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合同范文

执行合同篇1

1．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规定性)

第一，电子商务合同本质上是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开放性对商务在信用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长远来看，网络技术本身也提供了很强的商业激励，为商务提供了一种新的信用服务商业模式.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下，交易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在诚实信用上即使要求很高也不满足，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当事人要用合同来保护自己，这样，电子商务合同就成为诚实守信要求的必然。

第二，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最终目的来说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诚实信用的社会商业环境，而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这一良性环境很难形成，因此，建立良好的诚实信用下的商业环境是当前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目标。“契约即法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契约，当事人一旦签订就必须诚信地遵守和履行，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电子商务合同是以诚实信用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我国修改后的新《合同法》统一了此前的几个合同法，适用于整个民商事领域，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就明确，诚实信用原则应适用于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作为合同的一种，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也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既然新《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执行原则的地位，那么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法律程序如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等来看，也就应该以诚实信用为限定原则，即要以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

2．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方面的作用

首先，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正如台湾学者林诚二先生指出的：“诚实信用原则系道德规范，乃法律道德化之表征，学者乃立之为法律之最高指导原则。易言之，诚实衡平原则系一种领导性规范。”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诚实信用原则更是电子商务中重要原则的支柱，即在电子商务合同中它必然要上升为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并最终以多种形式进行奖罚。因此，在我国，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础，遵守诚实信用是一切合同包括电子商务合同都要履行的义务，它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虽然这种原则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内容。

其次，诚实信用原则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电子商务双方当事人相互约定，以诚实不欺、遵守信用的方式和态度签定和履行合同。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就其适用性来讲，应该适用于电子商务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等各个阶段，而就其地位来说，则应该是电子商务合同的重要执行原则。关于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在电子商务合同订立阶段，诚实信用原则对先契约义务具有指引作用；在电子商务合同履行阶段，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履行的原则与前提；在电子商务合同解释过程中，诚实信用是重要的解释原则和标准；在电子商务合同终止后，诚实信用原则是后契约义务履行的重要保障。

再次，诚实信用原则还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决定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必须在诚实信用原则限定下才有可能实现。

3．电子商务合同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契合性

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作用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契合。表现在：

一是相互规定性上的契合。从电子商务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要求来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本身就是诚实信用交易需要下的产物；就其最终目的来说，为了在诚实信用的环境下实现资本的有效运行就必然把这一原则加以强调，并上升到法律条款高度，如上面所述，在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终止等过程中，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已经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了。从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中的作用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了。可见，两者在规定性上具有契合性。

二是两者所张扬的经济价值目标可以契合。从经济交易安全看：电子商务贸易是一种契约贸易，在这种契约贸易下，有效的电子商务合同以契约的方式为信任提供风险限定，从而为商务贸易中的各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易安全的基本保障。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电子商务的灵魂，通过为电子商务合同风险分担确立的一般原则，能有效地救治合同失灵，保障经济交易的安全有效运行。从经济价值本身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蕴涵了丰富的经济价值，它本身所决定的高效性，能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作为基本的法律原则，它还具有解释电子商务合同、填补其条款漏洞的功能，如果与电子商务合同相契合，就能有效平衡合同当事人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降低成本并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价值。

二、合同法支撑下的电子商务合同有效性问题探讨

1．功能问题上

我国新《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其实是以“功能等同”的方法认可了由“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为表现形式的电子合同属于书面合同。这种对电子合同功能的承认，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是对电子商务活动的充分认可与支持，基本上解决了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问题。

2．时间问题上

电子商务合同中存在着数据容易编造以及各种病毒侵蚀等问题，因此在现有法律滞后的情况下，新《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26条和第16条第2款也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如果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如果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而一般把数据电文到达的时间确定为承诺到达的时间。此外，合同法在第33条中还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因此，当事人之间可以以签定确认书的时间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这对电子合同有效性的确立又进了一步。

3．地点问题上

我国新《合同法》第34条规定：“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也就是说，数据电文收件人的主营业地或经常居住地即为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地点。

执行合同篇2

内容提要: 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规定，行政合同订有当事人自愿接受执行条款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合同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不经诉讼程序直接寻求强制执行。该规定有利于在尊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愿的前提下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机关选择行政合同方式的积极性，值得我国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或者制定行政程序法时予以借鉴。在此之前，行政机关可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依法将行政合同转化为行政处分的方式，实现行政合同的执行。

 

 

      一、立法案例突显的问题

      众所周知，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可不经诉讼程序而直接强制执行，民事合同则必须经过诉讼程序才能获得强制执行力。而行政合同，既具有行政行为的“行政性”，又具有民事合同的“合同性”，它是因为其“行政性”而获得当然的执行力，还是因其“合同性”而必须经过诉讼程序获得执行力，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尽管中国现行立法上没有行政合同的概念，但实践中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签订行政合同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的执行问题也常常浮出水面。《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的搬迁安置协议即是一个典型例证。

      于2009年11月28日经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浙江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规定，发生地质灾害险情或者灾情，不宜采取工程治理措施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对该地质灾害威胁区域内的学校、村（居）民等组织实施搬迁。组织搬迁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负责的精神。但实践中，村（居）民接受政府组织搬迁并入住政府提供的搬迁安置用房后，拒绝拆除原有房屋的现象时有发生，政府做了好事反而留下了难题。这一难题当然需要予以化解，但显然又不能通过“强硬”的方式化解。为此，条例规定：对村（居）民组织实施搬迁的，市、县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事先与需要搬迁的村（居）民签订搬迁安置协议，对村（居）民原有房屋的处置作出明确约定。

      该搬迁安置协议在理论上属行政合同。[1]若村（居）民不按照搬迁安置协议的约定拆除原有房屋，如何执行，是立法过程中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曾考虑了三种方案：一是提起诉讼后执行判决。即规定：需要搬迁的村（居）民已经入住搬迁安置用房的，应当按照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拆除原有房屋以及其他建（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县级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二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即规定：“需要搬迁的村（居）民已经入住搬迁安置用房的，应当按照搬迁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拆除原有房屋以及其他建（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县级人民政府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三是将行政合同转化为单方行政行为后申请强制执行。即规定：“需要搬迁的村（居）民已经入住搬迁安置用房的，应当按照搬迁安置协议的约定拆除原有房屋以及其他建（构）筑物；拒不拆除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仍不拆除的，县级人民政府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内，以上哪种方案可行，以及以上哪种方案更为符合行政法理，可供今后国家相关立法所采纳，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即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二、域外经验

      事实上，以上三种方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行政合同的立法和实践中均有采用。

      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0条第2款规定，行政合同的履行或者遵守请求权应当通过行政法院保护。这意味着，一般而言，行政机关无权像执行行政行为那样实现其合同请求权。如果合同当事人拒不履行约定的给付义务，行政机关只能像公民那样，向行政法院起诉。例如：合同约定行政机关颁发建设许可，建设人甲支付10000马克。如果行政机关拒绝颁发许可，甲只能提起要求发放许可的履行之诉；如果甲不缴纳10000马克，行政机关只能提起一般的给付之诉。[2]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上也认为，既然选择了行政合同的行为方式，则后继效果也应随之。即行政合同的履行问题如同民事合同应当经诉讼程序解决。至于是民事诉讼程序还是行政诉讼程序，在2000年台湾地区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前后，有所不同。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行政诉讼仅有撤销之诉，行政合同的履行问题无法纳入行政诉讼范畴，仅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而新行政诉讼法参照德国立法例，增加了一般给付之诉，并且与撤销之诉不同，一般给付之诉的原告既可以是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行政机关。因此，若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合同，另一方当事人（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相对人），均可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给付之诉的行政诉讼，并通过行政法院的判决执行行政合同。[3]

      行政合同通过诉讼途径获得执行力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仅是原则，例外情况是，若合同当事人在订立行政合同时明确约定接受强制执行，合同不履行时，当事人可以不经诉讼程序而直接进入执行程序。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61条规定，在隶属关系的行政合同中，合同当事人即行政机关和公民可以约定接受合同的即时执行。在具备法定要件时，该约定即成为强制执行的依据，其目的是省略冗长的诉讼程序。是否接受强制执行属于行政相对人自治权和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范畴。但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关接受强制执行需要监督机关的批准，原因是需要保护行政机关的财政利益。公民一方接受强制执行无需这样的批准。[4]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第148条第一项规定：“行政契约约定自愿接受执行时，债务人不为给付时，债权人得以该契约为强制执行之执行名义。”需注意的是，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是参照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但二者也有差别。按照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可以自愿约定接受强制执行的行政合同仅限于隶属行政合同，水平行政合同不能作此约定。如何区分隶属行政合同与水平行政合同，德国学者提出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即行政合同若是行政机关之间签订的，为水平行政合同，若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签订的，尤其是行政机关为代替行政处分而与公民签订的行政合同，则为隶属行政合同。[5]而按照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无论是隶属行政合同，还是水平行政合同，均可自愿约定接受强制执行。法国行政法上认为，行政合同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经常与公务的实施有密切联系，为了保障公务的正常实施，无论行政合同中双方是否约定，行政机关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人可直接依据职权行使强制执行权，而无须事先请求法院判决。[6]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吴庚在论及行政合同争议的解决途径时提出：“在传统制度下，行政契约遁入私法，由民事法院受理其涉讼事件，但除民事途径外，仍有其他途径可循：……三系利用行政处分之争讼程序：例如官署欲促使人民履行时，得以通知、催告或其他方式促使他造履行，如有法规依据亦可作成另一行政处分，以达促使他造履行之目的（前述抵消关系所引之案件，税捐稽征机关即采此手段），他造不服时，即可提起诉愿及撤销诉讼而获解决，他造当事人欲促订约机关履行契约时，可对机关申请或催告，机关予以拒绝或逾期不答复者，亦可就此提起行政争讼。” [7]吴庚提出的上述途径的核心思路是将行政合同转化为行政处分，进而适用于行政处分的救济途径。其初衷尽管是为了解决行政合同的救济问题，但既然行政合同已经转化为行政处分，无论救济问题还是执行问题均应随行政处分，因此自然也可解决行政合同的执行问题。但他也同时提出，前述解决行政契约涉讼问题，系基于行政诉讼只有撤销之诉的前提下，所提出之变通方法。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在撤销诉讼之外，尚设确认之诉及一般给付之诉，行政契约的救济途径自应循此等诉讼程序解决，不宜再采用上述变通方法。[8]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吴庚的论述，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合同作出另一行政处分需要有法规依据。笔者认为，其理由应当是，行政处分的作出，尤其是侵益行政处分的作出，需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行政合同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依据。

      三、框架内的路径和框架外的选择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里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当于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处分，不包括行政合同，故行政合同无法直接通过该条获得执行。但如前述台湾地区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在有法规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行政合同作出责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履行行政合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此一来，行政机关即可通过将行政合同转化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间接适用上述规定而实现行政合同的强制执行。这一执行途径的实现无需“伤筋动骨式”地对行政诉讼法等国家相关法律进行修改，诸如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各个层次的立法均可授权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合同作出责令公民一方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从而使这一途径成为可能，因此，这一途径仍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之内。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我国立法上并未对行政合同设特别的救济途径，若发生纠纷，应求助于民事诉讼途径解决。为此，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合同，行政机关可以特殊民事主体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进而通过申请执行民事判决实现行政合同的执行。

      以上可作为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行政合同获得执行的两种途径。然而，笔者认为，行政合同的优点在于它将私法中的平等、合意理念引入行政管理过程中，在公民一方未同意的情况下将行政合同转化为行政处分一定程度上会使这些理念化为泡影。因此，这种模式不宜推广。正如台湾学者吴庚指出的那样，将行政合同转化为行政处分的方式，仅应作为相关法律制度完善之前的一种变通方法，是权宜之计。

      同时，行政活动贵在效率，若其实现一律通过诉讼途径，未免过于繁杂与费时，既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也影响行政机关选择行政合同方式的积极性。但若采用上述法国行政法的模式，不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否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均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行政合同的做法，又缺少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愿的应有尊重，进而消磨行政合同的合意、平等理念。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当采用上述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建立以通过诉讼途径获得执行为原则，以当事人自愿接受执行情况下的直接强制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合同执行制度。不过，有三点需要注意：一是从长远而言，参照德国和我国台湾立法例建立一般给付之诉并规定行政机关也可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然后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的轨道，确为比较完美的方案。但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仅限于行政相对人，采用上述方案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幅度过大，也似与整个行政诉讼体制不相协调。为此，目前可考虑采次级方案，仍将行政合同的诉讼纳入民事诉讼的范畴。二是对于何种类型的行政合同可以约定自愿接受执行，应采用德国立法例，仅限于隶属行政合同即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签订的行政合同，方可约定自愿接受执行。对于行政机关之间签订的水平行政合同，无需作出此种安排。三是对于行政合同的哪一方可以声明自愿接受执行的问题，德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行政机关和公民均可声明接受自愿执行。笔者认为，赋予行政合同直接执行的目的在于促进行政效率，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接受执行才符合此种目的，不宜再规定行政机关也可声明自愿接受执行。[9]

      综上，我国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可在非诉强制执行的内容中，增加规定：“行政合同订立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接受执行，而此后既不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又不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将来我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也可对上述内容作出规定。

      四、余论

      由于种种原因，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立法案例最终并没有明确行政合同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强制执行。但它除了提出上述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具体问题以外，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还进一步彰显了实践对于行政合同特殊规则的需要。这个立法案例告诉我们，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实践与理论显示的行政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特殊规则，在中国有实践需要和生长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将该立法案例所突显的问题予以呈现本身，似乎比提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更为重要。

 

 

 

 

注释:

[1]关于行政合同与私法合同的区别，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说与实务上以“合同标的理论”为主。所谓合同标的是指涉案个别合同的基础事实内容以及合同所追求的目的。例如，征收合同中有关补偿价金之合意，其合同标的虽然是价金的支付和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但其追求的目的在于避免进行正式的征收程序，节约双方之时间劳力费用支出，助于公共建设之进行，并非单纯之私益，从而应当判断为行政合同。参见林明锵：“行政契约”，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715页以下。本文中搬迁安置协议与前述台湾学者所举案例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其目的在于尽量避免以“强硬”的方式实现村（居）民原有房屋的拆除，进而以缓和的方式达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目的，属行政合同应无疑问。

 

  [2]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1页。

 

  [3]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第410页。

 

  [4] 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2页以下.

 

  [5]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2页以下；林明锵：“行政契约”，载翁岳生主编：《行政法》（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720页。

 

  [6]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7]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8]参见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执行合同篇3

一、充分认识专项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过程中，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家预防腐败局针对合同改革发展形势，做出开展合同执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重要决策，这既是深化合同制度改革、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体制的客观需要，又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建立长效机制的有力措施。

《合同法》实施五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区合同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合同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合同工作体系基本健全，合同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合同管理与操作日趋规范，依法采购、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合同功能和作用得到明显发挥,在促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推行合同制度改革的时间还比较短，不少方面还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合同活动中仍然存在一些与制度和程序规定不相符合的薄弱环节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执行合同政策存在偏差，有的政策和规定还没有得到落实；应当实行合同的项目，没有完全纳入采购监管程序，存在脱离甚至规避监管的现象；合同中的违规操作、随意操作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有的违规性的故意行为，背后还可能隐藏着不正当交易。这些现象和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同活动的公正性，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损害了合同的声誉。总体上看，无论是合同规模还是合同行为，都必须着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明确指出，要站在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推动合同制度改革。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开展合同执行情况专项检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专项检查的任务和目的

此次专项检查的任务和目的是：在广泛开展对行政事业单位、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采购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机构合同执行情况检查的基础上，摸清和掌握合同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查找法律制度、管理体制、监督机制、操作执行等方面存在的缺失和薄弱环节；通过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使采购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机构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自觉增强依法行政、依法采购的意识；针对自查和重点检查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方面严肃查处和纠正不规范行为，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建立健全科学的合同管理体制奠定基础。

通过检查，促进采购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社会机构进一步掌握合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提高依法采购的意识和能力，纠正错误观念和不正当交易行为，堵塞管理与操作执行的漏洞，促进廉政建设，确保各项合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得以正确贯彻执行。

三、专项检查的范围

此次专项检查的范围是：全区采购人、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和获得合同资格的社会机构和合同执行情况。

四、专项检查的组织与实施

执行合同篇4

作为对改革开放的一个响应，自1999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颁布了三个五年改革纲要，其中很多措施是为了平息对执行不力的广泛的抱怨。虽然意识形态上对于调解的强调经历了反复，但这些改革还是坚定不移地在制度和人事层面推行了下去。⑧制度上，首要的措施是在法院内部成立相对独立的执行局。在20世纪90年代，执行没有与审判分离，判决直接由审判人员执行。⑨在执行庭独立初期，它与其他庭的行政级别是平等的。在过去10年间，执行庭被提升为执行局，意味着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协助执行。法院将审判与立案、判决执行分离，从而使民事程序更标准和简化。①这样的改革试图更有利地跟踪案件的执行进度，也使法官个人对被分配处理的案件负责。改革也尝试通过分权的形式减少。而且，为了促进司法独立，最高人民法院创立了审判长制度。②在人事制度上，各级法院为了提升法官职业化水平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最重要的是以国家司法考试作为招聘初级法官的最低门槛。以往转业军人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法官来源渠道，但如今，法院试图更多地从法学院毕业生和律师中招聘法官。对法院人员的行为，除法官法规定的一般要求之外，③全国各级法院还了更具体、严格的要求，如错案追究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④此外还有各种对法院员工工作作风的内部要求，包括投诉和上诉率。⑤

二、两个法院

被调查的两个法院，一个位于珠三角地区(以下称G法院)，另一个位于内陆陕西南部(以下称S法院)。这两个法院分别位于的G市和S市，无论从地理位置、人口、经济发展的种类和规模上都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异。S市常住人口约42万，2005年，该市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为:城市居民8780元，农村居民3069元。农业是S市的支柱产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5%。国有企业仍然是其地方经济的主要角色。与此不同的，G市是一个富裕而经济多元发展的地区，人口约107万，辖区内大部分地区都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很多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私有化或重组，失去了传统的主导地位，地方政府收入多来自于对私有企业征税。作为国内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该市200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57714元。⑥S法院与G法院也有显著的不同。2005年，S市法院共受理了约300件商业案件，法院人均预算资金仅为28000元。S法院有111名工作人员，约60%有本科学历，约30%由转业军人构成，连同2个派出法庭，一年受理约2000件案件。法院民二庭处理收债案件，共有8名职员，均获得本科学位。执行局共有16名工作人员，其中8名有本科学历。相较之下，G法院有240明员工，绝大多数获得了法学学士或更高法学学位。2005年人均预算资金达到了300000元。G法院每年处理的各类案件估计为20000件，其中商业案件约为1500件，工作量繁重。收入水平的鸿沟导致了两个法院工作人员的构成和质量的差距。此外，收支两条线的政策是影响法院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政策，⑦但在S法院却从没有执行过。这是因为法院收取的费用根本不能满足其自身的开支，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局并没有费心去执行这一要求。结果，法院收费一度比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中规定的高一倍，而且直接来源于诉讼费用以及对刑事犯罪的被告所施的罚金。在2007年执行新的诉讼费用规则以前，这一费用约为每年300万元。⑧法院的工作人员也被指派承担获取诉讼费用的任务额，为了完成配额，一些法官四处搜寻可能的案件，这一现象在其他相对贫穷的地区也很普遍。⑨我们的研究受制于以下条件。我们根据案卷编号顺序瑏瑠分别在两个不同的经济实体瑏瑡随机选择了100个收债案件。之所以这样选择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收债案件是中国法院最普通的商事合同纠纷的类型。可以看到，三个主要的商事合同案件的细分类———买卖、借贷和农村地区的合同———都与收债相关，而且比例占到了所有商事合同的65%。瑏瑢这些案件的执行的方法将揭示商业活动与法院表现之间的关系。此外，与房地产案件不同，常规收债案件在确定被告资产数额方面难度大得多，因此它对于衡量法院的合同执行力是一个更好的指标。我们首先从判决书或裁决中获得了案件的关键信息(如:案件性质、双方当事人、争议事项、审判期间和结果)。然后，我们对当事人进行深入的电话访谈，询问当事人通过法院执行追债的情况，包括实际收回的数额、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以及他们对法院的印象等等。我们的目标并不是确定一些代表性案件，而是获得当事人的经验以及他们对法院执行力的看法。由于法院案卷并没有记录所有诉讼当事人的信息，①我们只成功采访了66位广东诉讼当事人和60位陕西诉讼当事人。为了了解更全面的情况，在每一个地区，我们与6位参与审判和执行的法官进行访谈，询问他们哪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阻碍了法院的执行，依照他们的经验什么样的情况会促进主动撤诉和调解，以及司法改革对于执行有什么效果。

三、经济发展与合同判决执行的实证研究

这一部分的研究回答了一些关键的问题，包括:本文开始时提到的积极的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什么导致了它在富裕和贫穷地区的差异?结论是，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一)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意味着经济性质的差别。G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06年26.3亿元的工商业利润中，国有企业的营业利润仅为6.5亿元。②当地年鉴也表明，大型私有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24%。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已经在重组和转型过程中私有化，私有企业、个体经营者和私人投资占主要地位的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主体，也是商业纠纷中的主要角色。但在相对贫穷的S地区，私有化没有完全推行，国有企业仍是当地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角色，农业是支柱产业。该地区2002年大型企业创造的22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企业占三分之一。④与之前的发现一致，⑤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诉讼当事人的类型。在G法院，除了8%的诉讼当事人是国有企业，其余都是私有企业、集体企业或者私营责任有限公司。该地区的多数国有企业是银行或信用社，会那些设定了抵押而未偿还的贷款。但在S法院，25%的诉讼当事人是国有企业，甚至有些直接由省政府控制，多数不是银行或信用社。我们的调查进一步地表明，随着贸易和人口流动的增加，企业间的关系越来越单纯和规范。如有债务拖欠，私营企业较少会为是否而迟疑。⑥在以商业为重的珠三角，人们更注重商业机会，而不是双方是否有过诉讼经历。但在国有企业仍占主导的、商业组织关系比较固定的相对贫穷的S地区，企业还是不太愿意，因为诉讼通常会终结原有的贸易关系。所有S地区的被访者都提到，一旦他们就没有和对方再有生意往来。⑦经济发展水平和诉讼当事人的差异，对合同诉讼的判决和执行有重要的影响。这里提到的只是最直接的方面，这里将讨论的其他所有因素都或多或少地与这一核心差异相关。第一，当地区经济私有化程度更高时，如同Whiting关于南京的研究所示，⑧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会更平等。当双方都是私营企业时，政府和法院都缺乏进行干涉的动机。但当其中一方当事人是国企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因为本地的基层法院显然对这种大型国企没有太多办法。正如一个S地区的被告人所言，“如果要我们负担这笔债务，那么中央政府就得为我们负担债务”。⑨第二，富裕地区高频率的经济活动降低了诉讼中的关系成本。正如Friedman提到的，①商业关系的变化促进了某些主要类型的商业诉讼的增加。当商业世界包含了长期和持续的关系时，企业是会避免诉讼的。因此贫穷地区的企业倾向于首先耗尽其他所有办法之后，才将最疑难的纠纷。②而当“市场开始分裂，产品分工更加细化，竞争开始加剧，商业行为总体上呈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时，③也就是较富裕地区的情况，商人是不情愿进行诉讼的。新的竞争能力会创造一种市场氛围，它增加了“个体交易的相对赌注”，每一次都变得更加倾向于“通吃或一无所有”。④就像Kagan⑤在美国、Hendley⑥在俄罗斯情境下发现的那样，一旦商业环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商人也容易将他们与合作伙伴的常规纠纷诉诸法院。

(二)法院财政

按照中国的法院财政结构，法院的收入基本上依赖于当地政府。因此法院财政与当地经济是否充分发展和多元化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G法院的人均财政预算大概是S法院的10多倍。作为生存策略，财政不足的S法院自然会增加诉讼费用和刑事处罚金额。法院的财政结构和实际财政状况对法院的运作模式⑦和执行能力有重大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所收取的诉讼费和执行费。G法院拥有来自地方政府的充足资金，没有积极性收取更多费用;而S法院的收费是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标准的两倍。且根据法律，执行费应由被申请人支付，但现实中，执行费通常由申请执行人预先垫付。如果案件最终没能被执行，法院也不会退还在执行中所耗去的费用。但即使在执行成功的案件中，法院也不会返还预付款，即使这些费用从被执行方收回了。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很容易被放过，因为执行申请人已经实现了其主要目标———执行本身。但这仍会引发很多对法院的不满。

(三)法官职业化

法官职业化措施的差异是由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在G法院，法院员工增强的职业化素质对执行有积极影响。因为当地财政部门充足的财政支持，法官的工资普遍有所增加。法官的收入水平通常比当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高得多。对于很多喜欢稳定收入且工作量不大的法学院毕业生来说，法官这一职业比律师更有吸引力。所以，很多法院能够招聘到重点大学法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⑧但S法院的职业化程度却没有很大提高。由于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不足10%，⑨对于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转业军人来说很难通过考试。因此，他们通常缺乏积极性进入法院，而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毕业生比例提高了。鉴于有限的财政资源和人事指标———这是以人口总量为基础并由当地政府控制的，这家陕西法院在过去5年每年只招聘一两名法律毕业生。为了平衡员工之间的经济利益，没有法官职业资格的人员也被允许独立办案。总体上，转业军人仍然是司法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其影响法院职能的方式上。在一二十年内不可能将其淘汰出法院系统。同样的，有人极力呼吁法院的有效运作必须要求专业知识，作为回应，地方组织部门在任命地方法院院长时更加重视法院高层的推荐。但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改革纲要中所建议的、一个试图打破与地方政府的联系的、更加集中的法院任命体制根本没有实施。与前任院长不同，现任院长未接受过正规法律训练。具备其他背景的院长会以不同的优先顺序，在关键岗位里任命不同类型的法官。长期来讲，法官职业化和他们的相应表现或许已经有所提升，只是进度缓慢。

(四)审判程序改革的影响

但这些改革措施的贯彻程度和实际效果因法院的财政和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异。这些改革措施很明显增加了法院的运作成本，对不同财政状况的法院有不同的影响。G法院财政来源充足，能够成功贯彻改革措施，包括制度建设和人员职业化，而这些是提高判决执行力的关键。但在为财政不足而奔波的S法院，其窘境可能因这些强加的改革措施而进一步恶化。比如，在审判与立案、执行分离后，一个案件在法院内必须被审查两三次，这无疑增加了成本。①而且，作为司法改革一部分的民事程序的正规化，也导致了一些意外的结果，可能不利于判决的有效执行。原先当审判与执行由同一名法官行使时，判决能否被执行是他在作出判决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判决比较容易执行。然而在“审执分离”后，作出判决的法官很少关注执行，因为总的来说这不关他的事了。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帮助提高富裕地区执行状况的措施，在贫穷地区作用不大。令情况更糟糕的是，一些影响权力再分配的核心改革措施还没有在贫穷地区实施。典型的例子是审判长制度的设立。如前所述，根据该政策，决定案件的权力在审判长，而不是在庭长或法院院长手中，以促进司法独立。但陕西调研发现，该地区根本没有贯彻这一措施。其主要原因是S法院的案件量太低———仅为沿海富裕地区人均案件量的十分之一。因此庭长和院长们还有时间审查所有案件，从而将最终决定权紧紧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另一个例子是，案件分配的权力结构也丝毫未变。当案件从立案庭转到负责商事案件的民庭，庭长会首先挑选他/她喜欢的案件，通常为最简单的或与他/她有关系的案件。其余案件再被分配给普通法官。这也与G法院的做法不同，由于他们的案件量繁重，案件通常由计算机系统随机分配，很少有人为操纵的空间。②

(五)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长期被视为法院执行的痼疾。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依赖地方企业，特别是地方国有企业提供资金。而且，法院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甚至工作职位都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收入。此外，一些庭长的任命权被地方政府和党政机关控制了。③我们的访谈揭示出一个明确的区别。在G法院，几乎没有债权人提到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关切。一些非本地的债权人强调法院的程序比他们在内陆地区遇到的情况要好得多，因为他们并没有受到歧视。这一结果看起来与过往的经验研究一致，特别是那些基于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④这种变化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一地区经济更加多元化:国有企业已经失去了传统的主导地位，国有企业的倒闭很少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地方税收对国企较少的依赖，也使得政府很少有动机为国企在法院中提供协助。此外，司法体系的财政改革也使得法院少有动力去维护地方保护主义。在改革了的财政政策下，法院要向地方政府上交所有的行政收入，包括诉讼费用，但法院的支出则由另一个单独的地方政府预算负责。在较为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通常会提供充足的资金。因此，法院无需直接依赖于地方企业，也不用向企业提供特殊保护以求回报。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诉讼当事人并非大型国有企业，他们也没有特别的资源或者关系可以影响法院的决策。实际上，法院被大量的案件淹没了，结果导致法院程序被简化;法院也少有时间或精力专注于中小型企业的非重大的纠纷。S法院的情况就十分的不同。大多数受访者相信，地方保护主义已泛滥成灾。我们的访谈也显示出诉讼当事人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案件结果的影响。那些官司胜诉的当事人很少提及地方保护主义，而那些外地的当事人败诉后，非常容易责备这是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结果。而且，无论法官还是当事人都认为，地方保护主义主要由私人关系组成，而不是地方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联系。当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字面上通常理解为一种法外的干涉，或是由于地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财政联系而受到的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压力。⑤然而，对当事人来说，由于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个词也意味着某些“便利”甚至利益。受访的法官们通常很少提及前者但常常谈到后者。毕竟，作为一个封闭的社区，很容易在法院里找到熟人。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在普通案件中的严重影响，法官们从不否认在与政府直接相关的案件中那不可避免的影响力。

(六)诉讼当事人眼中的法院

一个广泛的调查表明，中国农村地区的状况要比城市差很多，①而我们的访谈显示当事人对于G法院的印象要积极的多。G法院的很多诉讼当事人说，法官在解释法庭程序时很耐心、很清晰。超过63%的原告对法院在审判阶段的表现比较满意，但是S法院的相应数字仅为48%;有9%的原告对G法院的审判表示不满，而在S法院则为22%。执行方面，G法院执行的表现受到9%原告的满意，12%原告的不满，S法院的执行受到22%原告的满意，以及高达50%原告的不满。S法院中很多诉讼当事人抱怨法官的素质，包括他们对待诉讼当事人的态度。我们的访谈也发现，原告对G法院的印象在他们进入法院程序后变得更积极。尤其是绝大多数原告(42位)对审判过程有着很高的满意度。11位受访者并未给出评论，其中一些并没有出席庭审过程(由其律师代表出席)，而另外一些很快在立案后就与对方达成了新协议。当然也有一些受访者不愿意作出评论。很多受访者都谈到了法官在解释法院程序时清晰又有耐心。这些改善的印象，很明显要归因于法院工作人员职业化水平的增长。相反地，原告对于S法院的印象并不太好。访谈显示，这一结果显著的差于富裕地区。很大比例的诉讼当事人抱怨法官对待当事人的方式，而在富裕地区，绝大多数诉讼当事人指出，让他们惊讶的是，法院工作作风和职业化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的资料，特别是与当事人的访谈资料显示，当事人对法院的印象较差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执行判决的效果。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判决执行的情况与他们对法院的印象密切相关:如果法院帮助他们收回欠款，尤其是追回全部欠款时，对法院的印象就会比较积极。反之，则是消极印象。这与有关提讼的原因的资料相一致。除了2个当事人以外，几乎所有的原告诉讼的目的就是追回欠款，而大多数将法院作为漫长的追款过程中所用的最后努力。因此，当法院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充满感激，但当法院无法追回欠款的时候，他们表现的就少有雅量。一个原告说:“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追回欠款，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向法院求助的原因，但是法院自己都不能执行自己的判决，这怎么可能让我们对法院有好印象呢?我们不是针对审理案件的法官，而是怀疑法院是否努力执行其判决。”②导致不良印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法院收取的额外费用。正如上文所提，原先法院收取费用的范围已大大超过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方针。其中一个已结案件的诉讼金额只有865元，但案件显示:“50元是应付的诉讼费用，300元是其他受理费，原告需要承担150元，被告需要承担200元。”其中的“其他受理费”是正常收费的6倍，而且已达到了诉讼金额的40%。在很多中等规模的案件中，受访人告知我们这一比例占到了总量的8%。一旦原告要启动强制执行过程，他们必须提前交纳执行费。虽然公开声明这笔预付的费用会在案件执行结束后回退，但根据受访法官的说法，在2007年国务院发文制止这类声明以前，法院从来没有认真兑现这一承诺。很多受访的原告抱怨这些额外收费，因为他们在临近的其他法院就无需缴纳。一些诉讼当事人直接指出了这一明显的差别。他们在两个方面极其不满:一方面是当他们付清了所有必须缴纳的案件受理费甚至是预付的执行费之后，欠款根本就没有追回来，法院也不退还费用。而另一方面的不满，在于当他们立案不久之后，案件很快就被撤销了。原告认为法院就是为了赚取受理费，而不做任何事情。这种过高的收费很显然加强了当事人对法院原本已有的不良印象。

(七)执行结果

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G法院有53%的案件全额执行，26%的案件部分执行，24%的案件完全未执行;S法院有45%的案件全额执行，33%的案件部分执行，22%的案件完全未执行。由于案件的选择是随机的，因此我们很难断定小数目的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因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一些案件根本不会进入到法院:法院拒绝受理那些涉及地方国有企业的案件。因此，过多强调数字有一定的风险。如上所述，在两地的调研中，45%以上的原告得回了所有欠款额，约四分之三的原告得回部分欠款。与Whiting的发现相一致，③案件数据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调解或撤诉终结，这通常意味着得回了全额的债务。很多被告愿意服从判决是与案件本身少有法律争议这一情况相一致的。④在调解中，审判法官的努力往往是关键。而撤诉大多是因为在法院通知债务被诉之后，债务立即得到偿还。这说明法院不再是橡皮图章:诉诸法院是使被告付款的有效途径。而且，在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里，法院真正执行的实际金额也并非微不足道:50%以上的执行申请人都没有空手而归。此外，没有结果的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原告破产而无力偿还。然而，富裕和贫穷地区存在整体性的差异。G法院中53%以上的原告得回了所有欠款，而S法院的相应数字只有45%。鉴于数据样本中几乎都是例行的普通案件，这8%的差别绝非微不足道，因为法院在这类案件中的差别本来就应当很小。①至于执行能力的另一个关键指标———在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的实际执行程度上也有差别。G法院中57%的债权人有所收获，但S法院中只有50%。此外，更明显的差异在于完全没有被执行的案件。在G法院，一共有16个案件完全没有被执行，其中9个是因为债务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4个是因为法院和债权人无法找到债务人的地点，3个是因为债务人已经转移藏匿财产。在那9个债务人没有可执行财产的案件(占案件数的56%)中，法院并不会受到责备。根据Peerenboom对于仲裁裁决执行的研究，②人们不可能从石头中榨出油。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用尽民事程序将债务人推向了破产程序。当通过例常努力找不到财产时，法院就会考虑相对于所出的成本，进一步的行动是否有价值。但在S法院，有13个案件原告空手而归，其中只有4件(少于31%)是因为缺乏可执行的财产。更重要的是，3个案件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问题，是法院G很少出现的案件类型。而且，另外3个案件是三角债案件:其中一方不愿意在另外两方付款之前付款。这些都表明在S市很容易找到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问题，成为合同执行的阻碍。换句话说，S市的经济改革并不像G市的改革那样彻底，在地方政治语境中，法院作为一个较为弱势的角色向国有企业收债的手段比较少。

四、经济发展与合同执行:理论探寻

在付出努力、投资和承担风险之前，经济活动当然需要确保合同得以执行的机制。尽管这些保证机制可以是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但由国家提供的可信的、低成本的合同判决执行机制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③这是因为这样正式的、低成本而有效的执行机制允许贸易活动扩展于特定的封闭社区之外，这种扩展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这些论断在有关中国法律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激烈辩论中受到强烈质疑。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但证据一致地表明，中国远远未能建立中立而有效的法院。在这个争论的一端，学者们试图在上述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框架中解释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根据他们的意见，中国经济发展之迷的答案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在这个阶段，其他诸如文化、宗教和道德规范等机制，以及政府对经济改革的承诺尚可以实现合同执行的任务;法律体制的重要性还没有体现出来。④在争论的另一端，学者们则认为，中国的改革形势已在实质上挑战了韦伯和诺斯的诊断。在他们看来，尽管中国正式法律体制和经济的发展是双向的或进化过程，但根本无法证明正式法律体制对经济发展不可或缺;如果两者有什么关联，只会是经济发展的成功促进了法律体制的发展，而不是相反。⑤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便会对正式的法律体制引发更多的市场需求;⑥正是这种需求促成了更正式、更成熟的法律体制。如果最近关于合同判决执行状况改善的经验证据属实，也正是这种市场需求的明证。以上的分析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为思考中国合同判决执行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创见?是市场需求产生了较好的执行，还是改善的法律体制促进了经济发展?

(一)有效的合同执行是否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合理的合同判决执行对经济发展有多重要，或者是不是不可或缺呢?这种关系很难确立。上述经验证据表明，有没有良好的合同判决执行，经济都可以发展。在一二十年前G地区经济腾飞之前，法律制度的质量不如今天。这和今天S地区的情况非常相似，但并没有阻止G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多其他机制帮助合同执行，比如，商业领域有一些共同的社会规范，非正式的私人执行公司等等，即便它们的作用有限。①当贸易规模较大、争议重大疑难时，地方政府开始在合同执行等争端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法院的作用仅是补充性的，通常只是被要求介入以及简化程序———比如，简化群体性劳动案件的仲裁程序，或冻结资方潜逃的企业的固定资产。②因此，法院只是多种合同执行机制之一。换句话说，像劳动案件或其他社会经济争议，比较难的合同纠纷无法以传统的诉讼形式解决。③当某一机制变得效率低下或者成本高昂时，其他机制会变得更为可取。因此，不管经济是否发展到一定水平，合同都未必非要由法院来执行。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确定，更好的法院将会降低纠纷的成本以证明投资的合理性。但这种变化决不意味着没有正式法院，合同就不能执行了。也不意味着对更好的法院加大投资是值得的。法院的有限作用在外商投资领域可以得到更普遍的体现。外商投资与长期合同判决执行密切相关，同时被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引擎。然而，当投资者作出投资决定时，法院的执行能力在很多需要考虑的因素中微不足道。④例如，当20世纪80年资开始涌向中国沿海地区时，当地法律制度的质量很低。他们在中国沿海投资是因为国家的优惠政策、当地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便利的交通系统。而在近10年来，在中央政府决定开放西部地区之后，在中国农村和内陆地区的投资也有所增加，⑤尽管当地法律制度质量普遍较低。

(二)经济的发展需要更有效的合同执行吗?

经济发展是否会对法院和合同判决执行提出更多或不同要求?这一论点至少已在富裕地区得到部分地印证。正如以上经验证据所示，私营企业成为诉讼当事人的主力军，案卷中主要是日常的收债纠纷。这为法院中立的解决案件奠定了基础:尽管法院与其他主要政治权力主体相比，政治地位较弱，但以上的变化已经使直接和强行的干预变得不是那么必要了。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或经济改革的产物之一的案件数量的增加，也为法院制度建设提出了变革需求，而这是更有效的合同执行所必需的。虽然案件数量近来比较稳定，但商业领域的总体趋势是诉讼伴随着可裁判争端范围的扩大而增加，而与此同时，调解减少，而仲裁相对有限而稳定。⑥日益增加的案件数量无疑迫使法院的各种机制进行改革。在G法院，对案件管理系统、证据规则、结案时间和诉讼程序不同阶段等改革已经提高了司法程序的效率和公平。⑦法院也简化了审判和执行程序，努力提高员工的职业化水平，使他们能够依照改革后的程序处理纠纷。另一方面，改革后的合同判决执行机制也暴露了非正式合同执行机制的缺陷，因而增强了对正式法律体制的依赖，相应地也强化了对体制改革的进一步需求。⑧而S法院的情况表明，当案件数量没有强劲增长时，许多改革措施均未能落实。

(三)有效执行的非经济因素

制度建设和人员职业化的努力可以说是相对富裕地区对有效执行合同判决的要求的回应。但这些努力不仅发生在相对富裕地区，也发生在相对贫穷地区。比如，较贫穷的S法院正经历着同样的制度改革。但在这些地区，没有发展的经济这个起因;虽然其经济发展落后，同样的司法改革也在发生。更重要的是，这些司法改革忽视了改革措施可能会恶化法院的制度质量这一事实。因此，G地区合同判决的有效执行一定还有经济发展之外的原因。本节认为，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共同促成了执行的良好效果。中国的司法改革，包括制度化和职业化，不能孤立于其社会背景。当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至2005年颁布了两个五年改革纲要时，国务院也了《依法全面促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和《依法全面促进依法行政的实施纲要》。①当法院努力简化审判程序时，国务院也要求建立清晰透明的行政程序。当法院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提高了初级法官的录用标准时，政府也采用了统一的公务员资格考试。通过这一考试也是成为初级法官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即使由于司法的特殊功能，司法改革有一些独特之处，但类似于法院制度化和职业化的改革也发生在各级政府的各部门中。此外，即使中国司法融合了一些西方司法的元素，司法改革总体上并没有沿用西方司法模式，而更倾向于沿用理性化的典型官僚模式。大量司法改革措施确实与政府内部改革措施一致。比如，法官在选拔、晋升和监督等方面与公务员一视同仁;法院提高效率、分立审判庭的做法也与政府增加透明度和提高效率的措施一致。②甚至诉讼费用的新比例也必须由国务院确定。所有这些改革与其说是司法性的，不如说是行政性的。③这些相似并非巧合。尽管司法机构名义上非政府的行政部门，但它确实行使着重要的行政职能，是执政党的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司法改革和行政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两项改革都由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因为这些改革不是由外部势力强加的，它们很可能在发挥必要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司法的发展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国家制度建设当中。④事实上，制度建设、职业化的发展以及依法行政的大政方针，可以被看做是执政党在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对治理社会的回应。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连加剧，贫富收入差距拉大，贫富阶层间之间的社会冲突增加。经济改革释放了原来国家结构中无法容纳的多种社会力量与冲突。⑤国家不可能继续严格控制每个人的经济行为。随着国家的撤出，它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减弱。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改革在农村和内陆地区实施，打乱了原来的秩序而没有提供新的维持秩序的办法。⑦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司法改革中独特的或不必要的措施。司法改革只是当执政党试图解决改革时期纠纷时的众多努力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司法改革只是国务院改革纲要所界定的“依法行政”巨大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⑧在明确中央政府的立场后，地方政府和法院能力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就会更容易理解。当司法改革和“依法行政”政策在基层实施时，如果政府总体比较富裕，该地区的法院在制度建设和职业化方面的改革努力会有更好的机会实现。正是富裕地区充足的财政资源使法院更有效。合同判决执行的加强极其依赖当地的可用资源。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富裕和贫穷地区的当地政府对待在发展地方经济中，如何建立更好的法院体系的态度和行为可以看出。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全国各地的主要政治力量当然都希望提供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主要政治力量会竭尽全力提升法院的制度化和职业化。主要的政治力量可能不反对建立功能良好的法院，甚至还可能支持这些法院的发展。但这些法院的发展无论如何不是主要政治力量的头等大事。如果更好的法院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陕西政府会花更多的钱来建设法院。众所周知，政治上重要的官员很少被任命为法院领导。其实，主要的政治力量正是法院决策的主要干预因素。在多数情况下，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并不意味着一个制度化的法院或者严格的执法。相反，它意味着对国家法律的更多回避，意味着地区主要领导人给潜在的投资者更多的个人承诺和优惠待遇。比如，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G地区设计的“稳定和连续的经济政策”和“当地优惠政策”对于吸引和留住外商直接投资至关重要，而法律制度与透明的行政管理水平与投资者的期望还有很大差距。①一些深入的经验调查也表明，吸引外资的最重要的手段并不包括健全的法律制度。②当地政府总是设法规避中央层次的现有规章。模糊不清的产权有时为地方官员管理外商直接投资上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③这再次说明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没有真正地阻碍投资。另一方面，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法院经常被要求听从主要政治领导人的命令。④在这个意义上，G法院的制度化等变化与其说是G地区发达经济的市场要求，还不如说来自于全国统一的司法改革的要求。换句话说，全国司法改革的发生更多的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原因才使富裕地区的法院———而且很可能只有富裕地区的法院———变得更有效率。因此，G地区的法院虽然更加有效，但这一变化正是因为该地区的政府自己有更多收入，能够负担法院的财政开支。而S法院的经验表明，当没有财政支持时，改革措施本身无法产生积极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央政府在富裕地区实行司法改革后，当地政府能够更有效地贯彻落实。换言之，地方充裕的财政资源为法院制度建设和人员职业化提供了前提。而多元化的经济意味着更多的诉讼当事人具有大致同等的法律地位，它从需求方面进一步为法院中立地解决纠纷提供了条件。但其他的需求并非直接与经济发展相关。较为富裕的人口，可能会获得更好的教育而且获得较为公正的司法程序。历史、规模大小、甚至邻近的司法管辖区都可能会产生影响。而地方经济的这些变化都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司法改革努力，即使当地经济发展了，法院的职能状况也不一定增强。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提供有关中国法院运作的复杂状况及对经济发展、法院和政治三方互动机制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是产生更成熟的合同执行的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得到了更多的经验证据的支持。特别是发展起来和多元化的地方经济改变了合同判决执行的需求，使更中立、更有效的执行成为可能。经济的不断发展看起来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良方。但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一反向因果联系，仍不能完全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对富裕地区的法院体系和合同判决执行情况确实变得比较完善，经济因素固然重要，但主要是充足的财政资源和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有效治理国家的政治考虑的共同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政治仍然是很多司法改革的重要因素。⑤这项分析还让我们反思学界的另一场辩论。长期以来，学者争论中国是否可以在缺少健全和正式的法律体制的情况下维持其经济发展。⑥但这一辩论可能走在与中国法律发展的真实轨迹不同的方向上。如果像本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的法律制度会与其比较发达的经济一同发展，我们应当关注的则是这一背景下法律、法律制度、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如果合同判决的执行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那么更有意思的是观察合同判决执行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是否也适用于例如财产权和公司治理等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其他关键领域。

执行合同篇5

1．电子商务合同的特点(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规定性)

第一，电子商务合同本质上是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开放性对商务在信用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长远来看，网络技术本身也提供了很强的商业激励，为商务提供了一种新的信用服务商业模式.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下，交易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在诚实信用上即使要求很高也不满足，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当事人要用合同来保护自己，这样，电子商务合同就成为诚实守信要求的必然。

第二，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最终目的来说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支撑。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诚实信用的社会商业环境，而网络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这一良性环境很难形成，因此，建立良好的诚实信用下的商业环境是当前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目标。“契约即法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契约，当事人一旦签订就必须诚信地遵守和履行，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三，电子商务合同是以诚实信用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我国修改后的新《合同法》统一了此前的几个合同法，适用于整个民商事领域，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就明确，诚实信用原则应适用于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作为合同的一种，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也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既然新《合同法》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执行原则的地位，那么电子商务合同就其法律程序如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等来看，也就应该以诚实信用为限定原则，即要以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的法律程序限定。

2．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方面的作用

首先，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正如台湾学者林诚二先生指出的：“诚实信用原则系道德规范，乃法律道德化之表征，学者乃立之为法律之最高指导原则。易言之，诚实衡平原则系一种领导性规范。”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诚实信用原则更是电子商务中重要原则的支柱，即在电子商务合同中它必然要上升为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并最终以多种形式进行奖罚。因此，在我国，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的基础，遵守诚实信用是一切合同包括电子商务合同都要履行的义务，它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虽然这种原则往往表现为一种道德内容。

其次，诚实信用原则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电子商务双方当事人相互约定，以诚实不欺、遵守信用的方式和态度签定和履行合同。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就其适用性来讲，应该适用于电子商务合同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终止等各个阶段，而就其地位来说，则应该是电子商务合同的重要执行原则。关于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在电子商务合同订立阶段，诚实信用原则对先契约义务具有指引作用；在电子商务合同履行阶段，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履行的原则与前提；在电子商务合同解释过程中，诚实信用是重要的解释原则和标准；在电子商务合同终止后，诚实信用原则是后契约义务履行的重要保障。

再次，诚实信用原则还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决定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必须在诚实信用原则限定下才有可能实现。

3．电子商务合同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契合性

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对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作用使得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契合。表现在：

一是相互规定性上的契合。从电子商务在诚实信用原则方面的特殊要求来看：电子商务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的电子契约，本身就是诚实信用交易需要下的产物；就其最终目的来说，为了在诚实信用的环境下实现资本的有效运行就必然把这一原则加以强调，并上升到法律条款高度，如上面所述，在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履行以及终止等过程中，诚实信用作为执行原则已经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了。从诚实信用原则在电子商务合同中的作用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质上在新的商业信用服务模式下表现为道德内容的法律原则，为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提供了原则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执行原则了。可见，两者在规定性上具有契合性。

二是两者所张扬的经济价值目标可以契合。从经济交易安全看：电子商务贸易是一种契约贸易，在这种契约贸易下，有效的电子商务合同以契约的方式为信任提供风险限定，从而为商务贸易中的各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易安全的基本保障。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电子商务的灵魂，通过为电子商务合同风险分担确立的一般原则，能有效地救治合同失灵，保障经济交易的安全有效运行。从经济价值本身来看：诚实信用原则本身就蕴涵了丰富的经济价值，它本身所决定的高效性，能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作为基本的法律原则，它还具有解释电子商务合同、填补其条款漏洞的功能，如果与电子商务合同相契合，就能有效平衡合同当事人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降低成本并实现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价值。

二、合同法支撑下的电子商务合同有效性问题探讨

1．功能问题上

我国新《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其实是以“功能等同”的方法认可了由“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为表现形式的电子合同属于书面合同。这种对电子合同功能的承认，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是对电子商务活动的充分认可与支持，基本上解决了电子商务合同的有效性问题。

2．时间问题上

电子商务合同中存在着数据容易编造以及各种病毒侵蚀等问题，因此在现有法律滞后的情况下，新《合同法》第25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26条和第16条第2款也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如果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如果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而一般把数据电文到达的时间确定为承诺到达的时间。此外，合同法在第33条中还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因此，当事人之间可以以签定确认书的时间作为合同成立的时间，这对电子合同有效性的确立又进了一步。

3．地点问题上

我国新《合同法》第34条规定：“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也就是说，数据电文收件人的主营业地或经常居住地即为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地点。

执行合同篇6

一、《建造合同》准则的相关规定

（一）建造合同的界定建造合同，是指为建造一项或数项在设计、技术、功能、最终用途等方面密切相关的资产而订立的合同。正因为建造承包商的生产活动及经营方式有其特殊性，因此，与建造合同相关的收入、费用的确认也有其特殊性。准则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合同收入与合同费用确认分两类情况：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费用；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应当将预计损失确认为当期费用。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建造合同，企业应根据完工百分比法在资产负债表日确认合同收入与合同费用。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根据合同完工进度确认收入与费用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确认合同收入和费用，能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有关合同进度及本期业绩的有用信息，体现了权责发生制的要求。

（二）完工进度的确定方法 完工进度的确定有三种方法：一是根据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合同完工进度=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合同预计总成本×100%，该方法较常用；二是根据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占合同预计总工作量的比例确定，合同完工进度=已经完成的合同工作量÷合同预计总工作量×100%，该方法适用于合同工作量容易确定的建造合同，如道路工程、土石方挖掘、砌筑工程等；三是根据实际测定的完工进度确定，该方法适用于一些特殊的建造合同，如水下施工工程等。在完工进度确定后，按照以下公式确认合同收入与费用：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合同总收入×完工进度－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的收入；当期确认的合同费用=合同预计总成本×完工进度－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的费用；当期确认的合同毛利=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当期确认的合同费用。

二、《建造合同》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完工进度难以准确确定 对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建造合同，完工进度的确定是确认合同收入与合同费用的关键，在确定完工进度的三种方法中：第一种方法将完工进度与成本挂钩，有利于收入与成本的配比以及各期会计利润的平衡，有利于对整个项目成本进行全过程的核算和监督，减少项目风险，操作也相对简单；第二种方法需要预计总工作量，由于建筑施工企业成本核算和其他核算的基础工作比较薄弱，财务人员取得数据困难，因此预计总工作量具有人为因素和不确定性，很难准确的估计；第三种方法由专业人员采用技术测量方法现场进行科学测定，成本大，操作困难。因此，在实务中，多数建筑施工企业采用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来确定完工进度。

第一种方法需要预计合同总成本、核算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企业在采用该方法时往往面临如下问题：合同总成本的预计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执行建造合同准则不仅仅与财务部门有关，还需要其他各部门的配合，才能比较准确地预测合同总成本。如果没有其他部门的有效配合，合同总成本的预计就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此外，由于施工周期较长，往往会跨越几个会计年度，在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受到通货膨胀、市场供求关系等影响，材料、人工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动在所难免；一些不确定的特殊情况，如经济纠纷、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等，也可能发生，这些也使得合同总成本的预计存在不准确的风险。累计实际成本的核算由于建筑施工企业成本核算体系普遍比较薄弱而准确度欠佳。在实践中，施工材料只要领用出库，不论实际使用情况都计入“工程施工”科目，在核算合同实际发生成本时，财务人员往往直接采用“工程施工”科目当期归集的费用，而不剔除尚未使用或者无效的成本投入，造成核算的合同成本大于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以致完工进度被高估。

准确可靠地确定完工进度，企业必须有完善的内部成本核算制度和有效的内部财务预算及报告制度，并具备良好的成本核算体系。同时，这也对企业的管理水平、内控制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个工程项目会涉及企业的各个部门和单位，在建造合同的执行过程中要有严格的内控制度，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必须明确，各项基础工作达标，提供资料要及时准确。目前我国建筑施工企业普遍存在成本核算体系不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不严格、财务人员专业能力不强的问题，致使完工进度确定不准确。同时，建筑施工企业在建造大型工程时，常会采用分包形式将部分甚至全部工程的工作量分包给其他施工企业，这也加大了准确确定完工进度的难度。对企业（总承包商）而言，分包工程是其承建的总体工程的一部分，分包工程的工作量也是其总体工程工作量的一部分，企业在确定总体工程的完工进度时，应考虑分包工程的完工进度。而分包商大多是小公司甚至是施工队，管理水平普遍偏低，使得分工工程的完工进度的准确性难以保证。

（二）企业资金回收风险难以规避 建造合同准则完工百分比法虽然规范了建筑施工企业的会计处理，但是无法减少资金回收风险。在实务中，发包方按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收入大多低于企业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收入。工作量签证单是经过承包方、工程监理方、发包方三方签字认可的工程完工情况确认单，是承包方索取合同收入款项的有效凭据。企业按建造合同准则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收入虽然遵循了权责发生制，却偏离了谨慎性原则，因为它是承包方的单方行为，没有工作量签证单作为支持。没有工作量签证单，意味着承包方提供的劳务并未得到发包方的认可。理论上，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收入低于企业确认的收入的原因可能是：工作量签证滞后于确认收入的会计期间；实际发生的成本超过合同预计成本，导致按照成本计算的完工进度被高估。但实际上，发包方为了拖延工程结算时间、拖欠工程款而故意不签字确认工程量签证单，是工作量签证单远滞后于工程实际完工进度的主要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建筑施工市场目前还不够规范，发包方在工程招标、预付款或进度款的支付及工程竣工验收等多方面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承包企业处于弱势地位。

另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3条规定，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企业所得税法第54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按月或按季预缴，年度终了5个月内清缴。在目前工程款收款远滞后于工程完工进度的情况下，企业实现的利润按月或按季预缴企业所得税，需要垫付大量的资金，这使企业的资金更加紧张。

（三）为管理层提供了利润操纵空间在合同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确认合同收入与费用的依据是完工进度，完工进度的确认直接影响当期合同收入与费用的确认，也间接影响了当期的利润水平。在实际工作中，完工进度往往可以由企业内部控制，比如高估或低估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企业也可以利用合同总成本预计工作的复杂性来调节合同总成本的预测值，从而达到调节当期利润的目的。这使得有些企业为了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利用账面成本人为调节收入和利润，不能真实地反映工程项目的经营成果。比如，企业为了延迟缴纳企业所得税、减少当期资金流出，可能会在完工进度上做文章，通过低估完工进度和合同毛利，或者以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为由不确认毛利等手段，压缩甚至不确认当期利润；管理者有时也会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要求财务人员根据考核的需要人为地操纵和调节利润。

为遵循客观性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增强会计确认的可信度，有部分学者提出企业可采用按完工进度计算的收入和按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收入两者孰低来确认收入，使确认的收入限定在发包方所认可的范围内，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人为利用完工进度调节利润的情况发生。这种处理方法，既有助于客观反映债权的期末余额，又有利于加强收入的确认及计量的衔接，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但正如前文所提，我国建筑施工市场不规范，发包方处于强势地位， 工作量签证单确认的收入远远滞后于工程实际完工进度，在这样的情况下，采用上述孰低法，既不符合权责发生制，也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因此，目前我国还不具备采用该方法的市场环境。

三、《建造合同》准则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企业成本核算和预测能力 提高企业成本和预测能力，是准确估计完工进度的基础。这就需要企业做好建造合同核算的各项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实物的计量、收发、领退和盘点制度；做好与成本核算有关的各项原始记录，保证原始记录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使成本核算具有可靠的基础；与分包商及时沟通信息，以便准确掌握分包工程进度。另外，合同预计总成本的预测需要项目施工、物料采购、财务等多个部门共同协作完成，因此企业必须增强各部门之间的配合，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并且积累预测方面的资料，形成一套完整的企业内部定额体系。

（二）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与职业道德水平 建造合同结果的可靠估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务人员的职业判断，因此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对于准确执行建造合同准则至关重要。此外，许多企业存在会计核算工作不规范，财务人员习惯于听从领导指示，对经济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进行监督，“领导批多少就支多少”的现象普遍存在，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更是亟待提高。

（三）完善各项法规制度，规范市场 为尽可能规避企业资金回收风险和压缩利润操纵空间，需要相关部门规范市场，督促发包方及时签认工作量签证单、支付工程进度款。只有这样，才能不仅可以降低承包企业的资金回收风险，还可以使按完工进度计算的收入与按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收入孰低法有效可行，相应承包企业缩小人为操控利润的空间。规范建筑施工市场，应从设立、完善关于清欠工程款等与建造合同有关的法律法规入手，规范建造合同的签订，明确合同双方的责任，保证建造合同的严格执行。比如，在合同中附加签单结算时间和收取工程款时间的有关规定，以便承包方能及时获得有效的工作量签证单、收取工程进度款。

（四）借鉴国际会计准则，进一步完善建造合同准则 IAS11对建造合同会计估计的变更做出了专门的规定：完工百分比法是在累计的基础上在各会计期间估算当期的合同收入和合同成本，因此，对合同收入和合同成本估计的变化，或对合同的成果估计的变更的影响，应作为会计估计的变更予以核算。在发生变更时，应在变更的当期及随后的期间内按变更后的估计数在损益表中确认收入和成本的金额。我国建造合同准则第28条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建造合同有关的下列信息：各项合同总金额，以及确定合同完工进度的方法；各项合同累计已发生成本、累计已确认毛利（或亏损）；各项合同已办结算的价款金额；当期预计损失的原因和金额。为了使信息使用者更全面获知企业的发展前景及未来风险，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第11号――建造合同》（IAS11），除了现已规定的披露内容外，我国准则还应提出如下信息披露要求：在本期确认为收入的金额；收到的预收款金额；作为资产反映的应向客户收取的合同工程的总金额以及作为负债或者作为负债反映应向客户支付的合同工程的总金额，即，披露按完工百分比法计算的收入与按工作量签证单认可的结算价款的差额，确认收入即合同累计发生的成本和累计确认的毛利之和超过结算价款的部分应作为存货列示，已结算价款超过累计已确认收入的部分应作为预收账款列示。

我国准则并未对建造合同会计估计的变更做出专门的规定。由于建筑工程项目价值较大，生产周期很长，经常发生工程变更，引起合同总造价的变化，因此我国准则制定机构应参照IAS11对建造会计估计的变更做出专门规定，并要求企业应当对因变更设计或非可控因素造成的工程造价的变化及时取得发包单位的签认。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执行合同篇7

【摘要】民事合同纠纷的执行占了民事执行工作乃至执行工作很大比例，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不仅影响社会公众对执行工作、对司法的信任；而且也不利于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执行难已经超越司法领域，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规定不完善而致使执行工作难以操作的因素，也有当事人的风险意识不强、执行协助单位不配合等社会因素。因此，我们应从社会的角度去看待“执行难”，从社会的角度探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执行难；阻却事由；社会分析；改善措施

民事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难，在执行过程中较为普遍。具有执行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如果不能获得执行，不仅直接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落空，使当事人之间扭曲的法律关系进一步扭曲、变形，而且极大地损害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执行难”发展到极致，就会演变为“暴力抗法”、暴力抗拒执行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现象。［1］执行难已经超越司法领域，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我们应本着客观、务实的态度，分析造成“执行难”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并从多个方面探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2］

 

一、民事合同纠纷执行的阻却事由

（一）被执行人难找

民事执行，是指国家机关依债权人的申请，依执行依据，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以实现债权人民事权利的活动。执行依据中负有义务的人，在执行工作中就是被执行人。合同纠纷案件在申请执行时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情形大量存在，由此导致的执行难以进行的案件也占很大比例。被执行人难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执行的难度。许多被执行人在判决其承担义务以后，为逃避债务便跟当事人和法院玩失踪，同时随被告人一起失踪的还有被执行人的财产。

 

（二）被执行人对抗执行

很多案件，被执行人能够找到，法院的判决也合法、公正，但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执行工作仍然不能顺利进行。主要表现在：有的被执行人在订立合同时就没有履约的诚意，甚至没有履约能力，压根不想履行判决；有的被执行人则以为法院的民事判决要靠自觉履行，没有强制执行力，故意不履行；有的被执行人对法院判决不满意，对执行的抵抗情绪极大，公然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如擅自处分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故意撕毁人民法院执行公告、封条；有的被执行人则对法院的执行通知置之不理，企图用拖、赖等方式使执行不了了之；有的被执行人转移财产，以此逃避执行；还有的被执行人，通过各种关系与对方当事人沟通、打招呼甚至给法院施加压力，逃避执行。

 

（三）执行财产难寻

民事执行的实质是财产执行，执行案件立案后必须设法找到被执行人的责任财产。调查债务人有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以及可供执行的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然后决定采取何种相应的执行措施，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3］主要表现在：

 

1.人民法院享有调查权。法律赋予人民法院采取搜查、询问等措施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的权力，但人民法院人力、物力、时间有限，特别是在基层法院，在很多案件中无法穷尽调查措施。如果每个案件的执行，法院都要向金融机构及其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电信部门、税务部门等单位和个人调查被申请人财产状况，不仅执行成本很高，而且导致执行的效率低，违背执行的及时原则。

 

2.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被执行人必须如实向人民法院报告其财产状况”，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状况是被执行人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义务之一，但在执行过程中，主动申报的寥寥无几。

 

3.追求债权实现的申请人及其律师，法律规定其应当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但并未明确规定申请人及其律师的调查权，由此导致债权人及其律师调查被执行人财产难度重重。《执行规定》第28条规定“法院可授权申请执行人的律师调查”，但并没有规定律师的调查权限以及调查保障措施。

 

4.在企业、法人账户方面，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越来越多进驻大陆的跨国银行为吸纳资金允许企业、法人多开户头、公款私存，使法院和债权人难以了解和掌握企业、法人资金的真实情况。［4］

 

5.由于对企业缺乏严格的监管，有的企业为逃避债务，将企业财产全部转移，仅仅留下一个空壳企业，而将抽逃出来的财产注册新的公司，重新经营，给民事执行的财产调查造成重重阻碍。

 

一方面法院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其他获得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的途径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四）执行财产难动

民事合同纠纷的执行既要保障被执行的基本生活，又要实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具体的案件中对被执行人的保护与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会出现利益冲突，而导致二者不能兼得。

 

被执行人的财产原则上均可强制执行，但实体法和程序法基于保障社会安全或债务人的生存、维护社会公益、促进社会文化发展等考虑，对于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和必须的生活费用等特定财产，执行法院不得采取执行措施。［5］在民事案件执行的过程中，经常遇到除了法律规定的执行豁免财产①，被执行人再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不能执行的情形。这一问题最常见于“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被执行人有且仅有一套住房，而且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其对债权人的债务，如果执行被执行人居住的房屋，则被执行人的生存则无法保障；如果不执行，则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种情况下当然是首选保障被执行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那么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实现，法律则缺乏相应的规定：执行法院陷入二难选择。

 

（五）“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大量存在

由于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或其他原因无履行能力，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仍无法找到可供执行的财产，被申请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现行立法规定，在执行措施已经穷尽的情况下可以中止或终结执行。一旦裁定终结执行，申请人就不能通过执行程序实现判决确定的权利，所以终结执行很难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和接受。如果法院依职权裁定终结执行，申请人则认为法院判决是一纸空文，降低司法的威信度。而对于中止执行，则有很多案件并不具备短期内恢复执行的条件，也无法推定今后是否能够再恢复执行。

 

（六）审判过程的不规范导致难以执行

法院审判过程是否规范，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执行，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不规范在实践中问题突出，进而影响到判决以及裁定的执行。

二、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的社会因素分析

民事合同纠纷执行难这一现状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长期积累而来的，执行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公众的权利保护意识和风险预防意识不强

很多被执行人在订立合同时就没有履约的诚意，甚至没有财产，不具备履约能力。由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缺乏权利保护意识和风险预防意识，在合同订立之前没有对债务人的资信进行调查，或者在债务人的经济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缺乏对风险的认知和判断，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合同订立之初就存在极大的风险。在风险发生后，当事人又对造成的损失承担缺乏正确的认识。在自己的合法权益无法实现时，则试图通过诉讼程序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使自己的损失得以挽回，而不能认识到法律救济也存在风险和条件，以及执行不能的风险是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法律风险。

 

（二）社会信用的缺失，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成本偏小

执行合同篇8

【关键词】 建筑企业 建造合同准则 建造工程

一、新旧建造合同准则对比分析

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新准则的颁布是在财政部1998年旧准则的基础上，针对在实际执行旧准则过程中反映出的一些突出问题以及建筑行业会计实务工作的动态变化而做出的修订与完善。自从新建造合同准则施行以来，其有效地规范了建造工程项目合同收入与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对建筑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相较于财政部1998年颁布的旧准则，新建造合同准则从合同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合同账务核算内容以及信息披露模式等方面对旧准则加以完善。新准则规定，当影响建造合同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因素消失时，企业还应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和费用，这一规定使得合同收入和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得到完善。另外，在旧建造合同准则中规定：“在一个会计年度完成的建造合同，应在完成时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而在实务工作中建造工程项目通常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新准则考虑到建造工程项目开工及完工时间通常不在同一个会计年度，删除了旧准则的这条规定，使得准则规定的账务核算内容更加严谨。另外，新准则还减少了对企业建造合同总金额、合同收入以及未收应得工程款等内容的披露要求，使得建造合同的信息披露模式更加合理，使得建筑企业财务报告披露的内容更能符合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二、建筑企业执行新准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建造合同总收入与总成本的确认问题

新建造合同准则规定，建造合同的预计总收入包括合同规定的初始收入与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收入这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合同规定的初始收入指的是由建筑企业与业主签订的建造合同条款中商定的合同总金额。然而，就我国当前建筑市场的现状而言，由于建筑行业运行机制的不完善与建造合同招投标形式的多样化，造成建筑企业与业主商定的合同总金额与工程项目的实际竣工决算价格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当前我国建筑行业存在一些工程项目采取费率招标方式，在建筑企业与业主签订的建造合同中只约定一个综合费率而并不约定建造合同价格，这使得建造合同总收入的确认成为一个难题。而对于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形成的收入，其收入的确定也面临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给建造合同实际总收入的确认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

同样，在建筑企业的会计实务工作中也会面临很难准确地对建造合同总成本进行会计核算的问题。在实务工作中，建造合同的预计总成本通常会受到工程项目所处地理位置、物价与劳动力价格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等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建筑企业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方案、施工团队人员素质等内部条件的制约，导致建造合同的实际总成本也很难做出准确的估计。

2、盈余操纵问题

新建造合同准则允许建筑企业通过完工百分比法来估计建造工程项目的完工进度，进而确认合同预计总收入及总成本。而且，新准则准许建筑企业根据自身的职业判断，针对工程项目可能出现的建造合同出现合同预计总收入小于预计总成本的情形，建筑企业可以通过确认合同预计损失准备的会计处理来转为当期费用，确认为企业的当期损失。这一方面使得建筑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更加符合谨慎性和可靠性准则的要求，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建造合同的实际情况。然而，另一方面这也对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与从业人员的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企业经管层创造了很大的盈余操纵空间。由于建造合同通常都是工程量巨大、时间跨度较长的建造工程项目。因此，在实务工作中往往会出现建筑企业经管层通过人为地改变完工进度，修改合同预计总收入或总成本，或者是通过确认合同预计损失准备等各种手段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并且经管层的这种盈余操纵行为很难被审计等相关机构发现。

3、工程项目的资产失真问题

新准则规定，当建造合同出现预计总收入小于预计总成本时，建筑企业应根据建造合同的实际现金流量估计合同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对于总成本超过总收入的差额确认合同预计损失准备。并且，建筑企业应当在当期将合同预计损失准备计入当期费用，从而在建筑企业当期的财务报表中得到真实反映。然而，合同预计损失准备从商业实质上来说应当属于一项未来可能出现的预计损失，新准则的规定将合同预计损失准备归为存货跌价准备，造成财务报表项目中的存货不能真实反映建筑企业实际的存货价值。将合同预计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存货跌价准备项目下，使得财务报表对存货项目的价值计量不能满足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要求，导致建筑企业建造工程项目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产失真问题。

4、收入确认与纳税时间不一致，产生纳税问题

新建造准则对合同收入确认的时间及其金额与当前我国税法关于建筑业营业税和所得税的纳税业务发生时间及其计税依据有比较大的差别，这不仅使得建筑企业与税务机关在应纳税金额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还会造成建筑企业缴纳营业税与所得税的时间与税务机关出现差别。根据我国现行税法的规定，营业税的征收依据业主签订确认的建造工程项目结算单，而新准则规定建筑企业应当采取完工百分比法来确认建造合同的收入，这导致建筑企业与税务机关在建造合同应缴营业税的纳税时间和纳税金额上产生分歧，给建筑企业的实际财务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另外，建筑企业在合同收入确认上与税务机关的差异导致企业年度结算时会计利润与计算应纳所得税的利润也会产生较大的差别。而根据我国税法当前规定，多交的企业所得税税务机关不会退还给企业，使得这种应交所得税的时间性差异很可能造成建筑企业的纳税损失。

三、建筑企业实际执行新建造合同准则的对策研究

1、加强合同成本和收入的预测与管理工作

在新建造合同准则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合理地确认合同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一方面，国家应当持续不断地对加强对建筑市场的建设力度，通过系统地制定法律法规来为建筑市场确定健全、完善的一个市场机制，避免出现建造合同竞价舞弊、工程变更、工程质量无法保障以及拖欠工程项目款项等问题，为建筑企业合理预计总收入和总成本提供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建筑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制，对建造合同预计总收入和总成本进行预测和动态的管理。建筑企业可以结合企业以及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恰当的完工百分比法，通过健全的内部控制体制对整个建造项目工程的成本进行实时的核算与监督，及时地发现工程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实现对建造工程项目风险的有效控制。

2、建立、完善工程项目的审计制度与财务检查制度

建筑企业应当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和建筑行业的发展阶段性特征建立恰当的内部控制体制，通过一套适当的审计制度与财务检查制度实现对工程项目的有效控制。建筑企业应当建立工程项目的事前审批控制、事中审计控制以及事后决算控制，通过审批控制减少出现不符合要求的工程建设项目的情形；对建造合同执行的过程实施审计控制，及时发现工程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管理漏洞和舞弊行为，保证建造工程的良性运行；在建造工程完工后，组织相关人员对工程项目进行完工结算工作，保证工程项目的结果符合业主的预期与建筑企业的要求。另外，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财务检查制度防止建筑企业管理层为了粉饰财务报告而可能进行的利润操纵行为，可以有效地降低建筑企业建造工程项目的运行风险及财务风险。

3、加强合同管理，确保企业工程项目的资产真实

针对当前建筑企业实际执行新建造合同准则的过程中出现的盈余操纵问题和资产失真问题，企业应当加强对建造工程项目的合同管理工作。建筑企业应当聘请专业素质过硬、职业道德素养高以及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的财务工作人员，通过合理的财务管理工作以及合同管理行为，恰当地确认合同的预计总收入与预计总成本并对建造工程可能存现的合同变更、合同损失等状况进行有效地会计处理，确保企业的财务会计核算工作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情况。有效的财务管理工作和合同管理机制能够降低建筑企业经管层进行盈余操纵的风险，进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建筑企业的盈余操纵行为。

4、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与协调

根据新建造合同准则相关规定，建筑企业与税务机关在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时间及纳税金额上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税法规定的工程结算与建筑企业确认合同收入分离所导致的。因此，建筑企业应当加强与当地税务机关的沟通与协调，争取当地税务机关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尽可能地解决纳税时间与纳税金额上存在的差异。针对纳税时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建筑企业确认合同收入的时间与税法规定的差异所导致，只是时间性的差异会随着工程进度的完成而逐渐消失。虽然，纳税时间性差异会给建筑企业带来一定的资金成本，但建筑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资金筹划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部分资金成本。而针对纳税金额的差异，建筑企业只能加强与当地税务部门的沟通与协调，通过慎重地处理和筹划，尽可能地避免在执行建造合同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交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情形出现。

总而言之，我国建筑企业实际执行新建造合同准则的时间并不长，在具体的实务工作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建筑企业应当加强对新准则的学习与培训工作，争取能够充分把握准则的实质，从而为建筑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财务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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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戚璐瑜：施工企业执行《建造合同》准则问题探析[J].财会通讯，2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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