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均衡论文范文

消费者均衡论文篇1

关键词：防降价均衡　网络外部性　用户规模

产量竞争和价格竞争是寡头垄断企业的主要竞争方式，但随着产品差别化程度的不断降低，竞争又主要体现在价格竞争方面，Bertrand模型针对产品价格竞争做了研究，但在存在网络外部性的市场上，Nash-Bertrand均衡却不存在。寡头企业的定价策略与网络外部性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存在网络外部性的市场上。寡头企业的定价与用户规模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本文应用防降价均衡模型对网络外部性下寡头企业的定价策略进行分析，试图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一、网络外部性、兼容与厌恶成本

所谓网络外部性是指消费者消费一种产品的效用与其他消费者消费该产品的数量存在直接相关关系，如果该消费者的效用随消费同种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那么可称此种外部性为网络外部性(网络外部性分为正网络外部性和负网络外部性，本文仅研究正网络外部性下产品的定价)。公认的最早研究网络外部性的学者是Rohlfs，他认为通信产品存在明显的消费外部性，进而可以引发正反馈效应。从而导致“赢者通吃”或“一者独大”的均衡结果。Katz和Shapiro(1985)正式将这种效应称为网络效应或网络外部性。白此，经济学者对网络外部性下的技术＼产品竞争、兼容决策、锁定等经济问题开始了广泛研究。

网络外部性下的兼容产品与普通产品存在三个明显的区别。第一，与消费普通产品不同，网络外部性下消费者使用产品获得的效用不仅取决于产品自身的价值，还受到其他消费者消费相似兼容产品数量的影响；第二，网络外部性下产品的差别不仅在于产品本身的性质受到消费者规模的影响，而且后者已经成为具有网络效应的产品之间差别的主要表现：第=三，网络外部性下的兼容产品的价值不仅受到消费该产品数量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兼容产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区别，使得网络外部性下兼容产品的定价与普通产品的定价存在很大差别。

寡头企业差别化产品竞争首先要以产品之间存在差异为基础，即首先应存在消费者的“厌恶成本”(distaste cost)，若厌恶成本为零，则产品均衡价格将为零。因而可以说不存在价格竞争。影响厌恶成本的因素很多，但这些成本大都与产品本身相关，如学习成本、合约成本、品牌差异、运输成本、忠诚度成本等。下文对网络外部性下兼容产品的假设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消费者的厌恶成本，也就是说与兼容产品厌恶成本仍然存在，因此符合防降价均衡模型分析的前提。

二、网络外部性下兼容产品的防降价均衡模型

本文利用Shy提出的防降价均衡模型，分析存在用户规模差异的两个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接人定价均衡。首先假定一个由两寡头即寡头A和寡头B组成的市场，他们分别拥有不同品牌的产品，假定在时刻T之前A已经拥有的用户数量为Oa，B拥有的用户数量为Ob。并且转换成本φ足够大以至于消费者的购买都是单向的，即不存在已有旧用户的退出：为不失一般性我们可以假定新用户接入网络时两寡头的边际成本分别为零。

四、用户规模和厌恶成本对兼容产品定价的影响

(一)厌恶成本对产企业定价的影响

网络外部性下兼容产品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企业品牌、产品质量、产品外观等方面，消费者购买兼容产品的厌恶成本也主要来自于这些方面。从上述式3和式4均衡价格的绝对值可以得出结论，随着产品厌恶成本的下降，产品的均衡价格随之降低，当厌恶成本接近于零时，即当全部消费者对不同企业的兼容产品无偏好时，均衡价格降低至零，此时网络外部性虽然存在但对企业定价不产生影响。若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不为零，则产品的均衡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二)用户规模对企业定价的影响

通过比较上述式3、4、5关于寡头企业均衡价格的函数式，我们可以得到企业用户规模与该企业产品均衡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原有用户规模越大。其均衡价格绝对值越高。而企业原有用户规模越大，两企业的价格差异就越大，其中规模大的企业定价相对更低。若在初始状态一企业的用户规模为零，那么两寡头在T之后形成的均衡价格差近似于厌恶成本。

当潜在消费者偏好呈对称分布的情况下(na=nb)，均衡价格差为：

此时，两寡头的均衡价格差正比于两寡头用户规模之差，若企业的初始用户规模相等则两者的均衡价格也相等，此时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最高。

由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可知，在防降价均衡模型下，每个厂商都可以获得一个大于原有用户规模的市场份额而不至引起竞争对手采用降价策略。因此，在防降价均衡下，两个寡头都可维持一个严格大于原有用户规模的市场份额，寡头企业的用户规模会呈现严格递增的态势。基于防降价均衡的价格竞争是一个非恶性竞争，双方企业都从中得到了正收益，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利用防降价均衡模型探讨防止恶性价格竞争的对策。

五、结论和建议

对于生产非兼容产品的企业来说，扩大用户规模已经成为业界公认的提高竞争力的有效策略。对于生产兼容产品的企业，虽然由自身用户数量增长所产生的网络效用可以被对手共享，但提高用户规模同样十分重要，遵循统一标准的企业之间仍可以通过壮大用户规模获得市场的主导地位。此外，企业还应该积极影响消费者偏好。进而提高市场份额和利润。

消费者均衡论文篇2

[关键词] 柠檬市场 混合策略 矩阵分析

二手货市场在中国发达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商品种类也不断丰富。面对日益蓬勃的二手市场，各地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予以规范。那么如何使二手市场健康发展以发掘其巨大潜力呢？本文通过博弈论对柠檬货模型进行修改给出了简单解释。

一、柠檬货模型

二手市场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即消费者与商家对商品质量存在不同的私人信息。基本的柠檬货模型里的参与人包括数量对等的消费者和商家。基本的柠檬货模型有两条基本假设。

第一，自然根据分布均匀分布F（θ）选择商品质量类型θ。假定θ均匀分布在1～100，1表示最差质量的二手商品，100表示最优质量的二手商品。

第二，对随机一件商品，消费者缺乏信息无法做出准确的质量估计，由于商品质量均匀分布，所以商品的平均质量为50，缺乏信息的消费者只愿意提供一个平均价格即50.

博弈双方为消费者和商家，博弈开始时，市场的均衡价是50，但市场上质量高于50的优质商品，不能接受如此低价，渐渐的这些商品将选择退出市场，而质量低于50的商品能够在此价格上成交，它们留在市场，这就是逆向选择――劣胜优汰，由于信息不对称，优质商品被劣质商品淘汰出市场。当质量在50以上的商品退出市场后，市场上的商品质量就均匀分布在1～50之间，平均质量下降到25，消费者将只提供25的平均价格，同理，质量高于25的商品被质量低于25的商品淘汰出市场，如此循环，劣胜优汰过程持续进行至平均价格低到最小（模型中为1），商品数量也会低到最小（几乎没有成交量），市场将不存在！

二、二手市场的假设调整

现实中的市场数据表明柠檬货模型和实际存在差距。而每个理论和现实的差距都在于理论的假设将现实简化了。二手市场的现实发展说明了柠檬货模型的假设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通过观察，对二手市场模型设定以下假设。

第一，商品质量并非均匀分布，现实中商品的质量很难满足均匀分布条件，最为现实的是商品质量满足正态分布，这也是自然最易出现的状态。所以质量分布函数有

第二，消费者并非完全无法获得二手车质量信息。当一个消费者想要去二手市场购物时，他往往会请教对他要买的商品性能熟悉的人，这样能比较准确得到商品的质量信息。从商品本身消费者也可以得到重要的质量信息，比如，对于二手车，最令人关注的是行车里程和维修记录。通过这些途径，消费者虽然跟商家的信息还是不完全对称，但差距已经不大。所以对随机一件商品，消费者不可能只给出平均价格，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出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通常离商品的真实价值不会很远，所以，具有优质商品的商家不会轻易退出市场，劣胜优汰将不起作用。此外，在信息不对称下，商家也会主动通过信息传递表达自己商品的质量，例如通过建立长久的声誉，许诺三包等。

第三，假设二手市场中，供不应求。鉴于二手市场在发达地区的发展，假设市场中的消费者数量多于商家，那么市场达到出清。这种条件下，劣胜优汰将更没有理由出现，高质量的二手商品不会轻易出场直到价码合适为止。

第四，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程度不同。不同商家之间，不同消费者之间，消费者和商家之间对风险的偏好不可能一致。风险偏好的程度对市场的均衡状态和市场稳定度有关键的影响。

最后，引进一条先验信念：开高价的二手商品一般有高质量。这条在正常商品市场中通用的先验信念是触发二手市场博弈开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三、二手市场的支付矩阵分析

基于假设调整，通过分析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来探索二手市场的均衡状态。首先，根据先验信念，有相当一部分愿意买二手商品的消费者存在，而且他们愿意对高质的二手商品出高价。其次，商家可以选择出售高质或劣质商品。引进社会福利博弈模型对博弈双方进行支付矩阵分析。

矩阵数值的意义如下:消费者以高价买到高质的二手商品时，他的效用为10，如果不小心看走了眼，买到了柠檬货，他的效用只有4 。对商家来说，用高质商品卖出高价的效用6，如果以次充好，得效用为12 。当消费者害怕上当，不购买二手商品时，如果此时证明该商品是高质量的，消费者的保留效用3，如果，该商品被证明是劣质的，他会很庆幸并为自己的准确判断而高兴，所以得到效用5 。之所以不买劣质品的效用高于不买高质品，是因为考虑给消费者的准确判断附加了效用。对商家，他留下高质商品有保留效用3，留下劣质商品则的效用仅为1。支付矩阵的具体数值便于直观理解，不同的参与人可以给上文的支付矩阵赋予不同的值，但这并不会影响分析结果，因为博弈论的均衡解是由博弈结构决定的，并非由支付矩阵的数值决定的，下面就给支付矩阵赋予变量，分析一般二手市场均衡解。

二手市场的一般支付矩阵如下。

对变量间相互关系做如下规定：a>d>b>c, x>w>y>z. 这是为了该博弈模型能满足对二手市场的假设，它的具体意义跟上文具体数值一致。容易验证该矩阵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当商家提供高质量二手货时，对消费者最好的策略是购买，商家提供劣质二手货时，消费者最好不要购买。反之，当消费者购买时，商家提供劣质品以谋求暴利；无人问津时，最好保留高质量商品吸引其他潜在顾客。这个市场对任何一方不存在优势策略（否则，拥有优势策略方不会同意混合均衡）。

现在对上述博弈求解。用p表示消费者愿意进入二手市场的概率，用q表示商家是诚实的并提供高质量二手货的概率。

对消费者来说，当他进入二手市场，他的期望效用为：

（购买）=qa+(1-q)b

他不进入二手市场，期望效用为：

（不买）=qc+(1-q)d

将两个方程设为相等，有

q*(a+d-b-c)+b-d=0

得到

同理，让商家在提供高质货和提供柠檬货之间效用相等时，可以得到方程式：

（高质）=pw+(1-p)y=（劣质）=px+(1-p)z

p*和q*就是一般二手市场的混合策略解（临界值）。这个解的形式在博弈论中具有基础性。按照拉斯缪森的说法2×2博弈主要有三种类型，他们是非协调博弈，协调博弈和贡献博弈。三种博弈的不同之处在于2×2支付距阵的支付参数的相对大小关系不一样。股东与经理的委托模型，审计博弈，社会福利博弈的结构与本文的二手市场博弈是一样的，他们的一般解具有通用性，只是在于对不同现实的解释不同。

四、解的现实意义

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区，当消费者和商家群体的行为特征固定时，即（a、b、c、d、x、w、x、y、z）有一个现实统计意义上的值，这时均衡解（p*,q*）就是一个具体数值，它就是该地区，该消费群体在二手市场的均衡临界点。如果消费者进入市场的概率恰好等于p*，那商家提供优质商品和提供柠檬货的效用是相等的。反之，商家提供优质商品的概率正好是q*时，消费者去不去购买二手货的效用相等的，这样就形成了混合策略均衡，即按照（p*,q*）的概率一部分消费者回去购买二手商品，一部分商家会提供高质量二手商品。在发生重大事件改变消费者和商家的行为模式之前，这个均衡将是稳定的。但如果有重大事件足以影响消费者或商家的行为模式，例如媒体对某些不良商贩的大面积报道，令消费者对商家的信心受挫，风险规避情绪上升，从而支付矩阵中a、b等值发生变化，使得当前消费者进入市场的p值不等于临界值p*，那均衡将被打破，商家也会调整行为，从而形成新的均衡。以上述为例，p值变小时，商家必须提高自身q值以使它大于新的q*，否则市场将崩溃，形成一个很少人进入二手市场，很少商家提供优质二手货的局面。也就是二手市场中只有最差的商品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优质商品被淘汰。

进一步研究临界均衡的意义。求p*的倒数为：

根据矩阵赋值规定，是一个正数，这保证了大于1，p*小于1（概率P*大于1是不可理喻的）。W－X意义是商家提供柠檬货比提供高质货多得的效用，通常可以把它当成以次充好的暴利程度。Z－Y是说商家积压柠檬货比积压高质货的负效用，即损失程度。根据p*的表达式，的越大，P*越小。现在真相大白，矩阵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二手市场的暴利程度越高，风险越小，消费者进入二手市场的积极性越低，因为理智的消费者会觉得，二手市场的猫腻太多，很难得到什么好处，他选择进入二手市场的概率就很比较小。

同样对商家提供高质量二手货的概率q*进行分析，可以得到 的值决定了q的取值。（a-c）是消费者购得高质量二手货的效用，（d-b）是消费者规避了柠檬货的效用。风险与效用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假设这个正相关系数为k，风险设为ε。所以是消费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如果＞1，消费者是风险偏好者，他更倾向于去攫取二手市场中的潜在效用，如果＜1,该消费者是风险厌恶者，他倾向于规避二手市场中的潜在风险即效用损失即从二手市场中获得额外效用的期望不能补偿他所承担的风险。由q*的表达式可以得出，消费者越是风险喜好者即越大，q*的值就越小，临界均衡中商家提供高质货的概率越小，或者说在所有商家中提供高质量二手货的比例越小。这很好的解释了大城市尤其像上海、广州这样的都市，二手市场的稳定性。原因就在于大城市的消费者的风险爱好程度相对较高，所以即使只有小比例的商家提供高质二手货可以也能保持市场处在稳定的均衡上。当大部分消费者是风险规避型时，商家必须有一个较高的概率提供高质量二手货，才能维持市场的均衡，而商家的本能利益驱动使这个条件比较难以实现，尤其是商家之间的博弈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使这个均衡更难以实现。一旦市场中的q值无法到达均衡值q*，市场将被一步步瓦解。

五、小结

对于经济发展，一个稳定的二手市场可以更好的实现各种资源的有效分配，减少资源浪费。而理想的二手市场，应该是消费者群体乐意参与二手商品消费，并且广大商家以较大概率提供高质量的二手商品，市场处于（购买，高质量）的均衡下实习公平交易。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市场管理者可以有两条途径去维护市场的稳定，第一是努力提高消费者群体的风险偏好程度，第二就是建立相应的规章去增加二手市场的透明度，减低商家谋求暴利的程度，具体的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Martin J. Osborne 《An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03

[2]郑:盗版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 ,2007.07 P34－35

[3]妮 王运陈:基于博弈理论浅析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 商场现代化,2007.08 P69

[4]赵 骅 龙树发:社会福利博弈模型成立的条件分析 重庆大学学报，2006.10 P139-142

消费者均衡论文篇3

内容摘要：本文在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利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来说明消费者与生产者在封闭与开放条件下如何进行最优选择，进而说明市场交易利益的产生、范围与分解。

关键词：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交易区域利益分解

在国际贸易理论的现代分析中，常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通过引入生产可能性曲线与社会无差异曲线来说明市场交易利益产生与分解。本文在局部均衡分析法的基础上，利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概念来说明消费者与生产者在封闭与开放条件下如何进行最优选择，进而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交易利益的产生、范围与分解。

封闭条件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选择

本文所涉及的最优消费点与最优生产点都是在封闭条件下，即不发生对外贸易的背景下所计算得出的结果。

（一）消费者最优选择及其利益的最大化

1.消费者最优选择与需求曲线。可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出消费者在有限制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条件，即最优消费条件。令消费者效用函数为U（X1，X2），预算约束为I=P1X1+P2X2，相应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L(X1，X2，λ)=U(X1，X2)+λ(I-P1X1-P2X2)

其中，λ为拉格朗日乘数，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为：对X1、X2、λ三个变量分别求偏导数，并令偏导数值等于零，进而得到MU1/P1=MU2/P2=λ，即消费者最优选择的必要条件，其中λ为货币的边际效用。

可对U（X1，X2），I=P1•X1+P2•X2微分，得出λ=dU/dI。

消费者最优选择条件的一般形式可写为MU／Pe=λ(MU、Pe分别为商品边际效用与市场价格)，其表示消费者对任何一种商品的最优购买量应该是使最后一元钱购买该商品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和付出的这一元钱的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

消费者最优选择的条件也可变形为MU(X)／λ=Pe，其中，MU(X)／λ实际为消费者购买最后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收益，也是消费者为购买该商品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即对商品X的需求价格Pd，所以，MU(X)／λ=Pe经济含义为：消费者对任何一种商品的最优购买量应该是其需求价格与商品的市场价格相等时的数量，即Pd=Pe时的数量。或者说，需求线上的任意一点都意味消费者的最优选择，也可利用价格消费曲线的推导来说明需求曲线上的任一点都意味着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需求线右方的点意味MU(X)／λ2.消费者最优选择与消费者剩余最大化。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为消费某种商品而愿意付出的代价超过其实际付出代价的余额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令需求函数为Pd=f(X)，根据其含义可知Pd为消费者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而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Pd=MU(X)/λ（假定λ为一常量）。若消费者以实际价格Pe购买商品数量为X时，消费者剩余可从两个角度衡量（而在传统的教科书中，主要是从货币利益角度分析消费者剩余）：

第一，用货币单位来衡量，消费者剩余将取决于其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所获得的总收益（TR）与其所花费的实际总成本（TC）：CSm=TR(X)-TC(X)=X0f(X)dX-PeX=X0（MU(X)/λ）dX-PeX=(1/λ)X0MU(X)dX-PeX=TU(X)/λ-PeX

这一公式表示：即用货币单位来衡量的消费者剩余。当CSm对X的一阶导数等于零时，CSm取得最大值，即dCSm/dX=d(TU(X)/λ)/dX-d(PeX)/dX=(1/λ)dTU(X)/dX-Pe=0，故MU/λ=Pe或Pd=Pe时，CSm取得最大值。

第二，用效用单位来衡量，消费者剩余将取决于其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所带来的总效用（TU(X)）与其放弃货币所失去的总效用（TU(M)）：

CSu=TU(X)-TU(M)=X0MUdX-λPeX=TU(X)-λPeX

这一公式表示：即用效用单位来衡量的消费者剩余。当CSu对X的一阶导数等于零时，CSu取得最大值，即dCSu/dX=dTU(X)/dX-λPe=0，故MU/λ=Pe或Pd=Pe时，CSu取得最大值。

根据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当消费者为一定数量的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市场价格相等，不仅意味着消费者作出了最优选择，实现了消费者均衡；同时，也意味着消费者剩余最大化，或者说在需求曲线上，价格与需求量的组合能使消费者实现满足最大化，而且也能使消费者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的满足最大化实际上是在追求消费者剩余最大化。

（二）生产者最优选择及其利益最大化

1.生产者最优选择与供给曲线。可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出生产者在成本限制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条件，即最优生产条件。设总收益函数为：TR(X1，X2)=X1P1+X2P2，生产者的总成本函数为：TC0=TC(X1，X2，M)，M为借贷货币量，则相应的拉格朗日函数为：

L(X1，X2，M，t)=TR(X1，X2)+t[TC0-TC(X1，X2，M)]=X1P1+X2P2+t[TC0-TC(X1，X2)]

其中，t为拉格朗日乘数，收益最大化一阶条件为：对X1、X2、t三个变量分别求偏导，并令偏导数值等于零，可得到：tMC1=P1、tMC2=P2，即生产者最优选择的必要条件为：MC1/P1=MC2/P2=t=1，或简写为MC=Pe，可对TR（X1，X2）=X1•P1+X2•P2，TC0=TC（X1，X2）微分得出：t=MR/MC=1。即当产品边际成本与产品市场价格相等时为生产者最优生产量。

根据供给曲线的含义，供给曲线表示对于各种数量的产品，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即供给价格Ps）。这一最低价格取决于产品的边际成本MC，故Ps=MC。因此，生产者最优选择条件一般形式可表示为Ps=Pe，也就是说当生产者为一定数量商品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与市场价格相等时意味着生产者作出了最优选择，即在供给曲线上的任意一点都意味生产者最优选择的实现，也可利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的供给曲线的推导来说明。供给线右方的点意味MC＞Pe，只有减少生产量才可实现最优生产，左方则相反。

2.生产者最优选择与生产者剩余最大化。生产者剩余是生产者实际获得的产品卖价与其愿意接受的产品卖价的差额给生产者带来的利益。令供给函数为Ps=f(X)，根据其含义可知Ps为生产者出售一定数量的商品而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其取于产品的边际成本，故Ps=MC(X)。当生产者以实际价格Pe出售产品的数量为X时，生产者剩余PS用公式可表示为：PS=TR(X)-TC(X)=PeXeXe0PsdX=PeXe-Xe0MCdX，当PS对X的一阶导数等于零时，PS取得最大值，即dPS/dX=Pe-MC=0时，PS取得最大值，故MC=Pe时PS取得最大值。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生产者为一定数量的商品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与市场价格相等，不仅意味着生产者作出了最优选择，即实现了生产者均衡，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者剩余最大化，或者说在供给曲线上，价格与供给量的组合能使生产者实现利益最大化，能使生产者实现生产者剩余最大化。生产者追求的利益最大化实际上是在追求生产者剩余最大化。

综上分析可以得出，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在需求曲线上，生产者的最优选择在供给曲线上。

封闭条件下实际交易区域的确立

市场均衡与实际的交易区域的确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将调节市场的需求量与供给量。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时，交点即为市场均衡点，其对应的价格与数量分别为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现实中的价格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均衡价格或偶然相等，但在供求机制下会使实际价格趋于均衡价格。当实际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即P1Pe时，虽然生产者所愿意供给的最大产品量为X2，但是没人能强迫消费者一定购买X3数量的商品，因为消费者在P2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为X1，实际交易量只能是X1，由此可知，当实际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实际交易的发生只能在D曲线AE线段上。所以市场交易组合点在AEB线上(如图1所示)。

对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性质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AEB面积内，均可成为实际的交易区域。根据定义，需求曲线有两种含义：表示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最大商品数量；表示对于各种数量的商品，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供给曲线也有两种含义：表示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生产者愿意而且能够提供的最大商品数量；表示对于各种数量的商品，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

因此，在市场交易组合（X，P）中，当市场价格P既定时，市场实际交易量X只能小于或等于需求量Xd且小于或等于市场供给量Xs；当市场实际交易量X既定时，市场实际交易价格P只能小于或等于市场的需求价格Pd且大于或等于市场供给价格Ps。所以，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实际交易区只能是在需求曲线以下，供给曲线以上所组成的AEB面积上任何一点。

最优生产点、最优消费点的统一促使社会总剩余的最大化。根据前面的分析，当Pd(=MU/λ)=Pe时，意味着消费者作出了最优选择，也意味着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当Ps(=MC)=Pe时，意味着生产者作出了最优选择，也意味着生产者剩余最大化。那么，当MU/λ=Pe=MC或Pd=Pe=Ps时，就意味着消费者与生产者同时作出了最优选择，同时实现了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及社会总剩余的最大化。对此，本文可先从几何图形中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及社会总剩余的变化来说明（如图1所示）。

根据前面分析，市场交易最优点(生产、消费同时最优)只能处于需求曲线上或者供给曲线上或同时处于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上。当市场交易点处于E点时，消费者剩余为EAPe面积；生产者剩余为EBPe面积。此时，社会总剩余为EAPe和EBPe两部分面积之和。若市场交易点处于需求曲线上的F点（在封闭条件下，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失衡，只是单一的最优生产），即相应的市场价格为P1，而市场交易数量为X1，则消费者剩余为需求曲线以下、P1F以上的面积，生产者剩余为供给曲线以上、P1F以下的面积，此时，社会总剩余为FG左侧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之间的面积，即四边形ABFG。显然，该面积比E点所处状态下的社会总剩余少了一块面积EFG。同理，任何位于E点左侧的状态，其社会总剩余皆小于E点的社会总剩余。

若市场交易点处于供给曲线上的M点（根据前面对实际的交易区域的分析，真实的市场交易点不可能出现在此点，但生产最优点可能出现在此点），即相应的价格为P2，数量为X2，则消费者剩余为GAP2减去GMH之后的面积。生产者剩余为P2M以下、供给曲线S以上的部分。此时，社会总剩余为EAB减去EMH面积。显然，该面积比E点所处状态下的社会总剩余少EMH。同理，任何位于E点右侧的状态，其社会总剩余皆小于E点的社会总剩余。

另外，也可用数学直接证明出市场交易点位于E点时社会总剩余最大：令消费者的需求函数为Pd=f(X)，根据效用论，可知Pd=MU/λ。令生产者的供给函数为Ps=f(X)，根据成本理论，可知Ps=MC。当市场均衡价格为Pe时，则社会总剩余为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即

TS=CS+PS=(X0ePddX-PeX)+(PeX-X0ePsdX)=X0ePddX-X0ePsdX=X0e(MU/λ)dX-X0eMCdX

当TS对X的一阶导数等于零时，即dTS/dX=MU/λ-MC=0时，TS取得最大值，故MU/λ=MC或者说Pd=Ps(=Pe)时TS取得最大值。因此，只有在E点上，消费最优与生产最优才可以同时实现，且社会总剩余最大。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当市场均衡时，实现了生产最优和消费最优，最优生产点与最优消费点统一为市场均衡点，同时社会总剩余最大。当市场失衡时，将出现最优生产点与最优消费点的分离，可能出现单一的最优消费或单一的最优生产，或生产与消费都未实现最优，社会总剩余将会减少。在封闭条件下，真实的市场交易区域将位于均衡点左方需求线以下、供给线以上的三角区域之内。同时，这也是本国市场交易利益的最大界限。消费者与生产者在市场交易中体现为对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最大化的追逐。

开放条件下的贸易利益

在开放条件下，国内外市场的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发生的直接原因。

假定A代表本国任意一经济主体，作为厂商可以生产X、Y产品中任意一种，作为消费者既消费X产品，也消费Y产品；B代表外国任意一经济主体，作为厂商，可以生产X、Y产品中的任意一种，作为消费者既消费X产品，也消费Y产品。同时，假定本国厂商A生产的X产品有比较优势，Y产品有比较劣势。外国厂商生产的Y产品有比较优势，X产品有比较劣势。根据比较优势理论，本国X产品的相对价格将低于外国X产品的相对价格，本国Y产品的相对价格将高于外国Y产品的相对价格，因此，本国将出口产品X，进口产品Y，外国则相反。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由于P=AC，故比较优势既可用相对成本差表示，也可用相对价格差表示。本文的分析仅以本国为例，假定本国为世界市场价格（国外市场价格）的接受者。

（一）出口贸易与贸易利益

1.出口贸易利益的图形分析。由于本国X产品具有比较优势，本国X产品的相对均衡价格会低于世界市场的相对均衡价格，本国经济主体A就会调整自己的生产与消费结构：扩大X产品的生产，增加X产品的出口，减少X产品的本国消费。

由于本国X产品生产扩大与出口，从而导致生产者剩余增加，消费者剩余减少，但生产者剩余增加量大于消费者剩余减少量，因此，社会总剩余表现为增加，净增量TS=EFG，即出口贸易带来的社会净利益（如图2所示）。

在图2中，Pe=PXA/PYA，即本国X产品的相对均衡价格，PW=PXB/PYB，即外国X产品的相对均衡价格，Pe2.出口贸易净利益的分解。出口贸易净利益EFG可分解为：交易得益(a)：在本国X产品生产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X产品价格上升为PW而使得社会净剩余增加量为EFH=a。分工得益(b)：价格相对不变(假定市场价格为PW)时，由于本国生产者扩大生产而获得的净剩余HEG=b。

3.最优消费点、最优生产点的分离与实际交易区域的扩大。在封闭条件下，本国最优生产点与最优消费点统一为国内市场均衡点E，二者一旦出现分离，将导致社会总剩余减少，社会总剩余的最大限量为AEB，同时也是实际交易区域的最大界限。在开放条件下，价格条件的变化使我国最优生产点与最优消费点出现了分离(F为消费点，G为生产点)，并同时实现了消费与生产的最优。这就说明，消费点F位于雪球线上，生产点G位于供给曲线的分析可知：消费者利益与生产者利益最大化。社会总剩余表现为净增加(EFG)；实际交易区域由AEB扩展为AFGB区域。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出口贸易使得本国社会总剩余出现了净增加，并为生产者所获得。出口贸易使得本国市场出现变化：最优生产点、最优消费点分离与实际交易区域的扩大。根本原因在于本国X产品的相对优势（具体表现为国内产品价格的相对优势）。

（二）进口贸易与贸易利益

1.进口贸易利益的图形分析。由于本国Y产品具有相对劣势，Y产品的相对价格会高于世界市场的相对价格，经济主体就会调整自己的生产与消费结构：Y产品的生产会减少，而Y产品需求量会增加，超额需求由进口来满足，从而出现最优消费点与最优生产点的分离。

交易后，社会总剩余增加，与封闭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相比，虽然生产者剩余减少，但消费者剩余却大幅增加，社会总剩余的净增量为ΔJEK，即进口贸易带来的社会净利益（如图3所示）。

在图3中，Pe=PYA/PXA，即本国Y产品的相对均衡价格；PW=PYB/PXB，即外国Y产品的相对均衡价格，Pe＞PW，从中可知本国厂商A生产的Y产品有比较劣势。

2.进口贸易净利益的分解。进口贸易净利益JEK可分解为以下几部分：

交易得益(d)：在本国X产品生产量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产品Y价格下降为PW而使得社会净剩余增加量为ELK=d。

分工得益（c）：价格相对不变（假定市场价格为PW）时，迫使国内生产从资源消耗较高的本国生产者转向资源耗费较低的外国生产者所引起社会剩余净增加量EJL=c。

3.最优消费点、最优生产点的分离与实际交易区域的扩大。在封闭条件下，本国消费点与生产点统一为E点，开放后的分工，使生产点与消费点发生分离：K点为新的消费点，J为新的生产点。虽然生产点与消费点发生了分离，但是仍然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最优。开放后，实际交易区域也相应扩大为AKJB区域。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进口贸易使得本国社会总剩余出现了净增加，并为消费者所获得。进口贸易使得本国市场出现变化：最优生产点、最优消费点分离与本国的实际交易区扩大。根本原因在于本国Y产品的相对劣势（具体表现为国外产品价格的相对优势）。

（三）进出口贸易与贸易利益

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本文进一步假定A作为生产者，其X产品其Y产品的生产函数相同，即有着相同的市场供给曲线SXA(SYA)；假定A作为消费者对X产品与Y产品的需求函数相同，即有着相同的市场需求曲线DXA(DYA)。因此，PXA/PYA=1，其中，PXA、PYA分别为本国A厂商在封闭条件下X产品与Y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PXA/PYA为本国X产品的相对均衡价格。

由于假定厂商A生产的X产品有比较优势，Y产品有比较劣势，所以，PXA/PYA＜PXB/PYB或PYB/PXB＜PYA/PXA，其中，PXB与PYB分别为外国B厂商在封闭条件下X产品与Y产品的市场均衡价格，PXB/PYB与PYB/PXB分别为B厂商X产品、Y产品的相对均衡价格（也是X产品、Y产品的世界市场相对均衡价格PWX与PWY）。因此，PXB/PYB>PXA/PYA=PYA/PXA=1>PYB/PXB。

在开放条件下，只要本国市场X产品相对价格低于外国市场X产品相对价格，即PXA/PYA＜PXB/PYB=PWX，且本国市场Y产品相对价格高于外国市场Y产品相对价格，即PYA/PXA＞PYB/PXB=PWY，A就会调整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扩大X产品的生产并向B出口X，减少Y产品的生产并从B进口Y（如图4所示）。

1.进出口贸易利益的图形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本国市场的开放及X产品的相对优势、Y产品的相对劣势，从而导致X产品生产扩大并出口X产品，Y产品生产减少并进口Y。交易后，社会总剩余表现为增加，其增量为FGE+JEK=(a+b)+(c+d)，其中，a+b为出口贸易所带来的利益，c+d为进口贸易所带来的利益。

2.进出口贸易利益的分解。进出口贸易利益可分解为交易得益与分工收益两部分：

第一，交易得益(a+d)。与封闭时相比，假定生产点不动（本国X、Y产品生产量不变），由于X产品相对价格上升，而使本国生产者所获得净利益a。同时，由于Y产品价格相对下降，而使本国消费者所获得净利益。

第二，分工得益(b+c)。与封闭时相比，假定X、Y产品相对价格不变(假定为PWX、PWY)时，由于生产者扩大对X产品的生产而获得的净收益b，并为生产者所获得。同时，由于本国对产品Y生产减少，外国生产者扩大生产而使本国消费者所获得的净利益c。

开放条件下实际交易区的扩大

在封闭条件下，最优消费点与最优生产点统一为E点，开放后二者发生分离：F与K点为新的最优消费点，其中，F点为消费者对X产品的最优消费点，K点为消费者对Y产品的最优消费点；G与J为新的生产点，其中，G点为生产者对X产品的最优生产点，J点为生产者对Y产品的最优生产点。虽然生产点与消费点发生了分离，但是本国仍然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最优。同时，开放后，实际交易区域相应扩大为AFGEKJB区域。

消费者均衡论文篇4

论文摘要：针对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分拆改革有两种相反观点，这些观点大多是从自然垄断产业的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及成本次可加性等特征来展开论述的。文章试图从自然垄断产业的网络效应出发，认为对待这些自然垄断产业的分拆改革应慎行。改革的关键在于引入替代品竞争和企业改制。

一、自然垄断产业的网络效应

网络效应是指消费者消费某些产品所获得的效用会随着购买这种产品的其他消费者的数量增加而不断增加，也被称作网络外部性或需求规模经济。

自然垄断产业中大多具有网络效应。如电信、电力、铁路、邮政、煤气、热力供应、自来水等产业。这种网络效应表现为两种形式，即直接网络效应与间接网络效应。直接网络效应是指消费一种产品的用户增加可以直接增加这种产品的老用户的效用;间接网络效应，主要是由辅助产品所构成的系统产品所引起的。消费者消费这个系统产品的效用大小取决于所提供的辅助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对这些产业进行分拆后，会导致社会净福利的损失。本文运用圆周城市模型(Spatialeompet主tionineireularcstymodel)分析存在网络效应下的两阶段选址定价模型，证明了在存在弱网络效应时，网络效应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水平。而在强网络效应下，厂商数量越少则社会净福利越大，最优市场结构为独家垄断。

二、模型

1.假定

假定1:D为厂商的市场份额，网络效应函数j(0)，满足_f(0)=0，f(D)可微且f(D))>0为便于分析，本文采用线性网络效应函数f(D)=aD，其中参数a>=0代表了网络效应的强弱。

假定2:存在一个周长为1的“圆形城市”，消费者以密度1沿城市圆周均匀分布，n个利润最大化厂商也沿城市圆周分布。厂商生产除位置和运输成本外的同质产品。

假定3:生产的边际成本为零，消费者只有单位需求，不购买商品的效用为0，购买商品获得的总效用为。且假定二足够大以致于市场能够被完全覆盖.与厂商i距离为x并购买厂商i产品的消费者获得的净剩余为:

其中t为单位运输成本，P为厂商i产品的价格，f(Di)体现了由于存在网络效应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厂商i的利润函数为:

其中F为厂商进人行业所花费的固定成本，Di为厂商i面临的需求。本文的模型是一个两阶段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一溥弈的时间顺序如下:第一阶段厂商决定是否进人行业，如果进人则同时进行选址;第二阶段厂商同时进行价格竞争。为使问题简化，模型的最后结论将主要讨论对称均衡的情况。

2.弱网络效应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如图1所示，厂商i和其两个相邻厂商i-1、i十1的位置分别为x1，和x1-1、X1+1。由(1)得厂商i左、右两侧的边际(无差异)消费者才、才获得的净剩余分别满足:

其中d(i,i+1)为厂商i和i十1之间的距离，d(i一1，lT)为厂商i一1和i之间的距离，代表了两个相邻厂商产品之间的差异程度。三个厂商所面临的剩余需求分别为(3)得:

将线性网络效应函数代人上式得厂商i面临的需求函数为:

给定单位运输成本t和网络效应参数丁清况下，厂商的市场份额与相邻厂商的定价和厂商间产品的差异程度正相关，与自身产品定价和相邻厂商的市场份额负相关。在对称均衡下有代人(4)得厂商i的需求为:

(1)定价阶段

厂商i在第二阶段的最优定价策略川满足:由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得对称均衡下的最优定价为:

当a=t/2时厂商的最优定价为零，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厂商之间为Bertrand竞争。当网络效应足够高a>1/2时，价格低于边际成本。首先讨论网络效应a<=t/2的情况，即弱网络效应下的情况。由(2)、(5)得厂商的均衡市场份额和利润分别为

(2)自由进入阶段

在第一阶段里，自由进入意味着行业内所有厂商的利润恰好为零，因此自由进人下的均衡厂商数量n满足需，得行业内厂商均衡数量为:

3.比较静态

将(8)代人(6)、(7)得到两阶段模型中厂商的均衡价格和市场份额分别为均衡态下的消费者剩余cs.生产者剩余尸5和社会净福利W分别为:

结论1:同无网络效应模型均衡结果相比，存在网络效应模型的价格、厂商数量较少，消费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水平较高。特别地，当a=3t/8时存在网络效应下的厂商数量等同于无网络效应下的社会最优厂商数量。

4.强网络效应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当网络效应较强，即a>t/2时，厂商的定价策略(幻小于边际成本，因此市场重叠情况不会存在。因此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市场局部垄断，一种是市场恰好完全覆盖。

(1)市场局部垄断的情况

如图2所示。厂商i左、右两侧的边际消费者、获得的净剩余分别满足:

其中得厂商i面临的需求为垄断定价p>v同时意味着厂商有动机提高价格并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并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图2中的市场局部垄断的情况不会存在。

(2)市场恰好完全覆盖的情况

如图3所示。厂商i左、右两侧的边际消费者，获得的净剩余分别满足:

对称均衡下满足上式的最优定价策略为p单个厂商的均衡市场份额和利润分别为特别当n=1时，行业存在独家垄断且市场完全覆盖，即垄断厂商的最优定价为结论2:均衡状态下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分别为:因此在强网络效应下，厂商数量越少则社会净福利越大，最优行业结构为独家垄断(n=1)情况。

三、经验检验

由以上推导可以看出，在存在弱网络效应时，网络效应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水平。而在强网络效应下，厂商数量越少则社会净福利越大，最优行业结构为独家垄断。这说明，强网络效应要求垄断的市场结构，所以，对待网络效应较强的自然垄断产业，如果单纯的为了引人竞争，而无视网络效应的存在，进行拆分是不合理的。印度模式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991年，印度放开了包括移动电话在内的12项电信增值业务市场。其中移动电话业务市场开放的具体方式是将全国分为18个营运区，通过投标，每区发出2个移动电话经营许可证。1994年5月，印度国会通过了通信部长提交的”国家电信政策报告”，提倡私人企业投资建设、拥有和运营印度电信网，向公众提供本地电话业务。同年9月，政府全面放开了本地电话业务市场，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将全国划分为20个电信区，侮区出售1个本地电话业务经营许可证，与DOT所属企业进行竞争。但新加人公司的运营举步维艰。1990年各移动通信公司的月亏损总额就达9000多万美元.AT&T、Uswest等公司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压缩投资，贝尔加拿大、Swiss-com等公司则决定退出印度电信市场。

因为这种方式注重充分竞争，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网络效应作用的发挥，从而影响了电信业的发展。与中国相比，1990年两国主线普及率和1995年两国移动通讯普及率均不足1%，而到2001年，印度的主线普及率为3%，我国为22%;印度的移动通讯普及率为2%，我国为7%，远远超过了印度。

消费者均衡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功能；金融发展；消费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11-0017-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11.04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各种战略和制度改革确保增强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功能，促进消费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金融对消费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受到关注。自Goldsmith和McKinnon等学者提出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广泛的关注。麦金农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缓解信贷约束，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刺激消费。Tobin和Flavin最先提出了流动性约束问题，Zeldes（1989）、Carroll和Kimball（2001）等相继进一步分析了流动性约束影响储蓄和消费的原因和效果等问题[1-2]。有学者的实证却得出相反的结论，Pereira（2003）通过分析解除消费者信贷约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消费信贷约束的解除并不能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3]。Rigobon and Sack（2003）发现股票投资给美国家庭带来了相当大的财富收入，从而促进了居民消费[4]；Bram和Ludvigson（1998）得出股市繁荣会使得消费者情绪高涨在短期内会刺激消费增长的结论[5]。有些学者研究了保险对消费的影响。目前实证研究存在较大的争议， Stephen Zelde，Jonathan Skinner、Glenn Hubbard（1995）得出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6]。Leimer和Lesnoy （1982）认为战后美国社会保障有可能促进了私人储蓄，社会保障大幅促进消费的假说不成立[7]。

国内学者在2000年后才开始对中国金融发展和居民消费关系进行研究。叶耀明等（2007）利用我国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金融市场化降低了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从而增加消费[8]。林晓楠（2006）对中国1990—2004年消费信贷与居民消费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消费信贷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并不明显[9]。毛中根等（2010）通过面板数据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着区域差别。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股市财富效应难以发挥，即使存在也不明显[10]。赵志君（2000）等认为我国股票价格难以发挥财富效应[11]。贾小玫、冉净斐（2004）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发现农户参加经济合作组织或医疗保险时，就会增加即期消费[12]。王立平（2005）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人寿保险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的人寿保险未能起到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13]。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单独针对消费信贷、股票市场、保险等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分析，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多是采用金融相关率或是货币化程度来衡量，而我国学者设计的指标多是和贷款规模和结构相关，往往忽视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指标。本文将保险和证券市场发展指标纳入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通过建立VAR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的动态影响。

二、金融发展促进消费的理论分析——功能视角

美国著名金融学教授博迪和莫顿（1995）系统地提出了基于金融功能论的金融发展理论，将金融功能概括为支付清算功能、资源配置功能（资源聚集、分割及转移）、信息提供功能、监督及风险管理等四类功能。从这些功能上看，金融发展可以从以下渠道促进消费的增加。

（一）支付清算功能增加消费便利

支付清算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为商品、劳务、资金等转移提供支付清算服务，提高经济体运行效率。各种现代金融工具如ATM、POS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为居民提供支付便利的同时降低了交易费用，扩展了消费的时间和空间。信用卡业务凭借其灵活便捷的特点，已经成为消费信贷的重要形式，很好地起到了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

（二）间接融资功能减缓流动性约束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个人的现期消费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进行提前支付，因此可以进行借贷提前消费。金融中介机构数量及结构、消费信贷产品的种类、期限，居民获得信贷的容易及便利程度将会影响流动性约束的强弱，一旦消费者预期到未来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就会降低当期消费同时以后各期的消费都将受到影响。

（三）直接融资功能增加收入及预期

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有关家庭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提出的持久性收入假说，认为个人的消费行为不是简单地与个人的当期收入水平有关，而取决于一个人在未来整个生命周期里的收入或“持久性收入”。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将会影响消费者投资产品的种类及收益，资产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金融资产持有者的财富增加，从而刺激消费。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繁荣会增强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形式及自身未来收入的预期，从而增加消费支出。

（四）信息提供功能降低融资成本

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通过筛选、甄别和管理信息，能够有效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对融资者的经营情况或者行为形成约束，促使企业会更好治理公司。如果没有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介入社会的资金融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将无法解决或者成本太高，可能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金融中介和市场发展越完善，对信息管理手段越高，融资成本越低，企业的业绩越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的收入，进而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

（五）风险管理和分散功能降低不确定性

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将使消费者减少消费而增加储蓄。而金融产品为人们提供了分散风险和转移风险的手段，当消费者面临外部不确定的冲击时，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进行风险规避或者风险分散。最典型的是保险市场，居民仅需以相对小额确定保费来平滑未来不确定损失，从而降低为预防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为居民未来消费提供长期、稳定保障。

三、指标选择与模型的建立

（一）模型的构建

西方传统的消费理论视金融变量为既定的前提，忽视了金融对经济和消费的作用，而如上分析，金融功能的发挥可以降低流动性约束，减少不确定性，或是通过增加居民财富和信息对居民消费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根据Keynes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是人们收入水平的函数，在此基础上，本文加入金融发展的指标变量，采用变量自回归模型（VAR）来研究金融发展对消费需求及结构的动态影响。

yt=A1yt-1+A2yt-2+…+Apyt-p+？着t t=1，2…T（1）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即本文要研究的所有变量，包括消费、收入和金融相关指标；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着t是k维扰动列向量。

（二）指标的选取

1. 金融发展指标

金融发展最普遍使用的指标是戈式指标，即金融相关率，用全部金融资产质量占GDP的比重，麦金农（1973）年用M2代替了金融资产质量。King和Levine（1993）设计了用于计量金融中介服务质量的四个指标[15]。我国学者多采用戈式或麦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章奇等（2004）以金融机构信贷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的金融发展程度[16]；李国政等（2012）用农村贷款额/农村GDP来衡量农村金融的发展规模，用农村存贷比例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用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农村贷款额的比重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结构[17]；胡邦勇等（2013）增加了农村金融的分布密度的指标[18]。可以看出我国金融发展指标多用银行信贷相关指标来衡量，忽视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了全面考虑银行、证券、保险三类金融业的发展水平，衡量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功能性，本文在King和Levine的指标基础上，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银行贷款比重（Bank）、保险深度（Insur）和证券化率（Stock）三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水平。Bank为银行人民币贷款总额/GDP来衡量金融中介发展程度；保险深度（Insur）即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证券化率（Stock）是衡量一国证券市场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是一国各类证券总市值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实际计算中通常用股票总市值来代表证券总市值。

2.消费需求和收入指标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和杂项等类别，本文将这八类划分为两类：人均基本消费支出（C1）和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C2），以期研究金融发展对消费结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其中C1包括食品、衣着、居住、交通和通信，涵盖了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消费，C2包括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服务和杂项。

居民收入水平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用总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和非财产性收入）减去所得税的余额。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般来说，建立VAR模型常采用季度数据或月度数据。如果采用年度数据，由于受到样本长度的限制，要么选用的变量不能太多，要么滞后期不能太长，使VAR模型受限太多，不能充分体现VAR模型的特点，也不能反映一年之内的滞后影响。本文选取2005—2012年的季度数据，各指标所涉及的变量数据均来源于wind咨询。

利用X12方法对各指标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要素和不规则要素的影响。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用2004年12月为基期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进行调整，以反映实际值。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对所有指标进行对数处理。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由于实践中经济和金融数据大多数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见表1）。

由表1可知，LnC1、 LnC2、 LnY、 LnBank、 LnInsur和LnStock各变量原序列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上均未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各变量原序列为非平稳性时间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

（二）协整检验

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理论认为虽然有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从而可以通过进行协整检验来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对满足同阶单整的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见表2）。通过VAR模型最优滞后的判断，协整检验的滞后期为2。在选取第三种协整方程，即时间序列有确定趋势，协整方程有截距项的基础上得到结果表明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至多5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金融发展各指标与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向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关系，在此基础上估计误差修正模型（VEC），因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金融发展对消费需求的动态影响，因此在进行VEC回归施加了变量系数的约束，仅列出消费需求的协整方程。

LnC1t=0.564Lwyt+1.2260LnBankt+0.5670LnInsurt+

0.166LnStockt-0.116（2）

LnC2t=0.652Lwyt+0.756LnBankt-0.385LnInsurt+

0.089LnStockt-0.114 （3）

上述两个方程表明了基本消费支出和服务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贷款比重、保险深度与证券市场化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基本消费支出方程（2）显示：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收入（LnC1）弹性为0.564，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平均将增加0.56个单位；金融发展指标中银行贷款比重和证券化率对居民基本消费支出起到正向作用，当其增加1个单位时，长期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分别增加1.23和0.17个单位；保险深度对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方程（3）显示：人均可支配收入、银行贷款比重和证券化率对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增加亦都产生正的影响，各增加1个单位，服务性消费支出分别增加0.65、0.76和0.09个单位，而保险深度亦产生了负效应。保险并消除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保险发展未起到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没有起到保障功能，这一结论与王立平（2005）研究的一致。

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上，要研究变量暂时偏离均衡能否具有调整机制则需要建立VEC模型来说明短期的调整系数。表3分别列出基本消费与服务性消费的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及对应的t统计量值。

LnC1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114，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表明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实际值与长期均衡值发生偏离时，每期以差距的11.4%得到修正，因为本文采用的季度数据，因此大约2年的时间使得短期偏离回到长期均衡。而LnC2的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正且统计量不显著，表明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金融发展与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不具备反向调整机制，不具备从短期偏离到长期均衡的动态调整作用。

（四）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解

为了研究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对金融发展相关指标冲击的动态变化，本文分别给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金融发展相关变量一个正的冲击，采用广义脉冲法得到基本消费需求和服务性消费需求的脉冲响应函数（见图1和图2）。

图1和图2显示，虽然各变量的冲击对消费支出的影响都很微弱，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冲击的动态效应居于主导地位，基本消费支出和服务性消费支出对各个金融发展变量正的冲击的变化轨迹大致相似，呈周期性波动，直到第13期以后才趋于收敛。证券化率的冲击对消费支出几乎没有影响，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并没有发挥财富效应，这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股票市场不完善，股票在我国居民资产中的比例较低有很大关系。

在当期给银行贷款比重一个正向冲击后，基本消费支出会在第4期即1年到达第一个波峰，在第8期达到第二个波峰，而服务消费支出在第4期后虽然会有所波动但基本在零值附近。整体来说银行贷款规模的冲击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并不明显，这可能与银行贷款结构不合理，我国消费信贷发展缓慢有关。当期给保险一个正向冲击后，对消费需求会产生拉动作用，在第15期收敛于0.002附近，说明保险冲击对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

为了进一步分析评价不同变量冲击的重要性，需要进行衡量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的方差分解（见表4和表5）。不考虑自身的贡献率，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一个标准差的变动主要受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体呈增加趋势。金融发展变量合计能解释基本消费支出（LnC1）变动的11%左右，其中银行贷款规模占6%左右，保险深度的冲击能解释3%左右，而证券化率的贡献率仅为2%左右。长期均衡状态下，金融发展变量对服务性消费支出（LnC2）变动的解释仅为7%左右，在金融发展指标中保险深度的解释能力最强，为4%左右，证券化率的贡献率为2%左右，而银行贷款规模的冲击仅能解释服务性消费支出变动的1%左右。金融发展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差异性可从消费支出的特性看出，基本消费支出包括衣食住行，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品，而服务性消费支出包括医疗保健、教育文化、文化娱乐等服务性产品。保险原理是以小额确定保费平滑未来不确定损失，可以为居民未来消费支出提供长期、稳定的保障，而作为“非必需品”的服务性消费受其冲击的影响必然要大。同时我们应看到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还起到主导性的作用，我国金融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五、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通过2005—2012年金融发展相关变量对我国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如下：

1.银行贷款比重、保险深度和证券化率与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关系；银行贷款比重和证券化率对居民基本消费支出起到正向作用，而保险深度却产生了负效应。

2.基本消费与金融发展之间不仅长期存在均衡关系，且在短期也存在反向调整机制；而服务性消费与金融发展不具备从短期偏离到长期均衡的动态调整关系。

3.金融发展相关变量的冲击对服务性消费支出的影响远低于基本消费支出水平；金融发展相关指标冲击对基本消费支出的贡献度依次为银行贷款、保险深度和证券化率，不同的是对服务性支出的贡献度却依次为保险深度、证券化率，最后才是银行贷款。

（二）启示

1.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通过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强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创新，而发挥金融消除不确定性的功能，平滑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2.大力发展消费信贷，特别是针对服务性消费。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信贷不仅规模占比低，而且信贷品种匮乏，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消费信贷创新应针对服务性消费支出，如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服务、旅游等，刺激这类消费支出。

3.增加保险市场的保障功能，引导保障型产品的创新，提高居民保险意识，不断优化保险品种，大力发展寿险、健康险、意外伤害险，为消费提供保障。

4.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消除消费者信心的制约因素，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一是要规范市场运行机制，确保股票市场的长期稳定，才能增强消费信心；二是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确实增加金融资产回报率，提高财产性收入，刺激消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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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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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均衡论文篇6

关键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均衡假定；凯恩斯主义；工具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53―06

一、导言

自从《通论》出版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该书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批评，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在凯恩斯学派内部，以英国罗宾逊夫人为首的凯恩斯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凯恩斯派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大论战；另一方面，新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等不停从外部抨击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包括货币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不管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rianism)如何提出各种各样的价格粘性理论和消费函数来弥补其微观基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之一)，通过建立各种通货膨胀模型来解释经济滞胀(来自现实的挑战)，他们始终回避其均衡假定给其理论带来的非真实性，坚定地从凯恩斯那里得来的储蓄恒等于投资的均衡假定的基础上构建和修改其理论，而固执地置科尔内(或译科奈尔)、贝纳西等人对他们所采用的均衡分析方法的批评于不顾。张建平在其《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也对凯恩斯《通论》中的投资恒等于储蓄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虽然他看到了凯恩斯在论述投资恒等于储蓄的论点时的一些逻辑错误，并得出了储蓄等于零等结论，但他的批评并不是很彻底。而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也再次让我们反思其科学性。本文拟从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恒等于储蓄”假定为例来说明其在逻辑上存在的矛盾和与常识的冲突，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反思以均衡假定为理论基础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科学性，进而希望对推崇进行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政府和推崇在均衡假定基础上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有所启发。

二、均衡假定的逻辑错误和与常识的冲突

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宏观经济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系统而相对独立的学科，后人将凯恩斯的短期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长期化为外生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纵观其理论构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但是，正是这个假设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引入了歧途，对于原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主义、哈罗德-多马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而言，它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硬伤。

也许有人会说，宏观经济学就是因为市场在短期内不能自动实现均衡，以均衡为基本理念的微观经济学不能很好地对此给予解释才产生的，怎么会假定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呢?为什么说假定储蓄等于投资就意味着市场能自动实现均衡呢?

这要从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对投资I和储蓄S的定义说起。凯恩斯在文中认为：

“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只要大家同意这些用法(这些既与常识不悖，又与传统相符的用法)，则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

上述关系用公式表示为：

“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所得-消费

故储蓄=投资”(即I=S)

这三个等式就是著名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方程。不管是后来希克斯和汉森建立的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古典综合派的AD-AS(总供求)模型，还是哈罗德-多马建立的G=S/C的经济增长理论、索洛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隐含了这个假定。而且这个命题被后人称为是一个恒等的公理，表示为I=S。可见，凯恩斯的思想影响之深远。

在凯恩斯看来，“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既与常识不悖又与传统相符，故将这几个命题作为他的理论基石，其推导的结果是“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

但在凯恩斯的这个逻辑推理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错误：

第一，把市场不出清这个问题给假定掉了。

“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中的“本期产品之价值”与“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中的“本期产品”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从实际市场价值――即成交价格的角度来说的，后者是从实物的角度来说的。二者当量不同，岂能比较?更不要说相等了。如果后者一定要与前者相比较，“本期产品”就应该表述为“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两者都以价格为当量，方能比较)。当产品在市场上没有卖出去时，其预期的市场价值显然没有得到实现，从价值量的角度讲，前者(本期产品之价值)就要小于后者(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二者之间的差值就是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即：

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产品之(实际市场)价值

凯恩斯在此显然将“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和“本期产品之(实际市场)价值”等同起来了。这实际上等于假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预期价值都能在市场上得到实现，产品没有过剩――即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社会也就能相应地得到多少收入。这其实就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市场不出清――生产过剩这个问题给段定掉了。如果没有产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的过剩，如果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社会就能得到多少收入，那么宏观经济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凯恩斯在此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第二，把消费品和资本品混为一谈、偷换了必要的存货储备与过剩的存货之间的概念。

“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中的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构成，根据常识用数学等式可以表示为：

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投资(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消费品(的市场价值)+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

凯恩斯武断地认为，“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按照我们对投资和消费的常识，本期产品中没有被消费的产品包括本期的资本品(其中包括有过剩的资本品，即资本品存货)和本期过剩的消费品(即消费品存货)。凯恩斯的这一论断意味着存货也是已作投资的资本品，即过剩的消费品和其价值未得到实现的资本品都是投资品。凯恩斯在此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1)将资本品与消费品混为一谈，这显然与常识相悖，(2)偷换了为了正常经营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存货储备(这是一种投资)与过剩的存货之间的概念(没有投入预期价值能带来增殖的生产的资本品存货岂能算作投资品?)。

这一论断的错误之处可以用以下算术式之间的矛盾来说明：

凯恩斯认为，“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凯恩斯认为就是投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凯恩斯认为就是储蓄)。

即　投资=储蓄　(1)

(1)式的左边=投资=本期产品-未作消费之用者　(凯恩斯的观点)

=过剩的消费品+资本品　(常识)

=过剩的消费品+过剩的资本品+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　(常识)

即投资=过剩的消费品+过剩的资本品+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　(恒等变形)　(2)

(1)式的右边=储蓄=所得-消费　(凯恩斯的观点)

=已售本期产品市场价值-已售消费品的市场价值　(常识)

=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　(常识)

即储蓄=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　(恒等变形)　(3)

由(2)式和(3)式得投资≠储蓄　(4)

则(1)式和(4)式矛盾。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矛盾，正是在于他混淆了资本品与消费品之间的区别、偷换了为了正常经营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产品储存与产品过剩之间的区别，即(2)式所示的荒谬论断。

如果存货都成了投资用的资本品，那么当经济出现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时，政府和企业紧张什么呢?凯恩斯所担心的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岂不成杞人忧天了?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扩大政府支出以拉动投资的政策建议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看来，唯一的解释是，凯恩斯政策建议中的拉动需求的投资用的“资本”与其理论基础中的包含存货的“资本”是有区别的，而且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存货与我们传统和常识所认为的“投资用的资本”的含义是不同的，存货就是一种过剩，一种预期价值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实现的产品，而不是投资用的资本。作者认为，投资是指购买预期能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本品的行为。只有投入在预期价值能够增殖的生产中的资本品才是投资品。

一个经济体只有在社会需要(并且有足够的购买力)的预期能带来价值增殖并得以实现的资本品集合等同于该经济体供给的资本品集合时，该经济体的资本市场才可能出清。那些不具有预期价值增殖的“投资”，对市场出清和经济良性运行以及社会福利的增进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甚至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第三，武断地假定收入获得者只有消费和储蓄两种经济行为。

“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意味着对收入获得者而言，只有储蓄和消费两种经济行为，没有投资行为。这完全漠视现实中还有部分收入者的投资行为，而只看到收入水平在温饱线左右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行为，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

总之，凯恩斯在不符合现实的前提条件下，得出了不符合现实的、一个与他批判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市场出清时所持观点相矛盾的结论――储蓄恒等于投资；而他的追随者们(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主义)和哈罗德-多马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论、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却始终坚持在这不符合现实的“投资恒等于储蓄”(等)均衡假定下构建其宏观经济理论；虽然他们引入了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工具，但对其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却没有丝毫帮助，以至于托马斯・迈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虽然数学处理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经济学的进展却可以用‘缓慢’一词加以描述。”。

三、对以均衡假定为理论前提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讨论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市场不能出清是由于工资的刚性。但在其宏观经济理论大厦中，工资刚性除了在谈到市场不能出清的原因时出现过以外，在他的政策建议中却没有看到它身影，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致命的均衡假定，它把市场不出清的问题都假定掉了，市场不出清的原因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管理理论里自然找不到它的位置了。这说明，“投资恒等于储蓄”不仅在其推导过程中存在逻辑错误和与常识的冲突，而且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在逻辑上不能自洽。而正是他不自觉地引用了古典主义的均衡假定，使得他并没有能够在现实上真正地与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的古典主义决裂。

萨缪尔森力图将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将投资区分为计划(或意愿)投资和非计划(或非意愿)投资――即存货或者说过剩，通过模糊“过剩”与为了正常经营所做的“必要储备”之间的区别，从而为这个恒等式(或市场出清)的成立辩解，仍然没有逃脱上文所述的凯恩斯所犯的错误――偷换概念、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假定掉了。

新凯恩斯主义虽然承认凯恩斯主义(原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存在很大的问题、并被普遍认为弥补了许多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但是仍然在以均衡假定为前提下推导出的IS-LM和AD-AS模型下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仍然没有意识到均衡假定对其理论框架造成的致命缺陷而与均衡分析方法决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古典主义的新版本，更是在均衡假定下构建其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均衡的框架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

既然，如上文所述，在均衡假定基础上构建经济理论的均衡分析方法存在如此重大的缺陷，而且科尔内(或译科奈尔)、贝纳西等人早已对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的批评――均衡假定不符合现实，那为什么从政府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到大学课堂(比如我国目前)仍还充满着对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宏观经学理论的推崇呢?为什么许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对于在均衡假定下构建宏观经济理论乐此不疲呢?这究竟是科尔内等人错了、还是推崇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均衡假定的错误所在呢?除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诸如上文所述的“储蓄恒等于投资”假定在逻辑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及与常识的冲突、没有更令人满意的可替代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出现和其它的各种原因外，或许还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方法论――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迷惑性以及对其批判的不彻底有关。

工具主义者认为，假定是无所谓对错的(因为我们始终不可能对现实作全面的描述)、理论只要在逻辑上自洽和对现实的解释力强就行。崇尚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人们大多以此为理由争辩道：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假定储蓄与投资相等、货币供求相等、进出口平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是的，假定是元所谓对错的。如果单纯从哲学或科学的角度讲――即不考虑学科的特殊性，“一个理论或者假说只要在逻辑上自洽，那么，该理论就是成立的”这种说法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经济学不是哲学和数学等形而上学，而是一门以研究人类个体行为规律和社会运动规律为对象、并最终为人类个体或者社会集体进行经济抉择时提供有关真实世界的信息，从而减少人类因为信息的不充分带来的效率损失(或者错误)的学科。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其研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形而上的思辨，而是为了能为现实的经济抉择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这就要求经济学者们在作假定时，可以简化但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再美妙的逻辑推理和表达形式也对我们的现实选择无益。而且，我们不能全面描述现实不等于我们不能正确描述现实的本质(或主要)特征，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面描述现实(描述现实也是有成本的)、只要“大体上对”或者“差不多”就可以让我们作出较为明智的选择了，我们不能全面描述现实并不构成“假定无所谓对错”成立的充分条件，不能把“允许犯(与现实相比)部分的‘错”’(不一致，下同)等同于“允许犯(与现实相比)完全的‘错’”。

当然，这并不是说工具主义就一无是处，比如强调“理论要在逻辑上自治”、“理论要能解释世界”，作者也是同意的，作者所不同意的仅仅在于“假定无所谓对错”的说法。如果假定也要受到真实性的约束，那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采用的均衡假定无疑不满足这个条件。一个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如何能够很好地解释或者分析不均衡的现实世界、并提出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科学的政策建议呢?如果能够，那倒是令人不可思议了：那还有必要区别真理与谬论吗?

四、结论

消费者均衡论文篇7

要：消费者运用民法中的欺诈理论进行的事后救济方式，以及经营者被要求在一些具体合同领域履行告知义务的事先预防方式是当前在消费者合同中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均衡的主要路径，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事实。在继续完善事后救济路径的基础上，应继续增大国家力量的介入，使消费者知情权具有可诉性，逐步建立起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一般性告知义务为中心，由具体合同明示告知内容组成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

关　键　词：消费者合同；信息均衡；知情权。

On Realization of Balance of Information in Consumers Con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ivil LawAbstract:Consumers should use the fraudulent theory and businessmen should be required to carry out theinformational obligation in some contracts， which is the main way to achieve the balance of information inconsumer contracts between the consumer and businessman， but that can not thoroughly solve the problemof the imbalance of information. There should be an improvement over the remedies after the damage， and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umer should be able to achieve the balance of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suit. Great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which should include the general informational obligation ofbusinessmen and the information in some particular contacts， and however， all of them need theintervention of the public power continually.

Key words:consumers contract;balance of information;right to know.

一、问题的提出。

信息均衡针对的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力图通过行政、司法、立法多种手段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均衡，从而保护消费者利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均衡有着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消费者应当主动获取消费信息，经营者没有提示和告知的义务，这种方式称为“买者自慎”。如果消费者因经营者的欺诈、未对格式条款说明等情况而遭受损失，只能自己承担，消费者的权益很难得到充分保护。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变得日益重要，国家力量逐渐介入，首先受到限制的是各类欺诈行为，在保护方式上以事后救济为主，并辅以高额的惩罚性赔偿；其次对于格式条款则采取了有利于消费者保护的解释。国家力量的介入改善了消费者的处境，但国家力量主要在于事后救济。资本的贪婪使事后救济体系在发达国家一再遭到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实现信息获取的均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在一些领域进行更有深度的干预，要求经营者负有重要信息告知义务。现代经济不仅有交易当事人的直接接触，更少不了各种中间人、中介机构，他们掌握着大量的信息，消费者须要从他们掌握的信息中评判是否与某个经营者交易，有第三人的好处显而易见，当然不利之处也同时产生，第三人的不实信息造成的危害并不比经营者差，因此保障第三人告知信息的真实性成为各国都关注的问题。

生活实践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弱势状态，经营者及其经营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对于消费者而言如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消费者根本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揭开面纱。如何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实现信息均衡，应当成为被关注的问题。实现消费者合同中的信息均衡应当是多头并举，但本文仅从民法角度，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均衡的实现提供一种可能的方案。

二、当前实现信息均衡的路径及其评析。

尽管实现消费者合同中的信息均衡有着复杂的背景，但国家介入的深度和广度的持续增强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根据国家干预方式的不同，对国家因虚假信息导致损害发生后的介入，可以称为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对国家强制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信息使其预先了解的方式，可以称为主动的事先预防路径。被动的事后救济和主动的事先预防两条路径的综合作用是当前各国实现消费者合同中信息均衡的主要方式。

1.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

信息提供者主要有经营者以及第三人，不论是经营者还是第三人都可能对处于信息劣势的消费者产生欺诈。为了更好地发挥事后救济路径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的作用，在制定法中对于可能构成欺诈的因素予以明示成为一种常见方法，例如在欧盟《2006年关于误导和比较性广告的指针》中对于误导性广告须要考虑的因素予以明示；在法国的《消费者法典》第二编商业实践行为（commercial practices）中对于误导性行为明令禁止；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者法律救济法》中对于欺诈行为明确规定。

在法律适用上，德国主要是通过运用民法典中对于错误以及欺诈制度的规定来实现事后救济。一方当事人在向相对人进行意思表示时，如果表示的内容发生认识错误，表意人可以主张撤销，但要向相对人赔偿由于对其信赖而支出的信赖利益（消极利益），但信赖利益不超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可预见的履行利益。欺诈则是由于相对人或第三人诱导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并由此诱导而作出意思表示，表意人可以主张撤销，受到欺诈之人可以主张缔约过失责任（对方有过错）。在欺诈中还存在着第二种情形，即相对人沉默，沉默一般不构成意思表示，除非双方之间有特约。在相对人沉默的情形下，如果相对人有告知义务，则因其未履行告知义务致使对方陷入错误，并基于此错误作出意思表示，从而构成缔约过失，表意人可以主张撤销。在法国法中如果利用了沉默使对方陷入错误而不告知，则构成法国法上所说的“被利用的错误”[1]。

在英国和美国主要通过“误述”

（misrepresentation）制度加以解决。误述理论可以概括为“一方当事人不得对另一方当事人作出任何虚假的陈述，从而诱使另一方当事人与之订立合同”[2]。在这些国家一般不认为告知是须履行的义务，如果是主动告知则须要清晰明确，否则就要承担责任，因疏忽未能明确告知不能作为免责条件。同时沉默不能视为误述，除非行为人有向对方当事人告知的义务[3]。

2.主动的事先预防路径。

经营者告知义务是实现信息均衡的主动性措施，通过法律规定或判例确定经营者对其经营的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信息应当采取明示的方式使消费者知悉。不论是一般性的先合同告知义务还是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如果妥善地实施都可以稳妥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实现信息均衡，促进合同的有效履行，但经营者告知义务与一般性的先合同告知义务还是有区别的。从性质上看，经营者告知义务应当是法定义务，而一般性的先合同告知义务则不一定是法定义务；从适用范围上看，一般性的告知义务是先合同义务，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则是先合同义务、后合同义务、合同义务均可[4];从责任角度看，一般性的告知义务产生的是缔约过失责任，而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则可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后合同责任；在实现方式上，如果消费者请求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经营者必须履行，而一般性的告知义务则不会有这样的要求，只要是一方所掌握的信息不足以危害合同相对方的决定就没有告知的必要，且相对人也没有相应的请求权来主张对方履行告知义务，因此一般性的告知义务履行与否在于告知义务人，而不在于相对人。

经营者告知义务实现的方式正如梅迪库斯所言：“正确的做法是通过规范性的方式来设立信息义务：法律必须对一方当事人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必须向对方当事人提供信息作出规定。”[5]如在《德国民法典》第502条中明确规定了提供有关现金价格和分期付款价格的信息义务；在英国则主要通过对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特殊关系的合同中存在大量法定揭示义务的规定来实现，例如1985年《公司法》和1974年《消费者借贷法》中的法定揭示义务。

消费者合同中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不仅应当存在于合同的缔结阶段，为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应当充分贯彻合同有机理论，从缔结合同起到合同生命终止的全过程都存在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该理论强调合同的生命不是在交付标的物或提供服务后即消灭，而是认为合同的生命直至产品的保质期届满、服务的保质期或目标已达到为止，将我们通常认为的合同消灭时间拖后很多，因此经营者告知义务就不能仅局限于合同订立中、履行中，还应当在履行后。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合格食品召回制度，体现的就是在合同生存的全过程都要进行告知。

3.对于两种路径的评析。

（1）主动的事先预防路径在实现信息均衡上逐渐取得一席之地。现实的残酷性不断地迫使立法者通过法律为经营者设立告知义务，并加强了对经营者的监管。包括德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法典中规定了一些具体合同的告知义务，同时还通过大量的判例实现了告知义务的实践操作可行性，并形成一些公认的规则[6]。英国由于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并没有规定须揭示重要事实义务的一般性规则，但通过在一些成文法中明确规定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达到了对于信息弱势方保护的目的。日本《消费者契约法》的第3条明确了经营者的努力说明义务，但该义务并不具有产生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可能，同时也不能产生因不告知而承担相应责任的可能，仅能通过该法第4条关于不正当劝诱的撤销权的规定实现信息均衡[7]。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代，美国通过新的立法对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以及对于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责任追究都反映了立法者意欲扩大告知义务的可能适用范围[8]。

转贴于

（2）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仍是实现信息均衡的主要方式。尽管以上所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主动性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但从路径选择看，基本上还是以事后救济为主。这种方式可以推动参与交易的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映了各国对于自由主义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可，同时也反映了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尊重。

但该种方式也存在着由于只能等到损害发生之后才能实施救济而导致社会成本上升、社会整体效益下降的问题。

（3）主动的事先预防路径实现方式存在局限。尽管在《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有获得足够资讯的主张[9]，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也增加了政府对于消费信息的通告，但以上方式均要求行政机关在消费信息披露方面的作为性义务。“这种义务能否得到实际履行取决于行政机关是否具有积极、高效、廉洁等因素，这时行政执法者就特别趋向于实现国家利益而非公众利益或容易被非法经营者俘获。”[10]因此即使认识到进一步加强国家干预在实现消费者合同中信息均衡方面的作用，但在实现方式上必须改变单纯依赖政府履行其作为性义务，而在维持政府履行作为性义务的基础上，增加消费者主动实现信息均衡的手段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三、实现信息均衡的应然路径。

事后救济路径对于实现信息均衡所能起到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但在消费者合同中实现信息均衡的工作却远没有完成，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当在继续妥善适用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事先预防路径。换言之，国家干预的力度要加大。国家的干预并不是国家直接进入市场干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订立的合同，而是通过间接方式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均衡。

国家间接介入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赋予消费者对于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请求权；二是使经营者告知义务一般化，使其成为经营者的一项对应于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基本义务；三是尽可能将具体合同中的经营者告知义务内容具体化。

1.消费者知情权的可诉性。

可诉性决定了经营者告知义务变成一项可以被请求的义务。消费者不仅可以通过国家对于具体合同的明确规定知道其应当且必须了解的信息，同时还可以直接请求经营者告知其希望了解的其他信息。只要请求告知的内容没有侵害经营者的商业秘密、其他人的人身权、国家秘密等内容，经营者都有义务回答。如果经营者不予回答，消费者可以向准司法机关或司法机关主张自己的请求权，并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增加了经营者的成本，并且经营者会将增加了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使消费者成为最终的受害者。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排除必要性垄断外，在同一市场内，参与交易的经营者会有若干家，如果其中一家将因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行使而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必将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加之目前信息流动速度之快，足以使一家失去消费者信任的企业失去当地市场。这种退出只会使其他参与交易的经营者更加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请求权，从而履行好自己应尽的告知义务。从较长的时间段上看，这种规定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使交易变得更加顺畅。

2.经营者告知义务一般化。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应当在抽象层面规定经营者的告知义务，而不适宜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经营者具体的告知义务。应当确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消费者保护领域中基本法的地位，经营者具体告知义务则可分布在与消费者有关的具体合同中，这样在法律体系中可以形成逻辑严密、体系内相互支持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

这样的体系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可以在有法律明确规定时，按照法律规定处置；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也可以通过体系内的法律解释使问题得到解决，而不会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形。

3.经营者具体告知义务内容的明确性。

立法者推定经营者具有信息优势，如果不进行告知将会使消费者处于不利的状况，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要求经营者必须承担告知义务。立法者应对于重要且必须履行的具体告知义务内容在法律中予以明示性规定。鉴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已经成为制订法律的基础，因此通过明示方法规定各种类型经营者的具体告知义务内容只能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人的认识能力可以预见到经常性进行的交易行为的主要内容，因此对于经常性交易的信息优势方规定明确的告知义务内容是可能的。例如在保险法中对于当事人双方的告知义务规定，在合同法中对于具体的合同中某些告知义务的明确规定。

实现信息均衡的事先预防路径是以法律父爱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但这并不影响在整个经济领域奉行自由主义精神。罗尔斯在论述正义两原则时，明确指出作为第二原则的差异原则，可以在经济上帮助弱者，使其获得均等的机会[11]。消费者在罗尔斯的意义上也应当是经济上的弱者，因此国家通过间接介入扶助消费者并没有影响市场经济的自由本质。即使认可了经营者告知义务作为一种可以诉讼的作为性义务，也需要消费者的请求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消费者并没有处于消极的被保护地位。

基于以上阐述，将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以事后救济路径为主、事先预防路径为辅的方式转变为事后救济路径与事先预防路径共同作用于消费者合同领域，在稳定事后救济的基础上突出事先预防在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均衡方面的积极作用，这种制度设计对于实现消费者合同中的信息均衡应当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案。

四、我国消费者合同中实现信息均衡的路径分析。

以应然性的消费者合同中实现信息均衡的路径为分析框架对我国消费者合同中实现信息均衡的路径进行分析，找出不足之处，为其更加完善打下基础。

1.我国实现信息均衡路径的现状。

我国对于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信息均衡的实现主要通过以下制度：一是民法中的欺诈制度；二是消保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三是格式条款的制度；四是在有关法律中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告知的具体内容；五是明示消费者的知情权。以上各种途径也可以归纳为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与主动的事先预防路径。

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目前是我国实现信息均衡的主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使经营者预见到隐瞒与虚假陈述的后果而产生压力。从民法角度看，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主要是通过《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的互动实现，尽管对于《消保法》属于民法还是经济法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民法，相对于民事基本法，《消保法》应当属于特别法[12]。从方法论角度看，如果它们规定的内容相同，则《消保法》

优先；如果《消保法》没有规定或规定不充分，则应适用普通法的规定。例如：当消费者在购物或接受服务过程中被欺诈，由于《消保法》中没有关于欺诈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因此须要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中对于欺诈的规定，并结合民法理论来处理。消费者可以基于《合同法》的规定行使撤销权，同时为了更充分地保护被欺诈之人，消费者可以依据《消保法》第49条要求惩罚性赔偿。

主动的事先预防路径则是一方面要求经营者必须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消费者能够清楚明白地消费，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合同法》中某些具体合同中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以及《消保法》中关于经营者告知义务的规定。另一方面则通过授予消费者知情权，使其主动地探寻消费中的信息，以达到对自己利益进行保护的目的。

2.我国实现信息均衡路径的不足。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从主要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投资、消费共同推动经济发展，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系列变化在消费者保护领域表现为消费政策发生了转变，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的信息均衡制度应当得到更为完善的建立。与我们的目标相比，现有的关于消费者合同中实现信息均衡方面的法律制度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1）主动的事先预防路径先天不足。其一，尽管在《消保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知情权，并列举了大量请求的内容，但消费者如何行使知情权，在制度设计中并没有考虑。现实情况是消费者在受到不均衡信息的侵害后，只能采取向消协投诉或向法院起诉等事后救济的路径，消费者的知情权只具有权利宣示的作用，不能产生权利可实现的效果；与此同时，在基本法中列举如此之多的请求内容，姑且不考虑实现的可能性，仅从技术角度看也可以视为对于消费者权利的限制，尽管在诸多请求内容之后加了“等”的字样，但在缺乏司法或准司法保护的情况下，“等”字起不到请求内容扩大的作用。其二，《消保法》中宣示性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与罗列其中的各种具体告知义务并列，使《消保法》作为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的地位没有得以体现。在《消保法》中规定的经营者告知义务应当是抽象的一般性义务，它应当对应于消费者知情权。法律规定的几项经营者具体告知义务，从功能上看远远不能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从立法技术角度看，具体义务列举的好处在于明晰，不利之处在于易失全面。由于我国已经在一些法律中明确设置了经营者具体的告知义务，但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因此如何在《消保法》中找到与它们衔接的方法，使本应关联互动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不被割裂，进而发挥出体系的作用就成为立法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2）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有欠缺。欺诈制度可以有效地保护消费者，避免其因意思表示错误而陷入不利境地，但由于《消保法》中没有对于构成欺诈条件的规定，因此只能适用民事法律中关于欺诈的规定。在《意见》第68条中规定了两种情形的欺诈：一是虚假陈述导致的欺诈；二是故意隐瞒所致欺诈。对于前一种欺诈从构成要件上看应当是没有争议的，但对于后一种，产生该欺诈的基础是实施欺诈之人有告知义务存在，由于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中没有一般性告知义务的规定，加之对于经营者欺诈的故意证明基本难以实现，因此对于隐瞒所致欺诈的规定在实现信息均衡的救济中难以达到效果。

3.我国实现信息均衡路径的建议。

基于以上阐述，在我国要实现消费者合同中的信息均衡，应当在完善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的基础上，逐步补足以实现消费者知情权可诉性和经营者告知义务具体化为目标的主动的事先预防路径。

（1）完善被动的事后救济路径。将民法上的欺诈理论移植到《消保法》中，使该理论更适合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改变《消保法》作为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法在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手段上还须要借用民法规定的尴尬现实。鉴于我国民法理论中关于欺诈故意的证明对于消费者过于严苛，因此在移植的过程中，应当降低证明难度，对于经营者欺诈行为主观过错的证明应当采取客观化的方式，只要存在欺诈行为就可以推定为有过错，而不须要消费者再证明，使消费者更容易得到保护。同时应当建立独立的消费者撤销权制度，当消费者受到欺诈时可以通过撤销权的行使得到保护。为了使事后救济在实现信息均衡上对于经营者更有压力，应当对实施欺诈的经营者增大惩罚性赔偿的力度。

（2）补足主动的事先预防路径。其一，改变《消保法》中消费者知情权形同虚设的状态，使其具有可诉性。可以不用修改目前法条的内容，只要明示，当消费者在向经营者主张以上内容未能实现时，可以向有关机关主张或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因其具有可诉性，对《消保法》第8条中的“等”字，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途径在最大限度上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均衡。其二，在法律中应当明确经营者的一般性告知义务。由于消费者知情权具有可诉性，为了平衡双方利益，应当对于知情权划定边界，它的边界应当是法律明确规定对于侵害经营者的商业秘密、其他人的人身权、国家秘密等内容可以不告知。其三，为使法律能得到执行，应当设立相应的准司法机关，使其承担起消费者知情权诉讼的绝大部分内容。在修订《消保法》的同时，应当逐步完善与消费者有关的各项法律中经营者具体的告知义务，使它们与《消保法》中经营者一般性告知义务成为互相支撑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

五、结

语。

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均衡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通过由国家赋予消费者更多的权利，使其在博弈过程中处于对等状态，从而实现对于消费者的保护。笔者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论证了加大国家介入的必要性，认为在继续完善事后救济路径的基础上，应逐步建立起以《消保法》中经营者一般性告知义务为中心，由具体合同明示告知内容组成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体系，并使消费者知情权具有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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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均衡论文篇8

论文摘要:效用是微观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术语之一，具有主观性、可计量性、递减性、可再生性等主要特性。通过效用论来论证理性的消费者能够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满足自己的最大欲望，推导出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

1效用的涵义和性质

1. 1效用的涵义

效用是微观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术语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历士多德的《政治学》。作为经济范畴的效用，最初出现于费迪南多·加利亚尼1751年出版的《论货币》，其含义为“事物能使我们获得幸福的属性”。现代经济学对效用的理解，正如萨缪尔森(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所说，“可将效用理解为一个人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有用性”。把精神的、非物质的内容从效用中“清除”出去，避免经济学卷人伦理道德的争论中。萨谬尔森在上述定义之后紧接着加了一句，“更准确地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排序”。形成现在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效用”、“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效用的理解:效用是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得到满足，则是正效用，感受到痛苦，则是负效用。基数效用论者的基本理解是:效用是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或快乐，是幸福的增加，并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和加总;序数效用论者的基本认识是:效用反映个人的偏好，是一种心理现象，不可以计量，也不可能加总求和，只能排列顺序。因此，效用只能用序数来表示。

1. 2效用的性质

(1)效用的主观性。效用是对欲望的满足，是一种心理现象，是消费者消费某种物品时的主观感受。首先，表现在效用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而不同，即对不同的人，同样的物品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比如面包和饮料两种物品，张某认为面包的效用大于饮料的效用，恰恰相反，王某认为饮料的效用大于面包的效用;对同一个人而言，同一种物品的效用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可能不同，比如同一件羽绒服，在冬天和寒冷的地带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大，在夏天和热带则可能给人们带来了负效用。其次，效用的主观性指消费者心理上的主观感受，而非物品本身的属性，物品本身的属性由其物理或化学性质决定的，一般称之为物品的使用价值，它描述的是物品客观属性，不受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个性特点决定。效用从物品对人的角度所进行的描述，反映人与物品之间的一种关系，受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个性特点决定，强调的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带来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一件物品不论其客观上具有多大的有用性，但对某个具体的消费者来说，效用只取决于这一物品的稀缺程度以及他在这一基础上作出的主观评价。再次，效用的主观性表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改造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人生理想等，克制一些无关生存的欲望，于人于己不利的欲望或者自己正常情况下无法满足的欲望，降低相应商品或行为的效用水平。克制这些不合理的欲望不仅可以让人们的灵魂远离痛苦，而且还可以给人们提供比用商品或行为填满不合理欲望的沟壑所能得到的满足还要大。而对一些合理的、自己有能力满足的欲望极力主张人们去实现。最后，效用虽属主观范畴但不含伦理学判断。只要能满足人们某种欲望的物品就有效用，欲望本身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不在效用评价范围之内。

（2)效用的可计量性。效用一词，经济学发展史上有过不同的表述和理解。主要有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和加总的，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不可以计量，更不可以加总。在经济学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往往被安排在同一章中介绍给读者，竟可以相安无事，在其他学科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其原因就在于，效用是可以计量的，无论“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分析方法虽不同但得出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一致的，所以这两种理论能够和平共处。序数效用论虽然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反映了个人的偏好，不可以计量，只能排列顺序，否认了效用的计量性，那么消费者主观评价系统对特定商品欲望满足程度是如何排序的呢?显然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萨谬尔森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他处心积虑地构建“显示偏好理论”，即当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了某一商品或劳务组合，他的“偏好”就同时被“显示”了，因此经济学家无需数量描述，就可以证明这一组合必然是效用最大化的。其实消费者在市场上进行选择显示偏好，就是依据自己的主观评价体系对欲望强度进行排序，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认定效用作为欲望强度，存在着强弱、大小的不同，默认效用是可以计量的，否则消费者无法对商品的效用进行排序，无法在市场上进行选择商品，由此可见，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是效用可以计量的默认系统。所以，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是不可以计量的，指经济学家无法也无需对效用进行计量，但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是可以对效用进行计量的。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正是基于对效用的共同理解，即效用是可以计量的，才会对消费者行为得出一致的结论。

(3)效用具有递减性和可再生性。消费者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从连续增加的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是减少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后，消费者消费这种物品的效用又可恢复如初。

2消费者行为理论 1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假定

（1)消费者是理性的经济人。理性指消费者将自己“付出”与“获得”进行比较:当“付出”给定时，追求尽可能多的“获得”;当“获得”给定时，追求尽可能少的“付出”;当有限的资源面对一系列给定的“付出”与“获得”时，选择其中差距最大的。按这一“理性”行为的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者在进行行为决策均符合消费者均衡条件。

(2)消费者的收人和商品的价格是既定的。不同的收人条件下，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不同，获得的商品的效用不同。只有在相同的收人条件下，在不同的消费决策中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决策才有意义。同理，商品的价格不同，导致最佳消费组合不同，只有商品的价格不变，在不同的消费决策中选择最佳消费组合才有意义。

(3)消费者的偏好是即定的。由于效用的主观性，消费者对同一商品组合的效用会因时、因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确定最佳消费决策，只有消费行为发生在既定的时间、地点才有意义。

(4)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对消费者是相同的。消费者用货币交换商品，实际上用货币的效用去交换商品的效用，只有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才能用货币的效用衡量商品的效用。 2消费者均衡

运用效用论中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分析得出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即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假定消费者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总是购买效用最大的消费品组合，则消费者的行为可以转化为一个求解效用函数条件极值的数学问题。设I为消费者的收人，Pi为i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则P1X1=P2X2+…十PnXn= I为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以此条件求效用函数:U=u(X1，X2，……，Xn)(注:式中U表示消费者一定时期内消费各种商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效用总量，X1，X2，……，X n表示n种消费品的消费数量。)的最大值，得:

式中MUn=du/dxn，即Xn的边际效用;a为货币收人的边际效用。即:消费者均衡条件是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

效用论的序数效用论从消费者偏好进而应用无差异曲线细化分析出消费者消费行为。应用无差异曲线，边际技术替代率和预算线共同推导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即所购买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与之对应。如果消费者购买两种商品X1，X2，且给定一个效用水平UO，则效用函数为:

UO=u(X1，X 2)

(1)

式(1)表示一定的效用水平，可以从Xl和X2的不同组合中获得;由于X1的减少必须由X2的增加来弥补，所以即函数(1)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称为X1和X2的“边际替代率”，如果要使总效用维持不变，则随着某一商品消费数量增加而必须放弃的另一商品数量将越来越少，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这一规律说明，函数(1)为一条突向原点的曲线;在序数效用论中，这条体现同一效用水平、向右下倾斜并凸向原点的曲线被称为“无差异曲线”;如果给定预算约束I=P1X1十P2X2，必有一条无差异曲线与之相切，切点即为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在切点处两条曲线的斜率相等，因此有: X2/Xl=Pl/P2。

本式的意义在于，经济学似乎不用涉及效用和效用计量，只要通过消费变量X和价格P，也可以推出与基数效用论同样的结论。虽然，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运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消费者行为，但是，这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是一致的。综上所述，消费者行为理论描述了消费者如何作出消费决策，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须将既定的收人按消费者均衡的条件进行配置，消费者行为理论也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模型，反映消费者作出消费决策时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