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调查报告范文

证券调查报告篇1

为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工作，切实有效地发挥证券交易所对证券市场的一线监管职能，现通知如下：

一、证券交易所应加强市场监察工作的制度建设，证券交易所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市场监察工作。证券交易所应当对市场监察部门的职责和工作程序作出详细规定，建立健全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守则和岗位责任制。要增加市场监察部门的人员和设备，充实市场监察部门的力量。

二、证券交易所监察部门应当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

1.建立市场监察工作日志，详细记录和总结每日的市场监察工作，包括当日市场价格或成交量波动较大的股票及初步分析、接受客户的举报或投诉及处理情况、对重点股票和重点股票帐户的监督情况、需要进行重点调查的事件、需要继续跟踪分析的股票或帐户，当日提交上级的调查报告或案件处理意见等。

2.对每日涨跌幅度在7％以上的全部股票，应当将每只股票成交金额前5位的营业部名单和当日买入、卖出数量最大的5个股票帐户存档备查；上市公司公布财务报表、分红配股方案及其他可能影响股票价格的重大事件公告时，或者出现关于某公司的市场谣言时，应当将相关时段内买入、卖出该公司股票数量较大的营业部名单和股票帐户存档备查；对有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或个人要进行专门调查并作出结论，短期内不能确认的，应当进行跟踪分析。

3.发现涉嫌违反证券法规或交易所业务规则的事件，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并在证券交易所职权范围内予以处理。案件情节较为严重或涉及范围超出证券交易所职权的，应当在继续进行调查的同时，上报中国证监会。

三、证券交易所要认真完成中国证监会交办的事项。对中国证监会交办的有关事项，应当组织专门小组进行落实，并将详细调查情况、处理结果上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在必要时将对证券交易所的调查结果进行核查。

四、证券交易所要定期和不定期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市场监察工作报告，包括每月市场监察工作情况和案件查处情况。定期报告应当在每月前5个工作日内报送，不定期报告应按中国证监会要求随时报送。上报中国证监会的监察报告和有关材料应当由分管监察工作的总经理或副总经理签发。

证券调查报告篇2

《条例》总结了近年来证券公司综合治理过程中的改革措施和成功经验，针对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突出问题如证券市场准入条件、客户资产保护、证券公司治理结构、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的监管制度以及监管机关的监管措施等进行了详细地规定，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创新发展留下了必要的空间。《条例》的出台是对《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的细化与落实，对完善证券公司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迎接创新发展新机遇具有重大意义，这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法治建设在前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监督管理措施是《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的重要内容。证监会对于证券公司的监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为被动监管措施，第二为主动监管措施，第三为对于证券公司组织机构的要求。

一、被动监管措施

本条例中第63、64条规定了信息报送的规则。其中63条对信息报送的种类做了分类，包括年度报告，月度报告，以及在证券公司发生重大事件时的临时报告。64条规定了社会中介机构以及证券公司在信息报送上的应当承担的义务。66条规定了信息披露的范围。69条规定了证券公司信息报送以及信息披露的要求，即真实、准确、完整。

实际上，信息报送制度与信息披露制度有所不同，信息报送制度是指证券公司在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在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向证监会报送有关报告的制度，证券公司向证监会报送相关报告后，证监会还应当对年度报告与阅读报告进行审核，本条例65条规定：“对证券公司报送的年度报告、月度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指定专人进行审核，并制作审核报告。审核人员应当在审核报告上签字。审核中发现问题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有关机构报送的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委托资金和客户担保账户内的资金、证券的有关数据进行比对、核查，及时发现资金或者证券被违法动用的情况。”从上述条文来看，证监会对于信息报送制度中的年度报告与月度报告为实质性审核，不属于备案性质。

至于信息披露制度，我国证券法上有关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所以已上市的证券公司必须依法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但是本条例66条中所规定的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仅仅规定了信息披露的范围，规定的不甚完善，所以条例授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具体办法。

同时，本条例第88条规定了违反信息报送制度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责任。第88条第一项规定，证券公司不进行信息披露或信息披露不实应当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第二项规定证券公司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资产托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在不进行信息报送，或报送不实时应当承当相应的责任，但是，该第二项为何不将证券公司包括在内，这确实是一个疑问。

二、主动监管措施

在证监会被动监管的基础上，证监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还可以采取主动监管措施。条例67条与68条对主动监管措施做了具体的规定，其中第67条是证监会要求一些特殊主体向其提供必要的信息；第68条则是证监会对证券公司进行检查的规定，68条赋予证监会很大的权力，其中包括一些类似于司法权的权力，如该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对于有关资料，证监会可以查阅复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封存，该条第二项甚至规定，在证监会负责人批准的条件下，证监会可以可以查询证券公司及与证券公司有控股或者实际控制关系企业的银行账户。

三、对于证券公司组织机构的监管

1、对于大股东的监管

条例71条是对条例14条的回应。条例第14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持有或者实际控制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必须报证监会批准。若违反此规定，71条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改正，在此期限内该相应股权不具有表决权。此处的“相应的股权”应当是指超出5%的那部分股权。

2、对于证券公司高管的监管

条例72条是有关对未取得任职资格的个人的监管。该条规定此类人员担任证券公司高管的，证监会可以责令其停止行使职权，更为严重的，还可以对其实行市场进入措施。73条则是对证券公司提出要求，要求证券公司主动解除不具备任职资格的高管的职务并向证监会报告，并且证监会也有权责令证券公司解除不符合任职条件的高管的职务。

条例77条规定了证券公司违反证券公司高管任职资格禁止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违反本条规定的按照证券法198条的规定处罚。证券法19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聘任不具有任职资格、证券从业资格的人员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其他

1、其他处罚措施

条例70条规定了对治理结构不健全、内部控制不完善、经营管理混乱、设立账外账或者进行账外经营、拒不执行监督管理决定、违法违规的证券公司的一些处罚措施，例如增加内部合规检查的次数、暂停证券公司的业务等等。

2、证监会以外其他机构对于证券公司的监管

首先，75条规定会计事务所在进行审计时可以查阅、复制与审计事项有关的客户信息或者证券公司的其他有关文件、资料，并可以调取证券公司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内的有关数据资料。本条授予会计事务所更大的审计权力。74条规定，证券公司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当说明理由，此条赋予会计事务所的更大的独立性，使得会计事务所能够更加有效的行使其审计职能，并且84条第12项规定，聘请、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未按照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未说明理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76条规定了证券交易所对于证券公司的监管责任。证券交易所监管的对象是证券公司的证券自营账户与证券资产管理帐户，证券交易所在监管中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按照交易规则和会员管理规则处理，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证券调查报告篇3

非法证券活动具有手段隐蔽、欺骗性强、蔓延速度快、易反复等特点，其涉及人数众多，容易引发。当前，我市出现的非法证券活动主要形式为：非法发行股票和发行股票，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业务，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活动，与传销组织勾结、利用传销手法从事非法证券活动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市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为此，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进一步统一思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促进我市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二、加强领导，明确分工

为加强对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组织领导，市政府已成立*市打击非法证券活动协调小组，成员由广东证监局、银监局，市委宣传部，市金融办、公安局、工商局、新闻出版和广电局等单位组成。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金融办)，具体负责我市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分工如下：

市金融办：负责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督促有关部门按各自的分工做好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具体工作，及时向市政府报告有关重大事项。

广东证监局：依法配合工商、公安部门及时核实涉案主体是否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对证券业务性质进行认定，对相关政策进行解释;必要时派员参与办案。

广东银监局：依法配合公安部门做好查处、冻结有关非法证券活动账户的工作。

市委宣传部：积极协调省属媒体并指导市属媒体开展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舆论宣传和报道工作，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打击非法证券活动营造良好的氛围。

市工商局：组织各分局查处非法证券活动，不属于工商部门管辖的，应及时移交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涉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市公安局：对工商、证监部门移交的涉嫌犯罪线索或案件积极组织侦办;在工商、证监部门调查案件时，及时派员协助;密切与检察院、法院协调配合，加大对典型案件的惩处力度。

市新闻出版和广电局：在广东证监局对市属电台、电视台、报刊上播放或刊登的违规证券类节目和广告做出认定后，责成媒体进行整改、停止播放或刊登，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和广播电视证券节目的通知》等规定，进一步规范媒体传播证券信息、广告的活动;对工商、证监部门在查处非法证券活动中发现并移交的涉嫌非法出版活动依法进行查处。

三、建立机制，加强配合

在打击非法证券活动中，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各负其责，建立机制、加强配合，形成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合力。证券、期货公司以外的机构或个人涉嫌非法从事境外证券、期货交易及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由工商部门牵头查处;案情复杂的，可商证监部门联合执法。对非法发行股票等危害大、涉及面广的案件，公安部门应及早介入。对证监部门移送的证券、期货违法犯罪线索，工商、公安等部门要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及时组织查处，并将查处情况通报证监部门。

证券调查报告篇4

广发证券借壳S延边路，作为券商借壳上市第一例，具有标志性意义，多家打算“效仿”借壳上市的证券商也都在等待观望。

2007年5月底，中国证监会通告：在广发证券借壳上市中，部分当事人涉嫌内幕交易，违反了《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这一事件演变为“券商借壳上市第一案”。案例本身所折射出的内幕交易的普遍性以及司法监管不力等问题则不仅仅局限于券商类公司，具有普遍意义。

内幕交易，谁来阻止潜规则

随着股市的一路走高，2006年证券行业全面复苏，特别是创新类券商质地优良、盈利能力强，获得了市场对参股券商概念股的热捧。在最近一年的证券市场上，凡与券商借壳上市沾边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几乎都会出现异常波动。如：2006年10月17日，受东海证券借壳“传闻”刺激，SST纵横开盘后不到10分钟即封于涨停价位，随后该股又开始震荡下跌，收盘一度跌停，当天成交约16万手，为该股的罕见天量。这其中难免某些个人、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利用券商借壳炒作并从中渔利。

虽然《证券法》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但是“内幕消息”极易导致股价异动，不法投机者也会借机从中获取暴利。借内幕消息炒股盈利，早已成为业内的“潜规则”。

内幕交易是健康的证券市场所不容的，对少数不法投资者内幕交易的熟视无睹就是对众多守法投资者的麻木不仁。证券监管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保证每个投资者具有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而要保证平等的信息权，重要的就是消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信息的垄断、虚设或肆意泄露。

内幕交易，司法调查难界定

在广发证券借壳S延边路的事件中，媒体报道原广发证券总裁董正青的弟弟通过内幕交易获取暴利。如果董正青及其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名成立，根据法律规定，其将被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对于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

事实上，如何确定董正青之弟是否涉嫌内幕交易是摆在相关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尽管董正青的弟弟低价位购买了S延边路股票并从中获利，这一点没有争议，但要判断其是否利用了内幕信息从事上述股票交易却不容易。

内幕交易的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内幕信息知情人，根据《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董正青弟弟显然不在此列。另一类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董正青是当时广发证券的总裁，属于借壳上市的知情人。而他的弟弟和他系亲属关系，在借壳上市信息公开前从他那里获知此信息不是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董正青弟弟就属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但是，在证券监管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调查面前，如果董正青和其弟不承认泄露或者获取了内幕信息，法律对此也无能为力。这正是眼下证券监管的真空地带，因为监管层或司法机关很难认定这其中是否存在“私下交易”。

换种假设，如果董正青在内幕信息公开前泄露给他的朋友以谋取私利，或者董正青的弟弟在获知了内幕信息后透露给朋友以获取“分成”。这样的话，因法律的真空与缺位，内幕交易就更加难以调查认定了。

在中国证监会近日制定的《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草案中，扩大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自然人的配偶，自然人及其配偶的父母、子女和其他因亲属关系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均属于内幕信息知情人，且“利用骗取、套取、偷听、监听或者私下交易等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也被列入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法规的不足和缺位起到了补充作用，但执行调查过程中的可操作性依然是监管部门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监管的规范是市场规范的前提

S延边路因广发证券借壳事件在2006年10月20日二次停牌，迄今已有七个多月，股改方案也已经获得通过，但至今仍未复牌。在如今的牛市行情里，“无辜”的投资者只能望天长叹，陷入漫漫等待期。

深圳证交所早在2006年7月31日就向广发证券发出函件，调查所有在广发证券客户中持有S延边路的账户资料，但至今未公布调查结果；证监会从接手调查广发证券借壳事件到公布拟出罚单，近半年时间，没有向公众通告案件进展信息。在此期间，因为没有明确的官方消息，媒体的推测报道不断，投资者更是跟着举棋不定。

在不影响案件调查的前提下，证券监管部门应定期向公众通告案件查处的阶段性进展情况，这对于提高证券市场透明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增强市场监管能力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市场监管机关对违规事件的调查期限无限制，停牌时间自己说了算，处罚程序不透明，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合法投资者的不负责任，更不利于证券市场的正常成长。要规范证券市场，更要规范监管部门自身的监管权力和行为。

券商借壳第一案遭调查

崔晓红

广发证券借壳S延边路是国内券商借壳上市第一例。最近，因涉嫌内幕交易遭到监管部门调查，演变为“券商借壳上市第一案”，备受市场关注。

2006年6初，S延边路首次公告承认“借壳”一事，但在此前的4月27日，S延边路的股价就开始异动。当天开盘价为3.15元，以涨停收盘。随后股价一路上涨至8.00元附近。在公告前，已出现了11个涨停板。从4月27日开始，S延边路的成交量开始急剧放大，当天的换手率达8.65%，5月26日换手率一度达到17.77%。2006年6月3日，S延边路被停牌。9月26日，借壳上市方案公布，10月11日复牌后又连拉三个涨停，10月20日被再次停牌至今。

S延边路的异常表现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交易所和证监会开始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随后正式立案调查，历时半年多，一直没有公布调查结果。直到今年5月底，证监会终于就调查情况通报。

通报指出，监管部门现已查明，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部分当事人，包括吉林敖东、S延边路等机构和人员，没有及时、准确披露收购、持股信息。中国证监会拟对其进行行政处罚。部分涉嫌内幕交易及其他形式犯罪的当事人的涉嫌犯罪证据和线索已经移送公安机关，提请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就在证监会通告之后，广发证券总裁董正青于6月2日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辞去广发证券董事和总裁两项职务。有报道称，早在去年，董正青的弟弟在广发证券借壳S延边路过程中通过内幕交易获取暴利，其控制的账户获利总额达1亿元左右。因此，董正青的主要问题是涉嫌提前向亲属泄露内幕交易的消息，对此他本人予以否认。

证券调查报告篇5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去年6月被立案调查之后，不到一年，西南证券公告称，“因在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活动中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再次被证监立案调查。

西南证券称，根据相关规定，处于立案调查期间，证监会暂不受理该公司作为保荐机构的推荐，暂不受理相关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的推荐，暂不受理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文件。这意味着公司投行多项业务再次被叫停，两次调查之后，也让原本发力投行业务而高速发展的西南证券业绩蒙上阴影。

西南证券方面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当前调查过程中在审项目有20余个，按照证监会的规定进行全面复核。经复核，拟继续推荐的，可同时申请恢复审查；对于已过发审会的项目经复核，拟继续推荐的，可继续依法履行后续核准发行程序。这样看来，此前有媒体称，相关项目可能被“连坐”当属无稽之谈。

同时，西南证券方面表示，预计该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在立案调查期间将受到影响，并可能对当期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有分析人士指出，比投行业务业绩受影响更深远的是，公司在今年7月份的券商评级中可能被降级。

或踩雷“忽悠式”重组

西南证券公告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只表示在从事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中涉嫌违规被立案调查，并未指出具体公司。不过此前早有预兆。3月初，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表示，证监会准备对九好集团、鞍重股份及主要负责人员做顶格处罚。九好集团与鞍重股份在信息披露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两者企图以此“忽悠”重组成功，谋求借壳上市。西南证券恰好是九好集团的财务顾问。

监管层将九好集团定性为“涉案金额巨大、手段极其恶劣，违法情节特别严重”，作为财务顾问的西南证券未能做好尽职调查自然难辞其咎。

这不是西南证券第一次被上市公司“忽悠”，2016年6月，因大有能源定增涉嫌欺诈发行，西南证券涉嫌未按规定履行职责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暂不受理”公司投行业务材料。

盈利将受重创

在会项目将被复核重审，新增项目被按下暂停键，业绩“支柱“的投行业务被罚⒍怨司业绩产生较大冲击。

目前，西南证券2016年年报还未做披露，不过从2016年中报数据可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20亿元，投行业务贡献近9.5亿元，占比约为48%。在其他券商还在想尽办法减少对经纪业务依赖之时，西南证券投行业务已经占据营收的半壁江山。原本业务结构优势明显，转型之路顺畅，虽然A股交易量下滑，但在去年IPO发行提速的背景下应大有可为。

不料去年下半年投行业务被暂停，错失良机，根据1月的业绩预告，公司预计2016年1月至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65%～75%。而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公司2016年净利10.99亿元，同比下滑达68%，成为上市券商下滑之首。

西南证券相关负责人向《投资者报》记者表示，目前公司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管业务和新三板挂牌业务等正常开展。

除了业绩受挫，券商评级是悬在西南证券头上的另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每年7月，监管层都会综合券商上一年的表现给出等级评价，券商评级不仅直接影响创新业务的开展，影响两融等业务规模，每降一级，券商将增加0.25%的比例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按照西南证券2015年的收入来算，每降一级，则需多缴纳2124万元的投资者保护金，对公司资本金消耗巨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立案调查并不是纳入评级考核，扣分降级还需要看调查之后监管层是否给出处罚。

中介监管更加严格

去年以来，兴业证券、信达证券、中德证券等多家券商和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等机构因在保荐、承销、财务顾问、审计等业务中未勤勉尽责受到相应的处罚，中介机构违法现象受到监管层的重视。

为了完善证券中介机构被立案稽查与行政许可申请挂钩机制政策，强化证券中介机构的主体责任意识，督促其勤勉尽责，今年2月，证监会就修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简称《规定》）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规定》，一是当证券中介机构或其从业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被司法机关侦查，尚未结案的，证监会将不予受理或中止审查其出具同类业务的行政许可申请文件。二是建立中止审查的恢复审查机制。在审项目被中止审查的，证券中介机构应当指派与被调查事项无关的人员进行复核。经复核，申请事项符合行政许可的，证监会可以恢复审查；否则，终止审查。

证券调查报告篇6

据证监会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至今,共立案调查内幕交易案件31起,已查处了杭萧钢构(600477.SH)、中关村(000931.SZ)、高淳陶瓷(600562.SH)、中山公用(000685.SH)等一批大要案件,原南京经委主任刘宝春、原中山市长等一批政府官员因此落马。

从7月到8月,证监会新立内幕交易案件15起,完成调查案件25起。目前,2008年、2009年移送的40起案件中,有23起公安机关已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除黄光裕案外,上海祖龙案、汪建中案等一批案件,已陆续开庭审理或定罪宣判。

“这次是要动真格了,证监会内部已是风声鹤唳,监控、查处措施将空前严厉。”上述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证监会9月17日表示,将采取“集中部署、全力以赴,有效组织、快速查处,执法协作、刑事追责”等多方面措施,有效遏制内幕交易多发势头,一场雷霆行动即将展开。

严密监控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在监管思路确定以后,证监会立即着手部署对接近内幕交易的所有相关人员,进行紧密监控。

首先,证监会要求负责发行、并购的发行部、机构部以及专、兼职发审委员注销所有的个人账户,同时,申报父母、配偶及子女等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和股票账户,建立专门档案。

“我们现在都不太敢用手机与人谈论与股票相关的事了。”一位专职发审委员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目前公安部相关负责办理证券案件的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局以及证监会下设的稽查一局和稽查二局等部门,对于上述人员往来电话,抽样进行监听。

同时,各地证监局要求辖区的各家券商投行、具有发行并购业务资质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券商研究员等,申报自己父母、配偶及子女等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号和股票账户,并建立专门档案。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上海证券交易所近期在对上市公司董秘、独董的资格和后续培训中,增强了内幕交易防控专题培训内容;另外,对于上市公司方面如涉及重组并购等事项,交易所要求申报涉及重组并购可能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名单及身份证。

部分上市公司已经感觉到来自于内幕交易监管的威慑力。日前,《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联系采访――该集团因公告拟借壳太工天成(600392.SH)实现整体上市而受到市场关注。集团上市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在谨慎地确认记者身份后,再三表示,在此期间,别说采访,就是连朋友、同学都不能约见。

此前,2009年8月,太工天成因停牌公告重组进展之前的4个交易日股价大幅上涨,已遭到上交所调查和警告。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明令要求,如谁将消息提前泄露影响重组,除将受到公司严厉的查处外,并酌情移交司法机关,绝不姑息。

《财经国家周刊》从上海及深圳交易所了解到,交易所监察系统已建立了强大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数据库,将上市公司上报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主要股东、中介机构知情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关联人等的资料纳入其中,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系列分析模块。

例如,在内幕交易监控上,将上市公司披露的重大信息、内幕信息知情人数据等资料与各类账户的交易记录进行关联比较,一旦信息前股票交易异常,触及了监察系统内幕交易分析模块报警指标阀值,监察系统将自动进行报警,为监控人员及时提供发现涉嫌内幕交易行为的线索。线索明显的将直接上报证监会处理。

整肃“内幕类”信息披露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最近到天康生物(002100.SZ)采访,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被要求签订一份不泄露未经披露信息承诺书。

天康生物董事会秘书郭运江告诉记者,从8月份开始,新疆证监局要求辖区各上市公司在接待媒体和券商研究员时,要对方签订类似承诺书,杜绝将未经披露的信息,写入新闻报道和上市公司调研报告当中。“特别是要防范券商研究员。”

中信证券资深研究员杨先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券商研究员确实普遍存在将打听、传播上市公司信息,作为吸引买方机构购买调研报告、提高个人在买方机构“威信”的手段。

7月底,证监会《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强调审慎处理影响证券价格的敏感信息,公平对待利益相关者,不得进行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以及传播虚假、不实、误导的信息。

杨先生表示,按上述《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要求,券商研究员在报告中将不能再出现诸如“公司产品价格可能提价、未来预期会有集团某某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存在被并购可能以及公司正在讨论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方案等等”内幕消息的蛛丝马迹。

事实上,无论媒体记者还是券商研究员,也只能通过种种手段刺探到凤毛麟角的“内幕”。而真正影响股价、让相关人一夜暴富的“内幕”,大多出于上市公司内部人士主动透露给相关利益人。

杨先生表示,他们在调研中多次发现,有个别上市公司往往早和利益中人串通好,事先将“内幕”透露给相关利益人或是炒作机构,之后再故意透露给缺乏经验的研究员或媒体记者,通过研究员的报告或媒体的新闻报道为其造势。

研究员的报告只是传播媒介,而真正最有动力利用内幕信息的,是参与内幕交易的相关投资人,他们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对市场最大的损害者。杜绝内幕信息,重在监控交易行为。

交易记录的监控

据深交所综合办公室一位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目前深交所已经建立了集交易、结算、发行、信息披露等业务信息分析为一体的综合监控分析平台。每个投资者从开户的第一天起,所有的开户、委托、成交、托管等记录,均纳入监察系统的监控范围。

除此之外,他还表示,深交所市场监察部门设置了专门的实时监控小组。该小组借助监察系统的盘中实时报警和分析平台,对市场交易进行实时监控。监控人员不仅对报警事项逐条进行专业分析,还密切监控市场的动态,包括分析师的股评、研究报告、媒体有关评论和报道等信息,并结合交易监控的异常,综合评判。

据记者了解,目前沪、深两交易所都建立了重大事项交易核查机制,在重大事项发生时立即对涉及其间的股票交易情况,进行系统的专项核查。这些情况包括发生并购重组事项、信息披露前股价异动、新闻媒体报道后交易异常、投资者投诉或举报涉嫌内幕交易,以及其他监管部门或机构要求协查的情况。

按证监会要求,新闻媒体和投资者揭露涉嫌内幕交易线索后,上市公司除了自查外,交易所还要及时进行核查。

上述深交所综合办公室人士向记者介绍,并购重组事项交易核查,是重大事项交易核查中尤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交易所监控人员除将根据并购重组方案的具体情况、筹划进程、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个人履历等背景资料对交易账户进行深入分析、系统排查外,还要对每一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项披露前一定时间段内的交易进行核查,核查范围不局限于股价异动期间的交易。上述专项核查报告将作为证监会审查并购重组事项的重要参考依据,影响并购重组的进程。

一般的具体处理程序是:

首先,市场监察部门可就异常交易情况向公司监管部门发出电话或书面问询,进一步了解上市公司近期基本面可能发生变化的各项事宜,调取涉及的会议记录等资料;如发现异常,联合约见上市公司、股东、重组方及中介机构相关人员;

其次,为进一步核查,向会员发出协助调查函,调取投资者开户资料和交易的详细记录,必要时进行实地走访和约见谈话,如发现问题随即启动系统内联动监管机制;

最后,经初步调查发现涉嫌内幕交易的,交易所立即形成专项报告上报证监会进行后续稽查,属于立案调查的,证监会将迅速进入行政执法程序,属于非正式调查或案前调查的,由所在地证监局负责处理。

机构监管升级

北京某基金经理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日前,与其同属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上交所要求其提交报告,解释为何在一家亏损类上市公司停牌公告重组前,买入该公司股票的投资依据和内控流程。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8月份以来,已有多只基金被要求补交相关投资报告。这表明,在此次打击内幕交易行动中,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也被重点关注。

上述基金经理介绍,报告的重点内容是该上市公司是否已加入基金公司内部股票池或核心股票池,是否有相应的内部研究报告支持投资行为,如果当天该股票交易量特别巨大是否符合基金契约、公司投研规定,不合规定的交易行为是否经过公司内部投资审批等。

当前,事实上存在的一个潜规则是,一些机构由于重仓持有某上市公司股权,有的上市公司高层往往会迫于压力或为公司股票价格方面考虑,以及实现个人利益等原因,提前向机构通报公司业绩或重组动向。

但随着股价异动核查机制的完善和机构监管的升级,资产重组前股票异动的上市公司,其资产重组进程和结果,将受到不利影响。

5月19日,宏达股份(600331.SH)涨停后,当天晚间重大资产重组及连续停牌公告,并自5月20日起停牌。

当日晚间公开的交易数据显示,当日砸下的大量买单分别来自两个机构交易席位,宏达股份当天成交总额近两成由这两个席位背后的机构提供了支撑。

5月21日,《人民日报》经济版头条报道,质疑宏达股份资产重组的消息可能提前泄露给相关机构。

6月7日,宏达股份公告说,鉴于交易目标资产相关条件不成熟,其他重组工作也无法开展,故决定终止商谈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公司在至少3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股权转让及收购等重大事项。

证券调查报告篇7

一、信息披露制度概述

1、涵义

信息披露制度，也称公示制度、公开披露制度，是上市公司为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而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将其自身的财务变化、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或公告，以便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情况的制度。它既包括发行前的披露，也包括上市后的持续信息公开，它主要由招股说明书制度、定期报告制度和临时报告制度组成。

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法“三公”原则[②]中“公开原则”的具体要求和反映，也是证券监管的重要方式，美国的LouisD.Brandeis在其著作“OtherPeople’sMoney&HowtheBankersUseIt”（1933）中提到“公开原则被推崇为医治社会和企业弊病的良药。犹如太阳，是最佳的消毒剂；犹如电灯，是最有效的警察”[③]。信息披露制度保障了交易的安全，维护着投资者的信心，也维持了证券市场的稳定秩序。

2、起源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证券市场特性与上市公司特性在证券法律制度上的反映[④]。世界各国证券立法莫不将上市公司的各种信息披露作为法律法规的重要内容，信息披露制度源于英国和美国。

英国的“南海泡沫事件”（SouthSeaBubble）导致了1720年“诈欺防止法案”（BubbleActof1720）的出台，而后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TheJointStockCompaniesAct1844）中关于“招股说明书”（Prospectus）的规定，首次确立了强制性信息披露原则（ThePrincipleofCompulsoryDisclosure）。

但是，当今世界信息披露制度最完善、最成熟的立法在于美国。它关于信息披露的要求最初源于1911年堪萨斯州的《蓝天法》（BlueSkyLaw）[⑤]。1929年华尔街证券市场的大阵痛，以及阵痛前的非法投机、欺诈与操纵行为，促使了美国联邦政府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的颁布。在1933年的《证券法》中美国首次规定实行财务公开制度，这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信息披露制度。

3、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证券法将披露公司信息作为上市公司的法定义务，其法理基础之一是上市公司信息与其股票的市场价格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从经济学上看，它有一个近年来被各国证券法学界广泛认可的金融理论，即“有效资本市场假设”理论（EfficientCapitalMarketHypothesis，简称ECMH）。“这一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它作为一个描述性理论，表明了宏观、微观及上市公司层面的财务信息（包括任何影响金融指标的信息）的披露与证券价格之间的关系。它建立了一个分析系统，让人们在该系统所设定的框架内，对股票价格本身的合理性、股票价格与信息披露和市场上其它各种因素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⑥]”。

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假设将市场分为三种形式的有效市场，即弱效率市场、中强效率市场和强效率市场。“在弱效率市场中，价格仅反映证券以前的价格信息；中强效率市场，价格反映所有公开的信息；强效率市场，价格反映所有公开的和内部的信息[⑦]”。也就是说，信息披露越充分、越完全的市场，其效率程度越高；而效率正好是经济、投资、证券管理所追逐的共同目标。在理想的观念中，证券监管部门力图使证券市场成为强效率市场，但在现实中是达不到的。即使如美国般对信息披露要求严格的国家，其主要证券市场也只是弱效率的；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到处充斥着违规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根本无效率可言。所以，分析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现状，研究加强信息披露监管的对策，促进有效证券市场的形成，正是我们目前要做的工作。

二、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规范的现状

虽然，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十年多[⑧]来，已逐步向规范化、法律化发展，信息披露制度也已建立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仍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散布虚假信息、隐匿真实信息或滥用信息操纵市场、欺诈投资者、转嫁风险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干扰了证券市场的完善和有序化，并益发引起了管理层的关注[⑨]”。

1、违规形式

1）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准确、真实，不得虚假记载、误导或欺诈，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有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严重失实，从招股说明书到临时、定期报告，一直是谎话连篇。1998年在“圣地”的股权纠纷中，投资者才发现圣地的第一大股东四川省经济技术协作开发公司自圣地发行设立至今出资未到位（其原定出资1624.2万元，占全部股份的32.57%），缺此出资，圣地的资金根本就达不到上市要求，但圣地自上市以来，不但对此一直未作披露，而且企图欲盖弥彰。轰动一时的“琼民源”更以其1996年年度报告虚构利润5.4亿元[⑩]，虚增资本公积金6.57亿元而“震惊”股市。

2）信息披露不充分[11]、不完整

上市公司应“依法充分公开内容完整的财务报告，充分公开实际发生的法定重大事件范围内的事项[12]”。事实上，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大多是不完整的，对于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很少有作充分披露的。蓝田股份将公司股票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由8370万股改为6696万股，对公司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数额作了相应缩减，却一直未公开披露这件缩减公司股本的重大事项，后受中国证监会的严厉查处。棱光实业长期隐瞒对关联企业的担保事件，致使投资者损失严重。

从公司的角度出发，大量的信息披露不但加重报告成本，而且容易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上市公司不愿作充分信息披露的客观原因。所以，证券法律允许上市公司自行决定是否公开那些与商业秘密有关的重大事件，以便在保护公司利益的基础上，保护股东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与此同时，法律也一再强调，上市公司必须披露那些不利于公司股票价格、但有利于投资者做出重新选择的重大事件，比如上市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件，公司领导、高层管理人员违法受制裁的事件，等等。

3）信息披露不及时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与其股票的市场价格是息息相关的，信息往往起到价格信

号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理解，在证券市场上，时间就是金钱。及时的信息披露，有助于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判断；不及时的信息披露，却为内幕人员利用时间差进行内幕交易、牟取暴利或及时避险提供了条件，这对于普通的中小投资者而言，无疑是极不公平、不公正的。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违规案例中，信息披露不及时并不少见：棱光实业1997年年报、1998年中报与年报均称，“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而在1999年6月11日刊登的公告表明，公司自1997年9月到1999年3月有8起涉诉均未及时披露，涉诉金额近1.9亿元；还有恒泰芒果，对于公司涉诉事项的披露更是缓如“慢郎中”。

2、动机和原因

笔者认为，从公司层面上看，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动机有三：

一是简单地将上市等同于“圈钱”，有些企业把股份制等同于单纯的集资手段，把上市募集的资金看作是“永远不必还本的无息贷款”。为达到证券法对公司上市的资格要求，一些企业和中介机构联手包装、粉饰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极力美化企业以往的经营业绩、修改财务报表、虚报资产、甚至伪造相关文件，以求上市“圈钱”。一旦上市成功，之前所作的种种承诺已成“南柯一梦”，投资者的钱早已“打水漂”了。比如红光实业，为骗取上市资格，在上市申报材料中虚报利润（实际当时公司已亏损1亿元），1997年6月上市时，其招股说明书预测当年每股盈利0.3元（实际半年后每股亏损0.863元），制造彩玻池炉还能正常生产的假象，导致一天烧去100多万，上市完成后，所募集的资金已所剩无几，广大投资者只能遥遥无期地等待着。

二是为配合庄家操纵股价，以便谋取暴利。“利”字当前，各种违规手段层出不穷，比如虚报利润、虚增资产、修改财务报表，甚至联合媒介传播各种假消息。运用这种方法取得“巨大成功”的当属“琼民源”，1996年下半年，民源海南公司（琼民源控股公司）与深圳有色金属财务公司（琼民源股东兼财务顾问）联合炒作，致使琼民源股价在短短的5个月内上涨4倍，两家公司非法所得各为6651万元、6630万元。

三是为应付证券法律规定的各种信息披露制度，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弄虚作假，尽量使披露的信息符合法律对业绩等情况的要求，以免被证监会、证交所“罚牌下场”。

而从宏观环境看，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也有三条：

第一，法规不完善、监管不严是产生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首要原因。

第二，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把关不严、法制观念不强、道德水平不高，为上市公司“出谋划策”，对违规行为推波助澜。

第三，上市公司内部人员及其相关人员保密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强，导致公司内幕信息随意或提露。

三、中国信息披露制度的立法规定

1、立法框架

中国对于信息披露有明确要求、且立法级别较高的，当属1999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该法第三章第三节以专节规定“持续信息公开”，共计九条；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中又穿插规定了公司上市前的信息披露要求；第十一章详细规定了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上市公司、证券中介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应负的法律责任，大体上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最高立法机构涉及信息披露的立法除了证券法以外，还有1993年12月29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该法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的第三节“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也有一定的要求，如第153条第3款、第156条之规定。

行政法规方面主要是1993年4月22日施行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其第六章专章规定“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

另外，数量最多、内容最庞杂的规定当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大量规范性文件，如1993年6月12日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规定》，该规定“对我国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必须公开披露的信息内容、标准、披露方式及时间做了详细规定，从而使该细则成为规范信息披露的蓝本[13]”；又如《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一号至第七号，详尽地规定了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中期报告、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上市公告书的格式与内容；再如1994年10月27日实施的《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等等。

2、信息披露的范围

综合起来我国法律法规要求的信息披露无非就是以下几大块内容：（1）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即招股说明书；（2）上市公告书；（3）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4）临时报告，主要是重大事件公告、上市公司的收购或合并公告；（5）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6）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信息；（7）其他信息。

要求披露的都是公开信息，而下列的信息可以免予披露：一是法律、法规予以保护并允许不予披露的商业秘密；二是证券监管机关在调查违法行为过程中获得的非公开信息；三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不予披露的其他信息和文件。

3、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法律责任

当前，我国法律对于违反信息披露的责任追究比较侧重于行政和刑事责任：《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股票发行、交易过程中做出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重大信息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并处警告、没收非法获取的股票和其他非法所得、罚款”。《证券法》第十一章“法律责任”的第177、181、182、183、184、188、189、202条对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信息披露制度及其相关制度所应负的行政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而且，每一条款的最后往往附加“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7年3月14日通过的修订后的新刑法，其第158条规定了虚报注册资本罪的刑事责任，第160条规定了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的刑事责任，第161条规定了提供虚假或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之规定不可谓不祥。

但是，我国对于违反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的追究缺乏系统规定，《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方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对于具体该如何承担各自的责任，就不见有细致的规定了。

四、我国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及其问题探讨

1、关于“审批制”[14]和核准制[15]

为了控制上市公司的数量和保证其质量，从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中国从1993年起至《证券法》实施前，一直采用“审批制”，由证券监管部门统一掌握额度，再向各地区、各部门分配。实践中，由于从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出发，各部门、各地区拼命想用完手中的额度——要么“为增加上市公司的数目，采用‘撒胡椒面’分额度；要么采

取行政命令用搞拉郎配的方式拼凑组建大企业”[16]。获得额度的企业，则在地区、部门和证券公司以及中介机构的帮助下，竭尽所能将其申请材料“包装”得合乎形式标准。而且，由于证券监管部门对企业申报的材料只实行形式审查，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也没有专门的人员去实地察看企业的资产质量、生产状况、盈利能力等真实情况。因此，获得额度且“包装”尚可的企业一般均能顺利上市。所以，额度控制和形式审查不但使“审批制”实质上流于形式，而且诱发了企业虚假包装、虚假信息披露的现象，招股说明书已不能“取信于（股）民”；尔后，这些经隆重包装上市的企业，为了掩盖真实的经营状况、盈利情况，只能在中期报告、年度报告中进一步作虚假信息披露。

“审批制”的初衷在于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从而达到维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而实际的结果是它引发了虚假信息披露并最终坑苦了广大中小投资者。正如高西庆先生所言，“家长式的包办是效率低下且弊病百出的”[17]。

1999年7月1日起实施的《证券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18]规定了股票发行审核实行核准制，它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要求加强对发行人实质条件的查验和审核。但是，与注册制[19]相比，核准制依旧较侧重于政府的审查权力，以致于在实践中更易与“审批制”相混淆。另外，在我国的《证券法》中，不断有“核准或者审批”的字样出现，而法律并没有及时指明哪些机构有权核准，哪些机构的权力在于审批。我们担心的是，虽然核准制已经有法定地位，但权力机构奉行的依然是“审批制”的那套做法，毕竟，“审批制”作为一种行政权力的象征，是证券监管部门握在手中难以割舍的“利剑”。

如果“审批制”依然事实存在，我们不但不能堵塞虚假信息披露的源头和“动力”，而且会加重事后监管的难度和事后救济的压力，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完善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从“审批制”到“核准制”的转变，甚至若干年后向“注册制”的转换，这不仅是立法完善的问题，同时也需市场观念的强化；这不仅是一个书面词语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以实际行动切实配合。

2、关于证监会权力的问题

《证券法》第7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督管理”，给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中国证监会的法律地位以最高权力机构立法的确认，但证监会权力的整体配置状况依然令人不满意：

一方面，与国外的证券监管部门相比，中国证监会缺乏两个重要的权力：一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受侵害的不特定的公众投资者证券市场违规者并要求民事赔偿的权力，二是调查银行账户和电话记录的权力[20]。当前不少违反信息披露制度的上市公司，隐瞒信息以便进行内幕交易、或者散布虚假信息以便联合庄家操纵市场、牟取暴利，不知情的中小投资者无形中成了利益的“受损者”。由于股票市场股民的分散程度和流动性均较高，同时的可能性很小，中小投资者需要国家公诉机关代表他们提起民事诉讼，而目前我国唯一的公诉机关——检察院只有刑事公诉权，所以中国证监会有必要取得民事公诉权。另外，由于受商业银行法保护账户条款的限制，证监会至今没有权力调查个人投资者在银行开立的账户，从而无法及时地调查操纵市场行为、内幕交易等违法活动，而这些违法活动又往往与违规信息披露紧密相连，进一步地讲，缺少银行账户与电话记录的调查权影响了证监会充分履行其监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职责。

另一方面，与刚成立时相比，证监会的权力实际上已有了相当大的扩张，而且随其权威的逐步树立，之风开始抬头：就对违反信息披露的调查处罚而言，并没有规定完善的调查程序和处罚程序，也没有给与违规者、被处罚者陈述、辩解、申诉、上诉的充分机会，这对于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及其监管是相当不利的。

3、关于会计信息的问题

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性中介机构，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他们通常受聘于发行人（上市公司），审查验证有关材料，并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意见或文件。这些文件将成为上市公司申请发行和上市的重要上报材料或作为上市公司向外界进行持续信息披露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家上市公司的“命运”，比如“苏三山”被摘牌一事，深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挥了重要作用[21]。

作为专业人士，会计师签名的文件一旦在上市公告中出现，无疑增加了该信息的证明力和可信性。但是，由于当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律监管制度还不完善，而且某些会计师的道德素质低、职业操守观念差，出具虚假会计信息、误导投资者的事件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比如“琼民源”一案中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和海南大正会计师事务所，是琼民源中小股东所深恶痛绝的虚假信息披露的重要“帮凶”。因此，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管、强化对会计信息审查的呼声日高，人们试图以法律来规制会计这一行业。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会计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它对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准确性所持的标准与法律的理解并不一致。会计有其较为独特的行业特点：会计的财务核算以稳健性原则为依托，有保守的趋向，可能有些法律上认为是盈利的事项，会计上并不认可；由于证券市场的波动较大，会计上很难做到周到的盈利性预测，因此会计师往往不愿作过多的披露，而这又与法律规定的充分、完整的信息披露要求有所冲突；会计审计是“以内控制度为基础，运用抽样技术，并在概率原理的支持下，对被审计单位的财务发表意见”[22]，所以只能保证较大机率的正确性，而不能保证将企业会计报表中的所有错误都揭示出来，这又与法律的信息披露须真实的原则有冲突。过分以法律的理念规制会计信息披露，可能导致会计行业的死亡，刘燕老师的《验资报告的“虚假”与“真实”：法律界与会计界的对立》[23]正表达了这种颇具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忧虑。

所以，笔者认为，鉴于审计所固有的风险，会计师事务所或注册会计师只要对其所审计的财务报表已遵循了会计执业的通行标准，尽了合理的勤勉义务，即使所出具的会计信息仍有不实之处，会计师应该可以不承担责任；同时，考虑到注册会计师作为专家人士，相对于普通中小投资者而言，又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建议对其责任认定实行过错责任的特例——过错推定原则为宜，这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应特别注意的地方。

4、关于信息披露的及时性问题

《证券法》第60条规定，中期报告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二个月内编制并公告；第61条规定年度报告应于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实际上，在这样长的时间间隔里，很可能使一些小道消息滋长蔓延，也可能使一些关联人员利用时间差和内幕消息完成内幕交易，最终使时效性极强的信息失去披露的意义。

当前广大中小投资者获得沪深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权威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各种证券财经类报刊，内容庞杂、散乱，信息披露容易延误，缺乏系统性和即时性。笔者认为，在互联网络发达的今天，利用电子传媒披露信息应该不失为一个及时、有效的方法，但主要问题在于电子信息服务的费用较高、且服务规范也不统一，这就要求“国家

建立电子系统为上市公司等证券信息公开服务，以引导信息市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24]。美国证券市场经过12年的准备，于1996年5月开始实施全国上市公司强制性电子化信息申报制度（ElectronicDataGatheringAnalysisandRetrieval，简称EDGAR），该系统使得上市公司通过电子通道在30分钟内迅速报告交易所，由交易所通过信息传输系统传送给信息公司迅速进行信息披露。“它的实现使得上市公司做出申报与其信息生效并得以向公众公布这几个行为之间的时间差大大缩短，信息传播更加及时，利用公开信息获利的可能性也因此被大大降低”[25]。

5、关于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与救济的问题

无论是调整证监会权力的整体配置，还是合理规制会计师的民事责任，或是缩短信息披露的时间差，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1998年9月证监会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SecuritiesCommissions，简称IOSCO）通过了《证券监管的目标与原则》，其三大目标为——保护投资者；确保一个公平、公开、足够透明度的市场；减少系统风险。前两条与我们所谈的信息披露紧密相关，以“保护投资者”为头条，更是道出了证监会国际组织对于证券监管的出发点与归宿的共识；另外，该文件还提出“要保护投资者，最重要的是需要上市公司完全披露影响投资者抉择的重要信息”[26]。

重视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并非仅仅因为他们与上市公司相比，属于弱者；而是因为中小投资者是构成证券市场的基本细胞，没有他们的参与，证券市场不可能存续下去，上市公司也失去了公开发行股票的意义。因此，需要对中小投资者提供特别保护。我国《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方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法律上体现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往往是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易于落实，而对中小投资者赔偿的民事责任却落实不了。几乎在每一次上市公司的违规信息披露事件中，受伤害最大的无一例外都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琼民源”事件历经两年多时间，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干预下，总算对投资者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交待，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又是一次行政权力干涉的胜利，而非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健全才得到的救济；“红光实业”事件和“大庆联谊”事件中受害的广大投资者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他们的损失；蓝天股份、棱光实业、中国高科、ST琼华侨，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中小投资者的热情与信心，损害他们的合法利益，而到底谁该真正为投资者的损失负责，却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

我国为在证券市场中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提供的救济手段和途径极为欠缺：一方面受害者不重视通过诉讼途径保护自己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的认识和司法机关的实践还不适应市场经济和法制精神的要求，乐于采用行政处罚和调解手段；证券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过于分散，且证券价格浮动较大，损失不易统计，这是民事赔偿难于落实的客观原因；集团诉讼由于司法系统缺乏解决经验，证券案件又比较专业、复杂，无形中又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另外，执行难又加大对中小投资者救济的落实难度。

所以，笔者认为，当前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与救济，重点是完善相关的证券民事赔偿法律体系。与此同时，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减少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最终达到公开、公平、公正的目的。

注释：

[①]我国法律规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必须上市，所以本文所指的上市公司等同于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②]即公开原则、公平原则和公正原则。

[③]见该文第62页，原文是”Publicityisjustlycommendedasaremedyforsocialandindustrialdiseases.Sunlightissaidtobethebestofdisinfectants;electriclightthemostefficientpoliceman.”

[④]陈甦、吕明瑜：《论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载《中国法学》，1998（1）。

[⑤]该法是美国的第一部蓝天法，此后两年内，有23个州纷纷效仿。通常我们谈论的美国蓝天法是所有这些州蓝天法的统称。

[⑥]高西庆：《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根据》，载《深圳证券市场导报》1996年10月4日第17版。

[⑦]夏普·F·威廉、戈登·J·亚历山大、杰弗里·V·贝利：《投资学》（中文版），6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⑧]从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正式挂牌起算。

[⑨]王远明：《略论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法律制度》，载《政法论坛》，1998（3）。

[⑩]这是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称虚构利润5.66亿元。

[11]这里仅指公开内容上的充分，不包括制度规定上的充分。

[12]陈甦、吕明瑜：《论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载《中国法学》，1998（1）。

[13]张忠军：《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分析》，载《金融法苑》，1999（1）。

[14]这是业内人士的称法。见郭锋《中国证券监管与立法》，281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5]“核准制，也叫实质管理(SubstantiveRegulation)，是指证券发行不但需公开有关资料，还要符合股东出资公平、股本结构合理、所经营事业前景看好等实质条件。核准制为欧洲国家及美国部分州的蓝天法所采用。实质管理可以确保发行人质量，加强证券监管部门对发行人的管理，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但容易误导投资者，使其形成错误的安全感，加大监管部门的责任，不利于投资者获得或关心发行人的有关资料。”

[16]郭锋：《中国证券监管与立法》，279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7]高西庆：《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理论根据》，载《深圳证券市场导报》1996年10月4日第17版。

[18]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1条第1款“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19]“注册制也叫‘申报制’、‘公开原则’（fulldisclosure），是指发行人为了发行证券，必须将与发行证券有关的各种资料向证券主管部门申报，并通过报刊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披露，其申报和披露的资料不得存有虚假、误导和遗漏。证券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投资者得到充分的资

料，而不是对发行人及所发行的证券评审其有无价值。注册制发端于英国，而制度化于美国，美国1933年证券法对此作了系统的规定，其中招股说明书是注册制最基本的工具。”见郭锋《中国证券监管与立法》，276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0]吴晓求主编：《98中国证券市场展望——主题：资本市场深化》，4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1]因为会计师在“苏三山”1998年中报审计中指出“有关销售收入的确认手续不完备”，见胡舒立主编《引爆从1998开始》，143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22]黄永庆：《股票上市与发行中的信息披露与法律问题（二）》，载《金融法苑》，1999（5）。

[23]载《法学研究》，1998（4）。

[24]徐刚：《浅谈证券市场特有缺陷与证券立法的几个问题》，载《管理世界》，1998（6）。

[25]郭强华：《中国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3）。

证券调查报告篇8

摘要 环保部印发《关于改革调整上市环保核查工作制度的通知》（环发[2014] 149号），标志着上市环保核查制度调整退出证券市场。通过回顾我国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该制度对推动证券市场绿色化进程的作用及影响，探讨该制度退出后如何促使上市公司履行环保责任、控制证券投资的环境风险和推动证券市场绿色化的问题。

关键词 上市环保核查；上市公司；证券市场；环境信息公开；环境风险控制

2014年10月19日，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改革调整上市环保核查工作制度的通知》（环发[2014]149号，以下简称“149号文”）。自该文件之日起，环保部停止受理及开展上市环保核查，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停止上市环保核查相关工作，一项实施十余年的环保监管制度退出了证券市场。149号文之后，如何完善证券市场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建立证券投资环境信息核查和风险评估体系、培养环保类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成为控制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推动证券投资绿色化的关键，也是今后约束上市公司环境行为、督促其履行环境责任的着力点。

我国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的发展历程，起步阶段（2001-2007年）：确定核查对象、明确核查要求内容、规范工作程序

2001年，中国证券市场进入“监管年”，不仅出台了规范证券市场的各项措施，还对拟上市企业增设了一道“绿色门槛”，即上市环保核查制度。同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情况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01] 56号），要求上市公司接受环保核查，要求各地环保部门按证监会要求、程序出具环保情况核查证明。

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规定》（环发[2003]101号），明确冶金、化工、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十三个行业作为环保核查对象。2007年8月， 《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号）增加了对火力发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和跨省从事环发[2003]101号文件所列行业的企业上市开展环保核查工作的要求。同年9月， 《首次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的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核查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加强对地方环保部门和环保核查技术支持单位的指导。环发[2003]101号文件、环办[2007] 105号文件和《指南》共同奠定了我国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的基础。

发展阶段（2008-2011年）：加强环保核查后督察工作、推动企业环境信息和环境监管信息公开

2008年1月，证监会《关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IPO申请申报文件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6号），明确将环保部门的环保核查意见作为从事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上市融资受理申请的必备条件。同年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和证监会联合出台《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8] 24号）。这一文件的出台是我国建立“绿色证券”制度的重要标志，引起了广泛重视，交易所、行业自律性组织开始积极配合绿色证券政策。

“十一五”末期，工业污染物排放情况日趋复杂，企业环境污染事件多发，涉及光伏、蓄电池、化工、医药、农业、石油、矿业等诸多行业。2010年7月，环保部《关于进一步严格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10] 78号），要求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加大环保监管信息公开的力度，公开通过环保核查的企业名单及后督查结果，完善后监督制度。

从制度建设来看，这一时期上市环保审核制度基本成型，国家通过加强上市后督查工作，将环境监管工作从企业IPO前置审批阶段向事后阶段延伸，通过实施上市环保核查公告制度和督促企业主动披露信息，尝试将行政手段与信息手段相结合提高环保政策效果。

调整阶段（2012-2014年）：逐步简政放权，突出市场主体作用

“十二五”以来，国家污染整治的决心和力度越来越大，控制和管理手段也屡有创新，却依然没能更有效地阻止上市公司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统计，2012年全国企业环境违规信息记录就达17953条。由于上市公司具有公众性和示范性的特点，频发的污染事件既导致环境损害和危害公众健康，更造成了不良的示范效应。2012年环保部《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的通知》（环发[2012]118号），尝试转变监管方式，突出上市公司环保主体责任，利用信息手段促进企业环境治理。

2014年10月，环保部印发《关于改革调整上市环保核查工作制度的通知》（环发[2014]149号），以行政审批为手段的上市环保核查制度退出市场，就加强对上市公司日常监管，加大企业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力度、便于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

分析发现，上市环保核查制度存在核查周期较长、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存在利益寻租等突出问题。企业虽是排污主体，但相关责任认定、分配错位。同时，证券投资者常有“利空出尽即为利好”的趋利投机心理，导致环保工作处在被动、尴尬的局面中。在司法工具不完备、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该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证券市场环境治理现状。

上市环保核查制度对证券市场绿色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

发挥了环境风险“缓释剂”作用

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的实施阻断了部分污染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有效遏制了重污染行业的资本扩张。

第一，该制度在上市公司重组再融资阶段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0年9月2日，环保部对停牌筹划重组的云南驰宏锌锗下发《关于终止对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的通知>，该公司成为A股首家因环保问题而被迫叫停重组的上市公司。之后相继有蓝帆股份、宝硕股份、广州浪奇、云维股份等因募投项目未通过环保核查而终止重组。

第二，该制度促使企业承诺持续强化和完善内部环境管理与监控体系、加大环保投入。例如，2011年申请上市环保核查的88家公司核查时段内累计新增环保投入99.7亿元，完成916个污染治理项目。

第三，环保核查后督查工作强化对企业IPO事后的环保监管，促使企业履行上市环保承诺，发挥了对证券投资环境风险提示和预警作用。2007-2008年通过环保部环保核查的58家上市公司及其下属127家企业共有274个承诺整改的环保问题事项，其中227个整改完毕，完成率为82.8%。

环保部在2010年5月《关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情况的通报》中指出，包括紫金矿业在内的11家上市公司尚未按期整改，并提示相关环境风险，同年7月紫金矿业下属上杭县紫金山金铜矿发生污水泄漏事故。

推动证券市场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证券市场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是指有关企业或上市公司环境风险、环境政策、环境成本、环境负债绩效等方面的信息向证券投资者和社会公开的机制。随着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的实施，环保、证券监管部门及市场运营和参与者开始多方位探索环境信息披露原则、内容和方式，环境信息披露机制逐渐成为推动证券市场绿色化的核心机制而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企业环境信息纳入企业上市及资产重组申请文件。2006年、2008年、2009年，证监会先后颁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以及《第28号——创业板公司招股说明书》，要求存在高危险、重污染情况企业披露相关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国家关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要求。2009年10月，颁布《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公开募集股份及上市（包括增发）审批》，要求从事可能对环境构成重大影响活动的企’业首次境外公开发行上市应提供环保部门证明，其募集资金投向涉及可能对环境构成重大影响的项目应提供环保部门批复。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成为上市公司披露自身环境信息的重要方式。2006年8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作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独立章节，要求指派专人负责公司环境体系相关工作并定期检查及时纠正不合规行为。2007年初，国资委下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要定期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2008年5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要求上交所上市公司依照环发[2008] 24号的要求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或单独披露强制性和自愿性环境信息。

第三，企业年报成为上市公司持续披露其环境表现的主要方式。2009年12月，证监会在年报工作公告中要求上市公司根据所处行业及自身特点，形成符合本公司实际的社会责任战略规划及工作机制。2010年12月，证监会[2010] 37号公告，要求被列入环保部门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年报“重大事项”中披露主要污染物、环保设施、事故应急、环保达标、环保问题及整改等环保信息。要求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年报审计。上述文件的出台是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和市场运营部门对环保部门推动证券市场绿色化工作的积极回应，是推动证券市场环境信息披露的有益实践。

第四，环保部门规范企业环境报告书、强化环境监管信息披露。2010年9月，环保部《关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要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环境信息，年度环境报告；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受到重大环保处罚的，应临时环境报告。2011年6月，环保部颁布国标《企业环境报告书编制导则》（HJ617-2011）督促和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上市环保核查信息及环境监管信息公开成为证券市场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环保部《关于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发[2013] 74号），指导相关部门规范和主动公开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引导公众参与。

提高证券市场中介载体环保作用、促进环境信息市场化进程

第一，上市环保核查的制度要求，客观上为环保审核类中介机构的产生以及环保信息核查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源动力。伴随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的实施，包括证券公司、律师、会计师、信息数据服务咨询机构等在内的中介机构，在环境信息编制、披露和审计方面逐步担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01年3月，证监会下发《证券公司从事股票发行主承销业务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1] 48号），要求主承销商和保荐机构必须对推荐企业环保信息进行尽职调查并在申请文件中披露。同期的《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监发[2001] 37号）要求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的环保事项进行核查验证并给出明确结论性意见。2007年1月实施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3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环境事项的考虑》，第一次明确规范了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被审计单位环境事项的考虑。2009年3月，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工作底稿指引》，要求保荐机构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并留存发行人相关说明，对募集资金投向涉及安全、环保等领域需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批复留存底稿。

第二，环境信息服务咨询机构担负起将专业的环境信息转变为投资者可读可用的投资信息的作用，成为环境金融结合的桥梁。近年来，中国已经出现关注企业环境信息的服务咨询机构。部分机构与国外合作，收集整理有关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将其转化为环保类证券指数，如环保指数、社会责任指数等，应用于金融衍生产品创新，直接参与市场资源配置。如2010年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与ECPI合作，的中证ECPIESG可持续发展40指数，和2013年中证与财通基金、ECPI合作的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100 （ECPI ESG）指数增强基金。

通过环保类中介机构的作用，证券投资者逐渐了解并开始关注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和风险收益，投资决策从传统的偏重财务收益向财务、环境、社会收益并重的方向转变。上市公司出于发展需要，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大环保投入，通过调整自身经营战略、行为，改善环境绩效，从单纯追求财务收益，逐渐向追求社会综合收益方向发展。

环保“新常态”下实现上市公司环境风险控制及证券投资绿色化的着力点

新《环境保护法>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现场停产整治、环境监管信息公开等一系列配套管理办法将随之出台。与之前两高司法解释及环保与公安联动执法等措施相结合，形成依法治污、严格执法的环保“新常态”。环保部门调整上市环保核查制度退出市场，依法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监管、违法违规处罚和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工作，是与环保“新常态”相呼应的。

另外，上市公司具有公众性和示范性的特点，理应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应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环境知情权。随着企业上市和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的权利回归市场，控制规避证券投资环境风险的责任也向市场转移。企业、投资者、交易所、中介机构等市场相关方在拥有更多权利的同时，也担负了更大的责任风险。

借用南宋诗人朱熹的两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的退出，为引入市场机制这一“源头活水”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实现上市公司环保责任市场化。与之相对应，完善证券市场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建立证券投资环境信息核查和风险评估体系、培养环保类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措施成为今后约束上市公司环境行为、督促其履行环境责任的关键，也成为通过市场机制规避上市公司环境风险和推动证券投资绿色化的着力点。

环保监管部门实时、准确公开企业环境监管信息

上市环保核查制度推动了证券市场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以及纳入招股说明书、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等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体系中。各级环保部门在投资项目环评、验收，企业日常环境监管等工作中，掌握了详实、全面、原始的环境监管信息。通过国家、地方各级环境信息公开渠道，依法加强环境信息公开，为市场各方获取相关信息提供来源是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和保障。

证券监管部门、交易所运营方，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收集披露

在企业环境绩效内部化驱使下，市场投资从传统的偏重财务收益向财务、环境、社会收益并重的方向转变，市场对环境风险的敏感度提升、风险判断作用凸显。149号文之后，证券监管部门及交易所需要依法推动企业自主环境信息公开进度，为市场各方获取相关信息提供来源。同时，主动加强对上市公司环保信息的监测，及时掌握企业环保动态，对环保违规、不达标企业和项目及时判断环境风险对市场的影响以采取应对措施。

环保、证券监管及市场相关方建立环境信息共享机制

目前，在环境信息从企业和各环保部门汇集到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涉及到环保厅（局）、信用办、人民银行、证监局、银监局、安监局等诸多部门。亟需建立相关各方的环境信息共享机制，通过签订信息共享合作协议、建立环境信息共享联席会议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确保获取环保、安全生产、淘汰落后产能等企业环境风险信息的有效渠道。投资者获取企业环境信息的主要渠道有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和“东方财经”等信息服务咨询机构。有必要在上述机构与地方环保部门之间建立环境监管信息共享机制。

发展第三方环境风险评估机构

开展上市环保核查的制度要求，客观上为环保审核类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产生和环境相关信息核查和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49号文之前对于企业是否达到环保要求的重要核查途径之一是中介机构走访相关企业住所地主管部门，并由其出具相关证明。149号文实施之后，环保部门将不再为企业环保出具核查证明。上市企业环境风险第三方评估机构担负着将专业的环境信息转变为证券监管部门及投资者可读的市场投资信息、为企业环保状况判断提供依据、发挥环境与金融结合的桥梁作用。

保荐机构增强环境管理能力

取消上市环保核查，不代表放宽前置审批标准。根据国家股票发行的相关规定，拟上市企业IPO及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证券时，最近36个月内不得有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因此，如果期间出现任何环境污染问题，企业上市发行过程会随时终止。149号文之后，企业必须加强自身的环保管理，主动做到不违反环保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同时，环境风险也转嫁给了保荐机构，保荐机构要确保保荐对象合法合规才能免于被追责。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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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祺，戚力，唐若韬，等．怎样规范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和信息披露[J].环境经济，2010 （5）：48-53.

[3]安祺，唐若韬．可持续发展投资的启示[J].环境经济，2011（12）：51-54.

[4]环境保护部．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工作动态[EB/OL].wfs. mep. gov. cn/gywrfz／hbhc／hcpx/．

[5]环境保护部．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 jcs. mep. gov. cn/hjzl/zkgb/2011zkgb/.

[6]环境保护部．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EB/OL]. jcs. mep. gov. cn/hjzl/zkgb/2012zk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