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诈合同范文

欺诈合同篇1

一、大陆法中的欺诈问题

罗马法上的欺诈“是指以欺骗手段使相对人陷于错误或利用相对人的错误使之成为不利的法律行为。如制造假象、掩盖真象、捏造事实、变更事实等。”它“分为善意欺诈和恶意欺诈。前者指交易习惯允许，法律也不禁止的夸耀、吹嘘，如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后者则是交易习惯所不允许的，也为法律所禁止的，如出卖人把棉丝混纺的说成是纯丝织品，或对买受人否认标的物的暇疵，把病牛说成无病等。一般所称的欺诈，专指恶意欺诈而言。”所以善意欺诈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恶意欺诈将导致合同的无效。不过，在罗马市民法上并无惩罚欺诈行为的规定，受欺诈人不得请求撤销或者拒绝履行基于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只能靠在订立合同时附加欺诈罚金或者“欺诈特约”来预防。到共和国时期，最高裁判官才相继创设“欺诈之诉”和“欺诈抗辩”，使受欺诈人可以撤销或者拒绝履行基于欺诈而订立的合同，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大陆法各国的民法深受罗马法的影响，认为欺诈“是故意欺罔被诈欺人，使陷于错误，并因之而为意思表示之行为。”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欺诈人有欺诈行为。欺诈的行为可以是积极的行为，如捏造虚假情况、歪曲真实情况等，也可以是消极的行为，如隐瞒真实情况。至于沉默，如果不是在法律上、合同法或者交易习惯上有告知事实的义务，则不能构成欺诈。（二）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所谓欺诈的故意，是指陈述虚伪事实而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故意。（三）受欺诈人所实施的民事活动，是受欺诈的结果。这一条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受欺诈人陷于错误的认识，二是受欺诈人陷于错误的认识是由于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所致。

欺诈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大陆法各国的民法多规定此类合同为可撤销合同 .具体说，欺诈人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时，则受欺诈人有权撤销合同；欺诈人为合同外的第三人时，只有在相对人明知或者可得而知的情形下，受欺诈人才有权撤销合同。如《法国民法典》第1116条规定：“如当事人一方不实施欺诈，他方当事人决不缔结契约者，此种欺诈构成契约无效的原因。欺诈不得推定，应证明之。”第1117条规定：“因错误、胁迫、欺诈而缔结的条约并非依法当然无效，仅依本章第五节第七目规定的情形和方式，发生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的诉权。”德国民法典第123条规定：因被欺诈或被不法之胁迫，而为意思表示者得撤销之。因第三人欺诈，对于相对人所为之意思表示，以他人明知其欺诈，或可得而知者为限，得撤销之。意思表示相对人以外之人，因意思表示而直接取得利益者，以该取得人对于欺诈明知或可得而知为限，得对之撤销其意思表示。“受欺诈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期限，大陆法各国的民法规定不一。《法国民法典》第1304条规定：”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应于十年内提起之，但特别法律有较短期限的规定者，从其规定。……在有欺诈或错误的情形，自发现欺诈或错误之日起算，……。“《日本民法典》第126条规定：”撤销权自得为追认时起，五年间不行使者，因时效而消灭，自行为时起，经过二十年者亦同。“

基于欺诈而订立的合同被撤销后，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无效时间的开始，二是合同被撤销的补救措施。对于前者，大陆法各国民法均规定，基于欺诈而订立的合同被撤销后，视为自始无效。对于后者，大陆法各国民法皆根据不当得利、占有之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1376条规定：“因错误或故意而受领不当受领者，对给付人负返还其物的义务。”第1377条规定：“因误以自己对他人负有债务，而清偿之者，对债权人有请求返还的权利。前项情形，如债权人受清偿后将其书证销毁者，清偿之人不得向其请求返还，但对于真实的债务人有求偿权。”《德国民法典》第812条规定：“无法律上之原因，受他人之给付，或因其他之方法，以他人之费用而受利益者，负返还义务。虽有法律之原因，而其后已消灭，或依法律之内容不能发生给付目的之结果者亦同。”

基于欺诈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取决于有撤销权人是否行使撤销权。受欺诈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使此类合同归于无效，也可以不行使撤销权，而追认此类合同的效力。一般说来，凡追认的表示，均可认定为撤销权的放弃。如《德国民法典》第144条的规定：“撤销权人，追认得撤销之法律行为时，不得再为撤销，其为追认，无需依关于得撤销法律行为所定方式。”《日本民法典第122条规定：“得撤销之法律行为，于第120条所揭之人已为追认时，视为自始有效。但是不得妨害第三人之权利。”第125条进一步规定：“对于得撤销之法律行为，除保留异议者外，有下列事实之一者，视为追认：一、部分或全部履行；二、请求履行；三、更改；四、提供抵押；五、部分或全部出让由法律行为所取得之权利；六、强制执行。”

欺诈合同篇2

现行刑法虽然为惩治合同诈骗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诈欺行为，却是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区分此两种不同的行为，势必带来如下恶果：要么将合同诈骗罪定性为民事诈欺行为，从而轻纵了罪犯；要么将合同中的民事诈欺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错误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更有甚者，有些法官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在处理合同纠纷案件中，当有诈欺行为的当事人难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时，竟转而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之间乱点鸳鸯。因此，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此两种行为有所启迪。

一、合同诈骗罪和民事诈欺行为的构成特征

犯罪构成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的有机整体（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它解决的是犯罪的形成及法定条件问题，可以为犯罪概念所揭示的本质及其特征提供具体的界定尺度。同样，民事诈欺行为的构成要件，亦为诈欺成立与否提供了评判标准。所以，欲明辨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之不同，须从比较两者之构成入手。

（一）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象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由此可知，合同诈骗罪的主要特征是：1.合同诈骗犯罪即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所以，它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2.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满真象，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这里虚构事实是指行为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事实，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隐瞒真象是指行为人故意向对方当事人隐瞒客观存在的事实，以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误认识。刑法第224 条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通常采用的欺骗手段概括为如下几种：（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 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当然，无论行为人采取上述何种欺骗手段，只有当其诈骗财物的数额较大时，才构成犯罪。至于“数额较大”的起点是多少，尚有待于司法解释做出规定；一般认为，根据合同诈骗罪的特点，其“数额较大”的起点应高于普通诈骗罪（注：参见夏朝晖：《试论合同诈骗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第77页；吕敏：《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载《法学》1994年第4期，第 18页。）。3.本罪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4.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且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种故意可以产生于签订合同之时，也可以产生于履行合同过程中。

（二）民事诈欺行为的构成特征

民事诈欺依诈欺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为标准，分为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诈欺和侵权法上的诈欺。法律行为制度中的诈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此种诈欺即所谓狭义的民事诈欺。广义的民事诈欺除表示行为中的诈欺外，还包括侵权法上的诈欺。侵权法上的诈欺，是指行为人通过欺骗或隐瞒等手段，故意从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狭义的民事诈欺主要涉及到行为的效力问题，侵权法上的诈欺则主要涉及到行为的违法责任问题（注：参见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5页。）。由于本文的目的所在，在此应考察广义的民事诈欺之构成特征。根据各国司法实践，构成侵权法上的诈欺须具备以下法律要件：1.行为人须有侵害他人权益的故意，过失过错则不构成诈欺。这里的故意既包括直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2.行为人不仅须有虚假陈述或者隐瞒事实的行为，而且须有骗取或侵害他人权益的作为或不作为。行为人以作为方式虚构事实、变更事实，从而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认识的行为，即是诈欺之直接故意的表现形式；行为人不履行契约上或交易习惯上之告知义务而故意隐瞒事实真象，致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加深错误或保持错误的不作为，则与间接故意相联系。3.该不法行为须造成实际侵害后果，即造成他人的实际损失。因为侵权法上的规定着眼于令诈欺人承担赔偿责任，以弥补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实，故有此要件的要求。而狭义的民事诈欺则以导致受诈欺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为终结，法律上并不要求行为有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事实。4.诈欺行为与损害后果间须有因果关系。即被诈欺人陷于错误而使自己权益受损是由诈欺人的诈欺行为引起的，而不是由于自己疏忽大意所致（注：参见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02页。）。

由以上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的概念及特征可以看出，此两种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都是故意，客观方面都是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象的方法欺骗他人。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具有不同性质的规定性。试比较如下：

二、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主观方面之差异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之主观方面均为故意，但是两者之“故意”又并非完全相同，它们在内容与形态上均有不同之处：

（一）“故意”之形态差异

民事诈欺之故意，是指行为人具有故意欺骗他人的意思，即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被诈欺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状态。民事诈欺之故意，即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也可以表现为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诈欺行为会导致相对人陷于错误并为错误意思表示，却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而“间接故意的诈欺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对某一重要事实轻率地作出陈述而不考虑其真假，以致相对人相信了实际上为虚假的陈述，并作出意思表示。此种欺诈的特征在于行为人并不考虑其真假尚未确定的陈述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的影响，行为人对其行为在主观上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或无所谓的态度”（注：参见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 载《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间接故意构成的诈欺在大陆法系国家虽尚未被重视，但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认为行为人作出其本人都不知其真实性可靠与否的陈述将足以阻碍对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注：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诈欺”条，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应认定为诈欺性陈述。为了有效地保护交易安全， 彻底贯彻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间接故意应被视为民事之诈欺故意。

关于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之具体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式，并认为在如下情形，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应属间接故意：“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对自己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尚无把握，而把履行合同的能力寄托在将来的时运上。合同签订后，先将对方的定金、预付款据为己有，然后对合同抱着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的态度，有办法履行就履行，没有办法履行就不履行。如果实际上最后没有履行合同，而是把到手的财物非法占有……”（注：夏朝晖：《试论合同诈骗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第78页。）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可能是直接故意，不包括间接故意（注：梁华仁、张先中：《略论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1 期，第72页； 另参见刘斌：《民刑法上诈欺之比较》， 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5期，第59页。）。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 因为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型犯罪，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为实现此目的，他对损害他人财产所有权这一犯罪结果必然持积极追求的态度。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对方当事人财物上的损失，而仍然希望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心理态度始终是一种直接故意，而不可能对诈骗的结果持放任的态度。因为“就被放任的结果而言，行为人主观上既无想要实现的目的，客观上也无积极的行为”（注：梁华仁、张先中：《略论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1期，第72页； 另参见刘斌：《民刑法上诈欺之比较》，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 5期，第59页。），对危害结果的出现持无所谓的态度，这显然不符合目的型犯罪的主观心理特征。上述前一种观点的持有者所列举的所谓间接故意的情形，行为人实际上只是对合同的履行与否采取漠不关心、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并非对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导致他人财物损失这一结果持放任态度。如果他对损害结果也持放任心态，说明他对能否将对方财物据为己有并不关心，又怎能说他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呢？其实，这里所谓间接故意的情形，根本不具有刑事诈骗的性质。因为“有办法履行就履行，没有办法履行就不履行”的态度，表明行为人虽不愿意积极履行合同，但也不能说行为人有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此时只能引两种民事法律后果：一是该诈欺性合同无效，对方当事人可要求宣布该合同无效或要求变更合同内容；二是行为人应退还定金、预付款，赔偿对方当事人遭受的损失。可见，间接故意只能构成民事诈欺，而不可能构成刑事诈骗。一般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根据这一定义不难看出，犯罪目的仅存于直接故意中（注：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所以， 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不可能存在间接故意的形式。退一步讲，即使最后没有履行合同，行为人把已到手的财物非法占有，并且拒不退还时，也只能构成刑法第270条之侵占罪， 而不应构成合同诈骗罪。我们不能以合同实际没有履行这一结果，来推断行为人必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二）“故意”之内容差异

在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有无此种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之一”（注：曹子丹、侯国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所谓非法占有，是指以违法方法（具体到本罪， 是指以欺骗手段）将他人财物转移到自己控制之下，并以所有人自居予以保存、使用、收益或处分。就普通诈骗罪来说，因其属于侵犯财产罪，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是其显著特征；而合同诈骗罪在现行刑法中虽被归入与普通诈骗罪完全不同的类罪，但它仍具有诈骗罪的这一主观特征。它们侵犯的客体有所不同，只是由于犯罪手段不同引起的，而并非它们的主观方面有所不同引起的。在合同诈骗罪中，行为人的诈骗图谋是利用合同得以实现的。“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注：夏朝晖：《试论合同诈骗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4 期，第78页。）所以，合同诈骗罪之犯罪故意的内容必须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那么即使其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客观上具有诈欺的内容，并造成对方当事人财产上较大损失，也不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只能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

就民事诈欺来说，行为人之诈欺故意包括如下几层故意：（1 ）使相对人陷于错误的故意；（2 ）使相对人依其错误而为不真实意思表示的故意；（3 ）诈欺人使自己或第三人因诈欺行为而获得财产上的利益或使相对人遭受损失的故意。同时具备以上三层故意，即构成侵权法上之民事诈欺。但是，法学界大多数观点认为，不必具有第三层故意，只要具备前两层故意即可成立诈欺故意（注：参见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竺琳：《民事诈欺制度研究》， 载《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欧洲合同法原则》第4：107条第二项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的表示或者不揭示系意在欺骗，它即为欺诈性的。”可见只要诈欺人的行为妨碍了他人自由进行意思表示，不论是否旨在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都可构成狭义上的民事诈欺。虽然构成侵权法上之诈欺必须要求行为人有上述第三层故意，但是无第三层故意，亦不影响诈欺之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定为欺诈行为。”由此规定看，我国司法实践中，构成诈欺行为亦以具备上述前两层故意为已足。

可见，合同诈骗罪之犯罪故意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目的，而民事诈欺之诈欺故意则不必要求行为人有此目的。即便是侵权法上的诈欺，其“故意”的内容要求行为人须具有追求某种目的之故意，但这种目的却不限于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虽然在我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侵权法上的诈欺行为往往仅指财产诈欺（注：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台北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381页。 ），但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侵权法上的诈欺不仅包括诈欺侵害他人的财产权，而且包括诈欺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进一步讲，即便是在诈欺侵害他人财产权的行为中，诈欺人之诈欺故意也不限于意图非法占有相对人的财物，亦有可能仅仅是欲使相对人的财产受损。

三、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客观方面之差异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中的民事诈欺行为之客观方面概括起来讲，都是为实现某种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象的行为。但是，二者虚构事实、隐瞒真象的形式是不同的。

（一）欺骗内容之不同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在于无偿取得他人财物，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所以其“虚构事实、隐瞒真象”的内容通常是：1.虚构主体，以根本不存在的单位名义与他人签订合同；2.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3.使用伪造、变造或者无效的单据、介绍信、印章或者其他证明文件；4.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的担保；5.使用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债权文书等作为合同履行的担保；6.隐瞒自己无履行合同能力的事实；7.隐瞒自己不欲履行合同的意思；等。总之，采取上述欺骗手段签订的合同通常根本无法履行，或者能够履行行为人也不会去履行。

在民事诈欺中，“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即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这个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谋利”（注：熊选国：《论利用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诈欺行为的界限》，载《法学评论》1990年第1期，第44页。）。因此，在诈欺性合同中， 诈欺人并无不履行合同的故意，而只是用欺骗手段或不履行告知义务致使合同违反公平交易原则，为自己谋取高于合同义务之利益。基于此，民事诈欺之“虚构事实”通常表现为行为人夸大自己的履约能力，夸大合同标的数量、质量等：“隐瞒真象”则多表现为不告知合同标的物之内在瑕疵，不声明自己履行合同能力之缺陷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事诈欺中，诈欺人甚至也可以用沉默的方式为诈欺行为。单纯的沉默虽然不构成诈欺，但大陆法系认为，如果在法律上、契约上、交易习惯上有告知义务时，沉默而不告知则应构成诈欺（注：参见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二）欺骗行为方式之不同

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因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主观心理为直接故意，所以其欺骗行为相应地采取积极的作为方式进行，无论是虚构事实，还是隐瞒真象，都不可能表现为不作为方式。

民事诈欺行为主观方面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因而其行为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尤其是间接故意的情形，其行为方式多表现为不作为。不履行告知义务即可构成诈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四、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之具体认定

上文我们从比较其构成特征入手，为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之不同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认识标准。但是理论毕竟比较概括和抽象，不易作为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标准。比如合同诈骗罪，最突出的特征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究竟据以何种事实和理由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目的”属于人的意识领域，是人的主观心理活动，我们只能通过行为人的行为对其加以把握。下面，我们结合司法实践中合同诈欺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探讨如何对行为进行定性。

（一）欺诈行为人主观心理的客观表征及其行为性质的认定

人的主观心理活动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并非完全不可把握。目的作为行为人意欲实现某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它只有外化为客观的行为，才能成为法律评价的对象。作为有意识的理性的人，其主观心理决定其行为，其行为又能反映其主观心理状态。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行为人之行为特征，判断合同诈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以此来对其行为进行定性。我们认为，认定一合同诈欺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还是民事违法性，首先应以刑法第224 条所例举的五种情形加以判断， 这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而且刑法第224 条所列举的几种情形正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典型行为特征。此外，应考虑以下因素进行认定（注：以下各种因素均设定在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欺骗行为的场合。）：

1.行为人的履约能力。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可分为完全履约能力、部分履约能力和无履约能力三种情形，应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认定：（1 ）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2）有完全履约能力，但行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毁约或避免自身损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观原因造成，应认定为民事诈欺行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则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3）有部分履约能力， 但行为人自始至终无任何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当事人单方履行合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4）有部分履约行为， 同时亦有积的履约行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亦应认定为民事诈欺；但是，如果行为人的履约行为本意不在承担合同义务，而在于诱使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从而占有对方财物，应认定为合诈骗罪；（5）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之后仍无此种能力，而依然蒙蔽对方， 占有对方财物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6）签订合同时无履约能力，但事后经过各种努力，具备了履约能力，并且有积极的履约能力，则无论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构成民事诈欺。

2.行为人的履约行为。虽然在构成合同诈骗罪与构成民事诈欺的场合，行为人所签订的合同都是欺诈性合同，但是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具有无偿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而通常都不会有履行合同的行为，即使有部分履约行为，往往也是以此诱骗对方当事人，以图占有对方财物。而民事诈欺的行为人获取不法利益的同时，一般还会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且其不法利益的取得，多是通过履行一定的合同义务而获得的。所以，考察行为人是否履行了一定的合同义务，也可以作为区分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的限界之一。当然，“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动，而不是虚假的行为”（注：吕敏：《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载《法学》1994年第4期，第17页。）。 履行行为是否真实，应当结合上述履约能力的不同情形来判断。这里，还须注意以下两种情况下对行为性质的认定：（1 ）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无非法占有相对人财物的目的，签订合同后也采取了积极履约的行为，但是在尚未履行完毕时，由于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行为人产生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意图，将对方财物占为己有。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部分履行行为虽然是积极的、真实的，但是由于其非法占有的犯意产生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其先前的积极履行行为已不能对抗其后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因而应构成合同诈骗罪。（2）行为人在取得相对人财物后， 不履行合同，迫于对方追讨，又与他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债务。以后又用相同手法循环补缺，订立一连串假合同，以便使自己始终非法占有一定数额的他人财物，这种连环诈骗在司法实践中被形象地称为“拆东墙补西墙”。“拆东墙补西墙”表面上看似乎是行为人履行了合同，但实质上并非履行行为，而只是行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补救措施。其以签订合同骗取的财物还债的处置行为，说明他对骗得的财物已经据为己有。所以，“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不能认为是履约行为，而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3.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非财物所有者，可依法控制、使用他人财物，但非法定情况不得行使财产处分权。因此，若当事人没有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的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注：熊选国：《论利用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诈骗行为的界限》，载《法学评论》1990年第1期，第47页。）所以，当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原因难以说明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行为是否真实难以断定时，可以其对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认定其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 ）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携款逃匿等，应认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2） 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观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义务，一般均应认定为民事诈欺，不宜以合同诈骗论。（3）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用于自己合法的经营活动， 当其有积极的履行行为时，应认定为民事诈欺；当其没有履约行为时，应认定为合同诈骗；但是，行为人虽不履行合同，却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将对方财物予以退还，仍应视为民事诈欺。

4.行为人事后的态度。“行为人的事后态度，也是区分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无诈骗故意的重要标志。”（注：夏朝晖：《试论合同诈骗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4期，第81页。 ）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后，如果行为人不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而是百般推脱责任，或者以“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还债，或者逃匿的，均应认为行为人有诈骗的故意；如果行为人采取了积极的补救措施来减少对方损失，或者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则不能认为行为人有诈骗的故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素不能孤立地用以证明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应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案件各种事实进行综合考量。

（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数额对行为性质的影响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达到数额较大时，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可见，“数额较大”这一客观因素对合同诈骗罪成立与否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从合同诈骗罪与民事诈欺行为的构成特征来看，构成刑事诈骗的行为必然同时构成民事诈欺，反之，则不一定。具体地说，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但尚不够“数额较大”，该行为只能构成民事诈欺，行为人只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如果行为人获取的非法利益已达到“数额较大”，但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该行为同样只构成民事诈欺。只有当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象的欺骗行为时，其非法所得的数额才能成为影响欺骗行为法律性质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司法实践中，决不能忽略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特征，单纯以非法利益数额的大小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否则，就很容易仅仅因为行为人非法所得数额较大或巨大，而将合同纠纷中的民事诈欺行为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诈欺人的刑事责任。当然，在行为人的欺骗行为确实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情况下，他不仅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该行为同时构成民事诈欺，还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总之，要区分合同中的欺骗行为属于刑事诈骗还是民事诈欺，首先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我们判定其是否具有此种目的提供较为客观的线索。当行为人确实具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并实施了欺骗行为时，其所侵害的财物的数额才能成为判断该行为为刑事诈骗或民事诈欺的决定性因素。

欺诈合同篇3

20__年1月2日，总资金仅有6万元的陈某为扩大经营，以他人名义与某电器公司签订合同，约定购买电器公司价值40万元的电器产品，款到发货。次日，陈某汇出4000元现金后，将汇票金额涂改成40万元。其后，他复印、传真给电器公司，骗得电器公司将货物全部发出。电器公司发觉后，多次到陈某店中索款，陈某均以货款未回笼为由拒付。后来，陈某将商店转卖给他人，携款潜逃，至今下落不明。

电器公司想以合同诈骗为由到法院，但考虑到陈某不知去向，电器公司就算胜诉也追不回货物，因此打算以陈某涉嫌诈骗罪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却又疑虑该案属于民事合同欺诈，不是刑事犯罪，公安机关不予立案。那么，民事上的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究竟有何区别呢?

从共同点上看，民事上的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上均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手段。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即合同诈欺行为人只是想暂时获得财物，事后具有积极履行合同及支付货款的意思;而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却是只想骗到货物，根本不想付清货款。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主要是看:行为人签约时，是否为事后能“金蝉脱壳”，而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姓名;是否利用变造、虚假、废弃的票据，骗取对方大量财物;是否有实际履行能力，是否根本就不想履行自己的义务;是否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后即逃匿。

本案中，陈某已经具备了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一是陈某系冒名签约;二是其总资金仅有6万元，却与电器公司签订价值40万元的购销合同，说明其在签订合同时及签订合同后均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三是陈某以变造的汇票欺骗了电器公司履行合同;四是陈某当初的经营行为，实质是为了处理货物，变现货款。一旦得逞后，便携款潜逃，下落不明，进一步表明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及诚意;五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__元以上，属“数额较大”;3万元以上，属“数额巨大”;20万元以上，属“数额特别巨大”。本案陈某的涉案金额达40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因此，陈某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电器公司是可以到公安机关报案的。

欺诈合同篇4

当前困扰与威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股浊流，就是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活动，它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损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心腹之患。

一、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的一种不法行为。

1、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

2、合同刑事诈骗，是指欺诈行为人的签约动机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

二、合同欺诈的手段

1、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手段有：

虚假的质量欺诈、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虚假的宣传欺诈、虚假的价格欺诈、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虚构标的欺诈、非法传销欺诈、买卖双方欺诈。

2、合同刑事诈骗的主要手段：

投其所好、诱敌深入、金蝉脱壳、陷阱暗算、高额利诱、潜逃废债、互相并吞、传真诈骗。

三、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

1、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

2、采取预防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提高警惕、得道多助、完善制度、核审资信、慎签合同、供货反诈、购货反诈、项目反诈、引资反诈、租赁反诈、担保防诈。

3、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依法废约、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政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

由于经济活动的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国家机关、合同监管部门和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依法经营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当前困扰与威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股浊流，就是市场经济的无序和企业信用的危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近些年来，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活动，屡禁不止，屡打不绝，合同欺诈不仅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而且波及的领域地域日益广泛，并呈高智能、专业化、群体化和辐射状的蔓延趋势。合同欺诈行为，侵犯国家、企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践踏市场公平交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损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成为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心腹之患。因此，加强全社会对合同欺诈的预防识别与抵御能力，乃当务之急。

一、合同欺诈的特征

合同欺诈是以签订合同为幌子，以虚构事实或制造假象掩盖真相为手段，以蓄意骗取公私财务占为己有为目的不法行为。根据其性质的不同，本文将合同欺诈划分为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刑事诈骗两类，来加以论述和剖析，以便于人们识别和防范。

1、合同民事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供给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制造假象隐瞒真实情况，诱骗或误导对方陷于圈套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以签订合同实现非法目的的民事欺诈行为。合同民事欺诈有以下特点：

（1）欺诈人故意发出欺骗性或虚假性的邀请，以诱导对方向自己发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采取欺诈手段得逞签约目的，表现出行为的主观性。

（2）欺诈人对订立合同的主要条款及有关关键性事实作虚假介绍，或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其目的在于让对方落入圈套而不觉悟，致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承诺，以实现签约目的，表现出欺诈行为的客观性。

（3）欺诈人以卑劣手段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其本质是使所签合同产生法律上的效力，通过履行这种表面合法实际虚假的合同获取不法利益。

（4）欺诈人一般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或具有一定的实际履约能力，同时可能还履行过合同或正在积极履行所签合同条款的部分义务，诱使对方上当受骗，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从被欺诈方获取更大的非法利益。

（5）合同民事欺诈的效力。采取欺诈手段所签订的合同确认无效后，从签约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双方已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随之解除。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如果双方都有过错，依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损失。如果当事人故意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则将追缴当事人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库所有。

2、合同刑事诈骗，又名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以别于合同民事欺诈。合同刑事诈骗的含义是，欺诈行为人的签约主观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者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约的能力，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俗称“无本生意”）为目的，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利诱他人落入圈套而与之签订合同“情愿”按合同规定或双方约定交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欺诈人占有的诈骗犯罪行为。合同刑事诈骗有以下特点：

主观性。欺诈人必须有诈骗的直接故意，抱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目的的实现与其采取的欺诈手段系因果关系，即非法取得他人财物正是利用所签合同诈骗的必然结果。

客观性。欺诈人采用虚构事实、制造假象、隐瞒真相或贿赂人等欺诈手段，利诱对方当事人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违心签约。但诈骗人对所签合同既无履行诚意，也不具有履行条件，只是利用所签合同的“合法形式”，以使自己非法侵占对方大量钱财的目的得逞。

关联性。欺诈人实施以合同行为诈骗手段的行为过程，包括以欺诈手段签订合同和以合同“约”定骗财骗款前后两个过程，欺诈方施放烟幕弹，受骗方误中连环计。

阴险性。欺诈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智商、技能和作案手段，表现在诈骗人利用合同行骗前都要认真策划，精心准备，一般要对行骗对象、市场行情、合同款项、逃避制裁等作可行性调查研究，在签约形式、内容条款上作手脚，埋伏笔，置陷阱，设圈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群体性。欺诈人可分为“公诈”、“私诈”。“公诈”是指单位集体行骗或指使当事人、人行骗，“私诈”是指个人行骗，一般以累犯惯犯居多，往往他们有犯罪前科，应对防范、打击经验较多，也有“公私合营”的，危害深重。

专业性。欺诈人投其所好，常以合作、合伙、入股、代办、代购、代销的单位和“能人”面目出现，以合同欺诈为生。有的受同乡、同学、同胞、同僚关系影响，有的受人利诱，见利忘义，有的曾是诈骗受害人，受损或破产后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变本加厉地谋害他人，有的成为职业惯犯。

复杂性。指欺诈人诡计多端，随机应变，手法变幻，花样翻新。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往来的速度与额度不断增加，骗子们除继续使用传统骗术外，不断变换行骗区域、行骗行业、行骗手段，合同欺诈案件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连锁性，扑朔迷离。

二、合同欺诈的手段

当前，合同欺诈的方式五花八门，手段千奇百怪，既有惯常的民事欺诈方式，也有更为诡秘与险恶的刑事诈骗方式，手段无论怎样翻新，大都是利用人们赚钱迫切的浮躁心理。因此，静观分析合同欺诈的主要表现，研究应对合同欺诈的各种措施，有利于识别形形的欺诈行为，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避免人们上当受骗，更好地制裁、治理这种违法行为，维护经济生活的健康有序。

（一）合同民事欺诈的主要表现，是围绕合同的主要内容条款耍花招、玩手段：如虚假的陈述或说明，或制造假象、隐瞒真相，目的旨在骗取对方信任，利诱对方签订合同，借履行合同获取非法利益。因此，就个案来讲，它的危害后果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小，就普遍性而言，它的危害程度比合同刑事诈骗要广。一般来说，合同民事欺诈的手段有：

1、虚假的质量欺诈，在合同标示质量条款上作引人误解的不真实表示。（1）狸猫换太子——出示真样品，兑现合同时却以雁品替代，愚弄对方；（2）割头换相——，伪造或冒用产品的质量鉴定标志，促成合同签订，“”对方；（3）张冠李戴——提供虚假的产品说明书，欺骗对方；（4）狗皮膏药——谎称产品为专利产品名优产品，给人造成神秘或信任感，以售其奸。

2、虚假的商品标识欺诈：（1）假冒他人或虚构个人的注册商标的商品为欲订合同的标的物；（2）在商品或商品包装上，印制虚假标志，标迟出厂期，延长有效期，扩大保质期，以推销劣质、过期商品；（3）仿冒他人商品标识。同类别产品、谁俏销就仿冒谁，从外观到包装全仿真，借水行舟，大树底下好乘凉。

3、虚假的合同主体欺诈：（1）欺世盗名，伪造证明文件公章公函，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其他单位的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或空白合同书，而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诈骗钱财；（2）假单位欺诈法，社会上少数不法分子伪造公章、合同章和营业执照，设立无资金、无场地、无设施、无从业人员的“皮包公司”，利诱被欺诈方签订合同，待对方先行履约或预付钱款后逃之夭夭。

4、虚假的宣传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合同标的质量、成份、性能、用途、产地、生产者、有效期限、毒副作用等作令人误解的虚假表示，诱惑他人与其签订合同的欺诈行为，包括虚伪的“有奖销售”、“限量发行”、“买一赠一”等。

5、虚假的价格欺诈，是指当事人利用虚假或令人误解的价格条款或条件诱骗对方与其签订合同，从中渔利，往往是通过“大削价”、“大甩卖”、“大清仓”、“季节降价”、“破产处理”、节日大酬宾活动实现的；（1）虚假标注差额巨大的原价、现价，谎称降价的促销行为；（2）模糊标价，用模糊语言、计量单位诱人误购；（3）虚实两套价格，以低价成交、高价结算，先蒙人后坑人。

6、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欺诈，一是欺诈方在实施欺诈之前已先与被欺诈方履行了几份小额合同，付小额定金，且履约积极、顺利，制造本身履约能力强，重合同守信誉的假象，骗取对方充分信任。然后谎称因生产生活或业务经营需要，签订大额订单，骗取大量货物和钱款。二是欺诈方经过精心踩点后锁定欺诈对象，对其情况相当了解，而欺诈对象对欺诈方则了解肤浅，有计划的诚实骗不设防的冤家，骗无不胜。三是欺诈目的得逞后，欺诈方往往隐匿遁形，杳无音讯。

7、虚构标的欺诈：编造子虚乌有的项目诱骗当事人上当。（1）伪造“破产拍卖”文件资料，多方骗取定金；（2）编造理由，侵吞定金：以大批量的加工业务为诱饵，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收取定金，最后以加工质量不合格为“由”拒退定金；（3）诈骗者本身不具有专业资质，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项目工程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些资料图纸，以发包方的身份引诱其他单位承包工程，甚至搞“多角恋爱”，一女许嫁几家，从而骗取对方的合同保证金等；（4）伪造政府批文，伪造抵押担保，骗取信贷投资和其他“投资伙伴”。

8、非法传销欺诈：（1）组织网络从事无店铺经营，通过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上线吃下线，下线吃回扣，收益额度以加入先后为序；（2）从业人员以下线交纳的入门费或认购商品回扣为生，通过发展成员，组织网络或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招商引资”，极容易诱惑群众误入歧途，极具欺骗性、传染性和危害性。

9、买卖双方欺诈。一是欺诈方利用对方欲赚取购销差价的心理，先以下家的身份与欺骗方订立购销合同，同时又串通第三方作为被骗方的上家，以提供被骗方下家所需相同的商品为诱饵，诱使被骗方订立合同，骗取货款；二是欺诈方先后以卖方和买方两种身份出现，意欲出售某种商品，使受害方又产生有多人要买这种商品且价格较高的错觉；三是受害方往往是一些开业时间不长，但又急于收回投资、踌躇满志的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很容易成为冤大头奉送学费；四是受欺诈方履约付款后，欺诈方携款潜逃，打一枪换一地方。

（二）合同刑事诈骗，比起合同民事欺诈，具有目的更险恶、手段更卑劣、方式更隐蔽，作案更狡猾，情节更复杂，后果更严重的特点，更应引起人们高度警惕，拭目以待，谨防上当受骗。由于合同诈骗犯罪方式林林总总，手段无奇不有，现仅就常见的几种归纳如下：

1、投其所好。即利用一些单位或个人急需某种紧俏商品，或急于出手某种滞销积压商品，诱人签订购销合同，骗取大量预付金和定金中饱私囊，这里欺诈方可以买方、卖方或中介方的不同身份在合同中出现。

2、诱敌深入。欺诈方与对方先做成数笔交易，甚至做成一些赔本买卖，骗取对方信任，尔后签订大宗买卖合同，套取大宗货物或大笔货款，大发不义之财，抑或置人于死地。

3、金蝉脱壳。为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欺诈方采取拼造达官贵人、社会名流视察、题词、合影图片，让对方参观他人车间，看别人货物的手法，虚构事实，制造假相引人上其贼船，一旦签约后将对方货款、定金骗到手，就溜之大吉，逃避法律制裁。

4、陷阱暗算。即欺诈方事先假冒机关事业单位、知名度高或信誉较好企业的名称，大额度招标采购公告，被骗方一旦签订合同落入精心设计的圈套，欲罢不能，欲退不行，巨额商品打了水漂，这里欺诈方扮演的是订购发包方身份，而且往往因人而异，一户一策。

5、高额利诱。即欺诈方利用招商信息的方法，声称自己因业务急需加工一批产品，时间紧，要求高，加工费高出正常费用许多，引诱一些企业上当，但要求先签订加工承揽合同，并预付一定量的合同保证费或质量押金，但对方签约付款后曲终人散，讨债无主，告状无门。

6、潜逃废债。古往今来，案例很多，但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当地投资兴业的外来户蓄谋已久，精心策划，营造一片红火兴旺的繁荣景象，大肆进行社会公关和感情投资，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到供应销售各个环节，签订大批赊欠合同，恶意拖欠地租、房租、水费、电费、税金、货款和员工工资，累积到巨大数额，突然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所有动产从此蒸发，登记档案里为警方留下一堆虚假资料。

7、互相并吞，又称黑吃黑，是黑道上惯常的欺诈术。即欺诈方因、、走私、制假、贩毒、盗窃、偷渡等犯罪需要与受骗方签订借债合同，或者由于意外原因赔得血本无归，或者由于欠方恶意黄债，一走了之。有的为独霸一方市场，以签订合同为诱饵，将黑道同伙及其赃款赃物诱出，挑起事断，嫁祸于人，或交给黑恶势力，或供给警方，借刀杀人。

8、传真诈骗。即欺骗方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先行发出订货要约，然后恶意利用外地汇款的时间差，先通过银行向对方汇去少许款项，取得盖有银行印鉴的汇款单后，再用刀片或涂改液更改为大额汇款，用传真机发往供方，或者与金融部门不法分子相勾结，伪造承兑汇票，供方收到传真来的汇款单或寄来的汇票时即发货，当发现受骗时，货物被持假证件的人提走，提货人下落不明，失主追悔莫及。

三、合同欺诈的防范

合同欺诈防范，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或履行过程中或遭遇欺诈时采取的各种防备、救济预案中的应对措施。如上所言，由于合同欺诈手段的多样性、行为的狡诈性，会导致程度、性质不同的后果，其谋害之劣，祸害之深，毒害之广，危害之大，影响之坏，千夫所指，众怒所犯，罄竹难书。因此，如何唤醒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有效防范和抵御合同欺诈，在理论研究中的探索和法律实践中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尽管合同欺诈诡计多端，花样百出，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认真做好宣传、教育、预防、防范、整顿、治理、打击、监管诸项工作，标本兼治，合同欺诈就失去伪装，难有存身之地。

（一）加强对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

合同欺诈的宏观控制，是指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综合动用宣传教育、立法调整、行政执法、司法干预等手段进行有效地控制与预防的措施。其内容包括：

1、加强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制观念与合同意识，经常向广大公民，重点是企业经营者宣传有关经济合同的法律法规，定期组织专业培训与经验交流，使合同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构筑一道预防合同欺诈的思想防线。

2、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适应国内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与市场交易中出现的新问题，通过立法程序及时调整和完善合同规范的法律法规。

3、发挥公、检、法、司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完善举报投诉中心网络，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原则，做好媒体揭露和重点曝光、集中打击与群防群治工作，抓好侦查、、审判和改造四个环节，对罪犯起到震憾作用，促其自制自拔，悔过自新。

4、发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功能。为维护公平交易和市场秩序，应发挥工商机关经济战线生力军和轻骑兵的优势，迅速便捷，主动出击，对合同欺诈行为从重执法，严厉制裁，依法取缔。同时，要在源头上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把好新开企业申请注册和已开企业的年检验照的审核关，教育和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增强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切实加强对企业的回访检查和经营行为的监管，加强对“三无”企业、挂靠的假集体企业和非法承包租赁企业的清理，消除法律监管的盲区与合同欺诈的隐患。

5、实施金信工程，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以工商牵头，开发整合海关、商务、质检、金融、税务、劳动、公安、检察、审判等部门信息资源，建立企业信用网络监管体系。而金信工程的重点是完善企业信息网络，设定目标是：按照企业信用监管指标体系和实施分类管理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指挥体系，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监管平台，通过联网，实现资源共享，适时监控，进一步提高企业信用的自律功能。国内外任何经济组织和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上网查询任何企业的信用等级、资信状况和不良记录，任何心存侥幸的不法经营企业，将无藏身之地，受到法律的惩罚，必将陷入人人喊打，个个唾弃的灭顶之灾。

6、持久广泛深入地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大张旗鼓地表彰“重守”企业，帮助和促使企业完善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防范的自律机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采取措施提高合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管理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同时，继续开展经济合同鉴证、动产抵押登记、公开拍卖监管、格式条款备案、合同示范文本发放等工作，防止合同欺诈发生，有效保护交易安全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采取应对合同欺诈的防范措施

合同欺诈的防范，狭义上讲就是从企业和生产经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欺诈的对策和方法。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

1、提高警惕。就是要提高对受骗危害性和防骗重要性及合同风险性的认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对那些轻易而举的上门“好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切忌“财迷心窍、利令智昏，酒乱人性，色淫方寸”，如果警惕性不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吃亏上当受骗。

2、得道多助。“得道”指借助法律武器和科学方法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多助”即寻求多方帮助，包括自助和求助。具体来说首先提高自身素质，不仅要懂得市场经济知识，还要懂得法律法规知识，不仅要懂得国内法，还要懂得国际法，既要熟悉和掌握从事市场购销的知识和业务能力，又要熟悉与本行业、本部门有关的法律法规，运用知识与法律，保护和发展自己。其次要加强企业内部的业务、财务、仓库管理、监督部门的协作配合与信息沟通，实施动态管理，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防保措施。其三要加强与银行、工商、公安、检察、海关、审判等部门的联系，主动争取帮助，规避和减免经营风险。

3、完善制度。“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好咬有病的鸡”。经验告诉我们，合同欺诈往往利用企业管理制度上的漏洞，凡是制度不健全、防范不严密的企业往往是诈骗屡屡得手的地方。因此，企业应根据实际，从合同签订到履行结束的全过程，制订一套比较完善而严密的合同管理制度，如合同签订程序和审批制度，合同专用章与合同文本管理使用制度，合同鉴证制度，合同履行监督制度，合同中止备案制度等等，尤其是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适时监控最为必要，可随时掌握合同履行进程，对有问题不能履行的合同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4、核审资信。为了有效防范合同欺诈，签订合同前务必认真审查对方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查清其身份及履约守信状况，签约前首先要求对方提供：（1）法人代表身份证明；（2）营业执照副本；（3）法人资格证书；（4）法人授权委托书；（5）合同经办人身份证以及担保书等，切忌和防止仅凭对方提供的银行帐户、合同专用章、工作证、介绍信、名片等不全面、不规范的证明文件签订合同。同时也应杜绝凭老关系、老朋友、老熟人或领导、部下、亲友的推荐介绍等草率签订合同。查履约能力就是查清对方经营现状，签约前应通过信函、电报、电话、中介或派员等方式调查对方资金和信誉，以防意外。重大经营活动应举行听证，集体讨论决策，给对方特殊优惠的业务要慎之又慎，可制定预案，以防不测。

5、慎签合同。为预防合同行为人在合同条款内容上暗作手脚预埋阴谋，应按照合同示范文本的格式，严格审查合同条款，包括合同的主体、要约、承诺、权利、义务、标的、质量、数量、价款或酬金、结算方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都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表述清楚明确，具体完整，不能含糊不清或易产生歧义理解授人以柄，留下隐患，必要时请律师把关，履行合同担保、鉴证程序。

6、供货反诈。供方在履行买卖合同中反欺诈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供方能在交付货物后顺利获取需方支付的价款，为安全起见应注意：

（1）采取托收承付方式结算，需方拒付货款的，应当按照人民银行规定的结算办法拒付输。如需方无理拒付货款，供方可申请对方开户银行进行说服。经银行说服无效，应申请银行强制扣款。

（2）在交货时，根据合同约定，供方要求需方提供担保。需方不提供担保的，供方拒绝交付货物。因为一旦交付货物、就丧失了控制权。发货、提货时更要把好出库、出厂、处境关，防止和减少受骗案件的发生。

（3）申请仲裁或者法院。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仲裁的，供方不得先向法院，而必须先申请仲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向法院的，供方可在供方所在地、需方所在地、标的所在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法院之中选择一个法院，提讼。

7、购货反诈。购货方在履行合同中反欺诈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取得依照合同约定供方交付的货物，为了交易安全，应当做到：

（1）依合同规定，供方交付货物后购方支付货款，若供方未先行交付货物，购方则不必支付货款。若供方延迟或拒绝交货，购方可依合同规定，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

（2）依合同规定，在需方支付货款后，供方才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况下，如果供方在签订合同后履行合同前，其财务状况恶化，有可能在将来需方支付货款之后仍不能交付货物，需方有权要求供方先交货或提供担保，否则，需方拒绝履行自己支付货款的义务。如果供方提供担保，则购方就应先支付货款。供方提供担保在货物的交付期限届满仍不能履行交货义务的，需方可就供方提供的担保执行，要求供方承担违约责任。需方还可以依据情势变更规则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

（3）根据合同规定，在供方先行交付货物尔后需方才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如果供方提供的货物质量有缺陷，需方可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如同意利用，降低货物价格；交付替代货物；拒收或退货，并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等。

（4）合同中没有质量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法律、行业标准履行，尚无上述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特定标准履行。交货验收时，购货方一定要亲临现场，依据有关法律根据资料、协议、样品等质量标准逐项逐批进行验收。也可聘请专家质检人员代检。却不可碍于情面免检留下后遗症。

（5）付款时要严格资金管理制度，切不可义气用事，轻易兑付。大额资金流动要商请银行把关，万万不可违背财经制度，铸成大错。

（6）如果供方无履约能力或根本不准备履约，以欺诈手段引诱需方签订买卖合同，从而骗取定金或预付款的，需方应及时向人民法院，并适时申请财产保全。供方骗款后出逃的，需方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收集提供供方实施欺诈的线索和证据。

8、项目反诈。对经济技术信息包括种植、养殖、加工、贸易、施工项目，要进行综合考察，重点是信息来源，提供人身份、项目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断定真伪、评估价值后再支付相关合理费用。

9、引资反诈。在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合同签订中，引资方往往急于求成，外方借机欺诈，签订不平等合同，先发制人。因此，双方在签约时，出资方式中既要考虑赢利性，又要考虑对等性，出资应当公平合理，对外方的出资应当要求至少提供部分资金，外方如以物化形式进行部分投资，引资方也应要求以场地、厂房、设备等进行投资。对外方以无形资产作为入资形式的，要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机构进行科学评估。对外方以设备、产品进行投资的，必须坚持用原始凭证计算价格，并通过国家商检部门的检验，借以有效防范国际合同欺诈的发生。

10、租赁反诈。对出租人不按期交付租赁物致使承租人无法实现合同预期的目的，承租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第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要求减免租金。承租人无正当理由延迟或拒付租金，出租人应在法定诉讼时效内讨债。承租人如征得出租人同意为经营需要而增加的租赁物价值，应留下书证，充抵租金或返还租赁物时要求出租人出资赎回。

11、担保防诈。企业在借贷、买卖、货运、租赁、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应依照《担保法》的规定设定担保。经济交往中，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应尽量避免风险。债权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低于债款，债务人一般希望担保金额不高于债务，以防止合同欺诈的发生。双方都应对对方的身份、地位、声誉、履约能力等进行综合考察，视其情况决定交易额度、交易方法、担保类别、押金多少，以减免风险。

（三）遭遇合同欺诈时的应急预案

经济活动中遭遇合同欺诈时，既要沉着应对，临危不惧，又要急中生智，当机立断，学会掌握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制裁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根据我国民法和刑法关于合同欺诈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在遭遇欺诈侵害行为时，应采取以下救济措施：

1、协商变更和解除合同。协商变更，包括对合同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或补充。协商解除，是合同当事人通过蹉商，在合同关系有效期限尚未届满提前终止合同。协商变更和协商解除这种补救措施，往往会遭到欺诈方不予理会或干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被欺诈方应不失时机地采取其它措施。

2、依法废约。该措施适用于被欺诈方发现已签订的合同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对方有欺诈嫌疑，双方签订的合同有可能成为欺诈性的无效合同的特定场合。在这种场合，被欺诈方应暂不履行合同规定的内容，如不予发货，不予付款，对于尚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的合同，要立即中止；对于应入帐而未进帐的货款，要派员督促查办，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措施保证应收尽收。对已被骗出的商品和货款，要及时报案，请求有关部门围追堵截和依法讨还。

3、请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及时介入查处。如果被欺诈方在合同订立后或正在履行中觉察意识到合同可能为欺诈性合同，应及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审查，确认该合同无效。如双方没有订立书面仲裁协议，又发现对方有欺诈嫌疑的，要注意收集证据，写好诉状，及时向人民法院。如果发现欺诈方可能处分或转移已经履行的财物、货款的，要及时向人民法院依法申请财产保全，冻结账户。如果发现欺诈方隐匿财产或携款潜逃，不能履行合同的，被欺诈方要及时向司法机关报案，并积极提供各种线索，采集合同欺诈有关证据，协助司法机关快侦快破，追还款物，并追偿因遭受合同欺诈带来的经济损失。

由于经济活动领域、行业无限扩展，合同欺诈行为无孔不入，无隙不钻，欺诈与反欺诈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本文仅就合同欺诈的典型特征、常见类型、常用手段、防范措施和应急对策，向企业经营人员提个醒，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守法经营、依法维权和科学管理是企业的命脉，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参考文献资料

1、《最新工商政务管理与行政执法实务》

2004年5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覃小英主编

2、《工商执法全书》

1997年7月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张经主编

3、《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

2003年8月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祝铭山主编

4、《合同陷阱与防范全书》

1999年5月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5、《基层工商所工作实务全书》

1999年10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李旸主编

6、《防止利用合同欺诈指南》

欺诈合同篇5

保证人与债权人是保证合同当事人。双方所订保证合同能否有效成立，适用合同法一般规定。当第三人（被保证人）对保证人作出欺诈行为是否影响保证合同效力时，应视债权人是否有过错而确定。

保证合同与保证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不同概念，两者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不尽相同。保证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三方当事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各不相同，因此保证法律关系实质是由三个性质不同的合同来联结并确定债权人、债务人和保证人三方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换言之，在保证法律关系中存在着三种合同关系：第一个合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合同，即主合同，它是保证关系产生的基础；第二个合同是债务人和保证人订立的委托保证合同，这是一种委托关系；第三个合同是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合同，即保证合同，这才是保证的本体。也就是说，只有债权人和保证人才是保证合同的当事人。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因欺诈而签订的合同无效，但是，我国在立法上和理论上都认为欺诈必须是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为的。现行法律也只对一方当事人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签订的合同的效力作了规定，即可以认定无效。那么，如果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对行为人进行欺诈，从而使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签订合同，这种合同的效力如何呢？是否一律有效或者无效？对此，应区分两种情况：

（1）第三人对合同当事人进行欺诈时，如果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知道对方受欺诈的事实或者应该知道这一事实，那么该合同是无效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民法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该当事人应该通知或提醒受第三人欺诈的对方当事人。如果他不通知或者不提醒则属于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构成欺诈。这样，他和受第三人欺诈的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因他自己的行为构成欺诈而无效。

（2）因第三人对一方当事人进行欺诈而签订的合同，如果对方当事人（相对人）不知道并且不应该知道当事人受第三人欺诈的事实，即相对人善意无过失时，该合同不能认定无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属于善意第三人。按照我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即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保证人方可不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债权人如果明知保证人受债权人的欺诈或者应当知道这一事实时，债权人实际上也构成了欺诈，其行为即可看成与债务人的行为串通一气来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保证合同当然应当无效，保证人也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债权人善意无过失，即债权人不知道而且也不应知道保证人受主债务人欺诈的事实，依照法律就不能认定保证合同无效。

欺诈合同篇6

即使学历证明并非担任职务所必需，但根据朱某认可遵守的《员工守则》的规定，朱某提供伪造学历，双方劳动合同即告终止。并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因欺诈而订立的劳动合同是无效合同，据此朱某主张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仲裁应不予支持，驳回其请求。但我们应该清楚：

1.并非所有造假都是合同欺诈

欺诈的构成需要以欺诈者有告知义务为前提。用人单位的知情权范围应限制在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范围中（看是否为劳动者履行劳动义务所必需），应聘者对于用人单位超出相关信息的不当询问有权沉默。

并非所有的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都构成欺诈。在用人单位没有写明具体的招聘条件时，劳动者的简历仅仅是与实际年龄差一两岁，或者学历是专升本、已婚未婚、有无犯罪前科、家庭住址等信息虚构，都不必然视为欺诈。

2.单位可要求求职者披露必要的隐私

法律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是有限度的。任何个人隐私都必须局限在合法的、合乎公共道德准则和社会需要的范围内。在劳动者求职或者应聘的过程中，在用人单位知情权范围之内的，即使是个人隐私，劳动者也有义务披露。比如健康状况、不良事迹记录、职业技能和职业准入资格等等。有些个人信息是与劳动合同的履行直接相关的，比如健康状况涉及工作能力、年龄涉及社会保险登记等等，都属于双方意思表示之必然内容。如果劳动者未如实披露，就可能构成重大误解，甚至构成欺诈，将影响劳动合同的效力。

欺诈合同篇7

一、订立合同前应尽可能了解对方当事人的有关信息。

订立合同前应对对方的法律地位、经营范围、资信状况以及近期的经营业绩、商业信誉进行必要的考察，如当事人自己进行了解有困难，可以向对方当事人所在地的工商部门进行查询，并且可以通过对方同行业或相关企业进行了解。

二、对人签订合同应对其权进行了解。

对于对方业务员或经营管理人员代表其单位订立的合同，应注意了解对方的授权情况，包括授权范围、授权期限、所开立介绍信的真实性，对非法定代表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如副总经理、副董事长等，应了解其是否具有代表权。

三、注意提高具体业务人员及领导人的素质

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许多漏洞的出现是由于经办人员对业务不熟悉，对相关法律法规不了解所致，因此应注意提高业务人员及领导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素质，熟悉本行业的业务情况切实反映和保护自己的利益。掌握本行业相关法律法规，了解法律是否对该交易行为有禁止或限制性规定。对专业性较强的合同可以让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员提供帮助。

四、合同订立应采取书面形式并使用比较标准的合同范本。

我国《合同法》虽然允许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但因为非书面形式在发生纠纷时不好确定责任，也为避免被人利用进行欺诈，订立合同应尽量采用书面形式。同时订立合同时应尽量参照合同范本，并结合具体情况订立。内容应尽量详尽、明确。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布有标准的合同范本可以进行参照。若有条件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合同进行鉴证。一方面可以对内容进行把关，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合同的严肃性和可信度。

五、对恶意履行的防范。

对合同进行恶意履行的情况非常复杂，但在订立合同时如能进行积极的事前防范将极大的减少合同风险。如，对对方当事人的资信有所怀疑，应尽可能要求对方提供担保。另外在合同履行中出现问题，应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并保留相关证据。积极行使诉权通过人民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利，以免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蒙受损失。

六、对用支票进行支付应按规定程序检查以免被套走标的物。

欺诈合同篇8

犯罪嫌疑人刘某，虚构另一自然人股东，设立了中平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验资后即抽回。刘某所在的中平公司与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建房合同》，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因工程建造资金短缺而引起诉讼，所建房产被法院查封。双方约定由中平公司提供后续资金，并授权刘某为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负责项目开发。

刘某明知房产被法院查封，仍以失效的房产预售证，以包销协议收取保证金、包销金4300万元，全部转入刘某私营的中平公司；后又与30余客户签订了购房协议，收取房款全部被刘某占为己有。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知悉后，即函解除刘某公司总经理职务，终止履行合同，刘某继续与150多户客户签订购房合同，收取的房款共计1000余万元，刘某以上述款项收购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成为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再用300余万元为妻儿购买房屋。

案发后，刘某被以挪用资金罪批准逮捕。

不久，当地区政法委个别人以“调解”为由到看守所会见刘某，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不同意调解。

刘某上述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当地政法委能都出面调解？

「分歧

对于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刘某与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有大承包性质，刘某任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系经授权，他利用协议得到款项用于收购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债权，给妻儿购房是处分自己的财产，所以，刘某不构成挪用资金罪。而且由于房地产市场升温，刘有履约能力。刘某设立的中平公司与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系经济纠纷，所以，刘某无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刘某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追究刘某的刑事责任。

「分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我国刑法第224条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合同诈骗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无资格订立合同，无履行合同能力而故意隐瞒真相，诱骗对方当事人与之签订合同以达到骗取对方财物的目的。

刘某明知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房产已被查封，不能对外销售，故意隐瞒真相，诱骗其他公司，签订包销协议，与150户客户签订购房协议达到非法占有他人巨额财产的目的。

在客观方面，刘某在无任何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与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协议》，同时，协议约定的“大承包”性质并不排斥刘某虚构事实、非法占有他人财产5300万元的行为涉嫌犯罪，且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刘某以私人公司名义收购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债权，购买给妻儿所居住的房屋，该行为应属刘某处分合同诈骗罪所得脏款。这是刑法意义上典型的合同诈骗罪。

（2）刘某骗得的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职务，也不能排斥刘某的上述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

在本案中利用职务的行为只能区分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职务行为不影响合同诈骗罪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3条之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上述5300万元款项刘并没用于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项目，而全部通过其私营的中平公司，并作出处分，应当认定诈骗款项为刘某个人所得，不应认定单位犯罪。

（3）关于履约能力问题的认定。

是否有履约能力，必须在签订并履行合同当时事实基础上，从资金投入、标的认识、资金流向进行分析。刘某并没有依约定投入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房产建造工程所必须的后续资金，二是采用了将被查封的房产予以销售并取得款项，这并不能证明刘某有实际履约能力。由于整个房产市场的升温，导致了上海中惠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房产的升值，这并不是刘某履行合同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据此，并不能证明刘某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4） 当地区政法委个别人是否有权对涉嫌刑事犯罪案件进行民事调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侦察、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利。所以，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政法委个别人员无权进行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