发挥的结果。特别是从自然环境保护与精神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当下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中日益泛滥的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样认识到生产环节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费与生产的内在关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费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我们认识消费文明的本质，以及当代人正确理解与科学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与科学方法。

三、消费时代的精神生产新变与文化消费异化

在某种意义上，消费的逻辑不仅强烈改变了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深刻地影响到当代的精神生产过程。如果说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术产业对传统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对现代工业体系的有力挑战，与那么后者则直接体现在“实用”与“审美”、“经济”与“诗意”、“功利”与“非功利”等一系列传统矛盾在当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与有机结合上。从总体上看，如果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始于城市与乡村的分裂与对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如同资本主义敌视诗的道理一样，经济发达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产的障碍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与乡村则多成为文学艺术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对象，那么也可以说，在都市社会这一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现而分裂的“物质”与“精神”、“实用”与“审美”、“铜臭气”与“人文气”正在走向新的综合与统一，文化资源成为生产对象、文化生产成为生产力要素、文化市场成为更有活力的经济空间，以及文化消费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标志。这一进程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也是在当下急需加以研究与关注的。

从积极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产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原本与经济活动关系疏远甚至相互敌对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在当代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支有着重要实力与远大前景的生力军。对于整个社会生产而言，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合一增加了生产资源与劳动力要素，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多样性并现实地创造了巨额的社会财富，为当代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与现实可能。与此同时，精神生产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更为积极与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以“旧型工业化”为主导的传统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间、自然资源的空前紧张正在陷入巨大的发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须通过寻找新的资源、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发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费不生产”的精神文化摇身一变为财富神话的创造者，并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软资源”与文化生产力要素，使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成为现实，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源与新方向。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使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当今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经济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讲，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是消费而不是生产，侧重于对人类已有物质生活资料与财富资源的交换与分配，而不是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可以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实践。它们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已积累了大量财富与消费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当代社会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的现实表现。而由于消费的扩张总要建立对生产环节的挤压与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两者之间固有的平衡与秩序并导致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这表现在物质生产上，是恶性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环境，表现在精神生产上，则是一种更为加严重的文化异化现状。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精神生产的精神本性被“物化”与“异化”。在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鸿沟，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质层面、实现精神生产目的最重要的条件与基础。如现实主义文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代主义艺术家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抗议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和“文学艺术的批判现实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已开始试图弥补两者之间的对立，但由于生产环节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尝。但在当代以都市为空间基础的大众文化中，则迅速实现了精神生产的物质化与消费化进程。不仅那种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生产被迅速地物化或异化，那种不直接满足生理刺激与本能欲望的审美精神也同样不复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作为劳动异化的延伸形式与当代形态的“文化消费异化”，具体言之，“人们消费的低俗文化对象越多，他们实际上享受到的精神价值就越少；人们对这种粗放文化消费品占有得越多，他们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苍白。也可以说，他们越是消费，他们就越丧失消费的能力，并且在心灵上越来越饥饿”。[16] 由此可知，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尽管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建设得都比较好，但由于文化消费的这种异化现状，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过上一种真正有质量的当代生活，同时也没有使大都市与城市群实现“更有意义、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质。[17] （P7） 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社会在精神生产上存在的问题，与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同样严峻的。

在被消费的逻辑严重扭曲的当代精神生产中，尽管可以给城市本身的物质发展增加份额，但由于其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反过来直接败坏了城市的本质，因而又从根本上威胁着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应对过度消费化给城市肌体与功能带来的创伤与阴影，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本质属性所作的研究与重要论述。其要点有二：一是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差异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经济学时曾以讽刺的口吻指出：“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原谅的。”[18] （P298） 二是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阐释作家的艺术劳动。如王元骧指出：“他对于文艺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的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评判的。所以他认为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也就不成其为诗人了’。他痛斥资本主义社会使作家创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变为仅仅为了谋利的时代，使‘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而仅仅为资本、利润来进行创作，提出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他‘决不应该只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9]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西方学者费彻尔所说：“马克思认为幸福的集中体现就是活动、积极性，而不是消极的消费。”[20] （P116）在某种意义上，这不仅表明在理论上过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消费化是错误的，同时在实践中完全将精神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也会使都市精神生态出现严重的污染与问题。

都市消费文化对当今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影响构成了我们阐释与批判消费文明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对都市消费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与都市群对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样，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高级精神形态与当代世界精神生产与消费的话语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样使当代精神世界、特别是在文化消费上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正在成为在当代语境与现实背景下实现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总之，在到处充满了熙熙攘攘消费声的都市社会中，一方面以马克思的生产消费原理为基础，才能深刻地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本质以及把种种错误的反映、认识与阐释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为指导，才能消除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与精神异化，使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发展走上和谐与科学发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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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消费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绝对收入理论

一、引言

消费函数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西方消费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至50年代中期,自凯恩斯(Keynes)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建立起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函数关系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兴盛的时期,同时由于消费函数在凯恩斯波动分析中的重要地位,导致许多学者去估计消费和当期收入之间的关系,而研究的结果却与凯恩斯的说法相反,消费和当期的收入并非是一致的和稳定的。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里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跨时期的解释模型。持久收入理论把人们的收入分为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并认为人们的消费主要不是与他的暂时收入有关,而是与他的可以预计的未来收入,即“持久收入”有关;生命周期假定以人的生命周期为线索,用更为理性和实际的方式,对人们的消费与收入的数量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测定。这一时期,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占据主导地位。第三阶段是70年代后期至今,预防性储蓄假说、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缓冲库存储蓄假说(即在境况差时维持正常消费或在境况好时增加消费)等不确定理论开始了其统治地位,西方消费理论正逐步走向成熟。直至如今,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理论,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X(YW)其理论纲要是:从现期的收入高低状况来分析消费和储蓄,假定不存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即期实际收入决定消费支出,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遵循递减规律。依照凯恩斯的宏观消费函数C=α+βY,(C为当期消费,Y为当期收入)消费由目前可动用收入决定,没有考虑个人对预期收入或对消费的时间偏好。

二、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实证研究

1、对消费与收入线性关系的分析

于俊年(2000)分析了农村消费需求状况,并分别按不变价和现价对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张保法等(2000)对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国涓、唐焕文(2003)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1987-1999 年期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实证分析显示该时期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88,并据此进一步提出应该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轻农民负担等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本文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出发,通过模拟1978-2008年期间山东省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推导出该省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模型,并对得到的有关结果进行初步分析。CE表示人均消费,NI表示人均纯收入,DD表示虚拟变量。本文所需数据来自山东统计信息网。

①散点图分析

对人均消费CE、人均纯收入NI进行散点序列分析如下: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在1997年之前和之后CE与NI各存在线性相关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此处需引入虚拟变量DD(1997年之前赋值为0,1997年之后赋值为1)。

②回归分析

设回归分析式如下:

CE=β0+β1*NI+β3*DD*NI+β4DD+μt

令NI1=DD*NI,通过Eviews分析结果如下

CE=19.96569+0.747802NI+0.036710NI1-342.6761DD

模型的F-statistic=10749.39>F0.05,(4,27)=2.73,模型总体上显著;可决系数R2=0.999163,可调整的可决系数R2=0.999070,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高;除了常数项C之外,系数的t检验值都大于2,表明各系数均显著的不为0,当期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对农民的当期实际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DW值为1.9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位于区间(dL,dU)=(1.23,1.65)(通过查DW检验临界值表,α=0.05,T=31,k=3)的右侧,因此模型误差项不存在一阶自相关;虽然常数项不显著,但考虑到实际情况仍保留,因为收入不增加人们也要消费这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另外,模型各系数的符号也符合经济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本模型设定比较合理,所选用的数据恰当,较好的模拟了1978-2008年期间山东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从而验证了凯恩斯的宏观消费函数。

2、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

国内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集中在运用不同消费假说的基本理论,并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拟合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上。使用的消费函数、计量方法不同,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结果也不尽相同,如柳建光(2006) 通过估计消费收入弹性的协整模型,间接计算的边际消费倾向在0.35-0.44之间,刘长庚(2005)使用递推估计方法对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在0.64-0.91之间,并且在1993年以前呈递增趋势,1993年之后不断下降;杭斌(2007)使用的协整分析方法估计的结果在0.75-0.90之间,认为随城镇居民财富目标的提高,消费边际倾向呈下降趋势。

本文采用梯次回归的方法,以每10年为一期对消费函数c =α+βy进行回归。具体做法是: 对1978-1987年10年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进行回归得到该期的边际消费倾向MPC1 , 对1979-1988年10年间的数据回归得该期边际消费倾向MPC2 , 依此类推, 对1999-2008年10年间数据回归得该期边际消费倾向MPC22。根据上述梯次回归方法, 运用Eviews计量软件得到各期的边际消费倾向(MPCi) 估计值如下表所示。

并将所得到的结果用二维折线表示出来,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边际消费倾向在刚刚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阶段上逐渐增加,到1992年时达到阶段性的最高点,随后下降,并于1994年达到阶段性低点并开始反弹,但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巨大的外部冲击下,边际消费倾向开始持续回落,直到03、04年才开始再一次的触底反弹。

同时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得到了体现。

3、对以上结果进行现实经济意义分析

(1)、在对消费函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中,我们得出在97年出现突变,与此同时,在边际消费倾向的分析中,边际消费倾向的增长趋势也在97年发生反转,结合发生突变时的经济背景,本文认为发生突变的原因为: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9.6%下降到1998年的7.3%,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农产品价格的走低,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入水平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促使人们减少消费;②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最直接和最大就是出口,出口总额增幅由1997年的21%下降到1998年的0.5%,而大量农业人口在外向型经济的企业里打工,企业经营困难,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就直接的受到影响,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往往是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2)边际消费倾向在1993-2005年间呈现总体性下降趋势,其中固然有之前对1997年突变分析中的原因,也有一些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的深层次情况:①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引导下,以及93、94和95年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②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住房制度、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了人们的预期支出,人们为了住房和子女的教育,不得不压缩当期的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的调查,我国消费者处理收入的首选方式是储蓄,选择率高达60%,其中为子女教育而选择储蓄的高达38%,为购房而选择储蓄的为15%。因此,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给居民带来的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是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步得到完善,也对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产生了影响。

(3)边际消费倾向从04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同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①国家自2004年开始至今连续7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大“三农”扶持力度,取消农业税,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的惠农政策;②我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处于高速发展,这些都为农民带来了增收。

(4)在根据现实数据拟合的凯恩斯消费函数中,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系数0.748,意味着农民收入中平均有74.8%被用于消费,这可能同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收入偏低有一定关系,因为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收入较低的消费群体往往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意味着增加农民收入将有助于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的实证分析,为扩大内需、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提供了理论指导。因而在以后的经济生活中,为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政府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继续加大种粮农民

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社会预期,增大边际消费系数,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

2、加大金融扶持,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明确分工,加强业务创新,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建立适合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的农业信贷投入机制;完善信贷风险防范体系,创造良好的农村金融外部环境;积极推动我国农业生产保险制度的建立;深化邮政金融改革,使其与农村金融改革相配套,在此基础上配合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组等机构,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3、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增加用于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和贫困地区科技水平方面的财政投入,建立广泛吸收各类社会资金参与农村扶贫开发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4、逐步建立农业灾害补偿机制和市场风险补偿机制,对农民因灾害和市场风险造成的损失,政府提供适当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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