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范文

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篇1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及其“三中全会”精神，提高政治理论水平；继续解放思想，坚定理想信念，更新思想观念，适应新的形势；强化服务意识，增强群众观念，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履职能力。

2、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深入学习《宪法》、《监督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养。不断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参加____省综合评标专家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的招标投标法律法规、评标技能及标准文件讲解、评标专家网络操作实务等培训，经考试合格获____省人民政府颁发《____省人民政府评标专家资格证书》。

3、加强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学习，深入学习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必备知识，为开展民族自治立法打下基础。

4、积极参加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和支部组织的各类干部、职工学习，同时，做到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

5、积极参加省人大有关委员会组织的各类学习，参加省人大法工委、省政府法制办组织的“立法相关知识”培训。

6.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一是适应新形势需要，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切实树立群众观念，增强监督意识，转变工作作风；二是加强工作计划性，在制定全年工作要点的基础上，将工作逐项分解细化，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三是加强联系协作。主动与州直相关单位的沟通联系；主动与常委会有关工委室配合协作；加强内部工作情况沟通交流，增进相互了解，营造团结务实高效的工作氛围。

1. 参与立法工作

一是按照“科学立法、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围绕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以州七届人大常委会五年（____-____6年）立法规划为出发点，协助州人大常委会有关工委和州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相关条例草案法律文本的起草、调研等工作。

二是按照职责分工，参与会同州政府法制办、州民政局通过组建条例（草案）起草组、举办培训班、到省外考察学习、深入到县市调研、组织有关部门论证和征求省州专家意见，先后11次修改，完成了《____州殡葬管理条例（草案）》的立法流程，提交常委会审议，提请州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获高票通过。

三是参与制作了立法工作流程图。

四是积极参与上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实践活动。

积极参与上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实践活动。年内共参与组织办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发来征求修改意见的《____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草案）》、《____省节约能源条例(草案)》、《____省人力资源条例（草案）》、《____省禁毒条例修正案》、《____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草案）》、《____省残疾人保障条例（草案）》、《____省民用运输机场管理条例（草案）》、《____省信息基础设施条例（草案）》、《____省新型墙体材料促进条例（草案）》9部法律法规。通过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等形式，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或有关部门作了反馈。

五是积极参与组织考察学习。参与组织有关人员到外地考察学习殡葬服务管理立法工作，借鉴立法经验，提高立法质量。

2. 监督工作

参与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一是州人大常委会____年审议议题确定了听取和审议《州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州

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州人民检察院关于关于开展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为使常委会组成人员能比较客观全面了解全州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全州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于七月下旬先后深入到部分县市开展了相关工作调研，参与撰写并协助修改了《关于全州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开展全州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供常委会审议时参考，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后，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参与归纳整理了四条意见分别交由州中级人民法院、州人民检察院限期整改回复。参与执法检查。于今年五月下旬参与组织开展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突出重点，深入到县、乡、村和基层单位，采取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个别走访等方式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总结做法、经验，发现问题，参与形成了可供常委会审议时参考的执法检查报告，同时，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建议，针对存在问题，参与提出了加大宣传力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工作计划、相关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各级政府要加大齐抓共管力度、加强青少年活动阵地建设、净化社会文化环境、重视留守儿童问题等七条意见建议交相关部门办理回复。

参与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一年来，共参与接收处理州政府报来的规范性文件35件。按照《州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规定，内司工委统一登记后，分送常委会相关工委审查，有关工委均在时限内审查完毕，35件已由内司工委统一回复审查提请单位。收到群众投诉未按规定报备的规范性文件1件。按照《州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相关规定，内司委提请州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对安龙县政府制发的《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龙县黄金企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安府发〔____〕22号，以下简称《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并要求报告审查结果，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法制办）对该办法给予了审查意见答复，并以州府办函［____］160号文件形式送安龙县人民政府，提出了以下三点处理意见：1、请安龙县政府立即停止执行《通知》，于15个工作日内对该文件进行修改，将修改情况书面报告州政府办公室，并将修改后的文件报送州政府备案。2、如对本审查意见持有异议，请于接到审查意见函后15个工作日内向州人民政府提出申诉，并将申诉报告抄送州政府办公室。3、如逾期既未提出申诉又不纠正，州政府办公室将提请州人民政府对该文件予以撤销或变更。内司工委也已将该审查意见告知投诉当事人，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参与认真督办涉法涉诉案件。按照州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督办涉法涉诉案件暂行办法，内司工委加强与督察室的沟通、协调、联系，一年来，共参与接待来访78次，督察室移交涉法涉诉督办件28件，通过调阅原始卷宗、查阅判决、裁定、申诉状及听取申诉人反映情况等形式，逐案进行研究处理，办结率100%。对督察室拟有意见建议的11件，经请示分管领导，参与召集委室有关人员及相关法律专业人士进行会商、讨论，其中：转州法院审查办理的6件，转州委政法委4件、转兴义市人大办理的1件。年内重点参与督办了廖桂德重婚案、苏祖华、陈仕应、杨余谦、肖荣录、张大才5件国家赔偿案、张爱国受贿申诉案、刘思海民事赔偿等案件。工作中坚持集体研究，依法监督，督促办理机关及时报告办理结果，取得较好效果。

3、调研工作

全力以赴，积极配合参与民宗侨委深入到望谟、册亨、安龙、贞丰、晴隆、兴义等县市及有关乡镇、村、企业开展民族教育推进计划、三个民族乡及较少少数民族聚居村寨经济文化和较少少数民族聚居村经济社会发展、侨务工作情况调研；

拓宽监督渠道、参与调研督察组深入到望谟、册亨、安龙、兴义等县市开展对全州检察机关贯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规定情况的调研督察。4、人大机关普法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

参与承担人大机关普法办职责，积极参与做好人大机关普法工作情况的资料收集、整理、汇总，撰写简报、总结、自查报告，组织协调机关普法考试等各项工作，全面完成了年度目标管理任务；参与抓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法律政策专项组牵头职责内工作，参与制定了____年度专项组成员单位考核标准，并发至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州综治办牵头开展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认真参与做好拟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和常委会开展法制讲座等相关工作。全年，参加任前法律知识考试有16人，参与邀请了州检察院副检察长冯安贵给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机关干部、职工讲解涉法涉诉案件的成因及对策；认真参与做好州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交办的代表批评意见、建议的办理。参与办理1件，参与督办4件。

廉洁奉公是对一名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在廉洁自律方面，自觉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四要十不准规定”、《廉政准则》、《四项监督制度》等相关文件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做到慎权、慎独、慎言、慎微，始终保持清政廉洁的作风。

在思想意识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和政绩观，按照“作风建设年”有关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在工作中，坚持原则，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贯彻中央、中纪委对国家公务员的有关规定要求，自觉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防微杜渐，自觉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作斗争，根除特权思想。

在作风上，做到自重、自尊、自爱、自励、自律，反思不足，增强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工作作风，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得到了同事的信任和支持。

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做到正确地定位，处理好同事间的关系。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自觉维护领导之间的团结。在工作中做到服从领导,科学管理，关心下属，团结同志，乐于助人，弘扬正气，求真务实，力求高效，知实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

与身边的先进典型相比，自己还有一定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习上抓得不够紧。主要是学习的系统性还不够，学习的深度还欠缺。二是深入基层还不够多。埋头日常工作时间较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时间较少。

1、认真学习中共十八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把政治学习和提高自身素质，作为一项坚持不懈的思想建设任务贯穿于全年的工作中。

2、认真做好立法、监督工作。

3、围绕中共____州委、州人民政府的经济建设目标，深入开展调研，关注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我州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4、廉洁自律，认真落实好廉政责任制。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严格按照廉政责任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切实抓好廉政建设，廉洁自律。

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篇2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和省、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实施意见，坚持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现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1、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要把政府主要职能切实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加强和规范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建设，政府各部门应当与所属的检测、检验、检疫机构以及经济类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在人事、经费、资产等方面彻底脱钩，与所属的各类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加强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预警研究和报告，制定本行政范围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方案，及时妥善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2、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镇、街、新产业园和区政府各部门不得设定或变相设定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事项作出规定的，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守行政许可的条件、程序、期限和收费规定；对行政许可事项予以变更、撤回、撤销，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者赔偿。进一步清理、取消不符合法律规定、妨碍公平竞争和市场开放的行政许可事项，对依法保留的许可事项实行目录管理，加强监管。

3、依法界定政府部门职能，明确职责分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依法规范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和职责权限，逐步实现职能、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政府所属部门职能争议的协调机制，减少行政机关的职能交叉和重叠，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4、规范公共财政管理，完善依法行政的财政保障机制。建立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实行综合财政，强化部门预算管理。行政经费由财政统一纳入预算予以保障，严禁设立"小金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府非税收入，完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各项附加以及国

有资源出让收入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制度。

5、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落实政务信息公开、共享相关制度，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外，行政机关应依法公开政务信息，并为公众查阅提供便利条件。加快建设电子政务网络，实现政府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创新管理方式。

6、完善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涉及本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公开征求意见。行政决策公布实施前，应经过政府法制机构的合法性审查。

7、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与重大决策集体讨论研究的制度建设，规范行政机关决策会议制度。制定行政决策监督规则和责任追究制度，明确监督的主体、内容、对象、程序和方式，确保行政决策监督的及时、有效。

二、科学制定规范性文件，维护法制权威

8、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由政府常务会议或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临时性行政机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和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不得制定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事项。规范性文件为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义务，不得限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坚持法制统一原则，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要具体、明确，符合上位法，具有可操作性。

9、科学编制、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确定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应当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符合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符合客观实际。规范性文件年度制定计划应严格执行，确需调整增加的项目，应经法制机构论证后，报政府决定。杜绝不切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避免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随意性。

10、建立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制定规范性文件制度。区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涉及专业领域的，应经过专家咨询论证。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在区政府网站和公开场所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公众对规范性文件草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制定机关应对是否采纳及不予采纳的原因和理由作出充分说明。规范性文件通过后，应在政务公开栏和政府网站上公布。

11、建立和完善规范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和定期清理制度。制定机关对所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定期进行清理，对需要修改、废止的内容及时进行修改、废止。法制机构受政府委托，每年度应当公布本区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以及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有关机关、组织、公民认为有关规范性文件违反上位法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政府法制机构提出，经政府法制机构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后，按法定程序处理。规范性文件施行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三、改革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2、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政府各部门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实行"一个窗口对外"。完善服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审批事项的告知承诺制。积极推进城市管理领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继续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实行行政执法调查、审核、听证、决定相分离制度，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制度，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13、建立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机关应建立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档案。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应当立卷归档。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案卷。政府法制机构应定期组织对本级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14、完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与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定期清理、确认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凡未经公告的，不得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对违反规定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应当限期纠正并追究责任。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和培训考核制度，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参加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取得省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没有取得行政执法证件的，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规定，持有和使用国务院部门统一颁发的行政执法检查证件的，使用机关应及时向本级政府法制机构造册备案并接受统一监督。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应当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四、完善行政监督机制，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

15、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应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向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政府规范性文件。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其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出庭应诉、答辩；影响较大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答辩；对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行政判决和裁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履行。

16、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政府各部门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在印发前应当送区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规范性文件颁布后，应当依法报送备案。对报送前置审查和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政府法制机构应当有件必审，有错必纠，建立行之有效的审查机制；政府各部门应当按照政府法制机构提出的意见，及时修改或废止有关文件。通过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政府法制机构应在网站和政务公开栏上公布。

17、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应依法受理。积极探索建立行政复议简易程序。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听证制度和案卷公开查询与评查制度，保障行政复议的公正与公开。实行行政复议人员资格制度，加快行政复议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行政复议机关从事行政复议工作的人员不得少于2人。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对不履行行政复议职责，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等违反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为，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8、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按照国家赔偿法实施行政赔偿。积极探索在行政赔偿程序中引入听证、协商和和解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赔偿费用拨付的规定，依法从财政支取赔偿费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赔偿。行政机关赔偿后，应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依法追偿。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明确行政补偿的范围、标准、对象和程序。

19、创新层级监督机制，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加强行政系统的层级监督，强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政府对所属各部门、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经常性的监督。完善重大行政处罚备案、重大行政许可备案、行政执法督查、行政执法统计等制度，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行政执法监督职能；跟踪检查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协调部门之间在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中的矛盾和争议，确保法制统一，提高行政效率。

20、加强专门监督，强化社会监督。行政机关要积极配合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监督机关的监督决定，对拒不履行监督决定的，依法追究有关机关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监察、审计等监督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行政机关要设立行政执法监督电话并向社会公告。健全群众举报、新闻媒体曝光案件追查制度，对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并依法作出处理。

21、防范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建立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责任制，坚持定期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及时发现、化解矛盾。行政机关应依法履行行政裁决职能，遵循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行政调解，及时调处民事纠纷。对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处理范围的矛盾纠纷，应当及时向有权处理的机关通报，并告知当事人申请解决的途径，引导当事人通过行政复议、诉讼等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作用，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在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下调整、充实人民调解员，积极开展调解工作。

22、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举报反映的问题。完善机构与查处机构的联合调查等制度，确保渠道畅通，及时处理事项，切实保障人、举报人的合法权利和人身安全。对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诉讼等法律程序解决的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告知人、举报人申请复议、提讼的权利，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引入律师参与机制，为人、举报人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五、强化依法行政观念，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23、建立公务员学法制度和依法行政考核制度。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掌握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各单位要采取专题讲座、报告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组织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学法活动，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镇、街、新产业园和政府部门每年应举办4次以上法制讲座，重点学习和掌握宪法、组织法和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把法律知识培训列入干部理论培训总体规划，政府法制机构和人事部门应定期组织对干部进行依法行政培训，领导干部每5年应接受1次以上的专门培训。实行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每年至少接受40学时的依法行政知识培训，每3年参加1次由人事部门和政府法制机构举办的依法行政知识集中培训。人事部门和政府法制机构应定期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依法行政能力考试，凡考试不合格的，不得在行政执法岗位上工作。

24、加大依法行政宣传力度。行政机关要把执法宣传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开辟专栏、学习辅导、法律咨询等多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积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和监督依法行政工作的良好局面，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社会氛围。

六、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25、加强领导，明确责任。镇、街、新产业园和区政府各部门应认真学习、准确把握《纲要》精神，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和改进对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切实把贯彻落实《纲要》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区政府依法行政工作，区长为第一责任人，常务副区长协助区长具体领导各项工作，各副区长负责分管工作的依法行政。井岗镇、各街道、新产业园和政府各部门要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的工作机制，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

26、加强督查，严格考核。区政府每年制定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计划，并将任务与职责分解落实到各单位，牵头责任部门和协同责任部门应密切配合，切实履行职责，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区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全区依法行政工作的综合协调、督促指导、政策研究和情况交流。完善现行的政府任期目标考核体系。加强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情况的考核，并作为政府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和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年度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情况的考核，应当以行政执法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并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区法制办要精心组织考核，注重与机关作风评议的有机结合，切实做好考核工作，确保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计划的顺利实施。对贯彻落实计划不力的，要予以通报，并追究有关人员相应的责任。

27、坚持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报告制度。井岗镇政府每年要向镇人大和区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工作情况，对提出的批评、意见、建议，要及时落实，并将落实情况及时上报；各街道、新产业园和政府各部门每年要对依法行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和总结，并向区政府报告。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的批评、意见、建议，有关行政机关要及时研究落实，并将落实情况及时上报。

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篇3

一年来，县人大常委会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依法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按照县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有关决议开展工作，议大事，抓重点，求实效，促进我县经济跨越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　一、工作监督抓重点，依法决定重大事项

常委会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紧紧围绕县委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开展工作，切实加强工作监督，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常委会分别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20__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__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__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20__年财政决算。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要求县人民政府要做好经济运行“提速”“提质”的文章，围绕县十三届人三次会议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检查落实，努力完成。常委会重视和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通过专题调查，提出审议意见，建议政府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注重科学生财；坚持应收尽收，严格依法聚财；立足于公共需要，公平合理用财；坚决稳定基层，缓解乡镇困难。为此，县人民政府严格按照县委、政府两办下发的14、15、16号三个文件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公用开支的管理和控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20__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县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县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办理情况的报告，对促进“两院”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常委会还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市维护建设资金20__年计划执行情况和20__年计划安排的报告，并批准了##县20__年城市维护建设资金计划安排。

常委会准确把握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依法履行职责，强化监督，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高中教育发展情况的报告以及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在高中教育方面，要求县政府要高度重视高中学校的债务偿还问题，大力整顿招生秩序;在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方面，要求要重点打牢基层基础，建立社会治安长效机制，进一步加强公安及司法队伍建设。县人大常委会发出整改意见交办函并跟踪督办，促进了全县高中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社会治安治理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今年11月，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对全县重点投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调查，为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准确，还从监察、审计、财政、建设、重点办等单位和部门抽调人员参与调查。常委会第21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重点投资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进一步促进了我县重点投资项目建设的规范化管理。

为了表彰全县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根据县政府提请审议的##县20__年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议案，审议决定了冯应龙等20名同志为##县20__年劳动模范。

二、法律监督求实效，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组织执法检查。5月份，县人大常委会认真开展了对《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的执法检查。常委会第18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该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并将审议意见向县人民政府交办，促进了我县非税收入征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6月份，常委会组织对我县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和《湖南省科技进步条例》的情况进行检查，并整理出书面的执法检查报告，加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促进了这两部法律法规在我县的进一步实施。此外，常委会及其工作委员会配合省、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促进了这些法律法规在我县的有效实施。

开展调查视察。为切实提高常委会监督和审议工作水平，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工作机构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法院执行工作，检察院自侦案件办理情况，社会治安、教育、旅游、国土、劳动和社会保障、环保、计生、环保、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实施情况等工作进行了调查视察。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分别听取了工作汇报，针对调查视察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要求，及时向“一府两院”及其有关部门进行了交办，并督促认真整改落实。

加强个案监督。常委会认真贯彻实施“个案监督工作实施办法”，对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别突出的个案，依法提请主任会议进行个案监督。在注重对司法机关的个案进行监督的同时，加大了对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个案的监督。全年共计对13起案件进行了个案监督，维护了法律的尊严，维护了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做好工作。常委会始终把工作作为人大工作的一个“窗口”，坚持了领导批办件和督办落实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工作。把办理来信来访作为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举措来抓。一年来，共接待来访785人次，受理来信355件，同时，还受理上级转来信件79件，依法督促解决了一批久拖不决的案件，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继续组织“环保世纪行”和“三湘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活动。常委会围绕“保护水环境，促进创建文明县城”的主题，组织了20__年“环保世纪行”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组织开展了以查禁“瘦肉精”等违禁饲料添加剂以及农资打假为重点的集中整治行动，维护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全县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三、人事任免抓规范，强化对任命干部的监督

加强和改进人事任免工作。一年来，常委会共决定任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人和组成局局长3人，决定免去组成局局长职务3人；任命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执行局长、副局长、庭长、副庭长共10人，免去庭长职务7人、副庭长职务5人、审判员1人；任命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3人、检察员1人。任命县人民法院陪审员8人，决定任命县人大常委会委室主任2人，免去委室主任、副主任5人，同时决定恢复执行代表职务1人。在人事任免工作中，常委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和依法任免的有机统一，认真贯彻党委意图，坚持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人事任免程序，对所有拟任人员，严格按照任前调查考察、法律知识考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情况通报、任职前发言、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发言、投票表决的程序操作，确保党委的意图和人民的意志的高度统一。既增强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又增强了被任命人员执政为民的使命感。

认真开展述职评议工作。今年，常委会根据本届人大常委会述职评议工作方案，组织开展了对县人民政府1名副县长、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县建设局局长、县计生局局长、县环保局局长的会议述职评议。述职评议严格按照《##省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述职评议工作条例》的规定进行。常委会充分发扬民主，邀请全县三分之一的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民主推荐，主任会议按得票多少确定述职评议对象 ，并将述职评议对象名单在县内主要媒体上进行公告，成立3个调查组，历时一个多月，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向主任会议和常委会提交了调查报告。常委会第20次会议听取了5位述职人员的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评议。评议发言以事实为依据，经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既充分肯定了述职人员的成绩，又对某些不足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常委会对会议述职人员进行了无记名投票测评，并当场公布测评结果。另外，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审阅了“一府两院”未列入会议述职评议人员的书面述职报告。对于会议述职对象的评议意见，常委会进行了综合，形成审议意见交办函，要求述职人员按期整改，并向常委会报告整改结果。通过开展述职评议，增强了述职人员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意识，促进了述职人员民主法制观念和公仆意识的增强，有力推动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勤政廉政委建设，促进了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四、代表工作抓服务，密切同人大代表的联系

重视督办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县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371件，县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闭会以来，还先后收到代表建议17件，同时收到市转县办代表建议3件，都已在法定时间内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常委会督促各承办单位认真办理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建立健全了交办、办理、督办等工作制度。5月份会同县政府对全县办理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组织代表现场调查视察，会同承办单位召开见面会，实地督促针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落实。

积极开展代表活动。常委会加强了与代表的联系，帮助市、县代表小组制订活动计划和各项工作制度，组织、指导各代表小组开展活动，并做好有关协调服务工作。为代表约见领导现场办公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先后参与代表小组活动7次，指导响水、花石等乡镇开展了市、县、乡、镇四级代表的法律培训，常委会重视发挥代表作用，积极组织代表参加视察、执法检查、述职评议、调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拓宽了代表的知情权和知政权。建立邀请县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每次常委会会议都有针对性地邀请县人大代表列席，全年共有40人次列席了常委会，为代表们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继续开展代表工作“争优创先”活动，经民主推荐，县人大常委会审定，20__年共评选出优秀县人大代表46人，优秀县代表小组5个。

加强对乡镇人大工作的联系和指导。年初，指导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及时召开好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由分管主任带队在会前深入各乡镇分别进行指导，规范会议程序，指导补选乡镇人大主席5人、人大副主席1人、乡镇长5人，副乡镇长27人。加强对乡镇人大干部的培训工作，举办了一期乡镇人文秘站培训班，对全县乡镇人文秘站进行了业务知识培训。召开乡镇人大主席会议3次，召开了一次乡镇人大主席、人文秘站座谈会，交流了工作情况。落实乡镇人大主席团工作百分制考核办法，组织集中检查1次，评选出先进人大主席团5个，优秀人大工作者22人，并进行了通报表彰，促进了乡镇人大工作的建设和发展。

五、自身建设抓经常，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一是扎实深入地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和先进性教育的三个阶段的工作安排，严格按步骤操作，认真组织实施，广泛开展学习动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联系自身实际，深入查找存在的问题。改进作风提高素质，扎实搞好整改提高阶段的工作。围绕中心工作，着眼于长效机制建设，使教育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要求，顺利通过了县委督导组的验收。全体党员进一步明确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标准和具体要求，增强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二是坚持不懈地抓学习。常委会领导带头学政治、学理论、学业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学习制度进一步得到健全，明确每周的第一个星期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每次由一个委室负责组织。常委会及其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和法律素养，增强了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思想意识。三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主任会议制度、人事任免办法，继续坚持和完善机关的财务管理制度、机关学习制度、车辆制度、物资管理制度、卫生管理制度、考勤制度等内务管理制度。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促进了机关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并产生了很好的实效。四是加强作风建设。常委会及其机关工作人员按照先进性教育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在“双走”“双联”和办乡镇联系点等工作中，着力为基层和群众解决了一大批实际问题。

加强人大理论研究和新闻宣传。常委会注重加强人大理论研究和人大工作宣传。坚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为重点，围绕强化监督实效、构建和谐社会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讨，有5篇论文被市人大制度第十次理论研讨会采用。两次参加全国二十县（市）区人大工作理论研讨活动，加强了与外地人大的联系与交流。

参与县委、政府中心工作。常委会坚持把人大工作与县委、政府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县委的统一安排，积极投入办联系点、计划生育、企业改制、防治禽流感等工作，在“双走”活动中，筹资5万多元为响塘乡解决实际困难。在“双联”活动中，先后组织开展了慰问人大代表中的特困对象、特困企业职工、特困党员以及贫困学子的社会公益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机关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维护全县大局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篇4

一、执法检查要准确把握的三个原则

执法检查工作应当准确把握好党的领导、依法进行和讲求实效原则。重视和坚持原则问题，是实现执法检查目的、确保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

1.党的领导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是监督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做好执法检查工作的应有之义。执法检查的目的是监督宪法法律的正确实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执法检查的目的也是确保党的意图的实现。执法检查的对象和客体是本级“一府两院”及其执行法律的公权行为。实践证明，处理好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使执法检查活动真正取得成效，就离不开依靠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离不开人大党组在人大工作中的核心作用。任何离开党的领导，甚至僭越党的领导的执法检查活动，都必定不成功。

2.依法进行原则。吴邦国委员长曾多次强调，“执法检查要依法进行”。1993年，全国人大出台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一次规范执法检查活动。之后，又陆续出台了《关于改进执法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执法检查工作程序》等规范性文件，不断改进和完善执法检查工作。2006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监督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规范执法检查权，对执法检查的主体对象、程序内容、方式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监督法及各地人大出台的实施办法是当前规范执法检查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执法检查活动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探索，逐步成熟定型的成果。只有依法进行，才能体现执法检查活动的合法性和严肃性，才能更好地树立人大权威、推进法制建设。当然，执法检查工作的继续探索与创新，也应当处理好规范执行与灵活处理的关系，不能偏离立法原则，保证探索创新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

3.讲求实效原则。实效性在人大监督工作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同志曾坦率地指出，人大监督“要有结果，没有结果，不了了之，等于没有监督”，所以“改进监督方式，关键在增强实效”，要“突出重点”，“切忌过多、过滥而流于形式”。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改进执法检查工作，中心环节是突出实效。如何增强执法检查的实效，简而言之就是少而精、求结果、忌形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现行有效的有200多部，如何费省效宏、纲举目张地发挥执法检查的作用，关键是要抓住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和法律实施中的重大问题，抓住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检查的法律项目；关键是要转变作风，深入实际，发现真问题，提出真办法，在督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上见到成效。

二、执法检查要正确处理的四个问题

监督法颁布实施之后，部分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开展执法检查活动中，仍然存在某些模糊认识和错误处理，所以有必要讨论和澄清这些重要问题。

1.关于监督主体。监督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参照本法第九条规定的途径，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这里，就确定了执法检查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需要明确的是：第一，“一府两院”等法律法规执行部门不是执法检查的主体，而是相关执法检查的对象。一些地方搞人大与政府部门的联合执法检查，甚至与政协联合检查，混淆了执法检查主体与其他工作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与法律的规定不相符的。第二，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不是执法检查的主体。监督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工作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具体组织实施。”所以，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只是执法检查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者，是根据常委会的授权，以常委会的名义而不是自己的名义具体组织实施执法检查工作。

2.关于监督对象。监督法总则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实施监督，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相对于政府监督实行的层级监督，人大监督主要是同级监督，监督对象应当是本级法律实施机关。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下级法律执行机关不是执法检查直接监督的对象，人大常委会对本地区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对本级法律执行机关的监督来实现的。对于实行垂直领导体制的直属机构能否纳入监督范围，这一点尚存争论。为了避免监督空白，按照同级监督的原则，根据监督法第二十二条的精神，可以把同级法律执行机关纳入人大执法检查监督范围。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所以实践中也应谨慎探索。第二，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非法律执行机关不是执法检查直接监督的对象。人大监督主要是对公权力的监督，是监督“执法情况”，而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守法情况”，是“一府两院”执行机关的监督管理范畴，而不是人大监督范畴，人大不能越位行权。执法检查活动中，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只是了解掌握执法部门执行情况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直接进行执法监督。

3.关于监督内容。监督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执法检查的内容是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地方人大常委会对这项内容作了延伸性规定。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关于执法检查主要内容的规定，增加了人大决议、决定贯彻执行情况和执法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等。这些规定，为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活动画定了红线。需要辨明的是：第一，执法检查的内容是有关部门执法情况，而不是部门领导等个人的履职情况，更不是对部门领导施政情况的检查。实践中，借助执法检查活动评价宣传个人政绩或者调查领导失职违法行为的做法，根本上是违法的。执法检查的内容只涉及公权部门的公权行为，而不直接涉及个人行为。第二，执法检查的内容应侧重于执法部门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公正执法。不宜仅仅把重点落脚在对社会公众或行政管理相对人、司法当事人违法情况的调查，使执法检查变异为帮助执法部门去调查违法现象。

4.关于监督程序。监督法在总则和分则均对执法检查的相关程序作了规定，监督法第二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程序，适用本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法律的规定。”监督法第二十二条至二十八条，对执法检查的选项、组织、实施、审议、反馈等作了详细严谨的规定。这些程序，是执法检查顺利开展、取得实效的制度保障，应当严格遵守。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不重视、不遵循法定程序的思想和现象，需要进一步理清和纠正。第一，执法检查的选项应经过主任会议通过，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临时动议的执法检查项目也应当经过上述程序，且一般应当于执法检查两个月前通知被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机关。不能以党组会议或其他会议的名义取代主任会议法定程序。第二，执法检查的组织应按照精干、效能的原则，组织执法检查组，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构成检查组成员。以领导带队、集体视察的形式开展的执法检查活动，不符合上述规定。第三，市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委托下级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联动开展执法检查具有法律依据。第四，执法检查要形成执法检查报告，经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第五，被执法检查机关应对执法检查报告和常委会审议意见作出答复和反馈，常委会可以组织跟踪检查。

三、执法检查要注重抓好的五个细节

执法检查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关系执法检查质量，紧密结合实际，注重抓好细节问题，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提高执法检查人员的法律水平和专业水平。虽然人大工作与法律接触较多，人大干部大多从党政机关、司法机关领导岗位退下来，但是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并不多，对各行业最新的发展情况掌握得也不十分全面，所以提高执法检查人员法律水平和专业水平是必要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途径，一是加强培训。四川省出台的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规定，要求在正式开展执法检查前，要进行学习培训，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二是补充人才。监督法规定，执法检查组“可以邀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四川省出台的实施办法进一步延伸性规定，“可以邀请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有关专业人员参加。”这些措施，弥补了执法检查组成员专业构成上的不足，能够有效地避免“外行查内行”的现象。

2.执法检查方式要结合实际。关于执法检查的方式，监督法并未作具体规定，为地方人大常委会灵活运用方式方法、创造性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留下了空间。结合各地实践，执法检查的方式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总体实施层面，除常规方式外，还有联动式、连续式、综合式等。联动式是指通过委托、联合等形式组织上下级人大常委会联动开展执法检查，适用于检查在同一行政区域内涉及两级或多级政府法律执行的情况。连续式是指对同一法律连续多年或多次开展执法检查，适用于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在短期内或一次内得到解决，需要跟踪检查，直至彻底解决的情况。综合式是指对一个方面多个相关法律，同时开展执法检查。例如，上海人大常委会对工会法、劳动法等维护劳动者权益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执法检查情况。综合式适用于检查某类突出的执法问题涉及多部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二是具体操作层面，四川省出台的实施办法作了具体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设立专线电话和网络电子信箱以及调阅有关档案、材料等方式进行，必要时，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调查并出具报告。

3.执法检查过程要公开和务实。公开原则是监督法的一大亮点。监督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执法检查计划、报告、审议意见和“一府两院”处理情况均要向社会公布。执法检查过程公开透明是人大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体现。务实作风是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强调和坚持的。同志曾指示，执法检查组“要轻车简从，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法律实施的真实情况”。执法检查要去繁就简、务实深入，力求避免前呼后拥、层层陪同，增加基层压力，力求避免听汇报多、看实情少，被动安排多、主动深入少，讲成绩多、说问题少，力戒形式主义。

4.执法检查活动不直接处理具体问题。执法检查中直接处理具体问题不符合宪法法律规定，是错误的做法。按照国家政权体制，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决定重大事项，制定法律法规，但不直接去执行，而是由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大不能直接处理具体问题。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和案件，执法检查组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由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提出意见，交由法律实施机关依法办理。监督法（草案）几易其稿后，坚决否定了这种做法。四川省出台的实施办法更明确规定，“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检查组可以与受检查单位进行沟通，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

5.执法检查报告要写好。写好执法检查报告是执法检查活动的重要一环，轻视或者忽视执法检查报告的做法要予以纠正。监督法对执法检查报告的内容有具体的要求，应当包括对所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提出执法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执法工作的建议以及对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等几个部分。有的报告写成“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工作报告”；有的报告写成回避问题、避重就轻的“表扬信”；有的报告语言抽象笼统、缺乏实际内容，监督对象不知所云；有的报告提出的建议没有针对性、变相重复执法机关开展的工作；不少报告完全没有“对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这一部分。这些不好现象应在实践中努力避免和改正。执法检查报告始终要紧紧围绕法律法规贯彻实施这个主题，讲事实要客观、找问题要准确、提意见要中肯，语言明白、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地体现出执法检查的成果。

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篇5

——2008年2月18日在武汉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苗圩

各位代表:

我受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2007年的主要工作

2007年，市人大常委会在中共武汉市委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及各次全会和十七大精神，围绕“创新武汉”、“和谐武汉”建设，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较好地完成了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

2007年是监督法施行的第一年。常委会把贯彻实施监督法作为全年工作的重要任务，加强学习培训，完善监督程序，积极推进监督法全面正确实施。严格依照监督法的规定，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监督、集体监督、有序监督的原则，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抓住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综合运用各项法定监督方式，努力增强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监督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一、加强工作监督，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认真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工作实施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一年来，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有关专项工作报告18项。社会保障关系广大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工作情况的报告，要求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推进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营造人才环境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的报告，要求市政府着力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完善鼓励人才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加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我市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我市增强创新能力，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市法院关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协调机制、工作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农村饮用水安全是关系我市广大农村居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农村改用卫生水工作情况的报告，要求市政府进一步完善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建设规划，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加强项目建设质量监管，确保完成年度改水目标并加快改水工程建设规划实施进度。围绕全市工作中心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常委会还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重大项目实施、“六城会”和“八艺节”筹备工作、实施义务教育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五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为民办十件实事落实情况等专项工作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常委会将审议意见交“一府两院”研究处理，推动“一府两院”改进了工作。

加强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监督。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07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了2006年市本级决算，要求市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进技术创新，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加大重点建设项目支持力度，加快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落实节能减排措施，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投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保证预算严格依法执行，提高政府资金使用效益，常委会先后听取和审议了市审计机关关于2006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市政府关于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报告，并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督促和支持审计机关依法查处违法违纪问题，增强了预算监督效果。

继续开展办案质量检查工作。按照《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建立听取和审议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办案质量检查情况报告制度的决议》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对2006年度办案质量进行自查。在此基础上，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三机关关于2006年度办案质量检查情况的报告。常委会认为，三机关上一年度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但办案质量检查中还存在评查考核长效机制不够完善、评查具体案件多、研究共性问题不够等问题，要求三机关认真总结经验，加快建立教育、监督、制度并重的办案质量长效管理体系。

认真做好工作。常委会把工作作为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监督“一府两院”工作的重要渠道，加强机构与队伍建设，加强情况综合分析，坚持和完善主任会议成员接待来访群众制度、法官接待制度、工作联席会制度，全年受理群众来信2288件，接待来访群众4728人次。来信来访共提出事项4698件。常委会在全面转办的同时，重点交办、督办件73件，督促有关部门切实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努力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进一步规范监督工作程序。为保证监督工作依法、有序、有效进行，常委会按照监督法的规定，进一步完善监督工作流程，将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细化为15个工作步骤，每一步骤都明确了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政府、法院、检察院及有关部门等责任单位的工作时限和工作要求，使监督工作运行协调有序；加强审议前的视察和调研工作，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营造人才环境促进人才队伍建设专项工作报告之前，组织五个调查小组分别开展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研，并提出调研报告，为提高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突出监督重点，常委会针对义务教育法实施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落实、政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措施、新建居民小区教育设施配建作为检点，增强了常委会审议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规范审议意见的形成和处理程序，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各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由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整理，常委会办公厅进行综合，交“一府两院”研究处理，“一府两院”在三个月内向常委会提出研究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使监督实效进一步增强。

二、加强法律监督，保障法律法规有效实施

认真开展执法检查。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加强对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检查，对于保障法律法规有效实施，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推进创新等方面的作用，常委会对市政府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武汉市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情况进行了检查。执法检查组根据实际，确定中小企业发展软环境、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融资难和统计制度建设等问题为执法检点。为了解真实情况，增强检查实效，执法检查组通过开展问卷调查，召开专家座谈会，深入调查走访，实地察看了80余家企业，暗访了有关区政务服务中心，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执法检查组的执法检查报告，对进一步落实好中小企业促进法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次执法检查，增强了政府认真执法、服务企业的责任意识，强化了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的参与意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了有关政策措施，取得了预期效果。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关系全市人民生命健康。为此，常委会检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执行情况。此次检查以市民关心的蔬菜类、肉类、鱼类质量安全以及农产品包装、标识和产地环境等执法情况为重点。执法检查组深入实地明察暗访，整改问题回访，设立举报电话，约请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扩大了执法检查的社会影响力。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执法检查组的执法检查报告，要求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检验检测体系，加快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按照执法检查组和常委会的要求，认真整改落实，使我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常委会以防治水污染、提升空气质量为主题，继续开展武汉环保世纪行活动，通过媒体报道存在的问题，推动了一些环境问题的解决。

完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法制统一的重要保障。根据监督法，常委会制发了《关于办理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的意见》，对报送机关、报送内容、报送时间、报送要求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召开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会议，对市、区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进行部署。2007年，常委会共受理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21件，其中，规章2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4件，各区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15件。

认真落实监督公开制度。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情况向社会公开，是监督法的重要法律原则，是提高人大监督工作透明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常委会通过武汉人大网及时将行使监督职权情况向社会公开。公开内容包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年度计划、年度执法检查计划；市人大常委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一府两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听取的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市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一府两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常委会已将2007年度上述内容在《长江日报》发出公告并全文上网公布，供市民登录查阅，还设置“市民之声”栏目，收集市民对人大监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三、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常委会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认真做好地方立法工作。一年来，共制定和修订地方性法规4件。为了加强对东湖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常委会重新制定《武汉东湖风景名胜区条例》，明确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对风景区实施统一管理的体制，规定风景区依法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为东湖风景区的严格保护、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修订《武汉市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条例》，依法调整管理体制，明确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主体地位，完善蔬菜农药残留的抽检结果公告和异议处理机制，增加了实行蔬菜质量安全与诚信经营评价制度内容，使法规更具有可操作性。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重新制定《武汉市文物保护若干规定》，对于明确政府及其部门文物保护职责，完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公共文化权益将起到重要作用。为了保障公民自由，依法管理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制定《武汉市宗教事务条例》，明确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仰宗教的公民在举行宗教活动、管理宗教财产等方面的权利及相应保护措施，完善我市在宗教事务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和职能，受到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欢迎。

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努力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编制立法调研项目库，加强对立法工作的预测和指导。在立法实践中，注重突出地方特色，突出简便实用，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扩大立法民主，拓宽法规草案起草渠道，推行专家学者与立法实际工作者相结合起草法规草案的工作方式。通过新闻媒体、人大网站公布法规草案，征求市民意见。认真组织专题调研，在法规草案一审、二审过程中，针对审议中的主要问题和矛盾焦点，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实地调查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意见，提高法规草案的审议和修改质量。认真落实各项立法工作制度，规范立法程序，保证立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对《武汉市环境保护条例》开展立法质量评估，了解法规质量和施行的成效及问题，促进立法工作的改进。

四、依法做好人事任免工作，保障国家机关正常运转

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依法决定任命新一届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批准任命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保障国家机关的正常运转。全年共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34人，其中任命、批准任命106人，免去28人所任职务，接受3人辞去所任职务。在任免工作中，严格依照《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办法》规定的程序，认真审议各项人事任免议案，坚持拟任人员法律知识考试和供职报告制度，坚持拟任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任前调查、任前公示、任职资格审查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人事任免工作。

五、切实加强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常委会坚持把代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积极为代表履行职责创造条件、提供服务，不断探索和改进代表活动方式，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

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服务。加强新一届代表培训工作，举办2期代表培训班，集中学习宪法、代表法、地方组织法、监督法、预算审查等必备知识，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常委会法制讲座，提高代表履职能力。坚持重大情况向代表通报，组织2次通报会，向代表通报了议案办理情况、城乡道路规划与建设情况。定期向代表寄送常委会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经济形势分析、全市重大工作情况等资料，保障代表知情权。坚持主任会议成员接待代表制度和经常联系走访代表制度，全年接待、走访代表100余人，认真听取代表的意见和建议，督促有关方面研究处理。密切代表与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组织103位市人大代表向选举单位述职，报告履行代表职务情况，接受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完善代表履职情况登记通报制度，制发代表履行职责情况登记簿，每半年通报一次代表履职情况，增强代表履职的责任意识。

加强代表闭会期间活动的组织协调。对代表开展专题调研、视察检查的内容和形式提出指导意见，提高闭会期间代表活动质量。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参加常委会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进一步扩大代表对常委会工作的参与。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组织代表对常委会的重要议题进行集中视察，增强代表对我市全局工作的了解。加强对代表履职宣传，扩大代表工作影响。本次大会前，组织代表开展集中视察，为代表审议大会报告、提出议案建议做好准备。

认真督办大会议案和代表建议。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和谐发展、加强城区湖泊综合整治等3件议案交市政府办理后，常委会先后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议案办理方案和办理情况的报告，提出了改进办理工作的意见。有关专门委员会有针对性地开展跟踪调研，组织提议案代表检查办理情况，不断加大督办力度，使议案办理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679条建议和闭会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及时转交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均已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代表满意率为97%。常委会对代表建议反映较为集中的饮水安全、道路建设、食品安全、公交线路等问题加大了督办力度。对承办代表建议较多的单位，逐家进行面对面督促检查。对涉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问题的13件代表建议，常委会副主任率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重点督办，并通过《长江日报》向社会公布，使一些实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人大工作水平

加强自身建设是常委会依法履职、提高工作水平的重要保障。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牢记人民重托，努力加强学习，熟悉人大工作的方式和特点，尽快转换角色，适应人大工作的要求。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常委会坚持举办法制讲座，邀请全国人大和有关方面专家就监督法、社会保障制度、地方立法、劳动合同法等内容进行学习辅导讲座，进一步增强了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职能力。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常委会组成人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人大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常委会议事规则，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集体决定重大问题，集体行使法定职权。常委会组成人员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紧扣全市工作大局，围绕常委会议题和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实话、摸实情、办实事、求实效，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有价值的调研成果，为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和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坚持和完善市民旁听常委会会议制度，提高了人大工作的透明度，扩大了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加强了对常委会工作的监督。

加强学习型机关、服务型机关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工作效率，使人大机关为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加强《人民意志》编辑部和武汉人大网站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工作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

各专门（工作）委员会重视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常委会的工作部署，认真审议议案和拟订有关议案，深入实际开展视察、检查、调查和执法调研，广泛联系群众、联系人大代表、联系对口部门、联系上下级人大专（工）委，知上情、明下情、摸实情，积极协助常委会开展立法、监督、督办议案建议等工作，为提高常委会工作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常委会加强了对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联系与指导，组织召开2次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沟通情况，交流经验，探讨问题，共同推进人大工作。各区人大常委会认真组织市人大代表闭会期间的活动，在执法检查、工作监督等方面与市人大常委会密切配合，上下联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各位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体市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辛勤工作的结果，也是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密切配合和各区人大常委会、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谨代表市人大常委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2007年的工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常委会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监督工作的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跟踪督办方面尚有差距；常委会在立法选项上的主导作用需进一步加强；联系代表和人民群众、发挥代表作用、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人大工作的具体途径和方式需进一步完善。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改进。

2008年的主要任务

各位代表，200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第一年。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对民主法制建设和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指明了人大工作的前进方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牢牢把握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时俱进，扎实工作，进一步开创我市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2008年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努力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力改善民生、扩大民主、维护民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一、进一步加大监督工作力度。深入贯彻实施监督法，按照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的工作思路，加强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大力支持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实施工作，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全年计划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关于“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推进居民医保、中小学布局规划实施、城市垃圾处理及垃圾基础设施建设、建筑节能、轨道交通建设、公检法三机关办案质量检查、依法行政、法院执行等专项工作报告。适时听取市政府关于“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的报告。深化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监督，重点监督节能减排工作，推进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重点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武汉市全民健身条例、城市绿化条例、旅游条例、禁毒条例等5个方面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保障法律法规有效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继续组织开展好“武汉环保世纪行”活动。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认真审查，努力维护法制统一。加强和改进工作，把工作与对审判、检察机关的监督衔接起来，对中反映出的共性问题，通过依法监督，督促有关机关认真处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改进监督方式，努力提高常委会会议审议质量，选择有关专项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测评，加强审议意见的督促整改落实工作，让人民群众看到、感受到人大监督工作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效果。把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二、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环境和资源保护、社会事务等方面的立法，加强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立法研究工作。全年安排制定武汉市农业机械化促进实施条例、人民调解工作条例、水土保持条例、精神卫生条例等4件法规。把提高立法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走群众路线，切实做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发挥常委会在立法项目选题中的主导作用，拓宽法规草案起草渠道，进一步做好法规草案的调研、论证、征求意见工作，不断完善立法的听证、审议、表决程序，切实提高审议质量，防止和克服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加强立法质量评估工作。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规要公开听取意见，扩大公民的有序参与。立法中注重平等保护物权、保障平等竞争，保障公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使制定的法规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三、进一步保障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尊重代表法律地位，进一步密切与代表的联系，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和专门委员会会议，组织代表参加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扩大代表对法规草案审议工作的参与。及时给代表寄送有关资料，通报重要工作情况，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继续加强代表培训工作。改进议案工作，提高议案质量。以对人民和人大代表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办理和督办大会议案，加强代表建议重点督办工作，提高办理效率和质量，推动“一府两院”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对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服务，拓宽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渠道，重点抓好代表专题调研和视察工作，加大对代表履职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代表活动实效。

四、进一步加强常委会自身建设。切实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七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加强领导，精心部署，抓紧抓实。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用党的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提高政治素质，增强依法履职能力，以更加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我市人大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加大制度落实力度，保证常委会组成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走群众路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深入基层、深入社区、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掌握全面、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使常委会提出的审议意见，作出的决议、决定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进一步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提高服务人大工作的水平和效率。认真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要求，坚持和完善人大工作公开制度，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自觉地把人大工作置于人民监督之下，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篇6

2010年3月3日,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沙湾法庭开庭审理此案,涉案人员罗锦华被指控向记者出售虚假的“广州市地质灾害报告单”,犯有罪。在庭审过程中,罗锦华对公诉机关指控自己提出异议。罗锦华认为,以前他根本就没有给别人出过类似的“报告单”,此次是在两名假冒某公司员工的记者一再要求下才出具了“报告单”,是中了记者设下的圈套。辩护律师则认为,记者提供赃款故意设置圈套,实施了“钓鱼执法”行为,使用了公安机关等特定公权机关才享有的刑事侦查权,是人为制造新闻事件,记者的暗访材料不具有合法性。而公诉方对此回应称,记者的暗访不同于“钓鱼执法”。记者暗访取证并未得到检察官的指使,主观上没有引诱罗锦华犯罪。同时记者的暗访偷拍是在履行舆论监督权的职责,是人民群众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项宪法权利的具体体现。#

庭审过程经媒体报道后,在法律界、新闻界引起广泛争议。对记者暗访的法律根据、伦理界限等探讨已有不少,但从此次记者暗访的动机、过程以及社会效果来看,与以往因暗访造成隐私权侵犯的情形有所不同。因此,厘清此案争议中的关节点有助于深化对此类事件的社会思考。

诱导式暗访不是“钓鱼执法”

所谓暗访就是记者暗中查访构成新闻事实的有效信息。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暗访是记者常用的采访手段,曾专门研究暗访与偷拍的学者徐讯把目前的暗访归纳为观察式、体验式、诱导式和偷窃式等四种类型。$前两种暗访形式可以称作被动型的暗访,记者没有预设报道的立场,也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和采访目的,只是以目击者或参与者的身份,通过观察或体验事件的过程来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后两种暗访形式可以称作是主动型的暗访,其目的是让被采访者对记者装扮的虚假身份以及行为的虚假目的确信无疑。在这样的采访情境中,记者的身份、目的及交流全部都是虚假的,其采访目的是为了证实新闻来源,还原事件过程,并通过引诱或欺骗的方式让被采访者进入自己设置的陷阱和圈套,产生对其不利的言行。显然,此次暗访引发的争议并不属于记者被动型暗访所涉及的事实的准确性问题,而是记者因诱导式暗访牵涉到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从暗访报道引发的争议来看,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必要厘清。

一是记者暗访是否属于“钓鱼执法”和越权行为?“钓鱼执法”(Entrapment)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应该说本案中记者的暗访方式属于主动型的“诱导式暗访”,在调查方式上与公安机关的“钓鱼式”刑事侦查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的现实出发点有很大的不同。首先,记者暗访目的在于核实群众举报事实的真伪,获取在公开情况下难以获得的新闻事实,并不是进行司法程序意义上的刑事侦查,因为记者也没有进行刑事侦查的权力;其次,记者暗访的过程遵循的是事实推理,是就事论事,目的在于查明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否属实,至于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显然不是媒体记者所决定的。刑事侦查遵循的是法律推定,是通过搜集当事人犯罪的证据,阐明案件事实的法律意义。从两者的相互关系来看,事实推理是建立法律推定的前提;第三,记者通过暗访揭露真相,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知情权,体现新闻媒体的监督权,是为了打击腐败违法行为而不是制造腐败犯罪行为。辩护律师认定记者暗访属于法律上的越权行为,表面上是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实际上是混淆了新闻报道自身规律和刑事侦查程序的界限。

二是记者暗访是否属于制造新闻事件?制造新闻事件在新闻报道的实际操作中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语,通常是指媒体为了实现其新闻效应和市场效应,对已有的新闻事实无端放大,或对未曾发生的事实无中生有,属于严重违背新闻媒体职业道德的行为。由南方都市报、广东卫视《社会纵横》栏目的记者联合完成的本次“诱导式暗访”,不排除有预先策划的动机在内。但群众举报在前,记者调查在后。记者的报道是以事实为依据,并没有夸大事实。同时,记者暗访是对已存在的新闻来源进行证实,尽管在暗访方式上有“钓鱼”之嫌,但并不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而无中生有地制造新闻事件。

三是记者的暗访材料是否具有合法性?对于暗访取证材料的合法性,法律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涉及类似问题的法律解释时,目前基本都沿用199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取得的资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即:证据的取得首先要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在本次案件当中,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正是以暗访资料为线索与证据,把数名涉案官员送上了法庭。那么司法机关将记者暗访材料作为侦查依据、庭审证据是否妥当?在有的学者看来,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的排除还没有严格到这种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有一个司法解释,排除的非法证据仅限于刑事案件中的“人证”,即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不能作为立案的证据。而在本案中,视频资料、地质灾害单都是物证,不属于证据排除范围。所以,他认为检察官使用暗防材料作为证据是合法的。&对这一看法,也有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如果认可记者暗访证据的合法性,确实有出现检察官利用记者引诱他人犯罪、获取证据的可能。可以看出,案件审理当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不是记者暗访的合法性问题,而是案件当事人辩护律师与公诉方对于暗访材料作为证据认定的合法性的争论,这也是和以往因记者暗访引发的争议的最大不同。

记者暗访的边界认知

记者暗访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屡屡出现争议,一方面是因为暗访在实践中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律法规方面缺乏与这种新的情况相对应的具体解释,从而造成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此外,记者暗访权限模糊不清,保护当事人隐私权和体现公众的知情权之间的关系不明,以及如何认定暗访材料能否作为侦查依据、庭审证据,也是出现上述争议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法律机构,其行为的社会目标皆在于通过对各类社会关系的调整来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以解决这一争议的方法,不仅“需要在一个公平合理的框架下构建新闻侵权媒体责任体系,也需要在加强保护公民私权的同时加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新闻传播活动的保护”。'同时,对记者暗访合理或合法性的讨论,不应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解释和辩论,还应从协调社会关系、维护法律尊严、推进舆论监督,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大视野中来系统地看待这一问题。

首先,要合理地界定记者暗访的现实范畴。近年来对记者暗访的诟病主要体现在暗访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侵犯,那么是否超出个人隐私的事务就可能适用于暗访的原则呢?从隐私权最早的概念来看,隐私权就是“享受独处的、不受干扰的权利”,“隐私权只是一种个人权利,只保护活着的个人的感受和意识”,除非有特别的法律保护,公共机构一般没有隐私权。(也就是说,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取决于受访的当事人是属于公众身份还是私人身份,当事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是代表个人还是代表公共机构。就本案来看,记者暗访与其他通过偷拍、偷录侵犯隐私的案件有所不同。案件当事人罗锦华向记者出具“报告单”并非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广州地质调查院这个公共机构行使职权。罗锦华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个人生活隐私的界限,这与曝光名人的私生活不能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记者暗访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不仅关乎伦理和法律,更关乎正义问题,是媒体和记者是否有权对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行使舆论监督的社会职能。

其次,要充分体现相关政策法规对记者暗访规定的可操作性。2005年以来,对于舆论监督过程中记者使用暗访手段,中共中央办公厅、、广电总局等部门均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规定,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中明确要求记者“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广电总局对于广播电视媒体涉法涉案类节目的报道,也要求“在通常情况下,不得采用隐蔽拍摄、录音等‘隐形采访’手段”。但是在媒体具体的调查性报道中,如何区分“合法”与“非法”、“正当”与“不正当”、“通常情况”与“非常情况”就显得较难把握,从而造成了记者暗访在实际操作中难以杜绝的现状。既然不能避免,就要确立规范,防止滥用。就目前来看,规范记者暗访或隐性采访等手段,不仅需要现有政策法规的原则性的限制,更需要对记者暗访在具体类型的事件、不同场合或不同对象的适用性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这才能有效规范记者暗访的行为,避免法律侵权和社会伤害。

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篇7

一 清末之调查

此次民商事习惯调查始于清末，这已是学界定论，但它究竟起于何时、规模多大、运作状况怎样，则因史籍记载不多，故现今著述不仅语焉不详，且常常说法不一，甚至谬误颇多。

据北洋政府司法部第242期《司法公报》（1927 年出版）记载：“民商事习惯调查事宜始于前清宣统年间。”（注：见该期《司法公报》第1页之“说明”。另，北洋政府第242期《司法公报》亦即《司法公报第38次临时增刊》，其标题与内容是《民商事习惯调查录（第二期）》，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另据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前清时代之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目录，其中几处显示出来的具体时间均为宣统二年（注：见该期《司法公报》第4、5、28页。另，北洋政府司法部第232期《司法公报》亦即《司法公报第37次临时增刊》， 其标题与内容是《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第一期），现藏于北京图书馆。）。这或许也是第242 期《司法公报》做上述判断的依据所在。但严格说来，此处的“宣统二年”仅仅表明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当年已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而并非一定是调查活动的起始时间。相反，笔者曾经查阅到一册清朝末年《湖北调查局法制科第一次调查各目》（注：清末修订法律馆“刷印”，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其中附有一份当日进行民商事习惯调查时所用之“报告书样式”，样式中的时间格式为“光绪 年 月 日”（原文系竖排），从而清楚地说明，清末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开始于光绪年间，而非宣统年间。

从现有史料分析， 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当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是年五月初一日， 大理院正卿张仁黼就修订法律一事上书清廷，折中指出：“凡民法商法修订之始，皆当广为调查各省民情风俗所习为故常，而于法律不相违悖，且为法律所许者，即前条所谓不成文法，用为根据，加以制裁，而后能便民。此则编纂法典之要义也。”（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36页。 ）这一奏折十分明确地将民间习惯视为不成文法，并将民商事习惯调查视为编纂民商法典之首要环节。事实上，张氏之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参与修律讨论的各部门、各官员的一致看法。以此为基础，同年九月十六日，编查馆奕匡上奏朝廷，建议在各省设立调查局，以负责民间习惯调查之事宜，同时还呈递了所拟各省调查局办事章程（注：前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1—52页。）。这一提议当即获得朝廷认可，清廷在同一天便了《令各省设立调查局各院设立统计处谕》（注：前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2—53页。）。随即，修订法律馆亦将民间习惯调查正式提上日程。据史籍记载，在清廷重新委派沈家本、俞廉三、英瑞为修订法律大臣之后，“沈氏等即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开馆办事，酌设二科，分任民律、商律、民事刑事诉讼律之调查起草。每科设总纂一人，纂修、协修各四人，调查一人或二人。又设咨议官，甄访通晓法政，品端学粹之员，分省延请，以备随时咨商。凡各省习惯及各国成例，得分别派员或咨请出使大臣调查。”（注：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第899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由此可见，至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已正式启动。

关于清末民商事习惯调查的具体运作，因有据可查的史料极少，故难得其详。但从现存有关资料亦可看出，当日之调查组织严密、规模巨大、收获颇丰（规模与收获均在后来民国调查之上，这与现今一般人的印象大不相同）。其在中央由修订法律馆总其事，在各省则成立“调查局”（其法制科具体负责调查事宜），在各府县设调查法制科；各地除专职调查员之外，各地方官（如知县）、各社会团体（如商会-清末的商事习惯调查大多由各地商会承办）及其他个人（如乡坤）均常有参与其事者。其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由朝廷根据需要委派修订法律馆专职人员分赴各地调查（通常须得到各省调查局协助），随时报告。比如，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沈家本等奏派编修朱汝珍赴各省调查商习惯。当月至上海，发问题百余事”（注：李贵连编著：《沈家本年谱长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01页。）。 至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二十一日，“出于制订民、商各律的需要”，修订法律大臣再次“奏请派员分赴各地调查考察民事、商事习惯”（注：前引李贵连书，第329页。）。其二，也更主要的是， “由修订法律馆拟定调查问题，颁发各省调查局及各县”（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42 期《司法公报》第1页。）， 各省县调查人员依据拟定的问题搜集各地习惯，然后将答复清册报送修订法律馆，因之，清末各省呈送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绝大部分均系问答体，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采用陈述体（注：详见前引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前清时代之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中各省目录之后的按语。）（用陈述体者，多半是因各省在呈报之前曾经加以整理所致）。

为保证民商事习惯调查真正取得实效，修订法律馆根据调查活动的进展情况陆续制定了各种专门的操作规则。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二十五日，沈家本向朝廷呈交了《法律馆咨议调查章程》（注：前引李贵连书，第277页。）。随后， 为配合当时正重点进行的商事习惯调查，又于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颁发了《法律馆调查各省商习惯条例》，该条例参照日本商法体例分为“总则”、“组合及公司”、“票据”、“各种营业”及“船舶”五章，共计65条，极为详备（注：详见前引李贵连书，第302—312页。）。至宣统二年（1910）正月，为配合民法典的制定，并针对此前各省民事习惯调查中存在的问题，修订法律馆又专门颁发了《调查民事习惯章程十条》（注：详见前引李贵连书，第330—331页。），虽然其具体内容不如《调查各省商习惯条例》那般细致，但其总体安排同样十分周详。

从有关史料推测，当时至少部分省的调查局还制定有更为详细的调查规则和调查文件格式。如前述《湖北调查局法制科第一次调查各目》即载有一份《法制科调查报告例》，其中对有关调查的各项事宜（包括人员、方法、时限、印刷、用纸、字体等等）均详加规定。从该册资料所载调查目录及报告书样式来看，清末民间习惯调查内容极广，在大的方面包括“民情风俗”、“地方绅士办事习惯”、“民事习惯”、“商事习惯”、“诉讼习惯”等五“部”，比之后来民国时期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要宽泛些。而在每“部”之下又分“类”，“类”下分“款”，“款”下分“项”，“项”下分“目”，“目”下才是具体的“问题”，可见其调查内容设计至为详细。另据清朝末年《山东调查局商事习惯报告书目录》称：“本局法制科第一股遵照馆章编订调查民情风俗及地方绅士办事、民事习惯各条目，业经详请宪台批准转饬调查在案，所有商事习惯兹复由本科股员分别事类，详细拟定调查问题。”（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馆藏《山东调查局商事习惯报告书目录》（法制科第一股股员李书田编纂）之序言。标点系引者所加。）以此观之，当时修订法律馆所拟定之“调查问题”亦只是大致的框架，各省往往需要根据实际情形设计出更为具体，详细的项目及问题。

二 民国之调查

清末习惯调查虽然规模极大，但在历行约4 年之后却因清廷被废而中止。民国时期重开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是在1918年（民国七年）初，而其发轫则在1917年冬。

1917年（民国六年），奉天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彝向北洋政府司法部“呈请创设民商事习惯调查会。呈文系于民国六年十月三十日呈递，十一月二日到部，同年十一月九日指定照准。此实民国时代举行民商事习惯调查之发轫”（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42期《司法公报》第1页，标点系引者所加。但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汤铁樵撰《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清册叙》误将这一起始时间写为民国五年冬。）。

奉天高等审判厅的呈文还对该省民商事习惯调查会的人员组成、机构运作及经费筹措等等做了说明。北洋政府司法部在批文中指出：“该厅所拟设奉省民商事习惯调查会专任调查各地习惯，所见极是，殊堪嘉尚。查民商习惯甚为复杂，不独奉省为然。该厅率先设立民商习惯调查会，拟将调查所得汇集成书， ……自应照准”（注：前引第242期《司法公报》第3页，标点系引者所加。下文引用资料未注明出处者， 均出自该期《司法公报》。）。此后，北洋政府司法部于民国七年（1918年）一月二十九日草拟了“通令各省高审厅处仿照奉天高审厅设立民商事习惯调查会，并限自令到日起四十日以内报部”的训令，经当时的司法总长、著名法学家江庸核定后，于同年二月一日发往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事务遂至通行全国”。

对于此次民商事习惯调查，北洋政府司法部颇为重视，特委任参事汤铁樵“综其事”。汤铁樵“以吾国五方风习错综不齐，民商习惯又极复杂，若调查入手未有准绳，将来挂一漏万，举细遗大、甚至纠牵不析，则实效不可得而睹矣。覃思兼旬，乃为之条析事类，厘定项目，制为程式，颁行各省。并将奉厅章程略加修改，通令各省法院附设民商事习惯调查会，其会员除法院人员外，兼理司法县知事、承审员及其他法团人员，皆许入会，俾得合力齐举。此都七年事也”（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汤铁樵撰“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叙”。标点系引者所加。）。在这期间，除少数边远地区之外，各省区均已先后成立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惟新疆省以及宣告独立之广东、广西、云南始终未加举办），并且大多数省区很快将各自的第一期调查报告书送至司法部。鉴于各省区第一期报告书所用格式、体裁、用纸等等各不相同，司法部又由参事汤铁樵拟定了统一的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报告书式，用纸及编制办法，于1919年（民国八年）1月16 日颁发全国施行。

经过这一番努力之后，当时民商事习惯调查的具体运作已相当规范。在组织机构方面，中央由司法部负总责，其附设之法律修订馆（当时已恢复，以取代原来附设于司法部的“法律编查会”）专其事；各省区则在高等审判厅内设“民商事习惯调查会”为专门机构，由高等审判厅厅长兼会长，下属各审判厅厅长、推事及兼理司法各县知事、承审员为会员，各级检察厅检察长、检察官暨审检各厅书记官得自愿加入，各调查会还设有常任（或专职）调查员及其他各类工作人员。在运作规程方面，各省区调查会几乎都制定了专门的“会章”、“调查规则”和“编纂规则”（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42 期《司法公报》以绝大部分篇幅刊载了京兆、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热河、绥远、察哈尔等22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会的“会章”、“调查规则”和“编纂规则”。），对有关习惯调查的各种事项均详加规定。

此次民商事习惯调查自民国七年（1918年）全面铺开以后，“各省除边远外，络绎册报，堆案数尺，浩汗大观。十年以后，虽经继续得报，然以时局纠纷而渐希矣。”（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之“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叙”（汤铁樵撰）。标点系引者所加。）由此可见，其高潮当在1918年至1921年（民国七至十年）之间，此后便渐渐归于沉寂，唯在1930年7 月南京国民政府制订民法典时曾有过一次最后的回响；当时立法院认为民法亲属、继承两编关系各地习惯甚大，“该院民法起草委员会为慎重起见，特先商同院统计处，制定调查表多种，发交各地征求习惯”（注：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上海），民国二十五年版（“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丛书”），第379～380页。），至于其结果如何，则不得而知。

三 资料之整理

纵观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真正有影响者仅清末与民初两次，且每次持续时间均在4年上下， 最后也都因政局动荡而中断。不过，这两次习惯调查运动虽然历时都不算太长，但组织严密、规模巨大，其所获资料也极为丰富。

清末各省县调查所得之资料，除极少数经各省区调查局整理后再上报外，其余绝大部分均按原调查时的问答体清册上报。各省县所报文件，一份呈送编查馆，一份呈送修订法律馆。至于上述两馆或其它部门对这些调查资料是否做过某种程度的整理。目前尚不清楚。民国成立后，编查馆与修订法律馆均被撤销，上述资料便分别移交法制局与司法部附设之“法律编查会”接收。至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撤销法律编查会、恢复修订法律馆，原法律编查会所藏清末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遂由修订法律馆保管（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之李＠①所撰序言。）。

1918年（民国七年）开始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大体上均按照当时民律草案与商律草案之目次进行（故所调查之内容比清末要相对集中些），同时，各省区“调查会”对所获资料基本上都做过一番编辑、整理工作（注：当时各省区调查会之“编纂规则”可以为证。此外，笔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查阅到一册民国七年由山东高等审判厅呈送之《山东民事习惯第一次调查报告书》，其“例言”称：“本会民事习惯调查方法系据民律草案及审判上之疑问分出问题若干条，发交各县逐一答覆。兹编纂者，系以各县之答复书为根据。”（标点与着重号均系引者所加）。），因而各省区上报司法部的调查报告皆为陈述体，且内容较清末更为精要。对于这些资料，当时主持调查事务的司法部参事汤铁樵“尝欲根据事例钩提纲目，并采清末所遗报册，总为一编，以便查阅而资参考。继因……事务纷繁，卒卒数年，迄未暇举，引为憾事”（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叙》。）。

对于民国时期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加以整理、编纂者，目前已知最早的，是1923年（民国十二年）由施沛生、鲍荫轩、吴桂辰、晏直青、顾鉴平共同编纂之《中国民事习惯大全》。该书依据当时各省区法院“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报告书内容，大体按照民律总目分为“债权”、“物权”、“亲属”、“婚姻”、“继承”、“杂录”六编；与后来北洋政府司法部所编《民商事习惯调查录》相比，其最大特色在于“编”下不按省区分“章”，而是按实体内容分“类”（注：《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现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库本室，其具体分“类”如下：第一编“债权”分赁贷借、利息、契约、居间、消费贷借、清偿、雇佣等 7类，第二编“物权”分不动产之典押、不动产买卖、不动产之权限、地上权、佃租、抵押权、抵役权、共有权、质权、经界识别及田亩计算法等10类，第三编“亲属”分家长及家属、养赡、亲属会、扶养之义务、亲权、亲子、兼祧、招婿承嗣等8类，第四编“婚姻”分定婚、 婚礼、婚书、婚姻年龄、媒证、聘金及聘礼、主婚、童养媳、兼祧得娶两妻、同姓为婚、预定婚姻、叔嫂为婚、买卖婚、冥婚、典妻及租妻、再醮及孀妇招夫、招夫养夫、离婚及解除婚约等18类，第五编“继承”分继承、诸子分产、分析遗产、遗嘱等4类，第六编“杂录”分民律总则、 物权及债权、婚姻、亲属及继承等4 类（据编纂者称：“凡资料过少或不能分类者均纳入杂录篇内”）。）。书成后，当时名流许世英、黎元洪、江庸、陈福民、张耀曾、杨元洁等分别为之题辞或作序，可见其整理、编纂之事在当时颇受关注和重视。该书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1 月由上海法政学社出版，上海广益书局发行。

不过，真正大规模地整理、编纂清末与民初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还是1926年（民国十五年）前后由北洋政府司法部民事司进行的（但从有关史料-特别是1927年的《司法公报》第242 期所载单豫升为《民商事习惯调查录》所撰之“序”-推测，此前司法部一直派有“专员从事整理”），主其事者乃是民商习惯编纂室李＠①。李＠①早先曾在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专任调查员，“于民商习惯素有研究，对于编纂职务欣然乐从。积之累月”，遂于1926年4 月编成《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注：见前引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之汤铁樵所撰《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叙》及李＠①所撰前言。），后以北洋政府司法部“司法公报第三十七次临时增刊”之名由第232期《司法公报》刊出。 该清册将当时司法部及修订法律馆所收集和收藏的清末及民国年间全部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悉加整理，编成目录。目录分两部，第一部为“前清时代之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其下又分“民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及“附属文件”3类； 第二部为“民国时代之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其下亦分“民事及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商事习惯单独调查报告文件”及“附属文件”3类。 两部之“类”以下均按省县分“项”与“目”。

据李＠①所编《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统计，清末之“各省调查报告甚为丰富”，而民国之调查报告“到部者数量虽少而内容精细”。具体而言，当时清末存留之“民事习惯调查报告”竟多达828册（不计重复部分，下同），除安徽一省可能因多年未加清理、 以致散佚之外，其余各省均有报告资料保存下来；其“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则存有直隶、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四川、广东、广西、贵州、奉天、吉林等11省共计53册（其中尤以广东最多，占28册）；其“附属文件”亦存直隶、广西、吉林3省“诉讼习惯”4册及修订法律馆调查民事习惯2册（同时还附有江苏苏州婚书格式6件）共计6册。 相比较而言，民国时期所获调查资料则要少得多（当时政局不定、社会动荡乃其主要原因），各高等审判厅处呈送“民事及商事习惯调查报告”者仅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奉天、吉林、黑龙江等16省及热河、绥远、察哈尔3特别区共计67册；此外，单独呈送商事习惯调查报告者仅山东省1册；其“附属文件”则存有奉天省高审厅呈送之“关于民商事奉天省各种单行规则章程”、“现行律例关于民事有效部分”各1册， 及修订法律馆调查员李＠①编呈之“票据习惯参考资料报告书”、“北京商界及银行票据习惯调查报告书”各1册，共计4册。这样，到1926年为止，北洋政府司法部所收集、保存之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自清末迄于民国，不计重复文件，共达959册，其中清末调查所得887册，民国调查所得72册。

对于以上所有资料，当时北洋政府司法部已计划汇编成《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一书。由于清末各省所报习惯多属问答体，而民国各省区所取习惯皆为陈述体，故全书拟分两大卷，民国编为上卷，清末编为下卷。据《民商事习惯调查录凡例》（注：该凡例由李＠①撰写，载前引北洋政府第242 期《司法公报》。以下引文中的标点均系引者所加。）称，该书“分类标准，原拟就各省区所报习惯，察其性质，应归民商律草案目录之某项者，详为编列。旋以整理结果，各省区报告册内所述习惯，按诸学理上之分类，缺漏甚多，际此国势纠纷之会，欲令各省区高审厅调查补充，未知尚待何时故仅立民商法各编编名，分别省县录列习惯，见仁见智，一任阅者之玩索”。这就使得其体例与前述《中国民事习惯大全》有所不同。此外，该书“各则习惯后所录按语均系原报告书中附载之件，凡冠以‘说明’二字者系由编者增加。”此书由当时的司法部民事司编纂（民商习惯编纂室李＠①主其事），经参事厅校勘后付印。但“因卷帙甚繁，故分期编纂，由司法公报临时增刊陆续发表”。

据北洋政府第232 期《司法公报》所载“司法部整理民商事习惯分期编印预告”，所有调查资料计划分13期刊出：第1 期为《各省区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文件清册》，第2～7期分别为《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上卷（民国时代）：“卷之一民律总则习惯”、“卷之二物权习惯”、“卷之三债权习惯”、“卷之四人事习惯”、“卷之五商事习惯”， 第8～12期分别为《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下卷（前清时代）：“卷之一民律总则习惯”、“卷之二物权习惯”、“卷之三债权习惯”、“卷之四亲属习惯”、“卷之五继承习惯”、“卷之六商事习惯”，第13期为《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之“附编（前清时代）：民情风俗”。这13期资料若能全部如期刊出，则今人当可一睹当年民商事习惯调查之完整风貌与成果焉。至为可惜的是，待第1、2两期以司法公报第37、38次临时增刊（亦即《司法公报》第232、242期）出版之后，历史的车轮已滚至1927年底。很快，随着北洋政府的土崩瓦解，整理、编纂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一事亦宣告半途而废。其结果，其中诸多宝贵资料至今仍不知尘封何处。

20世纪上半叶对于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的最后一次整理出现在南京国民政府之民事立法进入高潮的1930年（民国十九年），其主要成果乃是该年5 月司法行政部将前北京政府司法部所编《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之民国时代之民事部分酌加修订后先行付印，这便是传之今日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至1943年，以后者为依据，中华法令编印馆又编译、出版了《（日华对译）中华民国习惯调查录》。此后，台湾进学书局（台北）于1969年又再次影印、发行了1930年由前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编印之《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

四 当时之意义

从各种史料分析，无论清末还是民国时期，进行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目的主要有二：一是为立法做准备，二是供司法执法做参考，其中尤以前者最为突出。

提及20世纪前期之中国立法，人们大约都会首先想到“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注：《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第7页。）之类的立法指导方针。的确，从实际结果来看，其立法的主流倾向也无不是西方化，这恐怕是20世纪中国法制的基本格局之一。然而，我们断不能因此而忽略当时立法中的另一种考虑，即重视本国民间习惯。在清末修律时，修订法律馆不仅专设调查员，并且在各省延请咨议官，“凡各省习惯，及各国成例，得分别派员或咨请出使大臣调查。该馆旋延聘日本法学博士志田钾太郎、松冈义正专任起草民律，即依据调查之资料，参照各国之法例，斟酌各省之报告，详慎草订，完成民律总则、债权、物权三编草案”（注：前引谢振民书，第899页。 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各种史料显示，至少在起草民商法时，清末立法机关（修订法律馆）对于“各省习惯”与“各国成例”几乎给予了同等的重视。

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立法意义在当时的商法领域可能体现得更加显著，而各地调查机构对此也显然都有相当明确的认识。比如清朝末年山东省调查局在论及商事习惯调查时指出：当时商法“但有公司律、破产律，其有待于改良、增订者盖甚多。但欲编订商法，亦非咄嗟所能立办。查各国商法多采用商习惯法，以商事委曲繁变，非专其业者不能深知。今欲编订商法，自非调查各地习惯不足以为立法之根据，此馆章调查商事习惯之所由来也。”（注：前引《山东调查局商事习惯报告书目录》之序言。标点系引者所加。）而从有关历史记载来看，这种商事习惯调查对清末商事立法的确产生了直接影响：“宣统二年，农工商部提出《大清商律》草案于资政院。此项草案系采取各商会所编成之商法调查案，复加修订而成，内容较为完备。惟未及议决，即归废弃。”（注：前引杨幼炯书，第74页。该书第329页另载：“民国商事法规之编纂， 始于民国三年，当时农商部本前清资政院未议决之《商律草案》，并参以全国商务总会所起草，上于政府之《商法调查案》，略加修改，呈请大总统公布施行。”）

尽管如此，到民国时期，人们在反思清末立法之得失时，依然认为其重大失误和教训之一还是对于本国的习惯或惯例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江庸在论及当时的民事立法时，认为《大清民律草案》之所以必加修正，其主要理由之一便是“前案多继受外国法，于本国固有法源，未甚措意。如《民法债权篇》于通行之‘会’，《物权篇》于‘老佃’、‘典’、‘先买’，《商法》于‘铺底’等全无规定，而此等法典之得失，于社会经济消长盈虚，影响极巨，未可置之不顾”（注：前引谢振民书，第903～904页。）。1923年（民国十二年），杨元洁在为前述《中国民事习惯大全》所作之“序”中指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未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

对于清末立法的上述批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国时代的一种立法要求和立法理念，而这种要求和理念不仅对后来的国家立法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并且直接引发了北洋政府司法部发起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调查民商习惯自民国七年始也。……是年本部感于民商法典编订之必要，始议着手调查材料。……将来民商法典之胚胎在于是矣”（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32期《司法公报》所载汤铁樵所撰“叙”。 标点系引者所加。）。至1929年（民国十八年）南京国民政府起草民法典时，依然试图贯彻“参以各国法例， 准诸本国习惯”（注：前引谢振民书， 第922～923页。）之原则；尤其是1930年起草亲属、继承两编时，立法院特“制定调查表多种，发交各地征求习惯，复就前北京司法部之《习惯调查报告书》妥为整理”（注：前引杨幼炯书，第379～380页。），以为立法之参考。

20世纪前期民商事习惯调查之司法与执法意义，在立法远未完备的当时中国同样十分明显。1917年（民国六年），沈家彝在那篇首倡民商事习惯调查的咨文中指出：“奉省司法衙门受理诉讼案件以民事为最多，而民商法规尚未完备，裁判此项案件，于法规无依据者多以地方习惯为准据，职司审判者苟于本地各种之习惯不能尽知，则断案即难期允惬。习惯又各地不同，非平日详加调查不足以期明确，厅长有鉴于此，爰立奉省民商事习惯调查会……”（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42 期《司法公报》第2页。）由此看来， 司法上的考虑实为奉天省创设（及首倡）民商事习惯调查会的首要动机。此后，每当论及民商事习惯调查，人们都不会遗忘其重要的司法意义。尤其是前述《中国民事习惯大全》的编纂者们特别强调：“民律尚未公布施行，一切民事仍依民间习惯，设遇民事上发生纠葛，若不明悉当地习惯，则办案之法官、律师或行政官无可依据。是本书兼备司法官行政官律师参考之用”（注：前引《中国民事习惯大全》之“凡例”。）。当时的各种法律文件也都明确规定：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或虽有习惯而法官认为不良者，依法理（注：前引杨幼炯书第374页所述1928年12 月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之《民法总则编立法原则》即可援作一例。）。

总之，客观地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对于本国习惯之重视，的确远非下半叶可比。

五 现代之启示

近200 年来法律实证主义的盛行使我们习惯于将“法律”视为专属于“国家”的范畴。以这种“国家法”的立场来分析法律现象当然有其意义和价值。然而，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过于严格的法律概念，其缺陷在于，它容易将许多十分重要的内容排除在“法律”之外，或者说容易将“法律”局限在过于狭小的领域：在考察人类的法律发展史时，这种缺陷尤为明显。20世纪前期的中国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印证了我的上述想法，使我不得不再次反思实证主义的“法律”概念，因为这里所揭示出来的“习惯”规则曾经（甚至还在）支配着中国人漫长的生活，尽管它们在大多数时候与“国家”无关，但都明确地规定着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备法的内在实体特征；同时，它们大多依靠“中人”等等社会认可的物质力量来保障实施，并可反复适用，因而也具备法的外在形式特征。这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法律”么？

由此，我们或许应当给予“法律”一个新的界定。法律是什么？法律是特定社会用来调整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可反复适用，且由获得社会认可的物质力量保障其实施的普遍规范。这一相对宽泛的概念涵纳着三个级次的“法律”：一是由尚不稳定和较为脆弱的社会物质力量（如“中人”）来保障实施的不成文习惯法（即狭义上的“习惯法”），此为初级形态的法律；二是由较为稳定和较为坚固的社会物质力量（如“家族”、“行会”等等）来保障实施的成文习惯法（或习惯法汇编），此为中级形态的法律；三是由高度稳定、强固的社会物质力量-“国家”来保障实施的国家法，此为高级形态的法律。在文明社会里，法律世界的景象是：其一，这三种不同层次的法律常常同时并存（比如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习惯法、家族法、国家法），从而充分展现出法律世界的丰富多彩；其二，这三个层次的法律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尤其“国家法”，事实上，也应当从各种“习惯法”中不断汲取有益的资源。也正是基于后者，笔者以为民商事习惯调查于现代之意义远不止是学术的，甚至，其更大的启示还在于现实的法制建设。

回首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自清末至民国，两度席卷全国各省区，累积持续时间近10年，所耗人力、物力更是不计其数，虽然最后终因时局动荡而未能彻底完成，但所获资料竟达近千册。在我看来，如此庞大之工程在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里不失为辉煌的一页。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一重大事件在20世纪的中国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20世纪下半叶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各种中国法律史教科书从不为之多置一辞便是明证之一）。

从立法上看，尽管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立法当局大致都抱持着“准诸本国习惯”的立法理念，但调查所得之民间习惯法规则仍然未能充分而合理地反映于立法之中，其所立之法也基本上依然是从西方“移植的法”；至20世纪中叶以后，关注本土习惯的立法理念已退出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民间习惯亦从立法者们的视野中消失。其结果，不但西方化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主题，而且法律与社会的脱节也构成了20世纪中国法制最基本的格局和特征，法律往往只是纸上的法，而民众大多在“法律”之外我行我素。这里的关键问题或许在于，对一个民族来说，规范其行为、支配其生活的法律应当从其心灵深处或生活习惯中长成，否则，那将既是法律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中国法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缺憾恐怕正在于此。可以说，如何既适当保有“移植的法”，又竭力培植“长成的法”，并在二者之间寻求恰当的连接与交融，这是现代中国法制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倘若能够由本土的民间习惯开掘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那才真叫“长成的法律”呢！

但是，20世纪中国立法不能充分而合理地利用民间习惯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原因主要在于学界对于后者的忽略和不重视。因为民间习惯（或民商事习惯调查所获各种资料）本身仅仅只是国家立法的一种资源、一种必不可少的原材料，而绝不是国家立法可以直接搬用或移植的规则和条文；从民间的民商事习惯到国家的民商事法律，其间必须经过诸多的“加工”，既包括价值判断，更包括技术提炼，而这种“加工”没有学者们对材料本身的深刻理解、深入研究和抽象、升华是绝不可能完成的。然而，尽管早在1927年李＠①编纂《民商事习惯调查录》之时就曾呼吁：“如有对于各项习惯，或就事实或就学理，签注意见，详加研究者，极所欣盼”（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42 期《司法公报》所载李＠①所撰“民商事习惯调查录凡例”。标点系引者所加。）。但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这些民商事习惯资料非但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而且几乎被遗忘得干干净净，对于李＠①呼吁的学术回应，在中国大陆地区直至世纪之末才初露头角（注：据笔者所知，中国大陆法学界对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的首次较系统的研究是梁治平先生于1996年出版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这样的学术状况，又如何能让20世纪的中国产生出真正自己的民商法？！

不过，客观地讲，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法律界对民间习惯之于国家立法、尤其是民商事立法的深刻意义还是有相当认识的。北洋政府司法部正是“鉴于私法制度侧重习惯”，才“令行各省区高等审判厅处责成调查，切实具报”（注：前引北洋政府第232期《司法公报》第1页。标点及着重号系引者所加。）。1943年《（日华对译）中华民国习惯调查录》的编译者们更是强调：

“造成一国之础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万全者明矣。

原来中华民国、注重习惯者颇深、诸般法律皆以此为准，如审判判决之时、在法律内阙欠此种条文时、则尽根据习惯以为通例也。

故拟企图于中华民国法令之万全者、不可不洞悉中国固有而在国内现行之习惯。“（注：《（日华对译）》中华民国习惯调查录》”发刊之辞“，中华法令编印馆。标点系原书所有。该书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相比之下，当代中国的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又有几人有这样的自觉？有几人了解中国本土的民间习惯？！

1931年，在历经30年的艰苦努力之后，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民法典，时人评曰：“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尝撷取一二，集现代各国民法之精英，而弃其糟粕，诚巨制也”（注：梅仲协：《民法要义》之“初版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之五）。）。然而，批评其“与中国国情相脱节”者亦始终不少。而事隔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创制民法典的努力；时至世纪之交，订立统一的中国民法典更已成为民法学界梦寐以求、且急不可待的头等目标。我非民法中人，但也不禁想问：民法学界将如何避免一部脱离中国国情的西方民法大拼盘？当代中国又将何以向世界贡献出一部真正中国的民法典？再具体些，现今的民法学者对20世纪上半叶国人创制民法典的经验教训了解多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民商事习惯有过多少研究？又有几人考察过现今民间生活中的民商习惯？又有谁来发起当代中国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我不敢想象，没有对20世纪前期之中国民商事习惯调查资料的全面清理和深入研究，没有新一轮的中国民商事习惯调查，未来中国民商法典的创制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话到此处，我不禁想起19世纪的德国，想起历史法学派。当19世纪初《法国民法典》伴随拿破仑的军旅征服欧洲大陆时，德国社会响起一片仿效法国的立法呼声，若无萨维尼及其追随者的顽强抵制，或许世上又会多出一部法国民法典的翻版。面对激进的法典编纂派，萨维尼坚决主张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律的根基在于法与道德的共同母体-习惯；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萨氏以及由他开创的历史法学派始终潜心于德意志民族固有的习惯法及其与罗马法的调和（注：萨维尼本人在1814年以《论立法及法学的现代使命》一书参加完那场著名的立法之争后，即于1815年至1831年间耗时16年完成了六卷本的巨著《中世纪罗马法史》，然后才以此为基础完成其八卷本的代表作《现代罗马法体系》；后者实为后来《德国民法典》之蓝本。萨维尼的学术历程，难道不能给急欲创制民法典的当代中国学界以无尽的启示么？）。尽管他们在当时被目为保守，但后来真正主宰德国法命运的不正是历史法学派么？没有历史法学派的习惯法研究，又焉能有享誉世界的《德国民法典》？！

公民法律意识调查报告篇8

    2000年，合肥市人大常委会首次设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汪伦才案件”实施监督，查清了“汪伦才案件”的真相，使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涉案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得到查处，维护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尊严，提高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社会反响强烈，全国多家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或转载，其中《合肥晚报》的“汪伦才案件系列报道”还被全国人大评为2001年度宣传人大制度好新闻一等奖。     采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法定形式，对社会反响强烈的具体案件实施监督，是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成立以来的首次，这是个案监督形式的的一次勇敢尝试和重大突破。这一成功的实践为个案监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例。     一、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强硬的人大监督形式     所谓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查证某个重大问题而依法定程序组织的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会；第五十二条规定：主任会议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提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全体会议决定。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代表中提名,提请全体会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这是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强硬的监督措施，它的特点在于：一是特定问题调查不同于人大的一般调查，它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活动。二是特定问题也不同于一般问题，它是指某项特殊或重大的问题。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就“汪伦才案件”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正是因为这一案件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述特性。“汪伦才案件”缘于1996年11月肥东县财办下属企业负责人汪伦才与承包人王某某因承包结算引起的争吵撕拉案件。这起原本普通的民事纠纷，由于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规范，个别司法人员在办案中置公民权益于不顾，不能公正司法，致使案件性质变为刑事案件，历时三年多才作出终审裁定，给当事人及其家庭带来极大伤害。虽最终裁定受害人无罪，但有关部门不追究作假诬陷者的法律责任，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得不到应有赔偿；案件涉及市、县两级公、检、法机关以及市、县两级卫生部门和法医鉴定单位，涉案面广，社会影响大。我市人大常委会正是抓住了“汪伦才案件”的这些典型性，运用特定问题调查这一监督形式实施监督。其目的不是单纯为一个案件或给汪伦才一个说法，旨在通过这一案件的调查和深入剖析，找出我市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监督和促进司法部门切实做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和公正司法，自觉维护法律尊严，推进依法治市进程。     二、依法办事是成立特委会监督案件必须坚持的原则     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法治的关键。包括权力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自觉做到依法办事，维护法律的权威。作为行使立法和监督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国中起主导作用，更应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监督。     一是坚持依法开展监督的原则。监督个案重在事实和证据，关键是证据要有法律效力。特委会的调查非一般意义上的调查，要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仅需要取证的方式符合法律程序，更需要使证据符合法律要求、具有法律效力。特委会对“汪伦才案件”中的关键证据的查证，一方面请公安刑侦人员参加，一方面走访多名专家，并到省和部级的司法鉴定部门进行鉴定取证，使得证据的取得符合程序，经得起推敲，为常委会的依法监督案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坚持事后监督的原则。人大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的监督，其法律界限就是不妨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我市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在司法机关对“汪伦才案件”最终裁定后实施的监督。因此不仅没有代替或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而且充分运用法律规定的间接手段达到监督目的。这一点也得到司法部门、法学界专家学者的广泛认可。     三是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这是由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保证人大个案监督工作的公正性、权威性的关键。我市人大常委会在特委会的提起、组织、调查、处理等四个环节的决策上，都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集体审议决定，杜绝了监督行为个人意志化。     四是不直接处理问题的原则。人大要做到监督不越位，就不能代行行政、检察和审判机关的权力，否则就会出现职责不清、越俎代庖情况。汪伦才案件特委会在实施调查时，只查与案件有关的问题，对于其他问题只听不查或建议依法举报，由有关部门另案处理。查清问题后，涉及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只在特委会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处理意见，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后，交由“一府两院”处理，对处理不到位的，再通过审议意见书的形式督促“一府两院”进行整改，并要求报送处理结果。

    三、严谨细致是特委会开展工作必须坚持的作风     坚持严谨细致的作风，既反映的是工作态度，也体现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人大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是人大行使监督权力的法定形式，其监督的对象是本行政区域内重大违法失职事件或其他重大事件。因此，更应自觉坚持严谨细致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查清案情真相，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客观公正的处理，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一是强化组织。特委会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查清案情，特委会成员和工作人员的配备十分关键。为此，要选择那些业务素质好、政治素质高、纪律观念强、有吃苦耐劳精神的同志组成调查组。我市人大常委会根据案情的需要，挑选有多年司法领导工作经验的同志和相关工作委员会领导及法律工作者共8人组成了特委会。特委会成员专业结构互补，彼此团结协作，有效地完成了任务。     二是精心准备。特委会监督是事后监督，开始监督距案发时间一般都较长，加上特委会监督的案件案情往往也比较复杂，这就给特委会的调查取证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因此，调查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进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制定调查方案、落实调查经费和交通工具等。为了保证特委会投入工作后能在计划的时间内查清案件真相，我市人大常委会给特委会的工作以极大的支持，不仅在经费和交通工具等方面给予优先保障，还邀请法律界的专家给调查组集体“充电”。特委会为保证初战必胜，也没在急于行动，而是先关起门来研究“战略战术”，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调查取证方案。明确了调查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调查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预测，并定出应对措施。由于准备工作扎实有效，为下一步的调查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深入细致调查。特委会调查的事项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个人的行为，调查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抵触和人为设置的障碍，如果只是在浮在表面查，很难查到案件的真实情况，必须深入进去刨根问底，方能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确定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应负的责任。为查清“汪伦才案件”的真相，特委会调阅了肥东县公安局、县法院、县检察院以及合肥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法医室近20册案件卷宗；分析对比了公安、检察部门当时所作的40多人次的证人、证言笔录；先后听取了合肥市、肥东县有关部门关于案件办理情况和肥东县财办对“汪案”善后工作处理意见的汇报，以及肥东县医院对另一当事人诊疗情况的说明；对案件主要承办人、案件当事人进行了集体或个别调查。调查范围涉及10多个单位、50多人次和十几名法医学专家。为确定另一当事人是否因“脾破裂”而造成轻伤，特委会成员专门携带其病史资料和有关案件卷宗，远赴上海，请国家司法部授权进行刑事科学鉴定的单位——华东政法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王的伤情进行鉴定。经过两个多月深入细致的调查，终于查清了整个案情。     四、对特定问题调查的处理要跟踪监督到底     人大运用特委会监督具体案件，其目的就是保证错案和执法过错得到依法查处和纠正，使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得到依法处理，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不查处或查处不力，执法犯法、徇私枉法就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个案监督就会半途而废，就起不到教育和警示作用。汪伦才案件特委会经过两个月深入细致的调查，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汪伦才案件调查报告》，明确提出五条处理意见。根据调查报告和委员的审议意见，常委会作出了《关于汪伦才案件调查报告的决议》，既增强了监督的刚性和力度，便于执行机关把握处理的尺度，又便于权力机关跟踪监督。在“一府两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贯彻落实人大决议情况后，市人大常委会又作出了《对“一府两院”贯彻落实〈关于汪伦才案件调查报告的决议〉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意见”对“一府两院”落实决议充分肯定的同时，针对少数部门认识不到位、处理不到位的情况，又提出四条处理意见，要求“一府两院”认真办理，并将办理结果报下次人大常委会。在市人大常委会的跟踪督促下，“一府两院”分别落实了人大常委会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合肥市人大常委会运用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形式监督重大的人民群众关注的司法案件，不仅增强了人大监督工作的刚性和实效性，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且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次生动、具体的、有说服力的宣传。其意义已超过了对这一具体案件处理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