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学院考察报告范文
时间：2023-09-25 19:09:29
美术学院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艺术考察课 实践性 可操作性 创新
不身临其境也就无法真实感受。在传统的艺术教学中，我们只能通过临摹的手段达到学习与借鉴的目的。今天，当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多媒体、数码技术的便利去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校的大学生已经越来越不愿意走出去了。探寻其原因不难发现，除了学生对网络、数码科技的依赖之外，还存在高职院校艺术专业艺术考察课程的教学方式与方法的问题。当代的教育改革创新是以实现专业教学为目标，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改革旧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与专业知识、能力和素质相适应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体系。而当代的高等职业教育更以突出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相结合为培养目标。
一、艺术考察课的实践性
艺术考察的目的是通过考察实践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学校为学生创造条件，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生活，贴近自然，从中汲取创作素材，激发设计灵感，鼓励学生在考察中多听、多记、多想、多动手。因此，在艺术考察教学过程中，实践性成为这门课程教学的重要特点。艺术考察课更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将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考察进行有机结合，通过考察实践活动进行综合能力的培养。针对不同的专业方向应设计符合本专业特点的考察目标与教学计划，使考察课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有准备的教学活动与有计划的教学过程相结合获得最有效的考察结论。在考察的实践环节中，指导艺术考察课的专业教师应是配角，活动的主体始终是学生，把所学专业与要考察的对象联系起来，让艺术考察课体现出实践性的特点。
1.系统地规划艺术考察课实践性教学体系，加强考察过程的分析和研究环节并进行综合性实践。通过对考察课题的设计，增强实践操作，更新实践内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探索更多的科学艺术考察课教学方法。在考察的过程中突出考察课程的主题性在教学中的功能与价值，以考察报告作为实践结论的方式，搜集资源、获取考察内容以体现课程的目标与要求。
2.以多元化、多样性的考察课题，体现考察课程的过程性与开放性。采取教师与学生针对不同的课题、共享资源进行考察课题的讨论、评析、构思、设计和总结，完成既统一又相对独立的教学方式，来加强考察课题教学环节的理论与实践结合。
3.借鉴其他院校的考察课教学方法，尤其在课程理念、教学、内容、考察报告方面吸收其他院校中合理而具有创造力的因素。鼓励学生在考察中积极思考，敏锐观察生活及身边事物，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个性特点并予以正确引导。培养学生对自然事物的艺术感知能力，通过观察、感知、归纳、实践和联想等方式循序渐进地认知自然事物的过程， 强调学生对考察课程过程的体验，强调设计草图的实践，要有多种设计方案备选，经常性地进行师生的教学互动。
授课教师设定考察的目标、具体计划，考察的任务、路线，并与学生讨论实施方案的思路。在讨论的过程中，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并加以引导，鼓励学生开启个性思维，把这些想法最终通过他们最熟悉的表现形式（如速写、摄影、DV录影、文字等）表达出来，展示在他们的考察报告中。思维被打开的一刻便是考察的开始，这个过程在考察的实践中加以扩展，在考察的最后阶段得到升华，到学生作品出来的一刻得到结晶。
二、艺术考察课的可操作性
当下各类艺术高校大都开设了艺术考察课，但考察课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让人提出一些疑问，存在教学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各类专业方向学生的学习需求的情况。课程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课程理论的指导与缺乏课程设计的方法，课程内容的选择有失偏颇，特别是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实施中存在重技术、轻创造力培养的倾向，等等。
1.教学基地的建设。为高等职业院校的艺术生建立稳定的艺术考察课教学实践基地，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以往艺术考察课教学的对比，笔者认为，艺术考察课教学基地的建设，应能满足学生写生与实践的基本需要，这种基本需要包括写生环境与人身安全。
2.对考察基地的文化了解。依据立足生活、研究自然的原则，考察基地为学生提供自然地表现客观现实的空间。因此，学生有必要对确定的考察基地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出书面的材料以备考察中使用。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专业考察、社会实践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的考察，增强了学生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为了保持实践教学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该院与相关地方和部门联合组建了“湖北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并在湖北省的红安、麻城、洪湖等地建立了“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使基地成为师生稳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基地建设水平和质量。
3.考察线路的安排。目前，大部分艺术院校都有相对固定的艺术考察课线路和艺术考察课教学基地。如四川的洛带古镇，安徽的宏村、西递村，云南的丽江古城、西双版纳等地，这些地方在不同的季节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师生进行写生或考察，而考察线路也大都集中在西部与南部地区。
艺术考察教学基地的建设、考察基地的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和艺术考察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具有可操作性，是艺术考察课教学运行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的基本保证。
三、存在的问题
普通高校的艺术考察课的教学已日臻成熟，但在高等职业院校的考察课教学中仍存在教学与学生多方面的问题。如学生对待此门课程的学习态度、课程考试制度、学生的学习方法，等等。经过艺术考察实践后，学生递交考察报告作为考察课的总结。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形式是他们最愿意接受，也是最容易完成的考试方式。但一些学生利用网络下载相关资料或文章拼凑考察报告，更有学生直接从网上原文下载，打印出来的考察报告其网址还在上面。
学生应利用考察中获得的资源，图片、影像、速写、文字等资料，在考察课结束前的一周，利用回校后的时间经过整理、修改、制作，完成自己的这份考察报告。最后，院系根据参与此次课程的学生数量组织一定规模的主题性考察展览，展出优秀的学生作品，通过宣传使本院的师生、兄弟院校的师生、不同专业的学生参观展览，通过考察学生形式多样的作品与报告，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
在课程设置和管理中，还应确定艺术考察课成绩的评判标准。艺术考察课应由专业教师带队，依据学生在艺术考察前期的准备、考察过程的实践情况、考察结束后的考察报告，综合评定后给出学生的考核成绩。在艺术考察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应注重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将以往的理论课程与实践的相关课题进行整合，将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考察课程有机结合。而学生也应通过考察实践将其学习行为自觉地与本专业相关领域进行结合，提高艺术创新能力。
四、艺术考察课的创新
艺术考察课的创新是以实现高等职业院校设计专业的实践性教学为目标，充分发挥各方向专业课的学习特点，并与艺术考察课紧密结合，探索有效的产学结合运行机制，为学生打开设计思路、开启创造性思维提供手段和条件。同时，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校外学习的适应性。我们必须清楚，艺术考察课的目的是巩固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拓展专业视野，强化学生的专业意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展览，并以此为契机，还可以组织学生开展研讨，鼓励学生发表相关的一系列论文或其他作品。有计划地组织实地考察，到博物馆、美术馆、名胜古迹去观看美术作品，以增强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的兴趣。
如现代图形、图案设计是综合美学、心理学与现代构成学多学科的专业课程，较之传统设计课程无论是图案的表现手段还是表现领域都有极大的丰富，成为现代设计观念与设计思维训练的设计基础教学课程。艺术考察课的创新将起到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创新艺术考察课的模式，建立起与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
此外，考察课程对学生的评价工作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数周的考察课学习，使学生在与自然、现实生活的接触中，感受艺术生活的真实，体会绘画艺术或设计艺术的无穷乐趣。只有这种亲身的接触才能唤起学生的艺术思维，使他们理解艺术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的真正涵义！
参考文献：
[1]王坤庆，尹梦.关于高等教育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C].第全国部属师范大学教务处长联席（扩大）会议交流资料.
美术学院考察报告篇2
接到海报评选活动的通知后，各地便紧锣密鼓地在辖区内动员检察系统、联系单位、高校及相关机构等有条件、有积极性的单位，投入到参赛作品的创作中。
据了解，多地主要组织辖区检察机关预防部门进行参赛作品的创作。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收到各分院、各基层院报送的作品共 50件，报送高检院26件。天津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收到该市各级检察机关报送的参评作品94件，报送高检院12件，其中和平区院征集作品300余件，报送天津市院6件。河北全省10个市的检察机关按照要求，组织辖区检察人员及专业人士精心创作，最终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收到各地作品52件，报送高检院11件。吉林则是由省院职务犯罪预防局具体牵头负责，收到来自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的作品42件，报送高检院10件。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带头参与，加之基层院推荐报送的作品共394件，报送高检院19件。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则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以检察官文联为依托，广泛动员具有书法、美术、摄影等方面艺术特长的干警参与创作，共收到各地作品135件，报送高检院15件。福建省人民检察院要求各地以参加本次大赛为契机，制作一批受大众欢迎、教育意义较强的优秀作品，各地作品共120件，报送高检院12件。甘肃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积极配合组织参与，全省17个市、州、分院共报送省院54件作品，继而从中评选出16件作品报送高检院。
此外，部分地区检察机关，在系统内征集的基础上，积极发动社会资源，与联系单位、高校机构等联手，或以大赛活动的形式，或以联合制作精品的方式为海报评选活动创作作品。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共向全市各级检察机关和特邀单位（包括联系单位、高校）征集了141件作品，报送高检院32件。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收到各地作品139件，报送高检院16件。其中徐州市人民检察院预防处充分发挥市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作用，在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社会组织中举办了全市首届廉政公益海报创作评选活动，共收到参赛作品32件，报送省院6件。山东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共征集、制作廉政海报2000余件，其中山东临沂市人民检察院与兰山区院联合临沂大学美术学院组织开展廉政公益海报评选活动，共征集作品800余件。最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收到各地作品268件，报送高检院16件。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收到各地作品110件，报送高检院13件。其中十堰人民检察院与十堰大学艺术系联合，在学生和老师中征集廉政公益海报的创意，并依托艺术系的技术优势进行制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发动检察干警、预防职务犯罪共建单位及辖区相关部门参与到海报设计制作中，全区各市分院共收集到作品3783件，报送自治区院256件。其中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等地充分利用辖区高校专业资源，与广西艺术学院、广西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共同参与海报的创作设计。
作品评选办法
无论各地最终报送高检院多少件作品，都是从大量的地区参选作品中选出的，由此各地作品评选办法的公平性、科学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妨看看各地的做法，以期能在以后类似的活动中作为借鉴参考，取长补短。
北京市院邀请检察业务专家、资深媒体人、平面设计专家等组成专家评审小组；各分院、区县院预防部门分别派出一名干警，组成干警评审小组。各基层院主管检察长、预防处长及预防人员现场观赏，按照主题内容、创意手法、制作水准、传播推广四个评分项评分，活动评选出的优胜者推荐参加高检院的全国评比活动。
天津市院预防处组织市院反贪、反渎、新闻、组宣等内设机构负责人及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艺美术学院等高校的知名学者教授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全部参评作品采取电子版及现场观摩相结合的形式，按照“集中展示、独立打分”的原则，进行现场打分，即时公布。
河北省院预防处邀请省院反贪局、监所处、办公室、监察处、宣传处、《河北法制报》等内设机构共八名负责人及专家对海报进行了评选。评委们对每幅作品从主题内容、创作手法、制作水准、传播推广等四个方面认真审查、逐项打分。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检察院，安排专人搜集已发表的廉政公益海报1000余件，经过原创性筛选，选出13件作品参加评审。为了确保评选的公开公正，隐去所有作品报送单位信息，事先将所有作品统一编号，规定之前接触作品的工作人员不得参加评审，邀请市院预防处负责人及本院院领导为评委参加评分。细化评分流程，将评选分为集体观摩、作品展示、创意说明、集中评分四个环节，从作品的主题内容、创意手法、制作水准、传播推广四个层面对作品进行综合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按平均分进行评比。
浙江省院在评选推荐过程中，采取对参评作品隐去作者单位、姓名的情况下集中展示，组织相关内设机构领导、中国美术学院、杭州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专家以及各市院预防处长进行评选。
安徽省院邀请省检察官文联主席，书法、美术、摄影委员会会长和安徽大学专业教授担任评委，按照《全国检察机关廉政公益海报大赛评分标准》，经过整体观摩、独立选择、集中评议、逐层筛选等程序，对参评作品进行评选。
福建省院在省检察院机关大楼一楼举办了全省检察机关廉政公益海报展评活动，共展出各地上报和省院自创的作品120幅。省院机关全体干警和离退休干部参观了图片展，并对自己喜欢的作品进行投票，提出建议和意见。之后，省院预防处又邀请了办公室、反贪局、反渎局、宣传处、纪检监察处、检察文联负责同志及机关摄影家协会代表11人担任评委，对各地上报的参评作品进行评选，最终确定12幅代表省院参赛。
山东省院成立廉政海报评选委员会，首先根据作品的感观印象、风格等方面从各地市268份海报作品中选出53份，然后逐份审查是否为原创、是否存在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参加过其他比赛，最后根据作品的吸引力、表现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围绕作品的主题、创意、制作、传播等层面综合评价，反复斟酌、认真评选出各奖项。
广西自治区院邀请了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美术设计学院、广西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广西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等高校的五名专家组成评委组，对作品进行独立评审打分，按照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算出总分后，再从高到低选出前100件作品进行集中评审。在集中评审阶段，每位评委对每幅作品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通过综合评委们的意见，自治区院评出各级奖项，并从中选取一批优秀作品推荐参加全国评选。为使作品在表现手法和视觉效果上更精益求精，自治区院还多次与专家评委沟通联系，请评委提出修改意见，此外还联系了专业设计公司对作品进行反复修改，最大程度提升作品质量。
成果运用
廉政公益海报的制作，仅仅是围绕廉政文化打造了一个产品，要实现其宣传功能，仅靠参赛评奖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面向社会，广而告之。现已有不少地区行动了起来，将创作出的海报作品，投入各类媒体进行。
北京市院预防处检察官设计的海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经被使用在北京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和检察联络室内。下一步将推动廉政公益海报进地铁、进公交、进机场、进商场、进社区等。
吉林各级检察机关将着力做好这次活动中制作的廉政公益海报，特别是前十名优秀作品的应用工作，积极在公交、商场、社区、轻轨、机场、校园等公共场所以及电视台、报纸、互联网站、户外广告牌等各类公众传媒中进行展示。
上海市院预防处近期主要准备将海报作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2013年8月到10月在人民广场地铁站、机场及有条件的“五进”单位等十处，以展板方式进行巡回展示。其次，计划将优秀作品印制在地铁交通卡上，在全市地铁范围内流通。最后，将优秀作品在地铁、机场、楼宇、商圈、轮渡、邮轮等预防宣传覆盖的媒介进行集中展示。
浙江省院在“5・23”全省检察机关统一组织的“检察开放日”中，将廉政公益海报宣传作为“检察开放日”的一项内容；嘉兴、舟山等地在《嘉兴日报》、《舟山日报》等党政报刊上专版刊登了本地制作的廉政公益海报；绍兴、宁波等地积极推动廉政公益海报进公共场所，扩大受众范围。
安徽省院拟联合专业公司，完善部分获奖海报；计划依托各级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在电视台、户外大屏幕、公交车等展播海报，在国家工作人员电脑安装海报作为桌面及屏保；作为预防职务犯罪读本与宣传手册的封面、封底等。
福建省院把廉政公益海报汇编成册，并刻录光盘分发到全省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及相关预防单位，实现预防宣传资源的共享共用。对于获奖作品，各级检察院将结合预防职务犯罪“五进”专题活动，在报纸杂志、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广告、网络等媒体以及检察机关门户网、警示教育基地、预防网等预防宣传平台上进行展示。
山东省院参评的《廉生明》等9件作品，被高检院选定为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五届研讨会会场展览作品。为积极配合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五届研讨会在济南召开，山东省院预防处精心挑选部分优秀廉政海报作品，在大众网、齐鲁网、中国山东网等省级网络媒体，以及山东大厦主会场、省院办公楼一楼大厅、济南机场安检大厅、济南西客站候车室、济南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颐正大厦户外广告屏及内部LED显示屏集中展示播出。
广西自治区院与区内电视台合作，将选送参加全国评选的海报作品投入电视台播放。此外，目前正积极协调党委宣传部门，联合广西晟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筹划建立广西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宣传联播网及配套信息终端和户外高杆广告牌，作为展播海报作品的平台。南宁市院与市电视台协调，将优秀海报作品在市电视台分时段展播；柳州市院将优秀海报作品投入公交车车身移动广告、公交车站台广告牌等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来宾市院通过与城市管理局等部门协调，将优秀海报作品投入了城市道路指示牌、城市繁华地段大型LED显示屏等公共媒体进行播放……
美术学院考察报告篇3
LIU Lin（Jiangxi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Nanchang 330201，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and the market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of rapid changes， and advertising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facing to adapt to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in constant changes （constant： a session of training program for four years unchanged. The status quo： the changing of new ideas， new technology， new technology， new media， new industry forms）. Method to study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vertis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market demand for schools starting point， but also to meet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countries， the application typ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lent training. I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follow-up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raining mode， and the second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article for the private university advertising professional reference.
Key words ：research method；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dvertising； graduation design
Internet ：artdesign.org.cn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一）考察法的界定
考察法是指在工作现场、工作环境中对事实、经验及具体行为方式等进行有计划地亲临体验考察的方法。它是由学校、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以学生为主体的从规划、制订方案、体验、信息收集、考察总结、见闻反思之实践活动。
（二）国内公办高校对考察法的教学应用情况
中央美院、清华美院、中国美院、江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广州美院等知名高校，在设计类、艺术类、新闻类相关专业培养中的相关课程，均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考察法作为重要的教学方法。这不仅与人文艺术类学科性质有关，而且更是激发学生创造力的来源。由于各知名高校办学历史悠久、软件、硬件配备齐全、资源丰富、政策扶持力度大，再加上生源经过遴选，具备较好的素质与基础，因而起点高、容易接受新事物与挑战，所以，在授课过程中，考察法的使用相对灵活，使用风险与阻力小，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运用。
（三）国内民办高校广告学专业对考察法的教学应用情况
从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民办高校在尽全力缩小学校与企业用人要求之间的距离，设立了模拟公司、工作室、实验室，购置先进的工作设备、提升环境体验等。现如今的广告学专业为综合交叉性学科专业，发展到跨越和颠覆了以往媒体的程度，广告人的边际向多种业态溢出，因此，查考法在民办广告学专业课程中的应用，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1）政策因素。民办高校抗风险能力差，对学生安全的管理责任大。（2）学校因素。学校资金来源与支出要充分平衡考虑，给予学生完全免费考察的条件支持有待于逐步拿出方案。（3）教师因素。教师授课任务及对学生的管理任务重，与广告行业、各业界接触少。（4）学生因素。大部分学生基础薄弱，大多来自于偏远地区，思想保守，因循守旧；还有部分学习主动性、自我管理能力差，组织性、纪律性等相关习惯养成欠缺，从高中沿袭带到大学的习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修正。
二、对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和意义
（一）考察法在“基础课程”授课中实施的必要性
1.考察中教师采集相关信息为教学改革服务，及时弥补教学中的不足与滞后。
2.引导学生开阔思路、积极主动参与学习、主动吸收新知识。
3.使学生有兴趣、有责任心自觉完成课堂作业、遵守各项纪律。
4.通过到发达且人口素质比较高的城市考察，有助于提高大部分来自于偏远地区学生的整体风貌和对专业的敏锐洞察力。
5.考察过程中开放式的教学环境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反思、提高。
（二）考察法在“专业课程”授课中实施的必要性
1.解决所担心的民办高校学生因压力无法毕业而中途退学，但是宽松的作业量、简单的作业内容、不严谨的期末考查或考试，又难以提高学生专业水平，缩小与大牌院校的差距。通过定期考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主动意识。
2.避免学生熟悉大学生活后，被游玩吸引而忽略了专业领域见闻积累。
3.培养偏远地区的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感知力与客观评价能力。
（三）考察法在“毕业设计”环节课程中实施的必要性
1.为后续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及课程授课提供参考方案。
2.为下一届课程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
3.为广告学本科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教学改革提供参考素材。
4.学生得到提高、用人单位可以选择满意的人才，节约招聘成本，实现校企双赢。
三、实施过程
（一）实施思路
1.进一步明确在工作现场、工作环境中对事实、经验及具体行为方式等进行有计划地亲临体验考察的目的。
2. 对考察路线、考察地点、每届学生的特征进行对比，综合考虑如上因素制定考察计划。
3.选择有代表性的企业和学生进行访谈。从实际出发，找准问题的症结，制定合理方案。
4.对方案进行小范围教学实验。在实验结束后对结果进行分析、并对方案的不足进行修正与调整，然后进行一定规模的推广验证，进而进行同专业学生的全面推广使用。
（二）准备阶段
1.考察主体与客体面临的困难
①评估考察过程中的风险压力，通过什么方式分担学校、教师对学生的安全压力。
②评估考察费用学生承受能力的问题。
③制定在考察过程中引导学生开阔思路的具体计划，如何让学生有兴趣、积极主动参与到考察任务中有责任心自觉完成考察过程、遵守各项纪律。
④预警，提示学生如何通过开放式的多媒体、互动媒体、参与式展示形式，展示考察见闻与感悟，督促学生有带着问题与任务去考察；在以生为本的基础上有助于为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等反思调整，同时也可以为低年级学生学习氛围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2.制定考察拟达到的目标
①体会专业知识与视野对才能的影响。开阔视野、提高精神风貌、熟悉工作的原理，理解工作形式和工作内容与学校教育的相互关系。
②提升毕业设计水平定位、提高成品制作的行业规范性，能够达到本领域技术人员公认的合格水平。
③释放创造力，激发学生自身的设计才能进行创新。
④简化学生选择职业方向的过程，从自身条件出发定向发展，认识自己即将从事的事业。
3.考察方案拟定。包括考察内容确定、考察地点选择、路线规划、考察计划、考察大纲的制定。
（三）考察实施阶段
包括校内考察动员工作、考察组织工作、考察说明会、考察出行安排、考察汇报、考察材料汇总、考察成果展示。以上可以根据具体学情及学校的实际情况安排相应的形式。
（四）考察成果汇报展示与总结阶段
1.重点展示捕捉到的新趋势。
考察法的应用可以实现对行业信息的快速捕捉。考察法的应用，便于捕捉目前广告学专业向多种专业交叉渗透的新现状；相近专业间已经淡化了边际，对新业态的展示，有利于同专业其他年级师生了解行业动态，也有利于低年级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2.重点汇报总结对见闻的新思考。
考察法的应用可以实现课程对行业变化的快速反应。考察汇报对见闻的思考，有利于在媒体形式日新月异的情况下，面对四年一更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及时采取措施，补充解决学生到职业人的需要更新的基本技能、重构基本素质问题，以便从全息角度培养出能够适应瞬息万变工作环境的合格从业者。广告专业的特殊性在于“创新、创意”，要求从业者的思想、技术始终走在时代前沿。因此，考察的思考总结，可以以课外或其它方式弥补四年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无法及时更新的部分，通过考察这种灵活且不与教学大方向冲突的形式，甚至可以对人才培养方案做多方位、多角度的侧面补充。
五、结论
本科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伴随新技术出现、新业态产生，其教学改革的步伐不仅要加快，而且要比以往更频繁。实际一套培养方案按照目前教育行业的规范与管理，本科最快也要四年才能更新一次；与此同时，学生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快速体面就业的心情又极其迫切，这也是民办院校生存的根本声誉所在；人才培养方案与培养过程中学生、企业认可度的矛盾便产生。因此，考察法在广告学专业课程中的应用，可以及时弥补培养方案中的不足，及时补充新兴理念、新兴技术，通过考察灵活调节学生的知识架构，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同时增强学生对学校、对专业的认可度；对用人单位而言，接纳学生考察学习的同时，可以选择相对较适合企业发展的人才，节约招聘成本、减少招聘风险，对学校和企业而言可以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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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锋美.项目教学法在字体设计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4（08）：155-157.
美术学院考察报告篇4
关键词：弗莱克斯纳； 美国； 医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2-146-00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医学中心逐渐由法国转移到德国，随着柏林大学的建立，一种新的大学观随之形成，欧洲高等教育开始了新的时代，高等医学教育也随着普通教育的发展而逐渐完善。
相对于欧洲医学教育的快速发展，美国的医学界却仍然处于保守状态。虽然以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代表的少数医学教育机构曾经尝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就整体而言，美国的医学教育水平仍很落后：大多数医学院仪器设备匮乏，医学院校在学制、办学模式、入学标准等各方面差异很大，课程设置不合理，讲授内容枯燥无味，教学质量低下，大部分学生直到毕业时仍然没有掌握较为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和必要的行医技能。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联合对美国医学教育展开了综合调查，并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更为合理的改革举措，以推动美国医学教育的更好发展。
一、弗莱克斯纳报告与20世纪初美国医学教育改革
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普切斯特非常赞同弗莱克斯纳的《美国学院》中的观点。1910年他提出让弗莱克斯纳去调查美洲医学教育，弗莱克斯纳接受了这项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从没有跨入过医学校门的他阅读了大量医学教育历史文献，并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从事研究生学习，以丰富自己关于医学方面的知识。
弗莱克斯纳同时还对美国和加拿大155所医学学校进行了考察，主要从学校学生是否达到入学标准、学校财务状况、学校教师资质、学校的实验室和设备、学校和医院的关系，以及学校学生接受实践情况等几方面进行了考察。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现状都不容乐观。
1909年弗莱克斯纳完成了考察报告，1910年他发表《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致卡内基基金会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report to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即著名的《弗莱克斯纳报告》。报告调查了155所医学院，其中7所位于加拿大。调查的美国正规医学院116所，非正规的32所。除了21所正规医学院靠财政拨款和捐款之外，其他学院几乎全靠收学费来办学。部分学院资金来源丰富，大部分医学院资金匮乏，没有多余的闲置资金用于学校规模、环境建设。
弗莱克斯纳在报告中指出全国医学院校太多，学校制度、学制等方面不统一，大多数学校缺乏有素质、有水平的教师，教学设备和实习基地也很少。学生入学水平低，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毕业生水平一般很低。弗莱克斯纳提出针对性改革意见，首先是医学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相结合，这样学生就有了学习自然科学的条件。学生入学前要学习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要完成两年的入学前的大学教育；其次是师资质量要高，教师要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最后是教学设备要优良等。
他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后来被采纳，从而促使美国医学培训机构的层次有了显著的提高，并确立了医科训练的严格标准。这次考察经历也使弗莱克斯纳本人受益匪浅，并因此声名远扬。后来他又接受普切斯特委派调查欧洲医学教育。他在自传中描述了自己欧洲之行的目的：“我积极努力发现每一个国家组织其医学教育的原理，以便我确切描述它们，不是为了他们将被美国效仿，而是如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者所做的那样，尽可能地使重要特征适应于美国条件。”
弗莱克斯纳调查报告发表之后，在美国医学协会等机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提高医学教学质量改革的高潮，条件较差的学校被淘汰。19世纪末，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每年公布各医学院毕业生参加各州医学考试成绩，按考生不合格率把学校分为三类，迫使质量过低的医学院停止教育计划。美国医学协会考察了各医学院，并制定了划分学校等级的十条标准，并按此标准将各医学院校分为A、B、C三个等级，使美国医学校从1907年的160所降至1914年的100所，1915年，美国的医学院校减至95所，其中A级为66所，17所属B级，12所为C级。到1920年，美国的医学院校降至85所，其中A级为70所，7所属B级，8所为C级。许多院校采用该报告中的建议提高了学生的入学标准，努力提高医学教育标准与质量。
1914年受洛克菲勒（Rockefeller）邀请，弗莱克斯纳担任了美国普通教育委员会助理秘书的职位。在弗莱克斯纳积极努力下，普通教育委员会出资200万美元、慈善家罗斯伍德（Rose Wald） 先生出资500万美元、芝加哥市民捐款300万美元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完善的医学院。弗莱克斯纳非常关心全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他的努力下，洛克菲勒捐助5000万美元用于美国医学教育的改革，由此可见弗莱克斯纳对于提高美国医学教育的水平贡献巨大。
二、弗莱克斯纳对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影响
20世纪初，弗莱克斯纳报告掀起了美国医学教育改革，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使约翰・霍普金斯模式在全国大学确立起来，使美国的医学教育发生重大变革。
美术学院考察报告篇5
关键词：《敦煌石窟全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40-07
Explo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FAN Jinshi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mpletely， and systematically document the Dunhuang caves， Dunhuang Academy has been compiling an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the caves. This paper looks back on the records of cave investigation， development of cave archaeological plan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hoping thereby to point the way toward future work.
Keywords： Collected Works of Dunhuang Caves； Archaeological Report of Dunhuang Caves； Compil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撰的意义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因相同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称为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的建筑、彩塑、壁画，历经千余年，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已患有多种病害，科学的保护工作纵能延长它的岁月，却很难阻止它逐渐发生劣化，很难永远保存。20世纪以来，包括敦煌石窟研究在内的“敦煌学”各研究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仅敦煌研究院研究介绍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已有近二百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完整、系统地著录敦煌石窟全貌的出版物。及早规划并编辑出版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对于永久地保存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学档案资料，无疑十分重要。对于推动石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满足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敦煌石窟资料的需求，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石窟逐渐劣化甚至坍塌毁灭的情况下，科学、完整而系统的档案资料，将成为永久保存、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信息，乃至全面复原的依据。
二 敦煌石窟的调查和记录工作回顾
将敦煌石窟作为实物对象来考察研究，应追溯到清代末年的西北舆地之学，如清末学者徐松于道光（1821—1850）初撰写的《西域水道记》[1]，陶保廉光绪辛卯年（1891）著《辛卯侍行记》[2]等。在他们沿途的考察中，对所经地域的城镇、人物、风俗、名胜、古迹、碑铭都作了记述，其中已有关于敦煌史地和莫高窟的考察记载。但上述考察只是中国传统的舆地考察和记载，缺乏科学的记录。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列强探险家盗窃藏经洞出土文物来到莫高窟，开始了莫高窟现代考古学方法的调查和记录。一个世纪以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对莫高窟的建筑、雕塑、壁画进行调查摄影，其中对南区的18个洞窟编号，做了文字记录和平面测绘[3]。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莫高窟调查时，对大多数洞窟进行编号、记录、摄影，绘制了南区石窟立面图和该区下层洞窟平面图，抄录了部分壁画题榜[4]。
1914—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在伯希和考察记录的基础上，对莫高窟做了更进一步的调查，增补部分洞窟的编号，逐窟测绘、记录、拍摄照片，抄录了部分题榜，摹写了部分壁画。在测绘南区单个洞窟平、立面图的基础上，最后拼合出总平面图和总立面图[5]。
1924和1925年美国华尔纳率哈佛大学考古队两次赴中国西北考察时，也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调查，其中对榆林窟第5窟（今编第25窟）的壁画做了专题研究[6]。
1925年北京大学陈万里随美国人华尔纳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古调查，他回去后所著《西行日记》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记录[7]。
1941—1943年张大千对洞窟做了一次清理编号，对洞窟内容做了调查和记录，对年代进行了初步判断，以后出版了张大千的《漠高窟记》[8]。在张大千指导下谢稚柳完成的《敦煌艺术叙录》，对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峡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结构、塑像、壁画、供养人位置及题记的记录[9]。
1942年，何正璜来莫高窟调查，根据张大千编号，记录了305个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时代和保存现状，发表了《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10]。
1942—1944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先后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西北科学考察团两度来敦煌考察。其中向达的两次考察，对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录内容，抄录碑文、题记，考证洞窟年代，还对敦煌周边古遗址做了调查。他以《瓜沙谈往》为题发表了《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四篇文章，并首创了将敦煌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11]。
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石璋如按照张大千编号，逐窟做了文字记录，绘制平、剖面图，拍摄图版照片，编制莫高窟各家窟号对照及分期表，出版了《莫高窟形》三册[12]。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所长立即着手抓基础记录工作，聘请工程师盛其立测绘莫高窟南区立面图，请陈延儒工程师测绘了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至50年代又由所内孙儒僴、何静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区立面图[13]。
与此同时，常书鸿还安排史岩、李浴调查记录莫高窟各窟内容①和供养人题记[14]。又安排孙儒僴等重新对洞窟进行编号[15]。
1951年，宿白、赵正之、莫宗江、余鸣谦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加强保护的建议。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石窟的建筑、壁画、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查报告》一文[16]。
1957年，在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下，制订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由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组成了编委会。1958年至1959年先后召开过三次编委会，制订了出版规划纲要、选题计划、编辑提纲和分工办法等文件的草案。1959年已经编出第285窟的样稿[17]。
1962年9月，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敦煌莫高窟实习。在此期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做了《敦煌七讲》{1}学术讲座，首次发表了他经过长期思考探索而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特别对石窟寺考古学的全面、完整、系统地调查和记录的方法做了深入的阐述。并以此指导学生按照这个科学的方法，选择莫高窟典型洞窟进行实测和文字记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对于逐渐衰老退化的敦煌石窟而言，20世纪上半世纪诸多敦煌石窟的调查和记录，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的成果还具有开创性意义，如：向达首创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石璋如的《莫高窟形》运用文字，平、剖面图和图版，逐窟记录莫高窟各窟，这是首次运用简要的文字、测图和照片相结合的方法，对莫高窟较为全面、系统的记录和研究；1957年，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为代表的众多学者提出了编辑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计划，高瞻远瞩，十分重要。虽然那时提出的《全集》规划还只是个“记录性图录”的计划，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提出这个计划已是难能可贵，对日后按考古报告规范编撰出版全面、完整、系统地记录敦煌石窟文物的《敦煌石窟全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宿白先生作为考古学家，通过对多处石窟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参考田野考古发掘记录的方法，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石窟的调查、记录和研究工作，并经过长期思考探索，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18]，使完整、科学、系统的记录敦煌石窟文物和编撰出版《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成为可能；推而广之，中国石窟寺都能以此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提供全面、完整、系统的科学记录，就能使中国石窟寺的保护、保存、深入研究和复原成为可能。因此，宿白先生创立的石窟考古学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听取和学习了宿白先生《敦煌七讲》之后，正式开始了对莫高窟崖面遗迹的全面测绘和文字记录，以及对敦煌莫高窟洞窟考古报告的文字记录、实测绘图和照片摄影工作，完成了第248窟、第285窟的测绘图和第248窟考古报告初稿。终因“”，使刚刚开始尚不成熟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工作被迫中断。
三 多卷本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
本着对国家负责、对人类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三处石窟寺的数百个洞窟均应编撰考古报告，以达到永远留存敦煌石窟完整、科学、系统的档案资料的目的，故绝非只编一两卷而已。因此，敦煌研究院要担负的将是编撰出版一部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之重任。显然，这是一项艰巨、浩繁、长期的系统工程。要完成这样的工程，首先遇到如何编排多卷本考古报告各个分卷、各分卷如何组合洞窟、各分卷如何排列顺序、各分卷考古报告如何撰写编辑等问题。为使此项工程顺利进行，确保《全集》各分卷报告编撰和序列的科学合理，依据多年来对崖面遗迹的考察和断代分期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我们认真编制了《敦煌石窟全集》分卷计划。
如不经意观察敦煌石窟崖面，其石窟群现状排列布局似呈现不同时代参差错杂的现象，石窟群的修造似无统一计划。但依据崖面石窟分布遗迹仍不难看出，“洞窟开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顺序有极密切的关系”{2}，北朝至唐代期间各个时代洞窟建造的位置和排列大致有序，同时代洞窟或成组，或成列，或各自有其分区的布局。至五代、宋以后，在崖面空间基本饱和的状态下，要继续开凿洞窟，只有或向崖面两端发展，或在石窟上层、下层崖面的空缺处，或在洞窟与洞窟之间填空补缺，或改造、重绘前代洞窟，或破坏前代洞窟另建洞窟。另外，据石窟分期断代的研究，不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时代的洞窟既有建筑形制、洞窟内容、艺术特点、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的共同特征，又在建造规模、洞窟形制、艺术水准、制作技术和保存状况方面存在差异。上述石窟群形成过程的复杂因素，成为制订《全集》编排分卷规划的依据。为了使多卷本的《全集》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学术性，避免编排不当造成撰写时的混乱和重复，避免各册分量的畸轻畸重，避免只重视重点洞窟，而忽略其他洞窟的问题发生，我们以洞窟建造时代前后顺序为脉络，结合洞窟排列布局走向与形成的现状，以典型洞窟为主，与邻近的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若干非典型洞窟形成各卷的组合，进行全面规划和编排分卷。这是编排分卷的基本原则。这样，可避免过去各种分卷方案的不合理因素。已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和今后各卷都是根据这一规划要求做出的安排。
多卷本记录性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由20世纪50年代的计划发展而来，故仍定名为《敦煌石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因敦煌石窟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三处石窟，《全集》拟分为“敦煌莫高窟分编”、“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瓜州榆林窟分编”分别编写。通盘考虑三处敦煌石窟的数量、体积、保存程度等具体状况，《全集》拟编成100卷左右。第1卷为《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即包括公认敦煌建造最早的“早期三窟”。由此卷开始至第86卷为敦煌莫高窟分编，第87卷到89卷为敦煌西千佛洞分编，第90卷至第99卷为瓜州榆林窟分编。第100卷为《全集》的总论、总目录、总索引及各专题索引。莫高窟北区除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第461—465窟外，其他243个洞窟经全面清理发掘，已单独编辑出版了考古报告[19]，不再列入《全集》计划之内。
各分卷逐窟记录洞窟位置、窟外立面、洞窟结构、洞窟塑像和壁画、保存状况以及附属题记、碑刻铭记等全部内容。记录洞窟内容，包括建筑结构、彩塑和壁画，注意区分历史遗迹的层次叠压关系、注意观察和分析对于考古学研究具有意义的各种迹象。此外，附近的舍利塔群和遗迹、流散在国外的彩塑、壁画，应尽量搜集，争取编入《全集》。此外，全面、准确的测绘图和详备的照片图版是本书中与文字并重的组成部分。作为“全集”，本书亦不限于对现状的记录，在附录中，尽可能收录、汇集前人调查、记录的成果，以及有关洞窟的研究文献目录，还包括相关的科学分析实验报告等。
《全集》使用敦煌研究院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洞窟编号，附注伯希和编号、奥登堡编号、张大千编号及史岩编号。
《敦煌石窟全集》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完成。从现在开始，我们将分卷陆续编辑出版这套全集，将力求完备的文物资料留存于世。
为了科学地完成百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的编撰出版，成立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信息资料中心的考古、测绘、数字、摄影、化学、物理等多学科专业人员参与组成的《敦煌石窟全集》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
四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
石窟考古报告的编撰
本卷报告是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按照《全集》编辑出版计划，通过多学科结合，以文字、测绘图和摄影图版等多种方法，完整、科学、系统地记录了莫高窟第266—275窟共11个编号洞窟的全部遗迹。本卷报告分为两个分册，第一分册的内容包括序言、第一章“绪论”、第二至第六章分别为“第266窟”、“第268窟（含第267、269、270、271窟）”、“第272窟（含第272A、273窟）”、“第274窟”、“第275窟”、第七章“结语”、英文提要、附录，以及插页“敦煌莫高窟近景摄影立面图”和“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卫星影像图”。第二分册包括测绘图版、摄影图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全书大八开本（260×420mm），共780页。2011年1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敦煌石窟全集》是20世纪50年代遗留下来而一直未能付诸实行的老课题。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表明，在新时代完成这一重要课题，应以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资料，取代20世纪50年代规划的“记录性图录”的形式。《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就是考古报告的科学形式的成果。
本卷报告是由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保护研究所、数字中心、资料信息中心等部门和美国戴世达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通力协作，由考古学、美术史、宗教学、测绘学、计算机、摄影、化学、物理学、图书馆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完成。
本卷报告的文字，结合测绘和图版，全面、科学、系统地记录本卷每个洞窟所有遗迹的迹象。敦煌石窟大多是以单个洞窟为单位分别建造，也有少量由多个洞窟成组开凿，构成组窟；石窟的内容由建筑结构、彩塑、壁画组成；大多洞窟初建后，又经过重建、重塑、重绘。故本卷报告的编写体例，是根据上述敦煌石窟特点，以独立的单个洞窟，或以成组洞窟为单位分别设章；每个洞窟由窟外而窟内，先洞窟位置，后洞窟结构，再分层分壁叙述，彩塑、壁画、坍塌破坏和近现代遗迹等，分别依次设节，记录阐述各种遗迹的迹象。各种遗迹对其所在位置、内容、特征、尺寸、制作技术、颜色、保存状况都加以详细叙述，有的还辅以表格说明。每章之后，概述洞窟营建历史和内容特征作为小结。报告最后一章为结语，综述本卷各窟的内容、性质、功能、特点，重点阐明早期三窟受到来自西域影响和基于本地传统的各种因素，并分析各洞窟的时代。本卷报告力求以简明、准确的文字，阐明所有考古遗迹的迹象，体现科学性和学术性。
本卷报告在学术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①早期三窟都与坐禅修行与弥勒信仰关系密切，这一观点过去学者多有论述，不乏真知灼见，而本报告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阐发，确认这种单纯的弥勒信仰源自由犍陀罗经中亚的佛教图像传播路线，与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典型的北魏石窟图像不尽一致，体现的无疑是相对早期的特点。②通过比对，早期三窟窟形、龛形、塑像、壁画内容、故事画构图、凹凸画法以及一些细部特征，明显受到西域的影响，与以西的龟兹石窟关系密切，并为此后敦煌北朝二期石窟所继承，给予以东的河西北魏石窟以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报告强调本卷石窟中出现的阙形方龛和阙形建筑形象，仅见于敦煌莫高窟（早期，并延续至二期，以及邻近的文殊山早期个别洞窟），以东的中原和其他各地石窟均无此龛形，与云冈石窟的屋形龛大异其趣，就此揭示了与早期三窟同时或更早的敦煌、瓜州墓地频繁出现双阙建筑，敦煌及河西走廊许多砖雕墓照墙上也雕有双阙形象，进而说明本卷第275窟的阙形方龛体现的其实是敦煌及河西走廊的本地因素，与大同云冈石窟并无关联。③过去认为第275窟原建、重建、重绘有五个时代，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报告确认原建、重建、重绘至多有北凉、隋、五代三个时代，没有宋代和西夏。根据遗迹判断，重建、重绘与洞窟坍塌有关，确认重绘的壁画内容、艺术风格和供养人，为曹氏归义军的五代时期，从而也证明了此窟坍塌的年代。重绘的五代供养人服饰，说明了重建、重绘由曹氏归义军上层人士主持，他们重绘时，悉心保护早期的原作，仅在毁损的部分进行补绘，内容上亦与原创相呼应。第272窟窟外两个小窟原定为北魏，报告确认其与主窟同时建成，从其所处位置、形制及造像题材判定，系与主室在统一规划下建造。④本卷洞窟中一向较少受人关注的第266窟，现有的塑像、壁画在隋代一次完成，因而被定为隋窟。但是考察发现其洞窟形制与早期第272窟十分相似，穹隆形的窟顶具有早期的特点，窟内的图像布局亦与早期第272窟相当一致，早期开窟隋代补绘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⑤关于壁画技法，通过仔细观察，揭示了北凉、隋至曹氏归义军五代时期从起稿、敷色、晕染、线描的全过程及其特点，比过去的敦煌艺术研究更加细致，阐述更加明确。此外，发现了一些过去所没有观察到的迹象。例如，注意到早期壁画绘制的起稿、晕染应是在泥壁湿润的情况下完成，属于湿壁画的绘制方法。待泥壁干燥后敷罩白粉，于其上细笔勾勒，描绘细部。因年代久远，含胶的白粉层几乎悉数脱落，早期壁画面目全非，只留下绘制开始阶段变为黑色的粗线勾染和土红色的起稿，可能是湿壁画法的遗迹。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可依此纠正美术史上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湿壁画的观点。凡此，若非通过编写报告，对洞窟迹象做过细的考古学观察，诸多问题极易被研究者忽视。考古工作者应视完成考古报告为本职的第一要务。不从周详的考古记录入手，从事考古学或美术史的研究，无异于舍本求末，是不值得提倡的。
本卷报告测绘图，力求准确。由于洞窟建筑结构极不规整，彩塑和壁画造型较为复杂，测绘难度很大。由此，本卷报告改变了原来无法提供准确测量数据的小平板、罗盘、皮尺、方格网的传统测量方法和手工绘图的方法，而采用了先进的三维激光扫描测量技术和计算机软件绘图的方法。考古专业人员与测量技术专业人员充分切磋、磨合和密切合作。敦煌研究院考古专业人员根据敦煌洞窟的特点，提出明确的石窟考古测绘要求，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在充分理解石窟考古测绘要求的基础上，做到三维激光扫描测量仪器选型准确，又集成使用全站仪、全球定位仪、水准仪等多种测绘技术，以达到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的高精度坐标点，利用点云影像校正下的纹理图像绘制矢量线图，在石窟文物测绘图上以方格网线作控制示意，各窟以平立面关系图校正夹角误差，又利用GPS技术取得测图基点的大地坐标数值。考古学测绘中这种先进技术的成功运用在我国尚属首次。虽然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能够采集精确的测绘数据，但壁画画面年久模糊，造型复杂的塑像总有被遮挡无法扫到的盲点；点云影像图上不同时代的重层遗迹无法用仪器来分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很难把握考古测图描绘的要点和时代特征。为了克服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局限性，考古绘图人员根据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提供的点云影像图，需要按照考古测绘的要求，作进一步分析、校对、修改，区分层位、辨别形象、把握特征，进入洞窟反复核对，必要时还须通过手工测量加以弥补和填充。考古绘图人员在测量专业技术人员的帮助下，采用Microstation（微工作站）、Cyclone（赛孔）、AutoCAD等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描绘成图，并参照我国国家工程制图标准，执行其规定的线型、线宽。绘图人员在电脑中完成了本卷报告的全部测绘图。先进的测量技术和绘图方法，是石窟考古测绘的重大突破，不仅保证了测绘图数据准确，而且提高了绘图的质量和效率。
本卷报告的摄影图版，是通过摄影照片取得洞窟所有遗迹迹象的实证资料。鉴于洞窟结构和洞窟各种遗迹的复杂，要做到全面记录，且能使摄影记录与测绘记录和文字记录相统一，所以它是完全不同于石窟艺术的摄影。本卷摄影图版，根据石窟考古的要求，不仅表现洞窟的分布位置、整体面貌、洞窟结构、彩塑、壁画及其全部细部，而且还表现了不同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重修、重塑和重绘的迹象、早晚层次的叠压关系、不同时代的施工工艺、近现代遗迹，给予充分的表现，并注明了每张照片的拍摄年份。本卷报告摄影图版对于科学性的追求，不仅与以往的各种石窟图录大不相同，也超越了以往的考古报告。
本卷报告除继续采用以往考古报告的文字、测绘、摄影等传统的记录方法以外，还采用了塑像等值线图、敦煌莫高窟近景摄影立面图、数码高清全景摄影拼图、碳十四年代测定、壁画和塑像制作材料的分析，试图采用更多不同学科的技术与方法，提升考古报告的科技含量。
附录是对本卷石窟考古报告的重要补充。附录一、二是本报告出版前发表过的对于本卷洞窟的全部文字记录及图像资料，用于报告中与洞窟现状对照分析；附录一、二又加附录三论著、资料目录，以供读者研究参考；附录四可作考古分期断代的佐证；附录六是采用多项分析技术，对塑像骨架、壁画彩塑的地仗、原绘重绘不同层次颜料的分析结论；附录五是对于先进测绘技术应用的说明。
美术学院考察报告篇6
关键词：国联教育考察团；民国；高等教育；演进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2-0064-05
1931年9月至12月由波兰教育部司长华尔斯基（M.Falski）、柏林大学教授卡尔・柏克尔（C.H.Becker）、法兰西学院教授蓝格汶（P.Langevin）和伦敦大学教授唐奈（R.H.Tawney）四人组成的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近现代中央政府首次邀请西方学者对中国教育作“概括的考查，作系统的报告”的活动。[1]252考察团通过各种途径考察中国教育状况，在事后提交的报告书中检讨了中国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状况，并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检讨，为国民政府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重要参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探讨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与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之间的关系，对于梳理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考察团来华考察的背景与
概况
1931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是在国民政府大举改造中国教育的背景下启动的。据1929年“三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披露，训政之初的国民政府对当时中国教育状况很不满，痛斥中国教育存在着“六滥”（即学校滥、办学人滥、师资滥、教材滥、招生滥和升学滥）和“四恶”（即教育成为个人造势的工具，浪费了师生的才气、增加了学生的欲望及增加了分利失业之徒）等问题。对此，《决议案》指出各级政府须抓紧“救治”，“以三民主义之精神，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矫正从前教育放任主义之失，而代之以国家教育之政策”。[2]此决定宣示国民政府将改造中国教育。尔后，教育部一面着手改造事宜，一面借鉴西方经验，以使中国教育“融化东西文化之所长”。当时，以胡汉民为代表的政府高层认为中国教育的“放任主义”问题是由教育界人士片面学习美国引起的，他们更欣赏欧洲教育经验。[3]故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
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
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二、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
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
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
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三、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
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
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二）促进了战时大学课程的改革
如何解决民国时期大学课程不重视基础课程和过于西方化的问题，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提议与国内政教界人士的看法大抵相近。如1931年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在作《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的演讲时指出：中国大学“每每迁就学生的意见，因把习见的基本功课都轻视”的作法有问题；他建议改革大学课程，促使“大学毕业生具有普通的常识，了解基本的理论”。[26]这一相近表明考察团确实发现了当时大学课程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国民政府接受国联考察团及国内教育界的意见，从1932年开始改革大学课程。[27]大规模的改革则在抗战时期开展。1972年陈立夫回忆说，鉴于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批评了中国大学课程“不切中国需要”、“内容支离分裂”等问题，他在战时主持教育部时，主要从课程标准、科目设置和教材编写三方面着手改革。[20]661976年曾任战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也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课程过于西方化、不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他协助陈立夫部长整理了大学课程。[28]
从战时教育部采取的措施看，国民政府大体解决了大学课程过于洋化和不重视基础科目等问题。如1938年，教育部确定了三点课程设置标准：第一，课程内容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须“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课程教学应“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返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有偏固之弊”；第三，课程设置应“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20]66据此，国民政府随后出台各专业必修和选修科目表，其中，有关中国的科目及基础科目明显增多。如法学院政治学门开设中国通史、中国政府、中国外交史和中国政治史等科目，理学院气象学组开设中国通史、中国地理总论和中国区域地理等科目。基础课程方面，政治学门开设国文、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论理学、哲学概论、政治学等科目，气象学组开设国文、中国通史、高等数学、微积分学、地理通论、气象学、地形学、测量学和制图学等科目。[29]
（三）影响了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的试行
1938至1940年间，国民政府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而这也受到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影响。如前所述，1931年考察团建议中国政府试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建议提出即后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战前这一意见未能采纳。[30]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深感战时“交通困难”，认为战前国联教育考察团提出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建议在此时有必要推行。故1938至1940年间，教育部试行公立大学统一招生考试[20]67（见表2[25]531-537）。
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成立统一招生委员会，办理“制定法规、制定试题、订定标准、取录与分发学生”等事宜；各考区成立招生委员会，办理“报考、考试、监考、阅卷、造送成绩表册、榜示学生”等事宜。考试科目上，凡报考文、法各院系，师范学院教育、公民训育、体育、国文、英语、史地、家政等学系，以及工学院铁道管理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外国史地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生物一门考试。凡报考工学院各系，理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土木等系，师范学院数学、理化等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的考试。凡报考医学院、农学院各系，理化院生物、地理、地质等学系，以及师范学院博物系的学生，须参加公民、国文、英文、本国史地、数学、生物等科目的考试，以及任选物理、化学一门考试。此外，报考体育专业的学生还须加试术科。[17]3-4通过试行统一招考，国民政府初步改变了近代以来大学招生各行其是的局面，提高了入校生的质量，“免（除了）考生徨歧路兼考数校之苦”[17]3，意义可谓重大。
四、结 语
推动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国内教育界人士深入探讨，各级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和措施，以及抗战建国的需要，都是重要的因素。此外，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从本文的探讨看，考察团开展的检讨，对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分布、课程设置、招生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实，考察团的检讨还影响到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管理机制、师资聘任、会考制度和训导制度。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学术审议委员会就是以考察团提出的全国大学会议为“最初构架”的。[31] 20世纪30、40年代国民政府审定大学教师资格，也与考察团的提议有关。[20]66总之，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当时，由于考察团产生的影响，以及与其他一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呈现出两点显著变化。其一，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及大学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并表现出鲜明的美国模式相比[32]，民国中后期中国大学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一些作法。其二，与1931年以前中国大学在设校、招生、教学、管理等方面呈现出混乱的局面相较，1931年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更有秩序，学校分布失衡问题有所缓解，入校学生素质有所提升，课程克服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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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考察报告篇7
专业名称
科类
学制
外语 语种
学费标准（元/年）
计划数
黑龙江
山西
湖南
河北
山东
环境设计
不限
四年
英语
6800
11
13
14
15
视觉传达设计
不限
四年
英语
6800
11
13
12
15
美术学(师范)
不限
四年
英语
6800
12
6
书法学(师范)
不限
四年
英语
6800
20
10
10
音乐学(师范)
不限
四年
英语
6800
10
10
8
14
20
音乐表演
不限
四年
英语
6800
5
4
4
6
5
舞蹈编导
不限
四年
英语
6800
10
4
8
3
舞蹈学(师范)
不限
四年
英语
6800
12
4
8
3
广播电视编导
不限
四年
英语
6800
10
12
美术学院考察报告篇8
197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方达成了“互派留学生与学者”的总协议。1984年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华进修委员会主任迈克·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根据协议提出，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协助在中国农村选一个长期调查点，从1987年起接待美国学者来华进行较长期连续性的社会调查。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部分村镇的多学科综合性考察研究，了解当代中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向18个省市征询了选点事宜。经过多次考察、反复论证，最后选定山东省邹平县以冯家村为基地，包括县城在内的9个村镇，作为中国首批对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
邹平县位于山东省的中北部，是华北平原的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这里开展了以教育和农村改革为主的“乡村建设”。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看，邹平县既不属于中国经济的发达地区，也不属于落后地区，属于典型的农村县，在中国农村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1985年7月和1986年7月，美方先后派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政治问题高级研究员伯恩斯坦和艾恺、戈尔德（Thomas Glod）两位精通汉语专门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来邹平县进行了考察。他们回到美国后向学术界报告了考察结果。美方一致认为，邹平县调查点“在中国有代表性”“工作是自然真实的”“是长期连续性蹲点式调查的绝好机会”，并及时将他们的看法通报了中国有关机构。
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对在邹平农村的社会研究项目十分重视，在全国公开选拔在邹平的考察学者和专家。经过认真挑选，从近80位提出申请的专家学者中选出了12位，另有4名留学生，作为“山东省邹平县区域性研究项目”的成员，组成专家组。从1987年开始，他们就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环境等内容，到邹平县调查点进行跟踪考察研究。
实施和延续
从1987年6月24日第一批学者正式到邹平县进行学术考察研究开始，到1991年9月26目的5年期间，是项目的实施期。项目实施的5年间，美国学者先后87人次到邹平县1487天/次考察研究。涉及邹平县9个乡镇16个村和69个县直部门，接触各级各类调查对象17500多人次。他们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也做了大量的第一手调查问卷。
根据中美学术交流协定和山东省外事办公室的安排，美国学者分别于1987年、1991年、1999年、2007年共计4次来邹平县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利用案卷157卷，查阅文件285份，复印文件2023页，摘录112页，涉及邹平县行政区划、统计、防疫、农业林业、工业交通、文物保护、妇幼保健、公私合营、文教卫生、粮食等内容。邹平县档案馆根据国家档案馆《档案馆开放档案管理办法》和《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我国档案试行办法》的文件精神，圆满完成了接待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准备充分、积极慎重的原则，坚持热情友好、提供服务，又要加强管理的原则，切实做好开放档案的鉴定工作。对属于开放范围的档案科学制定检索目录，并创造条件，提供必需的物质准备。还对外宾的查档环境做了精心的安排布置，有人负责调卷，有人负责协助外宾辨认个别不易识别的汉字，同时还有人负责复印装订。整个接待过程中，坚持热情大方、不卑不亢的工作态度。1987年艾恺第一次查阅档案回国后，发表了《邹平：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的学术考察报告。国家档案局于1989年派人员到邹平县档案馆对接待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并给予肯定。
1991年研究项目即将结束时，奥克森伯格提出“只要邹平欢迎，美国学者的考察研究活动还要继续下去”，邹平县经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同意了美国学者的请求。
成果和意义
考察项目组成员中有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农业学家等，基本上都是“中国通”。他们与当地人的政治立场、价值观虽不相同，但是在邹平的调查活动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1.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改变了过去对中国的一些主观臆想和看法。刚开始来邹平的时候，不少学者认为，“邹平老百姓可能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但是来到邹平，他们看到的却是人们衣着整洁，生活比较富足，村村有卫生室，乡镇有卫生院。项目实施期间的1989年，北京发生了，由于西方媒体的歪曲渲染，美方先后六次来电催促正在邹平考察的任柯安（Andrw Kipnis）马上回美国，并称“中国各省均已独立，商人罢市，军区之间发生战斗”等。但任柯安眼前的中国实际情况是社会安定，工作生产都像过去一样，所以直到考察如期结束才回美国，并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如实的介绍。为了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1989年8月，奥克森伯格先生以民间人士身份来到邹平住了6天，跑遍了邹平全境。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事实面前，他深切地感到“中国是稳定的，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他们也成为中国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见证人。邹平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农业发展有了根本的变化。第一次来邹平的时候，刚刚开始利用黄河水灌溉，现在全县形成了一套较大的引黄灌溉的水利工程，80%的地方用上了黄河水。奥克森伯格多次来到邹平考察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情况。他的印象是，5年来邹平的进步是巨大而明显的，邹平人民不论是在生活水平，经济发展，还是对外开放的观念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2.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5年间，美国学者在邹平进行了许多重要课题的研究，涉及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社会变迁、农村市场发育、农村卫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和家庭卫生保健等多个方面。他们每次回国后，都先后以听证会、撰文和演讲等形式介绍考察研究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学者5年间在重要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20多篇，出版专著4部，发表演讲20多次。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都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做了客观的分析。奥克森伯格先生等撰写了一份题为《未来中国》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否定了当时美国政府和媒体坚持的悲观论调，否定了广为流传的“中国”“中国称霸论”和“中国分化论”，指出了中国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复杂性”，肯定了中国正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从计划经济向“受到国家高度管理的市场经济”过渡。
3.对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9年北京后，中美关系处于低潮，美国学者的考察则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当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所谓的“制裁”时，1989年7月9日奥克森伯格在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坚持主张不要“凭一时感情冲动”行事，要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对待美中关系。8月6—12日，他又以民间人士身份到邹平县进行了考察访问。在与几个比较熟悉的村党支部书记交谈中，他听到了大家共同的声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8亿农民盼望稳定；谁搞动乱，我们坚决不答应。中央采取措施平息动乱，代表了8亿农民的意愿”。于是，他得出结论：“8亿农民惹不起。”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布什也向世界公开发出了“不愿意得罪八亿农民”的感叹。苏联解体前，奥克森伯格在邹平不止一次地说：“也许2000年以后苏联将不存在，但是中国将更强大。因为中国政权牢固，8亿农民不乱，中国就乱不了。”在邹平考察结束后又访问了北京，受到了邓小平等时任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回美国后，在美国最高层政界和国会辩论是否给中国延长最惠国待遇问题时发表演讲，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中国国内局势做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和分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最值得看的地方”让美国前总统大吃一惊。1997年7月，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第四次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在北京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之后，直接来到了一个“最值得看的地方”——邹平县。这位在任期间促成美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前总统和夫人罗莎琳，在邹平生活了两天。奥克森伯格一行，先后到邹平的村庄、学校、机关、企业等，会见了部分村干部和机关单位的负责人，就农村经济发展、水利灌溉、村委会选举、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妇女权益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在邹平的考察，使卡特先生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生活的了解。谈到邹平之行的印象，卡特先生说：“中国农村取得了如此大的进展，使我很感振奋。我们在城乡各地都能看到你们取得的巨大的、了不起的进步，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卡特先生回国不久，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将中国妖魔化是错误的》，文章阐述了中美关系的过去和发展前景，主张美中关系应保持良好关系。文章的观点，与他在邹平的所见所闻所感是分不开的。
5.和邹平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做好对美国学者的接待工作，邹平人民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美国学者在邹平的日子里，也深切感受到了朴实善良的邹平人民对他们的照顾和热情，并与当地民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把邹平看作“第二故乡”，许多人还起了中国名字。他们也对邹平的发展和进步给与了很大的关注，奥克森伯格利用自己的影响，先后促成邹平县两名专业人才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进修，并邀请两个代表团赴美考察访问。他还在北京长城饭店邀请美国商会、英国商会等100多位各国商界认识和学者，为邹平举办了招商洽谈会。艾恺先生则在美国图书馆等地方，为邹平带来了中国国内难以查到的有关邹平的历史资料近5公斤，以及日本侵华前航拍的当地的地形地图7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