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考察报告范文

陶瓷考察报告篇1

长久以来，唐宋耀州窑的辉煌风采并不为世人所识，被湮没在渭北高原的黄土之下达五六百年之久。其实在古文献中，耀州窑是被记载较多的一个古瓷窑，在《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坦斋笔衡》等宋人的笔记中均有记载。其后各代文献亦有述及。

宋初，耀州窑制瓷工匠因创烧出一种新颖的碗形盛酒器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宋人陶b在《清异录》中对此有记载：“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深碗，状简古，号日小海鸥。”南宋《清波杂志》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颇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值得一提的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的说法，表明早在宋代耀州青瓷的青釉色调已经可以与被称为“千峰翠色”的越窑秘色相类了。而所谓极粗朴不佳之说，近年学界已提出陆游很可能是将耀州窑中心窑场的产品和其他省份的仿烧品混为一谈了。

正因为耀州瓷在当时受到人们的喜爱，才被选中为常年例贡，成为北宋宫廷贡瓷。随着岁月的流失，到了近现代，学者们已不能认清耀州窑古瓷的真实面貌，对一些传世的耀州瓷一直不能确定其窑口。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曾误将五代耀瓷认作“东窑器”，宋代耀瓷认作“汝瓷”“北龙泉”“北丽水”，金代耀瓷认作“白龙泉”等等。当时，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传世的耀瓷与汝瓷有所不同，但苦于未发现窑口而不知其产于何处，因此就含混地称之为“北方青瓷”。

民间发现耀州黄堡窑址始于1931年修成榆公路，1939年又修了成铜铁路，两路均穿窑址而过，大面积的动土出土了不少古瓷器，而流散出去的瓷器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并受到“中外人士所珍视”。而学术界对耀州窑址的实地考察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建筑工程中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多饰有刻花龙凤纹，观察胎、釉不同于越窑和龙泉窑，考虑到上述文献中有耀州贡瓷的记载，怀疑是耀州瓷。次年，故宫博物院派陈万里、冯先铭及助手李辉柄来黄堡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同时还发现了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所刻的《德应侯碑》，该碑记载了北宋耀州窑陶瓷工艺的实况。之后陈万里先生著文谈了对该窑的初步认识，澄清了对宋代耀瓷的误认。但限于调查资料只来自于地面采集，所以当时只能略知耀瓷宋器的特点，对该窑的时代内涵和文化内涵还所知甚少。同年，陕西彬县城西洪龙河山洪暴发，水退后人们在断崖下发现了一个窖藏陶缸，内中掉出耀瓷约百件，捡拾打捞得54件。陕西省博物馆将此批器物以及各县出土的青瓷汇集成册，由陈万里先生作序，编著了《耀瓷图录》，成为问世的第一本耀瓷专著。

1959年，由唐金裕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耀州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472平方米，清理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出土晚唐、宋、金元瓷片8万多件。之后编写的《陕西铜川耀州窑》为耀州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批较为系统的科学资料。

1973年，由陕西省文管会派遣禚振西对灯泡厂一带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揭示面积113平方米，清理出宋代瓷窑1座，出土瓷片和窑具2万多件(片)。找到了五代青瓷和唐宋的多样瓷类品种，为日后的考古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还调查了旬邑安仁窑，在铜川以外的地区找到了耀州窑系的新窑址。

1984～1997年，杜葆仁和禚振西共同主持，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连续14年的系统发掘。发掘面积1.5万平方米，发掘瓷窑和作坊均有近百座；出土陶瓷标本100多万片，完整和可复原器物数万件；还有原料加工场、堆料场、晾坯场、窖穴，以及大量作坊具、模具、窑具等，确定了黄堡窑场从唐代至明代800多年的烧造史。这次发掘还新发现了唐代的三彩、琉璃瓦、青瓷、花釉瓷，出土了大量黑、白、茶叶末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青釉白彩、黑釉剔花填白等瓷类品种。特别是唐三彩和唐青瓷的大量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五代层是北方青瓷烧造的首次发现，找到了五代淡天青瓷和“官”字款青瓷，不仅填补了北方地区该段制瓷史的空白，同时澄清了传世“东窑器”问题；揭示了唐至元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系统地解决了其时代区分问题。

此次发掘不但为全面认识该窑的发展史提供了系统资料，也为唐至元明时期北方各窑口断代提供了重要资料。《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址》等系列大型考古报告均已出版，《金元耀州窑址》也正在编写之中。耀州窑考古发掘被列入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和“陕西十大考古发现”，考古成果为海内外所瞩目。主持发掘的禚振西女士为此荣获了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授予的“希尔金奖”(该奖项此前共颁予7人，首位获奖者是元青花研究学者美国波普博士)。由于禚振西对耀州窑考古发掘、科学研究和为铜川市文物及文化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铜川市政府2004年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同年她还被媒体评为陕西建国50年十大杰出女性代表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和80～90年代对耀州窑遗址的发掘，都是不同时期中国对古瓷窑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发掘。1988年耀州窑被国务院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为了保护、展示耀州瓷的珍贵遗存，铜川市建立了全国最大的陶瓷博物馆一―耀州窑博物馆。耀瓷已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文物界和收藏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围绕耀州窑的几个历史谜团，如鼎州窑、柴窑、东窑等问题，都在进一步探讨中。

2002年以来，由薛东星、禚振西领队，铜川文物考古部门在陈炉、上店、立地坡等地展开田野调查和地层解剖，到2007年，经过对三大窑场遗址的调查，共发现作坊、窑炉50多处；发掘清理金、元、明、清烧瓷窑炉共9座，明代生产琉璃瓦的窑洞式作坊1组3座，琉璃窑2座；采集和出土金代至民国时期陶瓷、琉璃建材、作坊具、窑具等文物标本约12万件(片)，其中可复原器物2700件。编辑出版了《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发掘报告和《陈炉耀州精萃》图录。另外，《陈炉耀州窑址》发掘报告也将于2009年出版发行。

陶瓷考察报告篇2

为深入贯彻县十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大力推进市场开发建设，近期由县委副书记李树春同志带队，“滨北兰西经济带”办公室、榆林镇、康荣乡、兰西镇、北安粮库等相关单位组成商贸流通专项招商组，于8月18日—9月13日，对长春一汽集团、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武汉汉西建材批发市场，四川德阳建材批发市场、广东佛山陶瓷市场进行了定项招商考察。

现将考察学习和招商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赴武汉等地招商考察的基本情况

（一）招商考察的实际效果。

此次招商考察采取市场考察与专项招商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建材批发市场、果菜批发市场、汽车农机市场进行考察和招商，通过与长春一汽、上海大众、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四川恒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着名流通企业进行对接，推介了兰西的区位、资源、产业和政策优势，达到了交流信息、形成合作意向、学习借鉴其科学运作模式的目的和效果。

考察期间与长春一汽轿车销售公司达成了建设兰西解放商用汽车销售中心的意向，与山东寿光蔬菜汽运公司李国峰先生达成了蔬菜供应意向，与内蒙古 公司签订了葵花供应合同，与成都 签订了玉米加工设备合同。

（二）寿光蔬菜、武汉建材、德阳建材、佛山陶瓷等专业市场建设的特点。

1、市场规模大。

建全国最大、做全国最大是四处专业市场的共同特征。

寿光蔬菜市场占地600亩，有3.2万平方米的交易大厅，8000平方米交易棚，7200平方米交易服务楼，5000平方米特菜专营区，2万平方米的外省市蔬菜交易中心，年成交蔬菜1.5亿公斤，交易额30多亿元，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

武汉汉西建材城，面积10多万平方米，分为板材、石材、钢材、陶瓷、洁具、灯具等30多个专业市场。

XX年，在市场规模、汇聚品牌、吞吐能力、经济效益等四个方面荣登全国同类市场榜首，XX年被授予“中国建材第一市场”称号。

四川德阳恒大国际装饰建材城由四川恒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发，于XX年6月奠基建设，总投资4亿元，占地400多亩，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入驻商家1200多户。

广东佛山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基地和销售集散地，全国建筑陶瓷2/3的产品来自佛山，被誉为“中国陶瓷城”。

2、建设档次高。

坚持高标准规划，高水平管理，高效率运营，是四地专业市场建设的又一特色。

寿光蔬菜市场投资4000多万元建成了电子拍卖中心，交易流程实现了电子化。

汉西建材城形成了从仓储到运输、从配送到终端市场的“一条龙”物流集散渠道。

四川德阳恒大国际装饰建材城由中国建材流通行业的着名企业承建，其设计理念、建筑风格、整体功能均属国内一流。

佛山“中国陶瓷城”以完备的产品贸易中心、信息中心，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实现了“买全国、卖世界”。

3、辐射能力强。

武汉等地以市场为牵动，带动相关配套产业跟进式发展，拉长了产业链条。

目前山东寿光蔬菜批发有限公司经过战略改组，市场体系延伸至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实力大幅度提高，产业龙头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实现了产地批发市场和销售地批发市场的直接对接。

汉西建材城拉动现代社区、交流与贸易、招商引资和配套产业长足发展，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

佛山地区的建筑陶瓷业拉动和吸引了民营经济裂变发展，陶瓷企业由1999年的180家增至目前的350家，年销售额达到150亿元。

二、招商考察的几点启示 武汉等地商贸物流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有很多成型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相比较而言，我县商贸物流经济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和市场体系发育初级阶段。

突出表现为：有形市场建设滞后，市场规模小、吞吐能力弱、经济效益低；政策出台、机制制定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削弱了民间资本和社会游资的投资热情；对发展商贸物流经济宣传炒作的力度不够，载体不多，形式单一，广大干部群众对发展商贸物流经济认识还不到位，主动创业意识差，商品观念淡薄，抓机遇的能力不强，等等。

借鉴武汉等地的发展经验，主要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1、武汉等地干部群众思想解放程度值得学习借鉴。

武汉等地的干部群众不囿于传统思维和惯性思维的影响和束缚，敢于和善于突破陈规，看准的事情咬住不放，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他们时时处处以发展为中心，以效益为根本，抓住广大民众想富盼富的迫切心理，以市兴场，以贸促工，贸工联动，带动和促进了民众思想更新、思路出新和方法创新，为农民走出土地进市场、走出农村进城市搭建了跳板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几年来，兰西广大民众以树牢经营理念为载体解放思想、激活思想、统一思想，在培育市场意识，对接市场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是，以树牢经营理念到创新经营实践需要一个过程，缩短这个过程，把民众潜在的市场意识激发出来，就要认真学习武汉等地的做法，以促进民众思想解放为根本，在激活思想、达成共识上重点施力，调动发展主体合力推进商贸物流经济提速发展。

2、建设专业市场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武汉等地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开发和壮大优势产业、发展商贸物流经济的根本就是建设专业市场，以做强有形市场加速形成无形市场，以市场为载体，搭建信息、技术、人才平台，推进产业开发和商贸物流经济互动发展。

XX年以来，在亚麻产业发展上，我们坚持走营销拉动、加工扩张、原料支撑、科技长入的发展路子，把进入颓势的亚麻产业转化成了经济强势。

在这一过程中，以市场化手段运作的黑龙江亚麻市场和宗正物流中心已经成为带动产业复兴发展的“龙头”。

尤其是成功举办两届亚麻编织品订货会和“首届中国（兰西）亚麻节”后，兰西亚麻产品营销网络已经覆盖国内大中城市，亚麻编织品市场份额占国内80%，今年9月又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纺编织名城”，目前兰西已经具备了区域性亚麻行业中心的雏形。

取得这样的效果，得益于我们抓住了营销牵动这个关键。

因此，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以贸促工”不动摇的做法，在“贸工立县”上实现重大突破。

武汉等地的做法，启示我们必须建设专业性强、规模大、管理水平高、辐射带动效果突出的各类专业大市场，以市场承载商流、物流、人流和资金流，以商兴业，以商活县。

要借鉴亚麻大市场的动作方式，促进专业市场建设向农畜产品交易、农机农资批发、建材批发、汽车超市、货运仓储等专业领域迈进，促进市场开发多元化。

3、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值得学习借鉴。

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老百姓经济。

只有充分尊重和发掘群众的首创精神，突出老百姓这个发展主体，才能为加快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陶瓷考察报告篇3

对禚老师而言，耀州窑是一个难得的平台，让她的考古工作有了研究的基础，使其工作充满了乐趣，并与古陶瓷的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如果说耀州窑是工作也是使命，那么古陶瓷的研究则丰富了她的考古内容，提升了耀州窑在学术上的贡献与地位。她在《耀州窑考古记事》中如此写到：“自己拿在手上，总有一种爱不释手又怕捏碎的感觉。现在撰写对往事的回忆，虽然已经事隔近五十年，但每每想起当初对这些耀州窑刻、印花青瓷的喜爱和着迷，仍然十分激动。这些事虽属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孕育出必然，我和耀州窑的缘分正是如此。”

考古之乐在于发现

考古总是与历史相联系的，禚老师说她喜欢考古，就是因为通过考古，能够让埋藏在地下不为今人所知的古代遗迹、遗物得以再现，使后人了解到我们的祖先在古代是如何生产和劳动创造的。考古学者可以与历史进行超越空间与时间的对话。通过文献的记载与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推理，在考古中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民俗习惯、社会形态以及技术经济状况等等。

1973年5月，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现更名为陕西考古研究院）资料室曾观察和学习泾渭考古队整理8万片耀瓷标本多年的禚振西，终于可以亲临耀州窑遗址主持该窑址的田野考古了。这支由禚老师领队、三个人组成的考古队，当其在遗址现场工作的时候，从未见过大学生的铜川灯泡厂的职工都跑来看，最后某些人的结论是，“什么女大学生，还不如农民挖土；来乡镇挖土，还不如在城里扫地”。可见考古工作环境的恶劣，当地考古工作条件异常艰苦，睡觉都是与灯泡厂的女工倒班睡，吃的是一半杂粮一半细粮，连青菜也没有。白天，考古队与几个民工一起进行发掘，晚上就洗瓷片写发掘日记。

然而，在采访中禚老师告诉记者，考古过程虽然很苦，但是通过对地层的分析，对这些出土文物的查证与对比判断，能不断发现问题，并且通过学习和研究不断解决问题，乐趣就在于此。她还介绍了耀州窑的概况：耀州窑地处西北地区，属于北方瓷窑，当时北方瓷窑在唐代多数烧白瓷，南方才烧青瓷。耀州这个地方的土适合烧黑瓷，但是黑瓷在造型和技术造诣上难以取得高档瓷器的成绩，难有成就，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难以形成品牌，所以要发展就要创新。而我们知道，耀州窑是一座历史名窑，其连续三个朝代为贡窑，如此成就，得益于其技术的创新与精益求精。为了创出自己的品牌，耀州窑学习了水平最高的越窑青瓷烧制技术，并且它不是简单地模仿和复制，而是将本地特有的文化、地质、交通等优势发挥出来，创新制作工艺，树立自己的青瓷特色，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到现在，耀州窑已有近1400年的历史，在宋朝时，它的规模空前，有“十里窑场”之誉，它的产品“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烧制瓷器品种多样，跨越白、黑、青瓷等等，既有贡品，也有民品。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唐代耀州窑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与其当时优越的大唐国都长安京畿窑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长安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会，唐代耀州瓷图案多样，造型丰富，技术精湛，烧制工艺先进，瓷器产品精美，得到了当时人们的认可，从而盛极一时。

禚老师说：“考古一点也不枯燥，考古之乐就在于通过出土的东西发现历史。尽管耀州窑已发掘这么多年，也出版了许多学术成果，但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只要坚持并且用心，还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并写出许多著作来。”在《耀州窑考古记事》中，禚振西老师还写到：“正是耀州窑的考古工作赋予了我学术生命，使自己大半生的奋斗和追求完全融入其中。”

工作之美在于兴趣

今年是禚振西老师从事考古工作51周年，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生涯，没有让她感到劳累，而是越来越投入。记者大致将禚老师的工作分成四部分：第一，考古发掘与研究；第二，陶瓷考古；第三，著作和报告文献的编写；第四，是陶瓷文物鉴定。除了耀州窑的考古与研究工作之外，禚老师还担负了陕西省文博单位馆藏文物鉴定等工作，并且还兼任了多家高校、文物鉴藏类专业杂志和网站的专家顾问等等。社会职务繁多，荣誉也有很多，但禚老师作为古陶瓷研究的名人、专家、学者，却对金钱与生活的态度比较简单。

在她心目中，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耀州窑的考古和研究，还有与儿子合作的“陕西古瓷窑调查”课题。有人说，禚老师对于事业的追求太强了，以致于这么一大把年纪还工作在第一线，那么辛苦，难以理解。但是禚老师作为一名考古学者，却不以为然，因为她有属于自己的看法。采访中，她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学了考古这门学科，在古陶瓷研究上又有了些经验与心得，并且懂得了一些技术，如果不趁着自己有生之年尽可能加以调研考察，一些尚未发现以及尚未纳入文保单位范围的古窑址和地方窑在全省各地迅速发展的基本建设中容易毁废了，就会没有了。将自己所学和所积累的知识，用于自己喜欢的工作中，就能做到坚持。而坚持最终会有收获，快乐就在于其中，澄城窑、白水窑、凤翔窑、彬县窑、韩城窑、丹凤窑……一个个新调查发现的古窑址不断填补着陕西古代陶瓷史上的空缺。

禚老师为记者回忆起1984的事情⋯⋯那年夏天，她和丈夫杜葆仁同时任领队，共同主持了此次长达十多年有计划、有目的的耀州窑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禚老师于上世纪70年代负责耀州窑黄堡窑和玉华窑场的发掘，后又担负《中国陶瓷史》陕西编写组的工作，再后来又到国内各大窑址或省博物馆进行详细的考察……基于这些，禚老师提出了从陶瓷工艺流程和中国陶瓷的角度来观察和衡量耀州窑的考古发掘研究目标，搞清耀州窑的整体内涵和发展历史。

学是与工作相辅相成的，因为要解决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就需要查考许多文献资料。为了完成整个考古发掘的工作，就要培训学员。发掘现场最少的时候有20多人，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同时工作，这些学员都是在工作中由禚老师以及考古队的研究人员边发掘边教学，从而培养出来的。有了专业的知识，发掘工作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收获的成果也越来越多。

与丈夫一起发掘耀州窑的那几年，是禚振西老师最兴奋、也是收获最多的几年。因为在他们夫妇二人的主持下，于2号挖掘区内发掘出了7个并列完整的唐三彩作坊，这是非常罕见的，出土的生产工具、器具以及准备烧制的泥坯等，基本上都还保持原样。随着耀州窑遗址考察的基本完成，竟挖掘出珍贵文物上百万件（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瓷品种类最多、保存最完整、人为破坏最少的古陶瓷文化遗址。1988年元月，黄堡镇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我国古耀州瓷发掘及研究基地。

如今，斯人已去，禚老师的丈夫已辞世十多年，但是在她的记忆之中，工作的快乐就在于共同的兴趣所在。丈夫和她一样也是陕西省考古所的研究员，虽然他仅是高中毕业，不是科班出身，然通过努力，同样取得了研究员的职称，同样与禚老师一起，经历了耀州窑历史上最成功的这次科学发掘，使禚老师被推到了耀州窑荣誉的顶峰，她也因此被铜川市政府授予“铜川荣誉市民”称号。确立了耀州窑在中国古陶瓷史中的地位，也奠定了禚老师在古陶瓷学术研究上的地位。

生活之美在于简单

禚老师说她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父母均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妈妈是学音乐的，爸爸是教美术的。但是三岁那年妈妈去世了，她要带年仅一岁的弟弟，爸爸带着两个小孩艰难地生活，她从小就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因此，在这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工作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条件有多艰苦，她都很乐观，并且很积极地去面对，从中找到快乐。因为夫妇两人的职业均为考古，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他们都是轮流出去发掘现场工作，禚老师能取得这些成绩，与丈夫更多的包容与付出是分不开的。在那独自领队发掘耀州窑的日子里，每次回到家，看着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孩子，堆了很多穿脏的衣服，她又会立刻投入到家庭事务中。

禚老师说，她所追求的生活就是简单，工作必备的照相机等工具一定要买好的。家中的事情能让电器做的就买电器来帮助完成。每次回到家，他们一家也会骑车子出游爬山，也会一家人包饺子、擀面条、炒小菜，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家里的电器例如洗衣机、电脑等无论多贵，他们家都会在产品出现的第一时间置办齐。为了能容纳下她日益增多的资料文献以及各地考查回来收集的瓷片，她还借钱买了一套大的商品房。

禚老师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学者，乐观、积极的工作态度，简单的生活理念，使现在七十四岁高龄的她依然头发乌黑、精神矍铄、语言有力、步伐稳健。每半个月从铜川的耀州窑博物馆回到西安家中，依然会邀上儿子一家共度周末。她是一个在生活上非常容易满足的人，当1997年被人意外告知到位于英国伦敦的中国领事馆领取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授予她的“希尔金奖”（Hills gold medal）时，她才去问别人“希尔奖”是个什么奖。后得知这是为了表彰在东方古陶瓷研究领域做出重大和卓越贡献的学者而设立、禚老师作为第八位获奖人、是迄今首位获此奖的华人学者时，她也仅淡淡地说，这可能与她前一年去英国皇家讲堂演讲有关，总之很幸运。

长年潜心于耀州窑的考古与研究，专注于古陶瓷研究与教学，取得了无数荣誉。当问及禚老师在得与失之间有无遗憾时？她说，遗憾的事是有的，就是丈夫过世得太早了。退休仅两年多，在那两年多的日子里，这边耀州窑的发掘研究工作依然进行，家中又有病重的丈夫需要照顾。每次丈夫总是催着她去耀州窑工作，但每次回来，又认为她丢下自己太久了而感到孤独。丈夫强忍着病痛依然支持着她的工作，而她也在工作与家庭不能兼顾的矛盾中穿梭于两地。据禚老师讲，那两年她瘦了很多。最后丈夫在弥留之际，依然叮嘱她：“但凡有可以工作的条件，要想办法把咱们还没完成的耀州窑的事做完。记着，不能让这个工作划逗号，也不能画成分号，而是要划上个句号。”

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她如今依然大部分时间还战斗在耀州窑博物馆，战斗在考古工作的第一线。她说，尽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掘与研究，耀州窑可写的东西依然很多，可研究的方面依然很丰富。考古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禚老师依然在努力，依然在坚持，以前丈夫是她工作的伙伴，现在儿子是她工作的好伙伴。为了完成丈夫的叮嘱，也是为了责任与兴趣所在，她说她将会坚持不懈！

陶瓷考察报告篇4

而时代也在陶瓷上烙下印记，如魏晋南北朝时，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风行于中国南北，瓷器上就普遍出现反映佛教境界的莲瓣纹，更出现了制作工艺复杂的莲花尊；中唐时期的“秘色瓷”，由于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重视，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内涵；宋代官窑青瓷通过社会士大夫的品赏，至宫廷后又使青瓷努力追求恬静、含蓄、意趣微妙的士大夫精神境界（如开片就是表现之一）；明清时的官窑瓷器处于封建统制制度没落之际，封建统治者阶级为了粉饰太平，渲染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景象，努力使造型向大型化、复杂化。

然而，国内当代陶瓷文化主流却缺失了时代元素，丧失了多样性。纵观各类陶瓷制品（商业化批量生产的日用、陈设产品瓷以及艺术收藏陶瓷），看似繁花似锦，但细细品味，多数却在进行着一个个模仿秀；对传统进行的复制，对市场主流的模仿。

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氛围缺乏创新，而陶瓷文化在文化结构和系统中属于工艺文化，因而属于文化的基础。从陶瓷文化在工艺文化中的地位来看，陶瓷文化是工艺文化的典型。中国素以瓷国著称，在西方人眼里，瓷器最能反映中国的文化精神。陶瓷文化现状正是当代中国文化现状的一个缩影。

另一方面市场大环境造成创新的艰难。由于国内消费者对陶瓷文化欣赏、认知有限，盲从现象严重，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陶瓷从业者不断地复制经典、复制过去、复制主流，以此作为卖点，得到消费者认同。什么样子的陶瓷制品好卖，一时间千军万马齐过独木桥，直到将其做滥、做死。在陶瓷从业者思想里，创新成为一种冒险。然而缺乏创新内涵的陶瓷制品，最终成为纯靠价求生存的普通商品。高端日用陶瓷市场早已被国外品牌占据，MadeinChina成为廉价的象征。

当代陶瓷文化主流功利性，创作、创造者们缺乏思考的时间。一方面不愿意承担创新所需要承受的代价，另一方面没有思考意识。原本走在创新前沿的国内艺术家们，在不断地重复自己、复制自己，逐渐丧失了创新的动力，没有勇气去突破自己。

然而，随着中国文化的复苏，尤其是民族自信心的建立，中国文化正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政府也在近期工作报告中强调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可以预见陶瓷文化在创新方面会有所作为。近几年来，也涌现出不少的中青年陶瓷艺术家们，在用作品进行尝试、沟通，由于其非主流性，导致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发展环境目前不容乐观。但相信随着主流文化确认好自己的位置，陶瓷文化一定能在不久出现真正反应时代的大繁荣。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是美好未来的基石。

第一，对传统的继承和思考。传统文化是发展的基石，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文化，吸收之后才能发展。但单纯的继承或者否定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八十年代的模仿是精神的，朴实的，粗糙的；而九十年代的模仿是功利的，浮华的，且做工精致。技术与操作进步了，而精神却衰萎了。一味的否定传统，则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在一味的否定中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路。

第二，对当代文化的分析。当代文化随着社会发展的稳定而逐步趋于稳定，主意识形态以人为本，追求个性、追求品味，对流行多变。市场化经济促发的中国城市的真正蜕变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境遇的重要表征之一。工商业文明孕育下日趋成熟的都市不仅仅意味着支柱产业、巨额财富、高消费以及纷至沓来的机遇和挑战，它同时还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愈加苍白无力和新的观念意识、新的欲望和生命的勃勃生机。对于当代文化的特征，人们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信息社会、商业社会、平民文化、多元文化乃至“后现代文明”、“后工业文明”等等。如果从社会活动的环境结构看，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都市化――当代文化的各种要素都以城市为中心，而城市本身则在这种因素的作用下日渐生长、膨胀成巨无霸式的文化怪物――超级都市。都市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当代文化活动的环境，而且本身也成为当代人观察世界、领悟世界和欣赏世界的焦点，当代的审美活动与都市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陶瓷考察报告篇5

关键词：陶瓷地砖；耐磨性；有釉砖；无釉砖；标准

1 前言

陶瓷地砖具有装饰效果好、使用寿命长、价格合理、尺寸准确、铺贴便捷等优点，在家装和工程装修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耐磨性是陶瓷地砖的一项重要性能指标。如果耐磨性不好，陶瓷砖在使用中表面容易出现划痕、磨损，影响装饰效果。陶瓷墙地砖按照施釉情况可分为有釉砖和无釉砖，有釉砖和无釉砖的检测原理、试验方法以及性能要求是不同的。本文通过介绍陶瓷地砖的相关标准、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为陶瓷地砖的生产、检测和分级提供参考。

2 陶瓷地砖对耐磨性的技术要求

根据国家GB/T 4100-2006《陶瓷砖》的标准[1]，陶瓷砖按照成形方法可分为挤压成形陶瓷砖、干压成形陶瓷砖，以及其他方法成形陶瓷砖，目前市场上常用干压陶瓷砖成形方法。GB/T 4100-2006仅包括挤压成形陶瓷砖和干压成形陶瓷砖，其他方法成形陶瓷砖则是通过其他标准来规范，如：JC/T 994-2006《微晶玻璃陶瓷复合板》[2]。常见的陶瓷砖产品的耐磨性技术要求如表1所示[3-6]。

3 无釉砖的耐磨性试验方法

3.1 原理

无釉砖的耐磨性试验方法的标准为GB/T3810.6-200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6部分 无釉砖耐磨深度的测定》[7]，其原理是：在规定条件和有磨料的情况下，通过摩擦钢轮在砖的正面旋转产生磨坑，由所测磨坑的长度测定无釉砖的耐磨性。

3.2 仪器设备

（1） 耐磨试验机，如图1所示。主要包括一个摩擦钢轮，一个带有磨料给料装置的贮料斗，一个试样夹具和一个平衡锤。摩擦钢轮是用符合ISO 630-1的E235A （Fe360A号钢）制造的，直径为200mm±0.2mm、边缘厚度为10mm±0.1mm、转速为75r/min。

（2） 测量精度为0.1mm的量具。

（3） 磨料。符合ISO 8684-1中规定的粒度为F80的刚玉磨料，磨料不能重复使用。

3.3 试样制备

采用整砖或合适尺寸的试样做试验，试样数量至少为5块。如果是小试样，试验前，要将小试样用粘结剂粘在一块较大的模板上。试样应干净、干燥。

3.4 试验步骤

将试样夹入夹具，样品与摩擦钢轮成正切，保证磨料均匀地进入研磨区。磨料给入速度为（100±10）g/100r。摩擦钢轮转150转后，从夹具上取出试样，测量磨坑的弦长（L），精确到0.5mm。每块试样应在其正面至少两处成正交的位置进行试验，如果砖面为凹凸浮雕时，对耐磨性的测定就有影响，可将凸出部分磨平，但所得结果与类似砖的测量结果不同。

3.5 试验结果

根据试样磨坑弦长，计算磨坑体积，计算并报告5块试样（每块试样有两条正切的磨坑，共10条磨坑）的平均磨坑体积。为了便于结果表示，GB/T3810.6-2006给出了L和V的对应值表，如表2所示。

3.6 注意事项

（1） 磨料不能重复使用；

（2） 要定时清理使用后的磨料，防止样品支撑架不被堆积的磨料阻塞，保障平衡锤的作用力得到有效传递；

（3） 需要定期进行压力调校；

（4） 当摩擦钢轮损耗达到最初直径的0.5%时，必须更换磨轮。

4 有釉砖的耐磨性试验方法

4.1 原理

有釉砖的耐磨性试验方法标准为GB/T 3810.7-2006《陶瓷砖试验方法第7部分有釉砖表面耐磨性的测定》[8]，其原理是：通过釉面上放置一定颗粒级配的研磨钢球、研磨介质（80号刚玉）和定量的去离子水或蒸馏水，按照试验方法旋转，对已磨损的试样与未磨损的试样进行观察对比，评价陶瓷砖耐磨性的方法。

4.2 仪器设备

（1） 耐磨试验机

耐磨试验机由内装电机驱动水平支承盘的钢壳组成，试样最小尺寸为100mm×100mm。支承盘中心与每个试样中心距离为195mm。相邻两个试样夹具的间距相等，支承盘以300r/min的转速运转，随之产生22.5mm的偏心距（e）。因此，每块试样做直径为45mm的圆周运动，试样由带橡胶密封的金属夹具固定。夹具的内径是83mm、试验面积约为54cm2、橡胶的厚度是9mm、夹具内空间高度为25.5mm。试验机达到预调转数后，自动停机。支承试样的夹具在工作时用盖子盖上，与该试验机试验结果相同的其他设备也可使用。

（2） 目视评价用装置

箱内用色温为6000～6500K的荧光灯垂直置于观察砖的表面上，照度约为300lx，箱体尺寸为61mm×61 mm，箱内刷有自然灰色，观察时应避免光源直接照射，如图2所示。

4.3 试样制备

试样应具有代表性，对于不同颜色或表面有装饰效果的陶瓷砖，取样时应注意能包括所有特色的部分。试样的尺寸一般为100mm×100mm，使用较小尺寸的试样时，要先把它们粘紧固定在一适合的支承材料上，窄小接缝的边界影响可忽略不计。试验要求用11块试样，其中8块试样经试验供目视评价用。每个研磨阶段要求取下一块试样，然后用3块试样与已磨损的样品作对比，观察可见磨损痕迹。样品釉面应清洗，并干燥。

4.4 试验步骤

将试样釉面朝上夹紧在金属夹具下，从夹具上方的加料孔中加入研磨介质，盖上盖子防止研磨介质损失，试样的预调转数为100转、150转、600转、750转、1500转、2100转、6000转和12000转，达到预调转数后，取下试样，在流动水下冲洗，并在110℃±5℃的烘箱内烘干。如果试样被铁锈污染，可用体积分数为10%的盐酸擦洗，然后立即用流动水冲洗、干燥。将试样放入观察箱中，用一块已磨试样，周围放置三块同型号未磨试样，在300lx照度下，距离2m、高1.65m，用眼睛观察对比未磨和经过研磨后的砖釉面的差别。

当磨损在较高一级转数和低一级转数的附近时，需要重复试验检查结果，如果结果不同，取两个级别中较低一级作为结果进行分级。已通过12000转数级的陶瓷砖，根据GB/T 3810.14-200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4部分耐污染性的测定》[9]的规定做耐污染试验。试验完毕，钢球用流动水冲洗，再用含甲醇的酒精清洗，然后彻底干燥，以防生锈。

4.5 分级

有釉陶瓷砖耐磨性的分级见表3。

由表3可知，试样共分为5级。陶瓷砖也要通过GB/T 3810.14做磨损釉面的耐污染试验，但对此标准进行如下修正。

（1） 只用一块磨损砖（>12000转），仔细区别，确保污染的分级准确。

（2） 如果没有按A、B和C步骤进行清洗，必须按GB/T 3810.14中规定的D步骤进行清洗。

如果试样在12000转数下未见磨损痕迹，但按GB/T 3810.14中列出的任何一种方法（A、B、C或D），污染都不能擦掉，耐磨性定为4级。

4.6 注意事项

首先，为了防止耐磨试验后的釉面被铁锈污染，可用体积浓度为10%的盐酸擦洗，然后立即用流动水冲洗、干燥；其次，需要注意不同的转数研磨后砖釉面的差别，为降低目测误差的影响，至少需要三种观察意见（即目视观察由3人以上的观察员进行）；再次，目视时，当磨损在较高一级转数和低一级转数的附近时，重复试验检查结果，如果结果不同，取两个级别中较低一级作为结果进行分级；最后，试验完毕，钢球用流动水冲洗，再用含甲醇的酒精清洗，然后彻底干燥，以防生锈。

实践表明，有釉砖的表面耐磨性还与釉面颜色有关。相同材质、工艺的有釉陶瓷砖，浅色砖的釉面磨痕比深色砖的釉面磨痕更难目测识别，表面耐磨性可能更高。

参考文献

[1] GB/T 4100-2006《陶瓷砖》[s].

[2] JC/T 994-2006《微晶玻璃陶瓷复合板》[s].

[3] GBT 23266-2009 《陶瓷板》[s].

[4] GB/T 12988-2009《无机地面材料耐磨性能试验方法》[s].

[5] JC/T 945-2005 《透水砖》[s].

[6] GB/T 23458-2009 《广场用陶瓷砖》[s].

[7] GB/T3810.6-200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6部分 无釉砖耐磨深

度的测定》[s].

[8] GB/T 3810.7-200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7部分 有釉砖表面耐

磨性的测定》[s].

[9] GB/T 3810.14-2006《陶瓷砖试验方法 第14部分耐污染性的

陶瓷考察报告篇6

自1929年英国学者R・L霍布逊首次介绍伦敦大学达维德基金会藏的书有元“至正十一年”铭文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以后，长期被遗忘的元青花开始被人们注意：1952年至1956年间，美国的芙利亚展览馆J．A波普博士，以“至正十一年”铭文青花瓶作为“标准器”，对我国传入西亚的青花遗物进行了排比分析研究，整理出了一批“至正型”的元青花瓷和明洪武青花瓷，并发表了论著，为鉴赏和断定元青花提供了依据：从此，研究元青花的热潮不断高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台湾等的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和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窖藏和墓葬出土的元青花瓷的增多，景德镇元青花窑址的调查与发掘，新的传世品每有出现等，又为研究景德镇元青花提供了新的资料。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元青花有着十分迷人的艺术魅力，国内外研究、收藏元青花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不断扩大。但是也正因为元青花收藏热的不断升温，我国的古玩艺术品市场和艺术品拍卖会上，元青花赝品亦不断出现。由于几可乱真的赝品的障目，使得人们对元青花的认识与研究出现了一些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举办一次规模大、规格高、学术气氛浓厚的“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多年来业内广大专家、学者和陶瓷收藏爱好者翘首期盼之事：

本次研讨会将对以下人们关注的课题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

1．景德镇元青花窑址调查报告；

2．元青花的烧制工艺；

3．元青花产生的历史背景；

4．元青花青花料的来源；

5．元青花泥、釉、料的化学组成及配制加工工艺；

6．元青花的断代与辨伪；

7．元青花的国内外市场；

8当今国内外元青花的收藏概况；

9．元青花的艺术特色；

10．元青花艺术特色的形成原因；

11．与元青花相关的其他专题。

为了使这次学术研讨会达到预期目的，大会特邀了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耿宝昌、刘新园、张浦生、李辉柄、王莉英、陈克伦、陆明华、黄云鹏、罗学正、曹淦源等以及香港、台湾、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专家共50余名，他们将和许多研究、收藏元青花瓷的代表撰写论文在大会交流。“元青花研讨会办公室”将在9月15日前把优秀论文集中送往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10月20日会议报到时发给与会代表。

这次盛会，是国家商务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江西省人民政府举办的“06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中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内容，各级领导十分重视。会议安排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除学术交流外，还安排了参观国内外各陶瓷产区的陶瓷名品、精品交易馆，全国各地古玩艺术品交易馆，景德镇佳洋陶瓷有限公司高仿元青花作业线，“景德镇高仿元青花瓷联展”等。此次会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江西省12个文博单位收藏的元青花藏品以及元青花窑址出土的元青花标本(含修复件)大联展，将展示元青花藏品近30件，标本约300块，其品种之丰富，数量之多是全国首次。另外，大会还将组织代表参观陶瓷馆、官窑博物馆、民窑博物馆、陶瓷民俗博物馆、景德镇国际陶瓷文化交流中心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古瓷标本馆”：各馆展示的官窑、民窑瓷与陶瓷标本是非常丰富的：考察湖田元青花、釉里红窑址和热闹非凡的古瓷片市场也是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陶瓷考察报告篇7

央视《寻宝》专家毛晓沪卖赝品成被告

从鉴宝名家手里花387万元买的一只宋代汝窑碗竟然是赝品？近日，北京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刘先生鉴宝名家、央视《寻宝》节目鉴宝嘉宾毛晓沪，称毛晓沪造假骗他上当，要求返还387万元货款及损失的209万元。目前，北京丰台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

刘先生是北京一家文化公司的负责人。他诉称，2004年3月，他参加了一个古董培训班。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杨先生前来讲座，他通过杨先生认识了毛晓沪，并花387万元，从毛的手里购得“宋代汝窑碗”1只。碗还附带一份由“中国文物鉴定中心和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共同出具的真品鉴定证书，证书上有杨先生等几位专家的签字。2005年8月，他聘请5位故宫陶瓷鉴定专家鉴定此碗。专家称毛晓沪曾带两只这种汝窑瓷碗给他们看，被当场指出是假货，并指出瓷碗的主人和造假者就是毛晓沪。刘先生随即向警方举报毛晓沪诈骗，但一直没有音讯。2008年6月，刘先生再次找部级专家对该碗进行鉴定，专家认为该碗系赝品，并出具了鉴定书。毛晓沪于2008年8月8日被警方拘留，15天后被取保候审。

毛晓沪目前是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的法人代表。7日，该所一名女性工作人员称，刘先生反映的情况完全不存在。她表示，毛晓沪从没向刘先生卖过东西，之前刘先生曾多次给该所打电话和写信，但毛晓沪的解释对方根本不听。此外，毛晓沪也从未因此事被警方调查。“相信法院审理能还毛老师清白”。（金羊网―羊城晚报）

在近几年收藏界频繁出现种种问题的背景下看来，这则2011年的新闻似乎并不能引起更多的关注，毕竟从“徐悲鸿天价油画”被指假作，到“金缕玉衣”骗贷案发，这几年随着收藏热持续升温，艺术品市场的乱象似乎已被视作一种“普遍性”的存在。买家、鉴定者以及所谓的“中间人”，各有各的立场与观点，在法律盲区的背后，这场刘健已持续8年之久的官司，至今还没有最终定论。

一件不明身份的瓷器，几经转手，从80万元飙升到387万元。

令人意外，最后收藏者选择了打官司，花费重金，要证明这件珍品是假货，却一再败诉。

原告刘健身份

湖南省岳阳市人，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

被告毛晓沪身份

北京华夏物证古陶瓷鉴定中心主任，中央电视台《鉴宝》《寻宝》等节目专家。

中间人杨静荣身份：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现任北京逸仙专修学院（原中国大学）教授。

一件不明身份的瓷器，经由民间瓷器鉴定专家毛晓沪、故宫(微博)博物院瓷器鉴定组组长杨静荣鉴定为宋代汝窑钵真品后，又经毛晓沪自购、杨静荣与下落不明女子转手，落入了古玩收藏爱好者刘健的手中，其价格也从毛晓沪自购时的80万元飙升到387万元。

刘健完全可以再次将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玩下去并从中获取暴利，而他却选择了用8年官司、100余万元鉴定与诉讼费对“游戏”说“不”――这件瓷器此后反复被官方鉴定机构验证为赝品。

2011年12月12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刘健状告中央电视台鉴宝专家毛晓沪的案子作出民事裁定：驳回刘健的诉讼请求，认为他“所告非人”。12月15日，刘健不服裁定，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此案在2012年2月中旬进行二审。

天价瓷碗交易

刘健，湖南省岳阳市人，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经济颇为殷实的他对古玩瓷器很有兴趣，由于对瓷器的相关知识比较匮乏，2003年，他报名参加了北京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举办的陶瓷鉴定培训班。在这里，他结识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副研究员、培训班的教员――杨静荣。

2004年3月初的一天，刘健突然接到了杨静荣的电话。杨静荣告诉他，自己手中有一件海外回流的瓷器，问刘健是否感兴趣。刘健听闻后立即表示，只要是好东西，可以考虑。

10天后，一个30岁上下名叫沈琪的女子约刘健见面，自称是杨静荣的经纪人。

据刘健回忆：当时沈琪说，杨静荣手中的瓷器是一件宋代汝窑瓷器，保证是真的。现在愿意低价卖给刘健，要价385万元，因为瓷器在海外，运回国内还需要支付2万元的运费。因此，瓷碗的总价是人民币387万元。需要先支付订金35万元。

刘健感觉“价格还可以，杨静荣又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鉴定专家，不会骗人。所以动了心，想收了这件瓷器”。

2004年3月13日下午，刘健、杨静荣、沈琪三人碰面了。当时，“杨静荣将宋代汝窑瓷器也带了过来”，有海关的火漆和入关证明，还有鉴定报告。鉴定报告是由杨静荣和另外两名专家共同出具的，结论是：该瓷器是宋代汝窑瓷器真品。

刘健说：“当时，我看了入关证明，日期是2002年左右，我就知道，他们所谓的运费是额外管我要的。但当时，我没有提出来。”初步看过瓷器，刘健决定购买。他说：“我虽然不懂瓷器，但抱着对卖家杨静荣的极大信任，决定购买。”

看货后的第二天即3月15日，沈琪给了刘健一张银行卡，“说是杨静荣的”。刘健将35万元订金打进卡内。随后，他将交易存根交给沈琪，沈琪给刘健写了一张“收到35万元订金”的收据。

3月17日，刘健和妻子段女士来到方庄一家工商银行对面的茶馆，同时出现的还有杨静荣和沈琪。这次，杨静荣依旧带来了那件汝窑瓷器。茶馆内，杨静荣和刘健看货聊天，而段女士则和沈琪来到了工商银行，将余下的352万元汇给了对方。

随后，杨静荣就将这件汝窑瓷器交给了刘健。同时，沈琪将之前写给刘健的那张35万元订金的收据要了回去。但却“未给我出具其他的收款凭证”，刘健说。

这场瓷器交易宣告终结。

真品还是赝品

拿到瓷器后，刘健欣喜不已。几个月后，刘健的一些爱好收藏的朋友到他家做客。刘健兴冲冲地将这件新近得来的宝贝展示给朋友看。其中一个藏友说，宋代汝窑现存于世的仅有65件，因此十分珍贵，一般价格都得上千万元。300余万元买下的这件汝窑瓷器，到底是真品还是赝品，存疑呀。

刘健心中打起了鼓。他找了几名瓷器鉴定专家进行重新鉴定。最终，专家给出的结论：赝品！

刘健怒火中烧。2004年8月，他再次找到杨静荣，直截了当地问：“这件汝窑瓷器到底是不是真的？”杨静荣坚持说绝对是真品。如果有疑问，可以让专家出鉴定结论。如果真是假，他可以把钱退回。

2005年8月11日，故宫博物院瓷器鉴定权威专家李智宴、叶佩兰、张荣、王建华、冯小琦召开了对那件宋代汝窑瓷器的专家鉴定会，一致认定为赝品。刘健说：“他们不能给我出具鉴定结论即书面结论，只能让我录像、录音。之后，我一直未联系杨静荣，我更加肯定他骗了我。因为以他的鉴定能力，应当知道那件瓷器是赝品。”

刑事追究

2006年3月26日，刘健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一份立案申请书。他认为，杨静荣利用其国家故宫博物院公职人员身份和鉴定专家身份为诱饵，设计层层圈套，将赝品高价卖给自己，诈骗货款387万元，杨静荣的行为属于明目张胆的行骗行为。

北京市公安局接到立案申请书后，立即指定北京市文物局对涉案的瓷器给予了鉴定。2006年9月4日，北京市文物局出具鉴定意见称，青釉暗龙莲瓣纹钵(即涉案汝窑瓷器)，经专家研究，非宋代汝窑产品。

2006年12月29日，警方对杨静荣询问情况。杨静荣称，涉案的龙纹钵为毛晓沪从境外带入。后他与沈琪中间撮合，沈琪以96万元的价格从毛晓沪手中收购，再以380万元的价格卖给刘健。杨静荣坚称该钵为真品，从毛晓沪手中购买时附带中国古陶瓷科技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但他否认自己曾在该鉴定报告上签字。

警方又对毛晓沪进行了询问。毛晓沪称2003年3月左右，他以80万元价格从一香港人手中购买涉案的龙纹钵。之后瓷器由自己带入境，入境时有海关加盖的火漆。该香港人在2003年年初委托他鉴定过该钵。他找到杨静荣、姚青芳、赵青云、郭立鹤等专家鉴定为真品。入境后，通过杨静荣以96万元卖给了沈琪。随后，毛晓沪给了杨静荣10万元好处费。

为慎重起见，北京市文物局于2007年9月14日再次出具了该瓷器的鉴定报告，依旧认定为非宋代汝窑产品。2008年7月3日，国家文物局出具了鉴定结论：该瓷器为现代仿品。

有着土耳其国籍的沈琪，真名王曾琪，事发后，她便如人间蒸发一般没了踪迹，她的公司在工商局也没有登记。至今，也没有找到王曾琪。在刘健看来，王曾琪作为本案的重要参与者，其身份究竟如何定位，成为案件的难点。

2008年7月9日，毛晓沪因涉嫌诈骗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4日被取保候审。2009年7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审查书，毛晓沪涉嫌诈骗。然而，最终因证据不足，警方将毛晓沪释放。

民事侵权

刑事追究的道路看似走不通，在律师的建议下，刘健开始寻求走民事侵权赔偿的道路。

2011年，刘健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状，他将毛晓沪和杨静荣告上了法庭。他认为，毛晓沪与杨静荣实施了欺诈行为，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返还货款387万元，支付利息189万元，赔偿间接损失20万元。

2011年12月12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由于刘健与毛晓沪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而与王曾琪存在直接的买卖关系，则毛晓沪出卖赝品行为的直接受害人是王曾琪，并非刘健。刘健所受损害的直接加害人是王曾琪，而非毛晓沪。因此，即便按照刘健所主张的民事侵权责任，毛晓沪也非本案适合被告。杨静荣并非交易的当事人，仅有中介的作用，并非侵权人。故刘健要求毛晓沪、杨静荣承担侵权责任，均不能成立。故驳回了刘健的。

12月15日，刘健将此案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此案在2012年2月中旬进行二审。

至今，刘健的维权之路已经走过了8年，但还没有最终定论。他说，现在每当他看到这个瓷碗，都悔恨不已。如此制作粗劣的瓷碗，竟然是花了387万元买来的。这几年，为了这个碗，他花费的又何止这些呢？为了找专家鉴定真伪，为了打官司……他前前后后已经花去了100多万元。

陶瓷考察报告篇8

就目前的发现看，唐代山西烧瓷地点应当就是浑源窑、河津窑、平定窑三处。太原、长治一带墓葬、遗址中经常出土唐代陶瓷器，数量较大，况且有自己的特点，这两个地区在唐代也极有可能烧造陶瓷，但需要证实。以现有资料看，唐代山西的陶瓷窑址中，除浑源窑发现两处窑址和较多的遗物外，河津窑和平定窑发现的遗物较少。由于河津、平定的窑址没有得到保护，毁坏严重，因此难以取得研究所需的窑址第一手资料。

浑源窑

浑源窑于上世纪70年现，首次对窑址进行调查的是水既生和冯先铭先生。冯氏把对浑源县古瓷、青瓷、大瓷三地窑址考察采集的标本发表在《中国古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中，这些标本中，有一部分就是唐代遗物。但冯氏没有谈到三彩和绞胎器物，应当是没有见到这类标本遗物。1997年4月，我们对浑源窑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了界庄唐代窑址。同年9月，对青瓷窑和界庄唐代窑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得到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它们依胎釉可分为青釉瓷、黑釉瓷、白瓷、三彩陶器、青釉陶器和黄釉、绿釉陶器。

青釉器 釉色多青中泛黄，玻璃相较好，少部分青中泛出铁锈色，这是因烧造温度过高，釉中所含铁元素析出到表层所形成的。器型有盏、钵、执壶、盏托、玩具、铃铛等。

盏有弧腹和斜腹两大类。璧底，底足内施釉。口径12.8～15.6厘米，应是当时的茶具。这类盏的外壁施青釉，而内壁挂化妆土施白釉(图1)。这种外青内白的施釉方法和只施单色釉相比，在制作过程中显然要麻烦和复杂，这是否说明唐代中国塞外对饮茶器具的审美意识与中原地区存在差异?

钵有敛口和直腹两类。敛口者大小不一，器内都满釉，外半釉，不论大小皆饼足。大者多在器外肩腹部施以跳刀手法做出的席纹，小的器物则没有这种装饰。直腹钵，也有人称深腹碗，为饼足，外施半釉，圆唇刮釉有芒(图2)。由此看来，唐代就有芒口器物，这种口唇部刮釉的手法应不是所谓定窑中期以来烧造工艺才有。黑釉器物中也有口部刮釉的，这种现象可能主要是因装烧的需要而形成的。

执壶以喇叭口的执壶为多。器内口颈部以下不施釉，器外也是半釉，器身多席纹。显然它和钵类器物一样，在施釉上没有盏那样讲究。

盏托和盏配套使用，产量应当较大。窑址中见到的盏托托钵身矮，器内满釉。

铃铛可以实用，也可以作为玩具，在唐代窑址中常见。浑源窑的铃铛在其中鼓部有一匝凸棱，是仿金属铃铛制作的。

青釉器中还发现有手工捏塑的动物。一种为玩具类；一种为附件类。图3为一只卧姿山羊，红胎细腻，卧于一方座上。方座下有一圆形无釉物凸出，推测是一件器物的钮。凸出物是为了和器盖相接的。该羊全部为手工制作，可以窥测到浑源窑雕塑的艺术水平。古瓷窑的一件蛙形玩具也有理由使人相信，唐代浑源窑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图4)。

黑釉器 质量最好的是釉色乌黑如漆的一种，也有黑中泛紫以及酱黑相杂的。乌黑如漆的一类釉，匀净细腻，釉料应当是刻意调配的。其他黑釉器发色则参差不一，明显有别于乌黑的那种。器型有盏、碗、钵、瓶、罐、执壶、盂、盘、炉等。

盏有两类。一类是外黑釉内白釉，在装饰手法上和青釉盏一致，内施化妆土挂白釉，外施黑釉，黑釉细腻匀净，显然也是一种刻意制作的产品。外黑内白和外青内白的盏是浑源窑高温瓷器中最具有特色的器物。另一类是标准的黑瓷，内外都施黑釉，比外黑内白的制作简单。

在原来发表的调查报告中，碗称其为钵。大小不一，但和盏相比，口径都大，为18～20厘米。唇口，曲腹，饼足或璧足。器外满釉或半釉，器内不施釉(图5)。由于器内光素无釉，当时是否作为饮食之用，还需要确认。笔者认为也有可能是作为香炉使用。而大家普遍称作炉的器物，这里也有发现，板沿、敞口、硬折腹，束腰带座，炉盘内无釉。这类炉式耀州窑遗址出土不少，唐代以后的10～12世纪北方地区大量流行，式样变化不大。

钵为唇口，饼足。内满釉，外半釉。有大小之别(图6)。

研磨盘为圆唇，浅腹，环足，器外半釉。器内满布坯体湿软时划上的涡状纹和放射线纹组成的网纹。有的用“十”字分隔，有的则以划出的花瓣分隔(图7)。从窑址的发现情况分析，这类器物在当时的烧造量较大，也许和饮茶之风的盛行有关。其极有可能是用来研磨茶叶的。

执壶为喇叭口，小直短流，釉色或乌黑，或黑中杂铁锈色，器外多施半釉。器形矮而敦实。短流粘接上的水平较高，没有干裂痕，但从壶内观察，壶身坯体戳出的小孔则不规矩。壶有大小之别(图8)。

罐矮敦，束颈，肩部有双泥条耳。器内外皆半釉，从罐下腹釉的两侧呈弧线下垂的状况看，当时采用的是蘸釉法施釉。

黑釉器物中有不少平底、芒口的盏，造型简单，做工粗糙。带盘口的小瓶和瘦高的瓶都不施满釉。小口垂腹的盂在唐代常见。而对于矮扁带流的标本，其完整的器物造型还不得而知。

白釉器 可区分为细致和略粗的两类，都施化妆土。细致的一类，化妆土细白，釉层匀净，可以看出属精心制作。如盏，内外满釉，釉面细致匀净，釉层透明，是标准的透明釉，玻璃质感强，甚至在器底的足内也挂化妆土，施透明釉(图9)。唐代最为有名的邢窑白瓷在当时最大限度地完善并体现了这种细致瓷器的烧制水平，浑源窑的细致瓷器极有可能是借鉴了邢窑的工艺技术而生产的。同时，在技术上相似的细致的青釉、黑釉盏等也就自然出现了。所发现细致瓷器还有瓷盒，其化妆土和釉面制作都是比较细腻的。除盏和盒以外，应当还有其他的细致器物。另一类盏相对要粗糙，胎粗，化妆土略粗黄，施釉多数也是半釉，或施化妆土不到底，器足为璧底或饼足，有的器底挖极小的一点足，几近饼足。

白釉钵和黑釉、青釉钵的造型一致，有大小之分。同样，这三类釉色的钵器足厚胎处往往有在烧造时因温度过高所形成的炸裂现象。在距浑源窑很近的大同市 唐墓中出土的一件白釉钵，应当是这里的产品。该器物浅黄色胎，内满釉外半釉，报告者称“釉为乳白色”，口径5.2厘米，高4.5厘米，和浑源窑址标本器物在造型和胎质、胎色上较一致，但没有发现器外淌釉的现象。敛口厚胎的这类小钵在窑址遗物中没有见到，但基本上可以肯定为浑源窑产品。

三足炉作直腹和鼓腹两种。直腹的一种和青釉器物中的直口钵器身一样，只是器足有别，两种器物是否都是炉或作他用，还难以确定，应当是同一种用途。而鼓腹的一种同习惯上人们称为“”的器物应当相近，这类小型的器物则称为水丞。

执壶在浑源窑中较常见，几乎都是内满釉外半釉。喇叭口或直颈梯形唇口，双泥条系和錾(图10)。大小有别。和其他器物一样，底足烧裂的现象常见。图中看到的完整器物是村民在窑址区挖出后流散到民间的。类似的完整器物多数是因器底烧裂而废弃的。

器盖，除了发现盒式的盒盖外，还见到有平沿、子口，盖顶如乳状的一类盖，盖面施釉，内为素面。这种盖基本奠定了唐以后中国历史上器盖的最基本式样。

颜色釉陶器 浑源窑界庄村烧造唐三彩器物的确认是在1997年。此前，1982年版的《中国陶瓷史》曾提到浑源窑的黄釉器物，那是古瓷窑的产品。浑源窑唐代烧造陶瓷的报告在《考古》上已经发表，但因为当时提供的颜色釉标本器物照片没有被刊登，所以陶瓷学界没有看到。从1997年及以后的发现看，唐代浑源窑在现在的古瓷窑村和界庄村两地同时烧造陶瓷，两地产品基本一致。可确认的器型有执壶、罐、盒、盏、盏托、炉、玩具等。

三彩釉彩主要为赭、黄、绿三种，没有豫、陕地区常见的蓝彩，器物釉层厚，玻璃质感强，胎釉结合紧密，极少剥釉现象。胎釉问不施化妆土，这可能是极少剥釉现象的原因之一。胎质细密坚硬，呈黄红色或土黄色，可以看出烧造温度较高。有部分白胎器物。执壶喇叭口，短直流，器外多满釉，器身多跳刀席纹，以凹旋纹分割；平底，底部有支钉痕，多数都有器身流淌下的釉水。

盒子是唐宋时期常见的器物，文献中多有记载，当时叫“(录皿)”，有金、银、瓷、漆、玉等多种质地。浑源窑的盒子为小平顶、折肩，高约3厘米、直径6.5厘米。盒子内外施满釉，玻璃质感较强(图11)。

水丞造型为圆唇、小口、鼓腹、平底、兽足。黄白胎，器内外都施三彩釉，釉质细腻光亮。高5.5厘米(图12)，为大同市唐墓出土物。此器与浑源窑址所见标本较接近，应当为浑源窑烧造器物。

绿釉器物的标本发现不多，有胎质略粗呈黄白胎的碗片和细致而胎白的执壶类器物。碗片内外都施绿釉，执壶则在器外施釉。执壶的绿釉如瓜皮绿，细腻葱绿，别具一格，是唐代低温釉器物中少见的。器外也有跳刀手法制作的席纹。

黄釉器物在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中就提到了，但一直不知为何物。从目前发现看，颜色釉器物中器形最大的当数黄釉器物。有藏家收藏的一件黄釉执壶(图13)，器形高大，为同时期其他窑址所不见。该器物高34.4厘米，最大腹径16.6厘米。圆唇、喇叭口、溜肩、深腹、平底。肩部有短直流。与流相对器物另一侧为三泥条组绑在一起的把手，流把之间有对称双泥条系堆贴在颈肩部。肩部为单向平刃坯刀刻出的纹饰，肩部以下通体饰折刃坯刀刻出的席纹。肩部及腹部有三组凹弦纹划破席纹，将器物几乎均等地划为上下四部分。器物不施化妆土，通体施黄釉，平底的边缘有流淌的釉水。黄釉清亮娇嫩，呈色纯正，釉层较厚，玻璃质感强。器内颈部以下无釉，拉坯痕清晰。陶胎细腻，厚0.5厘米，呈黄白色，露胎部分为浅砖红色。该壶泥条复合的把手和器身类似编织物的席纹，使我们感觉该壶造型和装饰好像来源于编织物的壶类。此壶是收藏者自窑址所在村内购得，而在调查时我们见到了和该壶大小、装饰几乎一致的黄釉壶标本，可以判定该器为浑源窑产品。黄釉器物还发现有略小的执壶，在胎、釉、制作上同样具有较高的水平(图14)。

绞胎器物 发现标本较多，可以看出这种器物的烧造量大。器型有盏、盏托、枕等。为白赭两种胎泥相绞，主要为仿木纹理。有贴面绞胎的素烧器物，器身则为黄白单色胎，似为动物造型。绞胎器物的釉层较厚，为发色稳定的略深黄釉(图15)。

河津窑

河津窑遗址已经被破坏，在窑址所在的北午芹村只能看到细碎的瓷片和窑具。标本都较少。从采集到的标本可知，这里烧造瓷器从唐代开始，一直到宋金时期。唐代器物以豌为主，施化妆土，内满釉外半釉，饼足或玉璧底，胎质粗糙，夹杂有不少黑色小斑点。

平定窑

《中国古陶瓷图典》载：“唐代两窑(邢窑、定窑)烧造的玉璧底碗，柏井亦有。但制作略粗，碗外一般施半釉，碗里有3个支烧痕，不施化妆土的器物釉色泛黄。唐代还烧制花口钵等。”平定窑遗址目前几乎遭到完全破坏。以前的调查也有疑点。10多年前调查时，看不到遗址堆积层，唐代遗物和宋金遗物混杂，不见灰渣等杂物，可能窑址堆积在古代就曾经被扰乱，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平定窑器物胎质泛青灰，釉层薄而泛灰白或泛黄，纯白的器物并不多见。五代、北宋时期是该窑的烧造兴盛期。

另外，山西中部在北齐时已经可以烧造黄釉陶瓷，寿阳、祁县、太原等地墓葬大量出土该类器物。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太原发现的娄睿墓，出土了很多这类器物，曾因此召开专家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烧造地点就在太原附近的晋中一带。近年太原市考古所又陆续发掘出土了很多这类器物，印证了专家的推断是正确的。1987年，太原第一热电厂曾出土了一批唐代早期黄釉陶俑，数量较大，资料尚未发表。而这些黄釉器物在胎釉方面和北齐的黄釉器物极其相像，只是唐代器物胎釉略细，在烧造温度上也有了提高。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黄釉胡人俑，收录在《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4》内，名为大食人立俑。还说明“传陕西西安出土”(图16)。而同样的器物在太原1987年的出土物中就有，只是太原出土的脚下踏板略小(图17)，其他如造型、大小，裂痕等方面都惊人地一致，显然两件俑是同一窑场生产。从北齐至唐代黄釉器物的出土情况看，太原一带极可能存在一座烧造陶瓷的早期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