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宿考察报告范文
民宿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反抗精神；策略；实事求是；天赋；胸怀
今天对毛泽东这位英雄人物的思考从未停止。特别是毛泽东成功的秘诀，今天我们主要从主观方面进行探寻。
一、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近代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动势力比以往的封建社会更加强大，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相互勾结地压在人民头上。与近代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已经全面落后，改革和革命将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种选择。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勇气，就很难从重重压迫和枷锁中突围和挣脱。
而毛泽东恰恰具备这种品质。
首先，在家就敢反抗自己的父亲，有一次和父亲吵架，竟以跳水塘相威胁；其次在校时反抗老师，小学时并不认真读四书五经，而是喜欢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而这些小说是老师坚决反对的。毛泽东10岁时曾因老师的粗暴严厉而逃学。
用毛泽东的话来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二、富有斗争的策略
如果只有反抗精神，或许只能是匹夫之勇。要想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讲求策略。毛泽东的斗争策略基本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实用第一；灵活应对，不落俗套；抢占先机，抓住主动。
三、深刻了解中国国情
要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必须了解中国国情，否则就无法取得成功。而毛泽东恰恰做到了这点，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比任何一位革命家都彻底。他知道革命的重点应该在农村，革命的主力是农民，革命的高潮应该出现在农村。
总之，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毛泽东至关重要，也是他从众多留法留苏的共产党人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他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规律。当然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1.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直到15岁时还被父亲派去干农活，对农民的疾苦深有体会。
2.有多次农村调查的经历，仅在湖南毛泽东就进行过三次游历调查：第一次是在1917年长沙师范暑假期间与同学萧瑜在湖南游历了一个月，走了900多里路，毛泽东总结这次旅行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
第二次是1918年夏，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起又一次徒步游历了湖南。这次常常露宿野外，以山楂果为食。
第三次是在1927年1月，这次毛泽东考察了5个县，在考察结束后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最激烈地、最熟练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
3.毛泽东在五四前后出现的留学热潮中，坚持留在中国，这也是他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那个年代，西学东渐日盛，有觉悟的青年大都想方设法到欧洲去了解和学习革命经验。因为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取得了成功。这种诱惑无法抵挡。
4.与毛泽东所看书籍种类有关。当然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是他却不拘泥于马列主义，而是带着实用目的来学习，用他的说来话，马列主义是为了用的。既然是用就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但毛泽东看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传统书籍，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毛泽东告诉他的朋友，他读了许多中国史书，特别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毛泽东文章中大量引用中国经典，就可看出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扎实功底。
四、强大的领导天赋
毛泽东的组织、演讲宣传、写作、治军才能尤为突出。
1.组织天赋
毛泽东在长沙师范上学期间，就显露出强大的组织能力。组织新民学会、主持长师“学友会”，主持夜校工作、组织驱张运动，创办文化书社，这些经历为毛泽东之后的革命活动积累了经验，锻炼了能力。
2.演讲宣传天赋
毛泽东首先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这从与毛泽东交谈过的人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毛泽东的朋友萧瑜回忆，“他讲话很慢，但无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46页）
3.写作天赋
毛泽东的写作才能家喻户晓，毛泽东的诗自不必说，主要是毛泽东的政治文章，以其逻辑严密、朴实易懂、话点明确、论据有力而闻名，这也是毛泽东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4.治军才能
毛泽东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军校，但是却成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家，战胜了一切强大的对手。我认为毛泽东治军关键是牢牢抓住对军队的领导权。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毛泽东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党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军队克服了缺乏信仰、缺乏团结、缺乏战斗力的问题，成为完全区别于军阀部队的新式人民军队，这成为革命胜利的保障。
五、理想远大、胸怀宽广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远大的抱负，在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时他用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无处不青山。”
从以上五个方面不难看出，毛泽东已经具备了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舞台上唱到最后的资格。
参考文献：
[1]迪克・威尔逊.毛泽东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07.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
民宿考察报告篇2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考察，我们一行有中专班学员加上领导四十余人。三辆车，其中一辆越野车，一辆载人的大轿车。一辆装满行李的大卡车。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地点住宿。只好太阳落山。赶在什么地方，车就停在什么地方，人就睡在那儿。视帐篷为屋，把大地当床。有一次，轿车陷进了一个四周无人的大泥坑里，大家拉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成功。只好在靠近车不远的地方搭起了帐篷，半夜偏又下起了大雨。帐篷湿透了。大家无奈又躲到泥泞中的轿车里。虽是8月。冷气袭来。似寒流掠过，身着单薄的人们冻得身体蜷缩在一起：有人靠吸烟来增加微弱的热量。有人靠说话呼出的气来相互取暖。就这样在凄冷中熬了一夜。吃的。是自带的干粮。做饭用的是自带的炊具，高压锅做出的不熟的肉。大家都难以下咽，只能囿囵吞下。鼻子由于干燥缺水。每天都抠出血块。这样的风餐露宿、和衣而睡一直伴随着整个考察途中的大部分时间。这是一次真正的野外生存考验。人人毫无怨言和委屈。
和那么多的藏族同胞同吃一锅饭，男女同睡一个帐篷，这可是第一次，真有点不习惯。但过了两天，我就适应了。大家挤在一起。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为了不被风吹着，被动物袭击，睡的安全。我的铺被放在最里面，头对着女学员，我由衷体会到大家对我的关爱，阵阵暖流涌在心田。印象最深的是拉孜沟，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坡上，车因雨无法前行。几户人家根本不能容下这么多人住宿，大部分蹲在门口避风遮雨。我住的一户藏族人家，母亲和孩子睡在门口，却把仅有的炕和木板让女学员和我睡，这是留在我心底里最感动的一幕。
我们一路考察了日喀则、山南、拉萨。那曲等几个地市，行程达万余里。作为一名援藏干部。我深知责任重大，一路上，我把自己当成急先锋。每到一地。就先同王校长、教务主任巴桑同志一道。一面安排住宿，联系参观地点，一面购置所需物品，等到把大家安排停顿，才考虑自己的问题。记得8月10日到达那曲党校时，已是夜里1点多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在当雄修车耽误了四个多小时)大家早已疲惫不堪。为了大家早点休息，我立即买来方便面。先让大家充饥。又赶紧联系住的地方。等大家躺下时。我与巴桑主任连夜赶到党校联系第二天的住宿和参观活动。在那曲我们观看了有名的羌塘文化艺术节，感受到了艺术节带来的愉悦，通过参加正在举办的物资交流会领略到了什么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感性认识。通过参观当地一个富裕乡的畜牧业，亲身体会到了解决了牲畜数量与草原规模平衡问题的好处所在。在山南党校，我主动与当地援藏的领导商量。两地学员之间开展互访，实行联谊。我们一起观赏当地富有特色的农事活动，冒雨参观了西藏有名的铁矿。在圣地拉萨。我们参观了西藏啤酒厂、藏药厂等单位。整个考察，我发挥在交际和沟通方面的特长，总是事先有计划。参观、学习、游览过程中，目的性强。保证安全。事后进行总结，尽量把问题的每一个环节想得细致、周到。使考察活动圆满结束。
此次考察的收获，从我对藏族学员的观察和随意聊天中。我深切感到这是一次让他们印在心底的记忆，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走出过阿里。到过拉萨的都非常少，一个月的行程。他们直观地了解了西藏灿烂的历史文化。有雄伟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寺庙：有西藏历史上第一块农田。第一个宫殿――雍布拉康。有著名的桑耶寺、昌珠寺、藏王墓。大家对悠久的雅砻文化引以为豪，津津乐道。在江孜抗荚遗址，大家共同缅怀为民族解放而付出牺牲的先烈；在考察了农业示范区、工厂和牧场后，大家直观感受到了西藏的区情、发展的潜力，充满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我作为一名援藏干部，第一次走出拉萨――阿里点线以外的地方。走遍大半个西藏。心灵受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震撼，因为这一次我原貌地、真实地看到了皑皑的雪山。无垠的草原，奔驰的藏羚羊，成群的藏野驴。特有资源地热。自然的景现使我感受到了西藏地域的博大，资源的丰富；参观代表西藏文化和历史的古寺庙，感受到了建筑的芙仑芙奂、先人的智慧和虔诚的藏民：到矿厂、酒厂和药厂参观，感受到了藏族人民发展本民族工业的渴望。与这么多藏族同胞一起生活。真切体会到他们的豪夫、热情。他们一路上尽情歌唱。那是自然流露的天籁之声，淳朴、优美、感人。接触其他的援藏干部，感受到了他们无私的奉献。可贵、可敬的老一辈西藏人的精神。
考察回来后。我负责起草了六千多字的考察报告，及时完整地汇报了此次考察的全过程。并积极向地委、行暑谏言献策。为阿里的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地处偏僻的阿里。所面临的困难不仅是资源的缺乏，而是人们思想上的禁锢。只有打破思想束缚。才能找到发展的新路子。作为后备干部，必须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感受日新月异的变化。去接受训练。去适应竞争。只有视野开阔了。知识积累了，才干增长了。思想解放了，阿里的发展才有后劲，未来才更有希望。
这次考察，留给我的是一笔无尽的财富，它唤起我在艰难险途中不畏一切。跋涉征途中有关爱和抚慰，面对困难时要不屈服，取得成绩时永不松懈，它凝聚在征途中，永驻在精神里。为我的人生支起一个新的起点。
民宿考察报告篇3
岑春煊的发迹是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老佛爷仓皇出逃，一路上缺兵少将，餐风露宿，担惊受怕。在这紧要关头，第一个赶来勤王的地方官，就是岑春煊。有岑带来的千把兵马，不管顶用与否，老佛爷总算心里塌实了许多。当时还是个按察使的岑春煊，从此以后深受老佛爷的宠信，一路官运亨通，在朝中与瞿鸿、肃王结为一党，跟袁世凯和庆王、张百熙对抗。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新贵得意之后，发誓要澄清吏治。自从当了两广总督，随即刮起了一场肃贪风暴。上任不久，即大行参劾，行动之卤莽，手法之草率，举国震惊，岑的下属更是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晚清走到20世纪，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原先制约腐败的机构监察系统也已失灵，而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密折制度也无形作废，满朝文武，没有人为了贪污去上折打小报告。严格地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想当官的人，光花钱买官还不行，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想要早点做上官，还得买排队优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于各级官吏都是买的，大家都需要早点收回成本，尽快赢利，因此对下属的孝敬都很在意，冰敬、炭敬以及各种“敬”，花样出新，刮来的地皮，虽然肉痛，但都免不了要拿出部分来打点上司，一层一层供上去，直到中央。这个时节，官员更换的周期也在缩短，凡是好一点的缺，轮换的频率都非常高，有时一年不到就得换人，所以大家一上任，气还喘不匀就要张罗捞银子，否则离任的时候就有可能收不回成本。要知道，那时候许多人是借了高利贷买的官。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肃清贪污、整顿吏治，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不过就现实而言，贪还是要反的，尤其在新政的改革时期，如果不反贪，改革很可能会变质，只是在反的同时，制度建设要跟上。客观地说，个别封疆大吏的肃贪行为，对于所属地方的“官场投资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一场跟别的地方比较起来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灾”。无怪乎人们要称岑春煊为“官屠”。尽管如此，岑的反贪还是具有正当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岑的反贪，也是反给朝中的庆王奕看的。这个奕贪财好货，已经人所共知，地方的反贪实际上是间接打击朝中的对手。不过，毕竟刀是直接砍到两广的地方官头上，真正痛的，还是这些人。
以往，一上来就宣称要整肃吏治的地方大吏其实很多，不过这种宣称多是博取名声的一种手段，顶多三板斧下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更卑劣的是将反贪作为贪的手段，一吓唬，孝敬就送上来了。晚清某高官有秘诀，说是对下属得连骂带吓唬：一骂则皮袍人参来；二骂则珠玉钻石来。像岑春煊这样来真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过，不过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关系，采用各种手段，最后使得最高层对他的印象变坏，让他不锒铛入狱，也官位不保。可是，西太后是个深受戏剧“毒害”的女强人，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对岑春煊的那份感恩之情，一时半会儿难以消除，反对岑的人，无论是捅出经济问题，还是桃色新闻，估计对“圣眷”太隆的岑春煊，都无可奈何。
“官屠”不走（当然死了更好），官难不已，怎么办呢？于是利害相关的人凑钱在香港开出赏格：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那时钱很值钱，百万已经不是小数目）。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智者，很快就有人想出了办法。当时，西太后最恨的人除了光绪，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朝廷实行的新政，基本上是抄康、梁的作业，但好记仇的西太后，却一股脑地将戊戌以来所受的磨难和委屈，都算在康、梁头上，硬是对他们不依不饶。得不到赦免的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人，则在海外一个劲地诋毁西太后，鼓吹把权力交给光绪，声声都触到了西太后的痛处，反过来更令这暮年的老太婆难以容忍。
于是，政治问题成为倒岑的突破口。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制造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倒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人取来梁启超和麦梦华（保皇党另一个中坚人物）的照片，翻拍后与岑春煊的照片洗在一起，岑居中，梁、麦二人旁立，合成一张，然后将之流传到社会上。那个时候，照相术传入中国不久，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还不了解，于是海内哄传，报刊纷纷刊载，成为一时的新闻。当然，西太后老佛爷最终也知道了此事，而且亲眼看到了那张合影。
自西太后回到北京，朝廷实行新政以来，明明是在翻戊戌的旧账，虽然老佛爷不承认，可是上流人士莫不心知肚明。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于新政也不免有些牵挂，而朝野上下，私下跟康、梁来往的，也大有人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皇党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政的设计和实施。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最后的考察报告，据说就是梁启超做的。对于这些事，西太后虽然不可能都知道，但多少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新政的改革，本来在历史上就欠着账，已经行将就木的她，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全然肃清康、梁的影响，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一个角度说，西太后与光绪皇帝是政敌，虽然光绪眼下有病在身，但西太后也没有把握让这个30多岁的人死在自己这个70多岁的人前面，别人的预期是什么，不问可知。所以，人们为了“后那拉氏时代”的前程计，跟保皇党或者说跟光绪套套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恰是由于有这种“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煊与梁启超和麦梦华的“合影”之后，不由得不相信，不由得不发怒。西太后也许可以不认真追究别人与康、梁的关系，但决不允许自己信任的人与政敌有牵连。于是，岑春煊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
后来，虽然岑春煊最终还是洗清了自己，但在多疑的老佛爷眼里，毕竟有了一点疑虑的阴影，隆隆的“圣眷”风光不在，岑春煊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巨贪奕和袁世凯一直得势到西太后归西。毕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要比贪点钱财严重得多。贪财的人，忠诚必然是可靠的。
“官屠”的刀钝了，最欢喜的当然是两广的地方官，大家欢天喜地付了一百万港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全国的官员也都松了一口气，安定团结的局面继续维持。可是，不知不觉地，新政――靠着腐败官员操作的新政，却越来越不成样子，到处民怨沸腾。改革的失利，使得清朝最后一点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也丢掉了。没有几年，大龙旗就变了颜色。
反贪，反反贪，政治反贪，政治反反贪……历史从来如此。
民宿考察报告篇4
我希望这封信永远不要转到你手里。因为一旦你读到它，说明爸爸妈妈已经和你永别了。说不悲伤那是假的，世上哪有父母舍得丢下才十多岁的孩子，但我们还是狠下心走了。
也许会有很多人嘲笑你爸爸傻。世人谁没个兴趣爱好?可有几人能够用一辈子去热爱?又有几人愿意为了现实利益之外的理想放弃安稳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爸爸是对不起你，爸爸的确是傻、是痴。
但爸爸还是要走。并不是因为爸爸在从事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我不过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梦想罢了――亲脚踏上黄河流域，亲眼观察、亲手记录生存在那里的昆虫的生态环境。如果爸妈真的一去不回，要记住我们留给你的唯一遗产就是这份执念一男子汉大丈夫做自己热爱的事，死不足惧……
我们的行装里有一杯咱家院里的土，万一有什么不测，也许你都没法找到我们，连骨灰也带不回来。如果真是这样，儿子呀，你不要太过伤心，爸爸妈妈埋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了……
2000年7月7日深夜，杨同杰泪流满面地给儿子杨帆写下这样一封“生死遗书”，天明之后，他将和夫人夏庆兰踏上黄河科考之旅。行前，杨同杰夫妇拜托一位邻居，如果三个月后还不见他俩回来，请将这封信转交杨帆。
杨同杰出生于1958年，特殊的时代环境使他出生不久就离开了亲生父母，养母收留了他。7岁那年，养父去世，为贫困的生活所迫，养母不得不白天乞讨。到了晚上，她给孩子讲《搜神记》，告诉他”古人可从一窝蚁穴中见堂宇三间”。杨同杰读初中时，养母用准备买药的钱买了法布尔的《昆虫记》送给他，自此，生命向他打开了一扇神奇的门。
杨同杰做过乡村小学民办教师、中学老师，他始终没有放弃自童年起萌发的兴趣，他从微薄的工资里抠出钱为自己配备了标本箱、捕虫网、傻瓜照相机、载重自行车等装备，利用午休、周末和寒暑假走遍了沂蒙山区千余座山峰考察昆虫。他那20多平方米的房间，完全成了昆虫世界，鞘翅目、鳞翅目、膜翅目……那些虫子塞满了他的整个生活空间。
杨同杰“不务正业”，醉心于小虫子，引起很多人的不解和嘲讽，却吸引了善良淳朴的姑娘夏庆兰。她认定热爱昆虫的杨同杰是有志向的青年，坚定地爱上了他。结婚后，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杨同杰的“野心”越来越大了。少年时期，他曾经在沂水河畔捕捉过一种稀有的昆虫河虫葱，它有着金属光泽的身体、四片黑宝石般的翅膀，是蜻蜒家庭中最美丽的一类。但十多年后，他几次三番去河边找寻，却再也找不到了。由于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河虫葱在此地绝迹了。童年时随处可见的负子蝽、水龙虱、蝎蝽也都不见了。
据科学家预言，地球上每灭绝一个物种，人类就将少生存100年。这令杨同杰的心情非常沉重。如果把昆虫生态与自然环境变化联系起来研究，虽然不能为自己带来多少钱，但能带来无穷的社会效益。自此，杨同杰更加关注昆虫的世界。
2000年4月，杨同杰应邀前往北京参加“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讨会”。当听到与会专家谈到“当前中国基础性研究，比如江河流域生态科考还存在大量空白”时，他瞬间下定决心去做最基础的科考工作。当夏庆兰得知丈夫要只身前往黄河流域无人区探险时，她没有反对，而是坚决地辞了工作。她说：“你想做的事，我都支持。但有一点你必须答应我：让我陪着你，好有个照应。”
2000年7月14日，杨同杰夫妇乘火车到西宁后，向黄河源头所在地玛多县行进。两人从未到过高原，更没想到这里会七月飞雪，身着单衣的他们只能紧紧依偎着相互取暖，咬着牙抵御高原缺氧带来的剧烈头痛。
7月15日早上6时，杨同杰和雇来的司机朝着黄河源头出发了。太阳冉冉升起，高原上一片苍茫，汽车愈往高处爬，杨同杰愈觉得胸闷难耐。快要窒息了，他只好打手势示意司机停车。他下车跪在地上，将脸紧贴土地。最痛苦的时候，他在地上翻滚了近30分钟才勉强站起来……像是去了一趟炼狱，经历了一番回炉重锤历练，终于，杨同杰被堵得满满的胸腔开了一条缝隙，他勉强恢复了呼吸。
就这样，几乎每20分钟杨同杰就得下一次车，犹如朝圣般做虔诚的朝拜。抵达黄河源头牛头碑时，已是下午1点。杨同杰匍匐在牛头碑前，热泪夺眶而出。稍缓过劲儿，杨同杰开始了他的科考步骤：用微型摄像机拍摄了扎陵湖与鄂陵湖周围的生态状况。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他找到了两种顽强生存的昆虫，其中之一就是天葬台的舍蝇。
天葬台是藏民去世后灵魂升天的地方。近年来受全球气温变暖影响，青藏高原上冰封了千万年的积雪快速融化，蒸发量也越来越大，那些被“神鹰”啄食残剩的碎肢等不到腐烂就风干了。因此，以此为生的舍蝇面临着生存危机。杨同杰忧心十中忡：也许要不了多少年，舍蝇家族就会在天葬台附近消失。
野地无人，却是亲近自然、潜心观察昆虫的最佳地点，杨同杰感觉自己在行走中视野越发开阔，考察目的也更加明确了。他不仅仅专注于捕捉沿途昆虫、制作标本、收集整理物种和生态环境变化的资料，更要竭尽所能为当地政府提供考察报告。为了避嫌，他去当地政府时，往往是交上自己的考察资料后掉头就走，连一口水都不喝。
2000年9月初，杨同杰夫妇风尘仆仆却收获满满地回到-了山东老家。那天晚上，儿子杨帆坚持打来两盆热水，跪在地上替父母洗脚。杨帆的手摩挲着父亲脚底硬实的茧，轻抚着母亲满是划伤的脚掌，热泪滚滚而下。
2001年6月，杨同杰夫妇前往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考察时，此地的林木正在遭受星天牛虫害。星天牛大面积吞噬树木，农民欲哭无泪，苦无良策。当杨同杰前往县政府递交考察报告时，当地科技局、农业局干部像遇到了救星一样，紧紧拉住他，恳请这位民间昆虫学家想想办法。
杨同杰慨然前往。他指导当地人重新调配了农药，成效立竿见影。然而，他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继续琢磨：一定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星天牛虫害蔓延得如此广泛。入夜，他久久徘徊在杨树林里，随手抓些星天牛，喃喃自语：“小虫子呀，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你们，但你们要和人类和平共处，不能危害我们呀!生存是有自然规律和法则的。”
说着说着，他恍然大悟，兴奋地连夜找到县领导，汇报了治理虫害的另两个关键方法：一是不能只种杨树，可再种植一些其他树种，只要树种不再单一，虫害自然就会减少；二是被星天牛侵蚀枯掉的树绝不能当做木材使用，因为它的虫卵在枯木里可数十年不死，唯一的办法是烧掉枯木。杨同杰提出的这两条办法，对当地生态平衡和根治星天牛虫害起了很大的作用。
2002年7月，杨同杰夫妇继续他们的沿黄考察。他们在洛阳城外的北邙山附近发现了数只大蜣螂的尸体，于是一路追查过去。一天傍晚，两人在兰考县黄河滩边“扎营搭篷”，突然听见有人大喊：
“发洪水了，快跑!”
杨同杰拉着夏庆兰>中出帐篷。他一边将妻子往上坡的地方狠命地推，一边掉头观察。滔滔洪水正从他们帐篷50米外呼啸而过……夏庆兰跑了几步，惊觉丈夫没有跟上来，赶紧又往回跑，却发现杨同杰正蹲在地上，若有所思。
夏庆兰急了：“干什么呢?不要命了?”
杨同杰指着不远处的堤岸石壁说：“你看，那只华北蝼蛄……”原来有一只平时躲藏在地下土巢里的华北蝼蛄，巢被水淹没后，正拼命挣扎浮出水面，它的前开掘足已经触到了堤岸石壁。另一只华北蝼蛄也栖身在此。石壁光滑垂直，它们数次尝试也没办法爬上岸逃命。
那一夜，杨同杰守了这两只华北蝼蛄10多个小时。后来，他看见了令他动容的一幕：后来出现的那只蝼蛄踩在先到者的身上，两只开掘足抓住对方头颅，将自己身体送出水面后，再用后足踩在对方头颅上，用力一挣，它安全脱险，蹦到了石壁上方一条混凝土缝隙里。而被“踩踏”的蝼蛄自始至终极力配合，并在兄弟蝼蛄逃离险境的瞬间耗尽体力，坠入了水底。
夏庆兰给杨同杰端来方便面时，发现丈夫泪流满面。杨同杰告诉妻子：“昆虫的寿命都不长，有的可活六七天，有的只能存活几分钟，但它们有着和人类一样的情感。你看，刚才那只蝼蛄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同伴的生。”，
自此，深受震撼的杨同杰和夏庆兰更加珍爱昆虫，悉心呵护生态。
2D03年7月，杨同杰去山西人祖山考察。一天，他正在采集罕见的山蝉标本，突然发现一条剧毒的竹叶青蛇距他仅一米之遥。两个向导发现情况危急，急忙手持木棒和网兜，准备冲上去解救。夏庆兰却一把拉住他们：“我家老杨说过，不是迫不得已，绝不杀生。我们再等等。”就这样，杨同杰也用眼睛死死盯着毒蛇。双方对峙了一个多小时，大概竹叶青蛇以为面对的是人形石头，掉头离开了。而杨同杰在43摄氏度的高温下被晒得几乎虚脱，皮肤也被灼伤，但内心欣慰无比。
从黄河考察归来后，杨同杰先后出版了《走进昆虫世界》、《环境与生存》、《热血追踪――杨同杰自费黄河科学考察日记》等科普专著，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走进昆虫世界》成为我国第一本昆虫科普读物。
连续的野外考察，夫妻俩不仅耗尽了家里所有积蓄，还连累儿子将婚礼推迟了几年，甚至四处借债。儿子对此毫无怨言。刚工作的他，将5000元积蓄递到父亲手中――这孩子，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连瓶饮料都舍不得买。杨同杰眼睛湿润了。儿子却很男子气地拍拍父亲的肩膀说：“安全第一!还有，尽量吃得好一点!”
2009年6月24日，杨同杰夫妇背着行囊到了湖南岳阳。夫妇二人带着摄像机、照相机、采捕网，准备沿着汨罗江进行长达3公里的考察。这个季节正是自然界多数动物的蛹化期，这给采捕标本工作带来不少困难。有时，杨同杰捕到昆虫观察研究一番将它们放飞。夏庆兰不解地问原因。他笑着回答：“放生的都是昆虫产妇，它们是重点保护对象，抓一只相当于害了几十只、上百只幼虫性命。”
在无数次考察途中，他们遭遇了重重惊险：为采集刺蛾标本被刺蛾叮咬，致使杨同杰全身水肿、高烧不退；在野外患上肺气肿，直到虚脱昏迷：在太原时全部钱物被盗，迫不得已一路讨饭为生：2006年，为了节省15天绕行时间，他俩决定从木里藏族自治县穿越最高海拔为5958米的贡嘎山南麓无人区，那里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一天有“四季”，几乎每天夜里都面临雨雪冰雹考验，拉着马尾巴爬山时一个不小心，连人带马一起从山坡上滚落……
在经历了数次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之后，夏庆兰对杨同杰提出了今生唯一的一个要求：“万一我发生什么意外，不要管我，你自己先过去。”说这话时，她手里捧着出发前买的唯一一瓶氧气。尽管事后证明那瓶氧气只够一个人吸一分多钟，但夫妇俩一路上互相推让，最后谁都没用。杨同杰久久无语，半晌才握紧妻子的手坚定地说：“我们一起来，一起回!”
当他们途经老君山时，那里已经下了半个月暴雨，随时可能遭遇山体滑坡，但杨同杰坚持上山。结果真被他们赶上了。山崩地裂间，比脑袋还大的石头骨碌碌往山下滚、往身上砸。杨同杰用身体护着妻子，四处躲藏……终于，他们找到一块大岩石，在岩石下面蹲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当疲惫不堪的他们走下山时，只见稀有而美丽的枯叶蝶翩然于天地间，就像一幅绝美的画。他们相拥而泣，这是老天特意给大难不死的他们送来的最珍贵的礼物。
2011年夏天，杨同杰和夏庆兰奔赴鄱阳湖流域，考察方向是分析那里春夏大旱、湖床变草原的原因。这是一次让夏庆兰黯然神伤的考察。2004年沿长江流域行走时，他们在九江湖口县惊喜地发现了不少北方没有的蝴蝶，然而7年后再去，当年发现的一些昆虫，比如青凤蝶、掌凤蝶等，都不见了踪影。
夏庆兰伤心到了极点，她郑重地向丈夫提出8月赶往黑龙江。因为头一年他们曾经在饶河县找到过碧凤蝶，同时也察觉到那片区域的经济规划没能把环境保护考虑周全。于是，由南向北几千里路，他们直接去了黑龙江。和头一年相比，碧凤蝶的数量果然减少了许多。这一次，他们目标明确，针对碧凤蝶的保护方法拟了一份详细报告，交给了当地政府。
从2000年到2011年，杨同杰夫妇举债50万元，自费考察了中国的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黑龙江流域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涉及全国22个省700多个市县，记下考察日记200余万字，为治理、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长期的野外考察、长年没有规律的饮食，让杨同杰患上了严重的胆囊炎、心脏供血不足、脊椎和颈椎骨质增生等病症。医生告诉杨同杰：“你就像一辆载重一吨的汽车，却每天都拉五六吨，是在超负荷工作。”杨同杰风趣地回应道：“蚂蚁可以拖动比自己重几百倍的东西，看来我真的比蚂蚁差远了。”
杨同杰的家里，有一间标本屋，琳琅满目的昆虫标本凝聚了他的毕生心血。这里是4岁的孙女杨启航的乐园。启航喜欢让爷爷讲标本背后的故事。每次听完，她都很认真地说：
”爷爷，我长大以后一定和你一样，爱这些小动物。”
每每这时，杨同杰总会感慨万千，他想起了自己的第一面标本墙：那时他才十来岁，仔细对照法布尔的《昆虫记》，在野外采集昆虫标本，再把小虫子们钉在北墙上，并在旁边标上采集时间、周围草木和天气。然而，有一天夜里风骤雨急，房梁断了、屋子塌了，杨同杰眼睁睁地看着满墙的标本浸入泥泞，散落风中。
杨同杰不愿再看到发生标本墙倒塌的情景，更不愿将辛劳多年获得的研究成果深锁在书房中，这位曾经因“暖冬危及天蚕蛾茧蛹”研究获得全球环保最高奖的“中国法布尔”毅然做出一个决定：将自己多年来精心采集和制作的4万多件标本无偿捐赠给临沂大学，供师生研究使用。
2011年9月初，杨同杰、夏庆兰完成黑龙江流域昆虫生态环境考察，正准备返回时，在当地一位农民家中意外地发现了―枚珍贵的蝴蝶标本，主人已经保存十几年了。
杨同杰看了又看，赞了又赞，但还是只能遗憾地放下标本离开了。不料几天后，当地旅游开发区的一个老板驱车循着他的考察足迹追来了，还带着那枚蝴蝶标本。那个精于算计的老板提出的要求充满诱惑：把你家中的蝴蝶标本带到我们那里，我们共同开发旅游，每年给你10万元。
沉默半晌，杨同杰坚决拒绝，并苦口婆心地劝对方：“我认为适当开发当地旅游资源是好事，但若像您设想的这样，明明没有旅游资源，却强行开山造景,这会对原始生态造成严重破坏……”那个老板只好怏快地离开了。
那天夜里，杨同杰伏在帐篷空地上写作，夏庆兰见他一会儿喟叹、一会儿摇头，不禁笑了：“怎么，后悔了?”
杨同杰郑重地说：“没有。其实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在咱俩腿脚还跑得动的日子里继续考察昆虫。这些昆虫标本，它们原本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至于它们的经济价值到底有多大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我相信，千万年后，咱俩的心血结晶会让后人了解当今这个时代，了解这一刻大自然中发生的看似不起眼、实则惊心动魄的点滴变化。”
民宿考察报告篇5
应蒙古国南戈壁省罕博格德县邀请，由巴市人民政府组织，委托巴市旅游局牵头承办，具体由乌中旗人民政府及乌中旗旅游局主办，赴蒙古国南戈壁省罕博格德县旅游考察团于4月15日至18日进行了考察。此次旅游考察由巴市旅游局副局长菅江左为旅游考察团团长，各旗县旅游局局（副局）长为成员，乌中旗人民政府及乌中旗旅游局作了出境跨国旅游考察大量细致的基础性工作，经过为期三天的旅游考察取得了圆满成功。现将旅游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罕博格德县隶属蒙古国南戈壁省，人口3000多人，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人们大部分居住蒙古包，轻工业和商业不发达。该县大力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性很高，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提高当地群众生产生活。该县地形地貌与中旗、后旗荒漠草原没有两样，草原植被的稀疏程度、植物的种类也基本相同。沙尘暴频发，丘陵起伏不断。
二、旅游业发展形状
罕博格德县主要依靠当地自然旅游资源，如发财洞、蛤蟆石、成吉思汗拴马桩等奇山大石发展旅游业。2005年7月12日开通的中国—蒙古跨国旅游线路，主要是三个重要旅游景点。一是发财洞。传说是一位叫柴乌嘎喇嘛在位于发财洞的这座山修行，后来修行成活佛，直至圆寂。人们对他苦心修佛，普度众生的毅力和精神非常敬佩。来发财洞朝拜的游客络绎不绝，其中有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游客。蓝色的哈达挂满了发财，各种钱币摆满了发财洞。二是蛤蟆石。传说是造水的使者，是蒙古民族心中的“龙王”，是千年的风蚀景观，极目远眺酷似朝天哇哇喊叫的蛤蟆。三是成吉思汗栓马桩。传说成吉思汗远征欧亚大陆，驰骋沙场，来到这里将套马杆用力一戳，足足在大石头上戳下三米多深的石洞。人们来这里观赏成吉思汗的力大无比。
同时，开发挖掘人文旅游资源。蒙古国1921年建国，是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1937年爆发了类似我国文化大革命的一场蒙古革命，导致大量藏传佛教寺庙被毁，僧人被杀，只留下了残垣断壁的遗址。从分布广大的遗址可窥见一斑当年寺庙的香火缭绕。有一座叫朝格吉勒的寺庙，1937年被毁，现正恢复重建。我们看到驻扎的几顶给重建工人搭建的蒙古包。寺庙石基已建起。陪同我们旅游考察的15位蒙古客人便向寺庙遗址顶礼膜拜，虔诚地向神灵祈祷保佑，口中还念念有词。并把脸颊贴在寺庙废墟上默默向神灵祈祷。然后，他们男男女女又向一座酷似“人根”的山峰攀岩。传说这座山峰会给人以兴奋以力量之源。他们爬在半山腰向敖包祭祀一样祭奠一番。蓝色的哈达随处可见，可见游客经常光顾这里祭奠。随后他们齐声唱起了高吭、雄浑的歌谣，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每人手指做着表示胜利的手势，一副悠闲自得、踌躇满志，甚至是凯旋而归的神态。我们几个从巴市过去的客人则想观赏一下蒙古国异国蒙古包的一番情景。其实，他们的蒙古包与我国蒙古包没有什么两样，点着酥油灯，还有蓄电池照明，供奉着神灵，摆放着古色古香、画着蒙古民族吉祥图案的生活用具，睡着蒙古式床，蒙古包墙壁吊着挂毯。对来的客人热情招待，虽然翻译说我们是来自异国他乡，主人也一样热情的给倒上了热气腾腾的奶茶，端出了奶酪、茶食、方糖等食品。不分地域、国度的游牧民族热情好客的纯朴风情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仿佛回到了久别重逢的草原故乡…….
我们又来到哈布其旅游度假村。沿途看到四五只黄羊在飞速地奔跑，深棕色的骆驼膘肥体壮，悠闲地吃着草。被游客称之为“樱桃滩”的樱桃花竟相开放，姹紫嫣红，一派春光明媚的景象。不时引来天上飞来的候鸟过来栖息觅食嬉戏。来到度假村首先耀入眼帘的是七八顶洁白色移动式蒙古包（是蒙古国当地制作的）。与我国的蒙古包一样。而惊奇的是，这里从我们包头市进口了先进的淋浴、卫生间设施，还有用来接待游客做饭的厨房，是蒙古包餐厅的附属设施。设施制作精美，干净卫生，白色墙体蓝色封顶，与蓝天白云天然合成，遥相呼应，让游客眼睛为之一亮。在荒漠草原能看到这样的度假村，可见经营者的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真正见证了“荒漠戈壁处，又见炊烟起”的田野生活。让游客既享受了游牧民族住蒙古包、吃野餐的风味，又在荒漠草原体验了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生活设施，巧妙地将游牧生活与现代都市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既回归了大自然的怀抱，又领略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时尚风采，给游客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让游客产生了返璞归真的奇思妙想。随行考察的巴市旅游局的副局长菅江左兴趣盎然地说，这条线路实现了跨国旅游，一睹了异国风情，实现了旅游六大要素 “行、游、玩、吃、购、娱”的四大要素功能。如何能在“玩、娱”上作文章，如开生日PT、篝火晚会等娱乐活动，将跨国旅游向更深层次延伸和拓展．．．．．．
哈布其度假村经理普日布给我们介绍说，根据旅游度假村发展的现状和规模，逐步将在购买和娱乐方面扩大规模，让旅客玩得开心，住得满意，推动度假村旅游业的发展。
陪同我们旅游考察的蒙古国南戈壁省客人在省计委主任及工商会主席的带领下，携同该省各大旅游景区负责人15人，前来我们巴市乌中旗旅游考察。这也是我们旅游考察的回访。两地旅游考察团在乌中旗签定了开发旅游业的合作意向书。意向书中规定，双方共同促进两地旅游业发展，共同为实现跨国旅游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而不懈努力。尽快实现甘其毛道口岸常年通关，让第三国进入两国旅游观光。
三、旅游考察的体会与收获
通过旅游考察，感觉到蒙古国南戈壁省非常重视旅游业的发展，重点表现在被毁寺庙的恢复重建上，展现其人文景观的历史全貌。全省各大旅游景区的宣传画册、光碟等旅游宣传促销资料齐全，这些宣传资料图文并茂，印制精美，颇具一定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景区景点重点突出特色旅游，如蒙古骆驼沙漠探险、梭梭林神秘游、成吉思汗古战场演绎与传说以及寺庙建筑等自然特色旅游景观。
其次，感受到蒙古人民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表现在不乱扔杂物，乱丢废弃物。即使是在荒芜人烟的奇山大石上也书写着“爱护大自然，不准破坏自然旅游资源”的标语，不准乱动一草一木旅游资源。
再次，在餐饮上，可以说是蒙西合壁。既有分餐制的西方饮食文化，吃甜点、饮红酒的嗜好；也有以吃肉食为主的蒙餐习俗。亲身感受到了蒙古人民节约、俭朴、不奢侈浪费，一切源于自然的良好饮食习惯。不酗酒，不强行劝酒，少吸烟（特别是在用餐当中更讲究很少吸烟）。生存环境恶劣并没湮灭蒙古人民求文明、求发展的信心、勇气和本性！他们良好的文明习俗让我们考察团一行肃然起敬，这些良好的生活习俗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另外，感受到宏伟壮丽的国门以及正在兴建的甘其毛道口岸办公大楼的肃穆与庄严。站在国门前，有一种祖国强大富强的自豪感，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感油然而生。尽管我们考察团是以商务洽谈的身份赴蒙古国考察，因旅游线路尚未开通。但口岸过关手续繁锁，商务流通不畅且有故意设关卡，导致人流、物流被堵的现象时有发生。被堵车辆只能就地在车上露宿（主要是蒙方没有使用现代化的办公设施及管理混乱，导致办公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商务流通和人员往来。跨国旅游观光，口岸、国门是重要的旅游观赏地之一。但我们观赏到的是过境秩序的混乱不堪和不文明现象的时有发生（蒙古国口岸公职人员用铁棍子维持出入境人流秩序），如果是作为旅游景区真是大煞风景！
民宿考察报告篇6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随着时代背影的远去而化作一个个生硬的名字或标签。然而，当我们打开他们后人、家人及师友的记忆闸门，把这些名字逐一展开时，才发现原来他们曾经历过的生活，不是死板的，而是鲜活生动的画面，一如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
所以，我们需要从一个记录者转换成倾听者，走进他们的曾经，去感受触摸历史的温度，还原最真实的人物和从他们身上经过的历史痕迹。
今年已85岁高龄的郑玉卿和女儿同住在省农业厅的家属楼里。这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是林桂镗生前住过的，虽然不算很大，但是总让人感觉少了点什么。
“他走了好多年了。唉，人生就是这样了，也算为国家做了点事。”16年过去了，郑玉卿对丈夫的离世还是感慨不已。她走进卧室，打开床铺的靠垫，里面露出厚厚的一摞相簿，足足有20余本，散发着一股老照片常有的霉味。“照片全都是他亲手整理的，他在的时候很爱做这些。”相簿上每一页的照片都贴得整整齐齐，而且每一枚的对角都有一只精美的小封套，足见他的细心。这些是他人生轨迹的影像记录，除了各个时期的生活、工作照外，还有他保存的试验技术资料。
照片上，最多见的背景不是茶园就是茶树，或站，或蹲，茶树旁、茶丛间总是有他的身影和笑容。和所有茶学家一样，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茶绑定在了一起，而且他还把这种古老的中国植物种在了马里、阿富汗的土地上，成就了一段“友谊茶”的国际佳话。
他是一名传播国际友谊的茶使者。
“桂镗这个人很刻苦很努力”
6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郑玉卿第一次来到位于闽北邵武的福建协和大学找林桂镗。时为农学院教授的“茶界泰斗”张天福，就对她说：“桂镗这个人很刻苦很努力。”
这并非溢美之词。出生于仙游县盖尾乡的林桂镗，自幼贫困，在邵武求学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勤工俭学，而且每月还从收入中抽出1块钱寄给郑玉卿零花。“我条件也不好，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家里有一个哥哥，三个弟弟，他在读书还拿钱资助我。”她记忆犹新。
1948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林桂镗被崇安茶叶试验场（武夷山市茶场前身）聘为技师，但在崇安工作了还不到1年，他就被调回家乡的农业推广所。没多久，共和国也取代了国民政府。
新旧政权交替后，国家的重心便转移到了重建。茶是传统的经济作物，而福建又是中国的重点产茶省，茶叶的生产与科研亟待恢复。当时，福建最主要的茶业科研机构之一就是创建于1935年的福安茶业改良场（福建农科院茶科所前身）。于是，1952年7月，福建省农林厅遂派林桂镗到改良场任场长，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福建省农林厅福安茶叶试验场”，主持开展茶树良种繁育与推广、重修剪、根系更新等系列研究。通过不懈的努力，“福云系”国优良种在他的任上成功繁育。回忆当时的情景，他的老部下汤鸣绍说：福鼎大白茶和云南大叶种是福建、云南两省性状优异的茶树品种，而林桂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把引进的云南大叶种茶与福鼎大白茶毗连栽植，
将二者的优点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福鼎大白茶种在上一丘，云南大白茶种在下一丘。种下去两三年后，两种茶树经过自然杂交，性状都发生了变化，共产生了24个新品种。我们从中选育出6号、7号、8号、10号这几个良种予以推广。其中，6号发芽早，产量高，抗旱、抗寒、抗病害能力均较强、茶多酚、水浸出物含量高，在全国得到了最普遍的推广。”
他的刻苦实干是师友、同事皆为称道的。在科研之余，他亦重视人才的培养。1958年，雄心勃勃的他在试验场里办起了福安专区茶业技术学校，走科研与生产、教学、推广相结合的道路，科研人员兼任教师。“那时我们都很艰苦，不光要做试验，写课题总结报告，还要教书，晚上都要忙到深夜。”汤鸣绍说。但是，无论多晚，都没有人会先离开，因为林桂镗还在继续工作，“每次他都要到办公室人员催着大家回去休息，我们才走。”不仅如此，林桂镗也不拒绝指导校外的学生，这一点是戈佩贞最敬慕他的地方。戈佩贞回忆，她21岁从上海复旦大学茶叶系毕业后就在福安农校（宁德职业技术学院前身）任教，每一年她都会带学生到试验场实习，而且无一例外都是由林桂镗亲自指导。
“40—60”茶
上世纪50～60年代初，美国的封锁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使新中国腹背受敌，而此季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正如火如荼。出于战略与国际形势的考虑，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重点在于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向其提供了大量不带任何条件的援助，援助的形式包括项目建设、提供实物及派遣专家。林桂镗便是作为茶领域的援外专家被派往马里的。
1961年12月，根据《中马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国家派出首批农业（茶、水稻、甘蔗、水产等项目）工作组到马里考察，林桂镗任组长。马里是西非内陆国，原是法国的殖民地，于1960年9月22日独立。这里地处赤道，气候终年炎热，有着“非洲火炉”之称。茶是马里人的生活必需品，每年都要从中国进口炒青眉茶600多吨。
已故的工作组成员林德恩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们到达马里首都巴马科没几天，马里全国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号称“西非农业权威”法国人布撒就主动找中国专家谈话，一开口就给他们泼冷水：“你们要在马里种茶树，那是不现实的。这个气温高、气候干燥，常年雨量只有500～1000毫米而且雨季集中在5个月内下完的国家，很难找到一块茶树生长的地方。”林桂镗听后，问道：“你们在马里种过茶没有？”布撒一时无言以对。不卑不亢的林桂镗接着说：“我们中国人善于通过实践来判断。就让我们试验后，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林桂镗带着工作组先后到马里南部锡卡索大区、西部卡伊大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两个多月中，几乎跑遍了半个马里。在锡卡索考察时，一个头顶竹盘的妇女让林桂镗眼前一亮，凭借他多年的栽培经验判断，有种竹子的地方就可以种茶。经过分析比较气候、土壤、气象资料，林桂镗认为锡卡索的种茶条件较为优越，虽然高气温、低湿度仍会限制茶树生长，但通过栽培技术措施可以改善生态环境。
1962年初，首批福安坦洋菜茶茶籽被播种到锡加卡索省府所在地西南14公里处的巴兰古尼村。经精心栽培管理，幼苗生长情况良好，种茶收获成功。1963年，工作组又引入浙江鸠坑种在巴兰古尼扩种，建立了第一处实验茶园。随后，在锡卡索东南的欢歌乐村及西部卡伊大区的凯涅巴和基塔先后开辟了3处实验茶园。3个月后，4处茶园的幼树生长发育都很正常，给了布撒一个富有说服力的答案。
茶树在马里试种成功的喜讯很快传遍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闻讯后，随即对林桂镗等专家表示祝贺，并号召人民去参观。他在陪同塞内加尔总统山哥亚参观茶园时，称许道：“茶树生长得很好，应该大力发展。”
首批试种的茶园，经过精心培育，快速生长成园。1963年7月12日，工作组试制了第一批绿茶，马里国务部部长让·马里·科奈将其命名为“49—60”茶（绿茶），数字分别取新中国建立与马里独立的年份。根据马里人的饮茶习惯与评茶方法，在加入新鲜薄荷和方糖煮茶后，“49—60”茶的香气、滋味、耐煮程度、叶底，均符合马里人的饮茶要求，而且还超过了4款进口眉茶的品质。1964年1月，周恩来访马时，马里总统凯塔便是用这款茶来招待他的。此后，“49—60”绿茶在法国巴黎农博会上也获得一等奖。
1965年，据中马双方签订的协议合同纪要，中国以经济合同承包性质援建马里国有茶场与加工厂，发展茶叶规模化生产。次年初，锡卡索省府东南的法拉果村附近缓坡地上，建起了100公顷的茶场和一座年产100吨炒青眉茶初精制加工厂。援马期间，林桂镗还开办了两期培训班，将栽、采、制茶经验与技术传授给马方人员，组建茶业生产技术专业小组。马里茶业初步形成。
这是林桂镗奉上的第一杯“友谊茶”。
“库纳尔茶树开始收成了”
1964年，林桂镗援马回国。但没呆上2年，他又踏上了西行阿富汗的旅程。
1966年10月至次年5月，林桂镗带领的考察组先后考察了阿富汗北部孔都兹省、南部南格哈省、东南部帕克蒂亚省、东部库纳尔省及首都喀布尔郊区。在中国专家来阿之前，日本、印度和苏联的专家就曾考察过这些地方，但试种无一成功。因此，在野外考察中，林桂镗特别关注了三国的考察情况，并仔细分析了失败的原因。林德恩说，他们在帕克蒂亚省胡斯农场考察时，看到园地上只有五六株15～20厘米高的茶树。这里的技术员告诉他们，1963年，苏联曾从格鲁吉亚运来60株茶苗在此试种，仅有这几株存活。于是，林桂镗他们插取土壤进行检测，发现pH值为7.6（pH值越大，碱性越强），而茶为喜酸植物，宜茶的pH值为5.0～5.5，“这样的园地种茶，必然要失败”。
综合5个省的考察结果，考察组把注意力投向了库纳尔省。动身回国前，考察组向阿富汗提交了考察报告：“……东部库纳尔省的自然环境条件比较好些，通过农业技术措施，改善环境条件，种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可以进行试种。”
1968年初，林桂镗任援阿茶叶工作组组长再度来到阿富汗。刚下飞机，工作组就直奔库纳尔省，在格罗列、省府果园、巴格萨兰和天侠四处开辟了试种地。林德恩说，库纳尔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山区，交通不便、电话不通、水电皆无。“白天劳动，回来还要做饭、洗衣、种菜，住所是当地的泥顶屋，一下大雨，床、被子都是泥水。”为了彻底摸清茶园的气温及高温对茶树生长的影响，他们即使在气温高达40℃的中午也要上茶园观测，不少人因此眼睛被晒伤了。
针对试种地的实际情况，工作组进行了一系列的栽培试验。通过栽植绿肥、人工灌溉与遮阴、改变茶苗种植方法等技术措施，因地制宜地改善茶树的生长环境条件，使茶苗安全地克服了高温、干燥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当试制的第一批茶问世时，阿富汗森林司司长斯蒂瑶兴奋地说：“中国帮助我们的项目百分之百取得了成功！”首相埃迪马里在品尝了这款茶后，更是激赏道：“这是我喝到的最好的茶叶！”“库纳尔茶树开始收成了”一度成为阿富汗的最大新闻。
历经5年，援阿种茶项目圆满收官。离开库纳尔前夕，当地新上任的省长哈基姆对工作组专家们说：“你们的工作是辛勤的，试种茶树是成功的。项目虽然结束了，但我要叫农民去种植。”无疑，这又是一杯香酽的“友谊茶”。
记者手记
林桂镗已故去多年，当年和他一起生活、工作过的同事、朋友都已垂垂老矣，有的也已不在，就连他的遗孀也记不起更多的往事。但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很了不起。”这不只是对他科研、技术水平的肯定，更多的是一种为人的赞美。戈佩贞在回忆与他相处的经历时，动情地说：“难忘他的茶人精神和人格魅力。”
为了“友谊茶”，林桂镗付出了许多。郑玉卿说，1972年，林桂镗从福安调回福州，就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肺部疾病，而病根就是常年在高山地区工作时落下的。就这样，他还是靠每天吸氧气、挂瓶，整整维持了24年。随着病情一天天地恶化，“到后来连路都走不动了，一走楼梯就喘得厉害，硬是用椅子抬上了楼。”
民宿考察报告篇7
一、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是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重视和善于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毛泽东同志在《寻乌调查》中讲，“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这不仅是他的要求和倡议，也是他的实际做法。1930年5月，当时我们党已在江西、福建的边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拼着精力”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作了一次详细的调查，重点了解了县城的人口成分及其政治地位、商业情况、旧有土地关系、农村剥削状况以及正在进行的土地斗争情况。通过调查发现：（1）收租五百石（一石合120斤）以上的大地主占地主总数的1%，收租二百石以上、五百石以下的中等地主占地主总数的19%，大地主和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于是就在自己土地中选择最肥沃的一点地块进行少许耕种，每年也就收获一两千斤稻谷，年收获四五千斤稻谷的几乎没有。因此，他们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无促进作用，在土地革命中将其打倒是完全应该的。（2）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老地主分户形成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32%。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经济情况较好，每年有一定结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0.96%，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22.4%，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三是破产甚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8.64%，他们的革命热情高，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另一部分是“新发户子”，这部分小地主占地主总数的48%。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地主分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他们把钱看得很重，吝啬是他们的重要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所有放高利贷，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这种小地主或者叫“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们打倒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九次到福建上杭县，其中三次到当年中央苏区的模范乡才溪乡调查，第三次是1933年11月，在国内革命战争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调查了10多天，形成了《才溪乡调查》这一经典调查报告，文章系统地总结了才溪乡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拥军优属、支援前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用事实回答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下建设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仅驳斥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论断，推动了根据地建设，而且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在调查中走村入户，与群众推心置腹、坦诚沟通，让群众敞开心扉、知无不言，与群众一起生产生活、同甘共苦，亲自到红军公田参加劳动，到群众家中帮助砍柴，与群众一起吃地瓜，在田间地头、饭前饭后向群众问寒问暖，当群众谈到自愿成立劳动合作社、布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油盐肉合作社、豆腐糖果合作社、贩米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合作社时，毛泽东同志越听越兴奋，说“合作社最好！方便了大伙，又节省了劳力，赚钱大家分”。《才溪乡调查》中讲才溪乡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群众生活得到百分之百的改良，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家无后顾之忧；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当年仅有1.6万人的小山乡，有3762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
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主要矛盾”，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讲，“我认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么，仍旧没有发言权”。什么东西是主要的？群众最关心的东西就是主要的。毛泽东同志最重视的是群众生活问题。最近我们到福建长汀县革命遗址调研了解到，1933年冬季毛泽东同志在长汀县福音医院疗养期间，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著名文章，提出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当时作为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同志要求所有干部，“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对于不做调查研究就草率下结论，或在调研伊始就高调地指手划脚的人，毛泽东曾给予尖锐的批评：“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
1930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曾把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稿《调查工作》翻印成小册子，在红四军和闽西根据地广泛传播，那本小册子里面的很多经典言句，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等等，至今人们耳熟能详。关于《调查工作》（又名《反对本本主义》）这本小册子，有一个传奇故事：小册子在战争年代丢失了，毛泽东为此多次惋惜地表示，“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孩子一样啊！”。1961年1月1日奇迹出现了，田家英从中央政策研究室发现了一本发了黄的石印本《调查工作》小册子，立即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连连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身边了！”。有学者研究认为，之所以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之年，与十几天前看到失散三十多年的、心爱的《调查工作》有一定的关系。据有关报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上杭县茶地乡官山村一位老共产党员，在红军长征撤离苏区后，冒死将《调查工作》和一些苏区文件用油布纸包装好，放在一个小木箱里面藏匿在自己睡觉房间的墙里面，躲过了国民党的多次搜查。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些情节后，盛情邀请与他同庚的赖茂基来北京见面，遗憾地是赖茂基老人在前一年去世了。从这个传奇故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调查工作及其成果是何等重视，感情是何等深厚！
二、开调查会作讨论式调查，自己动手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同志讲，“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到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1930年10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占吉安，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毛泽东趁此机会作了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他找了8个刚刚参加红军的农民，在新余县的罗坊镇开了一个星期调查会。由于敌人对罗坊镇进攻，红军决定诱敌深入，调查只得结束。如果不是敌人进攻，调查时间可能会更长。在调查中毛泽东详细了解了8个农民的家庭情况，整体考察了永丰区土地斗争中各阶级的表现，重点了解了永丰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农村军事化状况。参加兴国调查的温奉彰曾经回忆道：“毛泽东完全采用同大家聊天的方法，一一询问了每个人的姓名、年龄、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经济状况、田地口粮、债务情况。我们对此都作了详细的回答”。有的座谈会从下午开到第二天凌晨。毛泽东就座谈会内容写了《八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即《兴国调查》）。
毛泽东所做的其他著名的调查研究，如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等，也都采用了开调查会、讨论式的方式。毛泽东事先列出调查提纲，诸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生产支出、文化教育等，口问手写，有问有答，有交流和讨论。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序言中强调：“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通过开调查会，毛泽东真实了解到了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为制定正确的革命斗争策略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统计调查、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网络调查等调查方式已十分普遍，但毋庸置疑，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仍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调查方法。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做重要调查研究之后，自己动手及时整理出调研报告，既详实地记述情况，又夹叙夹议，进行评论和提出结论性意见，篇幅一般比较长，例如：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约2万字，1930年写的《兴国调查》4万多字，1930年写的《寻乌调查》8万多字，1933年写的《长冈乡调查》2万多字，1933年写的《才溪乡调查》近1万字。我们看到的调研报告很多，长篇幅的也不少，但由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亲自整理多篇数以万言计的调研报告，实属罕见。就从对调研报告的重视程度来说，毛泽东同志的认真态度也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三、调查中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青年时期毛泽东就非常重视社会考察，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而已”。1913年夏，毛泽东邀请好友萧子升，带着纸、笔、墨进行“游学”，他们身上“一文钱没有，只携带一把雨伞和小包裹”，靠给人写信、乞讨来解决吃住问题，这次“游学”历时一个月，对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进行了社会考察，在调查中使毛泽东具体感受到农村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1918年夏，毛泽东与蔡和森一起，在洞庭湖周边的浏阳、沅江等县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考察，在考察中他们有时住庙宿野，以艰苦的生活环境来磨练自己的意志。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泽东同志四次来到安源煤矿进行考察，了解煤矿的历史和劳资矛盾以及工人的劳动、生活、思想状况，在考察的同时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担任中央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和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指导了农民运动。
毛泽东同志主张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他讲“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要下马看花”。这既是他对别人的希望，自己也是这么做的。1927年一二月间，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用32天时间，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叙述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所做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十四件大事。湖南当时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加入农会的农民人数发展很快，当时“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他们将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落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报告，是针对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报告中提出“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1927年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主要是乘了共产党这个弱点。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后，之所以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成功道路，与毛泽东同志1927年初在湖南省五县做的32天实地考察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毛泽东非常注意调查研究时的态度和作风。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中央苏区调查时，不时地起身给与会群众发烟卷和倒茶水，当群众谦让时，毛泽东风趣地说：“我请你们来，你们就是我的先生，学生对先生理应恭敬吗！”。他在作兴国调查时，有时同8位农民座谈到深夜，大家也不困倦。调查报告写好后，毛泽东同志还征求调查对象的意见和建议，并且认真加以修改。毛泽东强调“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调查研究）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参加座谈调查的）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中讲，“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解剖学’……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这段话非常形象生动，“解剖麻雀”的调研方法，既是我们党的长期以来的好经验，也是今后应该长期坚持的必要做法。
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和他的丰富调查研究实践告诉我们，在“下马看花”和“解剖麻雀”式的调查中，“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如果在解决问题之前不做认真调查，很可能犯官僚主义错误；如果为了调查而调查，那就是形式主义。在与调查对象沟通交流时，一定要尊重他们，虚心求教，只有让他们感到平等，没有距离感，他们才能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反映真实情况。当前有些人在调研中，常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官范儿”十足，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这样姿态进行的调查，不仅了解不到什么真实情况，而且“也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调查研究中都能做到平易近人，没有领导架子，不搞形式主义，与群众进行真诚、平等、友好的沟通，努力了解真实情况，这种调研的谦虚态度和工作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四、1958年至1961年的代价与反思
（一）代价
1931年4月，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里曾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从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政策制定背景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均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1958年8月，毛泽东对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农村进行了调查。在河北徐水县，当毛泽东问及全县粮食产量时，县委书记张国忠回答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走进了齐肩高的棉花地，棉花的果枝上棉桃成串，他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毛泽东从棉花地里走出来向社干部说：“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一万零五百亩，有五千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争取两千斤。”毛泽东向吴芝圃（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在山东历城县北园农业社，毛泽东发现这里的水稻生长得很好，一边看、一边向社主任李书成询问水稻的品种、深耕、密植等情况，李书成一一作了回答。当毛泽东问到计划产量时，李书成说：“五十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四万斤，过去一亩只产二三百斤。”当谭启龙（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他果真相信那些亩产粮食几万斤、亩产棉花几千斤的放“卫星”数字吗？他未必相信。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曾讲：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现在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这些要求如果在当时能够得到贯彻落实，那将是另一番情况。之所以出现浮夸、冒进，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缺乏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出现了系统性的主观主义，过分地考虑了“精神变物质”的作用。这与此前三十多年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三十年里，共产党历经万难，由弱变强，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崇高坚定的精神理想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革命之所以成功，不仅因为共产党人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而且有实事求的工作作风，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相比，当时从上到下哪一位领导作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在没有深入调查研究的情况下，自下而上的汇报和自上而下的指示互动，促成了当时的“冒进”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重点讨论钢铁生产和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样样齐全、“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会后，全国迅速掀起人民公社的高潮，很快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一些地方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同时，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实行所谓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与工资制相结合，实际上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加之大办公共食堂，剥夺了农民的吃饭自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与“大跃进”运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当时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
（二）深刻反思与政策调整及其成效
在总结分析教训及其原因时，毛泽东同志这样讲：“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刘少奇同志认为，这是“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造成的，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当时中央领导这些话，既是自我批评，也是对全党和全国系统性问题尤其是指导思想及其工作方法和政策的深刻反思。可见，调查不客观全面、研究不深入细致，是很容易导致错误决策的，或者说，没有“正确的”调查，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决策。
当时极“左”的指导思想导致了脱离实际的“冒进”政策，甚至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多种原因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挫折，这使毛泽东同志和全党重新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会后，毛泽东同志指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担任组长，各自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三省农村进行调查，1月下旬毛泽东同志离开北京到杭州开始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三个调查组完成调查后分别向毛泽东同志提交了调查报告。三个组的调查报告在叙述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比如：“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把生产指挥权切实交给（下放给）小队。这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关键所在，也是社员最迫切的要求”，“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等等。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3月2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强调自留地长期归社员使用；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严禁干部打人骂人和变相体罚，严禁用“不准打饭”、“不发口粮”和乱扣工分的办法处罚社员等。同时决定将“农业六十条”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的信，信中提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二是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三是公社对生产队一般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管得太多太死；四是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五是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带着“农业六十条”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从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身份来说，已无法像当年在中央苏区那样深入农村调查，但是他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并直接指导调查工作。他在广州等了几天，为的是听取陶铸、陈伯达等从基层人民公社带回来的群众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在长沙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志听取了张平化、胡乔木刚从乡下带回来的群众意见。周恩来同志去了河北武安县伯延镇调研。为了调查研究石油工业的发展情况，周恩来同志到大庆油田调研，充分肯定了大庆油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和按科学态度办事的做法。1961年5月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到北京郊区农村调查后写给毛泽东同志的调研报告中讲：“我们直接领导的五个调研组（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和各县一个多月调研……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三七供给制）……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食堂办不办的问题）”。
朱德同志在广东、河南、四川等省历经40多天的调研，1961年5月9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调查报告《关于食堂、手工业合作社和自由市场等问题的调查》中讲了很多重要情况和建议，在结论部分讲：“现在许多集镇市面萧条，大都是关门闭户。百货只有在国营公司一家，手工业很少，饮食业根本没有，这对物资交流的影响是不小的。农业、手工业、供销社是三位一体的，他们互相结合，互相促进。所以要想把集镇繁荣起来，除发展农业生产外，必须把手工业和供销社恢复起来”。
1961年4月12日，刘少奇同志带领调查组到了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王家塘生产队的简陋办公室住下后，开始调查，采取一边调查研究、一边解决问题的办法。5月3日至9日，刘少奇又到他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进行了6天调查研究。刘少奇调查后说：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是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5月11日刘少奇同志在写给毛泽东同志的调查报告中讲：“我到长沙福临公社天华大队住了十八天（其中两次回到长沙耽搁五天），以后又到宁乡我的故乡住了六天”，报告中对天华大队的情况反映的非常具体，其中反映到“去年下半年也有相当多的人害浮肿病……长期以来，这个大队的社员和干部不敢说心里话，乔木去调查时，大队已把一些乱说话的人调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员谈话，大队干部都在事先交代过”。7月中旬至8月上旬，刘少奇同志在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调查了近一个月，调查了“大跃进”给林区资源和林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同时调查了齐齐哈尔钢厂、大庆油田和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等。
1961年夏，陈云同志到上海郊区农村调查后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并附了三个调研报告，信中讲：“六月下旬到七月上旬，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住了十五天，进行了农村调查……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内容是：（一）公养猪，（二）私养猪，（三）农作物种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调退赔，（六）农村商业，（七）公社工业和手工业，（八）粮食包产指标、征购任务、农民积极性，（九）干部问题和群众监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护生产”。所附的三个调查报告的题目分别是：《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这三个调查报告的名字，也是调查研究的结论，深入浅出，一目了然。
从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调查研究实践，可以看出当时对调查研究是何等重视。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刘少奇、陈云等，在农村公社、大队一住就是十多天，开调查会十多次，他们的调查方法和体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精神是何等宝贵！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在中央苏区调查方法和求实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明确了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等一系列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农业六十条”的提出、反复修改和贯彻落实，都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农业六十条”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快显现出来。1961年起，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摆脱1959年以来连续下降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农村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较之1960年大为减少。1960年全国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9.23‰，1961年则恢复到2.41‰。
1961年，通过大兴调查之风，不仅制定了“农业六十条”，还制定了“手工业三十五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形成了一整套具体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使我国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得到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看，1961年的确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实事求是之年。半个世纪后的2011年11月，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讲：“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度过当时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全党同志就当时一些重大问题同时开展调研，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主要负责人都参与了调研，结果很快就形成了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决策，使困难局面迅速得到扭转”。1961年，是值得回忆的一年，值得纪念的一年！
结语：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讲：“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从历史经验看，调查研究这个“重要传家宝”是何等重要！在新形势下，应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制度，适应当今社会多元化、信息化等加快发展的新趋势，不断创新调研方式，根据工作需要，对真实情况特别是主要情况、重要情况，进行系统的、深入的调查和辩证的分析研究，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和对策措施。只有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的调查研究，既是确定战略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实施具体计划的重要保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走出“文山会海”，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指导思想上和具体实践中进一步重视加强调查研究。
民宿考察报告篇8
为了提高我州女干部和女企业家的素质，使她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学习先进国家及地区的管理经验，以更好地投身全民二次创业，推动我州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应日本株式会社MVR的邀请，经州委组织部同意，以州妇联副主席曹於今为团长的州内部分女干部和女企业家一行10人，于2004年4月17日至4月25日对日本进行了为期8天的研修考察。这次研修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考察两国创业女性先进管理经验，了解境外妇女组织建设情况及国外妇女参政议政发展水平等。考察过程中，考察团采取听取企业家介绍经验、实地参观学习、与日本女议员相互交流研讨的方式，先后赴日本的东京、横滨、京都、大阪等城市，参观了江户东京博物馆、皇居、银座、NHK、浅草寺、都厅展望台、富士山五合目见学等地。考察团的同志们普遍感觉不虚此行，学习到很多可借鉴的经验。日本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理念、优美的风景、富有特色的风土人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听取了日本国会众议员女议员阿部女士，男议员山本先生以及中国留学生的介绍后，日本经济的腾飞和日本女性在崭新的历史机遇期里享有的地位与发挥的作用，更使我们对现代日本和日本女性有了全面的了解，并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美丽发达的现代日本
过去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其实挺复杂。小时候念书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曾经侵略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五十多年后，残留的毒气还在残害着中国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媒体对日本的介绍多了一些，知道了日本是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也了解到中日交往上总是受到日本极右势力的干扰。
4月17日13点20分飞机从沈阳国际机场起飞，15点25分到达成田机场。真正身处繁华的日本都市时，我们不得不惊叹这美丽发达的现代日本，惊讶于它飞速发展的经济、充满能量与活力的生活节奏以及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总之，初识日本，我们一行人便被它的城市魅力所吸引。据接待我们的中泽先生、楚建国先生和翻译陈东介绍，日本全称日本国，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群岛国家，总面积：37.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亿2740万人，居世界第九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相当于中国人口1/13的被人称为“小国”的日本却赫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仅次于美国，让你不得不刮目相看！
首都东京是现代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IT等尖端产业云集的城市。我们在感受从江户（东京的旧称）到东京连绵400年的历史和与文化的同时，又能享受到多摩与东京各岛丰富的自然风光。这里有历史悠久、格调典雅的传统老字号百货店—银座一个高品位的繁华商业街；这里有新宿--由高层大楼鳞次栉比的西口，东京最热闹的东口、新景点散在的南口构成的；这里有古色古香、传统的老街风情依然的浅草，一家接一家的老铺飘溢着江户情结；这里更有东京都厅第一东厅舍、都议会议堂和45层202米高可以一览东京全景的展望室，以及决定东京都条例及预算等议案的场所；在NHK播放园南极广场这一新展区，可通过电视图像和展品观赏到南极美丽的自然景观和大自然的奇异景象，愉快地感受到开创电视传播新时代的NHK的技术实力。这便是用有限的国土资源创造了GDP规模约500万亿日元的日本国，这便是初识东京带给我们的惊喜。
二、幸福时尚的现代日本女性
印象中的日本女性是典型的家庭主妇，据当地女企业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她们也的确如此。那一时期的日本大多数家庭是由父母、子女、孙儿三代组成的，丈夫是一家之主，具有绝对权威，妻子作为主妇，在家中服侍丈夫、公婆，料理家务，养儿育女，在家庭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妇女在结婚后特别是生完小孩后都要面临当全职太太还是做职业女性这一选择。然而时代在变化，飞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同时也使日本女性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考察中，通过对日本女性就业、生活、参政与维权等情况的了解，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现代日本女性是幸福时尚的。
1、创业已越来越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的首选
1947年，日本颁布了民事法修订法，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法律地位，从而打破了家庭中的家长制。近年来的状况表明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对选择两者兼顾显示出兴趣。结婚后不辞掉工作的妇女数量逐渐增多。在现有体制妨碍她们自由选择的今天，她们在工作和家庭兼顾的原则上探寻着一种适合自己的、更能为她们所接受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于是，现代妇女创业在日本当代便不再是新鲜事了，有相当一部分妇女找到了她们的兴趣和才能发挥的结合点。
有的创办了废旧物品再利用中心，她们将那些居民家里用不着的衣物，或小孩穿小的衣服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再以低于商场价格很多的价格出售，很受家庭主妇阶层的欢迎。还有的妇女成立了软件公司，女性网站使自己的一技之长得以发挥。四、五十岁的家庭主妇在完成养育子女的任务后在社会上可供她们发挥才能的机会比较少，由于招聘有年龄限制，她们便选择了小时工和志愿者的工作。社区是最能发挥家庭主妇作用的，近年来有不少有关家庭主妇创业的报道，一些家庭主妇创办公司，如盒饭中心，为社区的学校、企业提供午餐盒饭的服务。
2、妇女中心引导现代日本女性步入时尚之路
日本的都、道、府、县、市各级政府下面都设有妇女中心这样的机构，也有属于民间财团性质的妇女中心，有的是两者结合，既属于政府机构，又靠财团支持，由两方面进行运营。各地的女性中心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是90年代的产物，设施和功能十分现代化，面积也较大。这些妇女中心使现代日本女性得以更好地参与社会、加强自身修养，深受日本妇女的喜爱。妇女中心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
（1）唤醒男女平等的意识。为配合总理府“男女平等参画推进室”的工作，以男女平等地在各个领域参与社会为目的，实施各种学习、研修；开设有关男女平等理论的讲座，普及男女平等意识；请一些女性问题专家和学者介绍国际妇女大会的情况，帮助妇女理解会议的精神；对照日本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对现有陈旧意识进行反思，唤醒女性的男女平等意识；鼓励妇女开发自身的才能，做活跃在第一线的杰出女性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内容，从思想上改变了日本女性传统守旧的观念，使她们得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
（2）提高女性的技能、修养、综合素质。为了促使妇女在各种各样的决策场合中能够很好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中心着力培养“社会参画女性人才”，下大力气提高妇女的素质和能力。如开办涉及结婚、离婚、家庭成员关系的有关法律讲座；讲授摄影、英语、计算机课程；为茶道、插花、音乐、诗歌、绘画兴趣小组提供活动和交流场所；经常举办一些鼓励女性创业的讲座，对活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想开辟新的事业的妇女予以大力支持。这些活动培养了妇女自立的技能、丰富了妇女的生活，加强了她们的内心修养。有的中心搞得相当活跃，还举办了男性讲座、男性料理教室，帮助男性提高男女平等的意识，提高男性的生活能力，帮助他们在生活上实现自立，从而为妇女创造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抽身而出的机会。
（3）实现国际交流。许多地方的妇女中心在国际交流、市民交流等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她们举办促进市民理解国际支援、国际交流的各种讲座；联系联合国总部和海外的民间机构，将女性相关资料与海外进行交流；通过网络向市民提供国际上相关的信息；举办从国际化视野来看女性问题的讨论会以及一些丰富多采的交流活动等等。这些活动开阔了妇女的视野，丰富了她们的生活，使她们的思维能够跟上国际日趋变化的形势。
（4）女性心理咨询。据说日本家庭每3对夫妇就有1对夫妇离婚，为了解决妇女的各种烦恼和心理问题，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妇女中心均开设心理咨询室。心理咨询室分电话咨询和面谈两种形式，由律师和精神科的医生来主持解答。可咨询的内容相当丰富，占较多比例的是夫妇关系，其次是家庭暴力、家族关系、心理问题、生活方式、职业上的烦恼。
（5）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各地的妇女中心都设有图书室，除一般性图书以外还提供有关女性问题的图书、杂志、报纸、录像，并搜集有关的资料供人阅览，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光顾妇女中心图书馆的不只是妇女，也经常能看到男性的身影，还有些是中学生。妇女中心在提高日本国民文化素质上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时代前沿的日本女性具有积极的政治心态
据众议院女议员阿部女士、男议员山本先生介绍，日本女性所受的高等教育率与先进国家不分高低，然而日本在女性参与政治方面与先进国家存在着差距，在日本3200个市村议会中男性议员呈压倒优势，还有的议会女性议员为零。针对这一现象，现代日本 妇女要求改革选举、改革议会、改革法律、改革政治的呼声渐高，积极参加地域活动的女性也越来越多，日本正逐步改善关于女性政策的决定和参与计划。日本在 1980年以后有过5次国会选举，女性的投票率均高于男性。女性对政治渐渐产生兴趣，例如 1999年的地方选举之际，一些女性参加“女性与政治运动”，在车站前演讲、散发宣传品，呼吁女性参与政治。2000年6月的总选举中女性议员35名当选，成为宪法制定以来女性国会议员人数最多的一次。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人们对这些站在时代前沿的日本妇女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4、女性的重要话题--消除对妇女的暴力问题
日本政府一直为建立一个男女共同参政、平等从事社会活动的社会而努力着，它的基础理念就是人权的确立。然而，对妇女的施暴行为践踏了对女权的尊重，阻碍了男女共同参与社会活动的实现。日本国内《刑法》以及《卖春防止法》的制定和实施均与消除对妇女实施暴力问题有关。日本 1999年5月男女共同参画审议会通过了“旨在建立一个对妇女没有暴力的社会”的方案，为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出台了《关于促进到2000年男女共同参画社会的形成的2000年国内行动计划》，其重点目标就是根除对妇女的暴力。2000年11月27日，日本总理府主办召开了《关于消除对妇女施暴问题的国际会议》，从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视点和法律制度的角度来探讨妇女的暴力问题。各地的妇女中心也大力配合，实施了多种调查，有的妇女中心还为遭受暴力的妇女提供临时避难所。由此可见政府对这一问题相当重视，日本女性也会因此而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尊重与保护。
二、现代日本与日本女性带给我们的几点启示
1、日本女性的积极心态促进了男女平等意识的普及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虽然 日本男女在平等问题上存在差异，男权主义曾经深入人心，日本男性的性别意识亟待提高，但坚强的日本女性却一直在积极地努力着，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一直在强化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性别观念，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的真正落实又何尝不是需要国人共同努力的目标。在男女平等问题的落实上我们与日本的国情何等的相似，但中国女性为之努力的心态却与日本女性存在着差异，或许这是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积累沉淀，是自古“三从四德”思想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已经有一些男性开始抛弃世俗的陈旧观念、在家务和育儿上与妻子分担责任，还有的取得了育儿休假，让妻子上班自己在家看孩子。这些都是一些好的端倪，但愿男性能够真正理解女性，以行动来支持和帮助女性实现充实的理想的人生。
2、方便的日本文字让我们倍感亲切
汉字在日本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我们走在街上，但见牌匾，标志，广告大多是汉字。电视新闻的字幕，汉字占很高的比例，而且表达的意思也基本一致。比如：空港就是机场，驻车场就是停车场，展示场就是展览馆，裁判所就是法院，报道官就是新闻发言人，大统领就是总统，化妆室就是卫生间，凡此种种。也有的用汉字表示的单词猜是猜不到的。比如有料与无料到，日语的意思就是收费与免费。有料就是要付钱的服务，无料就是不收钱的服务项目。这种文字上的相似，在带给我们极大便捷的同时，也让身行于日本国中的我们，深切感受到中日两国深厚的历史渊源。
3、礼貌的言行、井然的秩序让所有游人为之钦叹
早就听说日本人是十分文明的，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夸张的问候方式“点头哈腰”。然而真正置身于他们之中时，并没有想象中的做作，倒使我们从内心感觉到受到尊重后的愉悦。也正是这种传统的文明方式铸就了日本社会秩序的井然。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出现拥挤嘈杂的场面，即使只有两名顾客，他们也会自觉地前后站立而没有并排的概念，显然排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所以，在日本购物、观光，真的是一种享受，不仅是观光它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就连这在他们看来是正常现象的生活方式也成为我们观赏的对象。
4、日本之行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