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教案范文

宪法教案篇1

关键词：案例教学；宪法；应用

前言

近几年，法律专业教育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正日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在宪法教学中，相对枯燥的法律条文难以能让学生深入掌握，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不少人认为院校只要教会学生对法律条文的牢记就行，他们一踏上社会便有“用武之地”。这种认识不仅来自学生，也来自社会，甚至于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存在这种认识，宪法教学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发展和完善宪法教学模式，将案例教学与宪法条文相联系，在宪法教学中渗案例教育，这是我近几年一直在努力尝试的。

一、宪法教学存在问题

（一）宪法教学的空洞早已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

如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莫纪宏博士在他的著作《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中指出的“我国宪法学理论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实现”。韩大元教授在《现代宪法学原理》一书亦提及“我国目前宪法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恐怕与我们对宪法实践的认识有关，即没有深入分析和掌握宪法实践的发展规律，对社会实践和知识相互连结的方式理解过于片面”。

（二）教学方式枯燥

宪法教学的课程设计是以讲授理论为主要方式，多数教师比较注重联系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料去介绍、分析和评价某种立法或学术观点，而忽视分析研究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实际经验，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由于灌输式教学法形式单调，加之宪法学的内容又比较抽象、枯燥，虽然某些教师讲授时使出浑身解数，但在学生听来却是索然无味，因而很难被学生接受，一定程度上，使师生双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到挫伤。

二、宪法教学中案例教学的创新策略

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宪法个案，引起了学术界、民间与官方的关注，在实践中出现的个案为宪法学的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宪法学的课堂上，以案例分析为特征的教学方式，弥补了传统的宪法理论的教学方式的不足，激活了沉闷的宪法教学，开始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

（一）与学生的专业紧密联系，突出案例教学的实用性

宪法教学的教学定位是培养人才的实际法律素养，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生涯中的知法守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宪法教学中，一定能够结合学生所学习的专业内容进行教学。怎样详细考察各专业学生之间的知识差异，选取尽量适合他们的教材与配套的扩展内容，是实用教学的关键。在课堂教学外，教师也应在学生掌握教材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摄入社会调研，也可以组织演讲比赛、知识竞答等多种方式，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法律意识。如“聂树斌冤案”和“佘祥林杀妻冤案” ，我们可以以此来讲解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在这些个案的背景下，体验我国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的现实。

（二) 教材的选择利用

怎样按照学生们的个体差异，选取适宜的教材以及相配套的课程大纲，让教材不单单展示应用性、专业性和适宜性、实用性，更要难度适合，架构分明，能够起到多元与多维彼此贯通，使得实用性教学能够系统化与相互贯通，不但能便于教师的教学，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掌握与自身进步与发展。以孙志刚被害案为例，不但可以让同学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同时就后期三名法学博士生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审查建议进行扩展讲解，使同学们同时能够了解《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的出台以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背景。

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在教材的基础上组织社会调研活动、讨论等多种形式，以此增强学生的深刻理解以及应用能力，单纯的法条没有明显的趣味性，但是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模式提升学生的参与意识，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 教师的搭配

不同内容要有不同的教师配备，这是案例教学实施的基本前提。宪法案例教学里的任何一个水平层次都要配备有适宜能力、教学经验、勇于尝试、热情倾听的教师。尤其是对于那些基础较差的同学们，学校更应该安排能力上强的教师来教学，因为这个团体是最需要提高成绩的人群。怎样充分激发教师们的积极性，科学完善的考评教师们的教学水平是实施宪法实用性教学的重要标准。

（四）教师提高自身能力、转变角色定位

因为以往长时间的思想认识和教学模式的因袭，教师的自身定位是否合理是深切关系到宪法案例教学的成败。由此，教师当实施宪法案例教学的时候，必须要切实根据客观情况能动性的对教师担当的角色充分把握。第一点是要时时刻刻的提升自己的全面素质；第二点是要在日常教学中敢于应用新方法，剔除陈旧教学理念造成的不良教学方式；第三点是要保持旺盛的创新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

(五）实现课程内外的融汇统一

在大学里，同学们所学专业多种多样，想要加强他们的法律素养，就必须跟各自的专业融汇统一。现在各专业往往都有专业英语，但少有“专业法律”，若是在专业教学中设置一定课时的宪法案例教学，在他们将各自专业与宪法学习融为一体，这便于学生在课外时间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法律水平。

三、结语

宪法案例教学，是法律教学的一次崭新体验，它的实施扭转了法律教师的宪法教学理念，使他们认识到了宪法案例的重要性，优化了教师的日常教学模式，使他们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完善了教师的职业思维，使他们的思想更加进步，同时也融洽了师生关系，为后面的学习打下了环境基础。实践证明，宪法案例教学明显提高了不同专业学生的法律成绩。由此可见，宪法案例教学的创新研究和实践，对学校和学生的发展有着良好的效果，其影响不但是现实的，而且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1] 王秀玲. 宪法学教学重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J]. 中国大学教学. 2003(07)

宪法教案篇2

今年12月4日是第四个国家宪法日，12月4日至12月10日是xx市第二宪法宣传周，也是党的召开之后第一个国家宪法日和xx市宪法宣传周。根据市法宣办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暨xx市第二宪法宣传周活动的通知》（沪法宣办﹝2017﹞10号）和《关于举办“宪法进公共空间”活动的通知》要求，本市教育系统将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弘扬宪法精神的主题，集中开展宪法宣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7年12月4日（星期一）至12月10日（星期日）。

二、 活动主题

弘扬宪法精神、坚持依法治教、共创美好生活。

三、 宣传重点

（一）大力学习宣传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结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精神，重点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学习宣传党的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部署，让全体教育工作者和广大青少年充分认识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充分认识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二）突出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宣传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宣传党的领导是宪法实施的最根本保证，宣传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我国的国体政体，宣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宪法基本内容，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宣传宪法的实施，落实宪法宣誓制度。引导人们发自内心信仰和尊崇宪法。

（三）广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xx教育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坚持法治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大力宣传党的十八大以来本市教育系统推进依法治教的重要部署和重要举措，宣传本市教育系统各高等学校、各区教育局、各直属单位在推进“宪法进学校”“宪法进机关”“宪法进单位”方面的政策措施和实践成果，努力引导全体教育工作者和广大青少年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四、 主要任务

（一）组织开展“宪法进机关”活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带头学习宣传、信仰尊崇宪法。

1.要组织开展宪法宣誓、宪法主题报告、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习宪法等活动，推动教育系统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掌握宪法精神。

2.要通过在各机关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和接待群众办事的窗口场所开设宪法专栏、张贴宪法宣传海报、刊播宪法宣传标语等方式营造宪法宣传氛围。

3.要通过举办法治专题讲座等形式，传播宪法法律知识、宣传展示本市教育系统法治建设成果。

（二）组织开展“宪法进学校”活动

青少年是宪法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全市各大中小学要在宪法宣传周期间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青少年宪法宣传教育。

1.要广泛开展宪法主题班会课、国旗下宪法讲话、晨读宪法、宪法演讲等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普及宪法基本常识，推动青少年从小树立宪法意识和国家意识。

2.要充分利用校园各类宣传阵地和平台开展宪法宣传，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宪法学习氛围。

（三）组织开展“宪法进单位”活动

市教委各直属单位是教育系统宪法宣传教育的重要单位。

1.要结合直属单位工作实际，通过邀请专家讲授宪法，组织宪法学习讨论，利用单位内网、QQ群、微信群下发宪法学习宣传资料等形式，加强单位员工特别是单位经营管理人员的宪法教育。

2.要充分利用窗口办事网点的电子宣传屏及单位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和宣传平台，刊播宪法宣传标语、张贴宪法宣传海报、开设宪法宣传专栏，面向全社会广泛开展宪法宣传。

（四）组织开展“宪法进公共空间”活动

城市公共空间是营造宪法宣传浓厚氛围的重要载体。要充分利用本市教育系统内政务服务大厅、公共服务窗口、学校等适合宣传的场所，统一播放宪法日公益广告，摆放宪法主题宣传易拉宝（素材可从市教委法宣办提供的公共邮箱中下载），引导群众扫码关注相关法治宣传微信公众号，形成全市教育系统宪法宣传的亮丽风景。

五、 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组织开展好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暨xx市第二宪法宣传周活动是今年全市教育系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各高等学校、各区教育局、各直属单位要高度重视，把宪法宣传周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抓紧制定活动方案，广泛动员、精心组织，加强人财物保障，确保宪法宣传周活动顺利开展。各单位要组织开展至少一项宪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二）注重宣传实效

各单位要按照“创新宣传形式、注重宣传实效”的要求，针对不同宣传对象的不同特点，精心策划宪法宣传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实现宪法宣传对象和内容的精准化。要更多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开展宪法宣传，结合受众关心的问题策划宣传内容，提高宪法宣传传播力。要结合法治实践，更多地设置互动环节、体验环节，提高群众参与宪法宣传的积极性，确保宪法宣传取得实效。

（三）做好舆论宣传

各单位要及时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线索和宪法宣传活动素材，扩大国家宪法日和xx市宪法宣传周的知晓率。各普法新媒体要加强对宪法宣传周活动的预告和报道。

请各高等学校、各区教育局、各直属单位于11月30日前电邮上报本届宪法宣传周活动项目以及“宪法进公共空间”易拉宝摆放、宪法日公益广告播放方案，报送格式见附件。同时，请于12月12日前，把开展活动的整体情况，电邮报市教委政策法规处。

联系人

xx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宪法教案篇3

活动主题

本次“国家宪法日”系列活动的主题为“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活动时间

11月28日—12月10日

活动内容与形式

1.11月28日邀请司法局法制宣传科科长（我校法制副校长）在学校报告大厅为高一年级全体师生开展法治教育专题讲座。

2.在12月3日周一升旗仪式上安排学生宣读宪法演讲稿，使学生了解宪法的内容，引导学生学法、尊法、守法；

周一班会课期间开展主题为“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主题班会。

3.12月4日组织高一高二年级全体师生通过全国青少年普法网收看“晨读宪法”直播视频，全体师生同步跟读，进一步加大宪法宣传力度。

4.12月6日前后组织“宪法知识竞赛”活动，让学生通过试题竞赛，对我国宪法有更全面的认识；

督促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点击普法网“宪法小卫士”活动，学习法律知识，积极参与宪法知识挑战。

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我校把“国家宪法日主题”活动作为“七五普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细化活动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2.注重实效。紧紧围绕宪法日活动主题，组织好学习宣传宪法活动，做好宪法知识竞赛，开展有针对性地法制宣传，使宣传学习接地气、有实效，防止形式主义。

3.认真总结。活动开展过程中，及时把握舆论导向，并留存活动图片等材料。

xxx学校

宪法教案篇4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深入发展，社会民众的宪法意识逐渐增强，许多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权利的保护问题、受教育权的问题，等等，都被纳入宪法的视角进行讨论。而被称为“中国宪法诉讼第一案”的“齐玉苓案件”，更是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长期关注与讨论。“宪法的司法化”，这个被某些宪法学者质疑其学术严谨性的概念，一度成为全国媒体炒作的焦点。与此同时，宪法学界的同仁们也在积极引入案例分析、事例分析或者实例分析等教学方法，积极推进宪法的教学改革，使宪法学的教育一改往日“政治说教”的“枯燥平板”风格，吸引了广大学生的浓厚兴趣。本文拟对宪法事例的法理内涵进行初步分析，以探讨事例教学的内在原理，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促使这一新型教学方式更加规范化与科学化。

一、有关“宪法事例”及类似概念的诸种争http://议

在2006年6月，笔者有幸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办的“宪法学教学改革研讨会”，在会上聆听了韩大元教授等人对于宪法案例教学所发表的精辟见解。从与会各位宪法学同仁的观点来看，宪法教学中到底是是使用“案例”、“事例”，还是“判例”、“实例”或者“范例”，学者们之间似乎还存在着较大分歧。wWW.133229.Com在相关论述中，尤以韩大元教授与郑贤君教授的观点最富有典型性。韩大元教授认为：“宪法案例是指涉及到宪法问题并且对有关宪法问题存在分歧性认识的具体的宪法事实和宪法行为，宪法案件是涉及到宪法问题并存在分歧性认识的宪法事实和宪法行为提交宪法审判程序加以解决的具体事例。…而宪法事例是指涉及到宪法问题但是并不一定存在分歧性认识的宪法事实和宪法行为，也可根据宪法原理虚拟的一种事实状态。”而在郑贤君教授看来，在宪法学教育中，“实例’一词更能反映宪法学的教学需要和特质。‘判例’是法院做出的有关宪法案件的判决及其从中抽象出来的原则。在判例法国家和有些成文法国家，法院作出的判例起到补充成文宪法的作用，具有法律效力。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判例。‘事例’是实践中发生的一些真实的事实，它们不是法院作出的，但其中蕴涵着宪法原理，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以宪法原理为标准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评判，并做出结论。‘范例’是教学过程中经常使用，但范例包括的范围很广，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不是真实的，经常是为了说明一些原理而虚构出来的。‘实例’则是在对应宪法学原理的抽象性意义上而言的，用以概括宪法学教学中的有关实践内容的例子最为贴切。”她还认为，“实例”中的“实”与“名”相对应，包括判例和事例，实例教学的功能在于可以增进学生对宪法原理和宪法价值的认识能力和感受力。

笔者无意于质疑韩大元教授与郑贤君教授的相关观点。只是从本人有限的宪法教学经历而论，笔者更加倾向于使用“宪法事例”这一概念来指代这一种新型的宪法教学方式，原因在于：从法学教学方法来看，我们常说的“案例教学方法”，主要源自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是指从司法判例中寻求裁判规则与法律原理，它是英美法系大学法律教育中的主要教学方法。故而，从法学教育的实践来看，“宪法案例”与“宪法判例”两个概念并无太大的区别。至于“宪法实例”，其范围不仅包括“司法案例”即“司法实例”，而且还包括其他的宪法实例，因宪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其实施不仅有赖于司法机关的保障，而且需要其他国家机关与全体公民积极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或者权利，共同捍卫宪法的至上权威。于是，其他机关履行宪法职能的行为、公民履行宪法权利、捍卫宪法权威的行为，都得以构成宪法上的“实例”。所以，宪法实倒的范围一般较“宪法案例”更为广泛。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不仅“是对历史各阶段的生活经验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规范政治和社会基本形态的基本法，“对于解决未来时代政治上与社会上的难题具有开具处方的意义”。宪法学教师在讲解宪法学原理的时候，不仅需要引证已经发生的宪法实例，而且有的时候需要“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第二十六》)，大胆预设可能发生的宪法事例。换言之，宪法规范的功能决不仅仅在于解决已经发生的各种争议，更在于“防患于未然”，防范未来社会可能会发生的各种问题。于是，虚构某种宪法实施状态或者对真实发生的宪法实例进行加工改造，以适应宪法教学的需要，就成为宪法教学中的一种必要措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以为，“宪法事例”较“宪法实例”、“宪法案例”而言更加符合改进宪法教学的需要。

二、宪法事例的范围

虽然宪法事例教学方法已经在我国宪法教育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是，我国学界对于我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宪法案例”等等问题，显然还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笔者认为，撇开宪法理论上的诸多争议不论，就其法理内涵而言，宪法事例不仅包括宪法案例，而且可以包括存疑案例与涉宪事例。

第一，宪法事例包括宪法案例。宪法教学中涉及到外国宪法相关原理的介绍与讲解之时，宪法案例构成最重要的宪法事例。例如，在美国宪法史上，1801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涉及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以及此种制度模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以及随后的1957年“小石城事件”涉及到种族歧视及宪法平等权问题，等等。这些案件都是可以直接应用于宪法教学中的重要案例。当然，外国的宪法案例散见于有关外国宪法的专著或译著之中，需要我国宪法学者长期关注与深入探讨，特别是对外国宪法学界对其本国的宪法案例有何种理论争议、持何种理论观点进行跟踪研究，方能览其全貌、得其精要。

第二，宪法事例包括存疑案例。我国是否存在真实意义上的宪法案例?我国宪法学界对此还存在不同观点。例如，郑贤君教授就认为：“特别是在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里，普通法院或者宪法法院以宪法规范作为依据审理案件构成法治国家法律实践和法律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实践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实践例证，它既印证着宪法学理论，也是宪法学理论发展的活头源水，还为宪法学教学提供了大量可以引用的例证。由于我国缺乏违宪审查，这方面的例子自然匮乏几近于零。”而另一位宪法学者王禹先生则认为：“我国《宪法》序言规定，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当然包括了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其审判活动以宪法为其根本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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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此可以推断出法院应当有权援引宪法作出判决。”王禹先生还收集了三十多个在法律文书中援引了宪法的案例。其实，郑贤君教授与王禹先生的不同观点也体现了我国宪法学者在“宪法案例”概念上的重大分歧：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之下，人民法院是否具有违宪审查权抑或是否可能具有违宪审查权?宪法到底是纯粹的公法还是兼具有“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属性?我国是否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宪法案例”?从对“齐玉苓案件”的相关观点来看，我国宪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就存在许多不同观点。笔者以为，我国宪法学界所存在的这些理论争议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之特殊国情所致。由于宪法文本对相关问题规定不明，而拥有宪法解释权与违宪审查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相关争议亦从未明确表明其认识与态度，这是理论分歧长期存在而且不能得到解决的现实原因。换言之，在有权机关作出权威解释之前，这种理论争议是无法消除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宪法教师在宪法教学中援引这些案例，并根据自身的理论观点进行讲解与评述。存疑案例的大量存在，或许是我国当前宪法事例教学中的一个典型特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并考量着我国宪法教师的理论素养与人文襟怀。

第三，宪法事例包括涉宪事例。如前文所云，宪法事例的范围虽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宪法的司法实例或者司法判例，但是，从理论界与实务界所关注的重点来看，宪法事例主要是与一个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紧密相关。或者说，最为典型的宪法事例，仍然是在各国违宪审查实践中所发生的重大案件。所以，在不同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之下，其典型的宪法事例之范围也必然有所不同。例如，在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体制之下，宪法事例显然包括了有关总统选举、议员选举以及全民公决等行为之合宪性争议的事件；而在德国的宪法法院体制模式之下，只有对有关法律之合宪性争议的事件才属于典型的宪法事例；反之，在美国普通法院为主体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之下，一切公权力机关涉及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案件(包括行政案件)均得属于宪法案件。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尚在形成之中，学者们对于人民法院能否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审理案件还存在着诸多争议，所以到底哪些属于典型的宪法事例尚处于存疑状态。笔者以为，宪法教学中运用宪法事例的目的在于生动、明白地阐述相关宪法原理，而不一定在于阐释或者建构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模式。故而，所有涉及宪法条款的案件，均可以成为宪法教学中的宪法事例，例如周伟教授所的“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案”、“张家祥等人诉峨眉山市峨眉山风景旅游管理委员会案”，等等。虽然这些案件都属于行政诉讼案件，但是都涉及到了有关宪法平等权问题，所以均可在宪法教学中，特别是在有关宪法平等权原理的讲解中加以应用。

三、宪法事例教学的方法与步骤

韩大元教授认为，宪法个案的具体分析步骤包括如下因素：阅读个案，把握论据，寻求条文，确定焦点，综合判断，最后是检验、发展宪法学原理。而郑贤君教授则认为，在宪法学教学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结合相关的宪法概念和原理引用宪法实例进行讲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概括、提炼。这方面应分以下步骤：选择合适的实例，介绍实例事实，结合宪法概念、原理、规范对事实进行涵摄，得出结论或者发现宪法问题。这些方法无疑都是极富启发意义的。笔者认为，宪法事例教学一般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第一，寻找宪法事例 虽然韩大元教授认为可以将宪法案例作为课程的核心，围绕案例进行讨论分析，但是从宪法教学实践的一般情形而言，宪法事例的运用主要是为了说明宪法原理或者探讨宪法制度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故而，在宪法教学中，通常是为了配合某些章节教学的需要，先去寻找与这些章节之宪法原理相对应的宪法事例。

第二，寻找宪法规范依据并进行规范分析我国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曾经介绍了所谓之“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请求权”是指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而“请求权基础”(anspruehsgrundlage)，是指得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易言之，即谁得向谁，依何种法律规范主张何种权利。他认为这种方法能够“有助于培养法律人应具备的归纳、演绎以及来回穿梭于抽象规定与具体案例问的思考能力”。其实，寻求“请求权基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找法”及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它体现了法律学者尊重实在法规范的思维品格，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思维训练方法。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宪法学在学科品格上先天不足，而现行的违宪审查机制与宪法司法适用实践又面临诸多问题，我国宪法学者在分析宪法事例的时候往往是长于原理阐述，短于规范分析。更有甚者，甚至无视现行宪法条款的基本文义，恣意拔高或者贬低我国宪法相关制度的宪政价值。如此讲解，当然无法收到宪法事例教学的良好效果，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正确的宪法思维。

第三，对于宪法事例进行评价在我国的宪法诉讼机制建立健全之前，权威宪法解释的缺失必然是宪法学者在寻求宪法事例之规范依据时无法回避的困境。故而，在宪法事例分析的过程中，宪法教师还需要依据我国宪法制度中所蕴含的价值准则，甚至借助于外国宪法案例及其所蕴含的通行的宪法规则、宪法原理对宪法事例进行评价，以培养学生正确的宪法价值观念。

总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基本的体制改革没有完成之前，在完善的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建立健全之前，宪法文本中所蕴含的许多矛盾无法通过学理争议予以消除。然而，在这段时间之内，宪法学者以及宪法教师并非无所作为。通过宪法原理的讲解弘扬宪政精神，通过宪法事例的剖析培养学生的宪法思维，乃至于通过宪法事例的讲解进行宪法价值评价，都是宪法教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宪法教案篇5

[摘要]由11年前发生在山东省的一起冒名上学事件引起的纠纷，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道不小的难题。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专就此案作出的批复；同月23日山东省高院直接引用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作出终审判决。齐玉苓案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并引发激烈争论，争论焦点涉及宪法和宪法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宪法适用及相关问题。本文对齐玉苓案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及山东省高院判决的性质和适当性、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主体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展望了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可能模式。

[关键词] 齐玉苓案 批复 宪法适用

齐玉苓、陈晓琪均系山东省滕州市八中1990届初中毕业生。陈晓琪在1990年中专预考时成绩不合格，失去了升学考试资格。齐玉苓则通过了预选考试，并在中专统考中获得441分，超过了委培录取的分数线。随后，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发出录取齐玉苓为该校19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的通知书。但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被陈晓琪领走，并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市商业学校报到就读。1993年毕业后，陈继续以齐玉苓的名义到中国银行滕州市支行工作。1999年1月29日，齐玉苓在得知陈晓琪冒用自己的姓名上学并就业的情况后，以陈晓琪及陈克政（陈晓琪之父）、滕州八中、济宁商校、滕州市教委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1999年5月，枣庄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陈晓琪冒用齐玉苓姓名上学的行为，构成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判决陈晓琪停止侵害，陈晓琪等被告向齐玉苓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5000元，但驳回齐玉苓其他诉讼请求。齐玉苓不服，认为被告的共同侵权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权利并造成相关利益损失，原审判决否认其受教育权被侵犯，是错误的。遂向山东省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陈晓琪等赔偿各种损失56万元。

二审期间，山东省高院认为该案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于1999年以[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请示，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经反复研究，于2001年8月13日公布了法释[2001]25号《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明确指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001年8月23日，山东省高院依据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终审判决此案：（1）责令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陈晓琪等四被告向齐玉苓赔礼道歉；（3）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和间接经济损失41045元，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余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陈晓琪等被告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赔偿费50000元。[1] 2001年11月20日，齐玉苓案执行完毕。

一、 齐玉苓案涉及的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宪法问题？

齐玉苓案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该案涉及宪法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宪法适用问题。

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根本法，要使宪法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使宪法得到全面有效的实施。根据宪法原理，宪法实施不仅包括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立法使宪法规范具体化以及国家行政机关贯彻执行宪法，还包括国家审判机关依据宪法规范来裁决宪法方面的争议。所谓宪法适用，在中国，就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宪法规范审理和裁决宪法争议的专门活动。

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体制上或观念上的原因，宪法并没有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一般在裁判文书中只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或援引有关司法解释，一直回避在法律文书中直接引用宪法。因此，作为国家根本法和“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其中相当部分的内容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发挥法律效力，使一些宪法争议得不到有效的司法处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因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产生的争议和其他一些宪法争议不断出现。这些涉及宪法方面的争议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不少缺乏具体适用的依据。这样，审判机关是否要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规范加以适用，使之成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一个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宪法适用是宪法实施的内在属性，没有宪法的全面、普遍的适用，就不能真正实行宪政。但宪法适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于宪法主要规定国家权力的组织、运行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规范主要是指国家权力规范和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因此，所谓宪法全面、普遍的适用，就是指宪法的司法化，包括国家权力规范的适用和公民权利规范的适用。其中宪法权力规范的适用，即司法机关通过适用宪法裁决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审查下位法规范和国家机关行为是否合宪，是宪法适用的重点和实行宪政的关键。

在不少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宪法诉讼制度，实现了宪法司法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院模式，对涉及宪法争议的案件由普通法院来审理；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专门法院模式，对涉及宪法争议的案件由专门设立的宪法法院来审理。但在中国，涉及国家权力规范的适用，如审查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权力产生及行为的合宪性以及裁决国家机关之间权限宪法争议等，在目前情况下很难有所突破。[2]因此，如果要实现宪法适用，一般也是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规范的适用；与之相关的诉讼程序只能是普通诉讼程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诉讼程序。

因此准确地说，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齐玉苓案的判决，涉及的主要是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如何在普通诉讼中适用的问题。

二、 争议之一：如何看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作出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不少学者和新闻媒体对批复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有的学者认为：批复预示我国宪政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是依法治国“这一艰难旅程中的一座光辉的里程碑！”[3]但在大家充分肯定批复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其中有人认为，依据民法通则有关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和教育法的规定，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完全有充分的法律依据，根本无须将这一行为的性质提到宪法高度，从而惊动宪法的“大驾”。[4]换言之，山东省高院无须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不必批复。

上述争议，涉及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是否可以适用以及如何适用的问题。

一般而言，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未将该种基本权利规范具体化为下位法规范；另一种是已将该种基本权利规范具体化为下位法规范。在前一种情况下，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是否适用，有三种观点：肯定说、折衷说、否定说。[5]多数学者认为，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规范作为判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争议的依据之一；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宪法规范和下位法规范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宪法规范是否适用，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下位法规范符合宪法规范，则直接适用下位法规范，无须适用宪法规范；如果相抵触，则可直接适用宪法规范。[6]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如果两种规范不抵触，两种规范均可适用，但作用不同：适用宪法规范在于裁断行为是否合法，适用下位法规范在于具体追究某种法律责任。[7]笔者倾向于肯定说，并认为下位法规范与宪法规范之不相抵触，不能排斥宪法规范的直接效力，即宪法规范的直接效力不以下位法规范是否抵触宪法为前提。

在本案中，齐玉苓被陈晓琪等被告侵犯的权利包括姓名权、受教育权和劳动就业权，但实质上齐玉苓主要受到侵犯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侵犯姓名权只是侵犯受教育权的手段，对劳动就业权的侵犯也只是侵犯教育权的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受教育权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对受教育权受侵犯如何处理，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在涉讼侵权行为发生期间，也没有可适用的其他法律规范①。

只能适用宪法第46条之规定。但是，仅仅适用宪法第46条只能对陈晓琪等被告的行为作出不合法的裁断，如何追究其民事责任，还需要适用其他依据。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受教育权的情况下，运用民法理论，将公民受教育权理解为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身自由权，用保护人格利益的方式来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并通过作出批复，明确了以侵犯姓名权为手段侵犯公民受教育的宪法权利应承担民事责任，从而为该案的审判提供了依据。山东省高院依据宪法第46条确认侵权者的行为不合法，再依据批复作出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的终审判决，使这一宪法争议得到解决。

有学者不以为然，认为法院可“依据宪法保护受教育权的精神，对公民因过错侵害他人人身权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民法一般条款进行扩张解释，使民法上的人身权得以涵盖教育权，或者将失去受教育机会作为侵犯姓名权的损害后果，判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8]

对此，笔者同意“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一般人格权的规定，……我国宪法虽有人身自由权的规定，但直接依据宪法就本案侵害他人意志自由的情况创设一般人格权，存在方法论上的局限。”[9]或者，如果像枣庄市中院那样，“将本案中齐玉苓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作为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损害后果来考虑，虽然也能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却并未把握住问题的实质”。[10]而且，在其他下位法规范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由于有1955年和1986年两个司法解释，是否可直接依据宪法有关教育权的规定裁判此案，不是十分明确；如果本案中仅仅适用宪法第46条，对陈晓琪等被告侵犯受教育权的行为只能得出其不合法的裁断，而无法具体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是适当和必要的，有了批复，山东省高院可明确依据宪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以及1997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14条“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的规定，作出正确判决。

三、争议之二：如何看待山东省高院的判决？

山东省高院直接依据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对齐玉苓案判决后，许多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认为该案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以前也有过个别间接涉及宪法司法适用的批复，但那些问题都是既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也侵犯公民在《民法通则》等具体法律中已经规定的权利。而此次批复的案件中，齐某的受教育权是属于民法理论难以包容的权利，明显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如不直接适用宪法的规定，司法救济是无法实现的。[11]也有不少学者持质疑态度。如有的学者认为，“齐玉苓案只是我国宪法间接适用的又一个案例，而不是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理由是：齐玉苓案同1988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伤概不负责案”的请示所作批复基本相同，属间接适用宪法，同时，中国尚未实现宪法的普遍适用，齐玉苓案算不上第一案。[12]

以上两种观点各有可取之处，但也有若干不足。理由如下：

首先，要明确这里所说的第一案是指山东省高院根据批复作出判决的齐玉苓案是第一案，而不应当是批复本身。如果是指批复本身，那么1988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曾就天津市高院[1987]第60号请示作过批复。该批复指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任意侵犯。”并认为雇主在招工登记表中说明“工伤概不负责任”，“是违反宪法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的，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对这种行为应认定无效。”[13]尽管该案中可以根据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的原则，也即依据违反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而认定其行为无效，而无需直接引用宪法。但毕竟该批复根据宪法有关规定对“工伤概不负责任”条款作出了“违反宪法”（实际上是不合法）的判断。据此，该案审判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明确了宪法条文的法律效力。

其次，在“工伤概不负责任”案中，尽管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援引了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内容，但该案双方当事人最后在天津市塘沽区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且在调解协议书中未直接引用宪法条文，即只是间接地涉及到宪法的适用问题；[14]而齐玉苓案的终审判决书中，直接引用了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民事诉讼法有关条款，从这个意义上说，齐玉苓案可以说就是直接引用宪法条文进入诉讼程序的第一案。

再次，所谓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中有关国家权力规范和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在司法领域中的全面的、普遍的适用，包括独立于普通诉讼的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其中关键是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实现宪法司法化是不可能的，因此，齐玉苓案之引用宪法条文，充其量是宪法关于公民受教育基本权利在普通民事诉讼中的直接适用，离宪法司法化尚很遥远。

综上，把齐玉苓案说成是“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不够准确。从严格意义上看，该案可以说是“在普通民事诉讼中适用并直接引用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第一案。”

四、 争议之三：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是否构成对我国宪法解释体制的挑战？

对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所作批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司法解释，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该批复属于宪法解释，有的甚至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滥用司法权，[15]或者说是对我国宪法解释体制的一次挑战。

实际上，像大多数学者指出的，批复应属于司法解释，尽管是对宪法具体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

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权和立法解释权（即无权对法律条文的含义或界限加以进一步说明），而只对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有司法解释权；同样，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对宪法的监督权和解释权以及提请解释宪法权，而只有权对其认为违宪、违法的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即最高人民法院只有对其认为违宪、违法的法律以下规范性文件的提请审查要求权。

但是如何理解“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中的“法律”呢？应当指出：在规定这一条款时，即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和1979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83年曾修改）时，1982年宪法尚未制定，对“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中的“法律”，应作较宽泛的理解；而且，批复是在“审判过程中”作出的，是最高国家审判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体现，不宜认为是“滥用司法权”。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认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应承担民事责任。”并没有对宪法第46条中“受教育的权利”的含义或界限作出解释，而是指出：如果受教育权受到侵犯，侵权者应承担民事责任。即批复确认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可在民事诉讼中引用该条款加以适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人士把受教育权理解为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的一般人格权中的人身自由（意志自由），并认为教育法属于宪法类法律[16]，但这仅仅是个人对教育权性质和教育法属性的一种判断，并不是在解释宪法。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就齐玉苓案所作批复，是对民事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宪法问题的司法解释，而不是宪法解释，并没有对我国现行宪法解释体制作出重大突破或构成挑战。

五、 争议之四：公民能否成为侵犯基本权利的主体？

许多学者注意到，本案的主要被告陈晓琪是一位普通公民，而非政府机关，从而提出以下疑问：公民能否成为侵犯基本权利的主体？

不少学者指出：依据西方宪政理论，一般而言，只有国家，而非个人，才有义务尊重并保护宪法性基本权利。如此严格要求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宪法的基本要旨在于制约政府权力，而非约束人民。基本权利标明了国家权力的边界，其要义在于抵抗国家的不当行为，而非私人的不法。[17]换言之，宪法适用是为了保护公民免受公权力对宪法权利侵犯的一项制度安排，因国家机关保护不力，国家机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该案主要是公民对公民的。如果在普通民事案件中直接适用宪法条文，实际上将违宪行为的概念泛化。

但也有学者认为，宪法是界定政府与人民之间关系的根本法，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对于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政府不能侵犯，私人（包括非政府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不能侵犯，这就给宪法介入私人领域提供了最根本的理由；而且，社会的发展和宪法中关于公民社会经济权利的日益增多，也为宪法保护公民私权利不受侵犯提供了现实选择。[18]

对此，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亨金早就指出：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仅仅保护其不受“国家行为”的侵犯，而将私人对他人权利的侵犯留给侵权法。[19]

同时应当承认，中国的宪法视角与西方不同，我们强调宪法是根本法，侧重于宪法首先是一部明确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宣言。中国传统宪法观念也认为，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中国宪法的特点之一。公民基本权利不仅约束任何国家机关，也约束其他组织和个人。这样，“私法关系并未排除在宪法调整范围之外。”[20]

但是，将公民基本权利“降格”为私权利，使得哪些权利才能称得上“基本”权利变得混沌不清。另外，更重要的是，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宪法制约国家权力的核心功能，冲淡基本权利的公法性。 [21]

因此在肯定齐玉苓案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注意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与我国现阶段宪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和我国宪法和人权理论的局限性相适应的。毕竟，齐玉苓案仅仅是普通民事诉讼中适用并直接引用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第一案，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诉讼案件。

六、宪法适用与宪法监督并行：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可能模式是什么？

齐玉苓案审结了，但它留下一个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中国宪法诉讼制度的可能模式是什么？

应当承认，齐玉苓案是中国宪法在普通诉讼中适用的第一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但它仅仅是开创了普通诉讼中宪法适用的先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诉讼。建立独立于普通诉讼的宪法诉讼制度尚待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从理论上说，建立相对独立的专门宪法法院，是最理想的宪法诉讼模式。这种体制更能保证宪法规范的全面、充分适用，更有利于实现宪法的司法化。但笔者赞同“寻求活动空间比制度外设计更具有可行性”的观点，[22]主张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未通过修宪程序改革前，应建立宪法监督与宪法适用并行的过渡性宪法诉讼模式。[23]

首先，可以考虑在普通法院内组成宪法审判庭（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内设立），有选择地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审理和裁决案件。有宪法争议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既可以将宪法规范、其他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一起引用，也可适用宪法原则及其他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进行裁断，实行二审终审制。通过直接引用宪法规范或原则，实行普通诉讼中的具体宪法适用；如果法院在审理普通诉讼中涉及宪法争议案件的过程中，认为某一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同宪法相抵触，可依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合宪性审查的要求或者建议。由于普通诉讼中涉及宪法争议当事人的利益相关性和冲突性，容易发现一些与宪法规范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或违宪行为，从而有利于启动宪法监督制度。

其次，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相对独立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经常性的抽象性违宪审查工作。

同时应当强调，评析齐玉苓案的视角和过程，比齐玉苓案本身更有意义。本案启示我们：

宪法教案篇6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基本权利的保障方式，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具体的法律制度层面上以及实践中所形成倾向于相对保障方式，即表现为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和保障方式均由普通法律加以规定。但齐玉岑案却改写修正了相对保障方式为直接保障方式。这个案子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例，被誉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这也表明了宪法权利不仅具有防范国家权力的效力，而且还具有防范私人行为的效力。当某公民的宪法权利受侵犯时，他可以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为自己取得司法救济，拿起宪法的武器保护自己。

是的，我国公民依照宪法规定享有的基本权利，有相当一部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公民的受教育权就是这样一种在宪法上有明确规定而又没有具体化为普通法律规范上的权利。这个案子第一次打破了法院对此问题的沉默，旗帜鲜明地指出：公民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即使没有转化为普通法律规范上的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也应当得到保护。[1]

在过去几十年的宪政实践中，我们过分强调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忽视了其法律性，实质上抹杀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虽然学者中有人提出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的制度构想，认为在没有具体法律规范时，法院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作出判决。但这一构想难以打破由来已久的法院在判决中不直接适用宪法这一不成文的司法惯例。在齐玉岑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打破我国在宪法实施问题上的保守观念，为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径。这个案子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宪法司法化或适用问题的机会，引发社会的思考。但有的学者认为宪法在这里是严重错位了，私人之间的侵权应由民法、刑法来解决，而不是宪法。还有的学者对案件的后果表示忧虑。认为该案意味着各级法院都可以对宪法作出解释，赋予各级法院宪法解释权会破坏法制的统一性。其危险性不仅在于国家权力对私权的过分干涉，还可能导致对公权力侵害行为的漠视和放纵。但无论如何，一方面，在理论上该案引发了人们关于宪法司法化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另一方面，在实践上该案解决了我国宪法司法适用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齐玉岑案无疑是我国法治建设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现实却令人忧虑，虽然“齐玉苓”一案引发了人们对于宪法司法化的思考，但是在实践当中，还是没能真正的将宪法走上司法化。比如九年义务教育由于受到国家的强制力的保护，学校只负责推行和实施国家的教育计划。可是高等教育则不同，它不属于强制性义务教育，从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角度而言，欲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必须赋予学校等教育机构一定自治权利。可是即便如此，无论是在九年义务教育下还是在高等教育下，学生因受到处分被开除学籍而状告学校的诉讼至今仍旧是层出不穷，往往是学生还没有进行申辩，便被学校所抛出的“一纸规定”而丧失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而诉诸法院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以学校的内部行为为由不予以受理，从而这一项宪法所规定的受教育的权利无法得到伸张。于是我们只能在亟待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寻求新的诸如自由权和“公益诉讼”的救济途径。

2008年12月18号，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称，自当月24日起，废止2007年底以前的27项司法解释。我们发现，最高院就齐玉苓案所做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赫然在列。与其他26项司法解释被废止理由不同，该司法解释只是因“已停止适用”而被废止，既无“情况已变化”，又无“被新法取代”。有人认为考虑到我国现行体制，最高院无权对涉及宪法的问题做出解释，所以要停止适用。针对法院能否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做出裁判，法学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能引用”，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引用”。而现在这一司法解释被废止后，此类做法是肯定不行。[2]

长期以来，中国宪法除了发挥政治宣言等功能外，在社会生活、法律实践中总是难以觅其“芳踪”。但宪法首先是法，法律应该能被实施，因此宪法应当从神坛走向世俗，融入百姓生活，为民所用。但是现在法院判案子不能用宪法，又回到若干年以前的状态，这一做法是前进，还是倒退？现在还不好评价。但是如果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了侵犯，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去处理，如何得到司法救济？新办法并未出台，遇到类似问题该如何裁判？司法机关不处理实际问题，就等于受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济；而得不到司法救济就等于宪法向公民承诺的权利兑现不了。

故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如果说要停止适用，起码要再拿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出来。不然以后还会有多少权利被侵害的人们得不到公平，得不到正义，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如果要停止适用，那就必须完善好我国的部门法体系。而在齐玉岑案件中，正是因为科教法法律部门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尚未完善，才会出现受教育权法律保护的真空，故法院不得不将其概括为宪法权利来寻求保护。但是法律无论制定地多么完美，还是会有纰漏和欠缺的地方。所以当没有具体法律规定，而公民的宪法权利又受到实际侵害时，可以直接适用宪法给予救济，但是法院需要充分考虑案件性质、现行制度、法治状况等各个问题。比如说一个刑事诉讼，就不适宜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刑法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而民事、行政诉讼中，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但要在普通法律并无具体规定，而宪法又有原则规定的时候才可以。

但是，目前宪法司法化在我国存在着许多的障碍，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有关宪法司法化的司法解释存废之间的艰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也印证了这一趋势。然而，宪法司法化是从宪法走向宪政的必由之路。没有司法化，宪法只停留在纯粹的理论层面，就不能成为完全意义的法，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宪政。从当前各国的宪政实践看，宪法司法化的观念也逐步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些国家都建立了诉讼的机构和程序，对宪法进行司法适用。我们国家也要在摸索中前进，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早日实现宪政。

我国公民目前的宪法意识和基本权利意识都很薄弱，其实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不高的原因不在于法院是否直接依据宪法审理具体案件，而在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基本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这又成为我们在保障宪法真正发挥作用的一大挑战。什么时候，宪法的最高权威才能树立起来，才能成为亿万民众心中的根本大法？

宪法教案篇7

[论文摘要]“宪法”课程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 教育 观念，矫正已偏移多年的教学目标；其次是根据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 法律 人才的需求和法律职业院校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对宪法课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改革，创新宪法课教学模式，重构宪法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

一、“宪法”课程教学改革的紧迫性

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目标模式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法学本科教育，即“通才”教育；二是法律职业教育，即“专才”教育。因培养目标的不同，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在内容、方法等教学环节上有一定的区别。法律职业教育为司法机关培养基础扎实、心理素质高和适应能力强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律职业教育中“宪法”课的教学必须跟上时代 发展 的步伐。从法律职业教育的经验看，“宪法”课在法律课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一个不具有最基本的宪法理论基础的人，很难确立法律职业者应有的职业良知和素质，更谈不上成为一名具有法律思维并熟练准确运用法律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法律人才。我国目前职业教育中“宪法”课程教学与它在整个法学教育过程中的地位极不相称，“宪法”课程理论性很强，内容复杂难懂，历来被认为“入门容易，学明白难”。长期以来形成了如下状况：教学目标不明确、角色错位；教学观念陈旧；教学内容落后；教学脱离实际；教学难度大；考核机械；图书资料匮乏；严重落后于市场 经济 、精神文明、民主 政治 和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发展趋势；教学方法单调，说教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仍然是主导，教师在教学中只注重“授业”而忽视对学生“传道”和“解惑”，长期以来单一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厌倦“宪法”课的学习，教师也产生了职业倦怠感。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法律职业教育高素质、多元化法律人才的培养。面向21世纪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1．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宪法”课程的内容决定了课堂教学是其教学方法的基本构成要素。改革教学方法的主要任务是促进说教式、灌输式课程讲授式方法向启发式的教学方法、问题导入教学法及案例教学法的转变。

第一，启发式教学方法。传统的“宪法”课教学采用的往往都是灌输式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主体，在课内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就是听、记，被动地接受知识，很少去思考。启发式教学方法则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要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主动地学习知识。课堂讲授中不应简单地将结论性的知识告诉学生，或是先告诉结论再举例说明，而应从各种教学素材出发，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得出结论，即归纳式讲授。同时，教师要为学生指定必要的课外阅读资料，也要让学生自己去收集资料，保证课堂上能够启而有发。

第二，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案例教学法在英、美、法等国家的法学 教育 中十分流行。所谓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就某个现实的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析、讨论、评价，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对已做出的行为进行肯定、比较、矫正，从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法学教育已普遍接受案例教学模式，并在实际教学中不同程度地采用。但是，对“宪法”课教学中是否有必要且有可能引入案例教学方法，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我们认为，案例教学方法的引入有利于“宪法”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因为它对培养学生自主发现和归纳 规律 性原理的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问题在于如何运用案例教学法为理论课教学服务。理论课程与案例教学法的结合难度最大，但并非不可能，关键是我们在案例教学中个案的选择一定要贴近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热点问题，如“许霆案”、“机场一清洁工拾到价值300多万黄金饰品未归还案”及“艾滋病人可不可以结婚”的问题，都可以设计出很好的案例教学方案。虽然“许霆案”、“机场一清洁工拾到价值300多万黄金饰品未归还案”透射出的是刑事犯罪问题，但是，我们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是站在宪法的角度去揭示宪法理论和宪法思想问题，让学生感受到宪法就在我们身边，由生活揭示宪法现象，由宪法理论去透视现实生活，从而让学生明确我们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必须限定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 法律 课的案例教学普遍存在着用案例解释法律以及案例运用随意性大的问题。案例教学不是点缀，更不能随心所欲或者哗众取宠，教学中所用每一个案例都应当经过精心设计且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

第三，问题导人法。“宪法”课理论性强，在教学中有的章节不可能找到很恰当的案例，为了避免满堂式的灌输，就必须让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可以让学生把问题引入课堂。有的章节教师可以不讲，让学生自己去阅读，然后把问题带人课堂，让教师“解惑”，也可以和学生相互探讨，以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学生也可以将身边、社会上发生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引入课堂，师生间共同探讨、学习，实现教学相长。

2．课堂外的教学方法改革。“宪法”课堂教学时数有限，只能按照教学大纲讲授，所以可以设立课外教学环节。“宪法”课可以充分利用 网络 教学资源开设“宪法”课外课堂，搭建一个网络师生互动的平台，在利用网络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站在—个平台上，共同探讨宪法理论前沿性的知识和宪法实践领域的新 发展 和新要求，把网络资源建设作为课堂教学的组成部分。

(三)教师课堂教学理念的改革

教师作为课程的主体要素直接决定着课程的形象，影响教学质量，优秀的教师对课程的讲授往往让学生对本课程心驰神往，沉浸在课程的魅力中。在实用、消费的校园文化中不能从本门课程中感召学生，就会出现危机。在“宪法”课的教学中，教师也应超越自己，打破传统的“一个教师唱独角戏”的课堂模式，实行“多个教师同台唱戏”的教师联讲模式，发挥每位教师的优势和不同教师的风格，打造一个优秀的宪法精品课团队。

宪法教案篇8

论文摘要：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资格等方面做出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我国高校宪法学教学重点普遍偏离司法考试的命题重点，教学方法也较单调。鉴于此，高校宪法学教学改革应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以规范和实践为重点，采用多种方式，突出对学生的规范分析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

司法考试是我国法律职业准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以来，报名条件一直限制在已经取得本科学历的毕业生。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在报名范围等方面做出重要调整，规定“普通高等学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报名资格的调整，有利于基层地区法律职业人员短缺、断档等问题的解决，也使法律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在就业时有更多优先选择法律职业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一调整也给高校法律专业各门学科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宪法学作为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在司法考试之卷一占有一定分值。因此，宪法学教学如何通过自身调整适应我国法学教育趋向应用的趋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对高校宪法学教学的新要求

国家司法考试政策调整后，法律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有机会在校报名参加统一司法考试，这一变化，给高校宪法学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司法考试越来越注重宪法思维能力的考查。据统计，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以来，关于宪法思维能力的试题已从最初的3道上升为现在的8道，相应的，要求宪法学教学中应着重学生这一能力的培养。一般来说，宪法思维是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作为法律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一般法律思维有所不同，它不是法律思维在宪法学领域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法律思维。例如，2009年司法考试卷一(下文的试题都是第一卷中的)单项选择的第1题：应如何理解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中关于“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观点。这道试题考查的基本知识点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结合本题所给选项，考生只要对宪法的法律地位有正确认识，并能够运用这一知识对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以及宪法与执政党的关系进行分析，很快就可以得出本题的正确答案：“宪法法律至上”是执政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其次，司法考试注重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等知识问题的考查。例如，2004年第7题的考点是《宪法》第13条第3款，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8、10、14、55题则是对《宪法》、《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法》、《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和《香港基本法》等法条的识记能力的考查。此外，2009年的司法考试又对《集会游行示威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的有关法条进行了专门测试。因此，高校宪法学教学中不应忽视学生对法条的记忆和理解能力的培养。最后，司法考试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的现实情况有着密切联系，这就要求宪法学教学对当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能够用宪法学基本理论进行观察、分析，提出宪法问题，并加以解释，从而培养法律人独有的问题意识。

二、目前高校宪法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宪法学教育类似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传统法学教育方式即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范本，重在对学生进行法学基础知识的传输。目前，高校的宪法学教材大多采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或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宪法》。这两部教材虽然在具体章节的编排次序上各有不同，但基本上涵盖了《司法考试大纲》的知识点，即都包含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四大部分。然而，由于司法考试命题点和宪法学教学点各有侧重，加之宪法学教学方法尚存在一些缺陷，因而，宪法学教学如何适应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仍是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高校宪法学教学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首先，就教学内容来说，主要表现为高校宪法学教学重点偏离司法考试的命题重点。高校宪法学的教学重点普遍侧重于宪法基本理论，并且这部分教学时数占了总学时的1／3左右。以高教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宪法》为例，这本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强宪法基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它认为：“本教材属于‘宪法学原理’的范畴……加强宪法基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是编写本教材的首要任务。”因此，教材第一编即为“宪法基本理论”，包括宪法的概念、宪法的历史发展、宪法的制定、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形式与宪法结构、宪法规范、宪法关系、宪法的价值与作用、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以及宪法与宪政等共十章内容。另外，教材第三编的标题虽然是“宪法实施”，但所述内容除了宪法实施的概念、原则、条件以及宪法实施的过程外，还大量论述了宪法解释、宪法修改等本属于宪法基本理论范畴的内容。而根据近几年的《司法考试大纲》和在司法考试中考过三次以上的知识点来作为宪法学命题考试的重点来分析，宪法基本理论是司法考试中涉及最少的考点，其重点主要集中在“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三个部分。三部分内容虽然在《宪法》第二编做了阐述，其中，国家机构有一章内容，涉及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公民的宪法权利包含二章内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一般理论和我国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具体规定；宪法制度共计五章内容，即国家性质、国家形式以及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但是，上述内容作为司法考试的重点，在教学中所占课时数与其在宪法学中的地位很不相称，例如，有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通常只占课本和教学总学时的1／10。

这说明，高校宪法学教学注重宪法基本理论的讲述与司法考试关注中国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现实权利要求的考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其次，在教学方法上，也存在着需要解决的两方面问题：其一，宪法学教学重视对宪法教材的讲解，忽视宪法条文的记忆。现行宪法学教材从体例、结构和内容上都是以宪法典及有关的宪法性文件为依据的，是对宪法条文的具体解释和理论阐述，在这样的学科体系下，宪法学的教学有些类似于注释教学。实际上，教学中对宪法典进行必要的注释或解释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宪法一般都是普遍性、原则性规范，抽象性甚强，如果对宪法的理解不一，甚至相矛盾，极易造成法制的不统一，从而影响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但是，宪法解释并不能替代对宪法条文本身的规范记忆，因为，条文是宪法理论的高度浓缩和概括，通过记忆条文，不仅能使学生熟悉我国现行宪法规范并加深理解，同时简单而规范的条文还能把庞杂繁多的教材理论统串起来，从而有利于更好的学习和掌握教学内容J。其二，采取说教式教学方法，不注重宪法事例的分析。目前，我国传统的宪法学本科教育基本上停留在理论分析、法律诠释层面，缺少通过具体的宪法事例来引导学生加深对宪法制度和宪政理论的了解。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教材本身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宪法学当作一门没有案例的法学外，还与我国宪法没有进入诉讼领域有关。但从统一司法考试的要求来看，其考试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案例所占比重很大，考察的重点也在于考生能否正确运用宪法学理论和法律规范处理实际问题。因此，现行教育模式与司法考试的客观差距，要求我们注重从生活中寻找宪法事例，并以实践中的宪法个案激活沉默的宪法学。

三、高校宪法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司法考试政策的调整给宪法学教学和研究带来了新课题。宪法学教学应该超越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教育模式，抛弃那些仅仅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传统的宪法原理的灌输，通过分析宪法事例以提出和讲述有说服力的宪法理论，否则，难以适应司法考试的要求。

(一)教学内容改革

宪法学教学内容虽然覆盖了司法考试大纲的全部，但由于二者各有侧重，因而，教学改革需要在原有基础上以司法考试为重心进行内容重组、知识更新。具体而言，宪法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涉及树立宪法思维以及教材的选用和教学时数的分配问题。由于现有的宪法学知识总是落后于变动的社会生活，同时宪法学理论并不能解决所有实践问题，因此，宪法学教学不应把单纯传授知识当作法学教育的最终目标，而应以具体的理论知识为切入点，传授宪法学的基本思维。张千帆教授在《宪法学导论》一书中，从法律人的角度阐明了其关于宪法学的新思维。他指出：“宪法的最终也是唯一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尽管这些权利之间可能存在冲突，而国家权力的设置只是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

同时，他认为，要培养学生的宪法思维，在教学内容上必须立足我国实际，对我国目前现存的宪法框架进行深入剖析，而不能“按自己心目中‘应然的宪法’或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宪法文本来理解中国的宪法问题。”鉴于此，《宪法学导论》在结构上设计了三大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概论，其中，“将违宪审查机制作为概论部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宪政经验普遍表明，宪政审查是宪法效力的必要保障；没有某种形式的宪政审查，宪法就失去了实际效力，宪法学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头理论。”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是关于宪法学实体理论，即国家机构与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国家机构的划分，政府组织机构、政府产生的方式以及权利的基本概念和宪法保障等内容。

此外，在宪法学教学时数的分配上，应适当调整宪法原理部分的课时，将原来普遍的占总学时(高校宪法学的课时一般为54学时)1／3左右的课时压缩一半，以增加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课时量。这样，不仅可以改变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头重脚轻”现象，还与司法考试重心相吻合。

总之，教学内容的改革就是改变长期以来宪法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重理论、轻制度和实践的惯例，适当缩短理论性知识点的教学时数，相应延长对制度性和实践性问题的分析课时，从而更好的突出宪法作为法的基础作用。

(二)教学方法改革

宪法学知识传授过程中，教学方法的合理选择和恰当运用对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至关重要。在英国和美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门“技艺”而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传授的，这种认识对我国高校的宪法学教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开始着手打破以课堂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体制，尝试着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与此同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提倡规范教学法，以提高学生对宪法典和宪法性法律的识记能力。规范是法律的核心，是研究法律的起点。在宪法学研究和教学中，宪法规范是一个最重要的法学概念，正确地表述宪法规范的含义不仅有助于认识宪法规范的特征，还有助于理解宪法作为根本法所具有的法律意义。然而，在我国传统教学方法上，对宪法规范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很多学生学完课程后没有通读过中国《宪法》的条文。这种情况，极易对当下宪法学教学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可能使课堂教学流于单纯政治说教和道德宣传形式，另一方面也很难使宪法学回归法律属性和科学性。新出台的统一司法考试大纲虽然更加注重法律知识的分析性和灵活性的考核，但也明显体现着考查考生记忆力的倾向。以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为例，直接对条文的记忆能力进行考查的题目占了整个宪法学试题的20％左右。掌握规范分析方法，对宪法学来说，并非要求学生一味地死记硬背宪法条文，而是以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分析条文中所包含的宪法规范，并学会分析宪法规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分析规范相互之问的效力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等。如我国现行宪法第5条第2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该款规定表述的即是一宪法规范。此规范的规范者是宪法的制定者，被规范者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规范的客体是立法关系，规范的对象则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通过上述分析，学生不仅掌握了条文的内涵，还对其在实践中的运用有了较深刻的理解。相反，如果教师对条文只是要求背诵而不作解释，或者稍加解释而不作深层剖析，往往会形成条文罗，并容易脱离实际。规范教学的实施方法有许多，如：“问题式”教学法，即先设计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自行查找资料进行分析，然后由学生分组讨论交流，再由教师进行总结。教师总结时，应特别注意对涉及宪法条文的部分，须要求学生用条文的规范语言进行表述。此外，在课堂讨论教学法、比较教学法中，也都可以贯穿规范教学法的教学思路。

其次，提倡案例教学法，以培养学生对法律条文的实践应用能力。案例教学法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道尔(Langde1)教授首先创立。到20世纪初，案例教学法在美国各主要法学院推行。一般来说，案例教学法包括两种方式：

一种是结合案例教授理论，即教师先介绍案例，然后对案例进行剖析，阐述体现在个案中的法理，从中引出基本规律和结论，实现从具体到一般的抽象过程；另一种是运用理论分析案例，即教师先阐述基本理论，然后组织学生运用理论对案例进行分析和思考，从而实现从一般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案例教学法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而且还与司法考试的要求相吻合，容易形成宪法学教学模式与统一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已普遍接受这一方法并在实际教学中不同程度地加以采用。针对我国实践中缺少典型宪法案例的情况，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开展案例教学：第一，介绍西方典型案例。如：宣布美国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引发美国内战的斯科特诉桑弗特案，以及吹响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号角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案等。

第二，介绍我国宪法事例。近年来，我国的一些专业研究机构常常在岁末年初一些宪法事例的研究成果，如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举办的“2008年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暨学术研讨会”，就评出了“三鹿毒奶粉事件、北京机动车限行令以及国务院为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设立全国哀悼日”等十大宪法事例。上述西方宪法案例和我国的宪法事例实际上都包含了诸如“宪法权利冲突”、“现实宪法和法定宪法之对接”、“宪法的正当程序价值”等深层次的法理问题。对这些个案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对宪法理论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同时又能够挖掘到宪法学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