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年度总结范文
时间：2023-11-23 20:36:47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1
【关键词】日常生活活动；精神卫生；统计学；问卷调查；学生
【中图分类号】R395.6 R163 R1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817(2011)09-1059-02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健康问题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近年来，相关心理学研究呈现出积极转向趋势。积极情感、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等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生活满意度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普遍认同的是Shin和Johnson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定义，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一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性认知评估，是衡量某一社会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参数。在现有的测量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量表中，由Huebner等(1994)所编制的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MultidimensionalStudents’Life Satisfaction Scale，MSISS)得到最多运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验特征。本次研究主要通过研究生群体对该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评价。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按年级分层，整群抽取全国7座城市(北京、天津、广州、大连、南京、乌鲁木齐、合肥)、12所高校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000份，收回有效问卷3812份，有效率为95.3％，其中男生1985名，女生1827名。
1.2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MELss)该量表共包括4个题目，分为5个维度：家庭、朋友、学校、生活环境、自我。5个维度的平均分即是一般(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所有题目都按照同意程度由弱到强1～6级计分，其中有10个题目反向计分，计算5个维度和总量表得分(粗分)。统计每个维度和总量表的因子分(粗分／项目数)，得分越高，代表满意度越高。
1.3统计方法采用EpiData3.1录入数据，并进行双录入纠错；使用sPSS 13.0进行统计学分析，P
2 结果
2.1信度分析
2.1.1
同质性信度用Cronbach's a系数计算量表总的内部一致性a=0.78；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a系数见表1。可见。总体内部一致性较好，其中家庭满意度和自我满意度具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而学校满意度和生活环境满意度较差。
2.1.2分半信度 结果表明，量表的Pearson r=0.83，用Spearman-Brown公式校正后为r=0.91，各个维度的分半信度见表1。
2.2效度分析
2.2.1内容效度MSISS量表各维度得分及与总分的相关结果表明，各维度得分与该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均在0.67～0.81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且对5个相关系数的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2.2.2结构效度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分析，KMO统计量为0.94，因此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无统计学差异。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X2=7921.94，P=0.00，球形假设被拒绝，因此各项目间存在较大相关性，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特征根>1抽取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49.91％，其中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7.85％。公因子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将4个公因子解释为f1：家庭和朋友满意度；f2：自我满意度；f3：学校满意度；f4：生活环境满意度。
2.2.3
区分效度见表3。在家庭满意度、朋友满意度和满意度总分上，女研究生的得分均高于男研究生，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3 讨论
有关生活满意度的量表可分为2种框架：单维模式和多维模式。单维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单一的总体分数来反映生活满意度的不同水平，如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SLSS)、感知生活满意度量表(PLSS)等。多维模式则假设在一般生活满意度之下包括了多个相互独立的次级维度，每个重要的特定领域的分数剖面图提供了各自不同的信息。在现有的测量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多维量表中，由Huebner所编制的青少年多维生活满意度量表(MSLSS)得到最多运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验特征，且在美国本土以外(西班牙和韩国)也得到运用。
长期以来，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对象和量表建构主要局限于老年人和大学生，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张兴贵等借助MSLSS量表对青少年学生群体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该量表在研究生群体中应用还较少。笔者使用M$LSS量表对研究生的生活满意度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该量表的信度效度进行了评价。
Cronbach’a系数是评价量表内部一致性的经典方法，Cronbach's a≥0.60表示内部一致性较好，Cronbach’s a
条目(维度)分与总分之间的一致性是评价内部效度的方法之一，如果量表总分与条目分的相关系数≥0.30表明该条目较好。本次研究各维度得分与该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均在0.67-0.81之间，显示出良好的相关性。
项目区分效度是指量表鉴别不同水平评定内容的能力，一般按某标准将对象分成不同组别，分析量表及其各条目在2组间的差异，如有统计学意义则该量表及条目具有很好的区分效度。本次研究将3812名研究生按照性别分为2组，结果显示，在家庭满意度、朋友满意度和满意度总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MSLSS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结构效度是指可观测变量对量表理论结构正确反映的程度，如量表的公因子累计贡献率>50％，公因子方差≥0.40，且每个条目在相应因子上有足够的因子负荷(≥0.40)，则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本次研究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提取的4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49.91％，除第30项(我喜欢我的室友)外，每个条目的因子负荷均在0.40以上，体现出较好的结构效度。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2
一、研究背景
国家财政部门为了对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全局性调控，所采取的关键手段之一就是税收。在社会经济的高速成长下，税收收入也水涨船高。2000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约为98000亿元，税收收入总额约为12581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大概有343464亿元，税收收入总额却高达59522亿元。在这9年的http://期间内，国民总收入只增长了3.5倍，而税收收入总额却增长了4.7倍。很显然，我国税收收入的涨幅远远高于国民收入的涨幅。因此，许多人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税收的负担到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税收负担是否过于难以承受？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查询到， 2009年，国家税收收入的76.07%是由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构成的。税负归宿理论告诉我们，消费者才是承担流转税的最终归宿，因此，构成企业税收负担的最主要因素，毫无疑问应该是企业所得税。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为11176亿元。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了企业的税务负担，该年度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约为11537亿元。2010年，我国加强了税收征管，导致企业所得税较上一年度增长了20.4%。企业所得税的增长速度极快，而且在税务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极高，引起了很多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了关于企业所得税负担的研究。本文将对国内外有关所得税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对未来该方面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就对所得税税负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发现了研究公司所得税税负的重要工具——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率etr。公司的所得税税负程度能够通过etr真实地反映出来，该指标是公司所得税税负的真实体现。
在20世纪，国外研究者的关注的主要内容还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所占比重不高。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stichney和mcgee(1952)发现，公司的etr越低，其负债水平就越高。
zimmerman (1953)检验了公司的规模与etr之间存在的联系，结论是二者有正相关关系，并依据该结论确定了公司的规模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成本的代表。
poreano(1956)检验了一千三百余家企业etr的结构，发现etr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越大的公司，其etr反而越低。
时至21世纪，学者们也逐渐开始转变研究方法，慢慢地更加偏重实证研究：
feeny等（2002）检验了产业因素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发现若是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产业，其税负就不高。
jacqueline haverals(2007)研究发现，相比其他行业，汽车行业和建筑行业存在更大的实际税负。
david han和min wang(2007)检验了中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家的税收负担与单位资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相关。
sagirikitao(2008)研究了所得税与经济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每降低百分之十的企业所得税，可能会使将来的投资增长百分之二十。
sagirikitao(2010)检验了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是显著负相关的。
（二）国内研究
直至20世纪末，我国才有学者针对企业所得税税负开展研究：
安体富、岳树民(1999)在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研究方面首开先河。他们认为，当过重的税负使得企业难以继续经营，而财力上的缺失导致财政的收入难以弥补支出时，“究竟应该优先考虑谁的困难”这个问题应该是最重要的。
王延明 (2002)检验了资本密集度与etr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二者是负相关的，但显著程度并不高。
岳树民和安体富(2003)用我国的税收负担与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进行对比，发现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较为沉重，部分税种税率过高，税基相对较窄。他们还特别提出，减税政策和免税政策过多、过乱，这对税收收入总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增加了税收收入的不确定性，也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应该具备的“公平竞
转贴于 http://
争”特性。
王延明(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规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以及公司的资本密集度都会对上市公司的etr产生较强的影响。
曹书军、窦魁(200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上市公司的规模与etr不相关；财务杠杆与etr之间显著负相关；固定资产密集度与etr不相关；在宏观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较广的情况下，盈利能力和股权结构与etr正相关，且显著程度较高。
王素荣、张新民(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处于20%-80%这个区间内时，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的税负也就越高。
谭康（2008）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发现，规模越大，企业的etr就越高，而资产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则与企业etr呈负相关关系。
娄权(2007)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其etr就越高。
王素荣、蒋高乐(2009)对公司财务因素与etr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心得会计准则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平均所得税税负。
陈阿芳(2010)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区分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对公司的etr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论发现从全局来看，我国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税负趋于下降，虽然不同行业、不同http://地区会存在差异，但差异呈减小的趋势。此外，陈阿芳还建议，在保证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应该加强所处于发展较慢的行业和区域的企业的政策性税收优惠，调整部分和实际履行情况脱节的优惠政策。
三、研究述评
综观以上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很广，既有宏观的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政策等因素，又有许多微 观因素，比如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投资报酬率等。国外的研究较为成熟，对于国内的研究具备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3
按照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在总结与反思中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理论自觉与成熟的重要特征，也是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结”与反思、追问与诊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达到理性自觉。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与题中之义。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的总结中，因对应该“总结什么”以及 “如何总结”等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共识，忘记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存在着问题，导致“总结”泛化、简单化、甚至平面化与知识化的倾向。整体上说来， “总结”未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与求真的本质，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可忽略的问题。
首先，总结与反思依然在知识论的平台上进行，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于是，总结中应确立与贯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观照普遍弱化。全面而深刻地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然而，总结决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理论发展成果的汇总，也不是单一维度的理论脉络的澄清。更不是一系列既成的理论事实的堆积。而是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整体性的高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展现出来的、生动的发展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结”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蕴着深刻的价值观照和未来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的历史性“问题”这一关键枢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开进程作出历史性的解读与判断，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困境与将获得有效拓展的新未来。
换句话说，总结、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总结与反思，探索与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的内在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动向，从而让总结与反思成为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界的契机，彰显出 “总结”的内在价值来。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卢雄鸡”的引领品质，而防范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为“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由此， “总结”就必须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就与困境并在、现实与未来并行、整体性与个体性协同、理论与实践整合的实际态势，唯有如此才能真实而全面地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路径、新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既不同于前30年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后30年的发展模式。这样，能否探索与提供较为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型发展模式，就成为检验当下我们总结与反思是否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与广度的一个尺度。
然而，毋庸讳言，在总结与反思6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长的过程中，就其实际的理论分析与诊断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真正遭遇的困境分析得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理想性与学术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展望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空间展现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术研究成果沉淀得少。之所以如此，严格地说，正是由于目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只是在知识增长意义上进行，缺乏深刻的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这是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最为缺失的一个方面。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知识体系，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之所在。如此在知识论的平台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的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背离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知识论的平台上来加以总结与反思，也就必然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看不到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能正视与诊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遭遇的真正危机。于是，在独白式思维支配与控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常常出现以“话语游戏”遮蔽真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前“失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矛盾与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困惑中遭遇多重质疑与诘难。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改变现有的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原则，强调深刻的问题诊断，纠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悖的价值原则与思维取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置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问题之中，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清醒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其次，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总结与反思后缺乏整体性的概括，由此，导致总结与反思要么依然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状况语焉不详的宏大叙事，要么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表象勾勒与描述，未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与实质变换的层面，未能真实地反映与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多元和多变特质所构成的研究生态。
不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范畴所蕴涵的内容是多维与多样的。这一特点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多样化的称谓即可得到印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即是“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和“生活哲学”等等，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性、多元性研究范式共在的学术生态。而每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称谓，以及由此所昭示的个性化研究范式，都以为真正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蕴涵，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支脉。同时每一称谓所表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解读框架，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理论实质与精神风格，这样，在客观上也就呈现与蕴含着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与研究领域与空间。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个性化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此，我们姑且不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换为以上那些特殊的称谓是否科学与恰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学界倾力从不同维度、不同界面、不同领域、围绕不同的主题而开启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严肃认真的研究，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千人一面”的单调状态，消解了“唯我独马”的单一研究和解读模式的权威性，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研究范式并在的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研究生态。这不仅深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客观上大大地推进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理论广度与生命力。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如此丰富的生态中，有的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正确而恰当地深化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研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有的研究及所得出的结论早已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界，有的则附加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新的”内容，如此等等就说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所坚持的原则以及研究的实际效果都显示出多样性的特征。
在总结与反思中，应该说未能突出揭示和概括出的问题，首先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误区和不科学，具体表现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除了上文提及的五个方面之外，还存在着诸如面对着当代社会价值愈来愈多元化的境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多样冲击和深层次危机、危机的缘由与实质，如何有效地应对危机等都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与探索：也尚未能从现代传播学的意义上，反思与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内部长期存在的积弊等等;未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大众化与学术化的内在矛盾关系本质上即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表征。而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而严重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活力的展现。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存在的实质及其根源，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矫正。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从总结方法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刻反思，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4
1．1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为数据源，采用“名称+关键词+成果简介”的组合检索策略，以“生物*医用*金属”、“生物*医用*高分子”、“生物*陶瓷”、“生物*复合材料”、“生物*医学*衍生物”为检索词，对2000－2010年间我国科技成果产出进行检索与数据清洗，得到1772条题录。
1．2方法
使用TDA、Excel2010和Origin等统计与绘图软件为分析工具，从科技成果计量分析的角度，对相关科技成果数量进行数值模拟与计算，研究我国尤其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的年度分布、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布等，并进行对比分析、描述和数据挖掘等深入研究。
2结果
2．1科技成果产出数量趋势
我国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数量的纵向变化规律，反映了生物医学材料的受关注程度和发展速度。2006－2009年是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的高峰时期，与我国的生物医学材料技术研发投入主要分布在近5年即“十一五”相吻合。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图1我国生物医学材料技术成果产出年度分布
2．2我国科技成果产出内容分析
统计结果表明，生物复合材料在近年发展最为迅猛，从2006年开始取得跨越式发展，至2010年累计取得411项成果;而医用金属(188项)、医用高分子(177项)、生物陶瓷(189项)、生物医学衍生物等材料(209项)的发展速度低于生物复合材料，比较平稳。统计结果显示，从2000－2010年，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也主要集中在生物复合材料方面，共计62项;其他4种生物医学材料科技成果产出相对较少，分别为生物医学衍生物37项，陶瓷材料31项，医药高分子32项，医用金属材料35项。
2．3科技成果产出地区分布
分析我国主要省市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科技成果产出，有助于挖掘不同地区间研发力量的差异，合理配置资源，进行深入研发。重点对我国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等7个省市进行了技术领域构成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各主要省市生物复合材料研发成果仍然占据主体，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科技成果的产出以北京市、天津市与江苏省较多，生物陶瓷技成果的产出以上江苏省与湖北省较多，详见图2。表明这些省市在生物医学工程某些关键材料的研究方面已占据先机。
2．4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2．4．1生物医用金属材料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医用金属材料是一类生物医用的金属和合金，是临床应用最广泛的植入材料，主要用于骨和牙等硬组织的修复和替换，心血管和软组织的修复以及人工器官制造中的结构元件［5］。检索结果显示，2000－2010年间共有医用金属材料相关的科技成果278项，大部分科研机构只有零星的成果产出，只有少数机构多年来保持着可观的科技成果产出。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3位的机构有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分别完成科研成果36，12，6项;其他科研单位如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成果数量达到5项;其他均少于5项。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5项)、金属研究所(4项)在医用金属材料上也取得较多科技成果。表明我国各主要机构的生物医用金属材料技术科技成果数量不均衡。
2．4．2生物医用高分子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医用高分子材料是指在生理环境中使用的高分子材料［6－7］。2000－2010年间共检索出医用高分子材料相关的科技成果263件，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5位的是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江南大学，分别获得科研成果32，8，5，5，5项，其成果数量占相关成果总数的21%;其他单位的成果数量均在5项以下。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医用高分子材料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3位的是微生物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获成果数量分别是4，3，3项，这10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量的31%。
2．4．3生物陶瓷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生物陶瓷包括精细陶瓷、多孔陶瓷、某些玻璃和单晶［8］。2000－2010年间共检索到生物陶瓷相关的科技成果323项，多个科研机构在生物陶瓷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科技成果在5项以上的机构有10个，其中中国科学院、武汉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完成科研成果33，18，13，11，10项，前5名机构成果数占总成果数的26%。在中国科学院院系统，生物陶瓷科技成果数量最多的有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过程工程研究所贡献了20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量的65%。
2．4．4生物复合材料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生物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生物相容性优良的材料复合而成的生物医学材料，可以最大限度地模仿人体组织与器官的功能，进而实现组织的修复与再生，是最有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的组织与器官替代和修复材料［9］。2000－2010年间共检索到生物复合材料相关的科技成果582项，可谓成果丰硕。多个科研机构取得了众多成果，成果数量在10项以上的机构有9个，其中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分别获得63，24，18，17，13项，上述前5名机构的成果数占总成果数的23%。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生物复合材料科技成果数量排名前5位的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12项)、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8项)、生态环境研究中心(5项)、金属研究所(5项)、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4项)，总共贡献了20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量的55%。
2．4．5生物医学衍生物科技成果产出机构分析
生物衍生材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天然生物组织形成的生物医学材料。由于它具有类似天然组织的构型和功能，在人体组织的修复和替换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用作皮肤掩膜、血液透析膜、人工心脏瓣膜等［10］。2000－2010年间共检索到相关科技成果326项，获得5项以上科技成果的机构10余个。其中排名前5名的是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分别获得科研成果36，13，9，8，6项，累计成果数占总成果数的23%。中国科学院系统中，成果数量排名前5的是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4项)、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4项)、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4项)、生物物理研究所(3项)、上海原子核研究所(2项)，总共贡献了17项科技成果，占中国科学院总产出的46%。
3结束语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5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研究能力；研究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2）06-0117-06
一、引言
近年来，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问题和弊端屡屡被曝光，饱受诟病。学界就此也有许多研究。少数观点主张取消本科毕业论文，更多的关注和研究集中在如何改进和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方面。总结回顾近年来相关的研究，笔者发现，就本科毕业论文阶段工作本身思考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观点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从本科阶段教育全程来考虑问题。如朱劲松和陈欣提出毕业论文不仅是对本科生在大学期间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全面考核，又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以培养他们独立分析和综合运用的能力[1]。蒋亦华认为，毕业论文是对我国本科培养规格和培养质量的表现维度[2]。乔瑜和李康主张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论文意识，锻炼学生的能力。课堂教学尽量运用启发式、探讨式、辩论式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主动搜集资料和积极思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有目的的阅读较高质量的专业学术论文，尽可能地在中期测评或者课程考核中较多使用论文写作的考核方式，及早开始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自己开展研究或参与教师从事的课题研究，尽早参与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来[3]，等等。
笔者一贯认为，本科毕业论文是对本科阶段教育质量的一种综合性考试；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不高，就意味着本科教育质量不高；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根本途径，应当是全面改进本科教学工作[4]。从这个角度讲，多数研究的方向是正确的。但相对而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是此方面已有研究的一个缺憾。由于缺少数据支持，有关的研究结论还不足以令人十分信服。鉴于此，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同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若干研究假设，并设计问卷收集第一手数据，用数据分析来验证相关的假设，支撑研究结论。
二、问卷设计和样本
1.问卷设计
问卷主要基于下列研究假设设计：
第一，本科生研究能力低下，难以按规定的标准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工作。
第二，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存在一定的设计缺陷或未得到有效落实，导致学生研究能力低下。
第三，包括教学、考试等环节在内的本科教育模式存在问题，不重视研究性、探索式教学与学习，影响到学生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
第四，本科阶段缺少学术研究氛围，对学生研究意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不利。
第五，毕业论文工作期间，受学生心态不稳、写作时间不足、学校资源不足和导师指导不利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毕业论文质量不高。
问卷第一部分包括性别、年级、专业门类、学校类型等4个问题，作为分类变量使用；第二部分拟了解评价被调查者的研究能力，分为5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4个问题；第三部分旨在调查分析影响研究能力的因素，分为4个维度，每个维度也各含4个问题；第四部分设4个问题，由正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应届毕业生回答，了解对论文写作条件的评价信息。
第二、三、四部分共40个问题均采用李克特七级累加量表方式提问，被调查者根据符合自己情况的程度打分。最不符合自己情况的记1分，最符合自己情况的记7分。其中有些问题的提问不完全属于询问主观态度，还包含了行为结果，如“我曾经公开发表过学术论文或曾尝试投稿”，对此本文也采用了由被调查者评分的方式，原因在于笔者想了解被调查者“做这件事（如）的意向强度”信息。相应地，对这类问题做数据分析时，笔者也不使用绝对的表述方法，而采用“认可”、“倾向于”和“不认可”这样的表述。其中，本文将得6分或7分的结果判定为“认可”或“倾向于”某种说法或结论，而将得1分或2分判定为“不认可”某种说法或结论。即：“认可”、“倾向于”等同于得高分，“不认可”等同于得低分。
40个问题中有24个为正向问题，16个为反向问题，在数据录入时做了分数转换调整。
分数汇总后，研究能力各维度和合计得分越高，表明被调查者的研究能力越高、信心越足；影响因素各维度和合计得分越高，表明该维度或全部维度对研究能力的正向影响越强。由于量表的7级计分方法在分析表述时不够方便，为此，本文分析时将量表的7级制得分转换为百分制得分。
问卷初稿曾做过小规模试验性调查，经过分析和修订后用于正式调查。
2.样本
本次调查采取派调查员到有关高校校园或自习室，随机发放并现场回收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涉及辽宁省的8所高校，其中包括1所985院校，1所211院校，6所普通高校，共发放并收回问卷1 465份。对收回的问卷做了可靠性分析和筛选，凡校验问题得分结果明显矛盾的问卷均予以剔除，最终保留并用于分析的问卷为1 251份。
该1 251份问卷构成一个样本。基本结构是：
第一，性别结构：女生占53.6%，略多于男生。
第二，专业类别结构：共涵盖了11个专业门类。占被调查者总数比重较大的为经济学（16.1%）、法学（5.4%）、文学（4.1%）、理学（12.5%）、工学（40.3%）和管理学（16.8%）等6个门类，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农学和医学等5个门类被调查者数量较少。为防止造成分析偏差，在进行专业门类分析时未包括后者。
第三，年级结构：调查表共设了5个年级选项，除正常的1至4年级外，针对个别专业或试验班有5年学制的情况，另设了一个“其他年级”选项。各年级被调查者人数结构为：1年级21.6%、2年级34.6%、3年级32.3%、4年级和其他年级11.5%。
第四，学校类型结构：普通高校、“211”院校、“985”院校（虽亦属“211”院校，但分列）被调查者占总体比重分别为70.3%、14.1%和15.6%。
受条件限制，本次调查所形成的样本不是随机样本。但从高校类型、专业门类等方面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这个样本的分析可以大致折射出辽宁高校本科生总体的一般情况。
通过信度分析，笔者认为本次调查的信度处于可以接受的水平。研究能力合计（含20个问题）的α信度系数为0.859，其下各维度（各含4个问题）最高为0.734，最低为0.350；影响因素合计（含16个问题）的α信度系数为0.667，其下各维度（各含4个问题）最高为0.673，最低为0.398。
三、样本数据汇总及描述
1.未分组的各维度及合计得分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6
关键词：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政治；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5.0012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它以本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政治制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方法的运用为基本特征。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先后成立了若干个研究机构①，出版了专门的研究性集刊②，也陆续召开了多次以比较政治为主题的研讨会③。对此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前景，曾有学者乐观地用“蓄势待发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做过总结[1]。不过，相比于大陆，海峡对岸的同仁们要更早地投身于比较政治研究，也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贡献。这里，笔者将从概况介绍、基本领域、重要问题和特点评述几个方面对他们的研究作简略的阐述。
一、概况介绍
1949年政府兵败大陆退守台湾，随行的有数十万大军和党政要员，还有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这些人抵台后仍继续着原先未竞的研究工作，他们辛勤地培养下一代学术接班人，并运用自己的学术智慧撰写和修订各种填补空白的著作。例如与比较政治相关的就有萨孟武、刘庆瑞合著的《各国宪法及其政府》（台大法学院事务组1958年）、邹文海和杨幼炯的同名著作《各国政治与政府》（正中书局1961年和1963年）、张金鉴的《欧洲各国政府》（正中书局1968年），以及罗志渊（字孟浩）编著的《法国政府及政治》、《各国地方政府》、《英国政府及政治》、《美国政府及政治》、《日本国会制度》（正中书局1956年、1959年、1964年、1965年和1967年）等。这些著作都曾多次再版或印刷，它们对台湾新一代政治学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学术启蒙作用。
不过总体上看，台湾的政治学者是从大约20年前才开始系统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零散的、以国别政治描述为主的研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固然是该地区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结果，且得益于这样一个因素：众多接受国外政治学专业训练的人陆续回台从事本学科的教学研究，但更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亦即它与特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为适应解严后政治生活的新变化和克服“宪法”实际存在的矛盾和破绽，台湾进行了多次“改革”④。面对着日渐陌生的“架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加强对国外相关政治制度的了解，以明确“总统”直选、双首长制、小选区两票制等应当如何操作，这就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开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台湾各高校的政治学教师是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大多具有国外访学的经历，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这当中的佼佼者包括台湾大学的朱云汉、王业立、吴玉山、张佑宗；政治大学的吴东野、蔡增家、张台麟、洪茂雄、黄纪、游清鑫；东吴大学的黄秀端、吴文程；世新大学的彭怀恩；中山大学的顾长永、徐正戎；成功大学的宋镇照；淡江大学的陈鸿瑜；中兴大学的蔡东杰；东海大学的胡祖庆、沈有忠、张峻豪；文化大学的苏子乔等等。除此外，在中正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淡江大学、台北大学等校的政治学系或公共行政系，以及“中央研究院”的政治学研究所和欧美研究所，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淡江大学的欧洲、美洲和亚洲研究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学系，成功大学的东亚发展暨治理研究中心，也都有比较政治的研究者。
得益于众多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同时又伴随着政治家的期许和支持，台湾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在最近20至30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以专著、译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它们从整体上体现出了台湾比较政治研究的雄厚实力。说到专著，要数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的“各国政府与政治系列”（后改名“比较政府与政治系列”）最具代表性。该系列经营多年，影响非常大，里面收录的很多著作都由权威学者撰写，且被台湾讲授比较政治、比较政府的教师广泛采用为教材和参考书。译著方面，韦伯文化出版公司推出的“比较政府与政治丛书”、“民主化丛书”、“制度理论丛书”、“政党与选举丛书”都包含有比较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像利普哈特的《新兴民主国家的选择》（1999年）、威亚尔达的《比较政治的新趋势》（2000年）、盖伊・彼得斯的《比较政治的理论与方法》（2003年）、彭宁斯的《比较政党制度变迁》（2006年）、兰德曼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题与途径》（2007年），等等。其它一些学术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桂冠图书公司、幼狮出版社、三民书局，也曾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和译著。至于论文，就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大多发表在下列期刊上：《问题与研究》、《东吴政治学报》、《政治科学论丛》、《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台湾民主季刊》、《选举研究》……这些期刊都属于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期刊，特别是由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编辑的《问题与研究》，它所刊载的比较政治研究论文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台湾有很多学术研讨会把参会论文集结成册出版，因此不少比较政治的研究也以这种所谓“专书论文”形式发表。此类文集如姚志刚等著的《法国第五共和的运作》（业强出版社1994年）、苏永钦主编的《政党重组：台湾民主的再出发？》（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版）、宋镇照和周志杰主编的《变迁中的东南亚政治：制度、菁英与政策的磨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台湾的学术规范确立较早，为满足各种形式要求，学术论文的篇幅常长达两三万字，加之长期又形成了重期刊论文轻著作的浓厚倾向，故此对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整个学术共同体来说，这些论文往往比著作的分量更重，也可能更多地被引用。
（二）选举与公民投票
台湾举行选举的历史很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其各县市的政府、议会已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进入90年代后，李登辉推行“”改革，又陆续实现了“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随着选举对政治生活变得日益重要，学者们也适时地从不同角度加强了对它的研究。首先是对各国总统选举方式的介绍和评论，如王业立的专论《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该文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比较了“相对多数决”与“绝对多数决”的不同，又以国外总统选举的经验资料为基础，探讨了对不同选举制度的采纳是否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以及不同选举制度对于政党政治的发展会造成何种不同的影响B15。其次是对议员选举方式特别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的研究，具代表性的包括吴东野的《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方法之探讨：德国、日本、俄罗斯选举之实例比较》以及苏子乔和王业立的《为何废弃混合式选举制度？――意大利、俄罗斯与泰国选制改革之研究》。前者从比较的角度剖析了在国会选举中同样采纳单一选区两票制的德国、日本、俄罗斯三国如何因为计票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相异的选举结果[8]。后者则发现“意大利、俄罗斯、泰国三个国家取消混合制的主要行为者和动力各有不同：俄罗斯是基于普亭垄断权力的制度布局；泰国是基于军方力量的复辟；意大利则是基于小党的要胁” [9]。再次是就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而进行的分析，如苏子乔和王业立的论文《总统与国会选制对政党体系的综合影响：跨国分析》和林继文的论文《选举制度、选民偏好与政党体系的分化：东亚三国（和地区）的比较》。前者发现，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其国会有效政党数在整体上明显多于国会选举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而不论是国会选举采比例代表制或是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国家，有总统直选制度之国家的国会有效政党数，明显少于无总统直选制度的国家[10]。后者则指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下的有效政党数取决于选区应选名额M与选民的偏好结构，当选民重视政策理念时，此一选举制度将使有效政党数趋近M+1，然后文章通过假设理念型选民的比重和都市化程度成正比，并以农业人口比例和选区应选名额为自变量，解释了台湾、日本与韩国在过去数十年间有效政党数目的变化[11]。最后是对公民投票和复决B16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谢复生等的《公民投票制度比较研究》、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谢复生教授等的研究报告对民主先进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所举行过的公民投票的时间、议题类型、投票结果、特征进行了全面考察，得出了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如“以目前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实施经验来看，公民复决的议题仍以与国际条约和组织有关者为最多”，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体制类’公民投票所占比例非常高”且“独裁政权往往喜欢用公民投票方式以显示人民强烈的支持” [11]。曹金增博士的著作既阐述了公民投票的含义和功能，更通过考察各国实施的公民投票经验而提出了公民投票的三阶段发展论，即为寻求独立之公民投票时期、为寻求代议民主之公民复决时期及为追求人民直接立法之公民创制时期B17。李昌麟教授的专著则通过对全球公民投票制度的探讨，概括总结了全世界的三种主要投票模式，即集权式、权力下放式和政党式的投票模式；以及六大投票系统，即丹麦系统、法国系统、意大利系统、瑞士系统、混合系统、拉丁美洲系统B18。除此外，林水波、林佳龙、曲兆祥、张台麟、汤绍成、黄伟峰、李俊达等学者也对公民投票和复决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
（三）分立政府与联合内阁
“分立政府”本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术语，指当总统属于一个党而国会两院中至少有一个议院为另一个党控制时所出现的局面，后来也被用以泛指行政部门所属政党无法有效掌控议会时所出现的局面。台湾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行“总统”与“立法委员”的直选，由此就在理论上出现了“总统”职位与“立法院”多数分属不同政党的可能性，于是学者们也相应加强了对分立政府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吴重礼先生发表的多篇关于美国分立政府的论文。在《美国“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体制运作之比较与评析》中，吴先生指出，美国的“分立性政府并不必然导致行政与立法部门的较劲冲突。首先，美国设计重视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分立，可以保障双方独立的地位，而行政与立法的互相制衡，又可以防止任何一方垄断权力……其次……在组织松懈的美国政党架构之下，分立性政府与一致性政府的差异甚少，因为总统为推行其政务，减少议会的阻挠，必须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与同党及反对党议员保持接触，减缓对抗的可能。”[12]而在《设计、政党政治与权力分立：美国分立政府的运作经验及其启示》中，吴先生不仅概要探讨了美国分立政府的肇因、运作及其影响，还介绍了美国体制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改革分立政府的建议，即强化政党功能与政治责任及改善府会的互动机会，并以此为参考而提出了完善台湾“体制”的七项建议[13]。
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在1987年就已开放“”，允许自由组党，而多党竞争之下的“立委”直选有可能造成“立法院”中任一政党都无法控制绝对多数的复杂局面，并为不同政党之间的合作结盟留下政治空间，因此学术界也从很早起就未雨绸缪地开始了对联合政府（内阁）的研究B19。这方面最具影响的论著有原政治大学法学院院长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和韦伯文化出版社总编辑陈坤森著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前者是新野论坛举办的多次讨论会、座谈会的成果汇编，内中包含了王业立和陈坤森对各种联合政府类型和成因的梳理，叶阳明等多位学者对德、法、日三国联合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以及杨日青、隋杜卿、陈淑芳对支撑联合政府运作的各种制度条件如政府体制、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国会制度等的论述B20。后者是陈坤森的博士论文，它收集了18个内阁制国家563次内阁的组成数据，然后运用动态的统计数据和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总体层次的宪项对联合内阁的影响，既深远且根本……它的影响力高过于个体层次联合内阁的竞争行为”，“联合内阁发生频率大致与议题面向呈现正相关”，“有效政党数目与不成比例性两者呈反向关系，比例代表制对小党较为有利，但易于产生联合内阁的局面”，等等B21。
B11具体内容参见沈有忠的《威玛宪奏曲――半总统制宪法的生命史》，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出版。
B12具体内容参见吕炳宽和徐正戎的《半总统制的理论与实际》，鼎茂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
B13参见吴玉山的《半总统制下内阁组成与政治稳定：比较俄罗斯、波兰与中华民国》（载《俄罗斯学报》2002年第2期）；沈有忠的《半总统制下的权力集散与政府稳定：台湾与威玛共和的比较》（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半总统制的崩溃、延续与转型：威玛共和与芬兰的比较》（载《问题与研究》2010年第49卷第2期）和《半总统制不同政府类型下的二元行政关系――台湾与罗马尼亚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4年第11卷第9期）；陈宏铭和梁元栋的《半总统制的形成与演化――台湾、法国、波兰与芬兰的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07年第4卷第4期）；许恒祯的《台湾与蒙古半总统制下政府形态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12年第30卷第2期）；王维芳的《半总统制新兴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政治稳定：蒙古及波兰的比较分析》（国立政治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林继文的《共治可能成为半总统制的惯例吗？法国与台湾的比较》（载《东吴政治学报》2009年第27卷第1期）；廖达琪等的《半总统制下的国会监督――从法制面比较台湾与法国国会的监督能量》（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2期）。
B14参见沈有忠的《半总统制“权力总统化”之比较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2年第9卷第4期）和《半总统制下行政体系二元化之内涵》（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李宜芳和石鹏祥的《半总统制的总统任命权与免除权对于总理任期的影响》（载《东吴政治学报》2014年第32卷第4期）；陈宏铭和蔡荣祥的《选举时程对政府组成型态的牵引力：半总统制经验之探讨》（载《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26卷第2期）；郝培芝的《半总统制的演化：总统制与内阁不稳定》（载《问题与研究》2013年第52卷第1期）；张峻豪的《左右共治的类型研究》（载《东吴政治学报》2011年第29卷第4期）；黄宗昊的《左右共治vs.蓝绿共治――法国与台湾共治与否的赛局分析》（载《问题与研究》2012年第51卷第3期）；吴玉山的《半总统制：全球发展与研究议程》（载《政治科学论丛》2011年第47期）；等等。
B15王业立的《相对多数vs.绝对多数：各国总统直选方式的比较研究》，载《选举研究》1996年第3卷第1期，第4967页；在选举制度的比较研究方面，王业立有非常突出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比较选举制度》至今已出到第六版（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B16严格来说在选举与公民投票之间应作区分，前者着眼于挑选专司制定国家政策之责的政治家，而后者以让选民直接对特定议题发表意见为目的，但两者都采用选民投票方式来作决定，故此在这里也一并论述。
B17具体内容参见曹金增的《解析公民投票》，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B18具体内容参见李昌麟的《比较公民投票制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出版。
B19例如，早在1995年政治大学就曾举办过“联合政府学术研讨会”，当时参会并提交论文的有谢复生、韦洪武、黄德北、杨日青、陈坤森、邹笃麟等人。
B20 参见苏永钦主编的《联合政府：台湾民主体制的新选择》，新台湾人文教育基金会2001年初版。
B21参见陈坤森的《联合内阁理论：内阁制下的多党竞争》，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2000年（后在2010年由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
B22 2004年，由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的《台湾民主季刊》创刊，而其所刊载论文的主题之一就包括“民主政治经验比较”。
B23参见刘德海的《南韩民主化与国家安全》，载《台湾民主季刊》2004年第1卷第3期；金荣勇的《印尼的民主化运动》，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3卷第12期，谢尚伯的《民主转型国家的选举课责实践――印度尼西亚的个案研究》，载《台湾民主季刊》2015年第12卷第3期；廖淑馨 的《“民主联盟”主政的蒙古政府――民主化的考验》载《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42卷第3期；洪茂雄的《论波兰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89年第29卷第3期；向骏的《墨西哥民主化运动之发展近况》，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2期；邓中坚的《墨西哥民主化的发展》，载《问题与研究》1996年第35卷第7期；蔡东杰的《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转机与危机》，载《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38卷第11期。
B24具体内容参见倪炎元的《东亚威权政权之转型：比较台湾与南韩的民主化历程》，月旦出版社1995年。
B25具体内容参见蔡东杰的《台湾与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较》，风云论坛出版社2002年，特别请参见第六章结论部分和第279280页的表6.1。
B26转引自李酉潭的《文武关系与民主巩固初探》，载《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1998年第1卷第6期，第134页。
B27具体内容参见陈佩修的《军人与政治：泰国的军事与政治变迁》，中央研究院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
B28具体内容参见汤世铸的《拉丁美洲军人政权之研究》，知书房1996年版。
B29具体内容参见金荣勇的《东南亚国家的军方转型：印度尼西亚、泰国及缅甸军事政府的个案研究》，志一出版社2000年。
研究所年度总结篇7
【关键词】 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 决定因素； 实证研究
公司高层管理者薪酬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高管薪酬的决定因素像一个谜吸引着学术界的目光，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在试图解开这个谜团。委托理论被较早用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该理论认为，将公司业绩和高管薪酬水平挂钩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公司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水平的基本因素。基于该理论的实证研究，国外始于20世纪20年代，结论并不一致；国内则起步较晚。早期研究者认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更多学者在随后的研究中证实二者从统计学意义上显著正相关，但公司业绩对高管薪酬的解释程度却很有限。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其他角度考察高管薪酬的决定因素。人力资本理论成为很多学者解释高管薪酬的依据，实证研究中高管的个人特征变量如年龄、教育背景等被纳入分析过程。从公司内部因素来考察，高军等认为股东属性对CEO薪酬水平有显著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结构及两职分设对CEO薪酬的影响还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大部分学者认同公司规模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强关联性，刘善敏等人则认为经营者年薪与资产规模有显著的弱相关关系。从公司外部因素来考察，很多学者认为，行业特性显著影响经营者报酬，而陈志广认为行业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仅表现在一些特定的行业；有相当数量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受地区因素的影响。研究还在继续，影响高管薪酬因素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该问题研究过程的曲折性。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选取不同口径的变量、不同数量的样本，探讨了高管薪酬的决定因素，并给出了不一的解释，这些研究加深了对高管薪酬现象的理解，推动了高管薪酬理论的发展，但多因素的综合研究较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综合考虑影响高管薪酬的各种因素，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对影响变量进行预分析，从整体上考察各变量对高管薪酬的相对重要性，在并此基础上，采用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期对高管薪酬的决定因素及其解释程度有更全面和更清晰的认识。
一、实证设计
（一）样本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09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为避免极端数据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剔除了以下几种类型的公司：金融保险类公司；被ST的公司；当年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的公司；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总经理年薪显示为零或未披露的公司，共获得2009年1 139个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于金融界、东方财富网、新浪财经等财经网站以及巨潮资讯网的上市公司年报。采用软件SPSS16.0进行数据分析。
（二）变量界定
高管及高管薪酬的界定。高管口径的确定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差异较大，本文为了观察高管个人特征对薪酬的影响，并考虑到总经理个人人力资本特征对公司发展的影响以及合理的薪酬安排对总经理积极性和能力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只考虑总经理一人。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薪酬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年度薪酬，所以，高管薪酬以上市公司公布的总经理年薪（万元）表示。
影响变量的界定。影响变量的选择综合考虑了公司业绩、长期激励、高管个人背景、公司内部治理、公司特征及行业、地区等因素，各变量的说明见表1。
（三）研究假设
本研究建立如下假设。假设1：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正相关；假设2：高管薪酬与高管持股比例负相关；假设3：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正相关；假设4：高管薪酬与高管学历正相关；假设5：高管薪酬与高管年龄正相关；假设6：高管薪酬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是否兼任有关；假设7：高管薪酬与公司所属行业有关；假设8：高管薪酬与公司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二、实证分析
（一）最优尺度回归分析
由于各影响变量的计量尺度不同，为了能够从整体上说明不同类型的变量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强弱程度，引入最优尺度回归模型。该模型是在将原始变量转化为量化评分的基础上进行模型的拟合，其结果可以使我们对各影响变量与高管薪酬的相关性以及对高管薪酬影响的重要性有所认识。
最优尺度回归的结果表明，只有两职兼任与高管薪酬的关系未通过检验，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显著。从表2的结果来看，第一，高管薪酬与各变量之间的偏相关系数普遍较低，都在0.3以下，与公司所在地区的偏相关系数最高，与两职兼任的偏相关系数最低。第二，根据各影响变量对高管薪酬重要程度百分比可以看出，处于前三位的是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和公司所在地区（分别是26.7%、22.8%和22.7%），之后依次是公司规模、高管学历、行业因素、高管年龄、高管持股比例，两职兼任对高管薪酬的重要程度最低，只有1%。第三，各变量的容忍度指标都较高，说明各影响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通过最优尺度回归，得以将数值型变量和非数值型变量放在一起衡量，实现了不同类型的变量对高管薪酬重要性的排序。需要说明的是，该排序只限于本文的样本和所选用的变量。实际上，改变变量的构成或删除、增加样本都有可能改变变量重要性排序。比如，金融保险类公司高管薪酬水平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在面向所有上市公司分析时，为避免该行业的较大值对整体分析结果的影响，将其删除了，重要性排序是排除该行业后的结果。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回归变量的确定及模型构建
对于多分类变量，在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前需要进行哑变量设置，这里行业设置了11个哑变量，以农林牧渔业为对照；地区设置了7个哑变量，以西北地区为对照。同时，为保证数据的正态性，对总经理年薪、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高管持股比例和公司总资产进行了对数变换，分别表示为LnPAY、lnEPS、lnROE、lnMSR、lnTA。
皮尔逊相关系数表明（表3），LnPAY与lnEPS、lnROE、lnTA、学历和年龄是正相关关系，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LnPAY与lnMSR相关程度很低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LnPAY与两职是否兼任相关性极低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鉴于以上的分析结果，建模时，第一，删除变量“lnMSR”，但对lnMSR的描述性分析又发现，以高管持股比例1%为分界线存在并列的两个正态分布，于是，将全部样本分为两组，持股比例低于1%的公司和高于1%的公司，分组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显示，低于1%组的LnPAY与lnMSR之间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是0.131），高于1%组的LnPAY与lnMSR之间则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是-0.197），LnPAY与lnMSR的关系呈现出分段特征。第二，删除变量“两职兼任”。第三，删除变量“lnROE”。因为绩效指标lnEPS和lnROE之间相关程度太高，相关系数高达0.881，影响变量之间这种较高的相关关系将对分析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建模时只保留与高管年薪相关程度更高的lnEPS。
所建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式中，IND是行业哑变量，REG是地区哑变量。
2.结果分析
R Square=0.260，Adjusted R Square=0.245，Durbin-Watso=2.074，F=17.796（Sig.=0.000），表明，整个回归模型是有意义的，模型拟合情况良好，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所有变量对高管薪酬的联合解释程度为24.5%。
从表4来看，每股收益（lnEPS）、总资产（lnTA）、高管学历及年龄对高管年薪都有显著的正影响。从Beta值来看，总资产为0.273，每股收益为0.243，说明公司规模对高管薪酬的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要大于公司绩效。实际上，规模大的公司要求管理者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更强的能力，管理者也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因而薪酬设计也应与此相匹配。学历和年龄的Beta值分别是0.101和0.109，说明二者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虽然从统计学上是显著的，但影响程度并不高。另外，描述性分析发现，高管的学历普遍较高，总经理中本科以上学历占了85%，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占了51%；而高管的年龄趋于年轻化，总经理中40至50岁之间的占到59%，50至60岁之间占了30%，所以，学历及年龄的差别对薪酬的影响是有限的。
再看行业和地区的影响。行业因素总体上对高管薪酬影响显著，分行业看，农林牧渔类公司的高管薪酬在所有行业中是最低的。以农林牧渔业（行业1）为参照，在排除金融保险业后，只有批发零售（行业8）、房地产业（行业10）和传播文化（行业12）业的高管薪酬受行业因素的影响显著，其他行业高管薪酬的行业性影响并不明显，行业之间的差异尚需进一步的检验。地区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总体上也是显著的。以西北地区（地区8）为参照，只有南部沿海地区（地区1）和东部沿海地区（地区2）的高管薪酬受地区因素影响显著，其余几个地区薪酬的地区性作用不明显。
三、结论与不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各影响变量对高管薪酬的重要程度不同，按重要性高低依次是：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公司所在地区、公司规模、高管学历、行业因素、高管年龄、高管持股比例和两职兼任；第二，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高管学历及年龄显著正相关，假设1、假设3、假设4和假设5得到验证；第三，高管薪酬与高管持股比例的关系具有区间特征，高管持股比例低于1%时，二者显著正相关，高于1%时，二者显著负相关，假设2在一定条件下得到验证；第四，高管薪酬与两职是否兼任的关系不显著，否定了假设6；第五，行业对高管薪酬的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和传播文化业，假设7得到验证；第六，高管薪酬与公司所在地区有很大关系，经济较发达地区高管薪酬的地区性因素影响较为突出，假设8得到验证。
尽管从多个角度、采用多重变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但在分析过程中也发现，不止一个变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存在结构性特征，本文对此未进行深入分析，而这种结构性分析也许会使人们就各变量对薪酬的现实影响有更好的认识。另外，截面分析结论只能说明特定条件下各相关变量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各影响变量与高管薪酬之间是否存在一种稳定的互动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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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年度总结篇8
[关键词] 旅游需求预测；人口学指标；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吴凯（1979 - ） ，男，辽宁辽阳人，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者选择建模、旅游体验研究。
1 导论
1994年-2010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由373万人次发展到5739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次数由5.24亿人次发展到21.03亿人次 ，中国旅游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可是中国旅游需求预测有关的研究并不如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这么迅速，旅游需求预测研究还相对较少。赵西萍等（1996）总结了国外旅游需求预测方法，并展望了旅游需求预测的研究趋势；任来玲、刘朝明（2006）介绍了旅游需求预测方法的分类，对部分预测方法的实证检验进行了评述。值得一提的是Li， G.（2009） 对大中华地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180篇与游需求预测有关的中英文研究做了系统回顾，文章沿续了国外旅游需求预测的文献综述传统 （Song， H.， & Li， G.， 2008）——关注了地理焦点、数据类型与频率、需求弹性分析、模型类别、研究趋势等主题。Li， G. （2009） 也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角度对中英文研究进行了系统比较，进而总结出中国内地旅游需求预测研究的四个特点：（1）更加关注国内旅游需求预测；（2）入境旅游需求预测已经由国家尺度拓展到省市的尺度；（3）一些研究关注特定的事件、会议和展览；（4）对周期性的关注在持续增加。
通过阅读旅游需求预测的有关研究综述，我们发现旅游需求预测模型中纳入人口学变量的研究非常少，仅有Law， R.， & Au， N.（1999）、Sakai， M.， Brown， J.， & Mak， J.（2000）、Law， R.（2001）和Mak， J.， Carlile， L.， & Dai， S.（2005）等几项研究。宋海岩、吴凯和李仲广（2010）对旅游需求预测模型中极少使用人口变量这种现象给出了解释：第一、旅游需求预测模型中并非完全不考虑人口变量的影响，只是通常做法是把变量转换为人均变量形式来体现人口因素的影响；第二、因为人口变量通常与收入变量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纳入人口变量在模型估计时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极少使用人口变量；第三、客源国的人口变动短期内可能是很小的，同时这种变动只是对模型有边际上的影响。
但是与国外的情况不同，中国人口结构短期内的变动相对较大——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的迅速变化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国家统计局，2011）我国的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总量增至1.78 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劳动年龄人口（ 15～59 岁） 规模扩大到9.40亿，占总人口比重高达70.14%，这表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处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时刻；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达到6.66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达到49.68%，比2000年的第5次人口普查上升13.46个百分点。可以预见未来的人口变动有三个特征：（1）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3）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这将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也必将影响旅游需求的总量和结构。
日本作为典型的老龄化社会，其经验可供借鉴，Mak， J.， Carlile， L.， & Dai， S.（2005）等总结了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出境旅游的三个影响：（1）总人口规模越小通常意味着总人口的一个部分——出境人口数更少；（2）年轻人减少而老年人增多意味着劳动力的萎缩和经济增长放缓；（3）出境游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出游率的降低。可见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或直接影响旅游需求，或间接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旅游需求。结合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我国人口的变化存在促进旅游发展的因素：（1）旅游需要自由时间和自由可支配收入，有退休金收入的老人是一群典型的“有钱也有闲”的人，所以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旅游发展， “夕阳红旅游”的快速发展也可以印证这一点；（2）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也可以推动旅游发展，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的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费都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延缓旅游发展：其一、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人口比例降低，整个社会的负担系数提高，这都将减缓经济发展速递，进而影响旅游发展；其二、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旅游逗留时间更短、旅游距离更近。
本研究的思路是，既然中国的人口变动是不可忽视的、人口变量与收入等经济变量高度相关，那么以人口指标构建旅游预测模型就是一个可行的思路；至于人口指标与经济指标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在模型中以人口指标为主，不考虑或转换形式考虑经济方面变量。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采集了从1995年到2010年16年的统计数据，为了去除变量量纲的影响，全部变量转换为1994年基期为100的指数。本研究的变量可以分为三个类别（1）旅游需求变量，选择国内旅游人次数这一个变量作为因变量，变量名为DTA，单位为百万人次；（2）经济变量，只纳入《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内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和国内城镇居民人均花费，这两个变量再根据城乡人口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国内旅游人均花费（EXP，元）；（3）人口变量 ，共选择了4个人口有关变量作为自变量，具体为：年底总人口数（PT，万人）、总负担系数（BT，%）、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P_TOWN100，%）和人口自然增长率（P_GROWTH，‰）。
根据由一般到简单的建模原则，以国内旅游人次数为因变量，以其它变量为解释变量；然后在模型估计过程中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最后得到一个简单模型，如方程（1）所示，即国内旅游人次数受到年底总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人均旅游花费4个变量的影响。
3 分析结果
3.1 回归分析模型
回归分析结果如方程（1）所示：
DTA=-59.23PT + 2.12P_GROWTH + 12.74P_TOWN100+ 0.33EXP +4500.63 方程（1）
表1方程系数表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PT 年底总人口数 -59.23333 12.46060 -4.753650 0.0006
P_GROWTH 年人口年增长率 2.119724 0.667685 3.174737 0.0088
P_TOWN100 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12.73627 1.196487 10.64472 0.0000
EXP 人均旅游花费 0.334209 0.141995 2.353673 0.0382
C 常数项 4500.634 1186.800 3.792242 0.0030
方程的F检验值为439.78，方程在统计上非常显著；方程的确定系数为0.9938，修正的确定系数为0.9915，表示方程拟合优度很好，方程的解释力很强；方程中各变量对应的p值都小于0.05，表示方程各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
3.2 回归模型的解读
如方程（1）所示，与国内旅游人次数密切相关的4个变量中，“总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和“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个为典型的人口指标；而“人均旅游花费”则可以被视为1个准人口指标——经济与人口相结合的指标。如图1所示，由于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持续下降，从1995年的10.55%下降到2010年的4.79%，2006-2010年基本在5%上下；但是我国人口总数仍在增加，从1995年的12.11亿上升到2010年的13.41亿。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直线上升，从1995年的29.04%上升到2010年的49.95%。
图1 中国内旅游人次数与人口指标对比图（1995-2010）
人口总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速都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旅游人次数。我国国内出游人数在从1995年的6.29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21.03亿人次，年均增长8.38%；其中城镇居民出游明显快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出游人次数由1995年的2.46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65亿人次，年均增长10.26%，农村居民出游人次数由1995年的3.83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38亿人次，年均增长6.87%。
模型中总人口数的系数是负数，旅游人次数为什么会与总人口数呈现负相关呢？这里面有一个居民出游比率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其一、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有积极正面作用的，人口红利的效应正在凸显，国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会促进旅游的发展，提高居民出游率；其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城镇居民的出游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提高了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而提高了全国居民的平均出游率。此处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讨论。
4 结束语
中国是一个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较大，人口结构持续变化，这无疑会对中国旅游需求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表明可以使用人口统计变量“年底总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人均旅游花费”较为准确的拟合旅游人次规模的变动，进行旅游需求预测。传统的旅游需求预测模型都非常强调经济变量的作用，通常关注GDP、CPI、汇率等指标，但是在借鉴国外旅游需求预测经验的同时，中国的国情要求旅游需求预测无法回避两个事实：其一、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在持续改变之中；其二、中国作为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在持续进行之中——城市、乡村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而历史数据显示城乡人口在出游率，人均旅游消费等方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两个事实都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人口指标折射出来，本研究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
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家庭规模、性别结构和城市化等人口指标的波动会影响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影响是深入而系统的：既涉及国内旅游，也涉及出境旅游；既影响旅游需求总量，也影响旅游需求的结构；既影响旅游需求的时间维度（出游时间、逗留时间等），也影响旅游需求的空间维度（目的地类型、旅游流空间分布等），有待未来深入细致的研究，这将对旅游行业管理和旅游企业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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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和联系方式：
吴凯（1979 -） ，男，辽宁辽阳人，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者选择建模、旅游体验研究。
通讯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尖山街217号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116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