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1

幸福指数：中国人幸福吗

梁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オオ

近些年来，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追求“幸福感觉”转向追求“幸福指数”，希望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对幸福的把握，从而能更好、更有效、更“幸福”地追求“幸福”。

我们在评价和计算“幸福指数”之前，有必要先反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能否被指数化地衡量？

一、幸福都是相似的？

┝愕愕鞑樵做过一份名为《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这份报告有简化幸福的嫌疑，却也得出了重要的结果，传递出很多中国居民对于幸福的认识。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这三项指标来看，中国居民们更看重长久影响幸福的一些因素。

幸福是一种瞬时感受还是一种持续的经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强调瞬时的幸福感，更多的出于生理层面的考虑。但设想一下，一个人面对突发事件，可能感觉到强烈幸福，但回去冷静下来，仔细盘算，发觉收益并没有那么大，甚至还出现了误算，那么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有所折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人回去以后反复体会这次带来幸福刺激的事件，越想越觉得开心，幸福的刺激一次又一次被强化，持续很长时间。所以，瞬时的幸福和持续的经过反思的幸福是不同的。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种人生选择：第一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从未被承认，也没有获得多少金钱。在他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获得一项极高的荣誉，一辈子的工作也完全被承认了，他感觉无比幸福；第二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很成功，风光无限，也享受到很多东西。可是他在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破产了，或者名誉扫地了，一辈子的成就被否定了，他感觉很痛苦。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你觉得哪一种人生更幸福？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恐怕还是第二种更为可取，因为从总量和平均水平来看，第二种选择要明显高于第一种。痛苦总是短暂的，它的边际影响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幸福指数的调查，还是应该考虑总体的、长时段的、经过反思的幸福体验。

上述研究报告正基于口头及书面的实际调查，故而反映了一种经过时间沉淀以后，反思、想象和体验到的幸福感。这类幸福比较深沉，比较悠长，沉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确实是较高层次的幸福感。虽然它没有刚刚接受到刺激时那么强烈，但经过反思，却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真实幸福体验。

中国民众所看重的三种幸福源泉，并非偶然，自我保全和自我复制是生物的两种本能。不难发现，调查结果的幸福三大源泉“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形象地表达出这种生物学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负面的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三大源泉中任意一种破坏了，甚至只是破坏与幸福源泉有关的资源，就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

二、钱越多越幸福？

依据常识可以知道，幸福与经济收入多半相关。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于20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已经着手研究人们的快乐水平。他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要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结果尚难预测，穷国的幸福水平经常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比如美国居第一，古巴竟接近美国居第二。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收入水平增长与幸福程度的提高基本同步。然而一旦越过一个阈值（往往是年人均GDP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就失去了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快乐，也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伊斯特林对其发现的分析和解释颇具说服力：尽管文化传统的差异会使某些国家人民的快乐感超过其他国家，但不同社会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的现实是超越国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越富有的国家，人们期望的就越多，从而降低了“财富振奋精神”(wealth lifts spirits)的机会。所以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aspirations)。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期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伊斯特林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统计结论来看，有可能是正相关，但也可能负相关，总体来看，两者不相关。

中国是不是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是一个“阈值”。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与收入不再有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另一份报告则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报告指出，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地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的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是排在第五名。

钱也不是万能的。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普遍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家庭人均收入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几乎要相差3倍，而后者的幸福度却反不如前者。显然中国的城市居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压力大到无法让人快乐起来。

三、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幸福？

前几年，有一份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将浙江杭州列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丽江、青岛、大连、苏州等城市的排名都很靠前。其中理由很简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杭州的人均GDP未必有上海高，但西湖为全体杭州市民们带来的快乐，是上海等城市根本无法想象的。

可是去年另一份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排名居前，幸福水平低的原因，主要由高悬的房价和地价所引致。

自然环境、生活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水平至关重要。可是随着城市房价的猛涨、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微弱的幸福水平提升，被高房价轻易地打压下去。西湖再好，终不能弥补无法买房（甚至无望买房）所导致的绝望。

有些实证研究表明，所有人群中，由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买房族其次，他们虽要归还巨额房贷，但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而主流的租房族倒似乎是最不幸福的，甚至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学者的调查表明，有房贷的中国人更幸福。他们解释说，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他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这种逻辑很荒谬。有房有贷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比无房无贷的中国人更幸福，因为他们毕竟还能买得起房，说明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有房无贷的人更幸福。扭曲房价对大城市居民造成的痛苦，实在与“有收入、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无关。

又有一份报告，主要调查不同职业工作人员的幸福水平。他们的结论是，从不同职业的幸福排名来看，公务员最幸福。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

这份报告与我们的直觉相符。近年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各级公务员的待遇有了极大提高，一般也不需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公务员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远在其他岗位之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实际应得的收入水平不符。单纯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固然是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最高。但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他们快速提高的幸福水平，往往损害其他就业者的利益，影响社会公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四、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谈论什么幸福，倒是更多地谈那些影响幸福的事。有一份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和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践告诉我们，即使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也不能保证我们幸福，最多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

我们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那么将这份报告反过来，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就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始终未能除去这些心头大患。

先来看工作中的忧虑，这里有一系列的数字非常说明问题。大约有四分之一被调查者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合理；40%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将近50%的被调查者对自身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近四成的被调查者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恐怕应该打上问号。至少那么多的调查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工作不怎么幸福，大约有三成的人认为工作是非常不幸福的，而真正能体会并享受工作快乐的人，只占所有工作人群的不到一成。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工作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薪酬问题、生活问题等存在不满。工作占据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块时间，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不幸，这似乎就是残酷的工作现实。

再来看“孩子争气”这点上引发出来的焦虑。一项调查显示：上海竟然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在9―24人/10万人之间，自杀死亡已占至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心理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孩子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有些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好转，还有些则沉淀下来，潜在地影响个人的性格。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即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5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可见中国的孩子们多半都不怎么幸福，默默承受着压力。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问题。虽然大家表示看重身体健康，但是真正时刻关注健康，健康意识较强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7%。最近十年来，50岁左右的中年人死亡率上升最快，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而社会上70―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真正健康的人不到10%。以健康意识为例，在我国，每100万元医疗费中，有99%的费用用于治疗，只有1%用于预防；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应该是7比3。这项数字表明国人健康意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由于事业和家庭等的拖累，健康意识最为淡漠。

一旦生病以后，问题就变得很严重。38.0%的受访者认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势严峻。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比例依次是33.0%、40.2%和41.0%。34.3%的受访者认为该问题非常严峻。

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但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病人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身体上，都处在弱者的地位。疾病给他们带来痛苦，对他们而言，克服疾病是追求幸福的最直接手段。可是，看病难、看病贵、假药泛滥，给他们造成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使他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影响幸福四大因素中的“住房保证”。十年之前，这个问题真还值得讨论。可是到了今天，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绝大多数青年人都买不起房子，甚至完全放弃了买房的想法。而与住房密切联系的婚姻、恋爱问题却不能这样被放弃。住房问题成为了年轻一代人心理上的重大创伤，不仅改变了幸福指数，很可能还改变了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

幸福指数的变化，恐怕不能准确刻画房价飞涨对人们幸福观的影响。与五年前相比较，也许今天我们真地需要另一种全新幸福指数。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2

关键词：幸福指数；城市幸福指数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B849：C91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V3—9841（2012）05—0092—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0年“幸福”二字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国家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幸福水平。总书记在2012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同步提升。2011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文章指出：“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而且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国家及各地政府纷纷设立各种评价和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的项目，例如，2010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城市幸福指数研究”；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公众幸福指数导向下的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研究”，2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有包括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位在内的13项与国民幸福相关的项目立项。各级研究机构联合新闻媒体等也对各个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调查和排序。例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石家庄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的“201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杭州排名第一。同样是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但幸福城市的排名却并不相同。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调查中使用了不同的幸福指数结构。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幸福指数问卷来调查？是采用单一题项还是多项题目？哪种城市幸福指数才能真正反映居民的幸福水平？这就是本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

幸福指数（well—being index，WBI）是衡量人们幸福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就是对这个城市各个阶层居民幸福程度的主观测量指标。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主观性、客观性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视角来研究幸福指数。主观性视角主要是让个体报告对幸福的主观评价和体验，例如，你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吗？客观性视角主要是通过对实际客观指标如人均寿命、受教育程度、人均GDP等的考察，来对居民的幸福感作出判断。而主客观结合的视角则是将主观和客观指标结合起来考察居民的幸福程度。三种研究视角各有其优缺点。幸福是个体的一种主观评价，只有个体自己才能准确知觉自己是否幸福，客观指标只有在人的主观体验下才具有意义，因此，本研究从主观性的视角对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测量。

在幸福指数的维度构建上，邢占军主张从人际适应、心理健康、目标价值、心态平衡、身体健康、家庭氛围、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知足充裕、自我接受等10个维度出发研究幸福指数。俞灵燕认为身心健康、物质充裕、生活便利、环境舒畅、自我价值实现是城市幸福指数的构成要素。吴启富从身心健康、物质条件、人际关系、个人价值实现和家庭生活状况等方面对北京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客观的衡量和主观评价。周四军、庄成杰、刘红、袁鹏的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包括经济、环境、人口和社会因素。李朝霞从总体幸福指数和包含居住、交通、就业、医疗、社保、人际关系等分项幸福指数角度对温州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南京2011年“建设人民幸福城市”调查问卷的题项包括，工作状况、住房状况、业余生活（如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家庭收入状况、家庭生活、人际交往关系、目前的心态状态等。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幸福指数的维度的建构，有其共同的因素，如身心健康、物质条件、人际关系、家庭状况等。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有的更强调个人的幸福体验，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有的更强调住房条件、交通、工作状况等指标。以往的研究在幸福指数维度的构建上并不系统，也不精简，有很多维度可以合并为更高一级的指标。比如，工作状况和住房状况可以合并为与经济生活有关的维度，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可以合并为健康状态维度等。其实，幸福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具有多维度、等级结构性、动态性和环境适应性的特点。因此，在以往文献综述以及系统论的指导下，城市幸福指数的构建主要要从城市居民的主观感受出发，其维度主要包括总体幸福指数和领域幸福指数两部分。总体幸福指数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满意度等。领域幸福指数包括政治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由此出发，我们设计了包含以上几个维度的41个题目的问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这里，我们认同Veenhoven等人的观点，认为生活满意度在理论上至少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部分，因此，这41个题项中并不包含情感的题目。

二、方法

（一）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18周岁及其以上的常住居民（不包括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收回问卷1200份，有效问卷894份。回收率为66.7%，有效率为74.5%。其中，男性受访者占52%，女性受访者占48%；被调查者分布于北京、上海、内蒙古、河南、河北、湖北、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广东等省市，其中以重庆市和四川省被试最多。

文化生活满意度因子，反映个体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业余文化生活的满意程度。文化不仅仅包括如文艺表演、文化娱乐活动等有形的层面，还包括信念、价值观等主观的层面。我国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忠君爱国、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传统文化观念至今仍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文化对决定一个人是否幸福具有重要作用，在2012年1月16日举行的“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研讨会上，就有学者强调了文化建设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以往对文化与幸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幸福感的比较上。但是文化对幸福的影响绝不仅仅存在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上，在同样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不同城市的文化差异、人们对当地文化的认同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生活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城市的居民所感受到的幸福感，肯定要高于生活在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城市的居民。因此，在设计城市幸福指数的维度时，要将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包含在内，而且文化生活满意度方面不仅仅要包括个体层面的娱乐活动，还要包括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等涉及到主观层面的题目。

人际关系满意度因子，反映个体对家庭、邻里、朋友、同事、婚姻等关系的满意程度。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产生于群体的人际交往，受整个社会关系的制约。关系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中国人尤其注重人际关系，崇尚以和为贵。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人伦”。具体包括个人、家庭、社会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儒家所强调的“明人伦”，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地划分和处理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协调发展是幸福的重要前提，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一个人如果每天花一些时间和他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就能够有效地提高幸福感。先前的研究中也表明人际关系是幸福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健康状态满意度因子，反映个体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状况的满意程度。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的身体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是幸福的前提保障。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于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不虚弱”。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将心理和谐单独列出，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精力充沛，才能有能力处理日常事务；心情舒畅，没有压力才会在遇到困难时从容面对；经常锻炼身体，才能对疾病有抵抗力。本问卷中的精力充沛、睡眠良好、无压力等题项均符合世卫组织提出的衡量健康的10项标准。并且，以往的研究也表明身心健康是幸福指数的重要维度。

环境生活满意度因子，反映的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水和空气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等重要的自然、社会环境指标，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在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增加了对PM2.5的监测，以切实满足人们对优美自然生态环境的需要，提高人们对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满意度。除了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人们还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安全的食品药品等社会环境。而近年来频繁爆出诸如毒胶囊、三聚氰胺毒奶粉、染色馒头和地沟油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却让民众对自己的健康产生了担忧，对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度下降，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个体对所处的环境有安全和美的需要，舒适的生态环境，安全、可信的食品、药品等社会环境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因此，环境生活满意度因子是构成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维度。

幸福是一个动态性的系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幸福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所编制的问卷也要不断地加以修正，才能反映城市居民的真实幸福水平。

五、结论

城市幸福指数问卷包括：总体幸福指数、领域幸福指数。总体幸福指数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满意度；领域生活满意度包含政治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六个子维度。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3

关键词：德昂族 主观幸福感 扶持政策

1 德昂族及其所受到的扶持简介

我国的德昂族主要分散居住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原叫潞西）、瑞丽、盈江、陇川、梁河等县市以及保山市的隆阳区潞江乡、临沧地区的镇康、永德、耿马等县，分布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是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德昂族人口数为17935人，被列为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其中居住在德宏州的德昂族人口约占其总人口的75%，以芒市最为集中。

为集中力量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步伐，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国家采取特殊政策措施，积极开展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从农村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社会事业等各个方面进行整体推进。截至2010年，德宏州共有55个德昂族自然村列入上海对口帮扶范围，投入帮扶资金5960.008万元（其中上海投入2526.908万元、云南省民委配套1549.5万元、县级整合资金217.9万元、群众投工投劳折算1665.7万元），积极开展村内道路、人畜饮水、电力、安居工程、农村能源、农田水利、种植、养殖、文化、教育、科技培训等项目，解决了德昂族人民吃水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用电难等基本生活困难，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

2 德昂族的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及分析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简称SWB）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主要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通过帮扶，德昂族地区的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步缩小了与其他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现状本身，而是人们对现状的感知。为此，本研究期望通过对德昂族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来探知德昂族人民是否因此而体验到幸福，从而为今后有关扶持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提供实践依据。

2.1 调查对象及研究方法

以德昂族非常集中的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的勐丹、出冬瓜、允欠等村的德昂族村民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55份，收回50份，有效回收率为91%。其中男性20人，女性30人，共50人；18岁及以下的有2人，19～35岁的有21人，36～59岁的有25人，60岁及以上的有2人。

所用《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年龄等信息。第二部分为Campbell幸福感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总体情感指数与生活满意度的一致性为0.55。总体情感指数与另一种幸福感测查的相关性为0.52。第三部分为人脸量表，该表由Andrews和Withey于1976年编制，是一种非言语性的幸福感量表。国外有研究报道，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在调查过程中，主要由被调查者自行完成问卷，当场收回。由于有几位德昂族老人不识字，研究者便把题目念给他们，并记录他们的回答。数据录入后采用SPSS10.0进行统计处理。

2.2 德昂族人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

表1 德昂族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统计表

注：Campbell幸福感量表测验中，得分越高表明越幸福；人脸量表测验中，得分越低表明越幸福。

由表1可知，三台乡的德昂族人民比较积极乐观，绝大多数人都能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充实、有价值，并且对生活总体感到满意。在性别方面，男性德昂族在生活中的幸福感受程度要略高于女性德昂族，但女性德昂族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略高于男性德昂族。总体而言，女性德昂族的幸福指数要高于男性德昂族。在年龄方面，Campbell幸福感量表测验结果表明，36～59岁年龄段的德昂族无论是对生活的幸福体验程度，还是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在四个年龄组中都最高，说明他们感到最幸福。其次是6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德昂族。人脸量表测验结果表明，35～59岁年龄段的德昂族感到非常幸福，其次是60岁及以上年龄段和18岁及以下年龄段的德昂族。

3 讨论

3.1 德昂族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的调查表明，三台山乡的德昂人民大都对生活感到满意，幸福体验很深刻，这与国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密不可分。由于地处偏远、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历史原因，三台山德昂族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落后。2006年德宏州启动了上海对口帮扶德昂族发展项目，55个德昂族自然村列入上海对口帮扶范围，并制定了《德宏州人口较少民族德昂族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7―2010年）》和《上海市对口帮扶德昂族发展项目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等规划，启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及卫生等社会事业及促进经济发展等项目，使三台山德昂族乡全乡经济和社会的各项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台山德昂族乡处处都是新道路、新房子、新家园和新生活，每一个村民的脸上自然都会露出幸福的喜悦。

3.2 德昂族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情况分析

在性别方面，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德昂族的主观幸福感体验要深刻于男性德昂族。通过近几年的帮扶，德昂族人民告别了又黑又暗又矮的茅草房，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土路，实现了居住瓦房化、道路弹石化、能源沼气化、生活现代化，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些变化都是显而易见，并且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而女性的感性思维又比男性强，因而德昂族女性的幸福体验较之男性会更加深刻些。

在年龄方面，本研究的调查发现，在“18岁及以下、19～35岁、36～59岁和60岁及以上”四个年龄阶段中，36～59岁年龄段的德昂族对现实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幸福感也最强烈。这个年龄段的德昂族大都已成家，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中经济来源的创造者。通过启动上海市民宗委对口帮扶等活动，村民得到了养猪、橡胶和茶叶种植、沼气使用与管理等多项科技培训，学到了许多种植、养殖等技术，就业和创业的渠道也得以进一步的拓宽。家庭经济收入明显增长，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幸福感自然就会流露于表，体验深刻。

参考文献：

[1]海日.德昂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25（11）：46-48.

[2]王鑫.德昂族人口发展调查研究--现状、问题与思考[J].红河学院学报，2007，5（4）：11-15.

[3]张永华.对凉山彝族毕摩信仰与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6）：61-64.

[4]汪向东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73.

[5]廖元昌.上海对口帮扶德昂族发展绩效评估[J].科学时代（上半月），2011（7）：11-14.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4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经常此消彼长。

城市在发展，人们幸福感却可能降低了。城市病蜂拥而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上学难、就医难等，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是城市两个并行不悖的发展宗旨和目标。城市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人们才有幸福可言，而丧失了经济功能的城市，幸福只能纸上谈兵。然而过于追求城市的经济功能，忽视了城市的社会文化等生活功能，人们的幸福感就会受到伤害。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可喜的是，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活动持续开展的9年历程中，我们发现，城市管理者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和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对居民幸福感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其视角已从单纯追求城市的经济功能转向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受度。

2015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15个年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集中展示中国城市在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成就与经验，《t望东方周刊》联合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继续主办了“2015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活动”，力图集中展示一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幸福城市，并推广城市在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成就和经验，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现实的参考样本。

与以往的调查方式相比，2015年的幸福城市调查更强调大数据的运用。

近年来，大数据如浪潮般席卷全球，并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从战略层面认识大数据，在城市治理领域融入大数据思维和技术。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提高政府运用大数据的能力，推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大数据资源和技术服务。而第三方向政府提供的大数据资源和技术服务，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潮流。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5

>> 国民幸福感提升的路径选择 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几点思考 民生改善，提升公众“幸福感” 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提升医生工作幸福感的策略研究 提升教师幸福感的人文途径研究 促进经济增长 提升国民幸福感 “中国梦”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评述 从收入分配改革角度谈国民幸福感的提升 怎样提升您的幸福感 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 浅析教师幸福感的提升 提升幸福感的旅程 提升教师的幸福感 提升“新市民”的幸福感 提升学生的幸福感 提升幸福感的男同学 幸福论视域下体育健身提升个人幸福感的探析 体育教师的幸福感 民生指标管理视域下的农民工幸福感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7] 陈小林，王正伦，周瑜.民生体育论[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2007，21（4）：5-8.

[8] 骆秉全，梁蕾，王子朴等.北京市弱势人群体育问题研究 [J].体育科学2006，26（8）：10-16.

[9] 江崇民，张彦峰，蔡睿等.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分析[J].体育科学，2009，29（3）：9-19.

[10]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13.

[11] 周结友，裴立新.群众体育等于社会体育吗――群众体育和社会体育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分析[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5，22（1）：8-11，22.

[12] 韩勤英.从终身体育看家庭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一体化 [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3）：380-381.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6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影响因素 社会保障

我们首先就课题本身研究了它的背景与意义。一方面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了解到两方面的背景内容。（1）新生代农民工地位与客观现状是他们虽已成为社会主体，但身份仍然尴尬。之所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主体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68.6%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广东地区农民工。虽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并且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2）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现状不容乐观，略低于传统农民工。他们的幸福感显著低于本地城镇居民，而且女性幸福感高于男性。另一方面，我们从各种媒体新闻杂志了解到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意义。农民工幸福感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晴雨表”，是幸福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在吸纳农民工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的同时，要考虑如何为农民工们提供服务，使他们能够更幸福地工作和生活，更好地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从另一个方面讲，随着利益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和社会阶层关系的复杂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相互交错，日益复杂微妙。各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幸福感，都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某些矛盾的存在和本阶层的利益诉求。如果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和矛盾，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就要受到威胁，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就要受到影响。

接着我们就这个课题提出了课题研究计划。我们确定了课题的重点难点并明确了我们的创新之处。我们认为这个课题的重点难点在于心理健康问题、家庭状况及成员分布、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以及农民工的收入支出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力。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课题上有创新，因而我们会从正面与侧面同时进行分析，并且会通过走访、网上问卷及实际调查问卷多种方式力图得出覆盖较为全面的结论。

然后我们便开始了实践调查。我们的实践调查历时四个月，共分为四期。

第一期调研的形式采取上门走访的形式，通过走访广东汕头非城区一带的新生农民工的留守家庭成员，从侧面了解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来源因素。这也是我们本次调研的主要特点，即我们从多方面多角度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而不拘泥于只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探究问题的答案。而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家庭成员的走访，我们发现以家庭成员的角度，他们认为收入、职业性质、未来前景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第二期的调研采用采访的形式，通过采访了广州天河区龙洞当地一些环卫工人、校内保洁员、校内纺织女工等一些农民工群体，从正面直击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来源因素。我们发现收入、社保、子女教育是他们最重视的评定幸福感的三个因素，同时我们也察觉这一部分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较为令人担忧，存在不少过度自卑及过度忧虑的心理问题。这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第三期的调研我们采用网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目标是社会中各群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看法。我们一共在网上收集了八十份问卷，从而从侧面了解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看法。网上统计数据显示近95%的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得到全面充分的社会保障。而对于当今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地位的问题，30%的人认为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对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33%的人认为无所谓什么地位，众生都是为了生存各谋出路，而3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处于社会较底层只能从事高强度低技术工作出卖劳动力。

第四期的调研我们采用实地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在广州黄浦区及珠江新城一共发放了一百二十份调查问卷，询问新生代农民工各种关于他们幸福感的问题。问卷中我们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各方面的因素都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基本情况如下：（一）文化程度方面接近80%的人有中学及大专文凭；（二）户籍方面超过90%非本地；（三）社保方面在我们调查范围内居然有1/8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保，而余下80%中78%的人五保也不齐全；（四）月收入方面除了极少数少于1000元，大部分收入在1000～4000元每月，并且超过50%的人认为物价及房租可以勉强承受，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是用在当前消费；（五）政策方面多数人都选择毫不关心的选项；（六）交往圈方面数据分布均匀，没有特定对象；（七）职业方面数据分布也较为均匀，但转工频率也较高，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与没有的各占一半，多数人表示在工作中遭受过性质较轻的不公平待遇；（八）生活压力方面大多数人生活压力较大但表示可以忍受；（九）未来前景方面75%的人觉得担忧但少数有明确规划。（十）总体的幸福感自我评分中32%的人是5～6分，45%的人是7～8分，20%的人自评满分。

综合以上四期各方面的统计数据及走访采访等深入了解，我们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最重要的因素中，收入、社保、工作状况排在前三位。我们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各方面问题时，若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也应当从这三方面入手。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小组的成员感受到，庞大民工群体一直都是中国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高强度的工作，微薄的收入，高频率的工作转换，不公平的工作待遇，给了这个群体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又由于他们学历低，技术水平有限，所以一些民工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表示基本满意。但大多民工明确表示在大城市生活缺乏安全感，甚至有的已经对社会失去了信心，认为做什么努力都是徒劳的。所以庞大的民工群体潜藏着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治安问题。由于低收入又保障不足，背井离乡，必然存在心理失衡，接而各种极端行为的出现挑战着整个社会的治安。

我们认为民工群体需要社会的足够认同和关怀，需要的是一份温暖，一份平等的对待，而不是干巴巴的冷漠。给予农民工应有的保障，善待民工，减轻民工的心理压力，确确实实提升民工的幸福感，缩小贫富差距，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从而也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7

摘要：21世纪以来城市老龄化现象愈来愈突出，部分国

>>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现状的调查分析 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研究 哈密市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综合评价 城市居民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纵向比较研究 2011年武汉市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监测报告 广东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的实证研究 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调查分析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需求空间差异及变化研究 中国城市居民着装色彩取向 中国城市居民汽车消费新变化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需求差异分析 健康\教育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房产投资行为研究 中国城市居民宜居感受大调查 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来源构成与省际差异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窦晓璐，约翰・派努斯，冯长春.城市与积极老龄化：老年友好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J〕.国际城市规划，2015，（3）：117-123.

〔3〕胡妍.城市社区居家老年人口精神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2：61-63.

〔4〕李锡然.老龄化城市无障碍绿色步行系统分析〔J〕.城市规划，1998，（5）：44-45，8.

〔5〕Green G.AgeFriendly Cities of Europe〔J〕.Journal of Urban Health，2013，90（1）：116-128.

〔6〕Boswell D A.Elderfriendly Plans and Planners Effort to Involve Older Citizens in the Planmaking Process〔D〕.New Orleans：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2001：26-31.

〔7〕穆光宗，张团.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其战略应对〔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29-36.

〔8〕李建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人口研究，2007，（3）：50-60.

〔9〕Buffel T，Phillipson C.Ageing in Urban Environments：Developing ‘Agefriendly’ Cities〔J〕.Critical Social Policy，2012，32（4）：597-617.

〔10〕Word Health Organization.Active Ageing：A Policy Framework〔EB/OL〕.（20020415）.〔20160517〕.http：//who.int/ageing/publications/active_ageing/en/

〔11〕于雁，林爱琴.开封市不同养老模式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18）：4516-4518.

〔12〕张一思，许薇薇，杜文雅.河北省城镇化进程中老龄产业的现状与对策分析〔J〕.经贸实践，2015，（15）：296-297.

〔13〕王希华，周华发.老年人生活质量、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现状及相互关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5）：676-677.

〔14〕赵平，傅再军，黄荣华，商茹.老龄化趋势下城市空巢老人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15.

〔15〕Natixis Global Asset Management.2015 Global Retirement Index〔EB/OL〕.（20150115）.〔20160324〕http：///docs/605/544/CC460115%20Global%20Retirement%20Index%202015Full%20report_Final，0.pdf.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8

哪座城市更幸福？在对市民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五个因素中，不同城市的市民给出了不同的排位选择。

北京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婚姻、职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收入。

广州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收入、家庭关系、职业和婚姻。

武汉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收入、健康、婚姻、家庭关系和住房。

贵阳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收入、家庭关系、婚姻和环境。

太原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家庭关系、收入、健康、职业和婚姻。

扬州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家庭关系、收入、婚姻和环境。

廊坊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收入、健康、家庭关系、婚姻和住房。

南北有差异，城市有性格。借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幸福的城市是相似的，不幸的城市则各有各的不幸。《小康》杂志联合清华大学媒介实验室、新浪网展开线上、线下全国居民幸福感大调查，与此同时选取全国七个样本城市，与当地媒体、高校联合解析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根由，由此找到了幸福城市隐藏的九大密码。

NO.1生活舒适、宜居

“夏天在贵阳，冬天在三亚。”

贵阳一位市民在接受《小康》联合贵州都市网的访问时，对于理想居住地给出了答案。

促使这位市民产生这样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夏天的贵阳，并无酷暑，而给人“爽爽”的感觉；当北方城市寒流滚滚，你仍然可以穿着夏装、沙滩鞋在阳光充沛的三亚海滩上悠闲漫步——如此宜居，怎能不让人心向往之？

生活舒适、宜居，对于众多城市而言，是提升市民幸福感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从整体来看，一线城市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三线城市表现一般，而二线城市最为突出。

有海的城市，总是讨人喜欢的。例如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很多人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就爱上了它。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2011年中国十佳宜居城市”排行榜中，青岛傲居榜首。还有一年四季花木繁盛的厦门，它有着一道独特的自然景观——成千上万的白鹭栖息于此地，这样的城市，人类自然也会喜欢。其实，生活舒适、宜居，包含着很多因素，一座城市倘若真的没有得到自然条件的恩宠，那就在社会安全、文明进步、经济和谐、美誉度高等方面和其他城市一拼高下吧——如此，也可以让市民们幸福。

NO.2 生态美、环境优

“美丽中国”是由一个个“美丽城市”组成的，如果公众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不满意、不放心，那又怎能谈得上幸福呢？生态环境已成为幸福城市的重中之重，它是一把“尖刀”，一旦突破，市民幸福感便会有大的提升。

在这方面，一线城市又输了。《小康》联合《法制晚报》的调查显示，北京市民吐槽他们的“不幸福”时，纷纷提到“环境不好、空气质量差”；在广州，亦有不少市民抱怨“空气质量不高”。

相反，二三线城市的市民们则以“城市美、环境优”为自豪，生活在扬州，让市民感到最为幸福的是什么？《小康》联合《扬州日报》所开展的调查发现，“生态环境好，生活悠闲舒适，适宜人居”被市民们多次提及，而市民们强调最多的，便是“环境好”。

生态环境优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让人感到生活舒适的先决条件。在贵阳，更是有多达154人告诉记者，“贵阳的空气清新、气候宜人、生态环境好”，这让他们感到很幸福。

虽然大部分二三线城市的生态环境水平都超越了四大一线城市，但并不是每个二三线城市都没有“污染的烦恼”，地处北京、天津两个大直辖市之间的廊坊，就常常为此苦恼。廊坊市民告诉记者，让他们不幸福的原因，大多来自于环境污染、城市市容不干净。

今年5月的“2013中国生态小康指数”显示，在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这五大方面中，六成（62.3%）国人把对于“美丽中国”的最大期冀寄托于生态，但这并不代表公众对于生态环境很满意、很放心。

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了这一点。

北京市的小邻居廊坊市，在10月15日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动员大会，提出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加快破解大气污染这个难题，重塑廊坊环境优势，确保11月底退出全国十大污染最重城市行列。

北京也于日前通过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当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即预测未来持续三天出现严重污染时，机动车将实施单双号限行措施，各级党政机关公车在执行单双号限行基础上，将整体停驶80%。

一个市民融入城市多年，不再会为它的繁华、妩媚而激动，也不再会为它的不完美而大动干戈的时候，这个人和这座城就变成了左手和右手的关系，无法分离，彼此需要。而此时，人对城市最基本的需要便是能呼吸到这里的足够新鲜的空气——这便是城市能够给人的最基本的幸福，如果一个城市给予得足够好，那么就足以让其他城市羡慕嫉妒。

NO.3 给市民以安全感

在各种幸福秘籍中，非常重要的安全感却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因为在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需求属于较低级别的需要，尤其是在拥有安全感的时候，它，往往会被人们忽略。

调查发现，在对市民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五个因素中，不同城市的市民给出了不同的排位选择，北京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婚姻、职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收入；广州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收入、家庭关系、职业和婚姻；武汉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收入、健康、婚姻、家庭关系和住房；贵阳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收入、家庭关系、婚姻和环境；太原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家庭关系、收入、健康、职业和婚姻；扬州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健康、家庭关系、收入、婚姻和环境；廊坊市民最看重的依次是收入、健康、家庭关系、婚姻和住房。

被市民们关注较多的婚姻、职业、社会保障、住房、收入、健康、家庭关系、环境等，其实都多多少少地和安全感沾了些边。小城廊坊的市民对安全感问题尤为注重，不止一位市民在调查表中提到：食品安全、社会治安，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今年6月1日的“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发现，在20个各种各样可能影响到安全感的因素中，受访者选择最多的便是“食品安全不能让人放心”。那么，提高食品安全对于市民幸福感的提升有多大帮助呢？《小康》调查发现，对于大部分城市的市民而言，提高食品安全，都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水平——毕竟，“民”还是要“以食为天”的，食者不得其安，幸福又何从谈起呢？

相较于提高食品安全，改善社会治安对于市民幸福感提升的“疗效”并不显著，尤其对于三线城市而言，在对于幸福感提升有帮助的种种因素中，扬州市民和廊坊市民都把“改善社会治安”排到了最后一位。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也无论城市经济发达与否，能给老百姓以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幸福，才是最根本的——虽然这并不值得骄傲。

NO.4 拥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

到了幸福城市比拼实力的环节，一线城市开始“笑”了——拥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的确是许多一线城市的看家本领。在历年的“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中，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都保持着领先的地位，杭州、南京、武汉、沈阳等省会城市则紧随其后。

作为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公共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无疑，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能让市民对城市拥有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和满足感，而这些都会直接推动幸福感的提升。在这次调查中，北京市民对于北京的公共服务水平给出了较高的评价，很多市民提到，北京的购物、生活便利，公共交通费用低、方便，娱乐设施多，供暖充足，公共设施完备，医院水平高，等等，而这些都给他们带来了足够的幸福感。

让广州市民幸福的因素中，也有多项与公共服务有关，诸如物质生活的便利，交通便捷，娱乐活动丰富，购物方便实惠，公共资源丰富，图书馆、电影院等娱乐场所设施优良，等等。而以“空气清新、气候宜人、生态环境好”为骄傲的贵阳人则吐槽“公共服务不到位、社会管理水平低”，这一点，让他们感到有些不幸福。

NO.5 书记说了算，市长好好干！

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谁起到的作用最大？

综合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大部分受访者把“幸福责任人”的标签贴在了市委书记的身上，其次是老百姓，再次是市长，并且 “老百姓”和 “市长”的票数相差无几，接下来才是当地公务员、各区的区委书记或区长，以及主管省领导等。

不过，不同类型的城市对于“幸福责任人”的人选则有着较大差别。在北京市民看来，区委书记和区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的作用最大，43.5%的受访市民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选项后面打上了对勾。和北京同属于一线城市的广州，大部分市民选择了“当地公务员”这个选项。广州一直努力为全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角色转换投石问路，大部制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等，都旨在破除官本位——这些尝试与改变，让市民们也把建设幸福城市的厚望寄予到了公务员的身上。

二线城市的市民最为看重的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的作用，这次调查选择的三个二线城市——武汉、贵阳、太原，也都同属于省会城市。在湖北省省会武汉，过半受访者将票投给了市委书记。49%的太原市受访市民则认为，市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所起到的作用最大。

三线城市的市民则普遍看重群体的力量——扬州市民将几乎同等数量的选票投给了市委书记和老百姓；而廊坊市民也认为，老百姓对于幸福城市建设所起到的作用仅次于市委书记。

NO.6 能为市民提供成长、发展的机会

选择住在哪里，会影响你的幸福和前途。美国著名学者理查·佛罗里达在《寻找你的幸福城市》一书中写道：每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城市性格都不相同，能提供给特定居住者的就业市场与生活品质也都不同。

这一点，与《小康》关于“你的幸福城市在哪里？”的调查结果是吻合的——能为市民提供成长、发展的机会，是一个城市最能吸引人的秘密。

在这方面，一线城市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广阔的就业机会，占据了优势。一位广州市民坦言，“广州给我带来的幸福是个人发展机会、机遇多。”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在广州1270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总数达到713万人，广州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兴移民城市，在部分地区尤其是制造业发达的城镇以及城中村，外来人口数量已经远超本地人口。这对于广州而言，无疑是幸福的烦恼，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广州，无疑是看中了此地的成长、发展机会。

在北京市民写下来的一件件让他们感到幸福的事件中，也能看到如此赞不绝口的语句：北京教育条件好、资源多；拥有北京户口很赞；在北京不仅长见识，而且机会也多……

在吸引人这方面，二三线城市从来都不肯落后。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苏州，去年借区划调整之机，彻底告别了“小城”时代，这座城市从农转工的“苏南模式”，到内转外的“开放样板”，再到量质并举的“小康典范”，都能跑在全国前列的秘诀就是“足够的吸引人”。

然而，苏州凭什么来吸引人呢？在接受《小康》专访时，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透露说，“实际上，苏州招揽人才的力度远胜于招商引资，苏州的人才工作在全省乃至全国领跑。”据蒋宏坤介绍，从2010年开始，苏州在原先人才激励考核指标、市县两级人才专项资金不少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等系列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决定5年内再投入30亿元，深入推进“姑苏人才计划”。苏州的经验值得更多的二三线城市借鉴，一座能够吸引、培养、哺育人的城市，反过来，也会在城市的发展、幸福城市的建设方面得到市民更多的智力支持。

NO.7 让市民实现居住梦

吸引到人之后，城市，你能“hold住”这些人吗？

留住人的秘密在于能否为市民提供“落脚之地”，用合理的房价，帮助市民实现居住梦，这也是城市比拼幸福的长久之计。

在对市民幸福感提升帮助较大的诸多因素中，一线城市的市民一致呼吁要“降低房价”，二三线城市的市民则普遍呼吁要“提高工资水平”。与此相应的是，市民的不幸福感也较多地来源于房价太高和工资水平较低。

高房价可以抹杀幸福感？这是真的！2012年央视财经频道举办的“幸福城市市长论坛”上的数据显示，拉萨连续6年位列居民幸福感前三名，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高房价”一线城市全部无缘前十，“最具幸福感的十城市”中，以中西部城市为主，且当地房价水平较之居民收入而言，尚处在相对合理状态。

NO.8 有休闲的空间

在《小康》重点开展调查的七个城市中，扬州居民对于城市的“忠诚度”是最高的，《小康》联合《扬州日报》开展的“在扬州，你幸福吗？”的调查发现，四成人祖籍在扬州，因此一直生活在扬州；两成人因为户口在扬州，而选择了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而在其他城市，大部分人是因为工作才在那里生活。

在七座城市里，扬州市民的幸福感也是最高的，52.1%的人表示“比较幸福”，33%的人表示“非常幸福”，13.1%的人说不清自己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只有1.8%的人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面对“您所生活的城市和您的幸福感受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时，63%的扬州受访市民表示“所在城市让我的生活更加幸福”，31.6%的扬州受访市民表示“我的幸福感受完全不会受到所在城市影响”，只有5.4%的扬州受访市民表示“所在城市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幸福”。在未来的理想生活城市的选择中，七成扬州受访市民表示愿意继续生活在扬州。

《小康》调查发现，扬州市民幸福感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这座城市的休闲空间，扬州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既是全国园林城市，又是优秀旅游城市，有着众多的园林景观和旅游景点；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近2500年的悠久历史，历史赋予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尤其是扬州的休闲文化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市民对休闲文化的认同度也比较高。扬州还曾多次获选“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

如果说经济的发展能够为一个城市强身壮骨，那么休闲文化的发展，则能够修炼一个城市的心态。给市民足够的休闲空间，市民怎能不对这座城市产生朝思暮想的眷恋？

NO.9 有活力、有个性

当广州建成5000多年的时候，还能充满活力吗？

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来自于10月12日举办的广州·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广州市市长陈建华的思索。

“这是我们可持续发展要回答的问题。”陈建华称，到2020年在中国将有20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两千万，多年来，广州一直努力探索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城市可持续之路。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生长法则”，通过这次“你的幸福城市在哪里？”的调查，《小康》分析概括出不同类型城市的“生长秘籍”：一线城市的生长法则是创新、求变，例如创造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诸多第一的深圳，一直在行政管理体制、金融改革、养老等领域尝试创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二线城市的生长法则是跨越式的发展，例如武汉、郑州、长沙、南昌、合肥、太原等城市，正以中部崛起为重要战略支点，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三线城市的生长法则是突破、超常规，现在，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速度，根据城镇化布局的发展思路和要求，以及城镇化布局的特点，很多业内人士指出，新型城镇化战略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尤其是三线城市的开发，因此，三线城市如果敢于突破、超常规发展，必将能激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提起四毛钱的公交、两元钱的地铁，说出天安门、前门、永定门、建国门等一个个地标，人们便知道，这是在谈论北京；流着口水谈论有关“过早”的话题，听着热干面、豆皮、四季美汤包等美食的名字，脑海里能浮现出的城市画面，便是武汉；看到了老牌的谢馥春化妆品、文明天下的“三把刀”，便同样能知道，这些来自扬州……

这些便是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宝贝，城市的“个性”是需要加双引号的，它代表着一个个城市标签，还展现着一个个城市的精神和气质。

关于幸福与城市的关系，有一种浪漫的说法是：幸福就是行走在有你气息的城市。而这气息，代表的正是城市的“个性”，这种个性，让足够爱它的人难以离去。

海子有句诗，写的是——幸福找到我/幸福说：“瞧这个诗人/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