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代表发言稿范文

时间:2023-12-05 20:03:26

获奖代表发言稿

获奖代表发言稿篇1

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很高兴能作为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的代表在此发言。

我是系。我能得到国家励志奖学金,首先,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青年大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感谢学院领导和老师的栽培、鼓励,感谢家人、朋友、同学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正是有了你们的关心与支持,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在这个庄重的博能社成立大会上,我的内心充满了激情与自豪,有一份喜悦与鼓舞,也有一份压力。喜悦的是自己可以为父母减轻一些经济上的负担,感到压力的是拿到国家励志奖学金不是那么的轻松,不是那么的心安理得,他意味着更多的是未来的责任、感激、回报、进取、希望!

我来自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是用汗水赚取微薄收入的农民。我的家庭没有给与我厚实的财富,但却给了我改变命运的品质。父母赚钱的艰辛,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学习是知识更新的阶梯,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只有努力才有美好的未来。父母教会我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所以不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中,我都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每件事,不断奋进、拼搏。因为我深知,机遇只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每一份成功的背后都有辛勤的汗水。入学一年多来,我在各方面都有不少的收获。学习上力争第一,在一、二学期分别获得一、二等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称号。在努力学习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并多次组织青年志愿者去义卖报纸、福利院看望慰问孤寡老人、智障儿童、鼓山环保等公益行动。此外,在思想上积极向党靠拢,以“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为人生心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信念及党和领导的关心、栽培,才让我有幸拿到国家励志奖学金。“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而当初的芽,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功,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刚刚起步的时候,用无悔的付出,去浇灌那刚刚萌芽的种子。我坚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虽然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但我深知,与其它真正优秀的同学相比,我所取得的成绩实在是为不足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管曾经取得怎样的荣誉和成绩,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表将来。掌声终究会消逝,奋斗的脚步还要继续。古希腊寓言作家伊索曾说“人不可因名声与荣誉而成为盲目,因为所有得来的东西都是外物。”一切的一切都要以从零开始的精神去开拓,树立更紧迫更高远的目标,而非满足与停滞和安于现状。站在新的起点上,我将会一如既往地不断努力,全面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素质。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心态以及高度的责任心去对待每一件事。扎实学好专业知识,广泛涉猎,团结同学,乐于助人,虚心地向同学学习,与老师、同学多交流,发挥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国家奖学金以及国家励志奖学金,不仅仅是一种荣誉,它的设立,寄托了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一种责任,他促使我们学会高效学习,给与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它教会我们学会感恩,回报社会。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享受着党和国家的关心、照顾,我们更应热爱我们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在提高学习成绩的同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追求卓越,高瞻远曙而不鼠目寸光,在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中展现真正属于人的高尚品质。追求智慧之博大,精神之富有,品质之高尚,用辛勤的汗水焕发生命的光彩,以卓越的智慧折射生命之光的璀璨。用一颗感恩的心不断奋进。同时,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拿奖学金,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回报社会。我们既要有一种不为名利所累的心态,又不能安于平庸而碌碌无为,不思进取。我们要在宁静中用于进取,在淡泊中不甘于平庸,在追求卓越中力争人生的辉煌!小溪想要拥抱大海,需要锲而不舍的坚持;雏鸟要飞翔与苍天,需要振翅的勇敢;幼马要奔驰与旷野,需要跌倒又爬起的毅力。让我们以“只争朝夕,舍我其谁”的精神状态投入学习生活中,在祖国的蓝天下,拥抱梦想,放飞希望,把奖学金化作今后奋斗的不竭动力,立志在建设祖国的历史进程中勇挑重担,实现人生的价值!

获奖代表发言稿篇2

大家好!

我是来自**镇中心小学的教师,我叫**。首先感谢**县委宣传部、县委对外宣传办公室组织的这次大奖赛,感谢领导给我这次发言的机会。作为村小的一名教师,我就我的获奖诗歌作品《榜样》,谈谈我学习英模的一些认识和创作这首诗的过程。分以下三点:第一点是我为什么要写**同志,第二点是村小教师与英模的距离,第三点是歌颂英模诗歌是我最佳的表达。

一、我为什么要写**同志

提起**同志,在我们**镇都还是习惯地称呼他**书记,因为他曾经在**镇做过镇党委书记,在**镇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记得XX年夏天,**同志再次到**镇,当时他已经是县审计局局长了,并且离开**镇已经多年了。那时,在**镇仁德庵中学餐厅里,召开各村委会干部和全镇教职工参加的会议,**局长刚出现在主席台上,下面就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了足足有3分钟。那掌声说明了什么呢?就是对**局长工作成绩的肯定和对**局长这样的党的好干部的热爱啊!是他领导百姓们调整种植业结构,在当时带领我们种植大蒜,为我们铺就了一条辉煌的致富路;是他独具战略眼光,为**镇开挖了许多河沟,解决了农民的灌溉难题,更为XX年以来夏季排水提供了便利;是他的方方面面的工作为**镇的百姓开拓的视野,让大家冲开了长久以来的保守的种植模式的思想枷锁……我记住了那掌声,我更不会忘记**同志的典型事迹,所以,我要写他,把他当作我学习好榜样!

二、村小教师与英模的距离

作为一名村小教师,要写好作为县审计局局长的老党员,我诚惶诚恐,思考很久却无处动笔。有一天,我读了《**声屏报》和中国**网上关于**局长典型事迹的报道,真正感触到了典型人物的“敬业爱岗,无私奉献”的**尚精神。对比自己的工作,我感到**局长是我入党以来一直寻觅的好榜样。乡村教师和县领导怎么放在一起来对比思考呢?这让我很是困惑。再读**局长的事迹,我发现我虽然是村小教师,可我是一名新党员,**同志虽然是县审计局局长,可他还是一名老党员啊,我们都是党员,想到这里,我们的心就贴近了很多。我作为一名新党员要学习这位老党员,一定要学习他“爱岗敬业、身先士卒、克己奉公、一身正气、严于律己、追求卓越”的精神,在乡村小学里踏实工作、默默奉献。我想到了这一点,忽然感觉我和**局长的距离愈来愈近了,我要努力写好征文,力争把我对英模的敬佩之意和对典型的向往之情全部倾吐出来。

三、诗歌是我最佳的表达

选准**局长做歌颂的典型人物,而且怀有酝酿已久的“学习典型见行动,建功立业谋发展”的树立榜样的情结,我就开始动笔了。此时,我想我不能再写**局长的典型事迹了,我现在需要的是抒情,抒发我对心中英模的赞美之情和以典型做榜样的决心,我就决定写一首诗歌。于是一挥而就,《榜样》这首就写成了,虽然这首诗歌还相当的稚嫩,但是我终于找到了我英模情怀的最佳表达。

作为一名村小教师,我很难干出轰天动地的大事,很难成为大家眼中的榜样,很难成为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但是,我从典型人物、英雄模范的身上找到了做人的准星,我要踏踏实实教书,勤勤恳恳育人,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获奖代表发言稿篇3

请听众提意见和建议,对获奖的参与者和优秀听评员进行奖励,这是北京电台坚持多年的传统,被听众称为“花钱买意见”。4月2日,北京电台对2014年度在“听评月”中获奖的听众和优秀听评员进行了表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大会变身为交流会,表彰之外,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与会听众,5名获奖听众和大家分享了撰写评议稿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的方法和体会。

当天,北京电台对获奖听众进行了表彰,李挺、张书义等14名“听评月”征文一等奖获得者,杜奔新、孙兴国等10名优秀听评员,代表全体获奖听众上台领奖。现场除130余位听众外,北京电台多位台领导以及各专业台、多部门的负责人也在座,并认真听取了获奖听众的发言。

30多岁的李挺来自河南,这次是他第三次获得听评一等奖。他告诉本报记者,他从小就有广播情结,听说北京电台节目办得好,于是就通过网络关注和收听北京电台的节目。收听之余,他还撰写听评稿件,把对节目以及各专业广播的意见、建议反映给电台,六七年来写了几十篇稿件。“我觉得北京电台的很多做法值得其他电台借鉴,同时我也把其他台好的地方介绍给北京电台。”李挺这次的获奖稿件就对交通广播提出了几点建议。“我只是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供节目参考,不一定全对,电台办节目有自己的原则。”李挺说,他提的一些建议有的被电台采纳;而没被采纳的,相关专业广播的负责人则会对他进行解释、说明。电台广泛听取听众意见、建议的做法让李挺感到很受重视,也因此愿意为自己喜欢的“外地电台”建言献策。在交流会上,他以《撰写好广播评议稿件需要“四多”》为题,和其他听众分享了听评节目的经验和体会。

吴玲玲收听北京电台节目快60年了,参与评论节目也将近10年。会上她总结了自己听评广播节目的“三原则”,让现场很多听众感到很受启发。80多岁的老听众程继忠表示,这样的交流会很好,几位发言听众所讲的内容都是大家平时关心的,对其他听众今后更好地听评节目有帮助。程老还希望电台多办类似的座谈会或研讨会。而李挺也提议让电台采编播人员和听众一起交流,这样可以相互听取意见、想法。

电台总编辑王秋告诉本报记者,举办听众交流会就是希望听到更多听众的声音,直接倾听听众的意见和建议。王秋表示,北京电台每年都会把听众的评议稿件汇编成册,分类整理后发给各专业广播,让他们消化、吸收并及时给予听众答复,“这也是各台调整节目的重要依据。”

获奖代表发言稿篇4

新闻奖评选增加审核环节

1.评选标准更加严格。

2014年1月,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了《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评选办法》,主要有四项重要修改和完善。其中中国新闻奖评选标准趋于严格,在其总标准中明确规定:存在导向不当、有不良社会影响以及新闻要素不全、事实性错误等情况的作品,不得获奖。并作出了清晰界定:存在词序错乱、成分缺失、指代不明、事实交代不清、归类有误等情况的作品,不得获一、二等奖;意思表达不清或有歧义的作品,不得获奖(被采访对象口述和原文照搬引用的除外)。

存在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多字、落字等情况的作品(含视频作品和新闻论文)和存在主持人、记者表述有误的音视频作品,不得获一等奖。标点符号不准确不影响文意和记者现场采访口误非原则性错误的作品不受影响。

中国新闻奖关于差错方面原来也有类似要求,但像这样具体明确,设立门槛还是首次,而且增设了审核委员会,从机制上确保落实。

2.审核工作更加严谨。

首次设立的审核委员会,负责在定评工作前按《评选办法》规定对参评作品和参评人选的资质进行再审核。

审核委员除了对参评作品的舆论导向、新闻价值、写作逻辑、结构等进行严格审核外,对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多字、漏字等情况也锱铢必较。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明确表示:中国新闻奖制定了严格的评选标准,比如作品存在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多字、漏字等情况,不得获一等奖:以上错误出现两次以上(含两次)的,不得获奖。审核委员会共审核656件参评作品,建议撤销评选资格的87件。此前,经评奖办公室审读,已退回明显不符合评选标准的作品69件,合计撤销156件作品的参评资格。

本届评奖号称史上最严。审核委员会32位委员分成11组,拿着放大镜查找每一件参评作品里的错误。很多新闻作品感人肺腑,却因一些细节硬伤被审核委员会含泪拿下。

新闻作品审核的严谨还表现在申诉环节,审核委员会认为某一件作品不合要求,拟撤销参评资格,要说明相关理由,退回原单位。原申报单位可以提供证据进行申诉,审核委员会进行复核,也有7件作品因此“复活”。因此被取消参评资格的作品总数为149件。

针对部分声音说中国新闻奖评选变成了语言文字评选,审核委员会认为,新闻工作者应带头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新闻作品特别是获奖作品也应该是语言文字规范应用的样板。通过严格审核,“两奖”评选在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获奖作品也经得起历史和社会的检验。

审核汇总十类文字差错

审核委员会对撤销评奖资格的149件作品进行了统计汇总,发现其中广电作品23件,占比15.4%;网络作品19件,占比12.8%;平面媒体作品107件,占比71.8%。撤销原因绝大部分是存在语言文字错误和表述不当的错误。带有共性的错误可归纳为十个大类。

(一)标点符号使用不当。

这一类差错是大量的。审核中发现的常见错误主要有:整个段落一逗到底,该逗不逗,顿号逗号混用,分号句号缺失等。

(二)字、词误用。

这类差错的数量仅次于标点符号。又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明显的错字、错词。

这类错误的产生,尽管记者和编辑要负主要责任,但校对也难辞其咎。因为只要稍微认真一点,这些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2.同音词的误用。

这类错误主要是疏忽大意造成的。尤其是现在记者们写稿基本使用电脑,且多数人使用的是拼音输入法,读音相似或相近的词,很容易就随手而出,比如:“侦察”与“侦查”,“按耐”与“按捺”等。也有一些同音词是因为没有能够理解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而造成了误用,比如:“截止”与“截至”,“期间”与“其间”等。

3.“的、地、得”的误用。

在现代汉语语法中,“的、地、得”的使用是有明确分工的。定语用“的”,状语用“地”,补足语用“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上初中时就解决了的。但是,在申报作品中这三个字的误用却大量存在。

4.不规范的成语使用。

成语是汉语中的瑰宝,它言简意赅,意味深长,能够帮助我们以最精炼的语句,表达无限丰富的情感与思想。但是,成语往往是有出处、有典故的,其用字和含义已经约定俗成,不能肆意妄为。

5.不当的词语缩略。

为了精炼语言,减少字数,新闻报道中常常会使用缩略语,尤其在标题中。但是,缩略语使用不当,往往会给受众造成阅读理解上的麻烦。

6.生造的词语或表达。

这一类错误尽管数量不多,但其对语言的危害不容小觑。

(三)直接引语使用不当。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是新闻写作中经常用到的两种表达方式,直接引语是作者引用的采访对象所说的话,间接引语是作者复述的采访对象或者其他人所说的话。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是,直接引语必须以双引号标示,以表明所引的话是采访对象的原话,而不是作者的概括或整理;间接引语则不用双引号标示,是作者对采访对象或者其他人所说的话的复述。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要求完整、准确地引用采访对象所说的话,反对作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采访对象所说的话进行加工和整理。

我们知道,说话都是个体性的,很少有多个人同时说出一模一样的话来。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我国的新闻报道中大量出现过诸如“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众人纷纷表示”这样的表达。很显然,这是经作者加工过的引语,不能被当作直接引语使用。这个问题在新闻教育界反复说了多年,实践中虽有一定程度的改观,但类似错误仍然不绝如缕。本次审核时,这样的问题就不在少数。

(四)代词的误用。

所谓“代词”,即指代某人、某事、某物的词。通常又可分为人称代词,疑问代词,指示代词等。新闻报道是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人或事的反映,代词自然也就少不了。本次审核发现,代词的误用主要表现在人称代词上,常见的有:指代不明,指代错误和指代不统一。

(五)数字单位缺失。

鉴于日常新闻报道中数字的用法比较混乱,本次审核时专门给每一位审核委员复印了一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15835 -2011),以便参照执行。但是,审核过程中发现,根本不可能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的话,过不了“数字关”的作品会更多。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规定对一些阿拉伯数字与文字数字混用的表述一律不记为错误。比如,“1.7万”写作“1万7千”,“三万多”写作“3万多”等。但数字单位缺失仍然要记为错误。

(六)词语搭配不当。

词语搭配不当,指的是句子成分之间的关联缺乏合理性,即将意义上不能组合在一起的词语硬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比如,主语和谓语之间,谓语和宾语之间,宾语和宾语补足语之间。也有的是一个句子中部分搭配不当。

(七)词语重复。

词语重复是指同一个词语在句子中没有必要地重复出现。这种错误主要是不认真、不仔细造成的。

(八)句子成分缺失。

句子成分缺失,是指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缺少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比如,主语、谓语、宾语等,从而导致意思表达不清。

(九)语句杂糅。

语句杂糅,指的是本来应该分成两句或多句说的话,一股脑儿地被糅进了一个句子里,结果造成了意思表达不清,语义不明。

(十)硬凑句式。

硬凑句式,指的是为了使多个句子在字数上相等、在形式上一致,而不顾及其意义和词性,人为地往一起凑。这个错误常见于报纸的小标题。

评审改革倒推媒体变革

1.平面媒体遭受冲击最明显。

在被退回的作品中,平面媒体方面数量最多。据湖北省记协负责人说,湖北此次送评作品14件,退回6件,其中报纸作品为4件(后经申诉,“复活”1件)。据业内人士透露,报纸作品参评必须同时提交初始样报,如果发现有重新排版印刷的,将严厉处罚。因此即使在送评前发现差错,报纸也无能为力。眼下平面媒体需要做的是苦练内功,以此次评奖为契机,总结经验教训,加强记者、编辑、检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精品意识,让新闻作品经得起检验。

2.新闻采编要树立好稿意识。

中国新闻奖评审改革给新闻界很大震动。在不少业内人士眼中,一字之误是个小事情,现在却成为硬杠杠。有央媒高管直言:新闻无小事,作为行业标杆的中国新闻奖严格评审,将推动媒体规范采编流程,进一步提高稿件质量。福建、河南等地媒体已经行动起来,组织采编人员学习新闻奖评选改革内容,进一步强化精品意识,对内部的采编流程进行优化。

随着中国新闻奖的评审趋于严格,省一级新闻奖,乃至报社内部的新闻奖,包括年度、季度、月度奖都应向中国新闻奖的尺度看齐,这样才能使提交的候选作品合乎评选标准,提高命中率。

以此倒推,记者在采写稿件时要有好稿意识,除新闻性把握之外,还要注意文字表述,避免出错。特别是人名、地名、时间、数据和专业提法要格外严谨。因为有些字词差错,后面的编辑和校对环节还有可能防堵,但若是把一个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姓名、一个村庄的名称弄错,很可能一错到底。这次中国新闻奖审核中,委员们专门就某作品中“沈阳有35个少数民族”的表述向沈阳市相关部门查询,发现表述有误,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在编辑环节要有精品意识,一方面精心润色,提升稿件品质:另一方面要注意审核,不但要纠正原稿中的失误,还要防止加工过程中产生新的差错。有时制作标题会顾此失彼,有时删改文字会造成错漏,特别是在电脑上操作,光标移动、复制和粘贴、打字录入都可能失误,造成后生差错。建议编辑改完稿件后查看自己的操作记录.避免失误。

3.校检环节要强化精品保障。

校检环节是防堵差错的关键一环,也是最后一道关口,不论是作者的原生差错,还是编辑加工、排版制作环节造成的后生差错,都要靠校检人员的火眼金睛,排查险情,消除隐患。

校检环节应把中国新闻奖审核委员会的功能前置,查找并改正稿件中的差错,不但要注意字词、语法、逻辑方面的把关,还要防堵标点符号、数字运用、计量单位、字体字号、体例规范、图片表格等方面的失误。中国新闻奖评审改革对校检人员也许是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会重视校检工作,另一方面也会增加压力,毕竟攸关新闻作品能否入围。

校检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也要有精品意识,让合格成品见报。一是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中认真对待,做到大胆质疑,小心求证。常言道,术业有专攻,校检工作实践性较强,长期训练会培养一定的语感,如果在审读稿件时碰到不顺畅的地方,就要停下来仔细琢磨推敲,不要轻易放过。发现问题是第一步,然后确认问题,最后解决问题。要注意多查多问,查互联网,查工具书,进行综合判断,多与编辑记者直接沟通,把疑问解决。二是要加强学习,提高业务能力。现在的校检工作是校是非,原稿和校样一体,完全依靠校检人员通过专业判断查找漏洞,匡正失误。因此校检人员不但要学习语言文字法规,掌握出版方面的国家标准,还要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特别是国情、省情有所涉猎,拓宽知识面,拥有一定的专业素养,才能判断失误,不盲目存疑,才能在网络搜索中辨明有价值的参考线索,不至于以讹易正。

加强语言文字能力建设

1.母语运用能力有所滑坡。

我们的编辑记者、校检人员都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专业人才,但我们发现,真正的语言文字基础还是中小学阶段打下的,因为高考语文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到大学,英语考级拿证书成为当务之急:到了新闻单位,虽然每天码汉字,职称评聘方面英语却是硬杠杠。因此新闻工作者,业余时间手捧英语书的多,学习汉语的少。在实际工作中,包括这次中国新闻奖评选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采编人员在汉语运用方面还有不少缺失,除一些笔误外,经常出现同音字、形近字、近义词差错,也不乏成语误用、褒贬不分、数量混乱、指代不明、句式杂糅、搭配不当等问题,标点符号方面更是随意,能把引号正确运用的人为数不多。

2.业务建设轻忽语言文字。

长期以来,新闻采编人员比较重视新闻业务学习和培训,单位组织的培训活动也围绕新闻业务展开,语言文字方面常被忽视。一方面,大家认为天天说汉语,用汉字,从小学开始学语文,水平还不错,平时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钻研和积累不多:另一方面,汉语内容博大精深,要想学习,也不知从何下手。

其实新闻工作者要学习的语言文字内容不少,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语言文字不断推陈出新,《现代汉语词典》隔段时间就会修订,不但增收新词,旧词的词形词义也在更新,趋于规范。另一方面,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也在不断更新,新近推出的《数字用法》《标点符号用法》国家标准就需要掌握。在新闻工作实践中还涉及外来词、异形词、缩略语等规范和应用,也要引起采编人员的重视。

3.加强员工语言能力建设。

针对中国新闻奖评审改革和采编人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尚有欠缺的实际,加强新闻单位从业人员语言能力建设迫在眉睫。主要途径有:一是建立当日差错公示制度,把见报差错和防堵差错及时公布,通过新闻实践中鲜活事例提示容易出错的方面,让大家引以为戒。二是开展语言文字专题培训,请专家办讲座,针对媒体常见差错进行分析和总结。三是组织语言文字业务交流,包括创办内部交流资料,建立专业交流群,就语言文字问题进行学习和探讨,帮助采编人员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获奖代表发言稿篇5

广告中描述说“丧生于海啸的人比9・11多了百倍”,呼吁人们:“地球是如此强大。尊重她,并保护她。”但由于广告题材敏感,引发人们质疑:一是创作者伤害了9・11死难者及家属,对美国人的苦难有意失礼;二是违反常识,因为并没有科学数据表明动物消失、森林砍伐、温室效应与海啸存在必然联系,海啸通常是由强烈地壳运动引起。

后来随着作品的创作背景被不断曝光,人们发现这幅作品原来是DDB巴西仅在媒体上自费投放一次的“飞机稿”。最终DDB和WWF共同发表了一项道歉声明,把错误发表这幅广告归结于“双方的一些专业人员的不成熟”。同时,One Show也在其后专门发出通告:一旦发现,将对“飞机稿”的出品方(Agency)禁赛5年。

以惊艳、有效的广告创意著称的巴西广告界竟也发生这样的丑闻,让我们对巴西广告的前生今世无疑多了一份兴趣。我们知道,拉美地区是当今世界广告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巴西广告业的发展一直居拉美各国之首,尤其是近几年,被誉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广告备受世界瞩目,市场规模已排名世界第六。

若关注巴西广告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巴西广告业尤其是广告创意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巴西广告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伴随着电视媒体的发达以及电视剧高达90%的收视率开始腾飞的。进入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巴西广告界与国际合作的加强,巴西广告业更注重对国际广告发展趋势的研究,并从中汲取灵感,同时也开始改变早期一本正经的腔调,开始以更加活泼的语气和对话的形式,与广大受众沟通,使其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对话,所以此时的广告也更加的幽默和吸引人,也因为逐步形成了“很巴西”的广告风格。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巴西国内经济更加依赖进口,各种进口的汽车、白酒和奢侈品充斥巴西市场,一些外资开始进入巴西并逐步控制了很多巴西国内的商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随之影响到巴西广告业,因为跨国公司的老板们无法理解巴西广告的语言、幽默和风格,加之他们希望制作出来的广告能在拉美市场都奏效。这就要求巴西的广告必须既适应巴西市场,又必须为广大拉美人所接受。

巴西广告人成功化解了这一矛盾,也因此造就了今天独具一格的巴西广告――视觉型广告,即主要依靠视觉语言进行沟通(visual communications)的广告,而依赖语言符号表达的广告,如双关语、笑话等广告则有着先天的局限性,因为巴西的官方语言和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都是葡萄牙语。

总的来说,20世纪70年代开始,巴西广告就开始在国际广告界崭露头角,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然发展成世界广告舞台上一股独立的广告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人字拖哈瓦那(Havaianas)近几年来的大量广告作品(如图2),完全以视觉取胜,并赢得国际广告界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不过以视觉为导向的广告创作,本质上是一种以国际化为导向的做法。这也因此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不断出现一些专门为迎合国外评委而制作的“飞机稿”。其中1999年获戛纳金狮奖的辣酱广告(如右图),在广告创意领域最为知名,只是没几人知道其为“飞机稿”。

尤其是80、90年代里崛起的巴西创意人,在获得名声的同时,开始忙于争夺更多的客户,但不断地拿下国际大奖对此又是如此重要,结果很多甚至一次也没有的广告屡屡出现在国际广告大赛中,并以此赚取荣誉。这种“只关心广告奖而不是消费者”的情况之所以发生,也是因为很多客户出于具体的营销需求和战略,对一些过分国际化的创意并不认可。

不过巴西广告界逐渐意识到这种极端国际化的做法并不可取,所以现在这种“飞机稿”明显减少。但这对一些有抱负的年轻人包括一些中小广告公司来讲,已经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们为了展示才华或者为了赢得发展机会,依然会制作些“飞机稿”,只是为了满足参赛要求,他们会自己花钱在媒体上投放一次。

可见,在一个需要发展和被认可的国度或广告人那里,对“飞机稿”会有强大需求。若仔细审阅近几年中国广告界的一些获奖作品,同样能看到“飞机稿”的影子,只是没人去较真而已。存在未必合理,至少不应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广告业或一个广告人还不成熟的表现。

获奖代表发言稿篇6

一、大赛内容

1.教学论文:展示地理课程改革创新、地理教学实践探索的经验文章。

2.教案学案:呈现地理新教材剖析研讨、地理课堂设计探究的课例课案。

3.教材教辅:交流校本与乡土教材开发利用、高考与中考复习指导编撰的研发成果。

4.教研课题:汇集各类型科研课题、各层次教研成果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著作。

5.学生论文:荟萃中学生、师范生、研究生学习历程、行动研究的心得体会。

二、大赛要求

1.教学成果应观点鲜明、主题明确,有启发性和代表性;表达准确、格式规范、条理清楚。请在稿件中注明详细联系电话、地址及邮箱。

2.可寄纸质稿件也可寄电子稿件。纸质稿件请寄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师范大学《地理教育》杂志社收,邮编:400030,务请在信封正面注明“探索杯教学成果大赛”字样,以区别于其它稿件。电子稿件请寄至:,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探索杯教学成果大赛”。

3.参评稿件每篇评审费为120.00元(中国地理学会正式会员凭会员证复印件,每篇稿件评审费100.00元)。若需刊有获奖名单的第9期杂志,请在评审费基础上加汇9元。寄出稿件时请一并从邮局汇款且在汇款单附言注明“评审费”字样。汇款人姓名、地址需与稿件作者的姓名、地址一致,以免出错。汇款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师范大学《地理教育》杂志社(400030)。

4.大赛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截止(以当地邮戳为准)。

5.欢迎参赛,具体事项请与大赛办公室联系:023-65362774。

6.请自留底稿,恕不退稿。

三、评奖办法

1.主办单位将邀请有关专家、教授、特级教师组成评选委员会,对稿件客观公正地评出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

2.获奖证书将加盖中国地理学会、《地理教育》杂志社公章。

3.获奖揭晓后,拟将在本刊2014年第9期公布获奖名单。

4.欢迎对本次活动提出意见及建议。

中国地理学会 《地理教育》杂志社

获奖代表发言稿篇7

2011年1月14日,参会者从花红柳绿的南方、从大西南和西北、从东海之滨、从首都北京等地齐聚北国春城――长春,他们带着以会会友的心情、交流创作经验的目的,乘火车、坐飞机不远数千里,来到大赛主办方杂文选刊杂志社所在地。

1月15日上午,一个人们期待许久的时刻到来了。在长春会展中心大酒店会议厅,大家等待着大赛揭晓的时刻。

8时30分,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著名杂文作家谷长春等评委走上主席台。会议主持人、《杂文选刊》执行主编、副社长、大赛评委王芳宣布颁奖大会开始。祥和而悦耳的音乐响起,王芳致欢迎辞后,请谷长春讲话,他对这次大赛表示十分高兴、满意,并向各位嘉宾表示感谢,他对杂文寄予希望,并希望在座的媒体和作者再创佳绩。

接下来主持人请大赛评委阮直宣布大赛优秀奖得主名单,悠扬的乐曲声响起,获奖者走到台前,从阮直手中接过鲜艳的获奖证书和奖金,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获奖者代表发表感言后,阮直发言祝贺。接着是评委朱大路宣布优秀编辑和创新编辑奖及作品三等奖名单,又是一阵美妙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北京日报》杂文编辑杨子女士发表获奖感言,她以“以杂文的名义,我们组成集团军”的题目,声情并茂地称赞了首届大赛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朱大路评委的发言字斟句酌,情深意切,对大赛及参与大赛的嘉宾寄予更大期望。徐怀谦评委宣布二等奖获奖名单,现场又一阵热烈的掌声,主持人也随着临近揭晓一等大奖而格外心情激动。在二等奖获奖者瓜田、杨学武、刘齐和徐迅雷的获奖感言中,瓜田与刘齐的相声式发言别具一格,引起会场一阵又一阵笑声。徐怀谦在大家笑声中,发表了语重心长的感言。这时,人们既紧张又兴奋,等待一等奖的揭晓。主持人请刘成信先生宣布一等奖获得者。人们屏住呼吸,只听刘成信提高了声音,一字一顿地宣布:“《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作品奖一等奖是――《让人敞开批评天塌不下来》,作者张心阳!”乐曲声、掌声响成一片。几位摄影摄像记者齐聚主席台前,在张心阳周围摁快门,全场达到高潮。

接着,主持人请刘成信先生讲话。

刘成信没有讲稿。他简单地介绍了《杂文选刊》的创办历程,他吐露了研究杂文和创办《杂文选刊》的甘苦与屈辱。说到动情之处,他的声音几次哽咽。评委阮直两次站起来高声呼吁:“给这个颁奖,给那个颁奖,最应该给刘成信先生颁大奖!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杂文事业!”全场长时间响起热烈的掌声。

颁奖会在激动、感动的气氛中结束。

下午,杂文论坛又将五十多位嘉宾聚在一起。徐迅雷、游宇明等纷纷发言,与会者对杂文创作充满信心,纷纷表示要刻苦创作、力争有更好的杂文问世。大家还相约:第二届全国杂文大赛再相会。

至此,“《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及“颁奖大会、杂文论坛”圆满落下帷幕。

获奖代表发言稿篇8

[关键词] 茅盾文学奖 文学编辑 艺术真实观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4-0048-05

Literature Award and Views on Artistic Reality of Literary Editors:Discussion o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Three Prize-winning Works of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Hao Dan

(School of Art,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in 1978 was the new begin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In 1981, according to the last wish of Mao Dun,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the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for novels. Facing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award, the views on artistic reality of literary editors played decisive roles in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orks. The first three prize-winning works embodie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literary editors on living reality and artistic reality in the subject, and also reflected the people’s standpoint and the persistent introspection and thought of them in the theme. The foresight, the courage and the tenacity of the editors contribu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works and their crafting helped the works get the honor.

[Key words] The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Literary editor Views on artistic reality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向“四个现代化”的文艺领域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气象,文学评奖制度的体系性展开就是其中之一。文学评奖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生产的调控行为,它以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性的价值判断来影响文学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同时更进一步地影响读者的阅读行为。在新环境下,文学评奖无疑提供了新的“艺术标准”,作为文W生产者的文学编辑自然会顺势而行,努力将符合时代需求和读者阅读需求的作品推介出来。因此,文学编辑的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在其组稿、选稿、改稿、审稿和发稿的整个过程中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新时期的文学评奖肇始于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之后又有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全国优秀新诗奖以及专门针对长篇小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自1981年设立至今,已经评选过九届。茅盾文学奖前三届获奖作品的单行本大多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少数作品的出版时间在1977年至1979年之间[1],都是在粉碎“四人帮”、建设“四化”的背景下走到读者面前的。1991年“八五计划”开始后,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繁荣,文学作品的价值评判标准日益多元化,文学出版逐渐展现市场化趋势,文学编辑的视野由此拓展开来,不再拘泥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规约出的艺术标准,对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的强调也就有所削弱。

1 文学评奖与文学出版的现实主义诉求

新时期文学对于现实主义的热切呼唤与“文革”十年政治对于文学的强行捆绑密切相关,“自由表达”与“真实表达”不仅是作家的渴求,也是读者的期待。文学评奖与文学出版作为文学生产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响应“时代的号召”。

1.1 评奖的“国家性”与茅盾文学奖的“思想性”标准

如前所述,1978年开始设置的诸多文学奖项都服务于新时期的文艺建设,因此这些文学评奖无一不是新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为之”: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新诗的评选活动由《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协作进行,而这些评奖实际上都是受中国作家协会的委托,1981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也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2],这就意味着上述文学评奖都具有鲜明的“国家性”。那么,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呢?在经历了十年思想大动乱的情况下,能够真实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并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和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自然是国家所需、人民所需。茅盾文学奖在评选标准中一直强调“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原则,其实就是出于这种需要。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内涵有所不同。 茅盾文学奖的“思想性”是面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新阶段的,也就是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首先一定要在思想层面能够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积极影响。更进一步说,这个“思想性”还体现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引导,这就需要获奖作品既能尽量地贴近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情感共鸣,又能深化读者对于历史、当下生活及未来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前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对于作品“艺术性”的强调较之“思想性”来说相对较弱,这一方面是受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建设之需所限,另一方面也与作家自身的艺术水平尚需通过更多的写作实践来提升有关。

1.2 面向文学评奖的“文章合为时而编”

新时期以来,文学出版在文学评奖制度的铺陈中展现出新的活力,“文章合为时而编”成为其时文学编辑一个重要的工作面向。事实上,1970年代末以及整个1980年代出现的许多文学刊物都是为了迎合文学评奖而产生的,它们同时也成为文学作品最终能够实现出版发行的重要阵地,比如《小说选刊》就是《人民文学》为了及时满足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评奖而增办的,《长篇小说》丛刊是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为更多地组织和出版有潜力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而筹办的。1980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韦君宜明确指出,文学出版单位“应该以抓新的创作为主,首先应该出版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各种不同体裁的新创作,例如揭露‘四人帮’、反映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表现全国人民为实现‘四化’正在进行新长征的作品”[3]。

统观茅盾文学奖前三届获奖作品,无论是反映当代生活的,还是回望历史事件的,都在“思想性”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在第一届获奖作品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将军吟》这四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对十年“文革”的揭露、批判和反思;在第二届获奖作品中,作为“改革文学”代表作的《沉重的翅膀》对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工业改革之难进行了全面揭示,《钟鼓楼》通过讲述1980年代初期的北京市井故事激发人们对现实生活和民族心理的思考;在第三届获奖作品中,《平凡的世界》讲述的关于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故事就发生在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第二个太阳》反映的是许多无名英雄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做出的艰苦卓越的努力,读者不仅能够从中读到历史,更能感知爱国主义的奉献精神对于当代人仍有的巨大现实意义。获奖作品在内容和思想上的强烈时代感恰恰反映出文学编辑在组稿和选稿过程中“为时而编”意识,这种编辑意识与文学评奖之间所产生的互动深深地影响了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接受。

2 文学编辑的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

1970年代末以及整个1980年代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十七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正如著名编辑家秦兆阳指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首先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当它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4]。文学编辑对于服务于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重视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这里的“艺术真实”是一种客观艺术真实,强调作品对现实生活或历史事件的客观反映,与主观艺术真实特别强调的情感真实相区别。

2.1 稿件题材要求:生活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题材是前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骨骼,题材直接决定作品能否被有效地支撑起来并有机会获得编辑和评委的青睐。于此,生活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文学编辑对于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作品的基本要求。这里所说的“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复制或者还原生活和历史,而是一种以现实生活或历史事件为基础的符合客观逻辑的艺术虚构。“‘真实的效果’是文学虚构产生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信仰,这种信仰是通过拒绝指向被意指的真实而产生的,而这种意指允许人们在拒绝了解真实情况的同时了解一切”[5]。正如韦君宜指出的,“选稿的首要标准,是有生活的,具有真实性的作品”[6],而“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是完全一样的。怎样把张三和李四的特点捏合在一起,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看起来又是一个真实的人,就要在这方面下工夫。所以艺术又不能不虚构,但这种虚构决不同于造假,造假是根本没有那样的生活根,虚构是你在生活中并没有看到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但这样的事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有真实的生活的基础,才能进行虚构”[7]。

事实上,无论是生活的真实,还是历史的真实,文学编辑对题材的考虑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稿件的题材是否具有时代意义,比如像《将军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沉重的翅膀》《钟鼓楼》《都市风流》《穆斯林的葬礼》这样的作品十分贴合读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必然会引起编辑的注意;二是作者在处理选材的过程中是否遵循基本的生活实际或史实,比如姚雪垠在写作《李自成》时翻阅了大量史料,而其第1卷的责任编辑、第2卷的协助编辑江晓天也对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人物甚至语言进行了严谨把关;三是作品在表现相同题材时是否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独特的思想深度,比如《芙蓉镇》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文革”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编辑从古华尚不成熟的初稿中看到作者对于“文革”的反思,这与仅仅以揭露“文革”伤疤为旨归的“伤痕文学”有很大区别。

2.2 表达主题要求:人民的立场与当代的省思

主题是前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灵魂。文学编辑深知,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中,人民的立场是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对当代的省思是文学作品的最终旨归。这实际上与茅盾文学奖评奖强调的“思想性”内涵以及倡导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是相通的。

秦兆阳认为作家创作想要实现艺术的真实,“一是要站稳人民的立场,二是要不断丰富生活的经验、不断加深生活的体验”[8]。《将军吟》《芙蓉镇》《钟鼓楼》在单行本出版发行之前,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当代》杂志上刊发过。从1979年初到1994年10月,秦兆阳一直任《当代》的主编,他强调“刊物要突出时代性、现实性、群众性和多样性”,要体现“‘五气’,即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要反对邪气和泄气”,“发表的作品,要反映时代的风貌、人民的意愿,表现人民最敏感、最关切、最激动的生活内容”,要通过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启发读者的思想,宣泄读者的情感,提高读者的判断能力,激励读者的生活意志,能引导读者积极向上”[9]。“作者自己必须真心实意地跟人民结合在一起,必须走真诚的、真实的、先进的人生实践之路,然后才可能把自己真实的人生与自己作品真实的生命溶为一体”[10]。正是从“人民的立场”和“启发读者的思想”出发,始终推崇现实主义创作的秦兆阳才会将《冬天里的春天》这样一部融合了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品带到广大读者面前,因为这部作品确实是其时人民之所需,它“与社会生活中清除左祸长期肆虐所造成的诸多弊端和恶果的过程相呼应,并配合当时蓬勃发展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需要”[11],而秦兆阳在编辑和出版此作上做出的努力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优秀的文学编辑家的艺术气度和社会责任感。 3 编辑团队与作者的“集体写作”结晶

大多时候,相对于作者来说,编辑是典型的“幕后工作人员”,好的编辑既有发现好作品的眼光和推出好作品的魄力,也有为作者修改稿件提出好意见和好见解的能力。其实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都很忌讳“集体写作”一说,作者会认为这种说法剥夺了自己在创作作品过程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亵渎了自身的艺术创作能力;而编辑也并不愿“越权”,他们对职业身份的认知更倾向于是“推手”或“参谋”。然而,在新时期之初那样一个亟需文艺改革建设的大环境当中,在国家性文学评奖的强力推动和刺激之下,编辑团队与作者合力进行的“集体写作”却并非是一个贬义词。作者仍然是作品的执笔者,仍然对作品拥有绝对的操作权,只是编辑在更加熟悉评奖标准和出版制度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参与修改来引导作品更顺利地面世,并获得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广大读者的肯定。

3.1 编辑的眼光、魄力和韧性促成作品的出版

茅盾文学奖前三届获奖作品的作者在当时有的是已成名的老作家,有的是无人知晓的文学新人,他们的作品有的在内容上和思想上涉及敏感话题,有的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具有新奇而危险的魅力。对文学编辑来说,在作品没有刊发、出版和获奖之前,这些实际上都是极大的考验。因此,在甄别和打造有潜力的文学作品方面,文学编辑的眼光、魄力和韧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1980年,《芙蓉镇》的作者古华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创作员,他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创作了《芙蓉镇》的草稿(原稿名为《遥远的山镇》)。当他把这份草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炜时,实际上只写了四分之三,且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王秋赦还没有出现。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编辑还是从中看到了作品的“反思”光辉以及在人物塑造和结构设计上的新意。随后,刘炜又把书稿拿给分管广东和广西的编辑彭沁阳,彭编辑也对书稿给予肯定。这样,两个编辑就将支持意见和书稿交给了当时人文社小说南组的副组长、复审龙世辉,龙世辉读过书稿后也非常惊喜,古华由此获得在京完善和修改小说的机会。

编辑除了要有过人的眼光,还要有惊人的魄力和韧性。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出版环境受“文革”余风影响,恢复速度相对缓慢,而像《李自成》(第2卷)这样在“文革”末期问世的作品,其出版过程更是极为艰难。应该说,编辑江晓天为《李自成》(第2卷)的出版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方面在书稿本身的修改完善上,江晓天和作者姚雪垠常常写信沟通,即便是在政治斗争为书稿的修改带来巨大压力之时,江晓天也始终同姚雪垠一道坚守作品的艺术品质;另一方面在书稿的出版遇到严重阻碍时[12],江晓天勇敢而睿智地建议姚雪垠上书毛主席,在取得上级的出版支持后,江晓天又帮助中国青年出版社重获《李自成》(第2卷)的出版权(原本已规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其实是得益于编辑和作者之间的深厚友谊,“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的说法也由此传开。

文学编辑的眼光、魄力和韧性其实都受到他们的“艺术真实观”的影响。1986年,《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之所以错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1部),就是因为当时读稿的青年编辑周昌义的“艺术真实观”出现了偏差。当然,这种偏差的产生既与编辑的个人阅历和经验有关,也是当时出现的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潮流的影响之果。

3.2 编辑的精心“打磨”推动作品获奖

《沉重的翅膀》的编辑出版和获奖过程十分曲折。写作工业改革题材作品的想法是编辑韦君宜提供给张洁的,她认为张洁有二十年在工业部门工作的背景,有能力驾驭这样的题材,这充分反映了韦君宜作为一名优秀编辑对时代脉搏的把握非常精准,对作者的了解充分。1981年,韦君宜在看过初稿后,明确了作品的优缺点,并同张洁商量改稿事宜。与此同时,章仲[13]和苏予也加入到作品的编辑工作中来,两人都为这部作品提供很多有效的修改意见。《沉重的翅膀》在《当代》杂志发表以后,引起极大关注,一些人对作品给予较高的肯定,但也有些人以政治立场问题向作者发难,认为作品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有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应当受到批判。因此,在单行本出版之前,张洁和韦君宜、周达宝[14]等编辑又对作品做了近百处修改,遗憾的是,1981年12月出版的单行本仍旧没能逃过“政治性错误”的罪责,有关部门领导还要求作者和编辑、编审都要为此承担责任。由于所谓的“政治问题”,原本已被评委通过的《沉重的翅膀》最终无缘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韦君宜仍旧为保全这部优秀的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而奔走。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总编辑何启治回忆,在《沉重的翅膀》受到批评和打压之后,韦君宜亲自找胡乔木和邓力群等领导同志做疏通和解释工作,这样才让这部作品有机会最终问世[15]。后来,张洁在编辑的帮助下又对作品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但却一直没能满意,于是她决定亲自到工厂去体验生活。对于作品第四次的修订,“韦君宜于1983年11月写了长达四页纸的审读意见,对修改稿作了充分的肯定,并逐页提出作者和初、复审遗留的问题,请作者最后改定”[16]。这样,1983年12月定稿的《沉重的翅膀》第四稿,也就是张洁捧得茅盾文学奖的版本,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内容是重写的,整部作品的篇幅也有缩减。从整个过程来看,韦君宜作为编辑不仅具备极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眼光,拥有较强的执行能力和沟通能力,而且对于文学评奖的标准和文艺建设的需求都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和理解。

《沉重的翅膀》的出版和获奖编辑韦君宜自然功不可没,其他作品的刊发和出版以及最后的获奖也离不开编辑的耕耘。在审读《黄河东流去》下部时,编辑吴光华依据史料中关于黄泛灾难死亡人数的记载对小说中“7户人家20多口人一个未死”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此外,他还给小说合理地增加了六处新内容[17]。章仲锷在编辑《钟鼓楼》时,一方面尊重刘心武的艺术风格和作品的“京味儿”理念,为小说开头添加了传奇性的楔子,为结尾增加具有时代气息的恳谈会细节,另一方面为方便读者阅读,为作品中的老北京方言加入注解性文字[18]。基于对“艺术真实”的强调,龙世辉等编辑在审读《芙蓉镇》初稿后认为作者在塑造和处理黎满庚[19]这个形象时缺乏合理性,提出对这个人物的质疑,作者于是将黎满庚身上的“恶”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也就由此增加王秋赦这个人物。 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以及面向评奖的文学作品的出版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文学编辑往往比作者更熟悉时代所需、国家所需和读者所需。文学编辑在他们的具体工作实践中倾向于选择哪类书稿、乐于修改和提升哪类书稿、愿意为哪类书稿坚持甚至承担政治风险,都是源于他们在这一时期秉持的社会主义“艺术真实观”,尽管这个“艺术真实观”以“社会主义”为前提,尽管它在“艺术”和“真实”之间更强调“真实”的力量,但它无疑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的呈现命运和读者的阅读取向。

注 释

[1]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共六部: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红岩》1979年第2期,最初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魏巍的《东方》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姚雪垠的《李自成》(第2卷)最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莫应丰的《将军吟》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3期,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古华的《芙蓉镇》发表于《当代》1981年第1期,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共三部: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分上、下部,上部最初由北京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下部发表于《长篇小说》丛刊1984年第5期,最初由北京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连载于《十月》1981年第4期和第5期,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其获奖版本为修订版,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刘心武的《钟鼓楼》连载于《当代》1984年第5期和第6期,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共五部(获荣誉奖的萧克的《浴血罗霄》和徐兴业的《金瓯缺》除外):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1部)发表于《花城》1986年第6期,最初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6年出版,全书(共3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出版;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最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连载于《长篇小说》季刊总17期和18期,后又选载于《中国作家》1987年第6期,最初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凌力的《少年天子》最初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孙力和余小惠的《都市风流》最初由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2]参见中国作家网“机构”项中的“中国作家协会简介”,http://chinawriter.com.cn/zxjg/

[3]韦君宜.新形势下的文学出版工作[J].出版工作,1980(1):29

[4]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J].人民文学,1956(9):1

[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序言 作为福楼拜的分析家的福楼拜[M]//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新修订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30

[6]韦君宜.老编辑手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2

[7]韦君宜.从编辑角度谈创作[J].民族文学,1983(1):82

[8]达流.从人和社会的关系把握文艺:访秦兆阳先生[J].湖北社会科学,1992(1):33

[9]朱盛昌.秦兆阳编当代[J].当代,2014(3):212

[10]秦兆阳.“真实”杂谈:一九八年八月在文学讲习所讲课的记录[M]//文学探路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56

[11]何西来.《冬天里的春天》和李国文的小说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8(4):23

[12]1974年前后,原本负责出版《李自成》(第2卷)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各编辑室收到“三结合”临时领导小组的命令,要求将“文革”前的约稿和存稿全部取退或转让;另外,国务院出版局布置学习上海经验,即出版要由编辑部先定题,然后根据定题找材料,并从机关、工厂和学校调人来参加写作。

[13]《沉重的翅膀》在《当代》杂志1981年第4期和第5期发表时的责任编辑。

[14]1981年出版的《沉重的翅膀》单行本的责任编辑。

[15]何启治,黄发有.用责任点燃艺术:何启治先生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4(2):71

[16]何启治.不同种类稿件的编辑工作(四)第四部分 小说的编辑工作[J].编辑之友,1991(4):43

[17]田耕.掘井十年方见水:我们是怎样抓长篇小说出版的[J].出版史料,2002(4):12

[18]章仲锷.我编《钟鼓楼》[J].出版工作,1986(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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