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考察报告范文
煤炭考察报告篇1
2006-02-05 10:12
考察报告-----记神东公司学习考察
神华新疆公司碱沟煤矿
常博
一、考察目的
根据神新公司的发展规划，结合公司的战略方针，将新建及扩建一批大型煤矿，全面提高神新公司的煤炭产量，使公司在新疆煤炭行业起到统帅地位。神新公司建设高产高效矿井取得了一定的突破，采煤方法已有原来仓储式、滑移顶梁等采煤方法改进为综采放顶煤采煤法，煤炭回采率、工效都明显提高。但为更好实现矿井的高效及资本密集型发展，实现大型矿井群的形成，就神新公司的现状和发展而言，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这必须在生产技术装备及管理思维开拓方面进行大的改进，因此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学习。
二、学习的经历：
此次学习主要是全面解放思想，有重点的进行蹲点式学习。
2006年1月5日由乌鲁木齐起程来到银川后转乘至神东公司。首先一路上的感觉是煤炭市场的供需热，焦煤的高需求量。从银川至神东公司一路上小煤窑及拉煤车繁多，而且众多小煤窑均打出了焦煤粒、焦煤粉出售，并有多处的“土”法炼焦煤坊。
1月5日夜间11点半左右来到神东公司，进入神东后一路上的感觉：第一，公司工业场地范围大，布置紧凑；第二，产量高，突破亿吨；第三，煤变油工艺的积极开拓，投资140多亿新建了煤变油项目；第四，公司各部门分工细致，对设备的存储、维修细化管理，说明了机械化的高度要求和发展；通过设备的良好保证促进了矿井的高产高效；第五，厂区规范、整洁、人性化发展，后勤服务管理的高要求与市场化发展。
到达神东后第二天，便来到神东公司下属的补连塔煤矿进行蹲点学习。补连塔煤矿是神华集团煤制油供煤基地中的一个大型现代化矿井，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东南，属乌兰木伦镇所管辖。补连塔煤矿井田南北走向长度6.31~14.4Km，倾斜长6~14Km，面积130.9Km2。矿井地质构造简单，煤层赋存条件优越。主采煤层厚度大、倾角0~3度、层位稳定、储量丰富，煤层瓦斯含量低（0~0.19m3/t），煤层埋藏浅、顶底板较稳定，易于管理，煤层属于中硬以上，韧性较好。煤层属于易自燃发火煤层，煤尘具有爆炸性。井田内含煤地层为中生界侏罗系中下统延安组（J1-2y），煤系地层总厚187.3m，含煤系数10%，共含有煤层14层，主要可采煤层为三层：1-2煤层平均厚度5.03m；2-2煤层平均厚度6.75m；3-1煤层平均厚度3.16m。井田地形总趋势为北部高南部低，东部高西部低，平均海拔标高+1170m~+1125m之间。
补连塔煤矿具有两个综采自动化工作面及四个连采队。矿井设备先进，自动化程度高。2005年矿井生产原煤1750万吨，2006年计划生产原煤2000万吨。矿井单工作面原煤生产约100万吨/月，连采队单面掘进量约2000~3000米/月。
矿井材料、设备运输采用无轨胶轮车经辅运平硐至主运大巷通过工作面运输巷到达工作面。矿井煤炭运输通过工作面顺槽皮带经三、二、一部集运巷进煤仓再落至主井皮带运至地面原煤储装仓。矿井材料、设备及煤炭运输环节简单、运输能力大、运输方便、安全程度高。保证了矿井高产高效的实现。
矿井煤层构造简单，条件优越，煤层硬度大。井筒、主要大巷及工作面顺槽巷基本采用矩形断面，井筒、主要大巷采用锚喷支护，工作面顺槽巷采用锚杆支护及锚索辅助支护，局部破碎段采用锚杆锚网联合支护，支护效果较好，巷道断面在20m2以上。大断面巷道保证了材料、设备的整体下放，减少了劳动强度，提高了运输能力。
矿井配备的是大采高长壁式自动化综采工作面，通过电脑软件程序实现了采煤机的割煤与液压支架的移架、前溜的推移连动。工作面采高5.2~ 5.3m。对采煤工作面的几点介绍：1、工作面工序：煤机割煤移架推溜、检修。工作面工序简单，劳动强度低，全面采用电脑控制，自动化管理。2、工作面班人数10人，负责工作面所有工序及标准化工作。人员配备少，节约劳动力，工效高。3、工作面设备多为进口设备，三机配套合理，设备运转平稳，停机率低。4、煤层条件好，煤质为褐煤，硬度大、裂隙少。工作面采后，顶板可随着支架前移可自行垮落充填采空区，顶底基本不留煤，煤炭回收率高。5、矿井通过皮带巷与材料运输巷的立交方式解决了相交问题。
矿井连采队工作面工序为：煤机割煤装入运煤车后经运煤车转入给料机破碎后经皮带运出。每个工序进尺约为15米，采用澳大利亚进口锚杆机进行支护打锚杆。工作面实现了先进的采掘一体化，工序简单、安全，工作面设备少。
此次考察同时参观了哈拉沟及榆家梁煤矿。哈拉沟煤矿单井单面年产千万吨，矿井职工人数不足百人，充分体现了高产高效 。榆家梁煤矿两个综采队，四个连采队，矿井实现了全国最长工作面360米，安装了210副液压支架。两个矿工作面皮带与串车组合一布置，均布置在进风顺槽，主要是减少了皮带司机的粉尘污染。这一点完全体现了矿井的人性化管理。
三、通过这次的参观考察，得到以下几点感触并提出自己的几点想法：
感触：1、领导工作严谨、做事说话思路敏捷，管理严、要求高。2、设备先进、技术领先，工作面设备大型化、自动化，采用电脑系统程序管理。3、各单位职责划分明确。4、工作管理严格，从带班领导到班长，对工作都严格进行要求，做到设备停而人不停。5、工作细致：小到超前支护间、排距及平直的高要求，以及使用工具存放的规矩。大到设备的勤查、事故的快速处理。6、人员自觉性高，从更衣入井对时间的快要求，进入工作面各就其职，抓紧每一分钟进行生产。7、一专多能，工作面人员专有岗位，但对其余工序都能掌握，真正达到人少而效率高。8、井下区域规范，将各区域分到人头，确定责任，保证工作规范化、标准化，走世界化矿井之路。9、针对具体工作制定规章，以“安全及安全质量标准化、健康体系、环境治理、煤质”为基础进行安全生产，以南非的“NOSA”体系为要求进行人性化管理。总体而言可概括为“制度订的精，管理抓的严，工作做的细”。
煤炭考察报告篇2
2.教育发展模式要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李欣欣
3.中国绿色就业研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1.全球危机与经济复苏:中国服务业的作用高传胜，李善同
2.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及成效王健，王茹
3.房地产泡沫、金融危机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昌忠泽
4.后危机时代影响中俄贸易发展的有效性因素分析张远军
5.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及启示陈西果
6.清洁发展机制中国家职责问题研究杜立，陈少青，周津，倪芸萍
1.财政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政策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2.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考弯海川
3.略论政府绿色采购梅迎春
4.地区间财政能力差异及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目标定位——基于地区间公共支出成本差异的视角孟翠莲，胡德仁
5.论政府绩效审计模式施青军
6.财政基本假设:从"单一利益人"到"多重利益人"陈龙
7.投稿须知
8.关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绿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牛琥
1.新形势下深化财政改革的若干思考王朝才
2.应对新繁荣期宏观经济应采取的措施樊纲
3.对2010年增长走势和政策基调的两种不同看法巴曙松
4.国有经济投资效益评价刘立峰
5.逐步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分析李爽
6.优化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的政策建议邵学峰，王国兵
7.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基本思路俞光远
8.遗产税应为调控房价利器肖宾
9.加强财政支持农业保险的政策选择潘勇辉，刘飞
10.征收垄断企业"超额利润税"
11.我国必须积极构建碳金融体系邹亚生
12.我国资本市场的体制特征崔钊
13.房地产泡沫与金融的关联王全良
14.利率加一点泡沫少一点肖宾
15.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贡献及缺陷丁世国
16.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角度出发,促进我国储蓄水平适度降低翁媛媛，高汝熹，饶文军
17.培养新型农民与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张银，李燕萍
18.当前农业投融资的困境:总量不足与非农化张劲松，赵耀
19.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黄茹原，曲森森
20.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析肖日葵
21.迪拜危机对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启示董彦岭，刘青
22.我国从生产大国到消费大国还存在的差距梁达
23.数量化投资在社保基金管理中的应用价值熊军
24.在全球范围内分散老龄化风险静毅男，刘云龙
25."用工荒"源于用工机制缺失马广志
26.中国建立碳标签体系的意义胡莹菲，王润，余运俊
27.发达国家低碳财税政策的经验及启示陈新平
28.促进教育平等的政策建议姜时友，陈太明
29.教育经费达GDP4%重在扩大教育投入渠道马广志
30.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投资机会及挑战楼继伟
31.调整外汇储备结构贵在渐进高晨
32.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成功的核心经验刘风
33.防范地方政府融资风险问题的观点综述钱凯
34.将财政分权嵌入我国经济制度——《财政分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评介刘颖
1.外贸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定量分析李善同，何建武，胡枫，张少军
2.中国能源战略大视野陈庆修
3."十二五"时期广西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黄世勇
4.2009年广西财政运行分析冯任佳，黄国希，骆平原
5.我国财政信息公开的思考及建议刘松，傅博
6.关于治理"小金库"的几点思考吴雪贞，侯冰雪
7.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与政府投资走向彭青秀
8.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推进我国财税改革与发展的思考韩玲
9.重构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研究夏仕平
10.地方政府低碳经济发展评价的关键因素探究王茹，王红梅
11.新农村建设中的土地制度探究钟宪章
12.现代社会管理需要信息手段和高技术支撑曾红颖
13.以"和谐"理念完善中国财政分权的思考何庆光，崔志坤
14.对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的探讨周志国
15.关于金融危机状况下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思考任海林
16.影响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地域选择的因素郑曦
17.欠发达地区高校筹资中的独立学院与大学基金构想迟淑贤，刘青松
18.关于金融档案信息开发及利用的思考张铁
1.我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若干问题吴声功
2.我国应急产业发展现状与展望郑胜利
3.中国创意产业"3T"研究陈珏宇
4.中国海洋产业竞争力评价的联合决策测度模型殷克东，王晓玲
5.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了吗?陈志
6.中国制造业企业对一些热点问题的判断——企业问卷调查报告李钢，梁泳梅
1.世界银行贷款与财政预算管理协调机制研究财政部国际司，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2.金融危机考察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赴欧洲"金融危机考察小组"
3.加快我国消费模式转型步伐——中美两国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严先溥
4.美欧等发达国家"退出"政策动向及对我国的影响汤丹
5.西方经济危机: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与机遇杨静
6.投稿须知
7.非洲国家油气领域招商引资的举措汪巍
8.中国财政学会2010年年会暨第18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在京召开财政部新闻办公室，中国财政学会秘书处
1.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能源需求暨碳排放情景分析<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能源需求暨碳排放情景分析>课题组
2.国防工业低碳经济转型:机遇、挑战及应对杜人淮
3.美国资源管理体制研究张志强
4.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对策探讨秦海英，顾华详
5.山西煤炭国有化:政策依据、基本内容与保障措施研究姜爱林
1.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研究(总报告)常兴华，李伟，杨永恒
2.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来源分解李伟
3."居民收入分配机制"问卷调查分析常兴华，卫金桂
煤炭考察报告篇3
本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数据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1994年，世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报告为依据，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国人均GNP数据是在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年GDP（注1）总量数据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国1992-1997年人均GNP数据远大于中国官方人均GNP（注2）的美元折算数。本文阐述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整，综合调整比率为34.3%。其中一致性调整和范围调整是关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调整，估价调整是关于价格体制的影响所做的调整。
世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情况简要概括在表1中：
表1：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调整项目调整幅度对GDP的影响(%)
自产自用的粮食上调20%+0.8
存货增加下调1/3-1.6
福利服务10%企业劳动力从事福利服务+1.6
亏损补贴补贴视作政府最终支出+0.8
一致性调整合计+1.6
粮食产出上调10%+0.9
蔬菜产出上调30%+2.3
农村工业产出上调10-15%+0.6
农村服务业产出上调50-60%+6.5
住房服务支出上调40%+1.5
范围调整合计11.7
住房服务179.8%1.5
全部其他行业-12.1%-43.0%16.6
估价调整合计18.3%18.3
总计34.3
注：1、农村工业包括农村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和其他工业
2、农村服务业包括人文服务业、原材料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
3、全部其他行业包括粮食作物种植业、其他作物种植业、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其他工业、人文服务业、原材料供应业、其他服务业
（一）一致性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一致性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它假定对这部分粮食进行一致性估价将使其价值增加20%,这种调整使GDP上升0.8%。
2、存货增加
世行认为，中国对不能销售或不能按计算产出时所采用的价格销售的产出存货增加的计算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它认为，一般来说，如果这些存货结转另一年，并最终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销售，中国没有对GDP中的存货增加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存货增加大于采用一致性估价所应有的价值量。世行因此将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1/3，导致GDP下降1.6%。
3、福利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将目前企业对职工提供的诸如住房、医疗等福利性服务市场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将导致GDP上升。世行假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相应的服务,并假定这些服务转向市场化。通过投入产出计算,这种假定使GDP上升1.6%。
4、企业亏损补贴
中国统计规定,企业亏损补贴作为GDP的负项。世行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亏损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补贴是对以优惠价格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补偿,统计上应当处理为政府的货物和服务购买和政府对相应接受者的分配,即不应当作为GDP的负项,而应当作为正项包括在政府最终支出中。世行对这种处理方法进行了调整，结果使政府支出增加7%,导致GDP上升0.8%。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6%。
（二）范围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范围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的耕地面积被低估了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与卫星测量的耕地面积相比）；同时，样本产量可能被高估了,综合两方面因素,将中国的粮食产出调高10%，导致GDP上升0.9%
2、蔬菜
世行认为,中国蔬菜产出价值的计算没有反映单位面积的蔬菜实物产量随时间和收获周期而变化以及市场力量正在鼓励蔬菜的非旺季生产(此时价格较高)情况,同时,蔬菜耕地面积的测算也是不准确的。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世行将中国的蔬菜产出价值调高30%,导致GDP上升2.3%。
3、农村工业
世行认为,村及村以下工业的产出被低估,因为相应企业通常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和不属于国家统计局直接管理的统计调查系统。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一定程度的偷漏税情况影响到产出的低估。某些迅速增长的农村工业,如建筑材料工业,高价格和高利润鼓励了产出的低估。利润低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也有低报的刺激,因为煤炭的自由市场价格较高。另外,世行也指出,为了夸大地方官员的政绩,农村工业也出现了高估产出的现象。综合上述因素,世行将中国农村工业产出调高10－15%，导致GDP上升0.6%。
4、农村服务业
世行认为,农村服务业,例如农村卡车和拖拉机运输服务业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中国没有一套系统的测算方案;农村服务业统计基本上没有包括临时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农村人从事的服务活动，例如大量的个体维修店的修理人员、小贩、餐馆老板、理发师和家庭佣人,等等。考虑上述因素,世行将农村服务业产出调高50%-60%，导致GDP上升6.5%。
5、居民住房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居民住房服务既存在范围方面的低估，也存在价格方面的低估。从范围方面讲，城市和农村住房服务统计都不完整。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是通过住房面积、造价和折旧率等资料推算出来的，但住房面积资料不完整，城市住房面积调查资料没有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村居民住房面积，农村住房面积调查范围的不完整性更加突出。世行假定国家统计调查网络覆盖了中国所有住房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进而把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调高40%,导致GDP上升1.5%。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1.7%。
（三）估价调整
世行认为,由于扭曲的价格体制和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中国工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其他行业，消费品制造业的回报率最高,服务业和煤炭行业的回报率最低,农业的回报率也比较低，中国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将改变行业的营利状况。世行试图将各行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调整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纺织行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很重要,世行在估价调整过程中,保持该行业的价格不变，将住房和其他房地产业的价格提高,纺织业以外的消费者制造业的价格降低。世行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GDP进行了调整,结果使GDP上调18.3%。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34.3%。
二、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调整存在的问题
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是建立在它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基础上的。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就统计体系来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改革，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向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的转换；统计调查范围已经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全面行政报表的统计调查方法已经被以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所取代；开展了多项普查，包括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等；许多专业统计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例如农产品产量调查、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价格调查，等等。这一系列统计改革，使中国统计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就价格体制来说，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目前，市场价格已经成为中国价格体系的主体。
具体说来，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至少存在以下若干方面问题：
（一）一致性调整问题
1、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估价
中国农业统计规定，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价值，按出售的综合平均价格计算，这种综合平均价格综合了国家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两种因素。近些年来，中国粮食连续获得丰收，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已经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场价格，因此，上述综合平均价格不会低于市场价格。世行关于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的判断，已经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2、存货增加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只考虑生产不考虑市场需求和赢利情况。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可能销售不了，只能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处理。因此，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世行把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三分之一，可能是不过分的。但是，自从党的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和赢利状况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生产决策的主要考虑。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被废弃或按打折扣的价格处理的情况明显减少。所以，世行的调整比率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存货产品销售的实际情况。
3、福利服务
近些年来，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企业制度改革，正在推动企业的福利性服务逐步走向市场化，企业从事福利性服务人员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因此，至少对于中国目前的企业情况来说，世行假定企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的比例太高了，相应地对GDP的调整比例也就不合适了。
（二）范围调整问题
1、粮食
中国官方统计的耕地面积数据确实低于卫星测量数据，但是，卫星测量出来的耕地面积包括25度以上的坡地、河滩地、轮休地、沟渠和田间道路等等。这些地不能视同正常的耕地。所以，中国官方的耕地面积数据与实际耕地面积之间的差距不像世行估计的那么大。另外，除了农业统计包括粮食产量调查外，农村住户调查还编制农村住户农业生产情况表和农村住户粮食收支平衡表，分别反映农村住户粮食生产情况和年初粮食结存、年内粮食收入、年内粮食支出、年末粮食结存情况。这些不同类型调查能够对粮食产量统计起到校对作用。根据以上情况，中国的粮食产出数据与实际情况应当是比较吻合的，世行将其调高10%，必将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2、牧业
世行断定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农业产出，事实上，中国的经常性农业统计还存在高估的成分。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1996年统计年报中的肉类产量高估了22%，猪、牛、羊存栏头数分别高估了20.7%，、21.1%和21.8%。因此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增加值被高估了。针对这种情况，GDP应当相应地向下调整。这是世行所没有料到的。
3、农村工业
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表明：由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统计的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高估了18000亿元（1995年），占全部农村工业总产值的40%。显然，与世行的判断恰好相反，农村工业产出应当向下调整，而不应当向上调整。
4、农村服务业
世行关于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状况来说，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在1993至1995年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对包括农村服务业在内的全部服务行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同时，根据普查资料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表2：第三产业普查关于服务业增加值和GDP数据的调整比率(%)
年度GDP第三产业运输邮电通信业商业非物质服务业
19781.04.40.00.09.3
19801.15.20.00.09.6
19855.120.60.052.211.9
19865.321.20.058.112.4
19875.823.00.062.313.2
19886.123.40.065.110.7
19895.720.30.066.78.8
19904.817.22.767.68.5
19917.124.710.467.613.9
19929.333.19.588.721.7
199310.032.011.773.424.8
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和《中国统计年鉴，1995》计算。
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大大超过世行对农村服务业的调整。例如，世行对农村服务业数据的调整导致1992年GDP数据上升6.5%,而第三产业普查之后，中国对同年GDP数据的上调比例达9.3%。因此世行对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三）估价调整问题
9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模式，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世行认为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低的服务业和煤炭工业价格分别上涨了222%和206%，而属于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高的消费品制造业的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价格仅分别上涨96.8%和60.3%。特别重要的是，目前，市场机制在中国货物和服务价格形成中已经起了主导作用。货物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部分服务业，如居民福利性住房服务业仍偏离市场价格外，绝大多数服务业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即使那些偏离市场价格的服务业也正在迅速向市场价格过渡。例如，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服务将市场化，福利性住房服务不久将不复存在。
另外，有关部门在对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国内外价格比较时发现，1998年11月，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有22种，占69%，其中包括小麦、玉米、大豆、豆油等农产品，硫酸、盐酸、尿素等化工产品，汽油、柴油等能源产品，铝锭、生铁等冶金产品，等等。
总之，在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规模和价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世行仍然依据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进行价格方面的调整，也势必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注1：由于中国官方GDP和GNP数据差距不大，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官方人均GNP时是以中国官方GDP数据，而不是以GNP数据为基础。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对GDP和GNP不加区别。
注2：中国官方人均GNP是按人民币计算的。
参考文献——
1.DocumentoftheWorldBankNo.13580-CHA:ChinaGNPperCapita，December15,1994.
2.世界银行文件：《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内部翻译件。
3.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国家统计报表制度》。
4.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农村住户调查方案》。
5.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5，1997，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1995、1997和1998年出版。
6.许宪春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煤炭考察报告篇4
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数据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1994年，世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报告为依据，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国人均GNP数据是在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年GDP（注1）总量数据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国1992-1997年人均GNP数据远大于中国官方人均GNP（注2）的美元折算数。本文阐述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整，综合调整比率为34.3%。其中一致性调整和范围调整是关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调整，估价调整是关于价格体制的影响所做的调整。
世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情况简要概括在表1中：
表1：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调整项目调整幅度对GDP的影响(%)
自产自用的粮食上调20%+0.8
存货增加下调1/3-1.6
福利服务10%企业劳动力从事福利服务+1.6
亏损补贴补贴视作政府最终支出+0.8
一致性调整合计+1.6
粮食产出上调10%+0.9
蔬菜产出上调30%+2.3
农村工业产出上调10-15%+0.6
农村服务业产出上调50-60%+6.5
住房服务支出上调40%+1.5
范围调整合计11.7
住房服务179.8%1.5
全部其他行业-12.1%-43.0%16.6
估价调整合计18.3%18.3
总计34.3
注：1、农村工业包括农村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和其他工业
2、农村服务业包括人文服务业、原材料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
3、全部其他行业包括粮食作物种植业、其他作物种植业、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其他工业、人文服务业、原材料供应业、其他服务业
（一）一致性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一致性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它假定对这部分粮食进行一致性估价将使其价值增加20%,这种调整使GDP上升0.8%。
2、存货增加
世行认为，中国对不能销售或不能按计算产出时所采用的价格销售的产出存货增加的计算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它认为，一般来说，如果这些存货结转另一年，并最终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销售，中国没有对GDP中的存货增加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存货增加大于采用一致性估价所应有的价值量。世行因此将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1/3，导致GDP下降1.6%。
3、福利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将目前企业对职工提供的诸如住房、医疗等福利性服务市场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将导致GDP上升。世行假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相应的服务,并假定这些服务转向市场化。通过投入产出计算,这种假定使GDP上升1.6%。
4、企业亏损补贴
中国统计规定,企业亏损补贴作为GDP的负项。世行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亏损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补贴是对以优惠价格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补偿,统计上应当处理为政府的货物和服务购买和政府对相应接受者的分配,即不应当作为GDP的负项,而应当作为正项包括在政府最终支出中。世行对这种处理方法进行了调整，结果使政府支出增加7%,导致GDP上升0.8%。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6%。
（二）范围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范围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的耕地面积被低估了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与卫星测量的耕地面积相比）；同时，样本产量可能被高估了,综合两方面因素,将中国的粮食产出调高10%，导致GDP上升0.9%
2、蔬菜
世行认为,中国蔬菜产出价值的计算没有反映单位面积的蔬菜实物产量随时间和收获周期而变化以及市场力量正在鼓励蔬菜的非旺季生产(此时价格较高)情况,同时,蔬菜耕地面积的测算也是不准确的。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世行将中国的蔬菜产出价值调高30%,导致GDP上升2.3%。
3、农村工业
世行认为,村及村以下工业的产出被低估,因为相应企业通常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和不属于国家统计局直接管理的统计调查系统。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一定程度的偷漏税情况影响到产出的低估。某些迅速增长的农村工业,如建筑材料工业,高价格和高利润鼓励了产出的低估。利润低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也有低报的刺激,因为煤炭的自由市场价格较高。另外,世行也指出,为了夸大地方官员的政绩,农村工业也出现了高估产出的现象。综合上述因素,世行将中国农村工业产出调高10－15%，导致GDP上升0.6%。
4、农村服务业
世行认为,农村服务业,例如农村卡车和拖拉机运输服务业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中国没有一套系统的测算方案;农村服务业统计基本上没有包括临时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农村人从事的服务活动，例如大量的个体维修店的修理人员、小贩、餐馆老板、理发师和家庭佣人,等等。考虑上述因素,世行将农村服务业产出调高50%-60%，导致GDP上升6.5%。
5、居民住房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居民住房服务既存在范围方面的低估，也存在价格方面的低估。从范围方面讲，城市和农村住房服务统计都不完整。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是通过住房面积、造价和折旧率等资料推算出来的，但住房面积资料不完整，城市住房面积调查资料没有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村居民住房面积，农村住房面积调查范围的不完整性更加突出。世行假定国家统计调查网络覆盖了中国所有住房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进而把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调高40%,导致GDP上升1.5%。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1.7%。
（三）估价调整
世行认为,由于扭曲的价格体制和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中国工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其他行业，消费品制造业的回报率最高,服务业和煤炭行业的回报率最低,农业的回报率也比较低，中国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将改变行业的营利状况。世行试图将各行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调整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纺织行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很重要,世行在估价调整过程中,保持该行业的价格不变，将住房和其他房地产业的价格提高,纺织业以外的消费者制造业的价格降低。世行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GDP进行了调整,结果使GDP上调18.3%。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34.3%。
二、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调整存在的问题
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是建立在它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基础上的。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就统计体系来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改革，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向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的转换；统计调查范围已经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全面行政报表的统计调查方法已经被以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所取代；开展了多项普查，包括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等；许多专业统计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例如农产品产量调查、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价格调查，等等。这一系列统计改革，使中国统计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就价格体制来说，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目前，市场价格已经成为中国价格体系的主体。
具体说来，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至少存在以下若干方面问题：
（一）一致性调整问题
1、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估价
中国农业统计规定，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价值，按出售的综合平均价格计算，这种综合平均价格综合了国家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两种因素。近些年来，中国粮食连续获得丰收，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已经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场价格，因此，上述综合平均价格不会低于市场价格。世行关于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的判断，已经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2、存货增加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只考虑生产不考虑市场需求和赢利情况。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可能销售不了，只能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处理。因此，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世行把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三分之一，可能是不过分的。但是，自从党的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和赢利状况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生产决策的主要考虑。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被废弃或按打折扣的价格处理的情况明显减少。所以，世行的调整比率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存货产品销售的实际情况。
3、福利服务
近些年来，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企业制度改革，正在推动企业的福利性服务逐步走向市场化，企业从事福利性服务人员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因此，至少对于中国目前的企业情况来说，世行假定企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的比例太高了，相应地对GDP的调整比例也就不合适了。
（二）范围调整问题
1、粮食
中国官方统计的耕地面积数据确实低于卫星测量数据，但是，卫星测量出来的耕地面积包括25度以上的坡地、河滩地、轮休地、沟渠和田间道路等等。这些地不能视同正常的耕地。所以，中国官方的耕地面积数据与实际耕地面积之间的差距不像世行估计的那么大。另外，除了农业统计包括粮食产量调查外，农村住户调查还编制农村住户农业生产情况表和农村住户粮食收支平衡表，分别反映农村住户粮食生产情况和年初粮食结存、年内粮食收入、年内粮食支出、年末粮食结存情况。这些不同类型调查能够对粮食产量统计起到校对作用。根据以上情况，中国的粮食产出数据与实际情况应当是比较吻合的，世行将其调高10%，必将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2、牧业
世行断定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农业产出，事实上，中国的经常性农业统计还存在高估的成分。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1996年统计年报中的肉类产量高估了22%，猪、牛、羊存栏头数分别高估了20.7%，、21.1%和21.8%。因此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增加值被高估了。针对这种情况，GDP应当相应地向下调整。这是世行所没有料到的。
3、农村工业
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表明：由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统计的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高估了18000亿元（1995年），占全部农村工业总产值的40%。显然，与世行的判断恰好相反，农村工业产出应当向下调整，而不应当向上调整。
4、农村服务业
世行关于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状况来说，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在1993至1995年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对包括农村服务业在内的全部服务行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同时，根据普查资料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表2：第三产业普查关于服务业增加值和GDP数据的调整比率(%)
年度GDP第三产业运输邮电通信业商业非物质服务业
19781.04.40.00.09.3
19801.15.20.00.09.6
19855.120.60.052.211.9
19865.321.20.058.112.4
19875.823.00.062.313.2
19886.123.40.065.110.7
19895.720.30.066.78.8
19904.817.22.767.68.5
19917.124.710.467.613.9
19929.333.19.588.721.7
199310.032.011.773.424.8
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和《中国统计年鉴，1995》计算。
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大大超过世行对农村服务业的调整。例如，世行对农村服务业数据的调整导致1992年GDP数据上升6.5%,而第三产业普查之后，中国对同年GDP数据的上调比例达9.3%。因此世行对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三）估价调整问题
9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模式，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世行认为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低的服务业和煤炭工业价格分别上涨了222%和206%，而属于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高的消费品制造业的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价格仅分别上涨96.8%和60.3%。特别重要的是，目前，市场机制在中国货物和服务价格形成中已经起了主导作用。货物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部分服务业，如居民福利性住房服务业仍偏离市场价格外，绝大多数服务业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即使那些偏离市场价格的服务业也正在迅速向市场价格过渡。例如，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服务将市场化，福利性住房服务不久将不复存在。
另外，有关部门在对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国内外价格比较时发现，1998年11月，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有22种，占69%，其中包括小麦、玉米、大豆、豆油等农产品，硫酸、盐酸、尿素等化工产品，汽油、柴油等能源产品，铝锭、生铁等冶金产品，等等。
总之，在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规模和价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世行仍然依据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进行价格方面的调整，也势必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注1：由于中国官方GDP和GNP数据差距不大，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官方人均GNP时是以中国官方GDP数据，而不是以GNP数据为基础。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对GDP和GNP不加区别。
注2：中国官方人均GNP是按人民币计算的。
参考文献——
1.DocumentoftheWorldBankNo.13580-CHA:ChinaGNPperCapita，December15,1994.
2.世界银行文件：《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内部翻译件。
3.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国家统计报表制度》。
4.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农村住户调查方案》。
5.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1995，1997，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1995、1997和1998年出版。
6.许宪春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煤炭考察报告篇5
90年代初，世界银行派代表团对中国统计体系进行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考察报告：《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报告认为，中国统计体系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但其在基本概念、调查范围、调查方法等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缺陷:基本概念仍深深扎根于传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调查范围仍主要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调查方法仍以传统的全面行政报表为主；中国价格体制虽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仍保留着传统价格体制的许多本质特征，许多产品的价格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之中。这些情况导致中国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数据的低估和速度的高估。1994年，世行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告：《中国人均GNP》。它以上述考察报告为依据，对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向上调整。世行公布的1993-1997年的中国人均GNP数据是在其调整后的中国1992年GDP（注1）总量数据和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因此，世行公布的中国1992-1997年人均GNP数据远大于中国官方人均GNP（注2）的美元折算数。本文阐述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调整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致性调整、范围调整和估价调整，综合调整比率为34.3%。其中一致性调整和范围调整是关于统计体系的不完善所做的调整，估价调整是关于价格体制的影响所做的调整。
世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情况简要概括在表1中：
表1：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官方GDP数据的调整
调整项目调整幅度对GDP的影响(%)
自产自用的粮食上调20%+0.8
存货增加下调1/3-1.6
福利服务10%企业劳动力从事福利服务+1.6
亏损补贴补贴视作政府最终支出+0.8
一致性调整合计+1.6
粮食产出上调10%+0.9
蔬菜产出上调30%+2.3
农村工业产出上调10-15%+0.6
农村服务业产出上调50-60%+6.5
住房服务支出上调40%+1.5
范围调整合计11.7
住房服务179.8%1.5
全部其他行业-12.1%-43.0%16.6
估价调整合计18.3%18.3
总计34.3
注：1、农村工业包括农村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和其他工业
2、农村服务业包括人文服务业、原材料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
3、全部其他行业包括粮食作物种植业、其他作物种植业、煤炭开采业、纺织业、消费品制造业、其他工业、人文服务业、原材料供应业、其他服务业
（一）一致性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一致性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粮食。它假定对这部分粮食进行一致性估价将使其价值增加20%,这种调整使GDP上升0.8%。
2、存货增加
世行认为，中国对不能销售或不能按计算产出时所采用的价格销售的产出存货增加的计算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它认为，一般来说，如果这些存货结转另一年，并最终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销售，中国没有对GDP中的存货增加做相应的调整。因此，存货增加大于采用一致性估价所应有的价值量。世行因此将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1/3，导致GDP下降1.6%。
3、福利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将目前企业对职工提供的诸如住房、医疗等福利性服务市场化。这种改革的结果将导致GDP上升。世行假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相应的服务,并假定这些服务转向市场化。通过投入产出计算,这种假定使GDP上升1.6%。
4、企业亏损补贴
中国统计规定,企业亏损补贴作为GDP的负项。世行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企业亏损是政府价格政策的结果。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补贴是对以优惠价格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补偿,统计上应当处理为政府的货物和服务购买和政府对相应接受者的分配,即不应当作为GDP的负项,而应当作为正项包括在政府最终支出中。世行对这种处理方法进行了调整，结果使政府支出增加7%,导致GDP上升0.8%。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6%。
（二）范围调整
从表1可以看出，世行关于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的范围调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粮食
世行认为,中国的耕地面积被低估了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与卫星测量的耕地面积相比）；同时，样本产量可能被高估了,综合两方面因素,将中国的粮食产出调高10%，导致GDP上升0.9%
2、蔬菜
世行认为,中国蔬菜产出价值的计算没有反映单位面积的蔬菜实物产量随时间和收获周期而变化以及市场力量正在鼓励蔬菜的非旺季生产(此时价格较高)情况,同时,蔬菜耕地面积的测算也是不准确的。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世行将中国的蔬菜产出价值调高30%,导致GDP上升2.3%。
3、农村工业
世行认为,村及村以下工业的产出被低估,因为相应企业通常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和不属于国家统计局直接管理的统计调查系统。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一定程度的偷漏税情况影响到产出的低估。某些迅速增长的农村工业,如建筑材料工业,高价格和高利润鼓励了产出的低估。利润低的行业,如煤炭开采业,也有低报的刺激,因为煤炭的自由市场价格较高。另外,世行也指出,为了夸大地方官员的政绩,农村工业也出现了高估产出的现象。综合上述因素,世行将中国农村工业产出调高10－15%，导致GDP上升0.6%。
4、农村服务业
世行认为,农村服务业,例如农村卡车和拖拉机运输服务业发展的非常迅速，但是中国没有一套系统的测算方案;农村服务业统计基本上没有包括临时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农村人从事的服务活动，例如大量的个体维修店的修理人员、小贩、餐馆老板、理发师和家庭佣人,等等。考虑上述因素,世行将农村服务业产出调高50%-60%，导致GDP上升6.5%。
5、居民住房服务
世行认为,中国居民住房服务既存在范围方面的低估，也存在价格方面的低估。从范围方面讲，城市和农村住房服务统计都不完整。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是通过住房面积、造价和折旧率等资料推算出来的，但住房面积资料不完整，城市住房面积调查资料没有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村居民住房面积，农村住房面积调查范围的不完整性更加突出。世行假定国家统计调查网络覆盖了中国所有住房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进而把中国的住房服务价值调高40%,导致GDP上升1.5%。
综合上述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11.7%。
（三）估价调整
世行认为,由于扭曲的价格体制和生产率方面的差异,中国工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其他行业，消费品制造业的回报率最高,服务业和煤炭行业的回报率最低,农业的回报率也比较低，中国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将改变行业的营利状况。世行试图将各行业的土地和资本回报率调整到全国的平均水平。由于纺织行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很重要,世行在估价调整过程中,保持该行业的价格不变，将住房和其他房地产业的价格提高,纺织业以外的消费者制造业的价格降低。世行利用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GDP进行了调整,结果使GDP上调18.3%。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的调整结果,世行将中国官方1992年GDP数据上调了34.3%。
二、世界银行关于中国GDP数据调整存在的问题
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是建立在它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的了解和判断基础上的。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统计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进步。就统计体系来说，随着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改革，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向国民经济核算最新国际标准--联合国1993年SNA的转换；统计调查范围已经由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全面行政报表的统计调查方法已经被以普查为基础，抽样调查为主体的调查方法体系所取代；开展了多项普查，包括农业普查、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等等；许多专业统计采用了抽样调查方法，例如农产品产量调查、农村和城市住户调查、价格调查，等等。这一系列统计改革，使中国统计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就价格体制来说，中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改革，目前，市场价格已经成为中国价格体系的主体。
具体说来，世行关于中国GDP数据的调整至少存在以下若干方面问题：
（一）一致性调整问题
1、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估价
中国农业统计规定，农民自产自用粮食的价值，按出售的综合平均价格计算，这种综合平均价格综合了国家收购价格与市场价格两种因素。近些年来，中国粮食连续获得丰收，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格已经高于，而不是低于市场价格，因此，上述综合平均价格不会低于市场价格。世行关于中国统计体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估价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的判断，已经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2、存货增加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只考虑生产不考虑市场需求和赢利情况。这些企业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可能销售不了，只能被废弃或按大打折扣的价格处理。因此，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世行把中国的存货增加调低三分之一，可能是不过分的。但是，自从党的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需求和赢利状况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生产决策的主要考虑。因此，企业生产的产品被废弃或按打折扣的价格处理的情况明显减少。所以，世行的调整比率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存货产品销售的实际情况。
3、福利服务
近些年来，中国进行的一系列企业制度改革，正在推动企业的福利性服务逐步走向市场化，企业从事福利性服务人员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因此，至少对于中国目前的企业情况来说，世行假定企业有10%的劳动力从事福利性服务的比例太高了，相应地对GDP的调整比例也就不合适了。
（二）范围调整问题
1、粮食
中国官方统计的耕地面积数据确实低于卫星测量数据，但是，卫星测量出来的耕地面积包括25度以上的坡地、河滩地、轮休地、沟渠和田间道路等等。这些地不能视同正常的耕地。所以，中国官方的耕地面积数据与实际耕地面积之间的差距不像世行估计的那么大。另外，除了农业统计包括粮食产量调查外，农村住户调查还编制农村住户农业生产情况表和农村住户粮食收支平衡表，分别反映农村住户粮食生产情况和年初粮食结存、年内粮食收入、年内粮食支出、年末粮食结存情况。这些不同类型调查能够对粮食产量统计起到校对作用。根据以上情况，中国的粮食产出数据与实际情况应当是比较吻合的，世行将其调高10%，必将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2、牧业
世行断定中国统计数据低估了农业产出，事实上，中国的经常性农业统计还存在高估的成分。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表明，1996年统计年报中的肉类产量高估了22%，猪、牛、羊存栏头数分别高估了20.7%，、21.1%和21.8%。因此农业总产出和农业增加值被高估了。针对这种情况，GDP应当相应地向下调整。这是世行所没有料到的。
3、农村工业
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表明：由农业部乡镇企业管理部门统计的农村工业总产值数据高估了18000亿元（1995年），占全部农村工业总产值的40%。显然，与世行的判断恰好相反，农村工业产出应当向下调整，而不应当向上调整。
4、农村服务业
世行关于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不完善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统计状况来说，是不过分的。但是，中国在1993至1995年开展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对包括农村服务业在内的全部服务行业进行了全面调查，同时，根据普查资料对GDP历史数据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表2：第三产业普查关于服务业增加值和GDP数据的调整比率(%)
年度GDP第三产业运输邮电通信业商业非物质服务业
19781.04.40.00.09.3
19801.15.20.00.09.6
19855.120.60.052.211.9
19865.321.20.058.112.4
19875.823.00.062.313.2
19886.123.40.065.110.7
19895.720.30.066.78.8
19904.817.22.767.68.5
19917.124.710.467.613.9
19929.333.19.588.721.7
199310.032.011.773.424.8
注：本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和《中国统计年鉴，1995》计算。
事实上，这种调整已经大大超过世行对农村服务业的调整。例如，世行对农村服务业数据的调整导致1992年GDP数据上升6.5%,而第三产业普查之后，中国对同年GDP数据的上调比例达9.3%。因此世行对中国农村服务业统计的判断和数据调整已经不再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三）估价调整问题
90年代初以来，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模式，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世行认为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低的服务业和煤炭工业价格分别上涨了222%和206%，而属于土地和资本回报率最高的消费品制造业的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价格仅分别上涨96.8%和60.3%。特别重要的是，目前，市场机制在中国货物和服务价格形成中已经起了主导作用。货物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部分服务业，如居民福利性住房服务业仍偏离市场价格外，绝大多数服务业的价格也由市场决定。即使那些偏离市场价格的服务业也正在迅速向市场价格过渡。例如，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住房服务将市场化，福利性住房服务不久将不复存在。
另外，有关部门在对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进行国内外价格比较时发现，1998年11月，国内价格高于国际价格的有22种，占69%，其中包括小麦、玉米、大豆、豆油等农产品，硫酸、盐酸、尿素等化工产品，汽油、柴油等能源产品，铝锭、生铁等冶金产品，等等。
总之，在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规模和价格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世行仍然依据1987年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进行价格方面的调整，也势必导致GDP数据的高估。
注1：由于中国官方GDP和GNP数据差距不大，世界银行在计算中国官方人均GNP时是以中国官方GDP数据，而不是以GNP数据为基础。由于同样的原因，本文对GDP和GNP不加区别。
注2：中国官方人均GNP是按人民币计算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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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银行文件：《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国家统计局内部翻译件。
3.国家统计局1998年制定：《国家统计报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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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宪春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煤炭考察报告篇6
3月3日至3月1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2005年十届三次会议以来，全国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就“促进中西部崛起”、“农民工生产生活情况”、“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老区经济发展与扶贫开发”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并形成了考察报告19篇；部分专门委员会就“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推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强化环境保护统一监管能力”等问题形成了专项调研报告。
在本次全国政协会议上，记者重点采访了经济组的分组讨论。他们之中，有曾长期担任经济部门领导职务的老领导、老同志；有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有担任大型国企领导职务的企业家，也有纺织、有色等行业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十一五”规划草案等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涉及最多的问题包括“十一五”规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保护农民（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利益；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西部开发、东北振兴；金融体制改革及金融安全；环境、能源问题；煤炭安全；加强社会保障，解决群众医疗、教育、住房等。
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们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据统计，大会共收到2040余名委员的提案5030余件，参与提案的委员占委员总数的90%。从委员提案份数上看，最受关注的仍然是经济建设问题，共2213件，占全部提案的45.18%，其次是科教文卫体1441件，政法和社会保障的1244件。从统计数字上看，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生活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医疗卫生、教育、司法腐败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保障、住房已成为制约消费的重要瓶颈。
本次会议提案内容主要有：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国有大型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善市场发展环境，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深化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自主创新与成果转化；进一步扩大开放，完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增加教育投入，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服务体系建设，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深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加大食品、药品监管力度；进一步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止重特大事故频发；积极发展慈善事业，关爱城乡困难群体；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加大扶贫济困力度；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贯彻民族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加强内地同港澳的交流与合作，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构建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争取祖国和平统一；加强人民政协工作，充分履行政协职能。
煤炭考察报告篇7
[关键词]民族政策；过程；实证分析
[作者]龚志祥，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法学博士。武汉市，430074
[中图分类号]13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08-010
鄂发[1995]26号文件是湖北省委省政府为扶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尽快摆脱发展困境，促进恩施自治州同全省一道共同奔向小康而出台的政策，也是湖北省第一次专门就省内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而出台的最高规格的文件。
一、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政策背景分析
(一)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恩施自治州或恩施州)于1983年12月1日成立，是全国成立时间最晚的自治州，现州庆日为每年的8月19日。恩施自治州地处湖北省西南部，处湘鄂渝三省(直辖市)交界处，西连重庆市黔江区，北邻重庆市万州区，南面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接壤，东北与本省神农架林区相连，东面与本省宜昌市接界，是我国中西两个经济带的结合部，属国家西部大开发范围。
恩施自治州国土面积24061.25平方千米，占湖北全省总面积的12.89％，以山地为主，平均海拔高度1000米，海拔1200米以上的地区占29.4％，海拔800米以下的地区占27％。全州可耕土地偏少，人均耕地1.17亩。州境内气候的分布，在时间上具有冬暖夏凉、雨热同期的季风性特点，冬少严寒，夏无酷暑，雾多湿重，雨量充沛，长江横穿本州东北角，州内流程39公里，属著名的长江三峡地域。省内第二大长江支流清江发源于恩施自治州境内利川市，干流全长425千米，州境内流程305千米，流域面积10893平方千米，是全州主要经济带。
恩施自治州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独特、拥有较大开发潜力的山区。由于地理条件的优势，恩施州具有从南亚热带到寒温带各种动植物生存的环境，生物资源不仅以丰富性、古老性和多样性著称，而且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开发潜力，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全州植物资源有215科、900余属、约3000种，动物资源146科、500多种。恩施自治州的能源资源主要有水能、煤、天然气和风能。全州水能蕴藏量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大，共有大小河流60多条，总流域面积21801平方公里。水资源总量为299.8亿立方米，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509万千瓦，可开发量349.1万千瓦，占全省的10.6％。本州岩溶发育强烈，暗河伏流多，地下水储量丰富，类型为裂隙岩溶水，储量64亿立方米，占全州水资源总量的21.4％。恩施自治州已探明煤炭储量2.19亿吨，居全国第26位、全省第一位，年均开采量约120万吨，占全省开采总量的19％。天然气资源，储量达110亿立方米，现已铺设输气管道至利川、恩施两市，并已正式通气点火，风能理论蕴藏量为50-60万千瓦，可开发量为36万千瓦。州境矿产门类较多，储量丰富。恩施自治州已探明矿产60种，产地366处，铁、煤、石煤、天然气、磷、黄铁矿、耐火粘土等7种矿产，居全省第一位。恩施州硒资源极为丰富，分布广，含量高，居世界之首，硒产品和硒矿床的开发前景广阔，将为世界70％以上缺硒地区带来福音。州境地形以山为主，喀斯特地貌发育，溶洞溶洼众多，峡谷幽深，奇峰异洞，山青水秀，深山之中珍藏着无数胜景，加之，土家族人在州境繁衍生息了数千年，他们勤劳、勇敢、智慧，与苗、汉等民族人民一道创造了无数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物和人文景观。全州基本形成了三大旅游景区，即巴东神农溪旅游景区、恩施清江旅游景区、利川腾龙洞旅游景区。
(二)恩施自治州委政策研究室的三个考察报告
1995年3月，恩施自治州人民政府组织学习考察团到周边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黔江地区进行学习考察，其中州委政策研究室派出了两位同志随团考察。湘西自治州和黔江地区都是与恩施自治州紧密相连的地区，当时的黔江地区属四川省(现为重庆直辖市所属)，是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由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等五个自治县新组成的一个地区。恩施自治州与这两个地区同属于武陵山区，区域特点大体相同，都是集老、少、边、山、库于一体的贫困地区，人口结构类似，人口密度和人均占有耕地也相差无几，只是恩施州的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比湘西和黔江要多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开展对这三个地区的比较研究对恩施州的发展定位有其现实意义，有利于增强上级机关作出帮助恩施发展的决策科学性和政策的目标性。
恩施州委政策研究室的两位同志考察归来后，形成长达万余字的考察报告。考察报告首先用事实讲述恩施州经济社会发展在川湘鄂边区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其次介绍湘西、黔江发展历程和经验，最后记录两位同志的思考、启示和建议。考察报告得到州党政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但是在送省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参阅这件事上遭到州里个别领导的质疑，认为是在捅娄子，给州里摸黑出丑。但是，州委政策研究室最终还是把考察报告送到了省里，最终引起了省主要领导和决策机构的高度重视，为恩施发展带来一片生机。
考察报告用近九年的数据对比，十二项宏观经济指标走势来说明恩施州这九年来在发展上远远落后于湘西和黔江两个相邻地区。这十二项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水平、工农业总产值及人均水平、工业总产值及人均水平、农业总产值及人均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及人均水平、地方财政收入及人均水平、地方财政支出及人均水平、银行各项存款年末余额及人均水平、银行各项贷款年末余额及人均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人均水平、职工年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报告比较分析指出近九年来恩施自治州经济发展的平均增长速度在12项指标中有10项位居末尾，有2项位居中间，说明已经处于落后状态。从人均水平分析，1985年时，恩施州有2项处于首位，6项位居中央，其余4项有2项比湘西低，2项比湘西高(黔江缺资料)，处于末位的没有；而1994年时，恩施州有6项指标降到了末位，5项位居中间，其余1项略高于黔江(湘西缺资料)，处于首位的没有。考察报告认为恩施州这些年来在武陵山区中经济增长最慢，现有水平最低，质量最差，经济发展动力显得最为虚弱，最终导致社会事业发展迟缓。
考察报告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湘西经验和总结出对恩施自治州的一些有益启示。报告分析认为，按国民生产总值计，从1985年起，湘西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就一直领先于恩施自治州，1986年至1994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比恩施自治州高3，49个百分点，人均水平1994年比恩施自治州
多400元。报告从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湘西自治州发展这一角度出发来介绍湘西州如何抓住机遇求发展。一是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十分重视，省委书记王茂林多次带领省直各部门负责人到湘西自治州逐县调研，回省后又找省委省政府领导一个个交换意见，找省直部门一个个听取汇报，酝酿、商讨举全省之力支持湘西自治州脱贫致富的具体办法、政策和措施；二是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抓住机遇，及时出台了《关于支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意见》(1994年湘发第17号文件)，随后又出台了《关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1994年湘委第23号文件)。这两个文件的出台对湘西自治州加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包括对湘西具有比较优势的五大支柱产业的扶持、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其它地市和省直部门对口支持湘西自治州各县市、交通建设、邮电通信、电力、财政金融、干部交流、教育卫生文化、农村发展等各方面；两个文件操作性强，措施具体实在，有责任目标和实施的规划步骤；文件动员的面很宽，基本上是举湖南全省各部门、各地市之合力，政策内容全面，指标具体，涉及到湘西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三是行动迅速，落实力度大。包括两个方面：(1)湖南省直各部门各地市行动迅速，落实快；(2)湘西自治州十分珍惜这次历史性发展机遇，上下齐动，抓紧落实。考察报告还结合恩施自治州的情况给出一些有益启示：一是要增强机遇意识，并坚信湘西自治州能争取到的机遇，恩施自治州也一定可以争取到。二是要克服畏难情绪，建议恩施自治州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走出去，不应当缩手缩脚，不应有任何畏难情绪。三是要采取正确方法，耐心做大量过细工作，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心动人，锲而不舍，要争取让上级领导对恩施州情况了解透彻，增强决策的针对性科学性。四是要求真务实，百倍珍惜发展机遇，狠抓落实，湘西经验充分证明只有抓落实了，才算真正抓住了机遇，抓好了机遇。
(三)湖北省主要领导调研
恩施自治州委政策研究室送到省委省政府的考察报告引起了湖北省主要领导和决策机构的高度重视，为促成湖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到恩施自治州调研起到一定作用。州委政策研究室关于《恩施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在川湘鄂边区中的地位迅速下降》的考察报告送到省相关部门和领导手中一个多月，省长蒋祝平和省委副书记杨永良于1995年6月率省直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恩施自治州调研，调研组用10天时间考察了解恩施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
省调研组一行深入八个县市，察看了一批骨干企业和正在建设的重点工程，看了一批不同类型的农业和多种经营生产基地，走访了部分农户、学校，拜访了部分扎根山区的科技工作者，沿途听取各县市的工作汇报并交换意见。省调研组一行还实地参观考察了湖南湘西自治州的龙山县和重庆市的黔江地区部分地方。最后，省调研组听取州委州政府关于恩施自治州的全面汇报，使调研组对恩施自治州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调研组还听取恩施自治州对省里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为下一步深入研究和解决恩施自治州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作准备。
省调研组在恩施自治州调查研究时，省长和省委副书记代表省委省政府分别表态，代表省委省政府来看望大家，来认认门，认认人，向大家学习，实地考察了解恩施自治州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省长蒋祝平说：“这次调研回去后，结合你们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要求，省委省政府还要召集省直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打算制定一份扶持恩施州加快发展的正式文件。”“对你们提出的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问题，本着网开一面，尽力支持的要求，进行研究。凡属在这里有条件解决的，就解决答复，一时确实不能解决的，我们带回去研究，再作答复。”省委副书记杨永良说：“恩施州山青水秀，风景优美，民风朴实，资源丰富，潜力很大。……我相信，通过这次调研，省委、省政府将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地区工作的领导。”“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回去以后，省委、省政府将研究制定支持恩施加快发展的政策。恩施州也要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放开搞活，充分调动全州人民的积极性，共同加快自治州的发展。”省调研组明确表示，这次到恩施自治州来调查研究，一是学习恩施州广大干部群众建设山区的好经验、好作风；二是了解恩施州当前在加快发展过程中有什么新情况、新问题。省调研组在实地参观考察了湖南湘西自治州的龙山县和重庆市的黔江地区部分地方后认为，人家采取什么有效政策，我们可以先学过来。省调研组还了解到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湘西自治州的政策放得很宽，扶持的力度很大，下的决心也大。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在湘西自治州检查工作时讲到了“三个有利于、两个一切”(只要有利于自治州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湘西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自治州各民族的团结稳定，一切措施可以采取，一切政策可以实行)，认为这“三个有利于”和“两个一切”，我们可以借鉴过来。
省调研组这次考察对扶持加快恩施自治州发展达成了共识。认为恩施自治州在湖北省的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必要而且能够把恩施自治州建设成为湘鄂川黔边界经济最活跃、社会事业最发达的地区，应该把恩施自治州建设成为全国最先进的自治州。省长蒋祝平要求省直各部门和地市在支持恩施自治州发展上要动真感情、下真功夫，进一步强化扶持措施，加大扶持力度，扎扎实实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他强调，扶持恩施自治州加快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是全面振兴湖北省经济和维护民族团结的重大举措，是全省上下、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我们必须举全省之力，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努力为恩施自治州人民多办几件实事，促进恩施自治州人民同全省人民一道共同奔向小康。
二、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分析
恩施自治州委政策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上报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川湘鄂边区学习考察报告引起了省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省长均作出重要批示，促成了省调研组的到来，在省委省政府的主持下，中共恩施自治州委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还亲自参与了鄂发[1995]26号文件初稿的起草工作，为促进恩施自治州加快发展的鄂发[1995]26号文件的出台立下了汗马功劳。恩施自治州民委为了争取省委省政府的文件早日出台，先后两次到湘西自治州考察学习，把湖南省如何支持湘西自治州的文件摘抄汇编送省委省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把湖南省支持湘西自治州发展的经验向州委州政府和省民委汇报，先后三次召集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参与文件初稿的草拟工作。1995年12月8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加快恩施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并以鄂发[1995]26号文件正式下发全省各部门各地市州执行，为恩施自治州加快发展给予了极好的政策支持。鄂发[1995]26号文件共38条具体政策内容，所以恩施自治州将其简称为“省38条”或“38条”。
(一)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要素分析
鄂发[1995]26号文件的颁布对促进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政策效果十分明显，是“我州实现民族区域自治以来含金量最高，操作性最强，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好文件”。鄂发[1995]26号文件作为民族政策进行解读和研究，有利于更成熟地促进恩施可持续发展的民族政策出台，对恩施自治州将来争取更实在的民族政策会有一些帮助。
鄂发[1995]26号文件是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团结总政策的具体体现，是为了更进一步促进湖北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为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性的文件，因此，从大的原则看，该文件是一项政治政策。鄂发[1995]26号文件是一个综合性的文件，是为了促进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全面全方位发展而出台的民族政策，从具体内容上看，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因此，该政策既是政治性民族政策，也是民族经济政策、民族文化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社会政策等。
鄂发[1995]26号文件所要解决的民族政策问题应是恩施自治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不够的问题，以发展为主题，也是解决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从政治角度看，鄂发[1995]26号文件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是贯彻党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是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政治任务。从经济角度看，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全省相比主要是发展上不平等，实力落后于全省和周边地区，主要是：基础设施差，资金积累能力弱；支柱产业和骨干企业少，财政困难，后劲乏力，群众收入水平低；社会事业发展相对缓慢。因此，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政策重点突出以发展为主线，尤其以加快经济，提升增长速度，资源开发，增加经济总量为重中之重。全文件共38条，其中26条涉及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和要求，4条涉及教育发展，2条强调发展科技，关于卫生、广播电视、人才培养、文明建设各1条，鼓励恩施州各族人民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要求恩施州各级党委和政府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开拓进取1条，最后1条就是所有同类文件都有的内容，如原有文件要求与之相抵触的，以本《决定》为准1条。总之，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目标就是要使恩施自治州尽快摆脱发展困境，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促进恩施自治州与全省一道共同奔向小康。
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系统可作如下归类：
1、民族政策主体，包括决策主体、咨询主体、执行主体和监控主体等。根据文件的文号可知鄂发[1995]26号的民族政策决策主体是中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具体负责决策人应是省委书记、省长，再就是副书记和副省长。咨询主体应是所有参与鄂发[1995]26号咨询的机构和个人，湖北省省长于1995年6月所率到恩施自治州调研的省直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是咨询主体的一部分，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恩施自治州委政策研究室应是政策咨询主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还应包括向省委调研组汇报工作的恩施自治州的领导。执行主体很宽泛，省委省政府、省直各有关部门、州委州政府、州直各有关部门、恩施自治州各县市委政府和县市直部门等，还有各金融机构、税务部门、各级学校、科研院所、部分企业等。监控主体以自我监控为主，文件同时隐含省委省政府和恩施州委州政府是主要的监控主体，各级民委机构具体实施监控和督办，还有财政、审计部门。但文件没有明文规定谁来监控鄂发[1995]26号文件执行的全过程，如何监控也没有作出规定，政策监控主体和监控机制缺位，不过鄂发[1995]26号文件在下发执行过程中，州民委与州直有关部门联合制订了几个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文件，与州教委、州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助学金、高寒乡民族教育补助款使用管理办法》，与州卫生局、州财政局联合制订了《少数民族医疗减免费使用管理办法》，同时，制定详细规划，加强资金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请财政、审计专业人士授课，配备统一的资金管理设备，加强监控力度，再就是与相关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专门就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助学金、高寒乡民族教育补助款以及少数民族医疗减免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召开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成功的经验，纠正出现的偏差。这算是对鄂发[1995]26号文件执行进行监控的一种弥补，不过从此例中也可知监控主体之多。又如，文件第28条规定“九五”期间，由省教委和团省委负责协调，组织省直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捐资帮助恩施自治州兴建或完善120所希望小学。由团省委牵头在全省内筹集希望工程基金3000万元，其利息用于救助失学儿童。此条中的执行主体有省教委、团省委，省直机关、部分企事业单位，在执行过程中，还有相关金融机构、恩施州的有关部门、文件涉及的有关学校参与，也是民族政策执行主体，建设学校过程中，设计单位和施工企业也要进入，作为民族政策执行主体而存在，工程竣工后还存在验收和决算，因此，还有各级质量监督部门、审计部门作为民族政策监控主体参与政策过程，当然省教委和团省委同时也是监控主体。
在鄂发[1995]26号文件出台执行的同时，省人大通过了《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将支持恩施州经济社会发展上升到法规的形式，规定恩施州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有权依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现代化建设。加速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从法律上保障和尊重恩施州的自治权。把政策执行和监控上升到法律层面，增强了主动性、稳定性和严肃性。
2、民族政策客体。从鄂发[1995]26号文件的实施空间来看，民族政策客体应是恩施自治州境内所有受益者、需进行开发的一些资源、要改造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湖北省内需要向恩施作出支援扶持的单位和个人。就恩施自治州境内来看，州委州政府及其所属有关部门、各县市委政府及其所属有关部门、有关学校、科研单位、部分企业和个人都是民族政策鄂发[1995]26号文件的客体。如，文件第28条(见上)所涉及的民族政策客体应是需要建设的120所希望小学和3000万元资金利息所救助的学生，同时还包括进行捐资建校的省直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
3、民族政策环境。鄂发(1995]26号文件出台大的政策环境是国家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也是外在政策环境；内在的政策环境有恩施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发展等，还有恩施自治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矿产、生物、气候、水利等；恩施自治州各族群众和领导盼望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决心以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意识到恩施自治州发展在全省的重要地位也是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政策环境，如果没有恩施州委政策研究室的三个考察报告送到有关决策人参阅，实事求是反映恩施自治州的现状，没有省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政治责任感，鄂发[1995]26号文件出台的希望是很小的。
(二)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效果分析
鄂发(1995]26号文件所涉及的大多数民族政策条文执行的时间应在1995年至2000年这个
时间段，主要集中在“九五”时期，也有一些是没有规定具体终止时间的，如文件第28条规定由团省委牵头在全省内筹集希望工程基金3000万元，其利息用于救助失学儿童。文件第29条规定省计委、省教委每年安排一定的省重点院校招生名额给恩施自治州。还有一些条文是以完成政策任务为终止期限，只设定一个最后期限。
鄂发[1995]26号文件出台后，州委州政府首先把文件中的38条按照政策内容逐一分解到州直34个相关部门和县市，实行对口衔接进行落实，其次州委州政府领导带队赴省汇报，争取政策落实措施，加大政策落实力度。1996年9月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率省直30多个部门到恩施自治州召开全省首次民族地区工作会议，为落实鄂发[1995]26号文件，促进恩施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场办公。根据鄂发[1995]26号文件第26条规定，湖北省人民政府在1996年10月22日下发了鄂政发[1996]82号文件即《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616”工程开展对口支援恩施、建始、来凤、长阳等四县市工作的通知》，文件规定了对口支援工作的任务，即各由一名省级领导牵头，率领6个单位(省直2个部门、1家银行、1个大中型企业、1所大专院校或科研单位、1个省辖市)组成支援团，对口支援民族自治地方1个县市，每年为每个受援县市至少办6件有一定影响的实事，就是“616”工程。文件要求本着“各展其长，优势互补，急事早办，可办先办”的原则，支援团每年要统筹协调，作好部署；受援单位也要相应建立工作责任制，予以积极配合，确保所办好事与实事的落实，以取信于民族地区和广大干部群众。1997年州政府办公室下文要求各县市人民政府和州直有关部门总结检查26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后由州民委汇总以恩施州民字[1997]54号文件即《恩施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1995]26号文件的情况汇报》。1998年上半年：省委省政府在恩施自治州召开办公会议，后又下发了鄂办文[1998]25号文件，对鄂发[1995]26号进行强调与完善。州委州政府又主持州直有关部门再次检查鄂发[1995]26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由民委牵头汇总后以恩施州民字[1998]50号文件即《恩施州贯彻鄂发[1995]26号文件、鄂办文[1998]25号文件的情况汇报》，向州委、州政府和省民委作了汇报。
鄂发[1995]26号文件具体的政策效用如何，以1997年全州汇总统计数据为例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贯彻鄂发[1995]26号文件争取资金总额达16.89亿元，其中无偿资金1.3亿元。全州贷款余额65.18亿元，增长幅度高出省平均增幅3.79个百分点，金融部门三年免交二级准备金18872万元，免购国库券7600万元，免购金融债券3550万元；援建的120所希望小学，1997年底到位资金1425.49万元，85％的希望小学竣工；“616”对口支援三县市落实项目50多个，到位资金4650万元；扶持民族教育、卫生事业，四年共拨付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助学金1000万元，高寒乡教育补助费96万元，少数民族卫生医疗减免费480万元。另据恩施州民字[1997]54号文件反映，鄂发[1995]26号文件的38条规定中，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有25条，完全按照文件落实的只有5条，部分落实或正在落实的只有17条，完全没有落实的有3条。再看“九五”末期(2000年)的一些统计数据，全州国民生产总值实现1641900万元，而政策出台前的1994年实现488758万元，增长3.35倍；工业总产值681900万元，而政策出台前的1994年为258645万元，增长2.63倍；农业总产值470000万元，而政策出台前的1994年为243437万元，增长1.93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29600万元，而政策出台前的1994年为153769万元，增长2.79倍；全地域财政收入133100万元，而政策出台前的1994年为47339万元，增长2.81倍；银行各项存款年末余额1239825万元，而政策出台前的1994年为174730万元，增长7.09倍；银行各项贷款年末余额910986万元，而政策出台前的1994年为340802万元，增长2.67倍。从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中可见鄂发[1995]26号文件在促进恩施自治州发展中起到了十分明显的积极作用。
鄂发[1995]26号文件帮助恩施州切实把握住一系列重大的投资机遇，使恩施州逐步进入了投资高峰期。“九五”时期，全州投资规模稳步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09.72亿元，为“八五”时期的1.88倍，年均增长25.1％，相当于建国后至1995年45年间全部投资总和的1.43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以上。这一时期，全州共安排重点建设项目51个，累计完成投资近32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56.61亿元的56.48％，成为全州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的重要支撑。全州农田水利、交通通信、电力、城市市政等基础设施投资达37.2亿元，是“八五”时期的3.69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由“八五”时期的26.4％提高到33.9％。“九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由62.20亿元增长到120.96亿元，全部工业总产值由34.99亿元增长至79.97亿元，财政收入由5.73亿元增长至10.60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人均3685元增长至人均562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851元增长至1520元。
鄂发[1995]26号文件根据恩施州的实际情况，对恩施州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特色产业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实行重点支持，对恩施州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重大拉动作用的一些项目，省委、省政府及省直各部门全力支持。领导重点研究，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向国家积极争取，取得显著成效。大力支持恩施州的交通项目，着力缓解交通“瓶颈”制约，为恩施州发挥后发优势奠定了良好基础。投资120亿元的水布垭水电工程，在省委省政府及省直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坝址最后确定在恩施州巴东境内，并于2002年正式开工，对建设恩施州清江流域经济带将起到重要作用。在宜万铁路的立项争取工作中，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积极向国务院领导和上级部门汇报，把恩施州的发展当作全省的大事要事对待，使投资180亿元的宜万铁路报经国务院批准于2002年7月由国家计委正式立项，控制工程万州长江铁路大桥2002年已动工。一大批水利、水电、公路、城市建设、教育、生态环境、农村饮水等项目投资建设，将为解决恩施州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事关恩施州各民族发展的重大项目的立项开工建设，均与“九五”期间的积极争取有关，与鄂发[1995]26号文件有关，与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民族工作的重视有关，体现了民族工作无小事。2003年，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又转发了省扶贫办《关于加大对恩施州扶持力度的意见》，出台了进一步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
三、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评价
(一)关于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定位
江泽民曾说：“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涉及全局的大问题”。正如鄂发[1995]26号文件所说，“恩施自治州是我省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尽力帮助他们加快发展，是全省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全省各级部门，都要从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维护民族团结、振兴湖北经济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快恩施自治州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没有包括恩施自治州370万各族群众在内的贫困地区达到小康，就不能算是全省实现了小康目标。”“加强恩施自治州的发展，是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重大举措”。从省委省政府的角度来看，对恩施自治州的重视确实达到了，坚决贯彻了中央精神，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足见当时湖北省领导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责任感。这与当时的省委书记贾志杰本人的认识有很大关系，他曾在甘肃省任省长多年，甘肃省是个多民族省，居住有藏、裕固、蒙古、哈萨克、回等少数民族，建立有多个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因此，贾志杰对党的民族政策有正确态度，对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政治性、敏感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省主要领导不仅从认识上具有政治家的远见，从行动上也能说明其重视民族地区发展的决心和对宪法及有关法律的尊重，充分体现了对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视和实践精神。可是，恩施自治州本身重视不够，主要领导对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不熟悉，没有吃透鄂发[1995]26号文件精神，认识不到位，坐失部分发展机遇，实在可惜。省直部门没有接受系统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育，对政策执行不积极，没有后续措施跟上。从此例可见，民族地区的发展，一部好的民族政策出台是其基本前提，各级领导部门和主要领导尊重少数民族意愿情感和具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要某一环节的领导认识水平和高度没上去，不懂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就会使民族政策效用大打折扣。
鄂发[1995]26号文件从总体上说还是有政策执行时间问题，主要是在“九五”计划期间。可是民族问题、民族发展和民族地区发展都是一个长期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是短期能够彻底解决的。恩施自治州没有推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将这些对恩施自治州发展起很大推动作用的政策长期化，写进湖北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中去是一重大损失。鄂发[1995]26号文件第3条规定“省里编制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要有体现加快恩施自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容，做到举全省之力，大力扶持和支持恩施自治州的发展”，可是，恩施州在“十五”计划期间没有争取到新的民族政策出台，举全省之力支援恩施自治州发展的政策失去了连续性，实在可惜。由于湖南省长沙市长期全力援助湘西自治州龙山县发展，使紧邻龙山县的恩施自治州的来凤县倍感压力，与龙山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在此情况下，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武汉市对口支援来凤县。这是“十五”计划期间湖北省就恩施自治州的发展作出的一个比较大的决定。
通观鄂发[1995]26号文件，涉及促进恩施州经济发展的条文居多，内容全面，措施也硬一些，细化一些，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条文少，解决的是一些很具体的个体事项，目标单一，并不解决这一方面带根本性的问题。关于发展恩施州民族文化、保护自然和人文环境、城乡协调互动发展、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选拔任用、社会保障屏障构建和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的内容文件没有涉及，对政策资源的分配使用在讲究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不够，对恩施州的全面协调发展考虑不够，势必影响其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
(二)关于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系统
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政策执行主体比较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进行统一规范，削弱了政策效用。本来是省委省政府的大政策，强调的是举全省之力支持恩施自治州民族地区发展，可是，由于省各级部门和省内其它地市对民族政策的认识水平不高，对恩施自治州的发展在全省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进一步削弱了政策效用，最后实际上成了省州县各级民委的政策了，无论是向上争取还是向下贯彻，都是民委部门在上窜下跳。恩施自治州民委曾在1997年10月向恩施自治州委政府提出建议，州、县(市)应成立州委州政府、县市委县市政府领导为组长的贯彻落实“38条”(鄂发[1995]26号文件)领导小组，从有关部门抽调工作人员组成办公室，负责“38条”贯彻落实的组织协调、检查督办、通报情况。因为“38条”的各条涉及到各部门，内容十分丰富，单独任何一个单位或部门都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可惜州委州政府没有采纳，各县市也未见行动，真是一大损失。如果省、州、县各级党委政府成立专门机构，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政策执行主体就会紧凑一些，配合协调就会好一些，贯彻落实的难度就会减小。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政策监控主体、监控措施和监控机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和创设，使该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缺少规范和约束，必将影响到政策效果和政策目标的实现，也是这个文件应该完善的主要方面之一。
鄂发[1995]26号文件是就恩施自治州全面发展作出的决定，可是政策受益者(政策客体)分布并不公平，后续政策完善和政策框架没有相继出台，使政策客体异位。如关于120所希望小学建设的选点和选址问题，由于没有出台建设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部分背离了鄂发[1995]26号文件的精神，大的方面实行的是平均主义，每乡一所，事实上从促进共同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破坏了公平和救贫扶困原则。同时还考虑了上级便于检查和参观，因此，希望小学又大多建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并不全是从需要出发，部分地方搞成了锦上添花。又如，鄂发(1995]26号文件的第27条规定，建立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助学金。每年由省财政给恩施自治州各县市安排30万元，州直1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特困户子女的学杂费补助，由各级民族工作部门与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共同管理，专款专用。在执行过程中，只有极少数县市按照文件执行了，落实到了真正的受益者头上，在部分县市被挪用，改变了资金使用方向，政策客体异位。
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政策环境，从宏观环境来看，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恩施自治州遇上了绝佳的发展机遇，国家正实行“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恩施自治州均属于贫困地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十分重视关注恩施自治州的发展，“九五”期间，省委书记和省长六次到恩施调研和现场办公，为推进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执行力度，还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可是，恩施自治州本身的认识不到位，州委州政府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处于被动局面，没有热情和激情，没有战略眼光，部分破坏了和改变了这大好发展的政策环境。虽然恩施自治州民委向州委州政府大声疾呼，要求州直、各县市直各部门要克服怕跑路、怕花费的畏难情绪，应针对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搞好衔接，加强联系，争取理解，达到争取政策全面落实的目的。可是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各级党委政府对恩施
自治州境内的政策环境没有进行营造和创新。
(三)关于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执行过程
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很重视，省委书记和省长曾六次到恩施自治州调研和检查，就支持恩施自治州发展多次召开现场办公会议，解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但是也存在政策执行不力问题，主要是省州县三级均没有成立专门机构，没有专人专班；同时，后续研究没跟上，随着改革进程加快，需要有新的政策替换原有的过时的政策，可是，针对政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及时出台补充政策进行完善；省直部分单位的领导和恩施自治州主要领导认识没有高度，错失大发展的良机，部分延误了恩施自治州发展。
鄂发[1995]26号文件本来是个大政策好政策，可是，在执行过程中搞成了部门政策，成了小政策，主要是省、州、县三级民委部门在到处奔走争取，成了民委的部门政策，其它部门处于被动执行状态。省直有些部门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存在畏难情绪，没有当政治任务完成。各县市也存在怕跑路，怕困难的心态，不愿意积极去省有关部门争取政策落实。如，鄂发[1995]26号文件第28条规定，由团省委牵头在全省内筹集希望工程基金3000万元，其利息用于救助失学儿童的政策没有能够实现。这条政策执行起来确实难度大，客观上有很多原因，团省委没有执行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主观上也有原因，认识水平不高，没有去积极争取配套政策措施，运作机制没有出台。
政策监控、反馈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相应影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省、州、县三级都没有建立专门的政策监控机构，没有形成一套体系和指标来检验政策效果。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各单位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及时了解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及时检查督办，争取逐个解决突出的问题的日常工作机制没有形成。对落实《决定》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没有制定激励政策。
(四)关于鄂发[1995]26号文件的民族政策效用
正如鄂发[1995]26号文件所说，“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加强恩施自治州的发展，是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富裕的重大举措”。从省委省政府的角度来看，对加快恩施自治州发展的重视确实达到了相当高度，足见当时湖北省领导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责任感，体现了省领导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可是，恩施自治州本身重视不够，坐失部分发展机遇，实在可惜。省直部门执行不积极，没有后续措施跟上，部分减弱了“38条”的政策效用。
如鄂政发[1996]82号文件(616工程)规定，对口支援时间初定五年，支援团要搞好支援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和完善落实措施。对口双方每年要进行一次总结，并于年底将工作情况向省政府作出专题报告。要把帮助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为支援团的首要任务，用好用足党和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政策，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在人、财、物上尽力向受援县市倾斜。要搞好智力支援，帮助牵线搭桥，提高科技及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以形成自己的支柱产业和拳头产业，增强经济实力，培植发展后劲。从现在恩施的情况看，并没有实现文件所描述的前景和目标，不仅新的支柱产业和拳头产业没有形成，原有的初具规模的传统产业反而成萎缩趋势，甚至消失。如，建始、来凤两县原有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烟厂现已关闭，不复存在，原有的产业链遭到重大破坏，对社会长期稳定、人口就业和城市化均造成负面影响。
鄂政发[1996]82号文件规定，根据分工，对民族地区的四县市的对口支援工作由蒋祝平省长统一领导。支援单位的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对口支援工作，并列入议事日程，确定分管领导和承办部门，注：意保持人员的相对稳定。省政府办公厅政务督察室和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省计委，要定期和不定期对这项工作进行严格检查，督促落实。遗憾的是没有很好执行，严格检查和督促落实的政策手段措施没有出台，使政策效益大打折扣。
煤炭考察报告篇8
1、办学条件不断优化。完成投资2627万元，实施了校安工程、薄弱学校改造、学前教育校舍改造3类校建工程，其中9个闲置校舍改建幼儿园、13个农村薄弱学校改造工程及其他续建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在对农村薄弱学校实行经费倾斜的基础上，组织城区13所学校对29所农村小学及教学点开展捆绑式帮扶，累计落实帮扶资金11.3万元，组织送教下乡64场次，有力地推进了薄弱学校整改工作。同时，在全县所有学校大力开展美丽校园建设工程，累计投资40多万元，栽植苗木10万余株，购置盆景9万多盆，绿化空地1.2万平方米，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优化。
2、队伍建设切实加强。一是优化师资配备。在核编申报的基础上，通过省考、中西部人才振兴计划等途径招聘了66名短缺学科教师，充实了师资力量。二是狠抓师资培训。先后选派87名校长园长参加了省级高级研修培训、任职资格培训和岗位提高培训，更新了校长的管理理念，提升了管理水平；完成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部级550名、省级30名、市级580名，县级4038名，学历提高培训120名，进一步提升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水平。三是加强名师培养。先后评选县级学科带头人38名、骨干教师56名，选拔推荐市级知名教师10名、骨干教师10名、学科带头人12名，省级教学能手18名。
3、课改工作扎实推进。一是召开了全县课改工作会，印发了6份配套文件，在全县中小学全面推行“35X”高效课堂教学，选定31个校区进行试点，确保了课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二是加强了对高效课堂建设工作的检查指导，先后组织教研员深入基层学校听评课978节，举办专题讲座46场次，组织县级高效课堂观摩课5节、市级专家优质示范课6节，编发《教育简讯》18期、《县教研》4期，从技术层面有力地推动了高效课堂建设。三是加强了考察学习和专题培训，先后派出中小学管理人员及教师赴安徽六安市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湖北黄冈中学、重庆渝北职中和省内宜川、眉县、三原等地名校考察学习，累计达476人次。组织参加省、市高效课堂骨干教师培训653人次，有力提高了校长、教师实施课改的能力。四是开展了高效课堂系列评赛活动，评选表彰了12所“高效课堂建设先进学校”及100名“高效课堂教学能手”，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五是加大了教研工作力度，先后指导学校申报了6个省级、7个市级及156个县级课题，目前1个省级、78个县级课题已结题，全县中小学教师科研成果获国家及省级奖励56人次、市级奖励78人次。
4、教育质量大幅提升。先后邀请北京、西安等省内外专家、名师61名，举行高考专题讲座86场次，组织高三年级教学管理人员及教师赴渭南高级中学、渭南瑞泉中学等知名学校学习考察112人次，撰写考察报告44篇，召开学习考察报告会6场次，有力地促升了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2013年高考一本上线333人，比去年增长18人，上线率13.61%，增长1.93个百分点；二本上线1129人，比去年增长38人，上线率35.58%，增长1.25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高。
5、职特幼教协调发展。一是完成职教招生1889名，占总任务的105%，建成职业教育示范专业部级4个，省级4个。二是完成农民实用技术培训11089名、劳动力转移培训7032名，超额完成了各项成人培训任务。三是扎实开展家长培训工作，邀请北大周建斌教授、道北铁中呼秀珍老师做报告4场次，培训家长2900人次，进一步转变了家长的家庭教育理念，促进了家校联育工作。四是大力提升特殊教育办学水平，县特殊教育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轨道，被省教育厅命名为省级示范特殊教育学校。五是狠抓幼儿园规范化管理，累计开展幼儿教育小学化现象纠改及校车安全集中整治8次，进一步促升了全县幼儿园管理水平，公刘幼儿园创建成省级示范幼儿园，新民中心幼儿园、义门中心幼儿园创建成市级示范幼儿园，小天鹅幼儿园等5所民办幼儿园被评为县级星级幼儿园。
6、素质教育不断深化。一是扎实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狠抓青少年宫管理与使用，全县18个学校青少年宫在课余时间、双休日坚持向学生开放，极大地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逐层举办了中小学幼儿园“打造过硬素质争做阳光少年”素质教育成果展示活动，在全县中小学广泛开展了书法、绘画、制作、声乐、舞蹈、体操、乒乓球比赛活动，评选表彰了10个青少年宫工作先进集体、20名先进个人及174名优秀特长生，范公中学等30所学校被命名为县级特色学校。二是狠抓学生德育教育。先后组织开展了“我的中国梦”、“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主题教育及征文活动、“县好人”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文明礼仪风采大赛及烈士陵园祭扫、敬老院献爱心、法庭进校园等德育教育及实践活动，同时坚持定期举办德育、法制、感恩、励志、心理等专题讲座，全面提升了学生的道德素质。三是深入推进“六五”普法工作。全年累计举办学生法制教育专题讲座218场次，扎实开展了以案说法报告会、模拟法庭、庭审进校园、法制教育征文及法制手抄报比赛等普法教育活动，收到明显成效。邀请西北政法大学杨宗科教授、强力教授为全县400多名学校管理人员做“依法治校、依法施教”法制报告讲座2场次，组织力量进行普法宣传2场次，散发普法资料1万多份。四是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全年创建成省级文明校园1所，市级文明校园3所，县级文明校园5所。
7、教育现代化步伐加快。一是信息化建设力度加大。投资552万元，为全县11所学校配备了电子白板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完成了全县中心小学以上学校资源库建设工作。争取省上项目资金54万元，在全县36个村级小学实施了数字资源全覆盖工程，进一步提高了教育现代化水平。二是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成果丰硕。广泛开展了多媒体教学应用评赛活动，评选出“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先进集体”12个、“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手”90名，全县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显著增强。三是教育宣传工作成效显著，完成了《县教育志》编撰及出版工作，并于7月26日举行了发放仪式，我局先后被评为省及市教育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8、安稳工作扎实有效。一是狠抓安全教育。深入开展了“安全教育月”、“安全宣传日”等系列活动，相继开展专题讲座87场次、应急疏散演练55场次，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安全防范能力。二是狠抓安全培训。累计开展“安全与应急管理培训”、“食堂食品从业人员培训”221人次，进一步提高了学校管理及后勤工作人员的安全管理水平。三是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全年开展集中检查12次，督促学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70多处，创建成1所省级、2所市级、5所县级平安校园及1所市级应急管理示范点，表彰命名了10辆安全运营示范校车。四是狠抓校园交通安全管理。成立了校园交通安全管理中队，为全县幼儿园校车安装了GPS卫星定位监控系统，并与县交警队、城乡市容管理处联合开展了城区学校幼儿园上下学时段交通集中整治活动，进一步优化了校园周边交通环境。五是狠抓信访稳定工作。全年共接待、办理各级各类信访案件17件次，办结率100%，切实维护了教育系统大局稳定。
9、惠民政策全面落实。一是认真落实十五年免费教育。为全县高职中学生及学前幼儿免除学费2821.9万元，免除义务段学生地方教材费780万元，受益学生5万多名。二是全面推进学生资助工作。累计发放各类资助资金1124.53万元，资助困难学生18000多名。三是积极实施营养餐改善计划。县财政列支1739万元，在全县117所农村义务段学校实施了营养餐工程，受益学生19218名，营养餐学校覆盖率、学生覆盖率均达到100%。
10、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积极落实县委、县政府安排的招商引资工作，经过多方联系，促使东发实业有限公司决定投资3.6亿元在铁路大佛寺车站旁建设煤炭铁路运输专线一条，该项目的建成将极大地提升我县煤炭运输能力。目前，该项工程的各项建设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中。
11、纪律作风全面改进。一是出台了《教育局机关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的规定》和《学校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的规定》，进一步严明了工作纪律，提高了机关办事效能。二是全面开展了“干部集中学习教育月”及学习型机关、学习型学校创建活动。邀请知名教育专家张钦玉和宜川中学蒋永升校长为全县教育系统管理人员做专题讲座2场次，举办外出考察人员交流报告会4场次，为400多名教育管理人员提供了交流平台。同时，举办了局机关干部“谈学习、提素质、促工作”学习论坛活动，进一步更新了理念，提高了工作水平。三是扎实开展了“改作风、抓落实、促发展”主题活动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征集到的5类43条意见建议建立了台账，进行了逐条整改，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系统干部作风转变，评选出先进党支部10个、优秀党务工作者8名、优秀党员57名。
12、师德师风建设深入推进。后半年，在全县教育系统深入开展了师德师风教育整顿活动，制定印发了《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若干规定》、《县教育系统师德师风考评方案》等文件，扎实开展了师德师风建设“十个一”活动，先后举办师德师风教育专题讲座6场次，编发师德师风专题简报70期，并组织了师德师风理论知识测试，评比表彰了30所师德师风建设示范学校、30名师德师风模范校长和100名师德标兵，编印了《县师德标兵风采录》，举办了两场师德标兵事迹报告会，摄制了师德师风建设成果专题片。同时，以问题整改为抓手，着力解决了17个师德师风方面的问题，通报处理了一批教育整顿活动开展不力、教学行为不规范的学校和个人，促进了师德素质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