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30 15:42:21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一、引言

关于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过研究研究。在理论上,早期的西方主流经济增长模型曾经忽视消费对增长的作用,认为消费占国民收入比例越小,经济增长率越高。比如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及新增长模型等。有学者针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如罗斯托在其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中曾指出消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各国经济增长的六个阶段中是不同的。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向前迈进,消费的水平不断提高,质量不断改进。钱纳里等人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同水平时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消费结构升级显著加快。

从凯恩斯开始,消费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寻找准确描述消费者行为的消费函数形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任务。西方主要消费函数理论包括: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LC-PIH理论、现代社会的消费理论等。

随着城镇农民问题越来越得到更多的关注,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城镇居民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获得了不少的成果。如Raghbendra Jha(2006)对印度14个主要地区的城镇消费增长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印度农民的消费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制约经济增长。[1]赵卫亚(1999)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模式从追求数量扩张转到注重质量提高上来,消费结构中用品和服务型消费指出比例有增大的趋势。[2]王宏伟(2000)利用农民的收入-消费函数模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为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已经不再是我国农民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3]张鹏、向家敏(2006)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对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认为我国农民的消费和收入在这一转变时期不存在特定的长期均衡关系,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

辽宁的城镇化率近年来一直处于国家平均水平之上,2009年已经超过60%。2009年辽宁的非农人口数为2144.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0.4%。在辽宁的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消费、投资、净出口这三驾马车中投资的作用最大,而消费的作用不甚突出。在城镇化率很高的今天,城镇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扩大城镇消费需求,对于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辽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辽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

这里我们首先通过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以及消费对经济的拉动率两个指标来分析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消费的增长量/GDP的增长量*100%;消费对GDP的拉动=消费对GDP的贡献率*GDP增长率。由此,可以计算出辽宁省2000-2008年的城镇居民消费需求贡献率与拉动率。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2年开始呈现波动中下降的趋势。这使得从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开始实施之初,辽宁省的经济增长就在总量上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城镇居民消费瓶颈的制约。

(二)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1、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

该方法是采用关联分析的方法来作系统分析。作为一个发展变化的系统,关联度分析事实上是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即发展态势的量化比较分析。

该方法通过对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完成对系统内时间序列下有关统计数据列几何关系的比较,求出各行为因子序列与主因子序列的灰色关联度。与主因子序列关联度越大的行为因子序列,其发展方向和速率与主因子序列越接近,与主因子的关系越紧密,对主因子序列的影响程度也越大。

设:母序列为X0= {X0(k),k =1,2,…,n},子序列为Xi= {Xi(k),k =1,2,…,n}其中(i=1,2,…,m)

第1步:初值标准化。

对主因子数据列和行为因子数据列进行初始化处理,使之无量纲化、归一化。将主因子数据列和行为因子数据列中各时刻的数据分别用X0(1)和Xi(1)除之即得。

第2步:求绝对值。

i(k) =|X0(k)-Xi(k) |其中: (i=1,2,…,m;k =1,2,…,n)。

第3步:求关联系数ξi(k)。

计算各行为因子数据列与主因子数据列在各时刻的关联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ξi(k) =Δmin+ρΔmaxΔi(k) +ρΔmax其中,Δmin= miniminkΔi(k);Δmax=maximaxkΔi(k);ρ为分辨系数,取值范围为0~1,一般情况取=0.5。

第4步:求关联度γi。

γi=1n∑ni=1ξi(k)

第5步:排序。

按γi的大小排序,区分其关联程度的大小。γi的值越大,说明其关联的程度越大;反之γi的值越小,则其关联程度越小。

2、实证分析及结果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按照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可分为类,即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和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居住支出、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

从《辽宁统计年鉴》(2001年-2009年),可以获得辽宁省2000-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全年消费支出数据。以城镇居民消费的类为子序列,以辽宁省人均GDP为母序列,可以计算出其关联度。见表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辽宁省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与人均GDP之间的关联度排序为:食品支出>其它商品和服务支出>教育和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居住支出>衣着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辽宁省的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显著地特点,主要有:

(1)辽宁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波浪状的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呈现震幅很大的波动状态,并且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是很小的,并且呈现下降的趋势。

(2)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食品支出在辽宁省城镇居民生活消费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辽宁省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2000年的40.7%下降到2008年的39%。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20%-30%为相对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按照这一标准,辽宁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进入了富裕阶段。

(3)居住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高。正常情况下,二者的关联度应该很大,但是辽宁城镇住房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灰色关联度不高,说明住房消费在辽宁省城镇居民消费中主导作用没有体现,经济的增长对于改善城镇居住条件没有起到直接的刺激作用。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住房分配制度,限制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发育。住房改革后,由于房价的上涨,居民有限的购买力与昂贵的房价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住房消费信贷不完善,使得住房消费的增加逐渐成为少数富裕人群的特征。

(4)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在辽宁城镇居民生活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排在前三位。说明辽宁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紧密的相关性。自从教育产业化政策实施以来,人们对于子女教育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导致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增强。

(5)医疗保健指出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较高。说明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医疗保健的需求在不断上升。同时,由于医疗价格的不断上升,导致城镇居民对于医疗保健的支出也不断增加,从而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一项。

三、促进辽宁城镇居民消费的对策

1、继续增加居民收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将会降低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因此,要在继续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时合理调整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对于高收入阶层,应当适当增加税收力度,同时通过二次分配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使得收入差距缩小,逐渐合理化,从而提高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

2、积极培育消费热点,拓宽消费的领域。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文化教育、娱乐、旅游、信息交通等消费热点正在形成,人们对于现代生活业的消费将大幅度增加,因此,加快发展现代生活业,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主要任务。这些消费增长点将带动一个产业链的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3、建立和完善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辽宁省城镇居民的消费心理仍然较为保守,储蓄倾向较为明显。居民对于未来的收入和支出的预期不确定,导致居民规避风险的意识较强。一方面多数城镇居民工作不稳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城镇待业人口不断增加,在就业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导致部分居民对于未来预期收入下降。所以我们要继续建立和完善就业及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其后顾之忧。

4、积极扩展和完善城镇消费信贷市场。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联系。完善我省的城镇消费信贷市场,将使一大部分居民的住房消费增加,促进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的同时,能够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金融部门应该继续推出一些对于首套住房的信贷优惠政策,比如扩大抵押物范围,延长还款年限等,重点在于扩大居民对住房、汽车等的信贷支出,从而带动市场的发展。同时,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居民在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消费,通过政策引导来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提升和消费档次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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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浩春杏.城市居民住房梯度消费中的家庭因素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7,(3).

[12]曹鑫.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关系及其差异的协整分析:以广西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07,(2).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2

Abstract: In the framework of consumer theory of the west econom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come difference of residents and levels of consumption in an economy. This paper and other studies draw the same conclusions, but the study methods are different. The prior research is to borrow Keynes's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to analyze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ome difference of residents and levels of consumption, and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consumption model both containing income difference and consumption levels, and through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the model to prove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关键词:收入差异率;变异系数;短视消费模型

Key words: rate of income differences;coefficient of variation;short-consump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5-0103-03

0引言

众所周知,要讨论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关系就必须在消费理论的框架内进行,但现有的消费理论并未给出二者之间关系的明确结论,一般来讲,这种关系隐含在消费函数逻辑推理的后面①。在直觉上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确有影响,该命题的支持者往往借鉴于凯恩斯(Keynes,1936)消费理论中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说明,坎贝尔和曼昆(Campbell and Mankiw,1989;1990;1991)的假说的理论核心也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而该命题的反对者则更多引用基于莫迪格利亚尼和布拉姆伯格(Modigliani and Brumberg,1954)与弗里德曼(Friedman,1957)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LCH)和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PIH)形成的标准生命周期理论来反驳。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有一定影响。文章首先介绍了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解释,然后讨论分析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和适合中国居民的消费函数,最后在基于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1凯恩斯消费理论中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这样写道:“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从而,总消费量一般取决于总收入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加以衡量)。”②根据凯恩斯的论断,消费与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如下所示的稳定的函数关系:Ct=χ(Yt),χ′0。

其中C和Y分别表示第t期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同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消费函数:Ct=a+bYt。

其中Ct和Yt分别表示第t期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a和b是两个常数,a0而0b1,a表示自发性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C),(a/YT+b)则表示平均消费倾向(APC)。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b是递减的:收入Yt越高,则b值越小。可以说这一点符合我们的日常观察,但凯恩斯认为这一关系的存在是先验的人性使然。由于a0、0b1,则a/YT+bb。又由于a是个常数,b是递减的,所以平均消费倾向a/YT+b将随着收入Yt的增加而减小。这表明一个人的收入越高,消费在其收入中的比重越小,储蓄所占的比重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对整个社会而言,如果采取“劫富济贫”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即缩小社会居民整体之间的收入差异),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APC)就会越高,社会总消费必然越高;但如果相反,极端的收入分配不均(即社会居民收入差异值接近于1)就会使社会整体的平均消费倾向降低,必然产生社会需求不足。

这是当前整个理论界关于收入差异和消费需求关系的讨论中,缩小收入差异有利于提高总消费的最有力的观点。然而,该理论主要是建立在凯恩斯对消费心理的主观判断上的,缺乏经济学意义上的微观基础。

2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

虽然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已经给出了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负相关性关系这一结论,但他的论述是以先验的人性来说明的,缺乏逻辑性。

在本节中,文章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推理论证。为此,本章首先寻求衡量收入差异的指标,其次是在引用了叶海云(2000)③的短视消费模型的基础上对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加以论证。

2.1 收入差异的衡量方法居民收入差异的衡量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有关度量收入差异的方法有几十种,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其中基尼系数法是经济学界最常用的研究收入差异的方法。张平(2000)④在《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一文中对收入差异的衡量采用的是样本中所有研究对象的最高最低收入比,并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指出收入差异拉大、收入增长与平均消费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和基尼系数相比,张平采用的最高最低收入比计算比较方便,更能直观地反映收入差异。本文用以衡量个人收入差异的是收入差异率δi,即个人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的差距与总体平均收入的比率。如果以yi代表个人收入,以y代表总体居民即期平均收入,则收入差异率表示为δi=(或δi=×100%,本文取δi=),其中yi-代表个人收入与总体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可正可负,而则可以反映这种差距的程度。若δi为正则说明个人收入高于总体平均收入,若δi为负则说明个人收入低于总体平均收入,δi的绝对值越大说明个人收入偏离平均收入的程度越大。通过比较发现,个人收入差异率的概念与基尼系数、最高最低收入比不同,它反映的是个人收入对平均收入的偏离程度,是从微观的角度来描述个人收入差异,而基尼系数和最高最低收入比则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表示总体居民的收入差异。因此,本文采用变异系数V= 来衡量总体居民的收入差异,其中表示收入为y的居民数pi占居民总数p的比例。当变异系数Vn=0时,说明居民收入分配绝对公平;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小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小,收入分配比较均衡;当变异系数Vn的值比较大时,说明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大,收入分配也不均衡。

2.2 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要研究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的关系,我们还必须分析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从而得到我国居民的消费函数。对于消费函数的研究,本文直接引用叶海云(2000)③的短视消费模型,即:C=A+y-R+(1)

其中C表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r表示利率,A0表示其初始流动性资产水平,y0表示现期收入,y1代表下期收入,R*是消费者本期的实际储蓄目标。

下面本文试图将上面所讨论过的用于衡量收入差异的变量(即变异系数Vn)和适合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短视消费模型结合起来,将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这两个变量放在一个模型中来分析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的影响。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选用了个人收入差异率δi(δi=)和变异系数V=来衡量居民收入差异,而且将δi代入V可以得到V=,这也是居民个人微观收入差异和整个经济体宏观收入差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分析中国居民短视消费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得到:对于消费者i来说,在假定利率r不变的情况下,其本期消费C0i主要取决于其初始资产A0i和下期收入y1i以及储蓄目标R*i,即消费者i的消费行为满足下式:C=A+y-R*i+ (2)

将个人收入差异率δi(δi=)带入(2)式得到如下所示的消费模型:C=××δi++A-R*i+(3)

下面我们来寻找变异系数Vn和总体居民总消费∑C之间的函数关系。由V=,我们可得p•V=δ•p。进一步,我们假设在整个经济体中每个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都不相等,即p、pi满足pi=1,p=n。那么,nV=δ成立。又由δi=可得:δ=y+-2y•,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来说,求和可得:2yi=y+n-δ,将nV=δ带入上式可得:

2yi=y+n-•nV=y+n1-V

上式中的yi代表消费者i的可支配收入,我们用y0i表示消费者i的本期可支配收入,则对于含有n个消费者的整个经济体而言,他们的本期可支配收入满足:2y0i=y+n1-V(4)

由(2)式我们可得含有n个消费者的经济体的总消费:

C=y+A+-R

将(4)式带入上式我们得到如下所示的收入差异和总消费的函数关系:

C=+•1-V+A+-R(5)

通过对上式的分析我们发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之间存在负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V变小,则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其实这一论断还不够精确,因为还存在Vn的值域问题,也就是变异系数Vn的上下界还未确定。所谓上界就是在居民收入最不等的情况下的取值,即一个人占有所有的财富收入而其他人一无所有。显然,在无穷总体(即n取∞)时,变异系数Vn的上界为无穷大;在有穷总体的情况下(在这里设总体中有n个样本),变异系数Vn的上界为。所谓下界就是在所有居民收入最平等的情况下的取值,即总体中所有居民平均分配所有财富或收入。很明显,无论考察的总体是有穷整体还是无穷总体,变异系数Vn的下界均为0。综上所述,在数学意义上来讲,在无穷总体的情况下,我们有:0Vn∞;而在有穷总体的情况下,我们有:0Vn。但是,在现实的经济体中根本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及其他经济学者的考察,我们可以从经验上也可以证明得到:在变异系数Vn用以衡量一个现实经济体中居民收入差异时,0Vn1是成立的。此时,我们再来分析一下(5)式,如前所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并且通过论证可以证明0Vn1(即0V1)亦成立,因此,如果我们通过调整整个经济体中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则该经济体的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这也是本文所要求证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通过本节对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论证,我们得到如下的结论:调整居民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可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从而可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虽然这一结论在先前的经济理论中不止一次被提到,但这些理论大都是通过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来寻找解释,而本文主要是将二者结合在一个经济模型中,通过寻找二者之间内在的数学逻辑关系来加以证明解释的。同样,任何一个结论都需要通过检验,下面本文将对上述结论进行检验并加以分析。

3中国居民收入差异与消费水平关系的验证与分析

通过第二章的讨论,我们论证了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就是: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将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为了使上述论证更具可靠性,在本章中我们将对下式所表示的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行验证。

C=+•1-V+A+-R

如前所述,通过对上式的分析我们发现,整个经济体居民总消费∑C和变异系数V的平方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因此如果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即缩小变异系数Vn,则整个经济体居民消费水平将增加。

表1是1991-2000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列表。

根据表1中的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我们可以将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1991-2000年消费值稍做处理:首先是分别计算出历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值;其次是扣除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值的影响,即将所得到的各消费均值除以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此处虽然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的基年不同,但不影响最后结论)。最终我们得到如下表2所示数据。

如表2所示,经处理后的数据扣除了消费价格指数和收入指数的影响,因而在经济学上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上述数据是全国居民经过多次不同收入再分配而得到的10组不同收入数据。在此,为了便于和变异系数比较,我们还需对表2中的数据加以处理,即将表中数据由城镇居民消费值计算得到的数据除以1000,而由农村居民消费值计算得到的数据除以500。由于每次收入再分配均会影响变异系数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将再次处理得到的数据和根据1991-2000年历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过计算得到的变异系数加以比较来说明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关系,将历年变异系数和处理得到的数据结合在一个图表中即得如图1。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负相关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当城镇居民的变异系数比较小时该年份的居民消费值比较高,相反,当变异系数比较大时该年份的消费值比较低。在1991年城镇居民的变异系数为0.205065,经处理后的城镇居民消费值为0.29335;从1992-1996年间城镇居民的变异系数不断变大,而城镇居民消费值基本上是逐渐变小的;在1997年,变异系数再度下降,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值升高;此后,变异系数逐年升到2000年的0.280699,而城镇居民消费值由1997年的280.52下降至275.30。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的负相关关系却不是那么明显。其实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我国农村一直存在农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这主要由于:一是在我国仍有部分农村居民尚处在解决温饱阶段;二是农民教育、医疗支出大幅增加以及盖房、子女结婚等其他经济负担越来越重;三是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不好,农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消费信贷环境欠佳。这些因素明显降低了农民的消费力。因此,整体而言,不论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其消费需求变化均不如城镇居民那么明显。因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对消费水平的变化没多大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上述分析,验证的结果不如直接由理论推导得到的结论明显。考虑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我们仅仅以全国31个省、市的收入和消费均值来验证,所选的数据虽然具有代表性但缺乏普遍性,因此数据的选取对验证结果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验证结果与理论的不一致;二是在寻求居民总消费时,我们是将单个消费者的消费函数直接加总得到的。虽然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具体的验证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把微观变量加总为宏观变量时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即宏观消费函数的函数形式和系数不仅取决于微观消费函数的形式和系数,还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虽然这一点还需更多的理论支持和计量验证,但不可否认,该效应的存在无疑对验证结果增加了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对居民收入差异和消费水平关系的验证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确存在负相关性,因此调整我国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异将有利于提高整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注释:

①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②凯恩斯编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出版社,2002:101.

③叶海云.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J].经济研究,2000,(11).

④张平.收入差异、利率与消费[J].财贸经济,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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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袁志刚,朱国林.消费理论中的收入分配与总消费[J].中国社会科学,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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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消费函数理论 单位根检验 稳定性检验

一、消费函数理论

消费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旨在研究消费行为。消费函数是宏观经济学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经济函数之一,它被广泛地用于分析国民收入的使用动向,研究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从而帮助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实施宏观调控等。消费函数模型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总消费与影响因素,主要是可支配的总收入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理论认为,消费是由收入唯一决定的,消费和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将增加,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根据这一理论假设,可建立消费函数:,其中,为横截面样本数据中第t(时间序列里是第t期)样本的消费支出,为相应的绝对收入(可支配收入),截距a表示自发性消费,a>0,b为边际消费倾向,0

深人研究和分析长三角的消费函数及其特点,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及其规律,有助于判断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的取向是否正确、政策效应是否能充分发挥,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消费需求这一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本文即用上述模型对我国长三角近二十五年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二、数据的收集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可支配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近二十五年上海、江苏省、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下面我们根据这25个统计数据资料,对长三角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研究。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这样得到了用于协整分析的25期数据。

三、长三角居民消费行为的分析

1.上海城镇居民的消费函数根据消费函数:,其中,为横截面样本数据中第t(时间序列里是第t期)样本的消费支出,为相应的绝对收入(可支配收入),截距a表示自发性消费,a>0,b为边际消费倾向,0

从图形上可以看出,平均而言,上海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随其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以及从回归方程的残差图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存在异方差。

用0Ls方法估计回归方程Xt= 0.742650131*Yt+ 251.7862985,可以观察到Xt具有明显上升的趋势。Xt序列的ADF检验如下:

由结果可以认为1992年没有发生结构的变化。

四、结论

我国经济正朝着预期方向快速发展,但消费和收入增长不协调、消费率偏低,势必会影响经济持续稳定与健康发展。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消费支出偏低呢?1.高价房透支了居民的未来消费。房价持续、非理性上涨,房价水平和居民的收入水平越来越背离,使越来越多的购房族被迫背上沉重的房贷,抑制了居民正常、健康的投资和消费,透支了居民的未来消费。2.社会保障不完善挤压中低收入阶层即期消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我过社会保障形式不容乐观,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偏低,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健全,城镇居民中高收入阶层和中低阶层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拉大,相当多的消费者尤其是中低收入消费者对未来支出预期不稳定,即使收入总额增加,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费,而为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支出及养老等进行储蓄。3.商业环境不佳限制居民消费潜力释放。近几年,我国市场上消费环境缺乏诚信和竞争无序化等问题日渐凸显,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一项统计,欺诈消费者投诉数量明显上升。针对我国市场上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商业欺诈、消费陷阱等现象,信用缺失让市场有序公平竞争机制及资源配置功能失灵,消费者对现实消费的不良感受将直接影响他们的即期消费,有钱不想花的心态将限制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进而影响国内总需求的扩大。

参考文献:

[1]李子奈 潘文卿: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

[3]潘爱民: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5

[4]吴承业:福建省整体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分析和政策建议.东南学术.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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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慧均:我国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4.11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前期消费水平

上海市作为我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其经济发展状况对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来说十分重要。本文基于1990年—2010年上海市居民消费的有关情况,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需求各因素的作用,并依此制订促进需求的政策,引导和培育消费热点,以促进上海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

一、消费理论简介

(一)绝对收入理论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在短时间内,消费者的消费目标取决于其收入的多少,其收入的增加会导致其消费的增加,但消费者的消费增长会低于其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会逐步呈现递减的形式。

(二)相对收入理论

该假说认为,消费支出不仅受当前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其相关收入的影响,也会受到其身边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就是消费的示范性。

(三)生命周期理论

莫迪利安尼认为,人们的现期以及将来计划的消费是现期收入加上预期收入和积累的财产的函数,消费者按其一生中可动用的总资源,在各个时期进行大体均匀的消费支出。

(四)持久收入理论

持久收入假说把消费者的收入分为暂时性收入及持久性收入两部分,认为居民的消费支出是由它们的持久性收入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不稳定的暂时性收入来决定。

二、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因素的定性分析

(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收入决定消费,当前可支配收入水平是决定消费的核心因素,因此选择人均可支配收入。但总体而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还是会拉动消费性支出的增加。

(二)前一期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由于消费行为具有连续性,根据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理论,消费者在当期的消费决策中会受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影响。因而将上一期的消费量引入模型中, 它与当期消费量呈正相关关系。

三、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模型建立与样本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模型所选用的因变量是上海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C1),自变量分别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前一期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0)。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是相关年份的《上海市统计年鉴》。将上海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理论函数模型概括为:

C1 = f ( Y ,C0 ,C ,u )

(二)参数估计

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OLS估计, 得到结果如下:

C1 = 0.633016 Y + 0.476862 C0–0.648481

t = (3.975711) (3.170815) (-0.526542)

(三)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前一期人均消费支出都与当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正相关,这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一致。所以,该模型通过了经济意义上的检验,系数符号均符合经济意义。

2.相关统计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由于,说明总离差平方和的99. 6392%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仅有不足1%未被解释,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很高。

(2)显著性检验

当n=21,=0.05时,t检验值为2.831,由回归模型知,Y和C0的t检验值的绝对值均大于2.831,所以通过t检验,即Y和C0均显著。

F=2485.331,符合F检验,因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前一期的人均消费支出两个解释变量对上海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99.9%的离差做出解释,即解释变量联合起来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即该模型通过了统计意义上的检验。

3.异方差检验

用EVIEWS软件对以上回归做white检验,得出结果如下:

n = 8.814253 < (5)=11.07

所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四、经济学意义及相关政策建议

上海市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主要源于收入水平的增加。因此,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将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政府在收入政策上应更多关注中低收入群体的权益,稳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前一期的消费行为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期的消费决策。基于这一点,为增加居民消费水平,应稳定居民收入的预期,建立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要改善就业结构,不断提高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价格上涨因素刺激了上海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的提高。货币收入不变时,物价的提高,消费者要维护原来的生活水平,将扩大消费性支出。政府应适当动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将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个适宜、稳定的幅度内,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性支出的增加。

五、结束语

通过对影响上海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发现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最直接的因素。从长远来看,促进上海市居民消费水平的健康提升,需要打造一个有利于促进消费的消费环境,上海市进入“十二五”之后,要想真正提高居民消费,需要一个全局性的政策组合。

参考文献:

[1]J.M.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刘丽秋.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相关因素的计量分析[J].经营管理者,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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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季洁,张苒.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09.

[5]王瑞泽,纪宏.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

[6]孙彩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因子分析[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

作者简介:

张琳,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分析

土家族是中国历史上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公元前315年秦灭巴后,巴人的一部分流落到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接壤的武陵山区一带定居下来,并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现今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省西北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德江、印江等县以及渝东南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区等(以下简称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与汉、苗等族杂居[1]。在聚居的地域,土家族居民在生活、饮食、居住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习俗。

而今,土家族地区普遍贫困落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其它地方,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间差距成了各级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琦(2001)认为少数民族即期消费不旺,需求拉动不足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吕学芳(2002)认为开拓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3]。开拓土家族地区农村消费市场来发展土家族地区经济,先必须了解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并对土家族居民的消费模式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目前,研究土家族地区居民消费的文献较少,主要有彭林绪(2000)从居住饮食文化的变迁角度探讨了土家族生活消费的变化[4];姚伟钧(2005)从节日习俗探讨了土家族的饮食文化[5];姚伟钧,刘朴兵(2007)从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角度分析了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的特征,认为鄂西土家族的饮食文化具有粗放纯朴的三区饮食文化特征[6]。这些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土家族居民的饮食、消费文化进行定性的探讨,缺乏实证的分析。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土家族居民消费行为的文献极少,余石(2001)采用总量数据建立了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消费函数的数学模型,并对该地区的总消费需求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7],表明绝对收入假说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在该地区的适用性。而笔者认为采用总量数据构建模型未必能全面反映土家族居民真实的消费特征;其次在余石所建模型中没有任何检验,因此其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讨。那么土家族地区居民的消费特征是否与传统的消费理论相吻合呢?这些消费特征又衍射出土家族人怎样的经济特征与消费文化呢?它赋予我们怎样的政策导向呢?基于上述思考,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分别是石柱、秀山、酉阳、彭水、黔江),对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征进行实证分析。

一、相关理论介绍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研究“当就业量处于既定水平时,什么因素决定消费的总量”时,将消费倾向定义为:存在于YW (即用工资单位衡量的既定的收入水平) 和CW (即在该收入水平下的消费开支) 之间的函数关系X,即:CW = X(YW)。

其理论纲要[8]是:当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当实际收入总量增加时,总消费量也会增加,但其增加的程度不如收入,也即边际消费倾向的数值为正,但小于1。基于心里规律,这一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很有说服力,在人们收入水平还很低时,必须把全部收入满足基本需求,因而没有储蓄或很少有储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除满足基本需要以外,还有剩余用来满足其它需求,由于有些需求不是必须的,因此人们不会把全部收入用于消费,而是有一部分被储蓄;同时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以及应付未来的不测之需、支付未来的大笔支出,加上为后代留笔财富的心态,使得人们也要进行储蓄;还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们总是把每个单位的货币用于效用最大的物品上,随着所消费物品的增加,从最后一个消费品上所得到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消费者的边际消费率呈递减性。

自凯恩斯提出上述消费函数的概念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相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从时间维度来看,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9]:第一阶段是 20世纪30年代至 5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是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弗里德曼和莫迪利安尼在原有消费者行为分析框架基础上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第三阶段是 7O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霍尔(Hall,Robert E.,1978)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后,以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所引发的大量相关经验理论与假说。

学术界运用于定量分析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和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模型,国内学者一般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化为具体可计量的数学模型[10]:c=a+bY (C表示消费水平,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水平,b表示边际消费水平);将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化为可计量的模型[7]:Ct=b0+b1Yt+b2Ytmax 或者Ct=b0+b1Yt+b2Ct max ,式中Yt max 表示过去最高收入水平,Ctmax表示过去最高消费,在实际中一般采用上年消费水平Ct-1 代替Ctmax ,这样上式表达式为:Ct=b0+b1Yt+b2Ct-1。笔者仍以上述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消费函数模型并展开分析。

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渝东南地区土家族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为例,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及《重庆直辖10周年——数据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可靠性[11][12]。文章先以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模型C=a+bY进行回归分析,其中C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Y表示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a表示自主消费,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运用Eviews软件[13]对1996-2006年人均生活消费与人均纯收入的当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1。

从回归结果来看,黔江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098),T检验与F检验都能通过,拟合较好,但常数项为负数,经济学含义即自主消费量为负数,同时b值高达116,大于1,其经济学含义即边际消费倾向为116,意味着收入增长一元,消费将增加116元,因此违背了凯恩斯消费理论的分析框架(凯恩斯绝对消费理论认为自主消费不少于0,边际消费倾向少于1),该模型是失败的;石柱的消费模型中,常数项未能通过t检验,(在n=11,显著性水平a=01时,t临界值为136,上述表中仅为032);秀山的消费模型拟合较好,各项参数均能通过相关检验;酉阳、彭水的消费模型同样不能通过常数项的t检验,其中酉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框架。总体而言,除了秀山消费函数拟合较好以外,其他区县的拟合情况较差,因此上述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在解释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行为特征时缺乏说服力。

针对上述分析出现的问题,并结合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对模型进行修正,以统计学原理为依据[14],以参数通过相关检验为衡量标准,择优处理,得到如下分析结果见表2。

注:方程式栏中参数下面括号中数值为t检验值,消费函数表达式中Ct表示当期消费,Ct-1表示上期消费。

从表2中的分析结果来看,可决系数都在09以上,表明拟合方程式能解释的部分达到90%以上,拟合较好。同时各参数估计的t值,F都通过了检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主消费没有体现在模型中。从各地区拟合的消费表达式来看,黔江居民生活消费行为较为特殊,当期的生活消费取决于当期收入与上期的消费水平,其中边际消费倾向为101,即当期收入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消费将增加101个单位;石柱、秀山、酉阳、彭水等县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偏高,分别是095、083、099、089。另外,依据相关数据计算[11][12]的平均消费倾向也表明该地区的消费倾向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15]。

基于上述分析,可得出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特征如下:第一,消费行为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但与相对消费理论吻合较好;第二,自主性消费参数a的估计不显著,同时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第三,边际消费倾向偏高,甚至大于1,明显高于全国及全市平均水平。

三、原因分析

针对上述土家族居民的消费特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是其主要经济特点

在上述消费函数分析过程中,常数项参数未能通过检验,即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居民的自主消费不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土家族居民没有自主消费,而可能是自主消费主要依靠自己生产供给,并不是在市场上购买所得,而目前我国的数据资料的统计主要是针对市场交易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而自给自足的经济数据未能统计,因此可能部分掩盖了数据的真实性,导致常数项通不过检验。从事实上来看,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历来属于“老、少、边、穷”的部级贫困区,与其它地方相比,该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至今仍以传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2006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183%,而土家族地区5区县该指标平均在30%以上,比重最小的是黔江286%,最高的是酉阳达657%。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该地区仍处在核心地位。另外,从农产品的商品率来看,重庆平均水平是557%,而该地区均低于这一水平,农业商品率最高的石柱为540%,最低的酉阳仅为476%。这表明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具有浓厚的自给自足的特征,大量农产品未在市场上流通,而是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也印证了上述消费函数的回归分析是准确的。

(二)农民收入低导致严重的“透支消费”现象

从渝东南土家族地区5区县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来看,1996年、2001年、2006年三年的截面数据均显示该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高于重庆平均水平。1996酉阳的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282,远远超过重庆平均水平(0898),黔江平均消费倾向最低,也高达0925。至2006年,平均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黔江、酉阳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大于1,这表明消费支出额大于收入水平,况且本文分析的仅仅是生活消费支出,这就表明该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极度贫困,出现了严重“透支消费”现象。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重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87383元,而渝东南土家族地区该指标均低于这一数值。最高的石柱为2 45773元,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855%;最低的酉阳仅为2 03098元,仅仅相当于重庆平均水平的707%,见表2。这表明该地区居民低收入水平是制约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农民的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方面的必要消费,而对生活消费之外的弹性消费品需求很少,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讲,要繁荣该地区农村经济,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加快提高该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三)土家族消费文化的影响

尽管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其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部分甚至高达09以上,相当于每增加一元收入,生活消费就会相应增加09元以上,这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型关系假说不符合[16](即中产阶级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同时也与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徘徊在07-08之间存在很大差别[17],何况上述的分析还没有考虑生活消费以外的消费情况,那么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很难找到答案,笔者认为土家族的饮食文化深深影响边际消费倾向。

土家族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其食风十分豪放,平日土家族人普遍喜欢用大大的土碗吃饭喝酒。如果饭碗太小,就觉得吃的不舒服;酒碗太小,就觉得喝的不爽快。这种豪放的食风在接待客人的筵席上,更是得到了十足的体现。一般说来,客人临门,夏天要先请客人喝一碗糯米甜酒,冬天则先请客人吃一碗开水泡团馓,再待以酒菜。土家人待客还喜用盖碗肉,即以一片特大的肥膘肉盖住碗口,下面装有精肉和排骨。为表示对客人尊敬和真诚,土家族待客的肉要切成大片,酒要用大碗装。土家族有吃社饭的传统风俗,社日期间,家家请,户户接,社宴散时,主人还要让赴宴者带一些社饭回去,对于因故未来者,主人还往往派人把社饭送到府上去[6]。吃了别人家的社饭,要还席,因此社日期间土家族人互相邀请吃社饭,形成吃转转席的饮食格局。喝咂酒是土家族的另一风俗,凡客至家,必以酒招待;婚丧喜庆,必设酒宴。同时,土家族是一个节日频率极高的民族,除了农历的十月外,几乎每月都有节日,有的甚至一个月里有几个节日。过年过节往往杀猪宰羊,排场很大。

因此,笔者认为土家族豪放的饮食文化和节日文化注定了土家族居民的生活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渝东南土家族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保持很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怪圈”。

四、结论

文章以渝东南土家族为例,运用消费理论基本原理对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凯恩斯的绝对消费理论不适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而相对消费理论比较吻合该地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土家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水平和上期的消费水平,而且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高于重庆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这是该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贫困的表现;同时也是土家族居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节日文化及淳朴的好客习俗的体现。它给予我们的政策导向主要有三点:一是促进土家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商品意识,活跃农村消费市场;二是挖掘土家族文化产业,培育土家族特色饮食文化产业大有潜力可挖;三是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千方百计提高土家族居民的收入水平才是硬道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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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居民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

一、研究背景

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我们湖北省政府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做好促进经济平稳且快速增长、对通胀预期强化管理以及调整经济的产业结构等各方面工作。这些措施对于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促进经济结构在战略性调整中进一步优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统筹谋划中得到进一步增强,农业作为基础地位的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得到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进一步增强,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推动民生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快速发展。

在2010年的整个年度里,湖北省的生产总值15806.09亿元,按照可比价格来计算的话,比上年增长14.8%,创造了连续7年保持着两位数增长的好势头,其中,仅武汉的生产总值就达到了5565.93亿元,超过三分之一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058元,增长11.8%;与此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832.27元,增长15.8%。另外,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102.9,价格水平上涨2.9%。从总体上看,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比较复杂,提高经济总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在加大,生产要素与资源约束在增强,在改善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利用了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对湖北省2010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这对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提供了一定的依据,有利于促进湖北省经济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二、指标选取及理论模型设定

(一)指标选取

本文利用2010年湖北省几个主要城市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的截面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并建立起线性回归模型,对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在模型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所选取的变量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用xf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用sr表示。

(二)模型设定

(三)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

根据参数估计值中β1=0591371,可以说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居民的消费支出会增加0591371元,R2统计量为0742931,调整R2统计量为0717224。通过数据结论,说明所建的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较好,解释变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被解释变量(人均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差异都能做出解释,同时也符合经济学中边际消费倾向的理论。

四、研究结论

(一)稳步增加居民的收入,提升消费水平

在利用湖北省城镇居民201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截面数据来分析问题时,效果并不是最精确的,因为居民的消费支出的整体情况除了受可支配收入影响外,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政府可以通过扩大投资,吸引外资等来带动经济增长,还要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使得劳动者工资水平短期内难以提高,而且失业率偏高,因此,政府如要发展省域经济,拉动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对经济的推动和贡献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社会需要对财富进行合理的分配,促进社会公正与公平的发展。

(二)改善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在2013年,随着两会的胜利召开,我省也正在响应中央的号召,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而且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我们相信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惠民政策。现在社会,医疗、住房、教育是很核心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投入和开支过大,会制约着其他消费的需求,我们需要不断深化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促使居民储蓄倾向转变为消费热情,刺激经济的增长。同时,政府加强信息平台的建设,提高政策透明度,建立物价调控机制。此外,还应引导城镇居民合理消费,并促使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生活得更“出彩”,以早日实现“中国梦”。(作者单位:江汉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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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红.我国政府消费规模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D].山东大学;2006年

[3]王宏利.中国政府支出调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6年10期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消费;消费之谜;收入分配;刺激需求 

    早在上个世界的八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学界便已展开了对中国消费的研究。在近20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问题一直被国内经济学家所关注。1986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美国基本相同,但自1988年起不断下降,1999年达到最低点,2000年稍有回升,但仍未超过1998年的水平;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在1991—1999年一直在下降,而且降幅比城镇居民更大。为了使中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增长,国内认为必须拉动总需求中重要的一环消费增长。所以刺激消费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我国的消费是否能够被真正“刺激”?决定中国低消费的本质原因到底是什么? 

    一、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不适用于 

    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现期消费仅取决于当期收入,随着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平均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该理论第一次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把消费与收入水平联系起来,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一道共同建构起宏观经济理论的大厦,并对消费理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两个假说都隐含了如下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确定性假设;(2)资本市场完全假设。很明显,这两个假设即使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一个是现实的,不仅人的理性有限,而且有些人根本无法以任何利率借到钱,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已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此后的消费理论发展沿两个方向展开:放宽上述第一个假设,考虑人们针对将来的不确定性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放宽上述第二个假设,分析“流动性约束”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如果从以上这些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出发,不难由凯恩斯消费理论得出中国现在的平均消费倾向远低于在该平均收入水平上所应有的水平,从而再进一步得出中国存在很大的消费发展空间及潜力,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无疑,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但一个更为根本的大前提是,它们是就市场机制相对发达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实践而展开的。对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计划经济的许多体制“遗留问题”还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只是初步建立,直接套用以西方经济历史实践为基础的现代消费理论来分析我国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很难得出真正想要的“中国解”。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特征,研究中国的消费问题不应脱离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尤其是我国的经济转型及我国特有的经济情况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二、对中国居民的低消费之谜的一个解答 

    在以上描述的西方经济学主流消费理论中,我们认为,由于假设前提、经济环境、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区别,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不但不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低消费之谜,而且也解释不了。所以,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另僻蹊径,寻找中国居民低消费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低收入是否真正与低消费相伴而行? 

    在2006年3月,中国国内的平均消费水平占GDP比重约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数为0.417时,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数每年呈增加趋势,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到0.496。毫无疑问,在2001~2006六年中,每年的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额为83246.6亿元,以2000年的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数值估计,2005总收入中也仅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亿元被80%普通居民所拥有,而截止2005年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亿,80%的人口数量是10.46048亿。所以,保守估计2005年,我们发现全国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仅为3899.5元。而2005年全国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为7942.88元。就算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普通大众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国80%的普通大众的消费支出也在7942.88数值的一半3971.44以上。

    所以,由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问题,我们一直以来感到彷徨的问题的解答竟然是因为我们提错了问题!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答案很明显,就是占80%总数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很明显地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阶级的平均消费倾向则较小,但是这较小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构成让我们困惑的问题,因为对应这部分拥有较小平均消费倾向的人群拥有社会51%以上的财富,而较高的收入所导致的较低消费又完全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所解释。“从经济观点来看,20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

    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里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

    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国内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内80%的居民几乎为年光一族的时候,刺激消费的企图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中国的消费需求如果只靠20%的富裕阶级在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作用下拉动将会缓步不前。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占有比例研究及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现在掩藏在平均消费倾向偏低这一虚幻外衣下的真正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两极分化。在中国,80%的社会普通阶层拥有接近为1的平均消费倾向;而20%的富裕阶层由于收入过高的原因导致了较低的平均消费倾向。这一基于收入水平对消费者群体的划分便可以解释绝大部分由于中国存在的平均消费倾向偏低问题所导致的困惑及产生的应该刺激消费的政策幻觉。而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刺激”了那么多年的消费,在最近20多年来,中国最终消费率 一直处于低位水平并保持持续走低态势,最终消费率从1985年的66.36%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尤其厉害,从1981年的53.1%下降到了2005年的38.2%。由此可见,中国的平均消费倾向对于政策明显无动于衷,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及为了应付将来突发事件所持有的“预防性资金”,而是在80%人口受到收入约束的前提下,无法响应政策提高消费。

    所以,本文认为,我国不应该继续实行“刺激”消费的政策,而应该将工作中心转移到如何缩小国内日益突显的贫富差距问题上来,因为这才是导致国内消费水平举步不前的根本原因。惟有治标,方能治本,标本兼治,方能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G.C.菲特,J.E.里斯.美国经济史中译本[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2]陈文玲.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及深层次矛盾[J].宏观经济研究,2007,(01).

居民消费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幸福;居民;消费行为;家电

0引言

幸福是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从经济学角度给出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该公式说明,幸福程度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效用一定,欲望越小,或欲望一定,效用越大,人们感到越幸福。因此,幸福取决于效用与欲望的相对大小,获取幸福的途径有两条:增加效用或减少欲望。经济学利用实证数据分析收入对幸福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伊斯特林悖论”,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较高,但是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弱化甚至消失。除此之外,经济学还试图研究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如结婚与否、是否是独生子女、学生干部等。

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民生,注重提升人民幸福感受。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那么,从消费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消费才是幸福的消费?立足于幸福的消费初衷,居民消费时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家电为例,从幸福的视角分析安徽省居民的消费情况,以期更深入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完善居民消费模式,提高居民的幸福水平。

1实证分析

1.1研究对象及过程

1.1.1 调查对象

在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区随机抽取了479户城乡居民进行调查,并对典型个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完成有效问卷343份、访谈记录15份。本次调查中,男性占总样本的56.3%,女性占43.7%。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26人,占7.6%;20至30岁的有111人,占32.4%,所占比重最大;30至40岁的有62人,占18.1%;40至50岁的有92人,占26.8%;50岁以上的有52人,占15.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其以下的占17.6%,初中及高中的占49.4%,大专及其以上占33.3%。家庭人口为有3~6人占到85%以上;家庭年收入为10000元以下的占总样本12.4%,10,000至50,000元的占71.2%,50,000至80,000元的占9.4%,80,000元以上的占7.0%。

1.1.2 调查过程

根据幸福经济学理论和居民消费理论设计了“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调查问卷,其内容包括家庭信息、消费现状、消费心理及消费预测等多个方面。经过培训,2010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调查团队深入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选取343名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调查过程中,对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当场发放问卷由居民自己填答并及时回收,对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由调查人员逐一口述每个项目及选项,被试做出口头选择后,再由调查人员帮助填写答案,最后利用SPSS11.0对343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研究结果

1.2.1 幸福消费理念分析

根据幸福方程式,当效用和欲望的比例达到最优时,个人幸福感达到最大。对众多居民来说,适度消费是适当、合理的消费,其消费数量和质量通常能达到个人欲望和实际购买力的平衡,消费行为带来的效用和个人被满足的欲望形成的比例在此平衡上容易达到最优。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适度消费能给居民带来最大化的效用,即最大化的幸福感。在对消费理念的调查中,选择适度消费、保守消费、超前消费的被试分别占78.1%、19.3%、2.6%。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偏好受传统理念和客观经济水平的影响,无法接受超前消费,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反对滞后消费。居民在长期的消费实践中形成了适度消费的偏好,认为其最符合自己家庭消费的实际,也最能满足自身消费欲望,达到了客观实际情况下的最大效用。

1.2.2 幸福消费动机分析

1)内部诱导因素分析

(1)物质基础动机

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来说,相同消费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因而消费产生的幸福感也会不同。以购买促销产品为例,居民对待促销产品的态度不一。图1所示,居民对促销产品需求量上,中等收入水平的较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的较小,其中高收入的需求量最小,基本无需求。一般而言,促销产品能使居民在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实现效用最大化,获得较强幸福感,因此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愿意购买促销产品,且需求量较大。而对于低收入的居民来说,促销产品不一定是必需品,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可能无力购买;对高收入的居民来说,购买促销产品所带来的幸福感边际递减,这部分居民对产品的外观、档次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为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可能会放弃对促销产品的购买。

(2)情感需要动机

消费行为由居民的物质基础动机和情感需要动机共同促成。居民的情感需要因人而异,产品能否满足差异化的个人情感需要,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如图2所示,在购置家电的幸福感来源的问题上,认为幸福感来源于使用需要满足的居民占67.8%,家电质量、服务好的占16.7%,和谐家庭氛围的占13.7%,获得同事友人赞扬羡慕的占1.8%。数据表明,只有满足居民差异化的情感需要才能使其产生最满意的幸福感。

(3)特殊需要动机

居民消费过程中除了考虑物质基础与情感需要外,有时还追求某些特殊的需要。攀比和炫耀消费动机作为较为常见的特殊需要动机,通常是为了保持相较于外界的优越感。对少部分居民而言,能满足其攀比和炫耀的心理会使他们获得较大的心理满足。

攀比和炫耀心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图3所示,选择较小和非常小的分别占34.7%和20.7%,而选择非常大和较大的仅占2.9%和11.7%。这说明绝大多数居民是理性人,宁愿退而求其次也不愿消费超出自己能力承受范围的产品。但对于少部分居民来说,奢侈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地位象征。由于职业需要、工作环境影响或其他原因,他们认为必须消费一部分高端或奢侈品来维护自己的外在形象,对他们来说消费奢侈品会产生更大效用,别人的赞誉比实用品更能带来幸福感。

2)外部刺激因素分析

(1)产品本身的影响

消费行为决策主要根据产品自身的特征。家电等耐用品具有单位价值高、购买频率低、使用时间长等特点,因此居民消费时会衡量产品能否最大化满足自身需求。表1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受价格、品牌、质量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选择价格、品牌、质量、售后服务影响大的居民所占比例都超过50%,其中认为质量影响大的占85.9%,而广告和促销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说明了居民最看重产品的质量,其次品牌、售后服务、价格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是受产品整体影响的结果,不局限于产品的某一特征,综合满意才能最大限度的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2)相关群体分析

人们通常会根据心理距离远近将周围的群体从影响最大到最小依次分类,然后选取影响最大群体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期望达到的人为参照点去评估一个结果。表2数据显示,在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群体中,家人占73.6%,亲戚占8.7%,朋友、同事、同学分别占7.8%、3.6%、1.5%,另外有钱人、明星、专家等相关群体共占2.1%。可见人们消费时通常参照与自己心理距离最近的家人亲友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接近的群体习惯做出决策,此类消费评估的结果多为积极的幸福体验,有利于消费幸福感的增加。 转贴于

(3)优惠政策影响

当居民产生消费欲望时,如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作为外部刺激,居民通常容易迅速做出消费决定并因此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目前国家为刺激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消费,实施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研究发现虽然这些政策会影响消费,但是居民普遍认为其具体实施效果一般。在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态度上,34.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49.7%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在对“以旧换新”政策的态度上,31.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51.0%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由此可见,居民希望政策能给自己的消费带来优惠,从而获得额外的幸福附加值。但实际上政策带来的满足度较低,政府需要更贴近实际地为居民考虑,从多方面权衡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切实满足居民的消费欲望。

1.2.3 追求幸福消费的顾虑

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幸福消费的目标不能最大限度满足自身欲望时,居民通常会退而求其次来规避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居民产生顾虑,从而在消费过程中限制或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幸福感。表2数据说明,居民在购买家电产品中的确存在一些顾虑因素,而最为主要的是家电产品的自身问题,其比例占总比重的38.9%。担心市场价格降低和家电政策变化为第二和第三大影响因素。同时调查也发现仍有部分居民存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顾虑。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居民消除这些顾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居民放心消费。

2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安徽省343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及相应建议:

2.1适度消费为主,适当鼓励超前消费。

适度消费是中国目前的主流消费理念,它倡导过一种理性的、合宜的物质生活,人们在这种消费方式下能获得欲望的满足与消费的平衡。但由于经济危机影响,中国需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适当鼓励超前消费,制定相应政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使中国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2.2消费需求多样,多层次开发产品才能满足居民幸福消费的不同需要。

幸福感受内部诱导因素与外部刺激因素的影响。由于物质基础、情感需要、相关群体等方面的差异,居民对幸福消费的目标定位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需要,只有针对居民不同需要开发不同层次的产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2.3政府应改善客观消费环境,深入贯彻并适时调整优惠政策,增加居民消费的幸福附加值。

社会保障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大环境问题会遏制居民消费欲望,影响居民的幸福程度,政府应采取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加强对产品的监督等措施,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调整从而造福于民。对于优惠于民的政策要贴近实际、适时调整,以适应人们时刻变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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