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范文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篇1

现代消费者保护立法最早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开始的，它的兴起是与世界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状况如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和法制建设完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一部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该法自1993年10月颁布实施以来，在完善社会维权机制、解决消费权益纠纷、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提高消费者依法维权意识以及促进消费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起草时理论和实践不足的影响，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频繁见诸于报端、争论不休的“王海现象”、“砸奔事件”等等，充分暴露出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着理论上的误区和实践上的缺陷，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修订已是迫在眉睫。笔者不揣冒昧，仅就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谈一些肤浅之见，见教于大方之家。 一、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不足 （一）权利保护范围过窄。由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地位不均衡，消费者处于弱势的地位，为实现双方的地位平等，交易公平，国家对消费者给予了特别的保护，体现在法律规范上，即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对经营者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偏重其义务规范，对消费者偏重于其权利规范，并对消费者的权利的实施给予保障。对消费者的特别保护还体现在法律适用上当消费者的权利与其他权利保护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消费者的权利。通过对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规范，使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享有充分权利，而改变其相对于经营者的弱势地位。权利是保护消费者的基本依据②。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法律的形式赋予消费者九项权利，使消费者在其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够凭借法律的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销方式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出现，仅仅九项权利已经不足以保护消费者，进而言之，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权利已经超出了九项权利的范围，其中非常突出的是消费者的隐私权。隐私权虽然受民法保护，但是在消费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内容，经营者未经允许，出于营利目的擅自泄露消费者个人隐私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范围已是必然之举。 （二）行政执法主体多元，行政保护体制失衡。行政保护是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在我国，国情决定了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较司法等方式更为方便且易于广大消费者接受。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体现行政保护的制度主要涉及第28条“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规定；第34条关于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的规定；第50条对经营者发生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执行；未规定的，由工商部门进行处罚。这些规定明确了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调解解决消费纠纷和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三个主要方面的行政作用，体现了政府领导下，以一个部门为主，多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行政保护构架。但是，实际操作中矛盾很多：一是在制定消费者保护措施方面，由于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在一些方面主次难分，一个部门如果制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章有可能因涉及其他部门的权限而裹足不前，造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严重滞后；二是在受理消费者申诉方面，也由于各部门分工不够明确，造成各部门受理范围不清，而在强调依法行政的趋势下，各部门只好谨慎从事，出现了踢皮球现象；三是，在受理申诉方面，由于受理申诉的职责与处罚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的职责往往不属于同一部门，也弱化了打击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力度。另一方面，行政执法措施是行政机关执法到位的保障，法律应当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与其工作需要相适应的行政执法手段。但是，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缺乏对执法措施的明确规定。 （三）维权途径虽多，但难以发挥实效。西方有法谚“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维权途径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问题。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消费者提供了五种维权途径，但是实践中往往是协商不欢而散、调解难见分晓、申诉久拖不决、仲裁没有依据、起诉筋疲力尽，最后弄得消费者懒得奉陪，自认倒霉，严重地影响到消费者权益的落实③。 第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在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信用缺失问题突出、政府管理滞后的转轨时期 ，经营者的自律意识尚待逐步提高，通过“与经营者和解”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尚难成为一条主要的途径。 第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由于消费者协会是社团性质的组织，受职能限制，对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纠纷只能运用调解手段来解决，缺乏强制力保证，因此，调解成功率不高。 第三、“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诉”。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对消费纠纷进行行政裁决的手段，行政机关也只能通过行政调解的办法解决消费纠纷，而且即使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机关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力度，因此，行政机关也难以成为消费者依法维权的靠山。 第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关仲裁”。目前，消费者选择仲裁途径解决消费纠纷受到一定的制约，主要是消费者一般在购买商品、与经营者发生消费纠纷后，才需要考虑选择仲裁途径解决纠纷，而请求仲裁是以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自愿为基础的，但此时很少有经营者愿意与消费者达成通过仲裁解决消费纠纷的协议。客观上，使得消费纠纷仲裁制度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比较传统，针对小额消费纠纷和群体性诉讼，虽然有的审判机关已经在积极探索、尝试灵活便捷的诉讼方式，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适合消费纠纷特点的诉讼制度。烦琐的诉讼程序和漫长的诉讼时间严重地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 众所周知，司法诉讼途径是消费者依法维权的保障。目前，消费诉讼主要是由消费者个人提起，而且没有适用于消费者群体诉讼的程序，这种诉讼制度已经不适应消费者维权的实践需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善现行仲裁制度，或者建立灵活的行政裁决制度和小额消费纠纷的审判制度。 （四）举证责任和费用负担成为消费者维权的“拦路虎”。建立合理的举证责任制度与消费纠纷的顺利解决关系密切。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于发生消费纠纷时的举证责任没有做专门的规定，按照消费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范畴的推论，消费纠纷应当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但是消费纠纷中存在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差异性，即消费者在消费纠纷中处于弱者的地位，应根据消费纠纷的特点，按照举证责任与举证能力相适应的合理原则，确立体现保护弱者、倾向于消费者一边的举证责任制度。 （五）赔偿主体欠明，消费者权利难以落实。确定赔偿主体的问题是落实消费者求偿权的关键。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发生后的赔偿主体做了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这样的规定，虽然很明确，消费者可以因瑕疵商品引起的财产损害，要求销售者先行赔偿，避免了生产者与销售者相互推诿的问题，有利于消费者求偿权的落实。但是，这样规定也容易造成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歧义，认为消费者因瑕疵商品受到损害时，只能向销售者求偿。为此，应当在规定销售者负有承担先行赔偿义务的同时，明确消费者对赔偿主体的选择权。（六）民事责任难以落到实处。这一问题涉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核心问题。消费者的权益一旦受到损害，向经营者提出承担民事责任的合法要求时，经营者能否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民事责任就成为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了。但是，目前即使在法律义务明确、责任明确、赔偿方式甚至具体赔偿数额明确的情况下，经营者以种种理由或借口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消费者要求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造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赔偿责任难以落实。对于这种情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0条、50条虽然规定了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对“故意拖延”、“无理拒绝”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执行标准，造成行政机关难以操作，不便于消费者追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也大大地削弱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作用。 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构想 （一）在立法上明确保护消费者弱势地位的立法宗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是国家对基于消费者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维护真正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的法律④。之所以说是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而决定的。消费者的弱势性，是指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在购买、使用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因缺乏有关知识、信息以及人格缺陷、受控 制等因素，导致安全权、知情权、自主权、公平交易权、受偿权、受尊重权、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造成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订过程中必然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因此立法上必须进一步完善，使之真正落到实处。 （二）从立法上明确消费者的概念。所谓消费者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的一方是消费者，另一方是经营者的合同。这是各国通用的定义⑤。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我国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采用了不是消费者就是经营者的“二分法”。笔者认为，消费者是以非生产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这就排除了生产消费的目的，把除此之外其他个人目的的消费者全部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扩大了消费者概念的外延，消除了司法实践中的困惑，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从立法上拓展消费者的权利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该法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体现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其主要包括：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福利价值。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随着入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者享有的权利将会越来越多。简单地说，就是以下几个方面⑥：一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安全权，经营者除了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外，还应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和场所，尤其要建立召回制度。二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应尽各种信息披露的义务。三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隐私权，隐私权的保护应当尽快列入法律保护的范畴。四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选择权，特别是经营者进行网上销售、上门推销，应当征得被访问消费者的同意。五是进一步尊重消费者的尊严权，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不得以任何理由侮辱、诽谤消费者，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或随身物品，更不得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六是进一步赋予消费者的后悔权，消费者在买受商品后的一定时间内，可以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把商品无条件地退回给经营者，并不承担任何费用。我们还应随着市场消费形式和内容的发展，随时扩展消费者的权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要。 （四）从立法上拓展侵权行为法理论保护消费者权益。早期有关商品或服务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都是按违约责任来对待。随着消费者权利运动的发展，侵权责任被看作是更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手段，广为司法界接受和运用。笔者认为，为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应并存使用，而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来支配⑦。 （五）从立法上改革诉讼程式保护消费者权益。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仅仅依靠实体法是不够的，还要在诉讼法上有所进展。应借鉴国外的做法，在法院专门设立小额消费纠纷法庭⑧。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虽有简易程序的规定，但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来说仍显繁琐，消费者往往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应综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有关规定，采取对消费者更有利，更简便快捷的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如实行巡回法庭办案，独任审判、一审终审、经营者分担举证责任，短期审结等，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同时还可以赋予消协于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使其能积极为消费者的利益参与到诉讼中来。 （六）完善消费者组织并给予其更大权限。现行法律对消协的性质及职能作出了规定，但对其如何产生并未作明确规定，应当使消协更具有代表性，更具有社会公众团体的性质，减少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应建立一套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专门用于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⑨。笔者认为可在现有的消费者协会体系的基础上，相应地增设独立的“消费者权益仲裁庭”，仲裁庭可配合目前消协的机构设置设立，开设到区县一级，针对消费者权益纠纷的特点设立一套专门的仲裁规则，尤其是方便小额纠纷的简便仲裁。仲裁庭成员可以从消协、律协、专家学者中聘请仲裁员，但考虑到消费者权益纠纷的多发性和小额性，仲裁员的聘任要求可以适当放低，人数可以适当放大，以保障消费者可以较及时地得到仲裁。仲裁的费用可以通过赔偿机制转嫁给不法经营者。建立消费者援助制度⑩。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分散消费者面对的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诉讼费用影响了消费者的诉讼能力。消费者援助制度实施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构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给予违法者以民事处 罚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也可以支持消费者起诉，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法庭也可以对特殊消费者实行诉讼费用救济制度，体现在司法程序中保护弱者的原则。 总之，消费者权益是关系到社会每一个人的权益，并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政以及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会更加完善，对不法经营者侵害消费权益的惩罚将更加法制化、制度化，而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将不断提高，维权途径将会更多，更高效，这些也将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完善。 注释： ①李昌麒、许明月著：《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24页。 ②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2期第10页。 ③梁慧星：“中国的消费者政策和消费者立法”载《法学》2000年第5期第7页。 ④江平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第21页。 ⑤张严方著：《消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9年3月第1版，第17页。 ⑥王江云著，《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⑦关于该观点，详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案例选》，2009年第2辑（总第40辑）第195—200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年10月第1版；《判解研究》2009年第3辑（总第17辑），王利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第128—148页。 ⑧齐树洁著：《民事程序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196页。⑨王保树著，《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第263页。 ⑩李昌麟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1版第73页。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篇2

摘 要：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有效的公平竞争秩序；但我们认为，相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而言，这种目的只是工具性的。这在立法上有明显的体现、在学理上有充分的理由并在司法上有广泛的实践。我国未来的反垄断立法、执法与司法应当将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反垄断的终极目的。 论文关键词：反垄断立法；反垄断诉讼；终极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 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反垄断立法目的中的体现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为 “经济大宪章”。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反垄断立法的目的具有宣示性和导向性，为所有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提供价值基础。反垄断法究竟以维护经济公平竞争秩序还是保护消费者权益为首要的立法目的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反垄断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有效的公平竞争秩序；但是，相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终极目的，这种目的只是工具性的，必须符合终极目的的要求。正如日本学者认为，公正自由之竞争固然为独占禁止法之直接目的，不过这一直接目的又是独占禁止法终极目的之达成（消费者利益之确保）的 “手段的目的”。这在立法上有突出的表现。 美国是反垄断立法的发源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逐渐走向垄断，经济生活中的托拉斯、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美国的消费者保护立法实际上是围绕着反垄断进行的。《谢尔曼法》似乎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提高消费者福利的经济目的；这一固有的经济目的也清楚地反映在《克莱顿法》的法条措辞中；1938年《惠勒一李法》对《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进行修改，规定除了不正当的竞争方法外，不正当或欺骗性的做法也属违法行为，目的就是使该法适用于那些直接对消费者产生有害影响的商业行为。近年来，尤其是由芝加哥学派为主导的批评派认为增进消费者福利是反托拉斯法独一无二的目的。在仿效美国反托拉斯法基础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制定了《商业行为法》，目的是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交易以及保护消费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已不单单是保护竞争者、反对侵权行为的法律制度，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护消费者的功能。20世纪60年代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两次修订都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运动席卷欧洲后，欧洲许多国家决定放弃保护个别企业的单独不正当竞争法，而以广大消费者利益为中心重新整合关于国家、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的各种市场行为规范，如瑞典《市场行为法》。该法是其反不正当竞争的基本规范，即保护经营者不受不公平市场行为的侵害，但其首先是消费者保护法。1998年修订的《芬兰竞争法》第1条规定，在适用本法时，尤其应当注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1991年修订的《波兰反垄断法》开头写明了该法的目的：确保竞争的开展，保护经营者免受垄断行为的损害，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日本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1条68规定了该法的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的交易限制以及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的过度集中，排除因联合、协议等方法形成的生产、销售、价格、技术等的不正当限制以及其他的对事业活动的不正当约束，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发挥事业人的创造性，繁荣经济，提高工资及国民实际收入水平，以确保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并促进国民经济民主、健康地发展。2001年修订的《韩国规制垄断与公平交易法》第1条规定，该法的目的是防止事业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济力的过度集中，规制不正当的共同行为及不公平交易行为，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发挥企业活动的创意性，保护消费者，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中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综合模式，将反垄断或反限制竞争、消费者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内容集于一身，因而其立法目的表现出多重性的特点，其第1条将立法目的规定为 “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利益，确保公平竞争，促进经济之安定与繁荣。”在该法的立法过程中，对于该法的目的是什么？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主张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观点占 “立委”的多数，认为《公平交易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平均社会财富，实现社会分配正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1条规定，该法是为了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规定，公用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法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妨碍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也不得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第1条规定： “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在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中，对消费者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消费者利益最大化的理念。 二、反垄断法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终极目的的理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需求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市场经济是消费需求拉动型经济。”市场经济从它的本质和客观要求来说，是消费者主权的经济。消费者主权思想充分体现了 “以人为本”理念。 “以人为本”就要把消费需要作为出发点，作为起点和终点。人的需要主要是消费需要。消费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不断丰富，正体现社会生产目的。 “以人为本”就要以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质量，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目标。打破行业垄断，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加强保护消费者权益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当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才能刺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保护消费者权益不仅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事，还必须依赖于其他法规的有机配合，反垄断法就是这样的法律之一。 经济学家计量了垄断所造成的效率与福利损失。从效率来看，它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即组织低效和动态技术低效；从福利来看，由于垄断者能以垄断高价获取垄断利润，原由消费者享有的部分福利转移到垄断厂商，同时也由于减产导致消费者福利损失，此种消费者的福利损失超过因垄断者的得利而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2009年，有专家搜集了金融保险业、邮电通讯业、交通运输业、电力及设备制造业、生物制药业及石油化工行业的部分数据并据此做了估算，结果显示，1997到2000年间，这些行业的行政垄断造成的净社会福利损失最低91816亿元，占的11.5%.垄断租金达到2930亿元之多，占的3.68%左右，而这些留在垄断部门内的租金，大部分被浪费掉了。行政垄断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竞争法理论认为，通过竞争机制，可以使消费者享受到高质低价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垄断者凭借其市场优势，可能向市场提供比其实际可能生产的数量少得多的产品，相应地，索要与其生产成本相比不合理的高价。因此，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要求这些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保持在与市场竞争条件相适应的水平，目的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竞争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主要是指消费者选择商品和自主交易的权利。限制竞争实际上就是限制了消费者选择商品的权利。如果除垄断者的产品外还存在消费者比较满意的替代品，有足够多的厂商相互竞争，不同品牌相互之间替代性强，消费者可以在很多方面有差异的竞争性产品中挑选。消费者可能会选择替代品的行为对垄断者形成有利的制约，抵制滥用垄断势力。所以， “竞争法中的任何规定都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曾爆发过一场关于反垄断法保护目的大辩论，参加辩论的主角被分为一元论学派和多元论学派。芝加哥学派是一元论的代表。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反垄断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利益。美国反垄断法的祖先们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唯一的目标，才颁布了反垄断法。反垄断法的任务是维护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可以优化配置国民经济的资源，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利益。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消费者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垄断力量对价格的影响则使得消费者福利向生产者转移。如果通过利用或联合利用垄断力量来影响价格或限制产出数量使得消费者福利状况恶化，那么该行为就损害了经济效率。反垄断法的核心目的是促进经济效率，而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则是经济效率提高的必然结果。 反垄断法之所以禁止固定价格、横向限制、掠夺性定价、反竞争的合并、不合理的纵向限制等行为，是因为这些行为对自由的市场本应产生的价格和产品的多样化强加限制，从而扭曲了选择的供给。固定价格和其他非法的横向限制人为地抑制了竞争性市场原本能提供的多种价格选择。掠夺性低价仅在短期内对消费者是有益的，长期而言，这种价格可能会把那些提供消费者实际上更喜欢选择的公司排挤出市场。一个反竞争的横向合并能直接排除有意义的竞争，表现为价格选择、产品质量或产品多样性方面的减少或降低。转售价格维持直接限制向消费者开放的价格选择，限定他们采用制造商确定的价格。非价格限制，比如独占交易、独占区域，产生同样的效果，通常会限制下游企业可提供给消费者的选择。搭配销售会对消费者的利益造成损害，这种损害包括：（1）强迫消费者购买不想要或不完全 想要的产品，侵害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2）一旦厂商在搭售品市场上取得了垄断地位之后它将提高搭售品的售价，获取垄断利润，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 三、反垄断诉讼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反垄断法若要担当起通过制止垄断行为来维护消费者利益的重任，不仅应该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作为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目的，更应该提供权威有效的解决途径，使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真正落到实处。 反垄断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多种，但理论上只有诉讼途径才是最权威、最有力度的方式。鉴于国家机关、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等团体在维护有效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一些国家的反垄断法赋予其以诉权，比如，《谢尔曼法》第8条明确规定联合会有权作为原告提起反垄断诉讼。在美国，反垄断法也可以由消费者和国家特定的机构来实施。如果消费者认为他们被卡特尔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所损害时，可以提起私人反垄断诉讼。波兰《禁止不正当竞争法》第31条第1款规定： “对违法行为涉及众多消费者或者引起重大不利后果的当事人的诉讼，在受害的消费者个人不能被确定的情况下，竞争监督机构或者消费者利益保护机构可以参加诉讼，提出消费者的民事请求。”这些规定有助于集中打击那些重大、复杂的反竞争行为。而在我国《反垄断法》送审稿 “法律责任”部分仅规定 “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没有具体程序规定。同时，我国目前立法只承认消费者协会有支持起诉的职权，没有赋予消费者起诉的权利。 所以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赋予消费者协会、反垄断执法机构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相应的诉权。微软诉讼案主要在 “消费者选择”问题上争论不休。从事实认定到上诉的辩论要点，微软案的主要焦点一直不在于任何当前产品的价格或生产成本，而在于创新、新产品和最终消费者选择将被减损的可能性。[12]杰克逊法官的判决书集中围绕着 “消费者选择”的概念而不是价格、效率、或社会（政治）影响。杰克逊根据消费者不能用其他产品替代微软的操作系统界定了相关市场，认为微软不适当地把它的因特网浏览器与视窗98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的行为极大地忽视了消费者的需求。这些产品的搭售导致的不是消费者的便利而是消费者选择的重大损害。 2009年美国华盛顿地区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批准微软公司与美国司法部及9个州达成的和解协议，要求微软不得进行损害竞争者的垄断交易以保护消费者选择权。欧共体法院的判决中也常涉及消费者保护问题。如早在1966年关于一案的判决中，欧共体法院就指出，竞争法的一个特别目的就是禁止分割市场，维护同一品牌产品的竞争。因为只有在市场统一的条件下，欧共体的消费者才能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产品，而不管这些产品的原产地和销售场所。[13]1994年欧共体法院关于诉欧共体委员会一案的判决也是一起引人注目的保护消费者的判决。作为欧洲最大的消费者协会，1992年曾要求欧共体委员会调查一起欧洲某些汽车销售商达成的共同抵制销售日本汽车的反竞争协议，因为这个协议虽然有利于欧洲汽车生产商，却不利于欧洲的消费者。而欧共体委员会对这个协议不仅不调查，反而认为按照消费者的请求依据竞争法对这个协议的调查会不符合欧盟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向欧共体法院提起了诉讼。欧共体初审法院在其判决中明确指出，的请求不仅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也符合欧盟的利益。[14] 从我国传统诉讼的角度考察，按照 “直接利害关系”的起诉条件，消费者似可作为利益因垄断受到损害纳入原告范畴。但个别合法消费者单独提起诉讼存在困境：（1）分散的消费者重复诉讼，耗时费力并可能引起法院裁判的矛盾；（2）直接受害个体常因种种原因导致放弃诉讼从而使消费者利益受损而无从救济，按传统 “一对一”诉讼，以消费者个体力量对峙具有行业垄断实力的巨型企业，力量对比不对等和在诉讼资源上的劣势地位，使得个体能力实际上难以与垄断企业相抗衡。由于纷争当事人缺乏对等性，通常应通过必要的法律援助和激励措施来保障受害的消费者实际行使权利的可能性和为维护公益起诉的积极性。[15]传统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但在消费者提起的反垄断诉讼中，也要求原告承担如此严格的举证责任，就可能出现大多数受害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护的局面。在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关系中，信息天然的集中在经营者一方，商品的成分、性能 、构造、功能、成本等以及与服务本身有关的各种信息由经营者天然地垄断，消费者对商品服务的认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须依靠经营者提供的信息才能实现，如果经营者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充分的信息，消费者就可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所以，在反垄断诉讼中应当适用无过错原则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被告应当举证证明自己的垄断行为能够提高效率并且没有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不能举证，则推定被告有过错。 [注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篇3

论文摘要：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民法中独立出来，但传统的民法对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的关系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各国普遍重视消费者保护的立法。虽然从上世纪初一些国家就开始制定相关的单行立法，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只是在上世纪后半叶才形成的。传统对消费关系的调整主要是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权益问题的尖锐而出现的。

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与民法虽有联系，但也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消费者的权利与民事权利是不完全一致的，它已经超出了民法所确认的民事权力的范畴。其次，有一些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不都是民事责任能包括的。比较典型的，像许多国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确认的召回制度，它不是民事责任，或者不是民事制裁措施，它主要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或者在有关产品责任领域里所采用的措施，它跟民事责任有很多区别，民事责任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是发生纠纷以后，要有一方提出请求，才产生民事责任。但是召回制度有政府的干预，不履行召回义务，政府应当主动干预。这和民法的民事责任不一样。

所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从民法里分立出来的一部，我们在法律上把它称为“特别法”。从性质上来说，它是既具有包括民法的规范，同时也包括行政法规范，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二、民法领域中消费者权益的扩张

案例1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对超市制定的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问题。格式条款是指一方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制定的，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格式条款的出现，可以说是20世纪在交易领域里出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给条款制订人带来很大方便、节省交易费用的同时，对消费者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消费者尽管在和对方订约的时候，可以表示接受，也可以表示不接受，形式上好象符合民法的平等原则。但是实际上，消费者往往只能被迫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格式条款的运用对民法的合同自由是一个冲击，为了强化对消费者保护，世界各国立法普遍都是都采取了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的措施。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 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此后，在《合同法》，又进一步做出了限制性规定，集中体现在《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和第41条的规定中，这些条款理应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提醒合理注意原则，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二是不合理免责条款无效原则，如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以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其格式条款无效。三是作有利格式条款相对人解释原则，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时，如果不能依通常理解进行解释，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合同法》的这些规定，无疑应当成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规定。从而通过合同法的完善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3年10月颁布实施以来，在唤醒消费者权益自我保护意识、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立法进程、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与中国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联系的一部法律。随着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其中有很多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出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存在着理论的误区和条文上的缺陷，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法律修订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由于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十年前颁布实施的，当时正值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制定该法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考虑得不甚周详，规定得也不很具体，因此今天适用起来在许多场合已是不太适应，甚至是无能为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立法不完善。如在实体法中，对该法适用范围的界定模糊，以致产生了“知假买假”是否受该法保护的疑问；没有规定“召回”制度，对存在潜在危险的严重缺陷可能造成的损害没有相应的对策；有关间接损失的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失赔偿几乎没有涉及，等等。如在程序法中，没有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做法，消费者在举证方面明显处于弱势；现行的消费纠纷解决方式耗时费力成本高，对普遍存在的小额消费纠纷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投诉解决机制，等等。其二，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绝不局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部法律，而是一个由民事法律规范、行政法律规范与刑事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相互配套的法律体系。保护消费者权益应当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宗旨之一，凡是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条例规章，都应当接受该宗旨和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不得与之相冲突。然而，现行的不少立法是由政企不分的政府部门起草的，其中就包含着不少违背公平原则、维护垄断利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条款，如《电力法》、《邮政法》等等。因此，有必要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同时，抓紧清理和废除那些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文件，从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上构建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核心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消费者的权利逐渐得到扩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列举了消费者九大基本权利，如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获赔权、受尊重权、监督权、结社权等，这些权利急需细化，同时应按照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发展趋势，把消费者应享有的其他权利也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如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言论自由权等。对这些权利，有些已经在民事立法中得到体现，需要我们在今后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将这些内容加以吸收，从而形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互动发展，使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取得长足的进步，使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学说判例与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61页.

[2]王利明.WTO与消费者权益保护[A].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辑)》[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3]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6页.

[4]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篇4

前不久,中国消费者协会委托各省消费者协会或者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组织专家讨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问题。湖北省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专门召开座谈会,邀请笔者参加讨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问题,在会议之前,笔者专门提出了书面建议。在会议结束后,笔者的发言除了少数新闻媒体简短报道之外,全部内容并没有对外披露。最近,新闻媒体专门采访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有关专家,畅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的问题,但采访始终围绕着“消费后悔权”等细节问题,其实笔者以为,在消法修改的问题上,舆论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的基点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积累了许多不容忽视的法律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个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基本法,但是,在整个民事法律关系体系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是一个特别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许多权利,既要从民事基本法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同时也要从宪法关于人权保护的表述中寻找依据。如果不能从宪法的高度思考问题,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修改和实施的过程中,还会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不仅仅是增加赔偿数额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规定消费者退换商品的“冷却期”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必须彻底理顺消费者的基本权利,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权利与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顺利对接,从而使这部关系亿万消费者的法律重新焕发生机。

人们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性法律,譬如邮政法、铁路法、民用航空法、商业银行法等正在成为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法律与民事基本法的原则格格不入,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发生冲突。所以,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必须首先清理行业法律,让那些不符合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成为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笔者建议,此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应当从全面清理行业法规入手,按照宪法的原则和精神,重新确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这些行业法之间的关系,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真正成为不受行业法所左右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特别法。

假如没有看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修改或者废止行业法中有关妨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条款,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该扩大吗

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必须注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把保护消费者的范围限定在民商事领域。换句话说,在社会、文化、教育、政治领域,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一般援引其他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避三舍。假如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范围,那么,必须首先解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这些领域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譬如说,消费者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借助互联网络发表言论,公开评价经营者的产品或者服务,其中既涉及到消费者的基本权利问题,同时也涉及到宪法公民的言论自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的权利,还是应该依照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加以认真思考。

笔者完全赞成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希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够成为无处不在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成文法国家,在许多领域已经颁布了专门的法律,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假如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范围,那么,必须首先解决这些法律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相互融洽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法律对应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只是考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相关的法律,没有考虑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扩大适用范围之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假如不能统筹兼顾、未雨绸缪,那么,奢谈扩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将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

必须彻底理顺消费者权利之间的关系

立法机关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充分借鉴他国的经验,简单地罗列了消费者的权利,而没有对消费者权利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梳理,这就导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实施的过程中,消费者权利相互摩擦,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罗列的消费者权利,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权利,许多权利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可是,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关还是学术界,在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以致于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环节。消费者的投诉机制,在很多情况下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消费者徒增烦恼。有时消费者不得不采用一种类似于“胁迫”的方式――通过新闻媒体曝光,迫使经营者正视问题。假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够解决消费者投诉难的问题,进一步减少消费者的诉讼成本,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能真正发挥作用。无论是假一罚十,还是规定“冷却期”,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实问题。正确的解决思路是,减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成本,在消费者权利清晰的基础上,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便利。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初衷是:假定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为了防止消费者在谈判、协商和诉讼过程中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事先规定消费者的权利,让消费者能获得法定权利。在诉讼过程中,消费者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权利。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不能体现立法宗旨,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给予消费者许多实惠,而消费者要想获得这些利益,必须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地提讼,那么,这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毫无意义。

所以,笔者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征求意见单位提出,此次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既要注意技术上的问题,也更要注意价值取向问题。不能专注于技术细节,而忽视了根本性的问题。假如不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不能实现与宪法和其他法律的有效对接,不能从根本上减轻消费者的负担,那么,即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给予了消费者许多承诺,这些承诺也很难落到实处。

多年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成立类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组织,征求过笔者的意见。最近一段时间,笔者蒙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厚爱,提出了一些建议。笔者认为,广泛征求消费者的意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如果我们沉浸在这些技术细节之中,如日前被媒体放大的“消费后悔权”、“消费冷却期”等,而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思考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即使修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也很难克服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学者有义务向征求意见的单位提出意见,但是,学者不能被情绪化的社会舆论所左右,而应该深入分析其中的理论问题,来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有生命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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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立新：《修订后的规定的民事责任之解读》，载《法律适用》2013年12期，第29页。

[3]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5页。

[4]肖怡：《中的消费者保护制度》，载《德国研究》2004年第4期，第61页。

[5]杨立新：《非传统销售方式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反悔权及其适用》，载《法学》2014年第2期，第36页。

[6]石晶、刘霜晴、张健铨：《网购侵权现象之立法规制研究》，载《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4期，第280页。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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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考刘毅：《民营快递企业经营模式分析》，现代商业2008年1月28日

③ 资料来源于中国快递协会网站

④ 参考黄丽珊：《基于新《邮政法》实施背景下我国快递管理法律制度的框架分析》，法制与社会2011年10月25日

⑤ 参考左娅，《快递新规：赔偿不限于三倍运费》，人民日报 2013

参考文献：

1.图书：

[1] 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 苏号朋：《格式合同条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论文：

[1] 刘毅：《民营快递企业经营模式分析》，现代商业2008年1月28日

[2] 左娅，《快递新规：赔偿不限于三倍运费》，人民日报 201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篇7

关键词：消费者；法律；消费者权益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3-0192-01

消费者,几乎是我们每人每天都要扮演的社会角色。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在世界范围广泛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益成为世界性引人注目的话题,而消费者权益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国家的法制所保障则成为现代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历史渊源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利益。消费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从消费的目的看,可以分为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类；从消费主体看,可以分为个人消费和单位消费。法学界一般从消费目的对消费进行分类,并以此分类为基础对消费者权益进行研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部以规范生活消费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因此,本文论述仅限于生活消费一个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最早可追溯于消费者运动,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先驱,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垄断阶段,而后波及世界各国成为全球性运动。

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现状和不足

（一）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的规定

出于对消费者这一市场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我国建立了一些专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中国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消法》中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5种解决途径, 其中向人民法院提讼、通过司法审判程序来解决,相对于其他几种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而言是最强有力的。

《消法》中没有明确地规定诉讼制度,但是消费者权益争议是一种民事权益争议,消费者因权益纠纷所进行的民事诉讼,就必须遵循民事诉讼的制度[1]。例如消费纠纷诉讼程序要遵循《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和执行程序等；同时,还要坚持《民事诉讼法》中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消费的活动中,消费者要求侵权人承担法律责任就必须举出足够关于产品技术、性能等方面的证据。《消法》第49条中明确地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2]:“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被称之为“1+1”惩罚性赔偿制度,基本含义是经营者有欺诈行为时,首先应退还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此费用也就是引号中的第一个1；其次还要增加赔偿,金额同样是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这也就是所谓的第二个1。一般而言该制度的惩罚也就体现在这里。以上这两条法规已经明确地将诉权赋予了那些权利受侵害的消费者,并同时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予以惩罚,鼓励消费者积极行使诉权,以争取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但是这两条法规却存在着缺陷,制约着消费者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实现。

（二）我国消费者投诉特点和变化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我国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投诉也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投诉范围扩大。发展型和享受型，尤其含服务类的消费投诉比重继续上升；生存型消费投诉比例下降。曾经在消费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老三件”、服装鞋帽等已经基本退出占据投诉“关注点”的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手机、汽车、计算机、互联网、短信等产品和留学中介、教育培训等的投诉增幅较大。

2.总体投诉增长平缓。自1985年以来，历年投诉几乎都呈上升态势，尤以1990、1997年上升幅度最大；而近几年以来呈下降趋势最明显的是2003年，其投诉总量共计690062件，比2002年度减少了31099件，下降幅度达4.3%。2004年投诉总件数基本处于小幅波动的态势，只比2003年上升了0.7%。

（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不足

由于我国颁布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所以本身存在着不少亟待修改和完善之处。

第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是一般法律式,这种模式固然可以使权利义务关系具体,法律责任明确,但它不利于形成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其他受制约的一系列直接的、间接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为补充的有机法律体系。

第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由于适用范围的不确定[3],导致了实际操作中的争议。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消费者定义为“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

三、结语

综上所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符合时代精神，是新时期切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正如中国消费者协会制订的在2004年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年主题“诚信・维权”：我们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需要的是认真实干，诚实守信；而完善具体的细节，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努力发展经济则是我们更远大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张为华.美国消费者保护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2]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M].法律出版社,1997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论文篇8

在消费者是自然人还是单位的问题上，理论界与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的需要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只有少数学者，赞同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然而，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却几乎一致地认为单位也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例如，《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1994年12 月9日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只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5年8月1日施行；1997年6月20修正）第2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黑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12月15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 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4年9月28日颁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消费者是指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直接用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河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1995年7月5日公布）第2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6年12月26日公布施行）第2条第1 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和单位。”《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1997年12月12日公 布施行）第2条前段规定，“本办法所称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事实上，在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关于单位消费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问题就存在争议。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也要消费，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也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以便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适用于公民而不适用单位，单位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可以适用合同法。

我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应仅限于自然人，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应专指自然人，这是因为：

1、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产生和立法宗旨来看，其是为了保护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弱者而产生的。将消费者的范围局限于个体社会成员是基于对个体社会成员弱者地位的认识。 《消法》之所以要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主要就是因为消费者是弱者。正是因为消费者是个人而不是单位，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表现在：a.结构弱，即消费者是分散的个人，往往势单力薄；b. 实力弱，即消费者个人的经济实力是无法与企业法人的经济实力相匹敌的；c.手段弱，即缺乏保护自己的手段、识别商品的知识和手段等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在交易中不具有对等的实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而对消费者的损害，不仅损害大众的利益，而且也会危害社会经济秩序，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国立法都强化对消费者个人的保护。而单位并不是消费关系中的弱者，当单位与个体经营者或实力更弱的单位发生经济关系时，其甚至处于强者的地位。因此，对单位给予特殊保护就失去理论依据。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为了平衡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必要对作为消费者的个人进行特别保护，但没有必要对单位进行特别保护 .如果与经营者之间出现了纠纷，双方均可以通过合同主张权利，并应当受《合同法》 的保护。假如对单位的订约行为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特别保护，或者说因为单位是商品的买受人，就应当对其进行特别保护，那么，对作为商品出卖人或服务的提供者的经营者来说是不公平的，没有充分体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原则，也是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相背的。

2、从历史上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消费者权益，都是与个人享有的权利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要不是赋予单位所享有的权利。“消费者权利”的明确提出，是在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国情咨文中，即安全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safety）、知情权利（the right to　be informed）、选择的权利（the right to choose）、意见被尊重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heard），以及后来由尼克松总统补充的“方便救济的权利”。它们被公认为是消费 者的五项基本权利。1985年4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消费者准则》，国际消费者联盟提出了消费者的八项权利：（1）得到必需的物质和服务借以生存的权利；（2）享有公平的价格待遇和选择的权利；（3）安全保障权；（4）获得足够资料的权利；（5）寻求咨询的权利；（6）获得公平赔偿和法律帮助的权利；（7）获得消费者教育的权利；（8）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这些权利常常被称为“消费者的人权”，表明这些权利与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团体所享有的权利。《消法》在该法第二章对消费者权利进行了专门规定，其中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由此可见，其中许多权利都是 赋予个人所享有的权利，而不涉及单位。

总之，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与经营者相比，根本不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它和经营者之间在谈判的地位、所掌握的交易的信息等各方面都是等同的，没有必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同时这也是消费者运动发展的一贯做法。

二、患者是消费者吗？

从实践来看，医疗服务纠纷是患者投诉较多的一类服务，对医疗纠纷的投诉，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是否有权受理，以及对医疗纠纷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也即患者是否是消费者，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争议较大。主要观点有以下三种：

        1.否定说。医院、医疗卫生管理部门中几乎全部赞同该说。该说认为，医院与患者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与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患者不是消费者，理由有：由于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决定了医院不能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营者。医院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项服务从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社会效益第一。因此，医院不同于“经营者”。患者不是“消费者”，因为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的随行就市。这种指令性价格总是低于实际成本，这就是说，患者的生命、患者的健康的价值与诊疗服务价格不统一。患者以严重违背价值规律的价格所交的费用，与其得到的诊疗服务不属于等价交换；尤其是如果医院把患者当作消费者，付多少钱，给予等价的服务，实际就降低了医生的职业责任和职业义务，患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所以，患者不是一般的消费者。

        2.肯定说。该说认为，看病、治病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活动，医生、 医院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就是《消法》中的服务，其出售的药品也属于《消法》中的商品 ，况且医院提供的服务与出售的药品都是有偿的。因此，认为医疗纠纷不适用《消法》 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3.折衷说。该说认为，从总体上说医患关系应适用《消法》的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并未把所有的医院推向市场，根据国家有关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我国将实行营利和非营利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实行不同的财政、税收和价格政策。例如，后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而不是市场调节价。由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具有经营者的身份，因此不能适用《消法》，而只能适用其他专项法规或有关立法的规定。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在医疗关系中，患者都是接受医疗服务的个人。他或她为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定的对价，尽管这种对价不一定符合市场价格，但和一般支付对价而获得服务的消费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医院的医疗收费仍然坚持执行政府的指令性价格，不能采取市场调节，随行就市。但不可否认医疗关系具有有偿性 ，患者接受医疗服务不像一般服务那样获得一种身心的愉悦，但也是为了恢复身心健康，满足个人的需要。

        更何况，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赋予的消费者所享有的权益，包括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结社权、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之时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及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大多可以为患者所享有。所以，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 尤其是在医患关系中，医生在整个医疗活动中处于主导和优势地位，由于医疗服务的技术含量高，信息不对称，使得患者一般处于缺少充分选择权的被动地位，其弱者身份更加突出，因此也需要对其进行特别保护。

我认为，患者符合消费者的特点。从法律上来看，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意味着给患者以消费者的法律身份和保护，意味着当我们走入医院时，不再是低人一等、低声下气的“求医”，而成为平平等等的请医、买医。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于医患纠纷的解决，可以使患者多一层保护，不再投诉无门，可以理直气壮的依靠法院而非行政部门维护自己的权利，使取证、鉴定、索赔、仲裁等一系列过程更加具有操作性与法律程序的保障。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是对法律技术的一种巧妙与恰当的运用，目的正是在现有的法律资源下，最合理最切实际的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从道理上说，当正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走入陌生的医院时，他们无疑处在弱者的地位。医护人员必须把患者当作消费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他们的权利与人格。在一个健康的消费过程中，无论在任何时候，消费者有权要求耐心的服务；无论多么复杂的医疗过程，消费者有权得到医护人员必要的解释。这其实也是医德自身的要求，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的却是，道德的自律太难抵抗人性的弱点了，只有一种有效的制度约束和保障才能保证既有目的的实现。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正是由一种没有约束力的自律走向一种法律的他律、职业的他律、舆论的他律，最终达到保护患者，减少医疗事故的目的。

的确，由于历史与制度的一些原因，这样做会在短期之内给的医疗机构带来观念、管理甚至是体制的冲击。对弱者的袒护必定会损害原先强者的利益。而破坏一个固有利益格局必定会有许多新的问题以弊端的形式出现。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改革的阵痛不能成为阻碍我们追求社会更大利益的理由。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医疗、医院体制改革，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患者权益保护的操作，把患者当作消费者更有利于市场正义的倡导。

当然，关于消费者的概念界定，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论远不止这些，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进，会出现更多的争议，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利于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发展的。对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理论探讨应该直接针对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最终服务于实践，这才是理论的最高价值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