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活变化调查报告范文

家庭生活变化调查报告篇1

研究性学习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一门独具特色的新课程，下面就让小编带你去看看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作业研究报告范文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小学五年级的研究报告1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眼睛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变得不再特别，越来越多的同学鼻梁上都架起了眼睛，变成了四只眼。

每个家庭中的孩子都是宝贝，说一不二，随着电视、计算机的普及，我们祖国花朵的娇嫩的眼睛受到了袭击，现在，在我们班里，大多数的同学都患有近视，而且部分同学的近视情况十分严重，有的同学视力甚至低于了4。5，这也许给他们以后的生活、学习以及工作带来很多的不便。为了保护视力，预防视力，我对于近视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了以下问题：

一、由于是先天性遗传因素造成。

主要原因是他父母亲中，可能有一方就是近视眼，而且近视较为严重，从医学角度讲可能有父母的遗传基因，造成孩子眼睛近视。

二、由于学习过程中，姿势不正确造成

我们排除自身内因之外，那么外因可能是在学习过程中，坐姿不正确，没有按照“胸脯距桌一拳远”的要领去做，长时间近距离看书，或者在户外光线较强的地方读书，都会造成近视问题发生。

三、由于生活中养成不够，造成眼睛近视。

近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使的先进的电子产品，不断涌入到我生活中。比如：平面直角彩电、数字液晶电视、各种名牌电脑、电子字典、MP5等新科技产品，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便捷、高效，但同时也会影响身体健康。日常生活中，养成不够，比如;近距离小于5米看电视，长时间操作使用电脑，近距离使用电子字典，都会导致眼睛过多疲劳，加之我们不及时做眼部保健操，没有让眼睛适度休息，就可能造成眼睛近视。

同学们，看到了这样一份近视研究报告，你有什么想法?还不赶紧和不好的生活习惯说再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远离近视吧!

小学五年级的研究报告2一、问题的提出我现在是六年级的学生。

六年级是一个关键的学年，因为临近小升初，所以大家的作业、补习很多，导致许多人视力不良，不得已戴上了眼镜，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因此，我想研究一下小学生视力不良所涉及到的原因以及预防方法。

二、研究方法1、查阅有关的书籍、报刊、网站等，了解造成小学生视力不良的原因。2、采用采访的方式，了解大家对视力下降的看法。3、通过多种途径，了解预防近视的方法。

三、研究情况信息渠道涉及的方面具体内容网络近视眼是什么近视眼的眼睛因眼球过长而影像聚集在视网膜前方，导致看远处的物体会模糊不清。书籍第一位治疗近视眼的医生1985年的美国医生网络中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及人数中国青少年近视发病率高达50%至60%，近视人数约为2亿人。网络世界有多少近视眼占全世界人口的33%杂志世界最深近视度数最深3000度

四、结论1、根据研究表明，造成视力下降的原因包括：(1)读写姿势不正确;(2)经常看电视、玩电脑;(3)每天做眼保健操不认真;(4)经常躺着看书;(5)在光线不适宜的情况下看书;(6)在车厢里看书(7)遗传因素：与种族有关;有家族史。2、怎样预防近视：(1)养成良好的读书、写字习惯;(2)少看电视、少玩电脑;(3)合理饮食;(4)加强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素质。3、除了同学们自身要养成好习惯，家长也要准备光线适宜的空间供孩子读书、写字。

小学五年级的研究报告3我的家乡在山西霍州，汾河从我的家乡流过。听妈妈说以前的汾河水是又清又甜、清澈见底的，鱼儿在欢乐地嬉戏，小蝌蚪在找它的妈妈，人们有的拿着衣服洗衣服，有的人在水里游泳，还有的`小孩子在玩水。。。。。以前的汾河是多么美，他给人们、动物们带来了快乐!

可是现在，这清清的河水再也看不到了，因为它被可怕的污染源带走了。经过我的调查，造成汾河被污染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污染源是工厂排放的废水。由于人们为了生活得更好，就建起了洗煤厂、发电厂、化工厂、水泥厂。。。。。这里的工人把工厂里没用的脏水排的了汾河，生活在汾河的小动物都在喊救命：小鱼和小虾再也不能玩了，小蝌蚪再也找不到妈妈了。。。。。家乡还有一些人不讲卫生，把垃圾倒到了汾河里，就这样，汾河变得又脏又臭，几乎干涸了。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想说：“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了环境，真是不应该!”

如今，家乡的政府开展了“蓝天碧水”保护环境工程，真希望早日见到清清的河水呀!

小学五年级的研究报告4研究报告姓名：胡佳菁调查时间：2008年10月29日调查目的：寻找错别字、词，病句，不规范字体，用错的0标点资料来源：广告牌问题的提出：希望人们能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调查、分析与研究：

我和调查小组的成员们到公园里大街上调查广告牌。经过调查街上的一些商店，为了吸引顾客，有个性和赶时尚潮流，就把广告牌上的字乱改写或用谐音字词乱改成语等。

一些店面广告牌上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现象：把“依依不舍”写成了“衣衣不舍”，“依恋”写成了“衣恋”，“时尚”写成了“时裳”，“真功夫”写成了“蒸功夫”或“针功夫”，“娱乐圈”写成了“鱼乐圈”.......这些错误在街上已经是屡见不鲜!

据我们的调查和采访得知，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现在的人们，完全为了追赶时尚潮流，吸引更多的顾客来购物，所以才不管什么字体规不规范呀，用错字没有。还有就是店主故意写错，自作聪明地把偏旁去掉或用错。

改进措施：

1.店主应该在做广告牌的时候，想想每个字的音、形、意，再相比较，就应该会发现字与字之间的意思不同，就不会乱用了。

2.店主该考虑滥用错别字对下一代儿童的教育和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就不会发生这种错误了。

感受：

现在的人们这样疯狂地奔时尚，赶潮流，就连祖先留给我们的字也不要了，亏那么多的老外还兴致勃勃地学中国的“方块字”，但中国人自己都不好好学习，可惜呀。

小学五年级的研究报告5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生活都会发生各种变化。家庭的生活状况也越变越好，对生活状况的变化，我做了一个调查。

1询问父母，许多家庭的一些变化。

2.仔细回想，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有什么改善。

3.访问其他家庭，查询共同的变化。

4.查阅历史书，看看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家庭的情况与变化。

30年前，人们只求吃饱，现在的人们，不但要求吃饱，还要求好吃、有营养，色香味俱全。

30年前，人们只求穿暖，现在的人们，不但要求穿暖，还要求要穿得舒适，穿得时尚。

30年前，人们基本靠步行。现在的人们，差不多家家都有了私家车，而且有大部分人们都拥有了私人飞机。

30年前，人们住着茅草屋，现在的人们，都住着钢筋水泥房。

人们的生活之所以变得这么好，都是因为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仅对内改革，而且对外开放。

我国的科技发展非常迅速，充分改善了人民家庭的衣食住行。从穿得上，到穿得暖;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从可以住，到住得好;从能出门，到很方便。只用了半个多世纪，每个家庭的生活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善。

家庭生活变化调查报告篇2

[关键词]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刑事案件；未成年人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昆明市盘龙区引进合适成年人全程帮教触法少年，这是英国救助儿童会与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于2002年6月合作开展的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在这一项目中，合适成年人有三项职能，一是维护涉法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二是为涉法未成年人争取非监禁诉讼和处置；三是配合有关部门对被分流的涉法未成年人做好社区帮教工作。[1]另外，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也与浦东公安分局、长宁区法院、团区委正式会签了《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活动的工作协议》，制作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见书》等配套法律文书，并对聘请的首批10名合适成年人进行专门培训。2007年在浦东市民中心举行的“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全程化启动暨颁证仪式”标志着浦东已将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由法院审判阶段、检察院审查批捕、审查阶段向前延伸至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从而更全面、全程化地保障了涉嫌犯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益。[2]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判决宣告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情况通过社会有关方面进行调查的制度，其目的和任务是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深入细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所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合适成年人参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和解、取保候审、逮捕、暂缓、不、量刑、社区矫正等程序以及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基础。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侦查、、审判三阶段分别实施，存在重复调查，调查主体不专业，调查程序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而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就是为解决以

上问题而设立的，加强对该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依据

（一）英国合适成年人产生的背景

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 adult）又译为适当成年人。1972 年，英国一名叫 Maxwell Confait 的男子被谋杀，三个十多岁的男孩在招供证据的基础上被判犯有谋杀罪，其中一个男孩智力迟钝，上诉法院后来宣布判决无效。一位法官在1977 年对此案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三名少年的权利受到了侵犯，从而导致了虚假供述。法官建议应当有一个委员会来考虑警方权力和嫌疑人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最后导致了1984 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产生。该法案着重阐述了对嫌疑人的处理方式，要求警察在对未成年人及有精神残疾的人审讯时，必须有一名“合适成年人”在场。[3]

（二）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理论依据

1．人格行为理论。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身心组织。[4](P8)人格行为论是由日本刑法家团藤重光、德国刑法学家阿鲁特、考夫曼等学者提出的，[5](P67)得到日本大土冢仁等学者的赞同。该理论认为，行为是人格的外部表现，强调人格是主体的现实化。人格虽然是潜在的，但是从深层来看，它却能够决定行为，此其一；其二，当它现实地外化，表现为活生生的活动时，就是行为。人格行为论主张人的行为具有生物学的基础和社会的基础，是在人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受行为人的主体态度的影响。[6](P201) 行为人的行为，无论是积极行为或消极行为，从整体而言，是行为人心理因素在外界因素的激发下的产物。行为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受行为人的人格支配的，行为的反复性与规律性都可以在人格体系中找到合乎逻辑的根据。人格可以预测一个人在给定情境中的行为。一个一般情况下非常诚实的人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他提供的这次证言也是真实的；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人，我们更可能认为他在本次伤害案件中率先发起攻击。人格的稳定性使行为表现出一种跨情境的一致性，使个体的行为具有了一定的预测性。对某个情境中的行为的最好预测，是看在某个可比情境中的过去的行为，一般来说，我们越了解的人，越能较好地预测他们的行为，这正是社会调查测评人身危险性的立论基础。人身危险性是指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或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7](P211) 人身危险性属于未然领域，它是一种尚未发生的可能性，欲对人身危险性做出科学的评估，需要明晰行为的发生机制，科学分析行为人的行为倾向和行为模式，是对未来行为的预测。社会调查就是根据某人过去的行为所揭示的人格特征，来预测其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以，社会调查又称为人格调查。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行为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格与行为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必然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模糊的具有较高概率的相关关系。一个以往诚实守信的人，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在这次行为中他是诚实的，而只能说他诚实的概率较高，正是这种较高程度的相关性，使得社会调查报告在刑事案件中具有一定的证据价值。

2．再社会化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罪犯再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类个体自降生以来不断学习、接受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从而由一名“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心理和个性发育过程。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完全和有缺陷的社会化过程则可能导致人格倾向的形成和行为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犯罪就是罪犯社会化缺陷的产物。为了弥补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国家及社会对社会化的失败者实施强制性的再社会化。改造罪犯就属于这种强制性的再社会化。

罪犯再社会化这一命题是在教育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刑理论主张，刑罚的本质在于使犯人成为社会人，使犯人恢复犯罪前的状态，实施刑罚不仅是因为行为人犯了罪，而且为了使行为人不再犯罪；因为教育措施的有效性要求“因人施教”，而在每一个具体的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所处环境、平时表现、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过细致而周密的调查，查明上述各种因素，才能帮助法官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

罪犯再社会化的思想以使犯罪人顺利地重返社会为基本理念。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将再社会化原则作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认为，再社会化原则即指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人再社会化的手段。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务必使对犯罪人的处遇与其人格相符合，便于其尽快地复归社会[8](P53) 。美国著名的少年法庭运动代表人物朱力安・马克法官曾指出：为什么我们不应像贤明和慈悲的父亲对待其错误尚未被当局发觉的子女那样对待没人管的儿童呢？这样处理少年犯又有什么不正确，不恰当的呢？国家的责任不应该只限于查问这个男孩子或那个小姑娘犯了哪样罪，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他在身体，精神，道德方面是什么情况。如果发现他走向犯罪并被控告，则不应一味的予以处罚，而应该实行改造；不是让他从此堕落下去，而是要叫他振奋起来；不是要把他摧垮，而是要他发展；不是要把他变为罪犯，而是要把他造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

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具有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一方面，未成年人容易受到不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污染，或者受到一些引起共鸣、感染和同情的情绪所影响，从而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心理，作出某些不合乎法律规范或社会规范的行为，其本身的主观过错一般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即使未成年人故意实施了某种违法行为，如果社会对这种行为只是惩罚未加以教育、挽救，根据标签理论，此人随后的行为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此外，未成年人往往并未形成类似成年犯罪人那样稳固的犯罪人格，对其不良行为的矫治还比较容易，重塑其人格、行为方式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另外，由于未成年人生活地域的有限性，可以认为他们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熟人社会”，在这个社区内具备生成品格证据的基本条件。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在生活中不易伪装，表现更多的是真实的自我，因此，社会调查报告反映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时具有较大的可信性。[9] 这就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全面调查具有了可行性。所以有必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作为对其再社会化的基础。

（三）合适成年人全程社会调查的法律依据

1．我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1995年）第10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第16条规定：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1年）第9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注意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依法准确、及时地查明指控的案件事实；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帮助其认识犯罪原因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同时还应当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第11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在我国香港地区，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最适合他本人的矫正措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决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犯罪人的个性、体能、精神状况等情况。在开庭之前，一般由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先对违法少年的有关个人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犯罪成因、身心发育状况、情感类型、兴趣爱好、成长环境、学业情况等，并起草调查报告向法庭提供。在我国澳门地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未成年疑犯在接受未成年人法庭询问之前，社会重返厅的技术人员会对该未成年人的心理、家庭、学校、人际关系等方面作出评估，然后向法庭提交报告。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必须充分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状况和再社会化需要。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在少年法院专设少年调查官，调查该少年与事件有关之行为、其人之品格、经历、身心状况、家庭情形、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以及其他必要之事项，提出报告，并附具建议。少年法院依少年调查官调查之结果，参酌事件之性质与少年之身心、环境状态，作出最合适的处分措施。[10]

2．国外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中的规定。俄罗斯《联邦刑法典》（2003年修订）第89条第1款规定：“在对未成年人处刑时，除应考虑本法典第60条所规定的情节外，还应考虑其生活和教育条件、心理发育水平、其它个人特点，以及年长的人对他的影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青少年刑法》第43条规定:在审理开始之前，应当尽快地对有助于判断被告人道德、思想和个性特点的被告人的生活和家庭情况、成长过程，迄今为止的行为以及所有其他情况进行调查。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和境遇，犯罪的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家庭裁判所考虑对该少年应当审判时，应对案件进行调查，在调查时，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有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美国《青少年教养法》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要查明少年的年龄和社会背景；被指控罪行的性质；少年过去的违法经历的程度和性质，少年现在的智力发展和思想成熟状况；过去为治理而进行的努力的性质和少年对这种努力的反应等。英国《治安法院（少年儿童）规则》（1970年）第10条规定：法院必须考虑有关儿童或者少年的平常行为、家庭环境、学校档案和病史的资料，以便对案件作出最符合其利益的处理。《韩国司法警察官吏执行职务规则》第43条规定：“侦查少年案件，应当详细调查犯罪的原因及动机和该少年的性格、品行、经历、教育程度、家庭状况、交友关系及其他环境，制作环境调查书。”[11](P250-251)《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5年）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二、构建我国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想

（一）对合适成年人的要求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西方国家较为普遍的制度，职业化和专业化是合适成年人的显著特征，合适成年人上岗前需经专业培训，以掌握成熟科学的调查方法，调查部门还聘请有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专家作为调查顾问。日本少年法要求家庭法院调查少年事件时，调查官要运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其他专门知识，并“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鉴定结果。” [12](P70)从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做法看，社会调查大都是由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而这一机构一般就是社区刑罚执行机构，因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植根于社区，在调查的开展上有着其他机构不具备的诸多便利。如在英国，判决前的社会调查一般由缓刑监督机构进行。

目前我国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控辩双方、人民法院以及法院委托的有关社会团体组织。为了避免多头主体参与调查，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即合适成年人，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可以借鉴昆明市和上海市合适成年人试点的经验。对合适成年人的选拔采取职业资格认证的方式，以便选拔兼具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基础知识的人才来专门从事这种职业，以保障社会调查结果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二）我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法律属性

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反映其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因素。但是不同程序中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因调查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应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下情况：（1）家庭结构，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遭遇，与家庭成员的感情和关系，家庭对其的教育、管理方法；（2）性格特点、道德品行、智力结构、身心状况、成长经历，即有无犯罪前科，成长过程中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或事，如勒令退学或父母离婚、早逝等；（3）在校表现、师生关系及同学关系；（4）在社区的表现及社会交往情况；（5）就业情况及在单位的工作表现情况；（6）犯罪后的行为表现，这主要包括在犯罪后是否自首、立功、坦白交待、积极赔偿被害人或退回赃物，积极避免、减少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7）分析犯罪的原因；（8）就量刑以及后期的帮教矫治措施提出建议等。以调查笔录为基础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包括事实与建议两部分内容，以上（1）至（6）属于事实证据，也称为品格证据，（7）和（8）是对事实的分析与建议，该内容不属于证据，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仅供司法人员参考。

（三）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的方式和程序

合适成年人机构接受委托以后，要指派两名以上的合适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多种调查方式。合适成年人一般应深入到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单位、刑罚执行单位等地，通过会见未成年人、走访家长、老师、邻居、同事等方式展开调查。可以将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预测的测量表，发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监护人或所在单位如实填写，还可以分别采取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也可以各种方法配合使用。对调查内容一般应当当场制作成调查笔录。合适成年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社会调查工作，按要求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提交有关的司法部门。若未成年被告人进入审判阶段，合适成年人应参加庭审，在法庭调查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辨双方和审判人员的询问，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原因做好庭上教育工作。宣判后，合适成年人还应参与对未成年犯的后期教育和矫治工作。

[参考文献]

[1] 李微.昆明市盘龙区引进“合适成年人”全程帮教触法少年[N].检察日报，2006-08-23.

[2] 刘明远.浦东新区实现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制度全程化[EB/OL].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网，2007-09-21.

[3] 祁涛.引进“合适成年人”制度初探[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2).

[4] 黄希庭.人格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8.

[5] [日本]大土冢仁.人格刑法学的构想[M].刑法论文选萃.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67.

[6] 张文、刘艳红、甘怡群.人格刑法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01.

[7] 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11.

[8]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3.

[9] 刘立霞 尹璐.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缓诉制度中的运用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1).

[10] 冯卫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制度探讨[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1).

[11] 马相哲译.韩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0-251.

家庭生活变化调查报告篇3

[关键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法理考察；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 D917.3[文献标识码] A

一、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考察

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因其有利于达成量刑的科学化、合理化和准确化，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而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中被赋予特殊的关注，目前已成为各国少年刑事法中的通行制度。

社会调查制度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该理论由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为代表的刑事实证学派提出。现代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义在于：刑罚轻重不仅取决于犯罪人所犯罪行的大小，而且应充分考虑其人身危险性。但一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像犯罪罪行那样易于把握，为避免量刑的偏颇，必须以一定的方式、手段准确地加以测定，而通过审判前社会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社会调查制度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刑罚个别化观念的深入人心，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各国重视。美国、德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均已实行这一制度，尤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往往以对犯罪人进行社会调查作为审判的基础。未成年人身体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与此对应的是心理发展往往相对滞后，不能与生理发展完全同步。这种身心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未成年人抵抗外部世界的干扰能力相当脆弱，一旦在家庭破裂，教育不当，受到不良朋友或黄赌毒等外界因素影响下，容易做出游离于社会规范的出格行为，甚至违法犯罪。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人格因素，而机械地依据犯罪事实施以刑罚，将可能使某些因偶发因素而犯罪的青少年被司法的草率断送一生。因此，司法机关对待未成年犯罪人应尽可能通过社会调查方式，以广泛的视角审视区别不同的犯罪人格，在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指引下，准确定罪量刑，从而实现刑罚的个别预防功能。

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但这一做法却与现行刑事法所蕴含的某些法律精神相契合。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有法学家认为，该条文虽被称为罪行相适应原则，但已与刑事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有着重大区别，其中已涵盖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容。根据这一规定，刑罚的轻重不仅应当与所犯罪行，即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相适应；而且应当与承担的刑事责任，即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1]因此，作为人身危险性表征的犯罪人个人情况及其人格特征，当然的包含于“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之中。只是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将相关调查程序作为刑罚适用的前置程序，造成法院量刑时往往囿于考察犯罪人罪行的轻重，而忽视对其个人情况及人格特征的了解与考量。1985年通过（我国于1991年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北京规则》）则为我国构建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国际法层面的依据。《北京规则》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案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而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该规定为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设立社会调查制度提供了直接的司法依据。

二、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意义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指引下，针对未成年犯罪人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小，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特征，积极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有效模式，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背景下，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至少在以下方面显现出其积极意义：

（一）宣示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性特征的关注以及教育、保护的刑事政策导向

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既表明司法部门在处置未成年人犯罪时，从以犯罪行为为本位转化为以犯罪行为与主体特征并重，进而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成长环境与条件、犯罪诱因等因素着手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矫正和治疗的积极态度，同时也进一步向社会阐明司法机关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处置、以诚恳的态度教育、以务实的措施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力求维护和体现司法公正的决心。

（二）有利于实现刑事司法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目的

社会调查由熟悉社会工作和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社会组织成员担当，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其本身具有的工作经历和在刑事诉讼中独特的地位，造就其与众不同的亲合力，容易与未成年被告人沟通，获得他们的信任，进而在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对未成年人予以引导、教育、感化，达到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目的。

（三）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理念，是法治文明进步的标志

不同的犯罪人，由于其主观恶性不同，成长经历不同，其人身危险性也不相同，这直接影响到对其适用何种量度的刑罚才足以实现个别预防的效能。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经验表明，将对犯罪人个体情况的调查作为法官裁量刑罚的参考，为有区别地采取灵活的刑罚措施，实现刑罚目的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制度不仅符合法治发展的非犯罪化、轻型化和非监禁化的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更大范围、更长远角度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

（四）体现了司法民主的精神，有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

调查员以诉讼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体现，是司法民主的实现方式之一。这一制度不仅可以弥补人民法院因客观条件的制约所导致的审判视野的局限、社会监督不足等缺陷，更可在法院与未成年被告人及社会之间建立某种渠道，实现监督和反馈司法公正的效果，提升司法的公信力。

（五）体现了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同时，兼顾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精神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渐增多，人民法院本已较为紧张的司法资源更显捉襟见肘。法官有限的精力不仅要投入日渐繁重的案件审判，还要介入繁冗的社会调查当中，往往导致顾此失彼，难以实现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目的。社会调查制度引入专业人员调查，使法官得以从社会调查工作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案件审判，实现了法官的中立公正，提高了司法效率。

三、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与江苏的实践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为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提供了司法依据，但其仅是原则规定，在诉讼法层面并没有配套以具体的程序制度来贯彻和保障。所以实践中在社会调查开展与否，社会调查承担的主体、调查的内容、运作程序等具体操作问题上均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加以规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已有成熟经验，结合部分基层法院的试点实践，会同有关部门于2006年10月1日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社会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详细规定，经过一段时期的试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是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根据社会调查的性质，调查主体的确定应具备三项条件：一是必须中立。二是必须专业。三是必须敬业。

《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暗含了四类调查主体，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如团委、工会、妇联、机关工委、基层司法助理员、离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等）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以往江苏各地做法不一，四类主体均有尝试，有的基层法院还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办公室，聘请固定的社会调查员专司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背景调查。公允地评价，上述调查主体确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客观分析，各自又均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调查的视角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精力有限，且自查自判又有违法官中立超脱的地位，给人以“先入为主”之嫌；委托社会团体组织调查，可能会因承担调查任务的人员主业工作繁忙，经常换人等客观因素而无法保证调查的质量和时效；聘请专职社会调查员效果虽好，但需一定经费和办公场所作保障，使得大多数基层法院力有不逮。因此，我们在积极实施社会调查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探索寻找更为合适的调查主体。

（二）调查主体的地位及职责范围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来看，调查人员是接受法院委托，从事特定任务的主体。其由于受法院委托从事专项调查而介入诉讼，故有别于证人；而其从事事项与审判相关联，关涉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置，故需要其参与庭审，接受质询。据此，我们将其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于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并在法庭调查结束后设置独立的听审程序，由调查员出庭宣读调查评价报告，并接受控辩审各方的询问。此外从效果出发，还安排调查员参与合议庭组织的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庭审教育。

关于调查主体的职责范围，即接受人民法院委托，通过开展独立的调查，就其获取的未成年被告人家庭背景、个性特点、以往表现等关涉量刑的事实提出书面意见，作为法院量刑时的参考，并协助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具体包括：社会调查、制作书面报告、出庭宣读报告并接受质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庭审教育、对判处非监禁刑的未成年人进行监督教育挽救等延伸工作。

（三）社会调查的内容、对象和方式

与审理成年人犯罪案件相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注重于对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即以未成年被告人为中心，对其身心状况及周围人员、环境等作全方位、多角度的调查评估，力求深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全面、具体、客观反映其真实面貌。我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的精神，结合以往工作经验，在《实施办法》中将以下六项内容列为基本调查项目：“家庭背景”项目、“个性特点”项目、“案件情况”项目、“自我认识”项目、“帮教条件”项目、“综合评价意见”项目。

基于社会调查的内容有别于查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的刑事侦查活动，其调查对象不能仅局限于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同伙、受害人及证人，而应将范围扩展到与其生活、学习、工作相关的人员，包括家长、老师、同学、同事、领导、邻居等。因此我们对调查对象尽可能广泛地加以罗列，具体包括未成年被告人及其监护人、就读学校（工作单位）、同学（同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被告人户籍地（经常居住地）派出所等。由于调查内容多，涉及人员广，社会调查通常由调查人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场所以及其他关系地，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采取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多种方式进行，必要时各种方法可以交叉配合使用。调查的内容应当形成书面笔录，并加以整理分析，以使内容完整、准确、详实。

（四）社会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社会调查内容的综合反映形式，是全部调查活动和调查结论的载体。它反映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揭示犯罪的原因和条件，发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的“感化点”，为人民法院准确适用刑罚提供依据。因此，对调查报告应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首先，调查报告应规范。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调查报告应固定为统一规范的格式，这不仅因为报告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文件，应以规范的形式彰显其法律效力，而且规范的报告形式利于调查人准确制作，避免疏漏，同时便于法院正确参考适用。调查报告的规范化包括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形式上可采用表格式或分段叙述式，内容上应将调查项目编列为数个较为统一的栏目，并保证其详略得当，遣词准确，分析合理，避免空泛或不恰当的描述。实践中，我们设计了统一格式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表》，并针对六项基本调查内容设计了21个项目116个选项供调查人员选用，避免了制度施行初期因调查人员经验不足或能力的差异而可能造成的报告内容混乱与疏漏。其次，调查报告应客观、真实。调查报告将在法庭宣读出示，其客观真实性受到未成年被告人、监护人、公诉人、辩护人、法官等多方质询，如果其中存在不实之处，不仅影响到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刑罚裁量的公正性、准确性，而且会打击未成年被告人对司法制度和社会的信任，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因此，要求调查人员以公允的态度，通过细致周到的工作，确保报告的客观真实。第三，调查报告的制作应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侧重。不同类型的案件，其犯罪诱因必然有所差异，与之相对应的法庭教育的切入点也就不同，所开展的社会调查及报告制作同样应具有针对性。以盗窃案件与案件为例，前者应侧重于未成年人消费、金钱观念的变化、交友情况等进行调查，后者则应侧重于未成年人行心理、家庭、学校性教育方面的调查。

（五）社会调查的工作程序及监督制约机制

1．启动程序。人民法院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应向承担社会调查的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并提供书副本，调查机构应及时指定所属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根据目前江苏省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情况，我们在《实施办法》中对受调查的未成年被告人范围作了限定：“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

2．调查程序。调查人员应于收到委托调查函后的一定期限内通过走访未成年被告人的关系人，收集调查资料并制作完成调查报告提交法庭。《实施办法》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案件，分别规定了五个和七个工作日的调查时限。为了强化社区矫正机构的内部把关机制，《实施办法》规定调查人员完成报告后，应先提交所属县（市、区）级社区矫正机构，由其初步审核并签署意见后再移交人民法院。此外，我们考虑到目前调查人员进入羁押场所对诉讼中的在押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调查尚无法律依据，所以规定当调查人员不便到看守所调查时，调查报告中与案件有关的情况由法官及时提供。

3．审查程序。人民法院对调查报告进行质询的，调查人员应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出庭宣读调查报告，并接受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最终由人民法院在依据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参考调查报告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实施办法》中关于此节的具体流程、环节，前文中已作介绍，不再赘述。

我们注意到，学者们在充分肯定社会调查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屡屡表达出对确保调查公正性，防范虚假报告的关注。为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社会调查不公正，我们在《实施办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监督制约措施：（1）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调查工作实施全程法律监督；（2）两人调查制度，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必须指派二名以上专职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3）两级把关制度，调查报告需经乡镇（街道）及县（市、区）两级社区矫正机构审核后方能提交人民法院；（4）回避制度，调查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自行回避；当其在庭审中被申请回避时，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决定是否采纳其调查报告；（5）法庭审查和复核制度，调查报告一般需经庭审质证后才能作为量刑的参考；各方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时，法庭有权作出复核的决定；（6）保密制度，调查人员不得泄露在开展调查、参与诉讼中获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

四、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思考

社会调查制度作为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有益探索，已为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它拓宽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视野，探索出一条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新途径，体现了现代司法的人性化理念。但由于该项制度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现行法律体系尚未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准备，诸多问题还需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一）明确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

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涉及其履行职务时的职权保障，决定其制作的调查报告的属性，影响其调查职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尽快从立法层面明确界定调查主体的法律地位，赋予调查人员等同于鉴定人的诉讼参与人身份，以使调查人员能以正当的名份参加庭审，独立自主地提出调查报告并接受各方质证。结合调查人员参与法庭教育的职能，还应为其在法庭上设立专门席位，以显现其特殊的地位，保障其更好地履行职责。

（二）确立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

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审判中的积极价值得到了司法实践的充分验证，并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同，我们没有理由再让其因性质归属的争论而备受争议。立法上应在明确调查主体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尽快将调查报告纳入证据范畴，以彻底化解认识上的分歧，同时保证所有调查报告都能经历庭审质证过程的检验而确保客观公正。

（三）提前启动社会调查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给予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必须通过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限难以保证调查质量。因此，有必要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样不仅能为调查的质量提供时间上的保障，而且能为侦查机关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

（四）扩大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

目前因客观条件所限，社会调查尚未普及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往往仅限于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这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对于那些不具备管制、缓刑条件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告人无疑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在条件成熟后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使这一制度的有益价值惠及所有未成年被告人，实现司法的公平。

（五）建立严格的制裁措施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实践中对于调查人员在调查工作中的失职、违规行为尚无相应的制裁措施。应当看到社会调查主要在社区环境进行，调查人员往往是基层社会工作者，与社区群众交往密切，而调查对象又或多或少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在没有严格约束的情况下，难以保证调查报告客观公正。应尽快在相关规定中设立严格的制裁措施，对于调查人员在调查中有不认真尽责、徇私枉法或者收受贿赂等情况，作出不实调查报告的，根据情形给予相应的惩罚。此外，对于故意向调查人员提供歪曲事实的人也应进行相应制裁。

[参考文献]

家庭生活变化调查报告篇4

[摘要]：

研究聚居在我国甘肃境内的裕固族媒介素养，对于深层次认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信息传播结构、受众素质与媒介素养教育，分析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均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本文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裕固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受众的媒介素养进行阐释和分析。

ABSTRACT: It'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media literacy of minorities in Gansu for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ve structure，the cultivation of media literac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valued systimatically.This article narrates and analyses the media literacy of Yugu nationality on base of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Key words: Yugu nationality，general condition of mass media，media literacy

中国裕固族在甘肃，甘肃自古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往的重要地域，丝绸之路在甘肃省横亘1500公里左右，众多的西域民族在这里与汉民族融合、纷争，除却经济、人口、生产方式的交往之外，文化的交往成为了这一地域民族交往的主旋律。甘肃境内的少数民族其族源、民族的迁徙、民族的形成、民族的文化都颇具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在现代信息社会，研究甘肃境内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对于深层次认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信息传播结构、受众素质与信息解读能力，分析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均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裕固族是西域民族与汉民族，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代表，具有研究的典型意义。

唐时，回纥汗国与有鲜卑血统的大王朝唐交好，初，助唐王平“安史之乱”，后复奏请唐王朝更名“回鹘”，回鹘汗国内乱灭国之后，民族分崩离析，以不同的形式重新融合、组合为新的民族。那只流落到河西的回鹘，被称之为甘州回鹘，后又遭李元昊武袭，灭国后西走沙洲，史又称之为“沙洲回鹘”，蒙古统一中华时，沙洲回鹘归附元朝，改名“萨里畏吾”，在历史的纷乱中，这只游牧部族历尽劫难，直至清帝康熙将其改称“喇古尔黄番”，才算安定穏置下来。1953年，被新中国政府认定并重命名为“裕固”，主要聚居在甘肃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是甘肃省特有的少数民族。

打开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一个复杂的民族交往史，无论是文化渠道的交往，还是战争渠道的交往，充满了迷烟和模糊，每个民族以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农田、水草中寻求滋生的土壤，在生存的意义上，迁徙、融合、形成不但发生着。恰如费孝通所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处甘肃张掖市的肃南地区，自元朝以后，就成为了裕固族世代生息之所，裕固族分为东裕固和西裕固，族源相同，只是受到突厥文化和蒙古文化的影响，在语言、服饰等方面有不同之处，例如，西裕固语言属突厥语，东裕固语言属蒙古语。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总面积为23430平方公里，全县辖六区一镇，截至2006年总人口为35540人，其中裕固族人口为8820人。

Ⅰ．资料的获得和方法的选取

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调查基地，选取两个行政村为个案对象。其一，松木滩村(行政村):离县城36公里，共有87户，266口人.村子附近无寺院。全村裕固族占68%，藏族占3%，汉族占2%，土族占3%，回族占2%。其二，老虎沟村(行政村):全村共有52户188口人，男女比例为1:1其中裕固族占60%，村中有贫困户4户.村子附近无寺院.村里受教育率很高100%上学，并且完成义务教育.村民汉化程度大，几乎全部会说汉语，而且有部分人不会说裕固语。

根据被调查的乡政府提供的材料，选取了经济条件不同的裕固村民家庭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以期从不同层面对裕固族自治县大众传播状况有客观准确的了解和认识。

本次调查是在2007年2月7日到13日之间进行的。共制作调查问卷50份，收回问卷44份，有效问卷41份，有效率82％。本次调查采取深度访谈的方式进行，即调查员挨家挨户走访调查对象，根据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逐一向调查对象进行采访，调查员当场在相应选项打勾。这既保证了调查的有效准确，也在访谈中搜集到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和本次调查主题之外诸多情况。

Ⅱ．受众基本数据

在6天的时间里，我们对肃南裕固族的普通农户家庭进行了走访，涉及人口80余人。调查中发现，裕固族家庭以5人以上的三代户和3-6口的两代户为主，分别占家庭总数的44％和39％；单身户和一代户很少，分别占4％和2％。（见表1：家庭类型）

在调查对象中，男性为24人，女性为17人，男女比例为1.4：1。其中，男性调查对象分布在各个年龄段，女性调查对象以35-40岁为多，其次为16-22岁年龄段的男性居多。见表2。

Ⅲ．文化程度分析

在调查中发现，肃南地区裕固族民众的受教育程度状况大多数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不识字或识字很少，比例达到15％，小学程度的占51％，初中程度的占17％，高中程度以上的是9％。见表3

Ⅳ．经济水平分析

虽然当地乡政府按照经济情况好、较好、中等和差的标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农户家庭作为调查点，但是，这种贫富之间的差距在调查中并不是很明显。按照我们设计的人均年收入指标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人均年收入都在3000-5000元左右。调查发现，人均年收入3001-5000元以下的家庭几近一半，占调查总数的49％；其次为人均年收入 5001-6000元，占15％；6001-7000元的占8％。人均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占调查总数的6％。（见表4）

Ⅴ．汉语言的掌握和使用

裕固族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有语言无文字。这种特殊性引起了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广泛的研究兴趣。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裕固族农民会说普通话也听得懂普通话，但是不会写。这类受众在被访问受众中的比例为40％。另外60％的受众兼通裕固 语和汉语，但许多人普通话的听说程度都不高。

关于学习汉语的途径，32％的受众回答“祖辈都说汉语”，这似乎表明裕固族有说汉语的传统，有26％的受众通过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学习汉语。还有37％的受众通过学校学习汉语。通过广播电视学习汉语的受众比例仅有19％。另外一组数据表明，广播电视对裕固族受众学习普通话有影响。认为广播电视对学习普通话影响“很大”和“较大”的人数比例为24％，认为“较小”和“几乎无影响”的比例为36％，认为影响“一般”的比例为20％。（见表18）

Ⅵ．对于报刊的接触和认知

在问及近两年订购报纸或期刊情况时，有95％的人回答从未订购过报刊。另外一组数据显示，大多数的裕固族民众从不订购也从来不看报纸。（见表5）

裕固族民众之所以从来不看报纸，最主要的原因是“识字太少，看不懂”，这一选项的比例为87％。主要原因除去看不懂汉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家庭都拥有电视机了，所以大家就放弃看报了。其次是农作因素，有35％的受众从来不看报刊的原因是“没有时间”。除了文化因素和农作因素之外，23％的受众认为“农村订购报很困难”也导致他们无法看报。（详见表6 从来不看报纸的原因）

Ⅶ．电视的接触和认知

在肃南地区有一半多的裕固族农民家庭有电视。还有37.93％的农民已经拥有了两台电视，还有8.05％的家庭拥有音响和VCD等家用电器。

对于有电视的家庭而言，电视是他们了解中央最新动态，接受信息和新鲜文化血液的最优途径。调查中发现，每天看电视3小时以上的受众占47％，每天看2小时以上的受众占32％，27％的受众收看电视的时间为60-90分钟。（见表8）

肃南裕固族地区的有线电视已经在定居村完全覆盖，村村通第一次已经完成，第二次由于卫星发射失败暂缓。全县共有245个村村通拨款点。.当地没有开通数字电视.数字电视已经列如规划.2010年实现。广播有自办节目，每次半小时，内容多为政策宣传，在县城听广播可接收到中央一，三，五，以及甘肃的都市调频。而牧民在牧区收听不到当地的自办节目。由于裕固族有语言但无文字.所以无裕固语专业频道，台里也无专业的裕固语播音员。大多数裕固族家庭喜欢收看CCTV-1和CCTV-3以及电视剧频道。

在收看电视的内容方面，裕固族受众和其他地区的受众似乎并没有大的差别。除了“未选”占40％以外，“影视类”、“新闻类”、“音乐类”的选择人数比较集中，分别为37％、31％、16％。（见表9）

Ⅷ．广播及其他媒介的接触和认知

由于在牧区听不到广播节目所以大多数牧民对于广播节目的收听并不高。裕固族受众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调查数据显示，只有9％的受众拥有1台广播，28％的受众拥有1台收录机。通讯工具方面，61％的家庭有手机，21％的家庭拥有2-3部手机。调查中发现，拥有移动电话的家庭一般同时拥有固定电话。贫富差距在这一方面得到了体现。

Ⅸ．媒体内容对受众的影响及受众对媒介信息的反馈

ⅰ媒体内容对裕固族受众的影响分析及受众反馈

虽然有很多的裕固族受众从来不看报纸，少部分的受众从来不看电视，但是在考察他们“对报纸电视刊播内容的态度”时，只有4％的人未作回答，其他的人都做了回答。这一现象说明，即使受众不接触媒体，也不妨碍他们对于媒体的判断力。裕固族受众对于媒体的态度较为明显。这在“对报纸电视上刊播内容的态度”和对媒体广告的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在问及他们对报纸电视刊播内容的态度时，17％的受众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占据少数。“完全相信”的受众比例为61％，明确表达“不相信”的受众比例为9％，而19％的受众选择了“说不清楚”。 ⅱ广告对裕固族受众影响的分析及受众反馈

在考察裕固族受众对待媒体广告的态度时，我们设计了四个问项：对广告的态度；在购买不了解的商品时，广告的作用；在购买重要商品（即所谓的“大件”商品）的主要参考因素；在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时，媒体广告的影响。在考察裕固族受众对于广告的总体印象时，35％的受众认为“广告数量太多”。看来，媒体广告太多已经成为无论地域贫富的普遍受众的共识。45％ 的受众认为“广告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很大作用”，而21％的受众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广告与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远”。 认为“广告都是骗人的”的受众也大有人在，这一比例为16％，还有 4％的受众认为“多数广告都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见表10）

在考察媒体（电视）广告对裕固族受众购物时的影响时，我们发现，无论是购买不了解的商品，还是购买“大件”商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时，电视广告对这一地区的民众的都具有一定影响。

在“购买不了解的商品时，广告的作用”这一选项中，选择“很小”和“较小”两项的人数比例为23％，选择“很大”和“较大”两项的人数比例为46％，另外11％的受众选择了“一般”。（见表11）

在购买“大件”商品时，媒体广告的也具有一定影响。这时，除去价格因素以外，质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有34％的受众选择了“听人说，质量好，决定买”这一选项。调查中还发现，在购买重要商品时，裕固族民众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从众现象”。亲友和村人的购买选择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有49％的受众选择了“亲友买了，说很好，所以我们也买了”，12％选择了“村里人都买的是这一品牌，所以决定买”。媒体广告对于裕固族民众的购买意向产生的影响，只有12％。受众选择了“看了电视广告后，决定买”，4％的受众选择了“听了广播电台的广告后，决定买”，两项相加，比例为16％。（见表12）

电视画面中出现的那些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商品也许激起了裕固族人民的物质渴求（在回答“您是否想得到电视画面中出现的商品或者象电视中的人物一样生活”时，46％的受众做了肯定的回答）。所以，在购买这些商品时，电视广告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在购买诸如洗衣粉、医药、化肥等这些他们力所能及的小商品时，电视广告的影响得到了显现。在考察电视广告对裕固族受众购买10种商品的影响程度时，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受众认为，电视广告对他们购买“洗衣粉”“医药”“化肥”的影响“非常大”“比较大”。但是，我们同时发现，认为“有影响，但不大”和“完全没有影响”的受众依然占据多数。（见表13）

Ⅹ．肃南裕固族地区媒介素养分析

通过上面的样本分析和描述，我们看到肃南裕固族媒介素养的基本状况，在这个以游牧主要生活、生产方式的特有族群中，面对现代信息社会，面对转型期的大环境，这个族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超越了这个族群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潜在的变更着这个族群千年形成的价值观体系，大众传播媒介的介入加速了这一变化的进程和速度。

根据样本及入户访谈的分析，裕固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其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往“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的传统生活由于围栏放牧、科学放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原因发生了变化，该地区主体人群人均年收入在5000——8000元左右，很多牧民都在城镇定居，住上了条件优越的房子，看着有线信号传输的电视，用着液化气或天然气，牧场由加重的年轻人或雇用的外乡人管理，家中的主户则主要生活在城镇附近，该地年收入数据远远高出甘肃省人均年收入的平均数，经济收入的水平直接影响了该地区人均拥有大众传播载体的数量，物质生活质量某种程度上也决定着精神生活的质量，富裕的裕固族受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日益强烈。

在调查中，我们要求裕固族受众按照从事活动的频率（“几乎每天”、“经常”、“有时”、“很少”、“从不”）进行选择或描述。调查发现，将 “看电视”，作为“几乎每天”和“经常”从事的活动的比例为56％，高居各项之首。其次为“做家务” 占45％， 再次将“读小说”、“看书”、“看电影”、“看录像或影碟”作为日常生活中经常性活动的人数比例最高也有21％。而“从不”“打麻将”的比例计几乎为100％，“从不”和“很少”下棋打扑克、喝酒聊天、唱卡拉OK。（表14 裕固族民众日常从事的经常性活动排序）媒介生活已经成为了裕固族受众的重要生活内容，一个族群的媒介素养的水平首先取决于该族群与媒介的接触程度，媒介在其生活中所处的位置。

调查中我们发现，裕固族受众深刻的受到媒介的影响，我们列举了11项问题，要求裕固族受众按照“很关心”、“关心”、“无所谓”、“不关心”、“很不关心”五个层级进行选择和描述。调查发现，在“农村致富问题”“农村脱贫问题”、“有关农村政策问题”这些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裕固族受众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很关心”和“关心”两项的比例合计达到85％以上。对于“农民工进城打工问题”，裕固族受众也十分关心，比例为74％。

对2005年在全国上下闹得不亦乐乎的、被一切学者冠以“娱乐民主化”“民主娱乐化”的“超级女声”，在这一区域并不受关注。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心程度仅此于“超级女声”，“很关心”“关心”的比例之和为54％。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很多受访者表示，由于当地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所以他们也很关心这一问题。

关于“反腐败问题”，这一区域的受众反应一般。表示“很关心”的受众比例为20％，表示“关心”的受众比例为27％， 两项相加比例为47％。另外有28％的受众对这一问题表示“无所谓”，16％的受众表示“不关心”，8％的受众选择了“很不关心”。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关心时，一些受众表示他们对这一问题爱莫能助。（见表15）

看来媒介影响着裕固族民众的态度和价值观，起到了“倍增器”效果 。正如施拉姆所说：“在发展的社会动力中，第一要素是灌输一种现代的或能动的人格，第二要素被他称之为‘能动的倍增器’，即大众传播媒介。[1]

虽然媒介已经深刻的影响了裕固族受众，但是媒介还没有在裕固族受众的生活中起到决策作用，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司法渠道或者新闻媒体来解决他们生活工作中出现的重大纠纷或疑难问题时，裕固族民众在出现纠纷的时侯多会选择村干部只有一少部分的民众会选择新闻媒体。在问及遇到重大事情的解决途径这一问题时，49％的受众选择了“村干部或乡干部”，“有事找干部”依然是裕固族农民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还有一些人希望通过民间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有36％选择了“族长、寺院僧人”，18％的人想到了“亲朋好友”。通过派出所等司法部门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纠纷的比例只有26％。没有一个人想到新闻媒介。（见表16）

十一．结论

当一个游牧民族千年来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当住帐篷、放牧、饮酒、跳舞、过节日的传统生活被住砖瓦房、看电视、听广播、去市场逐步取代的时候，媒介已经深深的影响了裕固族民众的生活方式，当媒介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裕固族民众面前时，信息超越以往任何世代多的摆置在裕固族民众眼前，该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已经具备，媒介已经介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并引导着他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体系。

当媒介内容五花八门的出现时，面对日益“污染”的媒介环境，裕固族受众还基本上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对于媒介品质恶化，媒介环境污染等问题，老人们基于传统价值观，对其也多有批评之辞，但是青少年在如何选择和收看电视节目，青少年如何养成观看节目时的判断能力等方面，没有任何的有意识的认识、防范，媒介素养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酝酿阶段。

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步入现代社会的步伐，除去经济因素外，大众传媒的介入将极大的促进该地区社会发展的速度，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将是这一变化中的重要变量，通过调查分析，我们看到了媒介与裕固族民众的密切关系，媒介潜移默化的对裕固族受众的影响，媒介素养的水平处于发展阶段，媒介素养教育处于酝酿阶段是肃南裕固族族群的重要特征。

[注释]

[1]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6页

[参考文献]

1.《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志》，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家庭生活变化调查报告篇5

关键词：和谐社会，未成年，司法，人文关怀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发达国家长期受此困扰；这一态势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日趋显现。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就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较以前增加许多，涉及多种严重刑事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量虽然只占整个刑事案件的10%，但由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因此，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各界所共同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

一、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

从我院近年来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过去及成年人犯罪明显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一）犯罪主体日益低龄化。由于发育年龄的提前和不良文化的影响等诸多原因，21世纪的前五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80年代提前了2至3 岁，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的更为突出，并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同时犯罪主体还表现为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如我院 2005年审结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未成年罪犯总数的96.72%。

（二）犯罪类型多元化。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以盗窃为主，犯罪类型单一，而目前已向多元形势发展。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暴力型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日益突出。从我省的统计资料看，未成年人涉及的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类案件犯罪人数分别占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42.5%、 26.16%、15.8%。

（三）犯罪组织团伙化。未成年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未成年人犯罪中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占40%以上。有的犯罪团伙甚至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反侦破措施，初步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对社会危害极大。

（四）未成年人吸毒现象成倍增长。未成年人吸毒会诱发更多的犯罪，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许多吸毒青少年因毒瘾所驱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断攫取吸毒所需钱财。如在深圳、珠海等地查获的吸毒青少年中约有10%的人有抢劫、盗窃等犯罪行为，至少有1/3的人加入勒索团伙，并有不同程度的敲诈勒索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成因

未成年人走向犯罪道路的心理变化是由青少年时期生理、心理发展及社会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引起的。目前，我国犯罪学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产生的原因有大量论述，主要可归纳为如下三种：第一种是青春期危机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所致。第二种是社会失调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必然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层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第三种是不良环境决定论，认为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感性和冲动性，自控力薄弱，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产生违法犯罪心理。本文主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

（一）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内在成因。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必须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联系起来，因为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对其行为有重大影响。未成年人的心理体现了过渡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普遍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而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心理，是一部分未成年人在外界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下，与内部原有的不良心理因素结合发生相互作用产生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成因有青春期心理特点、主客观心理矛盾和人格社会化缺陷等。首先，青春期心理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难以对客观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评价，容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而违法犯罪。其次，满足个人需要的主观意向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客观可能性之间存在着矛盾。未成年人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难免与管教自己的父母、师长发生争执与矛盾。在无力满足自己的需要，求助家庭仍然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心理上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容易引发违法犯罪行为。最后，未成年人人格社会化存在缺陷。人格社会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强烈的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严重，反社会的需要和动机，反社会的人格特征等。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多数情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外在成因。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除了自身原因之外，家庭、学校与社会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构成了未成年人心理形成的外在因素。

1、家庭因素。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们的启蒙老师。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起始点。家庭功能是否能正常发挥是一个人顺利实现社会化进程的基础和先导。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导致某些家庭功能的缺失。在一项对未成年罪犯家庭环境状况调查中发现：未成年罪犯的家庭结构以不美满占多数，单亲家庭、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占51.67%。而且，未成年罪犯父母的素质、职业状况也不十分理想。父母亲文化程度低下，父亲中57.1%小学文化程度、8.2%为文盲，而母亲为文盲的有33.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1.5%；父母亲的职业大部分为农民和工人，属社会低收入阶层。这直接影响未成年罪犯的生活态度、情绪和良好个性的形成。家庭矛盾性大，即家庭成员间传递情感的方式以表达愤怒、不满，相互指责、贬低为主，导致孩子学会以此方式来解决所有的情绪问题，并以冲动的、攻击的方式表现出来。父母教养方式不当是造成孩子行为差异、人格特征发生偏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造成未成年罪犯不良心理特征形成的主要心理环境因素。所以，父母的某些错误行为都可能为他们所模仿，以至将来成为罪犯。

2、学校因素。学校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作用仅次于家庭，它是未成年人从家庭走向社会，从蒙昧状态走向超越之境，顺利实现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环节。学校能否全面、完整地发挥其作用，是未成年人社会化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防止他们违法犯罪的有利防线。随着学校教育的逐渐完善，社会实际上几乎将青年的生活完全纳入到学校生活的轨道。青年制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学校生活，其总是遵循这样的轨迹，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甚至研究生。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手段，从产生之日起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无疑功不可没。学校教育是为青年的发展而设定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性设定。它规定了青年的人生追求目标，同时也影响着青年的人生轨迹。学校如对学生在校受到的挫折缺乏正确的引导，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例如学习上的失败感所产生的后果，受校纪校规处罚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教师心理素质低下，教学效果不良所造成的后果等。国外许多调查发现，未成年罪犯往往是学习上的失败者，由于学习成绩差，甚至受到校方处分，常常会使他们对学校和社会产生抵触和报复心理，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3、社会因素。在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中，社会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缺乏，加之某些个人自我意识的极度膨胀，使得他们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而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与某些道德沦丧的行为又为他们的畸形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电影、电视各种宣传媒体对暴力的商业宣传，电子游戏、网吧对于暴力的传播与虚拟化，使得未成年人对于暴力、血腥行为以及相应的后果与痛苦没有清醒的认识，在给他人造成实际的伤害时，他们的感觉无异于玩一场虚拟游戏。因此社会媒体与公众不但没有起到监督与督促的作用，反而变相地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三、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系统

从以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某一环节的失调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本部分拟从法治角度来探索如何建立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机制，即如何建立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犯罪学研究表明：成年罪犯的犯罪意识有不少是在未成年时受不良影响而形成的，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与再犯罪存在密切的关系，即初始犯罪的年龄越小，进行再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工作十分必要。犯罪的未成年人作为行为人也要为自己所犯罪行承担责任，但保护的前提应该贯穿司法实践的始终，不论是审查起诉还是审理判决阶段，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理应该与成年人有本质的区别。

（一）加强少年法庭体系建设。出于治理日益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全国率先试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少年法庭一出现就以其独特的视角、针对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实践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欢迎。截至1998年底，全国共有3694个少年法庭，基本上实现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审理。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转贴于

虽然我国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台。但遗憾的是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对未成年司法制度予以规范的法律依据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是不够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

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不完善结果使少年法庭的地位得不到保障，少年法庭工作人员难以安心少年审判工作。由于少年法庭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阻碍了实践中一些对少年司法制度的有益探索。 （二）实施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我国的少年法庭从1984年建立起就一直坚持对被告人案发前的表现情况进行调查。当时主要是法官在开庭前通过到学校、访家庭、去社区（村、居）等形式，对失足少年的家庭情况、受教育情况、交友情况、社区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查，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法庭教育、准确量刑。我们要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要实现社会调查“主体社会化、内容公开化、程序规范化”。

所谓“主体社会化”，就是要改变以往调查工作都是由法官完成的做法，而由其他部门或机构完成。这是一项比较艰难的工作，因为国内的法律还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和相关部门做好协调工作，由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等部门来承担，法官不再像现在这样在开庭前过早、过多地出现在法庭之外。

“内容公开化”，就是法庭把社会调查员所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适度公开。即在开庭前向辩护人公开，也向法定人公开；在开庭审理时，向未成年被告人公开，让失足少年知道法官掌握的其案发前的表现情况是否正确。开庭后的判决书中，法官也可有选择地把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引入其中，增强判决书的说服力。

“程序规范化”就是社会调查报告从制作到被司法机关采用都要经过规范的程序。如调查工作必须是两人进行，调查完毕后应制作成调查报告；开庭审理时调查员必须到庭并向法庭报告该调查报告的内容；法庭要听取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辩护人的意见；法庭也允许辩方出具类似的材料；等等。

社会调查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时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我们实施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仅要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衔接，而且要通过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开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对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强化司法保护的力度。

（三）推行暂缓起诉制度。暂缓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针对某些应当起诉的案件，本着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的原则，考虑到公共利益，体现刑事政策和案件自身条件，对一些特殊群体在一定考验期限内，不作处理，期满后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一项制度。2001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率先推出“社会服务令”，这一司法实践的核心即为暂缓起诉。暂缓起诉并不是不起诉，而是附有一定条件的暂时停止起诉的程序，暂缓起诉因此并不是一个程序上的终局性处理决定，当考验期满后，它有可能导致起诉和不起诉两种结果，因此它只是阶段性的处理结果。暂缓起诉制度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机会原则），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从而真正体现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从有效追究犯罪、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以及公务角度出发，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

对于已构成犯罪并符合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暂不起诉，设置一定的考察期，让其继续就业或就学，对其进行考察帮教，待考察期满后再根据犯罪事实、情节、悔罪、悔改情况（即结合其在考察期的表现）予以不起诉。使其在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中，自觉改正，同时通过有效的社会监督，用宽大的政策，唤醒其感恩心理，培养其做人良知，使其改邪归正，成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此外，暂缓起诉既避免了由于进入监管场所而导致的交叉感染，也遏制了恶性循环的形成，又可以使他们从此慎交朋友，分清是非，做到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并且通过对这部分人的处理，还可以感化其他未成年人，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党和国家对他们的特殊关心和照顾，从而激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健康成长。此外，法院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和影响较小，主观恶性不深的未成年被告人极可能最终判决免刑或仅处罚金等的刑罚，从诉讼成本角度来说，实行暂缓起诉制度也可以节约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四）实行暂缓判决。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暂缓判决的明文规定。暂缓判决是指少年法庭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经过开庭审理，对构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确定罪名，暂不判处刑罚，同时设置适当的考察期予以帮教矫治，让其在社会上继续学习或工作，考察期结束后，再结合悔罪表现予以判决的一种审判方法。

笔者认为，虽然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暂缓判决的地位，但其有明显的法律价值以及社会意义。首先，暂缓判决有利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方式的改革。按照现行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并已经查明事实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理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少年法庭的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少年，开辟了一条矫治犯罪少年的新途径。其次，暂缓判决有利于少年法庭法官正确把握和适用自由刑。对犯罪少年适用自由刑是很严厉的处罚方法。鉴于犯罪少年是特殊的犯罪主体，是属于保护和挽救的对象，对他们使用自由刑要慎之又慎。少年法庭的法官除了要追求刑法的一般目的，即保卫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外，还要积极实现刑法的特定目的，即矫治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消除他们的犯罪意识，保护他们健康成长，这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规定的“双保护原则”的精神。在此，暂缓判决是“寓教于审”的进一步发展，是党和国家对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具体化。最后，暂缓判决有利于调动未成年被告人改邪归正的主观能动性，变消极地等待判决为积极悔改，发挥家庭、社会在帮助犯罪少年方面的积极性。

（五）实行非刑罚化。当今世界轻刑化已成趋势，长期或者终身的监禁刑以及死刑受到限制或者逐渐被废止，这一趋势尤其突出地体现在各国少年司法制度中。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实行非刑罚化，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法律共识。一种全新的少年司法理念正在向我们昭示，在现代社会，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根本目标不是惩罚犯罪，而是预防犯罪、减少犯罪。

所谓非刑罚化，是指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裁量刑罚时，不仅考虑犯罪性质、情节以及后果，而且考虑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事实和矫治条件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作出矫治为目的的处理。非刑罚化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而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对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非刑罚化尚不能导致消除刑罚，但是要求淡化刑罚，要求将刑法的惩罚作用限制在震慑犯罪和保护公共安全所必需的范围内。非刑罚化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代替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

非刑罚化使得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以及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在刑法裁量过程中得到进一步重视，使得案件处理更为公平、公正。非刑罚化背景下的未成年刑事审判，不仅在传统刑法理论层面上考察犯罪的主观、客观方面，而且十分重视主体本身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之间存在质的区别，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主体和主观恶性的不同。而主体、主观方面的特殊性必然影响到犯罪客观方面，其中较为典型的情况如强索类抢劫犯罪案件，这类案件外观上符合刑法所规定的抢劫罪主观客观要件，而实际上这类犯罪的主观恶性明显轻于一般抢劫。故少年法庭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应十分重视主体以及主观恶性的特殊性，从而处以较轻刑罚，有时甚至突破了刑法条文的字面规定（包括是否定罪、此罪彼罪、犯罪情节以及法律适用等）。由于非刑罚化背景下的审判十分注重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和主观恶性的因素，不仅是确保了教育矫治的针对性，而且使案件的处理更为公平、公正。

家庭生活变化调查报告篇6

80后大多认可：结婚必须是“门当户对”。世间没有“婚恋手册”之类的书，所以没有经验的后来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最多是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取这方面的智慧。随着越来越多的80后进入婚姻生活并对自身婚姻进行反思，“门当户对”回潮得很快，甚至被视为“金科玉律”。

家庭背景最重要

早在《2008年中国网民婚恋调查报告》的154386名被调查者当中，超过六成人的父母最在乎的是择偶对象的家庭背景，其次才是人品性格、经济基础等。为什么如此在乎家庭背景？父母们说：“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婚姻的经验！”

刚从工厂厂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孙叔，不止一次跟女儿说：要找一个从工作到家庭环境水平相当的人做男朋友。

孙叔和太太虽然是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但也吵了几十年。“想当初，我们也是坚决反对‘门当户对’的热血青年，结果结婚之后才发现越来越多不协调，也没办法协调。”孙叔说。

结婚前，孙叔是工厂干部，太太则是基层女工。婚后太太很多时候都无法理解他的工作，他也越来越无法认同她的价值观。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太太在农村的父母，也在生活和抚养孩子的问题上与他父母发生了诸多争执。

由自己想到子女，他说：“拍拖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婚姻则是三个家庭的事――双方父母的家庭，以及两个人所组成的小家庭。”因为双方父母的家庭无法融洽，即便不住在一起，两人的小家庭也无法得到安宁和发展。

恋人的职业必须选

《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超过40％的受访女性希望理想伴侣的职业是公务员，以下依次是企事业管理人员、警察／军人、企业主、医务工作者等。38.3％的受访男性希望理想伴侣的职业为教师，以下依次是公务员、医务工作者、金融财会人员等。

这个报告也指出：在受访的农村女性中，仅有0.7％选择农民为理想伴侣；而农村男性选择农民为理想伴侣的比例仅为3.3％，他们认为婚姻是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最有效且最保险的途径。

别嫁“凤凰男”

所谓“凤凰男”是指农村贫困人家的孩子，经过10年寒窗苦读考上大学，最终定居城市。“孔雀女”是指城市家庭的独生女，从小条件优越，娇生惯养。

由于出身农家，家庭条件不好，父母生病的医药费，弟弟妹妹上学的学费、生活费，都需要“凤凰男”来负担。所以，他们和“孔雀女”的爱情总有“一道坎”，怎么也跨不过去，任他们如何优秀。因此，“孔雀女”必须明白，在“凤凰男”的概念里，“家不只他和她。

除此之外，“凤凰男”和“孔雀女”之间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矛盾。

上海市区长大的林园园嫁给了名牌大学毕业的“凤凰男”小刘。

在林园园看来，小刘老家的客人源源不断，多少让她招架不住。

此外，小刘一些不经意的言语和行为也经常让林园园感到“不舒服”。“我买一件名牌大衣，他就说他爸种一年的庄稼也买不起这件衣服啊。他这样念叨就好像我办了错事一样。”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与某网站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对于“凤凰男”，58.2％的人认为他们农村亲戚太多，关系复杂，扰乱夫妻生活，30.6％的人认为他们过于对父母言听计从，27.9％的人则认为他们把家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更有67.6％的人不看好这样的婚姻。

家庭生活变化调查报告篇7

第一条为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以下简称低保)工作，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省政府《安徽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持有本市市区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市区居民低保标准的，适用本细则。

第三条实行城市低保制度，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扶助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实行属地管理和动态管理。

第四条市民政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低保的管理工作，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低保的管理工作。

区民政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下统称管理审批机关)负责城市居民低保的具体管理审批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受管理审批机关委托，负责辖区内城市居民低保申请受理、调查核实、民主评议、汇总上报等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市区低保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制定，并根据市区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入和物价指数变动情况，适时调整，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二章低保对象的确定

第六条低保待遇的申请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人持有市区常住非农业户口；

(二)申请人家庭可核算的人均收入或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低保标准。

第七条家庭成员在大中专院校学习，户口转出但仍由其家人供养的，可以视为同一户口人员。

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既有非农业户口又有农业户口的，其非农业户口人员可申请享受城市低保待遇，并以家庭为单位核算其收入。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家庭，不能享受低保待遇：

(一)家庭中在法定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经有关部门介绍就业，无正当理由拒不就业达两次的；

(二)家庭成员中有经常出入高消费场所消费的；

(三)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低保标准、经核实有隐瞒家庭收入行为的。

第三章家庭收入的计算和核实

第九条家庭收入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扶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包括：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助及其他劳动收入；

(二)一次性安置费、经济补偿费或生活补助费；

(三)离退休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失业保险金；

(四)存款及利息，有价证券；

(五)租赁收入、接受馈赠和继承收入；

(六)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七)市人民政府规定应计入的其他家庭收入。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一般包括以下人员：

(一)夫妻，共同生活的双方父母；

(二)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养子女、继子女、非婚生子女；

(三)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

(四)兄、姐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弟、妹；

(五)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十条因建设征地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领取一次性安置补助费的人员，申请享受低保待遇时，因用安置补助费缴纳社会保险且无结余金额，其安置补助费不计入家庭收入；有结余金额的，结余部分计入家庭收入。其结余部分按市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家庭人口计算可分的摊的月数，在可分摊的月数内，该家庭不享受低保。在分摊月数期满后，可以按照本办法规定申请低保待遇。

第十一条在计算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家庭的收入时，如其农村承包土地尚未退出的，应将当年土地收入计算在家庭收入中。

第十二条不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有：

(一)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津贴等；

(二)优抚对象享受的各种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

(三)因工(公)负伤人员的护理费；

(四)因工(公)死亡人员及其家庭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费、生活补助费；

(五)在校学生因就学困难，由政府和社会捐赠、资助的货币及实物；

(六)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助金。

第十三条对申请低保待遇的家庭，其家庭收入，应根据其申请前三个月的家庭平均收入确定；对已享受低保待遇的家庭进行动态管理核查时，应根据其此前三个月的家庭平均收入核定。

申请人应当如实报告家庭收入和资产情况，必要时接受资产和收入调查。

第十四条社区居民委员会受管理审批机关的委托，负责申请对象家庭收入的初步核实，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审核，必要时管理审批机关可派工作人员直接到申请人家庭和有关单位进行核实。

第十五条核实家庭收入可采取下列办法进行：

(一)个人申报。申请人如实填写家庭收入情况和家庭实际生活状况，同时由经办人员对申请人进行必要的询问；

(二)入户调查。经办人员直接到申请人家中进行调查，核实家庭收入情况和吃、穿、住、用等实际生活状况；

(三)单位、邻里走访。经办人员通过走访社区居民、到申请人所在单位等方式了解其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情况；

(四)信函取证。对不便走访的单位和有关人员，经办人员通过信函等方式获取有关证明材料；

(五)部门协同。民政部门与劳动保障、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建立联系，有条件的可实行计算机联网，及时了解申请人家庭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变化情况；

(六)消费跟踪。对申请人家庭的消费情况进行跟踪调查，以全面了解其真实生活状况；

(七)社区评议。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评议小组或召开听证会，对申请人家庭收入进行评议或听证。

第十六条家庭实际收入证明的出具及认定：

(一)在职职工的实际收入证明，由所在单位盖章、单位负责人签字，其中月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县级以上劳动部门审核认定；

(二)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实发的基本生活保障费和失业保险金，由县级以上劳动部门或其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证明；

(三)从事家政服务、保洁、保绿等工作的人员，其收入证明由街道社区服务中心或其服务单位出具；

(四)在法定就业年龄内且具备劳动能力者，采取灵活就业的，其取得的收入无法核实的，按不低于市区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五)其他人员的收入证明，由本人申请，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由社区居民委员会评议小组提出意见并进行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报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核定。

第四章低保待遇的申请、审批和发放

第十七条申请低保待遇的一般程序：

(一)由户主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材料送交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并出具共同生活成员的户籍、收入、就业状况和住房情况等证明材料，填写《**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

(二)户籍与居住地不一致的，应向户籍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同时居住地管理审批机关要协助户籍地管理审批机关的调查，并提供其家庭收入状况的证明；

(三)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既有非农业户口又有农业户口的，由非农业户口成员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农业户口成员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提供农业户口成员的收入证明；

(四)对行动不便或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申请人，可委托他人或由其监护人协助办理申请手续。

第十八条审核审批低保待遇的一般程序：

(一)社区居民委员会受区民政部门的委托，接受城市低保申请，并自受理申请10日内，对申请人家庭成员的户籍、收入和就业状况进行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在社区进行张榜公布，并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连同证明材料一并报送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初审；

(二)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自接到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10日内，应进行审核并及时返回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第二榜公布，群众无异议后，签署意见报区民政部门审批；

(三)区民政部门对上报的申请表和相关证明材料进行核实，并在10日内办结审批手续。对于符合低保条件的家庭，批准享受低保待遇，并由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通知社区居民委员会进行第三榜公布；

(四)所有审批手续应自申请人提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结。同时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应在30日内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书面通知其本人，并说明理由；

(五)申请人对审核审批结果有异议的，可直接向管理审批机关提出复核。管理审批机关应当自接到异议之日起30日内核查完毕，异议属实的应及时纠正。

第十九条低保资金按月实行社会化发放。

第五章低保对象的管理

第二十条管理审批机关对低保对象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掌握低保对象在领取保障金期间的收入变化情况。低保对象应主动、及时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向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申报收入和家庭成员变化情况。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向民政部门办理延续、提高、降低或终止低保待遇的手续。

第二十一条管理审批机关可以依据低保对象家庭的经济困难程度、家庭主要成员的身体状况和劳动能力等因素，对低保家庭实行分类管理；对已纳入低保家庭，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复核。

第二十二条实行家庭收入季度申报制。享受低保的家庭由户主将家庭收入情况于每季度初5日内报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每季度初10日内上报区民政部门。享受低保家庭如无正当理由未按时上报，区民政部门将视为其家庭收入超过低保标准，并取消其低保资格。

第二十三条低保对象户籍迁移时应在5日内开具迁出证明，并在20日内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和迁出证明到迁入户籍地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四条申请人家庭中在就业年龄内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尚未就业的，应积极寻找工作，参加就业或再就业。暂时无法就业的，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应当参加其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劳动。参加公益性劳动时间按以下方式确定：

(一)城市居民按市区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折算小时工资，并按实际享受的低保金数额确定相应的劳动时间；

(二)在折算小时工资时应按日均8小时计，并扣除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的天数；

(三)因身体原因不能参加劳动的，须凭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明。公益性劳动以社区为单位，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牵头会同相关单位组织实施。对参加公益性劳动的情况进行考勤登记，并以此作为审批低保待遇和核发低保金的参考依据之一。

第二十五条建立低保对象档案管理制度。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管理审批机关应当建立低保对象个人资料档案，实行一户一档。城市低保对象个人资料的内容包括：个人申请，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收入状况证明，住房登记表，申请审批表，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社区居民委员会入户调查表，民主评议记录，三榜公示记录，以及管理审批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第六章低保资金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低保资金由省、市、区财政按规定比例共同负担。省财政负担的剩余部分，由市财政分担70%，区财政分担30%。对市、区财政分担比例，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调整。

低保资金列入市、区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专户存储，专帐管理，专款专用，确保低保资金不被挪用和挤占。

第二十七条每年年底前由市、区民政部门依据当年享受低保人数及补差金额，提出下一年用款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预算，定期拨付，当年余额结转至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二十八条低保所需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在预算中予以安排，确保低保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二十九条市、区财政部门每月将城市低保资金足额拨付金融机构或民政部门低保资金专户，按月足额实行社会化发放。

第三十条当月一次性扩大保障面达到本区已保人数的1%时，区民政、财政部门应在上一个月分别向市民政、财政部门报告，经审查同意后纳入保障范围。

第三十一条民政和财政部门应建立城市低保资金管理双向通报制度。财政部门应将预算政策、资金安排、资金拨付及时通报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将城市低保政策、低保户数、人数、资金发放情况及时通报财政部门，并建立经常性会商制度。

第三十二条民政部门应会同财政、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对城市低保金管理发放情况进行经常检查，对违法、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第七章监督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公开低保政策、办理程序、办理结果，并设立举报箱和投诉电话，受理居民的举报，投诉。

第三十四条民政、财政等部门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对低保资金管理、发放情况进行检查，对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和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从事低保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无正当理由拒不审批，或者无故拖延审批的；

(二)擅自批准不符合条件的家庭享受低保待遇，经查实的；

(三)贪污、挪用、克扣及无正当理由拖欠低保资金的；

(四)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接受低保对象财物的；

(五)，或其他损害国家利益和居民低保权益的；

(六)对不履行职责造成工作失误，引发集体上访或越级上访的；

(七)对群众举报反映的情况不能及时进行查处和报告结果的。

第三十六条享受低保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民政部门依法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缴冒领的低保金；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仿造等手段，骗取享受低保待遇的；

(二)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家庭收入增加，但未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

城市居民在申请低保过程中，对审核审批的低保工作人员进行威胁、恐吓或严重干扰低保工作正常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各县(市)低保标准，由县(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入和物价指数变动情况，适时调整，报县(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并报市政府备案。

第三十八条县(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照本细则，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规定。

第三十九条本细则使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家庭生活变化调查报告篇8

摘 要：当前法庭教育制度存在不足，如尚未重视法庭教育与其他有权机关教育职能之间的衔接、将法庭教育等同于庭审教育、将庭审教育局限于庭审中的某个固定环节等。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促进法庭教育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实现这一制度的应有成效。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庭教育制度

中图分类号：D9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6-0078-04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我国一贯强调“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在教育和惩罚这两大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目的中，教育是其首要价值。在实践中，教育的价值目标应贯穿和体现在刑事审判的全过程：审前社会调查，夯实教育基础；开展庭审教育，全方位多层次教育被告人；适用具体刑罚，落实最终教育；判后延伸帮教，巩固教育成果。审判阶段是教育资源最集中，教育内容最丰富，教育时机最有利，教育特征最明显的寓教于审环节，是多层次、全方位感化未成年被告人，抑制其反价值观念，激发其主体性的最佳节点，所以法庭教育就构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之首要或核心制度。然而，多年来我们将法庭教育局限于判后教育。审判教育矫正方式也不完善。因此，需要理性研判当前法庭教育制度的局限与不足，以推动这一重要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升教育实效，回应社会管理创新的总要求。

一、法庭教育与其他有权机关教育职能之间的衔接未受重视，对法庭教育在各部门教育功能中的定位缺乏科学系统的考量

首先，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于2010年8月28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六部门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结合具体案情，采取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方法，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可见，教育矫正并非审判阶段所特有，而是贯穿于包括侦查、审查、审判和刑罚执行程序在内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全过程。但是，与人民法院处于居中裁判的中立地位不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承担的是追诉犯罪的司法职能，其教育矫正职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权保障上；［1］而刑罚执行环节的教育矫正则主要反映在对未成年犯的犯罪心理及其具体行为的矫治上，两者与时空上处在“承上启下”位置、资源更为丰富的法庭教育显然存在很大差别。但问题在于各部门之间，不同阶段、不同部门的教育功能之间如何有机衔接，做到相辅相成，相互配合法庭教育，如何“瞻前顾后”，实现最佳教育效果。综观目前有关未成年人教育矫正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未见有关四部门教育功能的具体定位、分工与衔接机制问题的具体规定。对法庭教育的理论研究也通常就事论事，而对如何利用侦查讯问和审查环节教育成效，如何衔接刑罚执行机关的矫治教育未见顾及，总体上忽视了未成年人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割裂了相互联系和作为整体的教育环节，不能满足最大程度上促进被告人的再社会化要求。实践中，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规范指引，司法机关也多按照自身的程序开展工作，未能以整全视角实现教育功能的衔接配合，法庭教育的定位也未得到科学界定与凸显。这与《六部门意见》有关在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中进一步加强公、检、法、司协调配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有关积极建立和完善“政法一条龙”工作机制，形成有效预防、矫治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合力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将法庭教育等同于庭审教育，将庭审教育局限于庭审中的某个固定环节

庭审教育仅是法庭教育的一部分。但是，“法庭教育就是庭审教育”的认识仍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是“法庭教育具备特定的环境，法庭教育必然是在庄严的法庭上发生的活动”［1］。当前，有关法庭教育的争议大都集中于“法庭教育如何在庭审中设置教育阶段”，这折射出“法庭教育就是庭审教育”这一偏颇认识的流行程度。审判人员不能牢固树立依托庭前准备程序中的审前社会调查、亲情感化、有效沟通和心理辅导等活动为庭审教育奠定基础的司法观念，或对作为审判权衍生性质和法庭教育必要延伸的判后帮教不够重视，均系上述片面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和必然的反映。审判人员在庭审中缺乏教育感化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源支持，法庭教育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免陷入“表面化”和“剧场化”的泥沼；而忽视延伸帮教工作，则丧失了巩固强化法庭教育既有成效的极佳机会。

将庭审教育局限于庭审某个固定环节的观念同样根深蒂固。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实践中的庭审教育大都置于法庭辩论后被告人最后陈述前进行。为了使庭审教育不与新法的规定相抵触，排除在宣判前开展法庭教育可能存在的“有罪教育”嫌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将庭审教育阶段设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后。支持这种做法的代表性观点如“在宣判之后进行教育可以告知被告人犯罪原因以及对社会、家庭和本人造成的伤害，还可以告知被告人被判处特定刑罚的理由以及改造的要求，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2］。实践中也有如上海普陀法院在认定被告人有罪、宣布量刑结果之前进行法庭教育的“三段两议”模式。［3］上述将庭审教育局限于庭审中某个固定环节的认识舍弃了庭审不同阶段具有的独特教育功能及各教育阶段之间的内在关联，混淆了合理的庭审教育内容分配及程序安排与“有罪教育”的边界，似有过分夸大有罪宣告前的庭审教育与“有罪推定”关联性之嫌，使得原本应当科学贯穿于庭前准备程序、庭审各个环节并延伸至判后帮教全程的庭审教育碎片化，难以充分实现法庭教育的固有功能。事实上，“有罪教育”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教育主体、教育内容的合理安排加以避免，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虽然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也参与庭审教育，但这无法推定出只要少年法庭参与教育就是‘有罪教育’的结论。只有法院判决后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是审判人员最基本的业务知识。”［4］

三、对法庭教育是对被告人的主体性价值教育的认识还不充分

法庭教育是对被告人的主体性价值教育的观念符合教育学、人格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但此种认识在法庭教育中体现不充分，常见的表现形式如下：其一，教育者和未成年被告人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庭审教育往往成了法官、被告人的法定人、老师、律师的表演场地，被告人只是默默地听，大多数时间都是低着头不作声，或是伤心地哭。被告人经常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至于未成年人本人的想法或者要求，经常被忽略或不曾提起。［5］被告人的陈述也存在被随意打断的现象。其二，教育的组织者没有全面领会法庭教育的涵义，习惯于在被告人面前简单铺陈、堆砌法律知识和社会规则，而非将帮助被告人学会如何正确思考和行动作为工作的重心，法庭教育缺乏应有的感染力、吸引力和亲和力。其三，法庭教育注重抑制反价值的矫正而忽视积极方面导引的倾向比较明显。其四，关注、尊重、永不放弃，以及真诚、包容和热切期望的对话这些作为教育前提的要素还没有引起审判人员的足够注意，他们在法庭教育中往往以“专家”而未以鼓励者的姿态出现，忽视了向被告人传递诸如“你很重要，你能做到，我不会放弃你，我永远支持你”［6］等激发被告人主体性的鼓励信号。可见，司法机关就法庭教育是对被告人的主体性价值教育的认识尚存不足，这也制约了法庭教育功能的实现。

四、对法庭教育强制、干预的属性及社会教育的性质认识不足

美国的少年法院和公立学校都是公共机构，都肩负着培养受过良好教育、具备快速适应环境变化能力的未来公民的重要任务，所以，杜威得出了少年法院和公立学校一样可以作为教育机构的结论。［7］台湾学者林纪东则指出，“少年法庭，实以审判机关而兼具教育机关之性质者，毋宁更置重其教育之成分。少年法庭，既具有教育机关之性质，且为特殊之教育机关。”［8］中国大陆学者也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最主要特征和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9］。可见，少年法庭教育机能之重要地位已经得到普遍确认。然而，我国少年法庭仅以少年司法政策及其理念为支撑，着眼于使未成年人在将来成为有用之才的发展前景，从而强制干预被告人再社会化的法庭教育之属性尚未得到广泛体认和内化。反映在司法实践中就是审判人员对于法庭教育的责任意识还不够强，还没有将法庭教育活动作为重要的法定职责、程序来看待；刑事审判中用于法庭教育的时间、精力还相对有限，或认为可长可短；少年法庭疏于引导未成年人体认法庭教育背后深厚的人文关怀要素等。由此，被告人尚不能在审判程序中很好地建构起自觉转变社会态度和重塑法律道德观念的内生动力，影响了法庭教育功能的实现和释放，弱化了社会公众对少年法庭在社会系统中承载教育功能的认知度。

法庭教育属于社会教育范畴，但人们通常不这么认为。当前，将教育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的教育功能结合起来，使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功能成为一个有机结合体，形成有利于提高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个体社会化的互补联动和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已渐成未成年人教育预防渠道。在此现实背景之下，不能正确认识法庭教育的社会教育属性，就不能在审判活动中自觉理性地审视处于基础性地位的家庭教育、作为未成年人接受正规教育和完成社会化过程主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以及作为未成年人社会化支撑的社会教育中出现的异常与症结，就无法以社会教育主体的定位对被告人施以更有针对性的法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家庭和学校都是重要的社会控制机构，但是，家庭正变得十分脆弱和不稳定，其社会控制功能和帮助青少年社会化的机能均受到不同的削弱，［10］而受主智主义、能力至上和效率主义的社会倾向影响，学校教育中有关人格发展的教育也已成为一项形式化目标。［11］面对这种现状，如果将法庭教育从社会教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无疑将进一步消解其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应有的反馈支持功能，影响法庭教育积极社会效应的显现。

五、审前社会调查、圆桌审判方式、心理辅导、亲情感化、合适成年人参与等法庭教育配套支持制度尚未全面建立

法庭教育制度并不能“单打独斗”，需要依赖审前社会调查、圆桌审判、心理辅导、合适成年人参与、庭前亲情感化、适当教育情境营造等教育配套支持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行。然而，这些制度目前尚未全面建立。首先，《六部门规定》和司法实践已经明确了审前社会调查的责任主体是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考察发达国家的社会调查制度可以看到，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需要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门知识进行工作，对少年的思想、性格、活动、经历及生活环境等进行全面调查后，要向法院提交书面调查报告和结论。［12］但在当前以社区司法矫正人员为核心的调查主体中，具备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的人员配比还相对不足。人民法院在实践中也发现存在个别社区司法矫正机构的调查人员未经实地调查，仅凭想象或片面听信他人反映，即向法院提供不实信息的情况。也有调查人员考虑到街坊邻居的情面关系，对被告人的问题避重就轻，不向法院作全面客观反映。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审前社会调查主体的责任，优化调查人员结构，规范审前社会调查行为，切实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为法庭教育提供基础性保障。其次，圆桌审判方式尽管已经在《少年法庭工作意见》中予以明确，这一模式在实践中的适用也不断扩大且有所创新、突破，但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圆桌审判的追求，不自觉地陷入单纯的法庭设置的改变，对圆桌审判所蕴涵的司法理念与司法要求关注甚少……圆桌审判的日益推广，已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圆桌所带来的诸如缓和气氛、拉近距离等功能”［13］。如何将圆桌审判方式与法庭教育科学结合，同样面临制度改进和细化的问题。第三，专业的心理辅导、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尚停留在各地零星试点和改革创新阶段，尚未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得到明确细致的规定。心理辅导专家和合适成年人的选任、组织管理、运作程序、经费支持等缺乏统一标准和常态化的制度保障。第四，庭前亲情感化制度虽然已经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等司法解释中有所涉及，但开展亲情感化的具体条件、程序性规范和职权性要求（“可以”而非“应当”）依然缺失，实践中也未得到普遍推广。最后，作为营造适当教育情境的法庭布置、法庭服饰等尚未有制度层面的考量。

“加强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是人民法院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做好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庭教育矫正工作是此项工作的重心所在。理性分析和研究法庭教育制度的现状与不足，有助于我们以此为支点，以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为杠杆，撬动热心中国少年司法事业的人们对法庭教育制度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与反思，从而促进这一重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升帮助未成年被告人再社会化的工作成效。

参考文献：

［1］安平章.律师在法庭教育环节的地位、作用和教育方法：兼谈当前少年法庭审理的现状与流弊.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优秀论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38.

［2］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基于实证和比较的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08.

［3］戴蔚雯.试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的完善：兼论未成年人之权利保护［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4-15.

［4］陈建明.“有罪教育”刍议［J］.青少年犯罪问题，1999（6）.

［5］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基于实证和比较的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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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玛格丽特?E，罗森海姆.少年司法的一个世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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