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合同范文

社保合同篇1

关键词：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规范管理

中图分类号：F840.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085-03

军队社会化保障，是世界各国军队建设发展的大趋势。社会化保障是一个大概念，它不仅仅限于后勤领域，更是包括后勤保障、装备研制、生产和维修、人才培养和教育训练等能够依托社会保障的所有方面。因此，建立规范的、制度化的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体系，对于推动军队社会化保障健康、有序、高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规范化管理的必要性

（一）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规范化管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从市场供求角度来看，部队和地方合作单位之间并不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是一种经济上的合作关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能通过合同来体现和确定，这就需要合同当事人去切实搞好合同各环节的管理。

（二）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规范化管理是军队社会化改革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实施社会化保障合同规范化管理，可以规范和约束军队单位和地方合作单位的保障、经营行为，保证各方当事人依据合同的约定而达到其目的，推动社会化保障走上良性运作轨道；同时也便于上级统一管理、掌握和分析考评保障效益，总结经验和不足，从而推进社会化改革进程。

（三）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规范化管理是提升保障效能和军费使用效益的有效途径

社会化保障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很难避免地方合作单位为了单纯的追求经济利益而降低保障质量，或军方人员利用职权“吃、拿、卡、要”等现象和行为的滋生。通过规范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便于依法运作，抑制腐败，提升保障效益。同时，随着军队社会化保障的全面推开，除官兵的工资津贴外，未来用于社会化保障方面的军费比重会越来越大，所以规范合同管理，对于管理、使用、监督好这部分经费，提升军费使用的总体效益是十分必要的。

（四）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规范化管理是军地双方建立长期保障关系的必要前提

我们所期望的不是与地方合作单位维持短期互惠互利关系，而是期望长期合作。通过合同管理来保证双方利益的获得，在合作双方利益趋于平衡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长期互惠互利合作关系。

二、我军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军队社会化保障的合同管理经过几年的实践，已日臻完善，取得了明显的军事经济效益，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有：

（一）思想上不统一，认识上有偏差，合同管理水平低

社会化保障项目对于一个部队或一个部门来说都是大事，单位党委、首长以及有关部门都是十分重视的，但由于在合同管理环节尚没有具体、系统的管理规范可遵循，加之对合同管理认识上的局限性，认为对合同管理只能作原则性规定，具体的合同管理内容一时难以统一规范，故执行部门在合同管理环节无所适从，只能“沿用”或“套用”社会或各自部队现行的做法。其结果是同样的改革项目，有的单位的合同文本数十页，而且经当地公证处公证；有的单位则一、二页纸，数百字了事。有的即使在合同文本方面“自我规范”了，但在合同的履行阶段却疏于监管，其结果也只是“纸上谈兵”，其保障质量和效益大打折扣。

（二）管理体制不健全，责、权、利界限不清

主要表现在自上而下均无统一规定的合同管理主管机构、专业的合同管理人员以及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各单位实行的是分散管理――哪个业务部门的项目，哪个业务部门负责管理，该业务部门既是保障部门又是合同管理部门。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单位有多少种社会化保障项目就有多少个合同管理部门的现象。最终导致管理混乱、责、权、利界限不清。

（三）合同文本不规范，要素不全，表述不准，约束力不强

目前我军除大宗招标采购物资和建筑工程类项目有可参考文本之外，其他大部分社会化保障项目尚无可作为依据的合同参考文本，致使诸如“饮食保障”、“交通保障”以及“理发、洗澡、服务社”等方面的社会服务项目的合同，“五花八门”极不规范，主要体现在文本简单，漏洞多；无印章或业务专用章，或业务章与单位行政章混用，或与无法人组织的个人签订合同等。由于合同文本要素不全，表述不准，至使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约束力不强，存在着执行上的偏差。

（四）合同管理内控制度缺失，监督乏力

合同管理的内控制度，就是合同的订立、变更、履行以及终止的全过程中，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互相监督制约，相关部门领导要对合同管理的全过程实施监督检查。而现实中，多数单位就是有一个人（一个部门）“一竿子”插到底，相关领导也只能是从程序上履行“批阅、签字”的形式而已，没有规范出一套统一协调、相互衔接的合同管理内控秩序，各环节监督乏力，合同管理水平难于提高。

三、实现我军社会化保障合同规范化管理的政策建议

合同规范化管理，不能简单地认为仅是规范合同文本，而是对合同管理的整个过程进行规范。所以规范的合同管理应当包括建立健全合同管理的组织机构、法规制度、合同过程控制以及合同分析等诸多要素，建立科学的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体系。

（一）设置高度独立、集中统一的合同管理体制

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体制是指军队划分社会化保障中合同管理职责、权限和处理其合同管理关系的根本制度。鉴于社会化保障涉及到司、政、后、装的各个领域，对其合同实施统一规范的管理，是确保我军社会化保障质量和效果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认为应设置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合同管理体系（以下简称“合同管理系统”）。

1.合同管理总局的职能。成立“全军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总局”，直属军委办公厅。其主要职能：掌握国家有关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方面的动态信息；负责制定全军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相关法规及政策性规定；检查政策法规的执行；参与带有全局性合同管理项目的调研、论证和试点；参与四总部机关及其事业单位合同的定价、签订、履行、监督工作；负责本系统合同管理专用章的管理；指导各合同管理分局的合同管理工作；负责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政策和专业技术咨询；指导全军重大招标采购项目的评标、定价、公证工作；受理全军合同管理工作中的重大投诉、总部机关和事业单位合同管理中的各类投诉、供应商的质疑、合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四总部所辖诸部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合同业务部门与合同管理总局联系。

2.区域合同管理分局的职能。在各大军区所在地派属“驻××区合同管理分局”实施区域管理。其主要职能：了解和掌握本区域内的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动态信息；认真贯彻落实全军合同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拟制有关规章制度；参与区域性合同管理项目的调查、论证；参与所在军区和军兵种机关、院校、医院合同的定价、签订、履行、监督工作，指导所属各合同管理办事处的合同管理工作；受理所在军区和军兵种机关、院校、医院合同管理工作中的投诉、供应商的质疑、合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承办“合同管理总局”赋予的合同管理相关事宜。大军区、军兵种所辖诸部的合同业务部门、院校和医院的院务部直接与区域合同管理分局联系。

3.区域合同管理办事处的职能。区域合同管理局派属“驻××分区合同管理办事处”实施划块分管。该处直接负责分区内所有军以下单位（如集团军、军兵种所属部队、院校以及地区军代局等）的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工作。职能参照“驻××区合同管理分局”。 该分区内的所有军以下单位的合同业务部门直接与对应的分区合同管理办事处联系。

（二）完善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的相关法规体系

完善法规体系，是军队和国家共同把握的方向问题，是军队社会化保障实施合同规范化管理的最高形式。一方面，建议有关部门参照国家机关、地方高校以及外军通行的做法，抓紧制定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的系列法规，例如制定《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法》、《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公证法》、《合同竞争法》、《战时的合同法》等等，同时还要抓紧建立和完善有关社会化保障的行为规范、责任承担、保障标准、质量监督与考评、税收政策、法律咨询、服务仲裁和执行等方面的法规制度。如：合同集中管理与归口分散管理制度；授权委托与合同专用章制度；可行性研究制度；合同会签、公证制度；内部控制、协作制度；账务统计、报表制度；监督检查、分析考评制度；档案归拢、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回避制度；合同管理人员培训上岗制度等。另一方面，建立法规体系不仅要考虑平时，也要考虑战时的特点。制定与战时社会化保障相适应的动员性法规，对战时物资筹措、征集，运输工具、技术修理力量的征用征调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保证战时社会化保障工作顺利进行。

（三）规范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全过程管理

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过程主要包括：合同签订前的准备阶段、合同订立阶段、合同履行阶段以及合同变更、解除或争议的协商与调解等重要环节的管理活动。鉴于上述“合同管理系统”的建立，为实现统一、规范的合同管理提供了支撑平台，但要实现规范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全过程管理，全面提升社会化保障的质量和效果，还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合同签订前准备阶段的管理。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合同当事人的资格审查。包括对合同签约人的资格认证和对签约对象履约能力的审查。各级合同业务部门是合同的当事人，也是这一阶段合同管理的主体。相应的“合同管理系统”机构应按规定的职责，参与合同管理项目的调研、论证，采用专业手段验证、审查合同当事人的资格和履约能力，为合同业务部门履行职责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专业服务。

2.合同订立阶段的管理。合同订立阶段，主要是选择订立方式和审查订立条款。在这一阶段各级“合同管理系统”机构要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对相关合同业务部门给予系统、全面、具体的专业指导。除了指导其选定合同订立方式外，还要提供切实可行的合同文本，并对合同文本的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3.合同履行阶段的管理。合同一经签订各权利主体就应严格履行。在这一阶段相应的“合同管理系统”机构要对合同的履行实行动态管理和监控。首先，应主动、全面、正确地督促合同业务部门按合同约定履行好军方义务。同时要协助合同业务部门严格、认真地监督对方履行好相关义务。对于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合同管理系统”机构都有制止违约行为，调节纠纷，直至诉诸法律的权利。

4.合同变更、解除或争议的协商与调解。原则上，合同变更、解除要在相应的“合同管理系统”机构的签证和指导下按规定程序办理。

合同变更、解除问题的处理。合同由于客观原因需要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须经双方协商，重新达成书面协议，新协议未达成前，原合同仍然有效；军队收到对方当事人要求解除或变更的通知书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合同变更必须按规定程序办理合同变更评审，并办理书面的变更手续；合同变更引起索赔的，合同变更必须与索赔同步进行。

合同争议问题的调解。合同双方发生纠纷时，首先要立足于实事求是，平等协商解决；在一定期限内无法协商解决的，合同业务部门应及时书面报告相应的“合同管理系统”机构，由其负责人拟定处理意见后，可请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促使双方达成谅解；在协商解决无效的情况下，合同承办人员应及时书面报告相应的合同管理职能部门，并抄送上级合同管理部门。由其负责人拟定处理意见后，交仲裁机构裁决。仲裁决定书具有法律效力，一方逾期不履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5.建立健全合同管理评估体系。一项合同从准备阶段―订立阶段―履行阶段（如无变更、解除或争议）到结算归档，是一个完整的运行区间。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评估标准，由相应的“合同管理系统”机构对合同产生和履行的各个评价点进行考核评估。实现对合同项目的进度和质量进行系统的、或阶段性的动态考核，据以评价“合同管理系统”和“合同业务部门”的工作绩效，不断总结提高，使合同管理质量和水平逐步提升。

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规范化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公司以及事业单位合同管理的成功经验都为我军建立健全合同管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只要我们坚定目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运用法律的武器，掌握科学的方法，不断改革拓新，随着规范的军队社会化保障合同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必将促进军队社会化保障质量和效能的大幅提高。

参考文献：

［1］ 廖锡龙. 大力推进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N］. 报,2006-03-02.

［2］ 徐克洲.外军后勤宏观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趋势及启示 ［J］. 后勤学术,1998,（2）.

［3］ 刘亚儒. 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含义及运行体系的构成［J］.后勤学术,2000,（4）.

［4］ 张经，等.企业合同管理［M］.北京: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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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he Contracts for the military socialized support

WANG Xin-jiang，LIU Hui-ying

（Navy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Tianjin 300450，China）

Abstract：In summary, the military socialized support is the procurement of goods (works, services)from , which means there exists the economic exchange between the army and local areas. Thereof the management of economic contract which acts as the legitimate carrier of regulat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se two partie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quality and result of socialized support.Therefore, standardized contract management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tant.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military socialized support reform, a system of contract management has not come into being and there is isol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or even the same regions, which needs to be standardized.

社保合同篇2

1、不同公司买的社保可以合并。

2、不同公司买的社保可以合并。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3、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来源：文章屋网 ）

社保合同篇3

    2003年7月我毕业后进入一家上海公司，并签署了劳动合同，试用期3个月，合同为期5年，违约金2000元／年，（进入公司的时候公司为我们办理了落户手续、档案迁移及档案挂靠手续，共花费2000多元）。2003年10月我试用期结束并转正。最近我发现，公司在2003年11月才开始给我们办理“三金”的缴纳，前面三个月试用期的社保金单位没有缴纳，这与劳动法明显相悖。向公司人事部门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公司规定试用期是不予缴纳“三金”的，因为10月才开始办，所以缴纳的“三金”系从11月开始。请问试用期内不缴纳“三金”是否违反劳动法？公司不予缴纳试用期的“三金”，员工是否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分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劳动者可以随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对于不足额支付社会保险费，是否可以视为未按约支付劳动报酬，未作出进一步规定。

    根据国家有关社会保险费缴纳的规定，社会保险费中除了相当一部分是国家用于社会统筹外，还有相当部分是单位代缴记入劳动者帐户的，本质上属于劳动者个人收入，其性质相当于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因此，单位不予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金的行为与不支付劳动报酬相似，应当赋予劳动者合同解除权。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有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劳动者有权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

社保合同篇4

王某2007年10月入职某公司，2007年12月底，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至2010年底。某公司制定了《关于为员工办理劳动保险的相关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员工被单位确定录用后，应及时向公司提供办理社会保险的个人证件等，无故不及时提供者，应自行承担各项损失，长时间不提供的，公司将作开除处理。王某在职期间学习了上述规章制度。

2008年4月9日，公司向王某送达《通知》，要求王某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等，并配合单位办理相关缴纳社会保险手续。但王某收到该通知后，并未将其办理社会保险所需的个人证件提交。

2008年12月31日，公司再次向王某送达《通知书》 ，内容为：因你不配合公司办理社会保险手续，经多次催办，至今无故不提供办理社会保险所需个人证件，严重违反我公司规章制度，即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当日，王某签收了该通知书，此后，王某未到公司上班。

王某离开公司后，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认定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某公司未能履行法定义务的责任不能由劳动者个人承担，裁决支持了王某的请求。

某公司不服仲裁裁决，依法向法院，请求维持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同意支付王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公司规章制度明确，王某知道该规章制度，理应按照规章制度执行，但王某未按时提供个人证件，且在某公司向其下发催交通知书后，仍未提交个人证件，在此情形下，某公司向其下发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无不妥。一审判决某公司不支付王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公司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员工若长期拒不配合公司办理社会保险，单位有权开除，考虑到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对员工本人及单位的重要意义，公司该制度是合理的。王某知悉该制度，但拒不按照公司的要求配合办理社会保险，公司有权按照规章制度将其辞退，故王某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意见：]

本案判决的法律依据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适用该法律规定，涉及的一个最重要问题是：某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否合法。

（一）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用人单位制定的组织劳动过程和进行劳动管理的规则和制度的总和，也称为企业内部劳动规则，是企业内部的“法律”。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审查分为程序上和内容上两个方面：

程序方面，《劳动合同法》第四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内容方面，由于规章制度内容广泛，包括了用人单位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1997年11月原劳动部颁发的《关于对新开办用人单位实行劳动规章制度备案制度的通知》，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劳动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工时休假、职工奖惩以及其他劳动管理规定。因此，对于规章制度内容，法律、行政法规作的是限制性规定，即：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某公司的规章制度内容为：员工被单位确定录用后，应及时向公司提供办理社会保险的个人证件等，无故不及时提供者，应自行承担各项损失，长时间不提供的，公司将作开除处理。如此内容，是否合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1.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单方行为还是劳资双方共同的义务

对于此，大多数人会认为是用人单位的单方义务，理由是：①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受益人（除工伤保险外）都是劳动者，劳动者无义务可言;②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因此，劳动者即使存在不愿意缴纳的想法，也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单方行为。

但在实际中缴纳社会保险，特别是员工刚入职，用人单位需要为其办理开户手续或者转移接续手续的时候，需要员工提供各种证件。如提供照片、提供户口本以证明户口类型。

因此，《劳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从这条规定看，缴纳社会保险是劳资双方共同的义务。某公司的规章制度内容符合法律规定。

2.劳动者拒绝参加社会保险缴纳，能否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社会保险待遇的享受者虽然是劳动者本人，劳动者拒绝缴纳，意味着劳动者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从表面上，劳动者拒绝参加社会保险，是对自己权益的放弃，对用人单位没有损害，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似乎有点不合乎情理。

但我们认为，劳动者无权拒绝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从大方面来说，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是为了保障每个人能够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因此，不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都有义务参加社会保险。从小的方面讲，如果劳动者不缴纳社会保险，不管什么原因，一旦劳动者生病或者发生工伤，用人单位都必须承担全部经济责任。

故此，二审法院认为“考虑到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对员工本人及单位的重要意义，公司该制度是合理的。”

本案的判决对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以下因劳动者个人原因不能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

1.劳动者因与前单位有矛盾或者自动离职没有办理交接手续等原因，造成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关系仍在原单位，新入职的单位没有办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

2.劳动者系原单位内退、待岗人员，到新单位工作不希望原单位知道;

3.劳动者系享受失业金、国家社会保险补贴人员;

4.劳动者年龄不足18周岁，按照社会保险机构的规定，不能开立社会保险账户;

5.2009年1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力资源部和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颁布后，各地加强了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缴纳的要求，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缴纳了养老保险但不能享受，因此不愿意缴纳。

社保合同篇5

1、理论定义不同。农村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3．91%，农村医疗保险，可以使广大农民享受到农村医疗保险的实惠，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社会保险是指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2、缴纳费用和方式不同。农村医保缴纳的费用一年几百元，而社保缴纳费用一年几千甚至上万，相比之下农村医保的费用低很多；而且，农村医保是由参保人负担全部费用，而社保是由职工和公司一起承担费用的。

3、包含项目不同。农村医保只包含了医保，但是社保除了包含医保还包括养老、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

（来源：文章屋网 ）

社保合同篇6

    委托人：苏文蔚，北京市益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法定代表人：朱述新，该社社长。

    委托人：任丽颖，北京市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刘子军，北京出版社编辑。

    原告沈家和因与被告北京出版社发生出版合同纠纷及侵犯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纠纷，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正阳门外》是原告创作的京味系列长篇小说，前 6卷《鬼亲》、《活祭》等均由被告出版发行。 1999年 11月，原告、被告双方通过订立图书出版合同，约定原告将小说《正阳门外》后 3卷《坤伶》、《戏神》、《闺梦》在国内外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的中文本专有使用权授予被告，被告应于 2000年 6月前出版上述作品，并按 8％的版税支付稿酬。合同订立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交稿，而被告却未按期出版上述作品。后经协商，原告同意由被告继续履行出版合同。 2000年 7月 24日，被告将出版样书交予原告。原告发现被告出版的这 3本书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对原告的作品进行了大量修改和删减，使原告的系列小说前后风格不一致，丧失了作为长篇京味小说应有的特色。这 3本书还存在大量的错字、漏字，出版质量低劣。原告就此与被告联系，要求被告作出解释和处理。同年 8月 15日被告承诺，对库存书不再销售、集中销毁，校改后保证质量，并向原告致歉。但直至 8月 31日，原告发现上述 3本书仍在市场销售，被告并未履行自己的承诺。被告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合同的约定，还严重侵犯了原告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在读者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毁坏了原告作为京味小说作家的声誉。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订立的图书出版合同；2、被告停止侵权行为，销毁库存的《闺梦》一书；3、被告为《坤伶》、《戏神》两本书印发勘误表；4、被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为原告消除影响，恢复名誉；5、被告重印《闺梦》8000册和《坤伶》、《戏神》各 2000册，并向原告支付稿酬 7360元及取证费 1000元；6、被告赔偿原告的精神损失 6万元；7、本案诉讼费、律师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辩称：《正阳门外》是由被告策划并由原告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丛书。为丛书出版，被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该书编辑在对《坤伶》、《戏神》两本书依照责任编辑的职责进行编辑、润色时，严格遵守了以下几条原则：1、以新修订版《现代汉语词典》为准；2、参考《北京土语辞典》，如果《北京土语辞典》与《现代汉语词典》表达方式不同，则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3、同一词汇几种表达方式共存的条件下，选取《现代汉语词典》的首选条目；如《现代汉语词典》没有的，则以《北京土语辞典》为准；4、为防止作者语言呆板单调，编辑时进行润色；5、过度暴露的性描写，予以删节。这些都是图书编辑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原告据此指控被告未经许可，对《坤伶》、《戏神》两本书的京味特色语言进行修改，侵犯了其对作品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不能成立。原告于 2000年 8月向被告反映这 3本书有大量的错字、漏字等质量问题后，被告非常重视。经查，《坤伶》、《戏神》两本书的差错率均未超过万分之一，符合出版规定，不存在质量问题，属合格品，不需重印。对《闺梦》一书存在的质量问题，总编辑批示了 4点改正意见：1、总结教训；2、库存书不能再销售，应集中销毁； 3、向作者道歉；4、校改后再版，确保质量。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对质量不合格的图书，纠正期限是 3个月。原告仅凭提出意见半个月后在书店里还能买到此书，就起诉被告不予纠正图书差错，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站不住脚。综上，在这 3本书出版过程中，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权。《闺梦》一书虽然存在着按规定应改正重印的质量问题，但质量问题与侵权问题性质不同，不应混为一谈，不能就此要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9年 11月 25日，原告沈家和与被告北京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约定：1、沈家和将《正阳门外》中《坤伶》、《戏神》、《闺梦》3卷的中文本专有使用权授予北京出版社； 2、在合同有效期内，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第一条约定的权利许可第三方使用。如有违反，另一方有权要求经济赔偿并终止合同；3、北京出版社应在 2000年 6月底前出版上述作品。北京出版社如因故不能按时出版，应在出版期限届满前通知沈家和，双方另行约定出版日期。北京出版社到期仍不能出版，除非因不可抗力所致，沈家和有权终止合同，北京出版社按报酬标准的 40％向沈家和支付赔偿金；4、北京出版社尊重沈家和确定的署名方式。为达到出版要求，经沈家和同意并授权北京出版社对上述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删节，最后定稿由沈家和签字认可。北京出版社如需更动上述作品的名称、标题，增加、删节图表、前言、后记、序言，应征得沈家和书面同意；5、北京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最低保底印数为 8000册，并按 8％版税给沈家和支付稿酬；6、在合同有效期内，如图书脱销，沈家和有权要求北京出版社重印、再版。如沈家和收到北京出版社拒绝重印、再版的书面答复，或北京出版社收到沈家和重印、再版的书面要求后 6个月内未重印、再版，沈家和可以终止合同；7、本合同的有效期为 5年。

    合同签订后，原告沈家和如期向被告北京出版社交稿，并依合同审校了一次书稿校样。北京出版社未将出版前的最后定稿交付沈家和进行书面确认，且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出版。后经双方口头协商，沈家和同意北京出版社继续履行该出版合同。

    2000年 6月 30日，被告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坤伶》、《戏神》、《闺梦》3本书各 8000册。其中，《坤伶》一书 35. 3万字，定价 22元／册；《戏神》一书 37.8万字，定价 24元／册；《闺梦》一书 37.8万字，定价 24元／册。7月 3日，北京出版社向沈家和支付了《坤伶》一书的稿酬 12503.04元，《戏神》一书的稿酬 13639.68元，《闺梦》一书的稿酬 13639.68元。

    2000年 7月，原告沈家和看到出版样书后发现，被告北京出版社未经其同意，对《闺梦》、《坤伶》、《戏神》进行了修改和删减，而且出现许多文字、语言、标点符号等方面的差错，遂向北京出版社反映。同年 8月，北京出版社向沈家和道歉，并承诺对库存的《闺梦》不再销售，集中销毁，校改再版时保证质量。嗣后，沈家和于 2000年 8月至 2001年 4月，分别在北京市花市新华书店、南京市新华书店、北京春季书市上购得未加修正的《闺梦》。截止到 2000年 10月 18日，被告北京出版社库存《坤伶》一书 5263册、《戏神》一书 5345册、《闺梦》一书 7620册。

    经当庭质证，《闺梦》一书共有文字、语言、标点符号等方面的差错 179处。《坤伶》一书存在的错字、漏字及标点符号错误有 12处，被告北京出版社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进行修改的有 9处，双方理解不同的问题有 3处。《戏神》一书存在差错 12处，北京出版社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进行修改的有 6处，双方理解不同及北京出版社根据读者阅读习惯进行修改的有 7处。

    在审理中，原告沈家和对其主张赔偿的律师费，未提供证据；沈家和还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对上述 3本书的修改应以《北京土语辞典》为依据，但也未提供证据。被告北京出版社表示可以停止销售并销毁现库存的《闺梦》一书，修改后重印 8000册，并为《坤伶》、《戏神》两本书印发刊误表。

    以上事实，有原告沈家和提交的图书出版合同、《闺梦》、《戏神》、《坤伶》3本书、购书发票、《闺梦》一书差错表；有被告北京出版社提供的其主编对《闺梦》一书的批示、3本书库存一览表、《坤伶》、《戏神》两本书的二校稿、《闺梦》、《坤伶》、《戏神》3本书的稿酬支付通知单等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证实。所有证据经质证、认证，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沈家和与被告北京出版社于 1999年 11月 25日签订的《闺梦》、《戏神》、《坤伶》3本书的图书出版合同，是有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三）、（四）项规定，作者的著作权包括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根据合同约定，为使作品达到出版要求，沈家和同意北京出版社对 3本书进行必要的修改、删节。这表明，沈家和通过签订合同，已经将自己作品的修改权授予北京出版社，即北京出版社有权根据出版的需要，对沈家和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删节，但最终定稿应由沈家和签字认可。实际履行中，北京出版社并未按照约定将 3本书的定稿交付沈家和书面认可，以致 3本书出版发行后，使沈家和认为其对作品享有的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受到侵犯，这正是引发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北京出版社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应当根据其违约行为给各本书造成的不同后果，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闺梦》一书有大量错误，存在图书质量问题，属于不合格产品，双方当事人对此不持异议。如果被告北京出版社在出版该书前，能够按照合同的约定将该书定稿交原告沈家和确认，则有可能防止这些问题发生。因此，该书存在的问题，与北京出版社的违约行为有一定联系。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中，对图书出版质量未作约定，故应参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执行。新闻出版署 1997年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规定，图书中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为不合格。现北京出版社承诺停止销售并销毁库存的《闺梦》一书，并在修改后重印 8000册，应予准许。沈家和要求此书重印后应另付稿酬，因北京出版社已就该书向沈家和支付了 8000册的稿酬，截止到 2000年 10月 18日，该书仍库存 7620册，只发行了 380册，故北京出版社应在重印 8000册的基础上，按照合同约定的稿酬计算方式，向沈家和支付 380册的稿酬 729.6元。如果库存数量不足 7620册，则向沈家和支付的稿酬以 8000册扣减实际库存数量后计算。沈家和在北京花市新华书店、北京春季书市购买《闺梦》一书的取证费，应作为沈家和的损失，由北京出版社承担。沈家和要求北京出版社承担其在南京新华书店购买《闺梦》一书的取证费，因不能证明该书是北京出版社在南京销售的，且沈家和不能提供其往返南京相关费用的原始证据，故不予支持。

    《闺梦》一书存在着严重质量问题，该书在社会上公开发行后，必然使作为该书作者的原告沈家和的社会评价有所降低，声誉受到影响。故被告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有严重质量问题的《闺梦》一书，不仅构成违约，同时侵害了沈家和所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北京出版社除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外，亦应承担公开赔礼道歉的侵权责任。对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闺梦》一书是否给沈家和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沈家和没有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故沈家和所提由北京出版社赔偿其精神损失 6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沈家和请求北京出版社负担其因诉讼支出的律师费，也未提供相关证据，对此不予支持。

    原告沈家和指出，《坤伶》、《戏神》两书中存在着若干处意思表示相悖的差错。对沈家和指出的这些地方，除了由被告北京出版社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读者阅读习惯进行修改的以外，其他错字、漏字及标点符号错误等现象，应认定为差错。据此计算出的差错率，均未超过《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允许的万分之一，故《坤伶》、《戏神》两书不属于不合格产品，无需重印，但北京出版社应为上述两书印发勘误表。对沈家和关于重印《坤伶》、《戏神》两书各 2000册并再向其支付稿酬的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沈家和提出解除双方图书出版合同，但是至双方发生纠纷时止，合同中约定的解除情形或者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情形均未出现，故对沈家和的这一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小说的风格体现在小说表现的内容、历史背景，作者描述的手法和他的整体文风中，并不唯一体现在小说的遣词用字上。被告北京出版社根据合同的授权，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对《闺梦》、《戏神》、《坤伶》3本书的部分文字进行修改，没有改变原告沈家和所主张的京味小说风格。上述 3本书中存在的差错，也不足以导致小说风格的变化。故沈家和认为北京出版社的修改改变了其作品的京味风格、侵犯了其 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修改权，理由不能成立。沈家和虽主张双方曾口头约定对上述作品的修改以《北京土语词典》为依据，但北京出版社不予认可，沈家和又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1年 5月 9日判决：

    一、被告北京出版社自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销售《闺梦》一书，并于判决生效后 30日内销毁库存的该书，修改后重印 8000册；

    二、被告北京出版社自判决生效后 30日内，在《新闻出版报》上就《闺梦》一书的侵权行为向原告沈家和公开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需经法院审核。逾期不执行，法院将公布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北京出版社负担；

    三、被告北京出版社自判决生效后 30日内，为《坤伶》、《戏神》两书印发勘误表；

    四、被告北京出版社自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向原告沈家和支付《闺梦》一书 380册的稿酬 729.6元及合理损失 56.8元（如《闺梦》一书库存数量不足 7620册，则每缺少一本，北京出版社按每本 1.92元向沈家和增加支付稿酬）；

    五、驳回原告沈家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告沈家和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1、被上诉人北京出版社未在合同约定的 2000年 6月出版涉案作品，已经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2、上诉人请画家为《坤伶》一书第 450页绘制的插图，被北京出版社安插到第 414页上。作者使用哪个词表达自己的意思，是一种艺术创作行为。北京出版社在原文语句通顺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利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用同义词或者近义词替换作者作品中原来的词语。一审判决仅以内容勉强相符，便认为随意插图和替换作品原用词语的行为不侵犯作者的权利，理由不能成立。 3、上诉人在发现自己的作品被搞得面目全非、错误百出后，多次找有关领导单位申诉，都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致使精神上和身体上受到极大伤害，2000年 9月体检时查出患有心脏病。一审否定上诉人精神上受到伤害，理由不能成立。 4、 2000年 10月 13日，上诉人在南京全国书市上拍摄的照片及购买《闺梦》一书的发票，足以证明北京出版社在南京书市上销售《闺梦》一书。此次上诉人从北京到南京时，将硬卧火车票改为软卧火车票；从南京返回北京后，火车票被车站工作人员验票时收回。上诉人虽然未提供从南京到北京的火车票，但既去了南京，当然还要返回北京。本案律师费用的支出，也是北京出版社的违约及侵权行为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这些费用，都应当由违约和侵权的北京出版社承担。一审对上诉人的这些请求，均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支持，理由不能成立。 5、北京出版社违反合同的约定，致使上诉人对其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如果北京出版社继续履行合同，合同的目的难以达到。请求二审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判令北京出版社承担因其违约、侵权而给上诉人造成的律师费、诉讼费、出租车费、餐费、地铁票、购书费、复印费、火车票等费用 10026.6元，给付违约金 17720元，赔偿精神损害费 6万元。

    北京出版社服从一审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依照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北京出版社应当在涉案图书出版前，将付印书稿交由上诉人沈家和书面认可。这是双方当事人为保证图书质量，避免日后发生纠纷而在合同中约定的条款。无论是插图位置摆放得妥当与否，还是作品中原来的词语是否有必要以同义词或者近义词替换，均属图书编辑问题。既然沈家和在出版合同中将修改权赋予北京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就有权以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对作品进行修改。这种修改行为本身并无不当，不构成侵权。只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北京出版社的任何修改，最后都必须得到沈家和的认可。北京出版社没有履行这一合同义务，因此构成违约。北京出版社违约出版发行的 3本书中出现差错，《闺梦》一书的差错甚至超出《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允许的差错幅度，不仅造成严重质量问题，也由此侵害了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对此，北京出版社应承担违约责任。鉴于本案还不具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合同情形，一审没有判令解除合同，而是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判决北京出版社停止出售、销毁库存和修改后重印《闺梦》一书，并向沈家和支付适当的稿酬，判决北京出版社在报刊上向沈家和公开赔礼道歉，判决北京出版社为《坤伶》、《戏神》两书的差错印发勘误表，足以保证实现双方当初订立合同时要达到的目的。沈家和以纠纷发生后双方已互不信任，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本案的出版合同，没有道理，不予支持。

    上诉人沈家和认为，被上诉人北京出版社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于 2000年 6月前出版涉案作品，构成违约，由此请求判令北京出版社给付违约金 17720元。鉴于北京出版社没有按约定期限出版涉案作品后，双方当事人又重新口头约定了继续履行先前签订的合同。这一口头约定已经对书面约定的出版期限作了变更，故沈家和现在仍以北京出版社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出版期限为由要求支付违约金，没有道理，不予支持。

    一审根据被上诉人北京出版社的违约行为，判决北京出版社赔偿上诉人沈家和在北京购买《闺梦》一书支出的取证费，是正确的。由于沈家和提交的出租车票、就餐发票、地铁票、火车票、复印费发票等，不能充分证明都是北京出版社给其造成的损失；请求赔偿的律师费、诉讼费，也没有依据；故对沈家和请求判令北京出版社赔偿以上费用，不予支持。

    自然人因其人格权益遭受非法侵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有权请求侵害人给付精神损害赔偿。上诉人沈家和上诉称，在被上诉人北京出版社违约后，其曾多次找有关领导单位申诉，均因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而使其精神和身体受到极大伤害，以致体检时查出患有心脏病。沈家和的这一主张，不仅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且与北京出版社的违约行为没有直接的联系。沈家和以此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01年 12月 14日判决：

社保合同篇7

一、基本情况

我市自1985年开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经过实行养老保险费用社会统筹、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统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等几个阶段，特别是年国家实行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积极扩大覆盖面，强化基金征缴，基本实现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以后，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已基本形成了基本养老保险为核心，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为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到年底，全市注册登记的民营企业0.17万户，从业人员5.73万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405户，签订率为23.8%，职工8595人，占民企总从业人员的15%；参加基本养老保险730户，参险率为42.9%，职工23144人，占民企总从业人员的40.4%；参加失业保险730户，参险率42.9%职工6358人,占民企总从业人员的11.1%；参加医疗保险26户，参险率为1.5%，职工744人，占民企总从业人员的1.3%；参加工伤保险748户，参险率为44%，职工26286人，占民企总从业人员的45.9%；参加生育保险629户，参险率为37%，职工23520人，占民企总从业人员的41%。

在确保省《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3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省社会保险征缴条例》落实的过程中，各县（区）人民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的开展。

（一）加强领导，建立完善了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为做好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各县（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加的领导小组，深入基层，调查了解非公经济组织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工作的开展情况，召开现场办公会解决存在的问题，建立、完善了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联席会议制度和社会保险三方运行工作机制，为做好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和社保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摸清底数，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指标分解下达。在摸清底数的同时，各县（区）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了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3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计划从年起至年，用3年的时间完成县属各类用人单位与职工普遍签订劳动合同。实施方案中明确了实施步骤和工作手段，同时将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签订的社会保险目标考核责任书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扩面、清欠任务分解到各乡镇政府，分解到各相关职能部门，职责清晰，任务明确，较好地促进了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与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

（三）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增强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费缴纳意识。各县（区）充分利用《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宣传日活动，加大对社会保险费缴纳以及职工权益保障等内容的宣传讲解，结合每年劳动执法年检，对企业进行以会代训的方式大力宣传社会保险法规政策，利用养老保险数据库建立基础数据资料，向企业职工进行政策宣传。有些县劳动保障部门直接深入新成立的民营企业，向法人代表讲解有关企业职工参保的责任和义务，提高用人单位的参保意识，引导广大职工树立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增强了用人单位和职工参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采取措施，扎实推进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作。全市以社会保险稽核工作为突破口，重点对参保企业的申报缴费工资基数和参保职工进行重点稽核，通过市县（区）两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稽核，年全市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有了大幅提高。此外，还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在全市范围内重点组织开展了农民工工资支付、清理整顿劳动力市场秩序、贯彻《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专项检查活动。同时，还以社会保险登记为工作切入点，重点对民营企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进行清理检查。通过发放办理社会保险登记通知书，促使民营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二、存在突出问题和原因

目前，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数量较少，各险种的覆盖面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

（一）职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意识谈薄，缺乏参保积极性。民营企业职工自我保护意识较差，多数人有只要能领到工资就行的思想，对企业是否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和参加社会保险缺乏关注。在与职工座谈中，绝大多数职工不知道怎么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背景下，有的职工为了保住“饭碗”，不敢要求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怕因此被企业“炒鱿鱼”。有的年轻职工认为养老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考虑为时尚早，对企业代扣缴个人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持抵触心理，认为与其缴费不如发给自己更合算。还有的职工甚至把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混为一谈，加之民营企业职工构成情况复杂，一部分为下岗职工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养老保险费，一部分是退休后被企业聘用，还有一部分职工是城镇失业人员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劳动者素质低，收入水平也较低，在生活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每月再从工资中扣除七、八十元缴纳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感觉无力承担。

（二）不少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想方设法逃避法律责任和社会义务。民营企业经营者对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费缴纳的政策理解模糊，普遍认为：缴纳社会保险费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加重了企业负担，会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因而把参加社会保险视为一种负担，更多强调企业困难。有的甚至认为企业已经发工资给你本人，缴不缴社会保险费是职工自己的事。民营企业法人思想观念上普遍存在着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对立起来的倾向。

（三）职工流动频繁，管理不规范，缺乏签订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基础。民营企业职工流动性大，职工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影响劳动合同的签订与社会保险费缴纳的积极性。民营企业中由于劳动关系没有以劳动合同的形式予以明确，劳资双方没有法律约束，职工流动比较频繁。有的企业与职工虽然签订了合同，但不按合同执行，职工想走就走。在座谈中，有的民营企业法人反映，企业花几千元钱送职工去培训，学到一技之长后，不打招呼就跳槽到待遇更高的企业。这反映出劳资关系不和谐，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这些现象一方面为民营企业不让职工参加社会保险提供了借口，另一方面也给劳动保障执法部门查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增加了难度。

（四）劳动监察力量薄弱，存在着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履行职能不到位的现象。《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明确规定了劳动保障部门及所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税机关、财政机关、审计机关、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责，但是由于体制等各种原因，在社会保险登记、扩面、征收等环节中，有关部门并没有很好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造成部分有缴费能力的企业不参加社会保险，恶意拖欠社会保险费。有的县（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以优化环境、招商引资为由，明文规定未经相关部门同意，任何部门不准进入执法检查，人为的设定执法“”,给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费缴纳设立了障碍，导致一些民营企业游离于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责任之外。

（五）劳动法律、法规、政策宣传不到位。劳动合同的本身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通过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制度。就是用人单位该承担什么责任，职工应该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如何享受的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养老保险为例，到什么时候可领取养老金，中途中断了会不会白白的缴费，多缴是否多得等具体政策规定，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很好地给职工解释清楚，造成了很大的误区。

三、几点建议

（一）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把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的签订与社会保险费缴纳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社会广泛共识，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劳资关系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是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保护、没有和谐的劳资关系，和谐社会建设将无从谈起。目前我市维护劳工合法权益和劳资关系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如果不及时引起重视，不仅会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从长远看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加强对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的签订与社会保险费缴纳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加强督促检查，切实推进我市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与社会保险费缴纳工作。

（二）加强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一是要通过广播、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及印制宣传手册等方式宣传签订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费缴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广大职工了解国家政策，相信督促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从而创造宽松的大环境。二是政府职能部门要经常深入到民营企业，加大对民营企业主及职工的宣传，要让民营企业主明白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是法律赋予的责任，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是解决职工后顾之忧，留住人才，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途径。同时，加大对不签订劳动合同、拒保、欠费者曝光的力度，利用舆论的力量促使企业主动参保、缴费，努力营造全社会都关心社会保险和依法参加养老保险光荣，拖欠和拒缴养老保险费可耻的良好氛围。三是要坚决纠正把要求民营企业参加签订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险费看成是与优化经济环境、扩大招商引资相矛盾、相冲突、相对立的错误看法，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偏差。

（三）制定配套政策，分步推进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的签订与社会保险费的缴纳。一是确定民营企业重点范围和重点人群。二是分步骤实施民营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已经制定了3年行动计划，民营企业参加社会保险也要制定行动计划，可初步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力争实现民营企业养老保险全覆盖。市级应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即第一年达到20％，第二年达到50%，第三年达到70%，第四年达到85%，第五年达到全覆盖，做到应保尽保。三是制定灵活的工伤保险参保政策，推进工伤保险费的征缴。针对民营企业用工流动性大的实际，采取定额参保，及时变更的办法，在扩面征缴进度上，对条件成熟的企业一次性全部纳入社会保险统筹；对困难较大、劳资矛盾突出的，要求企业分期分批纳入，成熟一个纳入一个；对农民工在中断工作时，可经本人申请将其缴纳记入个人账户保险费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中止社会保险关系。

（四）加大执法力度，形成刚性制约。一是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劳动保障监察，通过开展企业劳动保障执法年检，日常巡查和专项检查等形式，依法强化劳动保障执法监察，特别是在各类企业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合同鉴证、用工备案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方面，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保障社会保险扩面工作的顺利推进。二是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税务稽查，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的约束力和效能，强化对不履行签订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的制约，使在政策法规的刚性制约下向民营企业迅速推开。

（五）部门联动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民营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与缴纳社会保险费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要齐抓共管，形成“政府牵头、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强制参保”的工作机制。劳动保障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组织协调，切实担负起社会保险政策宣传、参保申报审核、养老金发放等工作。地税部门应切实履行好民营企业养老保险费征缴职责，严格按照社保经办机构审核认定的缴费基数、参保人数等资料及规定的缴费比例征缴社会保险费。各级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落实扩面工作经费，保证扩面工作顺利实施。工商、税务等部门在办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年检手续时，必须出具《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后，方可办理年检年审和登记相关手续，从源头上加强对民营企业劳动合同签订与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管理工作。

社保合同篇8

社会法是我国近年来在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门类和法律学科。

1．社会法的作用和主旨。学者普遍认为，社会法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契合的法。社会法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和谐社会的建立尤其离不开社会法的发展。随着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会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传统的法律部门中，民商法和经济法主要调整国家的经济生活，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民事权利；宪法和行政法主要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传统的法律部门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关注远远不够。

大部分学者认为，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社会关系中，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而且市场经济会自发的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此时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来保护弱者的利益，将使社会关系的失衡状态加剧并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制定和完善社会法是改变这种失衡局面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而社会法理论与实践又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完善社会法，保障公民的社会权，使人们实现真正的解放——社会解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社会法的定位和内涵。关于社会法的定位，有观点主张：从现代法学的划分角度，应当将法律区分为公法、私法与社会法。按照这种“三分法”，社会法是公法、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三分法的划分推广后，作为新兴的法域，社会法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法不是一个法律部门，应该把社会法看作一个法域，一个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领域。也有观点认为，社会法不是第三法域的代名词，而是一项体系完整的基本法律制度，是中国七个法律部门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关于社会法的内涵，有学者认同立法机关的解释，主张社会法是指“规范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方面的法律。社会法是在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律门类，所调整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法律关系”。有学者在考察国外社会法的概念和学说的基础之上认为，社会法是解决一国的社会问题、体现国家的社会政策，保护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社会权利，需要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法律部门。

3．社会法的核心范畴和体系。有学者提出，社会权（社会权利）是社会法的核心范畴。社会权泛指弱势群体享有的体现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社会正义是社会权的核心价值。社会权的保护不仅有利于增强弱势群体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且有助于确保政治安定和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转，还有利于弘扬和谐、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确认和维护社会权。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法起源于国家解决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其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目标，是对传统民法的修正和补充，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权利。应该按照社会法的功能和本质，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社会权利为核心构造中国特色的社会法体系。确定社会法的体系和范围应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所采取的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权利的范围。由于社会法的本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确定社会法的范围还应当考虑公民的社会权利的范围。应该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中所包含的社会权利作为确定社会法范围的主要依据。

4．社会法的发展前景。有学者认为，完善社会法理论对中国法治和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以及社会法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社会法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统一“社会法”的概念以避免法学资源的浪费；其次，还应当创造出比较完善的社会法学的理论体系，以引导法律实践的发展。

有学者在以立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权利保障方面建议在国家立法规划中，增加制定《社会法典》、《促进就业法》、《平等就业保障法》、《劳工权利保护法》、《住房法》、《医疗保健法》、《福利保障法》（包括失业福利、老龄福利、工作事故和职业疾病福利、家庭福利、生育福利、因残疾丧失工作能力的福利等内容）、《儿童与青少年福利法》、《社会救助法》、《慈善事业法》等社会立法。

当然，社会法的概念、定位和体系、社会法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社会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取得一致，社会法可谓任重而道远。

《劳动合同法》制定中的热点问题

1．《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理念。大多数学者认为，劳动合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双方当事人表面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在具体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相对于强大的用人单位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劳动合同法》应当秉承劳动立法产生以来的历史传统，旗帜鲜明地保护劳动者权益，使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达到相对的实质平等。还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的基础上的，劳动立法本着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理念无可非议，但如果仅仅只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忽视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就会矫枉过正，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在立法理念上应强调“在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偏重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有学者认为，应当以《劳动法》为依据制定《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开宗明义地强调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向劳动者倾斜的立法宗旨非常明显。因此，《劳动合同法》也需要秉承这样的精神和宗旨，以《劳动法》作为其立法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以《劳动法》作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就会出现悖论：《劳动法》作为上位法其效力高于《劳动合同法》；当《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的规定不一致时，应该以《劳动法》的规定为准。这显然与《劳动合同法》的宗旨不符。为避免这样的矛盾，在确定《劳动合同法》的立法依据时，其语言表述仍需进行斟酌。

3．劳务派遣制度。针对劳务派遣现象，学者们认为应当严格规范劳务派遣制度。有学者认为，应规范劳务派遣单位，严格准入制度和审查淘汰制度，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中介机构必须严格区别开来，不准许兼业。有学者认为，劳务派遣单位必须与被派遣职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而且要明确期限。也有学者认为，无论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使用单位之间如何协议，劳务派遣职工与非劳务派遣职工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应当是一致的；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务使用单位对所派遣和使用的劳动者必须承担连带责任。

4．劳动合同短期化的对策。控制劳动合同的短期化问题是《劳动合同法》需要破解的难题之一。简单地规定工作多少年限就必须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应当从目前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短期化的基本动因入手，通过加大用人单位的解雇成本来遏制劳动合同的短期化问题。同时，法律应规定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要支付补偿金，期限越短、次数越多支付的越高，同时限制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解除的条件，以此对劳动合同短期化的趋势予以适当的限制。

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与立法完善

1．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护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学者认为，把社会保障规定为宪法权利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意义巨大。我国2004年修改《宪法》时并没有对社会保障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因此社会保障权是否为我国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尚不明确。我国应从公民权利与国家义务两方面在宪法中确认公民的社会保障权。有学者认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当务之急。目前要考虑由分散立法向相对集中立法发展，由地方立法向中央立法发展，加快人大统一立法并确定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权限，强化社会保障的执法和监督，尽快制定以社会保险法为核心的包括社会福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优抚法等实体法和程序法，最终制定一部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典。

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我国现阶段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能保障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推动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和农村同步发展，拉动农村内需发展。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导致农村和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迫切而必要。在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城乡有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地区有别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强制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保障农民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3．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由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三部分组成，多种形式并存的具体保险类型决定了制度适用的复杂性。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方向是建立适用于全民的制度，使全体公民在生病的情况下都能够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当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立法带有浓厚的地方性特征，如何使千差万别的地方立法具有可协调性是制度完善的重要方面，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存异的基础上，更要注重适用上的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