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项调查助力新疆建设
为贯彻落实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增强新疆发展能力,制定新疆农业发展规划做出贡献,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决定协助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开展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的调查。
接受调查后,北京局队领导十分重视。北京调查总队总队长潘瑶召集有关处室商讨此项工作,指出北京局队坚决贯彻落实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圆满完成调查任务。副总队长邢志宏作为主管领导亲自组织、安排,部署调查。相关处室迅速组成了由业务骨干参与的调查组,在一个月内完成了调查的布置、收集数据,整理资料和调查报告的撰写工作。
近日,应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的邀请,邢志宏一行6人携全部调查资料和1.5万宇的《新疆农副产品进入北京市的渠道及品种调查报告》赴新疆交流调查情况,共同评估分析调查结果。
新疆调查总队领导高度评价北京局队这次调查工作,认为此次调查对新疆农副产品打开市场、扩大销路、创立品牌提供了帮助,并希望北京局队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加强对新疆发展的信息支持。
陕西局
建立农村数据处理新平台
近期,陕西省统计局改革延用了多年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办法,建立了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并于日前对全省十一个市区和107个县(市、区)统计局的150余位农村统计业务骨干进行了新数据处理程序培训。
新的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建立在当前全省农村统计方法制度体系基础上,适应了新时期农村统计工作改革变化的新形势,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数据处理上报平台简单、直观,新手能在最短时间内熟悉数据的录入、审核、上报;
二是数据处理可拓展性强,非常适应当前变化快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
三是数据导出导入方便,快捷,为各级农村统计部门及时整理、分析数据提供了便利;
四是数据处理系统还特设置了操作人员交流平台,便于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及时与上级管理员及专业人员交流,及时处理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据悉,新农村统计数据处理平台上线后普遍受到了用户好评。
海南局
完成全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近期,海南省统计局统计监测中心利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开展了海南省公众幸福感调查。
该调查根据随机抽样原理随机抽中并成功访问了800位海南居民,调查对象基本涵盖了全省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调查内容为生活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等方面的评价,并形成了《海南公众幸福感调查报告》。
调查表明:近年来海南公众幸福感有了较大提升。九成以上的居民对在海南生活、工作或学习感到幸福;90.63%的居民对家庭生活感到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居民对海南社会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指数为92.21%,工作积极性高。该调查报告也反映了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悉,为推动“和谐之岛”建设,着力增强人民幸福感,海南省提出五年投入452亿元改善民生,重点建设教育、就业,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农民增收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七大民生工程。
■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倡导幸福的另一位明星官员。从专项“打黑”行动到干部大下访,再到户籍改革和公租房模式,薄熙来留给人的印象是铁腕柔情。他的铁腕是“打黑”,而柔情是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他到重庆的3年多时间,一直规划民生幸福指数,希望通过“五个重庆”建设以及十件民生大事,彻底改变重庆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
春节前后,地方两会基本“收官”,作为一年一度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今年地方两会与以往相比有一个更加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幸福”成为一个热词,一种以幸福为导向的执政潮流正在形成,地方领导纷纷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幸福观,探寻幸福区域施政新途径。
汪洋:3千万条幸福中“只取一瓢饮”
常常领风气之先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是一位明星官员,也是一个网络高手,经常通过网络向民间问计。在2011年1月6日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汪洋用现场办公用的iPad电脑在百度上搜索“幸福”,结果有30600000条,但汪洋书记“只取一瓢饮”,那就是“幸福广东”。当天,汪洋在作《加快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广东》报告时,首次系统提出“幸福广东”。广东在全国省市中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建设幸福区域的施政目标,并已纳入了广东“十二五”规划《建议》,将成为“十二五”广东政治的主旋律。接下来,汪洋在多个场合纵论“幸福广东”,并于1月20日在《南方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实现“幸福广东”的战略部署。
什么是幸福广东?汪洋将转型升级与幸福广东紧密联系在一起。汪洋认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一个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有机整体。这其中,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的,二者统一于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保障人民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从而强化转型升级的目的依归和价值导向,使转型升级成果更好地转化成人民群众福祉。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汪洋在此次报告中共40次提及“幸福”,他还创意性地用股市术语牛市和熊市来说明GDP与幸福的关系。汪洋指出,少数干部重物轻人,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增长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出现了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却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现象。
如何实现幸福广东目标?汪洋在参加2011年广东两会小组讨论时用中国传统作春联的方式谈幸福,三副对联分别是:“加快转型升级政府是关键,建设幸福广东匹夫也有责”、“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的幸福创造条件”。最为特别的是,汪洋做的三副“幸福”联横批都是“共建共享”。汪洋解释说,幸福在老百姓的眼中像花儿一样,党委政府要创造花儿生长的环境和条件,提供阳光、空气、土壤。当然,群众也不能闲着。群众要除草、浇水和松土,还要打虫子,幸福广东是共建共享的过程。对于幸福广东的具体施政措施,汪洋特别强调改善民生,着力健全公共财政保障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如何衡量幸福广东?汪洋提出,要研究和推出评价幸福区域和发展状况的新指标体系,并转化为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年度监督进行督促检查考核;从2011年开始,广东各市县都要在年初公布改善民生办实事的计划,年末请统计局调查队调查统计,可以考虑由群众来投票、社会来评选。在2011年广东两会上,广东省政府负责人透露,广东省正在进行幸福指标体系的建立工作,还在征求意见,不久后将出台。1月17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广东省居民幸福感得分75.3分,属中等偏上水平,这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吻合。但《报告》调查也发现,当前广东仍存在着住房、看病、就业等方面不足,是影响居民幸福的重要因素。
薄熙来:幸福不只是吃红烧肉、
穿漂亮衣服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倡导幸福的另一位明星官员。从专项“打黑”行动到干部大下访,再到户籍改革和公租房模式,薄熙来留给人的印象是铁腕柔情。他的铁腕是“打黑”,而柔情是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他到重庆的3年多时间,一直规划民生幸福指数,希望通过“五个重庆”建设以及十件民生大事,彻底改变重庆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将“幸福”列入地方的施政纲领,他的步子迈得甚至更早。2010年6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3000多字的《决定》要3000多亿的总投资,平均下来,1个字1个亿。在重庆市刚刚推动的“十二五”规划里,“幸福指数”明确载入,并在全国率先将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提出将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最近,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揭晓,重庆以其多年来持续开展的“唱读讲传”活动让老百姓大大提高了幸福感,从而成为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组委会给予重庆的颁奖词写道:嘹亮红歌暖热千万心。面貌重整,效率提速。重重迷雾散尽。热辣之都,民生之城。
如何衡量一个城市的幸福感?薄熙来有他的独到见解: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还取决于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等。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还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如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这包括环境、住房、安全、祥和等诸多因素,如果做得到位,让人民群众有亲切感,有主人的感觉,这个城市百姓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薄熙来强调,一个城市的发展既要物质文明,也要精神文明,城市的发展需要精气神,需要精神振作,而且需要扶正祛邪。改善民生并不只是吃红烧肉,穿漂亮衣服就够了,健康的精神生活也很重要。从2008年6月以来,重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唱读讲传”活动,通过奏响主旋律、弘扬革命正气、传承革命理想,从根本上提升市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以及干事创业的精气神。2009年以来,重庆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薄熙来说,一个地方要实现科学发展,有大出息,必须走正道,维护公平正义,把“流氓经济”、“无赖经济”彻底清理掉,营造科学、民主、法制的发展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生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重庆人的生活满意度(幸福度)达到88.8%。与2008年相比,上升了2.5个百分点。在今年重庆两会上,薄熙来在会见港澳地区政协委员、台湾地区特邀政协委员以及在渝台商代表时指出,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在建设“五个重庆”,实施“民生十条”,探索一条以改善民生为动力的发展之路。
同时,幸福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薄熙来指出,“不求经济增长最快,但求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百姓过的最幸福”;并提出两个50%(即要求各级干部50%的精力抓民生,财政支出50%用于民生),进而努力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薄熙来还坦承,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发展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发展。倘若一个家庭,有房住,能就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活环境优美,兴趣爱好能够施展,精神生活有所寄托,即使城市GDP不算高,家庭成员也会处于幸福之中。为此,2011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民生十条”,具体民生实事包括:阳光公正地搞好公租房申请审核、摇号配租,实现50万人入住;城镇新增就业30万人以上;农村养老保险覆盖所有区县,适时提高养老、医疗、低保等待遇水平;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补助与物价波动挂钩的联动机制,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实现8900个村电视户户通,新建30个街道文化中心;改扩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42个;新增交巡警平台200个,建立数字化城市应急指挥防控体系;完成450个社区标准化菜市场整治改造。
赵乐际: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在今年陕西两会上,一个好消息就是,陕西首次跨入GDP“万亿俱乐部”。但陕西并没有沉浸在GDP的冲动中,又提出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那就是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要跑赢GDP增幅。具体目标是: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左右。就在陕西两会召开前夕,陕西省统计局的居民幸福指数社情民意调查报告揭晓,该省居民综合幸福指数达80.11。这说明,陕西省大部分居民都安居乐业,生活其乐融融。这些与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的“幸福”情节是分不开的。赵乐际在此次陕西两会上参加讨论时指出,要扭住发展第一要务,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科学发展的同时保障改善民生,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其实,赵乐际早在2010年陕西两会上就提出了幸福指数概念。他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为本,一切工作为了人、依靠人、发展人、富裕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先发展教育,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活,加强社会管理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使全省人民日子越过越好、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在今年陕西两会上,赵乐际从群众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方面阐述提高幸福指数的途径。一方面,要满足群众物质需求,继续加强农村水路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积极探索群众增收致富途径,制定鼓励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加快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租赁房建设;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要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快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深化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和公平正义法治环境,使群众健康愉悦地工作生活。
新当选的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如果我的工作能够得到群众的首肯,没有让人民失望,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要问我幸福不幸福,首先要问陕西的人民幸福不幸福,陕西人民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一定会尽职尽责,勤奋工作,一心为民,让陕西的父老乡亲生活的幸福指数更高。赵正永还用加减法来说明如何改善民生,目前,与全国平均水平比,陕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群众的工资性、经营性和财产性等收入,做好“加法”;另一方面要加大惠民政策的强度,通过实施“蛋奶工程”、药品“三统一”、老龄补贴等多项惠民制度,减少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做好“减法”,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话题背景:幸福指数体系的十大要素
国民幸福指数简称GNH。在2011年广东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科学的幸福指数体系应具备10大要素:一是经济收入、日常消费等物质生活;二是包括家庭生活、文化需求等在内的精神生活;三是包括政府的服务能力、市场环境、人文环境等在内的社会环境;四是包括居住环境、生态环保等在内的自然环境;五是人与家庭成员、同事、朋友、陌生人等之间的人际关系;六是工作环境;七是健康问题;八是包括医疗条件的客观评价在内的医疗保健水平;九是合理的政治诉求;十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话题背景:多省“十二五”规划提幸福指数 全国暂不推出
在2011年地方两会上,多个省份的幸福指数写进“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目前,不少地区出现了幸福指数的测算,个别地区主管部门甚至将幸福指数的高低作为基层政绩考核。比如河北省委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就提出在未来5年使得人民幸福指数明显提高。江苏省委“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也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使得“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人民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安居乐业,幸福感普遍提升。”不过,由于幸福指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目前全国尚不会推出统一的测算方法,国家统计局也不会进行统一的测算,但是有关的研究会加快推进。
话题背景:陕西幸福指数调查显示超8成受访者幸福
调查报告显示,男性在35岁~44岁这一阶段感觉最不幸福。在以10分为满分的问卷中,这个年龄段的幸福感平均分只有6.8分,是所有年龄段中的最低得分。这些中年男子之所以感到不幸福,大多是由于感觉自己的黄金岁月即将逝去,同时还要承受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
“因为从事咨询工作,我不得不频繁往来于欧洲各个国家。”已届不惑之年的格莱格说,像他这个年龄的男人一般工作都很忙,很难长时间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更多的时候是靠电话、电子邮件同家人联络,人在他乡时常感到很孤独,从而容易感到没有家庭归属感。并且,自己还置身于一个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中,他不得不与同行保持距离,很难找到推心置腹的朋友,虽然自己每天拼命挣回大笔的钱,但是到了这个年龄,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亲情、友情,而不是物质。
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男性将16~24岁这一阶段看作自己最幸福的人生阶段,平均分达到7.55分。这一分数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直至退休时才得以上升,平均分接近7.8分。
对英国女性来说,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为25~34岁这一阶段。报告解释说,女性在这时往往会忙于照顾孩子。
今年29岁的特雷西女士说,两年前她结婚了,但作为广告销售员,她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同客户见面。最让她感到头疼的是,她很希望有一个孩子,但是一直都不能下定决心辞职,毕竟还要偿还大笔的房贷和车贷,她希望自己能够帮帮丈夫。“我的很多朋友都想做一名全职太太,可是刚刚结婚,经济压力太大了。”她们自己将烦恼的原因归结为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自己不得不从事压力巨大的工作。即使是家庭主妇们也为自己能不能照顾好孩子和家庭感到担心。
但过了这个年龄段,女性的心态就相对平和了,稳定的家庭和工作让她们的幸福感大大提升,至65岁退休后达到7.65分的最高值。
掀起一轮轮“幸福”热潮的虽然是几个不同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但引起人们的思考却是一致的――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国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政府在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中,怎样满足财富增加后人们不断变化的幸福感?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这一系数虽然与发达国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离,但专家在比较后指出,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水平达到了启动以居民住房消费和交通、通讯消费为标志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进入到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大件”消费时期,这种变化是否让人们感到更幸福?
200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分报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对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中,七成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同样,也有七成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或“变得比较好”。
但有意思的是,这次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财富并非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经济状况满意度、个人职业状况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和养老忧虑是影响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
其实,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们从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证实,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财富将不再是人们感到幸福的绝对要素。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当GDP和民众的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政府的政策还要仅仅致力于让GDP处于上升轨迹吗?
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两类转变:一方面是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类转变的交叉点是政府怎样通过转变职能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级,专家的另一个说法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刘玉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退休研究员,最近,他写给国家发改委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被放到了这个部门的政府网站上。他说:“要实现小康,首先要解决就业这个头等大事。只有充分就业,才有收入来源,才有可能去支付衣、食、住、行、娱乐、教育和医疗的费用,才谈得到实现小康。同时要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或许在刘玉文看来,就业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础,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间做的民心工程。其实“十五”期间,我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圈点的数字,官方的数据是2005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6亿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万人。
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几年来,在促进就业特别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十五”期间,有18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尽管专家们认为,民众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政府部门并没有停止对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质的关注。
瘦肉精、吊白块、农药残留……在人们的饮食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在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中,一些企业受利益驱使,钻了国家标准缺失的空子,偷工减料、以次充好。
最新的国家标准清理结果显示,我国现有两万多项有效国家标准。这些仍处在“更新换代”过程之中的国家标准,好比一把把“技术尺子”,将百姓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向高处“标示”。
六成受访者感觉现在“幸福”
在当今中国,幸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幸福,才是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从去年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开始,多个地区纷纷提出将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
总体而言,中国人会感觉生活幸福吗?“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50.9%)感觉“比较幸福”,9.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幸福”;2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仅有15.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相较于去年高出了0.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联的是,只有13.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衡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算得上高吗?今年上半年,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17个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觉得幸福,其中丹麦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众觉得幸福;还有26个国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众觉得幸福;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国人占比18%,仅在亚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联酋、阿曼、韩国、泰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
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低
调查显示,幸福感高低与年龄大小密切相关,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幸福感指数在60以下,56-65岁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为68.6,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则高达70.7。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对城乡老年人在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颐养天年,对其他方面要求较低,因此容易产生较高的幸福感。而随着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80后”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加之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相互攀比心理强,这样更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响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数与文化程度也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数则越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数最高,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数最低,为60.6。
婚姻对于“幸福”的影响上升至第三
“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除了对千余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进行了深度访问,谈到对自己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4个关键词,“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而这4项,恰好也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幸福感。”天津市东丽中学教师魏宪萍的感觉是,收入虽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却对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很重要”。
因为去年母亲的一场重病,易城阳光健身会所操课部经理郑雷雷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练,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现代化社会中而又不注重身体锻炼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担忧,“尤其是年轻人,亚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在她看来,健康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此外,住房、社会保障、职业、环境、个人能力和社交,也会对公众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
与去年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相比,今年婚姻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与社会保障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则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收入”与“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则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个百分点。
虽然只有53.0%的受访者把健康视为影响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却有63.4%的受访者表示“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
虽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告诉记者,“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类处在温饱水平,钱的多少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大,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百万富翁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比一个穷光蛋稍微高出一点点,但是不会太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长者的观点,调查显示,在影响“80后”、“70后”、“60后”三个年龄层次受访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访者中,选择“收入”比选择“健康”的高出了14.4个百分点之多;而在“50后”受访者中,则是选择“健康”的最多。
民众幸福首盼“提高工资”
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交通条件等方面满意度总体评价值越高的地区,幸福感指数往往越高,反之亦然,这说明幸福指数与民生工程紧密相关。
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酝酿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有眉目了,而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因此,公众对于提高工资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幸福感的提升。
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谐社会的架构及机制逐步建立,民众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城乡居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满意度却仅为55.5,次于食品药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满意度。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排在首位的是“提高工资水平”,其次是“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再次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接下来依次是“提高医保水平”、“降低房价”、“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城市环境”、“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务”、“改善社会治安”和“治理交通拥堵”。
不过,虽然目前中国人的生活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和“小忧虑”,但是随着近些年民生福祉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相信“明天会更好”。面对“您是否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幸福?”这个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最幸福的国家在哪里呢?有研究将此指向了被人们称誉为童话王国的北欧国家丹麦。以贫富差距小、社会福利高著称的丹麦,而今又谱写出了令人赞美的绿色童话。这个绿色童话就是被称之为“零碳城市”的森讷堡市。其低碳、节约的绿色发展模式,不仅解决了能源安全问题,还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
幸福城市成就幸福国家
“太阳能设施随处可见,区域供热能源以垃圾焚烧和地热为主,加上生物质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已逐步取代了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和供热方式。通过采用新能源和节能技术,有些住户已实现了能源消费自给自足。”
森讷堡市就像是童话的原型:浩瀚海面上海鸥翱翔,天鹅游弋,偶尔蹦出来的松鼠向游客瞪着一双大眼睛――环海而立的森讷堡市地区位于丹麦南部,与德国边境接壤,拥有500平方公里土地和近8万人口。2006年该市创建并实施的“零碳项目”,源于当时丹佛斯的CEO、南丹麦智囊团成员雍根・柯劳森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
森讷堡市的目标是:到2029年,使整个森讷堡市地区在包括道路运输在内的所有能源使用中实现零碳。经过数年努力,森讷堡市已成为以节能技术、区域供热及可再生能源产业为重心,在欧洲遥遥领先的绿色生态城。
随着森讷堡市的零碳项目取得阶段性成绩,当初力促该项目上马的丹佛斯也提出了更全面、更具全球视野的绿色城市发展蓝图――Engineering Tomorrow(创想工程,筑享未来)。在这一蓝图规划中,丹佛斯认为,只有实现了基础设施、食物供应、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才能为市民带来一个环境和谐的绿色宜居城市。
在丹佛斯中国区副总裁车巍看来,环境好的城市才会幸福,“在我眼里,未来的幸福城市就意味着零碳城市。”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也一定是一个宜居城市,在那里人们可以轻松地生活和呼吸,工作和娱乐。”丹麦哥本哈根市市长弗兰克・延森曾表示,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一定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开始。拥有55万居民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争取到202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首都。丹麦的几个地区和城市都制定了各自雄心勃勃的气候和能源目标。
以森讷堡市为试验田的“零碳项目”正在普及整个丹麦,丹麦获评“全球最幸福的国度”,正说明幸福已从城市蔓延到国家。
在英文里,幸福被称作“happiness”,而这个英文单词还有高兴、恰当、合适的意思。这样一种诠释,似乎再适合不过丹麦这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童话幸福国度。
“并不是非要‘登上顶峰’享受那种荣耀,而是像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享受那种天苍苍野茫茫的惬意。这来源于一种能让人产生幸福感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能让人远离肤浅的愉悦感,通过一些持久的,甚至有点儿有悖常理的行动,为自己带来真正的幸福。”――艾美奖获得者比特纳用这样的比喻形容丹麦。
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的《2013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丹麦则再次荣登全球幸福榜榜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上最幸福国家。
蝉联幸福国家的“丹麦模式”
那么,丹麦何以蝉联最幸福国家呢?联合国全球幸福指数报告通过六项因素对各国国民幸福程度进行衡量,包括人均GDP、健康生活、社会信任度、生活自由度、政府廉洁度和慷慨程度等。
丹麦驻华大使裴德盛对媒体说“丹麦社会蕴含着很大的正能量,这也保证了人们高度的幸福感。比如,丹麦的政府非常廉洁,国家有很高的环境标准、高质量且免费的医疗系统、教育以及养老保障。”
“丹麦等北欧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以‘高品质,平民化’为特色的经济发达和社会进步:不仅长期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而且幸福指数总能傲居全球榜首。”车巍对《小康》记者表示。
在联合国的这份报告中,除了丹麦之外,北欧其他国家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也跻身前十。可以说,北欧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区。
在车巍看来,丹麦模式的“成因”,简而言之,是因为在国家制度设置方面,最为妥善地解决了公权与私权,市场与政府以及效率与公平之间等基本要素的平衡制约关系。实现这一平衡的关键制度创新之一是“灵活保障”制度,即兼顾社会福利保障和市场经济竞争活力,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达到了几乎完美的平衡。“在经济上,北欧特别是丹麦现在有一个新的制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再一个是完全的自由经济,企业可以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在运行。”车巍表示。
加之丹麦长期施行理性的高税收政策,国家有充足的政治和物质的资源支持和发展如能源、节能、生物医药等诸多战略重点行业。同时,政府在积极解决老年社保住房、下岗人员培训和再就业等社会福利问题方面,找到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一系列可持续的解决之道。
由于个人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要用来纳税,所以人们不会单纯为了工资和经济利益来选择工作,会优先从事那些自己感兴趣的、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满足感的工作。工作占据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工作中的满足感大增,幸福感也油然而生。
在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同时,丹麦企业还自觉做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节能、环保、民生等方面一直做得较好的丹佛斯为例,近年来,其供热面积不断增大,而能耗却逐年下降。“由于碳排放减少,生活环境良好,也让丹麦人民的幸福指数变得特别高。”车巍说道。
幸福的另一种维度
“童话王国”的案例不得不让人们联想到,幸福感这种因素是否大多数取决于高收入和稳定的经济。但是盖洛普的调查则让人们看到“国民生产总值并不等于幸福感”。
9月16日,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咨询公司“健康之路”公布的一项对全球135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显示,中美洲小国巴拿马民众的幸福感高居榜首,哥斯达黎加排名第二,丹麦第三,美国排名第十二位。
《华尔街日报》称,这份报告说明,财富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包含生活的多个方面。盖洛普研究人员表示,“穷国居民可能认为自己在某些方面非常幸福,而富有国家的居民在某些方面感到不那么幸福。”
巴拿马就是典型案例。此次调查的对象为13.3万名年龄在15岁以上的各国公民,调查要求受访者在生活目标、社会关系、居住社区、财务状况和身体状况5个范畴上,选出“幸福”、“挣扎”及“受苦”的其中一个感受。
假如受访者在最少3个范畴感到幸福,就算做幸福的人,从而计算出各国民众的幸福比率。结果显示,巴拿马有61%的民众感觉幸福,远高于17%的全球平均值,并在财政以外的四个范畴名列第一,荣获最幸福国家。相反发达国家美国和英国则分别排在第12和26位。
相对备受关注的美国、英国和屡次荣获幸福感最高国度的丹麦,巴拿马的脱颖而出让人们有些出乎意料。盖洛普将之归因于巴拿马文化的积极性、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发展中的经济,尽管该国的贫困率居高不下。
经活动组委会评审确定,获评“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是,十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杭州、成都、宁波、南京、天津、长春、无锡、长沙、西安、南通;十个县级城市——江苏张家港、江苏太仓、浙江余姚、重庆永川、浙江慈溪、浙江富阳、辽宁海城、湖南长沙县、四川双流县、河南巩义。
22项指标剖析中国城市幸福感现状
2012年,伴随着十八大的召开,“幸福感”一词持续升温。而对于城市幸福感来说,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生活等多个方面。
2012年的调查推选活动继续使用由《瞭望东方周刊》首创的中国城市幸福感评价体系。包括以下22个具体指标:物价(含房价)、人情味、生活节奏、文化底蕴、旅游度假、医疗便利程度和质量、环境和污染程度、养老、教育、住房现状、交通状况、气候、购物便利性、治安、餐饮娱乐和文化体育设施、赚钱机会、市民个人发展空间、城市发展质量与速度、文明程度、执法规范程度、公共服务水平、对外来人的包容度。
本次活动自2012年9月启动,在全国综合竞争力前百名的地级以上城市和综合竞争力百强县中,遴选出5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和50个县级城市,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入户进行公共调查。截至2012年12月,共采集2万多个独立入户调查样本,全国共3000多万人次参与了报纸、网络问卷调查。
本次活动,组织者通过对评选指标的优化,不仅强调了市民对幸福的主观感受,还增加了民生建设与保障内容,突出了民生幸福、生态文明、公共服务等与百姓生活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主题,全方位观察和分析中国城市的幸福感现状。
幸福五层次:生活、保障、宜居、发展、和谐
本次调查推选活动的研究体系在参考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了多年来城市幸福调查研究的经验,以及十八大对城市建设的新需求——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和谐共生,对城市幸福感体系进行了部分调整,并进行了分层分析。这是对以往历届调查指标系统的更新。
其中,“生活需求”包括物价(含房价)、人情味、生活节奏、文化底蕴;“保障需求”涵盖了医疗便利程度和质量、环境和污染程度、养老和教育;“宜居需求”包含了住房现状、交通状况、气候、购物便利性等;“发展需求”包括城市治安、餐饮娱乐和文化体育设施、赚钱机会、市民个人发展空间、城市发展质量与速度等方面;而“和谐需求”包含当地居民文明程度、城市执法规范程度、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对外来人的包容度等。
本次活动中,成都和杭州的居民在住房现状、交通状况、气候和购物便利性方面的幸福感最高,在入户调查和公共调查中均表现优异,在宜居篇章中拔得头筹;南京与宁波、长春紧随其后。一线城市中,上海榜上有名。
谈及城市生活和保障建设,宁波则更加全面地展现了近年来的民生建设成果,让市民在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医疗、养老、教育等保障上都没有后顾之忧,幸福感受更加直接,更加全面。
天津市在经济发展速度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兼顾百姓生活改善,城市和谐融洽、兼容并蓄。
同样在城市发展质量和速度上,新兴港口城市江苏张家港在多项指标评分中均显出优势,成为市民幸福感最高的县级城市,江苏太仓和浙江余姚紧随其后。
有民生保障才有幸福
住房现状幸福感往往与房价挂钩。根据本次调查报告,入围前10位的城市主要为二线城市,这些城市住房价格相对较低,住房拥有率较高;而一线城市则相对排名靠后。成都因其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初步完善的住房保障体系而摘得桂冠,宁波、南京紧随其后。
在物价幸福感排名中,杭州、成都和宁波位居前三;南京、长春、天津和无锡居民在物价方面的幸福感相差无几,排名第三至七位。
县级城市中,江苏太仓、浙江余姚和辽宁海城分列前三位,浙江富阳和江苏张家港分列第四、第五位。入围前五位的城市均邻近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居民通常会将本地房价与邻近大城市较高的房价相比较,从中获得了较高的幸福感。
县级城市在医疗保障方面入围前十的城市中,6个城市属于长三角经济圈,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优秀实践奖的江苏张家港夺得冠军,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覆盖率达100%的江苏太仓排名第二,浙江余姚紧随其后,辽宁海城和浙江富阳分列第四、第五位。
在城市环境和污染治理问题上,成都、宁波、南京、杭州和长春居民的幸福感较高,占据了前五强。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南方城市居民的环境幸福感明显高于北方城市。
城市治安稳定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一个城市的治安水平与其经济发达水平成正比,而与人口流动性成反比。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宁波、南京排名较为靠前,拔得头筹的则是天津。这些城市经济较为发达,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其中,杭州市政府在过去几年中着力打造“平安杭州”的城市形象,努力建设浙江“首善之区”,在城市治安工作中投入巨大。
县级城市中,慈溪和张家港本项指标获得前两名。
在养老问题上,逃离超级大都市,去二线城市、中小城市生活,在许多中产家庭和白领阶层中成为时尚。对于中老年人而言,小城气候宜人、物价低廉,养老舒适度感觉更高。
“慢生活”之城长春在公共调查中备受推崇,成为市民向往的养老城市之一。宁波、南京等城市也同样凭借服务对象公众化、主体多元化、优待普惠化、内容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体系名列前茅。张家港则凭借着居家养老为主体、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覆盖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体系,与城乡老人各类社会养老保障享受率达99%以上的太仓一起,成为受追捧的养老之地。
教育幸福感,既与当地知名高校的数量正相关,更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分布着最为密集的中国名校的一些城市,并未在幸福感受上取胜。县级城市的教育幸福感排名中,重庆永川区和湖南长沙县分别在公共调查和入户调查中优势明显,特别是永川近几年大力建设完善职业教育体系,职教就业势头良好。
大小城市排名差别蕴含“幸福学理论”
从数据分析可见,在地级以上城市中,杭州、成都、宁波和南京在生活需求、保障需求、宜居需求、发展需求和和谐需求方面均表现良好。上述4座城市均属于二线城市,且在环境优美、生活节奏、购物便利性、个人发展空间方面表现最佳。而一线城市一般无缘上述各项榜单前十名,甚至跌出前20位。
在县级市中,江苏张家港、太仓、浙江余姚、辽宁海城在各层需求幸福感上均表现较好,他们多是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几位的长三角城市或沿海城市,共同特点就是经济发展速度快,不断涌现出新兴产业。
对比地级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两张幸福感榜单,可以发现,地级市的幸福感排名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关性较弱,而县级市恰恰相反。这与幸福学理论一致,即在经济还没发展成熟,或者比较落后的时候,经济的发展往往决定着一个城市能够给予该城市民的幸福感,经济增长和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发达程度不再是城市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人们更加关注一个城市的人情味、市民文明程度、教育质量和环境等因素。同时,随着市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一个城市的娱乐文体设施建设、城市发展和居民自身的发展空间等,也极大地影响着生活总体幸福感。
海纳百川,城市让人们分享幸福
一个具有浓郁人情味的城市,无疑能给人最直接的幸福感受,而人情味主要取决于一个城市全体市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和行为。
从入户调查结果看,无锡、杭州、成都等成为人情味最浓的城市。上榜的城市大都是一些休闲特征较明显的城市,生活节奏相对较慢。而生活节奏高度紧张的一些大城市,人情味幸福感排名虽然进入前20的榜单,但相对比较靠后。
海纳百川、容聚各种资源并让所有人分享,是幸福城市共同的追求。正如此次活动的《幸福城市北京宣言》所言:让城市更加和谐,让人民更加幸福,愿更多城市与我们一起,用勤劳和智慧创造魅力中国、幸福明天。城市,必须让人们分享幸福。
杭州 中国最美幸福城市最高荣誉大奖
成都 中国最美幸福城市最高荣誉大奖
宁波 中国民生幸福城市大奖
南京 中国幸福宜居城市大奖
长春 中国城市公共服务市民满意大奖
天津 中国幸福城市金奖
长沙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最高荣誉大奖
无锡 中国幸福城市特别荣誉大奖
西安 中国幸福城市特别荣誉大奖
江苏太仓 中国幸福城市最高荣誉大奖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金奖
浙江余姚 中国幸福城市最高荣誉大奖中国城市民生成就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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