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发言稿范文

出租车发言稿篇1

10月10日，交通运输部正式对外“互联网约车（也就是俗称的“专车”）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

就在两天前，上海市交通委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了编号为“5952”的“上海市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书”，核准后者开展“约租车网络平台”业务。这张首次面向国内互联网专车平台颁发的“身份证”，意味着该平台上的滴滴专车和一号专车服务，成为了被地方监管层认可的互联网专车。随着上海在专车服务上迈出开放的第一步，让人们看到了滴滴快的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模式在其他市场复制的希望。

滴滴快的在上海拿到“通行证”的同一天，“专车鼻祖”Uber正式入驻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两起合规行为在国内专车行业出现之后，专车市场是否会随着政策的出台进入规范发展的轨道，业界表达了相当大的期待。

夹缝中快速成长

国内的互联网约租车平台已经历经了几年的迅猛发展。

2011年底，摇摇招车上线，标志着基于LBS（定位服务）的移动打车应用的问世。互联网打车进入快车道则在2012年，快的打车、滴滴打车、打车小秘、大黄蜂等数十款打车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专业咨询公司罗兰贝格数据显示，中国租车市场规模从2008年的90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34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9%，预计2018年中国租车市场规模将增至650亿元，车队数量达77.9万辆。

随着打车应用平台的规模化出现，为了抢占用户，各公司开始烧钱补贴用户。有资料显示，滴滴、快的为争取客户而投入的用户补贴各达几十亿元之巨。两家公司通过大规模的补贴迅速开拓了市场，获得了海量的用户数。虽然获得了用户，但这样“撒钱”的行为并非长久之计。今年2月14日，滴滴、快的这两个占据国内打车软件市场95%以上份额的公司“结合”，标志着这一领域完成了圈地阶段。根据第三方研究机构易观国际最新的《中国专车服务市场季度监测报告》，今年二季度，滴滴快的、Uber和神州专车分别以82.3%、14.9%和10.7%的比例占据中国专车服务活跃用户覆盖率的前三名。

然而，由于专车平台形态太过新颖，迄今尚无相应的监管条例，监管部门凭借有争议的旧交通运输管理政策，隔三岔五对其打击查处，引发社会不满。广州市交通部门此前就公开表态，凡利用私家车等社会车辆从事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的“私租车”，均涉嫌非法营运，交通部门都会依法严厉处罚。南京客管部门每个季度都在查处私家车开专车，今年二季度就查处59起。今年4月，因平台上存在诸多私家车载客现象，广州市工商、交委和公安三部门联合行动以“涉嫌非法经营”的名义对Uber广州分公司进行检查。随后，成都、杭州分公司相继被查，一时间人心惶惶。

一方面是人们的出行需要得不到良好满足;另一方面却缺乏相关法律条文下的野蛮生长，专车在这样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空间。

甜蜜与忧愁

专车是典型的分享经济模式，通过对汽车、乘客资源的灵活匹配，满足了城市交通的峰谷落差，使乘客的出门成本越来越低。对于机动车保有量逐年上升的大中型城市而言，专车模式不仅仅有助于缓解日渐增大的交通压力，也更具有经济、环保意义。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田飞龙博士看来，以往的出租车不能满足人们约车的需求，于是专车或者私家车就填充其中。

但问题是，专车是不是被允许准入，如何管理，如何维持竞争的公平性和市场秩序，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政府职能部门在整治专车市场的同时，也希望将这一新模式逐步引入正轨。

今年1月，对于社会关注的立法治理专车市场和网络约车软件，交通运输部正式表态：“网络约租车运营模式是新时期现代信息技术在出租汽车行业的创新应用，对提高出行效率、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和满足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出行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次上海交通委向滴滴专车颁发“通信证”，也被认为是专车走向合法化的大胆尝试。“‘上海模式’具有试点意义。如果进展顺利，对于各地甚至国家整个行业政策管制层面的发展和调整，都会有着直接的影响。”田飞龙博士预测。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永生也表达了积极观点，这种尝试的，传递出政府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信号，发掘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出租车领域进一步增强竞争力度。

政策下的窠臼

“专车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出炉，使从事网络约租车经营的车辆，需要登记为“出租客运”，这就意味着无营运资质的私家车仍被禁止用于专车服务。如果私家车想从事专车业务，需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获得《道路运输证》。驾驶人若想成为网约驾驶员，应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符合相关安全驾驶条件，并考取从业资格证。根据2013年开始实施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私家车从事专车服务后，报废年限也将和出租车一样，为8年。

业内人士认为，专车从业资格证的考核，提高了专车司机从业门槛和时间资金成本，而车辆变更为营运车辆，规定营运年限，对于专车平台的兼职车主和私家车主更是重大打击。

此外，根据意见稿的规定，约车平台要在每个有经营业务的市县都提交申请，通过行政许可才能开展专车业务，这大大提高了约车平台的经营成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就对此提出批评，“网络平台经营者向交通主管部门报备的问题，粗略来算，网络部分可能需要向2000多个县市报备，程序复杂。”他将报备环节视为扼杀专车服务的“杀手锏”。

意见稿中“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在服务所在地不应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表述也被认为并不合适。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企业在市场中占的份额虽然大，但如果经营行为合法合规，没有垄断行为是没有问题的。意见稿的规定有些不太合理。”

“互联网约车是在市场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遵循市场的规律，在行业的优胜劣汰中，最后两三家优质服务商肯定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个规定不符合市场规律。”薛兆丰亦表达了反对的观点。

神州专车董事长陆正耀也认为上海新规整体偏严。专车不是替代出租车的，专车就是一个差异化服务，既然是差异化的东西，就要从车型、价格各方面体现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9月，北京推出了“官方专车”首汽约车，价格约为出租车的2倍。而率先查处Uber的广州，其官方约租车平台“如约”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

在业内人士看来，专车市场一路走来磕磕碰碰，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于其与政策制定方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大权在握的国家部委，在网络约租车制度改革方面，更应当突破路径依赖与现有既得利益格局的束缚，更多尊重地方自治性，明确拒绝一刀切。

出租车发言稿篇2

咱们早就知道，打的不靠谱，出行得靠自己。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杭州就成了铁铁实实的堵城。老是听北上广吹嘘自己怎么堵，杭州人民就冷笑了，切，我们才是隐形冠军。造个地铁，塌方了。建个三桥，塌陷了。公共自行车好啊，赶不上城市扩张的步伐啊，你从良渚骑到下沙试试看？有那空上海都到了。据说司机罢运，抗议的是路太堵，这样就造成运营成本高（汽油贵，周转率又低），早晚高峰的时候，出工反而比不出工亏的多。本地某媒体曾算过账，杭州出租车司机为何要放弃早高峰？早上7点到9点，最多做两脚生意，赚的钱刨去油钱再加上缴纳给公司的份子钱亏33元，不出车的话，光是亏28元的份子钱，还能多睡两小时。整体而言，因为路况啊份子钱啊油费啊种种原因，杭州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一直在下降，05年一个月能赚6000元，如今赚不到3000元。

这事造成的恶果就是出租车司机争相逃离杭州，出租车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打。来杭州旅游过的人都知道，这城市别的地方看起来都宛如天堂，惟有打的时如置身地狱。首先要有好眼力，第一时间发现空车。其次要有好体力，抢在难兄难弟之前拦截到车。这个时候，能够堵在路上都是一种幸福――看看那些在三天竺梅家坞茅家埠焦急挥手的游客吧，没事你们跑那么远干嘛呀！这下好，进得来，出不去了吧。

根据微博上流传的消息，司机们此次提出的复工条件是月薪提升到6000元，缴纳三金，住上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严格说，这要求不过分，但如何才能达到呢？以我被培养多年的觉悟，早就认命地等待涨价的到来。份子钱是不会少缴的，油费是不可能降价的，路况是不可能瞬间好转的，财政补贴的口子是不能长开的，如此，除了从市民游客口袋里掏钱，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涨吧涨吧，对我这样的本地人而言，早就深知靠打车解决出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买了小车。买了4个轮子后，发现要么堵在路上，要么为停车抓狂，得，咱有觉悟，再买个两个轮子的电动车。如此，出行难基本解决。如今，无非是把打的这事从体力活变成高消费而已，难点不同，用脚投票依旧。涨价是为我们好，是缓解打的难的惟一利器，如果不涨价，损失的最终是我们自己――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是真理，听得多了，我已经开始傻乎乎地想，怎么还不涨价啊，涨到起步价50元，谁还叫唤的士司机待遇差啊，那时候，满街跑的该都是空车了吧。至于打车这事，究竟是该定位在缓解普通市民出行难问题还是缓解高收入者的出行难问题，又有什么要紧？

作为一个拥有电动车这一在堵城出行无上利器的人，我已经在热切盼望打的起步价50元乃至100元这一天的到来了。那时候啊，我每天去上班时开着电动车捎两脚顺路客人，搞不好是不是会比给杂志写稿还赚啊？

出租车发言稿篇3

[摘要]网约车管理办法的出台，不仅在国内解决了近些年来出租车领域“互联网+市场化”改革所面临的多方面实际问题，而且也使得中国的出租车改革在国际上处于领先位置。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治理之道也因此在出租车领域有了重大进展。

[关键词]网约车 合法化 政府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从出租车到“黑车”：政府管制及其困境

出租车的发展史，表面上看起来是汽车技术的发展史，以及人民群众交通出行需求的发展史，但其背后则是政府治理的发展史。而政府治理的发展史，往往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治理，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汽车技术的发展，促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出租车市场的发展。

在中国，出租车很早就有，但由于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出租车规模一直非常有限，主要服务于高端商务和政务人士。尤其是实行计划经济之后，出租车规模进一步缩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未，主要是为外事活动服务的。1992年开始，中国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开始出现面向大众的出租车。社会各个方面投入出租车的积极性非常高。短短三年时间里，北京出租车行业出现了“野蛮生长”的现象，市面上有1400多家公司，路上有六万多辆出租车在奔跑。

不过，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开始进行数量管制。此后出租车价格、数量一直处于高度管制的状态。出租车数量基本维持在1994年的水平。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也基本类似，经过两三年的“野蛮生长期”，就开始进入高度管制的状态。很多城市的出租车数量甚至一直维持在零增长的状态，上海还出现了出租车负增长。有些城市即使有增长，在高度管制条件下形成的利益链刚性，也使得增长机制一直没有很好地发育。而这个时期的城市人口却在翻番。1994年北京市常住人口1000万出头，20年后的2014年已经2000万出头，但出租车数量却没有什么增长。

有高度管制。就会有“黑市”。在出租车领域，“黑市”就是“黑出租”，也就是“黑车”。“黑车”，是指利用私家车（非出租车），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许可、没有取得运营资格，但从事出租运营的车辆。“黑车”和出租车相比。没有运营证，没有纳入政府的管理，挣了是自己的，被逮住了是政府的。但消费者很喜欢。由于城市快速扩张，公交服务没有相应跟上。而出租车因为受到严格的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份子钱管制，多重管制使得出租车对营运地点和时间有很大的选择性，很多地方打不到或者很难打到出租车。大城市出台限购、限行之后，私家车购买和出行也遇到困难。其结果是给“黑车”留出了很大一块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经常严厉打击，但打击手段的效果非常有限，并且往往由于取证困难而无法执法。在严打时期，“黑车”可能会有所收敛，但一旦严打阶段过去，“黑车”又开始“野蛮生长”。政府最有效的打击手段是“钓鱼执法”，但“钓鱼执法”本身的逻辑存在很大的道德困境，真钓到了“黑车”，一般就认罚了，但如果“钓”到了私家车善意给人搭“顺风车”，把私家车的善意行为当作违法行为来处理，“钓鱼执法”一下子就遇到了内在的道德困境。而且一旦受到司机反抗。而执法人员再有点暴力执法。那就会成为一场反野蛮执法的社会舆论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类似于城管和无证摊贩之间的奇特现象：政府严厉打击。“黑车”野蛮生长；政府“钓鱼执法”，舆论一片哗然。这个时候执法人员“睁只眼、闭只眼”，“黑车”司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去严打区域，只去灰色区域，见到执法人员就逃之夭夭。天天都在上演“猫捉老鼠”，但“老鼠”依然野蛮生存。而有些地方有些执法人员还私养“黑车”，出现了腐败的问题。

这种“猫捉老鼠”现象的背后，其实是政府治理之道内在困境的外在表现。它说明，在计划经济的政府治理之道下，根本不会有“老鼠”。自然也不会出现捉老鼠的“猫”，因为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短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走路和骑自行车是常态。出租车只有来自市场经济国家的人才有能力坐得起，所以是为外国来华人士服务的。在市场经济时期，政府一旦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经济就会迅速发展。经济不再短缺，人们的交通需求和供给能力也快速提升，出租车就会“野蛮生长”，短短的三年就会基本满通出行要求。

出租车市场“野蛮生长”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会引来高强度的政府管制。在出租车领域，引入市场经济，会让出租车迅速发展，但引入政府高强度管制，就会让出租车市场几十年没有发展，而且还出现“黑车”的野蛮生长。政府对出租车市场管而不活、政府对“黑车”市场管而不死。就成了中国1994-2014年出租车市场的基本特征。

高度管制模式所导致的出租车市场停滞不前、“黑车”管而不制反而野蛮生长的问题，还有出现的普遍性腐败问题，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但改革举步维艰。甚至最简单的措施，比如随城市规模的发展而增加出租车数量，也基本都落空，原因是高度管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具有内在强化的趋向。对政府来说，数量管制和证照管理模式最简单也最方便，最适合现在单中心等级制的体制。除非在管理技术上有重大的突破。否则很难突破这一管理模式。对出租车企业甚至少量的个体户来说。一旦“野蛮生长”期结束，政府开始高度管制，就相当于“上了车的人关了门”，自身就形成了高度封闭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坐拥出租车牌照。每张牌照市场价值七八十万上百万，一万张牌照就是七八十亿上百亿。这个模式是很多国家的模式，包括美国。一旦增加出租车牌照数量。就会稀释出租车牌照的价值。在政府监管部门和出租车企业双重利益支持下，高度管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很难改革。显然是符合公共选择逻辑的。

网约车激活了出租车市场，对政府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都开始松动。在国外是优步公司，在中国是滴滴打车。优步公司和滴滴打车的迅速发展，靠的是互联网技术和导航软件。私家车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接入平台，消费者只要下载手机app就可以随时叫车，而且不需要像“黑车”那样讨价还价。由于有风投资金介入，网络约车市场开始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迅速扩张，而且其定价机制也走出原始市场的成本定价方法，而走向资本和平台定价。一方面网约车司机可以拿到高额补贴从而获得高收入，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可以拿到高额补贴和低价格、高品质的服务，其结果是“黑车”市场一夜之间通过网络进入了灰色地带，而且还一下子挤压了“黑车”市场野蛮生长所带来的高价低服务的可能空间。

网约车因为互联网技术力量的支撑，获得野蛮生长的速度，不仅激活了闲置的私家车资源，而且还激活了出租车市场，对出租汽车的政府治理体制构成了挑战，让出租车牌照的市场价格一下子下跌了一半以上，但这一过程依然是非常艰难的。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门都出台了种种办法来管制网约车。中国的情况好一些，但以管为本的做法依然是常态，很多地方政府管理部门按照打击“黑车”的模式来打击网约车。但本届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理念是支持“互联网+”。网约车作为“互联网+”的一部分，显然也在支持之列。于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治理之道也开始随之发生改变。从而促成了中国网约车的合法化。

围剿网约车这一新鲜事物，是高度管制的单中心政府治理结构的排异反应；支持网约车这一新鲜事物，是市场结构中政府治理的友好反应。这两个反应，看起来是网约车合不合法的问题，以及政府要不要选择严格执法的问题。而实质是政府治理之道是否变革了的问题。如果政府治理之道实现了变革，这一问题在治理层次就得到了解决，否则互联网技术再发达，快车、专车等网约车词汇无论如何有智慧，都是“黑车”的代名词，依然无法让私家车真正参与租车市场。

网约车合法化，体现了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治理结构的变化

但为什么网约车在全世界依然到处被围剿，依然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而中国往往被发达国家看作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反而能够抢先合法化呢？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治理已经开始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网约车合法化的决策过程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公共政策过程之治理结构的变化。

这一治理结构变化的特点是，国家的公共决策先以地方实践经验作为基础。2015年10月8日，上海市交通委给“滴滴快的”颁发了中国第一张专车平台资质许可――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网约车合法化在上海率先破冰。两天后，即10月10日，国家交通运输部了《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家交通运输部通过网站留言、电子邮件、信函、电话等各种渠道搜集到各种意见6000多件。一个月内共有100多场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举行。国家交通运输部也召开了一个“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有关文件征求意见稿座谈会”，邀请持正反两派意见的专家出席。整个过程不仅在程序上体现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开放，而且从结果来看，也的确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从征求意见稿来看，虽然也支持网约车合法化，但对网约车的管理，更多地体现了以管为本的特点，比如规定私家车不得接入网约车，而最后通过的办法则规定，获得网约车营运证就可以合法接入网约租车服务。

再如，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在政府管理上延续了行政条块分割的管理特点，线上服务虽然是没有地域限制的，但网约线上服务的政府管理和网约车运营有严格的属地限制，这样全国网约车市场就因为管理上的条块分割而被严格地割裂开来，而且网约服务平台必须一个一个地在全国各地注册，导致公司管理和运营成本大幅度上升。而暂行办法规定，网约车平台不要求自有车辆，不搞属地限制，线上服务能力由注册地省级相关部门一次认定、全国有效，这显然是认可了全国市场的统一性，而且也确保了政府管理的一体性，而不再延续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条块分割、高度碎片化的政府治理模式。

正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性，以及国家交通运输部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听取意见，使得2016年7月28日的管理办法终于让网约车合法化了，尽管目前出台的办法还是暂行办法，其中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管理办法的出台，不仅在国内解决了近些年来出租车领域“互联网+市场化”改革所面领的多方面实际问题。而且也使得中国的出租车改革在国际上处于领先位置。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治理之道也因此在出租车领域有了重大进展。

出租车发言稿篇4

软文和车马费的由来

1986年，中国的第一家本土公关公司中国环球成立。它是新华社和著名国外公关公司博雅公关合作的产物。

在最初的8年时间里，环球一直都只是博雅公关服务客户在华的业务。1994年，双方合同到期，博雅公关也就退出环球公关。但因为中国环球有着新华社的官方背景，所以从建立伊始，就拥有国内同行所无法比拟的信息、人才及技术优势与业务网络。这使环球公关与政府、传媒、社团、同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环球给中国公关留下最有特色的东西，却是“新闻软文”。

1987年，在环球与《经济参考报》共同举办的“振兴优质国货”活动中，环球公关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新闻软文”这个创意。顾名思义，软文是相对于硬性广告而言，由企业的市场策划人员或广告公司的文案人员或者媒体记者来负责撰写的“文字广告”。

而现在基本只存在于中国，相当于“明规则”的车马费（媒体参加新闻会时的红包，大多在200-300元），则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上海。

一位有20多年公关经历的公关人回忆，车马费大约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外企进入中国没多久时。

据其回忆，当时的上海只有3报2台（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上海电台和上海电视台），记者一个月薪水大约是100元出头。“外企进入中国后，沿用了在本土的习惯，即每次新闻会都选在四星或者五星的酒店召开，但记者因为收入原因，只能骑自行车或者搭公车到酒店。”而当年五星和四星的酒店给人们的感觉比现在要高档很多，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面子上很是尴尬，况且有时候记者由于等公交车和堵车的原因，还会迟到。

持续一年后，他们开始让记者打车前往，新闻会方会报销出租车费。但这样又有另一个问题：记者回去的出租车费还得寄过来，当时又没有快递，报销流程非常琐碎。

这种麻烦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出于对报销流程琐碎的忍无可忍，当时所有在上海的外资企业相关人员聚到一起，开了一个行业会。在这个会议上，外企一致同意将报销出租车费直接折算成现金，也就是现在俗称的车马费。这个金额，被定为100元。

“关于车马费，外企一般不敢给得太多，因为他们受一个法案约束，礼物超过25美元就犯法。”该公关公司的人士说。

在此后几年中，大多数公关公司又将原本准备的纪念品取消，折成现金加进了车马费中。再后来，车马费被市场化公关公司发扬光大，逐渐变成中国公关公司的行规，甚至有时候政府的新闻会，都会准备车马费。

那些中国潜规则

事实上，4A（该词源于美国，TheAmericanAssociationofAdvertisingAgencies的缩写，中文为“美国广告协会”。因名称里有四个单词是以A字母开头，故简称为4A。后来世界各地都以此为标准，取其从事广告业、符合资格、有组织的核心规则，再把美国的国家称谓改为各自国家或地区的称谓，形成了地区性的4A广告公司）的公关公司很少承接国内企业的危机公关业务。

“不是我们不想接，而是没法做，很多人一上来就问你们有什么关系，可以搞定谁！”某4A公关公司合伙人透露，在出事时，国内的企业更相信政府和潜规则的力量。

比如霸王洗发水被指有致癌物质时，原本公关公司给的建议是召开新闻会，而且也通知了媒体到场。但当地政府却指示：“你们先不要召开新闻会。”霸王就立即取消了，这导致后来媒体怨气极大。

4A公司很少利用潜规则的另一个理由是，作为外企兼上市公司，即使想潜规则，公关对象考虑到他们的外资身份，也不会接受；而另一方面，潜规则必然带来金钱联系，这对财务透明的上市公司来说，做账很难。“基本上，软文差不多是我们的最大底线了。”

但在中国式公关中，潜规则是招揽客户的有利条件。据东星航空的兰剑敏在微博上透露，东星航空出事后，各路号称公关的公司蜂拥而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上面有人”，高有冒充北京最高检开价5000万的、低有冒充新华社内参记者开价8万的。

在崔斌与达芬奇的合同中，四个公关项目，有三个就涉及潜规则。其中第二条是核心媒体沟通，央视广告部核心人士和栏目组核心人士的沟通。这在行业潜规则中，基本是拿负面换广告。即涉事企业投放媒体广告换取不再报道负面消息的承诺。

第三条协议中写到联系重点主流媒体专访，这里面公关也有学问。“我们会调研，比如先收集报道，找出最初出来的是哪一家，对我们重点报道的又是哪几家，然后联系发稿。”子君是广州一家公关公司的公关经理，她说总结这些年的大概规律是，重点联系中央媒体以及重要的地方媒体。“我们这些快销行业都有固定的跑线记者，大家平时也有联系。”然后他们会安排高层专访给这些媒体，如果媒体不能发稿时，他们则会提出用软文的形式进行合作。

而所谓的“网络公关服务”实际上就是删帖服务。“删帖最快的方法就是上级部门有招呼打下来，那基本所有的网站都得删。”一位门户网站的中层接受采访时说，他们接到的删稿通知除了敏感消息外，还有很多商业报道。

政府公关凶猛

在达芬奇事件的公关内部曝光后，业内对达芬奇的评价更多的是没背景。

“找公关公司摆平事件的企业，实际上算比较干净的公司或是没有背景的公司。”一位北京公关行业的人士说。而当大国企和资本雄厚的民企出事时，地方出于当地GDP的考虑，往往会帮这些涉事企业进行公关。而地方政府的公关往往比公关公司更有效。比如对媒体，他们会通过本地宣传部找到各个媒体的上级主管单位打招呼。这样的结果往往是，记者本人被点名召回，而稿件都变成了通稿。

去年9月份，3家单位4名记者去山东威海采访一艘发生特大凶杀案的远洋渔船，在跟出事的轮船公司进行交涉中，其中一名记者被要求出示记者证，并记下了所属媒体向宣传部汇报。

4名记者在采访结束后被该公司的人尾随至入住宾馆，此公司随后查到了同一时间入住的2名记者姓名，而另一名记者因晚去没有登记。

当天晚上，被要求出示记者证的记者所属媒体接到了指示，急着被点名撤回。值得让人玩味的是，其他两名跟他一起的记者，被算入了这家媒体，出现在通知上。

在蒙牛黄曲霉毒素超标事件中，某报记者在做蒙牛稿件时，采访了某一政府机构的新闻办。半个小时后，蒙牛就得知了该报采访的详细细节，随后托人向报社高层打招呼，要求压稿。除此之外，很多媒体都接到了本地上级通知，只许采用新华社通稿。

出租车发言稿篇5

深圳南山区最近筹集了490套公租房，但申请者寥寥无几，最后退回254套给产权单位，而留存的236套住房中，仍有34套空置。

――公租房出租为何走入死胡同？政府有施舍心态，认为只要拿出房源，就算完成了任务。要破解这种困局，政府要像企业研究客户一样研究百姓需求，因为越是低收入阶层，越是会在租金、户型、位置等因素上精打细算。作为政府，只有真心实意为民着想，对接市民的要求，公租房才不会盖好了没人住。

（摘自《深圳商报》 陈祥文／文）

面粉增白剂

卫生部最近征求意见稿，拟于2011年12月1日起在面粉中禁用增白剂。

――吃鸡蛋担心有激素，吃猪肉担心瘦肉精，吃蔬菜担心农药残留，吃中餐会遇上“一滴香”，吃火锅会遇上“化学火锅”……在食品监管已经出现严重信任危机的情况下讨论面粉增白剂的存废问题，难怪群众会一边倒――面粉增白剂死于信任危机。

（摘自《羊城晚报》 朱述古／文）

公车改革

据悉，国家发改委正抓紧启动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优化方案中，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电子监控所有公务用车等规定被寄予厚望。

――此番公车改革固然考虑到了缩减公车数量、技术监控等诸多方面，但依旧未能触及根本。公车改革的根本还是要让权力驶往正常轨道，只有约束了特权，公车才不致沦为特权车。

（摘自《华西都市报》 时言平／文）

近亲繁殖

某研究机构调查我国23所财经类高等院校专职教师的来源时发现，毕业后直接供职于母校的占62%，某些大学竟高达80%。

――近亲繁殖有悖于现代人才培养“远缘杂交”的理念，是“师傅带徒弟”的承袭，是固步自封的表现。我国科技人才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小，跟近亲繁殖关系甚大。

（摘自《人民日报》 仲祖文／文）

天价螺帽

广西柳州市交警部门推行新的机动车固封装置，每颗固封螺帽售价27元（市场价1元），不安装这种螺帽会给予罚款和扣6分的处理，网民怒称其为“史上最贵螺帽”。

――是什么炼成了“史上最贵螺帽”？答案就是职能部门风险转移式的权力自肥。权力不再直接货币化，而假借市场手段，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规避了责任风险。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肖 畅／文）

房票

浙江台州的许多楼盘须凭票才买得到，房票便宜的要五六万元，贵的要几十万元。台州市纪委调查发现，部分党政干部倒卖房票牟利。

――房票勾连出一条开发商、政府官员和房产中介三赢利益链。“三赢”背后必有“三辱”：购房者合法权益受辱，政府公信力受辱，法律法规受辱。与直接受贿相比，收受房票无疑更为隐蔽，这为反腐部门提出了新课题。

出租车发言稿篇6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不期而至，一旦发生，很容易引起公众情绪起伏，流言、谣言现象难以避免。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把关人”对信息的控制和筛选，流言、谣言一般以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方式进行扩散，传播速度慢，传播范围也有限。但是，网络媒介带来了更为开放、平等的交流空间，信息的传播变得难以控制。

基于网络平台的微博，除了具有网络传播的特性之外，还因其可以随身携带的特点，人们可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更新微博，消除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使用方式比网络还要自由，这就大大加快了信息的时间。同时，微博和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还表现在与用户的互动，每条微博都可以评论、转发，“微博已经在重构每个人的媒体空间”。微博满足了人们舆论表达的愿望，激发了民众参与社会讨论的热情，但开放宽松的媒体环境也暴露了一些负面的舆论问题。面对全球频发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危机，怎样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调控和引导舆论，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微博时代的舆论

什么是舆论？所谓舆论，学界有不同的定义，但在繁多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共性的地方，即舆论就是社会公众对某个特定问题发表的意见，并且期望这种意见产生作用，达到参与群体预期的结果。舆论总是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表达和传递，因此大众媒介是其天然载体，同时，大众媒介具有舆论监督功能，也就是拉斯韦尔所说的“环境监视”，在传播学中大众传播媒介被认为是“社会雷达”，这说明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舆论流通渠道，同样也是监控舆论、引导舆论的有效工具。

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已成为公众舆论的新宠。科技发展使得普通人也可以方便地接触媒介，新媒体普遍具有“超媒体、交互性、超时空、个性化”等特点，相对于传统媒体的高准入门槛，新媒体作为公众言论的传声筒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有媒介人士评价：微博已成为“公众的意见广场”，“围观就是力量”。微博作为“公共媒体”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利器，从社会舆论管理层面来说其无疑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沟通平台。

（1）微博等新媒体已成为社会民众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民众使用信息的权利空前放大，这是无法逆转的事实。总结其中的规律、特征和运作机制是科学、理性地引导舆论的重要前提，是防止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思想前提。

⑵微博带来崭新的传播生态，看似弱小的声音，在持续的关注和声援中，却影响着社会公共事件的走向。传统媒体的意见表达是影响微博话题的重要前提，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实际已经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为此，关注微博、关注民意、调整策略是缓解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环节。

⑶微博为民众意见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聚合意见、聚合人群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网络上基于各种形式的发帖和留言表明公众已经形成了对新闻事件实时关注的习惯，民众对突发性事件的反应速度越来越快。

二、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

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实际上是一种大众传播活动。主流媒体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从传播学理论分析，就既要重视对传播者的研究培训，又要注重对受众的分析研究；既要充分认识舆论引导的重要意义，又要把落脚点放在传播效果上；既要突出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主体地位，又要树立主流媒体为主、各类新兴媒体共同参与，直接传播与间接传播、大众传媒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有机整合的传播理念。

微博时代，信息传播打破了时间上的局限，一方面，民众对突发性事件的反应越来越迅速，而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反应似乎相对滞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舆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已是当务之急。

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首先要做到信息公开。“谣言止于公开”，“以公开辟流言，以公开化猜疑”。政府第一时间迅速介入，利用主流媒体及时公布信息，维护人们的知情权，保持信息流通渠道的畅通。2011年3月的“抢盐风波”极具代表性。“抢盐风波”于3月14日从上海、宁波等地出现，两天之内

迅速蔓延至全国。17日，政府部门作出反应，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稳定食盐等部分商品市场和价格的紧急通知》，“要求立即开展市场调查，对恶意囤积、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等不法行为严厉查处。同时保障盐的供应，稳定价格，澄清谣言。”随后，这场闹剧在政府、媒体的辟谣声中平息。

其次，以快速赢主动，以快速获支持。2008年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的处置手法就非常具有代表性。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出租汽车集体停运后，重庆市政府第一时间通过主流媒体公开真相，相关部门迅速形成快速处置方案，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和负面影响的发生。政府没有将事件定性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如何如何”，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的哥”怨气从何而来，作出降低“车份儿”、加大天然气供应等紧急部署，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很快稳定了局势。

第三，以诚恳换真心，以诚恳感人心。现在回头看重庆市“11.3出租车停运”事件，应该说重庆市委书记的态度和处理思路值得肯定。在11 月6日与出租车驾驶员和市民代表座谈时，对于出租车停运，说：“我认为，这次出租车停运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好，或者说有处理得不及时。政府有关部门都要通过这件事认真总结，改进工作。”诚恳的话语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对重庆市政府正面回应问题的坦诚以及着力解决问题的认真态度的最好褒奖和肯定，是对官以民贵、政以民先的“以人为本”的执政思路的热情呼唤。

三、主流媒体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思路与对策

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最愿意接受的还是来自主流媒体的声音，通过主流媒体来满足信息需求，解除心中疑虑。事实证明，一旦主流媒体能准确及时地提供真实权威的新闻信息，公众就会减少通过其他方式搜集信息的行为，各种谣言和小道消息就会自然消失。为正确引导舆论，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增强其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权威性。

⑴记者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直播报道，即时播报，讲求时效性、真实性。树立信息主渠道的权威性，做到第一时间信息，抢占先机。微博等新媒体虽说有时效上的优势，但传播的信息零散，不系统，加上信息海量，鱼龙混杂，甚至真假难辨，因此其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就大打折扣。主流媒体如能在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将会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⑵支持主流媒体记者采访，简化审稿程序。以往对突发事件和其他敏感问题的报道，往往因审稿手续繁琐，延误了媒体的发稿时间。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应事先制定预案，在预案的框架内，明确审稿权限，简化审稿程序。同时，政府主管部门要优先允许或指定主流媒体记者参与事件处置的全过程，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提供记者所需的各种信息，让主流媒体成为信息的主渠道。

⑶通过专家评论和指导，围绕专家意见开展报道。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需要权威的声音来告知他们事件的状态，指导人们应对。在“非典”事件中，中科院院士钟南山的名字家喻户晓，体现出专家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一个事实清单和帮助政府回答、解释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专家名单。政府必须在一开始就应该让专家在媒体上唱主角。”

四、主流媒体必须懂得如何运用新媒体

首先，以微博为媒介载体的事实性舆论改变着传统大众传媒影响舆论的方式，“草根”成为广大的舆论主体，话题实现了广泛性、及时性，事实来源遍布各个角落，并且在短时间内选择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共同描述。

其次，评价舆论多姿多彩。传统媒体以评价性话语来引导舆论，而微博以个人名义编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加之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民们可以自由表达观点态度，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加强，是立体的传播而非线性的评论。意见的多样化、不定向性使得微博培养出一些“意见领袖”，评价的多样化可以减少“沉默螺旋”的产生。

其三，潜在舆论主体庞大。微博中涌现了大量的舆论主体，他们经常登录微博并以自己的id发表言论。除了这些显在的舆论主体，没有注册但经常浏览微薄和注册了微博但不发言和不常发言的人群构成了潜在的舆论主体，对于这些长期“潜水”和“围观”的人来说，一旦出现大家广泛关注的

热点话题，他们也会加入进来，使热点升温，产生更大的舆论力量。

因此，现在各种媒体都在寻找和网络的结合点以及结合的方式。这几年的全国“两会”，媒体都会做提前预热报道，了解民意，征集话题，几乎都在网上进行，形成会上会下互动，引发网民广泛参与，最终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五、加强舆论监督，对网络进行有效管理

要加强对网络、手机等媒体上信息内容的监管，提高警惕、防微杜渐，从源头上阻断不实言论的传播。同时，主流媒体必须在网络社区自己的声音，积极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平台，建立健全信息沟通渠道，遏制谣言的扩散。例如微博和社交网站上开通专门的信息板块，或以手机短信形式为民众送去建议和提示等等。此外，在及时权威信息的同时，还要提供咨询服务，解答民众的问题和疑惑。

参考文献：

1、邵培仁：《媒介舆论学：通向和谐社会的舆论传播研究》， [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2、宫承波：《新媒体概论（第二版）》，[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

4、叶皓：《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5、赵士林：《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出租车发言稿篇7

2月4日,在网友们日夜期待中,韩寒的微博终于开通了。人们打开韩寒的微博,惊讶地看到,韩寒的微博,仅仅只有一个“喂”。

虽然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喂”,与人们心目中所期待的结果大相径庭,但却依然让网友们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人们互相传递着这一特大喜讯:韩寒的微博开通了。

平平常常的一个语气词“喂”,此时,在网友、在韩寒的“粉丝”们看来,已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语气词了,而是有着高深莫测的哲理和意境,它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空间。于是,点击率在直线上升,评论更是异彩纷呈,那里面涌动着的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和快乐。短短两天时间,韩寒的微博点击率已达六万多,网友们的评论更是达到一万多条。此时,在网友们看来,韩寒的“喂”,是世界上最美的一种语言,人们从中看到了明媚、看到了锦绣、看到了温暖。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喂”,这是来自韩寒的“喂”,人们有了太多的理由而欣喜,甚至发狂。

SOHO老板潘石屹面对这股“寒流”热,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兴奋地说道:韩寒微博上的一个“喂”,点击率刷新了他自1995年创立SOHO以来一个人日点击率最高纪录,这是对互联网的肯定,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肯定。

1999年,当时还是一名高一学生的韩寒,在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荣获一等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创作了《三重门》《零下一度》等畅销书,在读者中,特别是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让人最不可思议的是,韩寒不仅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畅销书,而且还是一名著名的越野赛车手,在世界上排名前10位。2007年他荣获全国场地锦标赛年度总冠军、拉力锦标赛年度总冠军。他创办的《独唱团》杂志,千字文达2000元的稿费,开创了全国稿费的最高价。韩寒以每天40万元的稿费收入,进入中国作家最富的行列。他的出版社在上海最贵的写字楼金茂大厦租下三层,月租金高达上千万,令外国财团大老板都瞠目结舌。

噢,说错了,韩寒并不是什么作家,他还没有加入中国作协。尽管作协一次一次邀请他加入,他都报以羞涩一笑,转身,开着他那上千万的越野车,奔驰在风沙弥漫的赛车征途上。最多,只能说他是一名,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

韩寒始终像谜一样,出现在人们眼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又是写作,又是办杂志,还去当赛车手?生活得这样多姿多彩,难道他神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都能成功?

其实,这个谜并不难解,只要打开韩寒的新浪博客,看到韩寒在博客上写的“十不”,你就一定会有深刻的体会和感触。韩寒的“十不”是:不参加研讨会、交流会、笔会;不签售、不讲座、不剪彩;不出席聚会、不参加颁奖典礼、不参加演出、不写约稿、不写剧本、不给别人写序。

生活中,韩寒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人,始终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着。如果韩寒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喜欢出风头、喜欢热闹、喜欢高调出场,那么,也就不可能有韩寒的丰富、韩寒的成功。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韩寒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格外关注,哪怕从韩寒手中打出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喂”,人们看了,也是感到格外的亲切和美好,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和描绘。

面对网友们的热捧,韩寒也有点始料不及,他只好出来解释为什么只写了一个“喂”。他说,他本来是要发个“嘿”,可是打错了,就保留了。

其实,“喂”也好,“嘿”也好,在汉语里,都是语气词,并没有多大区别。重要的是韩寒的生活节奏和方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份快乐、一份喜悦、一份美好,这也许正是韩寒的魅力之所在。

出租车发言稿篇8

上初中后，每逢周末必定早睡早起，步行三十多里地到镇上的图书室看书，看完后扭头往家跑，一跑就是两个小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偏科情况逐渐严重起来，他喜欢语文、历史、地理，害怕数理化。他说：“每次上数理化，我就发呆，怕得要死，担心老师点我回答问题，我不会答呀!”

读高中时，他的阅读面更加开阔，学校旁边有租书店，他省吃俭用，攒够钱就租书。高一下学期，学校有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出版一本刻蜡纸的油印诗歌刊物《极光》，刊物主编却是位喜欢诗歌的物理老师。他的写作生涯便以这份简单的油印刊物起步了，但很快他便成为这本刊物的知名作者，他这样写雨：“闪电怀孕了／生下一场雨／她的孩子顶天立地”；他这样写甘蔗的甜：“水在甘蔗那里／过上了甜蜜的日子”；他这样写飘零的落叶：“树叶从树枝上跳下／边跳边说／我下来啦；他说漩涡是水的戒指”；他说“把饭碗翻过来，就成了一座坟”……

由于高考并不理想，他读了湖南师大中文系的自费生，而自费与统招生待遇有明显差别。在大三那年，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了三个白费中文系学生自卑、奋斗、写作的中篇小说，题为《中文系》，投给了湖南知名度最高的文学刊物《芙蓉》。

而一投就发表了，得了三四百的稿费。拿到这笔稿费后，他全家非常欣喜，马上拿去买了自家田地需要的化肥农药。他父亲写得一手好字，这之后老人家常常誊写稿件，誊写好再去投。

《中文系》的顺利发表给他以巨大鼓舞，他开始搜罗身边的期刊杂志，《今古传奇》、《中华传奇》、《中国服饰文化》、《女友》等等，然后根据这些刊物的特点，写不同的题材，有的放矢地投稿，而他的作品在大江南北逐渐地开了花，但仍然是小打小闹。

大学毕业后，他在湖南一家电视台干了近一年，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写稿、洗车、搞卫生、端茶送水、给领导刷鞋子，发觉前途无望，转正无期，单纯靠写稿又养不起自己，于是在1997年春节去了深圳，在一家企业谋生：“月薪1200元。自己留200元，其余都寄回老家，支持家里盖新房。”

1997年寒冬，他应邀去北京参加青春诗会，他脱口而出：“闪电不能修改”、“泥土与水已经很旧了”、“水吃到寒冷才会露出骨头”等等，这些即兴佳句让许多成名已久的诗人惊诧不已。

诗会结束后，他在北京转了转，这里浓郁的文艺气氛、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他已有些沉寂的文艺梦想被再次激活。他当即决定留下发展，先是在出版社做编辑，学习出版知识，后来自己离职单干，尝试着编辑策划一些书。

2005年，全国精短文学大赛拉开帷幕，他获悉后，花了十分钟，创作一首73个字的诗《从前的灯光》投了过去：“吹灭掉灯／黑暗就回了家／许多夜里／我们灭灯聊天／节约煤油／那天来客／深冬的黑夜／娘点亮两盏煤油灯／灯光亮出了白天／屋里堆满光的积雪／没有好吃的／娘用灯光／招待客人。”

这首短诗最终获得了特等奖“金拇指奖”――奖品是一辆小汽车，而评委是他听说过而没见过的一些人――方方、李锐、迟子建、陈村、周国平、韩少功、蒋子丹。

2011年11月，在沉积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他推出了自己的力作――长篇小说《刀王的盛宴》，而这部作品得到了名家贾平凹、邹静之、麦家的鼎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