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申请书范文

时间:2023-11-06 02:14:01

处罚申请书

处罚申请书篇1

[内容摘要]: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时,通常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罚款与加处罚款一并申请。加处罚款是执行罚的一种,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处罚决定。加处罚款与原处罚内容不可分割,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处罚合法性时应当对该部分内容一并审查并作出裁定。

[关键词]:行政处罚强制执行加处罚款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者冻结的存款划拨抵缴罚款;(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时往往根据该条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的罚款与加处罚款一并申请。但是,由于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持,司法实践中各地人民法院对加处罚款的处理方式也各有不同。本文试结合理论与实务,就人民法院执行加处罚款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对加处罚款的立法完善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早日改变加处罚款在执行中的尴尬现状。

一、加处罚款的理论争议

加处罚款的性质、执行主体和执行方式,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新处罚决定说”。该观点认为,加处罚款是针对行政相对人新的违法行为,即拒不缴纳罚款的行为作出的新的处罚决定,与原处罚决定是相互联系又互相独立的。因此,行政机关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时应分别申请,法院也应分别裁决和执行。

2、“单独执行说”。论者主张加处罚款的“罚款”属于执行罚的罚款而非行政处罚种类中的“罚款”,行政机关作出加处罚款的,应当制作《加处罚款决定》,对加处罚款的比例作明确的规定,并送达当事人执行。①

3、“决定书内容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加处罚款虽然属于执行罚,但是只要处罚决定书明确载明了加处罚款及其计算方法,加处罚款就是原处罚决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应包括加处罚款,这也符合经济、便利的原则。例如:《广东省统计违法案件查处规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就明确规定:当事人到期不缴纳罚款的,统计行政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可一并申请执行。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执行罚是在当事人不及时履行他人不能代为履行的义务时,行政机关为促使其履行而采用的科以新的金钱给付等义务的强制执行办法。②执行罚的最大特点是可反复适用,最终目的在于义务的履行。加处罚款可按日重复计算,区别于行政处罚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显然应属于执行罚的范畴。“新处罚决定说”错误地将加处罚款定性为一种新的处罚决定,必然导致错误的执行方式。“单独执行说”机械地将加处罚款与原处罚决定分割开来的方法不符合经济、便利的原则,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由于加处罚款是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告知当事人履行方式和履行期限时的必备内容,属于行政处罚程序中执行环节的重要内容,与原处罚决定不可分割。对没有直接强制权的行政机关而言,在执行罚不能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时,最终仍需与行政处罚一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二、人民法院执行加处罚款的司法现状

理论界关于加处罚款的各种争议在实务界同样存在,人民法院对加处罚款也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1、不予执行型。多数法院只执行原处罚决定的内容,对加处罚款不予执行。例如:20__年8月5日《法制日报》刊登的题为《烟草公司售假反告质监局质监局胜诉却遇执行难》一文,文章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维持云南省禄劝县质量监督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由于云南省禄劝县烟草公司只缴纳了罚款本金而拒不执行加处罚款(该案罚款26万余元,加处罚款197万余元),云南省禄劝县质量监督局向昆明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最终裁定驳回该申请,理由是“对于申请执行的加处罚款,是行政机关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所采取的一种措施,不属于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故不属于申请执行的范围。”

2、执行型。有的法院要求行政机关对加处罚款单独申请,法院就申请内容进行单独审查和裁定。还有的法院则对原处罚决定的罚款与加处罚款一并裁定和执行。《中国交通报》20__年2月22日刊登题为《3万元罚款为何变成35万元》的报道:刘某因20__年6月19日22时从事非法营运,被深圳市交通局处以3万元的罚款。刘某随后将该局告上法庭。在历时一年多的诉讼之后,刘某败诉,但刘某一直拒绝缴纳3万元罚款,该局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经审查,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该局对刘某作出的《深圳市交通行政处罚决定书》。由于刘某到期未缴纳罚款,深圳市交通局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对其加处罚款。20__年11月3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当庭裁决强制执行刘某35万元的罚款。

3、折衷型。有些人民法院在执行时在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进行调解,根据具体情况执行部分加处罚款。例:20__年8月,杭州市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申请强制执行某餐饮有限公司擅自设置户外广告案(罚款6000元,加处罚款15840元),该区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该处罚决定书”,但实际只执行了罚款本金和3000元的加处罚款。

加处罚款在各地人民法院的不同遭遇与理论界的争议紧密相联,反映出加处罚款在立法上的不完善

和司法过程中的混乱现状。其中,不予执行型使加处罚款的规定形同虚设,当事人拒不缴纳加处罚款,行政机关却束手无策。有些人民法院为了片面追求结案率,以减免加处罚款作为强制执行的条件,这不仅有损执法机关的威信,也违背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的司法原则。因此,无论是“不予执行型”还是“折衷型”的做法,都将导致更多的行政处罚决定迟迟得不到自觉履行,行政执法的成本将进一步提高,法律的严肃性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这与我国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是不可取的。三、人民法院执行加处罚款的必要性分析

笔者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加处罚款的部分与原处罚内容不可分割,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处罚合法性时应当对该部分内容一并审查并作出裁定。

首先,人民法院执行加处罚款符合行政立法的目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条将“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作为该法的立法目的之一;《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也明确规定“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加处罚款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职权和手段,如果没有其他措施进行辅助和保障,这项权力必将成为“摆设”。根据我国“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主(原则),行政机关自己执行为辅(例外)”的执行模式,只有处在执行程序最后一道防线的人民法院才能保障和监督加处罚款最终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该规定表明迟延履行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加处罚款正是这种不利后果在行政案件中的体现。

其次,人民法院执行加处罚款是社会公平与行政效率的重要保障。行政行为本身具有公定力和执行力,当事人逾期不缴纳罚款,正是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公定力和执行力的抗拒和挑战。行政机关对其实施加处罚款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手段。如果人民法院不执行加处罚款,就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明目张胆地不履行加处罚款,而行政机关也束手无策,只能在三个多月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罚款本金。举个简单的例子:某市某区某街道三家个体工商户甲、乙、丙因超出门窗摆卖物品分别被罚款1000元,并被告知应当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15日内自觉到某银行缴纳罚款,逾期按每日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三人于同一天收到处罚决定书。甲于第二天到银行缴纳罚款1000元,乙于一个月后到银行缴纳罚款及加处罚款1450元。三个多月后,丙仍拒绝缴纳,行政机关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丙作出的原罚款及加处罚款,共计3500元。如果法院只执行罚款1000元,拒绝执行加处罚款,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和错误导向是令人担忧的。

四、加处罚款的立法完善

法律规定不明确是导致人民法院对加处罚款执行结果不一致的根本原因。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对执行加处罚款作出明确规定势在必行。笔者建议:

1、在《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中增加以下内容: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罚款催缴和告诫。

实行加处罚款后,当事人仍不缴纳罚款及加处罚款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时,可一并申请。当事人仅拒绝缴纳加处罚款的,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加处罚款。”

2、在《行政强制法》中明确行政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加处罚款。

作为一部规范行政强制行为,破解强制不力与滥用强制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笔者注意到该草案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七条对金钱给付的强制执行作了规定,但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仍然没有明确行政机关是否能够申请法院执行加处罚款等执行罚。考虑到与《行政处罚法》的衔接,笔者认为,将《行政强制法》(草案)第四十七条第三款修改为:“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及执行罚。但是,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已经采取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拍卖抵缴罚款和执行罚。”

总之,人民法院对行政处罚决定中的加处罚款予以执行,才能避免加处罚款成为新的“法律白条”,从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有效地行使职权,充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律的尊严。

注释:

①参见李国光主编:《行政处罚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__年版,第753—754页。

处罚申请书篇2

【关键词】外汇;行政处罚;复议;复议前置

【正文】

《外汇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是否为复议前置规定 《检查处理违反外汇管理行为办案程序》(以下简称《程序》)将办案所需的各种法律文书的格式进行了统一,并以模版的形式在附件中进行了详细列明,这不但方便了检查人员办案,而且使相关法律文书在全国得以统一化。但外汇局肇庆中支在办案中发现,《程序》中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模版未告知当事人复议和诉讼的权利;行政处罚决定书模版告知了当事人复议的权利,但未告知当事人诉讼的权利,这主要和《外汇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是否把复议设定为前置程序有关。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法律体系还是文义来看,该条都存在产生多种理解的可能。

一、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要不要告知当事人复议或诉讼的权利?《程序》中的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模版的尾部未告知当事人复议和诉讼的期限和方式。一般认为,既然不予处罚,当事人就没理由复议和诉讼了。严格来说,这种理解有一定的偏颇。《行政处罚法》对三种情况作出了不予处罚的规定:第一是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第二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第三是违法行为轻微并经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首先,这三种情况都是以当事人违法为前提的,只是由于当事人符合法定的其他条件才不对其实施行政处罚。虽然外汇局未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但从整个事件来看毕竟是将当事人的行为定性为违法,当事人完全有理由和可能认为外汇局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错误而进行复议或诉讼。

其次,即使当事人对外汇局关于其行为性质的认定无异议,并不能排除当事人认为外汇局处罚程序失当的可能,在程序正义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当事人有理由和可能认为外汇局因处罚程序失当造成当事人精神或物质利益损失。因此,即使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仍然有必要告知当事人复议或诉讼的权利。

二、《外汇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是否为复议前置规定?《程序》中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模板尾部载明“你(单位)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外汇局申请行政复议”。法律依据为《外汇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外汇管理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条确实能理解为行政复议前置,但由于在表述上和法律规定的复议前置模式不太一致,容易让人产生不同理解。

首先,从法律体系上来看。《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除受到选择权本身的限制外,不受其它因素制约,这种可诉性就是直接可诉性。第二款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此时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受到了复议程序这一前置条件的限制,这种可诉性就是间接可诉性,即行政相对人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从《行政诉讼法》第37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逻辑上分析,行政行为的直接可诉性是原则性规定,间接可诉性是例外性规定,即只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后对复议决定不服再提起诉讼的,才属于复议前置间接可诉性的行政行为。这也符合限制行政权过分扩张,给予行政相对人充分的救济选择权的立法潮流。

复议前置的典型表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六条“经营者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当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复议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分别为法律和行政法规,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设定复议前置例外规定的法规效力层次。而《外汇管理条例》虽然也为行政法规,可以设定复议前置的例外规定。但第五十一条的表述方式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设置复议前置例外规定的标准表述形式。因此,也可以理解为该条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前置情况。既然如此,在复议和诉讼的安排上就应以《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操作,既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诉讼。

其次,从法条文义上来看。《外汇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表述方式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这里的“可以”当然能理解为当事人可以行使行政复议的权利,也可以放弃行政复议的权利,这样理解就能看出该条规定确实为复议前置规定。但是,这里的“可以”也能理解为复议只是一种选择,当事人还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选择,就像“可以这样做”的潜台词是也“可以那样做”一样。这样理解也是文义应有之意,况且复议和诉讼为《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两种救济途径,这两种救济途径的存在不受其他法律、法规是否明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自然能理解为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未告知当事人诉权所存在的法律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随着当事人起诉期限的延长,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法律风险也相应延长。

四、相关案例建设银行漯河分行诉漯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2002年7月17日漯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建设银行漯河分行作出漯工商处字〔2002〕第088号处罚决定,以该行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经营保险业务为由,依法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尾部载明“如对我局处罚不服,当事人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复议”。建设银行漯河分行不服,于2003年4月8日起诉至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第32条:“企业法人对登记主管机关的处罚不服时,可以在收到处罚通知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登记主管机关申请复议。上级登记主管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原告对原处罚决定不服的,应先申请复议,未申请复议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于2003年9月1日作出不予受理起诉的裁定。建设银行漯河分行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称,漯工商处字〔2002〕第088号处罚决定未告知我单位诉权,知道诉权后,我单位即提出行政诉讼。依照《行政诉讼法》第37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2条规定的实质是“可以”而非“应当”或“必须”。一审法院以行政复议前置为由裁定不予受理违反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原裁定,依法受理我单位的起诉。二审法院审查认为,《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上诉人建设银行漯河分行对漯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处罚决定不服,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遂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立案受理。

从该案的判决结果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第32条不属于复议前置的规定,而该条和《外汇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表述方式基本相同;二是二审法院认为漯河市工商局应承担未告知对方诉权的不利后果。如果当初漯河市工商局在处罚决定书中告知对方诉权,对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复议或起诉,期限届满对方的诉权就消灭了。而由于漯河市工商局未告知对方诉权,使得对方在两年内都可以起诉。

五、相关建议

(一)在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模版尾部增加“你(单位)对本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上一级外汇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处罚申请书篇3

2、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3、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4、未达到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要求的;

5、受到刑事处罚,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6、因执业活动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5年的;

7、因前项规定以外的原因受到刑事处罚,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3年的;

8、被吊销注册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2年的;

9、在申请注册之日前3年内担任项目经理期间,所负责项目发生过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的;

10、申请人的聘用单位不符合注册单位要求的;

11、年龄超过65周岁的;

12、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处罚申请书篇4

第二条审计机关进行审计听证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第三条审计机关对被审计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以下简称当事人)作出下列审计处罚前,应当向当事人送达审计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在收到审计听证告知书之后三日内有权要求举行审计听证会:

(一)对被审计单位处以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且金额在十万元以上罚款;

(二)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责任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罚款。

第四条审计听证告知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

(二)建议作出的审计处罚;

(三)审计处罚的事实依据;

(四)审计处罚的法律依据;

(五)当事人有要求审计听证的权利;

(六)当事人申请审计听证的期限;

(七)审计听证主持人的姓名;

(八)审计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第五条审计听证告知书可以直接送达、委托送达或者邮寄送达。

第六条当事人要求举行审计听证会的,应当自收到审计听证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审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列明听证要求,并由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逾期不提出审计听证要求的,视为放弃审计听证权利。

当事人直接送达、委托送达审计听证申请的,以审计机关收到审计听证申请之日为送达日;当事人邮寄送达审计听证申请的,以该申请寄出的邮戳日期为送达日。

第七条审计机关收到审计听证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核。对符合审计听证条件的,应当组织审计听证;对不符合审计听证条件的,裁定不予审计听证。

第八条审计机关应当在举行审计听证会七日前向当事人送达审计听证会通知书,告知当事人举行审计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裁定不予审计听证的,审计机关应当作出不予审计听证裁定书,载明理由告知当事人。

第九条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审计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

第十条审计听证会应当由审计机关指定的非本案审计人员主持。

第十一条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审计听证会的主持人、书记员。

主持人负责审计听证会的组织、主持工作。一般审计事项的审计听证会由一人主持;重大审计事项的审计听证会由三人主持,但审计机关应指定首席主持人。

书记员负责审计听证会的记录工作,可以由一至二人组成。

第十二条当事人认为主持人或者书记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其回避并说明理由。

当事人申请主持人回避应当在审计听证会举行之前提出;申请书记员回避可以在审计听证会举行时提出。

当事人申请回避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也可以以口头形式提出。以口头形式提出的,由书记员记录在案。

第十三条主持人的回避,由听证机关决定;书记员的回避,由主持人决定。

主持人应当回避,需要重新确定主持人的,听证机关可以裁定延期审计听证;主持人不需回避的,听证机关裁定审计听证如期举行。

第十四条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审计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参加审计听证。委托他人参加审计听证会的,人应当出具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

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人的权限。

第十五条当事人接到审计听证通知书后,不能按时参加审计听证会的,应当及时告知听证机关。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加审计听证会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听证机关予以书面记载。在审计听证会举行过程中当事人放弃申辩或者无故退出审计听证会的,听证机关可以宣布终止听证,并记入审计听证笔录。

第十六条审计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确认无误后,由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如认为笔录有差错,可以要求补正。

具备条件的审计机关应当对审计听证会情况进行录音、录像。

第十七条审计听证会参加人和旁听人员应当遵守以下听证纪律:

(一)审计听证会参加人应当在主持人的主持下发言、提问、辩论;

(二)未经主持人允许,审计听证会参加人不得提前退席;

(三)未经主持人允许,任何人不得录音、录像或摄影;

(四)旁听人员要保持肃静,不得发言、提问或者议论。

第十八条主持人在审计听证会主持过程中,有以下权利:

(一)对审计听证会参加人的不当辩论或者其他违反审计听证会纪律的行为予以制止、警告;

(二)对违反审计听证会纪律的旁听人员予以制止、警告、责令退席;

(三)对违反审计听证纪律的人员制止无效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第十九条审计听证会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审计听证会开始;

(二)主持人宣布案由并宣读参加审计听证会的主持人、书记员、听证参加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三)主持人宣读审计听证会的纪律和应注意的事项;

(四)主持人告知当事人或其人有申请书记员回避的权利,并询问当事人或其人是否申请回避;

(五)参与审计的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违规的事实、证据、建议作出的审计处罚及其法律依据;

(六)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

(七)在主持人允许下,双方进行质证、辩论;

(八)双方作最后陈述;

(九)书记员将所作的笔录交听证双方当场确认并签字或者盖章;

(十)主持人宣布审计听证会结束。

第二十条在听证会举行过程中当事人申请书记员回避的,由主持人当场作出是否回避的裁定。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举行审计听证会:

(一)当事人有正当理由未到场的;

(二)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场,或者有新的事实需要重新调查核实的;

(三)其他需要延期的情形。

第二十二条审计听证会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根据审计听证情况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审计机关提交审计听证报告。审计听证报告连同审计听证笔录、案卷材料一并报送审计机关。

第二十三条审计听证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案由;

(二)主持人、书记员和听证参加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三)审计听证的时间、地点;

(四)审计听证建议;

(五)听证主持人签名或盖章。

审计听证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确有应受审计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建议作出审计处罚;

(二)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者没有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的,建议不给予审计处罚;

(三)违法行为情节轻微,依法可以不予审计处罚的,建议不予审计处罚。

第二十四条审计机关应当对听证主持人提出的审计听证建议进行审查,作出决定。

审计机关不得因当事人要求审计听证、在审计听证中进行申辩和质证而加重处罚。

第二十五条审计听证笔录和审计听证报告应当归入审计档案。

第二十六条本规定由审计署负责解释。

处罚申请书篇5

说明理由以哪种格式才能准确体现法律的意图?我国《行政处罚法》没有规定具体以哪一种格式作出,上级有关机关虽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也存在很不完善的地方。如现行使用的林业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书是这样的:当事人名称,认定的违法事实,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拟作出的行政处罚结果。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你对上述行政处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不陈述、不申辩,视为放弃(涉及听证的还另有一份听证权利告知书,前面部分与权利告知书相同)。你对上述行政处罚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如需要听证,请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申请听证的,视为放弃听证权。最后是处罚机关、日期。

笔者认为,这份(听证)权利告知书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这份权利告知书设计是以当事人不陈述、不申辩为前提。这样的假设是在逻辑上是不周延的,实践中,当事人或多或少都是要陈述和申辩的,不论其是否有理。如果当事人有陈述和申辩,怎么办?如果陈述和申辩的理由成立的,是否采纳?这些情况都无从得到反映。没有反映,即可视为“拒绝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从而导致该行政处罚决定归于无效。

第二,这份权利告知书仅仅告知了违法事实、法律依据和处罚结果以及享有的权利。对违法事实认定有哪些依据,违法事实与处罚结果之间有怎样的联系,特别是法律责任条款有很大的幅度,这一具体的处罚结果是怎么来的,依据、理由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无从得以体现。

第三,听取当事人意见与说明理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是强行性规范,不仅必须要听,而且还要充分地听,言下之意就是对无理的陈述和申辩也要听。然而,目前使用的这一格式,对于是否“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同样没有体现。其结果就是:“说”了也白说,“听”了也只当耳边风,使得“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的规定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行政处罚说明理由内容包括事实性根据、法律性根据以及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客观性基础之上,把事实和法律融为一体的主观分析。尤其是在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的主观分析更应引起注意。说明理由时,事实、法律与行政行为之间的理由论证要实现“正当化”,即“要求首尾连贯、内在统一以及各种原理之间的归结性协调”,“采纳含糊、矛盾或不充分的依据,而未能具体解释出该行为的理由,等同于未说明理由”。

说明理由未达到质和量的要求时将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在英国,法院要求行政机关所提供的理由必须正当;否则,法院就可以“禁令”和“调卷令”进行控制。并且,当“行政裁判所必须说明理由的裁决在理由不充分或错误时,当事人可以认为这是法律错误提起上诉”。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也有相应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处罚决定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由此可见,行政处罚说明理由应达到一定的质和量。笔者认为,行政处罚说明理由的格式应当设计为笔录的这种格式。因为笔录客观地反映了说明理由的全过程,使说明理由既能达到一定的质和量,又能够起到口说无凭、立字为据的证明作用。而权利告知书仅仅能够证明行政机关履行了相关程序,根本不能证明行政机关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这样的说明理由和“听”都很不全面,其质和量很难达到要求。一旦涉诉,行政机关就因不能举证而败诉。可见,说明理由的格式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证据问题。采用笔录格式,一是体现了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尊重,经过执法人员充分的说理,他可能由此认识到自己为什么受处罚并在处罚后的行动中严格遵循法律。而一纸权利告知书,寥寥数语,显得极为呆板和生硬,执法中执法人员可能采取简单的方式送达了事,而不愿说明理由和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二是它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当事人有哪些陈述和申辩,有无道理,执法人员进行了哪些方面的说理,是否全面、充分和合理,黑字白纸、一目了然。通过这种双方交互式的对话,不仅拉近了执法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减缓抵触情绪,而且对减少行政复议、诉讼甚至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处罚说明理由笔录格式

通过对《行政处罚法》的学习和理解,提出如下格式供参考。行政处罚说明理由笔录时间:地点:告知人:工作单位:记录人:被告知人:住址:告知人:本局于×年×月×日依法受理的×一案,现已调查终结,拟对你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根据该法第六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是指陈述权、申辩权、申请复议权、权、请求国家赔偿权等5种权利,并且不因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而加重处罚。你听清楚没有?被告知人:……告知人:根据调查,你于×年×月×日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第×条之规定,属×的违法行为,本局对这一违法事实的认定有证据为据,对此你是否需要陈述和申辩?被告知人:……告知人:根据×(法律、法规)第×条之规定,可以处(处罚种类和幅度)×,鉴于你有×的行为,根据×(法律、法规)第×条之规定,应当或者可以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据此,拟对你处(具体的处罚种类、数额和天数)×,你对这一处罚是否需要陈述和申辩?被告知人:……告知人:(涉及听证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按照×规定罚款在×元以上的为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你是否要求举行听证?如果要求举行听证,请在告知后3日内提出,逾期则视为放弃。

被告知人:……最后,按笔录要求向其宣读笔录内容或让其阅读,当事人认为无误后应在笔录上签字和捺印,拒绝的予以注明。在笔录中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违法事实认定的理由中,对疑难案件证据的采信必须根据有关的证据规则进行充分的说明。二是违法事实与处罚结果之间要有必然的逻辑联系,特别是在运用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对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免除处罚、不予处罚都要有要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处罚幅度、档次的选择要与依法从重、从轻或者减轻的事实相适应,对这些处罚结果的理由都要进行充分的说明。三是对专业性的术语或与人们惯常的思维方式不一致的事项,执法人员要以当事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说明。四是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不论是否有理都要记载。对有理的,执法人员要当场明确表示采纳,需要进一步核实的,待核实后再决定是否采纳,并在处罚决定书别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对无理的,执法人员亦要有理有据地予以驳斥。

处罚申请书篇6

1、联社耕地占用税。《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9条规定:“耕地占用税由财政机关负责征收”。1987年6月20日财政部《关于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耕地占用税由被占用耕地所在地乡财政机关负责征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15条“ 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的授权规定,财政部的解释属于有权解释。各级财政机关在征收耕地占用税时应当遵守,而不能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征收机关,擅自改变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2、xx社房屋租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规定,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内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工作。也就是说,城市房屋租赁行为应当由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来管理和规范。任何法律、行政法规都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城市房屋管理工作,在没有法律、法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被告插手城市房屋租赁行为,属于严重的超越职权。

3、根据《契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契税的征收机关是地方财政机关或地方税务机关,而《河南省契税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已进一步明确规定“契税的征收管理机关为土地、房屋所在地的财政机关”,因此,结合实际情况,契税的征收机关应该为xx县财政局,而不是xx县房产管理局。

二、超越职权

1、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的处罚发生在2001年5月1日前,应当适用原《税收征收管理法》,而原《税收征收管理法》只授予税务机关对税款的强制执行权,并未授予其对罚款的强制执行权,被上诉人对罚款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行为,超越了法律的授权,属于越权行为。

2、联社物价局处罚案。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授权的事项,行政机关无权插手和处罚,这是行政法的基本常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并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该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因此,价格法授权被告管理的范围只能是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违法行为,而不包括经营性收费行为。

《国家计委关于价格监督检查证办法使用管理范围》第四条明确规定:“价格监督检查证适用于监督检查在我国境内发生的商品价格、服务价格和国家机关收费行为”,对原告收取的凭证工本费不在价格监督检查证使用的范围之内,被告人员持价格监督检查证对原告收取凭证工本费的行为进行所谓的监督检查,明显超越了法定职权。

《河南省物价监督检查条例》第二条规定:“价格监督的范围包括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很明显,凭证工本费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健身的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价格,那么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首先,被告没有提供凭证工本费属于中央定价或者地方定价的证据,应当视为对凭证工本费是否属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其次,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认定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属于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庭审中即使如此辩解也不能作为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再者,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1年7月4日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明确排除了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第四,即使被告现在提供了包括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的地方定价目录,也因超出了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和该地方定价目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八条而无效。因此《河南省价格监督检查条例》没有授权被告对金融机构凭证工本费进行监督检查,被告依据该条例进行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均属于超越职权。

三、行政处罚对象

1、xx社工商处罚案。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由于体制改革原因,已于2001年3月30日经被告登记更名为xx县xx农村信用合作社,但被告在2001年 4月16日做出行政处罚时,被处罚人仍然是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被告自己为原告办理的变更登记,被告不可能不知道xx县城市信用合作社已经不存在了。连最基本的被处罚人都没有搞清楚,就匆忙作出处罚决定,可见被告的处罚是何等的草率和不负责任!

2、xx社统计处罚案。申请人不存在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行为,被申请人对xx县xx城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道南社)的行为对申请人做出行政处罚,属于处罚主体错误。申请人与道南社在法律上没有利害关系,被申请人认定两者之间存在隶属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根据。

四、执法程序

1、xx社工商处罚案。被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的程序违法。根据规定,受送达人是单位的,法律文书应当由单位负责收发的部门或其法定代人签收,原告没有负责收发的部门,被告应当直接送达原告法定代表人。被告送达原告副主任李xx的行为,依法不具有送达的法律效力,应视为没有送达。

2、xx社统计处罚案。根据《行政处罚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达法律文书,受送达人是法人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申请人没有办公室等专门负责收件的机构或人,因此,被申请人应当将文书直接送达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但申请人的前任及现任法定代表人均没有接到被申请人送达的任何文书,被申请人的送达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

3、xx社统计处罚案。根据法律规定,行政处罚告知书的处罚内容应当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一致。不一致的,行政机关应当再次告知听证权利。被申请人在处罚决定书与告知书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没有履行再次告知义务。

4、xx社工商处罚案。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第63条第1款第4项,而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的法律条款为该细则的第66条第1款第4项。法律适用属于行政处罚的重要事项,被告改变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应当履行重新告知义务,被告没有履行这一义务,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告知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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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通过金融机构扣划款项时,应当附送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但没有附送,属于程序违法。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0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及银发(1998)312号的规定,被上诉人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之前应事先向上诉人送达“催缴税款通知书”,而被上诉人未履行该义务,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被上诉人扣划罚款应当直接上缴国库,但宝丰农行营业部提供的扣款传票却表明,被上诉人将该款转入自己设置的帐户,然后才上缴国库,被上诉人擅自增加扣款程序,违反了法律规定。

五、处罚额度和规章罚款设定权限

《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的通知》第二部分规定:“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1000元”,因此针对迟报统计报表这一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罚限额最高为1000元。被申请人处罚20000元,属于处罚明显失当。

六、适用法律错误

1、xx社国税处罚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2000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所谓的偷税行为进行处罚,应当适用上诉人行为时的有效法律,而不能适用2001年5月1日才开始实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xx社统计处罚案:《统计法》第33条条规定:“ 国家统计局根据本法制定实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明确规定了制定统计法实施细则的机关是国家统计局,而不是包括各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的其他机关,因此本案应当依照《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细则》进行处理,而不是依照《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

3、xx社工商处罚案:“通知”和“答复”是被告上级部门发给下级部门的内部文件,没有对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对外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据的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通知”和“答复”不是规章,不具有参照效力,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通知”的制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但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任何条、款、项都没有授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房屋租赁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倒是很明确的规定,由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管理房屋租赁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管理房屋租赁,就必须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确授权,“通知”引用的依据中恰恰没有,因此,该“通知”属于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的无效规范性文件。

《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规定》和《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由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工作,该规定和办法均为规章,“通知”和“答复”与上述规章明显存在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这一冲突应当由国务院作出决定或者由两部门联合发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无权单独作出规定。

4、联社耕地占用税案:联社现使用土地1995年之前由宝丰县化肥厂占用从事非农业建设,后由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补办划拨手续用于工业生产,之后将该土地转让给联社。很明显,联社不是占用该地块进行非农业建设的首次使用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4条明确规定:“耕地占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计税,按照规定税额一次性征收。”根据该条规定,一个地块只需缴纳一次耕地占用税,也就是说首次占用该地块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耕地占用税,而不是今后通过转让取得该地块从事非农业建设权利的单位都需缴纳耕地占用税;如果都需要缴纳耕地占用税,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4条一次性征收的规定,形成了重复纳税。

七、法律时效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2条规定了因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失误,税款的追征时效为3年,最长为5年。退一万步讲,即使联社依法应当缴纳耕地占用税,从1995年11月28日计算,也已经超出了3年或5年的追征时效,纳税人也依法免除了纳税义务,而不需再缴纳税款。

2、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期限为15日,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 条关于复议期限不少于60日的规定,没有正确告知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权。

处罚申请书篇7

1.上海市工商局作为复议机关的案件情况

2004至2006年,市局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163件。其中涉及行政处罚83件,占51%;行政强制措施29件,占18%;行政许可18件,占11%:请求履行法定职责24件,占15%:其他类9件,占6%(见表一)。受理案件共137件,受理率为84%,在受理的案件中,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77件,占56%;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2件,占2%;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1件,占1%;确认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1件,占1%;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3件,占2%;申请人撤回申请49件,占36%;其他4件,占2%(见表二)。

2.市局作为复议被申请人的案件情况

2004年至2006年,市局作为被申请人的复议案件共有47件。其中涉及行政处罚5件,占19%:行政许可11件,占41%;请求履行法定职责7件,占26%;名称争议2件,占7%:信息公开2件,占7%(见表三)。受理案件共27件,不予受理20件。在受理的案件中,维持14件,占52%:撤销1件,占4%;终止6件,占22%:责令履行法定职责件1件,占4%:未结5件,占18%(见表四)。

二、行政复议案件的主要特点

1.从案件数量上看,市局作为复议机关的案件呈下降趋势,作为被申请人的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从全市的范围看,案件总数基本持平

在2006年新公司法实施之前,公司类登记机关为市县工商机关,绝大多数企业登记在市局,尽管具体登记行为委托分局操作,但名义上的被申请人仍为市局。因此,只要是针对公司登记行为提出的申请,基本上是市局作为被申请人。这三年来公司登记类行政行为被申请行政复议的数量不断增多,导致市局作为被申请人的案件数量的增多。随着新《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分局成为公司登记机关,复议案件的分布情况又将发生一些变化,市局作为被申请人的案件将会明显下降。

2.从案件内容来看,呈现出“两增多”的特征

一是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种类增多。从传统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不作为案件扩展到行政登记、行政奖励、信息公开、名称争议处理、答复等。且涉案的某一大类行政行为也不断细化,如登记类案件中不服章程备案。不服企业迁入、迁出案;不履行职责案件中的不服不恰当履行职责案。二是多种法律关系交叉的疑难案件增多。越来越多的案件,特别登记类案件中的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重叠交叉,处罚类案件中的行政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重叠交叉。

3.从案件的处理结果看,呈现出“一高一低”的特征

“一高”是申请人撤回申请而终止的行政复议案件比例居高不下。三年来的平均撤回率达到34%(包括被复议案件)。这一方面说明行政复议案件的处理要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难度越来越高。在合法性的判断上,在各方利益的平衡上,也越来越难,只有通过协调,行政争议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说明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尚有待进一步提高,因为当事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大多是由于原有的行政行为有所不足,通过复议机关或者被申请人的沟通协调,由被申请人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后才撤回的。

“一低”是行政处罚案件类案件的被撤销率很低。行政处罚的法律关系比较单一,当事人一般只有行政机关和被处罚人,且没有利害关系人,一旦发现原处罚决定在合法性或者合理性上有问题,被申请人可以单方面改变行政处罚决定,申请人撤回申请。

三、2004―2006年行政复议工作的主要做法

(一)探索行政复议工作“救济第一、纠错第二、追责第三”的价值取向

实践中,很多部门过于强调行政复议在纠错和追责上的功能,而漠视对申请人的救济功能,比如,把发生行政复议的数量作为衡量该单位或者部门执法水平高低的依据:直接把复议审查的不利结果作为追究具体行政行为承办人员责任的依据:把上级机关制发的《执法监督建议书》和就个案提出的规范意见作为考核某一部门的直接依据。这种对行政复议的机械评价,一方面使执法人员产生“多做多错”认识,直接影响执法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促使基层分局千方百计避免行政复议发生,或者在复议发生之后,想尽办法协调申请人撤回复议,而不管采取的方式是否背离行政执法的初衷,是否采用不正当手段,规避复议审查,或者通过不正当的“诉辩交易”,放纵违法。而事实上,复议工作要达到的首要目标是化解行政争议,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行政程序中。对申请人而言,申请复议的首要目的是获得救济。因此,复议工作应当体现救济第一的原则。我们曾办理过这样一起行政复议案件: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在行业自查中,发现有3家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出具了虚假验资报告,在要求3家会计师事务所改正的同时,主动向工商部门通报了有关情况。但事后3家会计师事务所却受到了工商部门的处罚。被处罚的当事人随即向市局提起了行政复议。考虑到申请人虽有违法行为,但能自查自纠,主动挽回影响,消除后果,符合《行政处罚法》关于从轻、减轻、不予处罚的规定。最终作出复议决定:认定当事人违法,但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不仅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又对当事人法治教育:同时也告诫我们的执法干部,执法不是为了罚没款,而是为了遏制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在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前提下,如何纠正、调整原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应放在第二位。在保证救济第一,纠错第二的基础上,才需要考虑启动对执法人员、执法机关的追责。不排除有些行政行为的作出。执法人员并不存在过错,比如,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申请企业登记,登记人员的审慎审查也无法发现其虚假,作出准予登记的行为,这类行为本身,并不需要追究执法人员的责任,不存在追责程序的启动。因此,坚持复议工作救济第一、纠错第二、追责第三的原则,可以更好的满足复议工作的实际需要,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二)积极行政,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积极行政的理念要求市局在符合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积极拓展行政复议的工作内容、工作思路,不得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不作为。

1.积极受理

在受理环节,除超过复议范围或超过法定期限的申请,依法不受理外,市局从宽把握其他受理条件。考虑到行政相对人的法律知识和举证能力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凡复议申请有基本明确的、属于复议范围的具体

行政行为,又未明显超过复议期限的,市局都予以受理,而不苛求复议申请的形式要件和证据要件。这三年市局受理复议申请的比例达到87.1%:有的案件本应以市局为被申请人的,案件申请人错把市局当成复议机关了,我们也如实相告,并尊重申请人意愿,转送上海市政府或者国家工商总局。实践告诉我们,如果在复议受理环节就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轻易把申请人拒之门外,会增加申请人的对立情绪,导致申请人产生“官官相护”的不信任感,直接影响机关形象,自己也失去发现问题的机会。从务实角度看,即使复议机关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申请人通常也不会就此罢休,仍然会通过行政诉讼、等途径要求解决行政争议,从而造成对同一事项多头处理、重复处理、反复处理,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市局积极受理行政复议的结果是,三年来,申请人对市局不予受理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案件仅为2件,且均未胜诉。

2.积极审查

一是不限于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虽然《行政复议法》要求复议机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但对合理性的衡量通常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基层分局执法人员通常认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得过法院的合法性审查了,市局对合理性的审查是多此一举,甚至有人认为审查合理性是直接干预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影响执法积极性。我们感到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不仅是《行政复议法》对复议工作本身的要求,更是工商部门坚持行政执法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有机统一的内在要求。市局能否坚持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是申请人和社会公众尤为关注的。通过这三年的实践,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已经成为市局行政复议的必审内容,审查的效果也相当明显,有些处罚畸重的案件被变更,或者通过协调,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一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也逐渐注重把握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

二是不限于审查基层分局提交的书面材料。市局在复议中不是被动的接受材料,只审查基层分局提交的材料,而是综合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主动了解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复议人员在受理环节也会要求申请人尽可能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材料,并通过约见申请人当面了解争议涉及的案件事实,甚至实地查看,主动向第三人了解情况,力争做到不偏听、不轻信。

三是不限于审查申请人提出的争议点。由于法律信息的不对称,申请人的申请往往并没有抓住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问题,比如,申请人可能认为实体上有问题,但没有发现程序上的问题,而程序上的问题恰恰是导致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主要因素。市局坚持全面审查基层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因为申请人没有提出争议而放松对其他内容的审查。例如,有一个不服商标侵权行政处罚的复议案件,申请人只提出了过罚不相当的申请,但我们审查发现基层分局办案中违反法定程序,致使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照样予以撤销处罚。

(三)制度治本,保证复议工作的合法性、公正性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指出,要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积极探索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量的新方式、新举措。三年来,市局在2000年1月25日制定的《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复议工作规则》基础上,不断建立健全相关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

1.会审会办制度

工商部门涉及企业登记、企业管理、公平交易、商标、广告、合同、消费者权益保护、经纪人监管等业务范围,在复议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中,承办人员不可能精通每一个具体案件中的具体业务。因此,市局建立了专业分工制度,即在具体案件的实体审查中,根据案件类型提请相关业务部门参与复议会审,运用业务部门的专业水平,保证复议审查结果的合法性,保证在合理性的审查上与业务部门日常指导标准相一致。如在企业逾期参加年检而被行政处罚案件中,由企业监督管理处参与复议审查的会审工作,审查处罚程序的合法性和处罚幅度公正性:在商标侵权而被行政处罚的案件中,则由商标处参与会审,对商标是否构成近似,是否引起公众误解作出判断。同样,在市局作为被申请人接受上级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审查时,法制机构和业务部门之间也有专业分工,即被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基础事实、法律适用、程序依据、自由裁量等内容,由具体行政行为作出部门先提出初步意见后,由法制机构定稿对外答复。

2.质证听证制度

市局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审查,突破了书面审查的惯常做法,建立了质证听证制度,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约请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对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进行质证。建立复议承办人与申请人约见制度,当面听取申请人、第三人的意见:围绕争议的事实材料,分别建立了申请人单向质证制度、听证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对于复议机关准确了解案件真相。明确争议焦点,引导申请人提供证据,增加行政复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一个违法广告的行政处罚案件中,基层分局提交的书面材料表明,《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但申请人坚称两份文书系同一天送达,只是在执法人员的诱导下签署了不同的签收日期,这一执法程序剥夺了其陈述申辩的权利,是违法的。对于这一争议焦点,市局约请执法人员与申请人对法律文书的送达事实进行听证。通过听证,复议机关迅速查明了两份法律文书确系同一天送达,最终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了这一处罚决定。这些制度的实施,使申请人有机会直接和执法机关的上级机关面对面对话,对于缓解申请人的对立情绪,促使争议双方客观评价自己行为,主动化解行政争议,是非常有利的。在一起无照经营的行政处罚案件中,当事人在复议申请时情绪激动,对执法机关有严重对抗情绪,复议承办人员主动约请其见面谈话,听取其意见,并借机向其宣传法律规定。通过见面交谈,申请人认识到自己无照经营行为的违法性,主动撤回了复议申请。

3.沟通协调制度

行政复议决定必定会作出有利于争议一方的判断,复议决定的作出并不意味着行政争议的化解。我们认识到,单单依靠复议决定的说理性,并不一定足以化解行政争议,不一定足以增强申请人、被申请人、复议机关之间的和谐关系,而应当在依法复议的基础上,尽可能协调争议双方,促进行政和谐。因此,市局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建立了相关的沟通协调制度:一是在自愿、合法、公正公平的基础上,协调申请人和基层分局,倡导申请人和基层分局之间的主动和解。在一起处罚类案件中,申请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而基层分局作出的处罚幅度有失合理,市局主动协调双方,促成双方和解,基层分局变更处罚决定,申请人最终撤回行政复议申请。在申请人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的复议案件中,市局通过协调,督

促基层分局主动履行了法定职责,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三年来,在市局作为复议机关的案件中,申请人主动撤回复议申请的比例高达36%,社会矛盾得以有效化解。二是主动沟通基层分局,促进上下级之间的行政和谐。凡拟对基层分局作出不利复议决定的,在制发复议决定之前,市局均主动和基层分局进行沟通,指出其行政行为中的违法或者不当之处,说明法理、事理、情理,说服基层分局,避免基层分局产生复议机关以势压人的错觉,有助于复议决定的执行,以及分局工作的自觉改进。

(四)加强监督。提升工商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

市局通过行政复议救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放松对分局各个执法环节的监督:一是对内部行政行为的监督。在复议审查中要求一并提交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外卷和内卷,通过审查内卷中体现的内部行政行为,考量工商系统内部管理制度,考量具体行政行为的效率,监督内部管理制度的落实。二是对撤回的复议案件的跟踪关注。复议申请的撤回,大多与基层分局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有关,市局跟踪关注基层分局对已撤回案件的处理,避免基层分局片面追求案件不被复议机关撤销的效果,改变原有具体行政行为,放纵申请人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复议中发现的重大、典型问题,制发《执法监督建议书》。《执法监督建议书》直接报送该分局的主要领导,督促分局举一反三,规范自身执法行为,并结合个案规范类案。

处罚申请书篇8

论文关键词 行政诉讼 行政不作为 公益行政诉讼

一、引言

清华法学院长王振民老师曾说:“法律的生命在于诉讼”。纵观我国研究公益行诉研究,早在制定我国《行政诉讼法》(下称《行诉法》)的十几年前,法学界就开始了行政公益诉讼的研究,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有目共睹的是,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我国的公民权利保障和公共利益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因公益行诉法律并未建立,危害公民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层出不穷,但相应的公益行诉案例却很少。表明没有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切身利益就不能得到彻底有效的保障。

我国现阶段实际成立的公益诉讼都是采取“以自益为形式、以公益为目的”的形式,亦即通过变通诉讼形式或精心设计诉讼策略,建立“连接点”,通过行政相对人提起的,但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笔者在与深圳的一些公交车、的士司机的接触及亲身体验中发现,深圳交警在执法时存在一些违法行为,较为突出的是违反了《特条》第35条之规定,深圳交警认为法规应在生效二年后执行,不履行其作为义务,损害了深圳二百万驾驶人的合法权益。故笔者决定择机纠正其错误。

二、案情简介

笔者于2011年4月10日驾公车压到导流线。被告开始仅用网络简单告知车主,无纸质《行政处罚告知书》(下称《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下称《决定书》)。五一节后二天,因被告缘故,原告无法到其处办理业务,只能通过电邮等向其提出“关于依法要求减免轻微交通违章罚款的申请”,其从未答复。因被告一直不出具《告知书》,而无《告知书》其又不受理申请。后被告在得悉原告将起诉时,方在45天后同时寄出《告知书》、《决定书》。尽管其违反了多个义务:如未公示监控镜头;未及时书面通知车主;未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即径直作出处罚等,但为了使被告履行《特条》第35条规定,原告认可了“处罚”。然而,被告却违反了《特条》35条,以及《公安机关信访条例》第二条规定,未减免罚款及未在15天内答复笔者的“信访”等。至于诉讼中为何要请求法院认定被告的处罚无效,则是依《行诉法》第五条之规定,法院应对被告的行政行为作全面审查之故。

三、本案第一轮审理

本轮一审于2011年7月14日在深圳罗湖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理。原告向法院提出四项诉讼请求:主要为确认被告《决定书》无效、不履行《特条》免罚的行为违法;支付本案诉讼等费用。

(一)原告庭审的主要观点

第一,被告处罚过程违法: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下称《道交规定》)第3、20、46条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下称《办案规定》)第29条规定,违章记录既未在录入系统后三日内用邮寄等方法通知车主,也未在作出决定的七日内将《决定书》送达被处理人。第二,被告同时把《告知书》、《决定书》寄达车主,径直作出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1、32条规定。其行为剥夺了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被告作出的处罚程序违法,应认定无效。由于正当程序原则体现了“最低程度的公正”,是对行政行为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因此,如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违背这一原则,依《行政处罚法》第41条的规定,完全应将其作为重大且明显的违法而视之为无效的行政行为。第三,被告违反《公安机关信访工作规定》应在十五日内书面答复信访人的规定,从未答复原告的申请。第四,被告提交的证据均非法:其曾向法庭提交的未经质证的唯一拍摄违章截图的镜头属未依《道交规定》公示的“黑镜头”。且该证据未当庭出示,给法庭的副本亦无公章、经办章等,根据《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7、60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97条,以及《办案规定》第23条规定,该证据不具有真实、合法、关联性。第五,被告不执行《特条》第35规定是不作为。原告符合免罚规定,但被告无理拒办。第六,原告身份适格:依《若干解释》第12条规定,原告与本案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第七,原告所诉行为具有可诉性,符合《行诉法》第2、11条之规定。被告声称未作出处罚决定纯属谎言:原告于2011年5月27日已收到《决定书》。本案中,被告一是对原告的陈述、申辩未予以核答;二是对原告减免申请不予答复,均侵害了原告的实体权利。怎能说“是否予以答复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均认为不予答复和拖延履行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答复因针对的事项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观察行政机关是否具有法定的答复的义务,如行政机关具有作出答复的义务,且该答复行为对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产生影响的,应当属于可诉的准行政决定。第八,复议前置程序问题:本案属《行诉法》第11条规定之范畴,不存在前置问题。被告在《告知书》未列明诉讼提示,亦证明其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违法事实。第九,“当事人应主动接受处理问题”。被告五一后的二天仍未正常上班,且当时尚无《告知书》。但原告已主动通过电邮等方式按要求提供了行驶证等,明确告诉被告自己为驾驶员,同意依《特条》第47条交款,同时依第35条申请免罚。被告一方面不提供《告知书》,另一方面无该书又拒办业务,反过来却指责原告未接受处理,是“强盗逻辑”。第十,原告手中的《决定书》证明被告称邮件被退回是撒谎。第十一,处罚记录对原告有现实利益影响,单位已要求原告支付该罚款,付款是必定发生之状态。

(二)被告庭审的观点

第一,原告主体不适格。该车所有人为单位与原告无关,且该记录亦不对原告产生影响。第二,原告的三个请求均不具有可诉性。其一,原告诉及的行为尚未作出处罚决定;其二、信访答复不属于行政法律行为,是否答复不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其三、车主至今未接受处理,也未按《特条》第32条向交警提供驾驶人并经其确认,未确认前,不存在依《特条》免罚前提。第三,原告提起行诉未经复议前置程序。第四,答辩人在处理原告所涉行为时无错,于5月8日邮寄通知车主但被退回,且据《道交规定》第50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主动接受处理。

(三)一审裁定结论

裁定书结论:“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起诉的被告行为,系被告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交通违法行为信息并将监控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供车主和驾驶人员查询的行为,该行为属于被告作为公安交管部门实施的证据收集和交通违法事项告知行为,并非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本案原告并非涉案车辆所有人,在被告尚未最终认定交通违法行为人为原告并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情况下,被告的上述行为以及原告诉称的被告存在的相应行政不作为,并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原告的起诉,不属于法院行诉受案范围,依法应予驳回。依照《若干解释》第44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郑勇强的起诉。”

(四)二审裁定

一轮二审于2011年10月13日在深圳中院由一名法官开庭审理。裁定书认为:“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郑勇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有关处理涉案交通违法行为的诉求,可另寻法律途径解决……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四、本案第二、三轮审理简介

在一轮二审庭审后,应法官要求,笔者再往被告处申请免罚,但其仍以《特条》35条尚未生效为由,拒不办理并拒绝出具业务及信访回执。

二轮一审豏于2011年12月7日在罗湖法院采用普通程序审理。原告增加了2011年10月13日到被告处办理申请时取得的录音、照片等证据,诉请与一轮基本相同。原告一审立案时向法庭提交了提取、保全证据申请书,但合议庭在庭审时才要求被告在庭审后一周内提交资料。事后被告向法庭称已无视频。在长达一年时间里,被告未依职权对本案驾驶人进行认定。二轮一、二审依然裁定驳回起诉。二轮一审裁定认为:原告与“减免处罚行为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再行起诉,属于重复起诉,依法驳回。”但2012年3月5日开庭的二审裁定却认为:上诉人“申请不作为违法的请求不属于重复起诉,经查属实,原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豐

2012年1月7日,原告因车辆年审只得先付罚款,并于2012年4月12日持已缴款的单证,再到被告处申请免罚,但即使在“坐实”的情况下其依然拒不作为。第三轮一审豑于2012年6月7日由同一法官采用普通程序审理。本轮增加了实缴证据,诉请与前二轮基本相同。

五、对本案的法律思考

第一,司法公正问题。三轮一审法院在传票案由栏均先认定本案为:交警行政处罚。而非原告诉被告的不履行法定职责。尽管,一审法官认同豒法律上利害关系人之说,但前二轮审理时其还是认定处罚与原告无关而驳回起诉。在被告存在诸多不作为情况下,法官仍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如其在庭审前明知已存在《决定书》的情况下,依然罔顾事实,认为被告作出的并非是“最终的行政处罚决定”;在二轮一审时,在裁定书上甚至“穿越”时空,把2011年10月13日的证据、事实认为在2011年7月14日已审理,等等。据悉,北京2009年民告官胜诉率7%,东莞法院的数据是:近三年行政机关败诉率不超过3%。豓2010年东莞一共收到了443宗行政复议申请,其中91宗不服复议结果提起“民告官”行政诉讼。结果没有一宗案件是原告胜诉的。豔说明只有从思想上破除“公检法是一家”的观念;从制度上确保司法独立,否则依法治国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特条》35条在施行二年后才生效吗?答案是否定的!《立法法》第84条对此已做明确规定,本案应“有利追溯”。第三,第三轮一审审限已逾二月,如经高等法院批准,可以延期,但法律并未规定可延长多久、延期多少次、是否应告知当事人?这亦为司法机关提供了不作为的土壤。第四,罗湖法院是广东省高等法院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单位,本案一轮一审采用独任法官审理制。根据《行诉法》第6条规定,本案应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法院是否可以突破司法的顶层设计?依据《立法法》第7、8条规定,只能全国人大有权制定、修改诉讼等基本法律。司法改革是否应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第五,《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但是,本案法律关系多层、权利义务复杂,即便在法律层面可以适用该通知,但对本案而言适用简易程序也是错误的。第六,二轮二审名义上组成合议庭,但实际上仅由一名审判员到庭进行法庭调查,这种情况在深圳中院已成常态。开庭仅历时十五分钟即草草结束。根据法律规定,只有在案件事实、法律关系清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书面审查。本案已开庭四次,说明案情复杂、不清,应由三人出庭审理,如此,才能保证法官审案的亲历性,避免错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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