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范文
时间：2023-11-17 06:07:03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篇1
一、注重情境创设，培养学习兴趣
历史教学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是丰富多彩的，在教学中，我会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学目标，结合学生的特点选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创设各种情境，从课堂导入到作业的设计，我都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多种方式去刺激和感染学生，使之对所学内容产生兴趣。录像、投影、音乐、图片、实物、歌曲、故事、谜语以及角色表演等，都是我课堂教学中常用的方法，目的就是再现历史情景，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帮助学生进入学习主人翁的角色，并贯穿课堂的始终。如讲《三国鼎立》时，课前剪辑了《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播放，把学生一下带到了那个时代，接着出示曹操画像，问：历史上的曹操真是一个阴险奸诈的小人吗？由此学生的积极性马上调动起来了，讲课中间也穿插不少录像、地图、活动与探究等，还让学生上台表演，从而使整节课学生的学习处于积极主动中。
再比如在学习《和抗击沙俄》一课时，我精选了有代表性的四句历史诗：“青山有幸埋忠骨，留取丹心照汗青。未敢忘危负年华，开辟荆榛逐荷夷。”借助诗歌的魅力，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形象地展示出了如下问题:
“青山有幸埋忠骨”颂扬了谁为之献身的怎样的事业？“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谁名垂千古的怎样的气节？“未敢忘危负年华”展示了谁深明大义的怎样的志向？“开辟荆榛逐荷夷”记述了谁吞吐山河的怎样的斗争？
这些问题，从一个新颖的角度，把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四位英雄志士的志向和胸怀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多媒体的设计又给问题的展示增添了特殊的效果：通过黄色字体与红色的背景交相辉映的设计，在伸展、缩放、溶解等变换多样的多媒体形象展示中，显得倍加醒目和突出，激发了学生的思考和想象，使得学生的思维异常活跃，引发了学生的热烈讨论。从中获得了深刻的情感体验：在诗中，学到了历史；在诗中，更学会了做人。
二、反思教学过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美国教育家布鲁巴克认为：“最精湛的教育艺术，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少教师常常只注重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而忽视了让学生提出问题，它造成了学生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的信赖倾向，无形中抑制或扼杀了学生的思考与创新能力。因此，教学中必须努力增强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样使得历史课堂教学在师生的互动中进行。通过师生之间的交流，可以激活思维，实现高质有效的课堂教学效果。
三、注重作业设计，培养综合归纳能力
历史学科也是要布置一定作业的，适当的作业对于学生巩固知识是有益处的，而有些设计较好的作业又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为此，我在教学中常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训练：
一是通过教师设计多种形式的练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整体优化的效果。如设立快速抢答、请你来判断、有问有答开火车、图说历史、放飞思维、展示你的才华等小栏目，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读图题、材料题、简答题等，通过多媒体演示，学生不仅兴趣高，而且巩固了所学知识。
二是学生自主演练习题，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自己设计（或编制、改造）一些习题，然后由学生有选择地进行练习。这是一种学生自主参与式学习，重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开发学生的潜能，而不仅仅是以巩固知识为主要目标的课堂练习。同时它又是一种关注过程的学习，以学生已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做基础，重视学生参与命题所引起的思维方式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培养的阅读理解、质疑探究、表述评价等多种能力，而不仅仅是获得一些问题的现成答案。
三是以小结的形式，对教材某部分进行总结。教师指导学生对指定的内容谈自己的认识，或是得到的启示，也可以是一些疑问，等等。
四是用小论文或短文的方式，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新教材提倡探究性学习，最终的学习成果多是通过文字材料来表现的，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对学生也是很适合的。在教学中，我也尝试用它来展示学生的能力。
教学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反省、思考、探索和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研究性质。通过反思，教师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善教学行为，提升教学水平；同时形成自己对教学现象、教学问题的独立思考和创造性见解。可以肯定的是，发展教学反思是优化教学，提高历史教学质量的新的尝试，也是历史教师成长为研究型、复合型教师的有效途径。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篇2
山崩地裂，江河变色。13亿中国人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千里驰援赴灾区
“5・12”特大地震灾害的噩耗很快传遍全国，传到福建。福州消防支队迅速启动地震应急救援跨区域增援及拉动预案，组建地震应急救援队，全面检查防护装备和搜救、侦检、撑顶、破拆等器材。同时，要求全市各基层单位立即通报地震灾害情况，搞好思想发动，全力做好准备，随时待命参与救援。全体官兵心系灾区，期待参战，用刚劲挺拔的脊梁为灾区人民撑起摇摇欲坠的天空。
5月14日凌晨，福州消防支队官兵期盼的日子来到7――
0时30分：支队接到部局、总队增援四川地震灾区的命令。
0时50分：支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抽调196名精兵强将组成赴川抗震紧急救援队。
1时30分：支队抗震救援队总指挥刘孙建支队长下达集结命令。
2时30分：全体参战官兵全副武装，紧急赶往支队特勤大队集结。
4时30分：赴川抗震紧急救援队集结完毕，开赴长乐国际机场。
7时17分：满载196名救援队员的专机冲向蓝天，直飞四川绵阳。
9时45分：专机抵达绵阳机场。
福州消防赴川抗震紧急救援队一下飞机，根据抗震指挥部命令，立即乘车前往广元市青川县救援。
从接到命令到登机起飞，在不到9个时的时间里，福州消防支队从全市12个大队18个中队调动196名官兵，迅速行动，安全集结，赶赴灾区，千里驰援，创造了福州消防部队大范围、跨区域集结待命的速度之最。
5月14日下午，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救援队抵达青川县竹园镇。此地离指定的救援地点青川县城仍有150公里山路。由于山体大面积塌方，危机四伏，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部队受阻。面对大山深处难以预计的灾情，想到当地的父老乡亲焦急地等待救援，救援队全体官兵心急如焚。
时间就是生命。每浪费一分钟，一个生命就可能消逝。救援队总指挥刘孙建果断下达命令：“全体官兵徒步行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论采取什么方法，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进入青川县城。”
然而，行军途中遭遇的艰险远远超出预期的想象：头上是高耸入云的陡峭山坡，余震时有发生，大大小小的碎石不时从空中滚落下来。脚下是千丈的绝壁和湍急的江水，狭窄的小路上到处都是裂缝，有的宽达一尺以上，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悬崖，摔得粉身碎骨。途中有3个塌方点，有的落石比汽车还大，堵住了本来就狭窄的山路。
见此情景，救援队副总指挥、支队参谋长王斌大声叫道： “第一分队跟我去开路!”他带领一分队，冲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列，手推肩扛，硬是清理出了一条“生命通道”。由于是夜间行军，视线不良，为确保安全，每到危险地点，第一分队都留有专人把守，引导后面的官兵依次鱼贯通行。救援队官兵还要时刻留意脚下锋利的碎石，躲避山顶滑落的石头。脚刺破了，手刮伤了，鞋磨烂了，大家全然不顾，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
经过8个小时的急行军，15日凌晨3时许，救援队终于抵达青川县城。
闻讯救援队到来，青川县城的群众不断欢呼，向参战官兵表示热烈的欢迎。
争分夺秒救生命
青川县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救援队官兵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进入县城后，大家仍惊呆了：到处是倒塌的楼房，随处可见悲痛欲绝的灾民，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官兵们悲痛万分。但是，时间不允许他们悲伤，早一秒钟也许就能早抢救一个生命，他们必须尽快投入战斗。
救援队顾不得连夜奔波的疲劳，全力投入到抗震救灾中。由于电力、通讯完全中断，受灾情况不清，救援队指挥部立即派出10个侦查分队，深入每个街道了解建筑物受损、人员被困等情况。
“宾和路修理厂有人被埋，请求支援。”前方很快就传来消息。原来，宾和路有群众反映，一家汽车维修厂内有人被掩埋，坍塌的建筑物下传来断断续续的求救声。得到消息后，指挥部不敢有丝毫耽搁，迅速命令救援分队携带活体探测仪、目标探测仪、音频探测仪、蛇眼探测仪等先进侦检器材以及液压扩张剪、水泥粉碎机等破拆工具赶往现场。经探测，建筑物下确有生命迹象，大家都兴奋起来。
“一分队立即加固周边未倒塌的建筑，二分队负责清理废墟上的瓦砾，三分队利用特勤器材破拆被困者周边的建筑物……”总指挥刘孙建争分夺秒地安排部署。
此时距地震发生已经过去56个小时，被埋压的群众生还的希望到底有多大?官兵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一场与死神赛跑的生命大营救战斗就此打响。
由于现场情况十分复杂，余震时有发生，一旦受损的楼房再次坍塌，不但被埋压的群众救不出来，救援队员也可能命丧黄泉。但是，参战官兵早已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他们唯一的念头是：用最快的速度救出幸存者。
“阿姨，您痛吗?”
“您现在感觉怎样?”
“千万不要睡着了。您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会救您出来。”
救援小组一边向废墟喊话，一边展开施救。
为避免对幸存者造成二度伤害，救援队员从楼房叠压层中间打开一个缺口，用双手将埋压在幸存者身上的泥土和石块一点点拨开。手脚磨破了，胳膊划伤了，衣服挂烂了，可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在废墟的另一侧，救援队员用门板做成的简易担架，早已在等待一个生命奇迹的出现。
经过12个小时的艰苦努力，被埋压长达68个小时之久的一名女工终于从废墟中被救出来。
“快，担架，担架!”
“医生，医生!”
“慢点，慢点。托住下面!”
“救出来了!救出来了!”
现场一阵骚动，大家七嘴八舌，各种声音交织在―起。
当救援队员把幸存者从废墟中抬出时，周围的群众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好样的，福州消防!好样的，你们辛苦了!”
“二中队中队长李支峰呼叫指挥部，山珍菜市场发现有人员被困，请求支援。”
“三中队中队长林仕营呼叫指挥部，东桥宾馆发现幸存者。”
一个又一个消息传来，犹如战斗的号角。
兵贵神速，救人刻不容缓。救援队员没时间理会群众的问候，甚至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就紧张地投入到下一场战斗中……
在青川县城，救援队平均每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饿了，就干啃方便面、面包充饥；累了，就在马路上和衣而卧，小憩片刻。许多群众劝官兵们多休息一会儿，他们却斩钉截铁地说： “能不休息就不休息，也许这几分钟：一个生命就会消逝。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短短4天，福州消防抗震紧急救援队共参与各类抢险救援39起，救出被困群众17名，其中生还者2名，抢救和疏散各类物资上千万元，铺设光缆1万多米，帮助青川县城恢复了通讯联络。
转战塔水立新功
5月17日晚，福州消防抗震紧急救援队奉命连夜转战绵阳市安县塔水镇，负责评估建筑物破损情况，勘测废墟，进一步搜救被埋群众。同时，帮助灾区群众清除危房隐患，抢救物资。
参战官兵顶烈日，冒高温，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很大，由于没有足够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体能已降到极限，有的甚至发生了脱水、中暑等现象。但是，救援队员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快分配任务吧。”这是救援队一到塔水，总指挥刘孙建从官兵口中听到的第一句话。
5月19日上午9时左右，群众反映，在塔水镇振关大街中心花园附近，一个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超市坍塌后，数吨烟花爆竹被埋压在废墟之下已达7天之久，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救援一中队紧急集合，立刻出发。”支队参谋长、救援队副总指挥王斌下令。随即，由30人组成的精干队伍急赴现场处置。
为探明废墟里烟花爆竹的数量及分布情况，救援人员必须深入内部侦查，危险程度不言而喻。
“我去，我比较有经验。”支队司令部参谋赵宇明率先请战。这位年轻的警官是告别刚满月的儿子奔赴前线的，在认真研判危房的结构后，他钻进坍塌的仓库内部，搞到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第一分队用水枪保护，切割清理超市周围的坍塌物。第二分队负责加固楼板、支架，防止再次倒塌。第三分队依托承重墙，在超市一侧强行打开通道，疏散爆炸物。”现场指挥员王斌果断安排。
经过6个多小时的奋力抢险，被埋压的烟花爆竹全部成功转移。
“这一下，塔水百姓可以睡安稳觉了。”救援结束后，四级士官汤成忠欣慰地说。
5月21日上午，救援队得知，塔水镇第一小学1429名师生安全逃生，但学生的书包、课本以及学校的桌椅等教学用品被困在危房内，学校无法开课。救援队指挥部立即派遣60人的救援突击队赶赴学校。他们冒着楼房随时坍塌的危险，一次次进入废墟，历经4个小时，抢救出全部的书本和课桌椅。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安心读书的环境，救援队把自己居住的帐篷贡献出来，作为临时课堂。当朗朗的读书声四处传开时，官兵们脸上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在开展抗震救灾工作的同时，救援队员始终把灾区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上，想方设法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活，共渡难关。有的宁可自己睡马路，却把帐篷腾给灾区群众居住；有的宁愿饿肚子，却把部队发放的食品和饮用水送给失去亲人的孩子；有的冒着感染疾病的危险，把携带的各类药品捐赠给灾民。
在塔水镇，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福州消防官兵的身影。据统计，他们先后成功保护了中央储备粮仓库塔水站、塔水成品油仓库，抢救了塔水镇卫生院被埋压的大量急需药品，帮助解放路的群众从商铺下抢救出金银首饰和各类货物价值数百万元，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塔水人民的守护神”。
一名军人一面旗
从青川县抗震救灾战役打响，到转战安县塔水镇，福州消防赴川抗震紧急救援队官兵都展示出生命中最辉煌、最美丽、最动人的一面。每―个战场都活跃着党员干部的身影，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他们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先锋。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是一面鲜艳的旗帜。
“郑忠华式的消防卫士”、五级士官涂颜淼，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每次抢险救援，他总是不计个人安危，坚守在最前沿，既扮演搜救指挥的角色，又担当战斗员。无论是生命探测仪还是液压破拆工具，各类特勤器材在他的手中都能够应用自如。正是凭借对各类器材的熟练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抢险救援工作的效率，为抢救被困群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这个为人夫、为人父的英雄士官，临行前，却来不及与家人道别。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是拜托中队留守的一名干部：“明天早上，麻烦您给我家属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去执行任务，叫她别担心，请她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他何尝不知道此次赴川之旅艰险异常，他何尝不想与相濡以沫的妻子打个电话道个别，再抱一抱可爱的女儿。但作为军人，他不能耽误时间，影响部队集结速度。
叶建清是福州消防支队的一个传奇人物。1996年8月15日，在扑救一次火灾中，他舍身救护战友，自己却身负重伤，全身多处骨折，荣立一等功。较之常人，他对生命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在得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消息后，他顾不上体弱多病的母亲，强忍刚刚失去祖父的悲痛，主动请缨，参加抗震救灾。
在川期间，叶建清挺着留有钢钉的身躯，冲锋在前，从不退缩。为了救援被困者，他三天三夜未合眼；看到悲痛欲绝的灾区群众，他捐出了身上所有的钱。5月17日下午，他正带领小分队搜索城区危房时，余震突然发生，一户灾民房屋墙体出现晃动，瓦砾掉落。此时，一位60岁左右的老大妈正在屋内收拾东西，被突如其来的余震吓得不知所措，双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步。
说时迟，那时快，叶建清大喊一声：“快，救人!”他一个箭步冲进危房内，一手护住老大妈的头部。一手用力把她往外拖。就在他们冲出房屋的一瞬间，房子轰然倒塌。老大妈感激地说： “今天要是没有你，我这条老命就没了。”群众称赞他是英雄，他回答说： “这不算什么，我不是英雄。在消防部队中，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
广大团员青年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纷纷冲在抗震救灾最前沿。5月20日，救援队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火线入党”活动，24名团员青年光荣地加入党组织，大家举起右拳，表白心志：“为了灾区人民，我们义无反顾。”
道不尽的英雄壮举，写不完的勇士豪情。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百折不挠、临危不惧的队伍，我们才能在抗震救灾的救援过程中披荆斩棘，所向披靡。他们不愧为灾区人民的守护神，他们不愧是福建人民的骄傲。
爱心互动鱼水情
“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只要把灾区人民视为自己的父母，把自己视为灾区人民的儿子，那么，我们就是战无不胜的英雄之师。”省总队副总队长、抗震救援队总指挥长蔡庭毅对全体参战官兵说。
在川期间，福州消防赴川抗震紧急救援队官兵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展示了新时代消防部队的光辉形象。无论是在青川县城，还是在安县塔水镇，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灾区人民希望的钢铁长城，用至高无上的爱心托起灾区人民生命的蓝天。他们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向灾区政府伸手。每次部队转移前，他们都把宿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填平临时厕所，不给当地群众留下任何负担。
救援队赢得了灾区群众的爱戴。5月19日上午，塔水镇一名小女孩带着她精心制作的礼物――10筐写满感激之词的鸡蛋，来到了福州消防赴川救援队宿营地。当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捧着写有“爱”字的鸡蛋站在官兵们面前的时候，许多战士都流下了热泪。
5月20日下午，福州消防赴川救援队宿营地来了一位男子，他送来500个热腾腾的包子。这位男子原是南海舰队的一名军官，复员后回家乡塔水创办了木材加工厂。地震发生后，他的家和工厂都遭受了严重破坏，但他顾不上，一直奔波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当他得知福州消防官兵来到塔水镇后，这位老兵专门请师傅蒸了500个包子，前来慰问。他握住救援队总指挥刘孙建支队长的手，激动地说： “天灾无情人有情。塔水人民十分感谢你们，你们不畏艰辛，不怕酷暑，抢救群众生命财产。这些包子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算不上什么，但你们一定要收下……”这朴实的话语，香喷喷的包子，代表了灾区人民对消防官兵的深情厚意。
这是灾区人民的心声，这是灾区人民的关怀。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消防部队表达深深的热爱和由衷的感激。全体参战官兵更加忘我地投入到抢险救援的战斗中去，用实际行动回报灾区人民，谱写了一曲曲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赞歌。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篇3
然而残暴清廷竟容不下三尺孤坟，短短七年里，灵柩辗转于绍兴、杭州、湘潭，迁移了七次，直至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建立，终于遂了“埋骨西泠”的遗愿。不料新中国建立后，又遭遇四度搬迁。真是风雨沧桑，一言难尽!
再三嘱托“埋骨西泠，与岳武穆相邻”
1906年春，秋瑾从日本回国开展革命活动，经同志介绍，入浙江南浔浔溪女学任教，结识了该校校长、女诗人徐自华，结为了盟姊妹。在秋瑾引导下，徐自华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
9月的一天，秋瑾在试制炸弹时因意外爆炸伤了手，回家乡绍兴疗养。月底，徐自华赶来绍兴探望，姊妹相约同去杭州游西湖。
游湖之中，秋瑾指西泠桥方向，神色严肃道：“身人革命门，总有牺牲者，若能葬身那里，坟邻岳王墓，为福多矣!有朝一日为革命捐躯后，就请为我成全。”
徐自华慨然应答：“定然遵办。我若死于革命，也埋葬于此!”
1907年6月中旬，秋瑾与在安庆的徐锡麟约定，皖浙两地同时起义。鉴于经费欠缺，她赶去石门徐自华家里磋商。
徐自华听明来意，倾囊相助，将所有积蓄乃至拔簪摘珥，约合黄金30两，全部交与秋瑾。临分手时，秋瑾神色凝重地说：“举义在即，凶吉难料，已作牺牲之准备，埋骨西泠之约，千万不可失信。”
徐自华同样的神色凝重：“果若牺牲，定使青山有幸埋忠骨。”
姊妹俩洒泪而别，这一别霓成水诀。
草葬府山，移厝殡舍，再迁大校场边荒地
不料安庆方面走漏了风声，情况突变。徐锡麟来不及通知秋瑾，提前独自发动，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因势孤力单兵败，惨遭杀害。
浙江巡抚张曾扬从安徽方面的通报，得知秋瑾是徐锡麟的同党，令绍兴知府贵福捉拿秋瑾。一时风声大紧，有同志劝秋瑾离校躲避，她拒绝说：“我是革命党首领，岂可惜己一命而临难逃脱?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秋瑾毅然把生的希望给了同志，组织同学撤退。正在这时，贵福带领大批清军赶到，将大通学堂团团围住。她率少数未及转移的学生顽强抵抗，激战近一小时，毙伤敌人数十，以寡不敌众被俘。
秋瑾威武不屈，于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在绍兴轩亭口慷慨就义。
贵福杀害秋瑾后，令暴尸街口，以儆效尤，后由地保通知秋家收尸。秋氏中人慑于贵福，都已躲了起来，辗转得了通知，也不敢轻往，以防自投罗网。
有大通学堂的洗衣女工，感于平时受秋瑾善待照应，不顾安危，深夜里用席子将秋瑾遗体包裹了送往善堂。善堂施舍薄棺一具，草草装盛后，掩埋在府山(卧龙山)北麓星罗棋布荒冢群中。
两个月后，秋瑾的兄长秋誉章悄悄回了家，打探得妹妹草葬在府山脚下，遭雨淋水浸，心中老大不忍，以重金雇请了~32数人，偷偷将棺材挖出，转移至常禧门外严家潭殡舍暂厝，准备待风声平缓后，另行筑墓，择日安葬。
然而殡舍馆主人得悉了这是“乱党”头目秋瑾的棺木，害怕受牵连，找到秋誉章，不容分说，限时搬走。
秋誉章百般无奈，只好把棺材移去大校场边荒地，支架几片芦席，遮掩日晒雨打。
实践前约，西泠桥堍“为卿三尺造孤坟”
再说秋瑾遇害后，东南舆论界，特别是上海的进步报刊，同声一致谴责张曾扬、贵福炮制黑案，残害秋瑾等大通学堂师生；又有革命党人放言要刺杀狗官，为秋瑾报仇。两人惶惶然不可终日，自请调离，分别去了山西与安徽。
牢记秋瑾“埋骨西泠”嘱托的徐自华，决定趁此机会兑现前约，她在悼念秋瑾诗中表白：“欲觅西湖干净土，为卿三尺造孤坟。”
为秋瑾埋骨西泠的义举，是徐自华与秋瑾的另一个盟姊吴芝瑛共同进行的。
吴芝瑛，安徽桐城籍人，近代书法家、诗人。1902年秋瑾随捐官的丈夫王廷钧入京，成了王廷钧的同事户部郎中廉泉的邻居。廉泉的夫人吴芝瑛与秋瑾情趣相投，倾心相交，义结金兰。当秋瑾不顾丈夫反对坚持去日本留学时，吴给予了大力支持，并资助旅费，使秋瑾终于成行。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时，已迁居沪上的吴芝瑛捐赠大洋千元，又相与策划办报各事。秋瑾奉派去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吴芝瑛又赠送了一笔钱，用作革命经费。秋瑾牺牲的消息传来，吴芝瑛悲痛欲绝，在《时报》上发表《秋女士传》、《记秋女士遗事》及诗词，寄托无尽哀思。
1907年11月2日，徐自华写信给吴芝瑛，相约安葬秋瑾，成全秋瑾“埋骨西泠”的遗愿。吴芝瑛马上复信赞同响应：“今闻秋女士之死，一棺厝野，家属畏罗织，不敢营葬，日炙雨淋，将有暴露遗骸之惨，芝瑛窃痛之，行将力疾赴山阴，为之营葬。”
11月27日，徐自华自石门家中专程赴上海，准备与吴芝瑛商量营葬事宜，住在就读于爱国女校的妹妹蕴华处，不料尚未与吴芝瑛见面，就接得家中急件，女儿病危，促迅疾返回。她不敢延误，立即南返，临行前修书一封，托妹妹蕴华面交吴芝瑛，并代表自己与吴芝瑛商量葬事。
商量结果，由吴芝瑛出资大洋200块，购买墓地及建造秋墓；徐自华则负责选定墓址及营葬。
徐自华的爱女患的是白喉，多方救治无效，不幸夭折。“哭女伤心泪未干”，她葬女甫毕，就与女仆冒着风雪渡过钱塘江赶到绍兴，会晤了秋瑾的兄长秋誉章，道明来意，一起前往杭州物色墓地，在孤山胜景西泠桥堍，选购得土地一方。
其时，吴芝瑛恰因病难以远行，委托丈夫廉泉南去杭城，购买砖石，雇请工匠，督造秋墓。
时近一月，秋墓建成。徐自华、廉泉、秋誉章，与大通学堂校工数人同往绍兴，趁夜间无人，打着火把在大校场，边荒地上寻找得秋瑾灵榇，护送至杭州，一副薄棺，两个苦力，抬着经苏堤六桥至西泠桥堍入土。时为1908年1月25日。
秋墓前立有墓碑一方，碑文是吴芝瑛抱病书写的“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史称“十字碑”。
徐自华撰写了《鉴湖女侠秋瑾墓表》，墓表介绍了秋瑾革命生平后，另有一段文字云：
石门徐自华，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终，为约桐城吴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桥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后世，俾知莫须有事，固非徒南宋为然，而尚想其烈，或将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与岳王坟同不朽云。
石门著名石刻家胡菊龄，精心凿雕了墓碑墓表。十字碑文、墓表、碑刻，被誉为“秋墓三绝”。
徐自华、吴芝瑛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为秋瑾埋骨西泠，被革命党人传为“义声动天下”之佳话。
清吏发现秋墓，严令削平不许再葬杭州
为秋瑾“埋骨西泠”的夙愿实现了，徐自华甚感欣慰，作诗以记：
湖云山树总悲凉，春晓苏堤柳未长。添个鉴湖秋侠墓，游人凭吊泣斜阳。
1908年2月25日，徐自华邀集各界
人士400余人，在杭州风林寺秘密祭悼秋瑾，报告了营建秋墓经过。随后与陈去病、褚辅成、姚勇忱等数十同志，发起筹建纪念秋瑾的团体――秋社，以弘扬烈士精神，继承烈士遗志，研究烈士诗词文赋。
秋社成立，徐自华被推为社长，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殉难日举行纪念活动。
殊料，这一年的秋天，清延御史常徽游山玩水来了杭城，乘风和日丽从“苏堤春晓”信步西泠桥畔，无意之中发现了秋瑾的坟墓。他紧走几步，默诵墓表，不禁勃然大怒：这徐自华、吴芝瑛定是秋瑾同党!回京师后，立即奏请削平秋瑾墓，毁尸灭迹，并捉拿查办徐自华、吴芝瑛。
朝廷准奏，令新任浙江巡抚增韫办理。
大祸迫在眉睫，徐自华与吴芝瑛商量。利用各自的特殊关系保全秋瑾灵榇，也为自己逢凶化吉。
吴芝瑛是桐城派文学大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的侄女，长于诗文，书法出众，与沈寿的刺绣得到过慈禧太后的赞赏，由此名噪遐迩。两江总督端方很欣赏吴芝瑛的才学，多次向她索要书画，她还知道，端方嗜好金石书画，便投其所好，将手抄的《楞严经》，及所制的景泰窑陶斋匾额赠与，请求周全。又求助于异国朋友、北京公理教会协和女书院院长麦美德女士，麦美德撰文报章，呼吁免于追究吴芝瑛、徐自华两位女界名流。
徐自华则挽请与其父辈知交的浙江崇德知县林孝恂，向巡抚增韫进言，谓徐自华、吴芝瑛为女中少有之才人，扬名海内外，又有妇人之仁，应予保护而勿加伤害。
多方运动的结果，增韫终于传下话来：“秋墓削平不可更改，棺材可由秋氏家人取去，不许再葬杭城；对徐自华、吴芝瑛网开一面，不予查究。”
不忍烈士魂无归处，迁往湘潭夫妻同穴
秋誉章以家属出面呈文增韫，请求把秋瑾墓迁回绍兴原籍。增韫批复：准秋誉章禀报，将秋瑾尸棺自行迁至绍兴埋葬。
不日，秋誉章雇人挖取秋瑾灵柩运往绍兴，花钱又费口舌，仍然寄放在常禧门外严家潭殡舍。
过了1909年的农历新年，殡舍馆主不知又听到了什么风声，约见秋誉章，老调重弹秋瑾是革命党头目，尸棺长期存放殡舍殊多不便，催促尽快搬走。
秋誉章不忍妹妹灵枢飘零不定，魂无归处。他已得悉，秋瑾的丈夫王廷钧不久前病故，思量再三，准备前往湖南湘潭，与王家商量，将秋瑾棺木运湘，与丈夫王廷钧合葬一处。事前，他征询了徐自华、吴芝瑛的意见。
徐自华、吴芝瑛出于无奈，勉强表示赞同说，暂且委屈秋女士在天之灵了，且待驱除鞑虏恢复中原目，定把灵榇迎还两泠!
秋瑾早年随在湘潭做官的父亲入湘，由父母作主嫁与官宦之子王廷钧，婚后王廷钧捐了个京官，携秋瑾入京上任。秋瑾留学日本投身革命后，很少回家。王家的人得知秋瑾遇害，担心株连，曾声言“镜破钗分。恩断义绝”。
秋誉章到王家后，道明来意，声泪俱下。王廷钧的母亲感念秋瑾为王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终于点头答应让他们夫妻同穴，于是嘱孙子王沅德去绍兴迎还母亲灵榇。
1909年秋11月，王沅德随带佣人到绍兴，陪伴着秋瑾灵榇启程，千里迢迢经上海、江苏、福建、江西，人湖南，水陆辗转历时20多天到湘潭，与王廷钧合葬在离昭山10里处的石坝子墓地。
浙湘双方各执一词，经由总统府裁定迎还灵柩
武昌首义告捷，各省响应，风起云涌，了满清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徐自华欢欣鼓舞，重又开始了实现秋瑾“埋骨西泠”遗愿的行动。
就在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开国的当天，她就以同盟会会员的名义，《西泠重兴秋社并建风雨亭启事》，还致电大总统孙中山，请予支持。1月27日，又发起召开追悼秋瑾大会。
3月1日，徐自华约会秋社成员，呈文浙江省议会，提议：“秋墓被清廷平毁后，灵榇移往湖南，与烈士生前意愿相违，应迎归秋瑾灵榇，还葬两泠。”
这一提议得到浙江军政府及各界响应，省议会决议：建风雨亭于原墓葬址，风雨亭西边重建秋墓，并调拨专款委托秋社专司其事。都督汤寿潜根据各方推荐，任命徐自华为营葬事务所主任。
徐自华亲自设计秋墓图案，又将营葬事宜分工落实到事务所各人，各司其职。
安顿停当，徐自华与陈去病等奔赴长沙，向湖南军政府递交了浙江军政府民政司与秋社的公函，要求将秋瑾的灵榇迁返杭州。
湖南军政府都督谭延表示同意，把浙江方面的来函发往湘潭地方政府并王家，令遵照执行。
不料秋瑾之子王沅德拒绝执行，复信谭延闽申述理由，大意谓：前奉祖母之命迎榇还乡，以尽人子之责，至今已三年，而今忽而东迁，使合葬双亲变分葬两地；又烈士子女本在湘潭，既欠人理，又失孝道。
其时，湖南的革命党人出于对秋瑾的崇敬，已经筹划为秋瑾建造专祠，筑墓于岳麓山，他们也不同意秋瑾灵榇东迁，理由也很充分：西湖与岳麓并称名胜，似不以属浙属湘为之畛域，葬于湖南，于山川可以生色，于秋氏家祭亦较便利。
徐自华、陈去病据理力争：秋女侠为国捐躯，为革命巨子，世界所公认，原非一家所敢私有。烈士出生于浙江，牺牲于浙江，安葬西泠与岳武穆为邻，本系烈士生前之愿望，曾再三嘱托我等为之实践，故以秋女士灵榇迁还西泠为宜。
双方各执一词，难以达成一致，只得上报中华民国总统府裁定。
延至1912年9月间，北京下达复文：
秋女士为国致命，薄海同钦，安葬西泠，极为允当。许秋社同人迁葬，仰即将秋烈士遗榇交出，以便护送到浙。
9月底，秋瑾的灵榇自湘潭启运。谭延大为隆重，指派专使护灵，先陆路后水路近一个月后的10月24日到上海，沪上民军、学生在码头迎候，列队送往绍兴会馆暂厝。迎灵队伍中，一座竹制亭架上，绑抬着一只面粉捏成的大乌龟，龟背上插斩条，上书“前清绍兴知府贵福”，所经之处，引无数人手指口斥。此盖为安慰秋瑾在天之灵。
27日，上海各界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后，恭送秋瑾灵榇至北火车站上了专列。到达杭州时，各界代表恭迎致敬，又有政府机关、各公团祭祀悼念。
因陵墓尚未竣工，所以先行停入在秋祠。
12月8日上午，孙中山先生由徐自华、吴芝瑛、陈其美等陪同，自上海来到杭州。谈到秋瑾时，不胜悲怆地说：“可痛者，最好的同志秋女侠一瞑不视。兄弟此来，固不仅展览两湖风景，亦将一施凭吊。”
次日，中山先生至秋社祭悼秋瑾，摄影留念，书写了“巾英雄”匾额，又致送挽联一副：
江户识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他还应徐自华、吴芝瑛之邀，欣然同意担任秋社的名誉社长。
1913年春，西泠桥畔万绿丛中，风格独异的秋瑾新墓落成。墓型呈六角形，中空置墓碑一方，六面有门可窥，墓顶矗立秋瑾高大石像，墓前置有石祭台一张。
秋墓的建造及格式，本是经浙江省
民政长(相当于后来的省长)朱瑞核准了的，然此时的朱瑞已依附了袁世凯，遵照袁世凯驻浙代表的指令，命将秋墓削低5尺，并撤去墓顶上的石像。
徐自华奋起抗争，散发传单斥责朱瑞出尔反尔。朱瑞恼羞成怒，扬言要撤销她的营葬事务所主任。孙中山得悉后，力劝徐自华暂作忍耐，以免无谓牺牲。徐自华听从了劝说，变墓顶上的石像为一把直刺青天的利剑。
秋瑾遇难六周年之际的六月初六(公历7月9日)，徐自华、吴芝瑛与秋社同人，将秋瑾灵榇从秋社移出，安葬在西泠桥畔的新墓中，继而在绍兴建造风雨亭、纪念亭。
两迁鸡笼山，在邓颖超过问下重又安眠西泠桥畔
经七年不懈争斗，终使秋瑾埋骨西泠，与岳武穆相邻的遗愿得遂。徐自华晚年时，迁居西泠桥畔的秋社，专管秋社事务，为秋瑾守灵，直至终老。
国共合作携手抗战期间的1939年阳春三月天，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视察浙东，到绍兴后至秋瑾就义处的轩亭口纪念亭凭吊，援笔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改朝换代，新中国建立后的1956年，秋瑾墓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得到妥善保护，享受岁时祭悼。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强调阶级成分，有人说“不能再让死人占据美丽的西湖”。女侠的遗骨被装进陶罐，迁葬去了鸡笼山。鸡笼山属西湖边陲处，冷冷清清，连不少杭州人也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在何处。
1965年初，总理得知情况后出面干预，秋瑾墓由鸡笼山迁回西泠桥原葬处，改为圆丘墓，墓表石刻冯玉祥将军早先题联：“丹心已结平权果；碧血常开革命花。”
“”风暴起，秋瑾的坟墓也难幸免，墓园拆除，陵墓平毁，遗骨再次迁移鸡笼山。
后拨乱反正，百事复兴。秋瑾的孙女王玉琳、王家梁，于1980年1月28日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意谓祖母陵墓被毁，遗骨不知去向，希望能为扫墓提供方便。
邓颖超十分重视，指示有关部门，设法寻找秋瑾遗骨。
浙江省与杭州市文物管理部门着手进行，当时关于秋瑾遗骨的唯一线索，只知“”中平毁秋墓后，将遗骨移葬在鸡笼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附近。然烈士陵园已搬去了南竺，原陵园已成了农田树林。至于秋瑾遗骨在“附近”何处，无当事人可查，不知确切地点。
文管人员只能大海捞针，根据当年烈士陵园的方位及周围的地形地物，开始在原园的后边探摸，时过多日，并无结果。
一天，挖到了一只盛有尸骨的陶罐，正议论是否秋瑾遗骨时，恰巧有个叫来政富的男子经过看热闹，在一旁插嘴说：“这不是秋瑾的，秋瑾的遗骨在那边。”说着指指不远处的山脚下。
文管人员喜出望外，要来政富提供确切位置。来政富边走边告诉他们，有个叫陈尔祥的朋友讲起过，当年曾经亲手移葬秋瑾的遗骨，埋在一棵柏树下，还指给他看过。
在来政富指点下，文管人员进入棕桐树林，在一株翠柏下挖出了一只陶罐，里面果然装着骨殖。
文物部门将尸骨拼接，确定是女性。秋瑾遇害时是被斩首的，检验颈部骨骼，刀痕明显。经专家鉴定，遗骨属秋瑾无疑。
经杭州市政府规划，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行将来临时，在西泠桥畔重新建造秋瑾墓，墓茔以花岗岩筑砌，呈方座状，高1.75米，正面嵌一小长方大理石，上刻孙中山先生所题“巾帼英雄”四字，墓背面为徐自华撰、吴芝瑛书、胡菊龄镌刻之“三绝”墓表原石。墓顶耸立着汉白玉雕塑高2.7米的秋瑾立像，立像头梳发髻，上穿大襟唐装，下着百褶散裙，左手叉腰，右手拄剑，英姿飒爽目视前方。
1981年9月，鉴湖女侠重归她生前理想中的西泠桥堍。
秋瑾墓依山面湖，松柏环列，掩映在四季常青中。所不同的是，先前的墓地，均在西泠桥东边，如今搬到了桥西。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篇4
身后射来的罪恶子弹
1951年3月13日，山东省省会济南的夜晚，乍暖还寒，街道上行人稀疏。晚8点半左右，坐落于经二路的市政府礼堂内，传出阵阵锣鼓响，瑟瑟琴弦声。这里，山东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刚刚落下帷幕，正在进行文艺晚会的演出。参加座谈会的代表200余名，大都是山东省军区系统司政机关科以上负责文化、宣教工作的干部。
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坐在前排右首第一个座位上，他是当晚出席这场活动的职务最高的首长。演出开始前，他走上主席台，向与会代表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与会人员中有一个人正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天，黄祖炎正在生病发烧，身体虚弱，本想讲完话后回家休息，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还是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观看文艺演出。
文艺晚会的节目主要是演唱、杂耍。第一个节目是本地大鼓，第二个节目是河南坠子，第三个节目是西河大鼓。正当第三个节目结束、观众热烈鼓掌之时，在黄祖炎左侧后的不远处，一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稍顷，那人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看演出，没谁理会他，便悄悄绕到黄祖炎身后，拔出手枪，瞄准了黄祖炎的头部，随着“叭”的一声枪响，黄祖炎立刻倒在了血泊中。接着，凶手又向其右边处长的座位处胡乱地开了一枪。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当有人反应过来，大声喊着“捉住他”时，凶手已自毙。山东军区保卫部的张一萍科长等人，急忙把黄祖炎抱进汽车送省立医院。但因伤势太重，黄祖炎途中即不幸身亡，年仅43岁。
刺杀黄祖炎的凶手是谁？他为什么下此毒手？
凶手不是公开的反革命分子，而是惠民军分区宣教科副科长、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聚民。
王聚民，男，时年34岁，山东省文登县西横窑村人，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抗战初期担任过小学教员，1940年加入八路军，1941年加入共产党，因1944年减租减息触动其家庭利益消极抵抗，长期装病在家休养。运动中，他曾表现不满，情绪消极，又因家中被斗而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但未做处理。1950年11月，王聚民调惠民军分区任宣教科副科长后，企图利用职权要求组织出面证明其父并非恶霸地主，遭拒绝后心怀不满，对党及党的政策更加仇视。
1951年2月，全国展开镇反运动。3月6日，惠民军分区收到王聚民家乡群众写的一封联名信，揭发王聚民的父亲系恶霸地主，曾逼死两条人命和其他恶迹等罪行，同时还揭发王聚民本人在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我两名地下党员的问题，要求在这次镇反运动对他进行处理。惠民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唯恐影响王聚民的情绪，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知道了群众对他的控告后，情绪突变，认为自己的处境不妙，决定来个鱼死网破，常偷偷擦拭武器，磨刀霍霍。遗憾的是，他的反常表现，惠民军分区领导不但没有引起警惕，而且3日后仍令其来济南参加山东省军区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致发生了刺杀的严重事件。
王聚民的行径说到底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当解放后形势的发展与他的个人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他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走向了反面，根本立场彻底暴露。解放初期，农村实行，党内像王聚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并不少，但他们大都能坚决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政策，表现出对事业的忠诚。然而王聚民完全从自己家庭的私利出发，进而发展到对党的仇恨。事发后，许多人都认为：黄祖炎与他今世无冤，往世无仇，如果山东省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参加当晚演出的话，他的枪口对着的将是许世友。
黄祖炎其人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一个贫穷的手工业者家庭，1926年投身革命，在江西陶业工会南康分会做工运工作，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他的家庭惨遭迫害。他没有动摇革命信念，先是在江西容庚特委工作，1929年又改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他带领部队和群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出重金悬赏捉拿他，但在群众的掩护下他几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1930年，黄祖炎任中国工农红军28纵队政委和书记，指挥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多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兵“围剿”，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在这段艰难险恶的日子里，他的家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接连失去了4位亲人。父亲被反动派监禁，死于狱中，母亲为躲避迫害在流浪中去世，弟弟黄祖炳、黄祖渲在反“围剿”战斗中先后牺牲。
此后，黄祖炎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同时任秘书：第一次是1933年春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第二次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直到1938年春派他去新四军工作。黄祖炎先后在身边工作4年，与结下了很深的感情。黄祖炎初到那里时，正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打击，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之后又被免去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只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虚职。但黄祖炎始终不离其左右，成为的得力助手和参谋。当时写的《寻邬调查》，就主要是由他帮助整理的。
1934年9月，去江西于都县做调查，寻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如何挽救红军命运的办法。当地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后来，黄祖炎连夜跑了几十里路找来名医傅连，终于给治好了病。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红军到达陕北时，已经确立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并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黄祖炎长征前调到中央后不久就得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要不是邓颖超把自己的马让出来驮了他一段，他就有掉队的危险。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果然就把烟戒掉了。
西安事变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为了加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的工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等组建新四军，他再次离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2纵4师副政委等职，参加指挥了许多战役战斗。
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虽然时常因旧病复发而吐血，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拼命工作。就在遇害的那天，他感冒发烧仍拖着病体参加了会议。他善于把党中央和的指示与部队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而在机关和部队中很有威信。
黄祖炎一生艰苦朴素，牺牲后留下的除了配发的军装和四箱子书外，还只有一支派克钢笔。原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对黄祖炎评价很高，说他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且忠诚可靠。”
刺杀案震惊了中央
黄祖炎遇害的当晚，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这一消息逐级报告到了中央。等中央领导闻讯后无不十分震惊，不久代表中共中央亲拟一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在通报中指出：“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3月13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过去是很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原为恶霸，1941年混入我党，在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为。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
“(一)严防反革命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
(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绝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行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分子，一有材料，就应作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绝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事件发生后，山东省军区对王聚民所在的惠民军分区的领导和有关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他们还认真总结了这次事件的教训，主要是：镇反运动刚开始，军队内部对存有反革命认识不足，各级组织存在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缺乏应有的警惕性；保卫部门工作疏忽，措施不力，会场布置不妥，警卫安排不周等。为防范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他们制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山东省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还下令，以后机关干部除非执行剿匪等任务，一律不准带枪。
为吸取黄祖炎被刺的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也于事发次日，向所属单位发出7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
3月20日，看了山东分局的7条指示后，在文件上写了一段批语：“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3月18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一道加以讨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希望你们务必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此批语后以中央名义发往全党全军。
4月12日，(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公安部部长)、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就黄祖炎被刺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记取的教训，联名给写了一份报告。
4月19日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报告上又作了批示：“兹将、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这个批示以个人名义发往全国。
对这起高级干部遇刺案，主席一个月内竟然连续作了3次批示，这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充分说明对这一事件的重视和对黄祖炎感情的深厚。
青山有幸埋忠骨
黄祖炎遇害后，组织上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并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遗体安葬在位于济南市南郊的四里山上。四里山亦名英雄山，则缘于后来主席对黄祖炎的一次追忆和缅怀。
1952年10月26日，主席第一次踏上了济南这片热土。他的这次山东之行，除听取工作汇报，察看山东各地，座谈了解情况，还有一项重要的日程，那就是凭吊黄祖炎烈士。当日下午，在听完山东分局安排的视察活动计划后，他通过询问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黄祖炎的墓地在南郊的四里山上。说：“我想去看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的话语充满了惆怅和悲伤。
10月27日，四里山红栌似火、松柏肃然。主席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轿车，沿着蜿蜒跌宕的山路向黄祖炎烈士的墓地行进。在途中，他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为人厚道。他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工作兢兢业业，从未出现过差错。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团结友爱。我很怀念他。”
谈话间，汽车到达了半山腰处，下车步行。黄祖炎的墓地在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墓为拱形圆顶，花岗岩石修葺，正前方的墓碑上镌刻着“中国人民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之墓”的字样。快步来到墓前，表情凝重地默默致哀，并深鞠一躬。许久，他轻抚着墓碑深情地说道：“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此时，泪水已顺着他的脸颊慢慢地流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不禁也潸然泪下。
主席又缓步绕墓地一圈，满意地点点头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许世友介绍说，济南战役牺牲的将士基本上都埋葬于此，有不少烈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环顾四周，看到青山翠柏中遍是烈士陵墓，深有感慨地说：“青山有幸埋忠骨啊！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四里山就是英雄山啊……”由此，四里山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英雄山。此后不久，由亲笔题写的“革命烈士纪念塔”7个金色大字镌刻在山顶的纪念塔上。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篇5
渭水流域半坡类型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多人二次葬为炎黄联合杀蚩尤所致，略晚的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为炎黄之战所致。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后岗类型为蚩尤族从渭水流域逃至豫北冀南与土著文化相融而成，西水坡45号墓为蚩尤墓。
零口文化为少典娶有蟜氏合婚生炎帝、黄帝时期，有蟜氏应来自白家村文化，少典可能来自裴李岗文化裴李岗类型。炎黄联合杀蚩尤后，半坡类型、东庄类型（前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各自分道扬镳，但炎黄两族仍有混居。
神农相当于裴李岗时期，无确凿的考古学文化可指。伏羲早于神农，距今约一万年前，其时已产生太极八卦、参历、十月太阳历，可能有一种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关。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为太昊文化。神农与炎帝合并、伏羲与太昊合并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之需。
大司空村类型为共工文化，大河村类型前段（阎村类型）为颛顼文化，大河村类型后段（秦王寨类型）为祝融文化，大汶口文化前期（泰山南北区）为少昊文化、后期（皖北、豫东、鲁西南区）为帝喾文化，长江流域苗蛮与后岗类型、秦王寨类型南下有关。
传说时代（正统）历史在夏商周时期记录下来，夏商周皆源于黄河流域远古文化，所以“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与渭水流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非常吻合。也许正是炎、黄、蚩大战导致和深化了这种深刻的民族和历史记忆。
北方的红山文化因受仰韶文化影响而与传说历史相关，红山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传说时代古史体系；长江中游因蚩尤、祝融部南下而进入古史体系，但大溪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长江下游因“禹杀防风”而进入古史体系，但良渚文化（防风氏）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
中国古人将天上与人间对应起来，人死后即上天（当然是统治者）成神，并照管后人，而天上的星象也与人间祸福相依，星（包括太阳）神即祖神。所以神即是祖先，祖先都是天神。神的历史即祖先的历史，神的关系即祖先的关系，中国神话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6项证据（或理由）
姜寨一期的房屋建筑可划分为东、北、西北、西、南五组，每组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干中小房子。五组房屋大体上拼合成一个圆圈，外面有壕沟环绕，中央是一个墓地，同时所有的房屋都背对壕沟而朝向中央墓地，构成一个向心式聚落。与房屋的布局被分为五组一样，墓葬也被分为五区，除中央墓地外，其他墓地分布在姜寨村落。严文明先生认为，姜寨遗址的每组房屋、每个墓区各自代表一个氏族，为一个氏族所拥有。中央墓地应属最初的氏族或称母亲氏族所拥有，其他氏族则是由它所派生的女儿氏族，它们共同组成为一个胞族。五组房屋中以东组的F141大房子为最大，所以它也应该为最初的氏族或母亲氏族所拥有，它们是整个胞族的核心（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第12期）。
姜寨二期可能沿用第一期村落布局的基本格局，但是墓葬已集中到中央墓地而不再分别为若干墓区。姜寨一期以单人一次葬为主，合葬墓在174座墓中仅占7座。二期的葬俗与一期大异其趣，严文明先生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埋葬人数特多而又高度集中。据发掘报告，二期的土坑墓有189座，葬人骨2194具，其中除少数属一期的以外，确属二期的仍超过2000具。如果考虑到还有两座土坑墓没有清理，在墓葬特别集中的T28东南还有一块没有发掘的情况，原来实有人数当会更多。而这些墓葬、人骨除个别外都集中在一个不足1000平方米的墓地以内。与此相似的是，同属半坡类型后段，离姜寨遗址不远的渭南史家墓地也是埋葬人数甚多而又高度集中。那里43座土坑墓埋葬730人。考虑到墓地的一部分遭到破坏，所以推测原有死者至少也在1000人以上（史家墓地埋葬人骨的实际情况参见拙稿《渭南史家墓地的新认识》）。严文明先生对姜寨二期和渭南史家这种埋葬现象作如此解释：“也许当时埋葬制度有一个改变，即不但在墓地中埋葬本村落的死者，还要将住在其他村落的近亲死者迁来埋葬，否则要达到那样多的人数是很困难的。”其二，集体合葬特别盛行。这不但表现在实行合葬人数的比例特别高（大约在98%以上），还表现在单个墓埋葬的人数特别多。例如M205埋82人，分四层叠放，M358埋84人，也是分四层叠放，单第一层就有45人。严先生说：“将这么多人埋在一个墓内，假如他们生前属于某一血亲团体，则这个团体起码是一个氏族，甚至可能是一个胞族。如果是一个较小的团体如家族之类，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能死去那么多人的。”其三，姜寨二期流行二次葬。这是由前两个特点引申出来的必然结果。既然要实行许多人的集体合葬和大规模的异地迁葬，势必造成众多的二次合葬。
严先生在作了上述的概括和分析后又说：“如果从整个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来看，则以姜寨为界，东西之间有明显的差别。西边不论早晚，埋葬制度基本与姜寨一期相同；东边不论早晚，埋葬制度则基本与姜寨二期相同。因而姜寨二期埋葬制度的变化，不是东部部落侵占的结果，就是原有居民接受了东部的制度，而前一种可能性显然更大一些。”根据姜寨二期人骨体征的比较分析，严仍然得出“姜寨二期的居民很可能是由东边的部落侵入姜寨的，而不是姜寨一期居民的直接后裔”的结论（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即是说姜寨二期的葬俗是由其东边的部落侵入姜寨后带来的。既然如此，姜寨死亡人口应该迁回东部其母亲氏族墓地埋葬才是，而不应该埋葬在姜寨原住居民的墓地上，因为迁入姜寨的居民其母亲氏族居地、墓地必然不在姜寨。可见用氏族说、血亲说解释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不仅严先生与苏秉琦先生是互相龃龉的，而且就是严先生自己的说法也还不能周全。
上述关于人骨体征比较的具体情况是：姜寨一期人骨的体征表明应属于亚洲蒙古人种中的远东人种，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的半坡组和宝鸡（北首岭）组最为接近。姜寨二期人骨体征大多与第一期人骨接近，但最接近于庙底沟（二期）组及华县（元君庙）、宝鸡（北首岭）两组，而与半坡组关系甚远。严先生说：“它说明姜寨二期的居民很可能是由东边的部落侵入姜寨的，而不是姜寨一期居民的直接后裔，与我们前面的推测相合。只是既与半坡组关系甚远又为什么与宝鸡组接近，似乎还有一些矛盾。”半坡、姜寨一箭之隔，二者都远离宝鸡北首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如从“炎黄大战”的角度去看，这种人骨体征上的“矛盾”也得到合理解释：姜寨二期2000多具人骨为“炎黄大战”所致，所以其中既有炎帝部落半坡类型姜寨的死者，又混有黄帝部落庙底沟类型（或其前身东庄类型）的死者（值得注意的是，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大部分墓葬人骨排列规整、头向整齐均向西，而有些墓则不分排列和层次乱葬如M168所葬三十具人骨。参见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县文化馆《临潼姜寨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由于这个原因，才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出现半坡类型那种让人骇异的多人二次葬，而且也不分男女老幼。由于这个原因，姜寨二期的人骨体征才最接近于庙底沟（二期）组，因为前者中有黄帝族人，后者为黄帝族后裔（庙底沟二期文化介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它是仰韶文化的继承者）；才最接近于华县元君庙组，因为二者均为“炎黄大战”所致（华县元君庙墓地是半坡类型中的另一处多人二次葬）；才最接近于宝鸡（北首岭）组，因为炎、黄两族均起源于北首岭下层一类遗存即近年命名和讨论的零口文化。苏秉琦先生认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均起源于北首岭下层一类存在，他在分析这两个类型的典型器物壶罐口尖底瓶和双唇口尖底瓶时说：“北首岭遗址从下到上文化堆积层包含的这种陶器清楚地说明，二者从发生学角度，类似孪生兄弟，是平行成长起来的。从原型（唇部特征还未显露出来）到成熟（特征部分充分发育），跨越年代约当距今六、七千年”（参见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5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而我们认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对应于炎、黄两族。北首岭中期也应有黄帝族人居此（中期墓葬出土蒜头壶鸟啄鱼图为证，鱼、鸟可分别代表和象征炎、黄两族，此图很可能反映炎、黄两族联姻混居于北首岭，鸟啄鱼图含义详见后文），晚期近于西王村类型，有更多黄帝族因素。即北首岭遗存早中晚期均有黄帝族因素。相反，姜寨二期人骨体征反而与半坡组关系甚远，因为半坡是以炎帝族人为主，与前面几组比较，半坡组中黄帝族因素必然更少。人骨体征比较中的这种细微差别和矛盾在“炎黄大战”中得到完满的解释。
严文明先生推测姜寨东边的部落侵入了姜寨，不无道理。但这种“侵入”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进行的，其结果之一就是姜寨二期中央墓地那2000多具人骨。古书上说炎黄大战“血流漂杵”，这种传闻看来是有来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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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大战”第7项证据（或理由）
姜寨遗址存在着先后相继的五期文化遗存，姜寨发掘报告认为第一至四期分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第五期属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一期的墓葬约400座，其中包括土坑墓和儿童瓮棺葬，绝大部分是单人葬，7座合葬墓计其人数为45人，因此姜寨一期墓葬人数大致在400——500之间。
姜寨一期发掘出的五组房屋，每组都以一座大房子为主体，周围再分布着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其总数有100多座。姜寨二期的房址非常零乱，少得可怜。据发掘报告，仅有5座房屋和9个灶坑分布在中央墓地的东边或东北边，北边有1座房基，西边有1座房基和8个灶坑，南边有一个灶坑。一期有人骨400多具却有100多座房子，还包括一些大房子，二期有人骨2000多具却仅发现10来座房基，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巨大的反差呢？
姜寨遗址虽有一定破坏，但“主体部分保存尚好”、“重要部分已基本发掘完毕”（严文明语）。因此二期的居住遗迹即使有一部分遭到破坏，有所遗漏，也不至于与一期相比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二期与三期之间有断裂现象，三期遗存很少。详后）。如果根据氏族说、血亲说，姜寨二期为母亲氏族所居之地，其居住遗迹也不应该少得可怜。按常理推测，其人口、居住遗迹至少应该发展到与一期相等，才会考虑将子女氏族迁徙到外地、外村发展。如果姜寨二期居民（人骨）全部是姜寨一期居民的后裔（人骨体征鉴定表明，一、二期存在一定的反常的变异，上文已述），二者一直存在着正常的连续不断的发展关系，那么二期的居住遗迹、房址不仅不应该比一期少，而且按正常情况，二期的房址也应该比一期保存得更好，因为后来的房屋多是建立在原来的房屋的基址上，原来的房址可能会有一些破坏（因为三期出现断缺现象，所以二期应该保存得更好）。总之，一期与二期在人口与居住遗迹之间的巨大反差是一个反常现象。
这个反常现象如果从“炎黄大战”的角度去看，正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姜寨遗址”条目，姜寨一期（属半坡类型）的年代为前4600——前4400年，姜寨二期（属史家类型）的年代为前3690年（1986年版230页）；据同书“仰韶文化”条目，半坡类型的年代为前5000——前4500年，史家类型的年代为前4500——4000年（596页）。朱乃诚先生认为姜寨中央广场墓地唯一的一个年代数据即ZK——454——0距今5640±140年是根据M238墓的人骨测定的，其年代偏晚。根据北首岭上层出土物与姜寨中央墓地后期遗物大体接近的特点，他认为姜寨中央墓地后期年代的下限在前4035±140年即北首岭上层ZK——498的年代数据较为可信。又根据中央墓地有些器物形制与姜寨一期房址中期层位F1出土的器物接近，推定中央墓地形成的年代上限在前4400年左右（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由于姜寨中央广场墓地下层有一部分墓葬为一期遗存，那么可判断中央墓地一期遗存的年代大体应在前4400年左右即朱乃诚先生所推定的上限。也就是说，姜寨二期中央广场墓地那2000具以上人骨的年代应在前4400年之后，而最晚大致不晚于前4000年。
关于炎、黄、蚩之战，古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逸周书·尝麦篇》所说，蚩尤与炎帝相争，炎帝受到威胁，急忙去说服黄帝联合起来杀了蚩尤，这是说黄帝杀蚩尤在前，炎、黄之争在后；一种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说，黄帝与炎帝之战在前，黄帝擒杀蚩尤在后。我们已将西水坡45号墓的死者推定为蚩尤，与姜寨二期人骨的年代相比，前者年代偏早，后者年代偏晚，因此很可能《逸周书》所说杀蚩尤在前，炎、黄之争在后更接近真相（苗族传说炎、黄联合杀蚩尤也与此相合，详后）。笔者认为蚩尤的生长、生活之地应是在陕西华县即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的另一个主要地点元君庙墓地所在。也就是说，炎、黄、蚩之战有可能是这样的：蚩尤先在华县被黄帝擒杀，若干年后黄帝族与炎帝族再战于姜寨、史家等地，前者留下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等墓地的人骨，后者造就渭南史家、姜寨二期中央广场墓地的人骨。从年代上看，元君庙、华阴横阵等墓地偏早，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墓地偏晚，非常契合。另外，“元君庙”这个地名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姜寨”这个地名可能与炎帝姜姓有关，而“元君庙”按其安面意思即纪念、祭祀大君、大王的场所和地方。《逸周书·尝麦篇》说：“昔天之初，口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皋，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这是说蚩尤和赤帝（炎帝）是在天地形成之后，上帝所立的两个王（即“二后”）。笔者不知道“元君庙”何时因何而得名，但推测它很可能与蚩尤之死有渊源关系。
按古书上说，蚩尤姜姓，为炎帝之后。蚩尤是否与炎帝相争，为炎帝说服黄帝合力杀之，目前尚难判断。不过从《逸周书》、《史记》和其他古籍的相关记载来看，炎帝都不以武功和暴力闻名，如果暴悍的蚩尤先被杀掉，显然对黄帝族有利。比较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发展，这种情形是有可能的。仰韶文化在前5000——前4000年这一段，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可以说是非常繁荣，而庙底沟类型此期虽然有所发展（近年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庙底沟类型主要是由晋南与半坡类型早期年代相当的一类仰韶文化遗存发展而来），但在关中甚至豫西、晋南就整体而言远没有半坡类型繁荣；到前4000——前3000年这一段，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可以说已是偃旗息鼓，而庙底沟类型不仅在中原及其四周扩张到极致，而且在渭水流域成长起来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即泉护类型。所以结合考古学文化与传说资料判断，《逸周书》所说炎、黄先结盟或者相互利用先杀掉蚩尤是有可能的。
由于“炎黄大战”发生在前4400——前4000年这段时间（更精确的年代有赖于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多人二次葬在年代学研究上的突破），姜寨的炎帝族人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老幼病残在很多年时间内都不需要大规模的建房，所以姜寨二期留下大量的人骨而居住遗迹呈凋零之象。姜寨二期中央广场墓地2000多具人骨当为战后多年，留下来的炎帝族后裔收捡先辈尸骨（战时可能出现乱葬岗或者不葬）而致，这时也不分男女老幼甚至我族他族了。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8项证据（或理由）
半坡和姜寨相隔约20公里。半坡遗址中半坡类型的年代为前4800——前4300年，姜寨一期的年代为前4600——前4400年，两者年代完全为同一时代。半坡聚落和姜寨一期聚落也是一样，都是由若干中小房子依附于一座大房子，大体上构成圆形聚落，大壕沟。半坡发现25种刻划符号，姜寨一期发现38种刻划符号，二者多数相同（目前发现半坡类型的刻划符号主要就是这两处的）；半坡和姜寨一期还有大体相同的鱼纹、人面鱼纹。所有这些因素都证明，半坡和姜寨一期的发展程度、文化性质、面貌在目前所知半坡类型（前5000——前4000年）的遗址和考古文化中是最接近的。
按正常的发展，半坡遗址也应该象姜寨那样，有个再晚一点的二期，以及象一些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由于血亲的原因而导致的多人二次葬。但是半坡没有出现这些。负责半坡遗址发掘的石兴邦先生认为半坡遗址也有史家类型遗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6页），但实际上这类遗存很少（详后）。严文明先生在分析了西安半坡的地层和器物后认为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存应分为早期半坡类型，中期庙底沟类型，晚期称半坡晚期类型（严文明《半坡仰韶文化的分期与类型问题》，《考古》1977年第3期）。苏秉琦先生则认为，所谓“半坡类型，应指《西安半坡》发掘报告中的早期”、“庙底沟类型，应指《庙底沟与三理桥》发掘报告中的庙底沟一期”（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在苏秉琦先生的意识和理论中，并没有一个仰韶文化史家类型，说明史家类型应介于可有可无之间（此证半坡类型、史家类型为同一系文化即炎帝部族文化）。总之半坡遗址没有姜寨遗址那样存在明显的一期（半坡类型）、二期（史家类型）之分，而且很明确，半坡遗址的居民在约6300年前基本上都离开了半坡（或者如严先生那种分法，半坡人离开一段时间后才有庙底沟人进入）。半坡人由于什么原因离开半坡，到哪里去了呢？显然，撤离半坡的原因不会是因为大的自然灾害或者自然生存环境恶化，因为附近还有其他半坡类型特别是姜寨存在着个二期文化（当然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当地存在自然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按严文明先生的分析，姜寨二期的居民很可能是由东边的部落侵入姜寨的，二期的埋葬制度是东部部落侵入的结果。但是这种侵入为什么又不进入少有人居住的半坡呢？这岂不是说这种“侵入”就是一种战争。如果东部部落侵入姜寨面临的是象半坡那样的一个空寨，那么我们要问半坡和姜寨一期的居民又到哪里去了呢？如果因为地力不够的原因，半坡人和姜寨人都远走他乡，那么东边的部落有何必要进入姜寨，又为何不分居半坡和姜寨两地？何况姜寨二期埋着2000多具人骨，说明不存在地力不够的问题。如果半坡和姜寨一期居民都远走他乡，姜寨周围大部分都荒无人烟，姜寨二期那2000多具人骨又从何而聚？何况沿渭水一带下行，不远处还有同时代的渭南史家也有700多具人骨。如果我们把人骨放在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去考察，那么仍然面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半坡和姜寨的差异问题，而且与多人二次葬血亲说还有另外的龃龉之处（详后）。有的学者从风俗、习惯的角度去解释渭水流域的多人二次葬，这仍然无法解决半坡和姜寨存在的差异问题，因为半坡和姜寨最应该有共同的发展历程和风俗、习惯。
张楷生先生对仰韶文化存在的多人二次葬作了如此概括：“我国新石器时代二次葬最盛行时间主要在仰韶文化早、中期，集中于半坡类型晚段、史家类型和姜寨二期阶段”（张楷生《我国古代氏族社会二次葬》，《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他将半坡类型与史家类型并列，说明用的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四分法，此“半坡类型”年代为前5000——前4500年，也就是说渭水流域仰韶文化的多人二次葬大体在前4500年时进入最盛行时期（这个年代正好与后岗类型和西水坡45号墓的起始年代相衔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和证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仰韶文化”条目下“半坡类型”列有姜寨一期、元君庙、史家、横阵等遗址。元君庙M413：5彩陶钵外腹的锥刺等边三角纹与半坡P：4237陶片上的锥刺纹其制作方法、风格、内涵表达完全一致（释读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中华史前文明之魂》），说明其年代可能一致或接近。这种锥刺三角纹被研究者认为是半坡彩陶几何形花纹、折线纹的来源（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108——10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说明其年代在半坡类型中应处于较早期。王小庆先生研究史家类型纳入史家墓地及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遗存，而不纳入横阵墓地及元君庙墓地的绝大部分墓葬（仅将最晚的四座墓纳入史家类型），说明横阵和元君庙多人二次葬的年代早于渭南史家和姜寨二期（王小庆《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赵宾福先生认为横阵墓地和元君庙墓地早期遗存的年代与半坡遗址早期和姜寨一期的年代一致（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而孙祖初先生认为元君庙及横阵的一至三期“在许多遗址中还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加以区别”（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严文明先生亦承认“元君庙各期墓葬中的器物的变化幅度并不很大，这说明它们的年代相距较近，且基本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就给分期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严文明《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元君庙仰韶墓地〉读后》，《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这种情况说明元君庙和横阵墓地的主体遗存在半坡类型中可能都是偏早的。孙祖初将原姜寨一期文化分为五段，而元君庙和横阵的一至三期对应于姜寨一期的第二段；按姜寨一期年代为前4600——前440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230页），则元君庙与横阵主体遗存的年代应在前4500年左右；按孙祖初界定半坡文化年代约始于前4500年（下限约在前4000年），半坡文化分六期元君庙、横阵主体遗存为第二期（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则元君庙、横阵多人次葬的年代亦应在前4400年左右或之前。故元君庙和横阵墓地多人二次葬的年代与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及后岗类型的起始年代能够吻合，我们推测元君庙和横阵多人二次葬与炎、黄联合杀蚩尤有关，后岗类型为蚩尤族人抢了蚩尤尸骨从渭水流域逃到河南濮阳后与土著文化相融而致（详后）。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在“史家类型墓葬”下列史家、元君庙、横阵、姜寨二期等多人二次葬墓地而且说“这一时期葬俗为之一变，除小孩瓮棺葬、一次葬和单人二次葬外，集体二次葬成为主要的葬制”，而在“半坡类型的墓葬”条目下仅列半坡、北首岭、姜寨不列元君庙、横阵（599页），显然是将年代早于史家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全部归到了“史家类型”之中，这是不妥当的。这样做很可能是为了说明母系、父系氏族发展历程，用多人二次葬与社会进程互证，但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张忠培先生认为“横阵、元君庙和半坡、北首岭墓地年代相当”，而史家村墓地与“半坡那几座以葫芦瓶随葬的墓葬”年代大体接近（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金则恭先生认为“半坡类型的墓葬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包括北首岭中层、半坡下层、姜寨一期、涨村、横阵村、元君庙、下孟村中层和下王岗一期的墓葬；晚期以史家、姜寨二期、东庄村和下王岗二期的墓葬为代表”（金则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巩启明先生曾将横阵和元君庙墓地归入仰韶文化早期前段，将史家墓地和姜寨二期归入仰韶文化早期后段（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在最近出版的《仰韶文化》一书中，他仍然作如此处理，并且说元君庙墓地“依据地层叠压或打破关系及出土器物特征判断，57座墓中有4座属于较晚的外，其余都是基本同一时期的墓葬”。他所说的“仰韶文化早期前段”年代是前5000——前4300年（巩启明著《仰韶文化》97页、169页、184——186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我们认为这些认识和处理是比较恰当的，是实事求是的。
史家类型遗存的典型分布有渭南史家、姜寨二期、王家阴洼、龙岗寺、北首岭、东庄村、下王岗、大地湾、蓝田泄湖、铜川吕家崖等遗址（王小庆《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但是多人二次葬主要见于渭南史家、姜寨二期、下王岗（东庄村和吕家崖也有一些）而其他遗址少见；半坡类型遗存的典型分布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北首岭、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龙岗寺遗址（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但多人二次葬主要见于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而其他遗址少见或不见。无论从地域上或是年代上，多人二次葬现象都难以与社会发展进程、社会制度等普遍规律相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半坡类型、史家类型等同一文化中多人二次葬尚难以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相联系，其他时代不同、文化类型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中的多人二次葬现象就更难以据论为与社会普遍规律相关。
笔者推测，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先民在前4500——前4000年之际可能有过两次大的逃亡、两次大的社会动荡，前一次与炎黄联合杀蚩尤有关（时间约在前4500年左右），后一次与炎、黄两族相争有关，它们分别与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和渭南史家、姜寨二期的多人二次葬相对应。而半坡类型的先民，在炎、黄联合杀蚩尤后，可能会有一次重组：一些人逃亡他乡（比如豫北冀南后岗类型、豫西南下王岗类型仰韶文化都可能与此相关；西亚的哈拉夫文化也受到半坡类型的影响，详后），一些人归顺黄帝族（《管子·五行》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一些人仍然留居半坡、姜寨等自己的家园。由于炎、黄两族战争发生，作为炎帝一方的半坡、姜寨等村落的居民都可能集中于姜寨、史家一带与黄帝族打仗，死亡后便被后人捡骨集中葬于姜寨、史家墓地，这便造成姜寨、半坡两遗址前段文化极为接近、一致而后段文化半坡村落极少（仅有少量史家类型遗存）、大量集中于姜寨村落（也主要是墓葬即多人二次葬）这一假象。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 第9项证据（或理由）
姜寨二期已鉴定的2087具人骨，已被判明的成年男女有1853具，其中男性1170具，女性683具，男女之比大约2：1（尚民杰《姜寨遗址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5期）。渭南史家的情况与姜寨二期大体一致，这里总共所出人骨730具，除52具为儿童外，已判明性别的成年男女为男441具、女224具，男女之比约2：1（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金则恭先生在谈到渭南史家的情况时说：“史家墓地的情况不大正常，几十座多人二次合葬墓中，绝大多数的异性合葬都是男性多于女性，所以整个墓地600多名成人中，男女比例为二比一，相差过于悬殊。由于史家墓地基本上都是二次葬，因而不能断言这种差别就真实地反映出该氏族性别构成的情况，不过，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金则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姜寨二期总共所得2000余具人骨，史家墓地总共所得730具人骨，所以这个性别鉴定完整地反映了这两处多人二次葬墓地男女性别特别是成年男女的性别构成情况。横阵墓地出人骨130具，经鉴定成年男性37具，成年女性53具，性别难定者40具，后者应包含约10具幼童（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陕西华阴横阵的仰韶文化人骨》，《考古》1977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元君庙墓地出土人骨266具，鉴定了性别的成人157具，其中男性93具，女性64具，也是男性多于女性，且差异较大，比例约为3：2（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元君庙人骨性别鉴定不全，不过可以参考。
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母系，又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父系，还有一些学者用之于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其实，无论母系、父系还是母系向父系过渡，都无法解释多人二次葬这种男女性别构成的巨大差异，以至于总体上是一种2：1的趋势（仅华阴横阵例外）。那么是不是女性在当时不受重视、不能回归本氏族安葬或者当时有弃杀女婴致使男女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产生呢？我们认为不是：其一，半坡、姜寨、元君庙等遗址都有厚葬女孩的现象，如半坡M152、姜寨M7、元君庙M420，这些都是女性厚葬的典型例子，被一些考古家用于论证当时是母系母权社会，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其二，有的考古家认为半坡类型时代女性随葬品平均数量多于男性，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严文明先生对元君庙、史家、姜寨、半坡等等墓葬作了统计分析，发现男女两性大体相等，证明女性随葬品多于男性是片面的观察和认识（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至少说明当时不存在虐待女性、女婴的问题。其三，渭水流域的多人二次葬普遍存在男女老幼合葬的现象，证明当时并不存在不让本氏族或家族的女性成员归葬的习俗，无论父系、母系，都不存在本氏族只葬男性或只葬女性的习俗，况且我们并没有发现女性远远多于男性的多人二次葬墓地。其四，可以将多人二次葬墓地与同时代的非多人二次葬墓地作一个比较：南郑县龙岗寺墓地423座墓出土人骨除婴儿17具外，计415具，已鉴定性别者275具，其中男性126具，女性149具（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男女两性既不见女性比男性少，也不见女性比男性多到反常的程度，而是大体上平衡。这个数据和比例虽然尚没有完全反映龙岗寺的情况，但足可以供参考。其五，更为关键的是，姜寨二期那2087具人骨按年龄段划分其人数和性别构成情况表现为：壮年共1534具，其中男性1009具，女性525具；老年共82具，其中男性57具，女性25具；青年共239具，其中男性104具，女性135具（尚民杰《关于姜寨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在青年段女性尚多于男性，可见并不存在女性地位低下、虐杀女婴以及女性成员不能归葬氏族墓地的情况。
宋镇豪先生根据元君庙、横阵、下王岗、北首岭、史家、姜寨一期的资料，发现姜寨一期婴幼儿死亡比例达到62.14％，同时女性死亡年龄在青年段（15——24岁）达到高峰即47.62％，而且二者都远高于其他遗址，由此认为婴幼儿死亡与青年女性即育龄妇女死亡高峰呈正比例关系。他将这个认识用于解释仰韶文化中的男女性比异常问题，好象很有说服力，但其实不然：首先，它用于多人二次葬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等墓地恰恰不行。姜寨二期2323具人骨中孩童仅100余具，孩童死亡率相对来说非常低即5.8％；史家墓地730具人骨其中孩童52具，相对比例也很低即7.12％；元君庙墓地出土人骨209具，经鉴定年龄者194具，其中14岁以下孩童37具，所占比例19.07％也远低于姜寨一期。按宋先生文章，姜寨一期能确定性别的成年人骨115具，其中男性66具，女性49具，男女之比远不如多人二次葬墓地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及元君庙差别巨大。按宋先生观点，“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直接社会原因恐怕是成年女性寿命偏低”即由于孩童死亡率高、育龄女性死亡率高所致，那么姜寨一期成年男女性比差异应该极大，而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应该大体趋向平衡。当然，事实上恰恰相反，所以多人二次葬墓地男女性比异常问题用宋先生的观点是不能得到解释的（本节所引资料及数据均据宋镇豪《从社会性意义探讨仰韶时期居民的疾病和生死》，《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其次，据朱乃诚先生文章，龙岗寺墓地成年人平均亡龄男37.4、女33.7（或男32.5，女24.9）岁，元君庙墓地成年人平均亡龄男35.1、女30.5岁（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而姜寨二期尸骨在青年段女性尚略多于男性，说明在半坡类型中女性寿命偏低、在育龄期死亡率较高可能是一事实。陈铁梅先生根据元君庙、史家、横阵、姜寨、柳湾、邳县大墩子、殷墟中小墓的人骨资料分析，认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女性在二十四、五岁，完全性成熟之前的相对死亡率显著高于同年龄段的男性”（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说明女性寿命偏低、在青年段死亡率高于男性在新石器时代可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女性寿命偏低，在育龄期或青年段死亡率高与成年男女性比异常问题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女性在青年段死得多，中、老年段死得少，男性在青年段死得少，中、老年段死得多，在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男女两性应该大体上是平衡的。有一种观点认为，青年个体骨骼钙含量低，其保存情况将不如中、老年个体的骨骼，青年女性和儿童骨骼都不如男性更易保存下来，所以这也可能是造成男女性比异常的一个原因（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问题》）。但是这种推测并不为考古材料所支持：龙岗寺墓地和横阵墓地都是女性尸骨多于男性，姜寨二期青年段恰恰是女性多于男性；不仅如此，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孩童尸骨，如姜寨二期有100多具，史家墓地有52具，元君庙墓地有37具，横阵墓地也有10来具（宋镇豪《从社会性意义探讨仰韶时期居民的疾病和生死》）。因为是二次葬、捡骨葬，它们尤其能够证明青年女性尸骨、儿童尸骨因为纤细、钙含量低不易保存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史家墓地43座墓坑系一次性结构、设计为龙虎构形，墓坑人骨有严密的天文历法数理关系，证明没有一具人骨以及儿童尸骨腐化分解，参见拙稿《渭南史家墓地的新认识》）。故成年女性寿命偏低、育龄期女性死亡率高、“女性尸骨不易保存”均不是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中男性尸骨远远多于女性的原因和理由。
王仁湘先生认为原始人类通过溺杀女婴从而达到控制人口过速增长之目的，故导致成年男女性比异常；陈铁梅赞成这种观点，同时国外也有人持类似的观点（王仁湘《原始社会人口控制之谜》，《化石》1980年第4期；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其一，根据比较系统的资料，成年男女性比异常与多人二次葬有直接的关系即“二次葬有增大墓地中男性个体比例的倾向”，而且墓地中反映出成年男性人口比成年女性多些主要“限定于中原地区”，“因为对于相应时期的甘青地区、山东苏北地区以及长江流域和我国南方，人骨性比鉴定属正常范围的墓地数均占一半或一半以上”（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问题》）。所谓“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男女性比异常现象实际主要指的是半坡类型中的多人二次葬，更明确地说主要是指华县元君庙、姜寨二期、渭南史家这几处仰韶文化墓地（半坡和北首岭两遗址男女性比也“高度异常”，但前者仅发掘一部分，后者仅鉴定了一小部分人骨，均不是完整的村落和墓地资料）。所以“溺杀女婴”与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根据考古材料恐怕很难论证其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其二，多人二次葬既然是集聚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尸骨集体埋葬而成，无论处于母系、父系或母系向父系过渡时代，它都是血缘观念浓厚、看重骨肉亲情、“血浓于水”这种思想观念和情感的表现，溺杀女婴之说与此扞格难通。其三，同是多人二次葬、文化类型相同，元君庙、史家、姜寨二期等墓地均是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但横阵墓地却是女性略多于男性，同时男女性比歧异的多人二次葬墓地也存在一些墓坑女性多于男性的情况，如史家墓地M3葬人骨23具其中男8女11儿童4，M28葬人骨29具其中男12女14童3，M34葬人骨32具其中男l2女15童5（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果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墓地、墓坑系因血缘关系、自然死亡而致，那么为什么有些家族、氏族、部落要溺杀女婴，而有些家族、氏族、部落又不溺杀女婴致使女性成员反而略多于男性呢？如果溺杀女婴之说成立，当时必然等级森严或者土地私有（前者迫使他族控制人口，后者导致我族自行控制人口），而这与多人二次葬现象本身又是不相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考古学者都是从血缘、亲情的角度去理解多人二次葬的），而且等级森严、土地私有都不可能发生在仰韶时代。其四，从血亲说，多人二次葬中那些葬人特多的墓坑积累尸骨所需时间可能长达百年甚至更久，这本身便存在着悖论（即时间不上百年积累不到数十具人骨，但时间长达百年才集中尸骨埋葬其间必定有大部分人不能对其亲人实施二次葬，这与二次葬的旨义恰恰是相违背的，详后）。如果其间同时又存在溺杀女婴以控制人口增长，则如史家墓地M5、M43积累四、五十具尸骨，如姜寨二期M205、M358积累八十多具尸骨所需时间必然更长，溺杀女婴以控制人口与积累尸骨之间陷入互相掣肘、互相矛盾的境地，二者难以两全。其五，我们知道，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远比半坡类型更加繁荣，甚至在整个渭河、黄河流域，最终是后者取代了前者。据有关调查发掘资料，晋南到豫西地区迄今没有发现一处典型的半坡文化遗址（即是说半坡文化的势力局限在黄河以西），而据学者们的分期研究，半坡文化最晚的遗存仅见于渭水上游地区，表明了该文化逐渐向西退缩的总趋势（薛新明、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如果象有的学者所引达尔文所说的那样，溺杀女婴的目的是为了使部落强大（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问题》）的话，为什么大量溺杀女婴的半坡类型反而迅速走向衰落而为庙底沟类型所取代呢？除非证明庙底沟类型直接脱胎于半坡类型中盛行多人二次葬的族群，否则溺杀女婴以使部落强大的说法就不适用于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当然这种证明在今天看来并不比证明“溺杀女婴”更为容易。
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多人二次葬这种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以至于其比例大体趋向于2：1的反常现象，如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则一目了然。因为战争、打斗是男人的事业，男性死亡远远多于女性是必然现象。分析一下姜寨二期的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姜寨》附录二提供了老年期、中年期、壮年期、青年期四个生长期的年龄起止标准，朱乃诚先生将中年期、壮年期合并为中年期，各年龄段人数构成和年龄起止标准为：老年（56岁以上）80人；中年（24-55岁）1517人；青年（13-23岁）238人（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这个年龄段的划分及人数构成大体上与前文老年、壮年、青年的划分一致，即姜寨二期人骨中青年的起止年龄为13-23岁是确定的。在姜寨二期2000余具人骨中，为什么老年段和中年（壮年）男性比女性多一倍，而青年段女性却略多于男性？这个问题从战争的角度去看更是一目了然：朱乃诚先生上文统计中的老年为80人，平均年龄56岁（有关计算和统计可能有一点问题，老年段的年龄起止标准是56岁以上，80人的平均亡龄也是56岁，不可能80人都是活到56岁死亡。不过这个问题对我们的讨论并无大碍），即是说老年、中年一起其起止年龄大致为24-56岁，这种年龄正是男人身强力壮、可以打仗的年龄，所以男性与女性相比成倍地死亡是不奇怪的。而在13-23岁这个年龄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只是孩子，在面临战争、战斗的情况下只有回避、逃跑，而女孩无论在体力、胆量上都比不过男孩，所以女孩的死亡大于男孩也是不奇怪的。姜寨二期死亡人口各个年龄段的性别构成几乎完美地为我们描绘出6000多年前那场（或许也是多次，因为古书上说黄帝与炎帝三战才得其志）战争和社会动荡的惊人场面，古人用“血流漂杵”形容不为无因。
另外，姜寨二期M1合葬九名死者均为50岁左右的男性，这个现象无论用母系、父系或者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都是无法解释的。夏之乾先生发现新石器时代同性合葬墓中的死者多为一次葬即那些死者大致应当是在同时或相距不久的时间内死去的，因此他认为新石器时代某些年龄“相当”的同性合葬死者，他们生前的关系不仅是辈份相同的人，而且还极可能是同一年出生的人。由于“彼此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之中的某一人死亡之后，其余的同伴们出自血肉感情和宗教意识方面的考虑，便会在内心深处引起极大的不幸和痛苦，以至对继续在人世间生活和生存也会产生厌恶，从而自愿伴同死者一起离开人间。看来，这可能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性别相同、年龄相当的死者实行一次合葬的直接原因。不然，对这种现象就难于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夏之乾《谈谈同性埋葬习俗》，《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九名50岁左右的合葬男性不可能是父子关系，甚至也不可能是同一人，因为他们的年龄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人均寿命：据朱乃诚先生研究，非多人二次葬龙岗寺墓地人骨的平均亡龄为33.03岁（婴儿不计），多人二次葬元君庙墓地人骨的平均亡龄为29岁，姜寨二期墓地人骨的平均亡龄为36.8岁（未计婴儿）。由于人骨中儿童所占比例较少以及计算方法的原因，朱认为姜寨人骨平均亡龄与实际平均亡龄相比可能偏高，因此可以参考龙岗寺人骨的平均亡龄（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姜寨M1九名男性死者的年龄均远远高于同村落和同时代人的平均年龄，显然这九名男性是当时地位较高、生活条件比一般人要好的群体，很可能他们是象夏之乾先生说的那样分属于不同的家族、氏族，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是各个家族、氏族领头的男人。但是要说其中一人死亡了，其他的八人都巴不得快死，也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而且死亡后又不与自己所在的家族、氏族之死者同葬，这也反常。但是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则很顺利：很可能这些属于同一集团、组织的领头的男人，面对无法避免的战争灾难，大家誓约生一起生、死一起死，战败亡故后后人便把他们都葬在同一个坑里。
（本文有个别数据资料如元君庙墓地人骨数因来源不同说法不同，暂不作清理。它不影响本文的分析和认识）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10项证据（或理由）
朱乃诚先生分析认为，元君庙墓地各个完整的墓组大体是同时形成的，其中M417墓组有41具人骨，可分属6个不同的辈份，按20年为一辈计算，形成M417墓组的时间大约是120年，因此形成该墓地的时间大约也是120年（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如果按朱乃诚先生这种计算进行简单类推，那么姜寨二期M205埋82人、M358埋84人，这两个墓大约需要240年才能形成，因为根据氏族说、血亲说，M205、M358中的人骨必然存在血亲关系，是一个氏族或家族积累起来的人骨。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介绍，史家墓地43座墓中有40座为多人二次合葬墓，这些墓葬“坑位整齐，前后左右成排并列。仅一坑为男性合葬，其余各坑男女老少均有。少者4具，多者51具，一般20—30具骨架，均分层堆放排列”（该书599页）。“坑位整齐，前后左右成排并列”说明可能是同一时间掘坑下葬，不然原始人如何能够做到“坑位整齐，前后左右成排并列”（史家墓地43座墓坑实际上并不“前后左右成排并列”，但为一次性结构是无疑的。参见拙稿《渭南史家墓地的新认识》），又有何必要？而仰韶中期河南汝州洪山庙墓地是大坑套小坑共葬100多具人骨，它们也应该是同时掘坑下葬。考古学家往往按人数多少或墓地分区将多人二次葬墓地分别释为家族墓、氏族墓、胞族墓，其可靠性占得到多大的百分比？象姜寨二期2000余具人骨根本就没有分区，按此思路大约要以部落集团墓释之。一个墓地使用对象为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除了根据人数多少，还有什么依据？既然多人二次葬以血缘为纽带，怎么知道一个墓地上百人、上千人就不是家族墓、氏族墓呢？我们且不说姜寨二期一墓埋80多人可能需要240年以及史家墓地、洪山庙多人二次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集聚人骨，我们只说朱乃诚先生按氏族、家族理论推算的120年（韩建业先生对桑干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一处完整的单人一次葬专门墓地即姜家梁墓地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约77人的家族墓区其形成时间也在100年左右，跨越5—6代人。参见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四章第三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按《中国大百全书·考古学》根据有关民族志材料考察得来的认识，二次埋葬制度是在人死后，将尸体停放在一个地方，等肉体腐烂后，再收骨正式埋葬。故这种葬俗也称为洗骨葬。采用这种葬俗的民族，都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人的血肉是人世间之物，只有等肉体腐烂后将尸骨埋葬，死者才能进入鬼魂世界（该书599—600页）。根据这种葬俗，元君庙M417墓组41位死者，第一位死者死后要等上120年才能下葬（史家M5葬51人，姜寨二期M205、M358葬80多人所需时间不会比元君庙M417短）；到最后一位死者死亡时，已有几十具尸体、尸骨停放了几十年以至上百年。原始人类绝不可能有房屋来停放这几十具尸骨，而人死后也不可能长时间停放在居室内或居室外，因为尸体腐烂之后必然腐臭不堪。整个村寨不断死人，那村寨岂不常年都是腐臭冲天。所以尸体、尸骨必然只能停放在离村落较远的野外。但是停放在野外，几十具尸骨几十年、上百年，怎么能保证它们不发生错乱以至丢失呢？仅仅是野兽出没、风雨泥流都会破坏这种人类行为和规则，那又怎么对得起祖先呢？亲骨肉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呢？而事实上，多人二次葬中的尸骨虽然男女老少混葬，也有缺指头少肋骨或者骨节错位的情况，但它们大体上是规整的，大多数堆骨葬都是一堆骨骼配一个头骨，基本上严谨有序，没有胡乱地将那些人骨堆在一起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也是无助于说明多人二次葬与氏族理论和血亲有关）。所以洗骨葬是无法解释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的。
邵望平先生在研究横阵墓地多人二次葬时承认“一个所谓‘母系大家族’的四十多个成员全部死去之后才得以正式埋葬，至少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而在原始社会中这么久远才举行一次所谓‘大家族’的集体葬仪是很难想象的，民族志上也未见到这类实例（东沃沮族虽曾流行过全家合葬的习俗，但并不是等家人全部死亡后再进行合葬），因此这种论据难以成立”。她认为横阵的三个大集体埋葬坑当是同一个氏族“前后（不一定是紧接着）进行过三次集体葬的结果”（邵望平《横阵仰韶文化墓地的性质与葬俗》，《考古》1976年第3期）。这种解释也面临困难：其一，据学者研究，横阵的三个大集体埋葬坑其“年代上限是一致的，下限也不会相去太远，三墓很可能是同时的”（陈雍《横陈排葬墓再检讨》，《考古》1994年第10期）；其二，姜寨二期单个墓坑葬人骨即达到80多具，几乎是横阵墓地三个大集体埋葬坑人数最多者44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的2倍。40多具多人二次葬尸骨可视为氏族墓，姜寨二期中心墓地并不分区的2000多具多人二次葬人骨、单个墓坑达到80多具人骨又视为什么墓呢？顺此思路，姜寨二期墓地非视为部落墓地不可。但是有学者据民族志资料分析，认为半坡类型的墓地都应是氏族墓地，“而非是胞族墓地或部落墓地”（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可见从氏族、部落等社会组织、结构的角度去推测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始终会出现一串一串的问题无法解答，而这种推测又有多大可信度、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真相呢？
据学者研究，多人二次葬形成的另一种方式是：先将死者进行一次土葬，等肉体腐烂之后再进行第二次埋葬，即葬骨（张锴生《我国古代氏族社会二次葬》；金则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这种方式虽然避免了停尸野外必然会遇到的麻烦和悖论，但是一个家族或氏族要积聚几十具人骨才进行合葬，从第一个人死亡到几十具尸骨最后合葬在一起，中间必然要经历若干代人。对中间这若干代人来说，也就是对这个家族或氏族发展过程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一生面临的情况是：对父母辈和祖先实行的都是一次葬、单人葬（即葬肉身）。那么对这些人来说，他（她）们的一生又如何安宁呢？他们又怎么对得起他们的父辈、祖先和亲人们呢？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元君庙一墓几十具尸骨、男女老幼合葬，他们都该是同时下葬的，这种情况本身就是对二次葬理论的消解。那么再考虑另外一种情况，严文明先生在谈到姜寨二期M205、M358葬80多人时这样分析：“将这么多人埋在一个墓内，假如他（她）们生前属于某一血亲团体，则这个团体起码是一个氏族，甚至可能是一个胞族。如果是一个较小的团体和家族之类，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能死去那么多人的”（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也就是说，如果不把时间拉长让中间隔着若干代人，那么实行合葬的团体必然是一个较大的组织，如严文明先生所说的胞族、氏族。如果是这样，那么姜寨二期、史家、元君庙等墓葬人口应该较有规律性，即绝大多数墓葬都应该是几十人合葬（我们把40人、80人也视为规律之中，因为可能有氏族、胞族之别），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特别多的只是少数墓葬。姜寨二期约200座墓、2200具人骨，平均每墓10—11人；渭南史家43座墓、730具人骨，平均每墓约17人；元君庙57座墓，266具人骨，平均每墓4—5人。三个多人二次合葬墓地每墓的平均人数都是混乱的，差得天远地远，怎么谈多人二次葬的习俗，以及氏族、家族？此外，数人女性合葬、数人男性合葬、数人男女合葬、母子合葬、父子合葬、一对男女合葬、数人女性加小孩合葬等等，都存在于这些墓地墓葬之中。总之是极其混乱，毫无规律可言。正是因为如此，才出现一些学者说是母系、一些学者说是父系、一些学者说是母系向父系过渡、一些学者说是习俗，一片混乱的状况。
又有一种说法和可能，二次葬可能存在多次葬，即洗骨的次数不限于一次，有的可能存在两次、三次，甚至六次、七次不等。金则恭先生认为要确定仰韶文化的二次葬者是否经过了洗骨手续是困难的，因此他认为称二次合葬为洗骨葬并不合适，而应以“迁葬”名之（金则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假设这种多次“迁葬”是成立的，如果这样的话，无论氏族、家族、胞族可以每年迁葬一次，迁葬次数多自然人数就可能达到特多，而只迁葬一、两次就可能只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两个人，这样解决了“二次葬”人数特多以及人数较少的差异问题，也不存在中间隔着若干代人根本与“二次葬”无缘的尴尬处境。但是这种假设仍然面临着障碍和不可通融的考古事实：如果要凑成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元君庙那种一个墓坑埋葬25人（元君庙）、51人（史家）、80余人（姜寨）的话，那必然一年又一年很多次地打开同一墓葬，以便将经过一次或两次土葬的尸骨埋入。象姜寨二期M358葬80多具尸骨这种情况，要么是在公共墓地之外经过很多次迁葬（既然有公共墓地，为什么要在公共墓地之外反复迁葬呢？而且什么时候、哪种情况下才会结束这种公共墓地之外的迁葬呢？）最后一起葬入M358，要么就得一年又一年反复打开M358，而两种情形显然都非常乖张、怪异，而且没有考古依据。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写到北美印第安人的一种葬俗，同一氏族的人死后先将尸体曝于尸架之上，等到尸体上的肉质全部消灭后再收集骨骼，放在一所专门的厝屋里，而不与其他氏族的骨骼同葬（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一册133—134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这种葬俗虽然解决了尸骨积累问题，但它与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不同，它既不能称为二次葬，也不存在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那种同一墓坑、墓群、墓地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另外，无论哪种葬法，都无法解释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男女性别构成之比为2：1这种坚硬的事实。
其实，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的混乱，非常直观地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战争的混乱和社会的混乱。由于战争、打斗，可能这时死几个、那时又死几个人，这会儿死一家，隔一会又死一群，这些人可能会得到及时埋葬，但人数不会太多。到炎、黄两族暴发决战，炎帝族战败，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老幼病残也不管事了，而大量的死亡人口中则可能出现乱葬岗或不葬。很多年后，社会趋于和平，炎帝族后裔才可能萌生将所有先人的遗骨以及大战时死亡的族人集中葬在一处的想法，以祭奠那些亡魂。不过这时对那些死者生前所属可能有些已不甚了了，所以能够归葬一墓者便尽可能作如是处理，有些墓葬可能与家族、氏族有关，有些墓葬则可能是同一时间死亡的人口而不分什么家族、氏族。 所以虽经严谨的处置但墓葬人口、性别组合给人的印象仍然是非常混乱的（今人想据此去探寻当时的社会制度无异于遇到霍元甲大侠的“迷踪拳”）。姜寨二期有些墓死者骨骼不全，有些墓头骨多肢骨少，有些墓肢骨多头骨少，显然是下葬者尽了心尽了力也无法复原。有些也可能与敌对方的人骨有关。
要验证渭水流域的多人二次葬到底是因氏族制度、血亲关系的原因所致还是战争所致，可以对那些葬人特多的墓葬尸骨的年代进行检测。如果几十具尸骨的年代跨度达到几十年以至上百年、两百年，那么它应该与氏族制度有关，如果几十具尸骨的年代大体一致，说明是同时死亡，为战争所致。所以这里顺便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或其他有能力的单位、部门试验一下，这件事显然是有意义的。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11项证据（或理由）
张忠培先生将元君庙墓地分为两个墓区，认为每个墓区包含着几座同期的合葬墓，每座合葬墓的死者是一个家族在一定时期内死亡的成员，每个墓区则是由若干个家族墓组成的氏族墓区，整个墓地是由两个氏族墓区组成的一个部落墓地，所以元君庙居民构成一个部落（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严文明先生认为姜寨一期有东、北、西北、西、南五组房屋，每组房屋分别对应着一个墓区，每组房屋、每个墓区便代表着一个氏族，所以姜寨一期是由五个氏族组成的一个胞族之文化遗存（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第12期）。胞族是比部落更小的一种社会组织，为什么两个氏族构成的组织是部落而五个氏族构成的组织却是胞族？元君庙墓地出土266具人骨，姜寨一期大约400多具人骨；元君庙遗址下层尚有老官台文化遗存，元君庙墓葬的文化遗存则可能下延至史家类型时期（《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632页；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所以元君庙墓葬（人骨）跨越的年代可能并不比姜寨一期短，为什么在同一时段一个部落只积累了200多具人骨而一个胞族却积累了400多具人骨？巩启明先生做了一个折衷，他说元君庙的两个氏族组成的社会单位是胞族（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则说姜寨五个氏族构成的社会单位是“一个部落实体”（该书601页），这样调换一下似乎合理一些。但问题并不如此简洁：
孙祖初先生根据摩尔根的论述以及永宁纳西族、彝族的材料，认为半坡类型那些公共墓地均是氏族墓地“而非是胞族墓地或部落墓地”，整个半坡文化可分为四区（即陕东区、泾渭区、陇东区、陕南区）可能就是四个部落（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按张忠培先生研究，史家墓地也是有两个以上氏族的部落墓地，虽然他承认墓群不能“确切地划分出来”（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巩启明先生则视史家墓地为氏族墓地、横阵为氏族墓地、姜寨二期为胞族墓地（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邵望平、李文杰、金则恭都认为横阵那种大葬坑是一个氏族规模的合葬，邵望平认为三个大葬坑是同一个氏族前后进行三次合葬的结果（邵望平《横阵仰韶文化的性质与葬俗》，《考古》1976年第3期；李文杰《华阴横阵母系氏族墓地剖析》，《考古》1976年第3期；金则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考古学集刊》第4集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但是，横阵的三个大集体埋葬坑如果如陈雍先生所说是同时掘坑并形成的话，横阵墓地就可能是一个胞族或部落墓地。此外，横阵的大葬坑还被认为是一个母系家族所有或者是母系大家族的合葬（李仰松《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启发》，《考古》1961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如果横阵的三个大葬坑并不同时形成而是前后相继形成的话，这意味着横阵墓地只是一个家族或母系大家族的墓地。半坡类型这些典型的多人二次葬墓地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二期的定性和归属就在部落、胞族、氏族乃至家族间摇摆，这种研究就象一种活动框架，可以左边偏点，也可以右边偏一点，而多人二次葬现象又何从解释？
张忠培先生依据姜寨一期、元君庙单人一次葬和史家多人二次葬的材料分析，认为其上、中、下三等墓随葬品差异较大，上等墓随葬品数倍于下等墓。“如具体就某些墓葬随葬器物的情况来看，则更令人感到当时财富占有的不均现象，是相当显著的：姜寨M18随葬陶器10件，同地的M14、M6仅随葬1件；元君庙M420，是至今见到的半坡类型墓葬随葬器物最丰富的一座墓葬，陶器多达21件，且有彩陶，此外还用骨笄和多达1147颗骨珠组成的串饰这类装饰品随葬，同地的M431却只有一件陶器随葬；史家M28随葬陶器7件，而同地的M22、M28则分别仅有一件陶质葫芦瓶和罐随葬”。相似的情况也见于陕西西乡何家湾半坡类型墓地，因此他认为“半坡类型居民之间在财产占有方面存在着差别的情况是颇为显著的”，而“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既不是一种公有制转变为另一种公有制，也不是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而是妻子或母亲的私有制转为丈夫或父亲的私有制”（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按张先生这种研究，半坡类型中既存在个人的私有，也存在家庭或家族的私有（多人二次葬），而且还是一种母系制度下的妻子或母亲的私有，但是另有一些研究却与此有着完全不同的趣味：严文明先生依据半坡、姜寨的中小型房子出土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器（大型房子未见）而推测它们是生产和消费的团体。小房子的面积仅能容纳一对夫妇及一两位未成年子女，又有灶坑和炊具，因此它们代表某种形式的家庭。由于当时生产工具很原始、落后，一对夫妇难以独自劳动，因此这种家庭难以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小房子无法容纳青少年子女，这种家庭也与后世有别，不能算是完整的社会单位。他推测诸多小房子（家庭）共同环绕一所大房子而构成氏族组织，这才是一种集体生产单位，聚落外的农耕地、森林、牧场是否按氏族划分虽然已不可考，但也应有属于全聚落的公共土地，所以半坡类型中可能存在以氏族公社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它们都是公有制（严文明《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和社会制度》，《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至于多人二次葬中的随葬品，学者一般认为是公有的，如横阵墓地的发掘者认为“墓内随葬陶器一般和人数相等，少的3—5件，多的10件，大体是一人1件，或一人不到1件，这种情况比较少。从墓内随葬陶器来看，差别不大，也反映当时生产资料还是公有，社会财富不均的现象还不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孙祖初先生认为半坡文化由早及晚“尽管随葬品愈来愈少，但随葬品相对平均的原则并未改变”，尤其是那些多人集体合葬墓“十几个乃至近百个死者共拥有一套陶器，这一现象本身便绝妙地体现着贯穿于现实生活中的平等原则”，因而认为这些现象对半坡文化母系说“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这些说法各有所据，但要综合起来尚有困难。然而麻烦的事情还不在于此：
按照传统的理论，原始社会时代是逐渐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但是这个理论在半坡类型中会遇到一些障碍。半坡类型早期流行单人一次葬，这些单人一次葬有相当一部分没有随葬品，而有随葬品的又多寡不一。比如半坡遗址，有随葬品的墓葬只占全部墓葬的一半，而随葬品少者1件，多者10来件，M152最多达79件，一般为4—5件，其他如姜寨、北首岭、元君庙等遗址也大体差不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9页；巩启明著《仰韶文化》187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研究者往往根据有随葬品的墓葬去论公有私有、是否平等，却把没有随葬品的墓葬撇在一边，不知结论可靠性又在何处？若把没有随葬品的墓葬考虑进来，似乎很难以公有、平等视之。但横阵、元君庙、史家、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却有所不同。这些墓葬每墓一般随葬一套陶器，有的接近1人1件如横阵墓地，很多墓葬都达不到1人一件随葬品这个平均数，比如姜寨、史家墓地大多如此，即如孙祖初先生所说“十几个乃至近百个死者共拥有一套陶器”。所谓“一套陶器”一般也就是几件，虽然如此但绝大多数墓葬都有这样一套陶器，甚至象姜寨M168那种乱葬的墓坑也有一套陶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西安半坡博物馆等编《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县文化馆《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而且研究者大都认为这样的一套陶器是为同墓葬的死者所共有。从多人二次葬墓地的随葬现象来看，似乎比半坡类型早期的单人一次葬（当然也包括后期的一些单人一次葬）更加“公有”和平等。这样看来，半坡类型中似乎有一种从私有向公有、从不平等向平等发展的现象（如果不把多人二次葬从半坡类型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的话）。
张忠培先生研究元君庙墓地，认为“各类女性墓的随葬品一般多于各类男性墓，还存在着对少数成年女性和女孩实行厚葬的现象”，因此当时“已存在财产方面的母女继承制”、“元君庙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居民处于母权制氏族社会时期”（《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632页。）又据半坡、北首岭、元君庙、姜寨的资料，认为半坡类型中存在着母女个人继承制，有“少数女孩厚葬或以成人葬习埋葬，自不能归因于她们的自身能力和贡献，当与其时的继承制度有关”因而当时是母系、母权之私有制社会（张忠培《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严文明先生依据元君庙、史家、姜寨、半坡、北首岭、紫荆、王家阴洼、何家庄等遗址男女墓葬（单人及同性合葬）随葬品数量统计分析，发现男女两性大体相等，从总体上看并不存在女性随葬多于男性，所以母系、母权私有制之说难以成立（严文明《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和社会制度》）。杜正胜先生认为半坡类型中少数女孩、女性厚葬也不能成为母系母权私有制之依据，因为同样有一些男孩、男性厚葬的现象。他还引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的资料以说明母系母权制社会理论缺乏合理的凭证，因为下王岗一期有随葬品的墓葬，是男性多于女性，个人随葬的数量也是男多于女（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考古》1992年第4期）。张忠培先生认为“在母权制时期，财产是按男女两方面聚集和发展的：妇女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私有财产，男子不停地聚集着已具有私有制性质的个人财产。前者有利于母权制的巩固和发展，后者则是对抗和最后埋葬母权制的力量”，因此“男子控制或为其所有的那部分财产超过妇女的私有财产，并在这种关系中占据主导或统治地位，以及改变母女财产继承制为父子财产继承制的要求，是导致母权制之被颠覆，而代之为父权制的直接动因”（张忠培《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这种认识似乎意味着，在半坡类型中财产的占有是逐渐由女性向男性转移的，但是孙祖初先生的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对龙岗寺遗址男女随葬品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在一、二、四期，男性墓在陶器、工具及其他方面的随葬数量皆超过女性墓，男性墓随葬品的平均数量大约是女性墓的2倍左右”。根本性变化发生在半坡文化五期（即晚期），这时龙岗寺遗址女性墓的随葬品超过了男性墓。他认为渭河流域半坡文化与汉水上游地区存在着一种相反的现象，即前者是女性随葬品较男性更多，后者则相反是男性随葬品较女性更多，而且后一现象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比如石固、贾湖、郏县水泉、临潼白家村等遗址皆厚葬男性，不仅如此，就是在半坡类型中，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男性随葬品逐渐下降、女性随葬品逐渐上升。他说：“到了半坡文化三期以后，随葬品的数量有了显著的下降，但女子随葬品下降的程度要小于男子。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女系家族认同感的加强（集体合葬墓便是其中的具体体现），女子在家族或家庭中的核心地位逐渐稳固，这种新的变化不能不在墓葬中曲折地反映出来”，因而他将渭水下游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视为社会进步现象（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据孙祖初先生这种认识，半坡类型及前半坡时代，财产的占有是逐渐由男性向女性转移的（与张忠培刚好相反）。
据上可知，孙祖初先生是将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视为与母系氏族制度紧密相关的一种现象来看待的，渭水下游最早出现规模性的多人二次葬，所以这是整个半坡文化中最进步的地区，母系家族认同感这时才得到加强，女系、母权逐渐稳固。甚至他也明确地指出：“半坡文化晚期埋葬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墓地比较普遍，而庙底沟文化时期至今没有发现同等规模的墓地，这不正说明半坡文化处于母系家族公社或母系家庭社会的早期吗？”（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将多人二次葬墓地的存在视为母系社会的早期，那多人二次葬出现之前的半坡类型早期显然还不是母系社会，那应该是什么社会呢？半坡类型早期以及前半坡时代在随葬制度方面更加重视男性，按考古学家据随葬品推测母系、母权的逻辑，半坡类型早期及前半坡时代不是应该推测为父系社会吗？若此，原始社会似乎还有一个经由父系社会向母系社会发展的阶段或者是“父系社会——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这样一个历程。至少，据随葬制度、随葬品，似乎很难将半坡类型早期以及前半坡时代推测为母系、母权社会，考古事实显然给既有理论带来了麻烦。视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为母系氏族血缘纽带很牢固的表现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观点，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认为“合葬制的盛行，表明氏族血缘纽带关系的紧密”（该书第600页），严文明、巩启明、张忠培诸位先生均持这种观点，上面的叙述中已有所涉及。此外，李仰松、吴汝祚、邵望平、李文杰、李绍连等亦有大同小异的认识，但邵望平、李文杰先生却将横阵墓地多人二次葬视为“母系氏族社会后期” 或“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产生的现象（李仰松《佤族的葬俗对研究我国远古人类葬俗的一些启发》；吴汝祚《从墓葬发掘来看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考古》1961年第12期；夏之乾《对仰韶文化多人合葬墓的一点看法》，《考古》1976年第6期；邵望平《横阵仰韶文化墓地的性质与葬俗》，李文杰《华阴横阵母系氏族墓地剖析》，《考古》1976年第3期；李绍连《仰韶文化社会形态初探》，《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这与孙祖初的认识又有较大的区别了。与母系说相反，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反映或标志，如：王仁湘先生认为“二次合葬是古老氏族内部分化出更小的集体——家庭和家族的反映。原始共产制发生了裂痕，整个社会逐渐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二次葬正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它标志着父系家庭公社的出现"（王仁湘《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二次合葬及其社会性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3期），曹桂岑先生认为“仰韶文化二次葬的盛行，是进入父系社会后在埋葬习俗方面的一个变革”（曹桂岑《论仰韶文化的“二次葬”》，《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苏秉琦先生没有说从母系进入到父系，但他认为元君庙、姜寨二期的多人二次葬不分男女老幼已经违背了母系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已是突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分裂（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
上述有关家族、氏族、部落、公有私有、母系父系的研究和认识还只是一种列举性质，其歧异已经可以让人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为什么运用同样的一套概念、理论，面对同样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考古材料，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或许，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原本不是为某一套既定的概念、理论而产生和存在的，半坡类型的居民原本不是为了适应一些概念和理论而活着；或许，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不那么强，半坡类型的遗存对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反映和表现得并不是那么明显；或许，研究者也受到材料以及一些主观认识方面限制。这些都可能成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但笔者认为，将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与整个半坡类型遗存混在一起进行研究、人为地将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普遍规律，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实际上特征鲜明：①它不分男女老幼，墓葬人口、性别、年龄组合没有规律性；②它少则几人，多则近百人，人口数量也没有规律性：③大规模的多人二次葬集中于渭水下游的横阵、元君庙、史家、姜寨几个地点，直线距离约在200公里内，即它有特定的地域范围（其他地点散见）；④横阵、元君庙墓地年代较早，史家、姜寨二期年代较晚，即可以将大规模的多人二次葬分为两个时段或两组，而且空间位置也支持这种区分，元君庙、横阵偏于渭水下游，史家、姜寨偏于上游，但总的年代范围约在距今6500——6000年间；⑤多人二次葬绝大多数都有随葬品，反映出墓坑之间的平等、公平，这是其与单人一次葬的区别；⑥多人二次葬每个墓坑中的随葬品为同一墓坑中的所有死者所拥有，反映出墓坑之内的平等、公平，这也是其与单人一次葬的区别（单人一次葬无论年代早晚都没有此项以及前项“平等”与“公平”）；⑦多人二次葬墓坑中的随葬品按人头平均，绝大部分都摊不到1人1件甚至半件（因为多达几十人也只有几件葬品），因此它是象征性质的，它远不及单人一次葬葬品最少者，但又比完全没有葬品者“幸运”；⑧多人二次葬墓地、墓坑的挖掘特别是人骨堆放反映出葬者的严肃、认真但其中又存在着一些似乎有意识的或不可改变的混乱。列举出这些特点，我们已可凭直感判断，几个典型的多人二次葬墓地很可能与战争有关。多人二次葬墓坑死者年龄、性别、人数均无规律，所以它很难与社会普遍规律、社会组织和单位相联系；多人二次葬墓地反映的平等、公平在半坡类型的“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无论半坡类型前期、后期，也无论母系父系、公有私有），这种“平等”、“公平”只有在战争、灾难面临时才可能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与士兵、贵族与平民、男女老幼才可能同葬一个墓坑）。下王岗二期墓地，一次葬与多人二次葬都有一定的规模，但它们在随葬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一般为器型大、火候高、制作较精的实用器，而后者通常为器型小、火候低的明器（《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这也证多人二次葬应该与非多人二次葬分开来研究，多人二次葬并不与时代、社会进程相关。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12项证据（或理由）
姜寨遗址约5万平方米，已发掘16000多平方米，是我国迄今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该遗址仰韶文化堆积可分为四期，一期为半坡类型，二期为史家类型，三期为庙底沟类型，四期为半坡晚期类型。一期遗存在中部发现一处5000平方米的广场，其周围分布着120多座大、中、小型房屋，大壕沟，壕沟外有几片墓地、窑场；二期遗存主要是广场中央的多人二次葬墓地，此外有一些房址、窖穴，遗物较丰富；三期遗存即庙底沟类型遗存极少，发现几个窖穴、少量遗物；四期又有较多遗存，有一些房屋、灶坑、窖穴、墓葬，有些地段文化层堆积约1米厚。总之，“一、二期之间紧密相接，遗存也非常丰富，二到四期间有缺环，遗存也较少”（杨肇清《20世纪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与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5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史家、横阵、元君庙等遗址迄今只发掘了墓地，尚未发掘村落遗址。史家仰韶文化墓地下面是生土层，上面有一些仰韶文化陶片，汉唐及近代瓦片、瓷片，所以发掘者认为“史家遗址是一个单一的典型的文化内涵的遗址”（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横阵墓地发现仰韶文化墓葬29座，其中有三个大集体埋葬坑，此外有一些灰坑、一个窑址，仰韶文化墓葬之上为龙山文化层（《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巩启明先生认为横阵遗址“下层为仰韶早期，文化性质与半坡早期接近；中层为龙山早期，文化性质与庙底沟二期相同”（巩启明《仰韶文化》9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元君庙墓地也是一处“保存完整的半坡类型墓地”，墓地北面存在着同一时期的居住地，其下层有“很少的老官台文化遗存，上面有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63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巩启明著《仰韶文化》97页）。史家、横阵、元君庙这几处多人二次葬墓地是单一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或史家类型）墓地，而无庙底沟类型遗层叠压其上，这是其共性。如果考虑到姜寨遗址“二到四期间有缺环”即庙底沟类型遗存极少，则渭水下游这些典型的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遗址有一个共性，即多人二次葬文化现象发生后并没有紧接学者们认为的半坡类型的传承者庙底沟类型遗存，这个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二期这几处多人二次葬墓地中，元君庙和横阵的年代要早一些，史家和姜寨二期的年代要晚一些（参见第8项证据或理由）。据研究，元君庙50多座墓葬仅M432、M438、M460、M461四座属史家类型，其余均属半坡类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王小庆《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横阵的仰韶文化遗存，陈雍认为三个大集体埋葬坑之外的墓葬M53等年代较晚（陈雍《横阵排葬墓再检讨》，《考古》1994年第10期），赵宾福认为M53、M34、H95、MⅡ等进入了史家期但他承认元君庙“A、B两型小口尖底瓶在一、二、三期同时存在，并且在横阵墓地中共出于MⅡ和MⅢ两座墓坑”（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孙祖初认为M53等仍为半坡期，仅MⅡ、H95等进入了史家期（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巩启明认为横阵遗存与半坡早期接近（前已述及），王小庆研究史家类型则不论及横阵遗存（王小庆《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知，横阵墓地史家类型遗存可能有但少，而基本属于半坡类型遗存。这样，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二期这些多人二次葬墓地就有第二个共性，即多人二次葬文化现象发生后文化发展出现断裂：元君庙、横阵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之后仅有少量史家类型遗存，史家、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之后没有或仅有少量庙底沟类型遗存。此外，这些典型的多人二次葬墓地还 有第三个共性，即文化遗存发展脉络不清晰、分期较困难：元君庙遗存虽然被发掘者分为四期（有的学者将其分为两期五段，如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但严文明先生指出：“元君庙各期墓葬中的器物的变化幅度并不很大，这说明它们的年代相距较近，且基本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就给分期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也难保百分之百的准确性……”（严文明《从埋葬制度探讨社会制度的有益尝试——〈元君庙墓地〉读后》，《史前研究》1984年第4期）。横阵墓地因为没有任何叠压或打破关系，所以研究者借助元君庙的层位关系将其分为三期（严文明《横阵墓地试析》，载《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但学者们对横阵遗存分期的认识也是众说纷纭，如已述陈雍、赵宾福、孙祖初、王小庆、巩启明的认识。至于史家遗存，其分期的困难更为明显：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多数有叠压或打破关系，但从随葬品及其他特征来看，它们是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埋葬时间相距不远，无明显早晚差别”（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朱乃诚先生认为史家墓地的“文化面貌较为单纯，墓地延续的时间比较短……单纯采用地层学和标型学的分析方法来判定各墓葬的相对年代是很困难的”（朱乃诚《概率分析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初步运用——以陕西渭南史家墓地的墓葬为分析对象》，（《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伊竺先生承认“史家墓葬不少器物形式在早、晚期中都可见到，只是在数量上有较明显的差别”（伊竺《关于元君庙、史家村仰韶墓地的讨论》，《考古》1985年第9期）；张忠培先生虽然将史家遗存分为三期，但也承认“史家村墓地三期墓葬的葬式、随葬器物组合和不少器物，都是相同的”（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王小庆认为张忠培所划分的一、二期可以合并为一期（王小庆《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金则恭则认为张忠培所划分的二、三期应该合并，而且合并之后的早晚期“在器物方面是很接近的”（金则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孙祖初先生认为元君庙及横阵的一至三期、史家的三、四期“在许多遗址中还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加以区别”，所以他将元君庙、横阵的一至三期统一纳入他所划分的的半坡文化第二期，史家遗存则分别纳入他所划分的半坡文化的三、四、五期（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至于姜寨二期中央墓地，其下层文化属半坡类型，上层多人二次葬为史家类型，这是一种普遍认识，如苏秉琦《姜寨遗址发掘的意义》（《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第12期）、王小庆《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等。《姜寨》报告将二期中央墓地遗存分为早、晚两期，但据孙祖初先生分析，二期的早期遗存跨越了半坡类型和史家类型两个阶段，甚至有些遗存（原早期四组）进入了姜寨二期的最晚期，也与史家墓地的最晚期相当（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
按照考古界最流行的观点，庙底沟类型来源于半坡类型，二者前后相随是一种直接继承、发展关系（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王仁湘《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文物》2003年第4期），但是上述半坡类型（含史家类型）多人二次葬墓地都缺少庙底沟类型遗存，即到了该出现庙底沟类型遗存时却出现了断层（无论将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二期墓地视作氏族墓地、胞族墓地或者部落墓地，考古学家都是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村落墓地的，并不认为某村落还有另外一个庙底沟类型时期的公共墓地与现知半坡类型墓地相衔接，事实上姜寨遗址的全面揭露、元君庙村落居址的试掘也证明庙底沟类型的断缺）。苏秉琦先生在论及元君庙和姜寨二期的多人二次葬时说：“这一阶段姜寨遗址的墓地也由村外转移到中心广场，墓地下层尚保持单人葬传统，但已不如村外墓地整齐，上层压有男女老幼合葬墓，这就突破了原来氏族制男女有别、长幼有别的界限，小孩与成年人埋在一起，没有了辈份的差别，甚至没有了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限，这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已是突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分裂。原始公社制的破坏就已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统一的仰韶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就是在这一转折时期出现的。这个一分为二，就是出现了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新生事物，标志是出现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和双唇口尖底瓶”（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他将多人二次葬视为一种社会进步，而且紧跟着的就是庙底沟类型的出现。孙祖初先生也将陕东的多人二次葬视为一种社会进步（虽然他与苏秉琦的区别是将多人二次葬视为“母系家族公社或母系家庭社会的早期”）而且“陕东地区在半坡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发展的前列，最后又先于其他三区而转为庙底沟文化”（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根据苏秉琦和孙祖初先生的认识，最早的庙底沟类型遗存应该与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紧密衔接，而且应该是出现在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这些遗址。关于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的关系问题，苏秉琦先生与严文明先生是不同的，分别代表“并列说”与前后“继承说”；关于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问题，苏秉琦先生的认识与严文明、孙祖初先生也是不同的，前者主张氏族制度已经破坏、产生了氏族分裂，后者主张血缘关系很牢固，氏族制度正当其时或处于“早期”。尽管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有歧见，但根据他们的观点和认识，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二期遗存之后都应该紧接庙底沟类型遗存，但这些遗址居然出现庙底沟类型断缺，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现知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学者们认为庙底沟类型最早的遗存出现在晋南，然后由晋南、豫西自东向西进入陕东，之后扩展到陕西全境及渭水上游：宋建忠、薛新民认为以山西翼城北橄一、二期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是庙底沟类型的形成期，其分布范围约当晋南及晋西南地区，以北橄三、四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则是庙底沟类型的成熟期，这时已扩张到豫西、关中东部及晋中地区，而北橄遗存的直接源头是分布在晋南地区的“枣园H1遗存”（宋建忠、薛新民《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薛新民、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王建新、张晓虎、魏峻、田建文、杨林中等都有相同或类似认识（王建新、张晓虎《试论班村仰韶文化遗存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魏峻《晋西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2001年11月23日；田建文、薛新民、杨林中《晋南地区新石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新认识》，《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即使主张庙底沟类型来源于半坡类型的学者，也认为庙底沟类型的起源、形成“不会是在渭河流域”，而“应当起源、形成于晋西南豫西地区，是由当地的半坡文化演变而来”，然后才自东而西扩展至关中（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当然，早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也认为庙底沟类型是自晋南、豫西而向关中方向扩张的，如张瑞岭先生认为“当半坡类型沿着渭河一带自西向东发展，到了晚期阶段时，在关中东部兴起了庙底沟类型，史家类型即这两种类型在并列发展阶段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变种”，约在200年后，“半坡类型为庙底沟类型所取代，史家类型也就消失了”（张瑞岭《略论渭南史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孙祖初先生认为“到了半坡文化第6期，陕东地区的半坡文化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以芮城东庄村、陕县三里桥下层等为代表的早期庙底沟文化”（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总之，庙底沟类型的起源与渭水下游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遗存没有直接的关系，将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视为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规律作为“母系说”、血亲说的依据自然消解（张瑞岭先生的认识只针对史家类型，但横阵、元君庙多人二次葬早于史家类型，而且其认识与近年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已不能吻合，即庙底沟类型并不起源于陕东）。进一步而言，无论庙底沟类型是否起源于陕东、是否与渭水下游的多人二次葬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元君庙、横阵多人二次葬之后少有史家类型遗存、断缺庙底沟类型遗存，史家、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之后断缺庙底沟类型遗存都是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这种“巧合”在既有的理论以及考古学研究中也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从黄大战”的角度去看，渭水下游这些典型的多人二次葬遗址存在的现象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释：横阵、元君庙遗存可能与炎、黄联合杀蚩尤有关，史家、姜寨二期遗存可能与炎、黄之战有关。因为战争，蚩尤族、炎帝族的大部分原住居民大都死亡了或逃亡他处，唯劫后余生的老幼病残可能留居原址（他们对黄帝族也没有威胁），而作为战胜一方的黄帝族人也不会定居这些有大量敌对方亡魂的血腥之地，所以炎、黄杀蚩尤后元君庙、横阵尚有少量史家类型（该类型当为炎、黄两族联合后形成但以炎帝族人为主）遗存，而炎黄之战后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都断缺庙底沟类型遗存。古史传说中蚩尤为炎帝之裔，二者当同为半坡类型，北橄一期时（约在距今6500年左右，为炎、黄联合杀蚩尤时）的庙底沟类型远不及半坡类型兴盛，但它自晋南迅速扩张、壮大至豫西、陕东乃至整个渭河及黄河中下游，多人二次葬又从渭河下游的元君庙、横阵溯河向上发展至史家、姜寨，这与炎帝畏惧蚩尤、同黄帝联合杀了蚩尤的古史传说正相吻合（从考古发掘看，前4500年时的庙底沟类型是难以战胜半坡类型的）。笔者推测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二期这些难以分期（除横阵墓地外也难以分群）的多人二次葬墓地很可能主要是一次性或两、三次集中尸骨埋葬所致，所以早、晚期器物在“早、晚期”墓葬中互见。目前可以明确史家墓地43座墓坑、730具人骨系一次性搜集人骨、器物结构、设计而成，人骨、器物都可能根据墓地结构及内涵表达而调整，所以用传统的层位学、类型学去研究这种墓地会遇到麻烦，更不能解决问题（参见拙稿《渭南史家墓地的新认识》）。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13项证据（或理由）
半坡类型北首岭遗址中心广场墓地4号墓的死者是一位40岁左右的男性，随葬一件具有天然花纹又经精心研磨的蛇纹岩制石钺，另有8件陶器、磨石及成束的86支骨镞。在4号墓东边并列的8号墓，死者是25岁左右男性，随葬42支骨镞；11号墓死者是25岁左右男性，随葬有与4号墓同样的石钺和28支骨镞。姜寨一期159号墓死者是一位8—9岁的男孩，除作为装饰品的骨笄外，也随葬鱼纹彩陶盆等5件陶器和石钺。钺在古代是作为王权象征的重要武器，因此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从墓地区分和随葬品内容来看，随葬石钺的男性可以无愧地称之为北首岭聚落的领导者。他说：“与用于远射的集团化的武器镞不同，钺主要是用于近战的个人的武器，因此已经转化为权威的象征。从而在它成为战争证据的同时，也暗示着军事领导的存在”、“石钺并不是所有成年男性都能够携带的武器，它只限于领导者才能持有，明显具有权威财富的意义。携带成束的镞，以钺武装起来的领导者的存在，也是仰韶文化前期集团斗争间的反映”，而姜寨一期“159号墓死者是未成年人，这一点暗示可能存在不分长幼的权威之秩序”（冈村秀典《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张玉石译，朱延平校，《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
半坡类型发现几例女孩厚葬现象：半坡M152为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墓，按成人的葬法，用木棺为葬具，墓坑掘有二层台，随葬陶器6件、石球3件、玉耳坠1件、石珠69枚，计79件；元君庙M420为一成年女性和两个女孩的合葬墓，随葬陶器21件、蚌饰1件、骨笄2件，石球5件、骨珠1147枚；姜寨M7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墓，随葬陶钵、陶锉、石质刮削器各1件、石球3件、玉耳坠2件、串饰骨珠8577枚。这些厚葬现象常被考古学家用作证明当时是母系、母权社会。但是，半坡类型同样发现一些男性厚葬现象。如元君庙M458为一座男性老人墓，其墓葬形制特别讲究，墓圹大，有二层台，墓穴周围用砾石砌筑，形若石椁，随葬陶器7件；龙岗寺M345为一中年男性墓，墓圹大，有木棺，随葬玉铲1件、大型石铲2件、钵1件、磨石3件、磨盘1件、钵10件、罐和壶各2件、尖底瓶和直腹罐各1件、器盖1件、骨针2枚、牙饰14件、石片1件，合计42件；姜寨M22为一男孩墓，其随葬品之丰富也不亚于上述女孩墓。又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父权制萌芽的反映”（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其实，仅凭几个特殊的案例，恐怕母系、父系都是难以立足的。个人以为，结合姜寨M1九名死者均为五十岁左右的男性以及上述随葬石钺和骨镞的男性墓考察，无论母系、父系，半坡类型的前期、后期均有男性权威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考古家认为，仰韶文化早期（前5000—前4000年）男子主要承担狩猎、捕渔等生产活动，农业劳动中除开垦耕地、播种等需要男女强壮劳力共同协作完成外，其余中耕管理、收割、储藏、粮食加工等可能多是妇女承担，同时妇女还肩负生儿育女、制造部分工具、陶器制作、家畜饲养、制备食物、纺线、织布、缝纫衣服及其他繁重的家务劳动，因此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妇女起着重要作用，其经济地位可能均比男子要高（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如果是这样的话，半坡类型男性权力、权威的产生和存在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和原因，即部落战争和集团斗争的需要。战争必然导致男性权力和权威的出现；反过来说，在男性的物质贡献、经济贡献不如女性的半坡时代，男性权力和权威的存在，也当意味着集团战争和斗争的存在。冈村秀典并没有推论半坡类型中存在战争（可能因为证据不足），但综合各种因素可知，半坡类型中存在和发生战争是不奇怪的。
半坡和姜寨聚落都有一条大围沟，半坡遗址北部清理出的围沟宽6—8米，深5—7米，截面为倒梯形状。许顺湛先生认为半坡和姜寨的大围沟“是保护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防卫设施。防卫设施的出现，是社会不安定的突出反映，没有战争，社会比较安定，防卫设施就没有必要。从半坡和姜寨防卫设施来看，一个部落是很难完成的，如果是部落联盟，各部落的居址是分散的，防卫设施营建在某一部落居址周围，别的部落是不能接受的。只有部落联盟发展为酋邦王国，王国才有统一组织、号令的权威。因此，半坡、姜寨当是王国的中心，在它的周围分布的许多同时期居址，当是王国所属的卫星村落”（许顺湛《再说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张学海先生认为“根据黄河、长江流域第七千年期物质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推测当时应已出现战争，因而也就产生了城”。湖南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发现后，张先生对半坡遗址的大围沟以及其外不到10米处的更宽的“洼沟”、围沟与“洼沟”之间的堆积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认为“洼沟的开挖晚于大围沟，即晚于环壕，但洼沟不是环壕，那么当环壕淤积废弃后，半坡聚落也就没有了防御体系。可是半坡聚落的繁荣期在晚期，不怎么繁荣的早期已用环壕护卫，晋至比较繁荣的晚期，却取消了防御设施，这不会是事实。实际情况可能是环壕使用了一个时期以后，即被城垣所取代，从而半坡聚落在它的繁荣期加强了防御体系。所以半坡早期是环壕聚落，晚期已是城”（张学海《城起源研究的重要突破》，《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不仅姜寨和半坡遗址，在同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北首岭、大地湾、瓦窑沟、吴家营乃至内蒙古石虎山Ⅰ、河南濮阳西水坡等都发现同样的环壕聚落。尤其是西水坡遗址的大型壕沟宽约8米（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西水坡遗址系蚩尤在渭水流域被杀后其族裔抢其尸骨逃至西水坡所产生）。陕西合阳吴家菅遗址发现两条大体上平行的壕沟，间距1—5米，发掘者认为其间不大可能存在居住性房屋建筑，当然也没有发现相关遗迹（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队《陕西合阳吴家菅仰韶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钱耀鹏先生在评论吴家营、西水坡等壕沟时说：“虽然不清楚两道壕沟之间是否存在土垄式围墙，但明显具有一体化防御的特点。这些情况当可说明人们对壕沟防御性能的重视程度，不断通过加大壕沟本身的宽度和深度以提高防御效果”，而且他还认为半坡类型村落中那种凝聚式及向心式房屋布局与壕沟相配“暗示出这种形态的聚落布局可能还与军事防御有一定的关系”（钱耀鹏《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的社会意义考察》，《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笔者推测，关中半坡类型普遍存在的环壕聚落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紧张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限于排水、防范野兽等用途。
由于半坡时代的战争只能是一种手执棍棒、弓箭、长矛和石头混战，甚至可能出现群殴式的贴身肉搏，而多人二次葬是死者亡故多年后由后人对先辈施行的一种捡骨葬，所以战争证据必然大为减少：所有因伤及肌肉、胸腹、韧带、关节等软组织而死亡的证据都将不复存在，武器证据亦不复存在。但是多人二次葬人骨中仍有一些直接、间接的战争或暴力证据存在，如史家墓地M3有两男一女头骨生前受伤，M6有一中年女性额骨生前受伤，M11有一中年女性额骨生前受伤、一中年男性左股骨生前受伤；姜寨二期墓地发现多例成年男女的股骨或胫骨，活着时曾受击骨折（M75、M82），M75有一位老年妇女左额上有一道长约4厘米砸伤痕，M84有一位壮年女性其左额和顶颧骨相接处被硬物重击内陷致使头骨变形而死，有一位壮年男性也是左额被砸得凹下5厘米深，连面部都扭曲了，M74有一位中年女性两处重伤，一处在左肱骨中部，因外界暴力敲击而造成粉碎性骨折症状，另一处在头部左太阳穴处，被硬物砸陷0.75厘米。这些受伤受击部位均是致命之处，所以有学者这样说：“这些死者，遭暴力的死因尚不清楚，但惨酷之情可以想见”（宋镇豪《从社会性意义探讨仰韶时期居民的疾病和生死》，《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横阵和姜寨都发现同一时期的灰坑葬（利用废弃的窖穴埋葬死者）。横阵的分两层，上层6具人骨，下层2具人骨，头向东南西北均有，有的骨架凌乱，有的作挣扎状，有的身上压有巨石，皆为成年一次葬，无随葬品。姜寨的是一成年女性和两个小孩，被埋在相邻的两个灰坑中，均为一次葬。巩启明先生认为：“横阵的8个死者可能是战俘，姜寨的死者可能是违犯了行为规则和禁忌，处死后被埋在灰坑中”（巩启明著《仰韶文化》18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多人二次葬人骨大多经过严肃、认真的处理但也有一些乱葬现象、头骨肢骨不能相配不成比例等。如姜寨二期M168所葬30付人骨架头骨多、肢骨少且乱七八糟（西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县文化馆《临潼姜寨遗址第四至十一次发掘纪要》，《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这种人骨到底是同一氏族组织中受轻视、歧视者或是敌对方的人骨尚难断定，但它与氏族制度内“亲密骨肉”关系的说法显然相违，与整个多人二次葬的严谨也不相吻合。尤其是横阵墓地，很多人骨架都很凌乱，有些股骨、头骨不相配如墓坑Ⅱ7有人骨架5具却只有一副头骨，有些有随葬品却没有人骨架如墓坑Ⅲ2，这种现象与横阵墓地的整齐规划、与横阵人“挖墓圹是严格地遵循着一定的秩序，当时人们对墓地的布置有一定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是很不协调的，与氏族制度重视骨肉亲情、血缘关系的伦理也不相吻合。多人二次葬看重的是骨骼、追求的是死者之骨骼，为什么在一种宗教心态下追求的东西是这么个结果，这是足以让人深思的！
与姜寨遗址同在陕西临潼县的零口二期遗存（零口文化因此得名，其与晋南枣园H1、北橄一期一类遗存年代、文化面貌都接近，它们被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直接前身），M21发现一个17岁左右的少女骨架，其肘、膝均被扭断，左手无存，自头骨至盆骨插入18件骨器，至今仍有两件骨笄插在腰椎、一件骨笄插入耻骨，其“残忍程度难于言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零口遗址第二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这个案例明显带有惩罚性质和仇恨情绪，因为致人死命绝不需要在一个少女身上插入18件骨器，战争以及战争过程中也不必要这样做。笔者认为，无论死者或致死者是否同族，她都可能是族群矛盾的反映，族内错误想必不至于招致如此残酷的惩处。同时这个案例与半坡类型中那些环壕聚落表达的社会关系的紧张气氛也是吻合的，它可能说明：在六、七千年前的关中，所谓“原始社会”可能并不仅仅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入的世外桃园。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篇6
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
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
［宋］苏轼题武昌黄鹤楼
门前莫约频来客
座上同观未见书
［宋］楼钥
天边将满一轮月
世上还钟百岁人
［宋］吴叔经贺友寿
露花倒影柳三变
桂子飘香张九成
［宋］李清照
佩苇遵考训
晦水谨师传
［宋］朱嘉
东墙倒，西墙倒，窥见室家之好
前巷深，后巷深，不闻车马之音
［宋］朱熹赠友
春风阆苑三千客
明月扬州第一楼
［元］赵孟頫题扬州迎月楼
光依东壁图书府
心在西湖山水间
［元］杨瑀
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
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元双
［明］朱元璋赠徐达
海无波涛，海瑞之功不浅
林有梁栋，林润之泽居多
［明］高刚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白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明］王守仁题于谦庙
未必串关别名教
须知书户孕江山
［明］徐渭题青藤书室
风云三尺剑
花鸟一床书
［明］左光斗
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拄杖僧归苍茫心
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
［明］杨慎题昆明华庭寺
是何意态雄且杰
不露文章世已惊
［明］杨继盛
岂有文章惊海内
漫劳车马驻江干
［明］王百穀
每闻善事心先喜
得见奇书手自抄
［明］祝枝山
天为补贫偏与健
人因见懒识误称高
［明］陈继儒
塔顶葫芦，尖捏拳头捶白日
城头箭垛，倒生牙齿咬青天
［明］冯梦龙
德从宽处积
福向俭中求
［明］王时敏
托钵归来，不为钟鸣鼓响
结斋便去，也知盐尽炭无
［明］普荷禅师题昆明筇竹寺
鱼有化机参活泼
人无俗虑悟清凉
［明］董其昌题杭州灵隐寺小方池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画、天下事，事事关心
［明］顾宪成
少作书生，未见长堂入室
老为庙祝，粗知扫地焚香
［明］李贽
斗酒纵观廿四史
炉香静对十三经
［明］史可法
涧雪压多松偃蹇
岩泉滴久石玲珑
［明］史可法
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
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明］黄石斋回绝洪承畴劝降
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明］王夫之
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何处更着点尘
茶烟乍起，鹤梦未醒，此中得少佳趣
［清］朱彝尊题桂园
老拳搏古道
儿口嚼新书
［清］金圣叹
读生前浩气之歌，废书而叹
结再世孤忠之局，过墓兴悲
［清］蒋士铨题史可法祠
前辈典型，秀才风味
华嵩品格，江海文章
［清］王梦楼赠蒋士铨
清潭三尺竹如意
宴坐一枝松养如
［清］梁书同
天气乍晴花满树
人家久住燕双飞
［清］梁书同
耽文艺如嗜欲
经古人为明曹
［清］石涛
潭里人同寿
扬子江头海不波
［清］阮元
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
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
［清］阮元题浙江贡院
精神到处文章在
学问深时意气平
［清］石韫玉
种树乐培佳子弟
拥书权拜小诸侯
［清］沈德潜
澄江静如练
长啸气若兰
［清］李世卓
人世难逢开口笑
老夫聊发少年狂
［清］王文治题戏台
古迹虽陈犹在目
春风相遇不知年
［清］王文治
慷慨谈世事
卓荦观群书
［清］齐彦槐
月白风清其有意
斗量车载已无名
［清］许宗彦自挽
东壁图书西园翰墨
南华秋水北苑春山
［清］刘熙载
行而不舍若骥千里
纳无所穷如海百川
［清］冯煦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清］刘金门题济南大明湖
九顶云霞披雾出
三峨风雨过江来
［清］袁之秘题乐山凌云寺
舣舟碧山麓，月出山之颠
夕曛犹在照，凉辉忽满前
［清］金武祥
金石长不朽
丹青本无双
［清］李瑞清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友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清］顾复初题杜甫草堂
红友忧分贤圣品
绿卿看长子孙枝
［清］邓石如
旧书细谈犹多味
佳客能来不费招
［清］黄钺
游者当知山所向
静时犹有水能听
［清］何绍基题鼓山星聚堂
西山载酒云生屐
南浦寻梅雪满舟
［清］何绍基
花笺茗碗香千载
云影波光活一楼
［清］何绍基题成都望江楼
拣茶为款同心友
筑室因藏善本书
［清］张廷济
碧露新滋三秀草
紫云长护九如松
［清］张廷济
学术各门庭，与子平生无唱和
高情同骨肉，俾予后死独称悲
［清］纪昀挽朱笥河
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清］康熙挽郑成功
奇松诡石天然净
涧草山花自在芳
［清］乾隆
遗失慕庄周，睡去能为蝴蝶梦
学诗类高适，老来始作凤凰鸣
［清］吴步韩自寿
常如作客，何问康宁。但使囊有余钱，瓮有余酿，釜有余粮，取数页赏
心旧纸，放浪吟哦。兴要阔，皮要顽，五官灵动胜千官，过到六旬犹少
定欲成仙，空生烦恼。只令耳无俗声，眼无俗物，胸无俗事，将几枝随
意新花，纵横穿插。睡得迟，起得早，一日清闲似两日，算来百岁已多
［清］郑燮六十自寿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
［清］郑燮
汲来江水烹新茗
买尽青山当画屏
［清］郑燮题焦山自然庵
从来名士能评水
自丁高僧近斗茶
［清］郑燮题茶馆
删繁就简三秋树
领意标新二月花
［清］郑燮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
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手登临。趁蟹屿螺洲，梳
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
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壈想汉习楼船，唐
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
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
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清］孙髯题昆明滇池大观楼
几层楼独撑东西峰，统近水遥山，供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
丹景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 筹边。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
了春闺宝镜。楷杷寂寞，空留着绿野香坟。对此茫茫，百感交集。笑憨蝴蝶，
总贪迷醉梦乡中。试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千年事屡换西川局，尽鸿篇巨制，装演英雄。跃冈上龙，殒坡前凤，卧
关下虎，鸣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笙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撒
些闲恨闲愁。曲槛回廊，消受得好风好雨。嗟予蹙蹙，四海无归。跳死猢狲，
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梯頫首：看看看，那一块云，是我的天
［清］钟云舫题成都望江楼公园崇丽阁
天命诛妖，杀尽群妖，万里河山归化日
王赫斯怒，勃然一怒，六军介胄逞威风
［清］洪秀全
翼德威明，鄙阿瞒如小儿，能视豫州同骨肉
王陵忠义，弃项羽如敝屣，独知刘季是英雄
［清］石达开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
相率中愿豪杰，还我河山
［清］石达开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有几
及锋而试，看老子手段如何
［清］石达开题理发店
暂借荆山栖彩凤
聊将紫水活蛟龙
［清］冯云山
南浦绿波，西山气爽
春风落日，秋水长天
［清］李棠阶题昆明西山
马上得之，马上治之，造亿万年太平天国于弓刀锋镝之间，斯诚健者
东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无罪良民于水火倒悬之会，是曰良人
［清］李秀成
青山之高，绿水之深，岂必佛方开口笑
徐行不困，稳地不跌，无妨人自纵心游
［清］钱泮题昆明华亭寺
愿闻己过
求通民情
［清］林则徐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清］林则徐题书室
朗月照人如鉴临水
时雨润物自叶流根
［清］林则徐
长空有月明两岸
秋水不波行一舟
［清］林则徐题福州西湖宛在堂
六载回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
双忠同坎？，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见面如生
［清］林则徐挽关天培
我已家风负梅鹤
天教处士领湖山
［清］林则徐题杭州西湖巢居阁
师友肯临容膝地
儿孙莫负等闲书
［清］林则徐
为政若作真书，锦密无间
爱民如保赤子，体会入微
［清］程恩泽赠林则徐
万山不隔中秋月
千年复见黄河清
［清］左宗棠题兰州望河楼
千载此楼，芳草晴川，曾见仙人骑鹤去
卅年作客，黄沙远塞，又吟乡思落梅中
［清］左宗棠题汉口湖南会馆
秋风古道题诗瘦
落日平原纵马豪
［清］刘可毅赠某君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遥山皆有情
［清］梁章钜题苏州沧浪亭
劝子勿为官所腐
知君欲以诗相磨
［清］梁章钜赠余小霞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清］赵藩题成都武侯祠
隔秋水一湖，看岸花送客，樯燕留人，此境原非异土
共明月千里，记夜醉长沙，晓浮湘水，相逢好话家山
［清］陶澍题汉口长沙会馆
时御天风跨鸾凤
或入碧海掣鲸鱼
［清］康有为
灵石一千尺
天花百亿年
［清］康有为处题书室
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
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廓犹是，人民已非
［清］康有为题开封登龙亭
一鹗忽翔万云怒
群虬相奋孤剑鸣
［清］谭嗣同赠黎贵逊
此是盛游，同气仰为贤知列
异时文集，相期长在天地间
［清］谭嗣同赠吴筱山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头交，同赴泉台，漫引
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
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清］唐才常挽谭嗣同
双桥两虹影
万古一牛心
［清］刘光第题峨眉清音阁
骐骥思千里
鹪鹩老一枝
［清］翁同龢
地亦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清］沈葆桢题杜甫草堂
壮志难磨，尚欲乘长风破万里浪
闲情自遣，不妨处南海弄明月珠
［清］黄遵宪题画艇
第啸一声山鸣谷应
举头四顾海阔天空
［清］范池世题支云塔山门
记故乡亦有仙潭，看一样湖光，添得石桥长九曲
至此地宜邀明月，问谁家秋思，吹来玉笛到三更
［清］俞樾题杭州三潭印月
合名臣名士为我筑楼，不待五百年后，斯楼传矣
傍山北山南循地选胜，适在六一泉侧，其胜如何
［清］俞樾自题俞楼
刊石惟余西汉文字
行歌好约高旭酒徒
吴昌硕
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
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孙中山挽秋瑾
从生平等
一切有情
孙中山题鼎湖山
安危他日终须仗
甘苦来时要共尝
孙中山赠黄兴
七十二健儿酣战春去湛碧血
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
黄兴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秋水为神玉为骨
词源如海笔如椽
黄兴赠汤增璧
白眼观天下
丹心报国家
宋教仁赠冯心侠
乱世才难用
先生老未归
章炳麟挽刘人熙
此地之凤毛麟角
其人如仙露明珠
蔡锷赠小凤仙
国民赖松有人格
英雄无命亦天心
梁启超挽蔡锷
愿闻第一义
为洗千劫非
严复题讲经堂
两三竿竹皆秋色
千万叠山有雨容
林纾
荷风送香气
松月生夜凉
于右任书
种树如培佳子弟
卜居恰对好湖山
马君武
但哦松树当今事
愿与梅花结后缘
杨度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题延安新市场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挽续范亭
深山隐高士
盛世期新民
刘少奇赠名医盛多贤
先抓吃穿用
实现家轻重
草堂留后世
诗圣著千秋
题杜甫草堂
旋乾转坤移山倒海
济人利物震古铄今
董必武题厦门集美鳌园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
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董必武题南湖
和平大业犹赊，贤芝正赖，何竟中道损弃，碧血长天永留恨
民主曙光初吐，瞻望方殷，难堪噩耗惊传，苍山在地尽含悲
宋庆龄挽四·八烈士
漫空竹翠扶山住
数点梅花补屋疏
沈钧儒题杭州西湖补梅庵
广学甄微敬咏其德
揽英接秀隆构厥基
李济深题集美鳌园
广东是现代史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天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
至太平崛起，类皆孵育萌兴无斯；先生挺生其间，砥立于革命中流，启后承
先，涤新陶旧，揭民族大义，矻然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心 ，拆以青
天白日，红血红旌，唤起算帐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
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而来；吾党适丁其会，丧换我建国山斗，云凄海
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
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厥成大业慰英灵
挽孙中山
铁肓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新松恨不高千尺
恶竹应须斩万竿
灵杜甫诗句题于成都杜甫草堂
五十载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饮气节；两次长
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若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
尤烈；方期延东堤边，宏抒国事，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
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痕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
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长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聂荣臻挽叶挺
寿比肖伯纳
功追高尔基
叶挺贺郭沫若五十大寿
心有三爱奇书骏马佳山水
园栽四物青松翠竹白梅兰
痛吾父幼小困空厄，尝备炎凉，劬芝七十又六龄，到老来只剩一身孤苦，
易箦呼儿难眠目
感不孝早岁事戎机，历尽艰危，转战二万五千里，看今日挥戈大江面北，
誓歼倭寇奠先灵
罗炳辉挽父
有关家国书常读
无益身心事莫为
徐特立赠王汉权
松间明大长如此
耳外浮云何足论
吉鸿昌书于一九三一年
政府卫队，保卫政府，乃是义务
人民护兵，爱护人民，愿为本份
彭雪枫书于一九四四年
十载英名宜
一腔热血岂徒流
俞作豫自挽
望崦嵫而勿迫
恐鹈鴂之先鸣
鲁迅录《离骚》悬于书室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录何瓦琴句赠瞿秋白
民族主义历元清鼎革，始达完全，如神有知，稍解生前遗恨
圣湖风景得祠墓点缀，差不寂寞，兹地之胜，允宜庙貌重新
蔡元培题杭州西湖岳王祠
海内共知徐孺子
前身应是九方皋
章士钊赠徐悲鸿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一代英雄
郭沫若题蒲松龄故居
开辟荆榛，千秋功业
驱除荷虏，一代英雄
郭沫若题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绝交流俗因耽懒
出卖文章为买书
郁达夫
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寻
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
郁达夫挽徐志摩
以教人者教己
在劳力上劳心
陶行知
有子荷戈庶无愧
为人推毂亦复佳
叶圣陶为某抗属写的春联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范文澜
但得夕阳无限好
何须惆怅近黄昏
朱自清
白马秋风塞上
杏花春雨江南
徐悲鸿
古洞常临光照耀
苍岩时有凤来仪
徐悲鸿题四川灌县天师洞
书中岂有黄金屋
海上长存天一楼
胡乔木题天一阁藏书楼
尊前订就千秋业
堂下罗生十种花
叶恭绰
新闻巨子国际专家落落长才惊海宇
缥绁蒙冤囹圄损命重重惨痛绝人寰
陆定一挽杨潮
乌云迷漫惊奇案，唯罪唯功，青史无情得公论
采翰尽奔警世情，任劳任怨，黄泉闻报慰英魂
肖克、蹇先佛挽邓拓
观瞻气象耀民魂，喜今朝祠宇重开，老柏千寻抬望眼
收拾山河酬壮志，看此日神州奋起，新程万里驾长车
赵朴初题岳飞墓
慨曩日烽火弥天，毓物培材，在危难中坚持下去
喜今兹楼台如画，移花补竹，从废墟里创建起来
虞愚题厦门集美鳌园
万里春风抒壮志
百年美梦入长征
姚雪恨
话尽燕山，沉诗冤海
胸怀日月，遗惠生民
吴作人挽邓拓
世界大同兼施博爱
人间郅治选贤举能
林散之
警座文章传四海
新民德业播千秋
俞平伯挽茅盾
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
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
挥戈抗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
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篇7
镜头下，多位落马领导干部，因为辜负党的信任，人民嘱托，声泪俱下，忏悔不已。一步步的政治上迷途，组织上失规，廉政上溃堤，工作上失准，生活上破底，以致严重的违纪违法。然而大错已经铸成，以他们为典型的多位领导干部，背离了初心，失去了党性，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给江西的政治生态环境造成了极恶劣影响，更是给党的形象抹黑。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通过观看这部教育片，我感到了极大的震撼。王平，李安泽等人或许也曾昂首走在国旗下党旗下，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光荣宣誓，要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合格党员。或许也曾艰苦奋斗，埋头苦干。也曾尽忠职守，为公为民。也曾心有底线，不甘堕落。这些曾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如今沦为阶下囚，只能在悔恨中度过后半生，这其中的腐化想来令人心惊，更给我们很大的教育意义。我下面分三个方面谈我的感悟。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主席谆谆教诲我们，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忘掉自己送哪里来，到哪里去，就是忘记了理想信念，就会疏于党性锻炼。在利益诱惑前，如果不能坚定理想信念，就容易被心中的贪念占上风，进而失去底线，失去一切。所以我们要提高党性修养，不忘党性锻炼，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紧绷立党为公，执法为民这根红线，牢牢把握住为人民服务的准绳，绝不可以权谋私，更不能失职失信。
二是提高政治意识，清正廉洁。清正廉洁是为官之本，是党员干部的政治本色。要想做到心无旁骛，两袖清风，最根本是要提高政治意识。 增强政治意识,就是党员必须讲政治,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政治定力,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尝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清晰的政治分辨力。 增强政治意识的前提,就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
三是牢固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员要增强党员意识坚持和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执政基础,也是衡量每个党员干部政治品德和人格魅力的重要标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主线,就是要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坚持执政为民。作为一名科级干部，我更是深知服务人民是我的使命，人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就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头等大事。我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不能辜负党的信任，人民的嘱托，要像做铁路轨道上的一颗道钉那样，挺直腰板，兢兢业业。
一例例发人深思的案例，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一则则令人唏嘘的故事。该片仿佛一片锋利的刀子刮骨疗毒，提醒我们，想要政治生态的山青水秀，我们人人都应该警钟长鸣。无论你身居基层还是位高权重，永远不要以身试法，高估了自己的手段，低估了党从严治党的决心。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提高政治意识，加强党性修养，要用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环境，迎接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扬帆远航！
青山处处埋忠骨教案篇8
关键词：墓园；规划设计；生态；文化
1.墓园概述
墓园是指“墓地+园林”，即园林化的墓地Ⅲ。随着城市的无限制扩张，原来位于城市郊区的墓园已渐渐纳入城市绿地的范畴，属于特殊类型的城市公共绿地空间，它具有公园的性质，在满足埋葬和纪念死者的基本功能的同时，更为生者提供交流、休闲等多种功能的园林空间。
2.规划设计指导思想
2.1人文化
纪念性景观由于把人与纪念性场所联系在一起，所以景观与人的联系比景观本身显得更为重要。借助景观的意象延伸和移情升华，或使人抽离形体以寄情山水的精神活动与环境产生共鸣，或使人透过浮华喧嚣的世俗感悟人生哲理，或追溯历史寻找最本真的传统文化精髓。将纪念功能与墓园传统文化结合，使墓园成为缅怀先人，寄托哀思，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场所。
2.1.1佛教文化。佛教宣扬的“轮回转世”观念告诫人们来生的形象与命运是受“善恶报应”的原则支配，如果来生不想陷于无止境的六道轮回，今世就要一心向善。佛教主张薄葬，同时倡导火葬，引入佛塔这一建筑形式以供供奉逝者骨灰。
2.1.2传统生死观。多数人信奉人死之后灵魂不灭，生死一体化，死是生的延续；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注重对祖先的祭拜。因此对墓地的选择不仅注重风水，还重视墓园环境的设计。
2.1.3慈孝文化。孝道是中国丧葬文化特色之一。儒家讲究孝道和厚葬，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孝”“中庸”之道。在儒家文化的指导下，人们相信灵魂不灭，人死之后躯体要人土方能得到安宁。
2.2公园化
在早期西方就已经将墓园当成了社交的场所，并且形成一种习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几乎所有的墓园都像是一个美丽的大公园，人们在其中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心理的不适，墓园是兼具文化与景观的场所，在这里生者与逝者共存，历史与现代交织、灵魂与自然融合。
在国内也有很多公墓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确立墓园主题、立足墓园文化、划定功能分区，注重道路的等级划分及布局、植物文化的选择与应用等等。上海福寿园东园，通过墓碑的合理摆放、园路的曲折、绿化的自然遮掩、园林小品的有机结合，建造一座墓园“公园”。
2.3生态化
墓园的生态化发展不仅为园区增添了原始自然的野趣，还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调节城市小气候作出贡献。墓园规划应考虑基址的基本场地情况，例如水文气候、地势地貌、自然资源等生态要素的特征，充分结合场地现状，合理开发利用，尽量不破坏现有山势和植被，坚持因地制宜的景观原则利用各要素，注重景观设计的生态化建设，各功能分区在地形处理和平面布置都考虑了因地制宜，结合现状地形进行布局，如生态休闲区应以植物群落造景为主，形成密林景观，能很好的起到调节小气候生态的作用。
3.案例-崇州市白塔山墓园景观规划设计
3.1概况
白塔山公墓位于成都西郊素有“川西宝镜”美称的部级风景旅游区白塔湖畔。距离崇州市6km，距离成都市30余km，公墓基地西接岷山山脉、东临龙泉山、背靠龙门山脉，西江河蜿蜒曲折流经南侧开阔地，山脉整体呈自然环抱之势，起到藏风聚气之用。园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有所起伏。
3.2总体规划设计
墓园总体规划设计根据墓园景观人文化、公园化、生态化三大指导思想，将墓园分为接待服务、休闲游憩、生态墓葬三大区域，规划设计对墓园内各区域功能及景观进行统一安排、合理组织，使得它们有机协调的形成一个整体。
3.3功能分区和布局
3.3.1接待服务区。接待服务区位于整个墓园的东面，包括入口广场，墓园接待区，以及神道。
入口处设置一牌坊传达古典传统的氛围，宽敞明亮的人口广场给人以明朗温馨的感觉，使人们一进入墓园，便感觉不再是阴森恐怖的传统墓地，而是生者精神的寄托之地，逝者灵魂的安息之所。
布置时令花卉的花坛与神道、广场一起位于整个墓园的中轴线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神道是护送逝者通往极乐世界的必经之路，神兽犹如忠诚的士兵守护在墓园人口，狭长的空间以及整齐有韵律的安置神兽，突显了庄严、肃穆的气势，创造了人神对话的神圣空间，起到良好的视觉引导效果，将整个墓园入口同墓葬区联系起来，同时让前来祭奠亲人的人们提前酝酿对亲人的哀思。
3.3.2休闲游憩区。休闲区与神道紧连，位于整个地块的山腰，地势较平坦，开阔。规划尊重地形地貌的自然形态，开阔的草坪随地形自然起伏，在原有植物群落背景的衬托下丛植稀疏树林、点缀花卉色带，形成亲切宜人的自然风景林地。区内设置游步道、坐凳、凉亭、花架等游憩设施供人们休闲、娱乐。
“忠义广场”是整个休闲游憩区的景观序列起点，广场上的景墙刻以“忠孝礼义”为主题的浮雕展现出儒家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孝”“中庸”之道。广场上种植天竺桂树阵为前来观光祭祀的人们提供休息场所，周边种植象征佛教精神的缅桂花，纯白芬芳的缅桂花也象征了已故亲人纯洁高尚的情操。
“二十四孝雕塑园”位于通往墓区的道路两侧。园路沿途倾斜摆放刻有二十四孝故事的石板，一旁的雕塑生动地讲述着中国传统的慈孝文化。雕塑这一现代艺术的设计语言传达出公德普及、美德教育的场所精神。人们在此纪念之余，感受到中国文化之“韵”，千年之“孝”，纪念之“灵”和休闲之“趣”，使得休闲区景观精神化和纪念性兼备。
3.3.3生态墓葬区。墓葬区是墓园的主体，坐落在整个墓园的西面。众所周知传统的墓葬多数建直立的墓碑，在过于追求经济的趋势下墓葬过密使得“青山白化”，造成了严重的视觉污染，同时破坏了环境，而在本案设计中一改“公墓”形象，注重“墓园”的文化性以及生态性，根据实际需要将墓葬区分为名人名园区、高档墓葬区、中档墓葬区以及大众墓葬区，而根据地形以及植被现状分别规划了以下几种墓葬形式：传统墓葬、树葬、花葬、草坪葬、艺术葬、壁葬、塔葬。
名人名园区——位于墓葬区中部平坦地域，紧邻主干道两侧，该区域主要以艺术葬形式为主，如使用艺术墓碑等艺术手法，使得景观具备更多艺术性，另外景观设计要表述名人生前的事迹，教育后人去瞻仰、学习，墓冢不设明显边界，增加人们的参与性，让人们去了解墓主人生平事迹，从而学有所获，思有所得。
高档墓葬区——位于墓葬区南面，主要是树葬及花葬形式。区域处在较安静地带，墓葬景观根据每个墓主人的生前爱好或意愿，结合地域特色，与传统文化融合，并结合景观置石、理水的造景艺术手法，创造出独特的园林景观，表达对主人的思念
中档墓葬区——位于墓葬区的北面，以花葬、草坪葬形式为主。墓葬摒弃传统墓葬碑与碑“排排坐”的形式，而采用更为生态的平躺于草丛的形式，而墓碑的独特性在此墓葬区体现尤为明显，例如墓主人生前爱好音乐，墓碑便选用琴键、乐器等艺术性形式来展现。
大众墓葬区——位于墓葬区的西面，以传统葬、壁葬、塔葬形式为主，在人口众多的现代城市，节约用地必不可少，除了传统葬以外，壁葬、塔葬形式使得骨灰的寄存比较方便，也体现了这种葬法更为集约、生态，使整个墓区原有区域最大限度的保持其生态面貌。
3.4种植设计
3.4.1接待服务区。整个区域主要配置以常绿植物为主，有万古长青之意，形态上端庄挺拔，表达了人们对亲人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入口主要由高大乔木配置花坛以及有色叶植物形成人口景观；神兽大道外侧种植珊瑚树绿墙，内侧列植圆柏，彩色灌木带衬托神兽，追求统一和谐中的多变；服务区设置水池景观，铺设木平台，池边与木平台围合处铺以细沙石，里面的三块置石为佛教园林中最典型的“三尊石”，营造安静、祥和的气氛与庄重、淡雅的墓园景观相协调。
3.4.2休闲游憩区。该区域尽量保留原有植物群落，增加植物的种类，考虑慢生树种和速生树种、常绿与落叶之间的搭配，增加该区域的植物季相变化，选用银杏，垂柳等落叶树种以及红枫等有色叶植物，金秋树叶变黄变红增添墓园的纪念气氛。
3.4.3生态墓葬区。整个区种植设计因地制宜、选用乡土树种，传统葬区内，园与园之间种植松柏常绿林相隔，区域区之间种植花、灌相连，墓与墓之间植常青树相衬；树葬区最大限度保留原有植物，按照自然生态植物群落的配置模式进行植物景观的营造。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