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范文

时间:2023-12-08 20:08:07

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

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篇1

关键词: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智能楼宇;建设

近年来,电子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使社会高度信息化,在建筑物内部,应用信息技术、古老的建筑技术和现代的高科技相结合,于是产生“楼宇智能化”。智能化楼宇是综合计算机、信息通信等方面的最先进技术,使建筑物内的电力、空调、照明、防灾、防盗、运输设备等协调工作,实现建筑物自动化(BA)、通信自动化(CA)、办公自动化(OA)、安全保卫自动化系统(SAS)和消防自动化系统(FAS),将这5种功能结合起来的建筑也称为5A建筑,外加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SCS),结构化综合网络系统(SNS),智能楼宇综合信息管理自动化系统(MAS)组成,就是智能化楼宇。

一、建设背景

近年来,番禺区对区内规模以上的企业开展用工调研,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科技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企业用工状况和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信息,包括人员数量、结构、缺口类型、培训需求的用工调查。据调查数据反映,番禺区高技能人才存有量对比广州市有很大差距。番禺区高级工以上的高级技能人才1.4万人与技能人才的占比仅为9.04%,离广州市的高技能人才与技能人才27%的占比差距很大。文化程度上,高中(含职高、技校、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者占大多数,超过求职总量的50%,且多数人没有技能和工作经验。加快本地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建设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是十分必要的。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智能楼宇实训工作站建设成为管理实训基地、提高实训基地使用率的重要保障。

二、智能楼宇实训室建设规划与设计

【设计依据】 遵循教学规律,建成若干工作站以完成与就业岗位对接的工作任务。为了使建成后的工作站实训室能充分发挥作用,在规划设计时,就要考虑遵循教学规律使到实训室参加技能培训的学员都能通过学习真正掌握现代楼宇中智能设备的操作及日常维护。建成后的工作站实训室适合培养从事或准备从事智能楼宇管理相关工作的劳动者,它与普通学历教育不同,是以培养学员的实际动手能力为主。根据教学方法中多种方法,我们将采用教学法中直观演示法、练习法、现场教学法及任务驱动法相结合的方法设计和建设工作站实训室。

通过展示各种现代智能楼宇中使用的真实设备组建成现场示范性工作站,给学员一个真实的工作环境,通过观察获得感性认识。同时,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训练,以循序渐进地形成操作技能。

通过教师给学员布置日常工作岗位遇到的故障任务,学员通过故障排除,对学习的技能进行综合性应用,从而使学生快速掌握设备管理与维护技巧,缩短以往靠自己经验摸索总结,历经较长时间才能出师的新型高技能人才训练模式。通过聘请生产一线师傅担任实训教师,以师傅带徒的模式培养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以工作岗位任务为训练目标的任务驱动教学法可以让学员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探索及合作精神。

通过以述培养模式可大大缩短培训时间,并且能培养出符合企业岗位需求的合格技能人才。

【规划建设】 首先,要清楚智能楼宇管理员的岗位要求及工作任务。智能楼宇管理师是指从事建筑智能化系统管理及设备安装、调试、检测、运行与维护的人员。职业共分设三个等级,分别为:智能楼宇管理员(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助理智能楼宇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智能楼宇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本实训室建设以满足智能楼宇管理师实训为目标建设,重点完成助理智能楼宇管理师的实训要求:(1)综合布线系统的缆线终接与系统测试;(2)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的运行与维护;(3)通信系统和网络应用;(4)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调试与维护;(5)安全防范系统的安装调试与管理维护。

根据智能建筑行业楼宇自动化的特点,实训室在接近工程现场的基础上,针对实训教学进行专门设计,包含了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综合布线技术、DDC技术等,强化了楼宇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安装、布线、接线、调试、运行、维护等工程能力。实训室包含了对讲门禁及室内安防、闭路电视监控及周边防范、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防盗报警、智能巡更管理等系统。每个系统以实训工作站形式建设,每个工作站均可独立运行,具体如下表:

实训室进行的实训项目除可满足国家职业“智能楼宇管理师”技能培训与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外,还可以培养和提升学员楼宇智能化工程、消防报警、视频监控、对讲门禁、智能巡更管理、防盗报警等系统设计、安装与调试能力及楼宇智能化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能力等综合应用能力。

三、实训工作站主要设备配置、功能及实训项目

1.YL-708-A-X型智能楼宇通用模块支架实训工作站

“YL-708-A-X型智能楼宇通用模块支架”专为智能楼宇系统实践要求设计。与传统桌台式实践平台相比,其突出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落地式结构:最大限度降低了实践设备的占地面积、空间浪费和课室工位数量的紧缺性。(2)四工位结构:每个台架共可同时容纳四个学生工位,每个学生工位共可同时放置两套通用模块。(3)独立模块化:根据实践内容需要,灵活调换各类通用模块(无需工具固定,非实践时可将其收藏起),实现快速方便,一台多用。(4)总线连接口:实现同一实践工位、同一台架或不同台架各类模块之间的总线连接,建立不同功能、不同类型或不同规模智能楼宇系统。如下图所示:

2.YL-708-B型 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实训工作站

(1)主要功能

本系统是根据岗位需求,采用市场主流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全套设备,使中心主机、探测报警、广播电话及联动控制中各类消防设备与器件的相关联。

可提供消防报警及联动模拟、消防事故广播、消防电话、地址编码、编程设定等实训项目。

(2)包含模块

(3)配置设备:中心主机、探测报警、广播电话、联动控制

(4)实训项目

各类控制器、火灾报警探测器和模块的结构、原理、接线、调试和应用;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设计、接线、编程、调试和事故演习;火灾自动报警监控管理软件的编程及操作。

3.YL-708-C型对讲门禁及室内安防系统实训工作站

(1)主要功能

对讲门禁系统是采用现代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在小区、大楼或住户的出入口对人员的进出实施放行、拒绝、记录和报警等操作的整套电子自动化系统。室内安防系统是安装各种探测器实施监控,通过室内对讲门禁系统传输至小区管理中心,以确保住户人身和财产安全。本实训工作站运用对讲门禁系统和室内安防系统有机地结合,可提供智能楼宇管理中自动化管理实训功能。

(2)包含模块

YL-708-C-A型 住户模块 YL-708-C-B型 大楼模块

L-708-C-C型小区模块

(3)模块的配置关系

(4)配置:住户模块、大楼模块、小区模块。

(5)实训项目

各类常用对讲门禁及室内安防设备的结构、原理、接线、调试、应用和纳入系统;

室内安防系统布/撤防的设计、接线、调试和演习;

住户、大楼与小区系统的设计、接线、调试和演习;

对讲门禁及室内安防系统管理软件的操作及管理。

4.YL-708-D型闭路电视监控及周边防范系统实训工作站

(1)主要功能

“YL-708-D-B型半数字闭路电视监控及周边防范模块”是根据目前智能楼宇自动化管理的实训要求而设置的综合实训系统,结合当前闭路电视监控及周边防范系统的根本技术要点,采用市场主流优质监控设备,可实现音视频的监视、传输、控制、捕捉、视频侦测捕捉、和周边防范联动报警等实训功能。

(2)配置设备:彩色监视器、硬盘录像机、硬盘、球型云台、枪型摄像机、红外摄像机、半球摄像机、拾音器、主动红外对射探测器、被动红外幕帘探测器、交换机、网络视频监控管理软件等。

(3)实训项目

镜头的安装及调试;

半数字硬盘录像机的接线、设置及操作;

监视器的接线、设置及操作;

高速球的接线和操作;

拾音器、探测器、声光报警器的安装及调试;

监控系统与报警系统的联动控制;

网络视频监控平台软件的使用。

5.YL-708-E型防盗报警系统实训工作站

(1)主要功能

防盗报警系统是采用各类探测器对建筑内外重要地点和区域进行布防,探测非法入侵者的移动和行动。可提供监控防盗报警和各类防盗探测器的系统布防撤防实训功能,如:发出报警信号和相关联动控制。

(2)配置设备

防区防盗报警主机、控制键盘、分区主键盘、分区子键盘及其他设备:被动红外幕帘探测器,被动红外/微波探测器,主动红外对射探测器,光电感烟探测器,紧急求助按钮,门磁开关,钥匙开关,喇叭,闪灯,其他模拟设备:防拆开关等。

(3)实训项目

防盗报警系统的设计、布线、编程、操作和演习;

控制键盘编程和操作;

分区键盘编程、分区和操作;

各类防区功能和输出特性演习。

6.YL-708-G型智能巡更管理系统实训工作站

(1)主要功能

智能巡更管理系统是在智能楼宇和小区各区域内和重要部位安装巡更站点,安保人员携带巡更记录器(巡更棒、巡更器等),按指定的路线和时间到达巡更点并进行记录,将记录信息传送到巡更管理中心,巡更管理主机可储存、查询、统计和打印各安保人员的工作情况。本实训工作站可提供智能巡更作业过程中各工作环节的操作功能。

(2)配置设备

管理中心、地点信息点、人员信息钮、巡更棒、采集器、巡更管理软件及其他设备:接触式采集器电源和感应式巡更棒充电器等。

(3)实训项目

巡更棒的不同巡更人员设置和操作;

巡更信息点的识别和ID码号读取操作;

指定时间、路线和区域的巡更操作;

巡更棒与管理中心电脑软件的设置和操作。

四、智能楼宇实训工作站实训目标

通过上述六个实训工作站的训练,使学员掌握专业技能并具备指导和管理的能力,可从事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岗位:

1.在智能楼宇系统集成公司、各子系统专业公司从事消防与安全防范、楼宇自动化、综合布线等系统安装与调试工作。

2.在相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安全防范工程、视频监控工程、消防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等工作。

3.在建筑单位及企事业从事楼宇自动化及其弱电系统的工程技术管理、楼控设备安装与维护工作。

4.在物业管理企业从事楼宇设备与智能化系统的运行、维护/维修及系统改造升级工作,可担任楼宇自动化工程技术员、安全防范工程技术员、工程主管技术助理等职位。

五、实训工作站的建设对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作用

该实训工作站的建设,加强了番禺区及周边地区楼宇管理人才的动手能力培养,为培养楼宇管理高技能人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物业智能化管理的实施。

1.将先进设备与现场工作岗位模拟实训合于一体,不仅体现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培养学员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构建了“教学―实训―鉴定―研发”一体化的开放式、拓展型智能物业管理人才培养新模式,实现了技能人才培养“高、新、前”特色。

2.实行“企业化与学校式”结合的管理运作模式,配合智能楼宇行业的发展,为智能楼宇人才培养“直通车”铺路架桥。

3.实训工作站建成后,将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如,技能大赛、技能培训与鉴定、订单培养等,使之成为番禺区智能楼宇行业高技能人才技能发展的摇篮。

参考文献:

[1]王用伦.智能楼宇技术.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05.

[2]杨震.智能楼宇技术的发展.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6).

[3]秦兆海,周鑫华.智能楼宇技术设计与施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1.

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篇2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镇的安全生产,巩固年平安创建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确保瓦子镇的平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绝对安全,把我镇建设成安全生产示范乡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省市相关的规章制度,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特制定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相关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建设和谐瓦子、平安瓦子为目标,强化管理和监督,把安全工作放在党委政府工作的首位。

二、目标任务

总体要求:辖区内不出现一例道路交通事故、不出现一例火灾事故、不出现一例电力伤亡事故、不出现一例山体滑坡伤亡事故、不出现一例溺水伤亡事故等,确保各类事故零目标的实现。

1、农村安全:农村安全主要涉及到农电、农用机具、农药、防火、防盗和山体滑坡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防火消防员,义务治安巡逻员建设工作,确保把防控工作做在前面,把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同时建立好各种预案和各类应急预案,并以村为单位建立报警点和各类事故报告点。

2、乡镇安全:乡镇主要涉及到道路交通,防火、防盗、防骗。乡镇人员较集中,安全隐患相对较大,将联合立山派出所,镇警务室加强道路交通的管理,进一步开展摩托车、三轮车专项整治活动。增强人民的防火、防盗的意识。同时加强义务消防员的训练工作,确保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

三、具体措施

安全工作重在防范,要把事故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就要时刻保持警惕,做到警钟长鸣。

1、加强宣传,让安全意识深入老百姓心中。定期对村社干部、企业业主、个体户、学校、人民群众等进行安全知识的培训,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广泛向群众宣传安全知识,增强老百姓的安全意识,在老百姓的心中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2、强化领导,加强责任心。镇党委政府将加强安全工作的领导,各部门要密切配合,镇将以安全办公室为主要阵地开展安全工作,各单位要落实专人管理安全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制,即各村(居)民委员会、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确保安全工作生产不留空挡,做到时时有人管,时时有人抓安全生产工作。

3、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镇安全办公室将定期或不定期的对镇属各部门、各村、学校、企业等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规违章行为,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绝对安全。

4、严格实行目标责任追究制和“一票否决制”。年初与村社和镇属各部门、学校、企业业主、个体户等签好目标责任书,明确好责任和义务,同时进一步完善责任追究制和“一票否决制”。

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篇3

开展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是加强学生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必要措施。一年一度秋季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即将开始,为加强对学校社会实践活动的管理,确保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期间的人身安全,现就今年秋季学校集中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保证社会实践活动的正确方向

各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认识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社会实践活动是为素质教育服务的指导思想,坚持勤工俭学以育人为根本宗旨的正确方向,坚决纠正和杜绝社会实践活动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要坚决执行《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严格执行《*省中小学勤工俭学管理暂行办法》,切实落实市县有关规定,加强管理,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应当根据中小学生的年龄特点、身体状况合理安排劳动性的实践活动,严禁组织学生参加超越其年龄、生理和自我保护能力范围和缺乏安全保障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禁止学校组织小学三年级(包括三年级)以下的学生参加劳动性实践活动。小学生连续参加活动不得超过3天,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中学生连续参加活动不得超过5天,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县直中小学学生参加劳动实践要坚持就近原则,农村学生要做到小学生不出村,中学生不出乡镇。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不得把学生当作劳动力,坚决禁止向学生下达创收任务和其它“以钱代劳”的错误做法。

二、加强管理,坚持严格的审批制度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前,必须制定详细的活动计划和安全预案上报教育局,履行严格的审批程序。原则上,农村中小学以教学班为单位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必须由学校报请学区区长批准;以学校(含教学点)为单位组织学生集体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必须由学区报请县教育局批准,县政府备案。县直各中小学(含榆林中学)以教学班为单位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必须由学校校长批准;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学生集体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必须由学校报请县教育局批准,县政府备案。严禁学校、教师未经批准私自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社会实践活动。

三、做好宣传,切实加大社会实践活动的透明度

各学区(校)要加大社会实践活动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召开家长会、发放宣传材料、开通咨询电话、设置专项公示栏等方式及时将实践活动的相关政策、活动方案、工作措施、活动进展、收益等向社会公开,让群众充分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切实加大实践活动的透明度,使社会实践活动得到社会、家长的认可,不能因为集中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而导致不稳定因素出现,保证社会实践活动顺利进行。

四、预防为主,牢固树立师生安全防护意识

各学区(校)要加大安全教育的力度,增强师生自我安全防护意识,坚决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一要广泛宣传,近期,各学区(校)要开展大规模的安全知识宣传活动,采取简报、图片展、知识竞赛、主题报告会、广播等多种形式在学校内部宣传各类安全知识、安全法规,增强师生安全防护意识;二要强化教育,各学校在日常教学中要坚持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把安全教育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常抓不懈。在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前,要协调好学校与学生、学生家长、农户等方面的关系,同时,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教育学生遵守消防、交通法规,遵守安全制度,遵守学校纪律,帮助学生掌握一定的自防自救知识,懂得预防拥挤踩踏、火灾、交通、溺水、食物中毒等事故的一般常识;三要开展演练,各学校要通过远程教育和集中培训等形式,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要抽调专门力量组织安全演练,重点是灭火、自救、紧急情况下疏散演练等,培养师生员工应对各种危险情况的能力。农村学校的演练活动要以防火、防盗、防溺水、防食物中毒、防危房(险墙)倒塌等内容为重点;城市学生要加强防拥挤、防火、防震、防煤气中毒、防交通事故等内容的演练,以切实有效地提高师生员工防范安全事故的能力;四要靠实责任,要按照“谁组织、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县教育局和学区区长、学校校长、班主任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一级管好一级的安全工作格局。各学区(校)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性实践活动必须明确安全工作责任人,靠实安全责任;五要落实措施,各学区(校)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应当制定安全预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要配备必要的救护药品、器材,并将班主任以外的其他教职工安排到班级,配合班主任做好学生管理工作。组织学生乘车必须选择证照齐全且符合载人条件的车辆,严禁组织学生乘坐拖拉机、货车等不符合客运条件的车辆;严禁学生自驾摩托车等机动车辆,严禁车辆超载、超速、违章行驶。学生骑自行车或步行时,学校管理人员要一同前往,组织学生按照交通法规有秩序行进,决不允许师生分离。在实践场所,学校管理人员应当加强现场监管,维护好现场秩序,确保安全。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期间,要防止学生私自离开实践场所,防止学生食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物,保证学生按时、卫生就餐,坚决杜绝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六要及时报告,学生在校内和参加社会实践过程中一旦发生学生人身安全事故,学校必须及时上报。农村中小学必须在事故发生1小时内报告学区和乡(镇)政府,学区和乡(镇)政府必须立即报告县教育局和县政府;县直各中小学必须在事故发生1小时内报告县教育局,对发生房屋倒塌、火灾、交通、疫情等重、特大安全事故造成师生非正常伤亡,学校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急需抢救的,学校在立即上报当地政府和教育局的同时,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公安、卫生、防疫等部门,全力组织抢救,不得以任何理由延误抢救时机,力争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五、精心组织,确保社会实践活动的有序进行

各校要把社会实践活动列入学校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和正常的教学计划之中,加强领导,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一把手负总责,完善制度,强化措施,确保社会实践活动安全有序进行。在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开展之前,要开好五个会,即以学区为单位的校长会,学校校委会,全校师生动员会,家委会及家长会,村组干部会,认真扎实安排此项工作。在开展活动时,要严格按照学校上报教育局的方案,精心组织,层层签订责任书,分片、分年级、分组合理安排。活动结束时,要认真总结经验,各校要在10月15日之前将活动总结以学区(校)为单位报教育局。同时,学校也要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全面总结本校的活动,表彰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使活动有始有终。

六、合理开支,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的收益管理

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篇4

通过安全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通过齐抓共管,营造全校教职工关心和支持学校安全工作的局面,从而切实保障全校师生生命安全和财产不受损失,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推动学校的发展。

一、领导重视,安全措施到位。

为进一步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对安全教育工作的领导,学校把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闫校长、冯书记直接抓,分管副校长王平具体抓,学校办公室、德育处、工会、教导处、教科室具体分工负责组织实施。成立了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学校和各班主任、学生监护人签订了安全工作责任书;制定了“东胜区第三小学事故应急处理预案”“东胜区第三小学德育实践活动应急预案”,并落实了各项措施;长期坚持领导值班制和教师节假日轮流值班制,加强值班;每周行政会,教师例会都把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二、加强校园安全消防工作。

通过安全检查。我校教学楼、图书室、及公共活动场所的电线安装使用基本上规范,供电设施较完备;灭火器、应急灯等设备部分已过期,计划重新购置;消防通道和楼梯较畅通,无障碍物;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存放、使用、管理比较规范;家属楼前(以前的学前班教室)危险建筑物已拆除;体育活动场地,实验室设备比较安全,使用规范。

三、认真落实安全宣传教育。

每学期确定第二周为“安全教育周”,每学期第一月为安全教育月。学校德育处积极开展安全教育活动。以安全教育月、安全教育周为载体,全体动员、全员参与,开展防盗、防火、防电、防水的活动,寓安全教育于德育活动中。加强节假日、实践活动、课外活动等安全教育,增强全体师生的安全意识。同时加强家校联系,通过家长学校、校信通、家长开放日等渠道形成学校与家庭预防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合力,有效预防在校学生违法犯罪和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加强管理,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学校领导、班主任、教师等随时到位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做好学生安全保护工作;学校配备校医,由邬云玛老师专任,校医室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发生学生病伤,校医室会及时给予救护;学校宣传栏,定期出版安全教育内容;学校聘请了幸福街派出所杨耀春同志为东胜区第三小学法制副校长,定期来校作法制讲座,对加强学生的纪律教育、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加强师生安全意识、提高师生自护自救能力。

要确保安全,根本在于提高安全意识、自我防范和自护自救能力,抓好安全教育,是学校安全工作的基础。我们以安全教育周为重点,经常性地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特别是抓好交通、大型活动等的安全教育。

1、认真做好安全教育周工作。学校安全教育周以校园安全为主题,在安全教育周期间,学校组织学习安全教育工作文件,对校内易发事故类型、重点部位保护、工作薄弱环节、各类人员安全意识与安全技能等方面,开展深入全面的大检查,消除隐患,有针对地扎实地开展教育和防范工作,工作总结《小学校安全工作总结》。

2、德育处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利用班会、队活动、活动课、国旗下的演讲、学科渗透、制定预防突发性事件预案等途径,通过讲解、演练,对学生开展安全预防教育,使学生接受系统的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触电、防食物中毒、防病、防体育运动伤害、防火、防盗、防震、防骗、防煤气中毒等安全知识和技能教育。还利用学校红领巾广播、黑板报、学校橱窗、悬挂横幅、张贴标语等宣传工具及举行主题班会、讲座、安全征文与知识竞赛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学校利用周前会议和周一升旗活动时间,小结上周安全工作,强调安全事项。通过致家长的一封公开信,增强家长的安全意识。通过教育提高广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3、加强对学生有关预防校园***的教育,使全校师生认识到危害及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加强了防范,杜绝了校园***事件的发生。

五、落实各项安全制度,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建立安全保卫工作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由冯书记负责,将安全保卫工作列入目标考核内容,并进行严格考核,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对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要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签订责任书。学校与班主任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各自的职责。学校还与学生家长签订了安全责任书,明确了家长应做的工作和应负的责任。将安全教育工作作为对教职工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度。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职责明确,责任到人;不断完善学校安全保卫工作规章制度。建立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根据安全保卫工作形势的发展,不断完善充实。建立健全定期检查和日常防范相结合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学生管理、门卫值班、巡逻值班、防火防灾、卫生管理、防火安全管理、体育器材检查、健康体检、疾病防控等规章制度。严禁私自组织学生集体服用药品,严禁学生参加商业性庆典活动,严禁组织学生从事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危险性工作,严禁教师个人私自带学生外出,在校外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要坚持就近、申报原则。对涉及学校安全保卫的各项工作,都要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究,不留盲点,不出漏洞;建立学校安全意外事故处置预案制度。制定各类安全预案学校建立事故处置领导小组,制定了意外事故处置预案制度、“东胜区第三小学德育实践活动应急预案。”加大了对学校安全事故的处理,及时化解学校师生存在的矛盾,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解决,做到管理处置有序。

六、加强学校安全检查,及时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

坚持开展常规检查,每月一次安全大排查,对学校校舍、电线、电器、消防器材教学设施设备等进行安全检查。每学期开学以后,学校把安全教育工作作为重点检查内容之一,对存在的隐患进行逐一整改。放假前后,学校对校舍进行全面的安全排查整改。

七、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打算。

1、社会育人环境对师生安全存在影响。近几年来,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和不良文化对师生安全的影响还比较大,试图干扰学校及学生的社会恶势力和人员还存在,社会上的非法出版的图书、音像及网吧和游戏室对学生的影响还非常大,学校周边的饮食摊和食品店、无业人员车辆还存在安全隐患。

2、学校安全工作的难度不断增大。学生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往往受保护较多,而缺乏生活经验。学生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多数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低。我校的打工子女较多,他们缺少家庭的教育和管理等等,大大增加了学校安全工作的难度。

所以我校要进一步完善学校治安管理的规章制度;提高消防意识;积极与交通行政部门,争取在校外门口公路段有***指挥学生通过;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做好安全宣传教育工作。采取有力措施,继续创造学校师生安全事故为零。

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篇5

[论文摘要]:明代北京的治安管理制度以以保卫皇权为中心,维护封建专制体系为目的,在治安实施原则、治安主体及治安过程中体现出明代治安管理方面的许多特点。

古代治安管理作为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备受统治者的重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古代封建专制的社会特色,使得这种统治板块一直沉浮于其他行政、军事的职能之中,而相比之下,现代治安管理制度的研究进展却是非常迅速,为此,研究古代社会的治安管理制度无疑有现实性的意义。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这种结合体系中,治安职能与治安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差距,治安主体之间由于职能相同也会相形悖逆,许多治安职能出现了空白区域。北京治安管理制度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治安的实施原则与治安的实践结果产生了明显的距离

此差距有两层含义,一则为:不能按法律的原则实施治安的职能,或严刑酷法或藐视枉法;一则为:治安惩罚条文繁多,而实践中却不能按其原则实施从而漏洞百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能按法律的原则实施治安的职能。背离法律原则一方面是因为皇权的干扰,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背景时而变化使得法律无法及时更新。皇权干扰治安职能的司法程序。皇帝的圣旨包括他的御口所出之言都被当成法律,任何人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凡是冒犯皇帝的人,不按规定的任何司法程序及法律依据,只是凭皇帝的个人决定来执行,为此皇帝还专门培养了自己的爪牙,这些爪牙多半由厂卫充当。以明代骇人听闻的廷杖、法外刑为例来释疑:廷杖由锦衣卫、司礼监来执行,并按事件的性质,规定不同的惩罚力度,实施廷杖后往往要被下诏狱,从表面上看,他好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则,但实质上只是代表了皇帝个人的淫威,以皇帝的喜怒为准则,从而严重地干扰了治安职能实施的法律程序。如按规定:犯罪或违反治安规定的客体,先由侍卫逮捕或缉获送入大狱,[1]再由专门的审判机构来审理,京师的案件主要的审判机关以三法司为主,其具体程序为:一般的京师案件,初审由刑部或都察院来完成后移交大理寺复审,大理寺的审判就是终审,也就是说对于一般的案件只有二个审级;重大的京师案件,由三法司会审,这时的会审有可能是刑部或都察院初审完结后的第二审,也可能是刑部或都察院、大理寺复审后的第三审,对于一些京师情节重大的案件也有可能是第一审。可以看出原则上“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鞠问,或主评审,权奸不得以恩怨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生重轻。”[2]移送刑部或都察院审理之京师案件,由通政司准行,由五城兵马司或五城御史或锦衣卫或东厂或六科给事中或其他五府及六部衙门参送。[3]即使廷杖,锦衣卫拿人犯也必须持有刑科签发的驾帖,在《三垣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侍,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然后知此为封驳设也。”[4]

但是在实践中,廷杖、法外刑实质上依据的是皇帝或权臣的喜好及阴谋,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实施。如舒芬谏南巡受杖,最终在嘉靖年间议大礼义而又被杖,在明人著的《静志居诗话》中记载“舒芬首犯逆鳞,毙于杖”,[5]本来应交由三法司以法量刑,结果则当场捶死。又如谢肃“坐事被逮,孝陵御文华殿亲鞫,肃大呼曰‘文华非拷掠之地,陛下非问刑之官,请下法司。’乃下狱,狱吏以布囊压死。”[6]谢肃再三辩驳也是无济于事。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铣,惹怒了刘瑾,“瑾怒,矫诏杖五十,毙而复苏,谪贵州龙场驿丞。”[7]看来权臣也可以乱施刑法,无论是上疏不当或劝言还是忤逆,只要皇帝及权臣认为不恰当就可以实行廷杖,且不说朱厚照时两次廷杖人数将近一百六十八人,打死一十五人。[8]法外刑更是惨不忍睹。诏狱也是屡见不鲜,若投入此中,其悲剧可想而知,如“泉孟昭心多测隐,为刑官三十年,初入狱,见重囚皆三木仰卧于床,不能转动,被鼠夜啮,流血涔涔,甚悯之,遂买数猫置狱中,鼠患顿息。囚多感泣。”[9]朱元璋在胡惟庸、蓝玉两案中就杀戮达数万人之多,以至于到朱祁镇时,达到狱舍不能容,而在城西武库隙地增置之,魏忠贤当政期间,更是大兴诏狱,草菅人命。被他害死的朝臣不计其数,从第一次兴大狱,处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开始,又相继害死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苏继欧、张汶,吴怀贤等。所有这些行都严重偏倚了治安的实施原则,从而干扰了治安职能实施的司法程序,它实质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色彩,在明代尤其表现明显。

(二)治安条文、规制繁多,而治安实践却漏洞百出。明代法律制定严格细化,规制繁杂冗多,但是由于明中后期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趋于败环,一些治安实施机构不尽其职,上层决策领导阶层不能做到调发自如,许多隐藏的治安客体渐渐浮出了水面,致使社会秩序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治安机构的渎职也使一些法律不能有效的贯彻下去,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就《大明会典》《大明律》以及相关的法规对治安管理方面的规定及惩罚可以说是已经相当完备化,细致化了,而这些法律在实践过程中却与实施原则相差甚远。

以宫廷保卫为例:《明会典》中侍卫人员明确规定:凡宫禁宿卫及皇城门守卫人应值不值者,笞四十,以应宿卫守卫人,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六十,以别卫不系宿卫守卫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皇城各门,各铺上直守卫该管官旗,钤束不严及容情故从,所管军人离值,点视不到,十名以上者,各杖一百,……。凡各处城门应闭而误不下锁者,杖八十,非时擅开闭者杖一百,京城门各加一等,其有公务急速,非时开闭者,不在此限。若皇城门应而误不下锁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非时擅开闭者绞,其有旨开闭者勿论。

如此严密的宫禁制度,却发生了万历时的“挺击案”,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一根枣木棍,竟然冲进二道宫门,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试图加害于太子,幸好被人及时发现将之捉拿移交东华门守卫监收,一人独闯深宫,竟能冲破几道宫门直入殿檐,挺击太子,这正说明宫廷内太子治安的漏洞。

再以万历年间的“红丸案”为例,看看膳检诊录的治安漏洞。

案例: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三十一日,明光宗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御进的三颗红丸,九月初一早上突然驾崩。事后,首辅方从哲奖励了李可灼,后不久李又被流戍边远,内臣崔文升发配到南京充净军,方从哲仍安然无恙。

分析:(1)红丸的由来。内医崔文升不能立治光宗之病,李可灼便炼制了红丸仙丹,先给皇帝吃了一颗,由于效果不错,皇帝要求再御进,此时李又御进了二颗。(2)内幕。按照宫规,皇帝的诊脉、开药要经太医院及御药房太监的监督尝试,并对所进之药进行药理分析,确保安全后,方可服用,如此重要的进药,虽然与太医院的御医讨论过,而太医院也不同意此种治疗方法,李可灼本人也知道红丸服用剂量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如此冒险的行为太医院为什么没有阻止反对呢?李可灼难道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而赢得皇帝的赞赏吗?为什么方从哲要奖励李可灼?(3)推断。方从哲是由郑贵妃引荐的,方又与李可灼关系甚密,因此这可能是由郑贵妃指使下李可灼御进红丸蓄意谋杀皇帝的一个治安案件。(4)治安漏洞。按照规定,太医院要检测药性,所进之药也必先由太监尝试。太医院没有尽到查检药理作用的责任;司礼监也没有安排好御进药品的服用与监督工作。

以京师消防治安管理为例:《明会典中》明确规定 “凡官民房舍火起,不分地方,各司督领弓兵火甲人等,俱持器具救火”[10],从治安职能中消防管理也可以看出其制度相当的完备。消防管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扑火救火的过程,它的职能包括:昼夜由专人巡视城区,接受火灾报警,指导灭火、救火,并在救火的过程中防盗、防暴,组建火灾预防设施,制定防火规章制度并监督其实施情况等,可见它是一个防火、扑火、救援、保民、保财的完整系统。北京人口众多,房屋密度大,如果发生火灾就对官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明代对消防的管理也十分重视。并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

1、组建消防设施及救火队伍。首先,宫殿等易是发生火灾的地方建立许多外灭火的设施。明代在宫廷里用金属铸造了若干个大水缸,每口水缸高一米多,直径也有一米左右,重1500多公斤。缸内存水2000多升,每天安排太监往缸内挑水,以保证不时之需,冬天为了防冻,还要给水缸套上草垛或棉絮,此外还得预备好麻搭钓索等救火器具。皇宫内的护城河以及宫城内的金水河,除了有军事防御功能外,又解决了附近建筑起火时的水源问题,也算是和种类型的消防设施。为保证皇帝的銮仪仗仓库,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墙,每隔7间房屋空出1间,并将这间房的四壁砌成无门窗的砖墙,然后在房间内充填三合土,直到顶部用夯压实后封砖盖瓦,实质上是一种防火隔离设施[11]。在京城内外,按其规定以一定的尺寸挖若干眼水井,所有柴草堆垛都要用泥巴涂抹,城墙上要放盛水容器,贮存砂土,准备长斧、锄头等救火工具。除此之外,明代还组建了一支救火的灵活快速反应部队,称之为“火兵”火兵与五城兵马司及巡城御史相互配合,以防城内火灾的发生。

2、夜巡督察。明代北京和前代都城一样,夜间以击柝敲梆方式提醒民众防火防盗。而在京城中,红铺七十二是专职的防火防盗机构,并形成了铜铃夜巡制。皇城外红铺七二座,铺设官军十八夜巡,铜铃七十有八,派军役一一摇振,环城巡警。除此之外,在京城内外巡逻的官军及附近居民一但发现火灾,应及时迅速地报告给本城兵马司,兵马司率官军火甲前去扑救,附近的居民要义不容辞的协助,《明会典》就记载:“凡官民房舍火起,不分地方,各司督领弓兵火甲人等,俱持器具救火”[12],若坐视不管,官员及百姓都要以罪论处。消防的原则是“以防为主”,因此,在城内除了设置防火设施外,还应开展大力宣传及稽查工作,在巡查时,禁止遇大风而通夜张灯烧纸,如遇雷电更要加大巡逻力度,在夜间,无论宫外还是宫内,都有人专门巡查督促定时熄灯,以断火患。平时政府派人走街串巷,检查火禁的执行情况,清查一些容易发生火灾的隐患,特别注重粮仓、火药库等容易起火的地方,每日总甲1名,火夫5名,沿门轮流督查。

但是仅《明实录》就记载了如此多的火灾现象,这无疑又说明了消防治安和漏洞。如下表:

表一[13]

类别

时间

火灾发生地点

出处

正统六年

京城安定门火

《英宗实录》卷86,正统六年十一月丁卯

正统十年

通州义勇右卫仓火,焚毁米谷一万八千五百四十石有奇

《英宗实录》卷131,正统十年秋七月癸巳

天顺元年

夜承天门灾

《英宗实录》卷280,天顺元年七月丙寅

天顺七年

京城南薰坊火,焚民居数十家,延毁文德坊牌楼

《英宗实录》卷351,天顺七年四月已卯

弘治十七年

正阳门内西廓房火燔开功坊

《孝宗实录》卷212弘治十七年五月癸巳

万历二十二年

大雷风火,灾西华门楼

《神宗实录》卷274,万历二十二年六月已酉

万历三十五年

通州西仓火

《神宗实录》卷432,万历三十五年四月丁酉

万历三十八年

正阳门箭楼忽火,至次日辰未熄

《神宗实录》卷470,万历三十八年丁丑

天启二年

旗纛庙正殿灾,火药尽焚,匠役死伤甚众

《熹宗实录》卷二十二,天启二年五月内申朔

天启六年

朝天宫灾

《熹宗实录》卷七十一,天启六年五月癸亥

崇祯元年

北新草厂火

《崇祯长编》卷六,崇祯元年二月丙辰

崇祯元年

丁字库积麻生火,毁屋十五楹

《崇祯长编》卷八,崇祯元年五月丁亥

崇祯二年

京师火药局灾

《崇祯长编》卷三十二,崇祯三年三月戊戌

崇祯五年

西城北新草场,朝天日中坊草场俱火

《崇祯长编》卷六十,五年六月壬年

这此都说明了在明中后期,治安实践已经背离了治安实施的原则,从韩非子提出“法、术、势”之后, 中国古代法制观念才开始系统的发展起来,历经数朝礼法之争,到了明代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但是明政府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明其理,但是却不能运用到实践中,而是依靠法律来维持已经腐朽的统治,但是这种方式未起到预期的效果。

二、特务政治在治安管理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历朝的统治比较,明朝非常重视特务政治的统治,因此,在他的管理制度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这种思想,当然,治安作为明代重要的管理制度之一,特务政治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务机构分驻在全国各地,在京师中驻守的主要有锦衣卫,东西厂。厂卫中除锦衣卫之外,其余都由宦官来把持。此为明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它在皇帝的保卫及京师的社会治安管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充当皇帝的耳目,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皇帝除了自己的亲军侍卫外,主要从事保卫及稽查工作的就是厂卫,厂卫实质上就是皇帝的私人警察。特务政治中的厂卫相互倚结从而构成了皇帝的耳目,这些特务的职责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他们通过和下层的一闲散人员集结,以“听记、坐记、打事”的方式访缉京城各个区域,对所有的官员及百姓都有监察与监督之权。宪宗时,妖人李子龙以左道幻术迷惑宫禁侍卫,夜入万岁山共谋不轨,企图发动政变,但被锦衣卫缇骑秘密侦稽识破,朱见深对它的这支私人卫队更是信赖,并任自己的心腹内侍御马太监汪直为耳目行西厂之事,汪直果然不负帝望,使人数不但超过东厂,职能也更加完备广泛,其员着华丽之衣、操京师口音,以旧灰厂为办事大堂,言承密旨,妖狐夜出,侦察皇亲国戚、大臣要员,密辑京城巷闾之民、穷乡僻壤百姓。这此厂卫使皇帝个人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他们与下层一些流氓、恶棍联结为一体,压制其它的治安机构,并大兴诏狱,权限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14]的混乱局面。严重的危害了社会的治安,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的生产生秩序,只是在保卫皇帝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从古代治安管理的主要任务来看那就是保证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人身安全,这是第一位的,达到这个目的就算是有效的实施了其治安职能,从这一点来说,这种政治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

(二)在其他治安管理中特务政治也承担了许多治安任务。明代中后期,社会混乱,治安任务繁重,许多治安机构不能各尽其职,在这个时期,特务政治就能发挥它与生俱来的重要职能。明后期兵马司的人数增加,但是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治安状况。明后期,社会生活靡然向奢,越礼逾制成为社会的风尚,民间社会也是游杂多变,人人自危,奸顽之民大肆猖獗,寻衅闹事;市闾游逛,不务生理,招摇撞骗,城市治安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于是在弘治之末,设捕营参将把总等官,专捕盗事,武宗正德初年,又在京城内添设把总二人,每位把总下辖四名军官,每经负责城内外的巡逻与捕禁之事,在正德十年,嘉靖六年以及万历二十年,因京师多盗,各个机构又治事不力,管理松懈,又先后增加了巡逻士卒,到万历,京师又增提督一名,参将二员把总十八个,巡逻士卒达一万一千人,但这时明代已进入穷途末路,用强化专制制度的方式来校正整个日渐没落的世风实乃扬汤止沸,既是政府的实施力度再大,但内部的官员大部分却是荒于职守,导致京城内外盗贼猖獗,流氓恶少充溢市闾,地棍无赖横行乡里,政府屡禁不止,难以尽绝。在这种窘境中,皇帝更多的反应是:

“京畿多盗,命都察院锦衣卫各遣官擒捕,仍命都察院揭榜,禁约官校扰民。”[15]“命锦衣卫指挥佥事陈端捕盗于顺天、保定二府,时京城内外多盗故也。”[16]“以京师内外多强盗,命都察院出榜申谕诸人擒捕,若得实其原捕及首告人,赏钞二千贯贼赀,官旗、军校升一级,民匠加赏银十两,” [17]“时京师多盗。……仍乞命锦衣卫兵马司、各卫巡捕官,每夜各卒旗校、兵牌、火夫、军人十五名,于所莅地方巡警。”[18]“‘京师属有一人杀一家三人者,又有日中杀人者,今尚不不获,乞严为之禁。’上命停巡城御史及巡捕官俸,现限捕之。”[19]“召锦衣卫官于日升,刘侨跪槛外,上曰:‘京城内外盗贼纵横,严行缉捕是尔等职掌,如再玩忽,当即处治。’”“帝以‘城内劫杀屡闻,城外道路梗塞,锦衣卫东西司房,巡捕五城衙门职掌安在?乃令盗贼充斥至此。’责令回话”[20]

京城内外的巡察缉捕等任务,本是由五城兵马司及巡城御史来承担,而锦衣卫虽然有这个权力,但不是它的专职,从以上史料可见看出:在明中后期,遇到一些治安问题,皇帝大半让都察院、锦衣卫去解决,对于一些不渎职的机构如五城衙门,一同与锦衣卫治罪,可见锦衣卫已经理所当然的成为京城治安的主要力量,责无旁贷的担任起京城内外捕盗之事,锦衣卫也奉皇帝旨命,专理捕盗奸事,如“有强盗席英先为达官指挥使,犯法避罪达舍。……。一日忽骑马露刃白昼入京城,寻其仇不得,去而俞肆。锦衣卫指挥使陈玺令止千户赵承章捕之”,[21]这时的五城兵马及巡城御史也因明代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而不能尽到职责,相反这时特务政治却是皇帝及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本来社会治安管理就是以统治者为中心以保护皇权为目的的,所以这时的特务政治在北京治安管理的职能实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明代治安管理制度充分突出了以保卫皇帝为中心的特色

(一)从皇宫的建筑上来看。“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其中以受四方朝觐。”[22]而皇帝以天帝之子自诩,他居住的紫禁城是整个北京城的中心,也是整个国家的中心。《荀子·大略》中曰:“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实质上这是中国天子至尊,皇权至上的封建宗法礼制,“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北京城的中轴线向南北两方向延长,以此来强调和突出宫城的显赫地位,……。在这种中轴线上著名的建筑有紫禁城前朝的三大殿和后寝的两宫一殿,其中以奉天殿为核心主殿,象征着‘帝王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的含义。”[23]紫禁城的意思也表明了这里是皇帝之所,因为按古人对太空的理解,紫微垣是天帝的住所,皇帝为天之子当然可以居住在这里,但此城却是庶民百姓的禁地,故称紫禁城。皇城环围相拥宫城,南从大明门起,经端门、午门,进入承天门、奉天门,才到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这三殿是整个宫城的的三中心位置,三大殿面阔为九,进深为五,以示九五之尊。而北从北安门、玄武门可进此三殿;西从西安门、长安右门经西华门右进此三大殿;东从东安门、长安右门经东华门也可进此三大殿。每次入殿,层层门禁的巍耸开阖,九重宫殿的嵯峨起伏,映衬出这里的雄伟格局,他向人们展示,这里是天子的所在地。天子居住之所也被称为乾清宫,按中国文化的寓意来解释,乾为上,坤为下;乾属阳德,坤属阴德;乾为刚,坤为柔;乾为天道,坤为地道,因此皇帝理当居住在乾清宫,皇后应住在坤宁宫。乾清与皇极尤如柔与刚,阴与阳。共同构成了内外两廷的统摄主殿,左光斗曾曰:“内廷之有乾清,犹如外廷之有皇极”,[24]同时这也突出了皇帝之上、天道、刚的尊贵地位,与皇后不可替代的阴柔之美。

(二)从皇宫的安全戍卫管理上来看。明代北京治安区域划分明确。明代以其治安对象的不同将北京治安管理划分为三个空间区域:宫城、皇城、京城。这种治安区域的形成并不是统治者随意的切割,而是依据封建统治的需要及治安主体所应对目标的不同,自然的彰显了其治安区域的脉络。在宫城内,治安的对象主要是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以及后宫嫔妃等。

四、明代北京治安主体之间相形相悖、治安职能重叠不分使治安业务不能正常实施

(一)在中央决策机构中,内阁与其他机构相互制约,使许多治安业务无法正常实施。内阁首辅的权力坐大直接威胁到皇权的正常运转,且阁臣为争夺首辅之职,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使政局动荡不安,如杨廷和,张璁被迫致仕;夏言被诛于市;严嵩被罢官抄家;高拱被赶出朝廷;张居正死后被籍没等,因此在首辅张四维上疏论议此事后,内阁经重新调整,阁员的选定有严格的程序,要通过特简(皇帝直接任命)、廷推(朝廷大臣推举)、私荐三种方式,且考满后才可成为正式的阁员。阁员在拟好文稿后,由皇帝和司礼监批红转至六科,经六科给事中审议才可执行。到明未阁权渐入维谷,其实已被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掌控,君主专制制度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内阁及六科有时也在他的压制之下,刘瑾专权时,李东阳曾上疏:“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归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25]由此可知,在阁票批红上,司礼监动辄径自窜改,驳回再三,或私带其室,假于他人批阅,或僭越内阁,直接发诏降敕。他们不但以自己的喜好或意图歪曲、更改口御,有时还假传圣旨,威胁他人。后来由于事务繁忙,设立了文书房,为其助手,“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薄发。” [26]因此在皇帝怠政时,司礼监权限之在而盖过内阁、六部及六科等行政衙门,且在奸臣当监期间,更是无所事人,如:“魏忠贤擅窃国柄,恣成狼性”[27]

(二)治安机构中的治安职能模糊不分,从而使影响了治安业务的正常开展。五军都督府统领亲军之外的京师军队以及地方军,但是它只有统兵之权而无调兵的权力,调兵只能听命于兵部,而兵部却唯皇命是从,其实是皇帝才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总部。三十三卫中除中军都府属下的五卫一所参与巡视京城、朝廷大典仪仗,后军都督府属下的六卫有一定的京城守卫分工外,其余的三府主要是承担全国各项行政事务,但是对于京城的防卫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城兵马司仅有缉捕的职责而无处治之权,还要受其他机构的压制。在御史的督导之下,五城兵马司虽然都各尽其力,各司其职,但是对于庞大的北京城和繁多的治安业务,他们的的人数显得有些微薄,于是在治安管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京师巡捕权力出现了分流,除专职的辑捕治安机构五城兵马司外,皇帝的侍卫亲军及厂卫也有这个权力。尤其是宦官专权时,厂卫更是嚣张。厂卫盛行之际,五城兵马司的大部分权力被取代,没有真正的实权,几乎形同虚设。在权力搁浅后其地位也很不起眼,而职位自然就成为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虚衔,兵马司中的官员不但要受到巡城御史的监督查考,还要在厂卫的骄横淫威之下唯唯诺诺,缄口受气,幽黑的夜禁工作使得他们的疲惫不堪的身躯还没有得到放松之时,而大清早那些精力充沛,吹毛求疵的兵部、刑部官员,撇眼相望的御史,凌气横秋的厂卫,却在皇帝面前抱怨兵马司权益过重,并以“不守其职,无所事听”的恶名贯于其身。大理寺的设置是明代司法审判中的一个进步,其职多在驳正、纠错,但是由于程序繁多,在操作过程中难免贻误审案时机,在一个案件多次往返驳辩时,又出现在了寺官与原问官对律例的互异理解,原问官往往以此为借口不与辩驳,酷刑相逼,锻炼成狱,淹累众囚,一个案件在屡驳不合中常常悬而未决。这种现象在明代中后期,由于宦官专权表现的极为突出,从嘉靖大狱到李福达之案就可以看出大理寺虽然具有驳正审狱之功能,但也无法改变“明代大案多枉”[28]的局面。

五、明代中后期,治安管理面临严重的挑战,这主要以社会风气糜烂与京城兵变民变最为突出

(一)北京社会风气急剧恶化。明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未期,这段特殊的历史赋予这个时代沉幕与开新的双重品格。这时宋明理学形成体系,封建专制空前强化,故在明前期社会文化在传统的礼教中轮回、沉寂。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以社会风尚为代表的“新文化”因素开始萌动,社会风气在文化的蜕变中经受洗理,一切以当时为参照的前位思潮一触即发,以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不断地冲击着封建礼教。随着悖离礼教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许多不良风气也乘机抬头。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在社会风尚的演变中思想产生了裂变,以士大夫放给声色,骄奢淫逸的生活趋向为引擎,明代城市出现了许多悖礼越制的风气。当生活突破僵化刻板的程序时,必然会带来观念的变异,一种背离传统礼教的社会观念开始潜滋暗长,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的异动,主体意识的觉醒,婚恋观念的突破,西学渐入,这些新质文化因素从根本上消蚀着传统的封建文化结构,[29] 从有关明代北京史料的部分文献资料可以看出:

表二[30] 类别

类别

时间

案件

出处

宣德年间

朱高煦谋反案

《明史·汉王高煦传》

景泰元年

宽河卫指挥佥事石享谋反

《明史·石享传》

天顺五年

太监曹吉祥与嗣子昭武伯曹钦拥兵谋反

《明史·宦官一》

《明史·英宗后纪》

正德五年

刘瑾谋反

《明史·武宗本纪》

朱寘鐇叛逆案

《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

正德十四年

朱宸濠谋反案

《明史·王守仁传》

成化元年

人妖公案

《庚巳编》卷四

弘治年间

欺兄虐嫂案

《棠阳比事补编》

正德十六年

江彬大逆不道案

《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

嘉靖七年

杨梓弟殴兄案

《谳狱稿》卷三

嘉靖十年

雇工人奸家长女案

《谳狱稿》卷二

嘉靖年间

丁暹殴父母案

洪熙年间

僧人奸妇案

《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卷三

景泰年间

恶僧奸杀妓女案

《廉明公案》卷二

明代

游僧拐妇案

《新镌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卷五

明代

寺庙淫乱案

《廉明公案》卷二

明代

僧藏妇人案

《廉明公案》卷四

明代

僧人强留妇女案

《廉明公案》卷四

从宣德以后,社会风气渐趋恶化,谋反、大逆不道、僧人悖道已是屡见不鲜。按明代规制,直房内官与司房宫人稍有紊乱,即以“淫佚”罪治之,而在晚明,宫中的太监不但与宫女结为伉俪,而且还经常光顾坊曲与娼妓交好,并成为当时一种风尚。在民间一些不轨子弟,将眉脸绞剃,分作三柳,妆作妇人身首后,亦学描剪花样、扣绣鞋顶等项,以帮工为隐,或哄说喜允、或以药喷迷、同歇行奸。社会风气已经到了无法整治的时候,而且社会风气中以逾礼越制为时代风尚的各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明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根基。治安管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二)兵变民变起伏坦荡。明中后期,“京城内外,迩来奸恶之徒日滋月盛,三五成群,日则在于行凶害人,夜则荒淫,甚至占人妻女及为人报复私仇,为害不可枚举。强窃盗贼多起于此。”[31]就连都御史王公也“恐盗入其室也,终夜防守多至废寝”,[32]社会治安管理混乱,就《明实录》中就有其盗贼、杀人越货等记载,如下:

正德年间:大学士杨廷和等言:“近日武清、东安等县……,俱有盗贼生发,少则四十人,多则百余人,披甲盔兵器,……,烧毁房屋,杀掳人口,抢夺财物,往来公差内外官员悉被其害,道路为之不通,而京城之内,东直门及大时雍等坊,强贼白日剽杀,”(《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七,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

万历年间:“京城内外盗贼生发,各该巡捕后备官,虽不系本管地方,有能协力捕获者,纪录擢用。”(《明神宗实录》卷十二,万历元年四月壬戌);

宣德年间:“严京城捕盗之禁。时京城多盗,都御史刘观等议于五城兵马司各增官军一百人与同捕捉,每五十家置巡更捕一,遇夜以十人守之,有盗贼有违夜禁者皆听捕以闻。上从其议,命英国公张辅同五军督府按坊遣军助之。”(《明宣宗实录》卷十三,宣德元年春正月甲子);

天顺年间:“以京师内外多强盗,命都察院出榜申谕诸人擒捕,若得实其原捕及首告人,赏钞二千贯贼赀,官旗、军校升一级,民匠加赏银十两”(《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七,天顺二年十一月壬寅);      

弘治年间:“先是,京师奸民马纪,夜聚诸恶少马聪等,持刀入民妇家,逼而淫之,劫其财,为逻者所获。”(《明孝宗实录》卷一百零九,弘治九年二月甲子);

嘉靖年间:“盗入杨威营把总指挥采雄家,杀其妻并子女四人,巡按御史以闻。诏下所司缉捕。”(《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九,嘉靖十年八月甲午);

天启年间:“巡视皇城御史徐杨先、王一中、主事黄文星目击疏虞,且盗贼生发,议欲严启闭以防奸盗。”(《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宣德无年春正月甲子)。

明实录中记载兵变民变的数量分析

表三[33]

类别

年间

记载的民变兵变数量起(单位)

存在时间年(单位)

民变兵变数量/存在时间

永乐

1

22

0.05

宣德

4

10

0.40

正统

4

14

0.27

景泰

7

7

1.00

天顺

2

9

0.22

成化

4

23

0.17

弘治

7

18

0.39

正德

24

16

1.5

嘉靖

11

45

0.24

隆庆

2

6

0.33

万历

9

48

0.19

天启

21

7

3.00

崇祯

10

17

0.59

                                 明代北京年发生兵病民变数量变化表

 

 \s        图一[34]

从图一分析:兵变民变年发生率从永乐时的0.05起一下增到景泰进1.00起,增长20倍;从天顺时0.22起又增到正德年间的1.5起,增长6.8多倍;从正德时1.5起增到天启时的3.00起,增长2倍,而从永乐算起到天启,年发生兵变民变的记载次数就增长60倍。正统、正德、天启三个时期是三个变化的转折点,也是三个高峰点。而总的趋势是增长这应该是无疑的,虽然这只是文献的记载而已,记载次数也因有许多原因在微观上不能解释这年所发生案件的多少,但从宏观上来年,从永乐到天启一直到崇祯这几百年,这种记载就能说明期间兵变民变的次数增长趋势。同时也说明明代各个时期社会治安的严峻程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明代中后期,社会治安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朝统治者。

注释:

[1] 此“大狱”所在京师也,一为刑部狱,二为都察院狱,三为锦衣卫狱,锦衣卫狱又称镇抚司狱,所监禁者多为钦犯奸盗重犯,以拷讯这最惨。依据犯者的身份及罪行的轻重分别投入不同的狱类。

[2] 明世宗实录.卷三十三[m] .嘉靖二年十一月辛卯。

[3] 那斯陆:《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150页。

[4] (明)李清撰.三垣笔记:笔记上·崇祯 [m].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丛刊, 1981年版,第20页。

[5] (明)朱彝尊著.静志居诗话:卷十·舒芬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6] (明)朱彝尊著.静志居诗话:卷四·谢肃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7] (清)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清)张廷玉撰.明史·黄巩、夏良胜、何遵、陆震传.[m];(清)张廷玉撰.明史·武宗本纪.卷十六[m];(清)夏燮撰.明通鉴:卷四十八[m]。

[9] (明)王锜.寓圃杂记:卷四·狱中畜猫[m] .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笔记丛刊, 1984年版 第28页。

[10](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五[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民国25年9月,第1109页。

[11] 古晋.中国古代消防[j].安全与健康,2004年第15期,第58页。

[12] (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五[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民国25年9月,第1109页。

[13]  此表参考了李四祥主编的《明实录类篡·北京史料卷》[m](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1~1158页,但只是针对收录了比较典型的火灾,除上所载的火灾之外,还有许多如此类似的记载没有收录进去。

[14]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90页。

[15] 明英宗实录:卷八十五[m].正统六年十一月癸卯。

[16]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五[m].正统十年十一月丙申。

[17]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七[m].天顺二年十一月壬寅。

[18] 明孝宗实录:卷二十一[m],弘治元年十二月丁酉。

[19]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m].弘治十年三月辛酉。

[20] 崇祯长编:卷二十三[m].崇祯二年六月。

[21] 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五[m].成化二十一年闰月四丁未。

[22](清)于敏中等编篡.日下旧闻考一:卷五[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籍丛书,1983年版第77页。

[23] 秦海轩、卢路著.中国皇帝制度 [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页。

[24] (清)李逊之.三朝野记(外四种):卷二 [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明代野史丛书,2002年版第23页。

[25]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23~4824页。

[26] (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四 [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1~1822页。

[27] (明)朱长祚撰.玉镜新谭[m].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9年版,第120页。

[28] 参考了刘长江的《“明代大案多枉”的原因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23~26页),。它主要是原因是:明代朝廷派系集团矛盾、皇权对刑狱的制约、勋戚后妃对刑狱的掣肘以及法外刑的存在。

[29]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90页。

[30] 郭成伟.中华法案大辞典[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658页。

[31] 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三,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乙未。

[32] (明)李乐撰.续见闻杂记(下)卷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1986年版第41页。

[33] 主要参阅了李国祥主编的《明实录类篡》之《北京史料卷》,并将《明实录》中记载的京城兵变民变的次数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篇6

[论文摘要]:明代北京的治安管理制度以以保卫皇权为中心,维护封建专制体系为目的,在治安实施原则、治安主体及治安过程中体现出明代治安管理方面的许多特点。

古代治安管理作为一个长期性的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备受统治者的重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古代封建专制的社会特色,使得这种统治板块一直沉浮于其他行政、军事的职能之中,而相比之下,现代治安管理制度的研究进展却是非常迅速,为此,研究古代社会的治安管理制度无疑有现实性的意义。在明代中后期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这种结合体系中,治安职能与治安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差距,治安主体之间由于职能相同也会相形悖逆,许多治安职能出现了空白区域。北京治安管理制度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一、治安的实施原则与治安的实践结果产生了明显的距离

此差距有两层含义,一则为:不能按法律的原则实施治安的职能,或严刑酷法或藐视枉法;一则为:治安惩罚条文繁多,而实践中却不能按其原则实施从而漏洞百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能按法律的原则实施治安的职能。背离法律原则一方面是因为皇权的干扰,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背景时而变化使得法律无法及时更新。皇权干扰治安职能的司法程序。皇帝的圣旨包括他的御口所出之言都被当成法律,任何人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凡是冒犯皇帝的人,不按规定的任何司法程序及法律依据,只是凭皇帝的个人决定来执行,为此皇帝还专门培养了自己的爪牙,这些爪牙多半由厂卫充当。以明代骇人听闻的廷杖、法外刑为例来释疑:廷杖由锦衣卫、司礼监来执行,并按事件的性质,规定不同的惩罚力度,实施廷杖后往往要被下诏狱,从表面上看,他好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规则,但实质上只是代表了皇帝个人的淫威,以皇帝的喜怒为准则,从而严重地干扰了治安职能实施的法律程序。如按规定:犯罪或违反治安规定的客体,先由侍卫逮捕或缉获送入大狱,[1]再由专门的审判机构来审理,京师的案件主要的审判机关以三法司为主,其具体程序为:一般的京师案件,初审由刑部或都察院来完成后移交大理寺复审,大理寺的审判就是终审,也就是说对于一般的案件只有二个审级;重大的京师案件,由三法司会审,这时的会审有可能是刑部或都察院初审完结后的第二审,也可能是刑部或都察院、大理寺复审后的第三审,对于一些京师情节重大的案件也有可能是第一审。可以看出原则上“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鞠问,或主评审,权奸不得以恩怨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生重轻。”[2]移送刑部或都察院审理之京师案件,由通政司准行,由五城兵马司或五城御史或锦衣卫或东厂或六科给事中或其他五府及六部衙门参送。[3]即使廷杖,锦衣卫拿人犯也必须持有刑科签发的驾帖,在《三垣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予入刑垣,见一切廷杖拿送并处决,必锦衣卫送驾帖至科,俟签押持去。予初谓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归,见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应杖官已解衣置地。予问何侍,答曰:‘非科签驾帖,则不得杖耳。’然后知此为封驳设也。”[4]

但是在实践中,廷杖、法外刑实质上依据的是皇帝或权臣的喜好及阴谋,不按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实施。如舒芬谏南巡受杖,最终在嘉靖年间议大礼义而又被杖,在明人著的《静志居诗话》中记载“舒芬首犯逆鳞,毙于杖”,[5]本来应交由三法司以法量刑,结果则当场捶死。又如谢肃“坐事被逮,孝陵御文华殿亲鞫,肃大呼曰‘文华非拷掠之地,陛下非问刑之官,请下法司。’乃下狱,狱吏以布囊压死。”[6]谢肃再三辩驳也是无济于事。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戴铣,惹怒了刘瑾,“瑾怒,矫诏杖五十,毙而复苏,谪贵州龙场驿丞。”[7]看来权臣也可以乱施刑法,无论是上疏不当或劝言还是忤逆,只要皇帝及权臣认为不恰当就可以实行廷杖,且不说朱厚照时两次廷杖人数将近一百六十八人,打死一十五人。[8]法外刑更是惨不忍睹。诏狱也是屡见不鲜,若投入此中,其悲剧可想而知,如“泉孟昭心多测隐,为刑官三十年,初入狱,见重囚皆三木仰卧于床,不能转动,被鼠夜啮,流血涔涔,甚悯之,遂买数猫置狱中,鼠患顿息。囚多感泣。”[9]朱元璋在胡惟庸、蓝玉两案中就杀戮达数万人之多,以至于到朱祁镇时,达到狱舍不能容,而在城西武库隙地增置之,魏忠贤当政期间,更是大兴诏狱,草菅人命。被他害死的朝臣不计其数,从第一次兴大狱,处死杨涟、左光斗等六人开始,又相继害死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李应升、苏继欧、张汶,吴怀贤等。所有这些行都严重偏倚了治安的实施原则,从而干扰了治安职能实施的司法程序,它实质是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政治色彩,在明代尤其表现明显。

(二)治安条文、规制繁多,而治安实践却漏洞百出。明代法律制定严格细化,规制繁杂冗多,但是由于明中后期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趋于败环,一些治安实施机构不尽其职,上层决策领导阶层不能做到调发自如,许多隐藏的治安客体渐渐浮出了水面,致使社会秩序混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治安机构的渎职也使一些法律不能有效的贯彻下去,这种现象尤其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就《大明会典》《大明律》以及相关的法规对治安管理方面的规定及惩罚可以说是已经相当完备化,细致化了,而这些法律在实践过程中却与实施原则相差甚远。

以宫廷保卫为例:《明会典》中侍卫人员明确规定:凡宫禁宿卫及皇城门守卫人应值不值者,笞四十,以应宿卫守卫人,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六十,以别卫不系宿卫守卫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皇城各门,各铺上直守卫该管官旗,钤束不严及容情故从,所管军人离值,点视不到,十名以上者,各杖一百,……。凡各处城门应闭而误不下锁者,杖八十,非时擅开闭者杖一百,京城门各加一等,其有公务急速,非时开闭者,不在此限。若皇城门应而误不下锁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非时擅开闭者绞,其有旨开闭者勿论。

如此严密的宫禁制度,却发生了万历时的“挺击案”,在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持一根枣木棍,竟然冲进二道宫门,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试图加害于太子,幸好被人及时发现将之捉拿移交东华门守卫监收,一人独闯深宫,竟能冲破几道宫门直入殿檐,挺击太子,这正说明宫廷内太子治安的漏洞。

再以万历年间的“红丸案”为例,看看膳检诊录的治安漏洞。

案例: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三十一日,明光宗服用了鸿胪寺丞李可灼御进的三颗红丸,九月初一早上突然驾崩。事后,首辅方从哲奖励了李可灼,后不久李又被流戍边远,内臣崔文升发配到南京充净军,方从哲仍安然无恙。

分析:(1)红丸的由来。内医崔文升不能立治光宗之病,李可灼便炼制了红丸仙丹,先给皇帝吃了一颗,由于效果不错,皇帝要求再御进,此时李又御进了二颗。(2)内幕。按照宫规,皇帝的诊脉、开药要经太医院及御药房太监的监督尝试,并对所进之药进行药理分析,确保安全后,方可服用,如此重要的进药,虽然与太医院的御医讨论过,而太医院也不同意此种治疗方法,李可灼本人也知道红丸服用剂量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如此冒险的行为太医院为什么没有阻止反对呢?李可灼难道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而赢得皇帝的赞赏吗?为什么方从哲要奖励李可灼?(3)推断。方从哲是由郑贵妃引荐的,方又与李可灼关系甚密,因此这可能是由郑贵妃指使下李可灼御进红丸蓄意谋杀皇帝的一个治安案件。(4)治安漏洞。按照规定,太医院要检测药性,所进之药也必先由太监尝试。太医院没有尽到查检药理作用的责任;司礼监也没有安排好御进药品的服用与监督工作。

以京师消防治安管理为例:《明会典中》明确规定 “凡官民房舍火起,不分地方,各司督领弓兵火甲人等,俱持器具救火”[10],从治安职能中消防管理也可以看出其制度相当的完备。消防管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扑火救火的过程,它的职能包括:昼夜由专人巡视城区,接受火灾报警,指导灭火、救火,并在救火的过程中防盗、防暴,组建火灾预防设施,制定防火规章制度并监督其实施情况等,可见它是一个防火、扑火、救援、保民、保财的完整系统。北京人口众多,房屋密度大,如果发生火灾就对官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明代对消防的管理也十分重视。并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

1、组建消防设施及救火队伍。首先,宫殿等易是发生火灾的地方建立许多外灭火的设施。明代在宫廷里用金属铸造了若干个大水缸,每口水缸高一米多,直径也有一米左右,重1500多公斤。缸内存水2000多升,每天安排太监往缸内挑水,以保证不时之需,冬天为了防冻,还要给水缸套上草垛或棉絮,此外还得预备好麻搭钓索等救火器具。皇宫内的护城河以及宫城内的金水河,除了有军事防御功能外,又解决了附近建筑起火时的水源问题,也算是和种类型的消防设施。为保证皇帝的銮仪仗仓库,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墙,每隔7间房屋空出1间,并将这间房的四壁砌成无门窗的砖墙,然后在房间内充填三合土,直到顶部用夯压实后封砖盖瓦,实质上是一种防火隔离设施[11]。在京城内外,按其规定以一定的尺寸挖若干眼水井,所有柴草堆垛都要用泥巴涂抹,城墙上要放盛水容器,贮存砂土,准备长斧、锄头等救火工具。除此之外,明代还组建了一支救火的灵活快速反应部队,称之为“火兵”火兵与五城兵马司及巡城御史相互配合,以防城内火灾的发生。

2、夜巡督察。明代北京和前代都城一样,夜间以击柝敲梆方式提醒民众防火防盗。而在京城中,红铺七十二是专职的防火防盗机构,并形成了铜铃夜巡制。皇城外红铺七二座,铺设官军十八夜巡,铜铃七十有八,派军役一一摇振,环城巡警。除此之外,在京城内外巡逻的官军及附近居民一但发现火灾,应及时迅速地报告给本城兵马司,兵马司率官军火甲前去扑救,附近的居民要义不容辞的协助,《明会典》就记载:“凡官民房舍火起,不分地方,各司督领弓兵火甲人等,俱持器具救火”[12],若坐视不管,官员及百姓都要以罪论处。消防的原则是“以防为主”,因此,在城内除了设置防火设施外,还应开展大力宣传及稽查工作,在巡查时,禁止遇大风而通夜张灯烧纸,如遇雷电更要加大巡逻力度,在夜间,无论宫外还是宫内,都有人专门巡查督促定时熄灯,以断火患。平时政府派人走街串巷,检查火禁的执行情况,清查一些容易发生火灾的隐患,特别注重粮仓、火药库等容易起火的地方,每日总甲1名,火夫5名,沿门轮流督查。

但是仅《明实录》就记载了如此多的火灾现象,这无疑又说明了消防治安和漏洞。如下表:

表一[13]

这此都说明了在明中后期,治安实践已经背离了治安实施的原则,从韩非子提出“法、术、势”之后, 中国古代法制观念才开始系统的发展起来,历经数朝礼法之争,到了明代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但是明政府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明其理,但是却不能运用到实践中,而是依靠法律来维持已经腐朽的统治,但是这种方式未起到预期的效果。

二、特务政治在治安管理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与历朝的统治比较,明朝非常重视特务政治的统治,因此,在他的管理制度中无时无刻不渗透着这种思想,当然,治安作为明代重要的管理制度之一,特务政治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务机构分驻在全国各地,在京师中驻守的主要有锦衣卫,东西厂。厂卫中除锦衣卫之外,其余都由宦官来把持。此为明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它在皇帝的保卫及京师的社会治安管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充当皇帝的耳目,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皇帝除了自己的亲军侍卫外,主要从事保卫及稽查工作的就是厂卫,厂卫实质上就是皇帝的私人警察。特务政治中的厂卫相互倚结从而构成了皇帝的耳目,这些特务的职责可以说是无所不包,他们通过和下层的一闲散人员集结,以“听记、坐记、打事”的方式访缉京城各个区域,对所有的官员及百姓都有监察与监督之权。宪宗时,妖人李子龙以左道幻术迷惑宫禁侍卫,夜入万岁山共谋不轨,企图发动政变,但被锦衣卫缇骑秘密侦稽识破,朱见深对它的这支私人卫队更是信赖,并任自己的心腹内侍御马太监汪直为耳目行西厂之事,汪直果然不负帝望,使人数不但超过东厂,职能也更加完备广泛,其员着华丽之衣、操京师口音,以旧灰厂为办事大堂,言承密旨,妖狐夜出,侦察皇亲国戚、大臣要员,密辑京城巷闾之民、穷乡僻壤百姓。这此厂卫使皇帝个人的安全有了保障,但是他们与下层一些流氓、恶棍联结为一体,压制其它的治安机构,并大兴诏狱,权限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14]的混乱局面。严重的危害了社会的治安,打乱了社会的正常的生产生秩序,只是在保卫皇帝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从古代治安管理的主要任务来看那就是保证统治者尤其是皇帝的人身安全,这是第一位的,达到这个目的就算是有效的实施了其治安职能,从这一点来说,这种政治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

(二)在其他治安管理中特务政治也承担了许多治安任务。明代中后期,社会混乱,治安任务繁重,许多治安机构不能各尽其职,在这个时期,特务政治就能发挥它与生俱来的重要职能。明后期兵马司的人数增加,但是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治安状况。明后期,社会生活靡然向奢,越礼逾制成为社会的风尚,民间社会也是游杂多变,人人自危,奸顽之民大肆猖獗,寻衅闹事;市闾游逛,不务生理,招摇撞骗,城市治安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于是在弘治之末,设捕营参将把总等官,专捕盗事,武宗正德初年,又在京城内添设把总二人,每位把总下辖四名军官,每经负责城内外的巡逻与捕禁之事,在正德十年,嘉靖六年以及万历二十年,因京师多盗,各个机构又治事不力,管理松懈,又先后增加了巡逻士卒,到万历,京师又增提督一名,参将二员把总十八个,巡逻士卒达一万一千人,但这时明代已进入穷途末路,用强化专制制度的方式来校正整个日渐没落的世风实乃扬汤止沸,既是政府的实施力度再大,但内部的官员大部分却是荒于职守,导致京城内外盗贼猖獗,流氓恶少充溢市闾,地棍无赖横行乡里,政府屡禁不止,难以尽绝。在这种窘境中,皇帝更多的反应是:

“京畿多盗,命都察院锦衣卫各遣官擒捕,仍命都察院揭榜,禁约官校扰民。”[15]“命锦衣卫指挥佥事陈端捕盗于顺天、保定二府,时京城内外多盗故也。”[16]“以京师内外多强盗,命都察院出榜申谕诸人擒捕,若得实其原捕及首告人,赏钞二千贯贼赀,官旗、军校升一级,民匠加赏银十两,” [17]“时京师多盗。……仍乞命锦衣卫兵马司、各卫巡捕官,每夜各卒旗校、兵牌、火夫、军人十五名,于所莅地方巡警。”[18]“‘京师属有一人杀一家三人者,又有日中杀人者,今尚不不获,乞严为之禁。’上命停巡城御史及巡捕官俸,现限捕之。”[19]“召锦衣卫官于日升,刘侨跪槛外,上曰:‘京城内外盗贼纵横,严行缉捕是尔等职掌,如再玩忽,当即处治。’”“帝以‘城内劫杀屡闻,城外道路梗塞,锦衣卫东西司房,巡捕五城衙门职掌安在?乃令盗贼充斥至此。’责令回话”[20]

京城内外的巡察缉捕等任务,本是由五城兵马司及巡城御史来承担,而锦衣卫虽然有这个权力,但不是它的专职,从以上史料可见看出:在明中后期,遇到一些治安问题,皇帝大半让都察院、锦衣卫去解决,对于一些不渎职的机构如五城衙门,一同与锦衣卫治罪,可见锦衣卫已经理所当然的成为京城治安的主要力量,责无旁贷的担任起京城内外捕盗之事,锦衣卫也奉皇帝旨命,专理捕盗奸事,如“有强盗席英先为达官指挥使,犯法避罪达舍。……。一日忽骑马露刃白昼入京城,寻其仇不得,去而俞肆。锦衣卫指挥使陈玺令止千户赵承章捕之”,[21]这时的五城兵马及巡城御史也因明代每况愈下的社会风气而不能尽到职责,相反这时特务政治却是皇帝及统治阶级得心应手的工具,本来社会治安管理就是以统治者为中心以保护皇权为目的的,所以这时的特务政治在北京治安管理的职能实施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明代治安管理制度充分突出了以保卫皇帝为中心的特色

(一)从皇宫的建筑上来看。“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其中以受四方朝觐。”[22]而皇帝以天帝之子自诩,他居住的紫禁城是整个北京城的中心,也是整个国家的中心。《荀子·大略》中曰:“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实质上这是中国天子至尊,皇权至上的封建宗法礼制,“紫禁城的中轴线作为北京城的中轴线向南北两方向延长,以此来强调和突出宫城的显赫地位,……。在这种中轴线上著名的建筑有紫禁城前朝的三大殿和后寝的两宫一殿,其中以奉天殿为核心主殿,象征着‘帝王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的含义。”[23]紫禁城的意思也表明了这里是皇帝之所,因为按古人对太空的理解,紫微垣是天帝的住所,皇帝为天之子当然可以居住在这里,但此城却是庶民百姓的禁地,故称紫禁城。皇城环围相拥宫城,南从大明门起,经端门、午门,进入承天门、奉天门,才到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这三殿是整个宫城的的三中心位置,三大殿面阔为九,进深为五,以示九五之尊。而北从北安门、玄武门可进此三殿;西从西安门、长安右门经西华门右进此三大殿;东从东安门、长安右门经东华门也可进此三大殿。每次入殿,层层门禁的巍耸开阖,九重宫殿的嵯峨起伏,映衬出这里的雄伟格局,他向人们展示,这里是天子的所在地。天子居住之所也被称为乾清宫,按中国文化的寓意来解释,乾为上,坤为下;乾属阳德,坤属阴德;乾为刚,坤为柔;乾为天道,坤为地道,因此皇帝理当居住在乾清宫,皇后应住在坤宁宫。乾清与皇极尤如柔与刚,阴与阳。共同构成了内外两廷的统摄主殿,左光斗曾曰:“内廷之有乾清,犹如外廷之有皇极”,[24]同时这也突出了皇帝之上、天道、刚的尊贵地位,与皇后不可替代的阴柔之美。

(二)从皇宫的安全戍卫管理上来看。明代北京治安区域划分明确。明代以其治安对象的不同将北京治安管理划分为三个空间区域:宫城、皇城、京城。这种治安区域的形成并不是统治者随意的切割,而是依据封建统治的需要及治安主体所应对目标的不同,自然的彰显了其治安区域的脉络。在宫城内,治安的对象主要是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以及后宫嫔妃等。

四、明代北京治安主体之间相形相悖、治安职能重叠不分使治安业务不能正常实施

(一)在中央决策机构中,内阁与其他机构相互制约,使许多治安业务无法正常实施。内阁首辅的权力坐大直接威胁到皇权的正常运转,且阁臣为争夺首辅之职,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使政局动荡不安,如杨廷和,张璁被迫致仕;夏言被诛于市;严嵩被罢官抄家;高拱被赶出朝廷;张居正死后被籍没等,因此在首辅张四维上疏论议此事后,内阁经重新调整,阁员的选定有严格的程序,要通过特简(皇帝直接任命)、廷推(朝廷大臣推举)、私荐三种方式,且考满后才可成为正式的阁员。阁员在拟好文稿后,由皇帝和司礼监批红转至六科,经六科给事中审议才可执行。到明未阁权渐入维谷,其实已被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掌控,君主专制制度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内阁及六科有时也在他的压制之下,刘瑾专权时,李东阳曾上疏:“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归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稿,真假混淆,无从别白。”[25]由此可知,在阁票批红上,司礼监动辄径自窜改,驳回再三,或私带其室,假于他人批阅,或僭越内阁,直接发诏降敕。他们不但以自己的喜好或意图歪曲、更改口御,有时还假传圣旨,威胁他人。后来由于事务繁忙,设立了文书房,为其助手,“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薄发。” [26]因此在皇帝怠政时,司礼监权限之在而盖过内阁、六部及六科等行政衙门,且在奸臣当监期间,更是无所事人,如:“魏忠贤擅窃国柄,恣成狼性”[27]

(二)治安机构中的治安职能模糊不分,从而使影响了治安业务的正常开展。五军都督府统领亲军之外的京师军队以及地方军,但是它只有统兵之权而无调兵的权力,调兵只能听命于兵部,而兵部却唯皇命是从,其实是皇帝才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总部。三十三卫中除中军都府属下的五卫一所参与巡视京城、朝廷大典仪仗,后军都督府属下的六卫有一定的京城守卫分工外,其余的三府主要是承担全国各项行政事务,但是对于京城的防卫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城兵马司仅有缉捕的职责而无处治之权,还要受其他机构的压制。在御史的督导之下,五城兵马司虽然都各尽其力,各司其职,但是对于庞大的北京城和繁多的治安业务,他们的的人数显得有些微薄,于是在治安管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京师巡捕权力出现了分流,除专职的辑捕治安机构五城兵马司外,皇帝的侍卫亲军及厂卫也有这个权力。尤其是宦官专权时,厂卫更是嚣张。厂卫盛行之际,五城兵马司的大部分权力被取代,没有真正的实权,几乎形同虚设。在权力搁浅后其地位也很不起眼,而职位自然就成为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虚衔,兵马司中的官员不但要受到巡城御史的监督查考,还要在厂卫的骄横淫威之下唯唯诺诺,缄口受气,幽黑的夜禁工作使得他们的疲惫不堪的身躯还没有得到放松之时,而大清早那些精力充沛,吹毛求疵的兵部、刑部官员,撇眼相望的御史,凌气横秋的厂卫,却在皇帝面前抱怨兵马司权益过重,并以“不守其职,无所事听”的恶名贯于其身。大理寺的设置是明代司法审判中的一个进步,其职多在驳正、纠错,但是由于程序繁多,在操作过程中难免贻误审案时机,在一个案件多次往返驳辩时,又出现在了寺官与原问官对律例的互异理解,原问官往往以此为借口不与辩驳,酷刑相逼,锻炼成狱,淹累众囚,一个案件在屡驳不合中常常悬而未决。这种现象在明代中后期,由于宦官专权表现的极为突出,从嘉靖大狱到李福达之案就可以看出大理寺虽然具有驳正审狱之功能,但也无法改变“明代大案多枉”[28]的局面。

五、明代中后期,治安管理面临严重的挑战,这主要以社会风气糜烂与京城兵变民变最为突出

(一)北京社会风气急剧恶化。明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未期,这段特殊的历史赋予这个时代沉幕与开新的双重品格。这时宋明理学形成体系,封建专制空前强化,故在明前期社会文化在传统的礼教中轮回、沉寂。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与发展,以社会风尚为代表的“新文化”因素开始萌动,社会风气在文化的蜕变中经受洗理,一切以当时为参照的前位思潮一触即发,以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不断地冲击着封建礼教。随着悖离礼教的社会观念的出现,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许多不良风气也乘机抬头。明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市民在社会风尚的演变中思想产生了裂变,以士大夫放给声色,骄奢淫逸的生活趋向为引擎,明代城市出现了许多悖礼越制的风气。当生活突破僵化刻板的程序时,必然会带来观念的变异,一种背离传统礼教的社会观念开始潜滋暗长,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的异动,主体意识的觉醒,婚恋观念的突破,西学渐入,这些新质文化因素从根本上消蚀着传统的封建文化结构,[29] 从有关明代北京史料的部分文献资料可以看出:

转贴于

表二[30] 类别

类别

从宣德以后,社会风气渐趋恶化,谋反、大逆不道、僧人悖道已是屡见不鲜。按明代规制,直房内官与司房宫人稍有紊乱,即以“淫佚”罪治之,而在晚明,宫中的太监不但与宫女结为伉俪,而且还经常光顾坊曲与娼妓交好,并成为当时一种风尚。在民间一些不轨子弟,将眉脸绞剃,分作三柳,妆作妇人身首后,亦学描剪花样、扣绣鞋顶等项,以帮工为隐,或哄说喜允、或以药喷迷、同歇行奸。社会风气已经到了无法整治的时候,而且社会风气中以逾礼越制为时代风尚的各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明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根基。治安管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二)兵变民变起伏坦荡。明中后期,“京城内外,迩来奸恶之徒日滋月盛,三五成群,日则在于行凶害人,夜则荒淫,甚至占人妻女及为人报复私仇,为害不可枚举。强窃盗贼多起于此。”[31]就连都御史王公也“恐盗入其室也,终夜防守多至废寝”,[32]社会治安管理混乱,就《明实录》中就有其盗贼、杀人越货等记载,如下:

正德年间:大学士杨廷和等言:“近日武清、东安等县……,俱有盗贼生发,少则四十人,多则百余人,披甲盔兵器,……,烧毁房屋,杀掳人口,抢夺财物,往来公差内外官员悉被其害,道路为之不通,而京城之内,东直门及大时雍等坊,强贼白日剽杀,”(《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七,正德十二年闰十二月);

万历年间:“京城内外盗贼生发,各该巡捕后备官,虽不系本管地方,有能协力捕获者,纪录擢用。”(《明神宗实录》卷十二,万历元年四月壬戌);

宣德年间:“严京城捕盗之禁。时京城多盗,都御史刘观等议于五城兵马司各增官军一百人与同捕捉,每五十家置巡更捕一,遇夜以十人守之,有盗贼有违夜禁者皆听捕以闻。上从其议,命英国公张辅同五军督府按坊遣军助之。”(《明宣宗实录》卷十三,宣德元年春正月甲子);

天顺年间:“以京师内外多强盗,命都察院出榜申谕诸人擒捕,若得实其原捕及首告人,赏钞二千贯贼赀,官旗、军校升一级,民匠加赏银十两”(《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七,天顺二年十一月壬寅);

弘治年间:“先是,京师奸民马纪,夜聚诸恶少马聪等,持刀入民妇家,逼而淫之,劫其财,为逻者所获。”(《明孝宗实录》卷一百零九,弘治九年二月甲子);

嘉靖年间:“盗入杨威营把总指挥采雄家,杀其妻并子女四人,巡按御史以闻。诏下所司缉捕。”(《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九,嘉靖十年八月甲午);

天启年间:“巡视皇城御史徐杨先、王一中、主事黄文星目击疏虞,且盗贼生发,议欲严启闭以防奸盗。”(《明熹宗实录》卷十三,宣德无年春正月甲子)。

明实录中记载兵变民变的数量分析

表三[33]

类别

年间

永乐

宣德

正统

景泰

天顺

成化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庆

万历

天启

崇祯

明代北京年发生兵病民变数量变化表

\s

图一[34]

从图一分析:兵变民变年发生率从永乐时的0.05起一下增到景泰进1.00起,增长20倍;从天顺时0.22起又增到正德年间的1.5起,增长6.8多倍;从正德时1.5起增到天启时的3.00起,增长2倍,而从永乐算起到天启,年发生兵变民变的记载次数就增长60倍。正统、正德、天启三个时期是三个变化的转折点,也是三个高峰点。而总的趋势是增长这应该是无疑的,虽然这只是文献的记载而已,记载次数也因有许多原因在微观上不能解释这年所发生案件的多少,但从宏观上来年,从永乐到天启一直到崇祯这几百年,这种记载就能说明期间兵变民变的次数增长趋势。同时也说明明代各个时期社会治安的严峻程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明代中后期,社会治安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朝统治者。

注释:

[1] 此“大狱”所在京师也,一为刑部狱,二为都察院狱,三为锦衣卫狱,锦衣卫狱又称镇抚司狱,所监禁者多为钦犯奸盗重犯,以拷讯这最惨。依据犯者的身份及罪行的轻重分别投入不同的狱类。

[2] 明世宗实录.卷三十三[M] .嘉靖二年十一月辛卯。

[3] 那斯陆:《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150页。

[4] (明)李清撰.三垣笔记:笔记上·崇祯 [M].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丛刊, 1981年版,第20页。

[5] (明)朱彝尊著.静志居诗话:卷十·舒芬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页。

[6] (明)朱彝尊著.静志居诗话:卷四·谢肃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7] (清)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清)张廷玉撰.明史·黄巩、夏良胜、何遵、陆震传.[M];(清)张廷玉撰.明史·武宗本纪.卷十六[M];(清)夏燮撰.明通鉴:卷四十八[M]。

[9] (明)王锜.寓圃杂记:卷四·狱中畜猫[M] .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笔记丛刊, 1984年版 第28页。

[10](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五[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民国25年9月,第1109页。

[11] 古晋.中国古代消防[J].安全与健康,2004年第15期,第58页。

[12] (明)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二百二十五[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民国25年9月,第1109页。

[13] 此表参考了李四祥主编的《明实录类篡·北京史料卷》[M](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1~1158页,但只是针对收录了比较典型的火灾,除上所载的火灾之外,还有许多如此类似的记载没有收录进去。

[14] (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90页。

[15] 明英宗实录:卷八十五[M].正统六年十一月癸卯。

[16] 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五[M].正统十年十一月丙申。

[17]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七[M].天顺二年十一月壬寅。

[18] 明孝宗实录:卷二十一[M],弘治元年十二月丁酉。

[19]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三[M].弘治十年三月辛酉。

[20] 崇祯长编:卷二十三[M].崇祯二年六月。

[21] 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五[M].成化二十一年闰月四丁未。

[22](清)于敏中等编篡.日下旧闻考一:卷五[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籍丛书,1983年版第77页。

[23] 秦海轩、卢路著.中国皇帝制度 [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19页。

[24] (清)李逊之.三朝野记(外四种):卷二 [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明代野史丛书,2002年版第23页。

[25]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23~4824页。

[26] (清)张廷玉.明史:卷七十四 [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21~1822页。

[27] (明)朱长祚撰.玉镜新谭[M].北京: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9年版,第120页。

[28] 参考了刘长江的《“明代大案多枉”的原因探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23~26页),。它主要是原因是:明代朝廷派系集团矛盾、皇权对刑狱的制约、勋戚后妃对刑狱的掣肘以及法外刑的存在。

[29] 冯天瑜.中华文化史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4~790页。

[30] 郭成伟.中华法案大辞典[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658页。

[31] 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三,成化二十一年三月乙未。

[32] (明)李乐撰.续见闻杂记(下)卷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1986年版第41页。

[33] 主要参阅了李国祥主编的《明实录类篡》之《北京史料卷》,并将《明实录》中记载的京城兵变民变的次数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篇7

关键词:矿区; 治安保卫 ;监督检查

Abstract: harmonious, stability is the basic premise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in mining area, is a safety barrier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ining area. The mining law and order situation is good or bad, directly restricts or influence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process, how to make mine public security work, realize the quick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area, it must continue to improve security work, innovative ideas, innovative mechanisms, improve the security level.

Keywords: mine; secur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中图分类号:D63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当前,集团公司正处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建设之中,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矿区治安保卫工作,为实现集团公司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笔者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践经验,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提高认识 加强对治保工作的领导

和谐稳定是顺利推进集团公司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稳定是目的,治安是基础。在治安保卫战线,就是要按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改革和加强城乡社区警务工作,依法防范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科学要求,创新开展矿区治安保卫工作。随着集团公司新一轮的发展,改革的深入,矿区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职工群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越来越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如果治安稳定工作抓不好,矿区生产、经营建设和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就没有保障,就是对党和职工群众赋予的治安保卫工作职责的亵渎。认识提高了,就要进一步加强对治安保卫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治安保卫工作摆上议事日程,纳入到本单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矿区”的总体布局,与创建“平安矿区”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坚持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到治安保卫工作和创建“平安矿区”活动中立啊,在全矿区形成“维护治安,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二、加大宣教力度 增强职工法制观念

只有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增强治安防范意识,才能使矿区治安保卫工作变成人人参与的自觉行动,才能有效地避免和减少盗窃、抢劫治安灾害事故的发生。因此,我们应该把狂气治安保卫宣传工作作为治安稳定的基础工作,常抓不懈。宣传形式要多样。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及宣传车、宣传栏、班前班后会等进行广泛宣传,做到治安保卫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宣传方法要灵活。把日常宣传与重大节日宣传、重大事项保卫宣传结合起来,同时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争取各有关单位、部门的配合,增强治安宣传的针对性。宣传内容要丰富。既要宣传自我防范意识,又要宣传“防抢、防盗”知识;既要宣传防火的重要性,又要宣传灭火常识;既要宣传爆炸、危险物品的安全知识,又要宣传涉枪、涉爆犯罪给家庭、社会带来的危害性;既要宣传有功、举报受奖,又要宣传违法违纪挨罚,使广大职工在接受法制教育的同时,增强法制观念。

三、 以综合治理为龙头 形成网络合力

治安保卫工作具有综合性、长期性、系统性的特征,是一项系统化工程。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分工合作,实行综合治理,齐抓共管。一是治安保卫专职部门,要统一指挥,统一安排。如元旦、春节、重大活动等期间,要按照上级公安部门统一安排,结合矿区自身实际,开展工作。如对矿区经济要害部门、重要消防部位要重点保护,既要安排治保队员巡逻守护,又要落实好基层单位岗位人员值班,做到层层落实责任。二是加强有关部门的配合。要与宣传、组织、团委、物业、安全检查等部门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及时了解基层单位情况、社区治安动向,掌握第一手资料,分门别类认真处理,把不安定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建立健全治安保卫工作目标责任制,做到层层有目标,项项有对策,人人有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四、 以监督检查为抓手 加强党支部建设,促进工作落实

监督检查时治安保卫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要把“六防”检查作为常规性工作,深入基层、深入一线。采取自查与抽查,普遍查与重点查,平常查与临时查相结合的方法,经常会同有关部门对不安定因素、不安全隐患进行检查,堵塞治安漏洞,并根据不同情况,列出检点,使检查讲求实效,不走过场。例如:对矿区目前有多少重点入口,有多少危险人物,有多少监管对象,都要列出清单,制定措施,搞好防范。各基层单位“人防、物防、技防”三防落实情况,值班、值勤人员是否到位,硬件设施是否达到标准要求,制度是否健全等进行全面检查。同时,把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与安全、生产、经营紧密结合起来,同评比、同奖惩。对出现被盗案件、发生火灾火险、内部职工打架斗殴、刑事拘留等现象的单位、部门管理人员,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制,不作为年底评先单位和个人,按照相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对在治安保卫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有功者要进行表彰和奖励。

社会实践防火防盗实践总结篇8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人们常以“最美不夕阳红”来比喻晚年生活的美好。我们的社会推崇尊老敬老,关心老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它对我国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经济文化的显著发展,科技及医疗水平的巨大进步,加上计划生育国策的有效实施,使得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强。到20世纪末,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3亿,约占总人口的10%。倡,近几年,一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由于社会、家庭环境对老年人身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老年人犯罪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犯罪屡有发生,且在一定范围内呈上升趋势,给“夕阳”蒙上了一层阴影。农村老年人操劳一生,本该含饴弄孙,趣遣时日,但有些人却因犯罪而铁窗相伴。这些农村老年人在人生的暮年堕落成社会的罪人,既严重危害了社会,同时也给家庭、子女及被害人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从人口比例来看,我国老年人犯罪率并不高,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老年化速度快,老年人犯罪的绝对数仍不容小觑,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这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福建省龙岩市的农村老年人犯罪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探讨。 一、主要犯罪特点 据统计,2001年至2003年10月,龙岩市两级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50周岁以上的农村老年犯罪嫌疑人194人,占批捕总人数5195的4%。2001年批准逮捕农村50周岁以上的犯罪嫌疑人66人,占全年批捕总人数的3.4%;2002年批捕77人,占全年批捕总人数的4.11%;2003年1月至10月共批捕51人,占批捕总人数的3.69%。年龄在50至60岁之间的犯罪嫌疑人占绝大多数,共142人,占总数的73%,平均年龄为55.97岁,年龄最大的为80岁。犯罪所涉及的罪名近30种,主要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及侵犯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等类型。 1、涉林犯罪所占比例最重。2001年以来该市检察机关批捕农村老年犯罪嫌疑人中属涉林犯罪的共86人,占农村老年犯罪嫌疑人总数的44.33%,主要涉及失火、盗伐、滥伐林木、非法采伐珍贵树木、非法猎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罪名。其中,失火犯罪最为突出,共41人, 2001年以来分别占当年的10.61%、35.06%、13.73%,仅2002年就达27人,均为因扫墓、野外用火不当等引起较大面积烧山毁林;其次为盗伐林木犯罪,共计38人。 2、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涉及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罪、故意*罪及拐卖妇女儿童罪等类型。2001年以来批捕农村老年犯罪嫌疑人中故意*罪、故意伤害罪14人,拐卖妇女儿童罪7人。2001年4月29日凌晨,81岁的农民余某问酣睡中的78岁老伴几点了,问了几遍老伴都没回答,最后老伴说:“你自己不是有手表吗?”岂料就一句平常话,竟勾起了余某的心头火。余某心想:子女不在身边,现在老太婆也不理我了,我还怎么活,不如把她杀了,我也死了算了。9时许,余某趁老伴不备,将其按倒在地,用菜刀猛砍颈部,致使老伴儿大出血死亡,自己*未遂,后被以故意*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人老了,体力差了,收入少了,这使得农村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权逐渐发生动摇,作为一家之长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的子女看到父母亲不能给家庭带来收入和其他好处,有可能用恶劣的态度对待老年人。如程某故意*案,程某生活本来就拮据,其子还经常向程某要钱,一次两人因钱的事发生争吵,其子拿出菜刀要砍程某,程某夺下菜刀对其子连砍十八刀致其死亡。 城、上杭、长汀三地发生得较多(见图一)。 图一(单位:人) 7、农村老年女性犯罪比例很少,共计18人,仅占9%。从中反映出农村老年人中男性犯罪问题更为突出,更应受到关注。 二、犯罪主要原因 一是农村现有经济环境的影响。龙岩市目前大多数农村仍然处于较贫困状况,农村经济不发达,一些老年人为生活所迫实施盗窃、诈骗等犯罪活动。该市又地属山区林区,林业资源丰富,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抱着“靠山吃山”的旧观念,因此导致盗伐、滥伐林木等涉林犯罪现象突出。而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浪潮同样冲击着农村,农村许多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创业,在家的一些农村老年人为求“致富”捷径,走上了不正当获取钱财的犯罪道路。特别是近年来“*彩”*在该市许多城镇农村盛行,也吸引了不少农村老年人的积极参与。 二是农村特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农村的宗族观念较深,亲属关系错综复杂,往往“一家有难,八方相助”,个别群众出于某种原因,自发或煽动周围不明真相的农村群众,对国家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一些正当执法行为加以干扰阻碍,甚至仗着人多势众,做出过激的行为。农村老年人由于年龄较长,在亲朋中有一定威信,常在这些行为中处于较主导地位。如2001年11月,犯罪嫌疑人李友林(53岁)、李炉然(51岁)等9人以本村村民李月金的死亡与镇政府有责任为由,冲进镇政府,砸坏办公大楼房门、窗玻璃等物,将镇政府的两部汽车挡风玻璃砸坏,追打镇长等人,直接经济损失达4万余元。与传统社会相比,由单一的家庭生活向家庭与社会生活的互动转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然而,农村老年人在这方面却处在弱势。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减弱了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机会,空虚无所寄托、缺乏必要的心理疏导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老年人心理障碍的重要因素。因此,家庭生活中的失落与社会生活中的“失败”成为老年人生活中的一种心理隐患,此时,如果出现外界机遇,这种心理隐患极易外化为越轨行为,严重的则触犯刑律。从家庭角度看,尊老爱幼,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偏远山区,不孝敬赡养老人的事件屡有发生。家庭不和睦或无人赡养,长期压抑,致使农村老年人心理失衡,通过犯罪发泄自己的不满。79岁的邢某老伴已去世,虽有儿女8人,但相互推诿,无人赡养。三个儿子以其居住的房屋,在分家时已商定属自己为由,不让老人居住,邢某难以发泄一直压在心中的怨气,将居住的房子点燃,致使其五间房屋及室内物品被烧毁。 三是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特征所致。老年人精神与身体衰退,感官功能降低,反应迟钝,自控力差,使其人格心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固执、偏狭、幼稚、易被激怒,在遇到挫折或受到刺激时往往就失去已经形成的成年人的那种克制和理智,往往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冲动起来。这种情绪回归现象常常使老年人在产生人际冲突时牢骚满腹,缺乏宽容、通融态度,不能恰当解决所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语言和行为,从而走向犯罪。 例如,67岁的高某因病住院,一天倒水时因手发抖而摔破了茶杯,引起同室老人黄某、林某的讥笑,高某难忍一时之气,即将黄、林二人打成重伤。60岁的杨某在与邻居丰某玩扑克时,因出错一张扑克牌与丰某发生口角,并厮打在一起,杨某用拳头将丰某左眼打瞎构成重伤。2001年3月,70岁的犯罪嫌疑人赖以生因与本村谢暖和的口角纠纷,用泥团扔伤谢暖和头部,致谢重伤。2001年10月,65岁的犯罪嫌疑人刘寿传因被邻居刘建昌殴打怀恨在心,用其自制的鸟铳对准站在刘建昌家门口抱着其儿子的刘建昌姐夫刘进松进行射击,造忽了对农村老年人的再教育,尤其是法制教育,加上实践中因老年人普遍处于高龄期、高病期、高护理期,司法机关对老年罪犯多采取不诉、缓刑、监外执行等措施,导致许多老年人法律意识淡薄,无视法律的严肃性。 如孙某、刘某非法持有*案,二人均认为所持有的*是父辈留下来的,从未觉得持有*是违反国家*管理法的,是犯罪的行为。另外,农村基层组织的福利设施不完善,老年人物质生活没有保障。有些老年人家住偏远山村,单身生活,经济状况一直窘困。随着年龄增大,逐步丧失劳动能力,大多缺少儿女的照顾,基层组织对老年人的帮助不到位,贫穷致使其走上了犯罪道路。如刘某盗窃案。在办理刘某盗窃案中,发现其作案动机非常简单,按其自己供述,“盗窃”就是为了过个年,买点年货。因盗窃数额较小,且未给被害人造成损失,依法对其判处罚金。刘某面对法院的判决一脸无奈地说:“谁替我交罚金呢,我要是有钱还偷人家的驴吗? 此外,老年人的社会化建设滞后也是一个原因。在现代社会,老年人的社会化与社会发展应是同步的。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与青少年相比明显滞后,尤其在农村更加突出。由此,容易将老年人推向正常社会化的“角落”之中。与之相伴的则是文化生活出现“真空”,导致文化生活导向模糊、与社会的文化冲突加剧,在形式上表现为在生活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与社会发展脱节,难以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 三、预防对策 犯罪是社会的综合病症,是社会各种矛盾相互激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相联系。以往的犯罪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都轻视了老年人犯罪预防,而实际上无论是从现实还是长远来看,预防的效果都要比打击强。我国现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犯罪增多不容忽视,关爱农村老年人,让他们有一个幸福晚年,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预防和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犯罪的重视和研究,从而为预防和减少农村老年人犯罪提供具有较高价值的理论指导。笔者认为,预防和减少农村老年人犯罪可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一是社会预防与家庭预防相结合,重视构筑农村老年人犯罪预防体系。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总要求,建立以村民委员会为中心的老年服务网络,积极安排老年人进行各种力所能及的活动,保障物质供应,充实精神生活,让有益的活动填补他们离开劳动岗位后产生的思想空虚,避免“无事生非”。动员全社会关心尊重老人,切实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使他们产生失落感,教育他们保持晚节,老有所为。要在保证老年人生活基本保障的基础上,重视老年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卫生,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体系,及时发现老年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疾病,及时就医。同时,要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道德教育和法制观念的宣传教育,积极鼓励和帮助老年人学法和懂法。不能认为老年人社会阅历丰富,自然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强。事实上,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文化程度不高,他们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法律,很大程度上办事仍是凭多年来养成的直觉、感觉等非理性经验。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农村老年人同样也有一个不断学法,更新法律知识的问题。我国现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这项工作尤显重要。 另一方面,不能忽视家庭是预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线,不能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子女们只忙于自己的事情,忽略对老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感情上的慰藉,应当继承和弘扬尊老的美德,重视对老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感情上的慰藉,尊重老人的人格,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减轻他们的失落感,让他们幸福地安享晚年,如此,老年人便不会丧失生活信心,因而10月,第1版。 (6)魏平雄、赵宝成:《犯罪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2版。 (7)张福森:《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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