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纳发言稿范文

出纳发言稿篇1

【关键词】电子商务 税收 政策 

一、引言 

近年来，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但由于电子商务交易具有电子化、无形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使现有税收征管法律无所适从。 面对我国电子商务税收征收的状况和难点，我国已经开始研究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并着手构建电子商务的法律框架。2015年1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文称《意见稿》），该《意见稿》目前已完成意见征集，预计将在2016年实施。在税收管理法正式修订后，就会使电商企业纳税有法可依。 

现有电商企业中以个人网店的分布范围最为广泛，由于其成本低，没有实体店的租金烦恼，所以能够取得不错的收益，但是若要纳入纳税范围，那么成本则与实体店铺相差无几，会对现有的电商市场造成冲击。电商企业中由于B2B和B2C都是以企业为结算单位，在企业注册成立时，已完备税务流程，都在税务部门监管之下，可以向个人或企业出具发票，而对于目前唯一存在争议的C2C模式，还不能够明确的界定个人网店是否能够作为纳税人实行纳税义务。 

二、电商企业C2C模式下税收草案的实施难题 

电子商务企业负有纳税义务是不具争议的问题，从《意见稿》的颁布实施来看，征税主要针对从C2C模式。其实在此之前，并没有提出要对个人网店征税，一方面是出于发展微型经济的考虑，另一方面是确实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对这一块空白做出补充。但是若要将个人网店纳入纳税范围，其竞争力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会非常大，很多人反对在今天这个时期征税，所以在C2C网店模式下，《意见稿》实施遇到的实施阻力将最大。加上现行信息技术问题，《意见稿》的实施将面临很多问题： 

（一）《意见稿》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存在一定实施难度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除了B2B等具有一定规模的经营者外，还存在很多小规模的、分散的从业者，他们可以不用在工商进行登记、经营场所不固定、也不需要对消费者开具发票，只要交纳一定的注册费，就能进行网上经营。由于税务对网上经营者的管理不到位，且交易平台和税务机关之间、各地税务机关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所以税务管理部门和从业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于规模较小的B2C以及C2C经营者，税务部门很难将其全部进行传统的纳税登记，导致纳税人基础信息缺失。 

（二）《意见稿》规定开具的电子凭证易被篡改 

在传统经营形式下，课税凭证是指经营交易过程中使用到的发票、凭证、账簿和合同等能保存下来的纸质记录纸，能够辨别而且涂改会留下痕迹。而在电子商务的形式下，由于网络交易和商业服务服务的各种凭据，比如：合同订单和各种凭证等都是在网上以电子和数据的无纸化形式存在，而目前PS技术相当发达，电子凭证在被修改之后可以在不留下任何痕迹的。如果纳税人利用PS等技术对电子凭证进行加密或者篡改，依据目前的税收征管法，税务机关没有适应的措施可以解决这种对抗行为。因此，随着电子商务以及课税凭证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税收征管也逐渐失去了最直接有力的纸质基础。 

（三）《意见稿》基础上针对C2C的税收优惠政策亟待确定 

我国现有的税制体系针对的是社会全行业，由于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的历程和运营的特殊性，采用当前的税制对电商企业征税有失公平。特别是个人网店，经营规模小，成本低，竞争激烈，价格战是其主要竞争手段之一，若要纳入纳税范围，它们将正式加入到一场“公平”的市场竞争游戏中，其竞争力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此时的税收政策应立足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可以制定较优惠的税收政策，让他们在税收的惠泽下发展壮大，达到条件的逐一征税，逐步规范电商的税收征收管理。 

三、解决税收草案实施难题的建议及措施 

（一）建立交易平台与各地税务机关之间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个人网店中，每个网店都必须做好实名登记，规定交易额达到一定额度的经营者，有义务在工商进行注册，并且税务机关要要求第三方支付平台共同监管；信誉和销量都比较好且有一定规模的卖家，税务和工商机关应引导其注册公司进行规范经营。还可以建立一个电商税务服务平台，将交易平台获得的交易数据实施传输给各地税务机关，以实现信息的有效共享。 

（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实行税收征管 

由于电子商务经营的灵活性，我国应积极开展电子工商注册和普及电子发票，这样有利于工商部门对电商经营进行监管，为对电商企业征税提供了电商的纳税人身份依据。其他行业的征税依据是发票，但电商企业特别是个人网店通常不会提供发票，税务部门就无法监管这类交易。如果普及了电子发票，就使电商的交易有凭证可依，也为相关部门掌握电商的交易提供了可参考的数据。 

（三）制定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对很多电商企业而言，主要经营形式是薄利多销，收入少，压力大，特别是个人网店，现行税制下其没有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我们不能让他们一步到位的全部依法纳税，应循序渐进，引导他们逐步适应税法。虽然近年来电子商务的趋势愈演愈烈，但电子商务的发展在我国才是一个开始，制定税收政策时应立足于促进课税对象的健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商务的发展初级阶段不适合马上开征新税或附加税，应主要通过对目前税收要素的重新界定来处理电子商务涉及到的税收问题。所以，对电商企业可以实行分级纳税，对相应的营业额实行相应的税率，实行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条件，针对个人网店，可以实行减半征收或者抵扣相关税收，在国家出台具体的税收政策之前不要求补税，同时提高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给予其生存的空间。 

四、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电商的纳税问题已经有了原则性规定，但其实施效果还是未知数。本文针对即将面临的电商中C2C模式的企业缴税问题进行研究，细化到其运营过程，从细节方面入手，挖掘其隐藏的流转税纳税问题，从信息披露存在难度、电子发票易被窜改、个人网店税收优惠政策亟待完善等方面来阐述《意见稿》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并从多个方面为改善这些问题提出建议。一方面使国家税收得以保证，另一方面也要使个人网店征管合理，以期达到平衡税收征收和发展电商企业的双赢效果。 

参考文献 

[1]王婷婷.大数据时代电子商务征纳税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当代经济管理.2015.37（8）；78-85. 

出纳发言稿篇2

一、报告修改的程序和方法

“文章不厌百回改”，所有的精品力作，必然是反复修改的结果。综合近年来各地人大工作报告起草的经验和做法，报告的形成应该经历以下程序：首先，起草小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工作报告写作提纲；其次，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集中精力完成初稿写作并征求意见；然后，经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印发全体人大代表征求意见，根据代表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最后，印发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人代会。笔者以为，在写作人大工作报告的具体实践中，要努力把握好以下环节：

1.及时征求“内部”意见，内容要改得“全面”

人大工作报告初稿（第一稿）形成后，为保证报告内容归纳得全面准确，且正确评价一年来的工作成效，及合理规划来年的工作构想，应及时召开座谈会，征求直接参与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驻会委员及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一般应在座谈会5日前将报告初稿印发至常委会领导及工作委员会，以保证相关领导和同志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阅看，并在对分管工作或本委一年工作进行梳理、对来年工作进行规划的同时，对报告初稿内容提出中肯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报告起草小组的同志要认真对照“内部”意见，用全局观点统帅报告内容是否详尽、结构是否合理、段落层次是否分明等，并进行一气呵成的修改，确保报告内容全面客观。

2.加强互动交流，内容和形式要改出“新意”

人大工作报告是每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履行的一项会议程序，是总结一年来人大工作做出的新成绩、新举措、新经验，报告结构应紧扣时代主题，要富有时代性和创新意识。结合工作实践，我们觉得要突出人大工作报告的鲜活和新意，报告起草人员应加强与人大代表及广大群众互动交流，在深入实践中加深对人大工作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

一是注重深入实际调研和挖掘，让报告“活”起来。人大工作报告的创新，需要我们在起草报告过程中深入基层，多进行调查研究，把人大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细致采访和挖掘，围绕时展主题和人民群众心声与愿望，从不同角度搜集和整理人大工作在社会各个层面的闪光点与主导作用。要善于观察与发现，精于学习与“变脸”，这样写报告就会出彩、出新意，就会避免出现老话、套话与空话。

二是召开会议讨论修改，让报告“厚”起来。某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座谈会在讨论报告时踊跃发言：“这份报告中不要自己表扬自己的工作，成绩要留与民众去评说。”“人大工作报告要有新意，就一定要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亮点……”与会成员充分肯定了工作报告的整体布局和框架，并根据各个角度各抒己见，为修改报告建言献策。座谈讨论修改工作报告，通常能产生更多的真知灼见。为此，在人大报告修改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要对工作报告的总体构想、人大工作的初步设想等向与会同志通报。与会人员应围绕报告修改稿畅所欲言，相关工作人员及时记录。会后围绕与会人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及时综合意见并进行讨论、修改，确保工作报告框架合理、思路清晰、任务明确、保障措施有力，使报告在凝聚了各方智慧后，立意更高、内容更加“厚重”。

3.广泛征求修改意见，要改得“精当”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广大人大代表作为人大工作的主体，对人大工作最具话语权。为保证广大代表的参与权和知情权，更大范围内征求对工作报告的修改的意见建议，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常委会组成人员及部分人大代表发放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指正。将报告征求意见稿发放给他们，不是单纯的一种形式，而是为了征询对征求意见稿的有关内容、文字表述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以及新一年人大工作的建议意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常委会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归纳、梳理，积极采纳，进一步修改、充实工作报告，使之更好地体现广大人大工作者的共同意愿。这样，既有利于提升人大工作报告的质量，增强认同感和满意度，又有利于进一步开拓新一年人大工作思路，提升人大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此阶段，在保证内容的全面、客观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精雕细刻，推敲锤炼，增删润色，去除假大空，减少篇幅，充分保证报告内容凝练精干、详略得当。

4.提交常委会审议报告（讨论稿）并修改，改得“细致”

对提交人大常委会会议的报告（稿），要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建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重“细”和“严”，力戒出现文字误差或语句不当。人代会上，由人大代表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后，再进行修改完善，人代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批准工作报告的决议后，才成为最终定稿，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二、报告修改的几点注意事项

“刀不磨不快，文章不改不好。”人大机关的其他所有文稿都不会像工作报告这样，受到这样的重视，经过这么多程序，凝集这么多人的智慧。为保证文稿的质量经得起广大代表和群众的检验，在修改的过程中，还要特别做到“三看”：一看主题是否突出。要看上级的要求精神有没有在工作报告中充分体现，本地党委提出的发展思路是否得到贯彻，是否做到了“讲政治”与“求发展”兼顾。二看逻辑是否严密。要看本年度工作的总结、当前形势的分析和下一年度工作的部署，三部分之间能否自成体系，又构成有机的整体，并顺畅地体现出工作报告的主题。三看语言是否精练。工作报告内容多，但忌冗长，能一句话讲完的，决不用两句话，确保报告语言畅达、富有气势。

出纳发言稿篇3

关键词：简牍／户赋／刍稾税／爵位

 

 

汉代是否有以“户赋”命名的专项税目，由于史书记载过于简略，因此这一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出现了“户赋”这一名目，①并有具体的规定，这为解决“户赋”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高敏先生认为，《二年律令》中的“户赋”是把按人头征收的口钱、算赋和按顷亩征收的刍稾税都改为按户征收的结果，并不是什么新税目②。张荣强先生对文献和张家山汉简中的有关资料加以疏理之后也基本赞同高敏先生的看法，认为汉代的“户赋”指“一般庶民缴纳的丁口之赋甚或其他杂赋”，“实际上就是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③。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了解汉代“户赋”的性质确有很大的帮助。近来笔者翻阅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简牍资料，发现其中有征收“户刍”和“田刍稾”的记录，与《二年律令》中的有关规定关系密切，因此认为关于汉代的“户赋”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于是在此提出浅见，就教于方家。

 

一  有关户赋与刍稾税的法律规定

 

    汉初仍实行名田制，不同爵位的人拥有田、宅的数量是不同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了不同爵位的人所应占有的田、宅标准，而《户律》和《田律》又规定了不同爵位的人所应承担的赋税数额。根据这些规定可知，拥有卿爵及更高爵位的人，在赋税方面享有很多特权。如：

    《二年律令·户律》：[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桑。④

    “卿”是从大庶长以下到左庶长这9级爵位的代称，刍指饲草，稾指庄稼的禾秆。爵位在卿爵以上的人，其法定标准范围内的田地不出田租，也不交刍、稾税。所谓“顷刍稾”，当指下面这两条法律规定：

    《二年律令·田律》：入顷刍稾，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稾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囊，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⑤

    《二年律令·田律》：刍稾节(即)贵于律，以入刍稾时平贾(价)入钱。⑥

    根据上述规定，刍稾税是按顷征收的。刍的征收标准是每顷3石，上郡由于土地贫瘠，每顷出刍2石。稾则不管土地肥瘠，统一按每顷2石征收。由于刍稾主要用作牲畜的饲料，因此，各县交纳的刍稾必须是当年收获的，不许交纳往年存留的陈旧刍稾，以保证饲料的新鲜和营养。各县要对一年中所用刍稾数量做出预算，量出为人，在收够预算数量之后，其余部分则折算成钱征收。刍稾与钱的折算标准是：1石刍相当于15钱，1石稾相当于5钱；如果刍稾的市价高于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则按征收刍稾时的市价折算收钱。征收赋税时使用钱、物折算的办法在魏晋以后的文献记载中比较常见，汉初法律中有这样的规定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只有刍稾的市价高于法律规定的价格时才按市价折算收钱，意味着如果刍稾的市价低于法律规定时仍然按法律规定收钱，这实际上是对百姓的变相搜刮，说明赋税征收中所使用的折变之制从一开始就把纳税者置于不利的地位，历代折变之制的弊端于此可见一斑。

    拥有卿爵的人虽然免纳刍稾税，却要与爵位更低的人同样交户赋：

    《二年律令·田律》：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⑦

    大意是说，爵位为卿及其以下的人要交纳户赋，每年分两次交纳，第一次在五月，每户出16钱；第二次在十月，每户出刍1石。“足其县用，余以人顷刍律人钱”，是说各县所收的刍足够当年需要即可，超出的部分折算成钱征收，折算的标准与“人顷刍律”相同。所谓“人顷刍律”，应该即指上面所引用的关于“顷刍稾”的两条律文。

    需要指出的是，卿爵以下的人所交纳的户赋中虽然也有刍，但这与刍稾税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征收的根据不同，户赋是按户征收的，与所占有的田地多少无关，而刍稾税是根据土地面积征收的。其次，征收的标准不同，户赋每年交纳16钱和1石刍，按法定折算标准计算，总计每年交纳户赋31钱，各户所纳户赋总量是相同的；刍稾税是每顷3石刍和2石稾，按法定折算标准计算，每顷每年征收55钱，田多者多交，因此每户所交刍稾税的总量未必相同。第三，就拥有卿爵者而言，他们在与拥有更高爵位的人一样享受免征刍稾税的同时，还要与拥有更低爵位的人乃至无爵的庶人一样交纳户赋，虽然户赋中也有刍，但户赋中的刍不能与刍稾税混为一谈。

    爵位与田租、刍稾税及户赋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表一)：

 

 

《二年律令》中没有发现有关爵位与口钱、算赋关系的规定，但可以肯定，上述几项赋税中不可能包含口钱和算赋，因为田租和刍稾税是按田亩面积征收的，而户赋的数额又太小，无法包含按人头征收的口钱和算赋。因此，把“户赋”看作是将口钱、算赋和刍稾税按户征收的结果或“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单从数额上说就存在太大差距。更何况刍稾主要用作牲畜的饲料，《二年律令》中已明确规定，不论刍稾还是户赋，都是“足其县用”，并不上缴郡国或中央府库，这与口钱、算赋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二  凤凰山汉简中的“户刍”与“田刍稾”

 

    事实上，除了张家山汉简之外，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中也保存了有关刍稾税和户赋的资料⑧：

    平里户刍廿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卅一石三斗七升；八斗为钱，六石当稿，定廿四石六斗九升当。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刍为稿十二石，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

    稿上户刍十三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二斗为钱，一石当稿，定十三石四斗六升给当。田稿八斗三升，刍为稿二石，凡二石八斗三升。

    其中的“户刍”就是《二年律令》规定的按户所缴之刍，是户赋的一部分；而“田刍”就是《二年律令》规定的按顷缴纳的刍，是刍稾税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户赋与刍稾税是分别征收的，并不存在谁取代谁或谁包含谁的问题。平里之“八斗为钱，六石当稿”与稿上(疑为“稿里”)之“二斗为钱，一石当稿”是指将一部分刍折成钱和稾来征收。也就是说，当时的折纳，并不限于将刍、稾折变成钱缴纳，刍、稾之间也可以折变。平里“刍为稿十二石”与稿里之“刍为稿二石”，表明当时1石刍相当于2石稾，如上所述，《二年律令》中规定“刍一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也就是说，1石刍相当于3石稾，江陵简中1石刍相当于2石稾大概是按市价“平贾(价)”折算的结果。根据《二年律令》，1顷田需缴纳3石刍和2石稾，即1顷田中所纳刍、稾之比为3：2。江陵简中平里田刍4．37石，田稾2．245石，二者之比已接近2：1；稿里田刍1．66石，田稾0．83石，二者之比恰为2：1。估计此时田刍稾的征收标准可能有所变化，而平里部分释文可能有问题。这批简牍属于西汉文景时期，其内容应是当地基层政权征收赋税的真实记录。简文中的内容与《二年律令》的有关规定大体相合，这不但说明《二年律令》的法律条文在汉代基层社会确实得以执行，更重要的是，它证明“户赋”和“刍稾”是并列的两个税目，不容混淆。

 

三  余论

 

    事实上，睡虎地秦简中就已明确提到了“户赋”和“刍稾”。关于“户赋”，见《法律答问》：

    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殴(也)。⑨

  男子达到一定年龄，需要傅籍，开始承担徭役。“敖童弗傅”，意在逃避“徭使”，故为法律所禁止；“匿户”的目的则是为了逃避“户赋”，同样为法律所不容。虽然当时“户赋”的征收标准简文乏载，不知其详，但是，可以肯定，以“户赋”命名的赋税名目在秦代是确实存在的。

    秦律《秦律十八种·田律》中也有关于“刍稾”的规定：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稾二石。⑩

    将这条律文与前引《二年律令·田律》的有关规定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大同小异。这说明汉代的刍稾税是对秦制的继承。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秦、汉“户赋”也是一脉相承的。

  值得一提的是，传世文献中有一些材料初看似乎与“户赋”有关，因而也常常为讨论汉代“户赋”的学者所引用，例如：

    《史记·货殖列传》：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則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⑾

    《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应劭曰：“不输户赋也。”

    如淳曰：“事，谓役使也。”师古曰：“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⑿

  宋代徐天麟在其《西汉会要》中就专列“户赋”一目，所引资料就是上述《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那段文字。⒀然而，根据其上下文意可知，这些材料所言均非专指某一种特定的税目，对此，田泽滨先生已有论述⒁。之所以有学者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理解为“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恐怕主要是受上述文献材料影响所致。实则不论是“岁率户二百”还是“复其身及户”，所言均非户赋，不宜用来解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

张家山汉简中所提到的“户赋”确实是一个单独的税目，其性质与征收标准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凤凰山汉简，西汉文景时期基层官吏征收赋税时所执行的正是上述法律条文。又根据睡虎地秦简，汉代的户赋和刍稾税是对秦制的承袭。因此，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与文献中似是而非的有关记述区别开来，或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注释：

 

    ①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本文所引《二年律令》内容均出于此。

    ②高敏：《关于汉代有“户赋”、“质钱”及各种矿产税的新证》，《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③张荣强：《吴简中的“户品”问题》，北京吴简研讨班《吴简研究》第一辑页190—202，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

    ④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76。

    ⑤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5。

    ⑥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6。

    ⑦前揭《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8。

    ⑧李均明、何双全：《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竹简》，《散见简牍合辑》页66—76，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页132，文物出版社，1977年。

    ⑩前揭《睡虎地秦墓竹简》页21。

    ⑾《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72，中华书局，1982年。

    ⑿《汉书》卷一下《高帝纪》，页54—55，中华书局，1962年。

    ⒀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五一《食货二》，页596，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出纳发言稿篇4

记得十几年前，我在北京翻译《日瓦戈医生》，当翻到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时，我曾激动得几次搁笔。“暴风雪袭击着旷野中一栋已很久没人住的住宅，四周渺无人迹，只有四只狼对着室内的灯光嚎叫。栖身在室内的日瓦戈医生和拉拉陷入了绝境，等待他们的不是逃脱便是死亡。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两颗相爱的心互相温暖、支撑……”拉拉的原型就是伊文斯卡娅，日瓦戈同拉拉的爱情，便是诗意化了的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的爱情。

邂逅

帕斯捷尔纳克生长在一个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他对欧洲文学的艺术造诣很深，并且精通英、德、法三国语言。他性格孤僻，落落寡合，与十月革命后从工农兵当中涌现出来的作家格格不入，而由后者组成的文学团体“拉普”也把他视为异己。但不知为何，他却受到了布尔什维克领袖布哈林的青睐，在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还把他树为了诗人的榜样。但这并未改变作协领导人对他的态度。

1935年，斯大林用已去世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取代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地位。1938年，布哈林被处决后，帕斯捷尔纳克便被孤立了。无产阶级作家不屑于同他交往，他对他们也是敬而远之。和他处境相同的作家不敢同他交往，他也怕给他们带来麻烦。

在家庭中，帕斯捷尔纳克同样孤独。他的第二任妻子奈豪斯虽然非常爱他，但文化修养上的差异，使他们难以在精神上产生共鸣。

帕斯捷尔纳克亟待友谊的甘露。不久，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了，帕斯捷尔纳克也上了前线，并获得了一枚勋章，这使他暂时忘却了内心的孤独。胜利后，他渴望能有一股新鲜的空气吹进苏联，令人毛骨悚然的清洗、镇压不再重演。

1946年，他开始创作《日瓦戈医生》。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在西蒙诺夫主编的文学杂志《新世界》编辑部结识了伊文斯卡娅。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是伊文斯卡娅热爱的诗人和崇拜的偶像，他也被伊文斯卡娅她的美貌所震撼，两人的目光一接触，便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几天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就将自己所有的诗集签名赠送给了伊文斯卡娅，并邀请她到著名钢琴家尤金娜家里去听他朗诵《日瓦戈医生》的前三章。伊文斯卡娅觉得，第二章中拉拉的气贡和自己非常相近。后来，帕斯捷尔纳克更是把伊文斯卡娅的经历写进了拉拉的形象。伊文斯卡娅的第一任丈夫是在大清洗中被迫自杀的，她在第二任丈夫因病去世后，一直与女儿伊琳娜相依为命。而拉拉也是在丈夫被迫自杀后，一直和女儿卡佳厮守在一起。

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娅的邂逅，改变了两人的命运，不仅使伊文斯卡娅经受了许多磨难，也把帕斯捷尔纳克过早地送入了坟墓。1946年，伊文斯卡娅34岁，帕斯捷尔纳克56岁，但年龄的差异并未能阻碍他们相爱。一年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对伊文斯卡娅说：“我想对您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要同您以‘你’相称，因为再以‘您’相称的话，就太虚伪了。普希金没有凯恩心灵不充实，叶赛宁没有邓肯写不出天才的诗句，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伊文斯卡娅就不是帕斯捷尔纳克了。”

孤立

其时，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的影响力超过了许多在苏联国内走红的作家。自1945年开始至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曾被十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但这却导致苏联作协领导人想方设法地压制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很多作品都不能发表。

但帕斯捷尔纳克并未屈服，既然诗作无法发表，他便以译书维持生计。他翻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

为堵死帕斯捷尔纳克的翻译之路，苏联莎士比亚研究者斯米尔诺夫曾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译文大加挑剔，致使帕氏已排版的两卷莎士比亚戏剧译文无法付印。

被捕

苏联作协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阻止他写《日瓦戈医生》，还想出了一个更加狠毒的办法――1949年10月9日，逮捕了伊文斯卡娅。帕斯捷尔纳克明白，逮捕她就是为了恫吓自己，迫使他放弃《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他无力拯救自己心爱的人，除了悲痛和思念外，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小说创作中。

帕斯捷尔纳克的倔强态度，使监狱里的伊文斯卡娅受了更多的罪。审讯员对她连轴审讯，一直折磨了她三天三夜。为了压下她的“气焰”，审讯员还把她关进了太平间，暗示帕斯捷尔纳克已死，你还死撑着干什么？伊文斯卡娅一人待在几十具蒙着白布的尸体中间，并不害怕。她一揭开白布，发现没有自己的爱人，反而增加了对抗的勇气。

归来

伊文斯卡娅在同女劳改犯们一起用铁镐刨地时流产了，这是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孩子。她在劳改营里被关了五年，直到1953年才被释放。她在劳改营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无法同她联系。他每次回忆起他们在一起的情景时就会痛不欲生，并写了不少思念她、赞美她的诗。

伊文斯卡娅获释后，帕斯捷尔纳克见到伊文斯卡娅时惊喜万分，劳改非但没有摧毁她的精神，也未改变她的容颜。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伊文斯卡娅不仅是帕斯捷尔纳克温柔的情人，还是他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拉拉的形象可以说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伊文斯卡娅的经历丰富了拉拉的形象。从此，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皆由伊文斯卡娅负责，这是奈豪斯所无法胜任的。

碰壁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日瓦戈医生》，他把稿子同时交给了《新世界》杂志和文学出版社。《新世界》否定了小说，把稿子退还给了作者。文学出版社也拒绝出版他的这部小说。

1957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从伊文斯卡娅那儿读到了手稿，极为欣赏，并把手稿悄悄地带回了意大利，准备出版意文译本。他同帕斯捷尔纳克商洽，帕斯捷尔纳克提出必须先在国内出版，然后才能在国外出版。伊文斯卡娅又去找文学出版社，恳请他们出版，并提出他们可以随意删去他们无法接受的词句，甚至章节，哪怕出个节本也行，但仍遭到拒绝。

1957年底，《日瓦戈医生》的意文译本终于出版了，紧接着，欧洲又出版《日瓦戈医生》的英文译本、德文译本和法文译本，并成为1958年西方最畅销的书。

苏联领导人震怒了，帕斯捷尔纳克成为众矢之的。苏联国内的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抨击《日瓦戈医生》的文章，可几乎谁也没读过这本小说。帕斯捷尔纳克在作家当中被完全孤立了，只有几位老作家见面时还同他打打招呼。他大部分时间都同伊文斯卡娅待在一起，她对他可谓忠贞不二，她预言小说迟早会被苏联人民接受，劝说他原谅现在反对他的人，并把一切责任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解释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谈到《日瓦戈医生》。他说：“我又想起《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它在我国成了禁书。《日瓦戈医生》我没读过，领导层里也没人读过。我们相信了那些对艺术作品进行监视的人。《日瓦戈医生》的被禁给苏联造成了直接的损失。国外的知识界纷纷起来反对我们，其中也包括那些原则上并不敌视社会主义，却坚持言论自由立场的人。”

伊文斯卡娅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召到苏共中央，苏斯洛夫对她严厉申斥，并一再地追问她帕斯捷尔纳克与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的关系。伊文斯卡娅一口咬定手稿是她转交的，与帕斯捷尔纳克无关。而且帕斯捷尔纳克在得知后，还坚持要先在国内出版。在苏斯洛夫召见伊文斯卡娅后，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也升级了……

获奖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诗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也向瑞典文学院发电报表示感激：“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当天，帕斯捷尔纳克的两位邻导丘科夫斯基和伊万诺夫来向他表示祝贺。

次日清晨，第三位邻居费定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逼他公开声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不然作协就开除他。并让帕斯捷尔纳克到他家一趟，苏共中央文艺处处长波利卡尔波夫正在那里等他。但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发表声明，也不肯同费定去见波利卡尔波夫。

奈豪斯见费定匆忙离去，脸色阴沉，连忙上楼看丈夫，只见帕斯捷尔纳克已晕倒在地板上。作协对帕斯捷尔纳克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始终没有屈服。他在致作协主席团的信中写道：“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的荣誉。但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我将转赠给保卫和平委员会。我知道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必定会提出开除我会籍的问题，我并未期待你们会公正地对待我，我预先宽恕你们。”

拒绝

几个小时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同伊文斯卡娅通了电话，随后便赶到邮局给瑞典文学院拍了电报：“鉴于我所隶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授予我的、我本不配获得的奖金。”与此同时，他也给苏共中央发了份电报：“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我已拒绝奖金。”帕斯捷尔纳克为捍卫荣誉不畏惧死亡和流放，但荣誉在爱情面前黯然失色。为使伊文斯卡娅免遭迫害，帕斯捷尔纳克一切都在所不惜。在一连串猛烈的打击下，帕斯捷尔纳克身心憔悴。他孤独地住在作家村，心脏病不时发作，很难出门。奈豪斯也不准伊文斯卡娅进入家门，这使他们两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身后

1960年5月30日，帕斯捷尔纳克溘然长逝。官方只在报上发了一条消息：文学基金会会员帕斯捷尔纳克逝世。

帕斯捷尔纳克下葬的那天，千百万人涌向他的住宅同他告别。奈豪斯不准伊文斯卡娅同他告别。伊文斯卡娅在大门前站了一夜，只能从人群后面，远远望着徐移动的灵柩。此时，她五内俱焚，晕倒在地。但她万万没料到，等待着她的是更大的磨难。

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伊文斯卡娅和她20岁的女儿伊琳娜同时被捕，罪名是向国外传递手稿，获取巨额稿酬。伊文斯卡娅除在莫斯科给意大利出版商看过《日瓦戈医生》手稿外，从未向国外传递过任何手稿，稿酬更是没有领取过。当局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怨气都撒在了她的身上。她被判处四年徒刑，伊琳娜两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伊文斯卡娅才被释放。她同帕斯捷尔纳克相爱13载，共同经历了人生旅途的惊涛骇浪。她把这一切都写入了回忆录《时间的俘虏》，书名取自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夜》的最后一节：

别睡，别睡，艺术家，不要被梦魂缠住，

出纳发言稿篇5

作者戴某因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投稿6个月之后，既没收到采用稿件的通知，也没收到退回的稿件，将出版社诉至法院，要求出版社依据国家版权局《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的相关规定退还作品的打印稿，并支付经济补偿费等8000余元。2008年1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令复旦大学出版社向戴某返还其作品的打印稿，如不能返还则应折价赔偿相应制作费120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3000元。

3家出版社因书稿丢失担责

作者祝某因撰写的书稿被3家出版社在转交中遗失，向法院提讼。2002年，青海省西宁市城西法院依法判决青海、山西、山东3家出版社赔偿祝某因书稿丢失造成的各项损失10万元。

撰稿人投稿无果索赔

2004年6月，北京出版社因未退还不采用的书稿，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赔偿投稿者罗某181.5元。

《马文的战争》引版权争议

《马文的战争》的原著作者叶兆言指出，图书《马文的战争》版权并非归编剧陈彤所有。而陈彤表示，自己出版的不是小说，是自己独立编剧的文学剧本。律师认为，叶兆言的小说《马文的战争》、电视剧《马文的战争》、陈彤的文学剧本《马文的战争》是三个独立的作品，分别拥有独立的著作权。出版文学剧本《马文的战争》的出版社，应当取得叶兆言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否则，出版社因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就构成了对叶兆言的侵权。

美廉美超市背景音乐侵权

因美廉美超市将《烛光里的妈妈》作为背景音乐在超市里播放，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将北京美廉美连锁商业有限公司以侵犯著作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美廉美超市针对未经许可使用该曲作为背景音乐的行为赔偿经济损失1万元，并支付维权费用6500元。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美廉美超市就其使用行为赔偿经济损失500元，支付维权的合理开支1200元。

央视网络状告迅雷等网站奥运视频转播侵权

2008年8月13日，央视网络状告迅雷和世纪龙两家网站奥运视频转播侵权，并分别提出了赔偿410万元和200余万元的诉讼请求。

中新网诉慧聪网侵权

被称之为“2008年媒体知识产权第一案”的中国新闻网诉慧聪网侵权一案最终以庭外和解的方式收场。在法院组织下达成的庭外和解协议中，被告侵权事实被认定为成立，慧聪网将就无授权转载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赔偿相关费用。根据《关于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转载其他媒体已发表的作品，应按每千字50元向著作权人付酬。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相关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在网络上转载文字、图片，应参照国家相关规定支付稿酬，经确认侵权行为属实，将按稿酬额的2至5倍进行赔偿。

“谷歌中国”告赢“北京谷歌”

称“GOOGLE”商标被他人恶意注册，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以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将北京谷歌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谷歌”停止使用其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不得包含“谷歌”字样，并赔偿“谷歌中国”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共计10万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美国GOOGLE公司和“谷歌中国”对“GOOGLE”享有驰名商标权和翻译名称权。“北京谷歌”在企业名称中擅自使用“谷歌”的行为既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也造成相关公众混淆误认的后果，侵犯了美国GOOGLE公司和“谷歌中国”对“GOOGLE”的商标意义上的翻译名称权和“谷歌”已被核准为企业字号的企业名称权，违反了公平、诚信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不正当竞争。

视频网站遭版权清算风暴

国内互联网正版视频发行商激动网已联合北京保利博纳、北京橙天娱乐等近80家版权方联合组建“反盗版联盟”。该联盟称，将发起年度清算，对土豆网等视频分享网站进行。

新浪网因用伟人照片侵权被判赔3000元

新浪公司未经原作者许可，在其经营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登载“潇洒的身影――在柬埔寨”等4幅摄影作品，未给原作者署名且未支付使用费，侵犯原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千名硕博士组团万方公司侵权

组团万方公司的硕博们称，万方数据公司未经自己允许也没有支付任何稿酬，就将硕士或博士论文收录进该公司的数据库并出售给一些单位和个人，万方公司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著作权，要求该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邦略・中国”网站转载他人文章惹官司

北京三面向版权有限公司诉称，2004年11月，作者唐雄飞、钟超军写了篇《国产手机乱象》的文章，首发于中国营销传播网。随后，被告邦略公司在其“邦略・中国”网站上刊载了该文，不仅标注了作者姓名，还注有“来源：中国营销传播网”的字样。2005年3月，原告与此文的作者之一钟超军签订了版权合同，另一作者唐雄飞不久对该合同追加认可。因此，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转载该文章，属于侵权行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判邦略公司赔偿三面向公司1500元。

中文在线状告“诺亚舟”侵权

原告中文在线诉称，自己已取得余秋雨、张抗抗、池莉等12位作家的44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深圳市致远诺亚舟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创新诺亚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在其所经营的教育网上为“诺亚舟新状元学习机搜学王”用户开辟专门下载通道，为该产品用户提供下载上述作家相应作品的服务。该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84万余元。

“书香门第”网站在线阅读侵权

“书香门第”网站未经权利人许可，长期对多部言情类、武侠类、推理类、科幻类等文学作品向公众提供网络在线阅读，侵犯了这些作品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海市版权局依法对其作出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

印度电影片名发音接近“哈利・波特”遭华纳

印度电影公司Mirchi Movies的一部喜剧新片《哈里・布特：一部恐怖喜剧》，因片名发音接近“哈利・波特”遭华纳兄弟公司。

导航电子地图引纠纷

凯立德公司出版的《凯立德全国导航电子地图（335城市）》侵犯了长地万方公司的《“道道通”导航电子地图》的著作权。2008年3月，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凯立德公司立即停止出版、销售和使用侵权的《凯立德全国导航电子地图（335城市）》，并赔偿原告长地万方公司近60万元。

搜狐因超期使用短信作品侵权

2005年初，原告傅战备与搜狐公司签订协议，授权搜狐网站使用其创作的190篇短信。但1年协议到期后，搜狐公司仍在长达1年半的期间免费使用这些短信作品，并以每条2毛的资费供用户下载，从中牟利。2007年9月，法院经审理认为，搜狐公司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获得报酬权，在考虑了作品创作价值等因素后，酌情作出10万元的赔偿数额，并在其短信频道首页刊登48小时的致歉声明。

江西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喻晓峰被刑拘

出纳发言稿篇6

摘 要：国内外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是一个前沿的、焦点的问题，这部著作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除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外，还包含了手稿如何编排这样一个文献学问题。在我国出现的最早译本是在抗战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版本的译本相继问世。回顾不同的中文版本编译过程中的得失，对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和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唯物史观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是国内外学界一个前沿的、焦点的问题。当前国内外学者忙于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整理，现在正处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读中。而且，国际上许多学者不同意MEGA2编辑时将各篇手稿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所以在MEGA2 编辑过程中我国国内与国外学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就我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译情况来看，最早的译本出现在抗战时期。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版本的译本相继问世。

一、1938年郭沫若版

郭沫若翻译的底本是梁赞诺夫版，在翻译过程中大致遵循着梁赞诺夫的编辑原则，沿袭了梁赞诺夫的“口述笔记说”。由于郭沫若摘译的初衷是适应当时的革命需要，而非学术需要，因而在翻译过程中做了很多改动，并且将梁赞诺夫在《编者导言》中的“原始手稿与文本的编辑工作”故意省略。可见，在文献学意义上的信息在郭沫若版中已经开始丢失。但是，郭沫若在编译过程中，在译文中加了便于读者理解文章的注释，语言富于时代特色，尽量保持注释与文本协调。给中国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可供阅读的文本。更为重要的是，郭沫若是国内提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文献学研究的第一人。

二、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根据俄文第二版并参考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原文译出的，阿多拉茨基对原始手稿的字迹重新加以辨认和判读，修正了梁赞诺夫版在判读中的错误，并且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手稿上的修改过程通过“异文”说明的方式单独列出，体现了逻辑与现存内容的双重完整性。不过，阿多拉茨基的版本存在着严重问题，他打乱了手稿的顺序，无视马克思恩格斯标注的页码和序号，将手稿分成了 40个片段。这种“拼图”式的编辑国际上通常称为“伪造”。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笔记未能加以区分，所以分担问题被掩盖。中文1960年的版本事实上完全保留了阿多拉茨基的内容和形式，导致了研究者们对《德意志意识形态》表述的思想存在许多的误解。

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我国理论界流行的是教科书体系，也就是大众所熟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1960年版的出版正处于这一时期。在传统教科书内，机械组成的基本原理被神化成和数学公理一样的绝对原则，是用东方的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解读，这种哲学模式泯灭了人的主体性，宣传的是外在力量对人的统治的见物不见人的客体化哲学。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这种客体化哲学日益落后时代，脱离人民现实生活。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宣传层面，而不能化为知道

三、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62年由巴纳发现的3页内容，震动了国际哲学界。1965年，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刊发了巴加图利亚《费尔巴哈》章的新版本。加入了巴纳发现的3页内容，恢复了大束手稿的页码顺序，将小束手稿顺序排在大束手稿前面。除了《序言》外，手稿分为四部分26个小节，各节都有小标题。1995年我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收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

巴纳发现的 3页内容，不仅引发了重新编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热潮，而且给马克思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始，大致开始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理论界提出了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既是对传统的客体化哲学的彻底摈弃，又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主体哲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深化。”①。从实践的主体出发，通过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去解释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

四、2005年汉译广松涉版和2008年汉译梁赞诺夫版。

2005年，张一兵主持编译广松涉日文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该版采取的是直观看清手稿中每页的状态形式的印刷，同时直接反映手稿的内在构成。2008年，夏凡所编译《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在书中还原梁赞诺夫《编者导言》中关于“原始手稿与文本的编辑工作”的内容，恢复了郭沫若遗漏的内容。使国内学者能够比较完整地看到此历史文献的原始状态。

伴随着国内“回到马克思”风潮，学术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成为了学术热点。汉译广松涉版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深入的学术研究，汉译梁赞诺夫版的出版是向郭沫若版的回归。这两本中文版对于我国学术界来说是极大的贡献，取得了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促使编译方针转向学术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它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写作意图和思维逻辑、把握其著作的整体结构和丰富内涵，从而精确地再现经典作家的思想原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这个时期除了在文献学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迈向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代表着跨世纪的未来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被提了出来。

综上所述，回顾不同的中文版本编译过程中的得与失，对我们现在更加深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和新唯物史观，这对于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参考文献

[1] [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韩立新.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王学东.《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意义[M].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05

出纳发言稿篇7

先平后奇，妙语生花

王闿运游泰山，晚上住在东岳庙。不料刚好庙里死了一个僧人，众僧都知道他是名士，便请他题写挽联。他提笔写道：“东岳庙死一和尚。”此语一出，众僧大失所望。他笑着环视一周，吟出下联：“西竺国添一如来。”一听此联，众僧纷纷叫好。

赏析：此联为何会有这样的效果？这在于王闿运的巧妙布置。他先以一句平淡无奇的口语作上联，正是为接下来的精彩转折埋下伏笔。当对方失望时，再突然推出高雅精当的下联，提升全联境界，让人惊叹的同时，又回味无穷。

小尝试：某作家到学校作讲座，老师说：“学校来了一作家——”如果让你接下联，你会怎么接呢？

先顺再逆，峰回路转

有家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办事一向拖拉，马克·吐温的文章发表已有多日，却还没收到稿酬。他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便去询问原因。出纳说：“我们是该及时给您寄稿酬的，瞧，支票都开好了，就是经理没签字，领不到钱。”“早该付的款，经理为何不签字？”“他脚伤了。”“哦！这样啊！那我真希望他的脚早点好——因为我想看看他是用哪只脚签字的。”一听这话，出纳顿时语塞，只好赶紧到经理那里，请经理签了字，把稿酬给了马克·吐温。

赏析：出纳的话听起来似乎无可指责，马克·吐温便顺着他的话，对他提出的理由表示理解。正当出纳放松戒备时，马克·吐温峰回路转，一语中的，指出出纳所说的理由缺乏说服力。这样，“先顺”表达关心，“后逆”表示不满，使出纳无话可辩，又不致过于尴尬。

小尝试：强强早上又迟到了，理由是下雨路滑。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回应他呢？

旁敲侧击，柳暗花明

郑板桥早年家贫，有年除夕赊了一个猪头，刚下锅，又被屠户要回，高价卖给了别人。自此这事便成了他的心结，以致后来到范县做官，还规定杀猪的不准卖猪头。他夫人深感这样做不妥，又不好直说。一天，她将一只老鼠吊在房里。夜里老鼠不停地闹，搅得郑板桥一宿都没办法睡好。他埋怨夫人，哪知夫人说：“我小时候在兴化时，有次好不容易做了件新衣裳，却被老鼠啃坏了，你说我能不恨它吗？”郑板桥笑道：“兴化的老鼠啃坏了你的衣裳，又不是范县的，你恨它是何道理？”夫人说：“你不是也恨范县杀猪的吗？”郑板桥恍然大悟，遂吟诗一首：“贤内忠言实难求，板桥做事理不周。屠夫势利虽可恶，为官不应记私仇。”

赏析：夫人不直接劝说，而是创设一种

情境，并以平常之语说出原因，待郑板桥“上钩”后，便一下亮出“底牌”，一语惊醒梦中人，聪明吧！

小尝试：米莉因为不按时交作业挨了老师的批评，为此，她常在背后说老师坏话。请你来劝劝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纳发言稿篇8

关键词：《征管法》；伦理；省察；修订；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通过各界共同努力，献计献策，一部优良完备的《征管法》正式出台，这既是纳税者之福，也是征税者之愿，更是提升国家治理综合能力的题中之意。本文拟从伦理视域观察审视现行《征管法》与2015年1月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开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以期发现不足，寻找缺憾，提出一些修订的新视角与建议。

一、伦理省察的内涵与要义

人们通常以为，“伦理”与“道德”是一个可以通用的词汇，伦理即道德，道德即伦理。其实严格说来，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道德”是指人际利害行为应该如何的行为规范，是一种非权力性规范，主要依靠舆论和教育两大非权力力量发挥作用。而“伦理乃是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之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的规范。”[1]4就是说，“伦理”的内涵广泛，既包含人际利害行为“事实如何”，也包含人际利害行为“应该如何”。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面对一个损人的行为时，可只说其“不道德”，却不说其“不伦理”的道理所在。

毋庸置疑，人际利害行为“应该如何”，是从人际利害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来的，是基于人际利害行为事实规律，但却不是直接推导出来，而是经由人类社会创建道德的终极目的推导出来的。即，凡是符合道德终极目的的人际利害行为，就是具有正道德价值的，就是善的。之后，还得通过道德价值判断这个中介，才能推导出一系列人际利害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这岂不意味着，唯有道德价值是真理，才可根据这个道德价值制定出优良的道德规范。如果这个道德价值是谬误，根据这个道德价值便可能制定出恶劣的道德规范。可见，道德价值要成为真理，既需要对人际利害行为事实如何的认识是正确的，也需要对道德终极目的的认识也是正确的，唯有二者同“真”，才可能获得道德价值的真理。同时，尽管道德规范充满特殊性、相对性与主观随意性，但同时也具有普遍性、绝对性与客观性。质言之，尽管恶劣道德规范可以随意制定，但优良道德规范绝不能随意制定，只能从人际利害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与道德终极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出发，再根据道德价值，经由道德价值判断来制定。

同理，征管道德是指征纳利害行为“应该如何”的非权力规范，也有优劣之别。而且，优良征管道德规范的制定，也是经由上述程序和方法，从征纳利害行为事实如何与征管道德（税收道德）的终极目的出发，再根据征管道德价值，经由征管道德价值判断来制定的。而且，征管道德也是《征管法》的价值导向系统。征管道德优良，则《征管法》就优良；征管道德恶劣，则《征管法》就恶劣。即是说，如要获得一部完备优良的《征管法》，逻辑上，应该首先拥有一套优良的征管道德（规范）。由于优良征管道德的获得，既取决于人们对征纳利害行为“事实如何”规律认识之真假，也取决于人们对征管道德终极目的认识之真假，取决于征管道德价值的真理性，同时还取决于人们关于征管道德价值判断的真假。因此，这就成为判定一部《征管法》优劣，以及修订得失的道德评价标准体系。

进一步说，凡是优良征管道德，1.一定是遵从、顺应人际利害行为“事实如何”规律的，是遵从顺应征纳利害行为“事实如何”规律的。现代行为心理研究表明，人际利害行为的目的和手段，及其所结成的各种利害行为的相对数量遵循如下规律：（1）谁给我的利益和快乐较少，谁与我必较远，我对谁的爱必较少，我必较少地为谁谋利益；谁给我的利益和快乐较多，谁与我必较近，我对谁的爱必较多，我必较多地为了谁谋利益。（2）每个人都具有利己、利他、害己、害他四种行为手段，并且必定恒久利他或害他，而只能偶尔利己与害己。反之，任何一个社会，就其行为总和来说，亦即就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来说，利他手段必定是恒久的，而其他一切手段――亦即损人、害己以及利己手段――之和，也都只能是偶尔的。（3）每个人的行为，必定恒久为己利他或损人利己；而只能偶尔无私利他、单纯利己、纯粹害人、纯粹害己。[1]5982.一定是符合征管道德终极目的的。关于征管道德的具体目的或有很多，诸如聚财、效率、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等，但和人类社会创建一切制度的终极目的一样，征管道德的终极目的，也只能是为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只是在征纳税者之间利益尚未发生根本性冲突、可以两全的情况下，可具体化为“不伤一人地增进所有人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原则。在征纳税者之间利益发生根本性冲突、不可以两全的情况下，则具体化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即“最大净余额”原则。3.一定是符合“征纳两利”征管道德价值的。凡是符合“征纳两利”征管道德价值的征纳行为就是应该的，善的，道德的；反之，凡是违背“征纳两利”征管道德价值的征纳行为就是不应该的，恶的，不道德的。自然，凡是符合人道自由、公正平等价值的征纳行为，就是符合“征纳两利”征管道德价值的，就是应该的，善的，道德的；凡是违背人道自由、公正平等价值的征纳行为，就是违背“征纳两利”征管道德价值的，就是不应该的，恶的，不道德的。[2]人道自由是评价征管道德优劣的最高标准，公正平等是评价征管道德优劣的根本标准。

具体而言，人道原则意味着，一个优良征管道德规范，既应体现对残疾人和弱势征纳税者的关怀与优惠，也应关注每一个征纳税者的基本权利，要承认和相信每一个征纳税者在尊严和价值上的平等性。既要“把征纳税者当人看”，尊重、理解、关心、爱护每个征纳税者，娜拾的角度对待每一个征纳税者，也要“使征纳税者成为人”，要有助于促进每一个征纳税者的“自我实现”、“自我选择”、“自我完善”以及自我潜能的实现。而自由是人道的根本原则，自由原则意味着，凡是优良征管道德规范，既应给予每一个征纳税者更多更大的自由，对征纳税者自由的限制应该越少越好。因为自由原则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一种最深刻的人性需要，如果“没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人就无法生存，这正如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正义和食物，他便不能生存一样。”[3]274也是行为主体达成自我实现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条件。因此，凡是优良征管道德规范，就必须有助于激发每一个征纳税者的首创精神及其自觉性与主动性，特别是有助于纳税者自主创新能力与创造精神的实现。

公正原则意味着，征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利害相交换。关于公正的重要性，罗尔斯说：“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公开的正义观，正是它构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4]3而公正的根本问题是平等，是权利与义务交换和分配的平等问题，可归结为完全平等原则与比例平等原则。而且，“完全平等原则”优先于“比例平等原则”。完全平等原则是指征纳税者之间、征税者与征税者之间、纳税者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环境）之间涉税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必须对所有的征纳税者一视同仁，即让所有的征纳税者都有享有和行使相同的权利与义务；比例平等原则是指征纳税者之间、征税者与征税者之间、纳税者之间，以及国家之间、人类与环境之间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必须对不同的征纳税者，其涉税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应该不同，即符合比例平等原则。

其实，一部《征管法》的优劣得失，完备与不完备，既有法的评价标准体系，也有道德的评价标准。如果征管道德规范与《征管法》一样优劣，则二者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反之，如果二者的优劣不一致，或者征管道德优良，征管法恶劣，或者征管道德恶劣，征管法优良，两种优劣评价标准之间就可能发生冲突与矛盾，容易造成认识和评价上的混乱。但从道德与法的优劣相关性而言，更多存在的则是一种交叉重叠的状态，需要仔细辨认、谨慎判定。

一般而言，优良《征管法》是以优良征管道德为价值导向系统，恶劣《征管法》是以恶劣征管道德为价值导向系统。因此，要获得一部优良完备的《征管法》，逻辑上，必须首先获得优良的征管道德，然后才可以此作为价值导向系统，发现不足，寻找缺陷，进行修订和完善。否则，就可能迷失方向，背离大道文明，背离《征管法》的终极目的――消减而不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同时，也容易陷入枝节性、技术性要素的“精致化”修订，最终使《征管法》异化为高效的敛财机器，成为政府竭泽而渔的工具。

二、现行《征管法》的伦理得失分析

上述分析提醒我们，现行《征管法》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现行《征管法》的立法与修订目的模糊，存在以具体目的代替、遮蔽终极目的的认识倾向。其危害在于，很可能把《征管法》修与完善误导至敛财机器不断精致化的轨道。《征管法》第一条规定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可见其对《征管法》终极目的的忽视显而易见。隐忧在于，一旦“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与“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又该根据什么原则选择和裁定？假如有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或可解决这一困境。即一切以是否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作为终极裁决标准，也作为《征管法》优劣的终极判定标准。

当然，二者的冲突必须是根本性的、真实的、不可两全的。也唯有此时，才能遵从“最大净余额”原则，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避免《征管法》沦为聚财机器和与民争利工具的宿命，也有助于促成全社会税收共识的达成。

举例说，《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立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判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第八十八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判定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等条款，无疑是为了体现整体利益优先的道德原则。但是，此原则的使用是有严格前提条件的，唯有在征纳利益发生根本性、真实冲突、不可两全之时，坚持整体利益优先原则才符合道德终极目的，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反之，则会违背道德终极目的，消减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

问题或在于，对征纳税者利益是否发生根本性冲突、不可两全的判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即有真实的冲突与不可两全，和虚假的冲突与不可两全。如果是前者，整体利益优先就没有问题；如果是后者，整体利益的优先性就值得拷问。这意味着，对类似条款应有进一步明确的限定条件。

第二，现行《征管法》忽视了征纳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征纳税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交换关系，即纳税者交税是为了从征税者那里交换到公共产品和服务，并不是一种“分外的善行”。质言之，不论纳税者交税，还是征税者征税，其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从对方那里交换到某种利益，不是一种“纯粹的善行”。因此，如果对此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征纳税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原因与结果的交换关系，就容易产生异化的“恩赐论”、“纯义务论”或“吃饭砸锅论”的认识误区，扭曲征纳税者之间的正常关系，从而制定出背离征纳税行为心理规律的《征管法》，致使征纳税者的遵从度降低，执法成本与纳税成本提高，浪费纳税者的财富。

比如，根据“爱有差等”①行为心理规律，地方税务机关应该且必须负责征收与地方公共产品紧密相关的税种。而且，这不仅是一个征收难易度大小，征纳成本高低的问题，还是一个深层的征纳税公正问题，税制的优劣问题。毋庸讳言，我们的《征管法》立法与修订，至今尚未明确遵从这一征纳行为心理规律，即税收的“征”与“用”是错位的，缺乏足够的逻辑相关性的。

同样，也没有切实遵从征纳行为心理恒久为自己，偶尔为他，以及手段恒久利他，偶尔利己等规律，切实尊重纳税者的权利主体地位，并征得他们的同意与认可。同时，没有认真对待权力腐败的人性根源。这既包括各种实体税法的立法与修订，也包括程序性税法的立法与修灯，包括《征管法》，等等。表现在：对人道自由原则的敬畏与皈依不到位。尽管现行《征管法》注意了人道浅层次原则――“把人当人看”的原则，在保证纳税人履行义务时，注意对纳税者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留有一定余地，将其排除在税收保全之外。比如《征管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个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第四十条规定：“个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内。”等等，但对人道深层次原则――自由原则的敬畏与皈依，并未实现“使纳税人成为人”根本原则的制度性“嵌入”。这既包括“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也包括“未经同意不得纳税”，以及“未经同意”不得为纳税者做主，替纳税者立法。

第三，现行《征管法》忽视了“征纳两利”征管道德核心价值。具体说，对征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平等交换问题的关注视野狭窄，只是更多用心于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问题，即“税负”的谁负公正问题，忽视了征管公正的核心问题――征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问题。事实上，征管公正，即《征管法》的公正性应由五大部分构成：征纳税者之间、纳税者之间、征税者之间、国家之间、人与非人类存在物（环境）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而代际公正、程序公正等内容，无疑分属于以上五大基本关系。

即是说，一部公正的《征管法》，应该且必须保证这五大权利与义务征管关系的平等交换。而且，这五大基本权利与义务征管关系的平等交换，应该且必须保证完全平等分配，非基本权利与关系应该且必须保证比例平等分配。值得肯定的是，现行《征管法》在尊重纳税人主体地位和价值，以及纳税人权利方面，也增加了多项条款，明确规定了纳税人享有知情权、陈述权、申辨权、控告权、检举权、申请复议权、请求赔偿权等。同时，还严格了税务机关的征税程序和税务人员的行为规则，加强了对征税行为的监督，特别是对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和查询纳税人储蓄存款的条件给予了严格限制。

但总体而言，更多重视的只是――征收环节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分配问题，即税负的“谁负”公正问题。同时还表现在，重视国内征纳税主体之间的公正平等分配问题，大于多于国际税收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分配问题。就国内而言，忽视最大的是――征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分配问题，不仅表现在执法领域，更体现在立法与司法领域。直言之，税款未真正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更不敢言说“用之于民之所需”。而且，既忽视征纳税者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完全平等分配问题，突破底线，也忽视征纳税者之间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平等分配问题。结果是，底线完全平等原则的“红线”一再下移和被突破，比例平等原则愈来愈被异化，成为弱肉强食、加大新的征管不公的理由和工具。

第四，现行《征管法》忽视纳税者的涉税意志。由于《征管法》立法与修订的主导者是政府相关部门、税务机关及其利益相关者，因此，基于人性自利的特性，《征管法》修订便容易更多体现和表达政府相关部门、税务机关，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征管意志与偏好，忽视甚至无视纳税者的涉税意志，从而挫伤纳税者对《征管法》遵从度。毋庸置疑，由政府相关部门、税务机关及其利益相关者主导的《征求意见稿》，对《征管法》各个条文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刻细致地推敲，特别是在立法技术要素修订方面，反复斟酌，听取了不少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而且，其修改意见收集的专业性与建设性也值得肯定，不足为虑。问题或在于，仅仅基于政府相关部门、税务机关及其利益相关者“内部”意见形成的《征求意见稿》，完全可能因为信息不对称、人性自利等先天性缺陷，存在许多“死角”和“偏见”，从而背离《征管法》修订的初衷，无法实现“征纳两利”的征管道德价值，最终无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一句话，就《征管法》修订过程的科学性而言，唯有“内外并重”，进一步扩大民意基础，才可能消减由于《征管法》修订“信息不对称”和“过程不科学”等先天性缺陷导致的缺憾。

当然，根本说来，征管权力的民意基础或者合意性、合法性，最终受制于国家最高税权，而最高税权又受制于国家最高权力。因此，征管权力的民意基础问题，或者说对纳税者纳税意志的全面尊重和体现，唯有真正建立了纳税人主导的税制之后，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第五，现行《征管法》及其《征求意见稿》自觉不自觉地纵容了征管权力的持续性扩张。主要表现在：（1）对内默许综合征管能力的“挖潜”，诸如税务机关征管能力的全面提升、征管现代化工具的及时更新换代、征管方式与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税务人员积极性的多元激励，等等。比如《征管法》第九条：“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就是有助于提升税务人员的综合征管能力，意味着征管权力的扩张。（2）认同对外扩大征管对象和范围，加强对国际纳税者的征管；（3）默许甚至追求征管权力的精致化、精微化扩张，比如强化对自然人纳税者的监管权力；（4）征管权力向“深处”扩张，比如强化涉税信息收集、使用等权力。比如，《征管法》第六条：“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意见稿》第八条规定：“国家施行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等等，都是在扩大涉税信息征管权力。（5）鼓励征管权力借“网”借“势”的扩展。比如加强非税部门的配合征管权力，基于“目前我国税收征管工作中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税源管理的基础不牢固。”的理由，《意见稿》第五条增加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向税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 “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等，也是在扩权。

岂不知，现行税率、税种、税目等都是根据当年的征管能力与政府支出需要概算反推得出的。如果税务机关的综合征管能力要提升，一是扩权必须与税率联动机制建设协同配合。因为现行税率、税种、税目等标准，都是基于当时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与政府支出需要，通过估算反推出来的。因此，伴随税务机关征管综合能力的全面提升，本应与税率联动机制建设协同配合，该升就升，该降就降，不能超越现实，放任或默许不受任何制约地“扩权”。二是扩权必须与“用税”满意度联动机制建设协同配合。回到税收的本质，因为国民给政府交税，并不是一种无私的分外善行。根本说来，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原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交换关系。即国民交税，是为了从政府那里交换到他们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与服务。逻辑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性价比高低，国民的满意度就成为税务机关征税的理由和根据。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高，征管权力的理性扩张或有理由和根据。相反，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低，征管权力的扩张便会失去充足的理由与根据。三是扩权必须与“非税负担”改革联动机制建设协同配合。常识是，政府收入的构成，不仅有税收，还有非税收入。假如非税负担就很重，继续通过扩权加重纳税人的税负，就不合情理；如果非税负担通过改革减轻了，扩权提高一点纳税人的税负，或在纳税者可容忍的范围内。以2015年为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万亿元，税务部门组织税收11.0604万亿元，而非税收入要27325亿元。道理不言自明，扩权还需与“非税负担”改革联动机制建设协同配合。四是扩权必须与税权“闭环式”监督联动机制建设协同配合。道理在于，正如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征权没有装进“制度的笼子”，扩权就意味着给税务机关提供更多征管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机会，意味着距离《征管法》修订的终极目的越来越远。五是扩权必须与纳税者权利保障机制建设协同配合。因为，面对一个纳税者权利保障机制健全的扩权冲动，其约束和制约无疑比较大。相反，面对一个纳税者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备的扩权冲动，其面临的约束和制约就比较小。

坦率地说，二十几年前中国纳税者的权利意识，显然弱于当下。这意味着，如果《征管法》修订不与纳税者权利保障机制建设协同配合的话，便容易诱发征纳行为冲突。而且，即使修法通过，在实践中也会放大《征管法》先天性缺陷的危害。令人忧心的是，尽管现行《征管法》也要求税务机关必须科学设置内设机构，明确相互职责，加强内部监督制约，但这些所谓的监督条款，并未形成系统有效的“闭环式”监督机制。不仅最高税权没有装进“制度的笼子”，而且，征管权力的外部监督机制也滞后和乏力，很难真正实现对征管权力的实质性监督与制衡。表现在，不仅下级税务机关对上级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对上级税务领导者，直至对最高税权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与制衡。而且，外部新闻媒体等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征管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同样十分薄弱。更何况，由于现行《征管法》给予税务机关和人员执法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本来比较大，也容易给具体征管权力的滥用提供较大的空间与可能性，从而放大《征管法》的“扩权”缺陷。

毋庸置疑，因为所有有利于征管能力提升的规定，都意味着征管权力的扩张。客观上，也就意味着对纳税者权利的侵害，而这样的《征管法》也就难免聚财机器和与民争利的悲剧。从本质上说，税务机关征管综合能力的提升，应有制衡“否决”机制的保障，不能超越现实，独自由税务机关不断地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明王朝因为征管机制过于精致化而覆亡的历史教训不可不记取。[5]

而且，在《征求意见稿》中，对这一扩权修订价值取向，依然缺少足够的警惕与关注。毋庸讳言，所谓的“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都意味着税务机关征管权力的扩张。问题在于，如何保障纳税者的信息权利不受侵害？而《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规定：“从事网络交易的纳税人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面醒目位置公开税务登记的登载信息或者电子链接标识。”等，无不是在扩大税务机关的征管权力，属于扩权性修改。相反，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强化意识并不明确，自觉性也不足，相应增加的条款也不多，力度较小。

如此看，尽管《征求意见稿》就立法技术等表层要素而言，其进步和成绩不可忽视，但就征管法的根本要素而言，《征求意见稿》或是一个公开进行征管权力扩张，同时卸责免责，对纳税人权益保障条款缺少明确清晰强化与完善的版本，是一个可能进一步加剧征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交换不公正的版本。关键在于，在初级阶段，一方面由于税权的民意基础不广泛不坚实，另一方面由于税权缺乏“闭环式”监督机制，因此，税务机关征管权力也容易扩张，最易导致征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新的不公正，包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最终远离，而不是接近征管公正与平等。如果加上《征管法》修改尚未与税率等核心税制要素形成联动协调机制，所有所谓的根据新形势需求进行的修订，都可能意味着征税权力的习惯性扩张与强化，意味着纳税者基本权利空间的缩小，可支配财富的减少，自然也意味着民间创业动力的衰弱。

道理就在于，权利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义务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奉献。权力首先是一种强力，但只有被管理者同意的强力才是权力。而且，权力越合法，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便越公正越平等；权力的合法性越差，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越不公正越不平等。自然，如果民意基础越差，强力便越大，越容易加剧征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忽视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完全平等分配，侵害纳税者的基本权利。毋庸置疑，如果一味扩大税务机关对纳税者信息的搜集与使用权力，就会加剧征纳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也容易加剧征纳税者之间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分配，忽视比例平等原则。

第六，现行《征管法》及其《征求意见稿》在征管权力的监督方面缺乏“闭环式”构建的作为，无法有效遏制征管权力的大面积滥用与寻租。一方面，尽管现行《征管法》第十条规定：“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制度。”“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依法进行监督”；第十一条规定：“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稽查，行政复议的人员的职责应当明确，并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同时在第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收到检举的机关和负责查处的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税务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奖励。”都是要求税务机关必须科学设置内设机构，明确相互职责，加强内部监督制约。但是，由于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闭环式”监督机制，很难真正实现对征管权力的实质性监督与制衡。比如下级税务机关对上级税务机关权力、税务人员对上级税务领导，直至对最高税权的监督与制衡，以及新闻媒体等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征管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等等。同样，《征求意见稿》在这方面的努力也不够，限权“问责”意识不强。客观上，便会容忍或纵容征管权力的滥用。如果再加上总体税制“否决”机制的缺位，自会放松对征管权力扩张与滥用监管。

另一方面，由于现行《征管法》给予税务机关和人员执法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大，也容易给具体征管权力的滥用提供较大的空间与可能性。比如，《征管法》规定了纳税人违法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在文字表述上，仅在规定的罚款幅度之前，冠有“可以处（以）”、“处（以）”、“并处”和“可以并处”等四个限制词组。又比如，《征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第六十三条“对纳税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其自由裁量空间就很大。固然，《征求意见稿》将税务机关税款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调整为三倍以下，改变了原来的一倍到五倍的罚款，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自由裁量权，但可操作空间仍然不小。同样，关于“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处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的规定，其自由裁量权也过大。与此同时，对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违法行为的“问责”规定，多是语焉不详，缺乏可操作性与制度性保障，也会为征管权力的滥用和寻租留下较大空g。如果再加上良心道德教育的滞后与缺位，以及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境，也就更难保证税务行政执法结果的公正性。良心的作用固然是有限的，但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富切斯所说：“现在我们比过去更明白，良心并不是支配生活的惟一权威。决定我们生活中的行为、制约人类自由的权威是很多的。”[6]325

第七，《征管法》及其《征求意见稿》对纳税者的诚信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但却忽视了对征税者诚信问题的关注，缺乏促进互信机制形成的明确条款。这是因为，征纳诚信意味着，征纳税者都应该“心口一致”与“言行一致”。唯有此，才可能建立长期稳定的互信机制，增强征纳税者对《征管法》遵从度。

对此，税收政治学家玛格丽特・ 利瓦伊在《统治与岁入》一书中所言：“只有当纳税人相信（1）统治者会遵守协议，且（2）其他人也遵守他们的协议，准自愿服从才会发生。纳税人是策略性行动者，只有当他们预期其他人也合作的时候才会合作。每个人的服从取决于他人的服从。没有人愿意成为‘傻瓜’。”[7]55或者说，“准自愿服从的一个基础是有条件合作”。[7]190

遗憾的是，《征管法》及其《征求意见稿》充满“不诚实推定”意识，或者说“有罪推定”意识，总是假定纳税人在纳税中不诚实。[8]

第八，《征管法》修订重视“法定”形式，轻“法治”内容。这是因为，“法定”仅仅是“法治”的基本且初级要求。或者说，“法治”固然要以“法定”为前提，但仅有“法定”是远远不够的，“法治”有更为重要的内涵与要求。即理想的《征管法》修订，既需要“法定”之《征管法》形式，因为这能体现和反映全体或绝大多数纳税者的征管意志，同时更需要“法定”之《征管法》内容，从而能够全面体现公正、平等的原则与精神。

三、伦理视域的《征管法》修订建议

坦率地说，对《征管法》及其《征求意见稿》进行伦理省察，寻找问题，梳理缺憾，旨在为其进一步的修订提供新的视角与建议。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关于《税收征收管理法》名称的修改。刘剑文教授等专家建议采用《税收征收法》，同时也包容了《税收程序法》、《税收征收程序法》、《税收征纳法》等称谓。[8]笔者以为，鉴于全部征收活动，既是对纳税行为的管理，也是对征税行为的管理，因此，建议采用《税收征纳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纳法》的名称。

第二，关于《征管法》立法目的和宗旨的修订。《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的表述是“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本法。”固然比《征管法》有进步，但依然存在“硬伤”，比如“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不过是《征管法》的具体目的而已，并非终极目的。建议修改为：“为了加强税收征纳管理，规范征纳行为，保障国家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制定本法。”以便淡化《征管法》的聚财、敛财形象，促进税收共识的达成。

第三，《征管法》修订要敬畏征纳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回归税收“目的与手段交换关系”的本质。按照“爱有差等”行为心理规律，将与地方公共产品紧密相关的税种划拨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同时，根据征纳行为心理恒久为自己，偶尔为他，以及手段恒久利他，偶尔利己等规律，建立切实尊重纳税者权利主体地位的《征管法》体系，扩大《征管法》立法和修订的民意基础。同时，明确将人道自由原则，即“把纳税者当人看”与“使纳税者成为人”原则“嵌入”《征管法》立法和修订的全过程。而且要注意《征管法》修订过程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第四，《征管法》修订要明确和重视“征纳两利”征管道德核心价值的导向作用。必须注意征纳税者之间、纳税者之间、征税者之间、国家之间、人与非人类存在物（环境）之间“五大”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即应该且必须保证其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完全平等分配，非基本权利与关系的比例平等分配。同时注意《征管法》及其《征求意见稿》中依然存在的不公正问题，比如重视纳税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分配问题，忽视其他关系，诸如征纳税者之间、征税者之间、国家之间，以及人与非人类存在物（环境）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分配问题。从而追求《征管法》整体性、结构性的公正平等。关键是守住底线，避免比例平等原则被异化，从而发挥《征管法》间接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而要达此目的，核心在于征管权力民意基础的扩大，以及“闭环式”征管权力监督制衡机制的建成。

第五，《征管法》修订要重视“内外并重”，切实尊重纳税者的涉税意志。特别是在有关征管权力扩张等议题方面，必须充分重视和听取纳税者的意见。比如此次修订中关于税务机关综合征管能力的“挖潜”、征管工具的及时更新换代、征管方式与模式的不断创新，以及税务人员积极性的多元激励，等等；关于征管对象和范围的扩大，比如对国际纳税者的征管，对自然人纳税者的监管，对纳税者涉税信息收集、使用等权力的扩展，包括加强非税部门的配合权力，等等问题，都应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第六，《征管法》修要警惕征管权力的扩张，自觉建立有效的“闭环式”的限权问责机制，防止征管权力习惯性、持续性、大面积的扩张。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9]342简单地说，前述《征求意见稿》所涉及的扩权性修改，都需要接受自由与公正原则，以及立法、修订程序性的拷问。否则，既无法避免征管权力合法性的终极追问，也无法有效遏制征管权力的大面积滥用与寻租。客观上，只会容忍或纵容征管权力的大面积产生，背离《征管法》的终极目的，以及修订的良好初衷。同时，必须切实限制税务机关和人员执法活动中的自由裁量权，消减征管权力的滥用空间与可能性。

第七，《征管法》修订要倡导和落实“诚实推定权”，增加促进征纳互信机制形成的条款。

总之，从伦理视角省察现行《征管法》及《征求意见稿》，主要存在八个方面的问题亟待修订：即目的模糊，存在以具体目的代替、遮蔽终极目的的认识倾向，聚财意识旺盛；忽视了征纳行为事实如何规律的基础性根据；忽视了“征纳两利”征管道德核心价值；忽视了对纳税者征管意志的敬畏；默许了征管权力的持续性扩张；在征管权力的监督方面，缺乏“闭环式”机制构建的自觉。同时对纳税者的诚信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忽视了对征税者诚信问题的关注；而且，比较重视“法定”形式，轻视“法治”内容。最后提出了七条原则性与具体性的修订意见，仅供参考。

注 释：

①“爱有差等”通俗的解释就是“谁给我的利益和快乐较少，谁与我必疏远，我

对谁的爱必较少，我必较少地为了谁谋利益；谁给我的利益和快乐较多，谁与

我必较亲近，我对谁的爱比较多，我必较多地为了谁谋利益。”《墨子》里有

段话说明了这个分歧，有个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

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

于吾亲。“（《墨子・耕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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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海明.新伦理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美）玛格丽特・ 利瓦伊.统治与岁入[M].周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8]刘剑文.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的几个基本问题――以纳税人权利保护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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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范亚峰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2001.