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保护论文范文
消费者保护论文篇1
首先对消费者实行特别保护的需要。在到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民法对消费关系的调整，坚持一个原则，即商人和消费者之间，要使用民法的有关合同一般规则，采用了一种叫做买者当心的原则。民法认为，我不管你是消费者还是非消费者，你和商人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我对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措施，你自己要当心。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适用“买者当心”原则。
19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这样一个原则越来越感觉到不合适。在现代社会里，随着大公司、大企业的蓬勃兴起，消费者和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在交易的时候，表面上他们是形式上的平等，实际消费者是处于弱者的地位，他们缺乏和对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常常采用格式条款，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特别由于技术的发展，对于许多产品的瑕疵，因为这些瑕疵造成了损害，最后也很难举证，很难寻求保护。加上消费者势单力薄，在受到损害以后，往往很难从那些大公司、大企业里获得赔偿。正因为这些原因，从19世纪以来，对消费者特别保护需要的压力越来越大。
其次，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爆发了消费者权利运动。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强烈要求立法对消费者给予特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逐渐从民法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律。从《消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也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不适合于把它完全包括在民法里面。消费者的权利很难说都是一些民事权利，它已经超出了民法所确认的民事权力的范畴。过去我们出现一些案例，有时候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法官在判决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直接引用《消法》，曾经引起过讨论。比如，涉及到一些权益的侵害，买东西没有如实告知有关产品的使用方法等等，法院能不能直接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的知情权，判对方承担民事责任。我个人看法，如果民法有直接规定，还应该直接援引民法。因为，民事责任来源于对于民事义务的违反，民事义务对民事权利的侵害，直接由民法确认的，根据是民法。《消法》有些跟民法不完全一样，有它特别的特殊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消法》一定要从民法里分离出来。例如，有关没有告知产品使用方法，这个在《合同法》里有规定，直接用《合同法》就可以了，不能用引用知情权打官司，因为消费者权利和民事权利是不完全一致的。
另外，有一些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这也不都是民事责任能包括的。比较典型的，像许多国家在《消法》里确认召回制度。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可以将“召回”写在我们的民法里面，包括我们正在搞民法典的制定。我个人的看法，它不是民事责任，或者不是民事制裁措施，它主要是在《消法》里或者在有关产品责任领域里所采用的措施，不应该在民法里，它跟民事责任有很多区别，民事责任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发生纠纷以后，要有一方提出请求，才产生民事责任。像召回这样的措施，必定要产生纠纷。
比如汽车出现瑕疵，主要你的生产者发现有瑕疵，即使现在没有产生纠纷，你也应该履行召回的义务，应该把有瑕疵、有危险的汽车召回。同时民事责任必须有一方提出请求，才能采用这个条例。但是对于召回来说，不一定一方提出请求，或者没有受害人提出请求的情况下，生产者应该负有把有瑕疵汽车召回的义务。而且民事责任通常不需要政府机关介入，因为受害人直接到法院寻求补救，政府一般不干预。但是召回制度有政府的干预，你不履行召回义务，政府应当主动干预。这和民法的民事责任也不太一样。
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从民法里分立出来的一部，我们在法律上把它称为“特别法”。从性质上来说，它是既具有包括民法的规范，同时也包括行政法规范，我们称为经济行政法律，也有人称“经济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一、关于消费者的概念
王海事情出现以后，消费者概念引起广泛的争论，究竟什么是消费者？首先消费者只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为消费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应该受《合同法》的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这个主要理由有这么几点。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就是为了保护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弱者指的是个体、单个的社会成员。单个的社会成员与大公司、大企业发生买卖关系、服务关系，始终处于弱者的地位，法律上应该对他们倾斜。这就是消费者，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假如将消费者范围扩大到单位，这样将会改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的宗旨。单位本身不是一个弱者，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护自己，法律上也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个别的保护。如果这些单位和经营者之间出现纠纷的话，双方都可以通过合同来主张权利。假如对一方进行特别的保护，反而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所确认的这些消费者权益，都是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
消费者权利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总统肯尼迪1962年在《国情咨文》里提出来的，经过发展和补充，现在形成了几大消费者权益，包括知情权、安全权、选择权等等。我们国家的《消法》采纳了这些经验，具体列举了各项，比如消费者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等等，这些都是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个人享受的权利，不是赋予一个单位享有的，它不是一个团体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消费者概念扩大到单位以后，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概念都要发生变化。比如广泛流行的对消费者隐私权的保护，这实际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概念。单位怎么可能享有隐私权呢？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称的消费是指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而单位虽然也可以订立买卖合同而接受一定的商品，或订立有关服务合同而接受一定的服务，但就生活消费而言，单位本身不能直接使用某种商品或直接接受某种服务，也就是说不能从事某种生活消费。
我认为，在市场中，所谓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从比较各国立法对消费以及消费者的定义来看，实际上，消费者这个概念它在商品交易领域，它是和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就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购买或者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只要不是用于交易，不是为了盈利为目的，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消费，不管他购买这个商品是自己使用，是送人，是保存，是供自己欣赏还是用于其它的目的，或者供自己的家人使用，都可以看作是消费者。
这里法律只是划了一个线，就是把他和商人区别开，只要买东西不是为了卖的，就是消费者。至于这个东西买来以后，做什么用途，这个法律上称为一种动机，这个动机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不能以动机来划分谁是消费者还是非消费者。所以，考察各国消费者定义，一般没有考虑到动机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买那个商品的时候，是因为可能想索赔的，主张1＋1赔偿的，所以我买这个商品就不是消费者，不能这样认定。他在购买的时候，究竟想做什么用途，这个是动机，法律上很难判断，也可能买来就是保存，就是欣赏，这个法律上也没法干预它，不能将消费者的概念变得太狭窄了。
二、消费者保护在民法当中的发展趋势
（一）合同领域对消费者保护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对格式合同和免责条款的限制。格式合同是指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我们称为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标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我们买到一张机票，机票上面的说明，就是格式条款，它规定乘客应该在多长时间内到达机场，应该只准携带多少公斤托运的行李等等，这是典型的格式条款；还有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商店贴出一些店堂的告示，还有挂出去“货物出门，概不退换”；包括所谓“买一罚十”等等，这些都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制订者通常是大企业、大公司，这些公司、企业使用格式条款，确实经济上有很大的好处，节省交易费用。他预先制订出来以后，可以以这个格式条款和大家订合同，这样就不需要和每个人一对一地谈判。
格式条款首先是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就是说格式条款在合同订立之前就已经制订出来了，而不是双方在反复协商的基础上所制订出来的。
（1）格式条款是由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订的。这就是说，格式条款在订约以前就已经预先制订出来，而不是在双方当事人反复协商的基础上制订出来的。制订格式条款的一方多为固定提供某种商品和服务的公用事业部门、企业和有关的社会团体等，有些格式条款文件是由有关政府部门为企业制订的，如常见的电报稿上的发报须知、飞机票的说明等。
（2）适用所有不特定的相对人，它不是为某个人制订的，是为跟他订约的所有的相对人制订的。
（3）格式条款最重要的特点是定型化，这个条款在内容上是固定的，是不可修改，不可变更的。常常我们判断一个条款是格式条款还是非格式条款，关键我们要看对这个条款双方能不能协商进行修改，进行变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个人问我买卖房屋的时候，双方顶一个合同，后来开发商又搞了一个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是对车位的使用，他说车位的使用应该交费，搞一个补充协议，给每个消费者都发了一个。有的人拿到以后，在上面都签字了，也有人对这个条款提出问题，也有人拿到通知跟开发商商量，最后把条款改了。
这个条款是不是应该当做格式条款处理，应不应该包括《消法》和《合同法》里有关格式条款的有关规定？这个我们就看这个条款本身是不是能修改的。如果开发商明确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是根本不能改的，那这就是格式条款。如果这个通知发出来以后，可以跟他单个协商，可以改，那就不是格式条款。至于有人拿到以后，你不跟他协商，你就签字了，这个只能说你自己丧失了协商的权利，但是并不是说你丧失了协商的权利，这个就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定型化是区别一般条款的主要特点。
过去一直有一条规定，因为发报出现了延误，造成的损失，电报局仅以电报费赔偿，这对消费者非常不公平。一个电报发错了，本来是发往重庆的，却把款汇到成都了，中间耽搁，给人家造成几十万的损失。最后电报局提出来，以2.8元发报费来赔偿。很长时间一直是这样，这个格式条款是不公平的。
（4）相对人在订约的过程中，是处于附属的地位。这个相对人主要是消费者，他并不参与协商过程。只能对一方所制订的格式条款，概括地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而不能就这个条款讨价还价。
格式条款的出现，可以说是20世纪在交易领域里出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给条款制订人带来很大方便、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对消费者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消费者尽管在和对方订约的时候，可以表示接受，也可以表示不接受，形式上好象符合《民法》的平等原则。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只能被迫接受，特别就条款本身来说，我们要去发电报只能到这里发，到这里发报的时候，我又只能接受这个条款。表面我们两个人之间好象是平等关系，实际是不平等的。
格式条款的运用对民法的合同自由是一个冲击，为了强化对消费者保护，世界各国立法普遍都是都采取了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的措施。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4条明确规定，不以格式合同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民事责任。这个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制定《消法》的时候，把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格式条款仅仅是一个书面的合同，仅仅理解成不可更改的书面条款。
格式条款不仅仅包括书面不可更改的条款，这里谈到通知、声明、店堂告知，只要他是可以成为未来合同里的组成部分，可以成为未来合同里的条款，那么它都是合同条款。所以，《消法》24条有一个毛病，它把这些从格式条款里排除出去，实际不是这样，它也是格式条款的组成部分，格式条款的标的是多种多样的。店堂告知、通知、声明这些都是格式条款的表现形式。
除了《消法》对格式条款做出限制以外，民法主要是《合同法》，专门又设置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合同法》第39、40、41条对格式条款进行了规定。这里，概括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对格式条款如何限制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民法主要确定这么几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要求格式条款的制作人，在使用格式条款订约的时候，必须要满足提请合理注意的义务，这是最基本的规则。在民法、《消法》上有这么一个原则，叫做没有提醒合理注意，这个条款视为不存在。你没有提醒我注意，我可以认为你这个条款对我是不存在的，根本没有订立合同。
比如对有关保险的处理条款，你提醒注意的时候，必须详细向对方说明，涉及到免除责任条款，必须向另一方详细做出说明。现在出现一些纠纷，投保人提出来，当时我和他订合同的时候，对方并没有给我做出这些解释，说这些是免除条款，他没有跟我解释，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跟我提醒注意，那我可以视为这个条款不存在。还有一些格式条款是印在收据反面。比如，有一些洗衣店有这样的条款，“如果发生了把衣服洗坏了，仅以衣服五倍的价格赔偿”。但是，它都是印在收据的反面。这样从法律来说，这个是没有提醒合理注意，因为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首先认为收据就不是正式的合同文件，不能提醒一般人注意，更何况你印在收据的反面，一般人很难注意到，在收据的反面会有这样重要的格式条款存在。
第二个规则，如果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条款制作人的责任，加重了相对人的责任，这个条款是无效的。比如我们前面告知“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个我们解释为不合理地免除制作人的责任，同时加重了相对人就是消费者的责任，所以，这个条款无效。
我们根据《合同法》第40条，可以直接解释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第三个规则，格式条款不得排除相对人的主要权利。在这里主要是指对具体的合同关系中，所应当享有的主要权利。比如在买卖里，要求三包、退货等等这些权利，以及有关《消法》里规定的消费者所应当享有的，在具体交易关系里享有知情等这些权利，如果不合理地被排除，也可以认为这个条款是无效的。
第四个规则，如果涉及到格式条款本身发生了争议，这个条款本身是不清楚、不明确，在这个时候，就应当按照有利于相对人，而不利于条款制作人的解释来进行解释。
比如友人把一辆摩托车放在保管人那里保管，结果它在保管期间被偷走了，保管人提出：保管合同中有发生天灾、人祸概不负责的条款，摩托车被偷是人祸，所以不承担责任。而委托人认为，人祸的概念主要是指生病，不应该包括东西被偷了。双方发生争议。
法律有规定，出现格式条款争议以后，应该对条款的制作人做不利的解释。主要原因就是法律上考虑，条款的制作人在制定这个条款的时候，本身是尽可能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在考虑的。所以，这个条款已经更多反映了他的利益要求，现在发生争议的话，法律上要做出一种平衡的考虑，这样有利于相对人，特别是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来进行解释，而不能有利于合同制作人的解释进行解释。比如商品房买卖里面，经常出现多退少补。现在发生争议，有的地方对多少有一个标准，有的没有规定。现在到法院打官司谁也说不清楚，多多少才是多，少多少才是少。这个我们建议应该朝着有利于相对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来解释。
我们《消法》24条明确规定，禁止不合理免除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对免责条款进行了限制。免责条款是合同法的概念，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的，目的在于限制和免除其未来责任的条款。免责条款比如刚才我们讲的“货物出门概不退换”，这也是一个免责条款，也是一个格式条款。当然格式的不一定是免责的，免责的也不一定是格式。刚才说的这个既是格式的，又是免责的。更多的合同条款里规定，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概不负责等等像这样的规定都属于免责条款。免责条款的使用，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遇到了一个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免责条款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
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合同法》，也是鼓励当事人可以运用免责条款。原因在于我们的《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所谓“严格责任”，合同责任以严格责任作为一般归责原则，意外事故不应当作为法定的免责条件，然而，当事人在订约时，有可能预见到未来会发生各种意外和风险，而合同法不承认意外事故能够免责，那么当事人如何才能控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当事人不对这些风险进行控制，那么严格责任对当事人来说就显得非常苛刻。而当事人对意外风险实行控制的方法就是在事先达成免责条款。例如，某演员与某剧院订立举行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举行的前一天，剧院已经将门票售完，但该演员突然患重感冒，不能按时演出，剧院要求该演员承担违约责任。在本案中，该演员因患重感冒不能演唱已构成履行不能，不能使其承担实际履行的责任，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因为该演员在与剧院订约时，应当意识到其可能因为生病等原因不能演出，如果他希望在出现这些意外的风险以后被免除责任，则不可能通过寻求法定的免责条件来免除责任。而只能通过事先与对方达成免责条款，一旦出现意外的风险则可以基于免责条款而免除责任。反过来说，如果当事人事先不达成免责条款，当然应当根据严格责任而承担责任。这样免责条款的达成就为当事人事先锁定风险提供了便利。免责条款作为合同的重要条款，其经济合理性还表现在：由于免责条款的设立，可使企业能预先精确地确定和计算其生产成本、利息、免除负担、消耗等，从而能努力完善管理、节省成本、降低消耗。正因为免责条款具有上述作用，因此其运用的范围也日益广泛。所以，免责条款在法律上是被鼓励的。但是鼓励免责条款以后，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大公司、大企业很有可能利用免责条款来侵害消费者的权利。怎么办？这样法律上就要有一些专门的规则，对免责条款的使用进行特别地限制，从而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
在《消法》以及《合同法》53条里，都对免责条款做出了特别限制性规定。比如《合同法》53条确定了这样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凡是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责任的免责条款无效。当然这个案例可能不涉及到消费者保护，实际《合同法》的本意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医生给必须做皮试，才能打青霉素这个药，这个人说我害怕做皮试，这样吧，你给我直接打吧，出了问题，跟你没关系。医生说这不行，我们有程序，必须要先做皮试才能打，他说没关系，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出了问题一切由我负责，因为以前我也打过。写了一个东西，凡是出了问题都由我责任。结果医生给他打，一打出了问题，现在到法院打官司。这就涉及到他写的这个，出具的书面承诺我们在法律就是一个免责条款，这个是不是有效？按照《合同法》，它是无效的，因为它免除了人身伤害的责任。你这样承诺，实际上造成了一些人身伤害死亡的后果都不负责任，这个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这就是免责条款一个重要的规矩。
前几年我们出现的案例，在商店里贴一个告示，“本店保留搜查、搜身的权利，发现可疑的人有搜查搜身的权利”，这个也可以认为是侵害了人身这样一种条款，当然它不是免责条款，但是这个和那个性质一样，都是讲法律要保护个人的人身，你侵害个人人身条款都是无效的，免责条款也是这样。
第二个规则，因为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害的免责条款，也是无效的。合同里我们规定了，对方交货后，货物的瑕疵造成的所有损失概不负责，这些条款都是无效的。这是我谈合同里的第一个问题。
2、强制缔约义务
强制缔约义务也称为强制性的合同，它指个人或者企业依法应当负有必须和对方订约的义务，很多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民法里都有规定。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合同法》有专门规定。比如《合同法》289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产生一个强制性的缔约义务是非常必要的。在现代社会，随着大公司、大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这些大公司、大企业使用格式条款，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另一方面这样法律上要对这些大公司、大企业可能会滥用格式条款进行限制。
法律上考虑到，对公共服务的领域来说，有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如果允许他们可以随便选择订约的对象，或者选择消费者，我愿意和你订约就和你订约，不喜欢你就不和你订约，对消费者权益保护非常不利，因为很多公共服务领域是垄断性的。比如供电、供水、供气等等，假如这些垄断性的企业和消费者订合同的时候，可以挑三拣四，喜欢你就和你订，不喜欢就不和你订。你不订，消费者找谁去，他从哪里获得这个服务？实际是严重剥夺消费者将会享有的这些权利。
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法律上采取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另一个办法是确立强制订约的义务。消费者只要提出了要求服务的请求，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企业就必须要和他订立合同，没有拒绝订约的权利。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在法律上保护消费者所确定的一个新的规则，这在我们合同法里好几条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拒绝订约，消费者有权在法院提起诉讼，这个诉讼当然不是一种根据合同提起诉讼，可以根据法律上有一个特别的制度，缔约过失要求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保护。
3、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对消费者的保护问题。这可以说是新的问题。电子商务是近几十年来发展的新领域，而且将来会越来越重要。电子商务的发展，确实对消费者的保护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从现在两大法系，在电子商务领域里对消费者的保护，主要强调了以下四个方面：
（1）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出卖人要尽各种披露的义务，尽可能地对自己出售的商品以及提供的服务，对消费者提供各种信息，做出各种披露，使消费者提供的商品得到了解，防止他们上当受骗，强化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这是各国立法普遍采取的做法，而且要求非常严格。
（2）法律进一步强调，要尊重和确保消费者的自主、自愿。因为在电子商务里，广泛应用格式条款，比如说互连网中的“点击”里有大量的格式条款，这些格式条款有时候根本看不明白。但是，它下面有一个点击，我同意，点击了以后，你就承认这个条款，这个很麻烦，对消费者非常不利。怎么办呢？要求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必须要求消费者明确的做出同意，不仅仅是点击我同意就行了，还要求消费者进一步做出单独的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些条款。有些国家的法律对这个做出规定，这个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自主、自愿，保护消费者和防止他在缔约过程中上当受骗。
（3）确立了反悔期，也有人称为赋予消费者后悔的权利，就是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订立合同，同意购买商品以后，还要给消费者一个反悔的期限，给他一个期限。比如法国可以定货以后七天内可以反悔，可以不要，我尽管同意了，但是七天内你可以再提出来，我不要这个货了。欧盟也规定七天。这个是民法里没有的，民法和《合同法》不允许反悔，你定了合同必须接受，怎么能反悔呢，这样合同就不做数了，但是电子商务里出现了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出现这个？当然解释很多，有的学者解释，因为这是一种远程的买卖，消费者没有直接和现货见面，都是在网上看到菜篮子里有这个货、那个货，介绍这样那样，实际它没有见货，这个时候你应该允许消费者在知道现货的实际情况以后反悔。即使他没有发现，他了解有关情况以后，他愿意反悔，这个应当尊重消费者这样一种自主、自愿，这也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这确实是必要的，正是因为这种电子商务不是一种直接的交易和一般直接现货的交易不一样，它有一定的特殊性。法律也确定一个反悔权的概念，电子商务消费者有一个特殊的反悔权。
（4）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隐私权。因为隐私这个概念，这是现在社会里非常重要的概念。最早隐私是在1890年由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布蓝代斯和欧文在哈佛评论上提出隐私权的概念，这个在法学上称为“伟大的发现”。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视隐私的保护，特别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它确实对信息的传播带来非常大的方便，造成了信息爆炸。但是对个人隐私可能会形成侵害，通过计算机可以很容易搜集个人的各种隐私（各种数据都是个人隐私）。一旦隐私受到侵害的话，后果非常严重。同时计算机的使用使得这种数据传播变得非常便捷，很容易从网上下载，向全世界传播，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高科技的发展对隐私的保护也提出非常严峻的问题。
最近我们讨论所谓针孔摄像机的使用，包括透视照相机，可以窥探别人身体部位的隐私，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高科技的发展，还包括安装各种窃听器，有的商家被发现在商场里安装各种窃听器、摄像机，有的甚至在厕所里都安装了，当然它为了防盗，但对个人隐私是一个侵害，这个也是法律上探讨的重要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隐私的概念会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宽泛。过去我们想到隐私，在欧文他们提出隐私概念时，主要是指个人私生活的秘密，后来发展到身体部位，现在扩大到个人的生活安宁、宁静等等，这些都是对隐私的侵害。比如你非法跟踪、盯梢、窥探，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什么公司，专门帮助别人查是不是不正当关系，这也同样涉及到是不是构成对隐私侵害的问题，这个侵害的是个人正常的生活或者安宁，属于隐私权的范围。
现代社会的隐私越来越重要，特别在电子商务里，各国立法专门强调，很多国家专门制定了计算机与隐私权保护条例和法规，美国专门有这样的规定。这又成为对付因为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造成隐私权的侵害。
4、这里我简单谈一下和电子商务有关的，在《消法》里出现一个概念——无店铺销售，这也是《消法》里一个新的概念。在现代市场交易里，出现了一种不需要通过店铺销售的买卖形式，这种不需要店铺销售的买卖形式，主要包括电子商务，还有在美国访问买卖，就是敲门推销，还有所谓的住家诱买等等，也主要指的是敲门推销这种形式。
有的国家在《消法》里，还有邮购买卖。主要是通过发信直接邮寄给你，这都属于无店铺销售的类型。无店铺销售有几个好处，首先无店铺节省了交易成本，极大降低了销售成本。对消费者来说，不但可以购买到不包含销售成本的、价格上比较优惠的一些商品，而且购物更为便捷、方便。所以无店铺买卖，现在也越来越流行，从今后的趋势来看，可能会越来越重要。同时，这也对我们消费者保护提出一些新的挑战。
有人预测，将来这种无店铺销售会成为买卖重要的形式。从立法上来看，现在一些国家的《消法》里，主要是确定无店铺销售的情况下，赋予购买人一种后悔权，这个是我们前面谈的，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给他一种后悔权，这是一个特殊的规则。主要因为这些销售，有时候消费者可能是在匆忙之中做的交易。包括挨家挨户上门推销，他花言巧语讲的很好，所以法律赋予了再给消费者一个期限的权利，让他去考虑，这样产生后悔期和后悔权的问题。
（二）有关侵权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
前面我们谈的是合同领域，第二块是侵权的领域。
1、产品责任。早期有关产品因为瑕疵造成消费者损害，都是使用合同责任，甚至在美国30年代也是如此。因此，消费者如果认为产品瑕疵造成损害以后，可以去找和合同有关的经营者，而且只能根据合同来告他。合同怎么规定，你就根据合同怎么起诉。
30年代，特别是消费者运动发展以后，产品的责任概念出现。产品责任概念就是指消费者或者说因为产品的缺陷，造成了财产和人身伤害或者死亡，买受人、消费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求得赔偿。因为产品责任这个概念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因为产品造成损害以后，不仅仅可以直接根据合同关系向经营者提出请求，而且可以不考虑合同关系，向没有合同关系的生产者提出请求、提出索赔。
当他向生产者提出索赔的时候，他的依据就是侵权责任，合同是不考虑合同责任、合同关系的，这种责任我们在法律上称之为产品责任。从狭义上，我们理解就是侵权责任，不用考虑合同关系，对消费者的保护非常有利。消费者因为产品造成伤害以后，可以以侵权告生产者。因为产品的瑕疵，可能很多是在生产领域里面出现的，而且生产者或者说厂家，通常具有足够的赔偿能力，而且他们确实知道究竟毛病出在什么地方。所以，消费者直接告生产者，这对消费者的保护是非常有利的。
产品责任的发展，可以说是民法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新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地强化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我们国家的《消法》目前主要确定的是一种合同责任，我们的《消法》第40条规定，当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的时，应当依照合同责任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消法》的主要规定。当出现产品瑕疵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消费者直接找经营者，按照我们《消法》现在的规定，依据《消法》直接可以找经营者，然后由经营者再找生产者。这个思路还是一种合同的思路。当然这种考虑有它的道理。它的道理在哪里？我们是考虑到消费者是和经营者相对应的，《消法》主要是解决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关系，没有引入生产者这个的概念，没有考虑到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什么关系，这是有它的道理。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消费者由于产品的缺陷造成损害，仅仅只是找经营者，这对消费者保护还是不利、不够的。所以，我个人也是建议，在未来《消法》修改里面，应当考虑把产品领域挪到流通领域去，我们不一定规定生产者有关具体的义务等等，这些没有必要重复的。因为，这些完全可以在《产品质量法》里面有具体规定。但是，应该赋予消费者这种权利，他可以直接找生产者的权利。所以，直接要求生产者索赔的权利，应该在《消法》里把它写得更具体一点，对消费者保护还是非常有利的。
2、因为产品者概念的产生，这样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我们把它称之为责任竞合的概念。
一旦消费者因为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的时候，它可以在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进行一种选择。这个概念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合同法》里把它确定下来了。《合同法》第122条规定了责任竞合。但是，在《消法》里面对这一点还没有规定，没有规定允许消费者对两种责任进行一种选择。
举个例子，比如说啤酒瓶爆炸了造成的损害;电视机爆炸了造成了损害，这不仅造成了财产损失，还造成了人身伤害甚至是死亡。从对消费者保护这个角度来考虑，首先它可以找经营者；其次应该允许他可以找生产者。当他找生产者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实际上他是产品责任，而不是合同责任了。同时当他找经营者的时候，假如他不愿意找生产者，这个时候应当允许消费者有一种选择。
找经营者的时候，他究竟应该根据合同来起诉，还是根据侵权来起诉？在不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你要是以合同来起诉，根据《合同法》是不能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的，这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国家的《合同法》也有这条。按照《合同法》不能赔偿精神损失，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合同是一种交易关系，交易关系要强调有一个“最佳”，精神损失不是在“最佳”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合同法》里，因为这是一种交易，所以法律要上鼓励大家交易，尽可能订立更多的合同。但是，假如说合同里面也可以赔偿精神损害，就会非常麻烦。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将来一旦违反了合同，不知道要赔偿多少精神损失，这样一来风险是非常大的，可能做生意的人就害怕了，如果合同责任包括赔偿精神损害，则不利于鼓励交易。
根据合同法是不能赔偿精神损害的。但是，合同也有它的好处，你要按照合同起诉的时候，因为合同责任是一种严格责任。举证是比较容易，我只要按合同来对照，你是不是违反了合同？如果你违反了合同，那么我就应该要求你索赔，非常简单，不像侵权。侵权还要证明你是不是过错，侵权的举证就非常复杂了。用合同举证来起诉有合同的好处。
现在我们给消费者一个选择，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比如，你买啤酒，啤酒瓶爆炸了，你要去告那个出卖人，你既可以按合同来告他，也可以按侵权来告他，这是两种情况，你自己去选择。你觉得哪一种对你更有利，你可以进行选择。对消费者这种选择权，实际上就是来强化对消费者的保护。但是，这个规则现在只是在《合同法》里写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将来应该在《消法》修改里面，是不是也应当增加这个规则，这个对消费者非常有利，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
合同领域的第二个情况是欺诈，对欺诈的侵权加以规定，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欺诈这种行为是我们现在社会，也可以说并不讲信用的行为。我们现在正在讲关于守信这个问题，不讲信用，很严重的就是欺诈。欺诈在民法当中主要是以《合同法》的规定，从我们国家民法规定来讲，我们现在把欺诈在合同里面规定讲一下，这个主要是在合同里面的无效和可撤销的角度来理解。
我们国家民法为什么这么考虑？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欺诈这种行为通常是在交易中产生的。因为，欺诈都伴随着一种合同关系。我们考虑欺诈都是在做生意里面出现的，我和你做生意，我骗你。因为，我向你告知了虚假情况或者隐瞒了真实情况，这样来骗你和我订了合同，收取了预付款跑了。
法律上认为，首先得解决合同的效率问题，就是说把合同宣告无效或者撤销以后，再进一步解决欺诈行为人的责任。如果，不解决合同的效力，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去要求欺诈行为人承担责任。因为，合同如果是有效的，这样你怎么去确定欺诈人承担责任，这就很麻烦了。
问题就在于，仅仅通过合同是不是能够解决欺诈现象或者是欺诈行为人所造成的责任问题？看来是不行的。原因就在于有一些欺诈，不一定是在交易中产生的，而且也有一些欺诈，不一定就都产生合同，或者这些欺诈内容，比如隐瞒、告知虚假的内容，在合同里都得到表现，这样当事人完全按合同来提出起诉，将遇到很大的麻烦。
最典型的例子，现在好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商品房买卖，做了一些广告，广告里面说，将来你买了我这个房子，门前有一大片绿地，还有网球场，还有什么高尔夫球场，结果买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但是，有关绿地的描述，这都是在广告里面做的，没有写到合同里面，这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都没有的，消费者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有办法，这种现象发生了很多。如果按照合同起诉，合同里没有规定，你没办法起诉。广告按照我们国家现在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商业广告只是一种“要约邀请”，不是“要约”。如果连要约都不是，只是一个广告，消费者的接受根本构不成承诺，不是合同问题了，这就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消费者根据什么来起诉，出现这个情况，怎么样来寻求一种保证。按照我们现行民法规定，是得不到保护，甚至是很困难，找不到法律的依据。
国外一些新的立法，像荷兰《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都规定了虚假陈述的侵权责任，把此种情况作为侵权处理。我看了一些解释，说明就是针对着我们刚才讲的三个方面情况，它说允许消费者可以作为侵权来诉讼，要求赔偿。
这个现象是很有意思，我们在讨论，在制订《民法典》也考虑到关于侵权这方面，也确实感觉到恐怕有必要对一些欺诈行为，如果合同上解决不了，不能对受害人提供保护，是不是能够允许受害人将其作为侵权提出赔偿、索赔的要求，我们觉得是必要的。
这个恐怕将来在我们的《消法》里面，我们建议修改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借鉴这种经验。否则现在消费者没有办法，你打官司的时候打不赢，找不到根据。现在有的地方，业主都联名告状、抗议，有的甚至影响社会安定，甚至闹得还很严重，就是法律上缺乏规定造成的。
3、专家责任
专家责任是具有混合性的问题，是发展很快的一个领域，是指具有特殊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在履行专业职能的过程中，给他人造成损害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专家责任和消费者保护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在很多领域，像律师、医师、会计师等等，他们有的直接面对消费者，有的是间接面对消费者。对专家责任的确定，也涉及到对消费者的保护。建议我们的《侵权法》应该对专家责任做出相应的规定。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涉及有关医疗纠纷是不是应当使用《消法》的问题。前一段讨论非常热烈，有各种不同看法，争论确实很大。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医患关系它看成是消费关系。对于医患关系使用《消法》还是有道理的。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
（1）医疗关系本质上，还是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在这种医疗关系中，医生是提供服务的一方，患者是接受服务的一方，双方实际上有一个“最佳关系”存在，尽管这种“最佳关系”不一定完全符合市场的价值。因为医院现在没有完全走向市场，也没有完全市场化，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来收费。但是它既然是一种合同关系，就具有交易的特点。应该说，从本质上还是等价的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消费关系。
（2）患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消费者的特点。患者在医院里接受服务，同在其它有关饭店里接受服务没有本质的区别，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这里是接受服务。尤其是《消法》所规定的，有关消费者的各项权益也完全可以由患者所享有。比如说，有关消费者的安全权利、知情权利、选择权利、公平交易权利、索赔权等等，包括监护权在内完全可以由患者享有。那么，在医患关系里，患者也是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因为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比较高，信息也不对称，消费者实际上处于缺少选择的被动地位，也可以说是一种弱者，需要特别保护。
（3）医疗单位现在已经逐渐地具有了经营者的特点。医疗行为尽管具有高科技、高风险等等这些特点，特别是在我们国家现行体制下，医院具有某种服务的性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大部分医院都要逐步从这种福利性、纯事业单位走向社会化、市场化和企业化运行的轨道。尽管赢利不是它唯一的目标，恐怕也要逐渐地成为医院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像我们国家现在许多私人开医院，个体行医大量地出现，而且他们的活动主要目标恐怕是赢利。所以，市场化的这些医院已经逐渐地具有了经营者的特点。
（4）把医患关系作为消费关系来考虑，是有好处的。如果患者作为消费者，在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以后，特别是因为医院的重大过失引起了医疗事故，造成了病人的人身伤害，可以允许得到消协等消费者团体的保护。这对患者保护来说，还是很必要的。
在我们国家现在的医患纠纷太多了，而很多纠纷长期不能得到解决，造成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有一些引发了很严重的社会动乱。过去我们医疗事故鉴定办法非常不合理，鉴定的机构基本上是医院的医疗行政部门以及医院的人组成的。有些法官碰到这样的问题，患者本来不是一个有大毛病的人，最后被医成了一个植物人，鉴定又不是医疗事故，没办法打官司，患者天天到法院闹，天天找市政府。这种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我们说让他找一找消费者协会，当然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多少是一个保护的渠道。通过消费者协会调解，多少对患者的保护还是有利的。我个人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消费关系，并不一定说出现了医疗纠纷以后，都可以使用《消法》第49条的规定，就采取所谓惩罚性赔偿。我个人看法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医患纠纷最后都可以使用1＋1的赔偿。在医疗纠纷里面，没有办法来确定这个赔偿的基数，是以挂号费为基础，还是医疗费用或者手术费，都很难确定。
更多的考虑，我们是把医疗关系作为消费关系，更多是强调患者享有消费者权利，应当得到消协的保护。至于1＋1赔偿，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比如说医院卖出的药，如果确实是假药，这个倒是可以考虑，可以实行1＋1的赔偿。除此之外，其它情况是不能适用的。
有关医疗纠纷的问题，法律有一个具体的规则，对医疗纠纷引起的侵权诉讼，应该按照倒置的办法，就医疗行为和损害者之间存在的医疗关系以及存在医疗过错承担责任，这个规定现在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反响。在很多报纸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规则应当说，对患者保护是很有利的。过去很多地方患者现在出现了医疗纠纷，到医院里拿不到病例，有的医院根本不给病例，甚至把病例改了。这个规则出来以后，发生医疗纠纷，举证将由医院来完成，非常有利于保护患者。
另一方面，这个规则也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就是完全将举证的责任都加在医院身上，恐怕也是不合适的。我个人看法，病人也要有一定的举证责任。比如，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是应该由病人来举证的。发生医疗纠纷以后，如果患者要到法院去起诉，你首先还是需要证明你遭受了损害，而且你也要证明，这个损害与被告，就是医院是有关系的。你连这个举证都不负，你怎么打官司，怎么确定是这家医院，而不是另一家医院有责任呢。所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是应该由病人来承担的。当然关于医院是不是有过错的问题，应当实行举证倒置。
4、关于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实际上是指赔偿的数额超出了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和一般性赔偿，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所谓的一般性赔偿，是指以实际的损害为基础所做出的赔偿，这个叫一般性赔偿，就是我给你造成多少损害，我就给你赔偿多少损失。惩罚性赔偿不一样，惩罚性赔偿是说，他可以不完全考虑实际的损害，最终的赔偿数额可以超过实际损害，这样的赔偿，我们把它称为叫惩罚性的赔偿。它和实际损害区别，是它可以超过实际损害。同时在功能上，实际的损害赔偿主要是一种补偿的功能，就是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
惩罚性补偿的功能不完全是补偿，还包括了惩罚和制裁功能。它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对非法行为的一种惩罚。同时因为这种惩罚和制裁来遏制不法行为的发生，所以它还具有一种遏制的功能。惩罚性赔偿现在主要是在美国使用。美国采用这个以后，现在逐渐发展了到英国以及其它国家采用。大部分法制国家，现在只是在非常意外的情况下行使。但是现在美国，惩罚性赔偿很多是运用在对消费者保护里面，例如，70年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惩罚性案件，某汽车公司制造了一辆汽车，发动机里面有一点毛病，但不是非常严重。可是这个毛病如果一旦出现了，将会造成车毁人亡的后果，消费者经过有关的技术鉴定以后，认为汽车公司制造的汽车确实存在着这种隐患。后来法官经过调查，发现汽车制造厂在制造汽车的时候，当时知道这个隐患。法院就判决巨额的惩罚性赔偿。理由就是，公司已经知道了有这样的隐患，还卖出这个汽车，这是毫无顾及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所以，应该做出一种惩罚性赔偿，赔偿数额非常大。
惩罚性赔偿的运用，很多人感觉到有一点不太令人理解。为什么汽车这点隐患，就赔偿几百万元美金的赔款。理由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说强调对消费者保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这是我要解释一下。在现代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按照一般法官的看法一般的惩罚性赔偿，完全是按照交易的法则建立起来的，本质上就是我给你造成多少损害以后，我出多少钱，把我给你造成的损害，把它买回来，这从性质上就是一种交易。一般性的赔偿不能达到给损害者以惩戒的目的。
我把你的电视机砸坏了，我赔你一个电视机就完了。实际上，我通过赔偿电视机，把我给你造成的后果买回来了。有很多法律专家包括法官都认为，一般的赔偿在正常情况下是公正的，反映了一种公平的要求。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对有钱的人来说，起不到遏制作用，对有钱的人来说，可能就会使他享有一种、获得一种可以给人家造成损害的权利。我因为有钱，我给你造成了损害也无所谓，我拿这个钱来赔偿就完了，这个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了不得。
所以，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形成一种警戒？就是罚得他心疼的时候，才能对他起到一种刻骨铭心的警戒作用。从这一点考虑，确实是有它的合理性。这几年我一直呼吁，我们的很多领域实际上都可以引入惩罚性赔偿，遗憾的是，我们的法律没有引入这一条。
比如说打人这个现象，在美国凡是打人一定是要受到惩罚性赔偿。我们到美国一看，每天都报一些打架斗殴，当然都是消费者消费时候的小债务。但是对于打人，只要告到法庭，只要承认你是打人的，法官不管三七二十一，那都是惩罚性赔偿，小额法庭最高惩罚是5000美金。法官马上就判决，你只要打了耳光，哪怕一个耳光，就5000美金。打人的说，我打人是因为他骂我，所以才打他。法官说不要说骂不骂人，如果他是骂你，你可以另外起诉他，告他诽谤，现在只要是打人就是5000美金。
为什么打人应当承担一种高额的赔偿？因为这样，他才知道打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我们在这点上做得太不够了。打人到法院起诉以后，我们的很多法官说，不就打了一个耳光吗，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案件还跑到法院里来。事实上，这是观念的误区，打人一个耳光，不是受点皮肉之痛，在西方来看，这是严重的侮辱人格问题，不是简单皮肉之痛的问题。我建议如果我们的社会将来要有这样的惩罚性赔偿，打人的情况会少很多，人民也会文明很多。
现在我们的《消法》49条规定惩罚性赔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现在有一些人对这条提出批评，我一直是说这个规定是非常好的，对消费者保护非常必要。
现在有一个争论问题，对知假买假的行为，能不能使用49条的规定。现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据说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什么打假公司等等，很多人对此提出强烈的批评。这个问题我有一点不同看法，我的想法也不一定对。因为在学术界看法也不一样。
去年王海在北京打了一个官司，最后判他败诉了。对于这些判决，我最近写了几篇文章，也提了不同的看法。判决认为首先消费者的这个概念，认为只能限于在自己使用，不包括知假买假，我认为这个问题恐怕是值得商榷。我理解的消费者概念，还是不应该考虑动机。第二点，对于这种即便是知假买假，使用《消法》49条，允许他获得1＋1赔偿是必要的，最主要是考虑有这么几个理由：
（1）《消法》第49条也没有要求区分知假买假和非知假买假，没有这样的区分，而且对于“明知”问题，本身就是很难判断的问题。谁能说清楚他购买的时候是明知道是假还买，这个“明知”是怎么判的。王海不承认，谁说得清楚。销售者怎么能够知道它是明知，就因为我买多了就是“明知”。我看也很难说，也可能我自己拿去送人，可能是储藏，可能是欣赏呢，这是我的权利，你怎么能够说我一定是在明知是假而买假。
（2）从立法意图来看，第49条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对销售假冒伪劣等等这些行为进行制裁。它的着重点，就是通过这种双倍的赔偿来遏制假冒伪劣这些欺诈行为。从立法意图考虑，我们对这种纠纷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到怎么样才能够对销售假冒伪劣的行为进行制裁，这是考虑的一个重心。
如果我们的判决判的是最后，因为你的动机不纯，所以不给你加以赔偿，那岂不是放纵了那些已经构成假冒伪劣欺诈行为的人，反而他不必要1＋1赔偿。在一定程度上，怎么能够体现对他的制裁呢，不能体现对他的制裁的话，怎么符合我们符合立法的目的呢。现在假冒伪劣这么严重，49条就是要起到一种惩戒、遏制作用。你把这种情况说成不能赔偿，那岂不是放纵了假冒伪劣。
（3）这个惩罚性赔偿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我们1＋1赔偿跟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实际上这一点都是相似的。它要通过一种必要的机制，促进受害人主动地去寻求一种补救，从而对不法行为进行遏制，这就是说惩罚性赔偿。
在美国有一些惩罚性赔偿，有的是给受害人，有的是给国家的，有是的给当地政府的，也有的地方规定可以给个人的。通过一种利益的刺激、引诱、鼓励，这样会使受害人主动地去寻求一种救济，通过寻求这种救济，这样能够主动揭发、暴露不法行为。因为在市场、在消费领域，这个数额可能常常不是太大，消费者不愿去打官司，因为不去打官司，所以使这些不法行为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暴露。惩罚性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刺激大家去告发，对不法行为形成一种有效的遏制，国家也不需要动用纳税人的一分钱，起到一种社会的监督责任和力量，这种作用是执法部门的监督是难以期待替代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执法效果，应该允许有这种利益刺激机制。
假如说我们所谓考虑动机，因为你的动机不纯，所以最后就不予保护。这样一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使利益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从这一点来看，和惩罚性功能不完全符合，没有达到惩罚性赔偿的目的和效果，打假是政府的行为，怎么能够由个人来行使，是不是越权？我个人不是这样认为。他到法院去告发，这是行政权利吗？不是，还是在行使一种民事权利。因为到法院去请求，本身就是寻求一种民事权利，丝毫没有代替政府部门的职责。
他出来打假，实际上是动用社会力量打假，打假不一定完全都是政府部门的事。如果都是政府部门的事，就太狭窄了，打假应该是社会上的事，由大家提出请求，到法院告发，只要是合法的，是有法律依据的，都是应该鼓励的，只要能够有效地遏制这种假冒伪劣行为，这都是对社会有益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知假买假的行为，好像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行为获得赔偿，在道德上，要进行赔偿是不诚实守信的。我有点看法，只要是合法，我们就不好说它不是诚信的。只要对打击假冒伪劣有利，我们就要鼓励。
从消费者保护和发展的趋势，关于小额诉讼和仲裁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为什么《消法》要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消费者保护的特殊需要，消费者保护特殊的需要还包含一个原因，完全按照民法来寻求救济，是很困难的。其中有消费者自身的原因，因为数额不是太大，消费者自身也不愿意提起民事诉讼，觉得不值得。另一方面，集体诉讼遇到很多举证上的困难和麻烦。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有些国家《消法》里面规定，有关的在消费者实行小额诉讼，就是通过小额法庭专门审理有关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这些纠纷。这在美国是非常流行的。
对于小额法庭的诉讼，很多州是规定采取“一裁终结”，不实行“两审终审”。认为几块钱、一二十块钱的东西要搞两次、两轮，要实行二审，从成本效益或者从司法效益上讲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国家也讨论，在报纸上炒作很厉害，是一分钱的官司，一毛钱的官司，还有一块钱的官司，鼓励大家打一块钱的官司，有利于鼓励人们能够主动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能够增强一种权利的意识。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考虑司法是有成本的，司法应该是讲求效率，你为一块钱打官司，从效率的角度讲，是不是合算？我建议，我们是不是要搞小额法庭的问题。同样在诉讼程序上，是不是应该采取“一裁终结”？完全按照民法、《消法》来操作是很困难。当然美国有些个别州也有这样一些规定，原则上不实行两审、终审。但是如对提起诉讼的一方来说，他要败诉了，就不能够上诉。
另外，为了解决消费数额小、人数又多的问题，在消费诉讼里面增设了集团诉讼和代表诉讼，也允许有关的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来进行诉讼，出台这些办法来鼓励消费者起诉。比如有的电话卡销售出去是有问题，但是卖给了很多人。消费者说，为了几十块钱不愿意去打官司。但是当人数众多以后，如果有一个机构出来能够代表他们打官司，很多人是会愿意去打官司。
最后，还有一个仲裁的问题。台湾有一个学者曾经提出这样的看法，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人人都可能是消费者，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很难有机会去打几百万元的官司。但是，每个人可能每天都会遇到自己所买的东西、或者所交易的物品有瑕疵，可能会受到这些纠纷的困扰，可能不要打官司，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确实是我们法律上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能不能实行小额仲裁，这也是值得研究。
我个人看法，觉得小额仲裁可能是一个办法,都是仲裁，一裁终结，成本很低廉，而且非常及时、简便，也有利于消费者的保护。
三、加入WTO与中国保护消费者关系的问题
WTO规则是具体建立一个公平和有序竞争的体制。WTO规则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就是规范政府的行为。WTO协议里面并没有直接针对有关消费者保护做出具体的规定。WTO协议里面，没有对各成员国提出有关提高消费者保护水准的这些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加入WTO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有关系的。这是因为：
（一）WTO的宗旨和消费者保护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WTO致力于通过在国际货物贸易里面削减关税和其它障碍，促进缔约方的生产和发展，从而保证充分的就业，保证实质的收入和有效需求大幅度提高，从而提高生产生活水准。可以看出，达到这个目标和消费者的保护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二）我们在加入WTO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承诺逐步地降低关税以及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旅游等市场。开放市场实际上最终就是要使消费者受益。因为消费者必然要能够从市场开放，特别是有关服务业的开放过程中，最终受益的实际上是消费者。消费者会从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消费者实际的选择权也会进一步扩大。
（三）加入WTO以后，我们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过程中，要遵守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尽管不是专门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所设置的，但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也是非常必要，也是有利的。比如像Trips协议里面有关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这些保护客观上都有利于防止消费者对商标的误认，也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等等。
总体上说，加入WTO，对消费者的保护还是十分有利的。在加入WTO以后，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考虑，我们还需要采取这么几个措施。
1、我们应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强化消费者权益的意识，以及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意识。在这点上，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宣传，包括对消费者享有各项权益的普及。现在有人讲，不要把我们的消费者搞得斤斤计较，动不动就打官司，动不动就告状，对我们的社会没有什么好处。这个看法我是不赞成的，权利意识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实际上是对我们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都是非常必要的。
2、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总结我国消费者保护经验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总体上是非常好。但是，有些现在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我们可以形成消费者保护周密的机制，有些问题不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规定的，可以在民法里详细的规定。
3、我们需要利用WTO的规则，加强政府的管制和监督。加入WTO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对政府的挑战，就是政府要不得任意地规定关税税率或者任意地控制进出口的配额和许可证，这是违背WTO的规则。政府制定的一些规则也必须要有透明度，有可预测性。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加入WTO并不是意味着政府在经济事务中无所作为，更不是撒手不管，而只是对政府管理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在消费者保护领域，我们在加入WTO以后，政府实际上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就保护消费者利益来说，仅仅通过法律制度，消费者个人或者消费者组织还是不够的，还有许多方面也需要政府的介入。完全让消费者自己去起诉，要求赔偿有些方面还是不够的。比如说，对一些存在隐患产品的通告，对于产品质量存在缺陷的那些检验、鉴定，对于诉讼中证据的提供，都是可以发召回，召回制度和政府的干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不召回，政府应该有权干预。
另外，政府对于一些进出口的商品，特别是进口的商品进行及时的检验，如果发现有缺陷，应当及时地把关，特别是对一些像什么洋垃圾、洋食品的进口，政府应该严格把关，这些都不是消费者能够做的，要强化对这些方面的功能。
加入WTO以后，我们政府可能要做的事是非常多，对政府在加强消费者保护方面，应该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消费者保护论文篇2
**同志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在导师＊＊教授（第6、7、8届全国人大代表，生前为中国消费者协会理事，1983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指导下，积极从事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研究，是我国最早从事该领域理论研究的青年学者。先后与*教授合作或独立完成、发表了"论消费者权利"、"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立法刍议"（主要观点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转载）、"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对象"、"论消费合同"、"民法通则与消费者保护"、"市场经济呼吁消费大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是工商管理机关的重要任务"等学术论文。在上述研究论文的基础上，1992年出版了研究专著《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同志的上述研究涉及消费者保护法的调整对象、立法体制、消费者权利、消费合同、政府在消费者保护中的地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经济原因等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理论界的充分肯定。
**同志还积极参与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的讨论。1992年，消协系统征求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草案）》的意见，**同志应**市消费者委员会的邀请，就消法草案提出了十多条建议，其中不少富有建设性的立法意见。例如，他主张在消法中加进"国家在消费者保护中的地位"，强化国家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责任，以推动我国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
在消费者保护法的宣传和教学方面，**同志早在1987年即开设面向**大学全体学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选修课，这是我国高校最早开设的消费者保护法课程。现在，"消费者保护法"课程已成为**大学法律系本科生的主要选修课之一。1998年**主编了《消费与权益》一书（老百姓法律顾问丛书，**大学出版社），该书采取问答式，结合实例，介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关法律知识，为广大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帮助。1999年，他应中国消费者协会邀请，参与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培训教材《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理论与实务》一书的编写，担任统稿。这也是我国第一本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实务的理论教材。
消费者保护论文篇3
一、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现状
目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基础是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随后由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国金融消费者对金融产品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取知识权，尊重权和监督权。但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目标，在现有的“一行三会”中，至今没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事务。论文联盟http://我国的监管机构内部处理消费者投诉和解决纠纷的机制相对缺乏。在证监会，目前仅有一套具有政治色彩的非透明信访制度，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处理投诉，调查和纠纷的对应机制。银监会侧重对银行金融机构的规范性，风险性进行监管，而对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还存在很大的认识不足，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在第三章监督管理职责中，没有条文涉及到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其他的监管法中也没有对保护银行消费者权益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二、美国金融消费者立法保护的特点
美国主要的消费者保护法主要包括：诚信借贷法，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电子资金转账法，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加速资金到位法，诚信储蓄法，消费者租赁法，房屋贷款人保护法，公平住房法，房地产过户程序法等法律。美国信用管理行业主要的信用管理机构可分为银行系统的信用管理机构和非银行系统的信用管理机构两大类。
（一）银行系统的信用管理机构：1、联邦储备体系。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成立于1976年。消费者顾问委员会代表消费者、社区和金融服务业的利益。其主要职责为：为仲裁委员会提供建议，便于其更好地履行《消费者信用保护法》中所规定的职责；为仲裁委员会提供金融服务领域纠纷的解决方案。2、货币管理局。货币管理局设有消费者支持小组，专门为消费者答疑，提供建议以及在消费者投诉国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是为其提供帮助。3、存款保险公司。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监管联邦储备系统的非会员银行及外国银行在fdic投保的分支机构。当消费者要投诉被fdic监管的银行时，可将投诉信件寄往其“监管和消费者保护部门”的消费者回复中心。
（二）非银行系统的信用管理机构：1、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中的消费者保护部门为消费者提供保护，使其在不公平待遇和诈骗行为中免遭伤害。该部门执行国会制定的一系列消费者保护法以及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的一些法规。2、国家信用联盟。国家信用联盟负责监管联邦信用社，在接收到消费者的书面投诉后，立刻答复消费者已收信，并将消费者投诉载入记录。此后，信用联盟监督委员会对投诉的信用社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或由监督委员会直接告知消费者，或委派工作人员回复。3、储蓄监督办公室。储蓄监督办公室监督联邦和一些州立储蓄机构，包括储蓄银行和储贷协会。对消费者的投诉，储蓄监督办公室一般会委派消费者事务人员将消费者的投诉寄往被投诉储蓄协会，这促使储蓄协会主动收集信息和记录。对于消费者信中所提及的问题，储蓄协会根据内部调查结果向储蓄监督办公室提供书面回复。
三、美国金融消费者立法对我国的借鉴
结合我国金融消费环境及消费者保护法制现状，完善消费者保护机制，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有必要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快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项立法工作
目前，我国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属于典型的“监管空白”。因此，有必要完善相关金融监管法律或消费者保护法律，树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目标和原则，界定提供金融商品和服务的金融机构种类以及金融商品和服务的具体范围，明确金融消费纠纷的范围和解决机制，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职责等。此外，还应注意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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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等法律规定的衔接，并根据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点，细化金融机构诚信义务、告知义务、保密义务的具体要求等内容。
（二）设立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防范金融风险的专门监管机构
在“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中，我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事务的监管机构。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们应通过立法设立专门性的监管机构（例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对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同时还赋予该机构在监督、检查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权力，并肩负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以及协调统一金融监管部门履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责。
（三）建立一套运作灵活论文联盟http://、简便、高效、透明和公正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第一，督促金融机构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争取在第一时间内妥善解决金融消费者的投诉纠纷。金融机构必须强化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教育工作，对金融商品或服务的开发、宣传、服务流程、规范性文件等各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预警教育。同时，金融机构还应在内部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机构，制定金融消费者投诉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来合理解决或处理金融消费者的投诉行为。
消费者保护论文篇4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的；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
人绝不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奥利弗·克伦威尔
摘要：本文认为，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文秘站: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本文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本文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关键词：现代化范式，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问题化”理论处理
3·3 中国法学不关注现实：一个典型个案的分析
一如前述，考虑到论证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对中国法学不关注或用概念“量度”中国现实问题做比较具体的说明，我将对中国法学不关注“消费者权利”这个个案进行分析。我之所以认为“消费者权利”与本文的讨论具有相关性，在根本上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法学研究与中国现实生活中切实面对的“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典型地说明中国法学所陷入的困境。在具体分析中国法学与“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间的关系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对“消费者权利”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状况及其在实现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本身给出说明。
就“消费者权利”在中国体制方面所受关注的程度而言，我们大体上可以指出，第一，自1983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把每年的3月15日确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始，广州于1984年9月便成立了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同年12月，中国消费者协会也正式成立。[46]1987年9月，中国消费者协会被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接纳为正式会员。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不断发展的同时，中国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仅包括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47]甚至还包括分散在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法规中相关的规定或条款。再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法律对消费者所享有的下述九项权利进行保护，即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和监督权。[48]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每年3月15日展开的“消费者权益日”运动、国务院领导的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联合行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并由公安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共同制定《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以及展开的各种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行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颁布的一批有关打假的司法解释、各省市持续开展的“百城万店无假货”和“清柜台”等活动以及创建“购物放心店”、“放心街”、“放心市场”等活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可以说是得到了中国各阶层应有的关注。
但是与此同时，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也不见收敛，反而呈现出了日益猖獗之势。一如我们所知，卫生部于2002年底公布了当年的十大食品制假售假案：“金华市白糖掺加硫酸镁案件”、“吉林省长春市假冒劣质‘鸭血’案”、“河南省漯河市非法生产蜂蜜案”、“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过期啤酒案”、“宁夏青铜峡市收购加工死猪肉案”、“吉林省长春市‘荔枝保鲜剂’案”、“上海南希庆丰食品有限公司使用回收的超保质期食品作为原料加工食品
销售案”、“济南市非法经营河豚鱼案”、 “重庆市熏鸭食品中加入金黄粉案”、“吉林省辽源市非法收购‘死狗’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则于2003年公布了当年的八大造假案例：“浙江金华市毒牛血加工销售黑窝案”、“西宁市注水肉和死骡马肉案”、“呼和浩特市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处理中心倒卖医疗垃圾案”、“长春市金城巨森全元素化肥有限公司不合格化肥案”、“四川简阳市”洁尔阴洗液“造假案”、“云南西双版纳州假冒伪劣手机案”、“长沙市‘水佳牌固优克一号’杂交稻种案”和“湖北当阳市电力大酒店一次性洗漱用品不合格案”。近来，关于假冒伪劣食品的新闻，更是越来越直逼人类生存的安全底线：藏着吊白块的米粉、饱含生长素的豆芽、劣质婴儿奶粉、氨水泡制的龙口粉丝、敌敌畏浸泡的金华火腿、死猪肉制作的太仓肉松、添加工业冰醋酸的山西老陈醋、“福尔马林”浸泡的水发食品、工业盐腌制的四川泡菜、用色素养出来的红心鸡蛋，乃至韭菜、香肠、肉丸、饺子、竹笋、酱油、瓜子、果丹皮、黄花菜、饮料、烟酒等日常食品都可能含有不同程度的毒物质。
面对这种逆向发展的情势，亦即我所谓的“打假法律越‘完善’、造假案件越泛滥”的情势，我们必须做出直接且严肃的追问，即为什么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之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之运动越来越“彻底”的情况下，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却反而呈现出了日益猖獗之势？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中国法律问题和中国法学问题，或者用我的话说，这既是一个极具中国性的“问题束”，也是“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法学因受“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不关注中国现实生活的典型性之所在，因为从理论上讲，其间还隐含有至少这样几个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第一，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屡禁不止并严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情势，在我看来，乃是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冲击下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困境紧密相关的。这是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特有问题，因为在西方现代社会影响下的中国，一方面，那些以西方现代化社会之景象为基础的各种新的预期和希望，而另一方面，由这些景象而形成的对贫困和低水平生活的强烈意识，都经由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渲染和强调而变得更加凸显了。这些新的预期和希望以及这种强烈的贫困意识，在既有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不可能急速扩大财富以满足大众需求的情形下，除了导致广大民众竭力想摧毁或改革那些造成匮乏的现行经济结构以外，在无法以合法方式迅速致富的情势下，在我看来，还会转换成另外一种趋势，即以“低成本”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方式达致迅速致富的目的。
第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的日益猖獗，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两大趋势：一是迎合着中国“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而主要制售“假冒伪”的中高档时髦产品，二是抓住中国依旧是一个以农民和贫困人员为主要人口的社会而主要制售廉价的“劣”质产品，而其间则以食品和药品为重。必须承认，上述第二种趋势是更中国的，而且也是对消费者生命权利侵害更大的，因为我认为：（1）中国迄今为止的消费者组织或机构都有明显的“都市化”趋向，法律法规或相关的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运动也都有着明显的 “都市化”趋向，因此无论是在数据的统计上，还是在法律法规的针对性上，它们也主要是与中国的“都市化”相应和的。显而易见，这种“都市化”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归根结底是中国这一由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新兴的“贫富差距结构”构成的真实社会。这可以说是中国当下高速都市化不顾农民利益的一个极重要的维度。（2）与上述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劣”质食品和药品正在大规模地流向贫困的地区和农村。一如我们所知，“劣”质食品和药品的特征不仅是廉价，而且在效果方面更是结果性的，而这意味着，这些“劣”质食品和药品往往不会马上表现出它们所具有的毒害，而等到人们发现这些毒害结果时，既对人的生命造成了重大伤害，也极难确定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劣质婴儿奶粉的被发现，就是一起极为典型的“结果型”案例。这里的要害之处在于：这些“劣”质食品和药品不仅会因其结果性特征而极容易侵害到每个正在食用食品和服用药品的中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更会因其价格低廉而流向低收入阶层，尤其是流向贫困的中国农民阶层。当然，上述两种因素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汇合，也极可能是导致制售假冒伪劣（尤其是“劣”质）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在中国农村泛滥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屡禁不止并严重侵害 “消费者权利”的情势，在我看来，还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监管和地方司法机构执法缺位的问题。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肯定地指出，大规模的恶性食品或药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往往是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在某个环节的监管出了问题。在众所周知的山西米酒中毒事件，无疑表明了地方政府部门对工业酒精销售监管的缺位：不法商贩勾结地方政府个别官员，致使工业酒精随便售卖，然后一兑水就变成了侵害人命的散装“白酒”。这里的关键要点在于：（1）大规模的、专业化的、灾难性的假冒伪劣商品生产活动往往是在相关地方政府部门保护下形成的；（2）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的活动也往往能够得到当地工商等市场监管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保护（比如说：王海发现的大连销售伪劣电缆电线的公司正是被相关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予的“质量信得过单位”称号者）；（3）地方政府部门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以罚代刑（比如说：2003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16.14万件，案值18.86亿元，但是移送司法机关的案件仅有191件），而这实际上是在与制假售假者进行“共谋”，纵容制假售假者在罚款的“制裁”下继续制假售假，甚至为地方部门或政府官员个人谋利益。在我看来，所有上述现象都明确表明，在中国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方面，一个核心的维度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执法质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针对性：这里不仅涉及到地方政府部门监管力度的问题，更要紧的是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的权力本身进行制约以及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做法进行追究和制裁的问题。
显而易见，“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或者说，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乃是中国当下所面临的一种我所谓的“活的”、日常的、无时不刻都在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问题，更是关涉到中国在当下的特定时空中所不得不直面的一个具有中国性的“问题束”，因为一如前述，这里涉及到了中国所深深置身于其间的传统的 “城乡二元结构”、新兴的“贫富差距结构”和具有宰制性的世界结构。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对中国法学在这个
题域中的研究状况做一番分析和检讨。根据本文的论旨及结构安排，我选择分析和检讨的乃是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中所发表的有关消费者权利的论文。[49]我之所以选择这些期刊上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立基于这样几个考虑：第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确定始于1994年，而当年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始实施的第一年，因此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中国法学论文予以关注便有了正式法律作为分析的一个维度；第二，在中国既有的学术体制内，CSSCI既是教育部的重大项目，又有教育部的直接参与，因此它是否收录某期刊乃是评价该期刊是否是核心期刊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此为 CSSCI所收录的这些中国法学期刊被当然地视为核心期刊；第三，正是由于这些中国法学期刊被视为核心期刊，它们所刊载的论文也就当然地被认为是各种评价指标或征引权威依据的标准文本，进而这些论文在既有的学术体制内也有着基本的“权威性”，尽管不一定有真正的学术影响。总之，对CSSCI所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和检讨，至少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法学这十年的研究与“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之间的大体关系。
就CSSCI 历年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而言，1994年至1998年共收录17种法学期刊：《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法律科学》、《比较法研究》、《法学家》、《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学》、《政治与法律》、《法商研究》、《中国监狱学刊》（《劳改劳教理论研究》）、《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知识产权》、《行政法学研究》和《政法论丛》。1999年又增加4种法学期刊：《法学杂志》、《公安大学学报》、《著作权》、《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又增加了《南京大学法律评论》。[50]至此，CSSCI共收录了22种中国法学期刊。由于《中国监狱学刊》（《劳改劳教理论研究》）、《公安大学学报》[51]、《著作权》和《知识产权》[52]4种期刊检索未果，所以本文只对上述22种中的18种法学期刊的论文进行分析和检讨。
在对这18种中国法学期刊进行检索以后，我们发现：第一，这些法学期刊在这个期间共发表了文章3245篇，而在篇名中直接表明讨论和研究“消费者权利”问题的论文仅有25篇。[53]即使在这仅有的25篇文章当中，在我看来，还有6篇论文与中国“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无甚关联，即“关于启动消费需求的税法思考”、“试论消费信用合同的‘冷却期’制度”、“大力培育我国的教育消费市场”、“欧盟消费者销售法指令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比较”、“欧盟统一大市场中的消费者保护一体化研究”和“论西方消费者保护法的历史演进”等论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法学论者对中国人时刻面临着的关乎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消费者权利”保护这个现实问题，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第二，再就CSSCI所收录的中国法学期刊发表的那些讨论“消费者权利”问题的论文来看，我认为，它们主要是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其论述的，即如何理解“消费者”、如何界定“生活消费”、单位是否为“消费者”、“知假买假”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等问题。因此，从这些论文讨论的重点来看，我们大体上也可以认为：首先，这些法学论文表现出了一种与消费者组织、有关消费法律法规或打假运动相同的明显的“都市化”趋向，亦即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把原本复杂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与“贫富差距结构”重合的社会做了一种盲目比照西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同质处理；从本文所选择的这一具体个案来看，那些信奉“现代化范式”的“权利本位论”或“法条主义”论者实际上是把“消费者权利”当成了一个 “同质”的现代性问题，进而把“消费者”视作为一个“同质”的现代主体。因为无论是在案例的选择上（比如说：“王海打假案”、“薛萍诉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案”、“何山诉乐万达商行案”、“耿某诉南京中央商场案”等），还是在论题题域的限定上（比如说：“定式合同”、“房地产”、“电子商务”、“知假打假” 等），他们都在极大的程度上遗忘了“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在中国的农村或贫困地区与在中国的发达都市或地区中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根本上忽略了“消费者权利”的保护问题在中国的农村或贫困地区——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的重大困境。其次，这些法学论文大都出自部门法论者（尤其是民商法论者）之手，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不仅在较深的层面上表现出了中国法学在对待具体论题（比如说“消费者权利”）时往往具有的狭隘的“部门法学科趋向”（一方面，“法条主义”论者之所以研究“消费者权利”的问题，乃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其部门法所处理的问题；另一方面，类似于“权利本位论”的论者之所以不研究这个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属于部门法），而且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凸显出了中国法学对切实的中国现实问题的不关注。再次，这些法学论文所关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消费者”概念的明确性、有关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在逻辑上的自恰性、有关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在调整范围上的确定性、以及有关消费者权利在种类上的完善，而不是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问题，更奢谈去研究和追问“消费者权利”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安排或地方政府制度中为什么总是不能得到很好保护这样的“问题束”了。最后，这些法学论文基本上都以一种笼而统之的方式对待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这些侵损消费者权利的违法活动，而根本意识不到制售“劣”质食品和药品要比制售“假冒伪”商品更是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大恶”，对于广大只能消费廉价食品和药品的贫困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综上所述，“现代化范式”对中国法学的支配，不仅致使“权利本位论”或“法条主义”论者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致使他们看不到中国法学所提供的并不是一幅“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是一幅未经批判的以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理论为依凭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显而易见，“现代化范式
”对中国法学的支配，表现在“权利本位论”论者因为关注“大写的”真理或口号以及“法条主义” 论者因为专注于对既有法条或概念的注释而不可能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的现实法律世界做“切实”的关注，至多只会在“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支配下用他们引进和注释的法条或法律概念去“裁量”或“量度”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法律关系。简而言之，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宪政、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中国“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国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生成的各种新型权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贫富差距结构”下的广大中国农民或贫困者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实权利；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大写”的人权，而不太可能是我所谓的“活的”、日常的、无时不刻都关乎到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体权利；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和注释，而不太可能是赋予这种逻辑或注释以生命力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生活。当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不仅是一个有关中国论者忽略了某些重要问题的问题，而且还更是一个有关中国论者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遮蔽甚或扭曲中国现实社会结构或中国现实问题的问题。
注释：
[46]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消费者运动；这种运动最早产生于西方现代化社会，尔后波及世界各国而成为全球性的运动。1891年，世界上第一个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消费者组织即“纽约消费者协会”成立。1960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简称IOCU）成立，它是由世界各国、各地区消费者组织参加的国际消费者问题议事中心，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的、非政治性组织；该“联盟”的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做好消费者权益的一系列保护工作，其间包括收集和传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信息资料、进行消费者教育、促进国际合作交流、组织有关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国际研讨会、援助不发达地区消费者组织开展工作、并在国际机构中代表消费者说话。
在中国，消费者协会是自上而下、逐级推动建立起来的。但是1983年5月21日中国最早的保护消费者组织——河北省新乐县（现为新乐市）消费者协会成立。根据中消协的报道，目前中国共有县以上消费者协会组织3254个；其中省、自治区、直辖市31个，计划单列市15个，地（市）385个，县（市）2823 个。在农村乡镇、城市街道建立消协分会26169个；在村委会、居委会行业管理部门、高等院校、厂矿企业中设立投诉站、监督站、联络站、指导站89425 个，其中，在工商企业设立联络站39171个。中国各级消费者协会有专职工作人员2.7万名，理事10.2万名，发展义务监督员、维权志愿者9.3万名。可以说，除西藏外，中国绝大部分省市已基本形成从城市到农村、纵横交错的消费者协会社会监督服务网络。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在县以下的农村乡镇，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工作还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困难。
[47] 中国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一、《宪法》；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三，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核心，从不同角度共同构成中国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律体系的法律法规：（1）商品和服务质量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以及国务院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行业标准管理办法》、《企业标准管理办法》和《产品质量认证管理条例》等；（2）消费者安全保障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通知》、《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卫生部颁布《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标示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和《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等；（3）消费者公平交易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餐饮、修理业价格行为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等；（4）商品服务标识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5）其他方面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法》等。
[48] 再者，2003年1月施行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在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几项消费者权利，比如说：获得有关知识权和商家承诺视同约定权等。当然，囿于篇幅，本文侧重讨论消费者权利题域中的“假冒伪劣”问题。
[49] 所谓CSSCI，乃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成果，由国家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单位，根据美国SCI、SSCI标准制定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了保证CSSCI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 2000年3月，教育部社政司组织成立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并明确CSSCI（2000）来源期刊的选定由该咨询委员会指导进行。在教育部社政司的直接参与下，咨询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对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又组织全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千余名教授、研究人员，对CSSCI （2000）来源期刊备选表进行评选、投票，最后确定419种为CSSCI来源期刊。咨询委员会同时明确指出，参照美国SCI的做法，CSSCI来源期刊是动态的，今后将定期根据期刊影响因子分学科进行调整。
[50] 由于我刚刚学会用电脑，因此电脑检索工作是由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刘小平、邹立君、张琪、沈映涵、张艳、郑红、王峰、邹益民、曹政和刘岩等同学完成的，特此向他们表示感谢。但是论题的选择、刊物来源的确定、统计和分析都是我自己完成的，因此这方面如果有错误，责任依旧由我个人承担。
[51]《公安大学学报》杂志在1998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攀枝花市毒品消费市场现状、成因及治理措施”的论文。
[52]《知识产权》杂志在1994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商标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因素分析”的论文。
[53] 需要指出
的是：第一，所谓“篇名”，在这里既包括正标题，也包括副标题；第二，根据“消费”或“消费者”进行检索的结果，篇名中含有“消费”或“消费者” 术语的，仅为24篇，而第25篇乃是讨论“王海现象”的文章；第三，这25篇论文的篇名是：《比较法研究》：“定式合同研究——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中心”，1998，02；《法律科学》：“论欺诈消费者行为及增加赔偿责任”，1997，06；《中外法学》：“论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1999，01：“王海现象：法理评述与分解”，1998，02；《中国法学》：“消费者：人的法律形塑与制度价值”，2003，03；《现代法学》： “论对消费者利益的法律保护”，1994，04：“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1996，05：“论消费者保护意识”，1999，02：“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2003，02；《法商研究》：“关于启动消费需求的税法思考”，2000， 05：“论消费信用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2002，04：“试论消费信用合同的‘冷却期’制度”，2002，05；《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大力培育我国的教育消费市场”，1998，01：“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诉讼成本分析及法律思考”，1999，03；《法学评论》：“试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1999，04：“欧盟消费者销售法指令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比较”，2003，02；《法学》：“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1998，03：“欧盟统一大市场中的消费者保护一体化研究”，2000，10：“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2002， 11；《政治与法律》：“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2002，02；《法学家》：“论房地产消费者权益保护”，1999，06：“论西方消费者保护法的历史演进”，2001，06；《南京大学法学评论》：“消费者权利保护与法律解释”，1996，秋季号：“消费信用立法几个问题的探讨”，1998，春季号。由于能力所限，《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2期上刊载的“海峡两岸保护消费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一文没有检索到。论》：“试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1999，04：“欧盟消费者销售法指令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之比较”，2003，02；《法学》：“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1998，03：“欧盟统一大市场中的消费者保护一体化研究”，2000，10：“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2002， 11；《政治与法律》：“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2002，02；《法学家》：“论房地产消费者权益保护”，1999，06：“论西方消费者保护法的历史演进”，2001，06；《南京大学法学评论》：“消费者权利保护与法律解释”，1996，秋季号：“消费信用立法几个问题的探讨”，1998，春季号。由于能力所限，《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2期上刊载的“海峡两岸保护消费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一文没有检索到。
消费者保护论文篇5
宏观审慎政策及其实施框架
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体现在进一步完善系统性风险防范和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上。2011年FSB（金融稳定理事会）、IMF和BIS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特点进行了更深刻地归纳，认为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减小系统性风险，其关注范畴是整体的金融系统，其手段是利用审慎工具测量系统风险。另外，FSB还指出有效的宏观审慎框架应当是管理机制和政府机构能够确保政策制定者之间公开透明的谈话，解决政策目标和手段上的矛盾，从而以正确的政策工具来限制系统风险。
为了这个目标，各国应该在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识别，对宏观审慎政策的评估和减小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地研究。2011年，在BIS的工作论文“宏观审慎政策成功的关键问题”中，维斯科从四个具体的方面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成功的关键因素：宏观审慎的目标和工具，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政策的相互影响，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同年，加拉蒂和默斯纳在BIS的工作论文“宏观审慎政策文献综述”中则进一步阐述了宏观审慎概念的历史及发展，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并且指出未来宏观审慎政策研究的方向应当是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其如何与货币政策相结合。伯恩、埃尔曼等在2011年BIS论文“宏观审慎政策和中央银行沟通”中从理论研究和实证数据说明中央银行间的交流，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当中，能够有效促进宏观审慎监管的效率。
同年，在IMF的工作论文“对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一个程式化机构模型的评估”中，尼尔、奥欣斯基等通过分析不同国家金融机构的制度结构提出了有效的机构制度安排，并且提出了评价模型是否有效的标准。2011年，李承勋、弗朗西斯科等在IMF的工作论文“宏观审慎政策：什么工具和如何使用它们？国家经验教训”中使用49个国家的数据详细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于减少系统风险的有效性。研究还进一步阐述了宏观审慎工具有效性最大和最小的条件。2012年，BIS下设的全球金融系统委员（CGFS）会则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出发，总结了选择和应用宏观审慎工具的三条重要标准：确定政策工具开始实施和停止实施时间的能力；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有效性；工具在成本效益评估方面的效率。
影子银行体系及其监管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影子银行体系备受关注，其中国际组织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明确影子银行体系的概念。2010年，美国财政部驻FSB联络人鲍兹等的工作论文“影子银行”将影子银行定义为从事到期、信用和流动性转换的金融中介，并且不影响中央银行的流动性和公共部门的信用担保。2011年FSB发表报告，认为影子银行体系指的是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实体和一系列活动，它们与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一是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到期/流动性转换、杠杆和不完善的信用风险转换，二是监管套利。
第二方面，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及缺陷。2010年，曼莫汉等在IMF的工作论文“影子银行系统中再抵押权的角色”研究了再抵押融资在影子银行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再抵押融资使得影子银行体系扩大了50%以上，这种连锁反应将某一环节的违约风险传染到所有环节，极易产生系统性风险。同时，更多文献开始研究国际社会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2011～2012年FSB多项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监控影子银行体系的方法，包括：监测整体的影子银行体系，识别影子银行体系中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或套利的方面，详细评估系统性风险和套利等。FSB还提出对五类影子银行对象进行监管：间接监管银行与影子银行机构之间的关联性活动；货币市场基金的监管改革；其他影子银行实体的监管；对证券化进行监管，主要是预留扣减率要求和透明度的问题；监管与证券贷出/回购有关的活动。
系统重要性风险评估监管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问题进一步显现。通过对危机进行反思，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提出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概念，并提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认定思路、指标评估及加强监管的思路。2009年10月，IMF、BIS和FSB联合报告“对20国集团财长和州长的报告： 对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评估系统重要性的指导意见”，首次对系统重要性定义、评估方法、评估指标和总体原则做出了较为完整地阐述，在系统重要性问题方面强调应当包括机构、产品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初步将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评估指标定为规模、可替代性和关联性等三个方面。
2010年10月和12月，BCBS下属的MPG（宏观审慎工作组）公布了详细的指标体系，其中，规模指标（总资产、金融体系内资产、金融体系内负债）作为基础性指标，可替代性指标（支付结算业务、银行托管和清算服务、托管服务、承销服务、做市商服务）、内部关联指标（发行债券、批发行融资依赖程度、场外衍生品暴露、回购）和全球活动指标（跨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作为辅助性指标，运用连续衡量法（Continuous Measure）和区段衡量法（Bucketing Approach）来评估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程度。
2011年，在IMF工作论文“衡量相联银行的系统重要性”中，戴汉曼等人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构建了度量相互关联银行的系统重要性的模型，并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银行的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2011年，BCBS同样分析并比较了基于不同指标的测量银行系统重要性的方法。2012年，为了补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框架，BCBS还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框架扩展到一国内部系统重要性银行，并研究制定了关于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的8个原则和更高的资本损失吸收能力要求的4个原则。
另外，为了确立有效机制使得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困难时使其平稳、有序退出市场，2011年11月，FSB《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框架的关键要素》的政策报告，对恢复和处置计划的基本要素、职责分工和审批主体做出了规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包括恢复计划和处置计划两个方案，它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定其为从一系列压力情景中恢复所能采取的措施，以及在必要时能够使业务有序渐进停止以保护支付体系、零售存款等关键经济功能。
金融衍生品场外交易市场监管
金融危机暴露了很多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结构缺陷，这些缺陷进一步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因此G20组织多次呼吁各国应加强监管场外衍生品交易。
2010年FSB的研究报告“实施场外衍生品市场改革”提出了针对实施G20组织目标的21项改革建议，并在2011年和2012年多次改革实施进展报告。同时，作为衍生品市场主要的国际监管机构——IOSCO（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也展开相关研究，于2011年2月有关衍生品市场交易机制及监管的研究报告“场外衍生品交易的报告”。此外，IOSCO与CPSS（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于2010年5月专门针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的中央对手方清算了相关监管建议适用指引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中央对手方在资本、风险管理、保证金与操作管理上的标准。还与ISDA（国际掉期交易协会）等机构合作，于2012年成立了汇集交易信息的专门机构，以便监管资金的动向。
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研究
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内在顺周期性，以及风险计量模型的发展和资本监管、会计准则等外部规则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进一步强化，是近年来金融失衡加剧、金融脆弱性增强并最终导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2009年，FSB的前身FSF（金融稳定论坛）与BCBS工作组研究报告“减少银行资本框架所引起的顺周期循环”，提出建议用于解决国际银行潜在的资本结构监管的顺周期性问题。其中部分措施针对在维持风险系数不变的情况下如何降低最低资本要求的周期性效应，另一部分措施针对将逆周期政策工具引入资本框架中。
同年，FSF报告“金融稳定论坛在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方面的报告”，确定了三个政策优先实施的方面：资本制度、银行准备金惯例和资本评估与杠杆相互作用。欧洲中央银行认为目前许多对银行风险的监管手段，如资本金要求、会计标准等等，是导致金融机构顺周期性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09年7月7日的欧盟经济与金融会议上，各国就如何减少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达成了共识。其主要内容除了强调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的重要作用以外，还认为缺乏反周期缓冲措施和僵化的会计制度是放大危机作用的重要因素。2010年，IMF的工作论文分析了储备管理者在金融危机中的行动并且得出储备前进战略资产配置的一些教训。2012年，IMF工作论文通过模拟分析，发现西班牙动态准备金调整可以提高银行对不利冲击的反应，但不能降低顺周期性。因此需要逆周期的政策来解决顺周期性的问题。
信用评级机构监管
自危机以来，信用评级没有起到良好的预警作用，反而加剧市场的波动。为此，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饱受诟病，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危机后，G20对于信用评级的主要监管范围包括信用评级公司的注册、业务开展以及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自主权危机爆发以来，G20首尔峰会将促进信息披露以及减少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作为监管的主要内容。
2010年10月，FSB了“降低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依赖”研究报告，要求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和各国主管机关在标准、法律和法规中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依赖，代之以适当的替代信用标准；银行、市场参与者和机构投资者自主进行信用评估，而不是完全或机械地依赖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该原则针对以下五类金融活动：银行审慎监管；投资经理人和机构投资者；央行操作；私人部门的保证金要求；证券发行的披露要求。在以上金融活动中，应取消有关信用评级公司评估的法律规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引入替代的可信评估标准，鼓励银行、市场参与者以及机构投资者建立自已的信用评估体系，而非机械地依赖信用评级公司评级。BCBS也建议在资本监管框架中减少信用评级公司的依赖。2012年，约翰奇夫等在IMF工作论文中研究了信用评级机构对主权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信用评级会影响主权机构的融资成本，因而会影响金融稳定性，这一结果同样支持减少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依赖这一改革措施。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意识到制定清晰、系统、权威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是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条件。2010年G20领导人首尔峰会上各国同意增强金融消费者保护，要求FSB与OECD（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就加强消费者金融保护的可能方案和方法展开探索，涉及信息披露、透明度和金融教育、免于欺诈的保护、滥用和误导、救助和争端解决机制等。
2011年3月，世界银行拟定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良好经验建议（草稿）》，提出了一个功能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应包含的内容。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IOCU）也于2011年3月公布了《安全、公平和竞争的金融服务市场：对二十国集团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建议》，提出了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建议。2011 年10月，OECD了《金融消费者保护高水平原则》，旨在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将其与普惠金融和金融教育政策进行整合，从而维护金融稳定。同年，FSB了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报告“消费者金融保护，尤其关注信贷”。报告主要关注了消费者信用问题，包括贷款、信用卡、抵押贷款和无抵押贷款。同时报告也总结了全球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措施和工作。
消费者保护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 金融危机 金融改革 金融消费者 消费者保护
一、美国金融改革
（一）法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内容
2010年7月21日美国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将金融立法的目的不仅仅限于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更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立法目的之一，并且宣称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有史以来最健全的保护使其免受金融欺骗与掠夺。该法案规定在美联储下设立专门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确保消费者能够得到关于抵押贷款、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准确信息，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作为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专门机构具有独立的人事任免，署长由总统提名任命，并由国会确认。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将进行公平借贷监督，拥有检查所有抵押贷款相关业务并对其实施监管的权力，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及资产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银行或者储蓄机构均将在其监管范围内。此外，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将下设金融知识办公室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教育。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
1.金融危机的原因
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是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制定的，在此需要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简要的分析。所谓冰冻千尺非一日之寒，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其实质原因在于作为美国经济政策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治理思想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滞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一项特定的经济政策往往不能以不变应对经济形势的万变。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过“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为实现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美国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消除银行业与证券、保险等投资行业之间的壁垒，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大量产生，其中就包括次级抵押贷款。在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的神话渲染下，较多信用等级为次级的贷款人通过抵押房产来获得次级贷款来进行房地产投资，贷款机构又以此次级抵押贷款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出售给各类投资者，使得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运转依赖于次级抵押贷款，这种高风险的金融运作，最终由于美国贷款利率的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这样的直接原因，危机爆发。由此，可以发现，由于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不足，金融机构为了一时的表面繁荣而采取对消费者的不公正掠夺行为，导致金融和经济的长期稳定的难以维持。
2.国对消费者的保护
美国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是建立较早并且比较完善的，已经形成了相关的成文法与判例法并重，综合运用民事、刑事、行政法律手段，覆盖所有消费领域的相当发达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对商品或服务的信息披露、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消费安全、消费平等和商业行为正当性等方面均有专门法予以规定。
美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众多，其中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当属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设有消费者保护局；美国国会设立有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是联邦政府内部的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另外，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当属美国消费者利益委员会。美国消费者利益委员会与美国消费者联合会、美国消费者联盟被称为美国三大消费者民间机构。其中，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拥有包括立法权、受理投诉权、调查权、行政裁决权、起诉权等权力。美国消费者利益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情报，维护消费者的经济权益，着重研究有关消费者利益方面的法律、政策，并受理消费者的投诉；代表消费者向法院起诉等手段解决消费纠纷；监督法院审判程序，向法官提交备忘录以说明消费问题的重要性等。
3.对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的原因
美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由来已久，1940年出台的《投资公司法》和《投资咨询法》，1970年制定颁布《证券投资者保护法》，1978年的《金融隐私权利法案》，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以及2009年的《信用卡问责及信息披露法案》均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予以一定的保护。2010年依据金融改革法案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则宣称将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有史以来最健全的保护。
在美国相当完备的消费者保护框架下，仍需对金融消费者给予特殊的保护。这不得不归因于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业对于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金融业运作具有虚拟性，流通性和风险性的特点；金融消费品具有信息性和虚拟性，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性、信息流通滞后性和不完整性、金融消费损害的难以预测性和难以挽回性等均使得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更为被动、权益更容易遭受损失。金融业自身的繁荣依赖于金融消费者的参与程度，一旦金融消费者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将可能会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是欠缺的，制定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案是必需。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我国金融业现状
我国金融制度改革走的是由封闭向开放的道路，如发展多元化金融机构和组织，管理上放权让利，由单一的行政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全面启动金融市场，完善分业监管体系，具有扩大金融服务领域，促进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合作，推动混业经营等趋势，我国所进行的金融制度改革同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管制制度的改变具有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消费者更倾向于冒险承担未来的不确定，而中国人具有节俭以及未雨绸缪的传统，储蓄型消费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个人财富的增加，消费观念的改变，人们消费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以生存为目的的消费，更产生了发展型的消费，金融活动已经深入到广大消费者的生活中，人们会将自己财富的一部分投入金融市场。我国金融市场目前仍在不断的完善中，金融消费者权益遭受损失的情况时常发生，特别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更需要建立相应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1.立法保护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特别规定，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均仅以原则性的法条要求保护和维护存款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具体的保护制度、救济制度上没有详细和明确的规定，而更多依靠民商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限定在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范围内，欠缺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更不用说金融消费权利保护范围，保护机构或救济途径等。
2.执法和组织保护
我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执法职责多由国家各级相关的行政部门履行。在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方面，则有国务院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分业监督和管理，通过促进各金融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防范和化解行业风险，维护各行业存款人、投资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来说，银监会的职责中较为直接的涉及消费者权益的就是信息披露制度、对消费品种的备案和批准、管理评级和风险预警机制，均属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质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欠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直接保护或救济途径。
我国消费者保护协会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承担如受理消费者投诉、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的诉讼、通过大众媒体揭露和批评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职责，然而，同争议解决的其他途径中的主管主体相比，消协拥有的权力相形见绌。我国消费者保护协会在现实生活中却并未发挥预期的作用，人们在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很少向消协寻求帮助。
3.司法保护
司法救济是消费纠纷发生后，消费者最常使用的救济途径。目前消费者权益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而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的承担除了在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外，一般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模式，这对于原本就处在弱势地位的消费者难以承担，金融业相关专业术语晦涩难懂、金融产品多样复杂，普通金融消费者的维权主张更易遭受打击。
三、启示
综上所述，美国在发生金融危机后，在积极采取措施进行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又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这种态度和行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众多国家和学者均将关注点集中于在金融监管机制当中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对金融消费者的关注是在后危机时代才开始显现，其实，重建公众对金融市场的信息是恢复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势头的必然和关键。因此，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使其在金融消费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的解决就迫在眉睫。
首先，明确金融消费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概念。由于我国金融业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正在进行中，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尚属空白，目前适宜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框架下，将消费者的概念扩大到金融消费者，使其可以依据该法规定的普通消费者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
其次，明确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九项权利，鉴于金融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应当给予其特殊的权利保护，如金融隐私权，金融机构非法故意或过失泄露金融消费者的个人基本信息等隐私或以不合法的方式获得金融消费者隐私的行为等均属于损害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行为。
再次，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扩大消费者保护协会的权利。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对金融消费产品合同条款公平设计进行监督，并且可以模仿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下设金融知识办公室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教育，并设立投诉热线，处理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投诉。加强消费者保护协会的权利和职责，特别要加强其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信息的沟通和金融知识的教育。
消费者保护论文篇7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力的前车之鉴
忽视金融消费者保护，从表面上看仅仅会打击金融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使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例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进行金融“大爆炸”制度改革，在实践中没有给予“公平”原则应有的重视，造成许多金融消费者遭受损失。然而往深处探求，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善可能是诱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之所以广泛的次贷危机会爆发，正是因为金融市场过度信用累积了太大的信用风险，美国银行的次级抵押贷款总数已经远远超出了公众的还款能力和风险承受水平。可见，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太过纵容金融机构的市场滥用行为，忽视了金融消费者的应有保护，最终酿成了大祸。为此，国际消费者联合会副会长彼得森就指出，针对金融消费者的有效、明确和预防保护应该成为解决金融危机的核心内容。［3］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对我国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弊端已经逐渐体现。在各类媒体上，金融消费者对于小额存款账户管理年费的私自扣除，理财产品风险提示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投诉已经屡见不鲜。金融市场的细胞就是金融消费者。因此，我们只有尽力维护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才能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次，完善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金融消费者的数量正在成几何倍数增长，而金融市场中的问题又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点疏漏便会造成成千上万金融消费者的损失。加之近年来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若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环节的漏洞引发了“蝴蝶效应”，就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
1．我国立法及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2003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确立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赔偿规则，改变了我国金融立法对投资人民事权利的长期忽视状态。2005年，我国《证券法》的修改全面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加大了对金融消费者的救济力度。2006年银监会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并以专章篇幅规定“客户利益保护”规则。［4］2．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仍存在许多盲点和问题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基础上位法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与新兴的金融市场消费者有关的内容没有任何涉及。而《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存在很多立法空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定屈指可数。不仅如此，近年来，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情形和纠纷逐渐增多，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索赔难仍然是广泛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监管角度而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并未纳入法律体系，也并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管制度首先，正如上文论述，目前我国的正式立法尚没有规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一新兴的消费者群体更是鞭长莫及，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一旦受到损害，无法向法律寻求实质性的保护。其次，目前的金融监管大多从监管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和具体制度的角度出发，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的效率和稳定，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诉求缺少实在救济。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未设立专门机构和明确制度。［5］2．从行业自律角度，金融机构内部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行业协会未发挥实际作用［6］首先，我国的大多数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沟通、听取其投诉的渠道并不畅通，部分金融机构甚至连法律明文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合同说明义务都不能完全履行，保护消费者更无从谈起。其次，各行业协会并没有发挥其在消费者保护中的重要作用，行业协会和国家监管机构侧重点相似，往往限制了只金融机构自身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忽视了规定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义务和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3．从金融消费者教育角度，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教育没有落实到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没有良好的途径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消费的基础教育，使金融消费者切实了解与自己金融消费有关的基本知识，了解自身拥有的权利和权利受损时的救济，这样金融消费者很难行之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确定立法原则，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正式纳入法律体系
正如上文所述，英国在《金融服务和市场法》138条中，已经明确规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而除了英国，日本也在其法律中明确了金融消费者的定义，《金融商品销售法》中指明，本法保护的对象为信息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不仅如此，日本还把金融消费者分成两类:具有专业金融知识的特殊投资者，例如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银行等和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投资者。［7］从上述外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来看，提供法律保护的第一步必然是明确金融消费者的具体范围，确立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原则，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正式纳入法律体系，真正使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能够有法可依。
(二)完善已有金融立法，加大对违反信息披露制度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大法律责任中民事责任的比重，为消费者提供实在救济
依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150条至152条规定，因为上市说明书或补充上市说明书中存在不真实或有误导性的陈述或遗漏了必须载明的事项使投资人遭受损失的，包括发行人在内的负责人应当支付损失赔偿金，但若发行人能够证明已经尽了充分的注意义务，有部分情形可以免责。这就体现了在英国的不实披露，金融机构将承担过错推定责任。［8］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对发行人规定了虚假陈述的无过错责任，但是在信息披露的其他很多方面都缺少民事责任来给予金融消费者实际的救济。而且由于配套的民事责任法条规定不完善且惩罚力度不够，就会出现违法现象屡禁不止且消费者索赔难的情形，这都需要我国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来完善金融立法。
(三)金融机构、监管机构、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协会四管齐下，通过专门机构的设立，确实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英国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明确规定，由金融服务监管局负责统一监管各项金融服务。并在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下设置了多层且互不隶属的金融消费者权利救济执行机构，从点到面的保护消费者权益。德国在其联邦金融监管局又下设“消费者和投资保护司”专门处理消费者投诉，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美国依据最新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案设立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为消费者借款、存款及获得其他金融服务和产品提供保护。可见，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方面，我国所做的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只有立法、执行两手抓，才能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四)加强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教育
在美国，美联储长期以来从事着金融教育的工作。它会在银行网站上设有金融教育网页;发行免费手册、报告、宣传单和光盘;举办各种金融知识竞赛和论文竞赛;还在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专门建立了金融教育研究中心。加拿大中央银行则是主要利用中央银行网站以及货币博物馆推广金融教育。别出心裁的是，加拿大寓教于乐，在货币博物馆设立了关于金融教育的游戏节目，真正让金融知识深入人心。据笔者了解，我国已于2011年起举办了全国大学生金融知识竞赛。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教育的参与度仍然不高。在笔者看来，金融教育和外部监管都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让现有及潜在的金融消费者了解了必要的金融知识，才能使他们判断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受损，从而更好的维护自身利益。
消费者保护论文篇8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制度完善。
从法律角度来看“,消费者”的定义是指为了个人和家庭使用的目的而购买特定货物或者接受服务的社会成员。金融消费者不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体,更加是我国经济法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法的基本主体。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中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所谓消费者,就是和供应者相对应的概念,因此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相对的消费者,金融行业也不例外,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也就因此而生。但是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制度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一、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及其基本权利。
(一)金融消费者的定义。
金融消费者只能是个人,其他法人和社会组织不包含在金融消费者的范围之内。如果紧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定义,虽然实际生活中,在金融机构的对公业务中,常常存在“其他法人和社会组织”与金融机构发生的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购买消费行为,但因为双方没有地位强弱差异,就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体现的保护弱者的理念,因此排除在外。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的话,“其他法人和社会组织”也是有可能转化为弱者地位的。
另外,这些购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行为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及个人的生活需求,即纯粹的生活消费,个人投资性的行为被排除在外。笔者认为,随着个人生活水平及生活需求的不断提高,每个家庭及个人的投资和理财行为成为一种必然,如果严格地将其归纳在保护范围之外,很难将其同家庭生活需求划分开来。有学者的观点指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了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但是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之后又使其重新进入流通领域而转卖出去的除外”笔者就认为,这一观点既肯定了金融消费者和普通消费者的共同之处,又指出了金融消费和投资的区别之处。
由上可知,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的行为特殊性,就使得金融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存在不同之处,有必要进行特殊研究和采取保护。
(二)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参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金融消费者的基本特性,我们可以把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归纳为 8 种,即金融消费安全权、金融消费知情权、金融消费自主选择权、金融消费公平交易权、金融消费者隐私权、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金融消费损害赔偿权和金融消费者结社权[1]。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存在的不足。
(一)金融体制和金融制度上的不足是造成金融消费者权利受损的根本原因。
我国金融行业开放的较晚以及开放程度的不高,导致国内金融机构竞争意识不强烈,服务意识就更加淡薄。我国金融监管机构设置也有待创新,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长期以来只是以稳定国内金融秩序为主,忽略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随着我国国有银行的全部上市股份化,金融机构自身也在转变思想意识,国有银行也要像民营公司一样自负盈亏与其他股份制银行同台竞争,比拼服务水平。只有在竞争中求发展才能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的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服务意识,相信今后的金融机构才不会依靠自身的垄断优势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金融机构服务质量的不足也是金融消费者权利受损的直接原因。
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片面的只以增加利润为目的,并没有以为客户服务为中心,使得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得不到重视,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这才有金融消费者在银行的营业柜台上不断的存取一元钱折腾占用银行资源的激烈行为发生
。
笔者认为,金融机构只有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行今后的战略规划,才能使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金融产品更加适应市场需要。金融机构还应加强企业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文化引导,及时地与客户沟通了解服务的不足,提倡利用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匮乏和反向识别金融诈骗。
能力不强,也是导致金融消费者自身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金融消费者不明确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之后的自我救济方式,甚至不指望能够得到赔偿,自身保护意识淡薄。随着金融消费者不断加强金融知识的补充和更新,相信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能够充分了解自身权利,这将更加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的成长和完善。
三、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制度的措施。
(一)法律制度上的完善。
要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先,应当在立法中明确“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我国现有法律只存在对金融秩序的规定,没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规定,因此,应当及时加入“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才能更加有力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权利。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应当从金融消费者也是消费者这一本质出发,明确其在金融市场中保护弱势群体的立场。其次,应当加快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国《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中都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相关规定,但都是在总则当中的一项目标性说明,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范围或者是救济措施等等,这都难以实现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时的具体保护。现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只是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规定了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但是金融市场远比一般消费市场专业和复杂,这就需要制定专门具体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的合法权益。
2.明确金融消费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倾斜性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利 益。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范围如果能够被法律确定下来,就能有效的避免金融机构利用“格式合同”逃避义务、加重消费者责任的行为。金融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隐私权、受尊重权、损害赔偿权和结社自由权等都应当充分写进法律当中,这一进步对我国金融市场提高服务水平具有极大推动意义。而且金融市场纷繁复杂,金融机构天然的占有垄断的信息和专业的人才,使得金融消费者势单力薄、很难与之抗衡。因此,专门的立法要适度向金融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
。
(二)机构设置上的完善。
在政府机构设置上划分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机构。
我国目前的实际是金融行业逐渐成为混业经营,而金融业管理机构却是分业管理(分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头分管),缺乏统一的政府机关承担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职责。我国目前至少应当使得现有的三方政府管理机构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把同样性质的金融产品的监管规定协调统一起来,以有利于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工作做到实处。充分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才是今后政府金融措施实施好坏的一项成绩和标志,只有政府机构充分考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才能实现金融稳定和长远发展的目标。我国成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专门机构行使权力时应当优于国家对金融机构的调控职能,二者冲突应当以金融消费者利益保护为重。“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金融市场监管”是政府工作职能的两端,需要政府部门根据实际需要调节双方的关系,对于金融市场未来可能存在的消费问题及时加以监管措施和及时的预测防范,才能防止交易中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损害现象。
2.在金融监管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金融消费投诉窗口。金融监管机构是各个金融机构的直接上司,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以后及时向监管部们反映和投诉,有利于监管部们调查和反馈受损事实和结果。也可以参照美联储的方式,建议专门的投诉信息数据库,充分重视金融消费者的意见,利用统计技术对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最终落实,把问题集中处理,从制度上修改和加以保护。
(三)救济途径上的完善。
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统一实现国家的金融消费监管职责。这一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属于行政部门,一方面监督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遵守情况,一方面直接面对金融消费者,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接受金融知识教育、培训的机会,专门接受金融消费者的各项投诉。
2.在国内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协会,并在各个级别的城市设立委员会。充分利用仲裁的优势作用,快捷高效地解决金融纠纷。仲裁的相对专家专业性和裁决结果的执行性,使得仲裁成为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方式的重要补充。通过成立专门的金融案件审判庭,采纳专业的金融法律人才审理复杂的金融纠纷案件,能够对金融消费市场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
参考文献:
[1] 谈李荣. 金融隐私权与信息披露的冲突与制衡[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张新宝. 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张忠元,向洪. 信誉资本[M].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2002.
葛洪义. 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路泽峰. 金文秘站:融创新与法律变革[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蒋超良,金钟. 商业银行与西方金融运作[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谢平. 中国金融制度的选择[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